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2-08 14: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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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道德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法律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 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结合中国国情,我国法律与道德的现状: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二)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法哲学
跟“法理学”一词密切相关的是“法哲学”。在英语世界，法哲学或者法律哲学一般指法理学的同义词。“法理学”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的意义大体相当于“法律哲学”。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2〕一些学者努力区分“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理论”，但一般来说这些词语都是可以互换使用的。〔13〕《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哲学的解释是:“过去常被用作狭义上的法理学的同义词，并且被视为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它是用哲学的观点来检验法律或者将哲学的方法适用于法律问题，例如法律的定义和性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法律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服从法律，法律概念和词语的解释，法律推理的本质和效力等等。法律哲学必然与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联系密切，或有所重迭。”但是在欧陆国家，法哲学与法理学这两个词一般是明确区分的并且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含义。英语“法理学”的用语在欧陆国家一般并不使用。这些国家一般采用诸如“法哲学”、“法的一般科学”、“法的百科全书”或者“法的一般理论”之类的用语来表示。〔14〕在中世纪，拉丁语“法学”一语，也以jurisprudence之构成，溶入到法语之中，用来表示“法学”、“法律解释”、“判例”等含义。随着近代法观念的出现，在法语Droit和jurisprudence的基础上，结合拉丁语词根Scientia(表示“知识”、“学问”、“科学”)，又形成了法学、法律科学、法学、法律科学等词。在中世纪末期，以拉丁语jurisprudentia为词根的德语jurisprudenz(法学)和既表示权利，又表示法律，还表示权利与法律之学的recht就已经出现。正是在研究jurisprudenz和recht的基础上，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创造了法学、法律科学一词。〔15〕相比之下，“法哲学”一语出现得比较晚。虽然法哲学就其内容来说，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即已经存在，但是其名称却直到18、19世纪才逐渐盛行。据学者考证，德国的克乌一词的缔造者。〔16〕可见，法哲学一词在欧陆法学中也是经历了一定发展之后才确定下来的。至于法哲学究竟是哲学还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有学者以为:“法律哲学是法学而非哲学的一个分科这一命题，大体上只是指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现代来说的，在此以前一般就不适用了。”〔17〕固然，19世纪中期之前的不少哲学家把法哲学甚至法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德语世界，法哲学依然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如考夫曼认为:“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法学的子学科。但人们也不可将法哲学视为(一般)哲学的一个特殊种类……法哲学与哲学的其他分支相区别，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映、讨论法的原理、法的基本问题，并尽可能给出答案。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和哲学两门学问。”〔18〕另外，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对法哲学的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法律和哲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法哲学在伦理学、逻辑学、认识论、心理遗传学、社会人类学、理智理性的观点之下和在历史观点之下研究法律。然而，它是以一种抽象推理的或凭借经验获得的公正观念为基础的。撇开法律观念，法哲学就成为纯粹根据经验进行比较的‘一般的法律学说’，成为‘形式的法学逻辑’或研究法律的逻辑结构(形成，继续发展，内在解释)的‘法学理论’”。〔19〕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会刊《法律与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20〕法哲学用语自产生后在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广为传播。〔21〕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当年在翻译rechtsphilosophie时，嫌“法哲学”译法的形而上学气息过浓，而译为“法理学”。受其影响，中国人最早接受的也是“法理学”一词。台湾学者洪逊欣认为:“关于法及与法有关事项根本问题之研究，似应以‘法哲学’命名之。但在详察之下，余认为:‘法理学’之名辞，至少在现代吾国，仍为最允当。盖在我国古籍中，殊未见有‘法哲学’一词。”〔22〕洪氏亦自承认，“法理学”之名辞所指学问，实质上系外国学者所谓法哲学。他对法理学的界定是:“法理学系社会哲学之一特殊部门，乃综合研究关于法本身及法学认识活动之根本原理者也。”而法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为:法价值理念之探究、法概念之确定及法源之研究、与法学尤其法科学研究方法之检讨三种。〔23〕综上可见，法哲学概念的使用地域色彩很浓。在这个用语的域外传播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法律传统的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德语法哲学用语用法的初衷已经不同程度地被改变了。
法律科学
