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下，原有播音主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此播音主持需立足多维传播语境，颠覆以往“点对点”传播思想，从播音受众角度着眼，审视多维传播语境，确保播音主持能跟上时讯更迭速率，并在互联网体系中攫取更多信息，达到提高播音主持功能性的目的。 一、分析多维传播语境播音主持功能 1.多维传播语境下播音主持基础功能延展。多维传播语境中播音主持在以往播音主持形式上发展而来，为此新时期相关功能应该具备延展性，继而适应多维传播语境，丰富播音主持功能，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保证节目完整。无论播音主持面对的受众从哪种渠道观看节目，其需保持节目完整，能按照相关流程完成主持任务，使播音主持不受多维传播语境影响；第二，信息处理功能。为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确保播音工作目标得以有效落实，在多维传播语境中，信息基数不断拓展，信息来源渠道日益丰富，播音主持需掌握信息处理功能，能对当下信息环境进行分析，从受众关心角度着手解读信息，使播音主持质量得以提升；第三，应变功能。在播音主持过程中会发生许多意料之外的插曲，这就需要播音主持调用其临场应变功能、语言表达能力、播音主持思维活跃性，解决突发问题，使节目质量不受任何影响，为此在多维传播语境下，播音主持需拓展其视野，从多角度整合信息，提高其信息搜集、整理及应用能力，继而有效提高其应变能力。 2.多维传播语境下播音主持文化引导功能。自党的“”顺利召开以来，我国已然走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其中“文化”需在传承传统文化基础上，秉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思想，积极学习优秀中华文化，宣扬华夏文明，彰显中华民族精神，奠定多维传播语境下播音主持基调，体现该语境下播音主持态度，使播音主持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发挥其文化引导功能，为在新时代锻造中华脊梁奠定基础。当今社会正处于时代飞速发展阶段，需要文化予以革新与创变，在文化体系内积极吸纳新文化，成为播音主持在多维传播语境下发挥文化引导功能的重要路径，使播音主持能借助多维传播语境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其社会责任感，旨在营建富强、民主、和谐、美满社会氛围，为复兴中华民族营建良好文化氛围。 3.多维传播语境下播音主持意见导向功能。在互联网体系飞速发展态势下，我国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社会各界被各路信息充斥包围，播音主持亦然处于信息极具膨胀大环境中，借助网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载体，播音主持面对受众随之拓展，通过播音主持所传递信息的影响力随之提升，借助互联网体系，播音主持传递讯息能日行千里，一旦其言论不当、信息处理不精准、报道存在偏差，将侵害许多人的利益，播音主持导向功能重要性可见一斑。基于此，在多维传播语境下，播音主持需不断提高其职业操守，秉持科学、客观、公正、真实原则，谨慎对待每一条信息、每一句语言，提高播音主持质量，做好信息甄选、分辨工作，凸显其意见导向功能。 4.多维传播语境下播音主持节目驾驭功能。播音主持是树立节目形象，保障节目稳定，履行节目流程的核心工作岗位，为此其需具备极强的节目驾驭功能，确保节目能在多维传播语境下稳健发展，被更多观众接纳。 二、分析多维传播语境播音主持功能的拓展方略 通过对多维传播语境中播音主持功能进行分析可知，相较于传统播音主持环境，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多维传播语境对播音主持功能要求不断提高，提高其职业操守及播音主持能力，灵活调用信息资源，充实现有播音主持体系，推动播音主持稳健发展，使其更加适应多维传播语境，达到提高播音主持质量目的。 1.深化发展播音主持功能。新时期播音主持需积极拥抱“互联网+”技术，借助信息技术掌握信息分析、处理、整合及深度挖掘功能，从多角度搜集整理信息，用以确保多维传播语境中播音主持立场正确、言辞得当，提高其意见导向功能应用质量。除夯实基本功能外，播音主持还需具备吸引更多受众的能力，用以确定播音主持发展的意义，避免其被当前飞速成长的自媒体所吞噬，达到保障播音主持行业稳健发展的目的。为此在多维传播语境中，播音主持需秉持自省及与时俱进精神，分析其功能缺失及相关优势，借助大数据技术，对节目播放量、个人表现及播音主持功能发挥情况等数据进行整合与分析，深度探究播音主持功能深化发展方向，确保相关功能更具效用，符合多维传播语境需求。 2.彰显共享功能。在互联网体系飞速发展态势下，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日益丰富，可借助电子设备在入网环境中收看电视节目，仅依靠广播、电视渠道接收节目讯息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多维传播语境，在提升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彰显播音主持共享功能。例如崔永元曾利用手机以直播形式开设《东方眼》栏目（东方卫视），用以实时关注新闻事件，让更多人走在新闻发生最前沿。相较于广播电视等传统传媒路径中的播音主持来讲，以互联网为媒介，直播为平台的播音主持显然更具共享性、互动性、实效性，能打破多方交互界限，创设多维度传播空间，达到拓展播音主持功能的目的。 3.在意见导向功能基础上，提高播音主持公信力。播音主持是社会发声的喉舌，新时代允许播音主持丰富多样，这是受众主观选择的结果，并不代表播音主持可以屡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底线，用莫须有、博噱头、博出位等形式改变播音主持基调，若其逐渐丧失公信力，必会在互联网不断完善，网络文明体系逐渐健全态势下，成为被受众所不齿的恶趣味，最终被时代所淘汰。为此播音主持需在夯实意见导向功能基础上，提高播音主持公信力，使其成为助力公众看清事实的“镜子”，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播音主持能在多维传播语境中良性发展，提升自身在传媒行业的综合竞争力。综上所述，多维传播语境为播音主持行业发展带来新契机，为此该行业需积极拥抱互联网时代及相关技术，在多维传播环境中找到发展方向，提高自身主持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多维传播语境中形成自成一派的主持风格，在夯实播音主持基础功能的同时，需掌握文化引导功能、意见导向功能、播音主持节目驾驭功能，同时彰显共享功能，在意见导向功能基础上，提高播音主持公信力，使播音主持行业得以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红.多维传播语境中播音主持的功能与拓展[J].西部广播电视,2017(19):147. [2]王春杰.探究多维传播语境中播音主持的功能[J].新闻研究导刊,2015(6):75-75. [3]刘艳佳.多维传播语境中播音主持探究[J].西部广播电视,2016(9):145. 作者:李子龙 单位:黑龙江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在艺术教育中前景分析 1在音乐活动中激发幼儿的自主性 活动前，教师与幼儿一起参观了“小舞台”的布置，幼儿惊叹不已，哇！好美呀！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跃跃欲试。这时，教师以主持人“毕福剑”的身份出现：欢迎步入小小舞台，你将为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幼儿兴奋不已，有的结伴准备，有的自己忙碌，有的请求教师帮助，所有的孩子都沉浸在参加活动的兴奋之中。化妆、换衣服、选节目、找搭档，忙碌不已，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幼儿参与活动的欲望达到极致，自主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幼儿在活动中能独立地、自主地选择活动方式，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后来的活动中。幼儿在没有教师左右，没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大胆地展示自己，体验到自主活动带来的成就感，从而激发了他们自主参与活动的欲望。 1.1寓音乐活动于游戏之中，使幼儿成为活动的主体幼儿自主性的培养离不开游戏活动，游戏因其适合幼儿年龄特点，能激发幼儿内在的活动时机，使幼儿积极参与活动过程，并与其他幼儿发生相互联系，所以能促使幼儿身心得到全面和谐发展。在音乐教育过程中，能恰当好处地把音乐融于游戏之中，不仅能引起幼儿浓厚的兴趣，还能使孩子们在自主活动中很快地掌握音乐的技能和内容。如：在实施《舞动的小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改变以教为主的教学方法，而是用准备的拼图教具和幼儿一起玩拼板游戏“会变的小鸟”，幼儿在“小鸟飞”的音乐中，愉快拼出各种不同姿态的小鸟，幼儿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自主地进行活动，不自觉的感受了“小鸟舞动”的各种姿态，这时，教师和幼儿一起随歌起舞，幼儿在音乐声中会情不自禁地演绎自己所拼出的不同形态的小鸟，由于每个幼儿感受各异，所表现出来的舞蹈动作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幼儿这一自主表现环节非常丰富，每个幼儿的自主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幼儿在教师恰当的启迪下，非常容易地就掌握了“舞动的小鸟”的舞蹈基本技巧，同时还能进行自主创新，教师真正成为了幼儿学习的合作者、支持者。由此可见，音乐活动的游戏化不仅可以让教师教得轻松点，也增强了幼儿活动的兴趣，孩子们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感觉自己成了活动的主人。 1.2音乐活动中留给幼儿自主思维和表现空间，是培养幼儿自主性的重要环节在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留给幼儿自主思维的空间，还要激励幼儿把想到的东西表现出来，使幼儿的主动参与意识更为持久，主动参与的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如在音乐欣赏《蜗牛与黄鹂鸟》的活动中，在和幼儿一起分析了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后，教师没有把音乐所表现的内容固定在一个情节上，而是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创编故事情节，表现音乐的内涵，孩子们各抒己见，教师不时给予肯定、赞赏，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供幼儿参与，欣赏活动的气氛异常热烈，一些能力较强的幼儿还能把他们创设的情节改编成歌词，幼儿在这样一种自主氛围中，欣赏水平提高了，对音乐的理解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最后，教师把音乐本身所表达的内容告诉幼儿，并对照情节进一步分析了音乐的特点。幼儿的自主思维和积极参与、教师和幼儿的共同活动把音乐欣赏活动推向了高潮。又如在打击乐教学中，教师让孩子根据自己的能力需要自主地选择乐器，根据自己的意愿打出各种节奏，教师帮助幼儿把所表现的节奏记下来，并让全班幼儿尝试合奏，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成果被采纳，兴致颇高，主动参与意识更强了，由此可见，孩子们在音乐活动中任何有创造意味的表现都是他们自主参与活动的结果，教师不仅要为幼儿留出适当的“自主”空间，还要为他们创造的一些自主活动的条件，并激发他们积极参与活动的欲望。 2在美术活动中激发幼儿的自主性 2.1让幼儿在美术活动中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和权利美术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全面性和层次性的特点，能为幼儿进行自主活动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因此，在美术活动中，教师应根据幼儿年龄特点、能力发展需要，提供表现同一主题的多种材料，供幼儿自主选择。如：在美术活动“有趣的汽车”中，教师准备的可供幼儿粘、画、手工制作等材料和工具，幼儿在选择表现方式的时候会“量体裁衣”。这种根据幼儿兴趣爱好、发展类型提供难易积极程度不同的材料，为幼儿进行自主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满足了不同层次幼儿进行自主活动的需要。 2.2美术活动中的“对话”活动使幼儿能获得自主发展“对话”即师幼、幼儿与幼儿之间的相互交流，它是美术活动的灵魂。当选择了同一活动材料进行活动的幼儿一般是有共同或相似的兴趣爱好和发展需求。幼儿在与同伴的沟通中，学会共同生活、相互合作。在交往中幼儿可以从同伴那里获取自己所需的相关知识、经验。每一个孩子为了能够与同伴合作或是寻求同伴帮助，必须主动学习与同伴交流的技巧，在这一过程中，幼儿的个性、情感、行为习惯、交往能力以及相互适应性都逐步得到培养锻炼、提高。同时，在美术活动中，教师不再是传统意义面对全体幼儿进行倾泻知识的人，而成为幼儿活动中的合作者、支持者，教师和幼儿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了解每个幼儿的发展需求，并适时提供帮助，这种美术活动中的对话方式，促进了幼儿独立、自主的发展。 2.3引导幼儿在美术活动中自主探索和创新培养幼儿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最初的创造意识，是幼儿进行自主探索和创新的重要途径。为此，提供给幼儿可持续探索的环境和材料以及进行个别辅导是十分重要的。幼儿初步的创新是在操作实物的活动中萌芽的，也是在不断操作实物的活动中发展的。持续的操作活动是幼儿初步创造活动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术活动可为幼儿自主探索和创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如：在进行“美丽的房子”这个活动时，教师与幼儿及其家长一起首先对房子的种类、样式、结构、风格等通过上网查阅、看“VCD”、图片等已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了解。然后，再让幼儿利用丰富的操作材料；废旧纸盒、易拉罐、烟盒、矿泉水瓶等让幼儿搭建自己最喜爱的房子，并记录下来。幼儿兴趣盎然，在自主性的操作活动中，大胆地进行探索与创新，所画的内容丰富，形态各异，活动效果出乎想象。可见让幼儿能自主地进行活动，就是给予了幼儿探索创新的机会，就会激活他们潜在的“生命潜力”。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动接受学习，而是一种自主的、积极的、愉快地体验。 作者：杨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研究 但在培养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现实中，具有专业学科出身背景的音乐教师却更多关注的是学生音唱的准确性、音拍节奏的到位性；临摹范画、模仿制作手工是否精巧完美、像不像成为了美术教师评价作品的标准；“修长的身体线条，精湛的技术技巧，综合的舞蹈表现力”这是舞蹈教师的教学计划中所设定的几个最重要的教学目标。这种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准幼师或许在艺术技法方面得到了提高，但却以幼儿教师审美体验的丧失为代价。“审美体验包含了人对生活、对艺术的各种感官，包含了人丰富的情感和精神，包含了人对艺术的通感，所以它不是靠单纯的技法训练所能获得的”。现今教师将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价值重点，放在了对艺术技能的传授和训练上，而不注重审美体验的培养，就是抛弃了内在的艺术情感与人文性，忽略幼儿教师的实际感受与各种经验。很难想象没有审美体验的幼儿教师能教出具有创造能力和艺术想象的幼儿。这种技艺化为主的幼儿教师艺术技能价值目标给幼儿教师太多的框框和限制，也必将导致幼儿教师成为缺乏个性、程序化的幼儿教师。 一、从学习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学习。有效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不是日常层面的上课或教学，而是以激发幼儿教师学习愿望、促进学习能力、唤醒学习潜能为目标的并对其艺术实践、反思、变革能力的有效培养。当强调平面或立体的形象用点、线、面三要素进行概括；视觉形象用线条、固定的形式的搭配进行表达的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时，完全忽略“师法自然、气韵生动、立意中得心源”，如此“简单”的美，如此有程式规律的审美，使人不得不相信只要跟从一定的方法规则，美的真谛就可以被洞悉、被体悟。因而对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要求不再是通过色彩、线条等反映幼儿教师自身的情感和感想，不再是让幼儿教师通过内省感悟美的意义及价值后的艺术体验，而是一味地灌输单一技能技巧、使其传承一脉香火。这就造成艺术教育对幼儿教师来讲，不再是艺术观、语言形式和视觉思维方式的形成方式，而只是一个机体反应的习性。例如，简笔画中的鱼就是那几种固定形态的鱼，而熊也就永远是憨态可掬的咧嘴大笑的熊。其实，每个幼儿教师都是以一种个体的方式积累学习经验、实践学习方法，吸收价值观、形成习惯和进行批判反思，都有其自身生活实践印记下形成的特有的教学方式、教学风格，有效的艺术教育学习可以使幼儿教师在对艺术经验和自身理解的方式基础上加以个性化的塑造。若一名幼儿教师的画法、唱法、跳法固定成一种模式，其动作技能的反应也会成为习惯，一提笔、一运气都与之前的套路相同、方式一致，一旦想进行个性化的改变就需花掉一定或相当长的时间、精力。但若此单一方法再传授于幼儿时，艺术教育对幼儿来讲就不是培养具有批判意识、创造能力主体的有效途径，而是使其进行归顺和驯服的过程。 二、从幼儿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对于幼儿教师为什么要进行艺术教育，我们往往总是认为这是幼儿教师成长的必需。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在学校里往往被以高傲的术语谈论，而很多人完全无视它在幼儿的现实世界是如何被呈现的。这与对幼儿的生活知识缺乏关注是紧密联系的。在幼儿的地方艺术意味着什么？怎样通过艺术表达可能对于他人的痛苦艰辛或是快乐愉悦？这些问题的答案超出了培养幼儿教师技能，却是特别需要幼儿教师去探索的过程。实质上，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师专业完善与自我成长，它是促进幼儿艺术学习与发展的需要，是幼儿教师职业存在的价值与依据。然而，在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教学场域中，示范、讲解、反复纠正、先学谱后唱词，均是艺术教师常用的教学方法，也成为了幼儿教师今后教授幼儿的方法。幼儿教师艺术教育被局限于教幼儿唱唱、画画、跳跳，至于艺术的历史、评论、哲学、民族文化等内容几乎都被剔除在幼儿教师的艺术学习之外，教育内容设置的表浅与窄化，必将剥夺幼儿教师多维度学习艺术的机会。例如，民族文化内容的空缺，导致部分幼儿教师跳了无数的民族舞蹈后却不知为什么蒙古族会有耸肩，壮族会有凤凰掌、蚂拐舞等基本的艺术问题。不接触人类历史上优秀艺术作品的幼儿教师，是难以教幼儿感受艺术作品中丰富的人类思想感情的，也难以教幼儿学习和欣赏名师的优美形式及娴熟技巧。又如，在幼儿的手工教学活动中，幼儿教师通常是先临摹后点评，然而一幅作品的艺术效果不仅有造型、图案的有机组合所呈现出的特殊结构，还有作者蕴涵其中的独特意境。肢解地学习各部分结构不但造成幼儿对艺术作品整体感觉的把握，而且孤立部分也难以体现其原有的艺术价值。这种照搬科学教育、忽略艺术独特性的方式是用“肢解艺术的方式进行教学，把知识技能从它赖以生存的艺术情境中剥离出来，把艺术从它产生的各种文化环境中分离出来……这种脱离艺术整体情境所获得的技法上的掌握也只能是暂时的和肤浅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对于幼儿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幼儿教师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各种原理、方法促进幼儿的艺术学习而获得自我成长与完善，而且指向了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幼儿教师的帮助，使幼儿自己建造或构建他们的艺术世界，让他们通过自己与人、事、物及观念的直接经验进行探索，促进幼儿的主动学习。在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中如果不倾听幼儿真实的声音,不考虑幼儿的逻辑特性与学习需求，不管怎样的艺术教育，都不能使幼儿真正地受益。 三、从综合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作为幼儿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幼儿教师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是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因而现行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都开设有专们肩负着“涵养美感、陶冶心身、养成人格”之重任的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科目。然而，艺术自身的特点及幼儿园综合实践活动的特性表明：“要想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取得实验的成功，就必须摒弃传统的学科观念和教学方式，拆除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屏障，站在课程的高度，以音乐、美术等艺术性较强的学科为龙头，将各学科中与艺术有关的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充分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自身的特点”，让幼儿教师在综合艺术中学习艺术。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综合性体现在培养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的设计等各个层面，绝不是艺术教育的学科知识与技能的量的简单叠加。它蕴涵的愉悦性、人文性、游戏性是分科艺术教学所不可比拟的。如《寻找七星瓢虫》是从美工角度切入，用创意手工的方式将小动物的形态特征展现出来。在整个艺术活动中，幼儿教师可用低沉、悲哀的音乐表现树妈妈被虫咬的痛苦与无奈；用绘画将生动可爱的瓢虫宝宝“真实”展现，以便幼儿目测与点数瓢虫宝宝背上的斑点；用欢乐明快的舞蹈表现树妈妈身上的蚜虫被七星瓢虫全部吃掉后开心愉悦的情景。又如，有的幼儿教师面对幼儿的乱写乱画表现得“惊慌失措”，他们会对幼儿的画进行更正、指责和劝导，甚至会亲自示范什么是“正确”的画。因为单纯的美术教学活动中没有时间和机会倾听幼儿内心的声音。但在综合化的艺术实践教学中，艺术教育已与幼儿园其他领域的学习融为一体，我们不仅容许幼儿自由发展艺术，而且关注其艺术作品背后所呈现的与幼儿身心发展紧密相关的健康、生命力、强健、柔软、快乐、生动等意义。因而，在综合化的幼儿教师艺术实践教学中，美术、戏剧、音乐、舞蹈、媒体艺术之间的有意识强化及艺术学科与非艺术学科之间的融合，通过主题式或网络式或综合式或单元式的艺术活动设计，将艺术过程中的感知欣赏、体验创新、反思积累各环节与幼儿教师的其他能力沟通，使幼儿教师人文素养得以提高的同时发展其艺术能力。 作者：赵海燕 单位：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园艺术教育状况及措施 作者：蔡兆梅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 一、甘肃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现状 近年来，甘肃省幼儿园艺术教育在大城市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甘肃省保育院为代表的幼儿园在幼儿艺术教育方面为地方幼儿园开展幼儿艺术教育树立了榜样。但是，甘肃省地处西北边陲，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整体而言学前教育比较滞后，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发展就更加滞后，尤其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由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幼儿园办学条件很差，幼儿入园率极低，幼儿园艺术教育举步维艰。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学前艺术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而甘肃省幼儿园艺术教育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幼儿园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形式令人堪忧。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幼儿园艺术教育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从幼儿园教师的年龄、学历层次，对艺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切入，分析探究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并提出改善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措施和实施策略。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是全国31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也是西藏之外的10个藏族自治州之一。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东连秦陇，西接雪域，南邻天府，北与宁夏接壤。历史上是中原地区通往青、藏及川北的交通要道。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甘南州在内地与藏区之间起着承接过渡的作用，是“藏族现代化的跳板”［2］。甘南州成立于1953年，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现辖7县1市。全州有藏、汉、回、蒙、土、撒拉、保安、东乡等24个民族，总人口68．01万人，其中藏族36．7万人，占总人口的54％。这里高寒缺氧，境内海拔多在3　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4℃，其中夏季平均气温8－14℃［3］。 甘南州共9所公办幼儿园，分别为夏河拉卜楞幼儿园、玛曲县中心幼儿园、碌曲县中心幼儿园、卓尼县幼儿园、迭部县幼儿园、临潭县幼儿园、舟曲县幼儿园、甘南州中心幼儿园和甘南州军分区八一幼儿园。在编在岗专任教师或带班教师（不包括保育员和勤杂人员）共116名，其中：艺术类教师8名，仅占教师总数的7％。调查数据显示：1．民族地区幼儿园师资构成还是以汉族居多，少数民族师资特征不明显。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中，幼儿教师主要由汉族、藏族等民族构成，其中汉族占51％，藏族占41％，其他少数民族教师所占比例均不足10％。2．懂汉语和本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师人数较少。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116名教师中，懂双语的教师仅25人，占教师总数的22％。3．幼儿园艺术教师奇缺。例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中对艺术类知识（包括音乐、舞蹈、美术、手工）非常了解的幼儿教师只有14人仅占12％，60％的教师对艺术类知识很不了解。调查中有81％的教师认为，幼儿教师最基本的专业素质应该是掌握一门艺术类知识，但是由于条件所限民族地区幼儿园缺少的正是这方面的幼儿艺术教师。 二、甘肃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我省是典型的多民族居住地区，随着各民族频繁的交流和融合，民族艺术的单一性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多样化本应是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强项，但交通的不便和经济基础欠发达，造成了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 1．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管理体制不规范。在我国学前教育也是基础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之一，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政府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政策，政府的保障机制与幼儿教育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学前教育既然是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办好幼儿教育应该也是政府的职责之一。据调查了解：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大都没有被纳入义务教育的保障体系。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学前教育没有专项投入，对学前艺术教育的投入几乎没有，只能做到保障教师的工资和适当改善硬件这两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忙于“普九”，把主要的时间、财力和物力投入到义务教育，对学前教育做得不够，广大农村和民族地区的学前艺术教育没有得到重视，政府主管部门对学前艺术教育没有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与经费上的支持。 2．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师资匮乏、人才难留。我省少数民族居住地一般为山大沟深、地形复杂、自然条件较恶劣的偏远山区，交通的不便和艰苦的居住环境，使幼儿园艺术教师难以引进或留住。如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116名教师中，学前和中师艺术专业毕业教师只有8人，仅占教师总数的6．9％。 3．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的形式单一、方法简单。《纲要》中指出：“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幼儿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并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1］。根据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幼儿园在艺术教育活动过程的调查（《甘南州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状况的调研》），甘南州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中采用的教学方法还是以观摩活动为主［5］。观摩活动具有能够结合本地幼儿园实际的特点，同时便于实践操作，但观摩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只是一种简单的临摹，对提高幼儿艺术素质、开发幼儿音乐潜能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 4．幼儿园艺术教育设施简陋、场地奇缺。调查发现，幼儿园艺术教育基础设施简陋、缺乏开展艺术教育活动场地在民族地区幼儿园已成普遍现象，甘南州幼儿园生均占地面积只有5．5平米，远小于13平米的国家最低标准，有些幼儿园生均占地面积仅有2．3平米，普遍缺乏室外活动场所和活动设备，园舍的空间结构、防震、采光和通风条件也不符合要求。9所公办幼儿园中只有一所幼儿园有专门的音乐房、舞蹈室和多功能活动室。幼儿园艺术教育的目标是帮助每个幼儿建造一个美好精神家园、和谐的精神境界，让幼儿在获得精神满足和审美愉悦的同时促进其完整的人格形成，因此，只有完备的艺术教育设施，才是提升幼儿的审美敏感性和审美情趣的前提。 5．幼儿园艺术教育质量不高，缺乏民族特色。首先，幼儿园艺术教育小学化倾向明显。大部分幼儿园在音乐教学活动中，一架脚踏琴、一本教科书成为音乐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课堂上是简单的你问我答，我教你唱，教育方法大都是传统的灌输式，忽略了音乐艺术对幼儿审美情趣培养的重要性。其次，幼儿园环境的创设能力相对较弱。幼儿园的环境也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承担着对幼儿审美情趣的教育任务。而民族地区大部分幼儿园只是把环境创设当成了幼儿园简单的区别小学的一个标志，在墙上画一些画、贴一些图片、写一些彩色的字，从此就不会更换，没有将幼儿园的环境与幼儿艺术教育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教学的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将环境利用起来。最后，幼儿园艺术教育缺乏民族性。少数民族地区本身具有文化优势，有丰富的本民族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可是幼儿园在艺术教学活动中很少涉及到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和特色，对于乡土知识以及乡土的材料的利用性较低。#p#分页标题#e# 三、改善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措施和实施策略 2010年11月21日，《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提出10条意见，要求把发展学前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其中第三条意见强调要多种途径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热爱儿童、业务精良、结构合理的幼儿教师队伍［6］。因此，民族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要以此为契机，加快幼儿园艺术教育教师建设步伐，尽快建设一支业务精良、作风过硬、安心从事幼儿艺术教育的教师队伍。 1．建立学前艺术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建立学前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逐年加大对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列入各级财政的年度预算，保证公办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正常运转及教职工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要从地方财政自筹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支持学前艺术教育。学前艺术教育的经费要随事业发展和教育经费的增长而逐步增长，做到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沉淀、截留和挪用。 2．结合本地民族特色的实际，确定合理的生师比。核定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健全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严把入口关；大幅提高该区幼儿教师，尤其是幼儿艺术教师的福利待遇，着力解决当前高素质幼儿艺术教师“招不来、留不住”的难题。 3．教育主管部门要信任幼儿园的管理能力，放手让幼儿园管理者到有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招聘具备条件的优秀毕业生充实幼儿教师队伍。针对民族地区幼儿教师初始学历低、专业不对口、艺术素养质差的特点，制定措施，安排教师到相关大专院校培训或学习学前教育专业及艺术理论知识，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水平。 4．因地制宜，采取定向委托培养的方式，大力培养本地区热爱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年轻人。本地区热爱幼儿艺术教育事业的年青人熟悉当地自然条件、熟知当地学前教育现状，渴求学前艺术教育理论知识，毕业后回到家乡能安心从事学前教育事业。 5．鼓励幼儿园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研讨。聘请幼儿园艺术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讲学，开展不同层次的研讨交流活动，开阔教师视野，提升教师专业水平。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幼儿艺术教育应以引进和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为出发点，以深化师资管理制度改革为动力，坚持优化结构、强化激励、提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方针，尽早建立起一支素质良好、富有活力、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的幼儿艺术师资队伍。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发展艺术教育论文 一、幼儿艺术教育现状 （一）重知识技能，忽视幼儿潜能开发 幼儿艺术教育的实质是借助艺术手法的表现形式，实现精神世界自由发展，让幼儿的创造潜能走向现实，但是由于多数教师习惯了“教师教，幼儿学”的教学模式，习惯了惯有的规范标准，导致画画教学成为了临摹练习的课堂，音乐活动演变成了重复的发音训练，舞蹈教学则整天压腿、劈叉，成了枯燥的基本功训练，在幼儿教师权威至上的引导下，幼儿逐渐丧失了自己探索、感知和自我表现的机会，他们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只能被动的记忆和训练老师分派的各种任务，整个艺术教学成为了固定的套路，机械、规范、模仿，成为了幼儿艺术教育的主题。幼儿的灵性和创造性渐渐消失。 （二）重艺术教育结果，轻视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贯穿幼儿艺术教育的始终，它对人格的培养、境界的提升以及生活质量的打造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中，许多幼儿教师日常教学中，轻视日积月累的积淀，而是改为片面的追求艺术教育结果，把主要精力放在幼儿学了哪些歌曲？绘画线条是否横平竖直？舞蹈步伐是否优美等，为了突出自己的教学效果，一些幼儿教师在日常的汇演比赛中，不惜搞突击战术，让幼儿在翻来覆去的训练同一个舞蹈，幼儿在舞台上机械地唱着、跳着，脸上挂着成人设计的“笑容”，虽然比赛后幼儿得了一些奖赏，但这种作法完全与艺术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幼儿从中体会到的不是美感的享受，而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厌倦，造成了艺术技能训练和艺术情感的培养之间彼此冲突。 二、幼儿艺术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一）幼儿艺术教育存在功利化 幼儿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导致了艺术教育的功利心太浓，从而扭曲了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取向，为了迎合家长或幼儿园的教学目标，他们往往将自然愉悦、温馨情感和非功利化的审美活动异化，用漂亮的艺术外衣将幼儿进行包装，甚至借此进行大赚钱财的商业行为，至于幼儿的艺术引导、艺术教育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各种功利化的目的，掩盖了艺术教育的正确原则。 （二）幼儿教师艺术教育观念落后 有些幼儿教师固守着陈旧的艺术教育观念，不能正确地引导幼儿艺术的审美教育观，也缺乏主动发展幼儿个性的积极性，部分教师看来，幼儿艺术教育只是简单的学几首歌，画几张画，跳几个民族舞等，至于艺术教育能环节生存压力、增强对美的发现、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发展等作用，教师往往认识不到，结果耽误了幼儿的艺术发展之路。 三、幼儿艺术教育发展思路 （一）正视幼儿发展，赏识幼儿创造 幼儿天生就有艺术天赋，比如听着音乐节奏舞动身体、拿着画笔画出正在做饭的妈妈。可以说，他们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艺术活动，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只需要能保持一颗完整的童心，去赏识幼儿的行为，理解幼儿的表现方式，鼓励幼儿用手中的画笔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分享他们自由发挥、自由创造时地快乐，只有这样，幼儿教师才能真正走出艺术教育的困惑，以正视幼儿个体发展为基础，引领幼儿走上真正的艺术之路。 （二）明确个体差异，给与适当的引导 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幼儿教师应该面向全体幼儿，让他们都能得到艺术的熏陶。同时，对于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开发他们的潜能，避免单纯重视知识技能或艺术教育的结果，而忽视幼儿的情感体验和态度倾向，摒弃那种不分有无艺术天赋，而强迫所有幼儿都要接受同一项艺术技能的训练的盲目做法，激发幼儿从艺术教育中，主动感受美、表现美的情感发展，丰富幼儿的审美情趣，让他们真正体会艺术教育的真实魅力。 （三）培养艺术感知，创设审美空间 “人须具备音乐的耳朵，艺术的眼睛”。马克思这句名言充分说明了艺术感知力的重要性，审美感知力是艺术欣赏、艺术创造的前提和基础，它需要在生活实践的土壤中慢慢积淀培养。因此，幼儿园和幼儿教育工作者应该给幼儿创设一个宽松平等，自由愉快的精神环境，大胆发挥幼儿的个性，引导幼儿参与三位空间环境的创设，有意识地提升幼儿视觉感知能力，另外要加强不同风格的中外名曲、不同内容的童话故事播放，刺激幼儿的听力感知能力，只有将幼儿长期置身于这种艺术气氛浓厚的空间，他们的审美感知能力才会水涨船高，得到更好的发展，在行动上，幼儿教师要鼓励幼儿敢于尝试，努力创新的意识，也可带领幼儿走出幼儿园，感受大自然和真实的社会环境，让他们在亲眼看、亲耳听、亲自说的活动中，有效发展审美感知能力，体验社会实践能力。 四、小结 总之，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幼教工作者应该摒弃传统落后的艺术教育模式，坚持以“幼儿为本”的教育理念，引导幼儿融入生活，感受艺术教育的魅力，同时还要注意借鉴现代开放型的教学模式，使幼儿教育呈现多元化的教育功能，实现艺术教育促进幼儿形成健全人格的美育功能。 作者：赵丽芳单位：辽宁省喀左县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园民间艺术教育的实践 一、精选教材，建构课程 首先以新的教育理念对这些教材和已有研究成果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价值分析和筛选。二是以民俗、节日活动为线索，挖掘其中的教育因素。将节日来历故事、民俗娱乐活动等引入教育教学，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三是通过对民间艺术用品商店、南通民间艺术馆等的实地调查、参观，开发了一系列民间工艺、社会文化的教学内容，如“蓝印花布”“音响风筝”和美丽的“刺绣”等。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本园的民间艺术教育内容体系，主要包括民间美术类，像剪纸、扎染、刺绣、编织、花灯等；民间音乐类，像海门山歌、民间歌谣及音乐游戏、民间乐器等；民间文学类，像海门童谣、民间故事等。 二、大胆探索，形式多样 1.设置民间艺术特色的区域活动。 手工坊、编织坊、剪纸坊、扎染坊、泥塑坊等系列区域，为幼儿提供了活动和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和条件。幼儿在与材料的积极互动中，用不同的方式演绎了自己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与认识，表达了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的感受。 （1）手工创意坊：刺绣、扎花灯、扎风筝、纳鞋垫、扎扫帚、压帘子等。陶行知先生曾说“：在社会的伟大学校里，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幼儿园请来扎花灯艺人，扎扫帚、压帘子的师傅，问这些老艺人学习扎、剪、编等各种技能。一只只生动形象的花灯、一把把淳朴的扫帚、一卷卷精美的帘子、一双双喜人的鞋垫作品现身了。 （2）编织坊：编织蛋袋、渔网、草鞋、芭蕉扇、麦秸粘贴、稻草创意造型等。在欣赏具有农家特色画面的基础上，让幼儿用麦秸等自然物进行粘贴，如挑谷子、插秧，农家小屋；用剪、折、捆、扎等多种技能编织出造型各异的小动物，在实践中发现和感受民族游戏的魅力，提高审美情趣。真正验证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句话———“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 （3）有趣的陶艺坊：漂亮的小茶壶、简洁的笔筒、瓶子、瓦片画等。用颜料在瓶子上作画，用鲜艳的色彩在瓦片上装饰，更是孩子们百玩不厌的创意游戏。孩子们在尽情“玩耍”中领悟了传统艺术的魅力。 （4）剪纸坊:剪窗花、剪雪花、剪小动物等。剪纸是一种实用性强、表现力丰富、流行最为广泛的民间艺术。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各种剪法：镂空法、二方连续法、重叠累加法等。利用这种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和生活情趣、流行最为广泛的民间艺术来培养孩子们的审美情趣，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让他们变得“心灵手巧”。 2.专门性教育活动与渗透性教育活动相结合。 专门的教育活动是指由教师组织的集体的全班或小组的学习活动，是幼儿园实施民间艺术教育的基本途径。幼儿园以主题教学和区域活动相结合，园内教学和园外实践相结合，集体活动和小组活动相结合，幼儿园活动和亲子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展现。充分利用幼儿园的环境资源，注重发挥环境对幼儿情感和认知上的熏陶作用，将民间艺术教育渗透到幼儿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晨间接待时，播放朗朗上口的民间童谣，写春联，剪窗花，猜灯谜；自由活动时间，在活动区开展民间艺术创造活动，如民间服饰秀、种子粘贴、编织渔网、纳鞋垫、挑花棒等；餐后散步时，带幼儿欣赏园内壁画和民间艺术手工作品；午睡起床时，讲述民间故事；离园活动时，欣赏民间音乐、海门山歌等。 作者：张红梅单位：海门市实验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民间艺术在幼儿教育中的意义 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渗透民间艺术，可以使孩子们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教育的熏陶，比如通过欣赏皮影戏，不仅可以激发幼儿的艺术兴趣，还可以让他们体会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精神；通过欣赏地方民歌，可以激发幼儿对家乡的热爱之情；通过学习传统的礼仪习俗，可以培养幼儿良好的精神品质和积极的情感。有利于幼儿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儿童在能够满足自身生理及安全需求后，他们就会转而希望获得归属感，希望能够融入到团队中去，并且能和团队中的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因此，在幼儿艺术教育中融入民间艺术资源，可以逐渐培养起孩子们的民族归属感，对儿童进行民间艺术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就会把这种民族精神不断地内化于儿童的血液中，这恰恰满足了他们渴望归属的需求。在艺术教育中，幼儿教育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游戏和情景表演，通过这些方式，幼儿就能很自然地与他人建立起伙伴关系，并逐渐养成谦让、合作、遵规守纪等良好的社会行为。 民间艺术资源应用于幼儿艺术教育的策略 虽然我国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的应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还存在诸如从事民间艺术资源运用的教师自身民间艺术素养缺乏，缺乏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教学选取的内容较为狭窄贫乏，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不能与其他领域的活动有机融合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措施，以促进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的更有效的应用。 （一）加强师资培训幼儿教师不单是挖掘民间艺术资源的践行者，还需要从浩瀚的艺术海洋中选择恰当的内容来进行幼儿艺术教育，并最终实施这一活动，所以，必须提高幼儿教师的民间艺术素养，这也是幼儿艺术教育中应用民间艺术能否达致高效的关键所在。对幼儿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是提高幼儿教师民间艺术素养的有效途径。其专业培训包括两个方面：园外培训与园本培训。园外培训，应组织教师立足本土，深入调研，参加民间艺术专家讲座和教育交流活动，使其能对本土民间艺术有充分的了解，以提高其认知水平，拓展其视野。园本培训，可聘请专家来园指导，然后组织本园的幼儿教师参加民间艺术创作观摩，也可以组织科研活动等，以提高全体幼儿教师的艺术素质。通过这种专业化的培训，幼儿教师的民间艺术修养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从而也就可以提高他们运用民间艺术资源的能力。 （二）科学选取民间艺术素材努力挖掘民间艺术资源，是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有效应用民间艺术的基础，可是并非所有的民间艺术都适合幼儿艺术教育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对民间艺术有所择取，并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身心需要等进行必要的加工，使之符合幼儿的审美观和兴趣爱好。教师选择的教学内容一定要尽可能地贴近幼儿的生活，健康积极向上，应既可以培养幼儿的审美价值，还能够陶冶幼儿的情操。 （三）采取多种教学形式教学方式过于单一，对幼儿多角度地感受民间艺术是十分不利的，这样他们就很难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民间艺术，所以，丰富的教学方式，是提高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之一。丰富幼儿本土民间艺术教育主题性活动。幼儿园的主题活动指的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围绕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而组织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这种活动可以突破学科的界限，以固定的主题，把所有的学习内容有机地联合在一起并展开活动。这一活动首先考虑的就是幼儿的爱好需求，活动要紧密地与生活中各种新鲜的内容结合起来，目的是让幼儿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主动地进行探索与学习，从而获得有价值的体验。在组织主题式活动时，选择的内容和方法都必须以预定的主题为中心，活动的每一个部分都要为主题服务，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把民间艺术应用于幼儿艺术教育中时，民间艺术就是基础，因此，可以把有关联的同一个类型或者内容的民间艺术划分为若干主题来组织活动。每一个类型就是一个主题，在教学中要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活动。主题活动还可以划分为周主题和月主题，教师可以按照具体情况来建立活动网络。随着活动的进行，这个主题网络就像一棵成长中的树一样，会越来越茂盛。当然，随着主题活动的越来越丰富，这个主题也要不断地进行修正，这样活动才会越来越深入，学生从中得到的关于民间艺术的体验也才会越来越丰富。陶冶渗透式活动。陶冶渗透式活动指的是，在除了幼儿园专门设置的教学活动之余的其他活动中渗透民间艺术。也就是说，除了正常的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外，还要在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民间艺术，比如幼儿生活学习的环境、平常的游戏乃至吃饭、睡觉等等。具体而言，陶冶渗透式活动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在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中渗透民间艺术。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主要包括室内活动场所，室外活动场所，活动需要的设备以及材料，室内外布置等，这些物质文化环境能够对幼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2］通过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渗透民间艺术，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在幼儿园的公共场所渗透民间艺术，如室外活动场所、墙面、走廊、宣传窗等；在幼儿园的班级物质文化环境中渗透民间艺术，如设计具有民族特色的墙报，有艺术特色的班级活动角等。另外，教师还可以设定一个特定的民间艺术主题，发动幼儿共同营造班级文化，这样不但可以引起幼儿对民间艺术的浓厚兴趣，还可以促使幼儿积极地去了解民间艺术。第二，在幼儿每天的生活当中渗透民间艺术。可以在幼儿每天的生活中渗透民间艺术，比如说在幼儿入园的时间段内播放民间童谣，让幼儿欣赏民间音乐，如《吉祥三宝》、《茉莉花》等；在做早操的时间段内播放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欢快活泼的舞蹈音乐，既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增强幼儿的节奏感；在就餐之前播放一些民间故事或者儿歌，不但可以增加幼儿对民间文学的了解，还能逐渐改善幼儿的一些不良习惯。第三，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在现代幼儿教育中，游戏是幼儿最有兴致的活动形式，也是幼儿教育常用的教学方式。通过游戏，不但能够使幼儿愉悦心情，同时还能丰富幼儿的情感，并对幼儿进行教育，所以，幼儿教师一定要重视游戏的功能，并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的因素。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不但能够让幼儿在轻松的游戏中获得民间艺术知识，体验民间艺术的丰富内容，还可以借助民间艺术增加幼儿游戏的内容，比如，可以组织小朋友参与当地的特色游戏活动，诸如摔跤、当地舞蹈、戏曲等，从而使他们在游戏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民间艺术的影响。 幼儿教育机构运用民间艺术的建议 （一）构建适合当地需求的教学体系幼儿教育机构应根据国家《纲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整合当地的艺术资源，构建有特色的，适合幼儿发展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结合实际，整合当地民间艺术资源。要对当地的民间艺术资源进行调研，努力争取当地教育部门和社会的支持，组建一支民间艺术展演的队伍，并充分利用当地文化站等文化物质资源，建立可供幼儿展演的艺术基地。与此同时，还应尽量争取家长和社会人士的支持，使其对幼儿教育机构的艺术教育采取支持态度，比如可以在表演期间邀请家长前来观看，这既能使幼儿的艺术成长得到家长的支持，同时也间接弘扬了民间艺术在当地的影响力。构建适合幼儿发展的民间艺术教育课程。第一，构建课程的目标体系和内容体系，应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素质，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3］教育目标不仅要包括艺术趣味、审美、创造等技能目标，还要包涵道德、知识个性等发展目标。第二，构建适应的内容体系。在结合当地民间艺术资源和幼儿身心素质发展的基础上，应设定一定的课程内容，以涵盖民间文学、美术、音乐、游戏以及民俗节假日等，使幼儿的民间艺术教育课程既切合当地和本教育机构的实际，又能贴近幼儿的生活，以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比如蒙古族的幼儿教育机构，可以组织小朋友参加每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让他们亲身感受传统的民间节日的气氛，并在参加之后，结合课程内容，加深幼儿对此的理解。第三，构建民间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体系。不同的幼儿教育结构应该结合自身机构和幼儿的生活经验，创造性地设计出系列活动内容，包括活动可行性的评估、内容、目标（系列、单个目标）、资源信息的收集、活动的具体设计、具体的组织步骤等。 （二）加强民间艺术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具体而言，就是园本课程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幼儿机构可以采取与幼儿教育专家合作的方式，共同制定一份园本课程开发计划，及时对教师进行指导。首先就是动员广大教师从事科研，因地制宜地从事教学研究。可以对教师先进行一定的培训，比如思想认识、本地民间艺术知识、科学科研的方法等等，使他们对研究的目标和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能主动参与到园本课程的开发中来，并主动参与本土民间艺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其次就是开展实践活动，建立家庭、社会、幼儿园之间的合作关系，邀请家长以及社会人士参与课程研究过程，比如可建立多方合作监督机制，组织幼儿参观当地的民间艺术演出和表演，邀请当地民间艺人来学校表演讲解等等；再次，建立对外合作机制，和其他本地以及外地优秀的幼儿教育机构联合建立资源数据库，循环共享幼儿艺术教育成果，可以采取定期和本地幼儿园进行合作交流的方式，比如共同汇报演出等。民间艺术博大精深，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面对当前素质教育日益高涨的呼声以及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幼儿教育工作者应该提升自己的民间艺术素养，变革创新教学方法，为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邹荣华单位：衢州学院艺术系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问题讨论 一、幼儿艺术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化,幼儿音乐、美术、舞蹈、表演等越来越受到社会、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正在进行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而幼教改革是这一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6月7日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推出不仅是我国幼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给当前幼儿艺术教育指明了科学的发展方向[1]。《纲要》中艺术领域的基本精神是向传统的艺术教育挑战,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艺术教育理念,并要求在新理念的指导下,实施新型的、科学型的艺术教育[2]。 《纲要》实施以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幼儿艺术教育已成为对幼儿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其社会地位也不断上升。然而,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孩子们真的从幼儿园艺术活动和所参加的艺术兴趣班中感受到了艺术之美?据调查,儿童艺术教育现状令人堪忧,在儿童艺术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诸如,儿童艺术教育非艺术化、专业化、成人化、时装化、尖子化和庸俗化等[3]。 随着《纲要》的颁布与落实,我们应对照《纲要》精神反思当前幼儿艺术教育的种种弊端,寻求更合理、更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幼儿艺术教育途径,让孩子真正从艺术活动中受益。 二、《纲要》艺术领域的主要精神解读 《纲要》中艺术领域的基本思想和原则要求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幼儿艺术教育的主要精神如下: (一)以培养幼儿审美愉悦为艺术教育目标 人类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是通过艺术最集中、最典型、最强烈地表现出来[4]。《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能初步感受并喜欢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幼儿艺术教育目标是培养幼儿审美愉悦,目标层次依次为感受美、发现美和创造性地表现美。 感受美:艺术能启迪和深化幼儿对美的感受能力。感受是美感的基础,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幼儿的美感多处于直观感受水平,具有形象性和功能性的特点。引导幼儿欣赏艺术作品应与幼儿的知识、经验和心理发展特点相应适。他们喜欢贴近自己生活、色彩鲜艳、画面清晰、生动活泼的艺术品。 发现美:通过艺术活动帮助幼儿发现美。美是艺术的特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人都有一种喜好美好事物的欲望。大千世界处处皆美,当我们面对美丽的大自然,面对社会中真、善、美的事物,面对优美的艺术作品,一种愉悦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美感。幼儿发现美的事物多半依赖于客观事物本身的鲜明特征,缺乏自觉性。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他们通过探索和学习自觉发现美的能力。如发现春天之美、发现蚂蚁搬家之趣味、发现一叶知秋之神奇等。创造性的表现美:通过艺术活动表现心灵美、自然美,创造美的形象。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幼儿的图画、咏唱、各种形体表演都充溢着童真之美。他们不拘一格的绘画、自编的歌词、兴高采烈的手舞足蹈都是富有个性的新创意。这些稚嫩而新颖的创造性表现需要教师以真诚、喜悦之心去发现、去接纳、去欣赏,更需要引导他们不断的创新[5]。 总之,幼儿艺术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幼儿萌发美的情感,并使幼儿的美感和认识得到深化和发展,能使幼儿通过艺术活动具体感知和认识美的形态,并通过艺术活动具有初步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愿望,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的思想品质和性格,陶冶幼儿的情操,激发幼儿积极向上和善良美好的心理品质,从而为幼儿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以贴近幼儿生活走进自然为艺术教育内容 《纲要》指出:“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他活动。”幼儿艺术教育是自然的艺术教育,《纲要》中多处指出,教师要引导孩子去接触发现生活中、大自然中的人、事、物。 孩子的感知来源于生活,幼儿艺术教育的内容也应该源于生活。艺术教育活动把日常生活和幼儿真实的生存环境作为艺术学习的最初起点,艺术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过日常生活和艺术的连接,汲取和扩展艺术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在不断提高艺术能力的情况下反过来用艺术的眼光观察生活,用艺术的形式表现生活[6]。 自然是艺术的源泉。儿童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幼儿的心灵很少受世俗的熏染,他们更容易与大自然的生灵沟通融合,充分感受大自然中一切鲜活的生命。自然能帮助幼儿感受色彩的鲜明;自然能帮助幼儿感受音乐的节奏,如树林的里小鸟鸣叫声,小河边哗哗的流水声.大自然的声音就这样不知不觉在幼儿心中回响,使幼儿自然而然地感受自然的节奏、韵律[7]。因此,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应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让幼儿在自然中感受美、发现美。 (三)以幼儿喜欢的方式作为艺术教育组织方式 《纲要》的要求中指出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乐趣。”“幼儿的创作过程作品是他们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情感的重要方式,应支持幼儿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表达,克服过分强调技能技巧和标准化要求的偏向。”幼儿在喜欢参加艺术活动的前提下能够大胆且不受拘束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体验,这需要教师组织的艺术活动具有宽容性,能够接纳各种不同智力水平的儿童,给他们提供表现自我的、发挥所能的均等机会,尊重幼儿的个别差异,接纳不同水平,不要横向比较,对所有儿童都提供一视同仁的爱心,不歧视,也不限制,让幼儿能够在轻松愉快、有自由表达机会的情景中进行艺术活动。 (四)以促进幼儿发展的评价为艺术教育评价目的 《纲要》明确指出评价是“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在此我们能看到一个根本的变化,即评价的功能由侧重甄别转向侧重发展,评价的发展性功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不是为评价而评价,而是为了教育而评价,强调评价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诊断和改进教育,促进教育活动参与者(包括教师、幼儿、家长)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8]。也就是说,幼儿园评价绝非用于筛选、排队,更不是用于给幼儿贴标签,伤害他们的自尊和自信,给他们的成长蒙上阴影。幼儿艺术教育评价要为幼儿的终身学习、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幼儿发展评价既要关注幼儿的知识技能的获得,更要关注幼儿的学习兴趣、情感体验、沟通能力的发展;幼儿发展评价不仅要关注幼儿目前的发展,同时也要注重分析过去,预期未来,注重发现和挖掘幼儿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幼儿发展中的需要。 三、当前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幼儿艺术教育观念存在的问题 教育改革,观念先行。很大一部分幼儿园教师、家长的幼儿艺术教育观念属于“学艺术就是要成名成家”“学艺术就是要让孩子画出最好看的画,唱出最好听的歌”“让孩子现在多学一点以后就会轻松一些”之类。其实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应以幼儿为本,强调幼儿在艺术活动中的主动性,强调幼儿艺术教育对幼儿自身的影响作用以及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其功能并非单纯的技能训练和表演。这是都是教育者必须深入领会并在实施中深入贯彻的基本理念。如果不能树立这种新观念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别的孩子都上了艺术班,我的孩子也要上,不能落后于别人。”“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多学一点技能性的东西能够在社会上立足。”这些家长或者由于盲目跟风,或者望子成龙心切,或者出于现实的压力而让孩子选择了艺术学习,然而这些错误的观念将导致家长过分关注孩子学习的结果而忽略孩子在艺术学习中的审美情感和体验的获得。“我现在已经有4家连锁幼儿园了,我的目标是把幼儿园办成像肯德基、麦当劳一样的连锁管理的企业,这样的规范管理,赢利肯定没问题。”“我不管教师通过什么途径(来开展艺术活动),只要教师排的节目在能在汇报演出上得奖。”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连锁幼儿园的董事长在谈到办园理念及对艺术教育活动的看法时提到的。 通过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人们在幼儿艺术教育观念上存在偏差,滞后于《纲要》中艺术教育新观念。不属于九年义务教育范围的幼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些老板、投资者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成了满足家长“望子成龙”的途径。更有甚者,一家省级示范幼儿园竟然引进了国外企业管理体系ISO90001国际质量认证,且引以为荣,老师的一切行为被高科技摄像头监控。我们的幼儿园成了企业流水线管理的工厂,幼儿在这样的工厂中就成了流水线中生产出来的产品。 (二)幼儿艺术教育目标确立与实现存在的问题 教育目标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构成教育活动的第一要素和前提,它决定着教学发展的方向[9]。在目前的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教育目标在确立与实现时存在缺失审美体验、凸显功利性等方面的问题。 1、缺失审美体验。幼儿艺术教育应该是“审美”的,幼儿艺术教育还应是“快乐”的,应让幼儿与音乐、美术等艺术活动一同游戏,大胆创造,获得应有的自我愉悦与审美享受。过于刻板和理性的艺术知识学习是很不足取的[10]。有一部分教师意识到在幼儿艺术教育中应该重视审美体验。然而,教师处在幼教的传统观念与现念的矛盾中,不能很好地把握审美目标的实现。在教师的观念中依然认为孩子必须要学习关于艺术的知识,为了知识甚至可以忽略了孩子在活动中的审美体验与感受,让幼儿掌握复杂的乐理知识。随着《纲要》的实施幼儿园教师的观念上有所转变,行动上却放不开,目标的确立与实现之间存在偏差,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依然注重知识传授,对艺术审美目标的把握不够。 2、凸显功利性。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是整个幼儿艺术教育的价值取向所在[10]。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应突出情感、兴趣、态度、个性等方面的价值取向,着眼于培养终身学习的基础和动力。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依托各种艺术活动和活动的各个环节来实现。然而许多幼儿园在实现目标时存在功利化的倾向,偏离了《纲要》中提出的价值取向,不是为了幼儿的终身可持续发展,而是为了迎合家长的要求,为了幼儿园自身的利益。离六·一儿童节越来越近的同时,教师和幼儿不是沉浸在节日即将到来的喜悦中,而是越来越忙了,几乎每个幼儿园都将这个节日视为展示幼儿园艺术教育“成果”的机会。他们以汇报演出这样的方式来庆祝儿童节。为了这台演出,幼儿园一般都提前一个月甚至更久开始排练,在最后一周里几乎是全天停课来进行节目排练,为的是能够让家长、让社会各界人士看到幼儿园的孩子多才多艺,看到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成功。似乎有了这种最好的广告,生源也就随之而来。尽管教师非常清楚艺术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幼儿的艺术兴趣和艺术素养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技能技巧,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达成后者。因为竞争太激烈,生源很重要。教师在家长们的要求下只好“努力教学”让孩子们能在汇报演出时有让家长满意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只要家长满意,生源就会稳定。 儿童发展的自主性,要求我们高度尊重儿童,遵循他们身心发展的内在本质,而不是用成人的世界,用成人的眼光去过滤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被迫服从。用成人的要求来约束儿童,是对儿童的最大犯罪,是对人性的犯罪。在这方面18世纪的教育家卢梭早给我们以启蒙:“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儿童是有他们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11]。” (三)幼儿艺术教育内容选择存在的问题 艺术教育内容是实现幼儿艺术教育目标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由幼儿艺术教育内容在实施整个幼儿艺术教育的地位所决定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最终通过内容来实现。所以如何选择艺术教育内容来实现目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当前许多幼儿园的艺术教育活动在选择内容时存在着缺少艺术欣赏活动;缺少各领域综合的艺术教育活动。 1、缺少艺术欣赏活动。《纲要》中艺术领域的目标要求与内容都体现了使幼儿体验到生活中和艺术中的美,艺术欣赏活动是体现审美目标贯穿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始终的主要内容,幼儿艺术教育要大力加强艺术欣赏教育。在传统的幼儿艺术教育中,艺术欣赏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对此现象,边霞曾经作过这样的论述:“目前我们的艺术教育就等同于艺术知识与技能的教学,把儿童对艺术知识技能的掌握当作是儿童艺术教育的直接目标和唯一任务,儿童缺少参入艺术、体验艺术并获得审美愉悦的机会。”[10]艺术欣赏教育无疑在整个艺术教育中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一块。实际上艺术欣赏是十分重要不可缺少的。美国音乐教育家穆塞尔直截了当地把儿童艺术教育理解为就是为欣赏而进行的教育,对于技能技巧训练与艺术欣赏的关系,他认为“解决整个技巧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以欣赏为动机并以欣赏为目的”[11]。随着《纲要》的颁布和实施,一部分幼儿园已意识到需要加强幼儿艺术欣赏教育,但即使一些教师认识到了艺术欣赏教育在整个艺术教育中的地位,认识也往往因为缺乏欣赏材料,缺乏必要的欣赏理论指导,没有欣赏指导经验等主客观原因而无法开展有效的艺术欣赏活动。 2、幼儿艺术教育内容专业化。幼儿艺术教育作为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该是一种普遍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3]。《纲要》指出:“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格与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当前在幼儿园艺术教育中存在专业化的倾向,表现在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各种兴趣班的教学中,不顾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特点追求整齐划一的效果。活动要求幼儿掌握娴熟的艺术知识和技能,忽视幼儿现有的水平和接受能力,把对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当作是幼儿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直接目标。这种以艺术知识和技能教学为主的专业化的艺术教育即不符合幼儿艺术教育的审美育人宗旨,也不符合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据调查所知,一般幼儿园的舞蹈艺术班都要练难度较大除了要下腰、劈腿还要练习各种基本功。除了艺术兴趣班,幼儿园的艺术活动同样存在专业化的倾向,表现在要求幼儿掌握专业的乐理知识,如某幼儿园中班幼儿被要求学会前后附点音符的唱法与写法。高难度、专业化的艺术技能技巧的训练可能表面上在一段时间内看到有一些成绩,但事实上,却因此削弱甚至磨灭幼儿对艺术所具有的敏感和乐趣。这样的艺术学习与《纲要》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3、缺乏艺术活动之间及各领域的有机整合。综合艺术教育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发展壮大起来,到90年代已经成为教育的主流[12]。当今艺术教育整合化、综合化成为各发达国家艺术教育的新趋势。新《纲要》中明确指出“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综合艺术教育认为各艺术门类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雕塑是静止的舞蹈,舞蹈是活动的雕塑,生动的表明了各艺术门类之间是相通的。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内容分析 摘要:目前我国的幼儿艺术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参与接受艺术教育的幼儿数量还是质量较以前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这成绩的背后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教育内容上表现为艺术教育内容选择过于单一,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缺少融合沟通,远离幼儿的生活,游戏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来源挖掘得远远不够。本文通过对艺术与游戏,艺术与艺术教育及“游戏精神”内涵的分析认为,在“游戏精神”的观照下来改革目前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会使艺术教育内容能丰富更完善,会使艺术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和发展。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关键词:游戏;游戏精神;幼儿艺术教育;教育内容 一、游戏与游戏精神 1、游戏与艺术,游戏与幼儿艺术教育 当我们在考察艺术的起源的时候,发现游戏与艺术有着深刻的渊源,“儿童艺术:游戏的孪生姐妹。”①他们之间有着异质同构的关系。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是艺术的雏形,艺术是游戏的高级形式,当游戏发展到高级形态时,不再称之为游戏而是艺术了。鉴于幼儿的艺术感知能力,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游戏与艺术也是常常交织在一起,“幼儿艺术教育可以通过游戏活动或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游戏活动的外在表现也可以是艺术”②游戏既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教育内容。 2、游戏精神的内涵 对于游戏的定义目前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因为游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我们很难用一种判断性的方式给他下一个定义。当笔者进一步考察游戏时发现所有不同种类的游戏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质,也只有具有这些特质的活动,才能称之为游戏,这些所谓的特质即从游戏活动中提炼出来最能反映游戏活动最本质的,核心特点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游戏精神”。关于“游戏精神”有人从儿童文学创作,文艺学,教育学上进行过相关研究,综合前人的论述,本人认为“游戏精神”具有如下特点:“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愉悦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超功利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平等的精神。详见本作者论文《试论“游戏精神”的内涵-----从幼儿教育的视角》发表在《科教文汇2009年9期》。 二、以“以游戏精神”改革当前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是指一整套以教学计划的具体形式存在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行为。它们是根据各种社会为学校规定的目的和目标而设计的……是构成一个具体过程的学习对象。”②总之教育内容是为实现教育目标服务的。“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精神。因此在这种精神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在组织幼儿艺术教育内容时不仅是单个艺术门类,还可以是多个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融合,所采择的内容是贴近幼儿生活的,内容的来源不仅可以是教师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要事先预设的,也可以是教师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敏锐地捕捉来自幼儿生活和兴趣中突发性的,有教育意义的事件来调整教学内容,生发出新的更适宜的活动主题,使活动主题呈现动态、灵活的特性。游戏既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艺术教育的主要方法,把游戏作为艺术教育的内容吸纳进来,能更好地丰富艺术教育内容。为此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有以下特点: 1、内容选择贴近幼儿的生活 “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愉悦、创造的精神,是幼儿生活状态的本真的精神反映。幼儿的生活是自由、偷悦的,进行艺术活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需要。因此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选择是贴近幼儿的生活的,以幼儿生活中的素材作为艺术教育内容,让幼儿自由选择,自由创造。同时,幼儿艺术教育在本质上是离不开人的生活的,艺术教育是幼儿真实生活体验的反映。因此艺术教育内容应该要贴近幼儿的生活,多采择那些充满幼儿生活气息的题材为教育内容,选择容易让幼儿理解和接受的艺术年个十时毫作为教育内容。这样一方面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能够照顾到幼儿的兴趣及满足幼儿从事艺术活动的自由,愉悦的情感需要。众所周知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把陌生于人的外在世界转换成人的生活世界,建构起人与世界的活泼、生动、富于教育意义的关系,改善人的生活品质,充实人的生活与人生,把教育与人的生活统一起来,在教育与人的生活的整合中建构人的各种素质。培养人终身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幼儿艺术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将满足幼儿的基本学习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基本素质。 以《孔雀的生日》为例:活动的设计是围绕为庆祝孔雀的生日展开的,幼儿动手制作蛋糕、装饰孔雀漂亮的羽毛、给孔雀唱生日歌,然后大家一起围着孔雀翩翩起舞。就这样在幼儿熟知的活动情节中,展现他们许多平时隐藏着的艺术潜力,将幼儿学到的成果学以致用,从而进一步激发幼儿学习的愿望。因为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的生活紧密相联,幼儿容易获得成功感,愉悦感,从而拥有学习艺术的信心,就这样在生活的情景中幼儿从中既学到了艺术的知识,又陶冶了情操。 2、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走向综合 “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自由的精神,因此在它的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是各艺术门类自由往来,自由创造,相互交融的。艺术教育的内容不再是定位于单科艺术知识的灌输和某一种艺术技能的训练,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将不同的艺术门类相互交叉,选择融音乐、美术、舞蹈、戏曲等整合为一体的教育内容。同一教学内容中幼儿自由地,创造性地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这样就使得教育内容更加丰富,效果更好。其实“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主要要素,音乐中有旋律、声音、节奏,绘画中有色彩、线条、质感,诗歌中有比喻、形象、韵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种艺术都可以借用其他艺术的要素,再与各自的领域同化,而许多艺术又可以借用非艺术的要素,艺术地加以运用,转化成表现素材。”③由此可见各种艺术门类的综合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象语言教学能把听、说、读、写结合起来一样,艺术教学也可以把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触觉艺术多种感官通道融合为一体,为幼儿艺术综合能力以及整合性艺术感觉的形成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对视觉、听觉、触觉等的直接体验,幼儿的想象力、思维能力、创造力都会得到发展。因此综合式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能够为幼儿艺术才能的表现创造良好的环境,艺术学习不再局限于音乐就是纯粹的音符、旋律,舞蹈就是单纯的动作练习,综合式的艺术教育内容就是融多种艺术门类于一体,幼儿在其中能够自由的载歌载舞,吹拉弹唱,是“游戏精神”的充分彰现。 3、教育内容既可以是教师预设的,也可以根据活动发展需要随机生成 “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平等的精神,因此在这样一种精神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是动态的富于变化的和创造性的。能够平等关注到不同幼儿需要,教育内容既可预设也可随机生成。但是传统的教育内容是教师在开始上课之前就已经预设好了,只是等到在课堂上按部就班的进行表演,毫无创造性可言。若教师根据本班本园的特色,生成指向每一位幼儿的艺术内容,就能够更好地关注幼儿的个别差异,尊重其独特的智力特征。比如,教师原本预设以唱歌、跳舞的内容方式为活动主题来庆祝“六一”,表达幼儿的快乐感情。大部分幼儿按照幼儿预设的内容载歌载舞的,煞是高兴,但是教师注意到少部分幼儿并不很积极主动的参与歌舞活动,一问为什么,幼儿说:“我喜欢画画,不想唱歌、跳舞。”这时教师就可以灵机一动随机要求幼儿以画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快乐之情,这样很自然的就生成了的新的教学内容。当然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来生成教育内容也并不等于教师被幼儿牵着鼻子走,教育内容毕竟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目的性是教育内容永远抹杀不了的特征,所以教师要善于利用时机,因势利导,不露声色地随时把幼儿拉回到“正轨”上来,从而使师生生成内容与教师预设的内容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教师预设与随机生成的艺术教育内容就是“游戏精神”的高度体现 4、将游戏本身进一步纳入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游戏是“游戏精神”的物质载体,特别是对于幼儿,游戏就是幼儿的生活,幼儿的生活状态是一种游戏的生活,是一种富有“游戏精神”的生活。在幼儿的生活中处处存在着艺术,处处存在着游戏,处处闪烁着“游戏精神”的光芒。“早期的艺术活动,就是人类闲暇之余的游戏。”在儿童的生活中游戏与艺术总是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对于早期幼儿来说,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游戏与艺术是融合一体的。比如一些民间游戏本身就是民间艺术,幼儿经常玩的一些表演游戏,角色游戏,结构游戏等都富有浓厚的艺术气息。特别是一些歌舞类表演游戏,皮影戏等就更是纯粹的艺术了。就是在这样的游戏过程中幼儿体会到了艺术的元素,体会到了艺术的美感。在这样一种张扬充分张扬着“游戏精神”的游戏与艺术糅合的过程中,幼儿对艺术的把握,对艺术的欣赏和创造得到了提高。因此,幼儿艺术教育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把游戏本身作为艺术教育内容纳入到里面来。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 一、探究的艺术和艺术的探究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探究是求索知识或信息，特别是求真的活动；是搜寻、研究、调查、检验的活动；是提问和质疑的活动。但在教学中切不可把探究的艺术与艺术的探究等同起来。探究的艺术是更多地从探究式学习理念贯彻的方式和手段上进行研究，以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而艺术的探究实际上是要求幼儿用以获取知识、领悟艺术家的思想观念、领悟艺术家研究艺术所用的方法而进行的种种活动，更注重幼儿对艺术内涵、教育价值的体验和实践，以寻求艺术教育在孩子身心发展方面发挥更为有效的促进作用。那么作为幼儿园的艺术教育工作，我们的工作重心应是什么呢？我想应是后者，即艺术的探究。这与纲要中提出的教育目标应该是统一的，都注重了孩子对艺术活动的参与和体验。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我们教师去研究和探求实施艺术教育的方法和手段，这是我们开展艺术教育中渗透探究式学习理念的重点。这两点概念的阐析不仅充分体现了探究式学习理念在教育工作中的双边效能，也有助于我们明确幼儿园艺术教育研究的重心不仅是教师教育手段的研究，而且是注重艺术教育价值的研究。 二、艺术教育中贯彻探究式学习理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语文网中网文秘频道) 1、艺术的探究式学习应注重突出艺术在幼儿情感体验、情感抒发方面的作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对艺术领域是这样描述的：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在指导要点中也明确指出应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教育功能，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形成、教师的作用应主要在与激发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丰富他们的审美经验，使之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的快乐。这一些都反映出，在幼儿园的艺术教育中，我们更多地是将艺术教育作为情感启迪、情感交流、情感表达的手段，而非艺术内涵的本身。就拿音乐教育来说，提到音乐的定义，总不外乎旋律、节奏、和声、音色、音強等要素，通常我们可以将一首音乐作品从这些立足点上來剖析。但是我們常忽略的一点是：把上列这些要素随便拼凑起來，却不能算是音乐艺术。音乐艺术应该是某些特定的旋律加上特定的节奏、再加入特定的音色而形成一個浑然的、不可取代的整体。而这个時候，所谓旋律、节奏、和声、音色、音強已不单独存在，它們分別將自己注入，而共同汇集成一道声音的洪流，听着音乐的時候，我們是被这个无比美妙的整体所震撼、所驱动。达芬奇和凡高都是伟大的画家，但是他們的伟大也都是在当我们的心被他们的作品感动的時候，他們的伟大才显现出來。幼儿艺术教育也是如此，我们教育所探求的应是如何让孩子在艺术氛围中去感受艺术所带来的愉悦性、感官冲击、美感体验和对人格的升华作用，从而使孩子喜欢艺术、乐于表现。例如，在孩子的舞蹈教学中，我们不应强调这个舞蹈的基本动作是什么，怎么做，应引导孩子理解这段音乐所表现的什么情感，从而可以用什么动作去体现。在绘画教学中，我们不应强调这片树林应画成秋天的金黄色，而应引导孩子去探索秋天可以用什么颜色来表现收获的喜悦。(语文网中网文秘频道) 2、艺术的探究不能离开必要的艺术表现技能的培养。 幼儿园的艺术教育是一种感官艺术，幼儿对艺术的感悟和体验更多地是通过自身的积极参与得以表现出来，而艺术的表现不可避免涉及到艺术表现的技能和水平。在幼教届，曾对艺术教育需不需要传授技能技巧进行过争论，而且当前在许多艺术教育活动中，也已越来越不重视艺术表现技能的传授，但我认为不强调技能技巧的传授，并不是摈弃技能技巧，试想一个连颜色都分辨不清的孩子，如何去表现艺术作品蕴含的色彩美？，一个不知道节奏、不会听辨旋律变化的人，靠什么来感悟和体验音乐的美？著名的画家达芬奇的最初的艺术创作也是从鸡蛋的写生画开始的，巴赫、贝多芬的音乐创作生涯也是从最初的钢琴弹奏开始的。为此，幼儿的艺术教育不应抛弃艺术基本技能的传授，只不过我们应改变以往受人以鱼的传统教学方法，积极探究受人以渔的教学手段和策略。 3、幼儿艺术教育的探究应植根于幼儿已有的生活和兴趣。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将幼儿园教育活动建立在幼儿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水平上，这是新《纲要》的主导精神，作为教师要关注这些真正来自儿童和属于儿童的问题，联系幼儿生活和社会实际，艺术教育也然。艺术题材的生活性使孩子有艺术创作的潜能，容易使孩子产生创作的欲望，而选取幼儿感兴趣的题材则是保证幼儿艺术创作活动获得成功的关键。幼儿艺术创作开始阶段的动机呼唤鼓动起艺术创作的积极性和自信性，在进行过程中的兴趣能激活幼儿的思路，启迪智慧，而结束阶段的兴趣则是幼儿获得自我的满足和对自己的欣赏，从而把兴趣延展到对新的艺术创作活动同的需求和期待。例如在手工窗花设计中，由于孩子对各种各样美丽的窗花有感性经验，因此有很高的艺术创作的欲望，而已有的重叠剪的技能又为幼儿的窗花制作提供的必要的技能准备，因此幼儿能积极地投入与窗花设计创作活动中，并愿意和同伴交流分享自己的发现和成功，积极地向同伴学习新的剪折的方法，从而在体验成功的同时，自主性的获取了新的技能和经验。 幼儿探究式学习是一种以幼儿为中心，强调教学过程要以幼儿的探究活动为主，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让幼儿根据自己现有的经验和相关信息，积极的从活动中去寻找问题、发现意义与探求答案的一种活动。它与其他教学模式相比，更加突出了以幼儿为中心，给幼儿的学习以最大的自主性，更加注重于幼儿活动的过程而不是活动的结果。近年来，随着探究式学习模式在幼儿教育界的广泛运用和深化，其实际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教学模式的范围，上升为一种师生互为主体的，共同学习的的教学理念，在探究式学习理念的指引下，不仅更加倡导孩子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突现学习的主动探索性、发现性，而且将教师对新知识、新教学手段的探究和学习融汇与其中，倡导师生的共同成长。 但在实践探索中，由于教师对探究式学习内涵的理解不深入，在贯彻实施探究式学习理念时出现了各种偏差，一是对探究的泛化，就是随意地将探究的标签贴在各种教学活动中，而不考虑其价值性、科学性。如一个从目的到内容再到方法、步骤，甚至连表格都画好了的活动设计，仅为幼儿提供了一次自由讨论或者是操作的机会，就被冠以探究而且是自由探究的名称；在艺术教育中完全抛弃应有的知识技能的传授等。另一是对探究的神化，既过分注重探究的概念化、科学性，把问题的提出、资料收集、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到结论的得出等等都让幼儿自主发现、由幼儿独立完成，而无视孩子的年龄和认知特点，无视探究活动的阶段性。此外，许多教师还将探究式学习与创造性思维活动混为一谈，在两者之间划起了等号，特别是在艺术教育领域中。本学期，凭借我园作为区艺术领域纲要试点园的东风，我们着重针对艺术领域中如何渗透和贯彻探究式学习理念进行的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为此谈谈个人的认识和想法。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园民间艺术教育 摘要：中国民间艺术作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幼儿学习民间艺术能充分体验到感知美、理解美、创造美的愉悦。本文通过民间艺术教育对幼儿的创造力、审美能力、民族意识以及智慧潜能的开发进行了阐述，为民间艺术教育在幼儿园的实施提出具体方法与策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民间艺术教育；幼儿；作用；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更多的人开始崇尚外来的、现代的文化和艺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间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通过开展民间艺术教育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艺术，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 一、幼儿民间艺术教育 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它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或在劳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艺术，体现了人类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民间艺术是生产者的艺术。”意思是说，民间艺术是植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幼儿民间艺术教育是在民间艺术的众多门类中筛选出最典型、最有代表性，与幼儿日常生活相接近的、具有乡土气息的能为幼儿所接受的民间艺术教育内容。如：民间文学（童谣与童话、神话、寓言故事、谚语与谜语等），民间音乐（歌曲、舞蹈、乐曲等）；民间美术（绘画、年画、手工、刺绣、剪纸、泥塑等），都可以用在幼儿各类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民间艺术启蒙教育。 二、民间艺术教育对幼儿全面发展的作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民间艺术作为其间一支瑰丽奇异，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和活力，它产于自然，内容丰富多彩。在幼儿园开展民间艺术教育，是为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激发民族自尊心，培养幼儿对民族文化、民间艺术的兴趣、情感和审美能力的一种素质教育。 1.提高幼儿的民族意识 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他是反映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感受以及爱憎，他以丰富的内容对人们进行道德文化的教育。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特别是民间文学，它记载着中国历史上很多英雄人物，例如：“郑成功、屈原、岳飞”等民间文学绚丽多姿的内容像一股股甘泉滋润着幼儿的心田。在幼儿园里进行民间文学欣赏教学活动中，不但让幼儿了解了“屈原、岳飞”等一个个民族英雄的故事，同时也激发了幼儿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情感。 2.增强幼儿的审美能力 民间艺术教育不仅让幼儿了解了民间艺术初步的风格形式，扩大了艺术修养的视野，而且在进行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中，孩子们对音乐、剪纸、画画等知识技能有所提高，更萌发了幼儿对民间艺术的兴趣和初步的感受意境美、形式美的能力。 在音乐活动中我们应选择一些符合幼儿审美特点的经典音乐作品，例如《小兔子乖乖》《我的好妈妈》等。幼儿的审美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等特点，他们只对生动形象、具体直观的事物产生兴趣、萌生美感。在水墨画的活动中，引导幼儿去发现生活中的美，运用自己的已有经验进行审美活动，掌握美的规律，表现美的艺术。 3.培养幼儿的创新能力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教育的艺术》中指出：“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在于发现每个受教育者身上最美好的东西，不去学校里的条条框框限制他们：鼓励独立工作－－创造。”因此老师要给幼儿自由的空间，让幼儿去大胆地做，大胆地想，创新的潜能才能够得到发展。例如：在进行民间陶艺活动时，孩子们用泥巴创造性地做出了许多自己喜欢的东西，有的还把它编成故事来讲，想像力非常丰富；在美工区角活动中，他们用玉米皮编出许多“小鞋垫”、“小花”、“小鱼”等自己喜欢的作品。由此可见，民间艺术活动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想像和创造空间。 三、民间艺术教育在幼儿园的应用 民间艺术以活生生的感性形态存在于时空之中，能让幼儿产生丰富的构想，给幼儿以真的启迪、善的熏陶、美的享受。在我们身边有不少可供开发与利用的教育资源，虽然民间艺术形式资源丰富，但是可以在幼儿园使用的民间艺术活动内容较少，而且比较零散。许多幼儿园也有一些涉及民间艺术的活动，但都没有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可供幼儿园借鉴的资料也少之又少，更使人忧心的是，民间艺术教育资源用于发展幼儿健全人格方面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就这些问题而言，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生动有趣的教育教学活动 幼儿园民间艺术教学活动是教师根据民间艺术教育设计的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幼儿学习的活动，是班级集体或小组性的学习活动。例如我在实习看到的一节课《陶瓷艺术》，以“美丽的陶艺”为主题活动，通过收集各种各样的陶艺品、交流与讨论有关陶艺的知识、参观并调查陶艺品的制作过程、尝试动手制作等一系列活动，激发幼儿对陶艺的兴趣和热爱，使幼儿对中国陶艺有较全面的感知和理解。 2.丰富多彩的区角活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是教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过程。”幼儿的知识是在操作与探索中通过自身的活动获得。现在的许多幼儿园都开有区角活动区，区角是一个没有局限的地方，幼儿可以在里面尽情的活动。现在幼儿园里的区角活动有很多种，如游戏区、美工区、表演区、图书区等一些活动区域。 在游戏区，可以运用家长、教师收集大量的民间玩具放进游戏区，并且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以及安全因素等进行整理。例如陀螺、沙袋、风车、木板、降落伞、冰棒棍等适合游戏的材料。这些材料可塑性强，可以千变万化，来源于一代又一代有的生活，所以深受孩子的喜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可以一物多玩，充分发挥了孩子的创造力。在美术区可以放进橡皮泥、彩色纸、彩带、碎布头和大量的农村自然材料，让幼儿通过画、剪、贴等进行简单的工艺操作，在这里进行民间艺术教育活动，让孩子渐渐流露出对民间艺术的迷恋，在活动过程中让幼儿尽情的享受民间艺术美的熏陶。 3.融入幼儿一日生活当中一日生活皆教育，幼儿园的生活环节也是民间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老师应该把民间艺术渗透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使幼儿在每天的幼儿园生活活动中，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民间艺术，让民间艺术教育更加生活化。例如在幼儿入园时，播放一些琅琅上口的民间艺术童谣以及婉转流利的民间艺术儿歌等给幼儿欣赏，让幼儿带着愉悦的心情进入幼儿园；饭后散步时给幼儿讲述民间故事；午睡后，民间音乐伴随着幼儿起床、穿衣……课间操时让幼儿在民乐、民歌的伴奏下做韵律操、武术操等。让民间艺术教育与幼儿的一日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情景化、生活化。 民间艺术是中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是中国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它娱乐性强，内容丰富，具有游戏性、趣味性、教育性等，深受幼儿喜爱，且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因此让幼儿学习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不仅培养了幼儿的创造力以及智慧潜能，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幼儿良好个性品格的形成，增长了幼儿对祖国家乡及周围人的积极情感，让幼儿的心灵得到和谐地发展。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接受关学幼儿艺术教育美术欣赏启示 [论文摘要]通过解析一次大班幼儿美术欣赏活动，笔者认为，接受美学中几个重要理论可以解释这次活动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读者第一性”理论启示教师要让幼儿成为艺术欣赏活动的中心；“期待视野”理论启示教师要充分调动幼儿的原有经验：“读者参与作品”理论则启示教师要为幼儿提供创造性表现的机会。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康士坦茨大学教授姚斯、伊瑟尔等美学理论家创立的一个美学派别。他们以解释学和现象学美学为理论基础，从研究文学史人手。打破传统的文学理论，将美学实践中读者、作者和文本的地位和功能重新定位，提出了“读者中心”的思想。姚斯认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作品的价值由读者的理解而定，作者在创作时应考虑读者。接受美学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美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随着人们对它认识的深入，它又给我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以诸多有益的启示。 美术欣赏是幼儿园目前较为常见和十分重要的一种艺术教育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发展幼儿的审美能力，即感知美、体验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与文学接受一样，幼儿美术欣赏也是一个艺术接受的过程，其中“读者”即幼儿，“作者”即美术作品创作者，“文本”即美术作品。所不同的是，这里的“读者”身心尚未发展完善，他们的接受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才能更好地进行。那么，如果将接受理论的主要思想纳入幼儿美术欣赏活动中，我们能否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让幼儿更好地感知美、体验美和创造美呢?以下案例呈现的是某幼儿园大班的一次美术欣赏活动，它将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大班美术欣赏活动：凡·高的油画《向日葵》 活动背景介绍：此次活动之前，该班幼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探索“用油画棒表现不同质感的物体”。长期的单一探索使幼儿创作兴趣逐渐降低，他们只求用油画棒表现物体奇特的质感，不求造型、配色和构图上的整体美感，画面也严重脱离现实。 活动过程：第一部分是欣赏与讨论，教师首先引导幼儿谈谈对该油画的整体感受。接着由整体到局部分别讨论油画的颜色、造型、构图和质感。第二部分是临摹与创作，教师鼓励锄儿用油画棒临摹或者创作一幅《向日葵》。整个活动持续了50分钟，教师语言流畅生动、富有激情，幼儿始终保持着兴趣盎然的专注状态。 这次活动虽然持续时间较长，但各个环节的衔接自然紧凑，教师、幼儿和作品间的顺利互动成就了幼儿专注而愉悦的审美体验，可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艺术教育活动。究其成功的原因，笔者认为，接受美学中几个重要理论的运用也许就是关键。 一、运用“读者第一性”理论。让幼儿成为艺术欣赏活动的中心 接受美学的倡导者强调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地位，即读者是第一性的，他们承认读者的能动创造，提出“一干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时反对文学文本具有决定性的观点，倡导文学史应该成为读者的历史。在美术欣赏过程中，欣赏者也是能动的，他们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审美经验，可以对同样的艺术作品作个性化的诠释和创造性的想象。正是因为这种能动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欣赏者的中心地位得以凸显。因此，欣赏者之于创作者和美术作品也应该处于中心位置，而只有具有欣赏者的解读和参与的艺术欣赏才算是真正的欣赏。 在这次以凡·高的油画《向日葵》为对象的美术欣赏活动中，教师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灌输给幼儿有关油画创作者的背景知识，然后告诉幼儿别人怎样评价这幅作品。教9币已经意识到“审美活动对于儿童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儿童在审美过程中的体验”，因此留给幼儿比较多的自由感知、解读和想象的空间，从而确立了幼儿在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在活动第一部分，教师首先让幼儿仔细看看这幅画，然后说说自己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即使幼儿进入认真欣赏的状态。由于问题简单而感性，幼儿回答起来没有压力。可以畅所欲言。有人说：“这是一盆花，感觉很温柔，很好看，比我们画得好。”也有人说：“是一盆菊花，我看着心里很高兴、很快乐。他画得很漂亮。”还有人说：“是向日葵吧，看着心里很舒服，一点也不乱七八糟的。”……教师仔细倾听，频频点头，幼儿的答案越来越丰富多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表达而感到自豪，谁也不能否定他们的所见和感受。在活动一开始安排这种开放式的话题讨论，幼儿迅速体验到了自由欣赏和表达的乐趣，很快对活动产生了兴趣并专注于欣赏和表达，这使得整个活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整体欣赏之后，教师很自然地将幼儿引向对作品的局部欣赏。在这一环节，教师的几个追问又一次让幼儿充分表达出自己对美的解读和体验。在讨论画面颜色时，幼儿发现了一对“好朋友颜色”——深绿色和淡青色(“好朋友颜色”是该班幼儿对近似色的生动的称谓，这是他们先前就掌握的概念)，他们非常兴奋。教师捕捉到这一契机，紧接着提出几个问题：“看看还有哪里用了好朋友颜色?为什么你一下子就先找到了绿色的好朋友颜色?画家为什么要用好朋友颜色?”三个问题层层深入，对幼儿提出视觉、想象和情感上的挑战，激发幼儿主动地思考，因此换来了幼儿下面精彩的解读。在回答“为什么一下子就先找到了绿色的好朋友颜色”时，有幼儿说“绿色显得很有生命力，所以我先看到了它”。还有幼儿说“绿色很清爽，让我很高兴”，等等。而在回答“画家为什么要在这里用好朋友颜色”时，有幼儿说“花瓣和花蕊是好朋友，所以要用近似色”。也有幼儿说“这样显得颜色更漂亮了”，还有幼儿说“它们像家人一样，显得很舒服”。由此，幼儿加深了对近似色的审美体验，不仅仅停留于对近似色进行辨识。同样，在欣赏画面的造型时，教师也将理解和感受的空间留给了幼儿。以下是他们的部分对话： 教师：你们看，这朵花是正面的，那朵是侧面的。还有什么样子的啊? 幼儿A：有的高，有的低；有的是靠在一起的，所以有地方挡住了，看不到。 幼儿B：有的花瓣看得很清楚，毛毛的；还有的花瓣是向上长的。 教师：为什么会向上长呢? 幼儿C：花是活的，长得很好。 幼儿D：它们长得很有劲，很快乐。 幼儿E：花茎有长有短，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曲的。 教师：直的花茎和弯的花茎给你什么感觉? 幼儿F：弯的花茎上的花也是活的。 幼儿G：直的茎显得很高，弯的显得很有力气。 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不仅关注到作品在造型上的多样性，而且体验了由造型多样性所产生的各种美感。尤其是对这幅画中生命力的感知，有些成人尚且很难把握，幼儿却能领会，我们不得不感叹，艺术欣赏活动的确不该剥夺幼儿体验与表达的机会。 幼儿是能动的独立的个体，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感知、理解和想象未必会因为年龄小而绝对受到限制。教师在引导幼儿进行艺术欣赏时应该撇开成人对作品固定的解释，运用教育机智给幼儿自由体验和表达的空间，让他们处于艺术欣赏的中心。 二、运用“期待视野”理论。充分调动幼儿已有经验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又一个重要理论。在姚斯的理论里，“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由读者原先的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集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期待视野”一方面影响了阅读者的接受效果，即能否接受，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阅读者的提升，即能否创造性地接受。 对于幼儿来说，期待视野是指“由原先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等综合形成的一种潜在的审美尺度”。而这里的审美经验表现为“他从以往的审美活动中获得的经验以及所形成的审美情趣和对艺术史、艺术类型、艺术语言、主体、形式等方面的熟悉、领悟与认识等等”。 在这次欣赏活动中，首先是教师选择的教学内容激发了幼儿的“期待视野”，调动了他们的已有经验。从前文介绍的活动背景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幼儿厌倦了对油画棒技能的单一探索和重复表现，教师才认识到，幼儿当前需要的是更丰富、更高级的刺激：一方面要拓宽幼儿的视野，让他们认识到油画棒技能的可迁移性，另一方面要使幼儿认识到油画棒可以表现出充满美感的画面。在这样的思考下，凡·高的油画《向日葵》很快进入教师的视野。《向日葵》这幅作品色彩对比强烈，笔触粗重，作品中的向日葵造型各异，花朵沉甸甸而富有质感，整个画面鲜亮明快而简洁。如果把这样一幅艺术作品拿来欣赏，正好可以满足幼儿当前的实际需要，即迁移已有的油画棒技能经验，获得更丰富的视觉感受，切实体验作品中的美感。 在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欣赏和讨论画面质感时，幼儿的表现验证了教师对幼儿“期待视野”的分析。