发布时间：2023-01-28 12:05:3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合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著名的园林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素有“三国故地、包拯家乡”之称，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底蕴深厚。保护和传承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展合肥市优秀特色文化，促进文化传承，弘扬民族精神，建设“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合肥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尝试探寻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总结具有合肥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新思路。
一、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作为庐剧的发源地―合肥，为了保护和传承好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2005年下半年以来，由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普查工作。经过普查，登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238项。截止2013年我市共有其中 “庐剧”、“巢湖民歌”“纸笺加工技艺”、“洋蛇灯”4项入选国家级 “非遗” 名录保护项目；“火笔画”等11项入选省级“非遗”名录项目；“犟驴”等71项市级“非遗”保护项目以及“包家花船”等90项县区级“非遗”名录项目；全市共有86名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国家级4人、省级11人，市级26人，县区级45人，同时，建立了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以及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资料档案。其涵盖了生产生活习俗、岁时节日、手工技艺、歌舞曲艺、游艺竞技等各个方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是人类几千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它值得我们珍惜、呵护。但是经济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随着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部分项目甚至面临濒危的现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实物形态，使其较之有形的文化遗产在识别、保护方面都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又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性，也使其在历史变革与时代冲击时比有形文物更加脆弱，比有形文物更容易消逝。正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上的这种困难性和其本身的这种脆弱性，对它的保护和传承才显得更加的迫切。
三、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面临的问题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经口口相传、口传心授、言传身教的技艺、民俗、传说因老人的离逝而失传，同时，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对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不足，过度开发、破坏、毁灭文化资源原貌，致使出现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人而存、因人而亡的局面，最终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逝与失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缺乏管理人员及研究队伍致使难以适应当前的工作需求。如以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刘祝华及其弟子刘凯为代表的合肥“火笔画”最具合肥地方特色，是江淮地区流传甚广、极具群众基础的一种民间手工工艺，在题材、内容上进行了创新并形成独自的流派，但是当今社会在不断变化，现代科学技术已渗透至各方面，文化生活也呈多元化发展；一些民间艺人、技艺已不再受现代年青人的追捧，由于传承人缺失等多种因素，许多像“火笔画”这样极具历史价值的民间美术及其制作技艺目前已处于濒危失传的境地，亟待国家和社会加大力度抢救和保护。加之专项经费不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有效、及时的记录、整理和保护，甚至一些已经记录和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面临损毁和再次流失的危险。
四、结合合肥地域特色，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有效途径
（1）普查与保护同步推进，创新工作机制，加大培训力度，完善基层普查队伍。合肥市每年定期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工作培训班，以基层文化干部专业技术继续教育培训班为平台，邀请省、市专家授课并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培训，培养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层专业工作人员和骨干；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人员和“三老”（老干部、老教师、老艺人）的作用。按照“三不漏”（不漏线索、不漏村镇、不漏门类）的要求，各县（区）及乡镇成立普查工作领导组，建立县、乡镇级普查网络，聘请的老干部、老教师、老艺人等担任义务普查员，走村串户地访问调查，搜集第一手普查资料并建立健全了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项目档案；
合肥市把普查与保护工作并举，如我市“庐剧”入选国家“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市庐剧院在重新修订《合肥市庐剧艺术保护和发展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出《“庐剧”保护措施和实施方案》，成立了“安徽省庐剧研究会”；组织编撰了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汇编・合肥卷》一书，全面介绍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畅通保护与传承的渠道。传承人作为传递非物质文化的关键，以活着的传统、活着的文化形式生活在民间。由于大部分传承人年岁已高或社会活动能力有限，处于社会底层，往往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链中最需要加以保护的脆弱部分。我们通过采取政府津贴或补贴的方式资助传承人，以命名的方式吸引传承人，以完善的政策措施保护传承人。
采用多渠道、多形式、多途径的立体化人才培养架构，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充分发挥社区、中小学、高等院校的主渠道作用，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积极与安徽大学等高校合作，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必修课或选修课，将民间艺术列入大学综合素质课程；在中小学各个学段开设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课程，从小孩子开始培养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努力培养和造就新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促使他们健康成长，确保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班等多种形式，传承民间手工技艺。如每年暑期合肥市文化馆与媒体联办了“民间绝活免费培训班”； 免费向群众开放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厅以及剪纸、铁字展室等既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又提高了人们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意识。
（3）将流行元素加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去，让其焕发生机和活力。作为民间艺术实践者和传承人，为了推动一种文化遗产的前进甚至延长其生命力，大胆地尝试让流行元素加入到了古老的文化遗产中，让它焕发出新的活力。如糖画艺人张云萍将近年来流行的喜羊羊与灰太狼、流氓兔等动画形象融入糖画制作中去，深受小朋友和青年人的喜爱。尽管让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新生的难度比较大，但只要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进，让更多的文化，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濒于灭亡之际，重新为大众认可和热爱也是大有可能的。
（4）充分利用文化馆（站）优势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馆作为政府设立、向公众开放，组织开展、指导、辅导、研究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并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承担部分政府的责任，保护好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其社会功能发挥的体现之一。因此，充分发挥文化馆（站）的优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首先，利用文化站人才队伍的优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馆（站）是举办群众文化活动的带头人，有着大量的人才资源，在群众文化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近年来，合肥市文化馆不断培训老员工，引进高学历人才，使其工作人员具备各种专业才能，文化水平较高，而且文化馆内还有一大批资深的艺术骨干、专家学者等，在工作中能承担起自己专业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职责，这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人力和智力的支持。
其次，利用文化馆（站）的阵地优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合肥市在市、区（县）文化馆均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肥市文化馆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剪纸传习所”、“面塑传习所”等，发挥文化馆（站）具有适应群众活动的场地及设施，具有开展培训、交流、展示活动的阵地优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一定的硬件条件。不久我们将搬进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合肥市文化馆新馆），新馆开设一个近两千平方米的“民间、民俗文化展厅”，常年免费为群众提供一个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阵地。
