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中谈到了"洪水说",即四千年前世界全陷于洪水之中,人类的历史从此开始,中国的历史从夏禹开始;谈到了"地顶说",即昆仑为地顶,在洪水期间保留了人类的早期文明,昆仑有"四大金龙池",是额尔齐斯河、阿姆河、印度河、黄河的源头,由此形成了繁荣的亚洲文明。这些奇特的学说究竟有什么政治目的?本文认定,《康子内外篇·地势篇》涉及到"地顶说",但已发展成为"地势说",是康有为在戊戌之后的思想。本文说明,康有...
作者：董强; 王方星 期刊：《百科知识》 2018年第21期
2018年底,纵贯浙东沿海的世纪工程“三门湾大桥”即将竣工通车,成为我国沿海高速网的又一个标志性工程.“三门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海湾,在晚清时期曾名噪一时,一度掀起了令世界瞩目的外交风波,起因就是意大利蓄意强行索租三门湾事件.1898年,失败后,正流亡日本的康有为还兹念不忘三门湾,作有《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感慨“凄凉白马市中箫,梦入西湖数六桥.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被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如埋头苦干的《史记》作者司马迁；拼命硬干的反抗起义者陈胜；为民请命的明朝清官海瑞；舍身求法的不止有追求维新的谭嗣同、康有为，更有远道求经的佛教徒。
国学大师文怀沙：尊重传统不等于开倒车,复旦教授语出惊人：孔子是私生子 康有为敢吹牛,著名作家王蒙：懂点文学能成全爱情,周海婴、周令飞：鲁迅如今姓钱姓权 我们很痛心,
广州：康有为梁启超书法展9月9日,＂天海高旷水月清华——康有为梁启超书法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今年是120周年。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弘扬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书法艺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主办了本次展览,共有行草书、行书、草书、隶书、行楷书、楷书等70多件（套）作品亮相。展期至12月10日。
作者：刘畅; 穆艳梅 期刊：《环球人物》 2009年第33期
李鸿章的一生．伴随着清王朝走过风风雨雨四十载．从鼎盛走向衰落，直至灭亡。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都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康有为称李鸿章是“维新之同志”；粱启超评价他：“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在《讲堂集》说“水浅而舟大也”．叹息李鸿耄这只大船在晚清的浅水中无法行驶．进退维谷……
作者：薛朝广 期刊：《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2019年第06期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不仅发动并领导了清代,更在近代文化、思想上取得杰出的成绩。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他将维新变法推向近代中国改革的最高峰,将民主政治与进化史观有机结合起来,在封建专制制度中构建人权思想体系,提出完整而全面的空想主义思想,重新定义并解析传统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作者：肖朝晖 期刊：《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9年第06期
在晚清政治与学术界,朱一新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主公羊改制者有着明快的批驳。朱一新力图从源头处证实“改制”出于纬书,不可尽信,《春秋》为孔子“借事明义”之书,而非改制之作;《公羊》学者应恪守经学家法,不应以《公羊》一家之偏义遍说群经诸书;对今文学者说经重微言轻大义的取向有所纠弹,面对西学西法,主张要注重《公羊》“异内外”之义。
梁启超曾提出康有为"独好陆王",但康有为与宋明理学中陆王心学一系学问之关系,与其说是在义理层面,不如说是在身心修炼工夫的实践层面。康有为所标榜的心学,主要为对治为学之人出现的各种身心焦虑问题,尤其是以"主静出倪"的方式。康有为早年从朱次琦学宋明理学,其中心学思想对他颇多触动。早年康有为经历了诸多神秘体验以及悟道经历,这些体验大多与心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在教学的起步阶段,康有为虽然沿袭师说,对程朱理学的...
清末最后十年间,知识精英因关怀和思考国家的进路,围绕英国君主立宪史的书写,展开了言说各自政治理念的舆论交锋。英国君主立宪制建立的特殊性,为清末"君宪"与"革命"两股政治思潮下书写英国君主立宪史,提供了互相牵扯与争论的空间,并形成了两种主要叙事:渐进与革命说。英国君主立宪史的渐进与革命说,因各自背后"君宪"与"革命"的不同政治诉求,自是针尖与麦芒。二者同时又都有法国大革命的叙事投射,前者是对抗的叙述立场,后者则是被...