教师先提问：“不同的花朵摸上去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有的说“毛毛的”，有的说“硬硬的”，还有的说“可能蛮重的”，这让幼儿对质感有了最初的感受。接着教师进一步追问：“如果是你，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画出这样的感觉来?”由于有了先前的关于油画棒技能的经验。幼儿争先恐后地说出自己的画法，有的说“用笔的侧面用力擦，画出花蕊，再滚一圈”，有的说“可以用一提一提的方法画出毛毛的感觉来”，有的说“可以用重重的点画出黑黑的瓜子来”，也有的说“用短的油画棒一圈一圈地滚，多滚几次，就会是重重的了”，还有的幼儿甚至跃跃欲试，想要到黑板上画给大家看。正是这一提问，充分调动了幼儿已有的技能经验，使他们表现出对油画棒技能从未有过的激情和创新，他们不仅更好地体验了质感，而且创造性地迁移了已有的绘画经验，。即产生了新的“期待视野”。 此外，幼儿从欣喜地发现近似色到能够进一步加深对近似色的审美感受，同样也是因为教师的提问和引导切合了幼儿的“期待视野”。教师考虑到在幼儿已有的审美经验里已经有了近似色的概念，而且幼儿还亲切地称它们为“好朋友颜色”，因此才在幼儿发现了一组近似色的基础上进一步让幼儿寻找其他近似色，甚至去体验和想象为什么要使用近似色。这既调动了幼儿的已有经验，也进一步巩固了幼儿对近似色的认识，同时还使幼儿获得了新经验，即对近似色的美感体验。 “期待视野”可以有效参与到幼儿获得更高层次经验的过程中，因此熟悉幼儿、了解幼儿已有的各种经验以及他们当前的兴趣和需要，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教育内容，采取有效策略充分调动幼儿的已有经验，这将帮助幼儿形成更高层次上的“期待视野”。 三、运用“读者参与作品”理论。让幼儿进行创造性表现 接受美学提出让读者参与到作品中来。姚斯认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媒介，作品才会进入变化着、体现某种连续性的期待视野，而在这样的连续性中，简单的接受将转化为批判的理解，被动的接受会转变为积极的接受，被认可的审美标准将转化为新的、超越这种标准的文学生产”。㈣参与有多种形式，既可以是读者单纯的解读和欣赏，是读者思想上的、不需要通过任何其他媒介就可以表现出来的；也可以是读者在解读和欣赏的基础上，通过其他媒介来表现自己的接受，比如模仿、辩论、再创造等。特别是幼儿，由于他们思想更易于外显，他们更乐于通过后一种形式的参与来表现自己对作品的接受，这是一种积极的接受。同样，我们也更易于通过幼儿外显的表现了解幼儿已经发展了的“期待视野”。 在这次活动中，教师设计了两个环节让幼儿进行创造性表现。一是让幼儿想象作品中不同质感的绘画表现方式，并让他们在黑板上进行演示；二是让幼儿临摹或创作一幅新的《向日葵》，其中主要还是鼓励幼儿画出一幅不一样的《向日葵》。这两个环节都是在幼儿积极地想要尝试表现的时机下开展的，满足了幼儿创造性表现的需要。且不论他们画得像不像、美不美，最重要的是幼儿通过这种表达表现体验了一下艺术家的创作，同时感受到了创作的兴奋和愉悦。而事实上，我们确实也从画面的细节处看到了他们在这次活动中的收获和进步。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教育者应该启发幼儿的想象，激励幼儿的创新，为幼儿的创造性表现提供及时而充足的机会，让幼儿的创造性表现成为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健康发展艺术教育 【摘要】在孩子的成长中，他们的绘画也以各种形式和特征体现出来。孩子心理上的变化、他对世界的看法、对环境的情绪体验都在他的画中。艺术应为教育的基础，美术教育的使命就是通过艺术来教育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关键词】幼儿；绘画；艺术教育；全面发展 正文： 绘画，是孩子们创造天性的显露。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美妙的幼儿画外在的形、色、图案，却不知这里面蕴含着的重要意义。孩子们常常是不由自主地寻找一切可以涂画的工具和材料，在墙上、地上进行涂鸦。为什么他们有如此强烈的内在表现需求呢?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画？为了游戏？为了成长？为了艺术？拟或是发自生活本身的一种自然展示？ 毫无疑问，艺术对幼儿是有价值的，对幼儿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成为他们成长和自娱的重要实践活动。那么，我们的艺术教育将为幼儿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艺术活动对于幼儿发展的重要意义何在？艺术教育家赫伯·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一书中指出：“艺术应为教育的基础，美术教育的使命就是通过艺术来教育人。也就是说它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教育家蒙台梭利主张：“应让儿童自由地表现自己的自我，自己的思想，以神圣的劳力依照自己的情感去创作，让孩子学会驾驭自己的才能。”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艺术这个媒介，帮助孩子的心智成长，让孩子从绘画过程中体会到艺术的快感和美感。艺术也是一种个性的表达。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以一种玩的心态来尝试和体会自我表达的快乐。 我们在开展美术活动时，应注重发挥每个幼儿的能力和创造热情，引导孩子去发现美，并形成对这个世界至情至理的美感，形成完善而健康的人格，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因此，幼儿美术教育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1培养幼儿的美感和审美情趣 幼儿美术教育的功能，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看，在于培养幼儿对美的感受性，引导幼儿审美观的发展。幼儿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带有直觉性，虽然还很幼稚、肤浅，但已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他们喜欢色彩鲜艳、形象夸张的事物。我们可利用周围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打动孩子的心。如：利用自然界、社会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向幼儿进行美的启示和教育，并为幼儿创设一个充满艺术美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使美的感受性得以深化，演化为自身对美的事物的追求与表现，因而变得更富有人性。并通过各种不同的美术活动，使幼儿把自身对美的体验和真实情感倾注在艺术创作之中，从中体味现实生活的美好，这种创造对幼儿来说是很快乐的。 2使幼儿个性得到自然发展 赫伯·里德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培养人的个性，顺应儿童自然本性的发展。”美术教育是表现内心的艺术，幼儿通过视觉艺术这一形式来表示个人的感受，从中体验到快乐、成功、确定自身内在的本质和价值。美术活动为幼儿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最佳形式。教师应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利用现有的课程，创造性的教学形式，在尊重幼儿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尊重每一个幼儿的这一权利，并给予被承认的快乐。使幼儿增进自我了解，自我肯定从而促进其自我成长。将来的社会是个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所有独具个性的美的艺术和文化将在这里获得展示，达到融合。因此，美术教育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幼儿拥有自发的艺术倾向和创造。正如罗恩菲尔德所倡导的：“让儿童以异于其他人的方式表达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并以此树立自我表现的信心。” 3挖掘幼儿的创造潜能，培养创造能力 艺术活动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多少职业艺术家，而在于利用这一手段启迪幼儿成为他人艺术的欣赏者和自己艺术的创造者。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创造，21世纪更需要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促进科技的日益进步，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为美好。 每个幼儿都具有创造的潜能和天赋。孩子们喜欢敲敲打打，搓弄着泥巴，堆砌着沙堆，趴在地上涂画。对各种各样的形与色有着浓厚兴趣，他们总是忘我地投入。发展幼儿在美术活动中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的主要方法，是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丰富多样的材料，鼓励他们把想到的和感受到的，自由、轻松、愉快地进行表现，在这一自然而然的过程中使幼儿的创造性逐渐丰富。切忌用成人的模式去教导、要求幼儿。急于让幼儿学会写实地表现和掌握技能是不可取的，而应顺应幼儿心理发展的需要。美术活动对 他们来说，是一种感兴趣的快乐的游戏，一切教育的概念都应立足于这个现实基础之上。 因此，无论孩子的天赋差异有多大，如何利用不拘一格的教育，使所有幼儿从中受益并获得发展，这是我们教育的宗旨。 4完善幼儿的人格 未来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是世界教育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教育应面向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健全的人格，是幼儿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艺术活动为幼儿真正人格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从某中意义上来说，幼儿美术活动的实质就是人格化的过程。在美术活动创造的实践过程中，包含了幼儿对美的事物的感知、领悟，以及把这一体验赋于自己的热情和生命加以描绘，从中领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使真、善、美的熏陶得以人格化。幼儿绘画时,决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复写,而是表现一个整体的世界。绘画是幼儿的一种内部语言，幼儿经常借助这一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美好的愿望，泻泄愤怒，流露忧伤。幼儿的绘画就像一面镜子，明明白白地映照出他们的思想和心态以及对我们这个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看法。 艺术教育对幼儿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正确把握和利用这一手段。假定我们今天的教育，不过只是对幼儿灌输以技能训练，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不加以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影响，将很难保证幼儿是否能获得一个健康全面的发展。美术教育面临的任务是：教会幼儿学会生活，热爱生活，珍惜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认识自己的能力，愉快地进行创造、表现、体现自身价值，健康充实地成长，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主人。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改革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为基础和先导，同时又赋予教育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会对作为基础教育组成部分的幼儿艺术教育提出新的时代要求。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我国幼儿艺术教育必须思考从其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组织形式和评价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和谐社会；幼儿艺术教育；改革；新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理想，是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升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蕴含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和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没有和谐的教育，就没有和谐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为基础和先导，同时又赋予教育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会对作为基础教育组成部分的幼儿艺术教育提出新的时代要求。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及特征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求“天人合一”的国家，所谓“天人合一”即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祈求“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和谐是历代执政者的共同目标，中国古代出现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形容那时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一片祥和的和谐社会。对当今的中国而言，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更具有时代的意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长久以往的心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和战略任务。它主要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方面的基本内涵。 人类永远是自然之子，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泽，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无限制地掠夺自然会造成资源的枯竭，使得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和谐社会也无从谈起。自然和则美，生命和则康，社会和则安。和谐社会需众人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构建和谐社会要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进和谐成分，才能够营造“贵和”的环境，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社会结构之间的协调统一的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效率，活力与秩序，法律与道德，兼顾理性与情感，平等与仁爱，建立“合情合理”的良性社会结构，真正使得社会和谐、人际融洽。 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在自然界中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服从因果律，在这个意义上的人具有动物性，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必然会产生冲突、战争。在人类社会中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追求道德和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的人又具有神性，生活在理想化的精神世界里。怎样才能同时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呢?在这两者的冲突中，人怎么决定自己的行为?康德对此揭示了人还有一种独特的需求，在情感世界中对美的追求。康德提出把美作为沟通真与善的桥梁，从人性和教育的广阔视野证实了美育的价值与功能。艺术教育是实现美育最直接的途径，艺术教育以其审美的本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二、构建和谐社会对幼儿艺术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社会发展历程，它包括了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精神文化、资源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是归根结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构建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最根本的因素是人，是人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也是为了人。所以人的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只有人发展了、完善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才会真正获得内在的推动力。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支撑点，离开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此外，教育的和谐发展本来就是社会和谐发展有机的组成部分，要建设和谐发展的社会，就必须有与之相呼应的体现公平公正、均衡发展、和合一致、改革创新以及和谐育人，即以人为本，整体育人、全面育人、长远育人，而不是“分数式育人”、片面育人、急功近利育人等基本特征的和谐教育。 艺术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幼儿艺术教育是幼儿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幼儿教育中一个领域的艺术教育，在微观上的确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教育目标，但在宏观上有着与整个幼儿教育完全一致的教育目标——促进幼儿终身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把幼儿的发展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方面都要和谐发展。目前，儿童艺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诸多的不和谐，它不是面向全体幼儿的教育，不是全面的教育，不是指向未来的教育，不是创新的教育，不是主体性的教育，不是愉快的教育，不是开放的教育，不是为了孩子终身发展的教育，是缺失审美素质，缺少真、善、美、爱、民主和心灵关注的、过分强化了艺术教育的工具价值和功利价值的不利于幼儿和谐发展的教育，这一切折射出我国幼儿艺术教育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和谐发展的教育相差甚远，我们不仅有必要从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发展的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规范当前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内容、方法、评价，更有必要以幼儿为本，从幼儿的实际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进行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幼儿艺术教育改革。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幼儿艺术教育改革的思考 1、确立和谐发展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是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人们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综合确定的产品质量规格与要求，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教育的各种活动起着重要的制约和导向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拥有完善的人格和美好的心灵。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就要通过审美理想，培养幼儿健全、完善的人格，和谐的灵魂。“共同的理想信念是维系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共同的文化精神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共同的审美理想则是营造艺术生态和谐环境的思想灵魂。”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与创美的，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培养美好、和谐的情感，丰富的创造力，使个体在充满诱惑的世界中能够保持宁静的心态、人性的纯洁。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不能仅仅只停留在教授简单的艺术知识与技能，而应该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帮助每个幼儿建造一个精神家园，提升美好、和谐的精神境界。越来越多的对幼儿艺术素质的关注和对幼儿审美情操的投入，是人们对异化的社会和教育的批判，是对和谐美好、充满创造活力的未来社会的呼唤，从而达到美化个体、美化社会、美化自然的高度和谐统一。 2、采择贴近生活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或者具体地说课程教学内容是学校或幼儿园向儿童所传递的最基本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教育内容的取向和选择，体现了教育决策者、学科编制者和教学执行者共同的知识观和质量观，对儿童的学习和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懂生活、会生活、在生活中升华自己，在提升自己全面素质的同时享受美好的生活。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要与幼儿的艺术生活和谐，贴近幼儿的艺术生活，包括幼儿自身、幼儿与自然环境、幼儿与社会环境、幼儿与身边的人群等。将幼儿的生活当成一个整体，不要人为地割裂艺术与生活的联系，自然和谐地从幼儿身边熟悉的事物发掘艺术教育资源，整合协调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各方面，用爱和美的教育联通艺术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在艺术生活中，幼儿能够自觉地将一般生活经验与艺术性的生活经验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从而达到更高的具有普遍自我指导意义的经验。幼儿能够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能够用丰富的艺术活动及其产品美化自己的生活。 3、运用灵活多样的幼儿艺术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指为达到教育目标，完成教育任务而采取的各种方式和办法。教育方法是沟通教与学共同活动的中介，对实现教育目标来讲，它起着“桥”与“船”的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是具有创新素质的，个性张扬的，敢于自我承担的，面向未来的新生势力。幼儿艺术教育方法应该以幼儿为主体，运用灵活多样的幼儿艺术教育方法，以充分调动幼儿在艺术活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保护幼儿的创新意识，满足幼儿的创新需要，培养幼儿的创新能力。以往的幼儿艺术教育，人们总是关注教师如何教，设计一系列课程，幼儿始终处于被动，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中心地位的权利。在单向的灌输中，幼儿学会了缺乏生命气息的模仿，被动地完成教师既定的教学程序，教师也把原本应是十分活跃的“生命运动”引向了死气沉沉的“荒漠”。幼儿艺术教育方法应该本着个性化，民主性，开放性的原则，创造宽松、和谐的艺术教育氛围，让幼儿在其中自主地探索、体验和感受，让幼儿在其中自由地想像、创作、发表见解，从而培养幼儿的创新素质。 4、选择多样化的幼儿艺术教育教学组织形式 教育教学组织形式是教师与学生为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而按一定要求组合起来活动的结构，是教学活动的结构特征，它规定了以什么样的外部形式使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展开运行。幼儿艺术教育活动除了选择在幼儿园进行个别教学、班级教学和分组教学这些教学组织形式外，还应让幼儿走向家庭和社区，利用家庭和社区环境对幼儿进行艺术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多样化。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与周围的人、事、物相处融洽，和谐的社区环境就是一个和谐的小社会环境，社区教育也应成为一种幼儿艺术教育的组织形式。社区教育是实现“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全民大教育的具体形式，在促进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谐社会构建的提出也对社区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良好的大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幼儿艺术教育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幼儿园中进行了，与社区的合作成了幼儿艺术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通过家园社区合作共育，扩大幼儿艺术教育范围，实行开放式的幼儿艺术教育，让和谐社会的大教育观早日深入人心。社区为幼儿艺术教育提供了一个大舞台，社区的资源和幼儿园的资源互通有无，形成家——园——社区一条和谐的流型线条。 5、进行“以人为本”的幼儿艺术教育评价 教育评价是依据一定的教育目标，按照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对教育活动及其参与者的情况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为教育决策、教育改革提供依据的过程。教育评价对参与教育活动的每一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赋予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需要全社会把眼光重新聚焦到“人”的身上，关注人，重视人，正视人作为人的存在。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也应该全面地关注幼儿的和谐发展。信息时代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走向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现代教育技术的普及也不断增加着教育活动中的高科技含量，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急促地追求着效率和功利，幼儿艺术教育功利化和专业化的现象也越演越厉，严重背离了艺术与教育的初衷。幼儿艺术教育评价贯穿在整个幼儿艺术教育过程中，是教育理念的最终体现。幼儿艺术教育评价和之前三个方面是环环相扣的，是不容忽视环节。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是在更高的境界中领略自然、找回心灵本应拥有的宁静，创造出心灵、自然、社会三者之间更真、更善、更美的和谐。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也应该与这种和谐的思想相呼应，克服工业文明给艺术和教育带来的共同异化，恢复艺术和教育的魅力，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幼儿艺术教育评价标准应该以人为本，以幼儿为基础，真正了解幼儿的艺术表达方式，真正尊重幼儿的艺术作品。评价内容应该更重视幼儿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和艺术欣赏过程中的情感与情绪体验。评价方法应该多元化，协调各方面因素多样性地进行综合评价。为幼儿和谐的生命打下基础。 艺术具有审美认识、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作用，具有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等特点，艺术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其他学科教育难以企及的独特作用。构建和谐社会有赖于与之相应的和谐发展的教育，构建和谐发展的教育，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孜孜追求的目标。作为和谐社会构建基础的幼儿艺术教育，其自身的和谐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幼儿教育工作者理应承担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责任!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解析 【内容摘要】幼儿艺术教育是提升幼儿艺术素养、推动幼儿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仍旧存在着一些亟待优化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提升幼儿艺术教育成效为出发点，对幼儿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优化策略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幼儿教育;艺术教育;幼儿发展 幼儿艺术教育成效的提升，不仅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考虑幼儿特殊性、尊重幼儿的特点、重视幼儿的成长，而且需要找准有效的艺术教育方式和方法，在此过程中，针对当前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作出研究与探讨，对于丰富幼儿艺术教育理论、优化幼儿艺术教育活动、推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体现出应有的教育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教师需要在不断的反思与总结中，挖掘幼儿艺术教育中的问题，探索幼儿艺术教育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忽略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兴趣的关联 幼儿群体在生活经验和兴趣爱好方面与其他年龄阶段的群体具有明显差异，在尊重幼儿群体生活经验和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开展艺术教育内容的选择，不仅有利于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的接受以及幼儿学习积极性的提升，而且能够在推动幼儿快乐学习、快乐成长的基础上，让幼儿所具有的个性和创造潜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然而，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忽略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兴趣关联性的现象客观存在，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对教材体现出过度依赖以及主观意愿对教师的教学内容选择行为产生明显影响两个方面，继而造成了艺术教学内容的选择出现了以教材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两种倾向，幼儿生活经验和兴趣没有被作为艺术教育内容选择的重要依据，从而导致了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幼儿兴趣爱好相脱离。 (二)忽略人文精神的传达 幼儿艺术教育的重点应当是审美教育与生命教育，而非艺术技能教育，这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应当以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重视引导幼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文化传承意识、强调幼儿审美素质的提升以及情感世界的丰富化，从而促使幼儿保持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然而，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重视艺术技能教育而忽略人文精神传达的现象客观存在，特别是单一的艺术教育内容和灌输式的艺术教育形式，更是限制了幼儿艺术教育对人文精神的彰显以及对幼儿成长的关照，这种幼儿艺术教育目标错位的现象，不仅导致了幼儿艺术教育难以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导致了幼儿艺术教育难以体现出相应的教育价值。 (三)忽略儿童对艺术的体验与表达 幼儿艺术教育活动的开展，需要重视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的体验以及表达，这不仅有利于幼儿更好地理解艺术教育内容、感受艺术教育内容所具有的内涵和魅力，而且有利于锻炼幼儿的表达能力、想象能力以及创造能力，促使幼儿产生对艺术进行学习和探索的欲望。但是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部分教师并没有重视引导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作出细微的观察和体验，与此同时，对艺术知识和技能传递的重视以及教学模式的单一化，也导致了幼儿在艺术表达过程中出现了固定化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幼儿虽然掌握了艺术知识和技能，但是却失去了主动挖掘美、感受美和表达美的能力。诚然，艺术理论教育与技能教育对于推动幼儿艺术素养的发展同样重要，但是为了让幼儿更好地养成主动探索和感受美的能力，艺术理论教育和技能教育只能为幼儿感受艺术魅力和开展艺术表达提供服务，这是推动幼儿艺术素养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幼儿艺术教育工作优化对策 (一)尊重幼儿生活与兴趣 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教师有必要针对幼儿熟悉的内容或者感兴趣的内容来确定艺术教育内容，只有如此，幼儿才能够对艺术教育内容进行更好的接受与理解。具体而言，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确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尝试:一是幼儿在生活中喜欢的人物可以成为艺术教育内容中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对幼儿开展艺术教育的突破口。如在母亲节，教师设置以“最美妈妈”为主题的艺术活动，引导幼儿利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对自己的妈妈进行装扮。这既是艺术教育活动，又是亲子活动，对于深化幼儿与家人的感情、引导幼儿对自身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进行重组与再现具有着重要意义;二是幼儿在生活中喜欢的事物可以开发为艺术教育内容中的组成部分。如教师可以将幼儿领到厨房，和幼儿一起利用厨房中的锅碗瓢盆创作“厨房序曲”，这种艺术教育活动不仅有利于让幼儿感受到生活中的美，而且也能够有效激发幼儿参与艺术教育的积极性以及有效提升幼儿的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另外，教师也可以引导幼儿走进自然、走进社区，发现更多生活中的艺术，从而体现出艺术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对幼儿生活经验以及兴趣爱好的尊重。 (二)重视人文精神的体现 幼儿艺术教育并非专业性和职业性的教育，因此，幼儿艺术教育不仅要重视幼儿对艺术知识的获取，而且需要重视对人文精神的彰显，在此过程中，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幼儿艺术教育工作作出优化:一是幼儿艺术教育中艺术形式和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当具备人文气息。幼儿艺术教育需要关注幼儿整体发展，特别是需要关注幼儿人文素养的提升，因此，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并非是幼儿艺术教育中选择艺术形式的唯一标准，而是应当重视在艺术形式中凸显人文关怀，从而体现出幼儿艺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如围绕“爱”这一人文主题，幼儿艺术教育可以引导学生用笔或者歌声歌唱幼儿园、歌唱大自然，围绕“团结”这一主题，幼儿艺术教育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选取与主题相关的教学内容和艺术形式等;二是围绕人文主题对艺术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教师可以尝试围绕特定的主题，将音乐、美术、舞蹈等多元化的艺术形式整合进一个课堂当中，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幼儿更好地理解艺术作品内涵，而且也能够让幼儿对教学中的人文主题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三)强调幼儿对艺术的体验与表达 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要推动幼儿对艺术进行更好的体验和表达，一是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能够创造民主、轻松的教学氛围。幼儿教师需要与幼儿构建起平等对话关系，与幼儿共同参与到艺术教育内容及其魅力的探索以及艺术创造当中，确保幼儿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思考空间、发挥空间和创造空间，从而确保幼儿能够具备更多体验艺术的机会以及表达自身看法、开展艺术创造的勇气;二是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幼儿个体的表现与表达。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每个幼儿都具有表达自身体验和情感的需求和权利，而作为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则需要尊重幼儿的这些需求与权利，通过引导幼儿进行自主表达、自主创造，推动幼儿艺术素养及其个性的发展;三是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引导幼儿与同伴开展积极的交流与分享。幼儿之间的交流与分享，是幼儿在同辈之间开展表达的重要路径，并且这种表达更容易让学生表现出自身真实的想法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教师需要重视为幼儿开展交流与分享，对他们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行为进行肯定，从而让幼儿在轻松的环境中提升自身的艺术素养、艺术表现力以及艺术创造自信，促使幼儿对艺术保持较高的兴趣。 作者:孙媛 单位: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咨询与治疗”教学改革论文 ［摘要］针对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培养需求，修正传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对“心理咨询与治疗”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考核方法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发现了几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心理咨询与治疗；教学改革；案例教学法 “心理咨询与治疗”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为学生掌握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基本理论和技能而设置，该课程的学习对学生毕业后从事心理辅导、心理咨询与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团体心理咨询、健康心理学、特殊儿童矫正等后续课程的学习以及毕业实习也非常重要。 一、传统教学中的问题 在“心理咨询与治疗”课程的传统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比较突出，学生反映虽然在学习时都掌握了相关理论，考试时分数也很高，但是在实际生活或将来走上工作岗位需要用到相关知识的时候却显得力不从心，实践操作能力欠缺。为了促进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满足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需要对该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二、系统的教学改革思路 基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欠缺，本课程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加强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训练和实践指导。尝试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1．结合实际需要，确定合理的教学内容 在广泛学习国内外心理咨询方面权威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前几年教学的探索，倾听学生的反馈意见，并结合近年来国家心理咨询师考试要求的相关内容，自编教学讲义，确定合理的教学内容。目前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所占的比例分别是70％和30％，以后还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高实践课时的比例［1］。 2．随时补充最新研究成果 关注心理咨询领域的发展动态，教学中随时补充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使教学内容能够与时俱进，保证教学内容全面而有重点，并联系前沿、联系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实际。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1．课堂教学改革 在课堂教学中提倡“师生互动”，注重学生的自我体验和实践，采用多样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领悟和技能的掌握。诸如采用案例教学法、问题教学法、课堂讨论、模拟训练、角色扮演、实战练习等等。 2．实践教学改革 寻求多样的途径和形式来实施。第一，依托本系心理学实验室，利用现有的设备进行实践，形成相应的基本实践能力。第二，依靠本系的大学生互助之家和与中小学、社区、企业、医院、监狱等实习单位建立的良好关系，向学生提供进行心理咨询工作的可能性，使他们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进而提高相应的心理咨询技能。第三，带领学生参加本课程教师主持的科研课题，并积极鼓励学生自己申报相关的大学生科研课题，培养学生把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 （三）考核方法的改革 本课程的考核采用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增加了技能考核所占的比例，目前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所占的比例分别是60％和40％。理论考核强调基础知识和理论，主要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和基本分析判断能力；根据需要，在考核的形式上采取闭卷或开卷，也可以是闭卷与开卷相结合。技能考核主要考查学生的实践操作性能力，让学生扮演咨询师，自行寻找合适的来访者，在专用的咨询室进行一段正规的心理咨询，对咨询过程进行录像，随后教师对录像进行分析、判定，根据咨询师表现的技能进行评分。 三、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呈现典型案例，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分析、研究，从而准确理解课程基本内容和原理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案例，可以提高学生的想象力、思考力、判断力、创造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以缩短教学情境与实际生活情境的差距，同时也为学生以后实际进行心理咨询工作打下了基础。案例教学法不是简单地呈现案例，其操作过程一般包括收集与精选案例、分析讨论案例、对案例总结和反思三个过程［2］。 1．收集与精选案例 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精心收集整理资料，选择和撰写富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在准备案例时，关键是要思考案例中蕴涵的问题，教师需要针对案例内容提出将要讨论的基本问题。对于案例中蕴涵的问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案例中应该尽量多地涉及心理咨询的理论知识，使学生能够通过案例来理解和领悟相关知识。二是案例中应该包含模糊的、复杂的、存在争议或有待发展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最终达到重新建构知识的目的。 2．组织案例讨论 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时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和引导。教师只是启发者，起带领、引导的作用，学生才是参与讨论的主体，学生的讨论状况决定了他们对问题的掌握程度和理解深度。二是要多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表现。学生的讨论往往会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和答案，教师要表示尊重和肯定，及时给予鼓励，特别是对于一些个别的、奇异的见解，切忌忽视、不回应甚至嘲笑。 3．对案例的总结和反思 教师要指出学生讨论分析中的优点和不足，对案例中的问题进行概括总结，澄清一些问题的结论，必要时进行知识点的补充与拓展。 （二）模拟练习法 模拟练习法来源于体验式教学法的理念。体验式教学法是创设、创造或引入与教学内容一致的某种氛围或具体场景，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并获得一些情感体验，进而帮助学生正确并快速地理解、掌握教学内容的一种方法。体验式教学法是心理咨询课程教学的有效方法，如日本学校咨询人员进行在职培训时，就是集讲义、演习研究为一体，特别将体验学习作为掌握心理咨询的重点［3］。在教学改革中，进行模拟练习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讨论法 根据班级人数的多少让学生自由组合成小组，比如五到八人一个小组，教师对每个小组提供一个个案的背景材料，让学生进行充分地分析与讨论，通过讨论，小组成员集体对个案进行心理诊断，商讨出解决问题的咨询方案。随后每个小组派代表展示出本小组的观点，老师进行点评。全部小组汇报完后，教师进行系统总结。 2．教师示范与学生观摩 基于学生自愿与共同保密的原则，教师征求学生做来访者，教师做为咨询师，进行个案的咨询示范，其余学生进行观摩并做必要的记录。咨询结束后，教师与学生一起分析探讨咨询的思路、过程、方法与技术及咨询效果，再让作为来访者的学生谈谈自己在整个咨询过程中的心理感受，特别是一些体验深刻的细节。通过讨论，让大家掌握一些心理咨询的技巧［4］。 3．学生进行角色扮演 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分别扮演来访者和咨询师，其他学生充当观察者，进行一次真实的咨询过程，从而让学生亲自体验咨询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咨询结束后，咨访双方可以互相进行反馈，观察者与他们共同讨论咨询师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教师最后做出必要的总结和指导。每次演练时间限定在50分钟左右，力求做到与真实场景一致。 （三）实战练习 这是基于服务学习的理念而进行的一项教学改革。服务学习是“将社会服务和知识学习相结合，通过让学生参与到有组织的社会服务行动中来促进学生知识、技能的获得和能力的提高。”服务学习强调在实践服务中进行学习、体验，学生不仅直接从课堂中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所参与的服务活动中学习［5］。本着服务学习的原则，教师在课下为学生创造进行心理咨询活动的各种机会。如联系中小学、心理咨询机构等实习单位，让学生进行实地学习与观摩；联系本系的大学生心灵互助之家，让学生担任兼职心理辅导员，为本校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联系社区、企业、监狱、养老院等实习单位，让学生为有需要的人员做心理辅导，进行实战练习。在进行实战练习时，教师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提供合适的平台 教师可以积极利用各方面资源，争取外界的大力支持，充分扩展实践实习基地，为专业教学搭建充足良好的实践平台。同时要考虑学生实际能力的局限性，及时与学生沟通，提供相应的辅导，保证学生通过努力和学习，能够完成相应的实践工作。 2．促进发挥学生的积极性 教师要想办法促进学生主动投入，比如使用一些奖励、竞争策略，使学生对实战练习感兴趣，从而在学习活动中高度自主、充分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能动性，积极地全身心投入。 3．促进反思 教师要给学生一定的充裕时间，引导他们进行高质量地、深刻地反思，联系课堂上所学习的专业知识，融会贯通地去运用，进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作者:孙远 单位:江汉大学教育学院 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双重关系的应对策略 [摘要]双重关系是心理咨询和治疗中面临的伦理困境之一。当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和来访者超越专业关系，而产生了朋友、师生、商业伙伴甚至性伙伴关系时，就陷入了双重关系。双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来访者带来益处，但也有诸多弊端，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应尽可能避免双重关系的消极影响，应对措施有：加强行业规范，强化危险防范意识;全过程避免双重关系的发生;坚持原则。 [关键词]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双重关系;咨询师/治疗师;来访者 一、双重关系的含义 双重关系是指心理师与寻求专业服务者之间除治疗关系之外，还存在或发展出其他具有利益和亲密情感等特点的人际关系的状况[1]。如果除专业关系以外，还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就称为多重关系。 目前，在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影响比较广泛的双重关系分类方法是将其区分为性的双重关系和非性的双重关系，前者涉及性及亲密或浪漫关系，后者是指不涉及性的其他关系[2]。从咨询的历史过程角度来进行划分，有的关系是在治疗或咨询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比如朋友、同事或者亲人关系;有的是在咨询过程中或咨询结束发生的双重关系，比如咨询师在咨询结束之后和曾经的来访者成为朋友、恋人或是商业伙伴。 二、双重关系研究现状 在双重关系的发生率上，赵静波等人（2009，2010）的调查发现[3-4]，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和治疗从业者与来访者建立性的以及非性的双重关系现象并不少见，其中，在临床实践中存在心理咨询或治疗师主动构建双重关系的情况，有一些行为明显具有剥削性质。 研究指出双重关系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效果的影响。研究者一致认为性的双重关系对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效果具有破坏作用，但对非性的双重关系的影响则存在争议。沈黎、刘斌志（2006）的文章指出，双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来访者带来益处，但也有诸多弊端，如使专业关系异化、产生利益冲突等[5]。赵静波、季建林（2003）的研究指出非性的双重关系的危害[6]：（1）腐蚀、歪曲医患的治疗关系，进而影响治疗的进程;（2）产生利益冲突，影响准确的职业判断;（3）影响认知过程，使治疗的作用及其维持受到损害;（4）由于治疗关系的存在，病人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治疗师进行商业或其他领域的竞争;（5）改变心理治疗的本质，从而影响治疗效果;（6）在为法庭命令要求提供病人的诊断、治疗及预后的证明时，双重关系使得证明的客观性、可靠性、公正性及完整性变得可疑;（7）可能会引起一个正式的诉讼和控告。 关于双重关系产生的原因，殷霞（2011）的调查研究指出[7]，部分咨询师接受来访者的一般性答谢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更多代表的是谢意，而并不具有剥削性质;但有些行为则是由于部分从业者伦理意识不强的结果。另外，一些持双重关系有益或不可避免论者更可能在实践中允许存在双重关系。性的双重关系产生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1）移情和反移情的作用。心理咨询与治疗是一种特殊的人际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移情即来访者被心理咨询师的性魅力吸引的情况，可能出现反移情即咨询师被来访者性吸引的情况，两者契合可能最终导致发生性关系。（2）咨询师利用来访者的信赖满足自己的性欲。 关于双重关系的应对，有研究者指出，在咨询师能够将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进行分离，有着清晰的角色认知下，我们可以对亲戚、同事等进行心理治疗。龙迪（2002）反对与求助者建立“亲人般”的关系[8]，指出治疗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要清楚自己的职业界限。作为治疗师其任务就是帮助求助者成长，为此，治疗师不能将助人的专业关系变成“亲人般”的关系。（2）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在想要进入求助者生活太多时，可能不是在帮助对方，而只是在满足自己的需要。（3）避免在做治疗师的同时担当不同的角色，即在必要条件下应对可能产生双重关系的求助者将其转介给其他治疗师。（4）在接受专业训练和开展助人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促进自我成长，防止治疗师过去的心理创伤妨碍与求助者建立和发展建设性的治疗关系。 三、双重关系的应对措施 （一）加强行业规范，强化危险防范意识 加强行业规范，尤其是咨询师行业应该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准入制度强调成为一名咨询师应具备的资格，如职业所要求的道德素养。当然调查一个心理咨询师的道德倾向不太可能，但我们需要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专业的，而不是鱼龙混杂的。虽然专业不能保证必然的高素质，但相比混乱，这种行业规范要好得多。 作为咨询师需要认识到双重关系对来访者、对咨询效果以及咨询师本人可能的伤害。这除了需要咨询师的自觉之外，同样也需要咨询师行业在整个行业领域内建立起关于双重关系的危险防范意识，要划这样的一条红线，将咨询师的行为约束在道德的范畴之内，正如《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心理咨询师与求助者之间不得产生和建立咨询以外的任何关系”。这一规定，就将双重关系界定在了对咨询效果更多的损害而不是帮助的基础上，虽则在规定之外说尽量“避免双重关系”，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双重关系是正常的心理咨询所需要的，这种表述只是允许例外情况的存在，而不是为此大开方便之门。 （二）全过程避免双重关系的发生 1.避免已经存在双重关系下的咨询关系 作为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我们应该避免在和来访者已有朋友、亲人或同事关系的存在下进行心理咨询。尤其是在来访者有其他咨询师可供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及时对他们进行说明，将他们进行转介。我们需要避免一种非我不可的心态，避免咨询师自己的大包大办。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咨询师，任何一个咨询师都是可以被替代的，来访者的痛苦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能懂、只有“我”才能对来访者尽心尽力，全力负责。我们要避免这种救世主心态，否则不是对我们的朋友、亲人负责，相反更可能把他们或者咨询师自己置于一种危险的关系之中。 2.避免咨询过程中或结束后产生的双重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需要避免双重关系的发生。无论是咨询师主动还是被动，咨询师都应该避免在专业的心理咨询关系之外，发生不必要的、和来访者无论是情感的还是经济方面的纠结。这首先是一种主动意识，在这种意识主导之下，我们才可能更睿智地应对双重关系。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产生于咨询过程中或结束后的双重关系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它毕竟不是先于咨询关系存在而是伴随咨询活动产生的结果，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有一种决心去避免产生这种双重关系。 再次，双重关系的发生不是无原因的，那么避免双重关系就要对症下药。我们不必强求来访者如何做，我们只能要求咨询师如何正确地去行为。作为咨询师，要清楚和分析双重关系产生的原因，避免非咨询原因的双重关系的产生，恰当处理因为咨询原因产生的双重关系，如咨询过程中移情和反移情的处理。 在对待双重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秉持保守主义的态度，即如果一段关系可能造成某种伤害，我们应该避免这段关系的发生;如果这一段关系可以避免，我们就应该极力避免。因为，我们相信任何对它的松绑，都更可能带来的是伤害，而不是它所设想的益处。尤其是，心理咨询和治疗从事的是一项对人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具有极强的情感性，任何的情感性伤害对于来访者来说，都可能终生无法抹平。 （三）坚持原则 如果双重关系不可避免发生，那么这种关系也不能成为一种长久的关系，如我们可以接受在咨询结束后来访者表示谢意的谢卡，但在此之外的任何可能导致双重关系的情况都应毫无例外地被我们排斥在咨询关系中。 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浅析医学生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认知 [摘要]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成效，除了受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的因素影响以外，还受学生本身对心理咨询认知水平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心理咨询需要来访者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作为高校中比较特殊的群体，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对于心理咨询的理解应当有独到之处。研究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知情况，揭示其对心理咨询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将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医学生心理咨询工作，提升心理咨询的利用度，切实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 [关键词]高等医学院校；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健康资源 近年来，各高校纷纷成立心理咨询机构，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活动。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除了与学校提供的服务、咨询师的资质有关外，还与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识、利用学校心理健康资源的有效性存在密切相关。相关研究表明：高校心理辅导咨询中心存在浪费现象，对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利用度不高；大学生对理咨询存在认识偏差和情感抗拒。 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成效，除了受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的因素影响以外，还受学生本身对心理咨询认知水平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心理咨询需要来访者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作为高校中比较特殊的群体，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对于心理咨询的理解应当有独到之处。研究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知情况，揭示其对心理咨询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将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医学生心理咨询工作，提升心理咨询的利用度，切实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 因此，充分把握咨询对象的特殊身份、心理行为特点，尤其是把握特殊咨询对象对心理咨询的态度和行为趋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迄今为止的研究集中在心理咨询与普通高校或高等医学院校德育工作的关系、心理咨询的模式、专业队伍的建设等问题上，关于学生对这一工作认知的调查研究还十分欠缺。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法对三所高等医学院校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索。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选用辽宁沈阳三所高等医学院校的大学生，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问卷960份，收回有效问卷896份，有效率为93.3%。被试年龄范围为18～22岁，平均年龄20.1岁。其中男生40.8%；女生59.2%。 1.2方法 采用自编调查表《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知调查表》，其中共40题，包括6个方面：对心理咨询功能、求咨行为和心理咨询师的认识、对心理咨询的期望、接受过心理咨询的大学生比例、有咨询经历的大学生的求咨情况。问卷的编制经过初拟试题、反复修改、小范围试测、再修改、定稿等几个基本阶段，以保证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因为是多项选择，各选项百分数相加可能大于100%。[1]调查数据用SPSS 13.0软件进行卡方检验。 2结果 2.1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功能的认识 关于“心理咨询主要帮助人们解决什么问题”，选择“包括心理疾病和一般心理问题”为69.2%，“一般心理问题”为19.8%，“心理疾病”为10.4%。关于需要接受心理咨询的人，选择“具有一般心理问题的人”为80.7%、“心理疾病患者”为72.4%，“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我的人”为63.8%。关于最需要心理咨询的问题，选择人际关系问题的为53.8%，恋爱问题为14.7%。然后依次是择业和就业、学习、工作以及性方面的问题，另有11.3%的学生选择“其他”，主要是世界观、人生观及人生的目的、意义问题等。 2.2医学院校大学生对求咨行为的认识 关于自己对待他人求咨行为的看法，选择心理疾病和一般心理问题的为61.5%，其次是一般心理问题（35.3%），最后才是心理疾病（7.8%）。关于他人对待自己的求咨行为的看法，选择心理疾病和一般心理问题的为39.9%，一般心理问题为30.1%，心理疾病为20.9%。自己对待好朋友以及设想好友对待自己的求咨行为所采取的行动，选择最多的都是关心帮助（74.2%、69.8%），其次是和从前一样对待（24.6%、29.8%），最少的是避而远之（2.8%、3.1%）。自己对待关系一般的同学以及设想他们对待自己的求咨所采取的行动，选择最多的都是和从前一样对待（59.6%、68.7%），其次是关心帮助（38.6%、28.7%），最少的是避而远之（2.9%、9.1%）。心理问题的求助对象，选择朋友的为41.2%，自我调节为37.9%，寻求心理咨询机构的帮助为10.2%，接下来依次是找父母（7.9%）、找同学（5.2%）和找老师（1.9%）。男女生的选择差异显著（x2=20.19，P 2.3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师的认识 认为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是同一概念的为60.2%，认为不是的为20.5%，不清楚的为19.3%。女生选择“不是” 的比例高于男生（79.6%/67.1%，x2=17.01，P 2.4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期望 关于咨询的形式，选择面对面咨询的为51.6%，网络咨询为26.5%，热线电话为19.6%，书信咨询为11.7%。关于是否会遵从咨询师的意见，选择“肯定会”的为8.6%，“有可能会”的为59.7%，“肯定不会”的为5.9%，“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为27.9%。女生比男生更多抱着折中和不确定的态度（92.8%、87.9%，x2=10.71，P 2.5有咨询经历的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基本求咨情况 接受过心理咨询的医学院校大学生寻求咨询大多是因为遇到了学习、就业、恋爱和人际关系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学习问题更多一些。关于在遇到此类问题多久寻求咨询帮助，没有特别明显的集中时间。有近3/4的学生在求咨前尝试过其他方法，主要是自我调节（49.6%）和找朋友倾诉（30.6%），在发现这些方法不能完全解决其心理困扰后才想到求助于心理咨询。大学里的心理咨询机构仍然是他们的首选，所接受的心理咨询以短期咨询为主，这与他们的心理问题以发展性问题居多有关。每次接受心理咨询的实际时长，选择1小时左右的仅37.8%，不足半小时的为32.6%。将此结果与大学生所期望的咨询时长相比较，可以看到实际咨询时长偏短。对于心理咨询效果的评价，认为很有帮助或有些帮助的为75.7%，认为咨询师完全或基本合格的为88.9%，多数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目前高校心理咨询存在的主要问题，选择“专业人员少”的为52.6%、“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低”为35.2%、“管理体制上存在较多漏洞”为30.8%，“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有待提高”为22.9%。 总的来看，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识与该学科本身的性质较吻合，绝大多数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对于咨询的功能，多数学生认识到心理咨询的内容包括心理疾病和一般心理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是大学生最主要的咨询内容。对他人的求咨行为，通常都选择关心帮助或至少和从前一样对待，避而远之的仅是极少数。一般学生都表示愿意接受心理咨询，但倾向于通过自我调节不能独立解决或找朋友倾诉无法有效解决之后。在咨询师的选择上，更希望是像朋友和家人一样的中年人或同龄人，这与东方人希望咨询师是“自己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对于咨询及咨询师的信任程度及心理咨询的作用存在着矛盾倾向：一方面相信心理咨询有用、愿意按照咨询师的意见去做，但另一方面又对咨询师能否守密表示怀疑，不愿全部讲真话。在咨询形式上，更愿意接受时长一小时左右面对面的咨询。女性咨询师似乎更受欢迎，且关于咨询师的外表也提出了一定要求。在评价咨询师是否合格时，大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女生较集中地选择通过心理咨询解决人际关系问题，而男生的选择宽泛得多，包括恋爱、性、学习和工作等方面问题。最先求助的对象，女生首选朋友，男生更多试图通过自我调节解决。女生更愿意接受心理咨询和认同高校开展咨询工作。我们的调查表明，女生在需要心理咨询时，更多地认为好朋友会“关心帮助”她，男生则更多地认为好朋友会“和从前一样对待”或“避而远之”；女生倾向于选择中年的同性咨询师，男生则更愿意接受同龄的异性咨询师，且对她们的外表也有更高的要求。 总之，心理咨询已得到了越来越多大学生的重视与认同，但是学生对此的认识和期望与实际求咨中遇到的多方面问题还有一定的差距。 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 【摘要】目的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进行综合研究与分析。方法选取2008年1月――2013年1月期间，于我院进行心理咨询以及心理治疗的患者共计200例作为研究对象，针对患者对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在规范作业、保守秘密、知情同意、以及平等作业四个方面的满意率进行详细统计与分析，研究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伦理学特征研究存在的薄弱之处，并指出相应的改善措施。结果200例患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规范作业的满意率为62%（124/200），对保守秘密的满意率为65%（130/200），对知情同意的满意率为58%（116/200），对平等作业的满意率为61%（122/200）。各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学特征研究满意率数据对比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现阶段有关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研究各方面还比较薄弱，制约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发展。需要在规范作业、保守秘密。知情同意、以及平等作业各个方面加大研究，提高伦理学研究质量。 【关键词】心理咨询；治疗；伦理学；特征 对于我国而言，有关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研究起步时间比较晚[1]，特别是在其伦理学特征的研究方面，还不够的成熟。同时，据相关调查研究数据显示[2]：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人员个人素质层次不齐，绝大部分研究人员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心理咨询理论、治疗方法的传授方面，对伦理教育的关注度不够。为了进一步研究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伦理学特征研究存在的薄弱之处，并指出相应的改善措施，本文以2008年1月――2013年1月期间，于我院进行心理咨询以及心理治疗的患者共计200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总结并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08年1月――2013年1月期间，于我院进行心理咨询以及心理治疗的患者共计200例作为研究对象。200例患者中，男性患者共计65例，女性患者共计135例。患者年龄在25-45周岁范围之内，平均年龄为（35.2±1.9）岁。初中以下学历患者共计85例，高中学历患者共计50例，大学及以上学历患者共计65例。 1.2方法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患者对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在规范作业、保守秘密、知情同意、以及平等作业四个方面的满意率进行详细统计与分析，研究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伦理学特征研究存在的薄弱之处，并指出相应的改善措施。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问卷20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3统计学方法本文中的所有实验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期间比较以X2检验，并以P 2结果 200例患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规范作业的满意率为62%（124/200），对保守秘密的满意率为65%（130/200），对知情同意的满意率为58%（116/200），对平等作业的满意率为61%（122/200）。各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学特征研究满意率数据对比不存在显著差异（P 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详细数据如下表所示，见表1。 3讨论 本文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我院自2008年1月――2013年1月期间，所收治的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为：各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学特征研究满意率数据对比不存在显著差异（P 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以上数据提示：现阶段有关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研究各方面还比较薄弱，制约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发展。需要在规范作业、保守秘密。知情同意、以及平等作业各个方面加大研究，提高伦理学研究质量。具体而言，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首先需要认识到，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同一班意义上的医学治疗工作并不完全相同，针对当事人所采取的心理咨询以及治疗方案均应当体现其针对性、以及系统性[3]，严格按照规范程序开展各项工作，加强伦理性的技术规范教育工作，最大限度的避免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出现临床伦理方面的问题；②保守秘密是心理咨询与治疗活动开展中最核心的问题，但保守秘密需要除开一定的条件与情况，例如当事人被推断极有可能造成自伤、自杀的问题，或当事人被推断可能对他人产生攻击与伤害[4]，又或者在法庭需要取证有关当事人资料信息的情况下，可避免对保守秘密原则的遵循；③从知情同意的角度上来说，为最大限度的保障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整体水平，在当人事同意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活动之前，当事人应当被告知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费用开支、心理咨询与治疗的频次、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出现失约现象的处理方法、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主体对象的资格与能力；④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平等性的伦理教育内容是针对治疗师所提出的伦理标准，要求治疗师能够以公平的态度看待每一个当事人，杜绝其他因素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过程产生干扰。 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基于文化心理学视野谈心理咨询与治疗 摘 要：文化心理学的侧重点在于社会文化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造成的影响，基于文化心理学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心理咨询的动机和效果上，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方法对于东方人的心理问题来说并不适用。文化心理学告诉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应该在国外心理学理论上进行吸收和改造，再结合人们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和治疗。 关键词：文化心理学 心理咨询 治疗 文化心理学是近年来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分支，其主要是根据人的社会文化对其心理进行分析考察，把人放在社会环境内，用发展的、系统的眼光，根据人类的语言、历史、风俗习惯等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对其心理进行研究。根据文化心理学来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文化心理学的认识 文化心理学是理解和表明人类心理活动的独特视野方式，它的基本主张要求文化和心理相互依存、相互生成。文化和人类心理行为之间是无法分割的，在特定的文化氛围内，要想理解人们的心理行为，就必须依据人们的生活、生产这些特定文化。 二、基于文化心理学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重要性 心理咨询和治疗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它的治疗方式、目标和主题都是受到美国本土文化状况影响的，所以，心理咨询和治疗并非是面向世界的。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实际应用中，心理咨询师常用的行为疗法、现实疗法、精神分析法和个人中心疗法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20世纪末，我国开始对心理咨询和治疗加以关注起来，由于社会性是人的重要属性，其行为方式受到本土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作为舶来品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对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并不适应。所以，当我们在对咨询者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时，把文化心理学考虑进去是势在必行的。 三、基于文化心理学对国人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途径 对国人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必须以我国的社会文化作为主要依据，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体系。基于文化心理学视角来说，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心理咨询和治疗： 1.汲取和创新 对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过程要进行吸收与改造创新，这是因为大量实践表明，国外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程序对于国人的心理状态和观点并不适合。但是所有人的心理和行为具有共通性，国外的理论研究能给我国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一些启示，因此我们可以吸收汲取国外好的经验，并根据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创立一套适合中国人的治疗理论。因此，我们应该深入社会实践，根据我国国情与国人心理素质现状进行研究探索，这样创建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理论才能对处在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国人的心理治疗起到重要作用；然后我们再根据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形式、结构，塑造出中国人与我国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相适应的心理状态。 2.传承并发扬 我们应该对我国近代哲学和心理学进行研究。我国文化源远流长，我国的心理思想是在我国社会漫长的文化历史中演变而来的，所以要想根据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构建出一套适应于国人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理论，就应该基于文化心理学视野。对于心理咨询师来讲，要把心理咨询和治疗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古为今用，为心理咨询和治疗创造出更为有益的技术和理论。 3.科学规范地进行研究 由于心理治疗起源于西方，所以它的咨询和治疗带有西方的文化色彩和价值观。我们在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研究中，应该从西方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和人文主义对立造成的以自我为中心、视野狭隘的弊端出发，肯定西方心理学理论的现有成果，选择适应我国文化实际的研究方法，最终获得符合中国人心理的咨询和治疗体系。 四、如何有效利用心理助人方式进行心理治疗 大量研究表明，国外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局限性逐渐凸显，心理医生应该采用同咨询者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方式，来满足其心理需求。对于中国人来说，心理咨询和治疗可以采取沉思冥想、瑜伽、气功等方式。虽然这些同西方的治疗方式千差万别，但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采取了立足大局观的方式，认为人们的心理问题是由于机体环境与外界环境没有协调发展导致的。 五、结束语 文化心理学对于心理咨询和治疗具有冲击作用，以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心理咨询和治疗，说明心理学研究越来越开始关注人文取向，表明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发展和文化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表明心理咨询和治疗对文化具有依存作用。笔者相信，在今后，我国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一定会和国外社会一样，被人们当作不可或缺的精神按摩，变成社会文化进步的关键所在。

从目前多数高职英语教学活动的实施实际看，其普遍缺乏文化意识和人文思维，尤其是教师自身也未能对文化元素融入形成必要、客观的认知，这不仅影响了英语教学的文化思维，同时这也是当前高职英语教学进程中，更是满足教学要求的本质化诠释。 1高职英语教学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分析 在当前高职英语教学创新实施时，必须合理应用文化内涵，融入文化思维和语言习惯，从而实现高职英语教学的创新与发展。特别是对于高职英语教学来说，其需要从传统教学体系向现代教学思维转变，因此，选择文化理念作为其突破点，就至关重要。结合传统高职英语教学活动的实际特点看，其更多是将教学重点放在英语知识之中，忽略了文化内涵和学生学习习惯的必要融入，从而影响了整个教学活动的理想实施。此外，在当前整个高职英语教育过程中，正是对语言思维的教学价值认知把握不够，从而使得多数学生所掌握的只是英语词汇或者语法理论等等，但是未能形成系统化的人文素养和文化感知，这实际上与当前高职英语教学活动的实践色彩和应用诉求之间存在极大差距。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引导学生更好感知英语理论和掌握英语教学内容的本质所在，就需要从具体的文化引导这一本质，来探究英语教学与整个茶文化体系的关联点和融合机制，通过创新融入文化理念和丰富教学内涵，从而实现高职教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因此，对于当前高职教育活动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将相应的茶文化内涵和精神思维融入教学活动之中，其能够在提升高职教育生动理念和互动文化的前提下，优化整个教学机制。我们始终认为高职教育实施中，不仅需要关注学生自身的职业技能学习与掌握，更重要的是要将合适的文化内涵融入教学，通过构建完善的教学体系，从而在全面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教学品质的全面提升。无论是高职英语教学活动的职业特色，还是其中所诠释的语言文化内涵等等，都需要在探究合适的融入元素与融入点背景中，探究英语教学活动的生动体系和立体化思维。因此，通过将具体的茶文化思想融入整个高职英语教育中，也将以“新的传播形式”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空间。 2茶文化内涵及传播状况认知 从茶文化中，我们看到除了具体的物质内容外，其中所融入的精神思维，更是基于大众饮茶习惯日益成熟这一背景，所形成的文化认同。客观的看，随着大众饮茶习惯不断成熟，逐渐形成了体系化的茶文化，这就是茶文化的根源。不仅如此，随着全世界大众对茶和茶文化的价值认可，如今茶文化也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机制，尤其是西方茶文化的整体形成，不仅让我们体会到了茶文化的深厚内涵，更重要的是中西方茶文化中所诠释的不同语言习惯和文化思维差异，更是当前我们在理解和认知过程中的关键所在。茶文化的生动特性，都能够成为当前高职英语教学时，具体应用茶文化元素的关键融合点。高职英语教学活动实施过程中，其需要注重融入的内容是多样化的，其不仅要注重英语知识的教学与表述，更重要的是要将合理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当然，就高职英语教学活动的创新实施来说，如果能够将系统化的茶文化元素融入，其所能实现的不仅仅是知识丰富，更重要的是为茶文化传播寻找到了全新途径。对于茶文化的传播活动开展来说，合理的文化元素与语言思维将是其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内容。因此，对于当前应用茶文化元素活动时，只有融入丰富完善的文化思维，才能为学生积极参与整个高职英语教学活动奠定重要基础和指引。当然，融入茶文化的教学过程，也将实现茶文化传播的本质化创新。 3高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茶文化、传播茶文化的整体实施思路 探究适合高职学生感知茶文化内涵多样性的过程，恰恰也是茶文化发展与传播的新型之路。文化传播需要具备完善的空间，更需要具备丰富力量元素，可以说，融入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也将为实现茶文化的价值最大化提供关键动力。在应用茶文化、传播茶文化时，必须认识到其中所诠释的内涵极为深厚，无论是精神理念，还是人文思维，从根本上看，这都是整个文化体系中，具体实践思维的表现。在专业化的高职英语教学创新中，如果依旧实施传统的一板一眼的“教科书”式方法，其不仅在内容题材上会限制学生的语言思维能力和文化创新性，更是影响了学生自身对高职英语教学的综合理解。就我国茶文化的本质内涵看，其经过历史的不断检验，其整体文化素材，已经形成了“综合化”、“专业化”等诸多特点，所以，无论是具体的文化认知，还是文化应用价值，其实际上都值得当前我们对其进行更好传播与应用。比如在整个茶文化中所展现的传统的茶歌艺术、茶具的讲解艺术等等，都是当前能够被融入到高职英语教学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所在。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英语教学不仅是一种英语词汇和语法知识教学，其更是一种文化传递和精神表达，所以，其中的各项元素内容，都有被融入教学活动的价值，从而实现对文化元素和教育理念的集中融入和全面表达。当然，谈到英语学习，就需要注重诠释和提升整个教学活动的生动性和实践色彩，因此，可以借助不同的“中西茶文化”来优化整个教学机制。历经不同环境和时代特点，整个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不断扩大，这在具体的茶文化方面，就有一定的体现。比如，就具体的饮茶习惯而言，西方的品茶过程中，通常会加入牛奶等一些调味品，进行“艺术化”加工制作。尽管看起来，这仅仅一个简单地品茶方式的不同，但是这从本质上看，正是文化推动下的结果。因此，不同茶文化体系中，诠释了极深的文化底蕴和人文认知。所以，在当前高职英语教学活动创新发展时，如果能够在英语教学中，把中西方的饮茶文化差异对学生进行具体的渗透和讲解，其势必能够让学生以更加生动的视角来更多了解西方文化，以及与我国的茶文化区别，当然，在了解文化差异时，其更多是从语言应用角度来整体实施，这也是传播不同文化理念的关键所在。只有融入不同的文化差异，才能使得学生真正实现对英语教学内容的真正接受。对于茶文化来说，其中所诠释的基础性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如果缺乏文化作为教学载体，高职英语教学活动，也不可能得以真正发展。在高职英语教学活动中，具体融入茶文化元素的过程，其实质上是一种教学理念的综合创新，以及教学内容的有外延，这实际上也是高职教学体系中，所必须确立的教学思维。对于当前高职英语教学来说，其中所需要的，不仅是一种教学理念的更新，更重要的是要具提融入必要的文化思维，通过树立文化包容理念和开放精神，从而真正有效的扩大学生自身的学习视野，实现英语教学的深度创新和全面融合。结合当前时展的具体状况看，高职院校学生作为重要的创新主体和传播力量，因此，在将茶文化元素融入高职英语教学活动过程中，其将以文化上的融入，实现教学体系的全面创新。 4结语 将茶文化理念融入具体的高职英语教学时，我们不妨将其打造为一种引导学生具体体验和成熟品读茶文化内涵的教学活动，尤其是通过将高职英语的专业性和实用特色，集中融入到该教学活动之中。对于高职英语教育活动的全面实施来说，良好的学习观念和正确的文化认知思维，恰恰也是当前整个教学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因此想要从本质上提升高职英语教学效果，创新英语教学机制，丰富教学元素，充实教学力量，就必须充分注重融入高职教学的实践性要求和文化教学诉求。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公益类微电影的传播学探析 【摘 要】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大规模发展，起源于网络视频的微电影也逐渐蓬勃发展。微电影不同于普通的网络视频和电影，借助网络平台和移动网络的发展，微电影以其短小精悍的特征迅速满足受众的多元的信息需求，也丰富了传播主体的传播形式。本文通过梳理微电影的发展历程，以国内首部法制主题的公益类微电影《寻人启事》作为切入点，研究公益类微电影的传播路径，以期为其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微电影；传播策略；寻人启事 一、微电影发展现状 在新媒体发展的环境下，继文字类微小说和图文并茂的微博之后，视频类发展衍生出微电影的传播形态。微电影是指通过网络和移动平台播放的、时间长度一般在1―30分钟左右、完整地阐述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微电影不同于传统电影，是新媒体平台发展的产物，之所以被称为“微”，主要是其制作周期较短、成本低、播放时长较短的原因，此外，微电影具备较为完整精炼的叙述主题，其主题与消费者的心理产生情感共鸣，以短小精悍的内容呈现方式，满足受众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获得受众的欢迎。 2010年被称作微电影元年，《四夜奇谭》、《一触即发》、《老男孩》和《66号公路》等作品风靡一时，开启微电影的“微时代”传播。历经数年发展，2014年，微电影的年产量达到2万部，总产值已经超过700亿元。微电影的蓬勃发展，改变了电影和传播媒介的现有格局。在微传播时代，微电影以其良好的传播效果和较低的制作成本，吸引众多广告主、网民和网络媒体主动加入微电影的制作与传播，促进微电影的迅速发展。微电影迅速蔓延，依据创作主题划分，微电影的种类繁多。公益类微电影为社会公众谋取利益、提高福利等，通过非营利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生产传播内容，以此呼吁社会公众，引发公众的共鸣，解决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寻人启事》是典型的公益类微电影，是我国第一部法治类的公益微电影。它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和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联合制作，影片主要讲述的是法院通过曝光被执行人的“失信”问题，继而帮助老百姓追回欠款这样一个富有人性关怀的故事。《寻人启事》反映了司法公开和执行的难题，彰显法治权威，呼吁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这部微电影立意高远，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收获了多项大奖，如在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上，该片荣获最佳作品、最佳男主角等五项大奖；在国际微电影展中，该片荣获“十佳公益微电影影响力奖”等。 二、“微”传播分析 （一）叙事主线明晰。微电影的时间是其精炼优势的基础，相但应的，时间也是其首要限制条件。微电影需要在简短的时间内完整地呈现出整个故事情节，在主题内容的表现形式上，则需要简明扼要地把主要情节和关键部分淋漓尽致地呈现给受众。此外，在微电影的艺术观赏性上，网络平台数量丰富的微电影，保障了受众多元化的内容需求，同时，微电影的主题也更加多元化，可供受众选择的信息总量和类型不断增加，受众的观赏性将会大大提高。 《寻人启事》围绕法治和诚信问题展开，由著名演员李诚儒在影片中饰演诚实守信的雷大成，联合法官对欠债不还并且失踪的老板展开一系列的围追堵截，经过法院曝光当事人的诚信问题后，最终成功解决纠纷的故事情节。影片故事饱满曲折，敌对双方充满矛盾和冲突。影片在双方系列的情节中，将人物的性格刻画得十分鲜明，具有较强的影片观赏性，双方矛盾的顺利解决，彰显了法律和司法的权威，再次强调了影片的法制主题。 （二）主题思想。公益类微电影在创作视角上，需要对准社会热点、难点和与人们利益相关的、真正突出大众利益的问题，为推进社会主义体系建设做出贡献。在电影主题上，公益类的微电影应该弘扬社会的正能量，如“诚信”、“敬业”、“孝顺”等。 同样以微电影《寻人启事》为例，影片强调了司法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呼吁社会各界坚守诚信，让“老赖”不能再赖，让司法更加具有人性关怀。影片针砭时弊，揭示司法的执法能力较弱这一社会现实，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进而进行整治执行，维护法治社会体系的稳定。 （三）传播方式分析。微电影的传播平台主要是借助现有的网络传播方式，同时伴随移动终端的发展，手机、平板电脑等也逐渐成为微电影的主要传播媒介。此外，不同于电影的传统线下发行，微电影的宣传和推广活动多采用网络传播的方式进行，突破传统的渠道和影院资源限制。因此，微电影在网络上更加自由灵活，在微传播时代下创新电影发行模式，促进电影的新趋势的发展。《寻人启事》广泛借助影响力较大的网络视频网站，如优酷网、爱奇艺、腾讯、乐视视频等，以及视频软件的移动客户端，提高影片的接触率，吸引更多的观众，引发社会关注。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从传播学角度解读微电影 [摘要]微小说、微信、微博，不知不觉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微时代，微电影应运而生，而且来势凶猛，微电影以其“三微”的特点在微时代的传播语境下迅速走红，成为当下名副其实的宠儿。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实现着小众传播，这一切都为微电影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本文从传播学角度，通过微电影的传播语境和叙事策略两个方面来解读微电影，并分析了微电影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微电影；传播语境；叙事策略；微时代 如果人类的历史共有100万年，假设这100万年等于一天，那么这一天的前23个小时，在人类传播史上几乎全部是空白，一切重大的发展都集中在这一天的最后7分钟，这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 “最后7分钟” 的比喻。可见，人类传播发展的速度势不可挡，随之而来的各种新生事物令人应接不暇，如果不及时关注人类传播领域，也许有一天就会被无情地抛在时代的最末端。网络将人们瞬间联系在一起，足不出户，便可以感受世界的千变万化，人类促进了新媒介的发展，却又时刻被它包围着。2009年，随着微博的出现，微信、微博等一系列的“微”风便如同病毒般席卷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微电影应运而生。 一、微电影――时代的新宠儿 当回忆的指针指向2005年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时，那种无厘头的对白与《中国法治报道》滑稽地整合，这种新颖的形式曾经让人们眼前一亮，许多人士认为这就是“微电影”的雏形。时隔5年，2010年底，一部类似007风格但时长仅为90秒的微电影《一触即发》掀起了微电影新的篇章，全片场面宏大，制作精良，将微电影进行到底，堪称微时代的里程碑，从此，微电影成为微时代一发不可收拾的新宠儿。《美丽的梦》《11度青春》《四方夜谭》系列以及网易微电影节的召开，无不向人类昭示着“微”风已经来袭。微电影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尽管各界人士对它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关于它的特征还是可以总结如下：微时长、微制作、微平台。与传统电影相比较，微电影的时长基本控制在30～3 000秒之间，短小精炼，不会占用观看者太多的时间，制作周期只有短短的1～7天或数周，投资规模在几千到几十万元不等。当人们习惯了在电影院中观看着大屏幕去欣赏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时，微电影的播出平台已转向网络、手机、ipad等平台，削弱了以往电影高高在上之感，人人都可以成为电影的导演，为那些有志之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彻底成为一种平民文化，拉近了电影与受众的距离。而微电影的主题涉及现实、社会、人性、理想等多方面，无孔不入地贯穿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同时间一样，你看或不看，它就在那里。 二、微电影的传播语境分析 （一）媒介发展的必然产物 著名媒介大师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他认为每一种“媒介”发出的“讯息”，都代表着或是规模、或是速度、或是类型的变化，所有这些，无不介入人类的生活。[1]媒介的发展不仅代表着技术的进步，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出现，让“地球村”成为可能，人们早已在这个村落中生活得乐此不疲。如同文字和纸张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一样，新媒介的出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超媒体、人工智能、电子媒介、人机交互、互联网为各种新生事物提供着肥沃的土壤。一种媒介的发展必然会有相应的产物与之相适应，微电影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它并不像传统的电影，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到电影院里进行观看，相反，它可以通过个人电脑、3G手机、移动电视、楼宇影视、便携式PSP等媒介随想随看，方便至极，这也是微电影成为时代新宠儿的理由之一。 （二）碎片化传播时代的信息载体 “碎片化”的传播时代促使了微电影的诞生与成熟。美国西北大学媒体管理中心负责人约翰・拉文提出，“碎片化”是遍及所有媒体平台最重要的趋势。电视节目的日益增多，报纸版面的无限扩大，杂志样式的变化多端，广播媒体的逐步复兴，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生活节奏加快了，时间变得碎片化了，人们若想在这缤纷的信息世界里得到最多的资料，必然要尽可能多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达到1+1 2的效果。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如果说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视、听、触、嗅，全感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那么微电影便是人们碎片化的生活方式的延伸。微电影形式精炼，时长浓缩，完全契合了碎片化的传播时代。公车上，地铁里，小憩时，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碎片时间，随时随地通过平板电脑、手机等多媒体设备观看一部优秀的微电影，或感人，或悲壮，或滑稽，或凄美。电影结束，人们又可以重新回到各自的工作中。人们不再需要去整合零散的时间，而是需要合理地利用。每当闲余时间放眼望去，人们都在拿着手中的电子设备，让微电影占用着自己的零散时间，碎片化似乎越发重要起来，使得人们在任何时间里，都有事可做。 （三）“大众化”与“小众化”并存 大众化指传统的大众传媒，受众对象一般为大众，分布广泛。小众化是相对于“大众化”这个概念而言的，它指的是一些人群源于某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品性而聚合成一个小圈子的趋势。每一个时代对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要求都各不相同，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一对多的传播模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供人们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多，传播媒体既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又要满足小众的特殊需求，微电影恰恰在形式上迎合了大众追求快节奏的消费心理，在内容上吸引了小众各自关注的话题要点，这样更容易聚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观众，大家谈论着共同的话题，寻求认同的心理得到释放。微电影以大众传媒为依托，利用小众化使其传播更加快速，每个人打开自己的微博，轻点鼠标，就可以关注任何一部自己感兴趣的微电影，互动性灵活，评论方便，甚至可以将未完成的剧本上传，受众根据自己的想法将剧本填补完整，这样受众再也不是信息单一的接收者，互动性使大众提高了参与的热情，从而更加关注剧本的过程与结果，每个人都是一个多媒体，可谓集百家之精华，创个人之辉煌。 三、微电影的叙事策略 （一）叙事结构 根据调研公司outsell调查结果显示，“44%的谷歌资讯用户只浏览新闻标题，而不查看全文”，这个消息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长篇大论，而偏爱短小精悍，不喜欢娓娓道来，而钟情直奔主题。微电影由于其自身三微的特征，充分抓住了受众的心理特征，契合了人们观看时间的碎片化和生活节奏的快速化，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情节的娓娓道来已经不适合微电影的快节奏，若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就必然要采取简洁明快的叙事结构，要直截了当地把影片最精彩的部分展示出来，《一触即发》便是个典型的例子。惊悚的场面，激烈的打斗，镜头追随的是各种奔跑的角色，当观众还在仔细思考这些角色相互间的关系时，影片结束了，刹那间才发现，凯迪拉克才是真正的主角。而观众在这种混沌的关系面前似乎并没有望而却步，而是津津乐道，至少在这90秒内观众感受到了颇有大片味道的震撼，这正是微电影叙事结构成功的原因之一，它能够深入分析受众，挖掘受众最感兴趣的部分，削弱次要信息，以达到瞬间吸引的传播效果。 （二）传播价值 微电影由于其传播效果好，性价比高，逐渐成为企业宣传、品牌树立的主要媒介和手段。一些热爱公益事业的组织或个人也抓住这难得的机遇，通过微电影的形式向公众传达各种公益精神。公益微电影关注当下热点话题，生动直观的表现手法，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良好的传播效果，对全民自觉从事公益事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佛山小悦悦被碾压路人冷漠事件引发全民讨论，“冷漠”一词刺痛着人们的内心。广东高校的大学生们集体发声，通过微电影反映自己的关注和思考。11月4日，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的学生分别推出10部公益微电影，用迥异不同的故事和镜头做出同样的呼吁：“拆掉心中的墙，拒绝冷漠。”各种公益比赛也将微电影列入创作手段之一，由于其受众面广，所以倡导公益意识的传播效果颇好。 （三）符号互动 符号互动又称为象征性社会互动，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和意义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符号是人类传播的介质，人类只有通过符号才能相互沟通信息。传播者和受传者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互动成功的前提，即双方对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有共通的理解和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老男孩》通过受众熟悉的筷子兄弟的出场拉开序幕，选秀节目，歌曲小芳，那种青春的懵懂和初恋的青涩，操场的大喇叭，杰克逊的经典动作，吉他和老式录音机，怀旧的色彩，一系列符号的出现恰如其分地勾起了80年代人的无数回忆。受众无需动用太多的精力去解读作品的含义，因为他们对这些符号早已有着深深的体悟。微电影由于其微时长的限制，且要直奔高潮，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善于利用符号互动，尽量扩大与受众共通的意义空间，使得受众看到片中的符号，就可以快速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这也是微电影与观众迅速达成共鸣的手段之一。 四、透过微电影引发的一些思考 从1895年第一部电影放映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多少电影经典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而微电影诞生只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就这样迅速走红，其制作方式，表现手法，艺术形式，势必会影响到大众的审美观以及对今后整个电影艺术的发展，快餐文化带给人们满足之余，也留下了很多负面影响。微电影由于其“三微”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微电影的制作，草根化趋势越发明显，技术表现、视觉效果可谓参差不齐。一部简短的微电影，它或许让他潸然泪下，或许让你开怀大笑，或许让你精神振奋，但又有多少能让你回味无穷，久久难忘。微电影可以是时间之微，平台之微，投资之微，但技术与审美却不能“微”，平庸的视觉效果表现，不得已的浅表达，又有多少微电影能成为永久传唱的经典。所以对微电影的创作进行深入思考和严格把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一部微电影，如果在短短的数周达到技术性与审美性并存，还是需要依靠一个专业的精英团队，这样才能让每一部微电影都能成为一场视觉盛宴。要真正做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真的需要从业人员精心策划才行。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传播学视域下的电影字幕翻译 [摘要]翻译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跨语言及文化的信息传播，而电影字幕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它既要求译者遵循翻译的一般原则，又要求译者考虑翻译的艺术性与文化迁移等原则，并将这些原则融入到整个翻译过程中。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以两部电影字幕翻译为文本分析对象，寻找影片字幕翻译的有效原则和策略，将传播学运用到电影字幕翻译研究中以提高译制电影的艺术性、知识性和娱乐性，更好地实现电影在目的语语境中的传播功能。 [关键词]电影字幕翻译；传播学理论；翻译原则及策略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电影在国际上的交流日益频繁，而电影的传播功能的实现要依靠电影翻译，由此电影翻译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这一领域正逐渐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电影翻译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即配音和字幕翻译。 电影字幕翻译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单纯从语言学角度对此类翻译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才能更好地发挥电影的传播功能。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并分析电影字幕翻译的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并希望对电影翻译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做出新的探索。 一、传播学的要素 翻译的本质是信息的传播， 而信息传播过程通常会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谁传播（ who says），即译者；传播什么（ say what ），即信息；通过什么渠道（ in what channel），即媒介；向谁传播（ to whom），即受众；效应如何（ with what effects），即效果。 “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把关者”，具有“翻译过程依附于原文本”和“力求在目的语中将原文本进行完善”等特点。因此，译者要充分发挥“把关者”的检查、导向、协调和评价的作用，使译后信息更符合受众的口味并被其接受。鉴于电影的“信息”内容具有娱乐性、知识性等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求译者注意提供细节信息，从而使观众对电影内容有更多的了解。电影作为传播媒介通过视觉和听觉等多种渠道传递信息，这种特性使译者省去了对某些内容的翻译。这种省略的翻译策略既满足了观众对“原汁原味”的追求，又节省了字幕空间，减轻了观众对字幕的阅读压力。 二、传播学视域下的字幕翻译策略 1.由于字幕空间的有限性，一些冗余信息应被适当浓缩。译者应充分发挥对目的语进行解译的能力，使得译文清晰可辨。例句1，我心中的男子汉不应该是一个杏花春雨、温山软水浸泡出来的寂寞歌手。 他是皇子，是一个即将雄视六合君临天下的帝王。To me， a man should not be a lonely musician， a product of warm hills and soft streams.A proper man is a prince who rules over his kingdom with strength and courage.（《夜宴》）。 例子中“六合”的意思与“天下”是一样的，若此处重复翻译则是语义上的赘述。“杏花春雨”与“温山软水”，都暗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若被翻译成“杏树开花，春天下雨”，一定会使得外国观众疑惑不已，尤其是此处对话速度仅持续15秒钟，这种情况下就要求译者浓缩字里行间，给观众一个大体上的意思就行了。 2.由于电影的制约因素和其多渠道的特点，目的语要避免赘述。例句2，So，you do like it，dont you？Coral？你真的喜欢吗？No，no.I do，I do.I really do like it.是的，是的，我非常非常喜欢。（《海底总动员》）在对英文电影字幕翻译时，一些感叹词、低俗的语言及所有的多余信息都可被删减以此来节省有限的时间及字幕空间。一些口头语，如“yeah”“you know”“well” 等，还有英文中反问句的后半部分“dont you”“isnt it” 等，一些感叹词 “my goodness”“oh， my God”“Jesus” 如果观众可以通过视觉或听觉的方式获得此类信息，那么在字幕翻译时则可被省略。例句2中，下画线部分被译者省略了，因为此处不影响信息的传递。观众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视觉渠道判断对话的意义。 3.