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10 16:23:5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职称评定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虽然一批农民技术人员评定了职称，但总量还不多，与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总数比例不尽协调。另外，专业结构显得单一，大多以传统的种植和养殖业为主，农产品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及其他一些新兴行业的职称评定工作滞后。
（二）农民技术人员对职称评定积极性不高，申报率低
1.宣传投入不到位。由于农民技术人员高度分散，不少还长期离乡在外打工，大部分同志对评审的条件、程序等不了解，难以获得职称评审的具体信息。
2.缺少评审经费。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没有正常的业务经费，申报人员越多，基层组织单位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各县（市）区虽然按省、市的统一部署开展了农民职称评定工作，但工作主动性不够，对开展这项工作底气不足。
3.农民的积极性不高。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获得职称与其工资、福利、职务晋升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农村实用人才获得职称并不能为其马上带来明显的收益。
一些农民技术人员片面地认为，评职称与不评职称都一样，该干啥还干啥，没有什么实惠，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三）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没形成规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1.农民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没有做到制度化、经常化。刚开始由科协组织评审，后又在农业局组织评审，近几年各级人事部门依据其职能组织实施农民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工作，出现了多个部门管理的现象，其间中断几年，缺少连续性，没有像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那样制度化、经常化。
2.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没有纳入人才评价体系。由于重视程度不够，长期以来农民职称评审工作游离于人才评价体系之外，无论是研究制订工作计划还是部署人才工作时，没有将其纳入视野，处于可有可无或者是可搞可不搞的状态。
（四）虽然评定了一定数量的农民技术人员职称，但评后管理和使用不到位
1.缺少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待遇。
这样一来，农民技术人员没有切实感受到拥有职称的优势所在，导致了对申报评定职称的积极性不高。
2.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办法，重评定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
绝大多数获得职称农民的技术档案没有建立，相关资料没有专人负责收集和管理。农民职称评后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进，有的评上几年了，该种地还种地，该打工还打工，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得到社会上认可，并不被人重视，从而影响了农民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自身能力水平、专业特长的发挥。后续的业务知识培训也没有及时跟进，直接影响其技术水平的提高。
3.具体实施环节有待完善。没有把农民职称评定工作引入到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的各环节中，相互脱节，农民职称的激励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二、对策分析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开展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郑州市各级人事部门及相关业务部门要提高对农民职称评定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强舆论宣传力度，充分利用会议、广播、电视等形式进行宣传。要深入到各乡镇、村组，向广大农民技术人员宣传和讲解开展农民职称评定工作的意义和相关政策，使基层政府、村干部和农民自身都深切感受到农民职称评定工作给农村发展和农民技术人员本身带来的好处，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拥护，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民在取得职称后要获得更好的物质利益，必须面向市场展示自己的才能，以自己的真才实学从市场中寻求和实现自身价值。
（二）突出农民特点，科学组织实施农民技术员职称评定工作
1.加强领导，形成齐抓共管局面。针对过去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郑州市各级人事部门要在工作中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搞好相关政策办法的制定及综合协调指导，根据工作需要组建专门的领导机构，农业、牧业、科技等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积极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郑州市各县（市）区还要根据相关要求组建专门的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组织，负责职称评定材料的审核和评定工作，挑选熟悉农业和农村工作，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公道正派的人员担任评委，确保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的质量。
2.服务为主，简化农民技术员职称评定程序。在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民技术人员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本着“服务为主，程序简化”的工作方针，简化不必要表格的填写和不必要的评定程序，免收相关费用，减少农民的负担，为农民技术人员申报评定职称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3.注重实绩，科学把握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的条件。针对农民技术人员普遍学历较低、实践技能强的特点，在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条件的设置上应“重实绩、轻学历和资历”。其资质的认定要以技术水平、工作业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依据，学历、论文不是主要标准，懂不懂计算机、外语也没有关系。凡是在农村或乡镇生产一线直接为农村建设服务多年并从事农业、林业、水利、农机、畜牧、水产等专业的农民技术人员均可申报农民技术职称。也就是说，“英雄不问出身”，有资格就有资质。把农民技术人员在推广应用实用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带领村民共同发家致富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及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作为主要评价内容，真正体现出农民技术人员的特点。
（三）创新管理机制，加强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后管理工作