“法律科学”也是个与法理学相关的用语。在英语世界，人们最早可以找到的一本主要研讨法理学内容的著作是阿莫斯(Amos)的《法律科学》。而20世纪初期一些法学家的论述也有采用“法律科学”的名称。并且此时“法律科学”一语已经占据法理学讨论的前沿。法理学在英国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分析法学，“法律科学”一语此时亦被认为实质上相当于“分析法学”。而德语之“法学”或者“法律科学”意即对法律之内在结构及其更为广泛概念的分析。〔24〕德语中与法理学相当的jurisprudenz就是法学，就等于德文中之Rechtswissenchaft。〔25〕不过，随着社会学法学的兴起，上述研究进路已经不能满足法学家们对法律科学采取经验主义研究的需要。因此，在法律科学一语的旧的用法(即法律规范和概念的分析与综合)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用法，即指对人的社会行为研究的经验科学。还有一种观点对法律科学的理解较为宽泛。如当代芬兰法学家阿尔尼奥(AulisAarnio)认为，法律科学的家族包括法教义学、法社会学、法的历史研究和法的比较研究。〔26〕《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律科学的界定是:“有时称法律的科学，或广义上的法理学。指从哲学的、历史的、比较的、评注的和其他各个角度对法律的和有关法律的发展、变化、制定、评注、运用的系统化了的和经过组织加工了的知识。同其他科学一样，它主要有二大分支，即纯法律科学或理论法律科学……;应用法律科学……。”《牛津法律大辞典》还把法律科学的主要学科划分为7个部门，即法学理论和法哲学;法的历史和各法律体系的历史;法的比较研究;国际法;超国家法;各个地方可以被确认为独特体系的国家和国内法;附属法律的学科。在当代法学研究背景下，“法律科学”一词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内涵。其实，在以前，“科学”一词乃是一个冷峻的拉丁语用语。而“哲学”则是个热烈的希腊语用语。如今这种热情已然消退，只有很少人还在尊崇“哲学”，而更多的人推崇和钟情使用“科学”。〔27〕然而，法律之与科学相系，法学是否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科学?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6世纪就被哲学家们和法学家们考究过。“当时一般科学学说的状况，自然对法学中的讨论不无影响。随着科学学科的不断专门化，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必然地失去了意义，的确失去了不言而喻的性质。”〔28〕法学的科学性之争端，首先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科学概念。围绕着法学的科学性，人们看法各异。如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的界定:“法学是关于法律的制订、实施、研究及教育等领域的各种科学性活动的总体。……法学确实是一门科学。”〔29〕法学显然不会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法学家的一种共识之见。对于法学的学科属性，学界依然有不同看法。如德国法学家科殷认为:“概括地说，人们将必须把法律科学称之为实践的人文科学，称之为应用的人文科学，它接近各种社会科学。”〔30〕意大利学者VittorioVilla则认为法律科学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31〕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此问题亦有一定的研究。国内学界有一种强有力的观点，将法学主要定位于社会科学，试图努力推动法学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推动法学与其他诸多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32〕不过也有学者认为，〔33〕法学的主流与基础是规范法学，正宗的法学是规范实证的法学。规范法学是作为职业知识的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是什么”;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即社会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实际上是什么”;而(新)自然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应当是什么”，因而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在当前中国法学现状及背景下，这种观点较为令人信服。可以说，法学首先以规范法学为典范，同时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属性。
法律理论
近四十年来，在欧美学界逐渐兴起一门新的学科，即法律理论或者法理论。其实，“‘法律理论’这一名称由来已久，但将它用于表示法学的一个特别学科应不超过四十年。”〔34〕依照波兰法学家Opalek的说法，法律理论之研究，主要是在哲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起源于俄国。这种法律理论强调的是经验研究，并不能包含分析法理学。〔35〕其实，“法律理论”这一学科也并不是那么新，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法的学说”就跟今天所说的“法律理论”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极为相似。“法律理论”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则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德国学界围绕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分合之辨析。从另一方面考夫曼曾经谈到“法哲学更关注内容，而法律理论对形式尤为看重。”但是其同时也认为，“由于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并未廓清二者的界限”。〔36〕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法哲学中的一些特殊主题被分离出来，而被放到“法律理论”中来讨论:如法律规范理论、法律论证理论、法律判决理论，此外还有法律方法论、法律语义学、法律诠释学、法律词序学、法律修辞学、纯粹法学、法律的科学理论、系统理论、分析法学理论、法律语言理论和立法理论等。1970年由KarlPopper、凯尔森、哈特、KarlEngisch及UlrichKlug共同创办的学术期刊《法律理论》，就带有如下的副标题:“一份法逻辑、法方法论、法模控学及法社会学之期刊”。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法哲学中被视为重点的自然法论、正义理论等则在“法律理论”中不再被明显地提及。不过，上述“法律理论”问题依然属于法哲学，因为至今尚未有一个可将它们区别开来的标准。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颜厥安曾尝试厘清法哲学与法律理论的关系:“(1)法理论的两大思想背景为分析哲学及实证社会科学，因此其理论进路上就有别于经常探讨法形上学与法存有论之法哲学;(2)法理论主要集中心力于有关于‘实证法’的理论，在此点上有别于‘哲思’方法探讨自然法，理性法及正义问题的法哲学;(3)在上述方法与对象两面向的条件下，法理论却不一定接受‘法实证主义’的立场。”〔37〕而德国学者魏德士在其编写的法学教材中认为，法理学要认知与表达法本身及其在各个法律系统中的实际作用过程;法哲学强调的是对法的理性的再思考。它涉及的是法“应当如何”。〔38〕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法学家们曾对法律理论的学科性质及其与法哲学的区分进行讨论，但未能达成一致看法。“‘法哲学’可能与‘法律理论’相反，然而‘法律理论’也可能被认为是‘法哲学’的一部分，‘法理学’可能是‘法哲学’的同义词，或者‘法哲学’可能构成‘法理学’的一部分。”〔39〕总之，法律理论和法哲学都是研究法律基础问题的学术领域。法律理论只是出于自立门户的缘故，才与法哲学有别。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高校已经不再单纯进行理论知识的教学，而是走与实践相结合的路线，因而大学生兼职成为潮流也就不难理解。