（5）突出地域特色，树立形象，打造品牌。通过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宣传活动，营造了全社会参与普查的良好氛围。以“文化遗产日”为契机，合肥市每年都在明教寺、包公祠、李府、三国新城遗址等多处文物旅游景点安排一系列图文声像的宣传活动；同时，为了动态的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合肥市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积极推荐传承人到境外表演，如选送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纸笺加工技艺”刘靖、“火笔画”传承人刘凯赴澳门参加“浓墨艳彩展风华安徽省、河北省春节习俗展”，将我市最具地域风格和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现场技艺展示的方式，向澳门民众展现出安徽文化的博大精深。
（5）重视硬件建设，搭建信息平台。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专门办公室；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剪纸传习所”、“面塑传习所”、“木雕传习所”并长期免费对外开放；合肥市连续举办的地新春文化庙会，民俗展示活动中，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市民俗民间特色文艺活动，如：庐剧专场汇演、洋蛇灯展演等以及以火笔画、铁字、泥塑、剪纸艺术为主的工艺、雕塑展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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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归化 异化 文化差异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8.031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和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电影是娱乐、传播文化以及增进国际交流的一种大众化、方便快捷的重要渠道。电影名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因而电影片名的翻译也显得至关重要。
在各学报和《电影文学》、《电影评介》及其他刊物上有多篇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研究的论文。近几年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的硕士论文也呈逐年增加的态势，但目前学术界对影片名的翻译研究多局限于目的论、功能对等、文本类型的角度研究归化异化翻译策略，即：直译、意译、音译和创译等；对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理论存在误读的情况，甚至把直译意译简单地等同于异化和归化；散见的论文研究视角过于单一和整齐，大多集中在片名的翻译策略和原则方面的研究，而忽略片名翻译的文化性及多层面性；影片名的翻译质量良莠不齐甚至存在误译；同部影片存在多个译名，译名繁多，译名不统一，针对这一现状，何跃敏(1997)曾《当前西片译名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这一文化现象；学术论文中中英文影片混杂、分类不清；所举的分析案例局限于少数几部电影片名，重复多，缺乏新意。
鉴于此，本文旨在从翻译策略、翻译伦理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归化异化理论指导下的电影片名的翻译，将电影片名的翻译置于文化领域中，主要以奥斯卡最佳影片和中国部分著名的获奖影片为研究对象，关注文化因子的传递和文化差异的处理。
二、电影片名翻译实践研究
学术论文中对电影片名翻译的研究较早见于外语类核心刊物的是吴敏于1995年发表于《中国翻译》第五期上的论文《浅谈英语片名的翻译》。在吴的论文中着重探讨了英语电影片名翻译的三种译法：直译，意译，直译加意译（参见吴敏,1995）。此后，陆续有学者发表文章探讨具体的片名译法（贺莺,2001;毛发生,2002等）。
也有一些学者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把片名翻译置于文化大环境中去考察（参见卢志君,龚献静,2003;,2009等）。郑玉琪，王晓冬从英汉翻译原则的角度对电影片名的翻译进行过研究，在论文中提出“电影片名翻译时应该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即信息传递原则、美学欣赏原则和文化重构原则”(郑玉琪,王晓冬,2006/2008(2009))。张广法则从后殖民理论视角来研究中文影片的英译,并提出“异化翻译策略可以抵抗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确立其文化身份，促进多元文化健康发展”(张广法,2009:105)。
归化异化与电影片名翻译的结合也大多探讨的是关于片名翻译的策略以及翻译中究竟是主归化还是主异化的问题。林婷婷提出“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文化翻译策略”(林婷婷,2004:104)。文红认为“异化翻译手法是翻译中应采取的主要趋势”(文红,2007:177)。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究竟采取何种策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在对英汉电影片名翻译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朱婉莹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出“归化能够创新”(朱婉莹,2008)。王伶伶和贾立莹基本赞同这一观点，前者认为电影片名的翻译应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王伶伶,2009:159)，后者认为“归化理论仍将在英汉翻译中长久占主导地位”(贾立莹,2009:29)。而大多数的学者则认为“归化和异化是辨证统一的两个对立面。面对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优秀的译作应从实际出发，灵活合理而又恰到好处地使用这两种翻译方法”(吴爽,2005:56)。李鑫、李瑞、赵利娟等也基本持相同观点，认为“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策略是相辅相成，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参见李鑫,2007;李瑞,2007;赵利娟,2009)。徐建国、吴远等则提醒译者应“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既不能过于异化，让译语观众不知所云；又不能过于归化，造成原名语言和文化特色的丧失”(徐建国,2007:30;吴远,2007:55)。
三、归化异化指导下的电影片名翻译实证研究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曾于1986年在Criticism 28(Spring)杂志上发表名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译者隐形)的论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概念 (参见Robinson,2007:97)。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其著作《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中再次明确提出“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并认为施莱尔马赫“坚持译者只能在两种翻译策略中作出选择：一种是归化法，即从我族中心主义出发，使异域文本屈从于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带回本国；一种是异化法，即偏离民族中心主义，压制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标示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读者派送出国”(Venuti,2004:20)。自此，韦努蒂明确提出并沿用“归化”“异化”这一对术语，并在吸收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完善自己的归化异化理论，尤其是其“彰显”异质(otherness)的“差异性”异化理论(参见Venuti2008.4.14日给张景华博士的复信，转引自张景华,2009:123)。
归化异化不仅仅是翻译策略更是一种道德态度。韦努蒂认为“异化……是在译文中表达的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一种道德态度。不仅是策略，还有词语的选择和外语文本的选择，都可能产生异化的效果”(郭建中,2008:43)。关于此，郭建中教授评论说“他（韦努蒂）是要强调异化是一种道德态度，而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策略；至于涉及到翻译策略的问题，也是指选择某种策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重点还是指道德态度”(郭建中,2009:35)。因此，郭教授专门撰文澄清翻译界对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的误解。他指出“归化和异化的术语，主要是指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是指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同上:34)。
归化具体到电影片名的翻译中是指运用通顺的话语策略正确地传达原片名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选用目的语观众熟知的表达方式和文化意象来传播异域文化。而影片名翻译中的异化是指运用抵抗式翻译策略(resistancy translation strategies)或采用偏离主流价值观的陌生的表达方式来保留原片名的异域风情。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涉及到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不同的道德态度，因此，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归化和异化是有方向性的，涉及到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归化和异化。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弘扬本民族（汉）文化，争取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确立。
在英汉电影片名翻译中有很多归化的经典译名，如：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浮生如梦》）、Lolita（《一树梨花压海棠》）、Marty（《君子好逑》）、My Fair Lady（《窈窕淑女》）、Rebecca（《蝴蝶梦》）、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等，影片的汉译中都借用中国耳熟能详的诗词和典故，采用归化式翻译，很好地加入了中国元素，巧妙地运用中国的诗词典故替换拗口的英文人名和地名/建筑名等。既文雅含蓄地点明了电影的主题又能激起中国观众的观看欲望，获得受众的强烈共鸣。这也正是造就经典译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一树梨花压海棠》、《蝴蝶梦》和《魂断蓝桥》等经典译名成功地对原片名进行了文化意象的重构，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诗词和民间传说等中国元素移植到对原片名的文化解读中。