在《荀子》的近代视界中,康有为、谭嗣同的《荀子》观最为接近。两个人对《荀子》的解读与对荀子的思想解读和态度评价一脉相承,受制于各自的荀子观、学术观和政治观。一方面,与同时代的其他近代思想家相比,康有为、谭嗣同对《荀子》的思想诠释和态度最为相似,无论对荀子的抨击还是聚焦《荀子》的政治思想都拉近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而与其他近代思想家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康有为、谭嗣同对《荀子》的解读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异,这从宏观...
康有为是碑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广艺舟双楫》即是一部重要的碑学理论著作。这部著作体系完备,架构恢宏,阅读起来是有难度的。俞建华先生从"清人尚质"的角度对这部著作进行了解读与梳理,亦分析了其中的弊病,颇多真知灼见。这篇30年前的文章,对于今天的书法教育工作者来说,仍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戊戌政变后,日本大型杂志《太阳》对政变及康有为、梁启超予以了重点报道和评论。关于政变原因,该刊提出俄国的干涉、康梁的过激、英日的失策等三种说法。关于康有为,该刊一改日本官方的"国事犯""亡命客"等说法,是目前所见最早称之为"改革党领袖",并采取现代性视角树立康有为变法领导人形象、从正面评论康有为的思想和事业的媒体。而且,在日本政要转向与张之洞合作,康、梁陷入孤立的大背景下,该杂志敢于伸出援手,为其发声,将梁启超...
在戊戌期间,有两代变法派的士大夫,第一代是体制内部的官僚士大夫,如翁同龢、张之洞等,第二代是以康梁为代表的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这两代士大夫在保国、保种、保教的共同趋向背后,有着深刻的分歧。之所以失败,与其说是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强大,不如说是同样致力于改革的这两派士大夫之间有严重的分歧,争夺变法主导权所致。作为政治运动的失败了,但作为文化运动的思想维新却成功了,从此,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落入新一代文人士大夫手中,...
失败后,康有为的“物质救国”系统思想是基于宏观时势条件和其个人海外特定经历,这样两个不同层面因素的交互刺激而逐步形成。《物质救国论》是反映他这一思想的典型文本,在提炼和揭示其内容主旨的同时,兼而显示出其基本逻辑脉络,即通过中西比较感知双方弱强的巨大反差,进而总结和反思经验教训,遂认定“物质救国”为所谓“神方大药”。而从康有为思想“自变”与社会相关思潮的悖合来实事求是地观照,则可对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正...
民国初年,陈焕章在康有为的启发下提出“三本同堂制”,设想将祀天、祀孔、祀祖三种独立的祭祀仪式和民间习俗融合,进行合祀,又在家乡将“三本同堂制”付诸实践,并阐述三本同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试图扩大孔教的传教范围和传教对象。“三本同堂制”重视传统的祀祖习俗,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19世纪前中期,传教士译介的“French Revolution”呈现多元、游移的特征,有“大变”、“作乱”、“大乱”等词。到19世纪后期,“法国大乱”成为传教士群体的主流表达,且该词除表达暴力动乱外,已衍生出民主政治意涵。“法国革命”在19世纪80年代由日本管道输入,但整体而言,直至19世纪90年代,本土知识分子仍主要采用传教士译语。王韬《重订法国志略》中的“法国革命”,只是史料抄录过程中附带的文字符号,并无作者阐释,且该词在日本原...
学者一般认为孔子纪年的设想初步形成于1891年前后。康有为首次使用孔子纪年则是在1895年创立的《强学报》第一期上,1898年他提倡把孔历当作国历。同年在新加坡,邱菽园在其创立的《天南新报》上也开始使用孔子纪年。然而在南洋,当时孔教和孔子纪元的观念却并非新鲜事物。根据一些华文碑铭和马来文的回忆录的记载,1880年前后出生于爪哇泗水的一位改革者周[平为],已经开始使用孔子纪年,其带有双重目的:一是提醒国人中国文化的本位意...
拍卖活动中不难看到珠三角博物馆人熟悉的身影——每当有康有为书法作品、石湾陶名作拍卖时一般会有佛山或南海博物馆参与竞拍；当拍品中有居巢、居廉作品时则可能出现广州、东莞两地博物馆人同台竞拍；而当拍品中有广东著名书画家作品或精美的广作工艺品如广彩瓷器、端砚、钟表、象牙雕、珐琅器时，博物馆之间你争我夺的现象也时有出现。
吴荣光既为书画鉴藏大家，又为著名书法家。其书法作品流传至今者，往往于拍卖场辄得善值。康有为曾评吴荣光书法云“吾粤吴荷屋中丞，贴学名家，其书为吾粤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