对于涉世不深的大学生来讲，他们刚刚半只脚踏入社会的大门，对于外界的防范意识不强，这就造成对兼职大学生的各种侵权事件层出不穷。根据调查，大学生从事兼职时，只有16．3%的人与用人单位于签订书面合同。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在兼职时遇到权益受损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被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工资，要求大学生超时工作但无法得到相应报酬或从事无安全保障措施的工作。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大学生在兼职过程中权利受到侵害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其一，财产权利受侵害。如拖欠、克扣大学生的工资，都直接侵犯了大学生的财产权利。其二，人身权利受侵害。一些用人单位不考虑大学生的人身安全的保护，给大学生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甚至存在危险行，如在无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形下从事于化学相关的工作等”，甚至有女性大学生在兼职过程中遭受性骚扰、犯的事件发生。由此可见兼职大学生群体的权益保护已经成为一个急需决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和配合。
二、大学生兼职中权益受损的保护
从调查中得到的情况看，在大学生兼职的过程中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大约有80%的人维权意识淡薄，极少采取维权措施，一般是自认倒霉;还有一部分是自己有维权的意愿，但是不知该如何进行，不知道应该向什么机构进行投诉。大学生权益受到侵犯与其本人关系最为密切，只有大学生自身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大学生平时留在学校的时间最长，与学校关系关系也极为密切，学校应重视这方面的管理，由学校对于大学生进行相关的培训，学校可以开设相关课程，这样无论是对于兼职大学生还是将来大学生就业都有很大帮助。学校可以与一些正规的用人单位签订协议，为大学生提供帮助。大学生兼职权益受到侵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学生个人声音太过弱小，可以有学校牵头，组织一个兼职大学生自己的机构，当大学生自身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上报机构，有机构出面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涉，以集体的力量来进行维权。
无论是大学生提高自身维权意识，还是高校加强对于大学生相关方面的教育，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校大学生兼职权益被侵犯的问题。我国法律对于大学生兼职的行为定位模糊，而据原劳动部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的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虽然“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但法律只是不承认，在校大学生兼职的行为是就业，但却并没有排除兼职大学生的劳动权利，是因为“就业”与“存在劳动关系”这两者之间并不等价。既然兼职大学生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对象，那就应该归属于民法的一般调整，或是适用教育部有关的规定，如《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就目前来讲，我国法律中对于大学生兼职的定性身份模糊，而兼职大学生又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只能适用民法的一般调整，或者教育部下发的《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等。大学生兼职无论是假期工还是平时兼职，都应当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一定要明确每条条款的意思，特别是工资、劳动时间及劳动环境等，是否存在潜在的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都应做出事前的确认及防范，也可以为以后的侵权诉讼准备证据。
三、总结
科技大学按照教育现代化要求，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所有的过程都从学习者的需求开始，实行专业、课程结构、学习方式设计等来促进学生的职业发展，力求做到学生自主、多次、多样性、开放性选择。对此，基础课要根据学生的实际特点和需要进行课程设计，关注学生的发展，生活和生命。首先，优化契合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针对统编教材内容的重复性问题，对其进行解构和整合，甄选出符合学生具体现实需求的教学内容，可以结合不同专业、不同学科门类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特点凸显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可以结合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凸显教学内容的生活性，可以结合市场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凸显教学内容的实效性，对内容进行不断的丰富和更新，坚持个性化培养、差异化培养，以构建出基础课对市场适用，对学生管用的教学内容体系。其次，创新触动学生知行的教学方法。针对简单灌输的教学形式，对其进行多元化拓展，寻求激发学生思考的教学方法，通过逻辑论证的理路引起学生的兴趣探究，形成正确的职业态度和职业价值观；针对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学观念，构建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核心的实践教学链，引导学生体验生活、社会、职业岗位、注重情感体验和道德体验的内化，让学生知荣明耻，培养他们的道德思维和价值判断能力。最后，探索激发学生进取的考核方式。针对以考为本的应试教育模式，对其进行多样化的开放考察，可以增加过程管理成绩的比重，采取闭卷和开卷相结合的考试方式；可以把成绩纳入学生的思想政治表现评价中，同选优评优、选拔学生干部等评等定级相联系；可以把实践能力纳入考核指标，单独设置学分，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充分调动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因此，切合应用科技大学“以学生为本”理念的基础课课程设计在本着掌握基本理论的同时，要加强实践环节，突出职业性特点，在教学内容上实现职业性与科学性结合，教学方法上探索感性体悟与理性思辨结合，在考核方式上兼顾理论性和实践性结合，这样才能体现出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保证大学生对基础课的认可，形成适用于应用科技大学的基础课教学课程体系设计。
二、基于区域特色发展的协同合作应用