1.建立技术档案，跟进评后管理。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管理服务，建立农民技术人员业务技术档案，对其进行动态管理，推行实绩报告和考核制度。中级以上农民技术人员每年分别向乡（镇）、县（区）主管部门递交一份工作实绩报告表。主管部门每年组织力量分层次对农民技术人员的科研成果和工作实绩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存入该人档案，作为奖励使用的重要依据，以增强其提高自身科技水平的压力和动力，为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西南联大 学术纯粹性 改革 教师评价
[中图分类号] G6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9-0026-03
一、问题的提出
钱学森老先生关于人才培养的世纪之问由来已久，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似乎并不能给钱老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校培养不出大师呢？笔者结合盛产大师的西南联大，并比照当下教师的评价制度，对原因略析一二。
尽管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但西南联大能够在短短的八年时间，为社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的人才，这和当时联大的师生们秉承着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术精神分不开的。在联大的校园，这种浓烈的爱国情感使得联大的知识分子深刻意识到，只要文化不灭亡，那么我们的民族就是有希望的。他们以文化的创造和传播来维系中华民族的血脉，坚定地投入用学术救国的行列中，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报效祖国。然而，这种纯粹的学术精神恰恰是当下高等教育所缺乏的，尽管现在环境远远好过抗战时期，但我们的教育成就却无法超越西南联大。
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与京沪是可以分庭抗礼的，但是在文化和学术上却没有这种抗衡的资本。学界有京派和海派之说，但学界并没有岭南学派，倘若广东要在学术风气和治学风格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打造学术界独树一帜的岭南学派，那么广东的高等教育改革应该重点考虑如何重新构建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学术的纯粹性。
二、西南联大的学术概况
（一）宽松的晋升制度
联大的教师职称评定并不注重所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物的数量，其规定：“国内大学毕业助教。助教三年，可升教员。国内研究院毕业得有硕士学位者，为教员。教员三年得升专任讲师。讲师三年得升副教授。副教授三年升得教授”。[1]同时，教师职称升任一级所需的三年也包括不在同一所学校的教龄。这表明教师的学术评价和职称评定方面，主要偏重于职业操守和授课能力。联大的助教和教员在评讲师职称时必须开出两门以上的课程，且授课受到学生的欢迎，效果良好，这是主要的条件。同时还要具有能够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发表过著作或多篇论文，但这只是次要的条件。讲师，在教学中取得突出成绩，被全院或全系师生公认，并在科研方面有学术专著或创造发明，都可提升为副教授。同等道理，副教授可提升为教授，且手续简便公开，准备好所需的材料，上报校常务委员会，经教师聘任委员会审议通过即可。[2]教授或副教授的评审，没有名额限制，为一切优秀的人才敞开大门。
可见，联大教师的晋升制度主要以任教的时间长短和授课效果为参考标准，不会因为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达到数量上的硬性指标而对其职称和待遇做相应的调整。众所周知，学术并非一蹴而就，很多学科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是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官员兼任制
联大纯粹学术氛围的形成，除了在聘任和晋升制度上赋予教师极大的自由外，其学科官员兼任制的实行也是重要原因。学校官员不会有特权，更不会因此增加薪资，而使教师获得额外的收益。（见表1）
表1：西南联大改定教职员俸给标准（1944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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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485页
以上是联大规定的不同职位最低薪资和最高薪资，行政职务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不同层次的教师又有差别，教授最高可以拿到每月600元，但普通教员最高也只有240元。全校薪资最高的是三位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均，他们的薪资为每月710元。[3]而联大的其他行政官员都属于兼职，虽然有官职在，但并不增加薪酬。如算学系教授兼主任杨武之的薪额是590元，而教授姜立夫是600元，教授江泽涵是590元。从统计数据来看，600元是最高的薪酬，做官不一定拿得到，不做官能拿最高薪酬的大有人在。
1942年10月，联大的教授们集体拒绝了一笔特别办公费，这放在今天，等同于行政津贴，理应得到，但他们却拒绝了。“……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4]这封拒绝信后附上了冯友兰、张奚若、陈岱孙等25位兼职行政教师的签名。实际上，在抗战后期，由于通货膨胀，很多教授的生活举步维艰，他们典当衣物及书籍，卖稿卖文，停止子女教育，实属不易，很多老师都要申请其他补助，但是他们却拒绝了理所当然的行政费补贴。可见当时的教授将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视为教师的天职，并不追逐行政职务，反而将其作为一种义务。
三、广东高等教育存在问题
（一）过于量化的学术评价标准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授、研究员职称评审条件，除了达到基本的学历要求、外语要求，专业技术工作条件、业绩成果条件和论文、著作条件都已经量化。教授或研究员的评审，其论文或著作应该达到以下条件之一：（1）年均授课240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5篇（部），文科类6篇（部）；（2）年均授课120-23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6篇（部），文科类7篇（部）；（3）年均授课60-11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7篇（部），文科类8篇（部）；（4）年均授课5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9篇（部），文科类10篇（部）。[2]从以上的规定中可以得出，教授的评定主要看课时量和论文的完成，并且没有详细的分类，而是笼统规定理工类和文科类。但实际情况是，学科之间的差别很大，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科目，单纯的论文数量并不足以说明学者们学术功底的深厚。高校的教师本来是学术自由的主体，现在他们不仅要授课，还要进行科研，因而教师们是十分疲惫的。短期内，为了达到所规定论文的数量，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文字垃圾出现，从而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
（二）“以刊论文”负面影响加剧
广东高校在教师职称论文的评定中，除了上述的授课量和论文数量给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也对所发表的论文刊物作出了限定。“论文”是指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其中应有二分之一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3]