电影《Lolita》讲述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与14岁少女洛丽塔之间的爱情故事。影片译名“一树梨花压海棠”典自宋代文学家坡调侃友人张先的诗句：“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清朝刘廷玑也有类似佳句“二八佳人七九郎，萧萧白发伴红妆。扶鸠笑入鸳帏里，一树梨花压海棠。”可见，诗句“一树梨花压海棠”是老夫少妻的文雅说法，和原片名的故事内容很吻合。该译名妙就妙在恰到好处地点明了电影的主题，又用经典诗句重构了原作的文化意象并富有文学气息。另外，电影《Waterloo Bridge》译为《魂断蓝桥》典自中国古代著名的一个民间传说“蓝桥会”。蓝桥会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相识于蓝井边，双双死于蓝桥下，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巧的是电影《魂断蓝桥》中的主人公相识和阴阳相隔的地点都是滑铁卢桥。民间传说和电影故事开始的地点和结束的地点都是相同的。因此，无论是从凄美的结局还是内容上讲，译名都完全符合电影的主题，并且将电影的文化意象重构为“蓝桥会”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传说。可谓是又一经典译名成就了电影界一部经典力作。
英汉电影片名翻译中也不乏成功的异化翻译译名，如：The Seven Year Itch（《七年之痒》）、The 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Rain Man（《雨人》）、Casablanca（《卡萨布兰卡》）等。这些都是较典型的经典的异化翻译电影片名译名，其中“七年之痒”是地地道道的舶来词，随着该电影的知名度提升，“七年之痒”已经成为婚姻和职场的流行语。由此可以看出异化翻译可以丰富本族语并影响受众的思想。“影片输入的同时，国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杜文，2008:53）。而影片《The Sound of Music》译为《音乐之声》，《Rain Man》译为《雨人》，从形式上看是属于严式翻译，运用直译法取得了异化的效果，尤其是译名“雨人”更激起了观众想一睹为快的观看欲望。而《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则是采用音译法而保留了原片名的异域风情从而达到异化的效果。在此之前，该影片曾有一个高度归化的译名“北非谍影”，但是观众们记住了“卡萨布兰卡”而近乎遗忘了“北非谍影”。成功的异化译名使名不见经传的达尔贝达市因更名为卡萨布兰卡市而名声大噪成为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同名城市的知名度提高也使得该部影片受到更多更广泛的关注而永久地被定格为奥斯卡经典影片。从《北非谍影》到《卡萨布兰卡》表明了同一个影片名的翻译既可以归化也可以异化，也体现了从归化向异化发展的趋势。
在汉英电影片名翻译中也体现出了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归化和异化。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New Romeo And Juliet，《开国大典》译为The Birth of New China，《霸王别姬》译为The King Parts With His Favorites 等则属于归化译法，《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花木兰》译为Mulan等则属于异化译法。New Romeo And Juliet从文化上对原片名进行了归化，将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绝唱重构成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文化意象的重构使国外观众更容易理解电影故事内容，不失为一个佳作。《开国大典》、《霸王别姬》则是从语言上对原片名进行归化，采用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分别译为The Birth of New China和 The King Parts With His Favorites，从而准确地传达一些有别于西方的说法和语言信息（如：“开国”和“姬”），达到便于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弘扬中国文化，将外国文化请进来，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卧虎藏龙》、《花木兰》等影片名的翻译则分别采用直译和音译的方法达到异化翻译的效果，将中华龙的文化和花木兰等英雄人物传播到外国。长久以来“龙”在中西方的形象都是差异很大的，在中国，“龙”代表正义和吉祥，而在西方则代表邪恶和祸祟。通过正确的片名翻译有利于改变西方对于龙的误解，有助于外国人正确地认识中国。龙文化渐渐地得到了西方的认可，有影片为证：《李小龙传》在引入中国以前，原英文片名为Dragon: The Bruce Lee Story。其中就选用了Dragon一词，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李小龙和中国功夫的喜爱以及对中华龙的认可。因此，“为了达到最充分准确的文化交流，对电影片名的翻译不能简单地偏向于完全采用归化或者完全采用异化的单一翻译策略，而应该根据不同电影片名特点。两种策略相结合，既最大限度地遵循目标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满足译入语观众的心理与文化需求。又尽量考虑到原汁原味的语言和文化意象”(李妍妍,2009:59)。“归化和异化是辨证统一的两个对立面。面对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优秀的译作应该从实际出发，灵活合理而又恰到好处地使用这两种翻译方法，进而引发深层次文化上的反省”(吴爽,2005:56-60)。
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策略要运用适度。“电影文化意象的翻译应该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结合观众的实际需要,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既不能过于异化,让译语观众不知所云,又不能过于归化,造成原名语言和文化特色的丧失。电影翻译既受原名文本约束又富于创造性,翻译时应充分认识语言文化差异,正确把握观众的接受能力,确定归化和异化的策略”(张瑞,2008:79)。如：Forrest Gump 译为《阿甘正传》就优于《福雷斯特•冈普》， Amadeus译为《莫扎特（传）》好于《阿玛迪斯》。对于拗口的外国人名等过于音译则使译名显得过于异化，也使观众感到过于陌生，不知所云。尤其是Amadeus，为大家熟知的就是莫扎特，而非专业人士很少知道莫扎特全名是沃尔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所以译成《阿玛迪斯》等于是无效译名，显得过于异化反而达不到应有的良好效果。影片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在台湾被译成《飞越杜鹃窝》，也是过于直译而造成的误译，相比之下大陆和香港的译名《飞越疯人院》则与电影的主题相符显得更合理些。
四、结语
“电影片名是文字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有机体，它应能提示影片主要内容，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卢志君 龚献静, 2003:47)。一个好的电影片名翻译不仅要传递原片名的语言信息而且要正确地传递其足够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并处理好文化差异。此外，还应从波兰和爱尔兰过度异化翻译，导致本族语言文化缺失的发展困境的案例中得出启示：在电影片名翻译中应重视本族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正如杜文指出“影片输入的同时，国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西方经济实力上的强大使其文化也变得强势，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正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时的情况。这时如果一味盲目采用异化翻译理论，那么导致的则不是对强势文化霸权的抵抗，而是对自身文化规范的颠覆，会使目的语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文化他者的意识，反而加快了文化入侵的进程，这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杜文，2008:53）。
葛校琴也提醒国内学者“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归化的翻译有时却能对强势文化之文化霸权形成一种抵抗，而异化的翻译却有可能颠覆译语规范，破坏本来也许就不堪一击的译语和译语文化，也许是在不经意中，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异化的策略作为与西方强势文化抗衡的手段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葛校琴,2002:35;2008:294)。
在国际交流中，英语是强势文化而汉语则相对属于弱势文化。因此，在我国，在电影片名翻译中应根据翻译的方向不同以及译出语和译入语的强弱势来区别对待归化和异化。在译入外来影片时宜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译出本国影片时宜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加入中国元素，弘扬本族文化。在影片名的翻译中使归化异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期译出高质量的电影片名译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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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作者注释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论文摘 要】本文以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校园网络文化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对校园网络建设与管理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未来需努力的方向做了明确地阐述。
营造文明、和谐、绿色、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增强师生的网络信息素养，以积极态度促进校园网络文化的发展，对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研究是一种有效途径。研究基于学院10系2部的学生开展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调查300份，收回266份，回收率达88.7%。根据回收的调查问卷分析发现，校园网络文化在学院发展建设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网络资源应用能力不断提高，校园网络文化内容不断丰富，学院特色的文化向上传播得到了加强，网上舆论窜出的影响力持续增强，但在软硬件建设和思想观念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1]。