科技大学致力于服务地方区域发展，是校企协同创造，产业机构和教育结构同步演进的发展模式。对此，基础课要深入企事业单位调研，与当地的区域发展特点相结合，形成学校、企业、地方协同推进的改革合力。第一，开展与企业专项科研合作。基础课科研方向要紧密联系企业技术发展与变革，服务于实践教学和学生未来职业需要，同时学校可设立科研转换机构，使教师教学成果向企业市场需求转化，以实现科研效果的针对性。第二，构建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模式。针对封闭式的课堂教学形式，基础课应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密切合作，探索开放式教学模式，实现职业和学生的直接对接，企业和学校的联合培养。可以聘请企业的相关专家定期给学生做讲座，实行面对面、手把手的案例讲授，激发学生对角色转变过程中所应该具有的道德素质和法律常识的重视；可以设立校内外联合培养基地，基础课的老师可带领学生到合作的基地中进行参观、调研、实习，让学生直观的感知到走入工作领域不仅仅需要专业的技术才能，更关键的是要具备职业道德和职业法律规范等等，达到合作育人的目的。
三、基于教师队伍的特殊诉求
（一）职业教育说
法学职业教育以法律职业为基点，是一种重点培养法律职业伦理与基本技能的实务性法学教育。其目标定位于培养与当代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等各方面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法律人才。
（二）素质教育说
法学素质教育又称之为通识教育，是一种以培养学生的法律专业知识、思维模式、共同职业信仰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技能等职业品质的教育。其目标定位于培养部分拥有较强的法律素质的法律通才。一般地，理论界关于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主要集中于“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两个方面。
二、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目标定位的反思
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定位是法学教育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它不仅提供了课程设置的思路与方向，还会对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产生直接影响。我国地方院校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应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民主法治的要求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21世纪是集素质、能力与知识于一体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必须是知识、素质与能力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这就决定了我国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既要注重素质教育，也要注重职业教育，要有机结合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使其培养的人才体现为“通才”与“专才”的结合。一方面，法学教育肩负着培养具备基础法学知识扎实、专业面宽、能力强和素质高的现代化法律人才的历史使命，该使命决定了其培养目标应定位为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各个区域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急需社会管理型的通用法律人才，因此，地方院校要有机结合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将普及化与大众化教育向培养政府与学术精英转变。
三、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措施
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将国际法律教育与中国法律教育进行有机的结合，需要更新和转变教学理念，设置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并建立科学、灵活地法学培养教学制度和教育评价机制，具体的改革措施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转变教学理念，完善司法考试制度
一方面，地方院校应依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把培养具备应对国家司法资格教育的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并为市场输送合格的法律人才作为本科法学教育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司法考试是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核心环节，因此要不断完善司法考试制度，要改革司法考试的内容与题型以科学考察学生的思维方式、逻辑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等，采取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查学生对法律条文与知识的理解程度以及运用法律条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构建综合素养高和专业技能强的优秀法学教学团队
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一支既拥有合理的学历、年龄、职称与学缘结构，又具备团队协作精神和联合作战能力的优秀法学教学团队。团队中的每一位法学教师都要具备良好的师德、渊博的法学理论知识、过人的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辩论能力和人际交往技能等。要建立教师、司法实务部人员和法律研究人员三者之间的合理流动机制以强化法学教学团队的师资力量，不断提升教学的质量与水平，进而促进教学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设置科学、完善的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当前我国法学理论课程主要由宪法、法理学和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是选修课。其中，法理学主要教授学生关于法的概念、特征与本质等等基础法学理论知识以奠定后续法学学习的基础，中国法制史则主要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我国法制的演变发展历程以推进现代法律知识的学习。但是，当前我国法律制度大多是舶来品，因此，在开设法学理论课程时有必要添加德国民法典、英美法的相关法律制度以及罗马法的课程以了解这些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为了保证法学本科毕业生进入法院、监察员或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后能适应处理案件和各种法律事务的需要，地方院校应增加法律实践课程以培养学生的收集、审查、判断与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能力。一般地，学校可以组织大一学生到法院旁听和访谈，组织大二、大三学生参加模拟审判、法律案件评析、书写法律文书等比赛来锻炼其处理具体案件的能力、语言表达和书写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针对大四学生可以采取法律援助和毕业实习的方式将其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士。此外，地方院校还应开设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教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等相关学科，从而使学生具备作为未来法律人士所必须拥有的职业精神和自律意识，强化学生深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小结