以刊论文，其目的是促使高校教师们努力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期刊，并不是某一学科的专业平台，而是多种学科交杂在一起，学科边界并不清晰，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在CSSCI1998-2006年的600余种来源期刊中，刊登单一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4种，刊登1到3个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29种，刊登10个或10个以上学科论文的期刊占总数的72.3%。[5]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学术期刊不是专业期刊而是综合期刊，在审核投稿者的论文时，可能无法区分学者的真正研究水平。此外，为了评价方便，在高校教师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和项目申报等方面，行政部门常常依据学者们所发表的论文进行评定，这直接导致了恶性循环。实际上，广东各高校都对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实施不同的奖励，如广东商学院规定核心刊物的科研计分为4-5分，非核心的一般期刊则为2分，然而深圳大学则只奖励核心期刊，对于非核心期刊的论文无奖励。[6]如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高校教师为了在核心期刊上，量体裁衣，只注重发表在哪里，而忽视了他们真正应该写什么。
（三）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
现在的高校，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做官，因为做官带来的效益显而易见。不同级别的官员在学校的地位、待遇和话语权不尽相同。在项目申报、评奖评优方面，有行政级别的教师比普通教授更具有优势。行政级别将高校教师分成三六九等，在某些学校，行政工作人员的工资比一线教职员工要高很多。更何况，教师成为官员后，要忙于事务性工作，忙于上级领导的考核，忙于各种应酬，他们哪有时间去做研究？而现实的情况下，高校的官员不仅仅是官员，他们还要继续当教授，做科研，带研究生，其结果可想而知。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但科研成果含金量少却不会给他们的职位晋升带来不利。高校的校长一般都是任命制，很少进行公开选拔，31所副部级大学校长职务由中央直接任命，这也是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导致的直接结果。并且，不同学校的校长的行政级别不同，中山大学是985高校，校长的行政级别为副部级。普通本科一般为正厅级，与地级市的书记、市长级别相当。试想，当高校的教师都热衷于做官时，又有多少人可以在这种风气中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学术精神？有多少可以拒绝成为行政的附庸呢？又有多少教员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自己的一片净土，以期若干年后将自己打造成大师呢？
四、广东高等教育改革的对策
高等教育培养不出大师，不在于硬件条件。想当年，联大的师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外部环境是何等恶劣。现在各方面硬件要比过去好很多，而教师们都忙于，评职称，上课念课件，内容人云亦云，少有创新。行政化现象愈演愈烈，高校官本位主义导致许多学者无法安心教学，却争着竞争各种行政岗位，以寻求相关利益的实现。这些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还在于我们的评价考核标准不恰当，直接导致了学术纯粹性的缺失。主要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尊重学科差异，合理设置考核标准
高校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授课和科研，因此应该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考核。授课部分，应该积极推动学生评价。在教学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授课的好坏，理应由学生进行打分，促使教师努力提高授课水平。对于不同年龄的和不同职称的教师设定相应的授课量，如青年学者主要是完成授课任务，应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科研中；而中年学者由于其拥有长期的教学经验，则可以重点进行授课，传播知识，减少科研任务。科研考核方面，由于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各个学科应该采用适合本学科评价的标准，分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重点是学科内的比较，不同的学科应该有符合其学科特性的指标体系和评价重点。对于人文学科，由于其研究成果的现实价值存在潜在性，更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例如可以采用论著代表制度。如果该学者的论著是其学科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那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免除量化考核，也许在这一时期没有发表其他论文，但他相应的待遇不应该有变动。应依据不同学校的学科特色，制订更加详细和更具可行性的考核标准，逐步降低对论文数量的要求。
（二）推动同行评审，营造宽松学术氛围
同行评审是利用同行专家在其擅长的学科，对某一成果的价值做出判断。由于专业的类似性，使得同行的专家们对相似的问题，在评审过程中更客观，能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同行评审的效果是直接的。对于高校的教师来说，同行评审形成的舆论压力对其工作更具有约束力。同行评审的质量主要取决于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因此，选择合适的评审员非常关键。而成为评审员的首要标准是在其研究领域内具有十足的公信力，选择的成员也可以包括国外的同行，以增加评审的宽度。评审员的选取和评审规则应该透明化，对外界公布评审的流程和结果。此外，应当采用双向匿名制，对于利益相关者，要进行回避，采取不记名投票制，定期更换专家库，建立专家信誉档案等。
（三）学术回归原点，去除行政化
为了让高校的教师单纯地追求学术，行政化现象势必要得以纠正。去行政化，并不是单纯地去行政，行政是必要的，对于日益庞大的高校来说，行政工作人员不仅是为学生服务，也应该是为忙于授课和科研的教师们服务的。去行政化只是去除行政权力在教育氛围内的过度作用，有能力的教授可以成为学校的行政官员，但不能将各种利益和官职挂钩。因此，不仅仅要淡化学校的官本位色彩，而更要加强学校在科研和教学方面的管理。要加强大学内部建设，保障教师的地位和权益，强调学术的价值要高于行政权力，让学术主导高校的运转。应从实行校长遴选制度开始，取消行政级别，改变以往的政府任命制，真正由教授选出职业化的校长。如此程序产生的校长能够首先实现高校的独立，让校长根据学校的特色，组建行政工作团队，在校长的带领下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教师们真正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纯粹的学问。
五、结束语
在大学做学问的教师们，不缺乏对其学科真正有兴趣者，但由于现行的各种考核制度，扭曲了他们的本意，疲于奔波各种不恰当的考核，浪费了很多时间。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一批真正做学问的人淡泊名利，潜心治学，这样才会培养出独立精神的人才来为社会服务。广东省应改革当下不合适的评价制度，维护学术的纯粹性，赋予教师学术自由的权利，让教师醉心于授课和研究，还校园一片宁静。
[ 参 考 文 献 ]
[1] 西南联大改定教职员俸给标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85.
[2] 黄晓通.大学贵在有大师——回望西南联大教师聘任[J].文化学刊，2010（2）：48-53.
[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四年四月份俸薪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88.
[4] 西南联大25名教授拒受特别办公费致常委会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537.