一、校园网络文化定位
校园网络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校园文化表达形态，不仅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对校园文化的模拟、再现和延伸[2]。校园网络文化集传媒功能、思想教育功能、知识传承功能、娱乐功能、意识表达汇聚功能、社会动员功能、社区互动功能于一体，它包括校园文化在校园网的体现与延伸、校园网站建设、网络课程、网络自动化软件等内容。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服务目标立足在校大学师生，因此，我院校园网络文化应打造既时代感鲜明又能贴近我院学师生生活、既能吐槽又能畅想、既能八卦又具有浓厚归属感的文化。
二、我院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现状
1、全院师生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及其深远影响。问卷调查中，50%以上的学生对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现状较为满意，91.7%的学生支持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但26.3%的学生表示缺乏信心，怕半途而废。
2、学生对目前校园网络文化不太满意。有43.6%的学生认为校园网络文化必须是先进且重要的文化，53.4%的学生认为目前学院的校园网络文化良莠不齐。校内的网站未开通任何BBS和论坛贴吧，54.1%的学生坚决支持开放社区及论坛，若开放则会增加访问量。
3、现代大学生网络信息素质体现为对网络信息的关注、合理利用网络资源、不利用网络信息进行违法活动等，而我院学生的网络道德素养有待提高。77.4%的学生听说过《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和《文明上网自律公约》，其中28.2%的学生知道公约的部分内容，仅有1.5%的学生清楚知道全部内容，其余的学生只是听说而已。问及能否自觉遵守时，69.5%的学生都回答可以遵守，但是连内容都不清楚，何谈遵守。37.6%的学生网络上不文明的言语动机只是为了发泄一时的不快，而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能冷静对待，即便别人恶言相向，也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绝大多数的学生沉溺网络，而网络的应用情况不太乐观。87.6%的学生都不能合理分配上网时间，每天上网的时间比例为50%以下，仅有38.7%的学生上网时间比例在20%以下。266份问卷调查中，所有的学生都上网，上网率高达100%。其中，57.9%的学生浏览新闻、收发邮件，58.7%的学生看电影、交友聊天、玩游戏，40.2%的学生下载电影、歌曲、软件，27.5%的学生写博客、逛论坛，22.6%的学生利用校园网络进行网上购物。我院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为了放松娱乐一下，偶尔打游戏，大家认为打游戏很无聊。
5、学生使用的校园网络服务少，校内网站的影响力有待提高。一方面，学生很少浏览校园网站。72.2%学生浏览校内网站的时间比例不足20%，59.4%的学生偶尔访问校内网站。学生都是被动的去浏览校内网站，69.5%的学生为了查询成绩和教务处的通知、选课等原因才访问，28.6%的学生利用数字图书馆网站查书，34.2%的学生会浏览学院和系（部）学生工作的通知。另一方面，学生经常使用的校园网络服务很少，只有不到44.3%的人会浏览校内网站的新闻，26.3%的学生利用图书馆的资源，21.3%的学生利用数字化平台，14%利用精品课程网站，16.7%利用其他校内服务。
6、学生利用网络学习的积极性不高。72.6%的学生认为互联网推进学习是可行的，但是只有21.8%的学生学习进步了，18.8%的学生认为学习条件好了，剩余绝大多数的学生认为毫无影响、甚至学习退步了。这是由于在266位上网的学生中，45.1%的学生在利用网络学习、查找资料，其中仅有15.4%的学生会阅读本专业的文献。
三、我院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不足
1、重视显性文化，忽视隐性文化建设。学院重视学院主页、办公系统、教务系统等数字化资源的建设，重视学生的“两课”教育，但是，缺乏网络道德和网络自律内容地传播。学院网站因循守旧，吸引力小，内容创新性差、缺少特色，缺乏激励人心的事迹。除此之外，对于学生关心的问题没有设置相应的专栏，比如工作专栏、校友专栏。
2、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缺乏系统规划、档次不高，缺乏以教师为主导的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封闭型的活动较多、对外吸取和辐射较少，与校外联系少、各系（部）互动性差，缺少相关专业的课程学习。一方面，校内网站建设不够规范有序，网站页面老旧、板块单一，缺少科创类的新闻，没能利用好论坛的功能。另一方面，没有搭建一个平台加强各系之间的网络交流。68.8%的学生愿意增加喜欢的栏目后增加浏览学院主页的次数和时间，学生希望增加师生互动交流栏目、名师访谈、专栏课程辅导答疑解惑专栏、校规专栏、网络竞赛栏目等。
3、校内网站的宣传推广的力度不够，布局不够清晰，学生只知晓一些常见的校园网络服务，对于新增的校园网络服务一律不知。比如我院学生处的部门网站下设有心理咨询交互平台，但是多数学生却不知有此交流平台。
4、一些错误观点和不良情绪的网上传播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我院学生的网络信息甄别能力还很差，很容易受到网络垃圾信息和错误观念的影响。目前，我院虽然有舆论监控的机制，但是缺少一套全面、完善的网上舆论系统，导致不能及时地发现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情绪，因此也无法做到因势利导。
5、部分网络服务（如教务、选课、网络下载等）使用不便利。由于服务器老旧导致反应速度过慢，部分学院网站有时会出现打不开的现象，尤其是学生选课期间，选课系统并发访问数超过1000人，导致系统瘫痪，急需解决。
四、我院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方向
1、加强组织领导，完善规章制度，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加强网络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校园网络文化队伍，是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向深层、高品位发展的重要保障[3]。
2、加强网络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校园网络技术应先进，并且能够提供快捷、方便获取信息的渠道，提高使用的便利性。首先，应加大网络基础建设力度，加宽带宽，使网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优化网络拓扑，增加资源共享的力度。其次，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控，为校园网络文化的繁荣提供技术支持。另外，每年有目标、有计划进行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拥有一大批校园网络精品课程，开展网上教学课程。
3、校园文化形态多样，选择多。校内网站的应多样化、创新能力强、积极发展新的网络文化项目形态，加强优秀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应增加娱乐教育板块。一方面，可针对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网络活动。比如网络竞赛、网络的部门招新，构建大型的校园网平台。另一方面，可以增设学生感兴趣阅读的校园网络文化产品，如：动态信息（新闻消息、通知公告）、文艺原创（小说、动漫、摄影）、师生论著（人物专访、成果推介、科创心得、博客播客）、影视作品（视频新闻、校园DV）、高教集萃（大学讲坛、名家新论、高教研究）等。
4、校园网络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突显，文化品牌鲜明。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加强主流舆论的网上传播，构建网络德育平台，使得学生遵守网络道德和网上文明公约应向日常遵守社会道德一样，培养良好的网络道德素养。还应利用网络先进的技术最广泛地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正确的道德伦理观。树立典型的人物、典型事迹，结合自身特色，办出符合学院特色的网站。
5、加大宣传力度，增加师生感兴趣的栏目，使每位师生都成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建设者。通过问卷调查可以看出，我院学生的网络利用情况不太理想，需要以正面方式加以引导，让更多的学生利用校园网络宣传社团活动、组织参加各种志愿者义务劳动、宣传一些身边先进事迹。希望增加的栏目有：名师访谈、答疑解惑；网络竞赛、提高素质；八卦风云、知身边事；特色专栏、因时而异（如校庆、运动会专栏等）；建院好声音之网络K歌；走进名企、与外联系；活动通知、与时俱进等。
五、总结
我院的校园网络实现了全面覆盖，光纤覆盖了所有楼宇。校园网络服务体系也在逐渐完善，形成了以教学、办公、科研管理为主的服务体系。校园网络文化氛围也日趋健康、和谐。实践证明，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创新，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在建设和管理方面肯定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水平也将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必将开创校园网络文化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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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诉求 教育理念 教育公平
竞争选择机制带来教育的巨大“转型”
服务经济转型和提升，成为目前高校教育的核心理念，这涉及到教育伦理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命题。这个转型，就将竞争选择机制引进教育，说明教育的类型和人的成长诉求相关性，教育成为“强化器”，提高学生分析、评估、推理、论证等批判性思维能力。因此，选择成为教育的一种主体精神，发展到后来的学习群体和自由人理论，并且在诸多理论丰富了人的选择与知识、人的选择与创新、人的选择与社会，于是，作为传统以公理体系为基础，以“公民共同”、“社会公意”、“权限”为教育理论内核的教育晚秋被个人主义、个性主义、能力主义所取代。
竞争机制的建立，首先在依托产业办高校，产生了多元主体的产学研合作，就是试图将企业、社会组织、第三人、自由人视为社会的核心力量。企业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使命，教育的科研服务、人才服务、知识创新有着同等地位。讨论多元教育主体观，王守恒等的《教育学新论》对教育主体问题有界定和论述，于小涵、丛杭青、罗金远等也发表了相关论述。从目前的相关文献报道中，可以看到多元主体理论在公共管理、政府决策、企业评价等方面均有应用和实践，如：何水《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多元主体之互动与合作》(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武晓亮《中国多元主体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5年5月)、沈亦灵《多元主体下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体系》(上海经济研究，2001年第7期)、马永霞《多元主体利益冲突的高等教育供求结构失衡》(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年第2期)、孔晓华《谈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多元主体的价值取向》(职业教育研究，2008，4)等等。