一、非法学专业法律教学课程设计的三个层次
即使通过经济法律制度整合民法中有关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单单这一门法律课程仍嫌不足。因为在学习经济法律制度之前，学生需要对法律的一般理论，经济法律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经济法律责任所涉及的刑法、行政法以及诉讼法等问题均需有基础性的把握。一般而言，经管类专业的法律课程设置应当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课程。基础课程主要介绍法的一般理论、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构造、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社会法及诉讼法所调整的基本社会关系及其基本内容。课程教学目标在于让学生对我国法律的基本体系与内容有个概括性的了解，并在此基础培养基本的法律思维与法治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为全民法治观念，要将法治教育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从中小学即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据此可以肯定的是，基础法律课程将成为高校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目前，各高校经管类大多仅开设《经济法》一门法律课，很少未开设专门的法律基础课程。尽管思政类课程中涉及法律基础的内容，但其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基础法律知识的介绍和法律理念的培养，而是将法律作为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来对待的，其侧重点在于尊法守法意识的树立，与作为专业类法律课程的基础以及十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相差较远。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基础类课程中的《经济法学》课程的讲授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律知识背景，仍需先行介绍法律的基础知识，从而严重影响了《经济法学》教学目标的实现。第二层次即经济法律制度。该课程属于学科基础类课程，其内容主要介绍与市场经济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如果说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在于认知和理解，经济法律制度的教学目标则应适当增加法律的具体应用能力。第三层次为专业类课程。这类课程是根据具体专业方向的需要而有针对性地开设的课程。经济法律制度由于涉及到的法律领域十分庞杂，只能侧重于基础，而难以具体和深入。更为深入的内容只能就不同的专业方向有针对性地另行开设。比如人力资源方向，需要专门开设劳动法，工程管理专业需要开设建筑工程法，物流专业方向需开设物流法规，而对外贸易专业方向则需要进一步了解海商法的专业法律知识。这一层次的法律课程由于是针对具体的专业方向需要而特别开设的，故在教学目标上应更加注重法律知识的具体运用。上述三个不同层次的法律课程，经济法律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于法律基础课程，它已经较为偏向专业需要，是对有关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的进一步深入。但相对不同专业方向的特殊需要，它又属于经管类的基础类课程。
二、非法学专业法律课程设计与创业教育之协调
我国高校传统的”旅游法学”教学主要是采用“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即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提出的“填鸭式”教学。教师从主观意愿和教学进度出发，不考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接受能力，把学生看作消极、被动的客体，向学生灌输知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2]。从而导致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然”，探究创新能力不够，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不足，两极分化严重，极大地挫伤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本文介绍了DJP教学模式的内涵与特征，分析了”旅游法学”的课程特征和教学需求，提出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旅游法学”教学活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给出解决之道。
2DJP教学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传统的教学模式把学生作为被动接受的客体，认为是消极的接受者，忽略了学生的积极性，已经不再满足现代教学的需求。为了提高各学科的教学质量，教学模式的创新迫在眉睫，DJP教学模式应运而生。
2．1DJP教学模式的内涵
DJP教学是指学生利用学案的引导和帮助，在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内容、建构知识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同伴之间的交流和师生共同的评析，使学生获得对知识的深入理解，最终达到学会学习、学会交流、学会思考、学会探究、学会评价的目的[4]。DJP教学模式颠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是对教学方式的创新，也是现代化教学的需求。它是对教学模式的一种成功探索，同时也为现代化的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操作模式。“导学”、“讲解”和“评价”是导学讲评式教学的核心要素，也是其主要的教学环节。因此，取“导”、“讲”、“评”汉语拼音的首个大写字母“D”、“J”、“P”，简称导学讲评式教学为“DJP教学”。其基本理念是：导学结合，以学定教；思启结合，以启促思；讲评结合，以评促化。DJP教学的基本模式有以下五个环节：学案导学－交流讨论－讲解评析－练习巩固－反思拓展[4]。DJP教学模式旨在调动学生自我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充分发掘学生内心的学习欲望和内在的驱动力。该教学模式在有效的课堂时间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为高校课程改革提供了成功范例。
2．2DJP教学模式的特征