本人邵海龙，天津京剧院实验团演员，工文丑。于1995年毕业于天津市艺术学校，留校进修三年，在校学习期间，先由秦英豪、王信鹏老师启蒙学习武花脸4年后由徐鸣远老师启蒙学习文丑。XX年考入天津市艺术职业学院京剧大专班学习，于XX年年毕业。
XX年被评为三级演员，至今已满八年。并于08、09年2次参加文化局举办的继续教育培训。09年向天津市艺术系列职称评定论文鉴定小组所提交论文，鉴定为b级。
本人现已完全符合申报艺术系列二级演员职称的基本条件，在此申报二级演员职称，下面将在担任三级演员期间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本人于XX年被评定为三级演员，工文丑。跟随齐忠岚老师学习《拾玉镯》，在齐老师的耐心传授下，自己在艺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并在随后的国内、国外的演出中深受观众及国际友人的喜爱。最近又请齐老师帮我把《拾玉镯》重新回炉深造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跟随穆祥熙老师学习《秋江》里的艄翁，用于自己平时练功剧目。在团工作期间受李英杰老师启发，李焕递老师传授京剧出手基本功，2年后正式登台演出，担任头杆枪位置。虽然在多年的舞台演出中一直顶着台上掉枪的压力，但是自己却越扔越开心，甚至几天不摸枪就浑身不自在，在每次成功的演出结束后都异常兴奋，享受成功的喜悦。并且自己在近年来由李焕递老师帮助搜集了很多出手戏的武打集锦刻录成光盘保留，也想带动团里的其他师兄弟打好出手。使我们的出手戏的水平得到一个整体的提高。为扩大我们武戏研究室的知名度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在院期间还由孙明凯老师引见，跟丑行名家：孙老乙老师学习《玉堂春》---《院》之“沈雁林”。并在经过老师的同意下，自己在被害那场戏中加了吊毛，使人物当时的思想、感情更为突出。扩大了演出效果，也深得孙老师喜爱。
自己在武戏方面也有很大的追求，力争使自己做一名文武兼备的演员。在团里的武戏中有很多的武打技巧及单对开打，如：雁荡山的贺兵，需要抄跤的技巧和藤牌枪的单对开打。《铁公鸡》双枪对三节棍，都是真家伙，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危险，更是马虎不得。在《嘉兴府》中扮演的“大马块”是需要更多的扑虎、跄背、棒子、过人克子、僵尸等摔打技巧。作为武花脸开蒙的我在这些技巧上可以完全胜任这个角色。因为有坚实的基础，所以在赴香港近10场的连续演出中从不删减任何摔打技巧，为香港的观众展示了京剧武戏的独特魅力。
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自己扮演金刚之一，在排练的初期自己感觉这个角色只要把造型摆好、和主演及其他金刚配合一致就可以了，后期排开打的时候我的技巧有：蹦椅子、跄背、倒扑虎等，这对我来说也是可以轻松的完成。唯独在全剧结束的那个具有挑战性的窜椅子的动作真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前面的开打下来气还没有喘匀就要上了，而且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窜的力量大了不行，容易给身体的某些部位造成伤害，小了又容易上不去摔下来。而且由于剧场的不同在助跑上还有许多步伐的变化。多场的演出中在这个动作上有成功也有失败，有一条腿上去一条腿被别住的时候，有腿磕在椅子上的时候，更有没上去直接卡在台阶上的时候。到现在我是越看椅子越高、越看越眼晕、越想越害怕。要向领导提出换人的申请吗？这活换谁也会有压力，在说自己既然当初应了这活就要把它来好。一名合格的演员就要适应不同的角色和舞台环境，去克服各种难度的舞台技巧，必须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才能真正体会到成功的瞬间那些属于自己的成就感和喜悦的心情。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得到和追求的。
由于自己的主工行当是文丑，大多在舞台上以饰演配角为主还有旗、锣、伞、报等，我为自己在团里这几年的工作所演出的（文戏、武戏）主要点的角色做了一个大概统计：
武 戏：雁荡山、铁公鸡、有单对开打和技巧的兵。嘉兴府的大马块、收大鹏—伏虎罗汉
出手戏：青石山、盗库银、泗州城、八仙过海、白蛇传
现代戏：智取威虎山—金刚、杜鹃山—毒蛇胆
新编历史戏：护国将军—老六更、妈祖—前接生婆后赶山怪
文 戏：连升店—店家、玉堂春—-崇公道、秦香莲—张三阳、杨门女将—王辉、四郎探母—大国舅、二国舅、桃花村—刘荣、昭君出塞—郑仁德、空城计—二老军
彩 旦：拾玉镯—刘媒婆、铁弓缘—陈母、乾坤福寿镜—山婆、盗银壶—张氏、凤还巢—大小姐
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春草闯堂—吴独、六月雪—张驴、铡判官—李保、谢耀环—蔡少炳、野猪林—陆谦等。
自己在塑造反面人物上深有体会，觉得正面人物总有一个拘束性。但是反面人物就不一样了，怎么坏的都有，坏成什么样的都有。而且小花脸塑造的反面人物也很多。关键是靠演员当时的心里活动在通过面目表情体现出来。比如陆谦是属于阴险一类的，在表现的时候不能张扬，完全要从心里去做戏，去体会当时角色的内心活动，而表面上又要装的很绅士，这类的活在演出的过程中会很辛苦。记的在一次演出中，最后开打被林冲擒住后，突然听到观众里有人愤怒的喊到：“宰了他。”演出结束后自己在回想起来却很高兴。因为知道观众恨得不是我本人，而是对我塑造的角色产生了愤怒。这也说明自己今天的演出成功了。所以自己也很喜欢演反面角色，喜欢用多种性格去塑造人物。
自己进团工作这几年参加了很多国内国外重大的演出：如在国内的多次在香港、广州、杭州、福建、上海、北京、济南、大庆、文登、北内、等。其中主要有香港的武生大会及折子戏，嘉兴府，搜孤救孤等。上海、济南京剧节：妈祖、谢瑶环、护国将军等。福建的妈祖故乡行，走马换将的野猪林、白蛇传。大庆的威虎山、协助王平、马少良等京剧名家录制名家名段。还有象在北京多次的空中剧院直播的演出，北京华人堂的春节直播演出、天津、北京的春节晚会录制工作、为评审国家院团的基功表演和各地大小演出活动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自进团以来参加了除泰国外的所有出国访问演出，如台湾、韩国、日本、哥伦比亚、墨西哥、法国等。主要剧目是拾玉镯、青石山、盗库银。其中在南美和法国的演出访问中印象最为深刻。XX年南美每场演出都是拾玉镯下来赶青石山， 40多天的演出生活中，大家都要在保证舞台演出质量的同时还要在每次的演出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集体装台、卸台。而且还要一起克服路途劳累、舞台高低多变和高原缺氧的困难，虽然很辛苦但是大家生活的非常融洽，很开心的在一起。在“塞万提斯”艺术节上我们的京剧演出更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我们集体共同把我们的国粹艺术展示给国际友人，每个人都为扩大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做出了贡献，为此主办方为我们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一切的成功都体现出我们是一个有超强的集体意识的团队，大家都在为我们的祖国、和天津京剧院的荣誉而共同努力。我本人也圆满的完成了领导委派的协助管理工作。