由于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外部因素的干扰，源语言与目的语的信息不对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候这种不对等是可以刻意运用来娱乐观众的。例句3，Whats that？那是什么？Thats a pretty big butt.这个腚好大呀。Look at me.Im going to touch the butt.瞧我的，我去弄那个游腚（艇）。（《海底总动员》）对话中，Tad错把“boat”说成“butt”此处同音异义产生了一丝幽默，若我们直接把“butt”翻译成“船”，喜剧的效果就没了，译者找到中文中的“游艇”一词既可以表示“船”的意思又可以和“butt”表示的“腚”谐音，起到了英文原句中的幽默的效果，达到异曲同工之效，翻译很是精彩。 4.字幕翻译过程要适当传递文化信息。译者必须避免信息传递过于冗余，又要站在目的语观众的角度适当解释“外来信息”，因此，译者的选择取决于受众的需要和理解力。例句4，Oh， intro.Jellyman， Offspring.Offspring， Jellyman.来认识一下。水母侠，这是我儿子。（《海底总动员》） 此处译为“水母侠”是很形象生动的。既保持了“原汁原味”，对观众们来说也很容易理解，不必做多余解释，因为中国观众早已熟悉“超人”“蜘蛛侠”和“蝙蝠侠”等外文影片了。 5.在源语言文本中存在潜在文化信息的时侯，译者可使用“扩大”的策略，译者运用这种策略可以将源语言中文化信息恰当地传递给目的语观众。例句5，那叔叔让出皇位，我随你归隐林泉。Why dont you give away the throne？So we can retire to the woods and live like hermits？ （《夜宴》）对话中，皇后劝说皇帝隐退，这样他们二人就可以过着隐士的生活，为了使话语中隐含意义更清楚，“live like hermits” 被添加了进去，如果不用此添加的信息，外国观众很有可能无法得知其中隐含的意义。 6.“归纳”策略的使用是指用更大众化的概念来代替某些文化中特定的信息。例句6，知道朕为什么喜欢茜素红了吗？ 因为它红得像人们熊熊燃烧的欲望。Do you know why I like this particular red？ Because it is the color of the flame of desire.（《夜宴》）“茜素红”被译成“particular red”，而不是“alizarin red”， 此处的归纳强调了“颜色”与“欲望”的关系，“颜色”在此影片中被多次强调，这种变化也成功地表达了原文本要表达的信息内容。 7.对冗赘的文化信息要进行精练的解释。相比较英语而言，汉语表达方式充满了华丽、夸张的词汇以及四字成语等，若逐个字词翻译成外文，外国观众恐无法理解。为了确保信息传递的高效性，精炼的解释是必不可少的。例句7，诚惶诚恐，汗出如浆，太常卿是怎么了？弄得满头满脸都是汗？You seem nervous.Is the Master not feeling well？ Why are you sweating so profusely？ （《夜宴》）例句8，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Who cares about losing a kingdom when in the presence of such a rare beauty？ （《夜宴》） 例7、例8中划线汉语的表达则可谓是简洁精炼，又不失原文的意义。 8.具体到抽象的转变。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运用直觉和图像思维，而西方人趋于更抽象或理性，靠理念、判断与推理的思维。不同方式的思维就需要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与抽象的相互转变。例句9，一舞剑器动四方。Sword is always impressive.（《夜宴》）例句10，殷太常谋逆篡位，本当凌迟处死，念其三朝元老，恩准流徙三千里。Minister Yin conspired to usurp the throne.By law， he should be executed.But considering his service to three successive emperors， he will only be exiled to the far north.（《夜宴》）上面的两个例句中，舞剑不能真的“动四方”，惩罚也不一定真的要将殷太常流放到“三千里”外，所以译者最好把其翻译成与之相对应的更合理、抽象的词语。 三、传播学视域下电影字幕翻译的启示 1.电影字幕翻译的本质是传播信息，交流文化，译者在字幕翻译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形式、异国文化和迥异的思维模式等元素的干扰，增添适当的冗余信息可以克服此类干扰，避免传递信息过程中造成的失误。但冗余信息的增减要遵循翻译的平衡原则和易读性原则，过多会超出受众的需要，比如说受众早已熟知的信息和重复的信息就没有必要赘述；过少也会超出受众的理解能力，导致信息与文化交流不畅。 2.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翻译行为，电影传播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受众的期待与要求，满足受众是影视传播成功的前提与保障，但是因为受众反馈的滞后性和影视传播的特殊性，字幕翻译者的内反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发挥主体意识。 3.译者在字幕翻译过程中不能任意发挥其主体意识，必须考虑到目的语观众信息通道容量相对狭小，也就是说字幕的空间及时间有限等情况，要根据影片的类型、观众的需要以及字幕翻译的特点适当地选择翻译策略。 四、结语 总之，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电影字幕翻译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于电影字幕翻译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传播学能够进一步揭示电影字幕翻译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促进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为电影字幕翻译提供更加广阔的翻译视角。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传播学视角下透视:微电影的大发展 【摘 要】近年来，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Web2.0时代的到来，为新媒体时代增添了有力的一笔。在这样一个网络技术日渐发达的时代，人们不断追求个性的彰显。微博、微信应运而生。自2010年以来，微电影作为后起之秀获得迅速发展。本文将结合传播学的相关理论透视微电影的理论基础及其传播特征，分析微电影的优势与不足，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微电影；说服理论；两级传播理论；特征；趋势 近年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Web2.0时代的到来，为新媒体时代增添了有力的一笔。在这样一个网络技术日渐发达的时代，人们不断追求个性的彰显。微博、微信应运而生。自2010年以来，微电影作为后起之秀获得迅速发展。笔者发现，微电影作为新媒体时代的新兴产物，对于它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特别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分析这一新生事物。 一、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 对于微电影，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集合诸多的观点来看，多数研究者认为：微电影是时长在30-300秒之间，能够在各种具有视频功能的移动设备上播放，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具备与传统电影大片相媲美的高制作水准，通过紧凑、新颖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受众，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传播，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带有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1]透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总结出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在笔者看来，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个是技术基础，一个是受众需求。 1、技术基础 众所周知，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科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网络技术，近年来可谓实现了飞速发展。Web2.0时代的到来，让微电影有了有利的发展平台。2010年，凯迪拉克斥资为自己的新品车拍摄的广告片《一触即发》，被当做微电影的开山之作。《一触即发》这部短片的成功，引发了微电影的制作热潮。一时间，各大门户网站都在积极制作微电影。可以说，互联网为微电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2、受众需求 新媒体时代，受众日渐摆脱被动地位，开始追求个性的表达与自我意识的彰显。而微电影恰恰就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另外，新媒体时代受众时间的碎片化，也是微电影日渐兴起的重要原因。快速的生活节奏，使越来越多的人疲于奔命，时间日渐碎片化，能够集中欣赏某种娱乐产品的时间几乎少的可怜。而微电影恰好适应了碎片化的时代状况。它可以实现多种平台的运用，手机、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而且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 二、微电影传播的理论基础 一种新生事物能否获得长足的发展，还是要看它的根基是否稳固。现在，我们就要探及微电影的理论根基，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透视。 1、说服传播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用实验证明了信息源的可信度、知名度、传播来源与传播效果成正比的关系。[2]通俗地理解，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名人效应”。也就是说，传播者的可信度越高，说服效果就越好。在众多的微电影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原理的应用。时下，丰田汽车的微电影由韩国人气偶像李民浩主演就是利用这一原理。 2、意见领袖 说到意见领袖，必然会谈及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即信息的传递是按照“媒介――意见领袖――受众”这种传播模式进行的。微电影恰恰看中了其中的重要一环――意见领袖。但在这，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见领袖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或是名人本身。在新媒体时代，普通的受众群体也有机会成为意见领袖。 3、大众心理研究 勒庞曾指出，群体是非理性的、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3]这个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但却在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微电影的传播的基础在于把握群体的心理变化，哪怕是细微的变化。群体也许不是精英，但他们却能够影响精英层的决策；他们有时缺乏理性，但只要引导得当，他们将对传播过程起到重要作用。 三、微电影的传播特征 笔者认为，微电影的传播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即传播主体的平民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传播手段的融合化。 1、传播主体的平民化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传播主体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精英层，到后来的意见领袖，到如今普通受众迅速发力占据主体力量，传播主体日显平民化。不仅是从题材内容方面，甚至在制作上都出现了许多普通人的身影。在当今这个话语权十分分散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要求也有能力表达自己内心的诉求，微电影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 2、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诸多的媒体平台为微电影的播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你可以守着网络欣赏，也可以在旅行途中在通过手机观赏，甚至可以在上下班的过程中透过移动电视观看。新媒体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其创造了可能。微电影，不再偏安一隅，它开始登上多个平台，全方位的展示自己以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3、传播手段的融合化 新媒体时代，受众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媒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媒介融合的趋势势不可挡。媒介融合可以是技术的融合，可以是内容的融合，可以是设施的融合，也可以是受众的融合。[4]而微电影，已然成为媒介融合的典型代表。 四、微电影的发展趋势 微电影具有许多媒介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时间短、内容精练、善于捕捉受众心理等等。当然，也应该看到，微电影作为新生事物仍存在不足，如：对于微电影，业内至今未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或制作标准，这就使得微电影的定义陷入混乱；另外，越来越多的微电影陷入商业化的模式，广告植入问题成为微电影发展的瓶颈。 总的说来，微电影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演进，微电影的传播渠道会日渐多样。微电影，作为新生事物，需要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身，解决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高等职业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改革 摘要：构建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既要以切合社会发展需求、区域经济建设需求及行业用人需求为主导，又要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理念，凸显职业教育特色。本文针对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传统培养模式对学生应用能力培养不足等问题，结合专业实际，探索以技能培养为重点、以就业导向为核心、以“双师型”师资建设为保障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并对该模式实施的初步成效进行分析与评价。 关键词：高等职业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亦呈现多元化趋势。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9）指出：预计到2020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需求总量将达到8127万。面对巨大的专业技术人才需求，高等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主要任务。因此，只有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的步伐，才能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的紧密衔接。 一、高等职业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限性 1.注重知识体系培养，忽视地区、行业、企业需求，导致人才培养目标不够精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仅仅从管理学科的角度对学生需求进行分析，忽视了地区、行业、企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不能有效地将地区、行业、企业的技术要求转化为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导致社会需求与学校供给严重错位。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充分认识管理活动的特性，彻底摆脱单纯的学科教育教学模式，以地区、行业、企业需求为核心，构建应用性管理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2.注重理论教学，缺乏岗位适应能力训练。传统的工商企业管理教育在教学中通过理论知识传授、教学案例讨论等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企业内部运营管理的知识，却忽视培养学生岗位实际操作能力和对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应变力，导致学生专业技能欠缺，岗位适应能力不足。学生只有在职业情景中，通过完成相应岗位的工作任务，体验岗位的工作环境，才能逐渐获得和提高岗位适应能力。 3.教师企业实践经验不足，缺乏实践教育技能。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企业对教师到企业内部调研、学习和锻炼未能积极支持，关键技术、关键岗位和生产流程不愿对教师开放，人为地将教育与生产隔离开来；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教师所选择的科研课题以研究型为主，很难转化为实践成果，教师参与企业管理活动的机会较少；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师资来源主要以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为主，虽然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扎实丰富，但缺乏实践经验，特别是在各类企业中的实践及管理经验，因此在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方面缺乏必要的师资保障。 二、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改革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高技能人才即通常所说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岗位实践和适应能力，高职院校应从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就业岗位的需要出发，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 （一）服务区域经济，切合行业需求，注重专业技能培养 1.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从教学过程确保技能型人才培养落到实处。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地处内蒙古呼和浩特，随着呼包鄂区域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小型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自2004年开始招生以来，教学计划亦不断进行调整，2008年根据学院要求，实施学分制改革，制定2008级工商企业管理人才培养方案，在之后三年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专业课程设置不够清晰，部分专业课程理论性太强，技能训练型课程缺乏等问题。2011年，结合“国家标准、企业实际要求和学生就业需求”以及学分制三年实施经验，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修订，理论教学坚持适度、够用的原则，增加学生实训、实践、实习的机会，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量的比例达到50%。在课程设置上充分听取行业专家意见，紧扣企业需求，按照“职业岗位群—综合能力模块—能力要素—课程体系”构建教学计划体系，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综合实训、ERP原理与应用、创意思维训练、SYB（创建你的企业）等技能训练课程。另外，针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口径宽泛、专业性差的问题，借鉴国外高校“模块式”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将专业方向进行细化，设置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模块，每个模块包含5门专业限选课，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及优势等因素选择相应模块的课程，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克服了以往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知识宽泛，但技能不专的弊端。 2.拓展各种渠道，提升学生专业及实践技能训练。（1）建立并实施“双证书”培养制度。双证书教育是目前中国职业改革方向之一，职业院校在进行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强化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双证书”培养制度一方面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心，同时也凸显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在2011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学生考取助理人力资源师、助理营销师、秘书等职业资格证书纳入专业教学计划，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提升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及就业竞争能力。（2）开发校内实训资源，深入开展实战模拟教学。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始终以提升学生实践技能为目标，在实践教学资源方面予以极大的支持。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设立了ERP综合实训室，配备了企业经营电子沙盘软件和手工沙盘模型，学生在实训课程中模拟企业经营管理角色，承担相应的管理职位，同时与其他模拟企业进行竞争对抗，培养学生的决策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通过实训模拟教学，提高了学习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与管理实践相结合，为未来就业奠定扎实的基础。（3）鼓励并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实践技能比赛。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创业能力，学院实训中心及工商企业管理教研室努力为学生创造条件，提供机会，派出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教师团队指导学生参加企业经营模拟竞赛和创业竞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工商企业管理专业2009级学生在2011年“E路通杯”全国高校网络商务创新应用赛中，荣获商务创新应用模式一等奖；2010级学生在2012年“挑战杯”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荣获一等奖。通过参加各类实践和创新竞赛，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及实践操作技能。 3.通过毕业设计和顶岗实习，提高实践操作及岗位适应能力。（1）改革毕业设计形式，提升实践操作技能。依照传统的教学实践模式，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毕业设计形式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老师负责辅导论文，其特点是注重理论研究，缺乏实践能力培养。为提高毕业设计的有效性，学院以2009级毕业生为改革试点，对毕业设计进行形式与内容的创新，以创业技能课程培训（SYB）取代毕业论文撰写，通过15天的创业技能培训，学生能够基本掌握创业基础知识、政策及相关技能，经考核合格后获取创业技能证书，并可获得免息小额贷款等各项优惠政策。毕业设计改革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同时为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平台。（2）通过顶岗实习，提高岗位职业技能。顶岗实习即到企业顶岗实践，实地体验职业环境及职位要求，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目前，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已建立多个实习基地，行业涉及生产制造、人才服务、商业贸易、房地产等各个领域。学生依据自身职业规划选择实习单位进行顶岗实习，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学生亲身体验企业管理环境和工作氛围，培养认真严谨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提高职业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进一步明晰自身的职业生涯目标。 （二）以就业导向为核心，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 1.重视职业规划，为学生明确专业方向。自2011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起，在秋季新生入学教育中，将专业发展前景及职业规划作为迎新教育的内容由教研室主任及专业教师介绍给新生，同时将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作为公共基础课纳入教学计划并形成课程体系，包括大学生职业规划、创业指导及就业指导三门课程，分别设置于第二学期、第三学期及第五学期。除采用课程讲授的形式外，还聘请企业领导和行业专家对就业需求和岗位要求举办讲座，为学生选择职业方向出谋划策。 2.积极推荐就业，为学生顺畅就业提供渠道。首先，依托地区行业协会在校园举行专场招聘会，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其次，充分利用学校招生就业信息网络资源，完善毕业生就业信息平台，为学生提供各类就业信息及求职渠道。 （三）依托实习实训基地，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实习实训基地为依托，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注重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目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有10专职教师，其中2名具有企业相关实践经验，其余8名均为院校毕业分配至学院的教师，虽然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但缺乏企业实践管理经验。为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学院要求青年老师选择到企业挂职锻炼，直接参与企业的实践管理工作。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每年也要利用假期或其他机会，参与企业的培训及招聘工作。此外，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开展课题的研究与转化，协助企业解决经营中的实际问题，提升教师的科研水平和实践技能。 三、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改革设想 自2011级学分制教学计划实施以来，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实现了由传统的“大而全”向“小而专”的转变，总结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培养模式两年来实施的成效及不足，在未来的工商管理人才培养规划中，对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改革提出如下设想： （一）积极推进校企合作模式改革，探索“订单培养”模式 综合运用学校和企业资源优势对人才进行培养，“量”企业的需求之“体”，“裁”学生的培养之“衣”，推进教学与实践零距离，构建用人单位与学生零间隙，寻求毕业与就业零过渡的有效方式。“订单培养”模式更利于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用人单位可以稳定地得到事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学生获得稳定的就业保障，实现用人单位、学生及学校的“三赢”。 （二）加强综合实训基地建设，打造具备教学、科研、文化三位一体的综合实践教学基地 目前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校内实训主要通过ERP实训室进行电子及手工沙盘模拟，实训手段单一，实训内容很少将相关行业各岗位上下游之间的业务有机地串联起来，综合性和设计性内容不足。为实现综合型、设计型、体验型课程开发与科研相结合的整体建设格局，打造具备教学、科研、文化三位一体的综合实践教学基地，学院拟与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深度校企合作，引进“虚拟商业社会环境VBSE”实训平台，学生通过在多类社会组织中从事不同职业岗位“工作”，训练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从事经营管理所需的综合执行能力、综合决策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感悟复杂市场营销环境下的企业经营，学会工作、学会思考，从而培养自身的全局意识和综合职业素养。 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也应与时俱进，只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就业为导向，对人才培养模式不断进行优化和变革，才能够实现教育教学改革的终极目标。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高职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讨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管理的变革对工商管理类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承压能力、团队协作精神等成为现代企业十分看重的个人素养。而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培养出的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与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的需求差距甚大。 【关键词】工商企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模块融合；探讨 1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基本模式 1.1 基本模式描述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知识为基础、能力为核心、素质为保证、走产学研相结合道路的模块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充分体现高职教育就业导向、能力本位的思想，体现以职业素质为核心的全面素质教育培养，并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按照突出应用性、实践性的原则重组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掌握专业技能胜任岗位要求为出发点，以培养毕业生的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来构建课程体系。做到了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课内课外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施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在进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注意加强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尤其是职业道德与创新精神的培养，主要是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进行有针对性的体现，从灵活多样的显性和隐性课程进行培养。 第二，实施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践活动相结合的职业能力培养模式，课内加大实践教学内容，减少理论教学课时，开设独立实践课和综合实训项目；课外的实践活动强化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突出产、学、研相结合的特色。 第三，实施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和培养学生的其它兴趣与特长。 第四，为促进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发展，学校在多家知名企业设立了专门的实践基地，学生在第一学期至第四学期期间，每学期都安排一定的时间到企业实践基地进行相关见习，第五、第六学期到校外实习基地进行顶岗实习，将在学校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很好的结合起来。 1.2 内容方法体系 本专业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两个体系、三个模块，即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三个模块是素质模块、知识模块和能力模块。素质教育作为基础贯彻“三全”原则，即“全过程、全员、全方位”。本专业的职业素质教育的改革措施和执行过程包括： 第一，学生入学后入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学生的军训教育。 第二，在教育计划执行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对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的学生给予德育加分，锻炼学生吃苦耐劳、爱岗敬业、谦虚好学的精神。 第三，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加强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尤其是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第四，学校鼓励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尤其是假期参加社会实践，实行课内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的素质教育培养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社团活动，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和培养学生的其它兴趣与特长。使他们能进入社会、了解社会、融入社会。这样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并为今后的就业和从业做好准备。 1.3 保障体系 第一，师资队伍建设：为了保证教学内容的实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本专业专、兼职教师年龄结构合理，并重点优化教师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 第二，实训基地建设：为了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训练，本专业配备有校内实验室和校外实训基地，校内实训室主要满足学生课内实验、综合实训项目和独立实验课程的教学要求：校内实验室采取开放式管理，学生在课余时间尤其是技能大赛期间，实验随时得到实践训练。校外实训基地主要满足学生感性认识、岗位技能和毕业实习的教学要求。 第三，教材建设：工商企业管理专业重视教材建设，本专业所选教材一是积极采用获得广泛认可的优秀的高职高专教材，二是积极组织、鼓励教师自主编写或者参与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教材或者讲义。本专业教学所选教材基本是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教育部统编教材，教材选用合理，保证了专业的教学质量。 第四，教学管理：本专业的教学实行校系两级管理，除了学校的相关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以外，系部还要针对本部门专门制定相关的教学管理监督办法，职责清晰、规范明确，制度完善。 第五，教育评价：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类型的课程，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考试形式，着重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基础课程主要采用理论知识考试为主，闭卷、开卷、笔试、口试相结合；专业课程采取理论考试和实际课题相结合；实训课程采取实验成绩为主，测试考试为辅。通过考核方法改革使学生牢固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学以致用，重视职业能力培养。 2 课程体系设计 2.1 专业课程体系设计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面向市场、立足岗位、重视素质、突出能力、强调应用”为根本，适岗与变岗、综合与应变、产学结合、职业技能培养作为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基本特征。这是一个含职业综合发展能力、素质与知识结构的复合概念，体现了“能力本位”的高等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课程能力观。 在课程设计上，突出以“应用”为主旨的原则，围绕专业培养目标，不断修订和完善专业教学计划，合理增减课程和课时，一切围绕培养学生的理论素质、职业能力，强调学生发展的后劲。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全校任选课及实践课六个模块之间，建立起一整套学时比例恰当、课程体系设计合理、课程内容新颖、教学大纲科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较为合理、先进的课程体系。 2.2 实践课程体系设计 实践教学体系与理论教学体系，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针对培养学生技术应用能力，以实践技术岗位应用性技能人才为培养目标来建立实践教学体系。 在教学体系建设中要重视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把实践教学环节与理论教学环节并重，使两者有机结合，相互渗透。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要，通过由基本技能到专业技能循序渐进的实践教学训练，培养学生的预测与规划能力、运营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拓展能力。从专业人才培养对职业能力的要求，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理论实训项目、独立实践课项目和专业综合技能训练三个部分，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为“一条主线”，理论实训项目训练是对独立实践课项目与专业综合训练的基础与支撑，专业综合训练培养管理技术应用能力。实践教学体系主要有综合沙盘对抗、操作、演示、设计和参观等方面。 2.3 就业实践设计 为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企业，养成良好的职业素质，提高专业技能水平，就业时更快地适应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制度，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与地方企业的合作，将顶岗实习课程化，分两阶段安排学生到相关专业实训基地进行顶岗实习。 第一阶段――职业素质与专业技能顶岗实习：主要以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并进一步提升学生“职业素质”为目的顶岗实习。这一阶段顶岗实习主要将学生安排在商品采购、销售、人力资源、市场开发等相关部门，让他们在企业参与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用于实践，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并在工作的过程中锻炼学生与企业领导、基层管理人员及员工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并学会自主解决日常企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最终实现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学生亲身体验企业的生产环境、企业生产组织形式，感受企业文化，从而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规范及职业道德，形成良好的时间、纪律观念及安全责任意识、环保意识，以便更好地理解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目标及学习要求，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阶段――预就业顶岗实习：主要以企业“准员工”身份的顶岗实习，这一阶段的顶岗实习，要求学生完全按照企业生产要求进行工作，经过“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实现独立工作，完成企业的工作任务，从而真正地融入到企业日常的生产管理中，实现“零距离”人才的培养。 2.4 职业技能竞赛设计 职业技能竞赛是本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专业技能大赛，一方面，促使教学与职业资格（证书）能力要求有效衔接，使教学更贴近企业需求，贴紧职业岗位要求，并促使学生形成团队合作、勤于钻研、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技能竞赛，检验教学成果，发现教学中存在问题，并及时改进；第三，为学生提供一个充分展示自我的舞台，对表现突出的学生，安排他们参加省市级和国家级的职业技能大赛，从而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结合”的目的。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还存在诸多的问题，难以全面发挥人才对工商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本文在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全面优化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关键词：国际视野；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一、引言 在全球化视野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对工商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人才战略是企业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取得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人才培养缺乏战略性和长远性、过于重视理论层面的教育培养、企业的参与度不足等问题都限制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对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影响。因此，必须要从当前的问题出发，创新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人才培养缺乏战略性和长远性 当前我国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基本是照本宣科，没有根据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建立起人才培养的规划，对关键人才的培养缺乏战略性和长远性，使得现有模式下培养的人才还缺乏实用性、战略性，对工商企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小。不管是企业还是高校，在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都存在短视性，所以使得我国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虽然数量较多，但是整体的质量还有待于提升，因此难以引导企业实施人才发展战略。 2.过于重视理论层面的教育培养 与一般性人才培养模式相同，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过于重视理论层面的培养，缺乏实践教育，其掌握的理论知识较为丰富，但是还缺乏必要的实践能力，使得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培养与教育，因此使得人才培养的成本不断提升。同时，由于缺乏实践教育，使得人才的实用性大大降低，其关键作用也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拖慢了全球化背景下工商企业的发展步伐，也使得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3.企业的参与力度不足 传统模式下，我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主要是依赖于高校进行教育和培养，企业的参与力度较小。随着全球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工商企业对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变化，而由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固定，因此其所培养的人才难以准确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使得全球化背景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需求缺口得不到有效的弥补。同时，由于缺乏企业的积极参与，使得高校所培养的人才与企业的真实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降低了人才的应有作用。 三、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进措施 1.树立人才培养的战略性和长远性 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的发展要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因此其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要同样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要根据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现状，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的规划，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人才培养纳入到企业和高校发展的战略中，通过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培养思维，改革培养路径等，全面提升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效果。 2.实施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综合培养 单一化的理论培养已经难以适应工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必须要全面加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要根据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以最新的理论作为支撑，将企业的发展融入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并重视实践操作方面的教育和考评，使得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不仅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提升人才的综合能力和对工商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为人才战略的实施提供有效的保障。 3.加强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力度 校企联合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也是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保障。高校应该与企业合作搭建其人才培养的平台，整合校企之间的优势资源，在接受高校理论教育的同时，要引导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深入企业内部进行实践和学习，并为其提供有效的实践教育指导。同时，要逐渐加大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主导作用，使其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制定和实施培养计划，并与高校进行联合培养，在现有的基础上全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四、总结 国际视野下的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是促进工商企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正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应该从树立人才培养的战略性和长远性、实施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综合培养、加强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力度等方面出发，全面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工商企业在国际视野下的健康长期发展。 作者：韩红蕾；黄乃文 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形象喻示能让批评话语具有艺术性，能够让文学作品以一种生动活泼的形象呈现给读者。这对于促进古代文学批评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事物的反应和判断是文人进行抽象批评的基础。对文学中的审美接受、理论传播、理论批评来说，弄清开展审美活动前所产生的心理活动，是今后做出对事物的批评和判断的前提。对于任何事物的审美判断都和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心理上的特性有关。这种心理状态能够将判断和审美如相遇形成一种判断的客观性的导向，还能够形成逻辑上的规范性。这种具体的文学批评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现象，也区别于一般审美心理学。他是对审美评价并且形成内在心理活动的基础。形成文学批评的基础离不开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社会现实、文艺传统的基础。就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而言，对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文学批评形成的心理习惯和内在规定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都是建立在社会韵律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氛围。社会对某位文学家的判断往往会带有一定的心理定式。这种心理定式导致读者在读该作家的相关作品的时候总是带有某种思想色彩。在读某位作家的作品是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对该作家的心理定式。这种认识虽然是模糊的，但是却会对读者读该作者的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影响。对知名的作家而言，在读其作品的过程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内在和外在的评论。对于不知名的作家来说，读者在读其作品的过程中，往往会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更大。唐代的士子所盛行的温卷风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这些士子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当时文坛巨匠的赏识，所以很快他们就能平步青云。即便是一个歌女也能因为某位作家的诗歌而变得声名显赫。这种舆论氛围对文学产品的传播和接受具有重大作用。谁也不曾想到当下脍炙人口的《登黄鹤楼》，在唐代竟然不被人知道，直到后来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著名的词人酒僧在宋朝时期并不被人所知晓，后来酒僧的出名与欧阳修有重要关系。上述例子都说明声誉对文学接受具有重大影响，这些舆论影响背后都会涉及很多舆论掌门人的影响。群众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情绪中服从了声誉对诗人的影响。从积极地角度来看，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受舆论影响较大的审美风气。这种审美风气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并且还能够为今后的创作积累经验。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文学舆论的影响，对于文学作品的流逝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研究古代文学的过程中，读者以及研究者都需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学会跳出原来的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对读者的影响，不应该在人云亦云的环境中影响自己的审美选择，学会在研究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审美素养，并且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的评价。欣赏者的性情同样会对读者的心理和习惯产生重要影响，文学批评阶段上述情况也会有明显体现，这些因素都会对今后的批评总结产生重要影响。如《文心雕龙·知音》所说的:“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奇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就充分说明建立在个体性格基础之上的批评结论也并不完全公平，并不能真正地反映出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该文所谈的，虽然性情具有稳定性，但产生后也会受到后天外界环境的影响。通过对文学作品批评的心理特征进行研究，能够让读者更全面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标准。在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事情产生的结果，还应该去了解结果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合理性以及不足之处，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一种由人而文的心理习惯 该文所说的由人而文的心理习惯中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文中所说的人的名气，而是批评者的人品。批评者的人品和他的伦理道德素质素养具有紧密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伦理道德修养非常重视，不管是现代的社会评价还是古代的社会评价都会受到道德评判的影响。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的阅读会受到其个人修养的影响，这种人品必然会对阅读者产生的作品评价产生重要影响。单一的评价习惯会受到评判模式的影响。传统文化作品作者的人品有定论，这种定论也会轻松地进入到读者的视野之中，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必然会掺杂这种情感。若某个文学作品在伦理道德方面让世人存有偏见，必然会让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产生某种心理障碍。这种评价习惯和我国的文化渊源具有重要关系。虽然批评者在做出评价的过程中会受到舆论对该作者评价的影响，这种评价还会和作品的评价进行结合。这种评价习惯深受我国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重视对自身修养、道德水平方面的提升。但批评习惯一旦形成，读者就很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去进行评价作品，并且会带着这种阅读习惯对文人的作品进行评价。作者的道德取向和文学作品的审美意味并不是一一对等的状态。因此，这种由人而文的评价方式存在诸多的保守性。人们对这种评价方式习以为常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那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好名声的作家的作品长期受到冷落，即便是该作家的作品在学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这种不客观的文学评价习惯，会对这些作品自身的价值判断产生错误影响。对于我们当代文人来说在对古代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该以一种更为客观的评价方式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封建时代的文学评价方式存在诸多的弊端。我们在对古人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该尽量消除消极、保守的评价方式所带来的弊端。古代那种主观的评价方式已经对现代人的评价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由人而文的评价习惯更加偏重对人品的测量和评价，而不是对作品本身的测量和评价。总体来说，由人而文的文学评价方式是一种心理习惯，这种评价结论会形成一种单一、片面的道德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方式缺乏对艺术作品自身的特点和属性的重视，这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会对古代文学作品评价产生重大影响。 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心理习惯体现出辨别源流 出处的思维特性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说过：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这句话是一种源于经学的学术研究方法。这是源于我国古代经学非常的发达，一般的文人都有较为高深的经学造诣，并且在求学的过程中都会受到经学治学方法的训练。因此，古代文人在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运用这种评价方法。古代文人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通常会对文学作品的措辞、意向、构思等方式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法自宋代以后已经成为一个主流文学评价方法。这种评价习惯从众多文学作品评价资料都能够看出。这种源流出处的思维特性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会对那些源流出处较高的学者产生较好的评价，他的作品在传播的过程中就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那些源流出处相对较低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就更容易获得较低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实际上就是在用经学的眼光去评价文学作品，这不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习惯的弊端体现在读者更加注重对作品作者修养的夸耀。让文人的个人出身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产生直接的联系，而忽视对文学作品做出客观的评价。对于今天的文学评价者来说我们应该遵从客观事实，应该用自己客观的评价方式去对古人的文学作品做出客观的接受和理解。 4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阶段也有区分品第的思维习惯 不管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我国古代社会都是一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社会，在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等级制度。社会无处不存在等级，等级观念也深入人心。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文学思想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受限于作为的家庭状况、才学、见识、艺术造诣等方面的影响。在文学作品发展过程中，自然而言的有了文学评价。文学作品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文学评价作品也相应地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这种等级观念我们将其定位为品第思想。对于品第观念的形成，除了和上述关系有一定关系以外，还受到评价者学术背景、宗教信仰、宗经思想等因素的影响。等级因素对评价者的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体现了评价者对品第接受习惯的影响。在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以等级观念作为文学评价标准也是因为评价者自身有品第的接受习惯。品第观念对文学评价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不仅确定了一大批文学作品硕果累累的文学作家，也是一个国家文学作品形成文化传统的表现。 5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能形成直观的审美判断 这些文学作品长期接受评价者某种价值观评价的影响，不仅会对后人的文学创作产生积极影响，还决定了文学作品今后的发展方向。这种示范作用会对文学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6结语 尽管形象喻示的思维方式在批评过程中会带有一定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但是这种评价方式能够避免其他评价方式所造成的评价方法琐碎和乏味，这种文学评论方式非常的活泼，它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形成多样化的评价体系。我们在继承过去优秀文学评价方法的同时，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传统评价方法存在的不足，摒弃过去评价方法的缺陷，才能形成符合民族传统又具有时代性的文学评价方法。 参考文献： [1]曹正.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张雪城.文史统一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王世贞.唐诗纪实：卷七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杨洋.试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问题的特征及其成因[D].华中师范大学，2003. [5]王先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习惯性思维及其特点探析[J].北方文学，2015（5）：65. [6]白岩.心灵华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学报，2005. 作者:杜晓刚 单位: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在进行动漫创作的时候，音乐的加入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可以有效起到提升动漫作品综合质量的作用，而且也起到了烘托氛围的作用，体现出了一种精神。这也使得动漫作品获得了更加传神及生动的气质，提升了动漫作品的整体格调。我国很多动漫作品都是以民族题材为主的，例如《大闹天宫》《宝莲灯》以及最近院线热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等。这些动漫都是以民族文化作为意识探索的基础，而在动漫中加入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势必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对动漫音乐的民族化思考进行了探究。动漫音乐是动漫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动漫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起到诠释动漫创意以及文化理念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更加充分地向观众诠释出动画作品的另一面。在现代动漫作品当中，很多动漫音乐往往成为动漫作品的重要标签，好的动漫音乐可以让人印象深刻，也可以使动漫作品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受。 1动漫音乐对动漫作品的重要性 对于我国来说，无数的“80后”以及“90后”深受日本动漫的影响，无论是《哆啦A梦》《聪明的一休》《樱桃小丸子》等适合儿童的动漫，还是《圣斗士星矢》《海贼王》《火影忍者》《犬夜叉》等适合中学生以及大学生的热血动漫，都受到了我国人民的青睐。其中的音乐作品也让人印象深刻，使得动漫的整体氛围得到了明确。［1］例如，《哆啦A梦》的主题曲活泼简练，整体节奏也清晰明快，这使得动漫作品的感染力得到增强。日本动漫配乐最为精致、传神、深邃的当属宫崎骏的动漫，这些配乐都来自宫崎骏的黄金搭档——日本著名作曲家久石让，例如他们共同合作的《千与千寻》中的《永远同在》以及《天空之城》中的《伴随着你》。尤其是《天空之城》这部动漫，对于很多并非日本本土的人来说，一提起《天空之城》总是会先想到《伴随着你》这首音乐作品，可见这部动漫中原声配乐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动漫本身。《伴随着你》是一首宁静舒缓、深邃温暖、意境高远的音乐作品，与动漫作品自身的神秘氛围很符合，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动漫配乐对动漫的重要性。 2动漫音乐的民族化思考探索 现阶段，我国原创动漫产业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开始逐渐走上正轨。最近几年，我国涌现出了一些高水准、制作精良、具有文化底蕴的优秀动漫作品，例如《大护法》《哪吒之魔童降世》等。这些动漫作品的出现使得我国动漫创作更加关注个人的感受，并且强调原创的重要性，而原创性也是我国动漫创新发展以及持续发展的一面鲜明旗帜。动漫音乐的民族化发展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同时也是现阶段我国动漫市场的必然选择。 2.1动漫音乐的民族化应该秉持多元化发展的原则 从现阶段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动漫产业开始逐渐体现出文化包容性，人们对各种文化元素的理解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动漫事业的整体发展。［2］目前，很多动漫音乐的创作者很有自己的主见以及思想，在进行动漫创作的时候并不是一味地迎合主流观众的需求，而是将动漫音乐创作的思想内涵摆在第一位，越来越重视个性化的动漫音乐创作；从原来的“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开始逐渐体现出引导市场的趋势，为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视听享受。在今后我国原创动漫音乐创作以及发展的过程中，也必将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也会使我国动漫配乐市场的丰富性以及规模性得到有效的提升。 2.2动漫音乐的产业化发展趋势 从现阶段我国动漫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其规模正在不断壮大，动漫音乐的应用重要性也凸显出来。在我国动漫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大众对于国漫的审美以及鉴赏能力也逐渐形成；同时，我国原创动漫还一直保持着动漫创作的核心文化基调，以我国独特的民族文化底蕴作为动漫创作的根基，这样一来很容易与观众产生共鸣。其实，由于受到日本动漫的深刻影响，我国很多动漫迷最开始对我国原创动漫存在一定抗拒心理，这导致了国漫想要打造自己的市场，是存在很大困难的。但是，我国动漫创作水平以及所赋予的文化内涵都在不断提升，逐渐培养了一批忠实的国漫“粉丝”。很多中国的动漫观众都见证了中国动漫的成长，国漫一路走来虽然无比艰辛，但是却也收获满满，中国动漫以原创、个性的表现逐渐进入了主流观众群体的视野，并且还有引导主流观众审美取向的趋势。［3］我国动漫有这样的发展，不能说没有民族化动漫配乐的功劳。现阶段，我国动漫音乐的系统化逐渐得到了体现，其技术手段也越来越成熟，这也给我国动漫产业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无数新的可能。 3结语 最近几年，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动漫创作的新思路正在被不断打开，动漫音乐的重要性也得到体现。动漫音乐民族化的创作时代已经开启，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参考文献： ［1］颜飙.动漫音乐的民族化初探［J］.智库时代，2017，10（009）：17. ［2］孙四化.动漫音乐的民族化初探［J］.宿州学院学报，2017，25（7）：74-76. ［3］郑晓星，黄银镇.动漫音乐与民族化契合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6，32（12）：160-162. 作者:黄萃青 单位:成都大学

MOOC模式在国际平台的交流形式以英语语言为主，课程内容以英语讲述为主，这对于慕课课程的学院来说，拥有良好的英语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十分的重要，这样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吸收课程内容知识，获得更高水平的知识文化提升。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混合教学路径探究是信息化与教学化的相互融合，这样混合教学形式集两者的优势于一身，既可以获得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又可以以传统的教育教学进行帮助引导，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度。 1茶文化的特殊性 茶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围绕着茶这个核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其发展的富饶土壤，广泛的引入历史与时展的优秀文化产物，为己所用。中国传统茶文化自其存在发展以来，就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一个文化背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影响着人们为人处世的态度观念与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茶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生生不息不断向前发展的姿态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去经营自己生活。在茶文化的背景下，一些社会发展趋势导向的发展路径也不断的汲取其文化内涵与精神实质，随着时展的浪潮逐步向前演进发展。 1.1茶文化的自身发展 中国传统茶文化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文化内容从简单到复杂，文化内涵从浅显到深刻，精神实质逐步升华的一个过程。以茶为圆心，以文化为半径，不断的向外扩展，吸收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为其茁壮成长的养分，延伸拓展茶文化的内容范围，促进茶文化的自身发展。让广大国人可以从茶文化中受益颇丰，并以茶文化为生活的导向，辅助国人们更好的生活。在茶文化这个文化大背景下，努力探索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生产生活模式与教育教学的路径方式。 1.2茶文化的社会影响 茶文化的社会影响范围颇广，茶文化的社会影响范围可以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如在时间这个维度上，茶文化在不同时期的自身发展状况不一，不同时间段的国人们都多多少少的受到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影响，古往今来，茶文化的淡泊超逸与纯净自然始终影响着国人们的人格塑造；在空间这个维度上，在不同地域的人们所接受到的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影响不一，茶文化在不同地域的传播中也与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茶文化发展中的不同特质影响着不同地域人们的生产生活。由此可见，茶文化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维度上都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混合教学分析 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混合教学是现代社会教育教学方面的发展趋势，MOOC模式结合了数字媒体的信息化技术，让世界各国在知识教育教学层面上，融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世界各国在其模式下进一步加强了交流，促进世界文化知识的全球共享，使得世界人民可以进一步提升文化知识水平。在国际慕课平台中对英语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拥有更高的英语水平，有助于慕课课堂的知识吸收。与此同时，慕课形式的教学可以最大限度的将英语语言语法词汇与风俗文化相链接，帮助学生们身临其境的走进英语语言的学习，行之有效的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水平，两者相互结合可相得益彰。 2.1两者理念的结合 在信息化时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不断地进行信息化知识的学习可以与现代的发展达成同步发展的成就。将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混合教学既可以促进学生们对于媒体数字信息化的学习，也可以让学生们感受瞬息万变的时展，最大限度地去获取更加先进更加优质的知识内容与多样化新形式的学习资源，不断地扩充学生的知识与扩展学生的视野，也可以转变学生们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培养学生们对于英语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进一步进行创新化的思维发展。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学习茶文化兼容并蓄的思想内涵，将两者的理念相结合，促使慕课模式与大学英语教学水平的共同发展。 2.2两者实训的应用 在这样混合模式的教学路径中，二者的教学理念相互结合，实训内容也相互结合应用从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如，在传统的大学英语教育教学中，更加注重课堂与校内的实训练习，老师们常常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进行口语交际训练与听力练习，以提高学生们在英语方面的听说能力，或是让学生们在校内街头进行与路人的英语口语练习，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与勇敢大胆的品质精神。在慕课模式的教学中，更关注学生们在社会层面的锻炼，主张学生们多多进行社会实践的锻炼，培养学生的的信息获取能力与社会生存能力。两者实训应用相互结合有益于学生的全面个性发展，这也符合茶文化的发展趋势要求。 2.3两者效果的影响 慕课模式侧重于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鼓励学生们去自我探索个性发展，这对于学生们的思维拓展与创新延伸具有很大的帮助。而传统的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是对学生们进行知识的基础化教学，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同样是教育教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两者相互结合对于教育教学的效果影响也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如，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混合教学促进了师生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教师不再是单一的灌输者，教师可以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成为学生的引导者和辅助者，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教育教学中的主人公。在茶文化背景下，二者助力于英语教学，发挥着最大限度的效果影响作用。 3茶文化背景下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混合教学路径 对于茶文化背景下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混合教学路径探究，将从教学理念的变革；教学内容的转变；教学评估的改动这三个方面进行探究。理念的改革变化通常是根本上的变化，树立一个新的理念是行动的指引。随之改变的是具体的教学内容与教学评估的标准。二者模式的相互结合混合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英语教育教学做出了相应的变动。在茶文化的背景下，以传统茶文化的优秀文化内涵作为无形的混合教学的发展辅助，也对混合教学的发展大有助益。 3.1教学理念的变革 教学理念的变革将英语教育教学的重点转移到了学生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师的教学输入作用，强化了教师在教育教学的指引与辅导作用，以学生为主体，不断地加强学生们英语学习层面的综合能力，激发学生们对于英语语言的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们真正的做自主学习的主人，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综合素质的提升。这样教学理念的变革有许多益处。如，可以有效的提高英语教学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也提高了学生们对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有利于提高学生们信息化社会的适应能力。 3.2教学内容的转变 随着师生角色发生转变，英语教学的内容也发生了转变。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将英语学习的舞台交给学生，教师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自身的教学水平进行进一步的深造发展，也可以借助慕课了解世界教育教学的信息发展与不断更新发展的知识内容，有效的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样可以避免教学内容的止步不前，从而更好的指引学生进行英语学习。教学内容的转变使得学生们的英语学习不在局限，去拥有更为广阔的知识天地。不断的向前发展寻求进步，也与茶文化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不谋而合。 3.3教学评估的改动 教学理念与教学内容发生变革转变，教学评估也随之改动变化，现代社会所看重的是人们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水平，同时也看重个性化的发展与创新化思维的发展。因此作为茶文化背景下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混合教学路径探究方向之一，对教学评估的改动探究十分重要。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混合教学可以集二者的优势于一身，结合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的评估标准，既需要达到大学英语中真实语言交际与读写方面的英语能力，也需要接受掌握慕课课程中所接纳的信息化知识与新兴的英语知识，共同促进学生们的全面发展。 4结论 对于茶文化背景下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混合教学路径探究，有助于MOOC模式与大学英语混合教学相互融合，促进人类教学水平更好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我国的广播电视行业发展过程培养了大量的播音主持人才，随着人才数量的不断增多，对于人才质量的要求也不断强化。要在外表、口才、气质等多方面进行美学素质的培养，让播音员主持人才能够得到更好地成长，能够逐渐形成属于自身的独特风格，能够强化播音主持效果。 一、培养播音主持人才美学素养的重要性 第一，播音员主持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岗位，它针对的受众群体是全体社会成员，不仅有中国人更有外国人，一个好的播音员主持人代表的使是国家的精神文化，更是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素质，对内起到文化熏陶的作用，对外则体现文化传扬的作用，所以播音员主持人对美学的追求是其必然选择。第二，主持人是节目的灵魂，更是节目质量的象征，主持人身上承载整个节目组的努力成果，而具有美学魅力的主持人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也更能影响到观众，继而能达到节目组的预期效果，给观众呈现出美学盛宴的同时，也不枉费节目组创编人员的辛劳。第三，培养广播主持人才美学素养是时展的要求，随着传媒时代的发展，很多人看好这个行业，想要从事，但也有一些人能力不足退出该行业，所以当前播音员主持人既过剩也紧缺，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多，但最终能脱颖而出成为优秀主持人的人数则较少。现在随着物质条件的概述，人们开始追求精神文化的充实，这就对播音员主持人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各大高校为能适应市场和观众需求，需培养播音主持专业人才的美学素质，使播音员主持人才能形成自己独有的主持个性和主持魅力。 二、培养播音主持人才美学素养的方法探究 (一)加强训练，提高专业素养 美学素质的培养需要被培养者拥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以其为基础展开针对性地培养，不能仅偏重于通过专业素养实现美学素质的培养，也不能偏重于通过美学素质的提高来培养专业素养。首先，专业主持人必须拥有良好的播音品质以及扎实的文化功底、合格的心理素质，还要在工作中表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播音品质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播音的技巧和经验，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满足要求。同时还需要播音员具有良好的普通话能力，能够恰当地控制好自身的讲话速度，在播音过程中做到声情并茂的播报。其次，播音员主持人要拥有扎实的文化功底以适应工作中需要应对的广泛的播音内容。播音员主持人还需要能够在短时间内读懂资料、理解资料并使用正确的语言表述方法以及恰当的表情将资料完整的表达出来，这些都需要以良好的文化功底作为基础。现在很多外景主持人需要在现场直播的过程中进行现场采写，这对于文化功底的要求、对表达能力的要求、对写作能力的要求都非常的高。很多的心理素质不能满足要求的人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会感到紧张，无法流畅地进行表达，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播音主持工作者面对镜头时能够流畅播音的重要保障。无论在哪一个工作岗位，无论从事何种具体工作，都必须要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播音员主持人必须要拥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新闻播报的过程中必须要将新闻事实真实呈现给观众，绝不能对新闻事实进行歪曲，不能将事实夸大或者缩小，同样更加不能在报道当中参杂任何个人的情感，必须要将事实真相呈现给观众。 (二)拓展视野提高知识底蕴 播音主持专业是综合学科，需要播音主持专业人员具有良好的文化底蕴，而不是仅念稿子的“传声机”，空洞乏力的语言表述是很难吸引到观众、听众的注意力。好的播音员主持人需要在现场把控全场节奏，能在收放自如中将所要表达的内容准确的表述出来，并在灵活应对的时候将播音员主持人的文化底蕴显露出来，譬如上海东方卫视主持人骆新在《诗书中华》栏目中，灵活的语言穿插，巧妙胡使用古诗词将现场情景描述出来，给人营造一场视听盛宴，让人了解到中华文字之美，中华诗歌之美，这就是主持人美学素养的体现。现在为了适应观众需求，不少节目会邀请嘉宾来到节目现场，主持人则需要在此过程中与嘉宾互动交流，而嘉宾的社会背景、生活经历、语言表达习惯各有不同，甚至有嘉宾会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信仰。所以，主持人在与之交流的时候就要避免文化代沟影响，需要提前了解嘉宾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这就要求主持人的文化知识不能仅局限于本国，有时应是多个国家的知识文化涉猎。比如，江西卫视的《挑战文化名人》节目，这是我台于2014年暑期推出一档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文化竞智答题类季播节目。该节目打破了以往所有益智答题类节目模式，选手直接与国内顶尖文化名人团队巅峰对决。主持人在与这些国内顶尖文化名人进行语言交流，思维碰撞时，知识底蕴和文化素养就是主持人的必备条件。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化修养是处于底蕴层面的根基，没有深厚文化修养做基础，条件再好的主持人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并且，没有文化品味的主持人也很难形成自己的独特气质，而没有独特气质的主持人自然是不会具备个性魅力的，也就很难受到观众和听众的欢迎。再譬如，央视著名文化节目《朗读者》，在嘉宾朗读的前期有一段主持人与嘉宾的对话，这段对话多是嘉宾的生活阅历感悟，这就要求主持人能引导嘉宾说出想要表达的话题。其中一期节目中董卿和陈数的对话中，董卿在了解陈数生活阅历后，询问陈数每个人生转折处进行舍取的心路历程，陈数讲述自己的想法和当时作出取舍的挣扎，期间也穿插诙谐的小事件，整个对话氛围十分融洽，调动嘉宾话语积极性的同时，也引入了朗读的主题，为下一个环节的引入做出很好的铺垫。而每次嘉宾在出现停顿的时候，主持人董卿都能进行话语穿插，使谈话的节奏更为连贯。综上所述，一名好的播音员主持人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素养，更要有良好的知识底蕴为支撑，这才能让节目的开设“有血有肉”。 (三)培养思维，提高个人魅力 一个有魅力的人必然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必然是一个拥有思维亮点和独特想法的人，在艺术的思维上更是如此。对一个人的思维进行培养可以通过参加艺术课程的方式，引导播音员主持人从艺术品欣赏开始，并逐渐地对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对人们的思想和能力进行培养。长时间的艺术思维培养能够让人在这种大环境的熏陶下形成自己的艺术思维，提高个人的美学素质和艺术能力。因此，在培育艺术思维的过程中便能够对人的美术素质进行培养。播音员主持人通过这样的培训和学习将会在工作中进行艺术思维的使用。一个具有良好人格魅力的人能够对观众形成非常强的吸引力，他的播音也将变得更加具有感染力。但人格魅力的提高需要长时间的锻炼，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养成过程，需要对其进行引导，让其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播音员主持人自己必须要对社会和现实生活加强关注，在节目之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感受生活当中的真善美。主持节目时，要建立起与观众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桥梁，要能够形成特定的审美意象，要通过合理的、自然的肢体语言进行辅助，强化与观众的有效沟通，与观众达成良好的默契。播音员主持人要善于发现自身优点和特点，要将这些因素合理利用，不断提高个人的魅力。 (四)接受人文熏陶 增强人格力量和社会责任感接受过教育的人会在初中、高中、大学阶段进行名著的阅读，但是步入工作岗位以后，闲暇时间减少，很多有人自主读书或者看一些经典的电影，充实自己的人文底蕴。播音员主持人需要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进行人文底蕴的培养，通过阅读一本名著，看一些哲理性文章，欣赏有意义的电影等方式，真实的进入到人文学习环境中。对书中的意境进行感悟，并能在主持过程中与观众分享，将自己的感悟抒发出来，并将这种悠闲、清凉之风吹向观众，最终引发观众与主持人的情感共鸣。每个人都应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而播音员主持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应该强烈，特别是新闻主播是群众的发声者，所以不但要以身作则起到榜样作用，更要感受到基层群众的疾苦，多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和慈善活动，通过自己的号召力引导受众为社会尽一份责任。 (五)加强个性化风格培养 无论是专业素质还是美术素质，对其进行深化与提高均是为满足播音员主持人的工作成效性，其中主持人独特的个性化的风格，会给节目带来不一样的效果。譬如，央视主持人撒贝宁主持的节目《开讲啦》，就在节目中体现出小撒幽默的主持风格，由于开讲邀请的嘉宾有些是专业人士，讲授的内容十分专业，普通民众很难理解，小撒则在自己理解的前提下，使用通俗的语言进行介绍，进而使观众能对其有了解。且在与嘉宾、观众互动过程中穿插“撒式”幽默，调节演讲类节目的气氛，使观众更显轻松，进而能在探索中了解到一些知识常识，更能侧面了解我国科研工作者的不易，以及他们为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现代社会在主持上有非常多的类型，若想在这种大环境下脱颖而出，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主持风格和主持特点。又如，湖南卫视的主持人何炅，他的主持风格轻松幽默，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水准，具有非常好的亲和力，在与观众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总是能够表现出非常亲和的一面，给人以良好的感觉；央视《新闻联播》播音员康辉，其播音风格认真、严肃，当播报民生疾苦的新闻内容时，他的眉宇之间会十分真切地表现出凝重。每一个播音员主持人具体应当选择何种风格需要其深入挖掘属于自己的优势，需要了解到自己的特点。在必要时应当积极采纳他人的意见，改正自身的问题。这样便能够更加全面的对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解，有效地提高自身能力。个人风格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积累的很重要特质，不能操之过急。 三、结束语 播音主持人才的美学素质培养要从多个方面同时入手，要重视基础能力的培养以及个人风格的养成。这些都是漫长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经验的积累。应当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培养力度，将经验有效地转化成能力。

本文就高校足球文化的构建传承与发展策略进行系统阐述，以期为拓展高校体育文化、足球文化发展的新境界、新路径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足球运动是一种多人参与，具有高强度对抗性的体育活动。伴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与普及，人们对足球运动的认识与参与意识也随之愈发强烈。同时，在足球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足球文化也随之产生，并深刻地影响到足球运动地发展。随着我国校园足球运动的发展，其“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团结拚搏、振兴中华”的主旨也成为了学校体育文化、足球文化的精神核心，其对学生体育思想、体育形成的影响尤显突出。尤其是足球文化中的体育人文精神也对学生的体育意识与思想产生了强烈的震憾作用，并成为了参与体育学习、体育运动、足球运动实践的源动力［1］。2015年时，我国出台了《中国足球发展发展总体方案》，其在指明中国足球未来发展方向的同时，也为校园体育文化、足球文化建设提供了思路与方向。因此，正确地、科学地构建高校足球文化，系统研究高校足球文化的构建、传承与发展则是促进高校体育改革、足球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就高校足球文化的构建传承与发展策略进行系统阐述。 1.构建高校校园足球文化的现实意义 1.1高校校园足球文化的育人功能 高校校园足球文化的构建，既可以促进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还可以有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培养其健康意志品格。学生在校园足球活动中，既可以体验到体育运动的价值与快乐，还可以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同时，学生在足球运动的对抗性、趣味性中还可以不断培养、提升意志品格，使之能够具备良坚韧、不畏艰苦的精神，还可以培养其团队意识、集体精神，并对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具有积极作用。另外，高校校园足球文化还是一种可持续的育人文化，其可以让更多大学生参与到体育运动之中，并在校园足球文化的影响下不断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使之能够在足球运动中逐步形成积极、向上、奋斗、拼搏的精神，真正为培养、提高大学生核心素养奠定基础［2］。 1.2高校校园足球文化的文化传承功能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国学大师钱穆）因此，构建高校校园文化既可以促进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还可以推动高校体育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并在校园足球运动的深入开展过程中，真正地将足球意义、足球精神展现出来，这对足球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校园足球文化的传承还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 2.高校校园足球文化构建、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2.1物质文化因素 物质文化是校园足球文化构建、传承与发展的基础。校园足球文化的物质基础主要涵盖了两大方面：一是高校足球运动场地设施；二是高校足球教学、训练的师资力量。高校足球场地设施的现代化水平及数量是发展校园足球文化的基础性条件，还是保障高校校园足球教学活动以及足球运动开展的基础，更是推动校园足球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高校足球师资力量及教学、训练水平也会直接影响到高校校园足球文化的发展。目前，很多高校因缺乏良好的物质文化基础而直接影响到了其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传承与发展［3］。 2.2规范文化因素 规范文化主要涵盖了规范体系和运动模式。因此，规范文化是高校校园足球文化构建的保障性因素。随着校园足球文化建设的深入化、成熟化，业已不再是单纯的足球教育、训练，更涵盖了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如果更好地保障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与健康运转，这就需要进一步规范校园足球运动的相关运行模式与规章制度。但很多高校在校园足球文化建设过程中，因缺乏了科学的、规范的运动模式与规章制度，而直接影响到其校园足球文化的构建与发展。 2.3精神文化因素 精神文化是高校校园足球文化的核心与主旨。精神文化在高校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中其承载着学生的精神寄托，也承载着全体师生的足球理想，更是体育精神、校园精神的结合体。因此，精神文化因素是推动校园足球文化构建、传承与发展的精神保障。一些高校在校园足球文化构建中过于侧重物质文化与规范文化，忽视了精神文化在校园足球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因此，对高校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传承、发展形成了精神上的阻断［4］。 3.促进高校校园足球文化构建、传承与发展的有效策略 3.1构建校园足球物质文化 3.1.1加强足球教学、训练场地设施建设。高校在校园足球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加大足球教学、训练场建设的资金投入，合理规划足球场设施建设、提高场地利用率，为学生搭建、提供良好的足球教学、训练、比赛的平台。3.1.2加强校园足球文化宣传媒介建设。高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各类媒体，积极进行体育文化、足球文化、校园足球文化的宣传，如借助校园广播、校园网、学生会、教务、团委等渠道多元化、多视角地进行校园足球文化的宣传，为校园足球文化构建、传承与发展提供媒介宣传的保障。3.1.3强化足球师资力量建设。高校应加强专职、专业足球教师及教练员队伍建设，以全面完善足球教师队伍结构的同时，还要充实足球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师资力量。同时，高校还要坚持以体育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充分发挥出学术成果的引领作用，进而为全面推动、促进校园足球文化的传承、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3.1.4打造高水平、高素质校园足球队。校园足球队是促进校园足球发展、校园足球文化建设的基础。因此，学校应通过组建校园足球队、足球俱乐部等形式不断吸收优秀的大学生足球人才，且通过举行校园足球赛、校际足球友谊赛等来不断提高学生足球技术水平，为全面推动、宣传校园足球文化奠定基础。 3.2丰富校园足球规范文化 3.2.1规范高校足球教学、训练规章制度。高校应不断完善足球教学、训练以及相关比赛的规章制度，并通过协调学生在足球训练、比赛期间的上课、考试问题，来解决学生理论学习、专业学习方面的后顾之忧；同时，学校也要通过相应的奖罚制度来进一步明确足球队员在训练、比赛期间取得的成绩或是存在的问题，使学生能够在相关规章制度的规范、指导下更好地完成足球训练或是比赛。3.2.2创新、完善高校校园足球竞训机制。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缺乏科学、完善的校园足球竞赛机制。因此，高校应积极地将自身校园足球资源加以充分利用，或与社会中的足球资源相结合，积极地参与到各类社会足球赛事之中，或组织、开展校园足球竞赛，进而才能保证高校校园足球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良好的发展，这对促进校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 3.3传承校园足球精神文化 3.3.1提高校园足球文化建设重视度。高校领导必须重视校园足球队伍及校园足球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同时，还要将校园足球文化及传承纳入到体育教学活动之中，在全面保障学生运动安全的基础上，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校园足球运动之中，为校园足球运动发展及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新鲜血液。3.3.2营造校园足球精神文化核心氛围。高校在校园足球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为学生营造一个校园足球精神文化的核心氛围，如利用足球教育教学、训练以及各种形式的足球比赛、足球游戏等，使学生能够在自主参与到校园足球运动过程中能够体验、享受到更多的足球乐趣，使学生能够真正喜欢上足球，使之真正成为校园足球活动及文化构建与传承的一份子，进而才能促进校园足球文化的进一步发展［6］。 3.4发展校园足球行为文化 首先，建构高校特色化足球协会或俱乐部。高校建构特色化足球协会或俱乐部，既可以改善高校原有课外足球无秩序状态，还有利于高校组织、开展相关足球赛事、与足球相关的文艺活动，这对促进校园足球及校园足球文化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开展多种形式的足球社团活动。高校可借助足球协会、足球俱乐部、校园体育活动等来不断丰富校园足球活动的形式，并通过鼓励足球受好者组成足球社团、足球运动组织等来进一步促进校园足球运动的发展，这对有效促进校园足球文化的构建、传承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4.结语 高校足球文化建设对高校开展校园足球运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与意志品质等均具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高校必须重视校园足球文化的构建，并采用科学的方式、手段来积极传播校园足球文化，帮助师生树立起长远的、健康的足球文化构建与传承理念，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校园足球活动来实现校园足球文化传承与发展，进而为拓展高校体育文化、校园足球文化发展的新境界与新路径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恒.基于足球文化传承的高校体育文化塑型［Ｊ］.体育世界（学术版），2018，（03）：55＋54. ［2］酒华炜.“校园足球热”背景下高校校园足球文化的内涵与构建研究［Ｊ］.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16（01）：102－106. ［3］李恒.教育改革视野下校园足球在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与融合途径研究［Ｊ］.当代体育科技，2018，8（01）：2－3. ［4］高源.生本视域下高校校园足球文化的建设策略［Ｊ］.运动，2018，（06）：76＋90. ［5］陶运三.安徽省高校足球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径研究［Ｊ］.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36（05）：88－91. ［6］张晓通.校园足球改革背景下高校足球文化的内涵与构建［Ｊ］.体育世界（学术版），2018，（11）：66－67. 作者:徐智鹏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代表，是每一位国民的精神家园，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一定影响。当前是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阶段，不可避免的要发挥文化对思想、行为的积极作用。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国家的顶梁柱，高校开展知识、技能教学的同时不能忽略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培育功能，这就要求加强文化教育。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大学生日常思政教育引入茶文化，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质，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境界。 1茶文化素质对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茶文化历史悠久，在两千多年发展中吸收融合了诸多优秀文化的精髓，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禅宗思想等，文化底蕴深厚、思想精神深邃。自古以来，茶即是清雅、廉政、淡泊、诚和、和谐等品德的形象，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通过品茶来凸显自身的高尚品德。品茶不是简单的品尝茶味，而是通过品茶来修身、养性、凝神，体会其中蕴藏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提高思想品德素质。当前，我国提倡素质教育，强调学生全面发展，这就需要加强大学生的文化教育和德育教育。而茶文化作为我国富有文化底蕴和哲学内涵的传统文化，若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政教育，将培育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品德素养，稳定大学生的心性，使大学生坚定信念，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茶文化在大学生日常思政教育工作中的融入 为了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茶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是必然选择，符合思政教育改革创新需求。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融入，从教材、课堂教学、教学实践活动及教学氛围等方面着手。 2.1茶文化在思政教育教材中的融入 思政教育涉及大学生身心成长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教育工程。教材是教育实施的基础，面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诉求，必须加强大学生思政教育教材建设，发挥教材对思政教育的指导作用。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首要工作是基于茶文化编制大学生思政教育教材。编写教材时，深入分析挖掘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价值，调研评估茶文化德育素材，把有益于大学生文化素质、品德素养培育的内容融入教材中，补充现有的思政教育教材。在此基础上，明确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目标，实现茶文化与思政教育目标的有效衔接。一方面，通过茶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及世界文化的影响，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另一方面，通过茶文化的茶道、茶德、茶人精神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大学生的“三观”。 2.2茶文化在思政教育课堂中的应用 课堂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阵地，要想发挥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培育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就要将茶文化与思政教育课堂充分结合起来，拓展思政教育课堂资源。大学生思政教育对教师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教师潜移默化地在思政教育课堂上渗透茶文化。如，在思政教育课堂上讲解茶文化相关的典故，透过富有寓意的茶人、茶事向大学生传达文化、德育等内容，实现思政教育目标。此外，也可以设立茶文化选修课，辅助教师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学生自然而然的受到茶文化熏陶，体会茶文化的文化魅力和精神气质，更益于理解消化茶文化蕴藏的德育内容，使自身的精神、品德进一步提升，达到良好的思想境界。 2.3茶文化在思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应用 素质教育实施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教师充分把握思政理论，熟练应用思政教育方法方式，能够针对大学生思想动态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当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教师基于茶文化组织设计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让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了解学习茶文化，体会茶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并受之感染，养成良好的品德素养。如，组织大学生参观茶园，学习制茶、泡茶等工艺，参与茶艺表演等。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增进大学生对茶文化精神内涵的了解，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品德。 2.4茶文化在思政教育教学氛围中的应用 茶文化对大学生全面发展虽然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可以培育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品德素质，但是，高校普遍缺乏茶文化氛围。基于此，高校组织开展多样的茶文化活动，鼓励大学生成立茶社，使茶文化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以便思政教师更好的开展茶文化德育教育工作。在校园茶文化感染下，大学生学习茶德、茶人精神，学会和诚、以礼敬人等良好精神品质。 3日常思政教育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养，深化思政教育效果 在素质教育下，高校思政教育全方面的应用茶文化，把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教材、课程教学、教学实践活动及教学氛围等方面，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养，以深化思政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基于茶文化素质培养的大思政教育可以让大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习惯，形成坚定的民族精神及良好的品德意志，身心健全的健康成长。 3.1通过茶文化素质培育使大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习惯 茶文化不仅是一种饮食文化，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生活理念。茶味清香，略有苦涩，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效。喝茶品茗，既可以保养身体，也有凝神静气，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思政教育引入茶文化，通过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养来帮助大学生了解茶文化的养生保健、德育等价值，使大学生认识到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习惯。当前大学生知识基础偏好，但是普遍缺乏健康的生活方式，锻炼意识相对比较薄弱，且存在功利等思想。因此，思政教育要积极开展茶文化教育活动，利用茶文化蕴藏的修身养性、养生保健等思想引导大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方式，增强大学生的保健、锻炼及健康等正确的生活意识。 3.2通过茶文化素质培育使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教育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茶文化的融入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茶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思政教育通过讲解茶文化的发展历史、思想文化来培育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唤醒大学生内心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存在的根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有稳定民心的民族文化，才能在各民族之间屹立不倒。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顶梁柱，要学习传统的优秀文化，继承优秀的精神品德，所以思政教育通过茶文化宣传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风貌，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特别是茶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大学生在思政教育课堂上学习茶文化，开拓大学生知识视野，拓展大学生思维，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激发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坚定不移的热爱国家。 3.3通过茶文化素质培育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意志 茶道、茶德、茶人精神等是茶文化的核心内容，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及意志的培养有强大的积极作用。其中，茶道讲究“静”、“和”、“雅”、“寂”等，注重茶礼，这些都给大学生思想启迪。如，“和”文化启迪大学生人为处事以和为贵，茶礼教育大学生以礼敬人。此外，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教会大学生用平和心态看待世间万物。总之，茶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德育内容。大学生思政教育向大学生传递茶道、茶德、茶人精神等，让大学生在茶文化中感悟处世哲学，形成良好的品德意志。 4结论 综上所述，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可以培育大学生健康的生活理念、良好的思想品德及坚定的民族精神，对大学生全面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高校思政教育要善于利用茶文化中的文化内容开展有效的德育教育活动，优化德育教育水平，切实实现思政教育目标。