总之，上述研究揭示了学校教育是“社会场域选择”的观点。工业化时代既是经济高速成长和起飞的时期，也是中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和普及的年代。社会在此期间的发展和变化使得这种教育选择开始在混乱中建立大学新秩序、多样中保持民间与国家的教育内涵强化、失范中建立新的办学示范。教育竞争选择多元化，尤其强化了原来实用主义的多元化。在教学和社会选择体系上，教育已经不再是象牙塔。
教育主体选择机制下的教育诉求满足
从九十年代起，巴西教育哲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的批判教育学成了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经典思想，被认为是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批判性思维、促进教师与学生间的角色相互转换、营造有益的课堂氛围的有效方法。从此，教学倡导“提问式教育”，其突出特点是对话式教学。“提问式教育”促进师生互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教学中通过师生互动争取学生自主学习的良策。因此，鼓励教师与学生讨论写作活动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种教师引导下的协作学习有助于学生分析写作的目的、商榷写作风格、生成更多自己的观点和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人们把教育同样视为一种文凭竞争，并且认为即使在进入大学之后“选择”(筛选)过程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上世纪50至80年代的欧洲，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的需求量出现了大幅增长，约增至原来的2倍左右，但增幅却远远小于同期大学生毕业人数。因此，尽管许多青年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却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目前，我国也积极鼓励创业，曾经有人这样比喻过大学生创业，与其1000个人去抢坐一个“工作席位”，不如给自己“造一把椅子”。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国家提出各种优惠条件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虽然大学生的创业之路充满艰辛，但仍然有许多人找到了成功的方向。这其实说明，教育权力的合法性受到来自民间社会的挑战。
教育权力的合法性的挑战首先来自教育核心理念。我国传统教学更加注重陈述有关领域的理论和研究，缺少对学生解决问题的洞察力、分析判断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要求，缺乏对学生大胆质疑的要求。近年来开始注重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对教学的生活化还原以及对美的境界的追求，在德育教学中体现出重要的人本价值、体验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理念下，建立课程概念，取代学科的唯一核心，以人为本，培养人的批判意识，使他们“积极参与批判性的讨论，敢于对课堂上使用的教材和教师的权威提出质疑；对他人和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具有分析批判能力，不是全盘照单收下，而且能在反思的基础上寻找新观念和实践新行为的能力”。同时，开始注意对学生除学科能力以外的能力的培养，目的是让学生学习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关键是培养学生创新的精神和勇气，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措施帮助学生提高对“自我”的意识、塑造和表达，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使他们在写作活动中结合自己的观察、体验和学习，积极大胆地质疑教师传授的知识和自己阅读的文献知识，表达自我的见解，追求创新。
其次，如何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评价权在社会，正如汉密尔顿所说：“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和原始权威”。教育的认同并不单是靠正式的法律和法令来实现，主要还是社会舆论的力量和教育文化的传播。因此，必须加大全社会的教育响应。教育的建构必须运用大众的手段才能获得利益的均衡，而教化的理念必须回归伦理才能成为价值的源泉。教育的不平等并不完全是经济因素造成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公立义务教育的理念将会根深蒂固，教育面临的是多元选择和教育需求，这样的教育才能形成民众对现存教育秩序的认同、接受和拥护，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外在影响因素也随之变化，有的逐渐谈化，甚至消失，有的则逐渐显现。因此，要维护和加强教育文化的地位，就必须根据人们的需要不断开发新的教育资源。
拓宽现代教育资源，建立新型教育诉求
增加教育的共识和现代认同感是教育选择的主要目的，它表现为吸收、同化、消解和融合社会各种利益和要求的能力。作为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训练和评估的标准，识别和总结存在的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立场，识别和思考他人的观点和立场，识别和评估关键假设、数据、论据，识别和思考语境对提出的问题的影响――均以学生“自我”为出发点，较充分地满足学生的自我诉求：自我观察和判断能力、自我观点和立场、评判他人观点的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等等。
拓宽教育资源，就是说，教育不能用一种绝对的、静止的和平均主义的公平来对待人的利益诉求，而是建立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和允许合理差别的包容性的选择诉求。激发学生“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学生可以成为能大胆质疑已有知识、敢于创新和勇于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作者。
当前，拓宽渠道，就是加强社会教育资源建设，发挥社会教育的作用，推进社会和谐。理论界讨论的教育选择机制，关键是教育诉求的有效性。要挖掘自身的有效资源，增强在人民群众中的文化信心，就要深化民众意志对于国家教育政策的影响，实现公共利益的“公益”。
Abstract： As a folk art prevail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Huaihe River，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has artistic features of rich contents， complex forms and enthusiastic styles of performance. Moreover， it has a transi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compatible with both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regions and contains cultural viewpoints of free and unfettered Taoist adaptability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Rich in multi-factors in nature，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art reflects the local people’s unique lifestyle， morality， mentality， thoughts and feelings， which is deeply loved and highly culturally identified there. Therefore， the unique historical and folk valu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value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Key words：Anhui Flower Drum Lantern； regional culture； the Huaihe River basin； artistic value
在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随着人们日益丰富的文化消费和现代高科技媒体的猛烈冲击，花鼓灯艺术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被淹没于滔滔的现代艺术洪流之中，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抢救和保护，虽成学界共识，但其现实境遇却依然面临尴尬；继承传统文化，为当前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尤其是地方农村文化建设服务，更是谈不到。只有真正认识到花鼓灯自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价值，才能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去自觉地保护和传承。
一、花鼓灯艺术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国是一个拥有3 700多年农耕历史的文明国度，地理辽阔，地貌不同，人们的饮食起居习俗也不一样，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特色。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主要播布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地区，同时兼具南北方过渡兼容的文化色彩，花鼓灯艺术的美学精神集中展现出道家随遇而安、顺势而为的逍遥人生观与文化观，体现出淮河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
（一）花鼓灯艺术的播布区主要位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
自然环境往往会决定人的生存形式，影响人的生活形态，从而也影响一个区域的文化景观。自古以来，河流区域几乎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全长1 000多公里。在安徽境内的是淮河中游地区，淮河北岸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南岸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峦，这里季风显著，光照充足，但又因冷暖气团交替频繁，常常造成水旱灾害。历史上的淮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战乱频繁，灾害不断，疆域归属不稳定，既受南下的齐鲁礼乐文明之风熏染，北上的古代楚文化、吴文化也曾在这里积淀，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文化构成对安徽花鼓灯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花鼓灯是人们在单调枯燥的生产劳动之余创造出来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一种地方民间艺术。人们通过沿途卖唱、广场演艺、半路拦歌、对歌抒怀、小戏压场、抵灯竞技等形式，敲锣打鼓，唱歌跳舞，通过优美的动作和民歌小调，缓解疲劳，自娱自乐。“玩灯的共有千千万，都是淮河两岸人”这一花鼓灯灯歌唱词，进一步表明了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性特征。