09年初，非常荣幸的成为赴法巡演团队的一员。80多天的演出生涯异常辛苦，经常是要倒换台口，天上、地下轮流赶路，一起装台卸台、互相赶装扮戏、共同起火做饭。这是对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潜能意识和身体承受力的一次重大考验。自己也在这次的演出生涯中学到了很多能使思想进步的精神。法国的舞美工作人员，每场演出前的话筒和灯光的调试那种认真细心的敬业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李凤阁老师年过半百，身为全国的著名鼓师创作艺术家，不但要指挥台上的演出工作，还要亲身参加演出。更重要的，他还要带领伙食团的弟兄们在演出的空闲时间去采、买。为大家做出平常和路上食用的可口饭菜。伙食团的弟兄们在首先保证舞台演出质量的同时，还要协助李老师为大家洗菜、刷碗、做饭。和我一起工作的装卸组的弟兄也各个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干劲十足。吃饱了不想家，吃美了不怕累。而这一切又要归功于芮振起的销售小组，如果没有他们的经济头脑，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来成功的销售礼品，那么大家也得不到一个良好的饮食保证。而乐队的同志们也非常辛苦，每场演出前都要进行演奏展示，从而才能更好的和演员配合对我们京剧艺术的宣传和礼品的销售。这几者都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大家在演出缓冲期间有说有笑的包饺子的同时，让我感受到了每个人心里的那份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我们每个演员应该具备的。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法国的80多天里，每次倒换台口我都坚持主动帮助大家码放行李，一来多干点活能够缓解长时间身在异国他乡的烦躁情绪，二来就当是到了健身房锻炼身体，同时又能助人为乐为集体做点小事。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次法国的演出自己收获很大，不仅积累了舞台实践的宝贵经验，又学习到了法国舞台工作人员的那种敬业精神。也从我们这个团队里学到了更多的集体主义精神。
每个演员都会对自己的职称有更高的要求，我觉得当站在任何一个职称岗位上都应该有不同的思想道德，专业技能上的提高，这样才能促使自己有更高的理想追求。达到一个德艺双馨的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德要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性。
作为一名文小花脸演员，自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一行，虽然我们很少有象老生、花脸、旦角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也没有象武生、武旦那样令观众大声叫好的精彩亮相。但是，我们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肢体语言和丰富的面部表情，去精心刻画那些带有警示意义的小人物。所以我也一直对自己舞台上的表演严格要求。
《春草闯堂》是一出载歌载舞的好戏，自己也被胡进这个角色深深的吸引，通过旁听、自学把这个角色全部学了下来，并且在平时练功，背戏的时候经常以“跑轿”一折作为练功的重点，通过自己的努力在XX年天津举办的文艺新人月中以“跑轿”一折参赛并获得新人奖。
关键词 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 教师队伍建设 文化自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大，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主城区（县区政府所在地）居住的人口越来越密集，主城区以外地区的人口日益减少，导致主城区学校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而偏远地区（指县区政府所在地以外的城乡结合部、农村、海岛等地区）学校办学规模日益萎缩。以连云港市连云区为例，全区目前共有中小学19所，区政府所在地以外的11所学校均是两轨以下小规模学校（占全区中小学总数的58%）。这些学校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家庭能够为孩子提供学习的条件不够理想，教师成了学生能够获得的重要学习资源之一。因此，提高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教师队伍素质对于促进教育均衡、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家对于偏远地区教师队伍建设非常重视。“十”期间，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袁贵仁在回答有关农村优秀教师缺乏的问题时说：“今后应在改善农村教师待遇、加强培养培训、推动城乡教师流动等方面下大力气，努力把农村教师素质和农村教育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也进一步明确提出，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实施工资倾斜政策；对在农村地区长期从教、贡献突出的教师加大表彰奖励力度。为了进一步推进偏远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落实，各级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先后出台了具体的方案。以江苏省连云港市为例，2014年起，在针对村小、教学点教师队伍现状进行专项调研的基础上，统筹制定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规划，以加强乡村体艺教师队伍建设为突破口，整体设计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切实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素质，开展“乡村教师突出贡献奖”“最美乡村教师”等专项评优活动。
虽然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偏远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偏远地区学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仍不容乐观。为了了解、分析偏远地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因地制宜寻求积极有效的改善对策，笔者于2015年上半年对连云港市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教师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相应建议。
一、调查对象与内容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以连云港市各县区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教师为调查对象，于2015年4月28日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发放调查问卷，至2015年5月11日，共回收问卷700份，回收问卷均为有效问卷。被调查的教师年龄、教龄和职称结构一致性较强：25～45周岁教师占被调查样本数的75.14%，工作7～25年的教师占被调查样本数的62.58%，一级职称教师、高级职称教师分别占被调查样本数的51.14%、16.14%。中青年成熟型教师占被调查样本的70%左右，这部分教师工作经验较为丰富，思考问题相对成熟，能够确保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本问卷由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的区域化推进研究――以连云港市为例”课题组研制，问卷包含封闭题和开放题两种题型。主要从对于工作环境的需求、读书状况、对专业发展的认识、参加培训情况等方面对连云港市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教师展开调查。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教师对工作环境的需求