大学生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上的学习以及其它的对有利的资源，自觉抵制不良的诱惑。树立正确的上网观，利用网络优势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扩展视野，增长见识，充实大学生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在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高校学生拥有手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学生们对新鲜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希望自己能够跟上潮流，同时也想摆脱学习中遇到的太多的限制。这时，虚拟的网络世界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诱惑力。通过调查研究，大学生使用手机和网络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聊天，打游戏，购物，看电影，查找资料等等。网络使用所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必须正确的面对当今的网络文化。世界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正在快速的增长和发展，未来的世界必定网络的世界，要让我国在未来的信息世界跟上时代的脚步，大学生作为21世纪的主力军，必定要能很快地适应这个高科技的社会，那就需要具有从外界迅速、及时获取有效科学信息的能力，具有传播科学信息的能力，这就是科学素质，网络的应用恰恰符合这个需求。网络是众所周知的一个虚拟的世界，在网络里，人们都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和相识与不相识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讨论共同的兴趣爱好。正是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交流产生的碰撞，满足了人们情感的需求，为人们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提供了方便。现在的大学生大多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与同龄人缺乏交流，导致平时性格内向，遇到困难与挫折容易受伤，恰好网络给他们提供了相对愉悦，平等的交流环境。大学生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自互联网一出现，便以极大的热情毫无保留地接受它、迷恋它。网络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诸多影响。网络在改变着当代大学生学习、思维和生活的模式，影响着他们的政治态度、道德风貌和价值取向。网络给学生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容易沉溺于网络。现在学校重视学业和成绩，部分学生在学业和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就容易沉溺于网络，逃避压力。导致学业成绩下降，无心上课，而通过网络来交友和聊天。他们认为这是交友的最方便的途径。然而，有些学生却认网上聊天是一种消遣方式，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使用网络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玩游戏。他们享受在网络游戏中挑战成功的喜悦感，通过游戏排解对现实生活中的不满。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网络信息良莠不齐，泛滥成灾，垃圾信息对高校大学生的心智成长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使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偏移。对新一代大学生的思想和道德文化素养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网络文化给大学生们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网络可以为大学生提供自由、轻松、没有压力的学习环境，网络可以让你忘记一天的疲惫，网络可以让你忘记一天的烦恼，网络可以让你缓解遇到的压力，另外网络游戏可以开发你的智力，有助于发挥创新能力；既然刚才谈到网络是一个广阔无比的空间，它的里面一定存在着太多新鲜和一些对于你来说是未知的东西，这就有助于锻炼大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网络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大学生访问这些网站，参加网站开展的各项教育活动，有助于增强爱国、爱党意识，有助于强化道德主体意识与地位。同时通过互联网，大学生可以学到在实际生活中难以见到的东西，毕竟网络的速度很快，大学生能尽早的接纳新东西。网络通信缩短了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这也就是让大学生有了更大交往的范围；新的人际交往方式的建立为大学生在现实社会中能更多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更方便的寻找自己的空间；网络还为大学生即将走向社会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操练场”，有助于大学生能更好的表现自己。为了让大学生能够正确的运用网络信息，我们需要引导他们正确的使用网络。 一、引导学生自我约束，自我保护的能力 大多数学生使用网络是来玩游戏和聊天消磨时间。我们应该提醒学生不能沉溺于游戏，这样会对自己的身心有害而无益，适当玩些益智类的游戏，要学会自我约束和控制。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上面。对游戏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先从计算机基础学起，为将来自己能够设计一些好的游戏软件打下扎实的基础。这样可以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 二、提高网络教育者的教育素质 首先网络教育者应该坚持学习，与时俱进，不断地去学习新的知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帮学生对社会上的现象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解释，有助于他们辨别是非，分清黑白，从而为自己以后的人生发展明确道路和方向。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努力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以便于在和学生沟通时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有助于扩展他们的网络交际能力。 三、加强校园网络建设 加强校园网络管理，是推动校园网络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的迫切需要，是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目前，我校校园网的建设和管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适应和薄弱环节，要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校园网络管理的好做法、好经验，进一步深入研究加强校园网络管理和网上舆论引导的有效措施和办法，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努力开创我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要努力把我校校园网建设成为系统安全、制度完备、管理规范、内容丰富、信息健康的校园“绿色网络”，拓展“绿色网络空间”，净化网络环境。要加强初中生网络文明和网络道德教育，开展文明上网和文明网站创建活动，引导校园网站工作人员和学生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讲求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积极传播健康信息，扩大主流舆论，自觉抵制有害信息、网络滥用行为和低俗之风。学校有关部门要深入进行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研究，为“绿色校园网络”建设提供支持，推动学校校园网络建设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四、加强对学生网络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网络信息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很大，因此需对学生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校内网络使用远程设置功能，修改学生的服务器的地址。使用web限制功能，对学生所能使用的网站进行控制，这样就能避免不健康的网站的使用。随着时代的更新，网络的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我们只能引导学生正确的去使用网络资源，不要沉溺于网络，要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这样才能把自己学习的动机和目的正确的使用。

1当前旅游英语教学的现状分析 旅游英语专业教学在我国的起步比较晚，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会存在部分教学问题，进而影响教学质量。首先，我国当前的旅游英语教学的现实性太强，缺乏对学生的文化内涵教学，在教学过程中，过分注重对学生的英语语言教学，缺乏融入相应的文化内涵教学。其次，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都过于落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比如当前使用的教学课本仍旧是传统的英语教学课本，依然是开展“填鸭式”的单向教学模式等等，这样极不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 2茶文化在旅游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2.1提高旅游英语教学的人文内涵内容 加强茶文化在旅游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汇总的人文内涵，我国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可以很好地拓展学生的视野。我国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融合各个领域的知识文化，也正是由于我国茶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使得我国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历史以及社会内涵。例如，我国茶文化中有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茶叶贸易历史知识，如知名的丝绸之路，这些知识对于学生之后的工作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除此之外，我国茶文化还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特色，比如江西的采茶舞，所以加强对旅游英语专业的学生开展茶文化的渗透教学，还可以提高学生对于我国民族特色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由于我国茶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加强对茶文化的学习，可以加强学生对于我国千百年来社会的发展变化的认识，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可以更具有针对性对游客介绍我国各地各时期的文化特点，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2.2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旅游英语教学中渗透茶文化知识，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学生大学时期的价值观对于学生以后的就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融合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内容，也融合许多了优秀的思想理念，为此，加强茶文化在旅游英语教学中的运用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深度。我国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取了优秀的大家思想，比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家思想。首先，道家思想追求“中庸和谐”，和我国茶文化所追求的“和”思想相一致，意思是指我们在为人处事时，应当保持友善的态度，维持和谐的关系，这也是当前大学生应当学习的思想理念。其次，道家思想追求“天人合一”，将其融入到对学生的教学中，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让学生的心境更加淡泊，让学生在浮躁的社会中更容易保持一颗初心。最后，佛家思想追求“静”，学生在学习茶文化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取得心境上的平静，更有利于提高自身对于社会的思考。由此可见，由于茶文化包含着我国传统的优秀思想理念，加强茶文化在旅游英语教学中的渗透更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 2.3加强学生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了解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加强茶文化在旅游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加强学生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了解。首先，针对于学生的旅游英语教学，不仅是对学生开展英语语言的教学，更是注重对学生开展西方文化的教学，提高学生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通过在旅游英语教学中渗透茶文化的知识，可以提高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加深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当旅游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茶文化知识时，可以提高其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认知，让他们更加理性和正确地认识到当前中西文化的差异，提高其文化内涵，这样更有利于其之后的就业发展。 3茶文化在旅游英语教学中的实际运用措施 3.1加强茶文化内容在旅游英语专业教学中的渗透 我国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遵循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所以茶文化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仍能在我国保持着重要的地位，而不被其他文化所取代，而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旅游英语教学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所以为了更好地提高旅游英语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提高其竞争能力，加强茶文化内容在旅游英语专业教学中渗透非常重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注重对学生内心感受的关注，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对学生开展针对性的引导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其次，虽然旅游英语专业主要是开展英语教学，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也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持来丰富其教学内容。通过加强渗透茶文化的教学，更有利于学生的双向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所以，在旅游英语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加强茶文化的渗透教学，比如加强对学生开展关于茶叶品种、茶具名字的翻译，我国传统文化追求意境，所以在进行茶文化相关词语的翻译时，应当结合词语的意思来采用不同的翻译方式。为此，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好教学计划，进而开展高效的茶文化教学课堂。 3.2注重对学生茶文化气质的培养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而我国传统文化则十分注重对气质的培养，所以要加强茶文化在旅游英语专业中的运用，提高学生对于我国茶文化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就要注重对学生茶文化气质的培养。通过对饮茶人士的观察可得，他们大部分都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面对生活和工作中各种困难，他们都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处理，由此可见，加强对学生的茶文化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学生树立积极的生活和处事态度，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在我国，英语作为一门外语，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学习环境以及学习方法等各个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焦虑的学习心态，甚至会出现厌学的情绪，对旅游英语的学习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所以为了培养学生养成乐观积极的态度，提高旅游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效率，培养学生养成茶文化的气质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以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平静，加强学生的思考，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同时还能提高学生的气质，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所以，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养成茶文化气质，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养成饮茶的习惯，引导学生如何去品茶，让学生在饮茶和品茶的过程中平静下来，为加强对旅游英语的学习提供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 3.3开展有趣的茶艺活动 旅游英语专业是一门实用性的课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对学生的理论教学，更是要注重对学生的实践教学，加强开展实践应用性的课程。因此为了提高学生对于我国茶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课堂上，教师应当注重开展有趣的茶艺活动，通过茶艺活动来提高学生对于茶文化的学习兴趣以及学习感悟。首先，在旅游英语课堂上开展茶艺活动，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其次，茶艺活动是我国茶文化的更高水平的艺术表现，所以开展茶艺活动，可以提高学生对于我国茶文化的深刻认识。所以，在旅游英语课堂上，教师可以对学生开展泡茶活动，结合不同的茶叶品种选择不同的茶具来进行冲泡，比如红茶应当选用白瓷茶具，将其茶色更好地展现出来；绿茶可以选用玻璃茶具，更有利于观赏茶叶在冲泡过程中的变化；而乌龙茶可以选用紫砂茶具，更好地突出乌龙茶的茶香。在冲茶过程中，通过不同的茶叶选用不同的茶具，可以提高学生对于我国茶叶品种以及茶具的认识，进而加深对于我国茶文化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播放各种茶艺表演活动，比如结合多媒体技术来播放长嘴壶茶艺表演。 3.4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 要想提高学生对于茶文化知识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旅游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内涵水平，提高该专业教师的专业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提高教师对于茶文化知识的认识，才能提高学生对于茶文化知识的理解。因此，学校应当加强对旅游英语专业教师的培训，通过培训班或者是考试的方式来提高教师对于我国茶文化的深刻认识。除此之外，在招聘专业教师时，学校应当注重对教师综合性素质的考核，引入复合型的教师人才，进而提高旅游英语的教学质量。最后，学校可以加强和茶企业的合作，通过聘请茶企业的管理人员来学校开展讲座，加强对茶文化知识的宣传，提高教师和学生对于茶文化学习的重视程度，提高茶文化在旅游英语专业中的渗透教学效果。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茶文化在我国旅游英语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为此，在旅游英语教学课堂上，教师应当注重对学生开展茶文化的渗透教学，提高学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传承。

民间美术纳入高校艺术设计探析: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的意义 摘 要：地处浙东南沿海的台州，民间工艺美术有较好的留存。作为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组成部分，和现代设计相互渗透、互相依存，是现代设计创作中取之不尽的源泉。在思维方式、造型特征和色彩表述等方面都对现代设计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应从本地的民间工艺美术中汲取营养，可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和设计教学的提升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 民间工艺美术植根于人们的生活，无论是民俗信仰中的民间工艺美术，还是建筑装饰中的民间工艺美术，抑或是生活器用和戏曲中的民间工艺美术，都无一不是特定地域人们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的集中反映。“山海雄奇，孤悬而有不可难拔”的台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自古以来以海上名山文化著称于世。[1]台州民间工艺美术更是有着独特的江南之气和山海之魄。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大家越来越提及的今天，民间工艺美术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现代艺术设计的“人文属性”和民间工艺美术的众多特质具有广泛的紧密联系。因此，在现代艺术设计中深入了解民间工艺美术的特质，会为艺术设计创作带来丰富的营养。 在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将现代设计理念与民间工艺美术相结合，可以形成课程内容的特色性、科学性和学生设计创作的广泛性、人文性，以开阔学生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特点、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等可以帮助学生丰富设计语言、拓展表现方式、提高设计作品内涵。此外，广泛了解吸收本地民间工艺美术的优秀资源，对于构建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艺术设计课程体系也有重要意义。 1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在艺术设计创作中思考“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并做了许多尝试。正如设计师王敏所说：“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环境下，很多民族为保存自己的本土文化而努力，设计师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设计师是文化沟通的使者之一。他的价值就体现于正确理解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的互动关系。”[2]当代艺术设计在学承西方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几十年来，从本土文化中寻找艺术设计新的突破口的呼声越来越高。居于浙东沿海的台州民间工艺美术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供当代艺术设计借鉴和吸取养份。如民间雕刻方面就有翻簧竹刻、漆金木雕、泥塑、干漆夹苎造像、三门石窗、仙居木雕、贝雕等；民间抽纱刺绣与编织方面有台州绣衣、雕平绣台布和竹、麻、草编等民用生活器具。这些都取材于本地易取的竹、木、草、泥、砖等，为艺术设计创作带来了广阔的视野。概括来讲，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对艺术设计的影响及对教学的启示表现在三个方面：思维方式的影响、造型特征的延拓、色彩表述的借鉴。 1.1 思维方式的影响 1.1.1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中材料和工艺的拓展意识对设计思维的影响 纵观现代视觉艺术，无论从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还是杜尚、博依斯的观念艺术，乃至后现代主义皆在材料和工艺的探索上有所创新，当代艺术对于材料的拓展应用尤为重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对于材料的深刻探究和充分利用体现出强烈的设计意识。虽然在现代生活语境中，传统民间工艺美术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但其中包含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有其特有的价值。例如在台州民间甚至今天还在被人们使用的竹编小型储米仓，高80厘米左右，上口30厘米圆口状，下底边长50厘米四方形，有圆形盖，竹皮人字形编，骨架结构处用5厘米宽竹片作为支撑，在仓体相对两边有用2毫米宽的竹丝编的“米”字，且竹丝皮向里，瓤朝外，形成了独特的层次效果。在现代设计中，这种材料穿插的技巧和思维方式可被充分利用和发展，如竹编和现代纤维材料的结合，或可尝试以钢丝网作为骨架，用竹丝形成编织或“刺绣”式的效果，以传统工艺为基础，形成材料的应用拓展。在设计教学中，这种材料和工艺的拓展训练可有效提升教学的效果。 1.1.2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中的“隐喻”方式对设计思维的影响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在满足使用的功能外，还强调主观精神的体现。例如三门石窗的创作中常用的几何纹、铜钱纹、八宝纹、动物纹、文字纹、花草纹、一根滕纹等皆运用象征、隐喻、谐音等方法使人进行联想。“它不是直白的表述，而是借它物或通过符号表达某种情感和含义。”[3]“隐喻”强调主观精神的描写与表现，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其中，并且更多的是将民间故事及人物运用比喻、象征等方法进行美好寓意的表达，使人们充满了联想和想象的意趣。民间工艺美术和现代设计虽在其所依托的文化、体现手法和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对于“意象”的善用却是相同的。“隐喻”方式是表达“意象”的理想手段之一。 1.2 造型特征的延拓 造型是台州民间工艺美术视觉表现的主体，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兼容、变化、发展，台州独特的佛道文化、山海文化、古城文化、武学文化和南宗道学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硬气、英气和灵气的造型特征，体现出的相互兼容、博采众长的造型内涵，是我国民族艺术精神及造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艺人对于视觉不能触及的现象会凭借主观经验加以推断，对宇宙万物有独特的理解，他们所表现的真实是一种主观性的真实，带有浓厚的意念成份，追求情感的真而舍弃形象的真。”[4]深入挖掘台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特点是丰富现代设计语言的良好途径。造型特征的延拓不是造型的简单移植和拼凑，而是对传统造型的文化背景在深入探究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并结合现代设计语言，对传统造型进行加工和改造，以达到“取其形，以赋其意”的效果，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 1.3 色彩表述的借鉴 民间有“红要红的鲜，绿要绿的娇，白要白的净”、“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等对于色彩应用的表述，反映出民间工艺美术高纯度、强对比、色彩鲜艳的特征。这种对于色彩的“圆满”的喜好源于对大自然的观察和认识，也体现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台州民间工艺美术的色彩也不例外，例如起源于北宋庆历年间台州临海黄沙洋地区的黄沙狮子，这种台州民间舞狮活动是人们祈求吉祥、消灾降福的重要形式。在黄沙狮子的色彩运用中多采用金色、大红、中黄、翠绿等强烈对比的色彩，光鲜照人、明丽绚烂。在现代设计中色彩的对比运用是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因为色彩皆源于自然，正因如此，色彩具有鲜明的情感特征。如红色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物是火、鲜血、太阳等，因此红色就有了象征激情、活力、吉祥等情感特征；绿色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物是树木草原等，因此绿色就有了象征生命、希望、活力等情感特征。正是人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通过强烈对比的色彩表露的淋漓尽致。现代设计中对于色彩的运用也应着重关注色彩的情感特性，使色彩不仅仅在强对比下形成装饰和美化的效果，还应通过色彩表达设计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这是设计走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方法。 2 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艺术设计教学的意义 在现代设计理念的整体框架下，探索更加优良的现代设计教学模式和体系是近年来设计教育领域集体探求的热点。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在发展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发现本土文化丰厚的营养可供现代设计来汲取，尤其作为地方高校，在专业教学领域建立自己的特色，有着资源上的独特优势。 2.1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目前，学生正处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深刻影响的时代，“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在学生中普遍难以寻找到理想的答案。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al・P）就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作为地方高校，设计专业学生的主要来源多是省内及本地区，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们普遍需要找寻一种熟悉的文化养份来激发他们的文化价值认同。而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在世代传承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营养，作为我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一份子，它在文化上的共性也可使学生以点窥面，从本地延伸到全国，了解台州及我国民间工艺美术的特征。这正是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艺术设计教学的重要意义。 2.2 有利于学生全方面地拓展设计思维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中对于工艺和材料的应用拓展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然的观察和对生活的理解，就地取材、合理加工利用是其重要的特点。在工艺和材料越来越丰富的今天，设计过程中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但是学生往往没有对于工艺和材料进行再设计和合理利用的观念。在设计教学中通过对身边传统工艺美术作品的关注和解析，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他们对于工艺和材料的应用意识拓展设计语言。同时，民间工艺美术较多采用象征、隐喻式的表现方式，传达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这种设计语言的应用方式是丰富学生视觉表达能力的重要借鉴，使设计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可见，进行台州乃至全国民间工艺美术的学习对于学生设计思维的培养可起到重要作用。 2.3 有利于提升学生造型能力和设计语言的应用能力 设计能力的提升主要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社会的理解。台州民间工艺美术是台州人们千百年来对生活观察与理解的精华所在，其丰富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造型是我们宝贵的资源库，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也是提升学生造型能力的有效手段，使学生通过对传统造型的解读，理清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再运用现代设计方法对其进行加工改造，形成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新造型。 2.4 有利于增强学生对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的传承意识 传统的民间工艺美术因其特有的时代文化背景和生产方式，近年来逐步远离了人们的视野，尤其是九零后的学生更是在西方文化的沉浸中对于民间工艺美术缺乏足够的了解。在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纳入课程体系，可以让学生了解其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重要意义。学习本地民间工艺美术，了解其价值，还能增强学生对于当地民间工艺美术的热爱。在教学中对于本地民间工艺美术系统化的调查、挖掘和整理，有利于学生学习其创作方法和思维方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对民间工艺美术的传承积蓄资源和力量。 3 结语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作为我国民间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魅力。将其融入地方高校艺术设计课程教学是顺应时展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中国设计的本土化探索做好积极的准备。在教学中挖掘本地民间工艺美术的精神内涵、思维方式和造型特征，使其成为学生创作的基础源泉。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优势，为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带来新的面貌。 作者简介：秦伟（1981―），男，甘肃平凉人，台州学院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研究与教学。 金灵秋（1962―），女，浙江海宁人，台州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艺术教育管理。 民间美术纳入高校艺术设计探析:民间美术纳入高校艺术设计的路径 本文作者：覃会优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1](p114)它使得作为历代劳动人民艺术创作结晶的民间美术得以传承发展至今，并产生丰富的式样。但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物质文明趋同的同时，文化的地方特色也在逐渐地消减，失去了其固有价值，民间美术面临着失传的境地。民族高校是传承和发展民间美术的一个重要基地，在艺术设计教育中，将民间美术造型特点、审美思想、深刻寓意等融进教学内容里，在注重现代设计崭新式样的同时，渗透民族文化，寻求自身文化根源，实现民间美术传统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发挥特色文化资源优势，开阔思维空间，提高自身创造力，这既有利于学生创作出特色鲜明、意蕴深厚的设计作品，同时也有利于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 一、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现状以及教学中可以挖掘利用的民间美术资源 民族高校多数地处欠发达地区，受地方经济、专业院校和西方设计教育模式的影响，相对于基础教育改革和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发展显得有些滞后，多数院校还是在模仿专业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追求不切合学生基础实际的专业精英化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定位含糊不清。教育过程过分重技法、轻创造，重式样、轻内涵，学生热衷模仿，只喜欢现代艺术，对民族民间美术存在偏见，不太喜欢民间美术，认为民间美术老土、过时，老师对此也认识不足，很少将民族民间美术传统元素融入设计教学之中，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多元化设计的需求，不能为当地社会发展服务。中国的现代设计源于外来文化，但在高校教学中不能完全采取西方现代设计的教育模式，否则便无民族性，也就失去了世界性。民间美术可为现代设计全面提供传统文化的营养，它使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出形态各异的灿烂文化，艺术式样相当丰富。民族地区更是民间美术传承和发展的沃土。在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中可以开发利用的民间美术资源相当多。从创作手段和形式上看，有民间蜡染、扎染、刺绣、剪纸、木板年画、银饰、雕塑、雕刻、面具、脸谱、木偶、皮影、玩具、陶艺、壁画、农民画、编织、民族服饰、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等。这些民间美术各具造型特色，来源于民间艺术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饱含着鲜明的民族情感和民间艺人追求的真善美的艺术精神，它不仅具有实用性特征，还具有象征性特征，体现着各族人民传统的美学观念和精神面貌。在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中如果考虑利用实用性和象征性等因素展开教学，学生设计的作品品质将会有所提升。 二、民间美术丰富的式样和造型方式，对开阔艺术设计教育视野和创作思路以启示 首先，民间美术的图形通过高度的概括、变形和夸张，将事物的形态、结构归纳、整理，并突出客观事物中本质的、典型的特征。运用变化与统一的基本原理，以点、线、面的形式设计制作而成。在图形的组织形式上有对称与均衡、条例与反复、节奏和韵律、对比与调和等形式美的规律，在构成形式上有单独图形、适合纹样、连续纹样等形式造型。但它的形象还是与现代艺术的抽象表现有所不同，其形式结构多为本民族文化的对称形式和单纯的色彩表现，大胆提炼生活行为的典型特征和夸张事物表象，表达对生活认识的客观感受，使艺术形象既符合完美意象又不失生活逻辑。民间美术的这种变形手法和组织形式，可为艺术设计教学中对图形设计的形式美原理与法则提供参考借鉴，并在教学中不断提炼、取其精华，并促进民族民间美术元素的现代运用。 其次，民间美术构图的圆满性和随意性，对现代图案的构成形式与内容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启发。民间美术造型崇尚圆满完美，不局限于固定视点，可以把长期观察到的体验充分表现在作品中，使局部与整体协调，融多样性于统一之中。民间艺人对于视觉不能触及的现象会凭借主观经验加以推断，对宇宙万物有独特的理解，他们所表现的真实是一种主观性的真实，带有浓厚的意念成分，追求情感的真而舍弃形象的真。[2]（p12-13）作品中的形象不受时空限制，且形象避讳残缺，造型饱满、圆浑。民间艺人以原始意象为基础，追求主观的真实，这与近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中的科学、理性的观察表现方法大相径庭。民间美术的很多艺术式样在造型时，把应被遮挡的部分也表现出来，做全方位的展现，造型随意，画面丰富完整。画面既展现物理空间的客观存在，也有理性认识的物化形态。这种理性与感性认识相结合的构成形式值得现代设计借鉴。 再次，民间美术造型的组合性和抽象性形式也是现代设计常用的方法。在原始美术产生的阶段，人类在与自然斗争时总处于劣势，人们崇拜具有超强能力的动物，如牛、熊、虎、鱼。这些动物与人类的始祖相关联，经过几千年的延续成为民间美术符号。[2](p14)如“龙”为：蛇身、兽脚、马毛、鹿角、狗爪、鱼鳞和须组成威武凶猛、相对固定的形象。这种如梦幻般的拼接组合方式表现出一种超自然、超科学、超逻辑的自由，使受众产生无尽的联想。现代设计中的重构表现形式不也从这类构成形式发展而来吗，在教学中只要大胆探索民间艺术的设计风格和技巧，学生的修养、创作思想和情感表达能力将得到提高。 三、民间美术的审美思想和意蕴，可供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借鉴，以提升设计作品的内涵和质量 天人合一，混沌阴阳，象征寓意，这些都是民间传统文化惯用的思维方式和想象逻辑。原始人类的蒙昧意识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观念和对神的崇拜观念，相信人类和动植物（或物件）之间存在着神秘的联系，进而产生图腾崇拜，在原始的自然信仰宗教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图腾艺术，使人类的生存精神有了最初可感知的生命依托偶像。[3](p12-13)图腾艺术深刻地影响了民族传统艺术的思维方式，图腾艺术作为一种非艺术目的之“图式”创造，已具有了原始审美意味。生存与繁衍是整个民间艺术的生命主题，祈福求吉是民间吉祥艺术重要的文化内涵，避邪禳灾是民间吉祥艺术信仰观念的又一种文化内涵，避邪心理贯穿于吉祥艺术之中。这是民间美术追求尽善尽美、纳福求吉的审美思想，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也常常被借鉴和运用。 1.民间美术的意象图形为现代设计提供素材。民间美术的视觉符号追求神似，以意念造成意象，期间渗透着人们的心理感觉、理解和幻想。以符号为基础，这些符号长存于本土，植根于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如苗族的龙造型之一“蜈蚣龙”，其造型是蜈蚣头、蚯蚓身、无鳞甲，作为稻作民族，苗龙的农业意象集中体现在龙牛合体，龙主水、牛耕地，力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些形态符号，长期在苗族民间传承，不断地修改、提炼、加工而成，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龙、凤等这类意象的造型在现代艺术设计中成功的运用比比皆是，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凤凰图形标志。 2.借鉴民间美术的寓意性，可以提升现代设计作品的品质。民间美术的寓意与象征的表现方法，是从民族原始文化艺术观念的方法中继承而来，是民族群体古老生命意识的反映。民间吉祥艺术中的龙、蝴蝶、太阳、石榴等，都和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及图腾崇拜有着深刻的关联。民间的这种吉祥艺术作为观念性的艺术，象征隐喻的手法使吉祥艺术文化观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形成庞大丰富的艺术象征体系，为民间群体的生存心理带来了莫大的满足和慰藉，为当代艺术设计提供营养源泉。如重庆城市形象标志——“人人重庆”，寓意重庆市民高高兴兴地携手合作，建设城市。但是，仅仅有人还不足以表现重庆的整体形象，靳与刘设计公司再深入地研究重庆的文化根源、民族性格之后，用“老虎”代表重庆人民刚烈性格，“舞动的人群”代表欢乐，“巴”字代表其巴渝文化，长江则似“凤凰”给重庆带来吉祥，再加上“大山大水”等地理元素，设计成一个主题图案。它有书法的笔触，现代化的色彩；可分拆，也可合并使用，充分挖掘民族民间文化。一经推出，即受欢迎，获得重庆人民的认可，成为重庆的城市名片。 3.借鉴民间美术作品的谐音取意，可以提升现代设计作品的情感性。民间美术常以谐音取意，采用谐音假借、语义双关表现法，其寓意深刻，把所谐之音点落在吉祥的本意上，是在所谐之物的生命内涵上人为添加的吉祥寓意，别出心裁地传达主题思想。如民间美术里的蝙蝠、寿桃和双钱组合成的图形取意“福寿双全”，民间的谐音取意吉祥图形围绕着人的生存本体，注重吉祥心理的精神象征和朴素的生命功利性的追求，后逐渐转化为实际功利的福财功禄世俗价值观的追求，如今以谐音表示吉祥的现象以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尽量避讳不吉祥的图形和字眼，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是民间美术传承和发展的新渠道。 四、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是传承和发展民间美术的最佳载体 民间美术融入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有利于对民间美术进行专业化和系统化的调查、收集、挖掘、整理和研究；有利于民间美术传承人的培养；有利于民间美术艺术式样的再创造。多数民族高校地处民族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民族民间美术资源，也具备研究民间美术的人才队伍。在民间美术研究中，结合艺术设计教学体系需要，以开放性的视点，全方位地对民间美术的艺术形式、造型规律、审美特征因素以及精神内涵进行调查与研究，发掘民间美术的新资源，推动民族本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艺术设计教育时，利用现念和设备发挥民族高校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职能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力求让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民间美术凸显出特有的风采，将民间美术的实用性、形式的多样性、题材的丰富性和审美的寓意性融合在民族高校的艺术设计教育之中，吸取精华，这既能提升设计作品的艺术意蕴，同时在设计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对民间美术的学习和研究，进而产生对民间美术的热爱之情，也为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培养了高素质的应用型和研究型的人力资源，解决了传承最根本的人才培养问题，使民间美术后继有人，振兴和发扬民间美术的精髓。通过现代的设计理念，民间美术艺术形式得到新的创造，表现技法也得以提高。逐步形成具有民族性的艺术设计教育教学特色，使民间美术通过高校教育得到不断创新和发展。 五、民间美术纳入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应采取的措施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编写地方民间美术校本教材，开设民间美术专业必修课。教师素质决定了民间美术融入艺术设计教育的质量，因此教师队伍建设要先行，可通过引进本科、研究生等民间美术师资，或以培训、学术交流、田野考察、课题研究和专题研讨等方法来培养在职教师，另外，外聘民间艺人、文化工作者到校兼课也是一种方法。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才能编写具有学术性、实用性和适应性的校本教材，结合现代艺术设计理念，分门别类进行编写，如民间剪纸类、民间刺绣类等，为教学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学生也能直观感受民间美术的形式美和内涵。 2.校内建民俗博物馆、民间美术工作室和陈列馆，校外设民间美术实践基地。民族高校建立民俗博物馆，是实现民族文化进校园的重要手段，对收藏和宣传区域民俗文化，开启民俗文化教育之门，提高学生认识和理解民间美术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结合区域民族民间美术特点，可以设立几个固定的工作室，如民间陶艺、剪纸工作室等，师生有实践的场所，共同交流，创造学习民间美术的氛围，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和研究水平。将师生创作的优秀作品和收集到的民间美术作品陈列于校内陈列馆，供师生参观学习。组织学生到民间去学习民间美术，优秀的老师在民间，优秀的作品在民间，在适合的地方设立民间美术实践基地，把优秀的民间艺人请到现场与学生进行零距离的交流，培养学生对民间美术的情感和认同感。 3.成立民间美术研究机构，举办民间美术展览和专题讲座。以本校教师为主的研究团队，吸收部分兄弟院校教师和民间艺人参加，一起研究民间美术教学工作，收集、整理民间美术资料，进行理论研究，举办民间美术展览和专题讲座，形成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将民间美术资源融入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之中。 总之，民间美术融入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尚属探索阶段，为适应时展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在教学中应不断挖掘民间美术的精神内涵、造型方式和语言特征，使其成为学生设计灵感和创作源泉，并充分发挥民族高校的便利条件，积极主动地为优秀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民间美术纳入高校艺术设计探析:中原民间美术与高校艺术设计教学融合的宏观思考 【内容摘要】民间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集中代表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审美追求。在当下的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理应对民间美术有充分的重视，通过有机的融合，获得双方共赢的效果。鉴于此，文章从两者融合的必要性谈起，并对具体的融合方式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中原民间美术 艺术设计 融合研究 一、中原民间美术和艺术设计教学融合的必要性 （一）中原民间美术发展的需要 民间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民间美术，更是历史悠久、类型丰富。如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开封的汴绣、淮阳的泥泥狗、南阳的烙画、濮阳的麦秆画等，都是为人们熟知且喜闻乐见的美术形式。但是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当代，这些优秀的民间美术形式却普遍遭遇了传承难的问题，很多民间美术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甚至濒临灭绝。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艺术学习者和教育者，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其发展和传承做出自身的贡献，使这门传统文化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二）艺术设计教学的需要 艺术设计是一门外来的新兴专业，所以在这门专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过分依赖国外教学经验的情况。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学生创作个性的缺失，很多作品有着极高的相似度，没有丝毫个性可言。针对这种状况，将民间美术引入教学中来，既是对现有教学资源的极大丰富，同时也能给学生在构思、素材、表现等多方面以启示和借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学生们在创作中体现出了这种融合，则会使作品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民族风格，这正是一部设计作品最可贵的品质，也只有通过对这种民族性风格的传扬，才能使中国的艺术设计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两者的融合，既能够给当下的教学和创作以直接的帮助，同时还代表着一种科学的发展方向。 （三）艺术设计事业发展的需要 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艺术设计已然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项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着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要。但是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当代，整个世界被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艺术设计在理念和表现上也出现了雷同。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再一次印证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观念的正确性。作为民间美术来说，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深厚的情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以及在表现方面的各种特色和手法，都能够给当代的艺术设计以极大的启示和借鉴。作为一个中国设计者来说，是没有理由对其视而不见的，也唯有将本土文化融入创作中，才能彰显出设计的个性和品质，才能在众多的设计中脱颖而出。 二、中原民间美术与高校艺术设计教学的融合途径 （一）教学观念方面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对于后续的行动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所以要想推动两者的融合，首要做的就是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观念。包含为什么要进行两者的融合、通过这种融合达到怎样的目的，以及应该如何进行这种融合等。“质朴、厚重”是中原民间美术的特质，也是河南省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而在当下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很多学生对民间美术有着片面和错误的认识，认为其是粗劣的，与现代艺术设计不能相比。所以作为教师来说，则应该将正确理念贯穿于教学的始终，以多样化、耳濡目染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起将民间美术融入现代设计中的观念。通过多种教学环节的引导，拉近学生和民间美术之间的距离，传递中原的审美符号与精神，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两者融合的意义，并在创作中自觉主动地进行这种融合。这对于他们当下的学习、今后的就业以及一生的发展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课程建设方面 课程建设直接关系到“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想真正推动两者的融合，则应该在课程建设方面做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开设民间美术赏析类课程，并在专业设计课程中建立关联。赏析课是普及民间美术的最好方法，河南省每个高校所在地区几乎都有代表性的民间美术形式，可以有选择地将其作为课程的重点，这样更容易产生地域沉浸性，带动学生学习热情。同时，要着重引导学生认识和感受民间美术功能的实用性、技巧的精湛性、题材的丰富性、装饰的生动性、形式的多样性等，这样才能与专业设计课程建立更好的联系，加深学生的理解和体验，使其有意识地提取和再设计。例如，在视觉传达专业的“图案设计”课程中，既可以选取河南年画图案、开封汴绣图案进行案例分析，也可以设立将河南木板年画素进行创新性图案设计的实践课题，并要求阐明具体的融合方法、融合目的等，从而引导学生认识到传统元素的借鉴给创作带来的积极效果。从赏析课程中，学生可以了解民间美术基本形态，在设计课程中，则可以更深层次地提炼与重构，形成双赢和推进的效果。其次，编写专门的教材。可以由高校牵头，联系民间美术界、艺术设计界以及高校教师，建立起教材编写团队，教材以推广河南民间美术特色为核心，介绍与当代艺术设计融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解析成功作品的具体创作手法等，帮助学生掌握运用传统元素创作的技巧和规律。比如在专题创作中，要求学生主动与某一种民间美术相融合，亦可在艺术实践中带领学生针对某一种民间美术形式做专项考察，了解其起源、发展、艺术特征等，为自身的创作积累素材，便于今后随时调用。最后，第二课堂的丰富。艺术设计教学不能仅局限在校内的第一课堂，要开展丰富的考察、体验活动，以此获得对民间美术最为深刻和本质的了解，使他们在具体的设计中有兴趣、有动力、有目的、有效果。所以说，只有更加开放、多元、灵活的课程建设，才能真正为两者的融合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师资建设方面 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引领者，对于教学效果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到民间美术和艺术设计教学的融合来说，需要从多个方面加强师资建设。首先，是教师的自学。当代高校艺术设计教师，大多是科班出身，且有着较高的学历，能够充分满足教学的需要。但是一个客观情况则是，教师们在求学过程中，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民间美术方面的学习，未曾或很少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尝试过两者的融合。所以要求教师要丰富和完善自我，主动学习民间美术知识，并与自己的创作实践相结合更好地指导教学。其次，是学校对师资建设的支持。一方面，学校应鼓励教师外出学习，比如针对某一项民间美术的考察、前往一些创作机构进行学习等，都应该予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持;另一方面，还应该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将一些民间美术传承人请到学校，或举办讲座，或进行示范、指导等。通过对师资建设的强化，能够有效提升教师在该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保证两者的融合沿着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四）教学辅助方面 无论是民间美术还是艺术设计，都从属于实用艺术的范畴，所以对物质环境有着一定的要求。所以作为学校方面来说，理应做好各种辅助工作。首先，是校内民间美术基地的建设。河南省优秀的民间资源丰富，学校可以结合实际，建立校内的民间美术展览馆、专项工作室。民间美术展览馆是开启民间美术教育的大门，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展览资料，获得对民间美术最初的认识。而且每隔一段时期，学校还可以利用展览馆对学生的作品进行展出。工作室则是具体的创作机构，河南省民间美术资源丰厚，可以在按照学生的意愿，成立年画工作室、泥泥狗雕塑工作室、旅游产品开发工作室等，工作室由教师担任专职指导，面向全社会，对某一艺术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入挖掘与开发，通过设计作品获得经济收益，并逐渐实现自负盈亏。其次，是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应该和周边民间美术文化机构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除了定期的参观和考察之外，还可推荐学生在实习基地进行工作实践。如果有更多的毕业生从事和民间美术相关的行业，并且在设计创作中注入本土的传统元素，那么不但是一种深度的融合，而且对于推动中原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综上所述，近年来，在高等教育整体大发展的背景下，艺术设计这门年轻的专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设计人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将民间美术全面融入艺术设计教学中来，既是可行的，又是必要的，有着多方面积极的价值和意义，理应得到每一个教师的充分重视，使学生能够真正因为两者的融合而受益。本文正是本着这一目的对此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相信无论是中原民间美术，还是艺术设计教学，都能够通过两者的融合获得更大的发展。

1工业建筑概述 1.1工业建筑的定义 工业建筑是指供人民从事各类生产活动的建筑物和构筑物，通俗的来说，凡是为工业生产服务的建筑均可称之为工业建筑。 1.2工业建筑的设计特点 工业建筑内部所进行的生产加工活动，往往会遵循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工艺流程由工业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和产品的生产技术特点决定，在保证合理性、经济型、可操作性等方面的前提下，实现产品从原料到成品的转化过程。因此，工艺流程具有极高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它决定了生产的安全和产品的质量，是工业建筑设计的首要依据。 2工业建筑的立面设计 2.1工业建筑立面设计内容 建筑形体：建筑形体主要表现建筑的外部空间逻辑，是建筑立面当中最直观的视觉形象。工业建筑的形体一般相对简单，主要考虑室内空间的利用率、结构的经济性、设备的使用以及节能保温要求。围护结构：围护结构是构成建筑空间、抵御环境不利影响的构件。由于围护结构是建筑与外界环境接触的主要部分，因此它是立面设计的重要表现元素。建筑色彩：色彩表现是建筑设计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除了能够决定建筑的艺术品位之外，还能影响使用者的心理反应。建筑色彩在符合城市色彩控制要求的前提下，通常需要迎合建筑功能。 2.2工业建筑立面设计的现状 从业主角度分析：作为单纯的劳动生产场所，工业建筑在功能的设计上多以使用率为核心，这往往导内部空间单调、工作环境恶劣，在立面的设计上则以保证内部空间的正常运行为核心，鲜有美学要求的考量。尽管近年来人性化设计理念被引入至工业建筑当中，生产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建筑内部空间和人员操作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但外部空间仍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从设计师角度分析：业主长期以来的需求对设计方也产生了观念性的影响。一栋工业建筑的设计流程通常为：工艺专业提供平面与功能布局，建筑师则进行平立面的细化，该开门的地方开门，该开窗的地方开窗，门窗布置好了，建筑立面基本就设计完成了。工艺要求的主导地位与不可替代性导致设计师的想象力被功能牢牢地限制，在设计过程当中不会去考虑文化性与艺术性，更不用说去发挥主观创造性。 3现代设计理念影响下的工业建筑立面设计 3.1新材料与新技术 近年来新材料与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建筑设计的自由度上升到新的台阶。在工业建筑领域，钢结构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建筑立面形式的束缚，往更轻快更优雅的方向发展，围护结构的材料更不仅仅只局限于压型钢板，其它材料例如耐候钢板、聚碳酸酯板、金属扩张网等均出现在现代工业建筑当中。另一方面，随着BIM技术和3D打印技术的广泛运用，复杂立面的可实施性得到大大提升。建筑师的想象空间将不再拘泥于横平竖直的方盒子，工业建筑形态将更具多样性。 3.2文化性与地域性 地域是建筑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是建筑的内涵与品位，任何建筑都应当尊重文化性与地域性，工业建筑也不例外。近年来一些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文化符号的工业建筑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工业建筑的传统认知，并对未来工业建筑的立面设计注入新的思想。武夷山竹筏育制场是一座用于制作游漂流竹排的工厂，建筑师将当地非常普及的材料与工艺在设计中进行针对性的运用：建筑主体采用素混凝土结构和混凝土砌块外墙，屋面采用水泥瓦，同时运用竹、木作为建筑遮阳、门窗等元素出现。所用材料和工艺均来自当地，且为了呈现其自身的特点，均未作过多表面处理。在满足经济性的前提下充分地体现出文化性与地域性。 3.3企业识别与企业形象 企业识别是指一个企业所能标识自己、区别外界的内在特点和个性。建筑设计是企业识别的重要组成元素，出色的建筑设计在提升企业形象和品牌知名度方面的作用非常可观。对于生产性企业，工业建筑的立面是最为直观的企业识别特征，通过对建筑立面针对性地打造，能将企业理念很好的传达给企业内部与社会大众。东阿阿胶位于山东聊城的新园区，其建筑立面将传统材料和现代材料相结合，传达出企业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工艺相结合的品牌定位。同时利用玻璃和金属幕墙形成的六边形符号，包裹游客服务中心的外立面，给建筑带来轻盈的通透感，而六边形的元素正是来源于公司的品牌标识。建筑师通过独特的重复出现的立面形态，将企业形象放大、使企业文化深入人心，建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企业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 3.4“去工业化”设计 所谓“去工业化”，即掩盖工业建筑的标志性特征，用公共建筑的设计手法打造工业建筑，从而改变工业建筑千篇一律的呆板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实现“去工业化”手段不仅仅只是重塑建筑的外观，还可以考虑从功能上进行拓展与延伸，并且后者能够更好的诠释“去工业化”所带来的公共性。丹麦建筑事务所BIG将哥本哈根的阿迈厄岛发电厂进行改造，建筑表皮通过玻璃与金属的重复交错，创造棋盘格式的立面语言，充满趣味性。功能上，除了垃圾焚烧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增加了小型赛车和攀岩等极限运动场地，甚至把屋顶改造成滑雪场。这一设计重新定义了废物处理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不但改善了垃圾焚烧厂一直以来冰冷孤立的形象，也展现出建筑设计对全球碳排放危机的回应，具有很深远的社会意义。 3.5工业旅游的开发 工业旅游它是将工厂风貌、生产过程、企业文化作为旅游资源，通过参观、体验、操作等方式满足游客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的一种旅游方式。企业开发工业旅游，不但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进行自我宣传，同时还起到提升区域影响力的社会效益。工业建筑作为旅游载体，其立面设计不但要体现产品主题，还要满足参观者的审美需求。位于辽宁沈阳的华晨宝马铁西工厂是国内唯一获得4A级景区殊荣的汽车生产制造厂。厂区开放了对外参观权限，每个人都能够目睹世界顶级汽车制造商的办公环境和生产加工流程，感受先进制造技术和科学化管理所带来的高效性与人文关怀。厂区由海恩建筑事务所设计，建筑立面采用银色蜂窝铝板和玻璃幕墙结合的方式，极简精致，体现出汽车外形的特征元素和一丝不苟的德国工业精神。 4结语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不断改变着我们的思想与认知，对于工业建筑的设计，人们已经开始打破传统理念和固有思维，往人性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工业建筑将被重新定义，并将成为城市新形象当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舞蹈这门艺术具有突出的表现力，演员利用身体动态来表情达意、塑造形象、感染观众，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演员要有良好的表演技巧和突出的表演意识。舞蹈演员既要具备舞蹈艺术相关的表演能力，还要有对不同舞种的敏感性，要深刻理解所表演的角色，主动体会舞蹈中的情感，从而准确、全面地把握舞蹈的内涵，并运用肢体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在中职学校的舞蹈教学中，教师既要关注学生技能的培育，也要关注学生表演意识的培养。 一、影响学生舞蹈表演意识的因素 （一）先天因素 舞蹈表演意识与先天遗传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有的学生的父母从事舞蹈事业，这样的学生的舞蹈表演意识会较为突出。目前，先天遗传、后天教育、成长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遗传能够造就个体的潜能，环境能够影响人，教育能够改变人，三者缺一不可。每一个个体的遗传潜能都不同，要开发先天潜能，科学的教育、良好的环境必不可少。 （二）后天因素 1.家庭社会环境 民族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生活习俗对个体表演意识有深刻的影响，当然，这种意识也可后天培养，比如，有的家长并非从事舞蹈事业，但从小对孩子进行舞蹈教育，为孩子学习舞蹈提供良好的条件，这样也可以有效培养孩子的表演意识。这说明，表演意识既与先天遗传有关，也可通过后天教育来强化、培养。 2.学校教育 对于舞蹈专业的学生，学校教育有重要作用。以中职舞蹈课程教学为例，影响舞蹈教学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课程设计。中职舞蹈课程的设计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如果舞蹈课程的设置比较单一，就会影响学生的舞蹈表演意识。在目前的中职舞蹈课程中，课程单一的问题普遍存在，比如，一年级只开设了基本功训练和毯子功训练，二年级增加了初级民间舞课程，三年级又设置了排练课和身韵课，而没有根据学生的需求有针对性地穿插舞蹈基础理论课程，这种单一的课程设置会严重影响学生的表演意识发展；二是教师的综合能力。目前来看，中职院校的舞蹈教师有三类，第一类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此类教师的专业基本功比较扎实，但缺乏舞台经验，容易出现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老套的问题；第二类是专职表演人员转行为舞蹈教育老师，此类教师实践经验丰富，但缺乏理论教学能力，他们尽管有良好的表演意识，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方法，在教学上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第三类是进入文艺团体后又转入学校教学的老师。他们从事了多年的舞台表演工作，之后又从事教育工作，这类教师的理论和实践教学能力较强，在舞蹈行业颇有建树，但是，此类教师的数量相对较少。近年来，中职舞蹈专业的毕业生逐年增多，现有的教师队伍难以满足所有学生的学习需求，在教学方法上也存在忽视学生兴趣，教学方法未与时俱进等问题。 3.学生身心特点 如今，中职舞蹈专业学生的入学动机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他们比以往更容易放弃，甚至一些学生还出现了厌学情绪。学生心态的变化还表现在，他们不满足教师的灌输式教学，会主动对教师提出教学要求，甚至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产生怀疑，在学习上，学生也表现出了更多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多年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很难适应这种变化，严重限制了学生表演意识的发展。另外，舞蹈学习是一个繁重的任务，学生要进行大量的运动训练，有时，学生会出现阶段性的训练停滞表现，而教师的指责也可能给学生带来不良的心理反应，影响学习质量。 二、中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表演意识的方法 （一）明确培养目标与原则 在中职舞蹈教学中，培育学生表演意识的目标是让学生在具备扎实表演技艺的同时，对舞蹈动作和情感有对应的舞蹈意象、体验能力和想象能力，最终达到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培养学生的表演意识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点滴渗透原则。点滴渗透原则是指，在中职舞蹈教学的各个环节都要渗透舞蹈表演意识培养内容。学生要想具备良好的舞蹈表演意识，就要在平时下功夫，在欣赏他人的表演时要细心揣摩、全神贯注，关注其中的细节。在自己训练的时候，要注意肌肉的张弛动静，做到心领神会。作为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要遵循点滴渗透原则，这不仅符合舞蹈专业的教学特点，也符合学生的舞蹈认知规律。二是兴趣至上原则。实践显示，人们对于感兴趣的事物，总是能用积极、愉快的心情来探究，这样，认知过程和活动过程就不再枯燥乏味，在舞蹈表演中也是如此。当学生具备浓厚的学习兴趣时，这种兴趣能够使他们主动排除困难，从而坚持寻求知识、刻苦训练。中职学生的兴趣各有不同，为了提高学生的舞蹈表演意识，教师需要做到“兴趣至上”，让学生始终对舞蹈表演保持浓厚的兴趣。三是对比理解原则。对学生舞蹈表演意识的培养，还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对舞蹈表演规律进行研究，形成符合这门学科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程序。从狭义来看，就是要在舞蹈教学中应用各种对比方法，让学生对表演意识产生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四是氛围创设原则。要提高学生的表演意识，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创造发挥和实践的舞台，单一的舞蹈训练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心理，模拟舞台表演既能够提升学生投身于实践的主动性，也能够让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增强自信心。五是协调发展原则。舞蹈艺术的教学不仅是学生掌握舞蹈表演技巧的过程，也是学生学习、创造、发展的过程，因此，教师要基于舞蹈教育的规律，关注学生的认知发展状况，从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等方面入手，让学生的审美修养、舞蹈表演能力和创作表现能力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 （二）表演意识的培养方法 1.培养表演兴趣 从心理学来看，兴趣是个体接触、认识某种事物的认知倾向，兴趣是持久的，在学习的征途中，兴趣十分重要，否则，时冷时热很难取得优秀的成绩。舞蹈是一门艺术，要学好这门艺术，学生必须要有强烈的兴趣。对于中职学生而言，形体训练无疑是枯燥费力的，作为教师，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在学生刚刚入学后，教师要以和蔼可亲的态度表达对学生的关心，让学生能够“亲其师、信其道”，在基本功训练上，教师要多用鼓励的方法，让学生对自己选定的舞蹈专业保持恒久的兴趣。高年级学生能够更多地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和社会需求，有强烈的求知欲，经过几年的舞蹈专业熏陶，其专业兴趣也更加浓厚。教师还要注意的是，兴趣培养并不是单一将学生的兴趣集中在专业范围内，而轻视文化知识的学习，这样只会让学生成为一个四肢发达的舞蹈匠人，如今，社会迅速发展，培育学生的多方面的兴趣爱好既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开拓学生的视野，也是培育学生舞蹈表演意识的客观要求，教师要善于从多个学科，尤其是与舞蹈相关的姊妹艺术中汲取营养，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定期为学生推送相关的图文、视频资料。让学生感受到来自教师的爱护、关心和期待，这种积极的态度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此时，不需要教师过多地干预，学生就能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 2.改革课程教学模式 为了提高学生的表演意识，在中职舞蹈教学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育人模式，更新教育理念，从单一的知识和技能训练转化为融知识水平、专业素质、技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于一体的综合素质训练，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力，构建起宽知识、强能力、厚基础、素质全面的舞蹈教学模式。一是中职学校要深化教学改革。现代教育改革的本质是理念、课程观的改革，教师要从教条、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用全新的开放式的姿态对待舞蹈教学，教师要主动树立新型教育理念，让自己成为“平等对话的首席”，成为学生舞蹈学习过程中的引路人。二是教师要具备丰富的课程观。丰富的课程观是对舞蹈课程的深度意义的多层面构建，这种丰富性来自舞蹈的假设性和开放性，这为师生互动、合作提供了渠道。同时，教师要具备关联性的课程观，寻求意义和观点之间的联系，在课程设置上，教师要以学生的表演意识为依托，科学优化课程设置，在传统舞蹈教育的基础上，开设《舞蹈技能理论基础课程》《中外舞蹈史论》《舞蹈作品欣赏》《舞蹈创编》《现代舞观摩》课程等，开拓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了解不同舞蹈家的表演风格、创作思想、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通过这类知识的学习，让学生博古通今，了解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舞蹈作品、舞蹈流派、舞蹈思想和舞蹈事件，从而深刻意识到表演意识在舞蹈学习中的重要性。例如，舞蹈创编课程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师要用现代社会的要求培养多元化人才，培养具有表演意识的舞蹈人才，学生不仅要能够在技术上胜任舞蹈表演，还要具备良好的创作能力，而多元课程的设置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表演意识。三是要让学生积累舞台表演经验。舞台表演实践能够潜移默化地锻炼学生的表演意识，在低年级，教师就要为学生提供上台机会，让学生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舞蹈才华。比如，在六一儿童节，教师可以让低年级的学生进入中小学，为孩子们表演舞蹈，在一次次的实践中，学生就能克服怯场心理，树立表演信心。针对高年级学生，教师可以开设《模特表演》《影视表演》等选修课程，以夯实学生的舞蹈表演意识。四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舞蹈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主要指即兴表演能力和舞蹈编导能力，通过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开发学生的智能和体能，激活学生的表演意识。研究显示，一名出色的演员往往是出色的教学家、编舞家，通过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能够让创作、表演、教学等各个环节互相促进，使不同专业的教学协同发展。五是锻炼学生的创编能力。从一年级开始，就要加入即兴表演的内容，随着学生舞蹈能力的提升，教师要逐步增加创编难度并进行考核，考试内容中要增加与即兴舞蹈创编相关的知识的分值，根据学生的年龄，考试内容要有所差别，对高年级学生，要侧重于其创编能力的考察，从而让学生适应就业和学业的新变化，并有效激活其表演意识。 3.彰显舞蹈课程的地方特色 在舞蹈教学中，教师要定期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参加舞蹈采风等特色艺术实践活动，让学生深刻意识到“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任何艺术精品都根植于民族文化热土，有着鲜明的民族性，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我国有种类繁多的民族民间舞蹈，要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各类舞蹈的表演要领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侧重点上，教师可以增加本地区的民间舞蹈内容，让学生学好、学透本地民间舞蹈，再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舞蹈，让学生掌握各类舞蹈的风格特点和体态律动，从各类舞蹈中汲取营养，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力。另外，中职学校可根据学校状况、学生情况调整舞蹈课程，值得一提的是，舞蹈表演意识的培养是从积累到提高的过程，不能贪多求快，应当坚持求稳，利用混合式教学，让学生对舞蹈样式、地域文化产生感性和理性认识，在组织舞蹈体验、传授技术的过程中，教师还要为学生讲述舞蹈的变迁历史、现实状况以及发展历程，让学生朝着会看、能说、善编、可跳的方向发展，成为具备表演意识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 三、结语 在舞蹈教学中，学生表演意识的培养一直都是一个重点问题，新时期的舞蹈教学应当在培养学生舞蹈技巧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舞蹈文化素质，培育其洞察力和好奇心，让学生积极参与舞蹈表演，并具备良好的舞台表演意识和表演能力。作为教师，要对表演意识有深刻的认知和理解，从教法、理念等方面进行创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黄越.中职舞蹈教学中表演意识的培养和训练分析[J].尚舞,2021,(22):70-71. [2]吴玉梅.中职舞蹈教学中表演意识的培养和训练分析[J].现代职业教育,2021,(18):202-203. [3]霍军.论舞蹈教学中舞蹈表演意识与情感素质的培养[J].戏剧之家,2019,(33):172. [4]周丹.试论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中表演意识的培养[J].时代教育,2017,(18):19. [5]杨佳伟.浅谈高校舞蹈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表演意识[J].艺术科技,2012,25(04):121. [6]郭睿.芭蕾舞教学中学生表演意识的调动与培养探究[J].明日风尚,2018,(13):139. 作者:田玥 单位:淮安文化艺术学校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浅谈新时代人际关系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摘要：人际关系是大学生生活中重要的一面，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有他们独特的特点，在形式、内容、目的上都发生了变化，因此，要根据当代大学生的 l～-关系特点引导他们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他们心理健康成长。 关键词：大学生；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心理健康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人际交往广泛、合作和竞争的社会。随着互联网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感受到了社会的压力，而当代的大学生又以独生子居多，个性张扬，自我为中心，人际关系问题成为大学生最大的一个问题，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而不良的人际关系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甚至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他们必修的课题。 一、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特点与现状 （1）大学生人际关系注重平等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更注重自我，张扬个性，在人际交往中大学生更强调平等交往的意识和积极参与意识，更加注重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们更注重在人际关系中要求交往双方地位的平等和彼此间的相互尊重，同时，也由于大学生之间不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并且他们具有共同的学习任务和较一致的学习目标，加上老师和学校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给予的机会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们的人际关系是比较稳定的，友谊比较长久，这也使得他们能在平等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圈，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更充分体现自己的人格独立性和平等性。 （2）大学生人际关系形式多样 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的时代，科技、信息、网络快捷发展。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新形势下，当今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形式不断丰富且越来越多样化。与传统的人际关系相比，当代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不仅是在宿舍、本班级，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会在QQ、微信、微博上交朋友，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似乎就不是现代大学生的生活，网上交友已经成为他们的新模式。 （3）大学生人际关系内容丰富 由于大学生处在青春期，加之现代的时代特色的影响，他们的兴趣广泛，情感丰富，精力充沛，求知欲强，他们对各种自然的、社会的现象都很关注，希望自己见多识广，其结果使他们交往的内容比较丰富。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信息多样化爆炸化的发展，微信公众号的开通，改变了传统传媒对生活的影响，当代大学生会在微信平台上寻找自己喜欢的群体，加入其中或关注自己喜欢的公众号，在微信社群中定期参加活动，交到自己喜欢的朋友，并且在网上他们更能敞开心扉，无所顾忌的进行情感的交流与宣泄，发生思想的碰撞和融汇。 （4）大学生人际关系目的多样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经济利益已经成为社会价值的中心，大学生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环境下，他们的人际交往目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的人际关系是以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人生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而有的则是以家庭的社会背景而建立的起来的，“二代们”可能更倾向于在一起玩儿；还有的则是以金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钱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更主动、更奢侈，有调查显示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谨小慎微，在人际关系的建立中更被动、更内向；还有的大学生交往目的比较功利，在大学人际交往就是是为今后就业做准备的，反是对他就业有利的他都会主动去交往，反之，则不去交往。总之，新时代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目的性已经不再单纯，而是呈现出多样化和功利化。 二、大学生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1）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人际关系的建立首先是从交往开始的，人际交往过程是彼此交流信息、知识、经验、情感和思想的过程。大学生通过人际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以各种方式快速的获取各种信息，有利于大学生认识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世界环境。同时，在一个人际关系和谐、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群体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就会感到心情舒畅，学习效率也会提高，大学生还能通过同学对他的评价改正缺点、积极提高自我，同时，也能以优秀的学生为榜样，学习他人良好的为人处世方式、积极的态度、正向的价值观等，形成良好的品质。总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使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更加积极丰富，能使大学生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从而有助于他们心理健康成长。 （2）不良的人际关系阻碍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爱与归属的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每个人内心都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接纳，但是愿望和现实的差距会使人的心理产生不平衡感和冲突。如果在一个集体中，由于缺乏人际交往技巧或者是因为性格问题导致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那么归属和爱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就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容易形成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引发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情感上的孤寂、惆怅、空虚就会经常出现，从而导致一系列不良的情绪反应。严重的还可能导致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和处理，可能形成恶性循环而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因此，不良的人际关系会阻碍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学会与人交往的技巧、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健康人际关系模式 （1）正确的认识自己 在人际关系建立之前，大学生首先要正确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东西，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只有深刻而正确的了解了自己，了解了自己才能去体谅别人，有些事情才能感同身受，才能在有冲突的时候理性的处理冲突，才能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才能拥有融洽的人际关系。 （2）把握交往的尺度 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交往的尺度，说话办事都要有分寸，都要经过大脑思考，在交往中掌握“求同存异”的原则，允许别人犯错误，能容忍别人的缺点，同时，要做到不滥交，多交积极向上有益的朋友，交往不过密，保持适当分寸，给别人留有隐私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好的人际关系。 （3）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 大学生在进行人际交往的时候要学会并良好的交往技巧，首先，要学会恰当的自我表露，自我表露会让对方感到你的真诚和信任，有助于人际关系的稳定。其次，要学会积极的倾听，理解别人的感情，倾听的时候要做到全神贯注，并能够做到积极地思考和回应，同时，要理解别人表达的情感，通过言语和表情等告诉对方你能够理解他的感受，有效的倾听会让对方感到被尊重，促进更深层次交流。最后，学会表达对对方的支持，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支持，在人际交往的时候要要真诚的对待别人，在对方需要支持的时候要积极的给予支持，而不是敷衍过去，真正的朋友就是遇到困难时，能支持你的那个人！因此，大学生在建立人际关系的时候，要掌握良好的人际交往技巧，同时，要付出真心，这样就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就能促进心理健康成长。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阅读方式及特点分析 [摘 要]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介绍了传统阅读环境与网络阅读环境特点，结合两种不同阅读环境各自的特点，分别从阅读内容、阅读方式、阅读习惯、阅读倾向、阅读指导和阅读能力六大方面总结了“90后”大学生在两种不同的阅读环境下生活特点的异同，这对研究“90后”大学生网络生活特点以及制定合理的对策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90后”大学生；传统阅读环境；网络阅读环境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学生阅读方式呈现多元化：在网络环境下大学生不仅可以选择传统的纸质阅读，而且还可以选择网上阅读和手机阅读等网络阅读。由于阅读环境的差异，大学生的阅读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传统阅读环境与网络阅读环境的特点 在传统阅读环境下，读者的阅读介质主要是传统的纸质读物，阅读地点也主要是教室、寝室、图书馆等有形场所。总的说来，其包含封闭化、单一化和规范化的三大特点。 在网络环境下，可供阅读的内容更加丰富、交流更加便利、环境更加开放。总的说来网络阅读环境包含开放化、多元化、快餐化、方便化、虚拟化的五大特点。 二、 “90后”大学生在网络生活中保留传统 1.阅读内容 专业阅读仍是大学生投入时间最多的类别。因为他们认为专业书籍可以帮助自己了解和掌握更多的专业前沿知识、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对所学知识起到复习巩固的作用，对课堂学习起到很好的辅助和推动作用。名人传记、励志类书籍也仍颇受大学生们的青睐。因为这类书籍可以帮助大学生汲取精神营养，在他们遇到挫折或困惑的时候可以帮助其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在那些成功人士的身上可以寻找一些成功的因素，这有助于大学生寻找成功的动力。 2.阅读指导 传统的阅读指导方式差别在于是否采用或仅仅采用“书单”、“书单+点评”的形式。网络阅读指导与传统阅读指导之间的差异不大。因为就阅读指导而言，不论其在传统环境下还是网络环境下，都只具有唯一的理解方式，即对人们的阅读加以指导，以解决某个问题或达到某一目标。在这两种阅读环境下阅读指导的实质并没有变化。 3.阅读能力 不论是在传统环境下还是网络环境下，大学生都应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重视高效阅读训练。由于常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大学生大多重视课本知识的学习和理解，而课外知识的阅读则较少。很多学生根本不具有科学高效的阅读方法，限制了阅读的速度和质量，无论对其知识结构的建立，还是社会化水平的提高都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三、 “90后”大学生网络生活新特点 1.阅读内容 第一，读图类书籍成为大学生们的新宠。虽没有高深的内涵，但幽默风趣，篇幅较为短小易读，能有效地缓解大学生因激烈竞争和生存压力所导致的各种不良反映。而这种作为视觉传达信息的图片，可以作为一种通用语言，比较容易传达作者的思想，不会受到民族、语言的限制，从而突破了在文字传播上遇到的各种障碍。 第二，大学生阅读文学经典名著的人数越来越少，且阅读数量和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究其原因发现：一方面，大学生由于课程紧张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静静地坐下来重点阅读一些文学经典著作， 同时也受到了这个功利化社会的影响，文学经典著作不能迅速地成为自己升学和就业的筹码，故学生们大都避而远之；另一方面，目前图书市场上出版的文学作品虽已汗牛充栋，但大多数形式呆板、雷同，真正能够迎合大学生口味的名著并不多。 第三，时尚生活类读物较传统环境要更丰富，而大学生对这些读物格外关注。现在的高校学生大都是 “90后”，他们标新立异，喜欢过不平凡的生活，渴求紧贴时代脉搏。他们热衷于追求、引领时尚，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有新的思想，喜欢体验新的生活。时尚生活类读物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阅读需求，因此此类读物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格外关注。 2.阅读方式 第一，从精读、深度阅读走向了泛读、跳跃式阅读。由于阅读内容的多样化、复杂化，且大学生背负繁重的学业、就业负担，他们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取尽可能充足的信息。而在传统阅读时代，阅读内容相对有限，阅读成本相对高昂，买一本书通常要阅读好几遍。这种精读、深度阅读的方式在网络阅读环境下的大学生读者群体中已经变得越来越罕见。 第二，从朗读走向了默读。在网络阅读环境下，依赖于网络而产生和传播的网络文学作品受到大学生们的喜爱。这类文学作品的作者大多都是与大学生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作品中所描写的内容也与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比较接近。因此，大学生们都乐于尝试这种新鲜的文学样式。而这种文学样式易于理解只需默读浏览即可。另外，大学生们上网阅读的内容还有新闻信息、社区论坛、电子邮件等这些内容。因为网络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碎片式阅读，面对这些海量的网络内容，大学生读者更多的是选择对阅读内容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很难像传统图书那样进行深层次的心灵交流。在浅显的阅读内容上只要浏览即可，默读可以提高阅读的速度，所以在网络阅读环境下无声阅读越来越多。 3.阅读习惯 第一，不规范语言成为“流行语”。在进行QQ聊天、论坛交流等网上沟通时，人们的思维往往是片断的和“闪烁”的。深有体会的是QQ聊天中，完整的一句话通常只用简单的半句话来表达，而且习惯用一些符号表示意思，如“9494”、“LZ”等网络用语随处可见，而且错别字的运用成为了一种时尚，如“同学”非要表达成“童鞋”等。这样一来就养成了一种不良的表达习惯乃至思维习惯。 第二，大学生的阅读越来越浅显化、功利化，对一些严肃、有深度的书籍越来越淡漠，越来越远离。譬如，现在的一些大学生，习惯晚上不睡觉，在网络上游逛到很晚，聊QQ，根本无心去学习。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这上面，结果导致他们很难进行较强的逻辑思维。 4.阅读倾向 第一，大学生阅读倾向于网络化。由于网络文化具有交互性、开放性、匿名性、自主性、多元性等特点，可以同时集多种传播介质于一体，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能够更加充分地激发学生们的求知欲和想象力，所以网络阅读深受大学生读者们的喜爱。另外，由于大学生身处好奇与时尚的年龄段，更加喜欢接收新鲜、时髦的事物，所以网络阅读对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学习内容的丰富乃至思想观念的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大学生更加倾向于实用性阅读。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学生的阅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诱惑和越来越丰富的休闲娱乐方式使得他们缺少时间来仔细规划阅读。另一方面，他们面对严峻的学习和就业压力。在校期间不仅要花很多的时间阅读教科书，以便获得好的学习成绩为就业加分，而且还要阅读一些与将来所从事的工作直接相关的实用性书籍。因此他们重视阅读一些实用性书籍也就不难理解。 5.阅读指导 传统阅读环境和网络阅读环境下阅读指导的差异是由其作用的环境、技术、方式和对象的不同所引起的。虽然阅读指导的实质没有变化，但形式已经发生改变。网络超文本、信息量大、传播更加广泛等特点使网络阅读指导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网络阅读指导形式更加短小。因为网络链接功能使网络信息量更加丰富，影响了读者在网络上注意力的集中。读者不习惯长时间地关注同一屏幕上的内容，而转移成本却很低，只需轻点一下鼠标。因此，相对传统阅读环境下的阅读指导方式来说，网络阅读环境下的阅读指导更加短小、精悍。 第二，网络阅读指导要求实时性。传统阅读指导只提供书名，并不提供图书，一般也不会指明如何去获得这些图书。指导与阅读行为在时空上是分离的。而一份网络阅读指导一般都会提供相关链接，或指明途径，以便读者可以进行实时阅读。网络阅读指导的实时性，使得网络阅读更加便利。 第三，网络阅读指导内容复合性。传统的阅读指导大多是在专门领域进行的，而在网络环境下，读者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转换注意力，获取更加复合的信息。 第四，网络阅读指导推出的快捷性。一份传统的推荐书目可能会成为经典，而网络阅读指导讲究的是新、奇，较少有精雕细琢之作，更新频率快，会较快地相互取代。 6.阅读能力 网络环境的开放性与互动性使得阅读的广度无限扩大，网络信息复杂多样，没有统一的管理，没有统一的目录和一些其他的检索工具，制作标准也各不统一，大量实用信息分散在巨大而又无序的“信息海洋”中。而大学生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相比传统环境下更加重视对阅读能力中选择能力的要求。另外，由于网络信息的自由性和随意性，信息资源质量堪忧，色情、暴力、欺诈以及种种低级趣味的东西比比皆是。大学生读者好奇心强，判断能力相对较差，因此更要加强对其选择能力和评价能力的培养。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SWOT分析 摘 要 移动互联网，就是把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体。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商业模式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并实践的活动。而移动互联网创业，是指利用这种用户手持移动终端提供增值服务从而获取利润的一种方式。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量创业者涌入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创业大潮中。然而根据今年的行业观察，移动互联网创业充满威胁和挑战。特别是对于大学生这一群体，他们年轻有理想但同时缺乏相关经验，因而在移动互联网创业成功的并不多。本文立足于移动互联网的创业现状，通过对大学生在移动互联网创业方面的SWOT分析，从而为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 移动互联网 大学生 创业 1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现状 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约从2009年左右开始，那时候3G正式在中国启动，智能手机开始在中国悄然流行，中国一夜之间涌现出了数以万计的移动开发者，再加上资本向这一领域持续投入，中国移动互联网迎来了黄金的5年爆发期。随后，智能手机的价格一路下跌，使其普及率越来越高，手机终端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此打响。以往在电脑客户端的各大门户网站、购物网站、服务网站纷纷开始构建各自的手机网站，互联网2.0时代正式开启了。 青年大学生们纷纷摩拳擦掌，想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之中大显身手。然而据统计，目前移动互联网创业成功率不足10%，不少大学生提出项目时踌躇满志，真正实施起来才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手机智能化升级，互联网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紧密，大学生们移动互联网创业呈现多元化趋势，大体分为以下几类：（1）基础需求类。娱乐社交这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也是传统互联网的主要服务内容，他们的移动互联网创业很自然地提供了这类服务。娱乐除了游戏，其他主要包括视频、音乐等产品。例如虾米音乐、优酷等是行业的佼佼者。另一大基础需求就是社交，但社交平台已经被大公司垄断，大学生创业项目在此无发展空间。（2）记录信息类。上班族每天忙于工作，学生每天忙于学习，根本无暇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信息，由此痛点产生除了另一类创业的大项――信息记录。有帮助学生顺利找到教室和老师的“课程表”有管理信用卡的“51信用卡管家”还有记录每日消耗卡路里帮助减肥的“咕咚运动”等等，帮助人们更方便快捷地记录信息。（3）找商家类。买家和卖家永远是共生存的，这类APP就是帮助有各种需求的顾客，快速精准地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或者服务。例如，校园里点外卖，可以上手机上找;校园里想理发，也可以去手机上搜索;走出校园，想出去逛街，当然也可以在手机上搜索。（4）直接购买类。这个项目是大学生们最熟悉也是最容易上手的类别，从最初的网页淘宝开店，到现在淘宝APP，微店，美团等等 ，用户只要找到相应的平台，就可以直接购买商品或者服务，并且物美价廉。 2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SWOT分析 2.1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优势 2.1.1 作为主流网络消费群体的大学生更易掌握消费心理把握商机 知识青年成为网络购物的主流群体，在校大学生在年龄和知识层次以及消费观、审美观等方面与消费者相仿。所以，在选择售卖的商品时有针对性，更容易符合买方的需求。而且买卖双方也较容易沟通和交流，使彼此都充分理解对方的意思，建立更大的信任，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的成交。选择对的商品在网上售卖是成功的关键，只有迎合市场的需求才能取得成功，而大学生恰恰充分掌握了这一优势，所以很适合在网上创业。 2.1.2 丰富的专业知识为电商经营提供了保障 目前我国高校广泛设置了电子商务、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这些专业课程可以和学生创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学生课堂上学习相关理论，马上应用到实践中，而在创业过程中出现了相关问题，也可以马上回到课堂进行学习研究并可以马上请相关专业课程的老师给予现场指导。 2.1.3 移动互联网创业与当代大学生个性契合 90后的大学生是张扬个性的一代，这种个性与网络的精神是十分契合的，再加之移动互联网也是伴随着当代大学生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他们见证了移动互联网的萌发与兴起。作为新生代的90后，他们乐于接受新兴事物，把握时展的脉络，因而更容易在网络空间上有所作为。总之，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可以激发学子开拓创新、自立自强的精神，并帮助更多优秀学子提供良好的就业岗位。 2.2 大学生在移动互联网创业中的劣势 2.2.1 启动资金不够，风险投资情况不乐观 移动互联网创业初期需要大量的投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烧钱”，这也就意味着公司在一两年内很有可能无法盈利，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必须要有风险投资或是天使投资的支持，而当前全球大部分的风险投资基金都处于一个相对紧缩的状态，对于我国来说，投资者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投资相对谨慎。再加上大学生自身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缺乏资金更是天然的劣势。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创业者们怀揣着激情与梦想以及理想中的创业计划开始大刀阔斧地进入移动互联网行业进行创业，僧多粥少的局面短期内很难缓解。 2.2.2 商业化道路通行不畅 在移动互联网行业，成熟的商业模式极其稀少，即使是当前规模最大的BAT大佬公司也难以做到快速盈利。植入硬广、付费经营等都是移动互联网企业的传统盈利模式，但绝大多数国内用户早已习惯免费服务，一旦收费，用户活跃度必然大幅下降。因此，对于创业初期的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更有效的商业模式，迅速走上盈利的道路。 2.2.3 移动互联网方面知识经验不足 虽然大学生对于一般的创业者来说，有高学历和优秀的文化素养，但是对于能够真正运用到实践中的知识和人际交往能力都有所欠缺，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这一块的知识特别注重实践性，很多技术难题都是在实际操作中解决的。另外由于大学生第一任务是完成学业，在社会上的实践最多也只是暑期兼职，打打杂工，难以学到货真价实的经验。 