DJP教学模式有以下三大特征：主动性、合作性和高效性。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DJP教学模式的宗旨就是发掘个体的学习潜能，并调动其主动学习的欲望。主动性（initiative）是指个体由自我原则和价值观的推动，按照个人设定的目标，出色的完成自己的任务，实现个人愿景。DJP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利用学案的引导和帮助，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内容、建构知识框架，这就是主动性的一大表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合作性（cooperative）是指学生之间为达到共同目标相互帮助和支持。DJP教学模式通过同伴之间的交流解决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有效解决困难的同时，也为学生相互学习、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提供了条件。高效性（efficiency）是指学生超额完成学习任务，最终实现学习目标。DJP教学模式使学生获得对知识的深入理解，最终达到学会学习、学会交流、学会思考、学会探究、学会评价的目的,突出体现了高效性这一特征。现代教学论认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必须坚定不移地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一切教学活动必须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出发点，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千方百计地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不断实践，使学生能主动地获取知识，和谐自主地发展[5]。DJP教学模式认真贯彻现代教学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主动学习，促进学生相互合作，提高学生自主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最终实现了学生的自主发展。
3“旅游法学”的课程特征及教学需求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市场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旅游法学人才，”旅游法学”教学因此受到高校的高度重视。如何提高”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成为每一个”旅游法学”教育者探讨的问题。”旅游法学”作为高校教学的重要课程，具有本学科独特的课程特征和教学需求。针对”旅游法学”的课程特征和教学需求、应用适当的教学模式开展”旅游法学”教学，才能提高”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
3．1“旅游法学”的课程特征
“旅游法学”作为高校教学的重要课程，是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基础科目和必修科目。与旅游专业同类型的其他课程相比，”旅游法学”具有难度大、理论性强、对学生知识结构要求高等特点[1]。第一，难度大。这一特征取决于”旅游法学”的跨学科性。作为旅游专业和法学的交叉学科，”旅游法学”不仅要求有旅游专业的扎实基本功，还要求具有法律的基本知识。”旅游法学”的教学目标就是培养既懂旅游又懂法律的旅游专业复合型人才，利用法律知识解决旅游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纠纷[6]。第二，理论性强。庞大的理论是”旅游法学”的骨架，现实案例是”旅游法学”的新鲜血液。因此，学好理论是”旅游法学”的基础。而理论的学习往往是枯燥乏味的。就如小威廉姆E.多尔所说“枯燥乏味扼杀我们的活力,遏止我们的创造力和灵气,使我们的课程暮气沉沉,使我们的教育对象成了塞在象牙嘴里的牡蛎”[7]。所以，理论的讲授是”旅游法学”教学的一大难点。第三，对学生的知识结构要求高。所谓合理的知识结构，就是既有精深的专门知识，又有广博的知识面，具有事业发展实际需要的最合理、最优化的知识体系。”旅游法学”顾名思义不仅需要旅游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法律的知识。因此，对学生的知识结构要求高。“旅游法学”的课程特征，是其他学科不具有的。这些课程特征为”旅游法学”教学者提供了教学依据，也对”旅游法学”教育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这种需求，这就要求有特别的教学模式满足其教学需求。
3.2“旅游法学”的教学需求
为提高”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实现”旅游法学”的教学目标，”旅游法学”教育者必须研究本学科的教学需求，按照教学需求合理的安排”旅游法学”的教学活动。本文认为”旅游法学”的教学需求有以下三点：第一，培养学习”旅游法学”的兴趣。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个人一旦对某事物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主动去求知、去探索、去实践，并在求知、探索、实践中产生愉快的情绪。在”旅游法学”教学中，一旦激发学生研究的兴趣，学生就会去主动探求知识，难度越大，成就感就会越强。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旅游法学”的理论难度大，这是”旅游法学”教学的一大难题。利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把理论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利用理论解决现实的案例，不仅能降低理论难度，而且可以调动学生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第三，鼓励学生相互交流。闭门造车已经不再适应现代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相互交流不仅能克服难题，而且可以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旅游法学”教育者按照以上三点教学需求合理的安排教学活动，可以充分调动学生自我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
4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中，既可以充分发挥DJP教学模式的优势，又可以提高”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实现”旅游法学”的教学目标。这是”旅游法学”教学的需要，也是DJP教学模式发展的需要。
4.1必要性
提高”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是市场、教学和学生等多方面的需求。而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中恰巧可以提高”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这是”旅游法学”教学的需求。
4.1.1市场的需要
伴随旅游业的爆发式增长，旅游活动中产生的纠纷日益增多。市场急需具有旅游知识和法律基础的旅游法学人才，这就需要高校高度重视”旅游法学”的教学和旅游法学人才的培养。而DJP教学模式应用到”旅游法学”恰巧能提高”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为培养”旅游法学”专业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1.2教学的需要
DJP教学模式应用到”旅游法学”的教学中，鼓励旅游专业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内容和建构完整的知识框架，通过同伴之间的交流和师生共同的评析，最终达到学会学习、学会交流、学会思考、学会探究、学会评价的目的。DJP教学模式应用到”旅游法学”的教学中，提高了”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实现了DJP教学模式应用到”旅游法学”教学中的教学目标，是”旅游法学”教学的需要。