（1）教师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72.86%的教师认为工作中的主要困难是和家长沟通较为困难，很难得到家长支持；68.71%的教师认为是生源差，教学质量难以提升；35.57%的教师认为是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匮乏；32.71%的教师认为是缺少合作研讨的伙伴，教育教学水平难以提升；31.29%的教师认为是评优评先、晋升职称机会少；18.71%的教师认为是生活不便，不能安心工作。调查数据显示，与家长沟通困难和生源差是教师们工作存在的突出困难。
（2）教师对工作调动的态度和想调动的原因
因为“城区学校教育教学资源丰富，工作条件好”想调动工作的教师占54.57%；因为“城区学校的社会环境好，价值认同感高”“城区学校有利于个人发展”想调动的教师分别占46.43%和41.29%，这组数据说明大部分教师对于当前学校的工作环境是不够满意的。除了因为城区学校工作条件好、待遇高想调动外，“城区离家近，方便照顾家庭”也是偏远地区学校教师想调动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3）教师对工作调动决定性因素的认识
67.57%的教师认为工作能否调动取决于人际关系，20.57%的教师认为年轻教师因年龄优势调动更容易成功，6.29%的教师认为个人工作表现突出能够成功调动，5.57%的教师认为组织上会根据实际困难予以考虑工作调动问题。教师的工作调动本该以教师的工作表现、岗位需求和教师个人实际情况为主要参考依据，而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教师都是托关系、走后门调动到城区学校的。课题组成员通过进一步访谈了解到，很多在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工作多年的教师，因为家里没有背景和关系，对于工作调动早已不抱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业务能力的提升。
（4）教师对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吸引教师措施的看法
关于小规模学校吸引教师的措施，75.86%的教师认为是进行专项岗位津贴；69.14%的教师认为是在评优评先、晋升职称方面予以政策倾斜；54%的教师认为是解决教师的生活困难，如午餐、休息等问题；35%的教师认为是加强进修培训。调查数据显示，教师对于岗位津贴、优先晋升职称的需求远远高于进修培训、提升业务能力。
以上调查表明，教师对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的工作环境满意度不高，主要原因为家长配合不到位、生源差，导致教育教学质量难以提升；在评优评先、晋升职称方面政策不够倾斜；生活有实际困难，如午餐、午休等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大部分教师都想往工作条件好一些、离家近的城区学校调动，但是由于“关系决定论”的现状，导致一部分教师对于工作调动失去了信心，进而挫伤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教师读书状况分析
（1）教师读书计划制定
被调查教师无一人能够制订阅读计划，并严格执行；43%的教师有阅读计划，但执行不到位；仅有15.14%的教师能做到每天阅读半小时以上。
（2）教师读书内容选择
63.57%的教师倾向于选择休闲类书籍，选择教育教学论著、杂志和人文社科哲学类书籍的教师分别占被调查样本的28.29%和23.86%。通过进一步访谈了解到，大部分教师在阅读教育教学论著、杂志的时候，更倾向于教育故事、教学案例类。
（3）教师读书主要目的
35%的教师读书是为了休闲消遣，26.57%的教师读书是为了课题研究、论文写作寻求理论支撑，35.43%的教师读书是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如提升学历），34.57%的教师读书是为了陪孩子阅读（学生、自己的孩子）。26.86%的教师读书是为了满足教学需要，仅有1.71%的教师将读书内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4）教师读书交流方式
被调查样本中，有固定的读书伙伴、能定期进行交流的仅占1.17%，通过博客、微信、读书笔记等方式记录（表达）自己的阅读体会的占6.57%，60.57%的教师读书交流的对象是孩子。
以上调查数据表明，被调查教师读书现状不容乐观，读书的计划性需要加强，读书的质和量均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然而，与此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师对自己的读书状态满意度比较高，仅有20.17%的教师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偏少，需要进一步加强阅读。
3.教师对专业发展的认识
关于制约教师专业发展的原因调查，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学习机会少（占68.86%）、缺乏专业指导（占59.71%）、缺乏学习研讨的氛围（占59.14%）。而认为是“自身发展意识不强，自我要求不高”“自我能力有限，制约发展”的分别占8.14%、10.14%。数据表明，教师在归因时，多将制约自身专业发展的原因归结于外在的客观环境，实际上，教师自身的发展意识、思维习惯对于专业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
（1）教师对自己的专业发展规划
30.86%的教师没有明确的专业发展规划；48.14%的教师有自己的专业发展规划，但是没能够坚持；仅有21%的教师有比较明确的规划，并能按规划实施。数据表明，大部分教师对于自己的专业发展规划制定、实施不到位，这势必影响自身的专业发展。
（2）教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习惯
关于“您是否会主动和教育科研专职人员或者同学科的名师交流教育教学和科研中遇到的问题”，24%的教师表示会经常交流，68.29%的教师偶尔交流，7.71%的教师从不交流。这一组数据表明，大部分教师主动交流问题的习惯都不是很好，必然会影响教师专业的发展。
（3）教师对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因素的认识
87.86%的教师认为影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家庭教育、家长支持不到位”；66.43%的教师认为是“生源差”；11.43%的教师认为是“学校质量管理缺位”；5.57%的教师认为是“教师自身业务素质有待提升”。以上数据表明，大部分教师将影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因素归因于自身不可决定的客观外因，对于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和自身的业务素质方面存在的主观问题认识不到位或反思不足。
4.教师参加培训情况分析
（1）教师外出参加培训情况
被调查样本近三年100%参加了校级以上各级各类培训，其中51%的教师培训3次以上，63.29%的教师参加了市级以上培训。
（2）校本培训开展情况
校本培训的主要形式为集体备课、公开教学和研讨，另外，还有专家讲座、与兄弟学校开展校际交流。培训内容依次为：学科教学知识研讨；提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专题讨论、案例分析；班级管理经验交流；教科研方法指导；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
（3）教师对培训方式的需求
74.29%的教师喜欢教学观摩与研讨，49.86%的教师喜欢专家讲座、集中授课，这两种培训方式只需倾听即可，过程中不需要过多的思考和参与；对于参培者的参与性要求较高的“参与式培训”“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教学研究”“网络培训”等方式，选择的教师相对较少，均不足30%。