（二）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地域过渡的兼容并包文化背景
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兼容并包的过渡文化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理分界线的南北交融与过渡。淮河地处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与秦岭一起，是我国划分南北地域的分界线。淮河文化的形成，既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也有长江文化的基因，是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筛选、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兼收南北文化之长；二是历史上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淮河源头桐柏地区是夏商文化的繁衍地，淮河中游地区乃是蔡楚文化的发祥地。据记载公元前493年蔡昭侯从河南上蔡迁都州来国（今凤台县）。加之吴楚大战的反复争夺，淮河流域就有了长江文化的北侵、中原文化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从江南移民14万，以充实中都府（今凤阳以及淮河一带）。这实际上也把江南的经济――文化成分带至淮河两岸；三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武帝两次大规模迁东瓯、闽越人至江淮，淮河文化又添吴越文化之影响，淮河下游的北部又与齐鲁文化相交融。另外，北方游牧文化也通过贸易、战争等途径对淮河沿岸有所影响；北方历朝历代的战争与征伐，都让人民生灵涂炭。为求生存，人们只能四处逃避以躲战乱，纷纷迁移于淮河两岸。于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商人、百姓在淮河两岸杂居共存，进行商贸交流，各地文化在淮河地区也得以集结交融，终于形成了如今的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淮河文化。因此，无论是“北歌南灯”，还是“东伞西鼓”，地处东西南北之“中”的安徽花鼓灯，则是“扇绢”并用、“伞鼓”相映，并行不悖，兼而有之，既有北方刚劲爽朗的特点，又有南方灵巧柔美的风韵，兼容南北风韵，并蓄东西优长，具有独特创造的美感力量。花鼓灯集歌舞、杂技、武术、戏曲、锣鼓、吹奏表演于一身，其热情奔放的旋律节奏，丰富多彩、婀娜多姿的表现手法，集中体现出淮河流域南北交融、刚柔并济的文化特色。其完整的表现形式、丰富的舞蹈语言、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安徽花鼓灯舞蹈成为汉民族舞中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民间舞蹈[1]。
（三）花鼓灯艺术的文化基因与美学精神深受淮河流域古朴道家思想的影响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讲“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犹如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多少具有一致性，每一种文化的内部又有其特殊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是其他别的社会所没有的。”[2]文化具有后得性的特征，花鼓灯文化亦是如此。人们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单位中成长，通过他们使得花鼓灯文化世代流传，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运行形态和现象。安徽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主要是在水灾频患的淮河中游，高频率、无规律的洪涝灾害，是自古以来淮河两岸具有明显特点的自然现象，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的人们，一直面临不可预期的自然灾害，却又无法摆脱荒年过后的不同寻常的寂寞生活，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贫瘠，带给人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凝结了人们内心深处潜在的渴求和寄托。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皆诞生于淮河流域，道家思想则成为淮河流域人民理所当然的精神资源和食粮。这种精神信仰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态度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淮南子》一书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安徽花鼓灯播布区，道家这种的逍遥、洒脱与昂扬、欢腾的花鼓灯的即兴性、娱乐性等艺术风貌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关系。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等精神，更是符合农耕文化下汉民族求“中和”的美好愿望和寄意。花鼓灯艺人敬神拜神的传统和灯歌叙事抒情、劝诫说理的价值取向，花鼓灯音乐望风采柳、自由吟唱的表演形式，贴近生活、取法自然的表现手法，都是花鼓灯艺术文化基因中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体现[3]。正是在这种结合了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里反复孕育，催生出花鼓灯艺术悲中涵喜、苦中取乐的美学精神气质。淮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在长期的求生存斗争中，既直面严酷现实又以坚韧不拔品格不断实现着精神的超越，最终创造出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又激情迸发的独特的花鼓灯艺术。她是生活困境中的逍遥，是悲剧人生中的憧憬；艺术地展现出苦难中的情趣美，挫折下的理想美。可以这样说，花鼓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其铿锵的节律和健美的舞姿，其粗犷中的细腻、坚毅里的豪迈，已经悄然融进了淮河人的血液，成为这里民众的生活寄托和精神支柱，熔铸为淮河文化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淮河流域对花鼓灯艺术的文化认同
花鼓灯艺术是安徽沿淮地区民间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发展与传承过程始终是围绕着这条河流，一直传递着沿淮人民的喜怒哀乐，蕴涵着淮河两岸普通百姓的内心精神诉求，花鼓灯原始朴素的灯歌、灵活洒脱的舞蹈、遒劲豪迈的锣鼓，体现出淮河流域浓厚生活气息的文化属性，深受沿淮人民的钟爱，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认同社会心理基础。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花鼓灯是在淮河流域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种古老地方民间艺术，它发源于淮河中游的河湾乡村艺术，本质上也是一种草根艺术。所以它一直植根于淮河水，盛行于淮河两岸，扎根于老百姓的心坎上，以艺术形式表现着淮河儿女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活信念。虽然花鼓灯的流传遍及苏鲁豫皖四省，但却主要盛行于安徽境内的凤台、怀远、颖上等淮河中游地区，并产生过红极一时的影响人物，如凤台陈敬芝，艺名人称“一条线”，他的舞蹈婀娜多姿，酣畅淋漓；怀远冯国佩，艺名人称“小金莲”，他的舞蹈花团锦簇，舒展大方；颍上郑九如，艺名人称“小白鞋”，他的舞蹈潇洒飘逸、优美动人。他们从小就在淮河岸边长大，深受地方文化的濡染影响，痴迷并喜欢上了花鼓灯，发展并呈现出来自身独特的风格。正是由于人们需要寻找一种相同的文化“次生态系统”， 才使得花鼓灯艺术，能够在淮河流域得到流传，赢得了老百姓的共同喜爱，造就了安徽花鼓灯这样一种长盛不衰的文化生态景观。
从审美内涵层面来看，花鼓灯艺术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其演出对象是农民，主要表现农民的耕种收作、婚丧嫁娶、情感及娱乐形式、审美理想等人生内涵，蕴含着淮河文化的精神品格。安徽花鼓灯常将艺术表演生活化，把日常生活的场景如插秧、拾棉花、摇船，端针匾、单挎篮、割麦花、踏车步、推车步等，都纳入表演的内容，非常贴近日常生活，这些大量取材于民间的体裁，让人们在欣赏之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熟悉影子，唤起亲切的历史记忆，找到精神的归宿。
从接受心理层面来看，花鼓灯的“花”，是女性的象征，过去却通常由男人扮演；花鼓灯的“鼓”，是最核心的乐器，男性的象征；花鼓灯的“灯”，是精神的火苗，是淮河儿女心中永不磨灭的希望之光。这是获得收成的民众向上苍感恩和礼拜的象征物，更是民众的审美心理的外化形式。这种心理的形成同样是来自于地域文化，可以说，安徽花鼓灯舞体审美意识的选择乃是花鼓灯艺术传衍的根基，是农民朋友们对土地的深情依恋，对美好爱情、美好生活的热切渴望，是对新时代精神与花鼓灯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互动与联系在安徽花鼓灯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从发生学上说，花鼓灯的起源或许与早期民间驱除邪僻、祭祀鬼神、祈祷天地的巫术和民俗宗教有关[4]。
三、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又开始实施送书下乡、送电影下乡、文化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文化工程，希望提升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必须正视的是目前农村文化建设还比较滞后，不能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对村庄集体文化的解构以及通俗流行文化的严重冲击，导致农村现有的传统历史文化民间特色文化日渐消亡，一些传统的民间艺术濒临失传，农村农民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已经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5]。
花鼓灯作为一种农民自娱自乐、存活在农村的原生态地方民间艺术，它艺术地保留了淮河流域人们的的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大量文化事象，包含了淮河两岸人民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所传承下来的特有的传统、习惯、精神、心理、情感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凝聚着淮河流域农民群众的文化认同，这更加有力地显示了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6]。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艺术可以增强民族文化文化认同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7]。