4.1.3学生的需求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接受者和受益者，迫切需要锻炼自己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知识素养。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活动中，调动了学生自我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也锻炼了学生演讲等方面的能力，充分发掘了学生学习的潜力。DJP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调动了学生自我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了”旅游法学”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DJP教学模式的特征与”旅游法学”的教学目标不谋而合[8]，也为市场培养越来越多的旅游法学专业人才。
4.2可行性
DJP教学模式应用到”旅游法学”的教学中，可以使学生系统学习”旅游法学”，掌握”旅游法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实现”旅游法学”教学目标。DJP教学模式应用到”旅游法学”的教学中，提高了”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符合高校课程改革的要求和目标。
4.2.1DJP教学模式日渐成熟
DJP教学模式已经在国内教学活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为DJP教学模式应用到”旅游法学”的教学中提供了现实的成功范例，这使得将DJP教学模式应用到”旅游法学”中的可行性大大增强。根据”旅游法学”的学科特征和教学需求，正确运用DJP教学模式，必定会达到“旅游法学”的教学目标。
4.2.2符合高校课程改革的要求
将DJP教学模式应用到”旅游法学”教学中不仅能提高”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而且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这与高校课程改革的要求不谋而合。
4.2.3DJP教学模式与”旅游法学”的优势、劣势互补
DJP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深度发掘学生的学习潜力。而”旅游法学”的最大难点就是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难以提高学生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DJP教学模式应用到”旅游法学”教学活动中，可以解决”旅游法学”教学的这些难点。因此,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中，既可以充分发挥DJP教学模式的优势，又可以提高”旅游法学”的教学质量，实现”旅游法学”的教学目标。这是”旅游法学”教学的需要，也是DJP教学模式发展的需要。市场、教学和学生的需要，可操作的实例决定了DJP教学模式在”旅游法学”教学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5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的难点及解决之道
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中可以调动学生自我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充分发掘学生内心的学习欲望和内在的驱动力。但是，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中也有一些难点和困难。
5.1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的难点
DJP教学模式使”旅游法学”教学在有效的课堂时间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但是，将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也有以下难点：其一，学生讲解质量参差不齐。由于学生的基础和知识的广度不同，每一个学生对同一知识点的理解也不一样，因此呈现给大家的知识量各不相同。教师很难把握学生的讲解质量。其二，课堂时间有限。课时制限制了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的教学，DJP教学分为五大环节，课堂上需要进行讲解评析、练习巩固和反思拓展三个环节，有限的课堂时间不能保证三大环节的高质量进行。其三，不能保证每个同学都有锻炼的机会。DJP教学模式应用到”旅游法学”教学并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成为讲解者的机会，这就造成机会不均等，打击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中出现上述难点是不可避免的，要将DJP教学模式完美的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中就需要克服这些难点，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
5.2解决之道
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无法克服的。针对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的难点，本文提出以下解决办法：第一，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教师可以从普通同学的角度出发，将可能忽略或希望学生重点学习的知识点呈现在学案上，学生的讲解以学案为基础，尽量在学案的基础上提高和升华。对于忽略的知识点教师可以在讲评阶段加以补充，从而保证课堂的教学质量。第二，合理控制课堂内容和时间。一方面，讲解者可以着重讲授重点和难点，普通知识点一带而过，因为学案导学和交流讨论阶段会为学生提供本章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发挥课堂的主导作用，宏观上把握每个环节的进展，既关注时间又把握好质量，既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质量。第三，给予每个学生平等的机会。教师可以采取角色扮演和角色定时互换的原则，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成为讲解者、点评者的机会，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角色扮演和角色定时互换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而且还能活跃课堂气氛。总之，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虽然有一些难点，但是也有解决的办法。按照解决办法进行”旅游法学”教学，调动了学生自我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了教学质量。DJP教学模式应用于”旅游法学”教学中是对”旅游法学”教学模式的一次成功探索。
6结论与展望
一、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多元法律文化语境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但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掌握却相对滞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研究所都开设了国际经济法课程，但由于该课程内容的庞杂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国际性，使得我国在开展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往往差强人意。