2.3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机遇 2.3.1 政府大力支持，推行创业新政策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对创业项目的大力扶持，我国高校越来越重视创业教育，通过开设创业教育课程指导大学生参加创业大赛，举办创业成功经验分享会等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各级政府不断开发与完善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并相继出台了税收减免、提高担保贷款的额度等优惠政策推进大学生创业，有力推动了大学生创业的蓬勃发展。 2.3.2 高校大力加强创业教育 自十八大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作出重要部署以来，国务院对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提出明确要求。近年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断加强，取得了积极进展，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把创新创业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文件从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九个方面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 2.4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威胁 2.4.1 巨大的家庭压力 很多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思想，许多家庭并不支持，主要理由是担心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碰到挫折和打击。据统计80%以上的大学生父母，都希望孩子毕业后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获得稳定的工资。 2.4.2 大学生经验不足，对新兴市场认识浅薄 面对新兴的移动互联网市场，大学生们往往是空有一腔热血，但缺乏脚踏实地的市场调研，还没有对市场有充分透彻的了解，就开始进入市场。这样直接导致公司成立后难以盈利，人员流失严重，技术难关难以突破等问题。 2.4.3 国家出台政策，真正落地实施有一定困难 目前大学生自主创业虽然有政策上的大力扶持，但是对于资金和设备场地等资源是否能真正到达每一个创业学子的手中，具体流程应该如何办理，办理完毕是否能够真正起作用，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再加上学生人际交往单一，仅有教师和同学，得不到社会上有经验的人士扶持，单单依靠国家的政策支持，可能也是远远不够的。 3 对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建议 （1）在正式投入创业项目之前，可以去相关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实习，在实践中摸索工作方法，探索企业管理的门道，避免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同时也加深对市场的了解，找到自己创业的方向。（2）寻找在你想要创业的行业当中的优秀人物，阅读他们的成功事迹，学习他们身上的良好品质，分析他们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扬长避短，最好还能和他们取得联系。（3）利用现有的开放平台，寻求商业巨头合作。移动互联网行业是一个寡头垄断，BAT三个大佬公司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流量，比如微信、新浪微博等，与行业巨头寻求在现有开放合作的基础上的合作，实质上是利用渠道资源，为自主创业求发展。 大学生创业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学生们在创业中遇到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深入分析，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移动互联网产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笔者相信，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的加大，与高校创业教育的共同扶持，大学生凭借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在移动互联网的战场中开辟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实效性提升探析 摘 要：当今时代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在知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培养切合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是时代所需。创业教育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重要方面，对于新时代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新时代条件下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新时代创业教育的主要内容，从创业服务机制构建的视角探讨新时代大学生创业教育实效性的提升策略。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教育；实效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当今时代，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国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大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是高校面临的重要问题。创业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提高学生的创业素质能力、创业实践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提高学生的创业就业等各方面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要意义 1.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 创业教育是学生进行学习、提升自我的良好机会，是大学生学习知识、加强锻炼的良好机会。通过创业教育的开展，通过创业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活动的参加，大学生既可以培养自身创业意识、获得创业思想，又可以结合实际进行创业实战磨炼。在创业实践过程中，可以提高学生敢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观念，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通过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大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将理论加以应用，同时获得创业相关知识，夯实自身知识结构，培养创新思维，增强综合素质，全面提升自己创业就业的能力。在创业学习和创业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各方面的能力、素质都能得到提升，创业教育的开展是大学生增强自身综合能力素质的重要平台。 2.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有利于深化高校教育改革 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对于提升高校的办学水平、深化高校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教育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大学生理论知识方面的培养，而对于学生的创新思维、社会实践能力等方面的重视程度不足。在培养教育的过程中，方式也比较传统，教育水平不高，培养效果不佳。当今社会更加需要创新实践型人才，需要高校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创业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通过结合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对于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改进高校培养教育模式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创业教育的开展，通过各种项目实践教学方式的实施，都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有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创业教育的过程，也是高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改进和提升，对于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起着促进作用，对于深化高校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有利于高校进一步有效开展教育，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高校教育改革。 3.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有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问题 创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有效途径，通过创业教育实践，大学生一方面可以发挥理论知识优势，在创业过程中学以致用；另一方面，大学生也通过创业可以提供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岗位，从而缓解就业问题。 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就业人数多，就业率在降低，当今大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随着大学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学历人才在急剧增加，而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从而导致就业困难。同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用人追求的是实用，更加重视大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这一时代特征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是创新型实践人才。高校通过创业教育实践的开展，能够培养出更加适应时展需要的大学生，为促进学生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能够缓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二、新时代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内容 1.创业意识和创业观念的培养是首要前提 创业意识的树立，创业观念的培养，是大学生进行创业的首要前提。意识是先导，观念很重要。要进行创业，首先只有具备了创业的自觉性自主性，大学生才能更好地开展创业工作，才能正确地对待创业，积极勇敢地去创业。在创业教育过程中，高校首先要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培养大学生积极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观念，引导学生端正创业价值取向，自觉做出创业选择。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创业观，明确创业的意义和作用，指导大学生结合自身特点，焕发大学生的创业自觉性和创业潜能，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增强创业主体意识，提高创业认识。 2.创业知识和创业政策的掌握是重要方面 作为创业者，创业知识的积累是开展创业的重要方面，没有丰富的创业相关知识的积累，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创业过程中需要丰富的创业知识，创业知识包括各个方面，比如工商管理、企业文化、法律、经济学、市场调查等方面的知识。对于相关创业知识的了解是创业者所必须首先掌握的。大学生创业要有丰富的创业知识积累。 同时，对于创业政策的掌握也是创业教育过程中要涉及的重要内容。创业政策包括国家与地方政府颁发的相关创业相关法律法规、条文规定等。大学生要进行创业，必须对相关创业法律法规条文掌握好，在创业过程中才能做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事。大学生要了解创办企业过程中的相关规定、程序，一方面，结合对相关创业法律法规的了解，充分利用法律法规提供的条件，积极利用相关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其对自身创业的有利作用；另一方面，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也要遵纪守法，按章办事。 3.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提升是关键部分 大学生进行创业，除了具备正确的创业意识、具备相关的创业知识、了解相关的创业政策之外，创业素质和能力也尤其重要，这是影响创业的关键部分。高校在进行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就要以提升大学生创业素质能力为目标，结合新时代的要求和学生的特点，通过各种创业实践教育形式，全方位提高学生在创业过程中所需的创业能力、创业素质和创业技巧，培养学生在创业方面所需具备的各方面能力，这才能切实促进大学生实际创业的成功。 三、新时代大学生创业教育实效性机制构建 1.加强重视，转变观念 自主创业不仅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就业机会减轻社会就业压力的有效措施，更是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新观念。尽管创业教育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已经全面铺开，但是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并未得到各高等学校的足够重视。目前一些高校在进行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存在把创业教育等同于就业指导的现象，没有全面认识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实质内涵。加大高校创业教育重视程度，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深化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树立起既要就业也要创业的理念，从教学理念上重视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2.营造氛围，增强意识 在校大学生创业圈规模小、氛围不佳，不仅受传统观念影响，比如考研、直接就业等观念的影响，多数人缺乏开创拼搏的精神。高校要营造良好的创业校园文化氛围，要树立尊重创业、勇于创业的精神，要大力开展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基本创业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识。通过各种宣传途径，合理利用各种载体来营造大学生创业氛围，培养提高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意识。 3.完善制度，加强保障 创业教育开展过程中，完善科学的制度是保障，只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才是开展好创业教育的有力保障。高校要重视创业教育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视创业相关制度的贯彻与实施，提高创业教育开展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加强各方面工作开展的制度保障，提高创业教育的实效性。 4.夯实队伍，设置课程 创业教师队伍的素质和创业课程的设置都对于创业教育的有效开展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高校要结合时代要求，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创业教师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的专兼职创业教育师资队伍，提高教育教师队伍的质量和水平。高校要加强对创业教师的专业培训，并将创业教育贯穿于课程教学过程中。另一方面，高校要结合时代特点，科学设置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通过课程设置来传播创业的相关理论知识，科学设置创业教育课程，有效开展创业教育教学。 5.创新形式，提高成效 创业教育的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注意避免流于形式，避免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创业教育要注意结合时代要求和学生特点，充分运用课堂、校园、校内外实践平台、网络媒体等载体，采取灵活有效的教育形式，提高创业教育的实效性。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的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 摘 要：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当前的大学生影响更甚，大学生已经成为网络文化消费的主力军。网络文化的盛行，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但网络又是一把双刃剑，也有消极的作用，对大学的思想教育容易产生不利影响，如何正确对待网络文化，是当今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一部分。 关键词：网络文化；大学生；思想教育 1.网络文化的特征 网络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视野广阔性、内容多元化、情景虚拟性和文化功能渗透性。视野广阔性主要体现在互联网不仅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都纳入到网络之中，还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天文地理以及突发的各种信息都包括在内，具有海纳百川的特点。 内容多元化指的是网络文化没有中心性，除了包含多种文化内容之外，还有信息传播的多样性，通过文字、图像、视频传播，方便受众从多方面了解信息。 情景虚拟性指的是每个网民在网络上表现出来的自己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并非一致，网络上表达的可以是虚拟的，是现实生活在网络上的反映，但不是真实的存在。 文化功能渗透性是指网络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来选择对信息的获取，但同时网络文化也能间接地影响网络主体。这种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经过长时间渗透慢慢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 2.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 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可以丰富大学的生活，方便大学生获取多方面知识，缓解心理压力，开阔视野，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个性发展。 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各种思想观念充斥，对正在成长的大学生而言，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形成，对于一些思想观念正确与否没有判断能力，早已沉淀的文化和观念容易在外来文化面前产生动摇，造成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混乱，有的失去了自我，而有的又存在着自我观念膨胀，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由于网络文化的丰富性，一些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出现了一批“宅男”“宅女”，这类人心理成熟比正常人要晚，缺乏生活中的独立性，容易出现心理疾患。还有些青少年过度迷恋网络游戏，有的为了上网打游戏出现辍学甚至抢劫杀人的恶性行为，这都是网络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3.网络文化下的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对策 网络具有多功能性，并且内容广泛，深受大学生喜爱，在今天的思想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网络文化的优势，努力克服网络文化的消极影响。因为网络文化具有渗透性，因此在利用网络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多方面进行。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应该自己先掌握网络知识，然后指导孩子正确地使用网络，让孩子利用网络文化来拓展知识面，不能因为出现了有网络问题的孩子就粗暴地杜绝孩子上网，这样常常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反而使后果更严重。家长在指导孩子上网时，要帮助孩子选择他们喜爱的内容，对一些低俗的、带有暴力并容易上瘾的游戏要进行约束。对孩子的上网时间也要规定，不能让他们将所有课余时间用在网上，鼓励孩子进行现实中的交流。 在学校里，学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能空洞地进行道德说教，应该利用网络文化，以现实生活的事例进行道德教育。学校应该要建立自己的校园网络，利用网络文化的影响力，以网络为平台来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还要丰富网络上的学习教育资源，建立一支精通网络技术的道德教育工作者队伍，要尽量利用网络的积极优势。 在社会方面，要做到净化网络运行环境，一是要建立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大学生的上网行为，这样便于学校对学生的上网行为进行有效管理。二是要建立一批适合学生使用的网站，把我国优秀的文化作为网络源泉，将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知识向学生进行传播，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加强他们的个人修养，也可以让他们远离低俗文化，提高文化品位。 综上所述，新时代的网络文化还要增加一些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网络文化，让学生的心理压力能得到正确缓解。对于一些品味不高的网站，国家应该要定时清理，净化网络环境，这样不仅对学生有利，也对所有网民有利。 （作者单位：长江职业学院）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思考 摘 要：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具有时代的特点，也表现出一些需要关注的地方。作为一名老师，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情况要有一定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行积极的引导与教育，这对培养合格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 大学生 特征 引导措施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国家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大，这极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提出了文化强国大战略。而处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一线工作者们，我们面对着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大学生，他们的未来就是我们国家的未来。面对尚处于象牙塔的大学生们，我们作为一名师长，必须意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正确对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培养出思想成熟、行为正直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一、新时代的特征 1.网络信息的大爆炸时代 21世纪是网络信息时代，各种信息通过网络铺天盖地的迎面扑来，虽然从一方面来看，这方便了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拓宽了大学生视野，为大学生培养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便利。然而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其中的宣传暴力、迷信、色情的因素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部分大学生还会沉迷于网络游戏无法自拔从而耽误学业，更是影响了自身的职业发展。 2.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 新时代的经济方面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极大的丰富了每个人的生活，大学生处于这样一个极度自由富裕的环境下，或许会受到国外电影、动漫、韩剧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对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小部分同学会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不坚定的疑虑，甚至产生怀疑，向往国外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些都极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3.以人为本的时代 这是一个讲究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时代，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对于每个大学生来说都是非常幸福的时代，时代赋予了大学生足够的自由。然而这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说并不是好事，其对大学生的人生观的影响是好是坏也需要辩证考察。 二、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征 1.心里变化复杂，健康状态令人堪忧 我们的大学生多是处于从少年时代步入青年阶段的重要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大学生心里敏感而复杂多变，难免发生一些内心的矛盾进而导致心里问题。据山西新闻网调查统计报告，目前基本上大学生人手一部电脑，网络虽然赋予了大学生一定的便利，但部分大学生不能辨别网络信息的垃圾信息，自控能力差，也有沉迷网络无法自拔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帮助大学生及时解决，以免产生严重的后果。近来，新闻里报道有不少大学女生由于会见网友而造成失联的悲剧，让人不禁扼腕叹息。 2.个性突出，集体意识淡薄 当代大学生由于受到时代赋予的自由的影响，导致其思维较为活跃，也不愿意被传统习俗观念约束，注重个人感受，较少的换位思考。表现出来就是自我为中心、爱出风头，集体意识淡薄。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我们必须及时帮助大学生解决，不然也会酿成惨重的后果，对大学生的人生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3.政治观念基本正确，容易受到误导 绝大部分大学生是爱国的，但是由于很多大学生的认知水平还相当有限，再加入国际上的敌对势力不断对我们的文化入侵，一些大学生很容易被误导。比如前段时间香港发生的事情，由于缺少认识，对时局缺乏正确的判断，一些不明真相的大学生很容易被误导。我们必须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政治观念，并培养其具有一定的分析辨别能力，对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要高度认同，对提出的“中国梦”充满信心与美好的憧憬。 三、新时代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 1.提升自身素养，正确引导大学生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鉴于他们已经有一定的认知能力，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做到为人师表，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这决定着整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必须不断学习，既要有着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又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教育理念。 2.加强师生交流，发展多种渠道教育大学生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从业者必须积极及时的与大学生交流心得、体会。首先，可以从教学课程方面创新，与大学生开座谈会，面对面的交流，尽早发现问题，提前解决隐患。其次，可以在生活中以微信群、QQ群等科技手段关爱大学生生活中的情况，对一些难点问题有所把握。最后，可以积极举办一些班级的比赛，比如篮球赛、歌唱比赛班级小游戏等，培养大学生的集体荣誉感，避免大学生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习惯。 3.建立反馈制度，让大学生自主成长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大学生自己。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做工作了，而是要求我们要让大学生自主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被强迫的接受。首先，我们可以给与大学生一个展示的平台，鼓励大学生讲述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认识与小故事，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其次，可以建立大学生之间的合作互助小组，让大学生互相关心其他人的思想政治情况，做到大学生与大学生之间的无障碍交流。最后，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优秀参与者，要积极给与奖励，从实际方面起到促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四、结束语 新时代里，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线人员，这既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挑战与责任。我们必须不断提升自身认识与素养，直面挑战，无私的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奉献精神，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浅析新时代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摘 要：新时代网络文化随时随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生活。而新时代的大学生对新事物，尤其是网络有着较强的接受力，在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面对这些影响，高校要做到因势利导，充分探索运用网络文化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网络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创性结合。 关键词：网络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文化是现代社会标志性的革命成果，是通过当下的科技手段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不仅创造了现代化的教育方式，更创造了现代化的教育观。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与内容正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而创新，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网络文化凭借着丰富而又全面快速的文化信息影响着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网络文化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衍生并传播着一些负面的信息，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诱导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因此，网络文化的发展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一、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 网络文化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也有着很高的覆盖面，让大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获得大量信息，了解最新的时事新闻，最前卫的文化思想，也可以对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进行改良变迁，从而使大学生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的提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转变为互补与补充的作用。 （一）网络文化为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素养提供了动力。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快速更新与发展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其通过多媒体技术让单纯的图片、声音完美的结合，构造出一幅幅形象的画面，让高校学生有着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精彩而完美的展现在学生眼前，让大学生群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主体。与此同时，网络文化凭借着多种多样的传播渠道引导着高校学生，这让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无可比拟。 （二）网络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它不但为高校学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信息，同时也为高校学生带来了沟通上的方便，由此出发，介于网络文化的交互性、隐蔽性和开放性，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有利于高校师生之间进行双向交流。网络文化的隐蔽性和开放性往往可以促进高校学生坦率的去吐露真心，将自己的见解、情感以及诉求真实而有力的吐槽出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观察及了解学生的这些诉求，借助网络工具进行交流引导，在沟通中鼓励积极向上的思想意识，有针对性的对那些消极而悲观的思想状况进行疏导，及时了解与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和关心的问题，从而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联系的实时性和高效性。 二、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一）网络文化的发展是对高校主流文化的一种挑战。网络文化的发展丰富了高校学生与外界联系沟通的路径，是校园文化变得更加有趣充实，而网络世界的绚烂多彩极大地诱惑着高校学子的好奇心，这种无拘无束的网络文化满足着高校学子的各种兴趣和爱好。从而导致传统校园主流文化的内容和传承的载体受到极大地冲击，加之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掺合，使得东西方文化进一步融合，高校校园主流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受到从未有过的威胁。因此，高校学子对网络文化的支持与参与同网络文化对高校学子思想政治状况形成冲突，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二）网络文化的发展是对高校思想政治观念、行为价值取向的一种挑战。网络文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时空概念，让传统意义中空间和时间所涵盖的文化、经济、政治概念发生转变与偏移。西方意识形态与西方社会价值观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极大地冲击，同时也对我国高校社会主义德育观念产生极大地影响。导致高校学子在思想观念上有所懈怠，以及在道德观念上和行为规范上产生懈怠。同时，网络文化的虚拟性与现实生活形成鲜明的差别，让高校学子沉溺于网络文化，而网络文化中不健康思想的趁机而入，让缺乏自律性的学子对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冲击，从而导致高校学子的社会意识、集体意识下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极大的挑战。 三、加强网络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互补 （一）从思想上疏导大学生对网络文化的认识。当代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思想活跃，有着较强接受力的群体，对社会新事物、新思想充满着好奇心。随着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发展带动了新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凭借着各种媒介的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要从根源上认识到新时代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信息化与现代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领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让高校学子从思想上去认识区分网络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学会如何汲取网络文化中积极向上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也要学会在新时代的大环境中探索和学习。 （二）借助网络文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同网络文化有效的结合起来，探索发现适合现代教育模式的授课方式方法，让高校学子在不排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很好的汲取现代网络文化，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把新时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结合网络文化推广到高校学生群体中去，从而有效的减少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被网络文化阵地侵占或者取代的危险。 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网络文化的丰富性与实时性对于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网络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于加强对大学生正面思想的引导与构建新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既有着良好的机遇，也带来了许多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引导的同时也要加强学习，主动的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开展富有成效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者单位：东北石油大学）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及其特征因素分析 【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网络的普及、各种文化的涌入以及大学生个性心理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并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当前，研究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及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价值观;特点 一、大学生价值观的含义及结构 大学生价值观是在大学生自我和外界事物及外界环境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对客观事物、现象和对自我行为效果、自身价值进行认识、判断的评价体系。大学生价值观由价值目标、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三部分组成。 价值目标始终贯穿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是他们行为活动的动力源泉及最终目标。大学生对价值目标的追求是一个由低层次逐步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并通过一个个具体目标的实现而最终达到总体目标。树立正确的价值目标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评价主要由评价对象、评价标准和评价内容三部分组成。大学生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客观事物、自身行为以及事物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况，做出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即为价值评价。大学生只有掌握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才能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价，进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取向是大学生在面对和处理各种事物、矛盾、关系时所持有的一种倾向性态度和行为选择。它具有决定、支配主体价值选择的作用，具有具体性和不稳定性，常与价值观发生矛盾。因此单从价值取向来看，很难判断大学生价值观的具体状态。 总之，三者缺一不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大学生价值观结构体系。 二、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 （一）强调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当前，大学生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逐渐转向对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关心。他们了解社会、讨论社会热点问题，更多的是为自己将来如何尽快的适应社会而做准备，并注重实现自我的个人价值。大学生既不以绝对的社会奉献程度来考虑自我价值的取向，也不完全以自我索取程度来确定自我价值，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倾向于奉献和索取并重，并寻求兼顾二者的价值选择，强调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多样化。当代大学生已不再完全坚持一个真理、固守一种价值观，而是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中，选择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形成多样化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在价值目标的追求上，多数学生能以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但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多样性。在价值取向的选择上，既要顾全大家、也要快乐自己;既要国家安定、又要个体幸福的并存选择，成为一部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因此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三）价值评价标准多样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大学生对过去单一的价值评价体系提出了挑战，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接受新鲜的事物，他们所进行的价值评价活动，往往以个人利益为主，从他们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评价标准的选择上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绝对，而是表现出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和宽容，他们理解和接受任何现存的事物，他们的价值评价标准逐渐多样化。 三、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特点的成因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改变。在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影响下，人们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激励人们前进。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价交换原则、主体意识、自主观念、竞争观念、效率观念等不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 （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大学生传统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获取信息知识的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的求知欲、丰富了他们的知识。但同时，网络也为大学生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并不断冲击着他们传统的思想观念、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因此网络对大学生的成长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多种文化的影响。首先，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传统文化热这一现象普遍出现在大学校园，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并不全面，“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和认同实际上是出于社会文化惯性力量的推动，而并非是由于对传统道德理论的深刻理解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其次，大众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可以满足人们对文化消费及休闲娱乐的需求，丰富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同时，它的商业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对物欲和感官享受的过度追求，不断冲击社会主流文化，甚至使大学生的价值观面临重构。再次，西方文化的影响。丰富的西方文化，既包含人类先进的文化思想，如自由、平等的价值信仰;又包含由资产阶级局限性而带来的糟粕，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西方文化潜移默化地冲击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并为他们审视人生和社会提供了新的参照标准。 （四）大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在认知上，大学生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创新精神，但缺少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这就造成了他们在认知上的矛盾，使一部分大学生容易被一些貌似新颖的文化思潮所吸引，并接受其中的某些观点，从而导致其价值观发生改变。在情感上，大学生的情感具有鲜明、激烈、丰富等特点。大学生不断接受先进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但是面对社会所产生的问题时，他们还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这一切会造成大学生在价值观形成和发展中的波动。在意志上，大学生关注自我发展，有较强的自信心。然而，由于他们缺乏自律意识，使他们的自我调节、自我评价能力没有与其较强的自信心获得同步的发展。因此，对自我价值的高标准追求，与相对缺乏的意志力之间产生了矛盾，导致他们理想与现实生活的脱节，使一些学生出现消极情绪，影响他们正确价值观的确立。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下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及对策 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价值观念并存的状态。在社会文化新浪潮的交叉冲击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积极认真地探索当地大学生价值观有着极大的意义。结合探讨得出的价值观分类，加以客观谨慎的数据分析，对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合理给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价值观；大学生；思想观念；新时代 价值观是指主体对自身及外界事物的价值定位，它是人类永恒的研究话题，是人们乃至国家的精神支柱，起着行为导向、评价标准的作用。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着社会的变革发生了改变，呈现出多元化价值观念并存的现象。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的建设发展的接班人，也是极其敏感的一类群体，其价值观关系到祖国未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但是，大学生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也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所以如何正确对待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客观审慎地分析其原因，积极探索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对策，是新世纪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具有极大的社会和教育意义。 一、对价值观的研究 1.价值观的概念 在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学者交流研究过程中，对于价值观的理解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其中，人类学家克拉克洪（Kluckhohn，1951）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显形或隐形的认为什么是可取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人们从现有的种种行动模式、方式和目的中做出选择。”这是一个比较准确并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义。罗基奇（Rokeach，1968）于1973年提出罗克奇价值观调查表（Rokeach Values Survey），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价值观问卷。他的价值系统理论认为，各种价值观是按一定的逻辑意义联结在一起的，它们按一定的结构层次或价值系统而存在，价值系统是沿着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的连续体而形成的层次序列。而在1960年以后国内对价值观探讨过程中，由于刚起步，不可避免地借鉴了国外的理念和方法，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在各个方面都不断突破。1990年以来，国内关于价值观的讨论和研究趋向于热烈，这和国际形势演变、中国改革开放顺利开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代表我国心理学家黄希庭（1994）曾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充满情感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理由。 2.价值观的分类 追溯对价值观的分类研究，佩里（Perry，1926）最先提出将价值观分为认知的、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审美的和宗教的六类；罗基奇（Rokeach，1968）认为价值观应分为工具价值观和终极价值观两类；而帕森斯（Parsons，1937）等人则把价值观分为个人取向价值观、集体取向价值观和社会取向价值观。 我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黄希庭（1994）在《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与教育》中把价值观分为人生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职业价值观、人际关系价值观、审美价值观、婚恋价值观、宗教价值观、自我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十类。 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在不同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以及不同领域都有着不同的分类和定义，对价值观的深入研究不仅要在多个层次和维度上进行，同时也要考虑特定人群的特殊性。 二、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 1.环境因素 本文以新时代下大学生为研究主体，而由于中国包括恢复高考以及改革开放初等特殊时期并不能客观地评判和研究，所以这里将新时期定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在社会环境方面，在这段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已经逐渐深入，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大学生价值观也趋向丰富化和多元化，大学校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教育渐渐凸显出大众化的、朴实化等特点。 在家庭环境方面，当代大学生出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的年代，安逸富足的生活让他们从小就很少经历苦难，但是也更为依赖父母和家庭，同时这一代的大学生几乎是独生子女，这也导致了他们心理较为脆弱，在利益面前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进而大大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环境方面，教育制度以及学校办学制度、教学方式的变革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人才等方面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提高了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庞大的就业压力。据教育局统计，在2013年699万的创纪录毕业生人数之后，2014年毕业人数突破700万，其就业难度可见一斑。在就业这个问题上，大部分毕业生希望留在沿海发达地区，忽略了真正需要人才的西部地区，问题的滋长也引发了现在学生心态的变化。 在市场经济冲击和西方资本主义以及网络文化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互联网以及科技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网络的便捷与自由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日渐更新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交流方式的改变和变化万千的网络游戏以及各类娱乐综艺节目的出现不仅“造就”了社会上一大批不愿与人际交流的“宅男宅女”，也一定程度上将大众的审美观由积极、正态的改为消极、负面的，甚至是病态的，导致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 2.大学生价值观特点 为了更加合理、深入、实际地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笔者对家乡约15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参与问卷调查的大学生来自山东、安徽、江苏三个省份10座城市约20所高校；年级分布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人数比例约为1：1：1：1；文理专业比例约为1：1.3；男女比例为1：1，基本符合分层抽样客观性、随机性的原则。 问卷共包含20余个主客观问题，参考国内外价值观分类将问题合并分为5类，分别是人生、自我与幸福感，宗教，政治与道德价值观，人际关系与职业价值观，审美与婚恋价值观。 （每一列以当列类型为单位1） 3.现状分析 由以上归纳数据看来，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的主流仍然是积极向上的，大部分人有着主流正确积极健康的审美观念，并随着年级的增长而提高，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认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持有肯定态度。同时，当代大学生普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肯定、积极的态度，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进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是当代大学生的突出表现之一。从调查结果看，大学生普遍都拥有着正确的社会道德观，对于宗教观念不强烈，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意识和爱国热情，作为新一代的青年人敢于担当国之重任的勇气和决心。 在人生、自我与幸福感这一方面可以发现，男生中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态度的人数较多，但是随着年级的增长，能够认识自我的优、缺点的人数也逐渐增加，但是对幸福感，却没有明显的轨迹可循。不难发现，大四即将毕业和大一初入高校这两种人群占据了最高点和最低点，这表明在面临择业压力、考研压力或生存压力的人群面前，幸福感并不高，甚至很低，但对于大部分刚入校园的人来说，新鲜感和解除高三束缚让他们的幸福感大大提高。结合前面，当对自我认识并不完全清晰、人生规划并不完整的一类人往往能够表现出高度的幸福感，我们可以猜测这和学生长年在“象牙塔”中学习生活，在良好的家庭保护和学校教育下，与外界复杂多变的社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调查显示，即使随着年级的增长，大部分的大学生也无法正确对待不同职业。大部分人都向往找到高薪体面的工作，不愿意接受一些低调朴实的工作，真正愿意前往乡村偏远贫瘠地区支教的学生人数不多。这说明大部分的大学生没有“职业无贵贱”这一意识，不能正确坦然地选择职业，不愿艰苦奋斗，也不愿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这也与大学生面临的对于未来迷茫无措的困境有关。 在人际关系选择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大学生大部分为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虽然并不强烈，但是仍然有部分存在，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情况依旧存在。同时，在婚恋观上，由于认知不清加上社会上拜金主义的流行，一部分女生代表不能正确看待婚姻，将婚姻和金钱紧紧相连，同时男生把恋爱当儿戏、过场、不负责的现象也有部分存在，经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与复杂肤浅的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联。 三、对策 1.在思想上加强正面引导 外界环境的客观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是主观思想才是造成价值观出现问题的根本，从源头解决问题也是改变现状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高等学校应该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择业观，通过讲座或者辩论比赛等形式将正确的理念灌输到学生群体中，并且鼓励他们以校园文化周等形式来提升校园整体氛围，增强大学生参政议政的意识，积极弘扬爱国主义、八荣八耻等正面思想。 同时，高等院校也可以通过现代网络技术，在不侵犯学生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对学校网络进行净化，将不良思想最大可能地排除校园群体，通过校内报纸杂志等读物积极宣扬正面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强调人生价值实现的意义以及及时做好人生规划的重要性。 2.实践检验真理 当代大学生的社会经验并不丰富，甚至是匮乏，鼓励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或者说校内团队竞赛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有助于学生走出校园体悟社会人情冷暖，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 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应该鼓励并支持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培养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在潜移默化之间传授他们的生活技巧和生活常识。不仅如此，家长们更应以身作则，创造和谐美观、尊老爱幼的家庭环境，对学生未来的人生选择做出正确引导但不过分干涉，不强求，不给大学生制造过多的压力，经常与子女谈心，了解子女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无故横加指责也不过分溺爱。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下的大学生自我教育法 【摘要】自我教育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方法之一，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环节和重要方法。理论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完善自身。本文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法，希望能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新时代；大学生；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方法之一，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环节和重要方法，对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一、自我教育法的发展 （一）古代的自我教育法 我国古代的德育思想理论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儒家德育思想是我国传统德育思想的主流。而儒家的自我教育思想是儒家德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先贤以自己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对道德自我教育进行了阐发，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自我教育方法。儒家自我教育思想发端于儒家的心性之学。从孔子开始儒家就主张德性发乎人的内心、基于人的本性。 从孔子到宋明理学，儒家心性之学关注的核心是人自身内心的教化，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儒家对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这意味着儒家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强调自我内心的一种“定力”，主张在人的内心中寻找善恶美丑的标准，诉求的首先是人的“自律”而不是“他律”。这就为儒家道德自我教育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新时期下的大学生自我教育法 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自身。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进步、环境的变迁、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拓展以及新时期大学生的新变化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法的运用提出了新要求。然而，当今的教育研究只是注意探讨教育如何激发学生的方法，往往不去研究如何使学生掌握自我激发的方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大学生有了自我教育的要求，即有了充分的自觉性时才是有效的。促进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因素有二：一是外界影响，即是社会和家庭、学校的要求。二是内在要求，是指大学生自身对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因此，教师运用这个方法时，要激越大学生的进取心，要提出对其品行的具体要求，要指出大学生的缺点和弱点，使大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教育。 美国教育家杜威对自我教育的倡导和研究确立了教育史上又一里程碑，他的“表先个性、培养个性、反对从上而下的灌输“成为合理的自我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和自我教育是传承人类文化的两种途径与手段。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重要性愈加凸现，因此对自我教育的研究与剖析将有助于高校对教育的重新思考。 二、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可能性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的内涵 汤秀云认为，“自我教育是人们为了自己的思想进步而进行的自觉的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的活动。”。兰刚认为，“自我教育，就是以自我价值判断为标准，在原有观念和价值图式的基础上，对外来信息进行反应所形成的品质的过程。”。 顾名思义，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法是大学生按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主动提高自身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以及自觉改正自己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方法。这种教育方法，是通过大学生自身思想的矛盾运动开展的，也是大学生自觉接受先进思想和正确行为，克服错误思想和不良行为，促使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品德向良好的方向转化、发展的教育方法。 （二）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可能性 进入大学的青少年年龄基本上在18岁，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在身体和心理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身体发育已经成熟，机能基本成人化；随着年龄的增长，逻辑思维发达，越来越富于独立性、批判性；情感丰厚奔放，文饰性与开放性并存；自我意识增强，独立意向显著；富有远大理想，注重面对实际；世界观趋于成熟，可塑性依然存在。大学生的这些身心上的变化，为其进行自我教育提供了可能性。 三、新时期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方法 第一，自我修养。所谓自我修养，就是大学生在其思想、道德、政治以及知识等方面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锻炼，以及由此而达到的一定程度和水平。大学生可以通过反省、反思来提高自我修养水平。 第二，自我总结。大学生在学校里每天的生活丰富多彩，因此，大学生要善于每天进行总结，在总结中发现自己近期在思想、道德、政治和学习上的进步与不足。通过自我总结，提高和完善自身的反思能力。 第三，自我改造。所谓自我改造，是指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主动地进行自我剖析，自我批评，提高自己政治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教育方法。自我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人自我完善的过程。 第四，自我鉴定。自我鉴定即是个人在一个时期、一个年度、一个阶段对自己的学习、思想、工作、生活等表现的一个自我评价。大学生要养成在每一学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礼拜进行自我鉴定的良好习惯。自我鉴定有利于大学生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及时纠正自己在思想、政治、道德上的偏差，更深入地进行自我教育。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现代教育有了长足发展，教育理念逐渐向学生本位转变，倡导素质教育，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在素质教育实施下，高校要在科学、先进的思想指导下开展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以适应学生全面发展需求，顺应现代教育发展趋势。茶文化作为我国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在发展中融合了儒家、道家等思想精髓，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教育功能，能够指引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正确方向。因此，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活动应当在茶文化指导下展开，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1当前高校教育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1.1内在逻辑问题 儒学是东方文学精华，处于儒学圈的中国人天然地具备朴素唯物主义精神，习惯从感性角度看待事物。西方文化深受古希腊哲学影响，西方人更具有理性的科学精神，以理性思维为主，与中国人的感性思维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对待高等教育能够做到“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并与就业市场相适应。但是中国高等教育教学在践行“学生本位”思想时，无法真正的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更不能与产业联动结合，学生的能力、素质、知识得不到全面发展。 1.2教育教学模式问题 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应试教育，直接造成“分数至上”这一怪现产生，很多学生“高分低能”，缺乏良好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受应试教育影响，课堂教学以灌输式等模式为主，教师往往主导着课堂上的一切，以致于出现教师“一言堂”，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不出来，主观能动性及创新、创造等能力得不到发展。从中不难看出，高校教育教学模式单一、刻板，满足不了学生全面发展诉求。 1.3教学资源问题 教学资源分为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如电训室为硬件资源，教材、教师为软件资源。教学资源是高校开展卓有成效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其质量高低、丰富与否，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的好坏。就目前来说，高校教育教学资源一般以书本知识为主，很少涉及书本外的知识内容，以致学生的知识视野不够开阔，缺乏创造、创新的思维，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2茶文化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启示 茶文化是历经几千年而形成，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已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的各个领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包括教育领域。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当下，茶文化带来了什么启示呢？下面从茶文化精神内涵着手探讨了茶文化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启示。 2.1“静”对教育教学改革启示 “静”是传统茶文化的精神内涵之一，体现了唯物辩证哲学。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人们总是在静止中对事物进行度量。“静”文化应用于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可知，高校这些年一直开展人才培养改革工作，一个个新理念、新方式、新模式不断的植入具体教学活动中，而这样的动态变革却少了一个“相对静止”的过程，即忽略改革效果评估考核，对改革后的效果关心不够。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要从茶文化的“静”中得到启示，在动态变革中平心静气思考改革工作带来的效果，以便不断优化教育教学改革效果。 2.2“思”对教育教学改革的启示 喝茶品茗有“思”的成分，人们在品茶过程中凝神、静气，品味着的茶味、感悟着人生道路，这种思考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除了品茶外，赏茶依然含有“思”的成分。在赏茶过程中，人们在愉悦氛围下分享、感悟与反思诸多的问题，能够更深层次的展开思考。把这种“思”文化运用到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中得到的启示为：每一个专业特色不同，所拥有的硬件资源、软件资源也不同，各有优势、各有缺陷，要求高校管理层、教育工作者对此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思考分析，对每一个专业教学的短板进行反思，深剖问题成因，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2.3“淡”对教育教学改革的启示 清淡、淡雅是茶给人的形象，不少人把茶的这种品质看作是为人处世之道。对于高校而言，应当从茶文化的“淡”精神内涵得到启示。当前不少高校致力于学校建设，期望成为国家级、省级等重点高校，在人才培养上有过于浮躁，未能切实解决教育教学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学校建设固然重要，但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才是高校发展的关键，校领导要通过“淡”文化的渗透来抚平人才培养上的浮躁情绪，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工作。 3基于茶文化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反思及实践 3.1教育教学改革 反思茶文化中的“静”、“思”、“淡”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有着重要启示，引领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正确方向。在茶文化启示下，高校要从三个方面反思现在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工作。第一，对教学概念创新的反思。近些年我国高校一直进行着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即致力于教学概念创新，如“翻转课堂”、“微课”、“慕课”、“分层教学”、“探究教学”等。从字面上可以明显的看出这种教学理念创新的新颖性、合理性，但是改革实践时间尚短，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来不断优化改革实践效果。第二，对相互模仿的反思。我国高校数量众多，教学水平较高的第一梯队高校往往是其他高校模仿的对象，这种相互之间的教育教学模式虽然达到了共同竞争、共同发展，但是容易造成办学同质化问题。而且，后者模仿前者若不当，容易陷入邯郸学步的刚发境地。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要立足于自身实际，充分发挥本校办学优势，构建有特色的教育教学模式。第三，对人才培养的反思。人才培养是高校办学的主要目的，也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出发点。高校在寻求人才培养模式突破的时候，把重点放在教育教学改革与师资力量建设等方面，不要受功利思想影响，少做一些学校建设层面的包装作秀，扎扎实实的做好每一位教育教学改革工作。 3.2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在传统茶文化引领下，高校教育教学应用茶文化开展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活动，稳步推进教育教学水平提升。第一，提高教育教学格局。从全局角度看，高校教育教学格局要做出适当调整，主要教育背景、社会优势等方面着手。为了做到这一点，高校管理层开拓自身眼界，学会茶文化中的“静”与“思”，不断反思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现状，找出不足并加以调整。第二，推行知行统一教育教学改革，少一些华而不实的研讨会、学术会等，多一些切合实际的教学改革实践，深入课堂中去，有效开展教学活动。如，“翻转课堂”、“分层教学”等教学理念应用于教学改革时，既要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也要更注重教学实效提升，防止教学改革形式化；第三，增强教学自信。第二、第三梯队学校学习第一梯队学生的办学理念、模式的同时，更要注重发挥自身的优势，挖掘文化性、精神性的一些东西，优化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增强自身的教学自信，勇于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办学之路，形成区别于其他高校的教学优势；第四，立足于校本实际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活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始终以自身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少一些功利主义色彩，围绕办学质量提升这一核心探索教育改革的方式方法。同时，充分发挥一线教师的创新精神，搞好师资力量建设，通过他们的教学创新带动学校层面的教育改革活动整体开展，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工作的全面展开；第五，加大硬件资源、软件资源的建设力度，拓展教学资源，尽可能的提升教学资源优势，以此来提升高校的教育教学水平，增强高校的核心竞争力，为教育教学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4结论 综上所述，传统茶文化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之一，其“静”、“思”、“淡”等思想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有一定启示，引领着教育教学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利于取得较好的改革实效。在茶文化思想渗透的影响下，高校立足于自身实际情况组织开展有效的改革活动，从整体上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文章针对二者的观念、模式、视野、性质、深度、性能等方面进行了专业的研究和深度探讨，期望能够给相关的管理者和研究者提议一些方法和理论，让大家深化对现代经济下的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识。 随着经济全球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行革新，可谓日新月异。这就使的服务程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熟和完善，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增长，但是无论多么激烈的竞争，最终的核心因素都是人才的竞争。所以说要想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中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和各类企业机构必须深化人力资源的认识，提高其竞争力。在如今发展的态势中，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和传统的人事管理的发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有利本质的区别，所以必须对二者的区别进行详细的了解。要不断完善和更新传统的人事管理，减轻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设，争取实现二者的成功转变。可以说，当今很多企业组织机构都在研究如何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上真正转变为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 一、关于人力资源和人事管理的概念有较大区别 （一）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人力其实就是指人的力量，人的力量主要包括智力、体力和两种力结合 人的能力主要通过其做事和工作的行为过程中体现出来，而智力则是一种抽象的行为能力，主要以一种抽象的软性力储存在其人脑之中，它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指导，并且给予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导。可以说它的潜力变化会随着思维的开发而不断进行变化；体力则可以直接在人们生产和生活种以一种较为稳定的硬性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受客观要素的影响较小。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源其实是指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通过自身本来就存在的能力和开发的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创造精神文明财富和物质文明财富，另外，可以说它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有利资源。它不仅具有数量特征，而且还有质量特点。从微观层面来说，则是各企业单位对全部职工的照片和录用的所有具有潜在的劳动能力的综合。 （二）传统的人事管理主要是指在完成相关的任务之后，对企业内部的认识关系进行调节和管理，最终使得人和事的充分匹配，从而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 从实际状况上来说，其实就是指在某个企业中的某一点或者某一个部门和雇佣的职工长期保持的一种劳动关系的状态，另外，对职工本人的合法利益、工作业务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系统的管理。其中包括对工作人员的聘用和职位聘任、职工的工资、职工的培训和考核等。在21世纪以来，因为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事管理的环境和理念的相关要求也有了提高。第一，在管理观念的方面，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则是把工作人员作为唯一能动的资源。它可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提高再生产的无限价值。但是在传统的人事管理方面，则对其管理观念有本质的差别，它是把工作人员作为支付报酬的原始成本的重要资源和一种工具。主要核算的是“人头账”，并非是“人力账”。 二、关于人力资源和人事管理在模式、视野和性质上的不同 （一）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差别 关于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指把人作为核心，把职工作为“社会人”来看待。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人员进行调节和调动。但是所谓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的基本出发点是“立足于人”，对工作人员和其系统的优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坚持这个管理原则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的相关管理模式、员工职务探究、职工招聘、员工劳动力的开发和培训、绩效考评管理模式、薪酬管理模式、劳动合同、权益保障和劳动安全与卫生等其他相关的管理模式，从而实现人与事最优搭配，最终获得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反观传统的人事管理则与其有很大的不同，它主要以事为核心，不要求人应该怎样把事情做好，而是要求人如何适应事情。把企业员工看作是“经济人”，所以通常对人与物的整体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采取单一的静态的管理形式，该种管理形式主要是为了“控制人”。 （二）管理视野模式存在较大的区别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在世界市场上联系更加紧密，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加快了开放程度，可以说，在管理视野方面更加具有前瞻性和远程性。这也让传统意义上一些组织的边界和地理位置上的边界更加模糊，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发展态势有利于培养世界和全球观念。另外也有利于形成团队通力合作的精神，这样就可以实现跨地域和跨文化的系统化培训与管理。这也是21世纪人力资源管理的主流趋势和主要方向。但是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上却缺少前瞻性，而且没有系统的未来规划，在这方面与前者相比可谓是十分狭窄。相对封闭性的人事管理，在未来发展竞争力日渐下降，如果不加以更新和完善，注定会在时展的浪潮中退出历史的舞台。 （三）管理性质存在较大的不同 关于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不仅在组织体系上具有经济效益性、系统完整性，而且还具有未来规划性、战略科学性和策略正确性的优良特点。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其战略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说，它不仅要在总体布局方面上要综合考虑各类人力资源的均衡性和相关比例性，而且它还有利于实现实际工作与发展战略最优组合；换一个方面来说，当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战略的高度不仅分析和研究当前的现状，而且还能为管理阶层提供准确性和科学性的相关人力资源的详细数据。有利于帮助管理阶层制定科学和合理的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施行计划，有利于调动公司内部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发展趋势来看，人力资源的管理的发展趋势主要是针对未来的，而且它是基于长期发展为目标的，这就需要密切关注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相关环境的变动；从其发挥的作用方面来看，它主要发挥的作用体现在战略性和全局性。在传统的人事管理方面，仅仅关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部门的作用，而且它的人事调动不能再整体的宏观层面，只局限于一个小的具体，无法给予相关决策者更多战略性的有效信息。 三、关于人力资源和人事管理在特征、重点与属性的不同 （一）管理特征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关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主要属于开放性质的管理模式，存在着较大的竞争性、主观能动性、自我创造性、生产效率性、消费具合理性、动态时效性和社会再生性等多种特征。反观我国传统的人事管理方面，基本属于封闭性，被动性、理念较为落后，局面的人力调整，不具有市场竞争性，所以说，在特征方面于前者存在很大的差别。 （二）在管理内容的重点上二者存在着本质区别 前者主要把人力看为第一资源，所以特别重视其维护过程、创新和开发力度。未来满足实施战略的发展需要，对人力的素质和质量上也有较高的要求，这有利于维护劳动人员的合法权益，这样就可以充分保障员工在实际工作的安全性，另外也可以对劳动人员的就业和收入进行保障。在维护人力资源的管理性和维护性的重点上，其中主要包括合同关系、劳动安全保护、人格平等、公平就业等方面。而关于更新和开发方面主要是为了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重要措施。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其中主要涉及到工人人员的职业规划、工作方向的引领、教育的不断学习和培训等多方面。这样有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素养，从而提高每一位员工的工作能力，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掘其潜在的能力，最终实现个人与人力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及企业利润的最优。关于创新则是指管理制度的创新和管理手段的创新。这两方面要同时开展，要尽快建立一种全新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在手段上不仅要多层次，而且还要针对不同状况而制定不同的手段，对症下药。要丰富多样、层出不穷。例如，建立健全相关的激励手段，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岗位上不同员工的业绩和工作能力进行奖励，这不仅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充分肯定了职工的工作能力，这也是人力资源在现代化的管理中应该重视的要点。而后者只是简单的把人力资源看作成一种管理的成本和管理工具，，对创新和开发力度方面，往往被忽视，在员工的合法权益方面通常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而且它只是偏重于人力的投入的使用和控制。 （三）二者在管理属性也存在较大的区别 根据现代化企业的发展态势的研究，可以得知在企业内部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单位或部门被归属到“生产利润的部门”。所以说，关于成本的压缩不属于重点注意的内容。通过很多公司的实际运行状况来看，会发现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产出的仅仅效益远远大于其成本的投资额度。所以被划分为生产的效益类型。但是对于传统的人事管理单位或部门则被归属到“非生产效益的部门”主要体现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和执行管理方面上，在成本压缩方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以最小的人事管理投资实现人与事的最大优化。 四、结束语 在未来的发展中，非常有必要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和人事管理的模式进行详细的了解和研究，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内部的工作动力的提升。二者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较大区别，例如：地位、属性、方式、要求、类别和功能等方面，但是在全球化的发展，离不开两种管理模式，所以不仅要重视人事管理，而且还要加大人力资源的管理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与研究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 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口述史在农村教育史研讨中的运用 一、口述史的特点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将它引进到农村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这与它所具有的独有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研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口述史研究采访的对象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对该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或者方言叙述出来，这样的描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毫不保留地将受访者录音转换成文字稿，甚至连体现受访者心情的语气词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得来的口述史料不会掺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所言:“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第二，研究视角平民化。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米歇尔•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就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在中国亦如此，知识代表统治阶层的利益，发言权只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发出“有价值”“有力量”的言论，而且经过历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王侯将相、豪门权贵等特权阶层的历史。而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与现实密切联系，由此获得的口述资料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 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史采访的对象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各类亲历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纵向研究来说，口述史可以涉及明末清初、民国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达400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专题的研究。从横向研究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也逐渐开始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拓展，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范围。 二、用口述史来研究农村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要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呢?这与农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是分不开的。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教育界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或者精英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是怎样看待农村教育的，他们的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社会微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从而造成对中国农村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为我们拓展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野，构建出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图景，探寻农村教育对于广大民众的真实意义提供了可能性。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对这些因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民众生活这一中介间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首先体现和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并通过民众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农村教育的实施。 另一方面，教育是通过塑造民众的综合素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下移，让民众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从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中去考察。因此，通过把握民众生活来理解近现代农村教育，是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从乡土的视野来看，近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讨论教育如何在适应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改造民众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正是微观视角的欠缺才导致国家对农村教育始终难以准确把握，使得近代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际的执行之间相距甚远。口述史研究方法就是提倡从民众底层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给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因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生活变化情况，正是他们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生活，才能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农村教育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可以使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密切联系现实，更符合百姓的心声。 三、用口述史研究农村教育的注意问题 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访谈来搜集声音资料。做访谈就要提出问题，提问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正式的、严谨的提问方式，也有非正式的、聊天式的提问方式。优秀访谈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提问方式，取得更多更好的访谈效果，同时也要关心、尊重受访者，理解受访者的观点，静心聆听受访者的表述。第一，访谈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收集背景信息，仔细准备提问方式，既要防止死气沉沉的高度结构化的访谈，又要防止变成琐碎闲聊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两种极端。对于健谈的受访者，只需要掌掌舵、特别提示一下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说话简练的受访者，要提出范围广、没有限制的问题，并及时补充、提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 2．访谈前认真检查录音设备，麦克风应该离谈话者嘴边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录音的音调正合适，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也可以准备各种辅助记忆的物件。比如你要了解老年人的私塾经历，可以随身携带一本旧《三字经》，受访者看到它就可能不自觉地讲述自己当年读私塾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促使受访者拿出旧信件、日记、简报、照片等，成为访谈中最有价值的副产品。 3．访谈地点最好设在受访者自己家里，这样受访者感到自在便会畅所欲言。如果访谈是私下进行，会营造彼此充分信任的氛围，双方可以更坦率。 4．制定切实可行的访谈计划，在使用过程中要有灵活性和想象力。同时，要在访谈开始前简练地解释一下研究的目的和访谈的用处。第二，访谈过程中要保证受访者不被打扰可以完全自由的讲话，访谈员尽可能地不要插入自己的评论和经历，要给予受访者充足的思考时间，当然，聆听对方讲话时也要给予适当的回应，保证访谈是在相互合作、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访谈员需要保持敏捷的记忆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提出已经得到的信息。同时，将那些可能唤起受访者痛苦回忆的问题放在访谈的最后，当受访者有所芥蒂时，千万不能对他施加压力，要尊重受访者的主观意愿。最后，用轻松的口气结束访谈，针对所获得的信息，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作者：沙莉莉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史与高等教育的行政化 一、从古至今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表现 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外部管理行政化。清末时期，全国当时还没有管理新学堂的专门机构，各省学堂事务就由京师大学堂管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走在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方向上，当时京师大学堂最高领导管学大臣下设教学和行政两套班子。国民党时期，以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教育更是成为高度重视、严密监控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国家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也是几经调整，大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校长负责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20世纪7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20世纪80年代的校长负责制，直至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法》才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逐步稳定下来。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行政化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不良后果 1.不利于调动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高校的主体本来应该是教学、科研人员，行政人员，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通过发挥教师的教学和管理的积极性来实现。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使得行政人员成为支配学校的核心，教学科研人员成为行政系统中的“被管理者”,在行政系统运作中缺乏主动性,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和起码的主人翁感,结果,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受挫伤,行政系统制定的规章也不易得到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必定是舍本逐末，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长期发展。 2.导致机构膨胀 由于教育资源按行政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涉猎领域来分配,于是人们的精力投向千方百计地机构升级上。收到利益的驱使，大量人员跻身于行政和后勤系统中,机构庞大，系统人满为患,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容易导致学术与权力的界限模糊，很多高等教育机构中颇有成就得研究者和学者都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领导者，权力的拥有和行政职责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从而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研究能力下降，故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三、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 对于高校形成行政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下文将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 1.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秦统一中国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置有“吏师”制度和博士官制度，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法统宣教天下的局面。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皇帝经常亲临太学视察，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乃成定制。隋唐时期，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的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专管教学事务。清朝时期，设国子监管理太学，祭酒、司业为国子监正副首长，另有监丞、博士、学录、典籍等各司其职，地方官学则有府、州、县学，与中央官学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官学体系。及至近代，国家为救亡图存而创设了高等教育，从外部宏观管理体制到内部微观事务，都可见国家政府干预的踪迹。时至今日，中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实为“官治”)型的国家，“官师治教”传统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治理一切事务的观念；而在现实中我国政府管理的制度设计又为此提供机会，因此，各级官员也会不自觉地插手教育事业。 2.国家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在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也使的我国逐渐形成了高强度的中央集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集权型”体制，教育体制也以计划的形态运行。尽管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央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的人事、财政、招生、教学和科研等各个环节中有所涉及。 3.传统文化意识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摇篮 不可否认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在传统文化意识里，民众早已习惯于个人服从国家、政治权力一元，所以高等教育管理权的高等集中于中央能够存在。传统文化意识里不乏有“中庸”等这样的意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如同一家，以安定为上。因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在心理上也习惯于服从，这为行政行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四、结语 通过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本文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不无关系。