（4）教师对培训课程的选择
63.86%的教师选择学科教学方法，53.43%的教师选择学科专业知识，48.57%的教师选择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40.14%的教师选择班级管理策略，这四项课程内容相对而言可以直接拿来为教育教学所用。“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教科研专项培训（论文写作、课题研究等指导）”“课程开发能力培养”“人文修养、艺术鉴赏”等看起来“不实用”，但对提升教师业务水平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课程，选择相对较少，选择人数均不足20%。
以上调查数据表明，教师外出参加培训机会不少，校本培训基本能够常态开展，这与68.86%的教师认为制约自身业务发展的原因是“学习机会少”、59.14%的教师认为是“缺乏学习研讨的氛围”相矛盾。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从教师喜欢的培训方式和培训课程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教师在学习过程中存在思维惰性，选择短平快、拿来即可用的内容学习。这样的学习，对于提升教师素质不能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三、讨论与建议
调查表明，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教师更多地将教育教学质量差、自身专业发展不足归因于家长配合不到位、生源差、工作调动“关系决定论”、学习机会少、缺乏合作伙伴等客观原因上，却鲜从自身的教学方法、努力程度、思维习惯、阅读方式等方面找原因。实践证明，要想切实提高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教师队伍素质，仅从行政的角度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满足教师的职称评定倾斜、评优评先优先、培训机会增加等需求，是远远不够的，更关键的是要实现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教师的文化自觉，要从“依赖型”向“自主型”转化，提升教师的精神自觉，自觉地扩展自己的能力，促进自身的学习与反思，促进教师间协作与交流。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教师的文化自觉，就是指他们对偏远地区的教师职业的使命、荣誉和行为规范的自觉认同和自愿遵从，这是切实提升偏远地区学校教师素质的必由之路。
1.培养乡土情结实现价值认同，促进文化自觉
现在的偏远地区学校教师基本都是家住城区，早出晚归，和学生的接触仅限于在校时间，对于学生的家庭情况、学生生活的周边环境基本不了解，更没有考虑过这些孩子会和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关联。教师只有将学生当作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平等的、发展中的人来看待，才能自觉地为孩子的成长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的教学方法，主动和家长沟通交流，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生源差。要加强教师对学生的热爱，除了开展师德教育，对于偏远地区学校教师而言，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增强教师的乡土情结。
教师了解自己所工作地区的乡土文化和人情，了解学生的生活背景，寻找自己和学生的生命共通之处，感受到学生不仅仅是自己的教育教学对象，更是自己生活中的伙伴，才能发自内心地热爱学生。交流和尊重是相互的，教师对本土环境有了了解，对学生有了爱，自然也会赢得百姓的爱戴和尊重。在这样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的环境中工作，教师的文化自觉自然而然就会被激发。
2.以阅读品质促建高雅志趣，强化文化自觉
五年前，笔者以教研员的身份，在本区一所偏远地区的小规模学校听了Z老师的公开课，本该是精心准备的公开课，却上得比较糟糕。课后和Z老师交流了解到，她接到开课通知，但根本就没有认真备课，并表达了对工作环境的不满，觉得干和不干一个样。访谈Z老师的同事，发现他们学校好多老师都和Z老师有相同的想法。后来，笔者一直保持和Z老师的联系，她的工作状态一直没有太大改观。直到去年，Z老师调动至城区的一所大校工作。不到半年，她的工作状态和效率得到了新学校领导和同事的高度评价，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她说是新学校浓郁的阅读氛围“唤醒”了她阅读的欲望，“唤醒”了她想当个好老师的梦想。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行为影响的程度大大减少。在教师群体中，情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是主流需求。为了满足教师的主流需求，帮助教师树立教育志向，要营造热爱书、尊重书、崇拜书的气氛。我国著名教育学者朱永新教授说过：“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能读教育心理学、读哲学，能对人生、对教育有深层次思考的教师，必然就会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
3.区域管理形成“教师文化共同体”，认同文化自觉
在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偏远地区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仅靠个人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赖于所工作、学习、交往的共同体。“共同体是个体的集合体，这些个体基于自己的意愿而紧密地联合起来，共享一些观念与理想。这种联合会使一群个体的‘我’转型为集体的‘我们’。在成为一个‘我们’之后，每个成员都是紧密编织的有意义关系网的元素之一，这个‘我们’通常处于一个共同的地方，维持一段时间，并分享共同的意义、情感与传统。”要想实现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教师的文化自觉，必须打破学校、学科的界限，建立“教师文化共同体”。教师文化共同体以“自觉的文化与文化的自觉”为志业，其成员具有共同的文化信念、教育理念和共同探索的教育目标，通过团队学习、对话理解和反思批判，厘清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文化问题，持续地开展行动研究、实践探索，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教育文化成果，提升团队成员的文化素养，并促进其成员自我价值的实现。
目前教师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大都是通过成立名师工作室、校与校共建等形式构建，这种构建方式的确调动了一批教师发展的内驱力。但由于是所谓的“民间”组织管理形式，考核机制跟不上，活动不能常态开展，参加的人员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此基础上，要切实实现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教师全员进入“教师文化共同体”，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从整体出发，建立“教师文化共同体”，规划区域共同的教育愿景，实现教师流动管理的规范化、合理化。
参考文献
[1] 徐红.文化自觉：提升市郊教师的专业素养[J].新课程，2012（3）.