第一，历史民俗的价值。自华夏民族形成以来，花鼓灯始终伴随着华夏民族的繁衍而传承，是淮河流域千百年积淀的产物，是共同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的投射。花鼓灯的艺术形式较完整的保存了淮河流域人民的劳动、生活、性格、情趣以及民俗风情的记忆，承载着不同时期淮河流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花鼓灯艺术里面包孕着淮河流域劳动人民的情感与性格，是淮河儿女用艺术来呈现认识世界畅想未来的一种灵活的继承方式，这种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层次的历史人文价值[8]。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方民间艺术，很接地气，深得农民朋友的喜爱，千百年来，他们通过自我结社的形式，在田间地头、宗庙村庄演出，通过灯歌的演唱，对内具有疏导思想、缓解矛盾的巨大作用，对外具有鞭挞假恶丑社会现象，抨击歪风邪气、树立社会正气，有效避免因为思想差异和冲突而引发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花鼓灯艺术通过特定歌舞语汇与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着古老中国土地上纯朴民众的诗意人生观与旷达人生哲学，体现着乡村社区以仁义理想筑造而成的德性意识及其伦理道德风尚，以及这两者完美结合所呈现出来的纯朴而潇洒、自尊而爱人的文化精神。这一传统文化精神正与当前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相通，在民间文化艺术复兴的背景下，许多民间艺人创作的花鼓灯艺术作品正悄然实现着传统文化思想与艺术价值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灯歌唱词中依据地方风俗习惯选材，很多内容宣扬家庭幸福和睦生活，讴歌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乡村、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也针对社会出现的丑恶现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引导着农村群众的是非与价值判断。相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决定了淮河流域人们对花鼓灯的热爱与迷恋，深受百姓的喜欢，成为农村文明的一种风尚，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露丝・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分别从人类文化学理论建构和日本文化研究角度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对各民族文化的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以民间文化艺术尤其是民风民俗为基石的。由此可见，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花鼓灯艺术在当前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意义。
第二，文化传承的价值。安徽花鼓灯艺术是汉民族地方民间艺术，已经被淮河流域世世代代的农民所传唱，深得人们的喜爱。花鼓灯艺术中舞蹈、灯歌、 锣鼓等多种艺术的完美结合，已经把生活变得艺术化起来，让江淮儿女诗意生活。花鼓灯艺术中对情感的细致描绘，对人物性格外貌的动作呈示，泼辣中有细腻、粗犷中有妩媚、嬉笑中含真情，体现出淮河南北文化刚柔相济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俗。安徽花鼓灯在艺术领域沉淀的审美观念也日益鲜明独特，具有凝聚力、生命力、感染力和亲和力，已成淮河文化的艺术符号。花鼓灯艺术要求必须扎根于广漠的农村，接触土地上纯粹的农民，才能延续和继承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这些传统文化形式贴近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它淳朴、优美、热情、欢快，富有活力和渗透力，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要的就是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原汁原味、接地气的“本土文化”。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价值。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四百多个舞蹈语汇，五十多种基本形态步法，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系统的舞蹈语言体系，标志着汉族民间舞蹈的发展高度。节奏鲜明自成体系的花鼓灯“锣鼓”，抒情优美、幽默俏皮、即兴演唱的花鼓灯“灯歌”，拧倾的舞姿形态、溜刹的步伐动律的花鼓灯“舞蹈”，形成了安徽花鼓灯完整的表演程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社会时尚文化的强力冲击，安徽花鼓灯这一本土民间原生态艺术瑰宝与其他民间文化艺术一样，正在快速消亡，这一长期活跃在田间地头、农民家门口的民间艺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与当代文化新思维交织碰撞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以一种新的形式和样态实现“现代性转化”、焕发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已经成为安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只有从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指导和改造，在花鼓灯艺术的表演套路、服装道具
等进行改造，提高其品质型、观赏性和艺术性，使之成为农民所享用的丰富精神财富。我们更要重视民间传统艺术人才的发掘，他们是淮河流域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作为活态传承人，保护和传承大量地方民间文化，让灿烂的地方民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总之，“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优秀的地方民间文化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社会发展，立足于地方的安徽花鼓灯艺术需要创新传承，它不仅能够使安徽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还能够极大地丰富农民的的精神生活，使广大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实质性的丰富和提升。尤其是，作为极具代表性和艺术水准的汉族民间艺术，花鼓灯是淮河流域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基石。离开了传统，特别是脱离了民间文化传统，任何新文化建设都难以避免走向“底气不足”乃至呈现“空中楼阁”态势。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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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应用文科;高等教育;文物博物专业;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B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8―0147―03
近些年来,文科基础类毕业生出现就业难的问题,用人单位普遍反映毕业生缺乏动手能力。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过去我们对文科的定位和培养方式有关。长期以来人们把文科教育作为一种通识教育,对文科生毕业后的技能教育重视不够,缺乏相应的实践教学[1]。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并结合专业特点,积极探索有自身特点的实践教学模式,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2]。下面我们以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文物博物馆专业为例,探讨建立文物博物馆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有关问题。
一 文物博物馆专业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在应用性大学办应用性史学专业,需要我们跳出传统史学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
历史系建立之初,专业基本上是按照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的办学模式设立的,经历了几年的辉煌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历史专业的招生形势变得日益严峻。当时的系领导经过探讨,形成了两个共识:一是培养目标要与北大等重点综合大学有区别。重点大学培养研究性人才的目标不适于应用文理学院,作为北京市属院校,专业建设应该面向实际,着力培养实际工作的人才,应发展应用史学。二是专业的建设应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及时调整,使历史学专业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能与特定的职业岗位挂钩。经过长时间的探索,找到了历史学与社会的第一个结合点,既设立文物博物馆专业。经北京高教局批准,从1987年开始,我系开始招收历史学(文物博物馆)专业的本科生。[3]专业方向的改变,意味着培养模式需要大的改变。文物博物馆专业注重实用,因此从这个专业的设立开始,我系就在努力探索如何提高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方法。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渐认识到,除了在课堂教学中增加一些与实际工作有关的课程,如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博物馆管理、文物鉴定等课程,更重要的一点是增加实践教学的比例。只有对不同年级文物博物馆专业的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才能提高其实际工作能力。
2 严峻的就业竞争环境和现实。
历史系自设立文物博物馆专业后,向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市文研所以及北京市属博物馆等文博输送了大量人才,许多毕业生已经成为单位的领导或业务骨干。但是近几年的就业形势却不容乐观,虽然每届毕业生除个别外,基本都分配出去,但去往文博单位的比例越来越低。北京是中国的教育中心,每年有大量的毕业生毕业,其中不少大学也开始创办文博专业,我系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陡然增加。与文博有关的事业单位,近几年逐步提高了录用门槛,一般要求研究生以上学历,这对于我系的本科毕业生来说又是一个不利因素。特别是今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不景气,公司大量裁员,一些文博专业的用人大户也缩减了进人计划。种种不利因素,促使我们必须调整现有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着力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在培养目标上,要打破过去那种认为文博专业主要是为北京市的文博单位培养人才的想法,拓宽培养目标,积极培养学生在文物鉴定、文物拍卖、文物旅游、古籍交易等与文博有关行业的能力。另外,我们的传统北京文博用人单位在人才的需求上也发生了变化。经调研发现,北京市文博单位的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高级技术人员严重缺乏,早期的修复人员多是学徒出身,现年岁已大,所带徒弟学历又不高,发展乏力,造成了文保人才的严重断层。甚至出现像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博这样的大馆也急缺文保修复人员,致使大量文物标本无法有效保护而无法展陈或损坏。[4]一方面是就业难,一方面是人才短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培养的学生只会“屠龙术”,没有文物博物馆工作所要求的实际动手和操作能力。以上这些严峻的现实,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文物博物馆专业实践教学内容、方式的变革,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我们培养的文博专业毕业生才能在就业的寒冬中脱颖而出。