就像是一个人个性的形成脱离不了成长环境的影响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就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会与行政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些因素也只是一个从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分析的,因此,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的分析还有很大的空间，只有充分分析了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才能够在肯定高等教育行政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反思这种高等教育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道路和方式。 作者：李妍单位：四川大学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 教育史论文:中外教育史对比分析 一、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初衷 当我们研究教育问题时,我们无法将一个个教育问题封闭起来,孤立地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追根溯源,去探寻那些导致今天教育现状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割裂开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的、别国的教育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应于它的需要”[1](P65)。忽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存的土壤。同时,“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优势、缺陷,尤其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的弱点,并予以改进”[1](P63),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研究今天的教育时,不可能回避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古今贯通,中西融汇”,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融于一炉,对其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国教育历史中的精华,又借鉴国外教育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史研究新体系,这是我们在硕士生阶段教育史专业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方向的初衷。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再发现———促使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教育。相对而言,硕士教育阶段更侧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关于引导学生发现和再发现的主张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布鲁纳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最独特之点,在于人类能够亲自发现,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机体,人掌握概念、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发现是教育学生的主要手段,教师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钻研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从而“发现”概念和原理。按布鲁纳的话来说,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能力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发现”与“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布鲁纳指出学校中的发现学习不局限于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再发现”,其实质就是把“现象重新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结构和意义”[3](P465-470)。具体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学生从历史上已有的教育现象出发,通过自己的探究性学习,深入体会造成此种教育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教育历史中被遗忘的或尚未发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史料、史实、知识结构和教育问题进行再发现,使这些教育现象在学生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体悟,寻找出教育的真谛。这种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劳动过程,但也确实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练、思维得到升华的过程。因此,通过中外教育史的碰撞与比较,着实可以使学生走出仅从中国教育史着眼或仅从外国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问题的局限,促使学生从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以往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积极思考中外教育的异同,“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4](P436)。 (二)宽视野———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领域,以往学生看问题,仅仅从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生,埋头于钻研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虽能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外国的教育历史知之甚少,思路难以拓宽;而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生,虽然对外国的教育研究得比较到位,但却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应有了解,因而难以很好地对外来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事实上,中外教育在历史上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我们的祖先不仅曾以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世界文化的历史车轮前进,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选制度有功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树”[5](P4)。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学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型学校诞生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可以说,“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又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5](P4),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性。因此,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意在弥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以上两种偏向的不足,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面,教会他们以比较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中外教育发展中的史实,使其知识体系既植根于中国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教育中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相碰撞———为教育改革寻找切实的借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世界文化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发展的”,“当各国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处或互相取长补短的”,“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5](P3)。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使得东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城———亚历山大利亚城,将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欧洲文化教育几千年,成为“人类文化教育前进的渊源”[5](P4);在我国宋代,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理学大师们将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学中来,使它们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主干,影响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千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国家的教育事业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来研究教育问题,而应从各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使它们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发现真理的光芒,使其成为我们切实有力的借鉴。如: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发挥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参考了新传统教育派的主张,以便通过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会“人类积累的知识”,掌握某些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要素”[6](P236);而且,还主张发挥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7]。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确实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碰撞,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实的借鉴。 (四)融多元———当代教育发展的呼唤 当谈及世界教育史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强势国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历史只有西方的历史,或仅仅是欧美几个强势国家的历史。而事实上,“历史从东方开始”[8](P160),人类教育的发达以东方为先。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欧洲的希腊、罗马而兴起的,其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完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时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进步来看,多元论恰是正确的。很多现在看似弱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经为人类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欧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兴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当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师重教、鼓励学术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继承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教育,从而建立了“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模创立了代数学,他编写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传到西欧,一直到16世纪还是大学使用的教材。通过学习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的医学家伊本•西那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学原理》一书讨论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广泛的医学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因而有“医中圣经”之称,该书在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欧大学医学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传了几个世纪,对西欧重新认识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3](P153)。阿拉伯的赫克迈大学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当波伦亚、巴黎、萨勒诺、牛津、剑桥还没有出现大学的时候,赫克迈大学已经将学术上的火炬高高地举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传入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几近陷于愚昧的欧洲,使那些久已忘记希腊学术的士子耳目一新,从阿拉伯的译著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化教育的辉煌;使那些长期以来被基督教控制的学校从繁琐的宗教论证和枯燥的教条记诵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这不仅给予欧洲学术文化以生机,更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为文艺复兴作了先导[5](P53)。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带预备的,不是在顿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第聂伯河一带预备的。迈蒙、易斯哈格、萨顿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等,便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去的。文艺复兴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导,则人类文化应当感谢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应该将东方古国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国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都必须不同程度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处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偏见,增进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对他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积极思考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处,从而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教育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使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取长补短,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当代世界教育的呼唤。 (五)新领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与拓展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来,在国内除了少数几所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学校少有涉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但较有影响的还是张瑞幡、王承绪二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其中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比较,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该书对很多教育问题仅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和比较,尚缺乏更细微的、全方位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学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很难找到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既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们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届,其中已毕业三届,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一)筚路蓝缕———师生同下真功夫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正是我们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艰辛探索的真实写照。我们企盼摸索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鉴的路径。为此,我们刻苦钻研、身体力行,师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导师以身作则,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前已经在该领域探索了多年,数年如一日地埋头于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并与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积极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力求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与此同时,历届学生也以导师为榜样,刻苦钻研学问,广泛涉猎书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积淀和兴趣爱好,初步确定自己的主攻课题,并细心钻研有关资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献资料,也包括外文资料,为自己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如:对教育家的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搜集并钻研有关资料,不仅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钻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深入进行比较思考。此外,学生们还注重自发组织读书报告会和举办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提高思维,互相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吸取学术营养;踊跃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将自己零星的想法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化为自身的独特体悟。就这样,师生一心,伏下身去,埋头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开创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虑———把握选题,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价值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可以说是硕士生阶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成果。而把握选题,又是整个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重中之重。为此,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我们紧紧围绕中外教育史比较的有关问题,从严要求,认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研究的价值,务使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下面仅以2004级(即2007届)硕士研究生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例来说明我们是如何把握选题的。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而且在办学时间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从两者的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管理、藏书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比较,这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从宗教的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国外还没有此方面的论著;国内只有彭岚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的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宗教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但该论文是把儒学当作宗教———儒教来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而把儒学作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争议。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真正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而佛教、道教对宋代书院的影响和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亚辉同学利用自己几年来对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积累,较深刻地探讨了佛、道对宋代书院影响与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影响之异同,这成为他的这个选题的创新之处。至于这一选题的价值,则在于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宗教对两者产生影响的共性及差异性的比较,透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文章有个性、有深度,从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决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三)初显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成果 数年来的探索使我们积淀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方面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导师先后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国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等著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当代中外高教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差异及其成因》(《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方德育比较概论》(《河南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河南大学学报》)等比较方面的论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们经过学术上的磨练,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体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伦理的政治化与伦理的哲学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践行过程之比较》(王娟华)、《传统的反叛:中西方现代教育的思与行———欧美现代教育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革新之比较研究》(于书娟)、《“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周娜)、《洪堡德与蔡元培大学改革思想与实践之比较》(徐晓飒)、《“道法自然”与“以天性为师”———中西方自然教育观之比较》(王文礼)、《返于自然与超越历史———卢梭与梁启超“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观之比较》(李琳琳)、《“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王亚辉)、《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比较》(张爱梅)、《中美高师生教育实习发展之比较》(常艳丽)、《中英教育督导制度发展之比较》(王为民)、《中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之比较》(杨婧)、《余家菊和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王雅芳)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但毕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感到收获颇多。 三、探索中的体认与感悟 (一)难度之大,不容否认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能在借鉴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者任通一史已是颇有难度的。就中国教育史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10](P1)。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若要精通,必须深入钻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国古代的史料可谓是浩如烟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较艰涩的文言文。而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从纵向而言,它涉及从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的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部过程”;“就横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5](P1)。这么宽广的范围、浩繁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现代汉语,研究起来也是颇有难度的,何况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被翻译成国际通用的英语语言来书写。要将中外教育史两者结合起来,时兼古今、地兼东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们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不可。然而,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无论难度有多大,却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有些宝藏必须通过我们比较鉴别才能发现它的现实价值。“教育史学家说,研究物质变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科学则不尽然,虽则许多比较具体的课题可以通过实验取得答案,但许多具有理论性、根本性和久远性的重大课题是无法着手实验研究的”[5](P1)。要论证或判断这种课题,继续借助历史发展的往事并在比较中来反思和解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园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难而进,融通中西,寻找教育的真谛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清]彭端淑:为学)。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追求学贯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态度。例如,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业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创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奋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学、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师,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他却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身于广大平民的新教育、广阔农村的乡村教育的开拓中去。他轻视那种只是争权夺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11](P119)。怀着对民族、对劳苦民众、对儿童的深挚感情,他先后开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实验学校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此期间又撰写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将他所学的中西方教育理论贯穿起来,应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本人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12](P1)。大师的境界也许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学者所能达到的,但是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可以令我们追求的。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追求学贯中西,以比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体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到教育的真谛,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是笔者数十年来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 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考察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教育史论文:儒家教育史学科未来 摘要: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对教育史学科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加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进一步增强自主研究的能力,以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专政,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着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半封闭的条件下,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部分往来交流,国际社会很少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历史则更少,唯有日本人例外。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外国学者由研究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进而研究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变化,逐渐成为新潮流,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外国学者并不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只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感兴趣,有选择地做专题研究,较多的是采用比较法,如中日教育比较、中西教育比较,以尽快抓到中国的教育特点。外国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受到我国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积极加以学习,吸取其观点和方法,以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国内的教育史研究,以改变国内教育史研究的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展趋势条件下,中国教育史的国际研究迟早也会成为现实,我国既实行开放政策,自然欢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历史,相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会提出一些与我们认识有所差别的新看法,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吸取。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也会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没有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对中国教育并未全面了解,也未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他们只是根据他们利益的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选择和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结论,对这些结论,我们不能一翻译过来就相信、就崇拜,我们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成为别人的思想附庸。我们应学习外国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国教育史,本国人比外人条件更充分。中国的社会是我们长期的生活环境,参加教育实践,对教育现象有所见,对群众的教育呼声有所闻,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深,所以我认为“不能依靠别人为我们提供结论”,要交流而不崇拜,要知情而不照搬,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我们要立足中国,独立研究,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责任在肩,外国人无法替代。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整理。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幼儿教育史研究开展思考 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鲜有人问津，似乎也无问津的必要。事物向来如此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如此、只能如此。本文在对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回应与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现实中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思考，权作一家之言，愿就教于方家。 一、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倡导与落实。然而现实中，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为此，在具体论述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盘点起来，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观点主要有“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两种。 （一）目前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合时宜吗？ 现实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当前幼儿教育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幼儿教育公平问题、幼儿教育制度建设问题……这些才是目前幼儿教育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幼儿教育史研究虽然必要，但现阶段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时宜。初看起来，“不合时宜”说似乎很有道理，毕竟现阶段幼儿教育还有很多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亟待研究，而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时宜。其实，进行史学研究常常会遭遇是否合时宜这一困惑，就连科学史之父的萨顿都曾质疑过自己对科学进行史学研究是否合时宜，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曾如此这般问自己：“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1］是啊，现在有那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为何要追溯过去呢？对此，或许有人会说：“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2］然而，“关注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3］。那么我们为何要关注那些离我们如此悠远的过去呢？事实上，“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4］。“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5］具体来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如果了解了中国教育史，再看当今的教育问题，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随处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而且有些还在起作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可以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所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6］。“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这是无可争议的。”［8］由此可见，幼儿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对当前幼儿教育的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践行都是十分重要、宝贵的，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时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历史研究和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具体来说，关于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很少关注幼儿教育这些“小问题”的。实际上，不仅不关注似乎还有些不屑关注。纵使有极为少数的历史学家在其言谈著作中涉及那么一点点幼儿教育的问题与思考，那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人经验或感觉的随意之谈，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统的，故企图用历史研究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能否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对此，我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幼儿教育与历史的联姻并非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幼儿教育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幼儿教育活动的结果。倘若诉诸史学视角审视幼儿教育，则史学是以外在于幼儿教育的状态进驻幼儿教育的，史学不是作为“幼儿教育问题”而出场，而是“为了”幼儿教育而被邀的，史学前来是为了“启蒙”幼儿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学是高居于幼儿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诱导者。这种高姿态割裂了与幼儿教育的血脉相连，史学的立场是空置的，导致人们容易采用一种“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个问题，将历史视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论，而幼儿教育仅仅只是历史学的应用之域。幼儿教育史研究其实是幼儿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来审视、考量幼儿教育的，历史高高在上，幼儿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儿教育史研究将丧失其教育学立场，这是很糟糕的，不仅异化了幼儿教育史研究，同时亦异化了幼儿教育。综上可见，历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对此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史体系较为完善，但当前学前教育史大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思想这些较为宏大的话语体系，虽然其间已有关涉幼儿的，但毕竟还是很少、很不系统的，可以说幼儿教育史仅仅只是个脚注而已，故学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儿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这既是务实之举又是当务之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将不系统阐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初步展开。 （一）明确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倘若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劳无益，甚至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关于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多问，甚至有些明知故问，幼儿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顾名思义肯定是研究历史上的幼儿教育问题了。这固然没错，但倘若就这么将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上的幼儿教育，则不免简单、抽象。问题是研究的对象，但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幼儿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具体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从而较为精准地回答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主要是指历史上幼儿教育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性质样态等客观性问题，如幼儿教育是如何缘起的，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个时期阶段的幼儿教育又有什么性质等等。而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关涉历史上诸种幼儿教育价值主张的竞争、排序问题，通过对历史上幼儿教育价值问题的关照，人们将能更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历史上对幼儿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类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纠缠着共存于幼儿教育问题中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常常将其区分开来介绍而已。 （二）澄明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实然存在的，但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却仰赖于人们主观上对其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对于事物价值的描述，既是对其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性揭示与显露，同时亦是对现实中该价值彰显的一种可能性敞开与导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具有一种‘求价意志’（WilltoValue），是一种‘价值’动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打上了价值的烙印。从理论上说，人类不会去从事那些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认识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追求并最终实现活动的目的。“追求价值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活动的性质和方向。”［10］“价值对于活动的意义和力量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情感，即强烈的活动意识。正确的和正义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人们对价值目标的信念和渴求，强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们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保持与丧失，不仅对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活动的成败。”［11］教育史研究价值历来存在求真与致用之争，实质上，求真与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且必须统一的。幼儿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与基础，但求真往往以致用为旨归。所以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树立求真达于致用的幼儿教育史研究价值观。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外幼儿生活，地位和价值认识的变迁，幼儿教育发展过程的展示和幼儿生活场景的再现，幼儿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揭示出中外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幼儿教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为现实中国幼儿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启示。 （三）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除了必须十分明确并坚持它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方法而不讲对象，就可能南辕北辙，相去愈远；只讲对象而不讲究方法，就无异于海市蜃楼，望洋兴叹！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叙事原是历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的著作）。”［12］“叙事乃历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历史都有不可化约的叙事元素”［14］。叙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长期以来，受史学传统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开展叙事研究的呢？所谓的叙事研究主要强调教育史研究要如实地描述过去的教育实践，尽可能全面、客观、详尽地将教育史叙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缘起、发展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可以说叙事研究是比较重视教育事件的分期、时段以及发展演变的。公允地说，叙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价值也主要源于叙事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时无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丰富与创新，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斌贤教授强调的那样：“教育史学科要不断地发挥它的固有的社会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代共同发展”［16］。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诉诸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这里提出通过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绝非随意，其也有学理上的考量与因循。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法国年鉴派学者（主要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就提出：“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提出问题，必须用对问题的分析来取代对事实的平铺直叙”。［17］当然，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并不是说不要先前的叙事研究了，对叙事研究简单否定、扬弃了，而是说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史的问题研究，以期对彰显教育史研究的致用价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这一传统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史问题研究。 （四）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 上面仅从研究对象、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这三方面初步探讨了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实际上，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还远不止这些，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系统阐述。下面将简要谈谈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常见问题，旨在从另一方面补充、完善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首先，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坚守教育学立场。所谓坚守教育学立场主要是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注意其历史之维，但不能过于沉溺于历史。我们关注历史上的幼儿存在、发展等状况，但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幼儿教育史研究缩水为幼儿历史研究了。虽然幼儿教育史研究是历史与幼儿教育史之联姻，但现实中人们在具体研究时往往会把其践行为幼儿历史研究，遗忘或遮蔽了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丧失其教育学立场。其次，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有大视野。这里所谓大视野首先是指我们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能只关注与研究我国幼儿教育史，同时还要关注与研究外国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实质上应该包括中外两大部分，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幼儿教育史或外国幼儿教育史。此外，这里所谓大视野还意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光要像传统教育史研究那样关注制度或思想，还要关注幼儿的存在、生活的问题。最后，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处理好其与教育史、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关系。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学前教育史、教育史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前例，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可以说有所依托。但我们在欣喜“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树在树下难成材”。因为有前例在，我们难免会模仿与借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模仿与借鉴，只是我们不应在模仿与借鉴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丢弃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幼儿教育史和学前教育史、教育史不同，否则的话，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进行幼儿教育史研究了。当然，以上仅是对幼儿教育史研究的一点初步构想，欲切实有效地推动幼儿教育史研究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开拓新的资源，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使幼儿教育史研究在现实中在更好地认识幼儿发展、促进幼儿教育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作者：张睦楚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学异同辨析 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是两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后半期，而比较教育诞生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两门学科又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学科危机”时代。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1］，我国学者贺国庆教授认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原本就是姊妹学科［2］。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二者又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这两门学科及加强两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教育史学的性质教育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比较短，学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和看法。不过，只要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界定，虽然这一界定需要不断完善，但这对于教育史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还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教育史是以历史法为主要方法，研究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教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并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经验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教育学科。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外国教育史也包括本国教育史，由此通常又可以划分为外国教育史和本国教育史两个不同的方向。关于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国内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基本上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教育史是一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具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虽然教育史具有双重特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教育史应该归类于教育学科，教育学科是其母学科，教育史学主要是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教育史的教育科学性质是主要的方面，并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学科所有的分支学科一样，都以回答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己任，只不过教育史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观照现实问题的。［4］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目的和学科功能，而学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张传燧教授主要从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史的功能具体有四种：一是展现性功能，重在描述和再现教育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状况；二是思辨性功能，重在论述和寻求教育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三是应用性功能，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四是人文性功能，重在发挥教育史学蕴涵的育人作用。［5］总之，可以将教育史的功能概括为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等。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加深对本国教育的认识；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史也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教育史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比较教育学的性质比较教育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817年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诞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还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笔者根据冯增俊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将比较教育学界定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教育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科，揭示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教育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各国教育或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较法，同时也指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教育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是与其目的紧密联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和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的认识性功能。比较教育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和不同区域内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基础，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国际教育交流，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功能。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源于借鉴的需要，是为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这是比较教育的最为初始和直接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增进各国教育之间的理解，促进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教育的合作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学术性功能。比较教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各国和各区域教育的描述，还应该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各国教育和各区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特征，以此来深入探讨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认识。四是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比较教育学的教育性功能。比较教育学课程可以对教育学院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的融通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学科的所有分野和划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和肤浅的。我们不是某学科而是某问题本身的研究者。［6］由于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问题的交叉使得这两个姊妹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康德尔认为，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比较教育就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马林森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以理解、欣赏外国文化、风俗为基础。比较教育的学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家，了解某一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思维模式、宗教、政治背景”［7］。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科分支学科丛书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表中将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划分在同一类的直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属性上来看，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科，都是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虽然教育史学既兼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又兼有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但归根结底教育学特性是其根本性的特性。比较教育虽然也由于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与社会学的混淆，但比较教育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教育属于教育科学，而非其他的学科，即使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危机问题也是关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问题的争议，而非是否教育学科的争议。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虽然在研究的具体目的上有一些不同和侧重，但是从其最终研究目的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目的都在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为本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思考与借鉴。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时间维度上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相同的部分。例如，教育史的现代教育史研究与比较教育主要为“二战”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交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一般很少关注现代的、当代的教育，认为尚未形成定论，变化莫测，不能盖棺定论而难以研究。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教育史研究的时间下线已经开始延伸到了现在，“过去的都是历史”的看法逐渐开始获得广泛认可。教育史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已经延伸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教育史学科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研究对象及内容来看，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极为广泛，它们都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学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史的现代教育部分与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尽管教育史的研究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过程，即纵向的发展，而比较教育则对当代教育的某一个点进行横向的解析和剖析，但是由于教育史也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及综合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大大增强。近些年，由于比较教育的研究单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省、市和特定区域的教育现象也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教育史主要以历史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以比较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个学科还是借鉴使用了彼此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史也常常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法的运用可以使得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确，为教育史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不同视角。教育史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同样，比较教育也使用历史研究法。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现代，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为了阐明当代教育现象发展演变的由来，比较教育需要用历史研究法对当代以前的教育现象做一追述。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教育的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的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二者互相借鉴彼此独特的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同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共同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观察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等。从研究的相关学科来看，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相关学科。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尤其是教育史中的外国教育史方向，由于与比较教育有着更多的共通性，在关联学科上更为接近，所要求的基本学科素质也更为相似，如二者同样对外语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加强科际交流与彰显学科特色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科中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二者既有太多的交叉和融通之处，又有各自差异明显的领域和特点。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要加强科际合作与交流，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又要求它们厘清自己的学科边界，不断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完善各自的学科基本理论，凸显自己的学科特色。 （一）借鉴研究方法，加强科际交流教育史学科与比较教育学科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外国教育史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8］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各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教育史学擅长于运用历史研究法，而比较教育则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研究方法伴随着自身学科的发展不断得以成熟而日渐体系化，借鉴彼此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教育史学科应该借鉴比较教育的比较法。事实上，一门新兴的比较历史学已经兴起，受其影响比较教育史学研究也日渐多见。“美国历史学家需要一种跨国、跨界的视野，加强比较历史研究。没有这样的比较的证据，充分评价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9］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学者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将历史研究法和比较教育方法相结合，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比较教育史学的新领域，而比较教育学老前辈王承绪先生的经典之作《比较教育学史》则是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属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共同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也应该关注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曾经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因素分析时代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比较教育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历史主义方法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分析法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必然联系和密切关系使然，不应该因为大量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与运用，而完全抛弃历史分析的方法，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互相补充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研究的是一种最新的教育现象，但是却往往无暇顾及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种教育现象的探明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可能的，某种新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教育活动的结果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了？有何经验和教训？呈现一种怎样的规律和普遍意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比较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在拓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及时总结和交流人类研究成果方面发挥着先锋的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进一步的研究，因而，这些课题需要教育史学者做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而对于一些不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则更是一种相互补充和支撑。教育史学科是对教育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对当代的动态性很强的现象它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这是教育史的“求真”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教育史可以广泛吸收比较教育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补充其不足，解决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学术性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规律性的探讨。3.加强研究人员交流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是不分家的，两个学科原本就是一个学科，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领域的不断分化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应该加强研究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教育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和研究一些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注教育史问题，要注意彼此吸纳对方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应该加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导师队伍的合作；研究生培养课程中也应该相互开设彼此的课程，教育史侧重于历史，比较教育侧重于现代，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具有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广阔、更深入的思维时空。 （二）厘清学科边界，彰显学科特色 1.完善学科理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合作和交流的同时要认真厘清两个学科的边界，搞清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不同。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边界在哪里？两个学科的性质、目的、对象、功能和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学科理论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教育史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史学的产生历史比比较教育学要长，但是，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比较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我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理论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整体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薄弱。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相关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渐趋一致的看法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0］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要获得更大发展都必须要加强学科基本建设，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2.创新研究范式方法论或曰分析框架是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学科基础。科学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一个学科要保持学科的生命之树长青就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尤其要进行学科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探索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并以此彰显本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教育史在研究方法的演变历史上明显表现出“借用”和“依附”的特征，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更谈不上自身理论的建构，一直不能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媲美。［11］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12］创新是21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唯有创新，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史料建设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13］显然，教育史要创新关键在于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教育史学者要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教育史学科自身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百多年的教育史学科由诞生到壮大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恰恰是在学科的不断融合和交流中，教育史才获得了新生，才更突显了自身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当然这也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开放，建立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是比较教育学目前的迫切任务。比较教育学科分析框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来自于学科自身发展起来的内生型的框架，也有吸收引进其他学科观点的外生型框架。目前比较教育学界的许多理论框架都是外生的，比较教育学者更多的是借助于影响比较教育的“外部”理论，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等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理论来研究比较教育的基本问题，但源自比较教育学科“内部”的理论框架却不是很多。 比较教育学需要深入学科内部，深入挖掘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等深层次的比较教育的理论问题，这是建构比较教育理论和独特分析框架的基础；比较教育还需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将之纳入比较教育研究中来，从而生成跨边界的新的比较教育的研究理论和框架，使之成为比较教育进一步成长的生长点；比较教育还要走不断创新之路，不抛弃传统、不囿于传统、突破框架、勇于尝试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比较教育获得永不枯竭的发展动力。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剖析教育史研究重要性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的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高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理应包括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但更深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有赖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支持。 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在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带着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史。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弄不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得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来弄清楚。例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教育观的演变，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大学在创造与发展文化上的作用，大学在促进科技发展上的作用，通才教育观的演变，学分制的演变及其在各国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各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经验，世界和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演变，等等。正因为如此，每一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有专章作历史叙述，每篇较完整的论文也要作历史回顾，但一般都不够系统深入。 教育史研究结合教育改革的需要，它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古为今用”，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为今用”中，教育史研究也能较好地体现其现实的价值，使研究工作富有活力与生机。当然，不应把“古为今用”作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更不能要求每本书、每篇论文都要直接针对实际问题来写作，更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要求教育史研究给处理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方案。相反，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深层次上使人通过历史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规律及其作用。总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函需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史研究下作者的合作。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性的意义。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旱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论文，也早已屡见之于报刊。但作为高等教育史专著，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是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其后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又出版了许多部。如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2)、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3)、余立与郑登云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94)等，以及曹拒生翻译出版格·芦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也出版了修订补充本(1988)，还有刘海峰和我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卷》(1993)。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似乎只有国别史，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89)。倒是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约50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等教育史专著，各有各的特点。相对地说，中国高教史较多，系统的外国高教史专著尚未见到;从内容看，制度史较多，思想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以致谈起教育思想和教一育家，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几位教育家的思想，见不到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高等教育家的思想。希望大家在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编写高等教育史就要写成高等教育史。突出高等教育，而不是大量转抄一般教育史资料。这在开始时，由于高等教育史料不足，研究工作刚刚展开，高教特点不突出，大量资料是从一般教育史摘抄来的，势所难免。随着高教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间题是能够解决的。 我是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工作的，对于高等教育史只有一知半解，只能从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角变，提出问题，提出希望。希望高等教育史专家和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紧密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繁荣而共同努力。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诗的生命教育探讨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始。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教是根本，母教是重要补充。《歧路灯》塑造了许多误入歧途的形象，他们虽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了父教。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封建中国，父教的缺失就等同于家教的缺失，其结果就会“少调失教”。小说在家教问题上对比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一个是谭绍闻，一个是娄朴。他们同从一师，资质相仿，外人对其评介也相当，说他们是“玉堂人物，……将来都是阁部名臣。”事实上，二人后来的发展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父教的缺失与否正是关键。缺了父教的谭绍闻走上了歧路，父教严格的娄朴功成名就。对父教的重要性，谭绍闻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老师娄潜斋家曾被师伯训诫，随后，娄朴与其有段对话：“家伯年老，未免语言重些，世兄只领略家伯的意思罢。”谭绍闻道“：咳！我若常有这位老人家说重话，未必不与世兄并驱，何至到这上不上下不下地位。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遂至今日与世兄相判云泥。”昔日同窗“相判云泥”，“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在这段对话中，父教的作用以主人公之口表达出来，意义非凡。 父教很关键，母教也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在诠释“礼乐”思想。笔者认为，父教体现出一种“礼”的意识，而母教则体现为“乐”的功能。关于“礼乐”的关系，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就家庭教育来说，父亲是让子女积极进取，并让其因发现与父亲之间的差异而生敬畏之心；母教是要在父亲与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中达成一种协调，以和谐家庭关系。这是一种理想的家教分工，但事实上，由于父教的严厉，常常让母教陷入溺爱和娇惯。这可能是母亲弱化父亲意识的一种手段，也可能是源于女性一种本能的母性意识。但母亲的这种意识，常成为家教开展的障碍。 在《歧路灯》中，谭绍闻母亲王氏对儿子的溺爱娇惯就是这种作用的最有力诠释。王氏对儿子谭绍闻的败落是负有全责的，她“溺爱”、“无知”，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王氏本因溺爱而不明白，又由不明白而愈溺爱”。王氏中年得子，溺爱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却溺爱到了无知。她担心孩子受委屈，为孩子请来了只知道献媚学生家长、谋取教资的老师侯冠玉。侯先生当着王氏的面对绍闻说“：不出二十二岁，必中进士。后运且俱系佳境。………看来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王氏听完，认为“这样先生，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因而“心满意足，喜的欲狂”，并且“几恨相见之晚”。王氏仅因侯老师的一番蜜语甜言便将其视作了儿子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而对侯老师的人格、学识不做任何调查，就做出相见恨晚的慨叹，着实叫人可叹、可笑、可惜。对王氏在教育问题上的无知，谭绍闻的父亲常为此气恼得大动肝火：“妇人坏事，如此可恨！”小说对王氏概括得很精辟，说她：“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母亲”，而“谭绍闻是个信马由缰的儿子”，小说将这样两个对立的矛盾形象置于同一个教育环境中，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为我们诠释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应有的素养和应当注意的一系列问题。简单来说，作为母亲，我们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即使是有一定程度的溺爱，也应该明辨是非曲直，不然，无知的溺爱不仅不能教育好孩子，反倒是将其推向歧途的幕后推手了。总之，家庭是子女出生后最初的教育场所，父母作为最初始的家庭教育元素，常常是子女成才与否的关键。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保障，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的诠释表达了他对社会教育的理解，而这八个字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理念。对青年人来说，“用心读书”是成才的基础，“亲近正人”是成长的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人的一生中，健康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当然，如果既能“用心读书”，又能“亲近正人”，便是两全其美之事。不过，若不能好好读书，那能否做到“亲近正人”，便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判断，他说：“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明确推崇了“亲近正人”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歧路灯》对“亲近正人”重要性的诠释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的：在谭绍闻父亲活着的时候，年幼的谭绍闻交往的都是正经人，谭绍闻能依照家长为他设计好的目标用心读书。但在父亲去世后，他跟宦门浮浪子弟“换贴结拜”。在交往中，绍闻“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并最终在“匪类”的诱惑下，“有了邪狎之心”，以致弄出诸多丑事，染得一身恶习。《颜氏家训》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歧路灯》对教育理念的诠释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小说在谭绍闻浪子回头之后借他自己的话现身说法，再度强调：“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可以说，《歧路灯》对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很迫切的，这一点对当下的社会教育来说也有启发意义。 三、学校教育 李绿园做过老师，谙熟教育之道。在小说中，他借故事人物道出了许多至今还有重要作用的求师之道、教育规律、教育方法等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一）师德师才 小说认为师德是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俗语说，拜师如投胎”，因此，强调延师要慎重，要选择有良好的“师德师才”之人。小说中，谭绍闻先后师从了四个老师，但其结果却大不一样：第一次“延师”娄潜斋，他“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他的教导为谭绍闻后来学业的继续及浪子回头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延师”侯冠玉，侯老师喜谈阴阳风水，看戏、饮酒、赌博，让谭绍闻“落得快活，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这个侯老师是谭绍闻步入歧路、家庭出现变故、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第三次“延师”惠养民，这位先生“心底不澈”，课堂上把谭绍闻讲得“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这是一次不关痛痒的经历，但对谭绍闻而言，浪费了光阴。第四次“延师”智周万，他“博古通今，经纶满腹”。结果“谭绍闻沉心读书，童生取了第三名，单候学宪按临，指日游泮”。对比前两次的教学效果可见，师者的品德与才能，对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材与教法 除了对师德问题的关切外，李绿园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对教材教法的关注。作为教师的李绿园曾采用戏剧的样式编写了《四谈集》（即谈《大学》、《中庸》、《诗法》、《文法》）作为他的教学读本，将儒家的经典理论用戏曲形式传递开来，寓教于乐，显现出了积极的开拓意识。在小说中，他对类似的启发式教学也是赞叹有加。小说写智周万善于启发、诱导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启发学生悔过自新的思想工作揉合到知识的传授之中。譬如他给谭绍闻出了一道“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论的作文题，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的思想巧妙地传达给学生。因谭绍闻深有体会，言之有物，得到其极力夸奖，在表扬和肯定之后，智老师见水到渠成，便因势利导：“尔文如此剀切。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是何缘故？”谭绍闻这才向老师敞开心扉，真诚请求老师的帮助。智周万针对谭绍闻行动和思想上的弱点，写就一篇戒赌箴铭，使得谭绍闻“沉心读书。考试童生，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而对惠养民的教法，作者认为他“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读死书、言行不一，批评这种策略是难以达成教学效果的。李绿园透过故事人物表达了他的教学思想及策略，强调只有“育人有道”，教育才能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 四、结语 总之，《歧路灯》作为一部有关生命教育的小说，用主人公的家族兴衰诠释了作者的教育理念，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展示了影响人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对当下生命教育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孙振杰单位：平顶山学院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初中美术教育篇1 随着美术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教育教学的重要方向。在初中美术教学中，学生应具备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核心素养。通过美术课程，教师培养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促使学生逐步形成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因此，在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就成为教师思考和关注的焦点。尹少淳指出，教师要选择有利于学生具备核心素养和获取知识的方式。情境教学在初中美术课堂中的有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一、情境教学的内涵与意义 起初，李吉林在语文情境教学实验中探索情境教学。江苏省特级教师冯卫东更细致地定义了情境教学：情境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让学生获得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认知水平、智力状况、情感状态等得到优化与发展的教学方法[1]。由此可见，情境教学是一种和谐、高效的教学方法，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在有效的情感体验中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部分初中学生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重视美术课堂学习。所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关键在于教师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成功的美术课堂教学首先要让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感兴趣，所以情境教学在初中美术课堂中尤为重要。一位德国学者有过一个精妙的比喻：“将盐放在你的面前，无论如何也难以下咽。但将盐放入一碗美味可口的汤中，你在享用佳肴时，就将盐吸收了。”情境之于知识，犹如汤之于盐。盐需要溶于汤，才能被人咽下；知识需要融入情境，才能显示出活力和美感[2]5-6。情境教学有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它能够引发学生高涨的学习兴趣，让学习变得快乐而富有美感。情境教学质量的高低也成为衡量一节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二、初中美术情境教学策略探究 情境创设的方法很多，教师需要根据美术教学具体的内容和学生的特点确定。教师在备课时，要认真研究教材教法，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设计新颖、有趣、富有创意的教学情境。情境可以安排在课堂开始、课堂之中、课堂结尾的各个环节，教师应尽可能让情境贯穿课堂始终，以让学生保持持久的学习热情，优化学习效果。 1.任务情境，驱动学习动力 任务情境是指在课堂开始为学生营造的接近现实生活中任务的情境，它是贯穿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的“大情境”，以“大情境”驱动学生学习的动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使学生明确美术知识的意义和用途，感悟美术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验成功的快乐。以《亲切的使者》一课为例，笔者以“学校秋季运动会征集吉祥物”渲染任务情境：首先播放征集令短视频、运动会组图，之后定格于《广饶县实验中学秋季运动会吉祥物征集海报》，接着播放征集活动视频。学生认真盯着屏幕，十分专注与好奇。接下来，笔者说：“今天的美术课我们就来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每班选送5份作品参加全校作品评比，希望你的作品能够胜出哦！”学生兴致勃勃，跃跃欲试。郭传宝的《手绘线条图像》一课设计了任务情境：“同学们，9月1日是我们开学的日子，我们也迎来了新一届学生。同学们应该还记得刚入学时，对校园充满了好奇和迷茫，校园的每个角落我们都不熟悉。今天，我们就利用所学的美术知识，为新一届学生做一个不用讲解的向导。”接下来，学生围绕这个“大情境”展开学习，在合作中探究美术知识，并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任务情境要依据教学内容和生活问题设计，重在秉承“以用促学”的理念，寻找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的连接点，同时要凸显任务情境的真实性、课堂实施的可操作性，围绕任务目标，促使学生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当然，创设良好的任务情境相对困难，需要教师持续思考和深入研究。 2.图像情境，奠定图像识读基础 图像情境包括了图片、画图、挂图、录像等多种艺术形式。王大根曾指出，当今社会已进入“读图时代”，培养学生的图像识读能力尤为重要。在基于核心素养的美术教学中，图像识读成为学生需要掌握的基本视觉素养。图像识读素养的培养离不开图像情境的创设。吕柯奕的《赋予材料以生命》一课，运用了大量精彩的图像情境总结不同材料的删减、组合、添加的制作方法以及形状、材质、色彩的不同创意，深深地吸引了学生，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引发了学生的情感共鸣。在欣赏《清明上河图》时，由于整幅作品尺幅较大，细节放大后会看不清。所以，笔者选择重点欣赏的画面，将其放大之后再连接起来，以移动的形式让学生欣赏。这样学生不仅看清了细节，而且产生了身临其境之感。核心素养背景下图像情境的创设需要教师更加重视对图像的选择和运用。一些美术教师搜集了大量图片，用幻灯片一张张播放，这种形式缺乏师生互动探究，部分学生在欣赏中往往只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难以达到教学目标。还有一些美术教师准备了许多视频给学生观看，学生虽然投入，但耗时过长。部分教师以技法类微课视频替代教师的课堂示范或者学生的自主探究，收效甚微。所以，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精心选择并合理使用图像，以达到利用图像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解决教学问题的目的。通常，图像情境要结合具体的问题情境才能让学生主动参与，从而逐渐提升学生的图像识读能力。 3.问题情境，引发探究学习兴趣 问题情境是教师根据教学所需，有目的地将新知识以问题形式设置在有趣的场景、故事等情境中（提倡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引导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新知，达成教学目标。美术新课程标准特别强调问题情境的创设，《尹少淳谈美术教育》解读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定义，明确美术学习“要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中，以问题导向和任务驱动，对知识、技能进行选择和获取”[3]。开展好情境教学的关键是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设计好问题，以问题为载体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良好的问题情境能够激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因而在课堂教学中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至关重要。《亲切的使者》一课引导学生分析吉祥物的设计原则，笔者先就“冰墩墩”“雪容融”的设计展开分析。如果教师直接提问“冰墩墩和雪容融是怎样设计的，体现了哪些设计原则”，则问题过大且过于笼统，学生可能一时找不到思考的方向。笔者在上课时设计了这几个问题：“为什么选择熊猫和灯笼原型来进行设计？