[2] .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关键词：自主性，关系，“共谋”，批判
引论：一、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学界与外部同行接触及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中国改革进程与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将在未来发展的进程之中获得更多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动力。但是，正如我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指出的那样，“不过，中国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及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显然不是上述外部环境所能决定的，换言之，这些外部环境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助益性绝不是当然的。这里不仅涉及到学术研究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关涉到中国学术界在面临其他场域于‘进步’这一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支配下不断获取强势地位的情势中如何营建并捍卫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更涉及到生存于这一环境之中的中国学术界能否保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去直面这些关系的问题。”[1]
显而易见，上述问题都是围绕着我反复强调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2]这个核心问题而存在的。因此，我将把“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设定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缺失自主性这个问题，因为对后者的回答乃是我们对前者回答的一个重要前提。实际上，我于大约十年前就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长文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本文的讨论实是以前文为基础的。但是我在承认前文观点有效性的同时认为，就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而言，前文的观点并不充分，不仅需要加以反思，而且还迫切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或补充。正是这一判断，构成了本文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考虑到本文是对前文观点的修正和推进，本文的论述也将据此采纳如下的分析安排：除了导论引出本文的论题以外，第一部分将首先以扼要的方式重述我在《思考》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和结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亦即在对前文观点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的问题；经由此一问题的讨论，我将确立认识这个问题的“关系性视角”。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我经由此一问题的探讨而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三是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主张把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扩展到对学术制度的批判，亦就是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批判扩展至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批判。在第三部分中，我将从关系的视角出发，把关注点真正从外部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内部所实施的各种“共谋”关系，亦即通过对“共谋者”的重新界定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各种“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之腐败实践之间的“共谋”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作为本文的结语，第四部分则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过程中应当承担的极其重要的几项使命。可否省略此处？
一、 ——《思考》一文的基本观点与结论（删）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便在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致自主性这个问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应此前三十年间社会科学知识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基本丧失的状况。据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大体上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性建设”[3]和“知识分子心态和品格”[4]这样的设问方式来展开的：前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的努力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者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者古即有之的“入世”心态的检讨以唤醒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精神与品格。可以说，这两个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
关于这种设问方式，极其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特定情势对人们设问角度的规定，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困境却表明，这种设问方式对于认识或解决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而言，“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基本的”。[5]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追究，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更为重要的恐怕还不是这种设问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毋宁是在根本上支配这种设问方式的某种思维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所谓设问方式以及经此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相关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问题结构所支配的。简而言之，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那种视外部性因素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之关键因素的思维方式。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提出的问题所含的预设至少存在着如下的问题：第一，尽管它在表面上就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的“入世”人格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主张，但实质上却反映出了其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知识生产外部因素对知识及其生产活动的决定论式观照。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切割掉了社会科学研究内部的向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用逻辑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逻辑”的方式，而更为紧要的则是这种逻辑实是一种“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合博奕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在经验层面上的展开，完全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在上述外部性问题得到某种程度解决的时候，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自主性问题依旧未能得到关注，甚或没有得到改观。第二，作为基本上对社会科学研究之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意义不意识的一种逻辑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人们去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或者说只能够使人们在基本上不考虑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以及这种知识增长的规定性的境况下诉求学术制度的恢复和建构，从而致使种种对学术制度的诉求滞留于形式层面。更进一步讲，本来为了抵御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因素对社会科学的干预而建构的那些学术制度，结果由于对建构学术制度的学术判准的不意识，而使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依旧深深地嵌入在这些制度之中，并透过这些制度而展现出社会、经济及政治等需求在另一种形式下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无处不在的渗透和支配。第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考，不仅一方面因中国知识分子对那些旨在试图摆脱各种外部性因素之支配的学术制度的当然认定而忽略了对它们本身的分析和探究，而且在另一方面更是从根本上遮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身的研究中与这些深刻地体现着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外部需求的学术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彼此依赖而互为强化的关系，从而无从洞见这些复杂关系背后的各个场域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6]
正是透过对上述思维方式的分析，促使我在《思考》一文中主张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亦即“转换我们对此一问题的那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进行思考时，必须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打通这两种思维方式，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7]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我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或者说还取决于我们对学术判准的认识。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因为向“出世”品格的转换，有可能导致其与社会科学这种关注社会与人的知识品格发生根本的紧张。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时是否能够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据此，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间关系的问题；第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第三，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知识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以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8]
二、关系视角 世界结构 制度批判——对《思考》基本观点的反思和推进（一）
（1）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经由否弃当时盛行的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来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维方式而主张“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9]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当时采用的“内部性视角”这一说法并不妥切，实际上更为确当的乃是一种“关系性的视角”。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社会世界里，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不可能不受到来自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影响。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必须强调指出，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具有影响的事实，并不能够使我们当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正是这些影响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缺失了它应当拥有的自主性。在我看来，外部诸场域对学术场域之宰制的形成，在当代的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了“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换，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生产——当然也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运作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还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或“消费”。[10]
据此我认为，我们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建构起一种“关系性的视角”并以它作为我们的认识路径，因为惟有根据这一视角，我们才有可能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简单地追究任一单方面的原因，而会把我们的视域扩展至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显而易见，这种“关系性的视角”彻底否弃了中国学术界所盛行的要么“外部”要么“内部”的“单向度”视角：依据“外部性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一味地指责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乃至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宰制而陷入一种简单的“反抗”逻辑之中——然而我们知道，“反抗”却往往不意味着解放；而依据“内部性视角”，我们则充其量只能经由空泛地指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品格和缺乏“独立精神”而陷入一种与社会科学知识之性质更为基本的紧张之中。
（2）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
我必须承认，在撰写《思考》一文的时候，我确实忽略了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尽管我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问题，而且还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11]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毫无批判的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再者，这种实践还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带上了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12]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比如说，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规定了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是与聘佣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是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比如说，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乃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同时我们知道，项目的获得意味着研究者肯定能够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而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够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就更容易出版论著——亦即更容易满足上述“数量”制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结果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则大大超过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可见，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经由在中国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3]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一般性的一面以外，在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而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据此我认为，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形而言，学术自主性的问题基本上会涉及到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实际上每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向度所涉及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在我看来乃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14]
（3）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认识和批判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与那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通过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是这样两个论断：一是“共谋者”主要是那些因科学资本甚少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首先通过研究对象的科学建构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