实际上，国际经济法教学不同于其他国内法法学学科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由于国际经济法是调整不同国家当事人开展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时的行为规范，因此，国际经济法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国家基于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因素产生的不同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之间因经济上的一体性而不断进行交流、沟通、碰撞、竞争、排斥、渗透、融合，多元法律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广泛和深入。尽管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法律的国际化趋向，即法律的非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缔结全球的多边贸易协定来统一国际经贸游戏规则，但各国法律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得经济法律的国际化始终是有限的。
在上述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中，西方法律文化又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长时间，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演变和发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创造出了一整套能够有力支持市场经济、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发展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而这些内容是很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或其他法律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我国的学生在学习国际经济法的相关规则时，往往因为缺乏文化背景而对相关规则不能透彻理解，并将之应用于国际经贸实践。
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法教学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语境也日益明显，其跨文化传播特质也愈发凸显和普遍化。因此，在从事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必须将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的跨国性和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经贸规则不同于国内法那样具有绝对的强制力。国际经贸规则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国家当事人对不同法律的选择和适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要从事国际经贸活动的当事人而言，首先必须深刻理解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国际经济活动本身只有实现当事人共赢才能不断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选择也需要实现共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同时，国际经济法的弱法性也决定了在国际经贸实践中，法律只是当事人最后的救济手段，却不是最好的手段，平等协商与适当妥协才是解决国际经贸矛盾最有效的方式。要最有效地保护本方当事人利益，就必须在熟练掌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上，通过跨文化交流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共赢。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学习国际经济法的学生除了需要做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传承之外，还得具有自觉的国际意识，对世界各国的相关国际贸易、金融等法律知识都应了如指掌，对多元化的法律文化都能恰当理解和认识。
三、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路径选择
1.多元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
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国际经贸活动的游戏规则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由于国际经济法主要属于任意法，当事人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将直接决定国际经贸纠纷的发展走向。而各国的法律规则以及各国各地区的国际贸易惯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上述差异与不同构成了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要增强国际经济法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对国际经济法课程形成全面、综合的认识，就必须在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首先强调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以及彼此间的冲突，再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去发现和体验、整合多元法律文化，容忍差异性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2.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要渗透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
国际经济法所具有的鲜明的国际性和任意性决定了国际经济法课程本身贯穿了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当事人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对于国际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而言，就必须将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作为其教学的核心目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必须建立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在国际经济法的教学过程中，要围绕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各种教学法的综合应用，提高学生对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通过案例、问答、角色扮演和辩论等方式，让学生在与实际相似的情景中逐渐体会、认知和运用跨文化交流能力，从而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