哪些地方的设计体现了冬奥会的特点？你还发现了哪些精彩的设计细节？”先让学生尝试总结吉祥物的设计原则。这些问题十分具体，学生很快就能回答“熊猫是中国国宝，灯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冰墩墩’的冰晶外壳、‘雪容融’面部的雪块以及吉祥物的名字等都体现了冬奥会的特点（图1）”，从而总结出吉祥物设计的地域性、主题性原则。随后，笔者让学生了解“海宝”拟人和夸张的设计手法。笔者多次修改问题设计，从最初的“‘海宝’是怎样设计的”到“从汉字到‘海宝’的形象做了哪些改变”，让学生更全面地感知“海宝”的设计形象。除了添加人的五官表情，“人”字的大胆夸张与变形使“海宝”的整体形象具有拟人化的特征。在核心素养背景下设计问题情境，教师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认真研究教材，根据教学内容、重难点和学生的整体情况巧妙设计、反复斟酌。教师要在引发学生探究兴趣的基础上，解决本课的重难点问题。教师要不断研究创设问题情境的原则与方法，优化问题设计，发挥问题情境引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价值。 4.文化情境，提升文化理解素养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美术课程，学生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4]因此，教师在美术教学中不能只关注美术知识和美术技能的教学，还要重视文化的渗透。在“欣赏•评述”类课程中，文化情境指一件美术作品被创作出来时依托的文化环境、条件及其特征，具体包含作者生平、艺术流派、作品的历史背景等。只有借助这些文化情境，教师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美术作品的含义[2]25-26。如，在欣赏朱耷的作品时，教师要让学生了解朱耷的生平，进而深入理解其作品中白眼向人的鸟和鱼的独特、夸张的造型（图2），深刻感悟其作品中表达的凄凉孤寂的意境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又如，在欣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时，教师要让学生了解西班牙内战时德国法西斯对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进行轰炸的史实、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艺术风格等，否则学生难以深入赏析作品。在技法性较强的课程中，教师也要注意挖掘教材内容的文化元素，创设文化情境，拓展课堂的深度和广度。以《纸板的联想——座椅设计》一课为例，教师不能只围绕剪刻、折叠、卷曲等制作技法展开教学，而应增加对椅子文化的解读。笔者为学生展示《北齐校书图》中对床的描绘，阐述椅子的起源，让学生欣赏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对椅子的描绘，介绍明代官帽椅、清代太师椅和现代座椅，让学生感受不同时期椅子的特色，进而对椅子文化形成深入的理解。尹少淳在《文化•核心素养•美术教育——围绕核心素养的思考》中指出：“要谈人的素养，离开了文化空间是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只有好的文化空间，才能濡化出好的素养。”[5]所以，教师在美术教学中应该深入研究教材，挖掘其中的文化元素，创设文化情境，提升学生的文化理解素养。 5.实物情境，助推感知表现热情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课堂上，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利用实物直观演示，有利于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同时还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因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可以将实物引入美术课堂。《土与火的艺术》一课，笔者准备了几个不同特色的陶艺作品，以此引导学生分析陶器的成型和装饰方法。《亲切的使者》一课，笔者准备了“福娃”“海宝”“冰墩墩”“雪容融”实物，学生近距离观察、触摸，更好地感知吉祥物的特点。《明暗与立体的表现》一课，笔者准备了写生灯、球体，让学生直观感受灯光照射在球体上形成的不同光影变化。《移步换景，别有洞天》一课，笔者准备了纸质的模型、石头以及太空泥等，学生在欣赏优美的园林艺术之后，分组合作开展园林的布局设计。学生热情高涨，将课堂学习推向高潮。利用实物创设情境是十分有效的方法，操作起来并不难，关键是教师要用心准备，从而发挥美术教育的价值。 6.音乐情境，激发美术学习灵感 音乐情境是美术课堂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是视觉艺术，音乐是听觉艺术，二者同为重要的艺术形式，有着不同的情感和魅力。把音乐融入美术课堂，将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结合，能够渲染学习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艺术创造力。当学生欣赏中国山水画时，配上一曲婉转的《高山流水》，可以让学生突破认知的局限，提升感知能力；当学生创作风景画作品时，配上一曲舒缓的《绿色花园》，可以让学生放飞想象，激发创作灵感。音乐还可以用于课堂导入和新知学习环节。在《弘扬真善美》一课中，为了帮助学生赏析油画《夯歌》，笔者先为学生播放民乐《打夯号子》，借助音乐帮助学生理解年轻姑娘打夯时的场景，感受她们的青春活力和喜悦之情。在学习《色彩的情感》时，针对不同色调的画面，教师可以播放不同的乐曲，引导学生感知红色、黄色的暖色调对应的轻快的旋律、高亢的音调，蓝色、紫色的冷色调对应的舒缓的旋律、低沉的音调。艺术是相通的，教师在美术教学时巧用音乐的力量创设情境，可以让优美的音乐和美术作品中美的意境、形象感染学生，调动学生追求美、表现美、创造美的热情，从而让学生更好地获取知识，提升素养。总之，核心素养背景下的情境教学需要教师改变以往的教育教学观念，深入领会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积极探索情境教学的设计方法，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只要设计得当，情境教学将在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方面发挥积极的价值和独特的作用。 作者:王秀军 单位: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实验中学 初中美术教育篇2 传统文化是初中美术教育的重要内容。教师通常会在美术课堂上渗透一些传统文化元素，如花鸟画、吉祥图案、苏绣等，以此加深初中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促进其文化素养的提升。传统文化可以清晰展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特征、艺术风格。传统文化是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一些教师在教学中过于注重对绘画技巧的传授，忽视了传统文化教育。在此情况下，部分学生的审美感知存在一些缺陷，很难通过绘画过程认知美[1]。因此，教师在美术教学中应该积极探索渗透传统文化元素的教学策略，这对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至关重要。 一、初中美术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元素的意义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蕴藏着数之不尽的文化瑰宝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理念，传统民间艺术种类繁多、极具特色，这些都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教师在课堂上渗透传统文化至关重要。将美术教学与传统文化元素融合，有助于使学生形成完善的人格。从整体上看，将传统文化元素渗透到美术教学中，其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这可以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另一方面，这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艺术素养[2]。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创新不仅体现在时代发展上，而且在教育领域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将传统文化元素渗透到美术课堂中，可以使学生从中汲取文化营养，进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本质上看，传统文化和美术教育存在紧密的关联，教师必须积极探索相关方法和路径，将传统文化元素渗透到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 二、初中美术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元素存在的问题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延续至今。虽然传统文化在初中美术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一些教师并未认识到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而是将教学重点放在对绘画技巧的传授上，以致部分学生的审美能力不高[3]。下面笔者结合经验，谈一谈如何在初中美术课堂上渗透传统文化。 1.受以往教育模式的影响 一些学生不重视美术课程，且部分学校美术课程的课时安排也不多。学生忙于学习文化课，没有充足的时间和足够的机会学习美术。这样一来，美术课程的受重视程度不足，部分学生难以接触到美术课程内容，在美术教育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也受到影响。 2.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 当前，各行各业都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华传统文化面临挑战。近年来，多元文化影响了一些青少年的思维。因此，有必要唤醒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使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3.部分教师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当前，一些教师对于初中美术教学、传统文化元素了解不多，在教学中只讲授课本中的美术知识与技巧，难以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渗透到初中美术教学中，以致一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三、初中美术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元素的策略从上述内容可知，教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初中美术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性，积极在美术课堂上渗透传统文化元素，这与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内容密切相关。 1.引导学生深刻体会传统文化 美术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很早就已出现。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大量的美术大家，他们都在美术领域拥有极高的造诣，其创作的美术作品及其体现的精神至今仍有非常高的价值，对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其养成正确的审美观念以及促进学生身心发展等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4]。因此，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接触传统文化，深刻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如，教师可以为学生介绍一些传统美术作品、我国历史上的一些美术大家，引导学生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感受作品传递的思想、情感，并掌握其中运用的创作技巧，这样学生对传统美术的了解就会更为深刻，从而发现作品体现的文化魅力。学生带着对美术的欣赏态度学习，在课堂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5]。以《清明上河图》为例，这是一件不朽的美术杰作，在艺术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实际的美术教学中，笔者运用多媒体设备与学生一同欣赏这幅作品，分析作品中的人物、风景，感受作品背后的思想内涵，从而真正走入画家的内心，感受他想要传达的思想。此时，情境创设方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笔者创设的教学情境中，学生仿佛置身于画中，发现了传统美术蕴含的文化之美。传统文化元素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渗透可以激发学生对于传统美术的热爱，使其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美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2.在美术教育中开设国画课程 如果初中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的内容较少，则不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掌握。在此情况下，教师应该适当加大传统文化元素在美术教学中所占的比重。如，开设国画课程，增加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在初中美术教学中所占的比例。国画是一种传统绘画形式，很多流传至今的画作起着见证历史的作用，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国画，接触并了解传统文化[6]。由此可见，在初中美术教学中开设国画课程很有必要。在开设国画课程的同时，教师还要全方面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这对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术是一门充满了趣味性的课程，在开始讲课之前，教师要使学生对国画产生兴趣。如，在《感受春光，了解春天》一课的教学中，笔者引用的图片大部分为国画，并借助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了有关当代名家国画的视频内容。学生通过视频欣赏国画，对国画充满兴趣，增强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与传播者的信心[7]。 3.积极转变对传统文化的观念 在初中美术课堂上渗透传统文化，首先，教师要积极转变观念，对传承传统文化形成正确认识，特别是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样才会在内心重视这项工作，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有效的方法，促进美术课堂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同时，教师必须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在坚持与时俱进的同时，根据我国新课程改革的有关要求，从传统文化之中挖掘美术元素，并将其与初中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和学习能力相结合，为学生展现异彩纷呈的传统美术知识[8]。其次，教师要分析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需求。初中生经过了小学的学习，加之身体各项机能的发育，已经具备一定的自我意识、审美习惯以及兴趣爱好。在此情况下，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视角出发，为学生提供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进课堂教学的顺利推进。最后，教师应积极提升专业素养。传统文化的形式多样，教师必须具备识别、甄选的能力，挑选出具有教学意义的传统文化元素，再将其和美术教学融合，并在此过程中树立起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教师只有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才能更好地将传统文化元素渗透到初中美术课堂中，更好地通过美术教学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4.更新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 在以往的美术教学中，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枯燥，部分教师以传授绘画技法、讲解课本内容为主，部分学生把美术课当作“休息课”。这样的课堂难以激发学生对于美术的学习兴趣，难以渗透传统文化元素。为了加快在初中美术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元素的进程，教师应该有意识地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从以前的“师本理念”转变为现在的“生本理念”，在课堂上以学生为主，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9]。如，在《形象直观的表现与交流语言》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尝试将传统文化领域的绘画艺术、书法艺术以及剪纸艺术等渗透并融合，通过实际案例加深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并给予其积极有效的评价。如此才是符合生本理念的做法，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美术的学习兴趣。此外，教师还可以把课上、课下的教学内容结合，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学生运用在课堂上学到的技巧，表现传统文化的有关内容。如，教师可以绘制梅兰竹菊的图样，介绍为何它们被称为“四君子”，让学生了解为何古代艺术家会被“四君子”折服。 5.利用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 审美情趣在初中美术课堂中非常关键，教师在渗透传统文化元素时，要时刻关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在教学实践之中，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将美术基础知识教学与传统文化元素的渗透相互融合，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呈现知识内容，以引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从而更好地开展美术教学活动。课前，教师可以准备一些传统美术作品，如传统手工艺品、剪纸艺术作品以及陶瓷艺术作品等，并在此基础上制作PPT，在课堂上呈现给学生。在学生欣赏这些内容时，教师可以为其介绍一些作品，引导其了解作品背后隐含的知识和内涵，从而培养其审美情趣。教师还要关注学生的课下学习，引导其在课下关注美术作品，在杂志、网络上搜集喜欢的美术作品并制成美术日记，在美术日记中解释为何喜欢这些美术作品，定期在美术课堂上与其他同学分享。教师可以在每周末或每月初了解学生搜集的传统美术作品，掌握学生对传统美术的了解情况，并且依据其兴趣与关注点合理调整教学内容，编写更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从而达到将美术教学与传统文化高质量融合的目的。 6.引入名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初中美术教学课堂上，教师应该了解并掌握学生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编排教学内容，这样才能增强教学的实效性。相比小学生，初中生的思考能力与想象力都更为成熟，教师如果可以在美术教学中融入一些富有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并与学生一同欣赏，加强师生互动，将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气氛，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同时还能加深其对于文化的感知和了解。如，在《线材造型》一课的教学中，笔者在课堂上引入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图片，让学生从线条造型之中感受艺术的美。“鸟巢”的外观造型像摇篮，充满希望。笔者在课堂上为学生自主欣赏、思考留了充足的时间，然后提前准备一些不同颜色的绳子，带领其创作中国结，以让学生深刻感受到线材的种种变化。通过这堂课，学生的艺术视野得到了拓展，艺术思维也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在教师的适当引导下，学生动手表现心中的艺术创想，不仅锻炼了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而且提升了对于美术学习的兴趣。 7.结语 在素质教育理念盛行的今天，美术教育在初中课程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为传统文化与学校教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以往的初中美术教学中，部分教师重点关注对美术技巧的讲解，忽视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挖掘。因此，教师应该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不断提升文化认识，在课堂上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更好地在初中美术课堂中渗透传统文化元素。总之，初中美术教师应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拥有丰富的美术知识，这样才能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美术课堂结合，为学生展现出丰富的课堂内容，最终帮助学生提升美术学科核心素养。 作者:王莉 单位:江苏徐州市睢宁县新城区实验学校 初中美术教育篇3 美术学科核心素养是根据美术专业特点、社会需要和美术课程教育的特点提炼出的。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落实核心素养培养，有助于提升课堂质量，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一般而言，美术学科核心素养涵盖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这是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关注并实施的关键点[1]。 一、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 美术学科核心素养分为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五大方面，其要求教师在美术教学中不仅要加强绘画基础知识教学，而且要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训练。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新教学方法，重视美术学科核心素养在课堂教学中的渗透，由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其实践能力、创造力、探究能力及对美的认识与表达能力，帮助其建立科学合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初中美术课堂教学运用核心素养理念的意义 1.提升学生的美术专业素养 教师在初中美术教学中运用核心素养理念，可以充分提升学生的美术专业素养，培养其鉴赏能力。在新的教学模式下，初中美术教学不仅要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的美术基础知识与综合能力，而且要使学生学会欣赏美术作品，以此培养其艺术情操与审美素养[2]。学生对图形的认知、表达能力和审美能力的发展，均与其美术专业素养密切相关。当学生的美术专业素养得到提升后，其便可以更好地发现生活之美，从而陶冶情操。 2.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美术教学对于学生素养的培养作用并非仅限于美术专业素养，其对于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师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充分运用核心素养理念，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力与创造力，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这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创新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学生对其他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把所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从而对学生的日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3.强化思政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当代教学的重心，德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培育和提高学生的美术专业素养，而且要利用美术课堂开展思政教育，把德育内容合理地渗透美术课堂，实现加强思政教育的目的。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加强对人文知识的教学是运用核心素养理念的重要环节，这与思政教育关系密切。因此，教师必须对此给予高度关注。通过创造相应的教学情境，教师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渗透人文知识的目的。在教学情境创造过程中，提问是十分关键的环节。通过生动、富有趣味性的提问，教师能够迅速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此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如，教师可以选择“乐于助人”的主题让学生思考，在此基础上展示相关主题的美术作品，让学生发散思维，从而将思政教育与美术教学深度结合，培养学生的美术学科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三、现阶段初中美术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存在的问题 在现阶段的初中美术教学中，部分美术教师和学生对于核心素养的关注度不足。受以往教学思维的影响，一些教师没有充分结合新课标的理念，在教学中侧重于对美术基础知识和创作技巧的讲解，忽视对美术作品背后深刻内涵的讲解，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关注度不足，没有积极开展关于学生美术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相关活动。在新课改背景下，教师需要积极创新课程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促使学生更积极地投入学习，进一步拓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实践水平。部分教师的教学方法较为固化，导致教学氛围沉闷，这影响了一些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使其难以充分发挥自主性。部分教师忽视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不利于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独立自主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不利于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 四、核心素养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的使用策略 1.提高学生的文化理解和图像识读素养 美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体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和社会风貌。一般情况下，美术作品反映的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主流思想，具备独特的意义和特点。换言之，当代美术作品受到当前背景下文化的影响，具备独特的时代价值。因此，教师应该合理引导学生，帮助学生了解美术作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背景，让学生充分了解不同艺术流派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掌握作品的艺术特征。如，在《各具特色的欧美美术作品》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重点讲解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从而以点带面，引导学生了解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美术的特征，并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解读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的内涵与意义。 2.提升学生的美术表现素养 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离不开高效的课堂教学，让学生将课堂上学习的知识应用于实践，让学生学会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是教学的重点。如：教师可通过解读凡•高作品（图1、2、3、4）的艺术风格，引导学生以线造型，用色彩表达自己的内心；教师也可带领学生开展校园写生，让学生根据对凡•高作品的解读，运用水粉、水彩等表现自己眼中的校园。教师需要让学生通过观察、构思、创作理解风景写生中近景、中景、远景的空间关系，运用线条、色彩等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在创作中，学生将通过图像识读获得的知识运用于实践，有利于提升自身的美术表现素养。教师应该有效增强教学活动的趣味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对于美术的学习兴趣，加强核心素养理念在美术课堂教学中的运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富有趣味性的教学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学生集中注意力，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应该强化教学活动的趣味性。如，教师可在课堂教学中讲述童话故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想象描绘故事中的特定场景。同时，教师要在学生作画时合理引导学生，从而使课堂教学顺利、有序地进行。 3.重视临摹与欣赏教学，为核心素养的培养打下基础 不论是美术教学还是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都要以临摹和鉴赏为基础。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需要建立在对美术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临摹和鉴赏则是提高学生基本认识的关键。在选择临摹和鉴赏的作品时，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结合教学内容与核心素养理念挑选优秀的作品，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临摹和鉴赏作品的能力。如，教师可以选择学生比较熟知的漫画，让学生在熟知故事的前提下临摹、赏析漫画。这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到美术作品的魅力，了解必要的美术基本技法，充分感知美术作品蕴含的真、善、美。此外，合理的教学评价对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有效调整教学方式具有重要的作用。初中美术教师要善于运用多元、科学的评价方法，指导学生选择合理的学习方法，以实现更高效的美术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同时，教师也要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评价，不仅要评价教学结果，而且要从学生的日常表现方面综合评价学生。教师在评价学生的作品时要注意方法，不能以成人的视角看问题，而应以整体发展的视野看待学生的创作。评价的核心在于，注意评价学生的创作过程，而不能单纯评价其创作成果。 4.提高学生的审美判断素养 美术教师在传授美术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还要引导学生通过美术教学活动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因此，美术教师应立足教学，通过系列活动培养学生的审美观，使学生获得美的享受，增强学生对生活的热爱[3]。如，在《土与火的艺术》一课教学中，教师安排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拼接事先准备好的陶瓷碎片，让学生体验修复文物的过程。通过这样的教学，教师可引导学生体会陶瓷艺术的美。这样的活动设置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培养了学生的审美判断素养，加深了学生对陶瓷文化的理解，可促使学生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5.激励学生自主创作，培养学生的创意实践素养 在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充分挖掘学生的创作潜力，以进一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引导学生参与艺术创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应当指导学生独立创作，通过实践挖掘其潜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意实践素养。教师应该强化美术课堂的实践性，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教师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尽可能地以具体的、可视化的方式有效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如，教师可在课堂上简要讲解剪纸艺术，或在简单介绍基本的剪纸技法后，让学生开展剪纸创作练习，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教师也要主动引导学生思考可以用于剪纸的图形，并探究将图形发展为剪纸作品的具体过程。通过采用这些方式，教师不仅可以合理指导学生充分发挥想象，而且可以使学生通过实践掌握美术专业技能。 6.结语 文章从具体的教学实践出发，探讨核心素养理念在教学中的运用。美术教学承担着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重任，教师应该让学生感受到审美的快乐，让学生能够展示自我、不断提高。同时，教师也应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参考文献： [1]赵丽.核心素养视角下如何开展初中美术教学[J].新课程（中学），2019（9）：54. [2]沈秀敏.浅谈核心素养视角下如何开展初中美术教学[J].北方文学，2019（12）：222. [3]陈清华.绘画中的发展成长——浅论初中美术核心素养培养策略[J].赤子（上中旬），2016（23）：204. 作者:刘庆昶 单位:睢宁县沙集中学

探索建立书院制与高职院校社团建设和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能有效解决部分学生社团在文化内涵、发展动力和影响力等方面的问题，提升高职院校社团建设与人才培养水平。在中国古代，书院作为传播高等教育、老师讲学、师生参与政治的教育系统，历史悠久，并在发展中历经兴衰[1]。书院的雏形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宋朝、元朝的书院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至明清时期，书院已成为普遍的教育组织，最终于清朝末年衰败、消亡[2]。中国古代的书院具有鲜明的特点，学生择师而从，老师的文化素养和政治观点，会在较大程度上对学生产生影响。老师不仅要求学生研读各类经典，还注重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 书院的蓬勃发展，对中国古代的学术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高职院校社团是建立在学生共同兴趣爱好的基础之上，由学生自发组织，为丰富其课余学习生活，经过学校注册认可从而成立的学生团体[3]。社团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宗旨，学生通过参加社团组织的活动和课程，提高自身的团队协作精神、沟通能力、组织协调力，提升专业素养，拓宽知识面。同时，社团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推动创业教育的发展，对于补充课堂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丰富校园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将书院制与社团相融合，采用“社团+书院”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推进社团的文化传承，同时解决社团存在的问题。基于书院制的社团建设，可以作为高职院校社团的发展路径和新的方向。 一、现代高职院校书院制 （一）书院制管理模式 现代部分高职院校书院制是在继承中国古代书院制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住宿—学院制”，在国内实行的一种新型的学生管理体系[4]。中国最早借鉴国外著名大学推行书院制的大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现拥有九所书院。学校根据书院不同的特点，规划不同的学生宿区，学生可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挑选适合自己发展的书院和宿舍。书院制本着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原则，从学生自身出发，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实现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共同发展[5]。 （二）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书院制建设的核心重点，是实施寓教于生活的全人教育理念，着力构建师生“学术—生活—成长”的共同体。学生是书院的主体，是书院育人的对象，能否充分调动学生发挥主人翁意识，关系到书院建设的成效。教师作为书院制建设的指导者和教育的实施者，应不断探索专业教育和博雅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学生的学术、生活、成长有机结合，充分实现书院的育人功能。1.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高职院校学生学术能力，包括学生学术知识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两部分。学生学术能力是学生步入社会必备的基本能力，为提高学生的学术能力，可利用书院的环境优势，开展丰富的第二课堂活动，将人文、专业知识穿插，实现专业互补，跨学科拓展学生的学术范围。2.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书院通过开展系列文化活动，如艺术沙龙、读书分享会、名人讲堂、公益行等，营造良好的书院文化氛围，能够促进不同学院之间的文化交流，完善书院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3.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高职院校大学生已呈现“00后”趋势，展现出蓬勃的青春活力，但也存在过度追求自我、不遵循规则、缺乏责任感等问题。书院指导老师深入学生宿区，在日常生活中指导学生的思想，引导学生树立勇于奉献的品质和敢于担当的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学生能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书院文化建设 书院设立于学生宿区，拥有独立的工作区间，为学生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吸引学生在课余时间举办丰富的文化活动。书院重视以人为本的文化育人理念，安排学生负责书院的日常工作，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提高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使学生参与到书院建设和社团活动中来[6]。同时，每个书院根据其不同的特点和重心，开展相关的书院文化活动，推进书院的文化建设。 二、高职院校社团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缺乏文化内涵传承性 学生入学时就会选择加入某个社团，但盲目加入社团，不了解所加入社团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容易导致学生对社团活动参与率低、社团认同感低、缺乏主人翁意识等问题。在社团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参与的学生流动性大，容易丢失其创建之初的文化内涵，影响其文化内涵的传承。同时，高职院校的学生文化积累较为薄弱，文化素养不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社团文化内涵的把握、传承和创新。另外，社团由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缺少有效的指导，在活动时间上呈现碎片化状态，不利于社团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有序传承。 （二）缺少发展动力 高职院校学生社团成立后，学校对其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多数社团存在硬件设施不齐全、无固定活动场所、缺乏活动经费等问题。学生社团采取成员自筹资金或寻求校外赞助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往往杯水车薪。以上问题的存在，导致社团无法正常有序地开展文化活动，长期以往，会挫伤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高职院校对学生社团的扶持力度不够，导致学生社团缺少实际的发展动力，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社团的发展。 （三）社团影响力低 高职院校学生社团，在活动宣传方面，大多各自为政，没有整体的宣传规划和宣传手段，且不具备专业的宣传技能；在活动规模方面，只利用本社团的资源设计活动，没有整合社团资源，导致活动规模小、局限性大等问题。同时，很多学生社团没有形成精品意识，没有能够传承和创新的精品项目，不利于扩大社团影响力。 （四）社团管理不规范 大多数学生社团缺乏系统、规范的管理条例和章程，同时，存在招募学生过多、社团活动缺乏统筹等问题，导致社团管理长期处于不规范的状态，进而导致社团成员凝聚力低、成员随心所欲而无法管理、社团逐渐失去吸引力、社团成员退社等问题。 三、基于书院制的高职院校社团建设对策 （一）书院为社团发展提供工作场地 社团主要工作是开展丰富的学生学术、文化活动，开展各项活动需要硬件齐全的活动场地和良好的活动环境。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由计算机工程学院、建筑与环境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学院联合成立的日新书院，建成了包括小型会议室、图书阅览室、创客空间、创新创业体验中心、党员活动室、团建活动室在内的多个活动空间。将社团活动引入书院，利用书院的良好环境，提升社团活动的体验感，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解决一部分社团现存的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二）书院文化与社团文化融合 将书院文化与社团文化相融合，定期举办文化类、专业类讲座，将书院活动、社团活动课程化，打造社团精品活动，实现社团文化内涵的良好传承。各学生社团利用书院平台，与书院共同开展书院品牌文化活动。例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日新书院学生评比包括“幸福宿舍”宿舍评比、“班级如家”班级体展示评比等；“开讲啦”小讲堂的开讲内容既有天文地理、历史文学，也有成功人士的经验分享，能够拓宽学生视野。在“零距离”分享交流会上，学生可以分享不同的主题，如书籍、音乐、影视、动漫等，通过心与心的零距离接触，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释放你的幸福认识”企业文化循迹活动，使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深入了解知名企业如腾讯、华为、赛格的优秀企业文化和运作方式，提升社团干部的社会实践能力。通过这些活动，营造了良好的书院文化氛围，促进了社团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了社团的文化内涵，对于完善学生知识能力结构、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三）书院影响力带动社团影响力 书院采取多学院共建模式，影响力可扩大到全校学生。同时，书院拥有成熟的新媒体宣传平台，如日新书院公众号，学生社团可利用书院公众号，开展统一的新媒体课程，整合各个社团的资源，培养专业的社团宣传队伍，将新媒体宣传方式广泛应用于社团建设中，在统一的宣传平台上社团宣传信息，提升社团整体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鲁婉玉.高职教育中“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大连：大连大学，2011. [2]黄飙，李小元.书院制：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有效管理模式[J].辽宁高职学报，2017（9）：24. [3]庄乾成，聂开俊，戴茂良，等.产教融合视角下高职院校社团创客教育的研究与实践[J].世界教育信息，2018（14）：48. [4]孟迪云，赵芳.我国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J].教育与职业，2015（2）：13. [5]王钰亮.教育生态系统下的高职院校书院制建设探索[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2）：19. [6]张朝登，许碧琴.基于校企融合视域下的高职书院制校园文化建设[J].现代国企研究，2016（5）：282. [7]刘婷婷.高职院校学生社团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J].科教文汇，2018（C）：155. 作者:刘婉君 谢桂红 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016年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将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人才培养培训合作”，着力提高国际学生教育质量，把我国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子首选的留学目的地，并为沿线国家培养各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2019年《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职业教育要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自此，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展开了“走出去”的新篇章。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职教委曼谷职业教育中心合作举办的“中泰鲁班学院”项目亦是响应“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举措。项目采取中泰双文凭“１＋２”培养模式。该项目自2020年起已累计招收三届近５０名泰国学生，国际化项目受到了地方教育部门的肯定和好评，但中泰文化差异也给国际生管理带来了挑战。那么，如何做好泰国学生管理工作，提高中泰合作项目成效，服务国家战略，引起了笔者的思考。 一、中泰文化差异对中泰鲁班项目国际生管理的挑战 （一）中泰学制和生源条件差异 泰国学制与国内学制存在一定差异。泰国学制下，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为６月到10月，10月到11月为短期假期，第二学期为12月到４月，４月到６月为暑假但可进行修课。由于泰国学生的假期时间与中国部分学期时间重叠，泰国学生需要在假期期间线上完成中方开设的课程，而在泰国规定学期期间学生还必须兼顾泰国当地和中方的课程，所以泰国学生时常出现学习精力不足的现象，影响课堂教学质量。此外，泰国学生普遍家庭经济条件一般，需要半工半读。为缓解家庭经济压力，部分泰国学生选择暑期实习或打工，赚取部分教育费用开支。在有限的精力下，既要承担家庭经济的压力，也要兼顾课业，导致学习效果欠佳。 （二）西式课堂文化影响课堂纪律意识 西式课堂文化倡导自由授课方式，没有明显的课堂纪律和规定，对于师生的角色地位没有明显区分，倡导学生自由发言，鼓励自主决定获取知识的途径。泰国教育多受西方教育理念影响，拥有典型的西方式课堂文化特点。泰国学生从小受该文化熏陶，课堂纪律意识一般，在课堂中易出现以我为主、崇尚自由的观点。面对强调课堂纪律的中式课堂，泰国学生更显得随意、散漫，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与同学交谈、自由进出教室、迟到、早退等现象较为普遍。中泰课堂文化在时间观念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泰国文化下的时间观更具有弹性，在日常生活中出现２０—３０分钟的迟到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对于该现象的宽容度较高。因此，泰国学生对待课堂时间的态度相对随意，对待学习的态度也相对懒散，这给中泰鲁班项目的管理和教学工作抛出了新难题。 （三）泰国休闲文化导致学习成效不显著 泰国休闲文化主要指泰国人“慢节奏”的生活态度，遇事反应呈现慢节奏现象。泰国学生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学习不紧不慢，没有紧迫感，学习进展慢，成效不显著。中泰鲁班项目采用２＋１学习模式，三年学制中有两年要求泰国学生在泰国境内通过线上学习中方课程，这对学生的自觉性和学习紧迫感提出更高要求，而部分泰国学生受其休闲文化影响，对线上学习重视不够，未能严格要求自己，学习效果和质量一般。第二，中泰鲁班项目旨在为中资驻泰企业和泰国企业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人才，这就要求国际学生能有一定的汉语水平且拥有在华学习的经历。但在泰国休闲文化影响下，泰国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进度都相对迟缓，汉语水平提升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泰国学生因担忧无法适应在华的学习环境，来华留学的积极性也受到一定影响。学生缺少在华学习的经历，对汉语言的学习和中国文化的体验都会产生影响，最终也会影响中泰鲁班项目的发展和运营。 二、中泰鲁班项目国际生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思想上主动关心 面对中泰鲁班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学校国际学生管理人员和教师团队应从思想上予以重视，主动关心国际学生。一是加强师生联络，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参与中泰鲁班项目的管理人员及任课教师一方面应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加强与国际学生联系，比如可充分挖掘即时通讯工具潜力，利用ＱＱ、微信、钉钉等媒介，为师生联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多方位的师生联络工作，增进师生互信，让国际学生敞开心扉，主动反馈和分享问题，有利于中泰鲁班项目的管理人员和教师团队真实掌握国际学生的学习情况。二是加强中泰院校沟通，共助学生成长。中泰鲁班项目的成功运行不仅仅是一方的“独角戏”，需要中泰合作院校共同运营。学校国际学生管理人员应进一步加强与泰方相关管理人员的沟通，多方位地关注泰国学生的学习状态，分析泰国学生培养过程的具体困难，与泰国院校同心协力解决存在的问题。 （二）政策上积极扶持 政策支持是做好中泰鲁班项目国际学生管理工作的助推器。为进一步加强中泰鲁班项目国际学生管理工作，促进中泰鲁班项目发展，学校应不断完善奖助学金激励制度，设立教师互派机制，灵活开展线上课堂考勤管理。第一，设立奖助学金，激发学习动力。为鼓励中泰鲁班国际学生努力学习，加强学生管理与学风建设，提高国际学生培养质量，学校要建立中泰鲁班国际学生奖助学金制度，对学习成绩和汉语水平考试成绩优异者予以表彰奖励，积极营造勤学上进的浓厚学习氛围。第二，互派优秀教师执教，确保项目平稳有序运行。双方院校要积极选派本校优秀教师到对方院校执教，一方面通过相互学习，提升骨干教师跨文化教学水平；另一方面通过互派教师执教，可减少线上课程占比，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同时外派教师作为双方院校的代表，既能促进中泰鲁班项目管理经验交流，也可协助做好泰国学生的管理工作，确保项目健康平稳运行。第三，考勤松紧有度，做好线上课堂管理。任课教师要充分认识到中泰时间观念对课堂出勤的影响，给予泰国学生一定的缓冲期，让学生适应线上课堂的课堂签到方式，但同时要逐步培养学生的课堂纪律意识，比如提高出勤分占比、将出勤情况与奖学金评选资格挂钩等多种途径，严格做好线上课堂考勤管理。 （三）文化上趋同化管理 趋同化管理概念首次在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印发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提出，文件要求“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保障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持续改进，推进中外学生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４］。文化上趋同化管理即学校从文化层面入手，通过教育和引导国际学生认识中国文化展现的优良传统和品质，理解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促进国际学生尽快融入中国教育教学环境。首先，注重培养中华文化的优良品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承了诸多优秀理念和品质。学校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传统美德，例如诚实守信、谦和好礼、勤奋好学、尊师重教等，通过课堂分享历史优秀典型人物，课外组织勤工助学、劳动活动、中国礼仪讲座等，课内外接受中国优秀文化的熏陶，促进优良品质和理念扎根国际学生心灵。其次，开展文化体验活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学校要在课余及节假日开展跨文化体验活动，结合地方特色，开展包粽子、品月饼、写春联等民俗活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开展茶文化、汉字书法、剪纸、编中国结等形式多样的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加深国际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同时积极选派国际学生参加省市级外国留学生才艺技能大赛，以赛为媒，向国际学生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内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结语 中泰鲁班项目作为国际合作办学的新型模式，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有力举措。要做好中泰鲁班项目国际学生管理工作，学校要深刻理解泰国文化下国际学生的行为特点以及国际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难题，要多渠道加强师生联系，强化中泰院校沟通，从思想上关心关爱国际学生；要不断完善国际学生奖助学金制度，互派优秀教师执教，建立松紧有度的考勤管理机制，从政策上扶持国际学生管理工作；要注重培养中华文化中的优良品质，开展文化体验活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从文化进行趋同化管理。 参考文献： ［１］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３－２０］． ［２］教育部等．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９－２３）［２０２２－０３－２０］ ［３］杜明睿，吴峰．泰国留学生来华学习跨文化交际的叙事研究———以中央民族大学五位泰国留学生为例［Ｍ］．北京：中央民族大学，２０１８：８３．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０－０９）［２０２２－０３－２５］． 作者:陈典龙 单位: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在艺术教育中前景分析 1在音乐活动中激发幼儿的自主性 活动前，教师与幼儿一起参观了“小舞台”的布置，幼儿惊叹不已，哇！好美呀！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跃跃欲试。这时，教师以主持人“毕福剑”的身份出现：欢迎步入小小舞台，你将为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幼儿兴奋不已，有的结伴准备，有的自己忙碌，有的请求教师帮助，所有的孩子都沉浸在参加活动的兴奋之中。化妆、换衣服、选节目、找搭档，忙碌不已，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幼儿参与活动的欲望达到极致，自主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幼儿在活动中能独立地、自主地选择活动方式，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后来的活动中。幼儿在没有教师左右，没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大胆地展示自己，体验到自主活动带来的成就感，从而激发了他们自主参与活动的欲望。 1.1寓音乐活动于游戏之中，使幼儿成为活动的主体幼儿自主性的培养离不开游戏活动，游戏因其适合幼儿年龄特点，能激发幼儿内在的活动时机，使幼儿积极参与活动过程，并与其他幼儿发生相互联系，所以能促使幼儿身心得到全面和谐发展。在音乐教育过程中，能恰当好处地把音乐融于游戏之中，不仅能引起幼儿浓厚的兴趣，还能使孩子们在自主活动中很快地掌握音乐的技能和内容。如：在实施《舞动的小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改变以教为主的教学方法，而是用准备的拼图教具和幼儿一起玩拼板游戏“会变的小鸟”，幼儿在“小鸟飞”的音乐中，愉快拼出各种不同姿态的小鸟，幼儿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自主地进行活动，不自觉的感受了“小鸟舞动”的各种姿态，这时，教师和幼儿一起随歌起舞，幼儿在音乐声中会情不自禁地演绎自己所拼出的不同形态的小鸟，由于每个幼儿感受各异，所表现出来的舞蹈动作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幼儿这一自主表现环节非常丰富，每个幼儿的自主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幼儿在教师恰当的启迪下，非常容易地就掌握了“舞动的小鸟”的舞蹈基本技巧，同时还能进行自主创新，教师真正成为了幼儿学习的合作者、支持者。由此可见，音乐活动的游戏化不仅可以让教师教得轻松点，也增强了幼儿活动的兴趣，孩子们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感觉自己成了活动的主人。 1.2音乐活动中留给幼儿自主思维和表现空间，是培养幼儿自主性的重要环节在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留给幼儿自主思维的空间，还要激励幼儿把想到的东西表现出来，使幼儿的主动参与意识更为持久，主动参与的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如在音乐欣赏《蜗牛与黄鹂鸟》的活动中，在和幼儿一起分析了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后，教师没有把音乐所表现的内容固定在一个情节上，而是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创编故事情节，表现音乐的内涵，孩子们各抒己见，教师不时给予肯定、赞赏，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供幼儿参与，欣赏活动的气氛异常热烈，一些能力较强的幼儿还能把他们创设的情节改编成歌词，幼儿在这样一种自主氛围中，欣赏水平提高了，对音乐的理解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最后，教师把音乐本身所表达的内容告诉幼儿，并对照情节进一步分析了音乐的特点。幼儿的自主思维和积极参与、教师和幼儿的共同活动把音乐欣赏活动推向了高潮。又如在打击乐教学中，教师让孩子根据自己的能力需要自主地选择乐器，根据自己的意愿打出各种节奏，教师帮助幼儿把所表现的节奏记下来，并让全班幼儿尝试合奏，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成果被采纳，兴致颇高，主动参与意识更强了，由此可见，孩子们在音乐活动中任何有创造意味的表现都是他们自主参与活动的结果，教师不仅要为幼儿留出适当的“自主”空间，还要为他们创造的一些自主活动的条件，并激发他们积极参与活动的欲望。 2在美术活动中激发幼儿的自主性 2.1让幼儿在美术活动中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和权利美术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全面性和层次性的特点，能为幼儿进行自主活动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因此，在美术活动中，教师应根据幼儿年龄特点、能力发展需要，提供表现同一主题的多种材料，供幼儿自主选择。如：在美术活动“有趣的汽车”中，教师准备的可供幼儿粘、画、手工制作等材料和工具，幼儿在选择表现方式的时候会“量体裁衣”。这种根据幼儿兴趣爱好、发展类型提供难易积极程度不同的材料，为幼儿进行自主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满足了不同层次幼儿进行自主活动的需要。 2.2美术活动中的“对话”活动使幼儿能获得自主发展“对话”即师幼、幼儿与幼儿之间的相互交流，它是美术活动的灵魂。当选择了同一活动材料进行活动的幼儿一般是有共同或相似的兴趣爱好和发展需求。幼儿在与同伴的沟通中，学会共同生活、相互合作。在交往中幼儿可以从同伴那里获取自己所需的相关知识、经验。每一个孩子为了能够与同伴合作或是寻求同伴帮助，必须主动学习与同伴交流的技巧，在这一过程中，幼儿的个性、情感、行为习惯、交往能力以及相互适应性都逐步得到培养锻炼、提高。同时，在美术活动中，教师不再是传统意义面对全体幼儿进行倾泻知识的人，而成为幼儿活动中的合作者、支持者，教师和幼儿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了解每个幼儿的发展需求，并适时提供帮助，这种美术活动中的对话方式，促进了幼儿独立、自主的发展。 2.3引导幼儿在美术活动中自主探索和创新培养幼儿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最初的创造意识，是幼儿进行自主探索和创新的重要途径。为此，提供给幼儿可持续探索的环境和材料以及进行个别辅导是十分重要的。幼儿初步的创新是在操作实物的活动中萌芽的，也是在不断操作实物的活动中发展的。持续的操作活动是幼儿初步创造活动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术活动可为幼儿自主探索和创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如：在进行“美丽的房子”这个活动时，教师与幼儿及其家长一起首先对房子的种类、样式、结构、风格等通过上网查阅、看“VCD”、图片等已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了解。然后，再让幼儿利用丰富的操作材料；废旧纸盒、易拉罐、烟盒、矿泉水瓶等让幼儿搭建自己最喜爱的房子，并记录下来。幼儿兴趣盎然，在自主性的操作活动中，大胆地进行探索与创新，所画的内容丰富，形态各异，活动效果出乎想象。可见让幼儿能自主地进行活动，就是给予了幼儿探索创新的机会，就会激活他们潜在的“生命潜力”。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动接受学习，而是一种自主的、积极的、愉快地体验。 作者：杨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研究 但在培养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现实中，具有专业学科出身背景的音乐教师却更多关注的是学生音唱的准确性、音拍节奏的到位性；临摹范画、模仿制作手工是否精巧完美、像不像成为了美术教师评价作品的标准；“修长的身体线条，精湛的技术技巧，综合的舞蹈表现力”这是舞蹈教师的教学计划中所设定的几个最重要的教学目标。这种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准幼师或许在艺术技法方面得到了提高，但却以幼儿教师审美体验的丧失为代价。“审美体验包含了人对生活、对艺术的各种感官，包含了人丰富的情感和精神，包含了人对艺术的通感，所以它不是靠单纯的技法训练所能获得的”。现今教师将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价值重点，放在了对艺术技能的传授和训练上，而不注重审美体验的培养，就是抛弃了内在的艺术情感与人文性，忽略幼儿教师的实际感受与各种经验。很难想象没有审美体验的幼儿教师能教出具有创造能力和艺术想象的幼儿。这种技艺化为主的幼儿教师艺术技能价值目标给幼儿教师太多的框框和限制，也必将导致幼儿教师成为缺乏个性、程序化的幼儿教师。 一、从学习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学习。有效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不是日常层面的上课或教学，而是以激发幼儿教师学习愿望、促进学习能力、唤醒学习潜能为目标的并对其艺术实践、反思、变革能力的有效培养。当强调平面或立体的形象用点、线、面三要素进行概括；视觉形象用线条、固定的形式的搭配进行表达的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时，完全忽略“师法自然、气韵生动、立意中得心源”，如此“简单”的美，如此有程式规律的审美，使人不得不相信只要跟从一定的方法规则，美的真谛就可以被洞悉、被体悟。因而对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要求不再是通过色彩、线条等反映幼儿教师自身的情感和感想，不再是让幼儿教师通过内省感悟美的意义及价值后的艺术体验，而是一味地灌输单一技能技巧、使其传承一脉香火。这就造成艺术教育对幼儿教师来讲，不再是艺术观、语言形式和视觉思维方式的形成方式，而只是一个机体反应的习性。例如，简笔画中的鱼就是那几种固定形态的鱼，而熊也就永远是憨态可掬的咧嘴大笑的熊。其实，每个幼儿教师都是以一种个体的方式积累学习经验、实践学习方法，吸收价值观、形成习惯和进行批判反思，都有其自身生活实践印记下形成的特有的教学方式、教学风格，有效的艺术教育学习可以使幼儿教师在对艺术经验和自身理解的方式基础上加以个性化的塑造。若一名幼儿教师的画法、唱法、跳法固定成一种模式，其动作技能的反应也会成为习惯，一提笔、一运气都与之前的套路相同、方式一致，一旦想进行个性化的改变就需花掉一定或相当长的时间、精力。但若此单一方法再传授于幼儿时，艺术教育对幼儿来讲就不是培养具有批判意识、创造能力主体的有效途径，而是使其进行归顺和驯服的过程。 二、从幼儿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对于幼儿教师为什么要进行艺术教育，我们往往总是认为这是幼儿教师成长的必需。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在学校里往往被以高傲的术语谈论，而很多人完全无视它在幼儿的现实世界是如何被呈现的。这与对幼儿的生活知识缺乏关注是紧密联系的。在幼儿的地方艺术意味着什么？怎样通过艺术表达可能对于他人的痛苦艰辛或是快乐愉悦？这些问题的答案超出了培养幼儿教师技能，却是特别需要幼儿教师去探索的过程。实质上，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师专业完善与自我成长，它是促进幼儿艺术学习与发展的需要，是幼儿教师职业存在的价值与依据。然而，在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教学场域中，示范、讲解、反复纠正、先学谱后唱词，均是艺术教师常用的教学方法，也成为了幼儿教师今后教授幼儿的方法。幼儿教师艺术教育被局限于教幼儿唱唱、画画、跳跳，至于艺术的历史、评论、哲学、民族文化等内容几乎都被剔除在幼儿教师的艺术学习之外，教育内容设置的表浅与窄化，必将剥夺幼儿教师多维度学习艺术的机会。例如，民族文化内容的空缺，导致部分幼儿教师跳了无数的民族舞蹈后却不知为什么蒙古族会有耸肩，壮族会有凤凰掌、蚂拐舞等基本的艺术问题。不接触人类历史上优秀艺术作品的幼儿教师，是难以教幼儿感受艺术作品中丰富的人类思想感情的，也难以教幼儿学习和欣赏名师的优美形式及娴熟技巧。又如，在幼儿的手工教学活动中，幼儿教师通常是先临摹后点评，然而一幅作品的艺术效果不仅有造型、图案的有机组合所呈现出的特殊结构，还有作者蕴涵其中的独特意境。肢解地学习各部分结构不但造成幼儿对艺术作品整体感觉的把握，而且孤立部分也难以体现其原有的艺术价值。这种照搬科学教育、忽略艺术独特性的方式是用“肢解艺术的方式进行教学，把知识技能从它赖以生存的艺术情境中剥离出来，把艺术从它产生的各种文化环境中分离出来……这种脱离艺术整体情境所获得的技法上的掌握也只能是暂时的和肤浅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对于幼儿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幼儿教师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各种原理、方法促进幼儿的艺术学习而获得自我成长与完善，而且指向了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幼儿教师的帮助，使幼儿自己建造或构建他们的艺术世界，让他们通过自己与人、事、物及观念的直接经验进行探索，促进幼儿的主动学习。在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中如果不倾听幼儿真实的声音,不考虑幼儿的逻辑特性与学习需求，不管怎样的艺术教育，都不能使幼儿真正地受益。 三、从综合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作为幼儿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幼儿教师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是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因而现行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都开设有专们肩负着“涵养美感、陶冶心身、养成人格”之重任的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科目。然而，艺术自身的特点及幼儿园综合实践活动的特性表明：“要想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取得实验的成功，就必须摒弃传统的学科观念和教学方式，拆除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屏障，站在课程的高度，以音乐、美术等艺术性较强的学科为龙头，将各学科中与艺术有关的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充分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自身的特点”，让幼儿教师在综合艺术中学习艺术。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综合性体现在培养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的设计等各个层面，绝不是艺术教育的学科知识与技能的量的简单叠加。它蕴涵的愉悦性、人文性、游戏性是分科艺术教学所不可比拟的。如《寻找七星瓢虫》是从美工角度切入，用创意手工的方式将小动物的形态特征展现出来。在整个艺术活动中，幼儿教师可用低沉、悲哀的音乐表现树妈妈被虫咬的痛苦与无奈；用绘画将生动可爱的瓢虫宝宝“真实”展现，以便幼儿目测与点数瓢虫宝宝背上的斑点；用欢乐明快的舞蹈表现树妈妈身上的蚜虫被七星瓢虫全部吃掉后开心愉悦的情景。又如，有的幼儿教师面对幼儿的乱写乱画表现得“惊慌失措”，他们会对幼儿的画进行更正、指责和劝导，甚至会亲自示范什么是“正确”的画。因为单纯的美术教学活动中没有时间和机会倾听幼儿内心的声音。但在综合化的艺术实践教学中，艺术教育已与幼儿园其他领域的学习融为一体，我们不仅容许幼儿自由发展艺术，而且关注其艺术作品背后所呈现的与幼儿身心发展紧密相关的健康、生命力、强健、柔软、快乐、生动等意义。因而，在综合化的幼儿教师艺术实践教学中，美术、戏剧、音乐、舞蹈、媒体艺术之间的有意识强化及艺术学科与非艺术学科之间的融合，通过主题式或网络式或综合式或单元式的艺术活动设计，将艺术过程中的感知欣赏、体验创新、反思积累各环节与幼儿教师的其他能力沟通，使幼儿教师人文素养得以提高的同时发展其艺术能力。 作者：赵海燕 单位：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园艺术教育状况及措施 作者：蔡兆梅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 一、甘肃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现状 近年来，甘肃省幼儿园艺术教育在大城市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甘肃省保育院为代表的幼儿园在幼儿艺术教育方面为地方幼儿园开展幼儿艺术教育树立了榜样。但是，甘肃省地处西北边陲，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整体而言学前教育比较滞后，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发展就更加滞后，尤其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由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幼儿园办学条件很差，幼儿入园率极低，幼儿园艺术教育举步维艰。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学前艺术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而甘肃省幼儿园艺术教育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幼儿园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形式令人堪忧。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幼儿园艺术教育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从幼儿园教师的年龄、学历层次，对艺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切入，分析探究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并提出改善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措施和实施策略。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是全国31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也是西藏之外的10个藏族自治州之一。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东连秦陇，西接雪域，南邻天府，北与宁夏接壤。历史上是中原地区通往青、藏及川北的交通要道。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甘南州在内地与藏区之间起着承接过渡的作用，是“藏族现代化的跳板”［2］。甘南州成立于1953年，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现辖7县1市。全州有藏、汉、回、蒙、土、撒拉、保安、东乡等24个民族，总人口68．01万人，其中藏族36．7万人，占总人口的54％。这里高寒缺氧，境内海拔多在3　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4℃，其中夏季平均气温8－14℃［3］。 甘南州共9所公办幼儿园，分别为夏河拉卜楞幼儿园、玛曲县中心幼儿园、碌曲县中心幼儿园、卓尼县幼儿园、迭部县幼儿园、临潭县幼儿园、舟曲县幼儿园、甘南州中心幼儿园和甘南州军分区八一幼儿园。在编在岗专任教师或带班教师（不包括保育员和勤杂人员）共116名，其中：艺术类教师8名，仅占教师总数的7％。调查数据显示：1．民族地区幼儿园师资构成还是以汉族居多，少数民族师资特征不明显。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中，幼儿教师主要由汉族、藏族等民族构成，其中汉族占51％，藏族占41％，其他少数民族教师所占比例均不足10％。2．懂汉语和本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师人数较少。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116名教师中，懂双语的教师仅25人，占教师总数的22％。3．幼儿园艺术教师奇缺。例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中对艺术类知识（包括音乐、舞蹈、美术、手工）非常了解的幼儿教师只有14人仅占12％，60％的教师对艺术类知识很不了解。调查中有81％的教师认为，幼儿教师最基本的专业素质应该是掌握一门艺术类知识，但是由于条件所限民族地区幼儿园缺少的正是这方面的幼儿艺术教师。 二、甘肃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我省是典型的多民族居住地区，随着各民族频繁的交流和融合，民族艺术的单一性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多样化本应是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强项，但交通的不便和经济基础欠发达，造成了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 1．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管理体制不规范。在我国学前教育也是基础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之一，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政府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政策，政府的保障机制与幼儿教育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学前教育既然是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办好幼儿教育应该也是政府的职责之一。据调查了解：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大都没有被纳入义务教育的保障体系。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学前教育没有专项投入，对学前艺术教育的投入几乎没有，只能做到保障教师的工资和适当改善硬件这两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忙于“普九”，把主要的时间、财力和物力投入到义务教育，对学前教育做得不够，广大农村和民族地区的学前艺术教育没有得到重视，政府主管部门对学前艺术教育没有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与经费上的支持。 2．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师资匮乏、人才难留。我省少数民族居住地一般为山大沟深、地形复杂、自然条件较恶劣的偏远山区，交通的不便和艰苦的居住环境，使幼儿园艺术教师难以引进或留住。如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116名教师中，学前和中师艺术专业毕业教师只有8人，仅占教师总数的6．9％。 3．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的形式单一、方法简单。《纲要》中指出：“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幼儿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并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1］。根据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幼儿园在艺术教育活动过程的调查（《甘南州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状况的调研》），甘南州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中采用的教学方法还是以观摩活动为主［5］。观摩活动具有能够结合本地幼儿园实际的特点，同时便于实践操作，但观摩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只是一种简单的临摹，对提高幼儿艺术素质、开发幼儿音乐潜能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 4．幼儿园艺术教育设施简陋、场地奇缺。调查发现，幼儿园艺术教育基础设施简陋、缺乏开展艺术教育活动场地在民族地区幼儿园已成普遍现象，甘南州幼儿园生均占地面积只有5．5平米，远小于13平米的国家最低标准，有些幼儿园生均占地面积仅有2．3平米，普遍缺乏室外活动场所和活动设备，园舍的空间结构、防震、采光和通风条件也不符合要求。9所公办幼儿园中只有一所幼儿园有专门的音乐房、舞蹈室和多功能活动室。幼儿园艺术教育的目标是帮助每个幼儿建造一个美好精神家园、和谐的精神境界，让幼儿在获得精神满足和审美愉悦的同时促进其完整的人格形成，因此，只有完备的艺术教育设施，才是提升幼儿的审美敏感性和审美情趣的前提。 5．幼儿园艺术教育质量不高，缺乏民族特色。首先，幼儿园艺术教育小学化倾向明显。大部分幼儿园在音乐教学活动中，一架脚踏琴、一本教科书成为音乐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课堂上是简单的你问我答，我教你唱，教育方法大都是传统的灌输式，忽略了音乐艺术对幼儿审美情趣培养的重要性。其次，幼儿园环境的创设能力相对较弱。幼儿园的环境也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承担着对幼儿审美情趣的教育任务。而民族地区大部分幼儿园只是把环境创设当成了幼儿园简单的区别小学的一个标志，在墙上画一些画、贴一些图片、写一些彩色的字，从此就不会更换，没有将幼儿园的环境与幼儿艺术教育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教学的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将环境利用起来。最后，幼儿园艺术教育缺乏民族性。少数民族地区本身具有文化优势，有丰富的本民族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可是幼儿园在艺术教学活动中很少涉及到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和特色，对于乡土知识以及乡土的材料的利用性较低。#p#分页标题#e# 三、改善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措施和实施策略 2010年11月21日，《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提出10条意见，要求把发展学前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其中第三条意见强调要多种途径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热爱儿童、业务精良、结构合理的幼儿教师队伍［6］。因此，民族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要以此为契机，加快幼儿园艺术教育教师建设步伐，尽快建设一支业务精良、作风过硬、安心从事幼儿艺术教育的教师队伍。 1．建立学前艺术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建立学前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逐年加大对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列入各级财政的年度预算，保证公办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正常运转及教职工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要从地方财政自筹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支持学前艺术教育。学前艺术教育的经费要随事业发展和教育经费的增长而逐步增长，做到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沉淀、截留和挪用。 2．结合本地民族特色的实际，确定合理的生师比。核定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健全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严把入口关；大幅提高该区幼儿教师，尤其是幼儿艺术教师的福利待遇，着力解决当前高素质幼儿艺术教师“招不来、留不住”的难题。 3．教育主管部门要信任幼儿园的管理能力，放手让幼儿园管理者到有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招聘具备条件的优秀毕业生充实幼儿教师队伍。针对民族地区幼儿教师初始学历低、专业不对口、艺术素养质差的特点，制定措施，安排教师到相关大专院校培训或学习学前教育专业及艺术理论知识，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水平。 4．因地制宜，采取定向委托培养的方式，大力培养本地区热爱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年轻人。本地区热爱幼儿艺术教育事业的年青人熟悉当地自然条件、熟知当地学前教育现状，渴求学前艺术教育理论知识，毕业后回到家乡能安心从事学前教育事业。 5．鼓励幼儿园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研讨。聘请幼儿园艺术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讲学，开展不同层次的研讨交流活动，开阔教师视野，提升教师专业水平。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幼儿艺术教育应以引进和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为出发点，以深化师资管理制度改革为动力，坚持优化结构、强化激励、提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方针，尽早建立起一支素质良好、富有活力、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的幼儿艺术师资队伍。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发展艺术教育论文 一、幼儿艺术教育现状 （一）重知识技能，忽视幼儿潜能开发 幼儿艺术教育的实质是借助艺术手法的表现形式，实现精神世界自由发展，让幼儿的创造潜能走向现实，但是由于多数教师习惯了“教师教，幼儿学”的教学模式，习惯了惯有的规范标准，导致画画教学成为了临摹练习的课堂，音乐活动演变成了重复的发音训练，舞蹈教学则整天压腿、劈叉，成了枯燥的基本功训练，在幼儿教师权威至上的引导下，幼儿逐渐丧失了自己探索、感知和自我表现的机会，他们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只能被动的记忆和训练老师分派的各种任务，整个艺术教学成为了固定的套路，机械、规范、模仿，成为了幼儿艺术教育的主题。幼儿的灵性和创造性渐渐消失。 （二）重艺术教育结果，轻视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贯穿幼儿艺术教育的始终，它对人格的培养、境界的提升以及生活质量的打造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中，许多幼儿教师日常教学中，轻视日积月累的积淀，而是改为片面的追求艺术教育结果，把主要精力放在幼儿学了哪些歌曲？绘画线条是否横平竖直？舞蹈步伐是否优美等，为了突出自己的教学效果，一些幼儿教师在日常的汇演比赛中，不惜搞突击战术，让幼儿在翻来覆去的训练同一个舞蹈，幼儿在舞台上机械地唱着、跳着，脸上挂着成人设计的“笑容”，虽然比赛后幼儿得了一些奖赏，但这种作法完全与艺术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幼儿从中体会到的不是美感的享受，而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厌倦，造成了艺术技能训练和艺术情感的培养之间彼此冲突。 二、幼儿艺术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一）幼儿艺术教育存在功利化 幼儿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导致了艺术教育的功利心太浓，从而扭曲了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取向，为了迎合家长或幼儿园的教学目标，他们往往将自然愉悦、温馨情感和非功利化的审美活动异化，用漂亮的艺术外衣将幼儿进行包装，甚至借此进行大赚钱财的商业行为，至于幼儿的艺术引导、艺术教育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各种功利化的目的，掩盖了艺术教育的正确原则。 （二）幼儿教师艺术教育观念落后 有些幼儿教师固守着陈旧的艺术教育观念，不能正确地引导幼儿艺术的审美教育观，也缺乏主动发展幼儿个性的积极性，部分教师看来，幼儿艺术教育只是简单的学几首歌，画几张画，跳几个民族舞等，至于艺术教育能环节生存压力、增强对美的发现、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发展等作用，教师往往认识不到，结果耽误了幼儿的艺术发展之路。 三、幼儿艺术教育发展思路 （一）正视幼儿发展，赏识幼儿创造 幼儿天生就有艺术天赋，比如听着音乐节奏舞动身体、拿着画笔画出正在做饭的妈妈。可以说，他们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艺术活动，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只需要能保持一颗完整的童心，去赏识幼儿的行为，理解幼儿的表现方式，鼓励幼儿用手中的画笔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分享他们自由发挥、自由创造时地快乐，只有这样，幼儿教师才能真正走出艺术教育的困惑，以正视幼儿个体发展为基础，引领幼儿走上真正的艺术之路。 （二）明确个体差异，给与适当的引导 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幼儿教师应该面向全体幼儿，让他们都能得到艺术的熏陶。同时，对于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开发他们的潜能，避免单纯重视知识技能或艺术教育的结果，而忽视幼儿的情感体验和态度倾向，摒弃那种不分有无艺术天赋，而强迫所有幼儿都要接受同一项艺术技能的训练的盲目做法，激发幼儿从艺术教育中，主动感受美、表现美的情感发展，丰富幼儿的审美情趣，让他们真正体会艺术教育的真实魅力。 （三）培养艺术感知，创设审美空间 “人须具备音乐的耳朵，艺术的眼睛”。马克思这句名言充分说明了艺术感知力的重要性，审美感知力是艺术欣赏、艺术创造的前提和基础，它需要在生活实践的土壤中慢慢积淀培养。因此，幼儿园和幼儿教育工作者应该给幼儿创设一个宽松平等，自由愉快的精神环境，大胆发挥幼儿的个性，引导幼儿参与三位空间环境的创设，有意识地提升幼儿视觉感知能力，另外要加强不同风格的中外名曲、不同内容的童话故事播放，刺激幼儿的听力感知能力，只有将幼儿长期置身于这种艺术气氛浓厚的空间，他们的审美感知能力才会水涨船高，得到更好的发展，在行动上，幼儿教师要鼓励幼儿敢于尝试，努力创新的意识，也可带领幼儿走出幼儿园，感受大自然和真实的社会环境，让他们在亲眼看、亲耳听、亲自说的活动中，有效发展审美感知能力，体验社会实践能力。 四、小结 总之，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幼教工作者应该摒弃传统落后的艺术教育模式，坚持以“幼儿为本”的教育理念，引导幼儿融入生活，感受艺术教育的魅力，同时还要注意借鉴现代开放型的教学模式，使幼儿教育呈现多元化的教育功能，实现艺术教育促进幼儿形成健全人格的美育功能。 作者：赵丽芳单位：辽宁省喀左县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园民间艺术教育的实践 一、精选教材，建构课程 首先以新的教育理念对这些教材和已有研究成果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价值分析和筛选。二是以民俗、节日活动为线索，挖掘其中的教育因素。将节日来历故事、民俗娱乐活动等引入教育教学，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三是通过对民间艺术用品商店、南通民间艺术馆等的实地调查、参观，开发了一系列民间工艺、社会文化的教学内容，如“蓝印花布”“音响风筝”和美丽的“刺绣”等。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本园的民间艺术教育内容体系，主要包括民间美术类，像剪纸、扎染、刺绣、编织、花灯等；民间音乐类，像海门山歌、民间歌谣及音乐游戏、民间乐器等；民间文学类，像海门童谣、民间故事等。 二、大胆探索，形式多样 1.设置民间艺术特色的区域活动。 手工坊、编织坊、剪纸坊、扎染坊、泥塑坊等系列区域，为幼儿提供了活动和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和条件。幼儿在与材料的积极互动中，用不同的方式演绎了自己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与认识，表达了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的感受。 （1）手工创意坊：刺绣、扎花灯、扎风筝、纳鞋垫、扎扫帚、压帘子等。陶行知先生曾说“：在社会的伟大学校里，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幼儿园请来扎花灯艺人，扎扫帚、压帘子的师傅，问这些老艺人学习扎、剪、编等各种技能。一只只生动形象的花灯、一把把淳朴的扫帚、一卷卷精美的帘子、一双双喜人的鞋垫作品现身了。 （2）编织坊：编织蛋袋、渔网、草鞋、芭蕉扇、麦秸粘贴、稻草创意造型等。在欣赏具有农家特色画面的基础上，让幼儿用麦秸等自然物进行粘贴，如挑谷子、插秧，农家小屋；用剪、折、捆、扎等多种技能编织出造型各异的小动物，在实践中发现和感受民族游戏的魅力，提高审美情趣。真正验证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句话———“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 （3）有趣的陶艺坊：漂亮的小茶壶、简洁的笔筒、瓶子、瓦片画等。用颜料在瓶子上作画，用鲜艳的色彩在瓦片上装饰，更是孩子们百玩不厌的创意游戏。孩子们在尽情“玩耍”中领悟了传统艺术的魅力。 （4）剪纸坊:剪窗花、剪雪花、剪小动物等。剪纸是一种实用性强、表现力丰富、流行最为广泛的民间艺术。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各种剪法：镂空法、二方连续法、重叠累加法等。利用这种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和生活情趣、流行最为广泛的民间艺术来培养孩子们的审美情趣，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让他们变得“心灵手巧”。 2.专门性教育活动与渗透性教育活动相结合。 专门的教育活动是指由教师组织的集体的全班或小组的学习活动，是幼儿园实施民间艺术教育的基本途径。幼儿园以主题教学和区域活动相结合，园内教学和园外实践相结合，集体活动和小组活动相结合，幼儿园活动和亲子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展现。充分利用幼儿园的环境资源，注重发挥环境对幼儿情感和认知上的熏陶作用，将民间艺术教育渗透到幼儿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晨间接待时，播放朗朗上口的民间童谣，写春联，剪窗花，猜灯谜；自由活动时间，在活动区开展民间艺术创造活动，如民间服饰秀、种子粘贴、编织渔网、纳鞋垫、挑花棒等；餐后散步时，带幼儿欣赏园内壁画和民间艺术手工作品；午睡起床时，讲述民间故事；离园活动时，欣赏民间音乐、海门山歌等。 作者：张红梅单位：海门市实验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民间艺术在幼儿教育中的意义 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渗透民间艺术，可以使孩子们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教育的熏陶，比如通过欣赏皮影戏，不仅可以激发幼儿的艺术兴趣，还可以让他们体会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精神；通过欣赏地方民歌，可以激发幼儿对家乡的热爱之情；通过学习传统的礼仪习俗，可以培养幼儿良好的精神品质和积极的情感。有利于幼儿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儿童在能够满足自身生理及安全需求后，他们就会转而希望获得归属感，希望能够融入到团队中去，并且能和团队中的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因此，在幼儿艺术教育中融入民间艺术资源，可以逐渐培养起孩子们的民族归属感，对儿童进行民间艺术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就会把这种民族精神不断地内化于儿童的血液中，这恰恰满足了他们渴望归属的需求。在艺术教育中，幼儿教育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游戏和情景表演，通过这些方式，幼儿就能很自然地与他人建立起伙伴关系，并逐渐养成谦让、合作、遵规守纪等良好的社会行为。 民间艺术资源应用于幼儿艺术教育的策略 虽然我国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的应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还存在诸如从事民间艺术资源运用的教师自身民间艺术素养缺乏，缺乏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教学选取的内容较为狭窄贫乏，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不能与其他领域的活动有机融合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措施，以促进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的更有效的应用。 （一）加强师资培训幼儿教师不单是挖掘民间艺术资源的践行者，还需要从浩瀚的艺术海洋中选择恰当的内容来进行幼儿艺术教育，并最终实施这一活动，所以，必须提高幼儿教师的民间艺术素养，这也是幼儿艺术教育中应用民间艺术能否达致高效的关键所在。对幼儿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是提高幼儿教师民间艺术素养的有效途径。其专业培训包括两个方面：园外培训与园本培训。园外培训，应组织教师立足本土，深入调研，参加民间艺术专家讲座和教育交流活动，使其能对本土民间艺术有充分的了解，以提高其认知水平，拓展其视野。园本培训，可聘请专家来园指导，然后组织本园的幼儿教师参加民间艺术创作观摩，也可以组织科研活动等，以提高全体幼儿教师的艺术素质。通过这种专业化的培训，幼儿教师的民间艺术修养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从而也就可以提高他们运用民间艺术资源的能力。 （二）科学选取民间艺术素材努力挖掘民间艺术资源，是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有效应用民间艺术的基础，可是并非所有的民间艺术都适合幼儿艺术教育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对民间艺术有所择取，并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身心需要等进行必要的加工，使之符合幼儿的审美观和兴趣爱好。教师选择的教学内容一定要尽可能地贴近幼儿的生活，健康积极向上，应既可以培养幼儿的审美价值，还能够陶冶幼儿的情操。 （三）采取多种教学形式教学方式过于单一，对幼儿多角度地感受民间艺术是十分不利的，这样他们就很难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民间艺术，所以，丰富的教学方式，是提高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之一。丰富幼儿本土民间艺术教育主题性活动。幼儿园的主题活动指的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围绕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而组织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这种活动可以突破学科的界限，以固定的主题，把所有的学习内容有机地联合在一起并展开活动。这一活动首先考虑的就是幼儿的爱好需求，活动要紧密地与生活中各种新鲜的内容结合起来，目的是让幼儿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主动地进行探索与学习，从而获得有价值的体验。在组织主题式活动时，选择的内容和方法都必须以预定的主题为中心，活动的每一个部分都要为主题服务，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把民间艺术应用于幼儿艺术教育中时，民间艺术就是基础，因此，可以把有关联的同一个类型或者内容的民间艺术划分为若干主题来组织活动。每一个类型就是一个主题，在教学中要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活动。主题活动还可以划分为周主题和月主题，教师可以按照具体情况来建立活动网络。随着活动的进行，这个主题网络就像一棵成长中的树一样，会越来越茂盛。当然，随着主题活动的越来越丰富，这个主题也要不断地进行修正，这样活动才会越来越深入，学生从中得到的关于民间艺术的体验也才会越来越丰富。陶冶渗透式活动。陶冶渗透式活动指的是，在除了幼儿园专门设置的教学活动之余的其他活动中渗透民间艺术。也就是说，除了正常的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外，还要在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民间艺术，比如幼儿生活学习的环境、平常的游戏乃至吃饭、睡觉等等。具体而言，陶冶渗透式活动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在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中渗透民间艺术。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主要包括室内活动场所，室外活动场所，活动需要的设备以及材料，室内外布置等，这些物质文化环境能够对幼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2］通过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渗透民间艺术，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在幼儿园的公共场所渗透民间艺术，如室外活动场所、墙面、走廊、宣传窗等；在幼儿园的班级物质文化环境中渗透民间艺术，如设计具有民族特色的墙报，有艺术特色的班级活动角等。另外，教师还可以设定一个特定的民间艺术主题，发动幼儿共同营造班级文化，这样不但可以引起幼儿对民间艺术的浓厚兴趣，还可以促使幼儿积极地去了解民间艺术。第二，在幼儿每天的生活当中渗透民间艺术。可以在幼儿每天的生活中渗透民间艺术，比如说在幼儿入园的时间段内播放民间童谣，让幼儿欣赏民间音乐，如《吉祥三宝》、《茉莉花》等；在做早操的时间段内播放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欢快活泼的舞蹈音乐，既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增强幼儿的节奏感；在就餐之前播放一些民间故事或者儿歌，不但可以增加幼儿对民间文学的了解，还能逐渐改善幼儿的一些不良习惯。第三，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在现代幼儿教育中，游戏是幼儿最有兴致的活动形式，也是幼儿教育常用的教学方式。通过游戏，不但能够使幼儿愉悦心情，同时还能丰富幼儿的情感，并对幼儿进行教育，所以，幼儿教师一定要重视游戏的功能，并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的因素。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不但能够让幼儿在轻松的游戏中获得民间艺术知识，体验民间艺术的丰富内容，还可以借助民间艺术增加幼儿游戏的内容，比如，可以组织小朋友参与当地的特色游戏活动，诸如摔跤、当地舞蹈、戏曲等，从而使他们在游戏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民间艺术的影响。 幼儿教育机构运用民间艺术的建议 （一）构建适合当地需求的教学体系幼儿教育机构应根据国家《纲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整合当地的艺术资源，构建有特色的，适合幼儿发展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结合实际，整合当地民间艺术资源。要对当地的民间艺术资源进行调研，努力争取当地教育部门和社会的支持，组建一支民间艺术展演的队伍，并充分利用当地文化站等文化物质资源，建立可供幼儿展演的艺术基地。与此同时，还应尽量争取家长和社会人士的支持，使其对幼儿教育机构的艺术教育采取支持态度，比如可以在表演期间邀请家长前来观看，这既能使幼儿的艺术成长得到家长的支持，同时也间接弘扬了民间艺术在当地的影响力。构建适合幼儿发展的民间艺术教育课程。第一，构建课程的目标体系和内容体系，应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素质，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3］教育目标不仅要包括艺术趣味、审美、创造等技能目标，还要包涵道德、知识个性等发展目标。第二，构建适应的内容体系。在结合当地民间艺术资源和幼儿身心素质发展的基础上，应设定一定的课程内容，以涵盖民间文学、美术、音乐、游戏以及民俗节假日等，使幼儿的民间艺术教育课程既切合当地和本教育机构的实际，又能贴近幼儿的生活，以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比如蒙古族的幼儿教育机构，可以组织小朋友参加每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让他们亲身感受传统的民间节日的气氛，并在参加之后，结合课程内容，加深幼儿对此的理解。第三，构建民间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体系。不同的幼儿教育结构应该结合自身机构和幼儿的生活经验，创造性地设计出系列活动内容，包括活动可行性的评估、内容、目标（系列、单个目标）、资源信息的收集、活动的具体设计、具体的组织步骤等。 （二）加强民间艺术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具体而言，就是园本课程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幼儿机构可以采取与幼儿教育专家合作的方式，共同制定一份园本课程开发计划，及时对教师进行指导。首先就是动员广大教师从事科研，因地制宜地从事教学研究。可以对教师先进行一定的培训，比如思想认识、本地民间艺术知识、科学科研的方法等等，使他们对研究的目标和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能主动参与到园本课程的开发中来，并主动参与本土民间艺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其次就是开展实践活动，建立家庭、社会、幼儿园之间的合作关系，邀请家长以及社会人士参与课程研究过程，比如可建立多方合作监督机制，组织幼儿参观当地的民间艺术演出和表演，邀请当地民间艺人来学校表演讲解等等；再次，建立对外合作机制，和其他本地以及外地优秀的幼儿教育机构联合建立资源数据库，循环共享幼儿艺术教育成果，可以采取定期和本地幼儿园进行合作交流的方式，比如共同汇报演出等。民间艺术博大精深，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面对当前素质教育日益高涨的呼声以及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幼儿教育工作者应该提升自己的民间艺术素养，变革创新教学方法，为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邹荣华单位：衢州学院艺术系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问题讨论 一、幼儿艺术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化,幼儿音乐、美术、舞蹈、表演等越来越受到社会、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正在进行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而幼教改革是这一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6月7日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推出不仅是我国幼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给当前幼儿艺术教育指明了科学的发展方向[1]。《纲要》中艺术领域的基本精神是向传统的艺术教育挑战,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艺术教育理念,并要求在新理念的指导下,实施新型的、科学型的艺术教育[2]。 《纲要》实施以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幼儿艺术教育已成为对幼儿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其社会地位也不断上升。然而,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孩子们真的从幼儿园艺术活动和所参加的艺术兴趣班中感受到了艺术之美?据调查,儿童艺术教育现状令人堪忧,在儿童艺术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诸如,儿童艺术教育非艺术化、专业化、成人化、时装化、尖子化和庸俗化等[3]。 随着《纲要》的颁布与落实,我们应对照《纲要》精神反思当前幼儿艺术教育的种种弊端,寻求更合理、更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幼儿艺术教育途径,让孩子真正从艺术活动中受益。 二、《纲要》艺术领域的主要精神解读 《纲要》中艺术领域的基本思想和原则要求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幼儿艺术教育的主要精神如下: (一)以培养幼儿审美愉悦为艺术教育目标 人类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是通过艺术最集中、最典型、最强烈地表现出来[4]。《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能初步感受并喜欢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幼儿艺术教育目标是培养幼儿审美愉悦,目标层次依次为感受美、发现美和创造性地表现美。 感受美:艺术能启迪和深化幼儿对美的感受能力。感受是美感的基础,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幼儿的美感多处于直观感受水平,具有形象性和功能性的特点。引导幼儿欣赏艺术作品应与幼儿的知识、经验和心理发展特点相应适。他们喜欢贴近自己生活、色彩鲜艳、画面清晰、生动活泼的艺术品。 发现美:通过艺术活动帮助幼儿发现美。美是艺术的特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人都有一种喜好美好事物的欲望。大千世界处处皆美,当我们面对美丽的大自然,面对社会中真、善、美的事物,面对优美的艺术作品,一种愉悦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美感。幼儿发现美的事物多半依赖于客观事物本身的鲜明特征,缺乏自觉性。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他们通过探索和学习自觉发现美的能力。如发现春天之美、发现蚂蚁搬家之趣味、发现一叶知秋之神奇等。创造性的表现美:通过艺术活动表现心灵美、自然美,创造美的形象。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幼儿的图画、咏唱、各种形体表演都充溢着童真之美。他们不拘一格的绘画、自编的歌词、兴高采烈的手舞足蹈都是富有个性的新创意。这些稚嫩而新颖的创造性表现需要教师以真诚、喜悦之心去发现、去接纳、去欣赏,更需要引导他们不断的创新[5]。 总之,幼儿艺术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幼儿萌发美的情感,并使幼儿的美感和认识得到深化和发展,能使幼儿通过艺术活动具体感知和认识美的形态,并通过艺术活动具有初步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愿望,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的思想品质和性格,陶冶幼儿的情操,激发幼儿积极向上和善良美好的心理品质,从而为幼儿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以贴近幼儿生活走进自然为艺术教育内容 《纲要》指出:“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他活动。”