二 实践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探索
高等学校培养学生的主渠道是教学,而实践教学是教学链条上极其重要的一个链条。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5]过去二十余年来,我系在实践教学上不断探索,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联合大学学生特点和专业特点的实践教学方式。以今年为例,历史系各个年级共有142人参加社会实践教学,组成10个社会实践团,从事的实践内容包括文物普查、社会调查、服务奥运、科学研究、专业讲解、旅游策划等。历年的实践教学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以补充专业课教学为目的的实践教学。
我系每年都组织二年级的学生利用“15+2”的时间去各地实地教学考察,涉及的京外地区有内蒙、宁夏、陕西、甘肃、新疆、四川等,这些地区有着丰富的文物资源,在参观考察文物古迹和博物馆的过程中,同学们对过去学过的知识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效果良好。今年我们组织了学生在系里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进行集中文物修复实践教学。文物博物馆专业的文物保护与修复课程每星期有3个学时,但涉及陶、瓷、金、银、铜、铁、纸质、丝织品等门类繁多的文物保护和修复,仅仅靠上课期间的教学和实践很难数量掌握,许多学生虽能应付考试,但真正让其修复一件文物,往往束手无策。另外对于修复书画和丝织品,由于设备和场地所限,一直未能很好地开展。针对这种情况,为加强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我系决定利用“15+2”的时间,让开学后即将学习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课程的学生,先在这两个星期里由老师辅导先集中动手操作。两个星期的实践教学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星期在我系文保中心进行,主要学习陶瓷器的粘接和做模、青铜器的做旧、除锈、刷镀金银等基本的文物修复知识。第二个星期则在首都博物馆进行,由专门的文物修复专家带领学生修复文物,并利用首都博物馆先进的设备学习纸质和丝织品的修复。这样由分散的课堂学习,变成集中的实践教学,大大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2 以服务首都、开阔学生视野为目的的实践教学。
2000年我系学生参加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等10个单位组织的“逛北京、爱北京、建北京”大型文化活动,并承担导游工作,丰富了学生的相关文物历史知识,能力也得到了锻炼。[6]今年我们根据不同年级的知识特点,分别组织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实践教学,目的是服务首都、服务奥运、开阔学生视野。我们组织2007级的低年级文博专业学生到历代帝王庙、大钟寺、孔庙、北京古动物馆进行旅游讲解社会实践。这是他们初次走出校园,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在讲解过程中他们深刻认识到所学知识的重要性,纷纷表示今后要好好利用大学时光学好专业知识。2005级的十余名学生针对北京市十八区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调查。整个团队共分为7个小组,分别负责北京市的十八个区县。他们首先对各区县已成功申报的国家级和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大体了解,并进行记录,然后到各区县文委进行调查,主要是针对申报工作的步骤、申报后的保护情况、以及当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等。在调查过程中,他们还对当地其他的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传统手工艺技能等进行了登记。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北京市非遗中心的内部杂志《文脉》第一期的约稿――《中国故事》,内容主要为奥运祥云小屋中“北京小屋”内的各种展品的项目发展历史、艺术特色、传承人的事迹和展品背后的故事,共分景泰蓝、荣宝斋木版水印、北京雕漆、金漆镶嵌、京绣、宫毯、抖空竹七篇。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文博专业学生对北京市的非物质之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并重新认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的重要性。“东城区第三次文物普查”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一部分。历史系13名文博专业同学则是负责协助东城区市文委的老师对东城区民居四合院的保护现状进行普查性的调查研究。主要任务是对东城区第一次大面积的普查中所确定的300多个民居四合院进行进一步细致的调查、登记,覆盖了东城区的所有街道。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北京的城市规划、文物保护与利用和旅游管理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依据。通过本次暑期实习,他们学到了许多平时在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虽然实习时间紧,任务重,但是他们真实地体会到了实践学习的意义,同时还锻炼了沟通协调能力,培养了团队精神。有学生在总结中这样写道:“我们将难忘这段意义深刻的经历,牢记我们的所见和所学,我们也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这种15+2的学习与实习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他让我们不拘泥于课堂,让我们能学有所用,并且激发了我们的再次学习。”
3 以就业为目的的实践教学。
今年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特别是各大博物馆的录用门槛再次大大提高,大部分文物博物馆专业的学生如果不能考取研究生,则很难找到特别对口的工作岗位。过去文博专业的毕业生有部分进入旅行社工作,特别是拥有丰富历史文物知识做起导游来很容易上手,深受用人单位好评。为了拓宽就业渠道,同时让毕业班的学生早日接触社会,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能力,我们组织了文博专业有去旅游部门意向的大三学生和文博旅游专业的学生一道分别在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城市分会、北京青年旅行社、龙润国际旅行社、玩转地球网、神州国旅等单位进行了专业实践。目的是让他们尽早体验旅行社的工作,积累经验,为即将到来的职业生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4 以培养科研能力为目的实践教学。
这种形式的实践教学主要围绕老师的科研项目进行的。其实在学期中,一些对科研感兴趣的同学已经开始帮助老师搜集相关资料,在“15+2”期间,他们充分利用整块时间,去实地调研,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或者进行相关文献资料的数据库建设。先后参与的科研项目内容涉及北京地区宗教研究、北京近代史迹的调查等,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
三 今后文物博物馆专业实践教学中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1 实践教学基地和涉及的行业需要扩展,坚持互惠互利原则,建立一批长期合作单位。
文科的实践教学,应该打破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走出学校自身的圈子,充分利用校外的人力资源,将高校的学术、理论优势与校外的务实优势结合起来。[7]同时,利用校外实践教学资源有利于推动实训室建设,有利于推动产学研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8]过去我们虽然与一些相关单位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并签订了合作协议。但从现有的形势看,这些实践教学基地的数量和范围还远远不能满足文博专业日益增长的实践教学需要。许多单位与我系只是通过老师、校友的个人关系来维系,往往在“15+2”之前,临时抱佛脚,缺乏实践教学的连续性和计划性。前面我们已提到,还应扩展实践教学的行业,与书店、拍卖公司、文化创意公司、文物类公园建立联系,扩展我系学生实践教学的范围,从而扩展能力,为将来的就业做准备。
2 逐渐培养稳定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我系专业教师,二是外聘专业教师,三是实践教学合作单位业务骨干。本系多数专业课老师熟悉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对于实践教学内容确并不是很了解,往往只能充当带队老师的角色,无法做到既带又辅导,影响了实践教学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能及时对我系老师有针对性地送到相关单位培训,或参加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增强交流的机会。培训的资金和时间都需要有相应的保证。外聘的专业教师往往是某个方面的专家同时又精于实践教学,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提高课时待遇,调动积极性,建立完善的评估和激励机制。对于实践教学合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我们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要利用高校的优势,经常请相关实践教学单位的业务骨干到学校举办讲座、座谈会或实地辅导的方式,增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这些活动贯穿于整个学期,有详细的计划,不一定只在“15+2”时才临时组织大规模的实践教学。我们还可以举办相关的文博培训班,请国内知名专家对这些文博单位人员进行培训,通过校外技术合作,为加强与相关实践单位的联系与交流。
3 整合现有资源,挖掘历史系实训中心的潜力。
我系实训中心经过两期的大量投入,已拥有超声波清洗仪、洁牙机、显微镜、电焊机、电刷镀、整套陶艺设备、书画装裱台、装裱机、金相分析仪、洁净工作台等一大批文物分析和保护仪器。目前就仪器设备而言,实训中心完全有能力对外承接文物修复和鉴定的相关业务,同时也可为金属分析、陶器烧造、微痕分析等相关科学研究提供设备支持。在对外承接文物修复、鉴定的业务中,可让部分学生参加,提供更多实践教学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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