幼儿艺术教育是自然的艺术教育,《纲要》中多处指出,教师要引导孩子去接触发现生活中、大自然中的人、事、物。 孩子的感知来源于生活,幼儿艺术教育的内容也应该源于生活。艺术教育活动把日常生活和幼儿真实的生存环境作为艺术学习的最初起点,艺术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过日常生活和艺术的连接,汲取和扩展艺术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在不断提高艺术能力的情况下反过来用艺术的眼光观察生活,用艺术的形式表现生活[6]。 自然是艺术的源泉。儿童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幼儿的心灵很少受世俗的熏染,他们更容易与大自然的生灵沟通融合,充分感受大自然中一切鲜活的生命。自然能帮助幼儿感受色彩的鲜明;自然能帮助幼儿感受音乐的节奏,如树林的里小鸟鸣叫声,小河边哗哗的流水声.大自然的声音就这样不知不觉在幼儿心中回响,使幼儿自然而然地感受自然的节奏、韵律[7]。因此,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应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让幼儿在自然中感受美、发现美。 (三)以幼儿喜欢的方式作为艺术教育组织方式 《纲要》的要求中指出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乐趣。”“幼儿的创作过程作品是他们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情感的重要方式,应支持幼儿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表达,克服过分强调技能技巧和标准化要求的偏向。”幼儿在喜欢参加艺术活动的前提下能够大胆且不受拘束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体验,这需要教师组织的艺术活动具有宽容性,能够接纳各种不同智力水平的儿童,给他们提供表现自我的、发挥所能的均等机会,尊重幼儿的个别差异,接纳不同水平,不要横向比较,对所有儿童都提供一视同仁的爱心,不歧视,也不限制,让幼儿能够在轻松愉快、有自由表达机会的情景中进行艺术活动。 (四)以促进幼儿发展的评价为艺术教育评价目的 《纲要》明确指出评价是“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在此我们能看到一个根本的变化,即评价的功能由侧重甄别转向侧重发展,评价的发展性功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不是为评价而评价,而是为了教育而评价,强调评价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诊断和改进教育,促进教育活动参与者(包括教师、幼儿、家长)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8]。也就是说,幼儿园评价绝非用于筛选、排队,更不是用于给幼儿贴标签,伤害他们的自尊和自信,给他们的成长蒙上阴影。幼儿艺术教育评价要为幼儿的终身学习、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幼儿发展评价既要关注幼儿的知识技能的获得,更要关注幼儿的学习兴趣、情感体验、沟通能力的发展;幼儿发展评价不仅要关注幼儿目前的发展,同时也要注重分析过去,预期未来,注重发现和挖掘幼儿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幼儿发展中的需要。 三、当前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幼儿艺术教育观念存在的问题 教育改革,观念先行。很大一部分幼儿园教师、家长的幼儿艺术教育观念属于“学艺术就是要成名成家”“学艺术就是要让孩子画出最好看的画,唱出最好听的歌”“让孩子现在多学一点以后就会轻松一些”之类。其实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应以幼儿为本,强调幼儿在艺术活动中的主动性,强调幼儿艺术教育对幼儿自身的影响作用以及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其功能并非单纯的技能训练和表演。这是都是教育者必须深入领会并在实施中深入贯彻的基本理念。如果不能树立这种新观念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别的孩子都上了艺术班,我的孩子也要上,不能落后于别人。”“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多学一点技能性的东西能够在社会上立足。”这些家长或者由于盲目跟风,或者望子成龙心切,或者出于现实的压力而让孩子选择了艺术学习,然而这些错误的观念将导致家长过分关注孩子学习的结果而忽略孩子在艺术学习中的审美情感和体验的获得。“我现在已经有4家连锁幼儿园了,我的目标是把幼儿园办成像肯德基、麦当劳一样的连锁管理的企业,这样的规范管理,赢利肯定没问题。”“我不管教师通过什么途径(来开展艺术活动),只要教师排的节目在能在汇报演出上得奖。”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连锁幼儿园的董事长在谈到办园理念及对艺术教育活动的看法时提到的。 通过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人们在幼儿艺术教育观念上存在偏差,滞后于《纲要》中艺术教育新观念。不属于九年义务教育范围的幼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些老板、投资者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成了满足家长“望子成龙”的途径。更有甚者,一家省级示范幼儿园竟然引进了国外企业管理体系ISO90001国际质量认证,且引以为荣,老师的一切行为被高科技摄像头监控。我们的幼儿园成了企业流水线管理的工厂,幼儿在这样的工厂中就成了流水线中生产出来的产品。 (二)幼儿艺术教育目标确立与实现存在的问题 教育目标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构成教育活动的第一要素和前提,它决定着教学发展的方向[9]。在目前的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教育目标在确立与实现时存在缺失审美体验、凸显功利性等方面的问题。 1、缺失审美体验。幼儿艺术教育应该是“审美”的,幼儿艺术教育还应是“快乐”的,应让幼儿与音乐、美术等艺术活动一同游戏,大胆创造,获得应有的自我愉悦与审美享受。过于刻板和理性的艺术知识学习是很不足取的[10]。有一部分教师意识到在幼儿艺术教育中应该重视审美体验。然而,教师处在幼教的传统观念与现念的矛盾中,不能很好地把握审美目标的实现。在教师的观念中依然认为孩子必须要学习关于艺术的知识,为了知识甚至可以忽略了孩子在活动中的审美体验与感受,让幼儿掌握复杂的乐理知识。随着《纲要》的实施幼儿园教师的观念上有所转变,行动上却放不开,目标的确立与实现之间存在偏差,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依然注重知识传授,对艺术审美目标的把握不够。 2、凸显功利性。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是整个幼儿艺术教育的价值取向所在[10]。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应突出情感、兴趣、态度、个性等方面的价值取向,着眼于培养终身学习的基础和动力。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依托各种艺术活动和活动的各个环节来实现。然而许多幼儿园在实现目标时存在功利化的倾向,偏离了《纲要》中提出的价值取向,不是为了幼儿的终身可持续发展,而是为了迎合家长的要求,为了幼儿园自身的利益。离六·一儿童节越来越近的同时,教师和幼儿不是沉浸在节日即将到来的喜悦中,而是越来越忙了,几乎每个幼儿园都将这个节日视为展示幼儿园艺术教育“成果”的机会。他们以汇报演出这样的方式来庆祝儿童节。为了这台演出,幼儿园一般都提前一个月甚至更久开始排练,在最后一周里几乎是全天停课来进行节目排练,为的是能够让家长、让社会各界人士看到幼儿园的孩子多才多艺,看到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成功。似乎有了这种最好的广告,生源也就随之而来。尽管教师非常清楚艺术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幼儿的艺术兴趣和艺术素养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技能技巧,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达成后者。因为竞争太激烈,生源很重要。教师在家长们的要求下只好“努力教学”让孩子们能在汇报演出时有让家长满意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只要家长满意,生源就会稳定。 儿童发展的自主性,要求我们高度尊重儿童,遵循他们身心发展的内在本质,而不是用成人的世界,用成人的眼光去过滤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被迫服从。用成人的要求来约束儿童,是对儿童的最大犯罪,是对人性的犯罪。在这方面18世纪的教育家卢梭早给我们以启蒙:“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儿童是有他们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11]。” (三)幼儿艺术教育内容选择存在的问题 艺术教育内容是实现幼儿艺术教育目标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由幼儿艺术教育内容在实施整个幼儿艺术教育的地位所决定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最终通过内容来实现。所以如何选择艺术教育内容来实现目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当前许多幼儿园的艺术教育活动在选择内容时存在着缺少艺术欣赏活动;缺少各领域综合的艺术教育活动。 1、缺少艺术欣赏活动。《纲要》中艺术领域的目标要求与内容都体现了使幼儿体验到生活中和艺术中的美,艺术欣赏活动是体现审美目标贯穿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始终的主要内容,幼儿艺术教育要大力加强艺术欣赏教育。在传统的幼儿艺术教育中,艺术欣赏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对此现象,边霞曾经作过这样的论述:“目前我们的艺术教育就等同于艺术知识与技能的教学,把儿童对艺术知识技能的掌握当作是儿童艺术教育的直接目标和唯一任务,儿童缺少参入艺术、体验艺术并获得审美愉悦的机会。”[10]艺术欣赏教育无疑在整个艺术教育中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一块。实际上艺术欣赏是十分重要不可缺少的。美国音乐教育家穆塞尔直截了当地把儿童艺术教育理解为就是为欣赏而进行的教育,对于技能技巧训练与艺术欣赏的关系,他认为“解决整个技巧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以欣赏为动机并以欣赏为目的”[11]。随着《纲要》的颁布和实施,一部分幼儿园已意识到需要加强幼儿艺术欣赏教育,但即使一些教师认识到了艺术欣赏教育在整个艺术教育中的地位,认识也往往因为缺乏欣赏材料,缺乏必要的欣赏理论指导,没有欣赏指导经验等主客观原因而无法开展有效的艺术欣赏活动。 2、幼儿艺术教育内容专业化。幼儿艺术教育作为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该是一种普遍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3]。《纲要》指出:“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格与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当前在幼儿园艺术教育中存在专业化的倾向,表现在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各种兴趣班的教学中,不顾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特点追求整齐划一的效果。活动要求幼儿掌握娴熟的艺术知识和技能,忽视幼儿现有的水平和接受能力,把对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当作是幼儿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直接目标。这种以艺术知识和技能教学为主的专业化的艺术教育即不符合幼儿艺术教育的审美育人宗旨,也不符合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据调查所知,一般幼儿园的舞蹈艺术班都要练难度较大除了要下腰、劈腿还要练习各种基本功。除了艺术兴趣班,幼儿园的艺术活动同样存在专业化的倾向,表现在要求幼儿掌握专业的乐理知识,如某幼儿园中班幼儿被要求学会前后附点音符的唱法与写法。高难度、专业化的艺术技能技巧的训练可能表面上在一段时间内看到有一些成绩,但事实上,却因此削弱甚至磨灭幼儿对艺术所具有的敏感和乐趣。这样的艺术学习与《纲要》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3、缺乏艺术活动之间及各领域的有机整合。综合艺术教育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发展壮大起来,到90年代已经成为教育的主流[12]。当今艺术教育整合化、综合化成为各发达国家艺术教育的新趋势。新《纲要》中明确指出“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综合艺术教育认为各艺术门类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雕塑是静止的舞蹈,舞蹈是活动的雕塑,生动的表明了各艺术门类之间是相通的。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内容分析 摘要:目前我国的幼儿艺术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参与接受艺术教育的幼儿数量还是质量较以前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这成绩的背后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教育内容上表现为艺术教育内容选择过于单一,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缺少融合沟通,远离幼儿的生活,游戏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来源挖掘得远远不够。本文通过对艺术与游戏,艺术与艺术教育及“游戏精神”内涵的分析认为,在“游戏精神”的观照下来改革目前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会使艺术教育内容能丰富更完善,会使艺术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和发展。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关键词:游戏;游戏精神;幼儿艺术教育;教育内容 一、游戏与游戏精神 1、游戏与艺术,游戏与幼儿艺术教育 当我们在考察艺术的起源的时候,发现游戏与艺术有着深刻的渊源,“儿童艺术:游戏的孪生姐妹。”①他们之间有着异质同构的关系。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是艺术的雏形,艺术是游戏的高级形式,当游戏发展到高级形态时,不再称之为游戏而是艺术了。鉴于幼儿的艺术感知能力,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游戏与艺术也是常常交织在一起,“幼儿艺术教育可以通过游戏活动或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游戏活动的外在表现也可以是艺术”②游戏既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教育内容。 2、游戏精神的内涵 对于游戏的定义目前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因为游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我们很难用一种判断性的方式给他下一个定义。当笔者进一步考察游戏时发现所有不同种类的游戏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质,也只有具有这些特质的活动,才能称之为游戏,这些所谓的特质即从游戏活动中提炼出来最能反映游戏活动最本质的,核心特点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游戏精神”。关于“游戏精神”有人从儿童文学创作,文艺学,教育学上进行过相关研究,综合前人的论述,本人认为“游戏精神”具有如下特点:“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愉悦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超功利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平等的精神。详见本作者论文《试论“游戏精神”的内涵-----从幼儿教育的视角》发表在《科教文汇2009年9期》。 二、以“以游戏精神”改革当前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是指一整套以教学计划的具体形式存在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行为。它们是根据各种社会为学校规定的目的和目标而设计的……是构成一个具体过程的学习对象。”②总之教育内容是为实现教育目标服务的。“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精神。因此在这种精神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在组织幼儿艺术教育内容时不仅是单个艺术门类,还可以是多个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融合,所采择的内容是贴近幼儿生活的,内容的来源不仅可以是教师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要事先预设的,也可以是教师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敏锐地捕捉来自幼儿生活和兴趣中突发性的,有教育意义的事件来调整教学内容,生发出新的更适宜的活动主题,使活动主题呈现动态、灵活的特性。游戏既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艺术教育的主要方法,把游戏作为艺术教育的内容吸纳进来,能更好地丰富艺术教育内容。为此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有以下特点: 1、内容选择贴近幼儿的生活 “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愉悦、创造的精神,是幼儿生活状态的本真的精神反映。幼儿的生活是自由、偷悦的,进行艺术活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需要。因此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选择是贴近幼儿的生活的,以幼儿生活中的素材作为艺术教育内容,让幼儿自由选择,自由创造。同时,幼儿艺术教育在本质上是离不开人的生活的,艺术教育是幼儿真实生活体验的反映。因此艺术教育内容应该要贴近幼儿的生活,多采择那些充满幼儿生活气息的题材为教育内容,选择容易让幼儿理解和接受的艺术年个十时毫作为教育内容。这样一方面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能够照顾到幼儿的兴趣及满足幼儿从事艺术活动的自由,愉悦的情感需要。众所周知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把陌生于人的外在世界转换成人的生活世界,建构起人与世界的活泼、生动、富于教育意义的关系,改善人的生活品质,充实人的生活与人生,把教育与人的生活统一起来,在教育与人的生活的整合中建构人的各种素质。培养人终身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幼儿艺术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将满足幼儿的基本学习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基本素质。 以《孔雀的生日》为例:活动的设计是围绕为庆祝孔雀的生日展开的,幼儿动手制作蛋糕、装饰孔雀漂亮的羽毛、给孔雀唱生日歌,然后大家一起围着孔雀翩翩起舞。就这样在幼儿熟知的活动情节中,展现他们许多平时隐藏着的艺术潜力,将幼儿学到的成果学以致用,从而进一步激发幼儿学习的愿望。因为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的生活紧密相联,幼儿容易获得成功感,愉悦感,从而拥有学习艺术的信心,就这样在生活的情景中幼儿从中既学到了艺术的知识,又陶冶了情操。 2、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走向综合 “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自由的精神,因此在它的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是各艺术门类自由往来,自由创造,相互交融的。艺术教育的内容不再是定位于单科艺术知识的灌输和某一种艺术技能的训练,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将不同的艺术门类相互交叉,选择融音乐、美术、舞蹈、戏曲等整合为一体的教育内容。同一教学内容中幼儿自由地,创造性地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这样就使得教育内容更加丰富,效果更好。其实“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主要要素,音乐中有旋律、声音、节奏,绘画中有色彩、线条、质感,诗歌中有比喻、形象、韵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种艺术都可以借用其他艺术的要素,再与各自的领域同化,而许多艺术又可以借用非艺术的要素,艺术地加以运用,转化成表现素材。”③由此可见各种艺术门类的综合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象语言教学能把听、说、读、写结合起来一样,艺术教学也可以把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触觉艺术多种感官通道融合为一体,为幼儿艺术综合能力以及整合性艺术感觉的形成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对视觉、听觉、触觉等的直接体验,幼儿的想象力、思维能力、创造力都会得到发展。因此综合式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能够为幼儿艺术才能的表现创造良好的环境,艺术学习不再局限于音乐就是纯粹的音符、旋律,舞蹈就是单纯的动作练习,综合式的艺术教育内容就是融多种艺术门类于一体,幼儿在其中能够自由的载歌载舞,吹拉弹唱,是“游戏精神”的充分彰现。 3、教育内容既可以是教师预设的,也可以根据活动发展需要随机生成 “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平等的精神,因此在这样一种精神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是动态的富于变化的和创造性的。能够平等关注到不同幼儿需要,教育内容既可预设也可随机生成。但是传统的教育内容是教师在开始上课之前就已经预设好了,只是等到在课堂上按部就班的进行表演,毫无创造性可言。若教师根据本班本园的特色,生成指向每一位幼儿的艺术内容,就能够更好地关注幼儿的个别差异,尊重其独特的智力特征。比如,教师原本预设以唱歌、跳舞的内容方式为活动主题来庆祝“六一”,表达幼儿的快乐感情。大部分幼儿按照幼儿预设的内容载歌载舞的,煞是高兴,但是教师注意到少部分幼儿并不很积极主动的参与歌舞活动,一问为什么,幼儿说:“我喜欢画画,不想唱歌、跳舞。”这时教师就可以灵机一动随机要求幼儿以画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快乐之情,这样很自然的就生成了的新的教学内容。当然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来生成教育内容也并不等于教师被幼儿牵着鼻子走,教育内容毕竟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目的性是教育内容永远抹杀不了的特征,所以教师要善于利用时机,因势利导,不露声色地随时把幼儿拉回到“正轨”上来,从而使师生生成内容与教师预设的内容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教师预设与随机生成的艺术教育内容就是“游戏精神”的高度体现 4、将游戏本身进一步纳入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游戏是“游戏精神”的物质载体,特别是对于幼儿,游戏就是幼儿的生活,幼儿的生活状态是一种游戏的生活,是一种富有“游戏精神”的生活。在幼儿的生活中处处存在着艺术,处处存在着游戏,处处闪烁着“游戏精神”的光芒。“早期的艺术活动,就是人类闲暇之余的游戏。”在儿童的生活中游戏与艺术总是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对于早期幼儿来说,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游戏与艺术是融合一体的。比如一些民间游戏本身就是民间艺术,幼儿经常玩的一些表演游戏,角色游戏,结构游戏等都富有浓厚的艺术气息。特别是一些歌舞类表演游戏,皮影戏等就更是纯粹的艺术了。就是在这样的游戏过程中幼儿体会到了艺术的元素,体会到了艺术的美感。在这样一种张扬充分张扬着“游戏精神”的游戏与艺术糅合的过程中,幼儿对艺术的把握,对艺术的欣赏和创造得到了提高。因此,幼儿艺术教育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把游戏本身作为艺术教育内容纳入到里面来。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 一、探究的艺术和艺术的探究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探究是求索知识或信息，特别是求真的活动；是搜寻、研究、调查、检验的活动；是提问和质疑的活动。但在教学中切不可把探究的艺术与艺术的探究等同起来。探究的艺术是更多地从探究式学习理念贯彻的方式和手段上进行研究，以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而艺术的探究实际上是要求幼儿用以获取知识、领悟艺术家的思想观念、领悟艺术家研究艺术所用的方法而进行的种种活动，更注重幼儿对艺术内涵、教育价值的体验和实践，以寻求艺术教育在孩子身心发展方面发挥更为有效的促进作用。那么作为幼儿园的艺术教育工作，我们的工作重心应是什么呢？我想应是后者，即艺术的探究。这与纲要中提出的教育目标应该是统一的，都注重了孩子对艺术活动的参与和体验。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我们教师去研究和探求实施艺术教育的方法和手段，这是我们开展艺术教育中渗透探究式学习理念的重点。这两点概念的阐析不仅充分体现了探究式学习理念在教育工作中的双边效能，也有助于我们明确幼儿园艺术教育研究的重心不仅是教师教育手段的研究，而且是注重艺术教育价值的研究。 二、艺术教育中贯彻探究式学习理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语文网中网文秘频道) 1、艺术的探究式学习应注重突出艺术在幼儿情感体验、情感抒发方面的作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对艺术领域是这样描述的：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在指导要点中也明确指出应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教育功能，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形成、教师的作用应主要在与激发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丰富他们的审美经验，使之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的快乐。这一些都反映出，在幼儿园的艺术教育中，我们更多地是将艺术教育作为情感启迪、情感交流、情感表达的手段，而非艺术内涵的本身。就拿音乐教育来说，提到音乐的定义，总不外乎旋律、节奏、和声、音色、音強等要素，通常我们可以将一首音乐作品从这些立足点上來剖析。但是我們常忽略的一点是：把上列这些要素随便拼凑起來，却不能算是音乐艺术。音乐艺术应该是某些特定的旋律加上特定的节奏、再加入特定的音色而形成一個浑然的、不可取代的整体。而这个時候，所谓旋律、节奏、和声、音色、音強已不单独存在，它們分別將自己注入，而共同汇集成一道声音的洪流，听着音乐的時候，我們是被这个无比美妙的整体所震撼、所驱动。达芬奇和凡高都是伟大的画家，但是他們的伟大也都是在当我们的心被他们的作品感动的時候，他們的伟大才显现出來。幼儿艺术教育也是如此，我们教育所探求的应是如何让孩子在艺术氛围中去感受艺术所带来的愉悦性、感官冲击、美感体验和对人格的升华作用，从而使孩子喜欢艺术、乐于表现。例如，在孩子的舞蹈教学中，我们不应强调这个舞蹈的基本动作是什么，怎么做，应引导孩子理解这段音乐所表现的什么情感，从而可以用什么动作去体现。在绘画教学中，我们不应强调这片树林应画成秋天的金黄色，而应引导孩子去探索秋天可以用什么颜色来表现收获的喜悦。(语文网中网文秘频道) 2、艺术的探究不能离开必要的艺术表现技能的培养。 幼儿园的艺术教育是一种感官艺术，幼儿对艺术的感悟和体验更多地是通过自身的积极参与得以表现出来，而艺术的表现不可避免涉及到艺术表现的技能和水平。在幼教届，曾对艺术教育需不需要传授技能技巧进行过争论，而且当前在许多艺术教育活动中，也已越来越不重视艺术表现技能的传授，但我认为不强调技能技巧的传授，并不是摈弃技能技巧，试想一个连颜色都分辨不清的孩子，如何去表现艺术作品蕴含的色彩美？，一个不知道节奏、不会听辨旋律变化的人，靠什么来感悟和体验音乐的美？著名的画家达芬奇的最初的艺术创作也是从鸡蛋的写生画开始的，巴赫、贝多芬的音乐创作生涯也是从最初的钢琴弹奏开始的。为此，幼儿的艺术教育不应抛弃艺术基本技能的传授，只不过我们应改变以往受人以鱼的传统教学方法，积极探究受人以渔的教学手段和策略。 3、幼儿艺术教育的探究应植根于幼儿已有的生活和兴趣。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将幼儿园教育活动建立在幼儿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水平上，这是新《纲要》的主导精神，作为教师要关注这些真正来自儿童和属于儿童的问题，联系幼儿生活和社会实际，艺术教育也然。艺术题材的生活性使孩子有艺术创作的潜能，容易使孩子产生创作的欲望，而选取幼儿感兴趣的题材则是保证幼儿艺术创作活动获得成功的关键。幼儿艺术创作开始阶段的动机呼唤鼓动起艺术创作的积极性和自信性，在进行过程中的兴趣能激活幼儿的思路，启迪智慧，而结束阶段的兴趣则是幼儿获得自我的满足和对自己的欣赏，从而把兴趣延展到对新的艺术创作活动同的需求和期待。例如在手工窗花设计中，由于孩子对各种各样美丽的窗花有感性经验，因此有很高的艺术创作的欲望，而已有的重叠剪的技能又为幼儿的窗花制作提供的必要的技能准备，因此幼儿能积极地投入与窗花设计创作活动中，并愿意和同伴交流分享自己的发现和成功，积极地向同伴学习新的剪折的方法，从而在体验成功的同时，自主性的获取了新的技能和经验。 幼儿探究式学习是一种以幼儿为中心，强调教学过程要以幼儿的探究活动为主，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让幼儿根据自己现有的经验和相关信息，积极的从活动中去寻找问题、发现意义与探求答案的一种活动。它与其他教学模式相比，更加突出了以幼儿为中心，给幼儿的学习以最大的自主性，更加注重于幼儿活动的过程而不是活动的结果。近年来，随着探究式学习模式在幼儿教育界的广泛运用和深化，其实际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教学模式的范围，上升为一种师生互为主体的，共同学习的的教学理念，在探究式学习理念的指引下，不仅更加倡导孩子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突现学习的主动探索性、发现性，而且将教师对新知识、新教学手段的探究和学习融汇与其中，倡导师生的共同成长。 但在实践探索中，由于教师对探究式学习内涵的理解不深入，在贯彻实施探究式学习理念时出现了各种偏差，一是对探究的泛化，就是随意地将探究的标签贴在各种教学活动中，而不考虑其价值性、科学性。如一个从目的到内容再到方法、步骤，甚至连表格都画好了的活动设计，仅为幼儿提供了一次自由讨论或者是操作的机会，就被冠以探究而且是自由探究的名称；在艺术教育中完全抛弃应有的知识技能的传授等。另一是对探究的神化，既过分注重探究的概念化、科学性，把问题的提出、资料收集、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到结论的得出等等都让幼儿自主发现、由幼儿独立完成，而无视孩子的年龄和认知特点，无视探究活动的阶段性。此外，许多教师还将探究式学习与创造性思维活动混为一谈，在两者之间划起了等号，特别是在艺术教育领域中。本学期，凭借我园作为区艺术领域纲要试点园的东风，我们着重针对艺术领域中如何渗透和贯彻探究式学习理念进行的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为此谈谈个人的认识和想法。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园民间艺术教育 摘要：中国民间艺术作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幼儿学习民间艺术能充分体验到感知美、理解美、创造美的愉悦。本文通过民间艺术教育对幼儿的创造力、审美能力、民族意识以及智慧潜能的开发进行了阐述，为民间艺术教育在幼儿园的实施提出具体方法与策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民间艺术教育；幼儿；作用；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更多的人开始崇尚外来的、现代的文化和艺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间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通过开展民间艺术教育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艺术，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 一、幼儿民间艺术教育 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它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或在劳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艺术，体现了人类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民间艺术是生产者的艺术。”意思是说，民间艺术是植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幼儿民间艺术教育是在民间艺术的众多门类中筛选出最典型、最有代表性，与幼儿日常生活相接近的、具有乡土气息的能为幼儿所接受的民间艺术教育内容。如：民间文学（童谣与童话、神话、寓言故事、谚语与谜语等），民间音乐（歌曲、舞蹈、乐曲等）；民间美术（绘画、年画、手工、刺绣、剪纸、泥塑等），都可以用在幼儿各类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民间艺术启蒙教育。 二、民间艺术教育对幼儿全面发展的作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民间艺术作为其间一支瑰丽奇异，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和活力，它产于自然，内容丰富多彩。在幼儿园开展民间艺术教育，是为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激发民族自尊心，培养幼儿对民族文化、民间艺术的兴趣、情感和审美能力的一种素质教育。 1.提高幼儿的民族意识 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他是反映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感受以及爱憎，他以丰富的内容对人们进行道德文化的教育。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特别是民间文学，它记载着中国历史上很多英雄人物，例如：“郑成功、屈原、岳飞”等民间文学绚丽多姿的内容像一股股甘泉滋润着幼儿的心田。在幼儿园里进行民间文学欣赏教学活动中，不但让幼儿了解了“屈原、岳飞”等一个个民族英雄的故事，同时也激发了幼儿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情感。 2.增强幼儿的审美能力 民间艺术教育不仅让幼儿了解了民间艺术初步的风格形式，扩大了艺术修养的视野，而且在进行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中，孩子们对音乐、剪纸、画画等知识技能有所提高，更萌发了幼儿对民间艺术的兴趣和初步的感受意境美、形式美的能力。 在音乐活动中我们应选择一些符合幼儿审美特点的经典音乐作品，例如《小兔子乖乖》《我的好妈妈》等。幼儿的审美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等特点，他们只对生动形象、具体直观的事物产生兴趣、萌生美感。在水墨画的活动中，引导幼儿去发现生活中的美，运用自己的已有经验进行审美活动，掌握美的规律，表现美的艺术。 3.培养幼儿的创新能力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教育的艺术》中指出：“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在于发现每个受教育者身上最美好的东西，不去学校里的条条框框限制他们：鼓励独立工作－－创造。”因此老师要给幼儿自由的空间，让幼儿去大胆地做，大胆地想，创新的潜能才能够得到发展。例如：在进行民间陶艺活动时，孩子们用泥巴创造性地做出了许多自己喜欢的东西，有的还把它编成故事来讲，想像力非常丰富；在美工区角活动中，他们用玉米皮编出许多“小鞋垫”、“小花”、“小鱼”等自己喜欢的作品。由此可见，民间艺术活动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想像和创造空间。 三、民间艺术教育在幼儿园的应用 民间艺术以活生生的感性形态存在于时空之中，能让幼儿产生丰富的构想，给幼儿以真的启迪、善的熏陶、美的享受。在我们身边有不少可供开发与利用的教育资源，虽然民间艺术形式资源丰富，但是可以在幼儿园使用的民间艺术活动内容较少，而且比较零散。许多幼儿园也有一些涉及民间艺术的活动，但都没有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可供幼儿园借鉴的资料也少之又少，更使人忧心的是，民间艺术教育资源用于发展幼儿健全人格方面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就这些问题而言，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生动有趣的教育教学活动 幼儿园民间艺术教学活动是教师根据民间艺术教育设计的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幼儿学习的活动，是班级集体或小组性的学习活动。例如我在实习看到的一节课《陶瓷艺术》，以“美丽的陶艺”为主题活动，通过收集各种各样的陶艺品、交流与讨论有关陶艺的知识、参观并调查陶艺品的制作过程、尝试动手制作等一系列活动，激发幼儿对陶艺的兴趣和热爱，使幼儿对中国陶艺有较全面的感知和理解。 2.丰富多彩的区角活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是教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过程。”幼儿的知识是在操作与探索中通过自身的活动获得。现在的许多幼儿园都开有区角活动区，区角是一个没有局限的地方，幼儿可以在里面尽情的活动。现在幼儿园里的区角活动有很多种，如游戏区、美工区、表演区、图书区等一些活动区域。 在游戏区，可以运用家长、教师收集大量的民间玩具放进游戏区，并且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以及安全因素等进行整理。例如陀螺、沙袋、风车、木板、降落伞、冰棒棍等适合游戏的材料。这些材料可塑性强，可以千变万化，来源于一代又一代有的生活，所以深受孩子的喜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可以一物多玩，充分发挥了孩子的创造力。在美术区可以放进橡皮泥、彩色纸、彩带、碎布头和大量的农村自然材料，让幼儿通过画、剪、贴等进行简单的工艺操作，在这里进行民间艺术教育活动，让孩子渐渐流露出对民间艺术的迷恋，在活动过程中让幼儿尽情的享受民间艺术美的熏陶。 3.融入幼儿一日生活当中一日生活皆教育，幼儿园的生活环节也是民间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老师应该把民间艺术渗透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使幼儿在每天的幼儿园生活活动中，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民间艺术，让民间艺术教育更加生活化。例如在幼儿入园时，播放一些琅琅上口的民间艺术童谣以及婉转流利的民间艺术儿歌等给幼儿欣赏，让幼儿带着愉悦的心情进入幼儿园；饭后散步时给幼儿讲述民间故事；午睡后，民间音乐伴随着幼儿起床、穿衣……课间操时让幼儿在民乐、民歌的伴奏下做韵律操、武术操等。让民间艺术教育与幼儿的一日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情景化、生活化。 民间艺术是中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是中国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它娱乐性强，内容丰富，具有游戏性、趣味性、教育性等，深受幼儿喜爱，且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因此让幼儿学习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不仅培养了幼儿的创造力以及智慧潜能，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幼儿良好个性品格的形成，增长了幼儿对祖国家乡及周围人的积极情感，让幼儿的心灵得到和谐地发展。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接受关学幼儿艺术教育美术欣赏启示 [论文摘要]通过解析一次大班幼儿美术欣赏活动，笔者认为，接受美学中几个重要理论可以解释这次活动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读者第一性”理论启示教师要让幼儿成为艺术欣赏活动的中心；“期待视野”理论启示教师要充分调动幼儿的原有经验：“读者参与作品”理论则启示教师要为幼儿提供创造性表现的机会。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康士坦茨大学教授姚斯、伊瑟尔等美学理论家创立的一个美学派别。他们以解释学和现象学美学为理论基础，从研究文学史人手。打破传统的文学理论，将美学实践中读者、作者和文本的地位和功能重新定位，提出了“读者中心”的思想。姚斯认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作品的价值由读者的理解而定，作者在创作时应考虑读者。接受美学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美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随着人们对它认识的深入，它又给我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以诸多有益的启示。 美术欣赏是幼儿园目前较为常见和十分重要的一种艺术教育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发展幼儿的审美能力，即感知美、体验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与文学接受一样，幼儿美术欣赏也是一个艺术接受的过程，其中“读者”即幼儿，“作者”即美术作品创作者，“文本”即美术作品。所不同的是，这里的“读者”身心尚未发展完善，他们的接受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才能更好地进行。那么，如果将接受理论的主要思想纳入幼儿美术欣赏活动中，我们能否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让幼儿更好地感知美、体验美和创造美呢?以下案例呈现的是某幼儿园大班的一次美术欣赏活动，它将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大班美术欣赏活动：凡·高的油画《向日葵》 活动背景介绍：此次活动之前，该班幼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探索“用油画棒表现不同质感的物体”。长期的单一探索使幼儿创作兴趣逐渐降低，他们只求用油画棒表现物体奇特的质感，不求造型、配色和构图上的整体美感，画面也严重脱离现实。 活动过程：第一部分是欣赏与讨论，教师首先引导幼儿谈谈对该油画的整体感受。接着由整体到局部分别讨论油画的颜色、造型、构图和质感。第二部分是临摹与创作，教师鼓励锄儿用油画棒临摹或者创作一幅《向日葵》。整个活动持续了50分钟，教师语言流畅生动、富有激情，幼儿始终保持着兴趣盎然的专注状态。 这次活动虽然持续时间较长，但各个环节的衔接自然紧凑，教师、幼儿和作品间的顺利互动成就了幼儿专注而愉悦的审美体验，可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艺术教育活动。究其成功的原因，笔者认为，接受美学中几个重要理论的运用也许就是关键。 一、运用“读者第一性”理论。让幼儿成为艺术欣赏活动的中心 接受美学的倡导者强调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地位，即读者是第一性的，他们承认读者的能动创造，提出“一干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时反对文学文本具有决定性的观点，倡导文学史应该成为读者的历史。在美术欣赏过程中，欣赏者也是能动的，他们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审美经验，可以对同样的艺术作品作个性化的诠释和创造性的想象。正是因为这种能动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欣赏者的中心地位得以凸显。因此，欣赏者之于创作者和美术作品也应该处于中心位置，而只有具有欣赏者的解读和参与的艺术欣赏才算是真正的欣赏。 在这次以凡·高的油画《向日葵》为对象的美术欣赏活动中，教师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灌输给幼儿有关油画创作者的背景知识，然后告诉幼儿别人怎样评价这幅作品。教9币已经意识到“审美活动对于儿童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儿童在审美过程中的体验”，因此留给幼儿比较多的自由感知、解读和想象的空间，从而确立了幼儿在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在活动第一部分，教师首先让幼儿仔细看看这幅画，然后说说自己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即使幼儿进入认真欣赏的状态。由于问题简单而感性，幼儿回答起来没有压力。可以畅所欲言。有人说：“这是一盆花，感觉很温柔，很好看，比我们画得好。”也有人说：“是一盆菊花，我看着心里很高兴、很快乐。他画得很漂亮。”还有人说：“是向日葵吧，看着心里很舒服，一点也不乱七八糟的。”……教师仔细倾听，频频点头，幼儿的答案越来越丰富多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表达而感到自豪，谁也不能否定他们的所见和感受。在活动一开始安排这种开放式的话题讨论，幼儿迅速体验到了自由欣赏和表达的乐趣，很快对活动产生了兴趣并专注于欣赏和表达，这使得整个活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整体欣赏之后，教师很自然地将幼儿引向对作品的局部欣赏。在这一环节，教师的几个追问又一次让幼儿充分表达出自己对美的解读和体验。在讨论画面颜色时，幼儿发现了一对“好朋友颜色”——深绿色和淡青色(“好朋友颜色”是该班幼儿对近似色的生动的称谓，这是他们先前就掌握的概念)，他们非常兴奋。教师捕捉到这一契机，紧接着提出几个问题：“看看还有哪里用了好朋友颜色?为什么你一下子就先找到了绿色的好朋友颜色?画家为什么要用好朋友颜色?”三个问题层层深入，对幼儿提出视觉、想象和情感上的挑战，激发幼儿主动地思考，因此换来了幼儿下面精彩的解读。在回答“为什么一下子就先找到了绿色的好朋友颜色”时，有幼儿说“绿色显得很有生命力，所以我先看到了它”。还有幼儿说“绿色很清爽，让我很高兴”，等等。而在回答“画家为什么要在这里用好朋友颜色”时，有幼儿说“花瓣和花蕊是好朋友，所以要用近似色”。也有幼儿说“这样显得颜色更漂亮了”，还有幼儿说“它们像家人一样，显得很舒服”。由此，幼儿加深了对近似色的审美体验，不仅仅停留于对近似色进行辨识。同样，在欣赏画面的造型时，教师也将理解和感受的空间留给了幼儿。以下是他们的部分对话： 教师：你们看，这朵花是正面的，那朵是侧面的。还有什么样子的啊? 幼儿A：有的高，有的低；有的是靠在一起的，所以有地方挡住了，看不到。 幼儿B：有的花瓣看得很清楚，毛毛的；还有的花瓣是向上长的。 教师：为什么会向上长呢? 幼儿C：花是活的，长得很好。 幼儿D：它们长得很有劲，很快乐。 幼儿E：花茎有长有短，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曲的。 教师：直的花茎和弯的花茎给你什么感觉? 幼儿F：弯的花茎上的花也是活的。 幼儿G：直的茎显得很高，弯的显得很有力气。 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不仅关注到作品在造型上的多样性，而且体验了由造型多样性所产生的各种美感。尤其是对这幅画中生命力的感知，有些成人尚且很难把握，幼儿却能领会，我们不得不感叹，艺术欣赏活动的确不该剥夺幼儿体验与表达的机会。 幼儿是能动的独立的个体，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感知、理解和想象未必会因为年龄小而绝对受到限制。教师在引导幼儿进行艺术欣赏时应该撇开成人对作品固定的解释，运用教育机智给幼儿自由体验和表达的空间，让他们处于艺术欣赏的中心。 二、运用“期待视野”理论。充分调动幼儿已有经验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又一个重要理论。在姚斯的理论里，“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由读者原先的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集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期待视野”一方面影响了阅读者的接受效果，即能否接受，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阅读者的提升，即能否创造性地接受。 对于幼儿来说，期待视野是指“由原先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等综合形成的一种潜在的审美尺度”。而这里的审美经验表现为“他从以往的审美活动中获得的经验以及所形成的审美情趣和对艺术史、艺术类型、艺术语言、主体、形式等方面的熟悉、领悟与认识等等”。 在这次欣赏活动中，首先是教师选择的教学内容激发了幼儿的“期待视野”，调动了他们的已有经验。从前文介绍的活动背景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幼儿厌倦了对油画棒技能的单一探索和重复表现，教师才认识到，幼儿当前需要的是更丰富、更高级的刺激：一方面要拓宽幼儿的视野，让他们认识到油画棒技能的可迁移性，另一方面要使幼儿认识到油画棒可以表现出充满美感的画面。在这样的思考下，凡·高的油画《向日葵》很快进入教师的视野。《向日葵》这幅作品色彩对比强烈，笔触粗重，作品中的向日葵造型各异，花朵沉甸甸而富有质感，整个画面鲜亮明快而简洁。如果把这样一幅艺术作品拿来欣赏，正好可以满足幼儿当前的实际需要，即迁移已有的油画棒技能经验，获得更丰富的视觉感受，切实体验作品中的美感。 在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欣赏和讨论画面质感时，幼儿的表现验证了教师对幼儿“期待视野”的分析。教师先提问：“不同的花朵摸上去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有的说“毛毛的”，有的说“硬硬的”，还有的说“可能蛮重的”，这让幼儿对质感有了最初的感受。接着教师进一步追问：“如果是你，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画出这样的感觉来?”由于有了先前的关于油画棒技能的经验。幼儿争先恐后地说出自己的画法，有的说“用笔的侧面用力擦，画出花蕊，再滚一圈”，有的说“可以用一提一提的方法画出毛毛的感觉来”，有的说“可以用重重的点画出黑黑的瓜子来”，也有的说“用短的油画棒一圈一圈地滚，多滚几次，就会是重重的了”，还有的幼儿甚至跃跃欲试，想要到黑板上画给大家看。正是这一提问，充分调动了幼儿已有的技能经验，使他们表现出对油画棒技能从未有过的激情和创新，他们不仅更好地体验了质感，而且创造性地迁移了已有的绘画经验，。即产生了新的“期待视野”。 此外，幼儿从欣喜地发现近似色到能够进一步加深对近似色的审美感受，同样也是因为教师的提问和引导切合了幼儿的“期待视野”。教师考虑到在幼儿已有的审美经验里已经有了近似色的概念，而且幼儿还亲切地称它们为“好朋友颜色”，因此才在幼儿发现了一组近似色的基础上进一步让幼儿寻找其他近似色，甚至去体验和想象为什么要使用近似色。这既调动了幼儿的已有经验，也进一步巩固了幼儿对近似色的认识，同时还使幼儿获得了新经验，即对近似色的美感体验。 “期待视野”可以有效参与到幼儿获得更高层次经验的过程中，因此熟悉幼儿、了解幼儿已有的各种经验以及他们当前的兴趣和需要，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教育内容，采取有效策略充分调动幼儿的已有经验，这将帮助幼儿形成更高层次上的“期待视野”。 三、运用“读者参与作品”理论。让幼儿进行创造性表现 接受美学提出让读者参与到作品中来。姚斯认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媒介，作品才会进入变化着、体现某种连续性的期待视野，而在这样的连续性中，简单的接受将转化为批判的理解，被动的接受会转变为积极的接受，被认可的审美标准将转化为新的、超越这种标准的文学生产”。㈣参与有多种形式，既可以是读者单纯的解读和欣赏，是读者思想上的、不需要通过任何其他媒介就可以表现出来的；也可以是读者在解读和欣赏的基础上，通过其他媒介来表现自己的接受，比如模仿、辩论、再创造等。特别是幼儿，由于他们思想更易于外显，他们更乐于通过后一种形式的参与来表现自己对作品的接受，这是一种积极的接受。同样，我们也更易于通过幼儿外显的表现了解幼儿已经发展了的“期待视野”。 在这次活动中，教师设计了两个环节让幼儿进行创造性表现。一是让幼儿想象作品中不同质感的绘画表现方式，并让他们在黑板上进行演示；二是让幼儿临摹或创作一幅新的《向日葵》，其中主要还是鼓励幼儿画出一幅不一样的《向日葵》。这两个环节都是在幼儿积极地想要尝试表现的时机下开展的，满足了幼儿创造性表现的需要。且不论他们画得像不像、美不美，最重要的是幼儿通过这种表达表现体验了一下艺术家的创作，同时感受到了创作的兴奋和愉悦。而事实上，我们确实也从画面的细节处看到了他们在这次活动中的收获和进步。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教育者应该启发幼儿的想象，激励幼儿的创新，为幼儿的创造性表现提供及时而充足的机会，让幼儿的创造性表现成为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健康发展艺术教育 【摘要】在孩子的成长中，他们的绘画也以各种形式和特征体现出来。孩子心理上的变化、他对世界的看法、对环境的情绪体验都在他的画中。艺术应为教育的基础，美术教育的使命就是通过艺术来教育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关键词】幼儿；绘画；艺术教育；全面发展 正文： 绘画，是孩子们创造天性的显露。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美妙的幼儿画外在的形、色、图案，却不知这里面蕴含着的重要意义。孩子们常常是不由自主地寻找一切可以涂画的工具和材料，在墙上、地上进行涂鸦。为什么他们有如此强烈的内在表现需求呢?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画？为了游戏？为了成长？为了艺术？拟或是发自生活本身的一种自然展示？ 毫无疑问，艺术对幼儿是有价值的，对幼儿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成为他们成长和自娱的重要实践活动。那么，我们的艺术教育将为幼儿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艺术活动对于幼儿发展的重要意义何在？艺术教育家赫伯·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一书中指出：“艺术应为教育的基础，美术教育的使命就是通过艺术来教育人。也就是说它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教育家蒙台梭利主张：“应让儿童自由地表现自己的自我，自己的思想，以神圣的劳力依照自己的情感去创作，让孩子学会驾驭自己的才能。”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艺术这个媒介，帮助孩子的心智成长，让孩子从绘画过程中体会到艺术的快感和美感。艺术也是一种个性的表达。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以一种玩的心态来尝试和体会自我表达的快乐。 我们在开展美术活动时，应注重发挥每个幼儿的能力和创造热情，引导孩子去发现美，并形成对这个世界至情至理的美感，形成完善而健康的人格，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因此，幼儿美术教育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1培养幼儿的美感和审美情趣 幼儿美术教育的功能，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看，在于培养幼儿对美的感受性，引导幼儿审美观的发展。幼儿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带有直觉性，虽然还很幼稚、肤浅，但已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他们喜欢色彩鲜艳、形象夸张的事物。我们可利用周围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打动孩子的心。如：利用自然界、社会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向幼儿进行美的启示和教育，并为幼儿创设一个充满艺术美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使美的感受性得以深化，演化为自身对美的事物的追求与表现，因而变得更富有人性。并通过各种不同的美术活动，使幼儿把自身对美的体验和真实情感倾注在艺术创作之中，从中体味现实生活的美好，这种创造对幼儿来说是很快乐的。 2使幼儿个性得到自然发展 赫伯·里德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培养人的个性，顺应儿童自然本性的发展。”美术教育是表现内心的艺术，幼儿通过视觉艺术这一形式来表示个人的感受，从中体验到快乐、成功、确定自身内在的本质和价值。美术活动为幼儿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最佳形式。教师应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利用现有的课程，创造性的教学形式，在尊重幼儿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尊重每一个幼儿的这一权利，并给予被承认的快乐。使幼儿增进自我了解，自我肯定从而促进其自我成长。将来的社会是个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所有独具个性的美的艺术和文化将在这里获得展示，达到融合。因此，美术教育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幼儿拥有自发的艺术倾向和创造。正如罗恩菲尔德所倡导的：“让儿童以异于其他人的方式表达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并以此树立自我表现的信心。” 3挖掘幼儿的创造潜能，培养创造能力 艺术活动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多少职业艺术家，而在于利用这一手段启迪幼儿成为他人艺术的欣赏者和自己艺术的创造者。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创造，21世纪更需要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促进科技的日益进步，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为美好。 每个幼儿都具有创造的潜能和天赋。孩子们喜欢敲敲打打，搓弄着泥巴，堆砌着沙堆，趴在地上涂画。对各种各样的形与色有着浓厚兴趣，他们总是忘我地投入。发展幼儿在美术活动中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的主要方法，是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丰富多样的材料，鼓励他们把想到的和感受到的，自由、轻松、愉快地进行表现，在这一自然而然的过程中使幼儿的创造性逐渐丰富。切忌用成人的模式去教导、要求幼儿。急于让幼儿学会写实地表现和掌握技能是不可取的，而应顺应幼儿心理发展的需要。美术活动对 他们来说，是一种感兴趣的快乐的游戏，一切教育的概念都应立足于这个现实基础之上。 因此，无论孩子的天赋差异有多大，如何利用不拘一格的教育，使所有幼儿从中受益并获得发展，这是我们教育的宗旨。 4完善幼儿的人格 未来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是世界教育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教育应面向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健全的人格，是幼儿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艺术活动为幼儿真正人格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从某中意义上来说，幼儿美术活动的实质就是人格化的过程。在美术活动创造的实践过程中，包含了幼儿对美的事物的感知、领悟，以及把这一体验赋于自己的热情和生命加以描绘，从中领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使真、善、美的熏陶得以人格化。幼儿绘画时,决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复写,而是表现一个整体的世界。绘画是幼儿的一种内部语言，幼儿经常借助这一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美好的愿望，泻泄愤怒，流露忧伤。幼儿的绘画就像一面镜子，明明白白地映照出他们的思想和心态以及对我们这个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看法。 艺术教育对幼儿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正确把握和利用这一手段。假定我们今天的教育，不过只是对幼儿灌输以技能训练，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不加以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影响，将很难保证幼儿是否能获得一个健康全面的发展。美术教育面临的任务是：教会幼儿学会生活，热爱生活，珍惜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认识自己的能力，愉快地进行创造、表现、体现自身价值，健康充实地成长，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主人。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改革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为基础和先导，同时又赋予教育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会对作为基础教育组成部分的幼儿艺术教育提出新的时代要求。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我国幼儿艺术教育必须思考从其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组织形式和评价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和谐社会；幼儿艺术教育；改革；新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理想，是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升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蕴含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和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没有和谐的教育，就没有和谐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为基础和先导，同时又赋予教育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会对作为基础教育组成部分的幼儿艺术教育提出新的时代要求。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及特征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求“天人合一”的国家，所谓“天人合一”即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祈求“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和谐是历代执政者的共同目标，中国古代出现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形容那时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一片祥和的和谐社会。对当今的中国而言，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更具有时代的意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长久以往的心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和战略任务。它主要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方面的基本内涵。 人类永远是自然之子，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泽，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无限制地掠夺自然会造成资源的枯竭，使得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和谐社会也无从谈起。自然和则美，生命和则康，社会和则安。和谐社会需众人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构建和谐社会要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进和谐成分，才能够营造“贵和”的环境，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社会结构之间的协调统一的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效率，活力与秩序，法律与道德，兼顾理性与情感，平等与仁爱，建立“合情合理”的良性社会结构，真正使得社会和谐、人际融洽。 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在自然界中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服从因果律，在这个意义上的人具有动物性，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必然会产生冲突、战争。在人类社会中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追求道德和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的人又具有神性，生活在理想化的精神世界里。怎样才能同时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呢?在这两者的冲突中，人怎么决定自己的行为?康德对此揭示了人还有一种独特的需求，在情感世界中对美的追求。康德提出把美作为沟通真与善的桥梁，从人性和教育的广阔视野证实了美育的价值与功能。艺术教育是实现美育最直接的途径，艺术教育以其审美的本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二、构建和谐社会对幼儿艺术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社会发展历程，它包括了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精神文化、资源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是归根结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构建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最根本的因素是人，是人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也是为了人。所以人的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只有人发展了、完善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才会真正获得内在的推动力。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支撑点，离开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此外，教育的和谐发展本来就是社会和谐发展有机的组成部分，要建设和谐发展的社会，就必须有与之相呼应的体现公平公正、均衡发展、和合一致、改革创新以及和谐育人，即以人为本，整体育人、全面育人、长远育人，而不是“分数式育人”、片面育人、急功近利育人等基本特征的和谐教育。 艺术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幼儿艺术教育是幼儿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幼儿教育中一个领域的艺术教育，在微观上的确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教育目标，但在宏观上有着与整个幼儿教育完全一致的教育目标——促进幼儿终身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把幼儿的发展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方面都要和谐发展。目前，儿童艺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诸多的不和谐，它不是面向全体幼儿的教育，不是全面的教育，不是指向未来的教育，不是创新的教育，不是主体性的教育，不是愉快的教育，不是开放的教育，不是为了孩子终身发展的教育，是缺失审美素质，缺少真、善、美、爱、民主和心灵关注的、过分强化了艺术教育的工具价值和功利价值的不利于幼儿和谐发展的教育，这一切折射出我国幼儿艺术教育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和谐发展的教育相差甚远，我们不仅有必要从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发展的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规范当前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内容、方法、评价，更有必要以幼儿为本，从幼儿的实际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进行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幼儿艺术教育改革。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幼儿艺术教育改革的思考 1、确立和谐发展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是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人们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综合确定的产品质量规格与要求，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教育的各种活动起着重要的制约和导向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拥有完善的人格和美好的心灵。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就要通过审美理想，培养幼儿健全、完善的人格，和谐的灵魂。“共同的理想信念是维系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共同的文化精神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共同的审美理想则是营造艺术生态和谐环境的思想灵魂。”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与创美的，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培养美好、和谐的情感，丰富的创造力，使个体在充满诱惑的世界中能够保持宁静的心态、人性的纯洁。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不能仅仅只停留在教授简单的艺术知识与技能，而应该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帮助每个幼儿建造一个精神家园，提升美好、和谐的精神境界。越来越多的对幼儿艺术素质的关注和对幼儿审美情操的投入，是人们对异化的社会和教育的批判，是对和谐美好、充满创造活力的未来社会的呼唤，从而达到美化个体、美化社会、美化自然的高度和谐统一。 2、采择贴近生活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或者具体地说课程教学内容是学校或幼儿园向儿童所传递的最基本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教育内容的取向和选择，体现了教育决策者、学科编制者和教学执行者共同的知识观和质量观，对儿童的学习和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懂生活、会生活、在生活中升华自己，在提升自己全面素质的同时享受美好的生活。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要与幼儿的艺术生活和谐，贴近幼儿的艺术生活，包括幼儿自身、幼儿与自然环境、幼儿与社会环境、幼儿与身边的人群等。将幼儿的生活当成一个整体，不要人为地割裂艺术与生活的联系，自然和谐地从幼儿身边熟悉的事物发掘艺术教育资源，整合协调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各方面，用爱和美的教育联通艺术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在艺术生活中，幼儿能够自觉地将一般生活经验与艺术性的生活经验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从而达到更高的具有普遍自我指导意义的经验。幼儿能够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能够用丰富的艺术活动及其产品美化自己的生活。 3、运用灵活多样的幼儿艺术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指为达到教育目标，完成教育任务而采取的各种方式和办法。教育方法是沟通教与学共同活动的中介，对实现教育目标来讲，它起着“桥”与“船”的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是具有创新素质的，个性张扬的，敢于自我承担的，面向未来的新生势力。幼儿艺术教育方法应该以幼儿为主体，运用灵活多样的幼儿艺术教育方法，以充分调动幼儿在艺术活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保护幼儿的创新意识，满足幼儿的创新需要，培养幼儿的创新能力。以往的幼儿艺术教育，人们总是关注教师如何教，设计一系列课程，幼儿始终处于被动，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中心地位的权利。在单向的灌输中，幼儿学会了缺乏生命气息的模仿，被动地完成教师既定的教学程序，教师也把原本应是十分活跃的“生命运动”引向了死气沉沉的“荒漠”。幼儿艺术教育方法应该本着个性化，民主性，开放性的原则，创造宽松、和谐的艺术教育氛围，让幼儿在其中自主地探索、体验和感受，让幼儿在其中自由地想像、创作、发表见解，从而培养幼儿的创新素质。 4、选择多样化的幼儿艺术教育教学组织形式 教育教学组织形式是教师与学生为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而按一定要求组合起来活动的结构，是教学活动的结构特征，它规定了以什么样的外部形式使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展开运行。幼儿艺术教育活动除了选择在幼儿园进行个别教学、班级教学和分组教学这些教学组织形式外，还应让幼儿走向家庭和社区，利用家庭和社区环境对幼儿进行艺术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多样化。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与周围的人、事、物相处融洽，和谐的社区环境就是一个和谐的小社会环境，社区教育也应成为一种幼儿艺术教育的组织形式。社区教育是实现“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全民大教育的具体形式，在促进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谐社会构建的提出也对社区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良好的大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幼儿艺术教育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幼儿园中进行了，与社区的合作成了幼儿艺术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通过家园社区合作共育，扩大幼儿艺术教育范围，实行开放式的幼儿艺术教育，让和谐社会的大教育观早日深入人心。社区为幼儿艺术教育提供了一个大舞台，社区的资源和幼儿园的资源互通有无，形成家——园——社区一条和谐的流型线条。 5、进行“以人为本”的幼儿艺术教育评价 教育评价是依据一定的教育目标，按照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对教育活动及其参与者的情况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为教育决策、教育改革提供依据的过程。教育评价对参与教育活动的每一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赋予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需要全社会把眼光重新聚焦到“人”的身上，关注人，重视人，正视人作为人的存在。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也应该全面地关注幼儿的和谐发展。信息时代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走向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现代教育技术的普及也不断增加着教育活动中的高科技含量，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急促地追求着效率和功利，幼儿艺术教育功利化和专业化的现象也越演越厉，严重背离了艺术与教育的初衷。幼儿艺术教育评价贯穿在整个幼儿艺术教育过程中，是教育理念的最终体现。幼儿艺术教育评价和之前三个方面是环环相扣的，是不容忽视环节。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是在更高的境界中领略自然、找回心灵本应拥有的宁静，创造出心灵、自然、社会三者之间更真、更善、更美的和谐。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也应该与这种和谐的思想相呼应，克服工业文明给艺术和教育带来的共同异化，恢复艺术和教育的魅力，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幼儿艺术教育评价标准应该以人为本，以幼儿为基础，真正了解幼儿的艺术表达方式，真正尊重幼儿的艺术作品。评价内容应该更重视幼儿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和艺术欣赏过程中的情感与情绪体验。评价方法应该多元化，协调各方面因素多样性地进行综合评价。为幼儿和谐的生命打下基础。 艺术具有审美认识、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作用，具有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等特点，艺术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其他学科教育难以企及的独特作用。构建和谐社会有赖于与之相应的和谐发展的教育，构建和谐发展的教育，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孜孜追求的目标。作为和谐社会构建基础的幼儿艺术教育，其自身的和谐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幼儿教育工作者理应承担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责任!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解析 【内容摘要】幼儿艺术教育是提升幼儿艺术素养、推动幼儿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仍旧存在着一些亟待优化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提升幼儿艺术教育成效为出发点，对幼儿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优化策略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幼儿教育;艺术教育;幼儿发展 幼儿艺术教育成效的提升，不仅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考虑幼儿特殊性、尊重幼儿的特点、重视幼儿的成长，而且需要找准有效的艺术教育方式和方法，在此过程中，针对当前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作出研究与探讨，对于丰富幼儿艺术教育理论、优化幼儿艺术教育活动、推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体现出应有的教育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教师需要在不断的反思与总结中，挖掘幼儿艺术教育中的问题，探索幼儿艺术教育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忽略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兴趣的关联 幼儿群体在生活经验和兴趣爱好方面与其他年龄阶段的群体具有明显差异，在尊重幼儿群体生活经验和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开展艺术教育内容的选择，不仅有利于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的接受以及幼儿学习积极性的提升，而且能够在推动幼儿快乐学习、快乐成长的基础上，让幼儿所具有的个性和创造潜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然而，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忽略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兴趣关联性的现象客观存在，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对教材体现出过度依赖以及主观意愿对教师的教学内容选择行为产生明显影响两个方面，继而造成了艺术教学内容的选择出现了以教材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两种倾向，幼儿生活经验和兴趣没有被作为艺术教育内容选择的重要依据，从而导致了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幼儿兴趣爱好相脱离。 (二)忽略人文精神的传达 幼儿艺术教育的重点应当是审美教育与生命教育，而非艺术技能教育，这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应当以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重视引导幼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文化传承意识、强调幼儿审美素质的提升以及情感世界的丰富化，从而促使幼儿保持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然而，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重视艺术技能教育而忽略人文精神传达的现象客观存在，特别是单一的艺术教育内容和灌输式的艺术教育形式，更是限制了幼儿艺术教育对人文精神的彰显以及对幼儿成长的关照，这种幼儿艺术教育目标错位的现象，不仅导致了幼儿艺术教育难以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导致了幼儿艺术教育难以体现出相应的教育价值。 (三)忽略儿童对艺术的体验与表达 幼儿艺术教育活动的开展，需要重视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的体验以及表达，这不仅有利于幼儿更好地理解艺术教育内容、感受艺术教育内容所具有的内涵和魅力，而且有利于锻炼幼儿的表达能力、想象能力以及创造能力，促使幼儿产生对艺术进行学习和探索的欲望。但是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部分教师并没有重视引导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作出细微的观察和体验，与此同时，对艺术知识和技能传递的重视以及教学模式的单一化，也导致了幼儿在艺术表达过程中出现了固定化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幼儿虽然掌握了艺术知识和技能，但是却失去了主动挖掘美、感受美和表达美的能力。诚然，艺术理论教育与技能教育对于推动幼儿艺术素养的发展同样重要，但是为了让幼儿更好地养成主动探索和感受美的能力，艺术理论教育和技能教育只能为幼儿感受艺术魅力和开展艺术表达提供服务，这是推动幼儿艺术素养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幼儿艺术教育工作优化对策 (一)尊重幼儿生活与兴趣 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教师有必要针对幼儿熟悉的内容或者感兴趣的内容来确定艺术教育内容，只有如此，幼儿才能够对艺术教育内容进行更好的接受与理解。具体而言，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确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尝试:一是幼儿在生活中喜欢的人物可以成为艺术教育内容中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对幼儿开展艺术教育的突破口。如在母亲节，教师设置以“最美妈妈”为主题的艺术活动，引导幼儿利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对自己的妈妈进行装扮。这既是艺术教育活动，又是亲子活动，对于深化幼儿与家人的感情、引导幼儿对自身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进行重组与再现具有着重要意义;二是幼儿在生活中喜欢的事物可以开发为艺术教育内容中的组成部分。如教师可以将幼儿领到厨房，和幼儿一起利用厨房中的锅碗瓢盆创作“厨房序曲”，这种艺术教育活动不仅有利于让幼儿感受到生活中的美，而且也能够有效激发幼儿参与艺术教育的积极性以及有效提升幼儿的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另外，教师也可以引导幼儿走进自然、走进社区，发现更多生活中的艺术，从而体现出艺术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对幼儿生活经验以及兴趣爱好的尊重。 (二)重视人文精神的体现 幼儿艺术教育并非专业性和职业性的教育，因此，幼儿艺术教育不仅要重视幼儿对艺术知识的获取，而且需要重视对人文精神的彰显，在此过程中，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幼儿艺术教育工作作出优化:一是幼儿艺术教育中艺术形式和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当具备人文气息。幼儿艺术教育需要关注幼儿整体发展，特别是需要关注幼儿人文素养的提升，因此，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并非是幼儿艺术教育中选择艺术形式的唯一标准，而是应当重视在艺术形式中凸显人文关怀，从而体现出幼儿艺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如围绕“爱”这一人文主题，幼儿艺术教育可以引导学生用笔或者歌声歌唱幼儿园、歌唱大自然，围绕“团结”这一主题，幼儿艺术教育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选取与主题相关的教学内容和艺术形式等;二是围绕人文主题对艺术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教师可以尝试围绕特定的主题，将音乐、美术、舞蹈等多元化的艺术形式整合进一个课堂当中，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幼儿更好地理解艺术作品内涵，而且也能够让幼儿对教学中的人文主题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三)强调幼儿对艺术的体验与表达 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要推动幼儿对艺术进行更好的体验和表达，一是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能够创造民主、轻松的教学氛围。幼儿教师需要与幼儿构建起平等对话关系，与幼儿共同参与到艺术教育内容及其魅力的探索以及艺术创造当中，确保幼儿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思考空间、发挥空间和创造空间，从而确保幼儿能够具备更多体验艺术的机会以及表达自身看法、开展艺术创造的勇气;二是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幼儿个体的表现与表达。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每个幼儿都具有表达自身体验和情感的需求和权利，而作为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则需要尊重幼儿的这些需求与权利，通过引导幼儿进行自主表达、自主创造，推动幼儿艺术素养及其个性的发展;三是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引导幼儿与同伴开展积极的交流与分享。幼儿之间的交流与分享，是幼儿在同辈之间开展表达的重要路径，并且这种表达更容易让学生表现出自身真实的想法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教师需要重视为幼儿开展交流与分享，对他们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行为进行肯定，从而让幼儿在轻松的环境中提升自身的艺术素养、艺术表现力以及艺术创造自信，促使幼儿对艺术保持较高的兴趣。 作者:孙媛 单位: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说到茶，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一种日常饮品，但更多的时候茶是作为一种文化的追求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的。所谓茶文化就是以茶为载体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随着当代社会人们思想的逐渐缺失，茶文化中所蕴含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也被作为引导人们思想正确形成的重要道具。而高职大学生作为最需要被正确引导，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的群体，茶文化对其的思想道德的培育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1文化所蕴含的人生价值体系 1.1茶文化尚“德” 人们认为，茶之本性即德。茶圣陆羽就曾在《茶经》中夸耀茶的德行高洁，值得人们学习。“德”是我国茶文化中的主要精神。人们通过像质朴、坚强的茶树学习生于深山乱石却养出如此清香迷人的茶叶的“德”之精神以修炼自身，从而实现精神的升华。在我国各类的茶事活动中，融入了儒家、道家、释家等重要的思想精华。如儒家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人们通过从事这些活动来体会我国优秀的哲理、文化，实现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目的，从而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到提升，寻求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向，达到茶文化的“德”的境界。 1.2茶文化尚“和” 一般来说，茶文化的“和”体现在茶事活动的以茶示礼、以茶传情之中。人们通过茶礼、茶宴、茶俗等多种茶礼仪来创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比如，“流觞曲水”就是茶文化尚“和”的表现之一。另外，茶文化的“和”还体现在人们的思想之上。如佛教的“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和道家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思想。人们通过品味茶文化中“和”的内涵，消磨自己在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的浮躁之心，与他人建立和谐平稳的人际关系。同时，人们也能够从烦扰的都市中脱离出来，更好地体会到自然之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1.3茶文化尚“俭” 相较于茶文化中修炼自身的“德”的内涵和注重万物和谐的“和”的内涵，“俭”的内涵更多寄托着古人对国家的忧虑之心。在《茶经》中就讲述了晏子养廉喜茶，陆纳以茶待客等例子。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在今人眼里，日益强大的祖国似乎不需要我们太多的忧虑。但实际上，对水、电等资源的浪费也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人们应该通过对古人忧国忧民思想的学习和爱国情怀的追忆，进一步体会茶文化中“俭”的内涵。饮茶、事茶不仅有利于自身的身体健康和心情平和，更有利于营造节俭的社会风气，推动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2对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要求 2.1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是高职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的第一步。它是由学校根据对市场导向的分析和大学生对自身的能力强弱、知识水平高低等客观因素共同影响的。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首先就需要大学生认清当今社会严峻的就业形势，在校就读期间可以抓住一切社会实践的机会，积累较多的社会经验，为自己的就业做充分的准备。在竞争上岗时，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市场需求，降低对自己就业的期待值。高薪是每一个人都想拥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大学生就业不一定非高薪职业不可，而是应该视市场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理想职业的范围。接着，高职大学生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理想的职业岗位，就需要大学生根据用人单位的招聘需求提升自己的就职实力，如专业技能、语言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2.2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职业价值观中的劳动观就是人们在工作过程中产生对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些看法和相应的认识。它反映了从业者对工作的态度，由态度决定了从业者在工作中会做出的行为。要树立正确的劳动观，首先就需要大学生平等地看待所有的岗位，不存在对不同的岗位进行三六九等的区分的情况。没有一项工作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高薪的，都是需要从业者付出相应的劳动去换来的。此外，大学生在从业过程中不应该以基本的工资数额作为评判职业的标准，更要重视该职业所包含的精神财富。高职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就既要重视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更要重视劳动对自身精神的锤炼。 2.3树立正确的发展观 对大多数仍挣扎在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劳动观的高职大学生来说，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还为时尚早，但这恰恰是在大学生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确的发展观决定了从业者的实践意义和实践目标。树立正确的发展观需要大学生发展的看待所从事的职业的前景、所呆岗位的上升空间、工资待遇的变化等客观因素，在职业生涯中遭遇困难、深陷困境的时候能够较为积极地看待这份职业。大学生要正确认识自己，将自己摆在合适的位置并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增强自己的工作能力，根据自己设定的越来越高的目标不断前行、发展。 3茶文化对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3.1茶文化“德”的内涵对大学生就业观的影响 在当代大学生中，频繁跳槽、改换工作的不良风气日益盛行。茶文化中“德”的内涵强调自省，它将引导大学生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认识自己实际的能力和知识水平，寻找恰当的、适合自己的职业，而不是一昧的追求高薪和良好待遇，将从业时间一拖再拖。茶文化中“德”的内涵还强调立志，它引导大学生设定相应的求职目标、划分从业范围并为之努力奋斗，而不是沉溺于打游戏、看电视剧等娱乐活动中，就职后发现不喜欢所就职的职业而不知目标地频繁改换工作。 3.2茶文化“俭”的内涵对大学生劳动观的影响 在当代大学生中，利己主义普遍存在。茶文化中“俭”的内涵重视节俭。它将引导大学生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不铺张浪费，减少骄奢的娱乐开支，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造自身的社会价值之中，而不是贪图享受，缺乏积极上进之心。另外，茶文化中“俭”的内涵重视集体。在现在的许多高职大学生中，往往会因为不喜欢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或是对所从事的职业失去了兴趣而对自身工作消极、懈怠，只关注自身的利益是否增加而不关注因为自己消极怠工而损害的集体利益。茶文化中“俭”的内涵会引导高职大学生重视集体利益胜过自身的享乐，明白只有集体利益增加，自身的个人利益才会增加的事实。茶文化中“俭”的内涵还会引导大学生不要太过重视岗位的物质条件，功利心过重，而应该更多地看到这个岗位能够对自己起到的锻炼作用。只有自身的实力增强，才能够获得更优良的待遇和条件。 3.3茶文化“和”的内涵对大学生发展观的影响 在大多数在家被视为中心、在校如鱼得水的大学生中，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会站在他人的视角考虑事情的情况难免发生，而要想在职业岗位长远地走下去，这样的处事方式不可取的。茶文化中“和”的内涵强调礼节。礼节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第一步，它影响了大学生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如果一个人尊礼、守礼、处事有度，那么他绝对会比一个行为粗俗、处事不考虑他人感受的人获得更多的好感。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与同事、客户等形形色色的人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无疑是有利于自身的职业发展的。待人以礼，也必将收到别人的亲和的回应。在职业生涯中，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只有建立一个和谐、强大的团体，吸收他人的长处、学习他人的经验、借用他人的知识才能弥补自己的短处，更好地完成工作。另外，茶文化中“和”的内涵除了强调人与人的和谐，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工作的事永远是纷纷扰扰，让人烦心的。从业者要学会从繁重的事务中脱身出来，去体验自然的美好，在自然中放松工作的压力，一张一弛方能走的更远。 4结论 有关茶道精神的内容在历时弥久的茶文化中是十分丰富的。在高职校园中，清冷的茶文化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平心静气地度过校园生活，还对高职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小学语文汉字文化教育篇1 汉字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并非僵硬的符号，而是富有生气的精灵，学好文化对于小学生民族情感培养、发展前景拓宽等大有裨益。所以说，一名合格的小学语文教师，要尽快开发一类高效率的指导模式，引导更多学生主动学习汉字文化并提升学习实效。 一、开展汉字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渗透汉字文化因素，进而创设出更加轻松、生动、欢快的教学环境，可以激发学生长期深入性学习汉字的兴趣。尤其是一些低年级小学生，他们普遍识字数量不多，经常在书写中出现错别字，无法快速熟练掌握后续的生字，基于此，教师就需要透过表意内涵层面来为小学生拆解汉字的结构要素，令他们逐步理解之后再正确识别和书写，从而避免在今后书写中再次出现错别字；同时还可使小学生积累丰富的汉字文化精髓，令他们不断拓宽个人的视野和思维范畴，增加国学文化修养，从而更好地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一）纠正错别字，加快教学进度并提升教学成效 小学生书写中出现错别字的原因众多，可以依次细化为认知心理、学习习惯、汉字积累数量、思维特征等等。而透过文化层面来逐步解读各类汉字的形体结构，则能够加深学生的理解和感知印象，使其在日后书写时减少错误。例如在学习“即”和“既”这两个形近字时，大部分小学生会出现混淆状况，教师须预先向他们阐明这两个字属于会意字：“既”左边是一类装事物的器皿，右边是背对器皿跪坐的人，寓意已经吃完或者是吃饱了，随后引申出终结、已经的意思；而“即”左边亦是放置事物的器皿，右边则是朝向器皿跪坐的人，原来意思是准备就食，后来引申出接近与靠近等含义。在如此生动形象的解析作用下，小学生理解和记忆起来就更加方便、快捷、准确了，能够在日后书写时明确地进行区分。 （二）强化思维训练，丰富学生的思维 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注重凭借直观和感性的符号去描述抽象的事物。汉字的雏形是象形文字，是凭借画成其物的方式来描述眼前看到的种种表象和感觉，随着人们的感悟愈来愈多，象形文字在表达上也变得更加抽象化和类型化，即主张取关键性特征并展示出相关的形态。为了更好地细分相同事物中的细小结构，人们还利用批量化的义符与声符组合成全新的形声字。就好像是“枝”“根”“标”等等，各自属于树的某个部位，都用木字旁，记录和区分的时候加上别的字符和标音；而“玩”“完”“顽”则都是以“元”声为基础，之后再配合义符来区分。在逐步积累这一系列形声字过后，学生的思维内涵会同步变得更加丰富，能够结合实际进行探讨验证，为今后他们的思维和视野拓宽奠定基础。 （三）激发学生的民族情感，加大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汉字的基础性要素包含字义、字音、字形三类，字义涉及的内容繁多，诸如各地的风土民情、文化传统、政治法律、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文化要素都是学好字音和字形的基础，缺少这些，就等于放弃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没有真正达到学习汉字的目的，无法做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四）强化学生学好汉字的自信心和爱国情感 汉字作为一类意音文字，对于一系列主客观思想有着较强的包容性，容纳了世间、社会当中的种种细小事物，记录了我国不同阶段的历史境遇，反映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和复杂的情感。汉字文化教育可以令学生透过汉字感受到更多的形象、趣味和生动性因素。希望今后教师能够在课堂中有侧重地传播汉字文化，确保讲授得法，借此激发小学生对汉字文化更强的研究兴趣，培育他们爱国和爱汉字的主观情感，令他们快速、准确、完整地掌握一系列汉字书写技巧，从而稳固其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 （五）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对汉字学习的热忱 汉字和中华民族审美思想有着天然联系，汉字现在是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大且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的特点使其能够和书法相互融合。换个角度来说，汉字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从书法艺术要求层面来看，书法又侧面推动了汉字发展。其实，汉字就是一种艺术，虽然汉字教学和书法教学迥异，但在汉字教学阶段内让学生感受到汉字之美，在进行汉字书写的过程中，最大限度根据书法美学规律进行写作十分重要。书法用笔分为中锋、侧锋和出锋等，均以单纯点画而成就字体变化，从而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相关形象。现代汉字的基本笔画包含了横、竖、撇、点、折、提、捺、钩。书法结体亦被称为间架和布白，书法家一般都是按照本身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来创作的，对汉字结构进行一定的疏密、虚实等处理，让观赏者从中获取审美享受，产生共鸣。以唐代书法为典型，唐真书尤为发达，真书字体的结构用法十分严谨，这和当前汉字书写时所表现的严整、对称等形式十分契合。小学语文汉字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使学生认真感悟汉字形体之美，学生便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定的审美能力，从而爱上汉字书写、爱上汉字文化、爱上语文［1］。 二、当前我国小学语文汉字教学中存在的弊端 （一）教学方法不够新颖 大部分小学语文教师习惯于机械式地向学生描述各类汉字的写法，却没有同步渗透相关的文化内容，学生还是需要依靠死记硬背的方法来积累汉字，一直放置不管，则会徒增学生的学习压力，不利于整个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深入展开与健康发展。 （二）教师的汉字文化素养不高 想要更高效率和高水平地组织小学语文汉字教学，就必须要求教师先拥有较高的汉字文化素养和深厚的书法功力，但是，纵观如今各个小学的语文教师，他们的汉字文化素养基本上都未能达到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还有一些小学语文教师过分关注个人的主观情感与意识，在汉字解析环节中存在对某些字意或是字形的曲解，对学生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导。如一些小学语文教师在“辞”字的讲解环节中，设置了字谜游戏，给学生提示“辛苦了舌头”，尽管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汉字的记忆，却不利于他们正确地解读有关汉字的含义和背后相关的历史。 （三）和提倡的三维教学目标产生冲突 新课程标准倡导在小学语文汉字教学中落实三维教学目标，即在均衡学生汉字书写技能锻炼和文化历史知识理解的前提下，引导学生严格规范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丰富他们的汉字文化并树立起完善的情感。可现实中，一些小学语文教师严重忽略了汉字正确的学习方法和过程，没有适时地纠正学生在汉字文化学习方面的情感态度。 三、今后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做好汉字文化教育工作的方法 传统识字教育主要是语文教师将识字方法传授给学生一方，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尚未拥有主动学习意识，教师也没有注重汉字文化教育，单纯重视他们到底学习了多少汉字，而不在乎学生们是否掌握了其中的汉字文化。传统教学方法根据汉字特点来进行教学，比如在“肚”“肝”“脏”等汉字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求学生去找汉字的共性，然后罗列出具备同样特点的汉字，识字效率确实有所提升，但是文化教育却被搁置不管，所以小学语文教师务必要重视汉字文化教育工作，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日渐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 （一）加大汉字文化的融入力度 指导教师应积极深入地在教学中融入汉字文化要素，着重引导学生明白何为汉字。教师可以考虑借助多媒体设备来播放有关视频或是呈现生动的图文内容，令学生知道汉字拥有将近4500年的文明发展史，即便是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亦可以全面记录当时的语言，构建起完善的文字体系。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钟鼎文、大小篆、隶书和行书、楷书和草书等诸多变化过程，形态结构也由传统的繁体转变到现代的简体，符号性特征变得愈来愈强，这也证明了汉字拥有着较强的生命力。汉字是世界少有的艺术品文字，汉字书写就是艺术创作的行为过程。基于此，教师需要凭借生动有趣的多媒体课件来为学生演示汉字不同阶段的蜕变细节，令学生及时了解楷书、行书、草书各自独特的艺术价值。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播放有关影视剧片段或是演示图文等，令学生知道王羲之、颜真卿、管道升等知名书法家的传奇故事，调动学生的汉字学习意识。 （二）提升教师的汉字文化素养 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理当定期参与校内外的进修和培训活动，着重锻炼自身的汉字书写能力并丰富自身的汉字文化素养，长期坚持下去，能为今后开发更加科学有效的汉字教学方式，确保学生快速掌握一系列书写技巧并落实好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命等奠定基础［3］。 （三）想方设法增强汉字教学的趣味性 小学生对新奇事物有着较强的好奇和探索心理，教师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特征，及时透过文化乐趣，凭借多元化的演示手法和实践活动等，来激发学生长期学习汉字的兴趣，令他们在循序渐进中获得进步，并在教师人性化的激励引导下纠正个人的情感态度。在此期间，教师须重点向学生阐述汉字独特的表意性特征。如教师在进行象形字教学时，应该先向学生阐明“山”“田”“井”“羊”等字的形体特征和代指事物；又如在进行“本”“刃”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揭露这类字义和字形有着缜密关联；再如进行“休”“炎”“森”等会意字教学时，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基于这些字特殊的组成部分来理解字义；还有就是进行“洞”“铜”“筒”等形声字教学时，教师应该解释这些字的语音声旁相同或是相近，字义则和形旁紧密关联，随后总结出汉字通常不直接表示读音，而是精准阐述其背后的文化内涵［4］。另外，教师应在对课后生字进行深入解析的过程中加强师生、同学间的互动，教会小学生独立区分汉字。例如，教师可以预先以4个学生为单位，将全班成员划分为多个小组，之后鼓励他们结合已学内容和课后复习成果来列举一系列的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指事字，之后由教师依照他们的互动情况进行客观评价，辅助单个学生快速纠正理解中的误差，对表现优异的个体进行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之后教师再将汉字、书画教学相结合，在讲解完《墨梅》《竹石》等题画诗之后，为学生布置作画题诗的作业，并鼓励他们在下节课中分享自己的作品，并将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摆放在书画专栏之中，如此即可不断增加汉字教学的文化价值，拓展学生的艺术天赋［5］。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持续增加对小学生的汉字文化教学力度，有助于强化他们的汉语语言基础，完善他们的国学文化素养。基于此，教师在开展小学语文汉字教学活动期间，应该借助多媒体等生动化演示方式来吸引学生注意力，配合贴合实际的情境和适当难度、深度的提问等，来强化学生长期学习汉字文化的动力并提升他们的理解能力，久而久之，令小学生熟练书写课内外一系列汉字，自觉承担起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重大使命。 作者:牟宪君 单位:长春市九台区沐石河镇中心学校 小学语文汉字文化教育篇2 一、汉字文化教育与传统识字教育的区别 传统的识字教育就是老师单纯地将识字的一些方法来教给学生，把学生当作识字的机器，而没有去注意汉字的文化教育，只注重课堂上学生学了多少字而不是学了多少文化，传统的方法是按照汉字特点进行教学，例如“肚、肝、脏”老师在讲述时，让学生自己去找到汉字共有的特点并再找出其他有类似特点的字，注重了学生的课堂识字效率，却忘记了文化的教育，而汉字文化的教育是要老师教会学生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是这么写，例如“肚”字，它为什么会这么写，这个字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二、如何进行学生的汉字文化教育 1.识字时讲述清楚汉字的构造 我国的汉字大部分是从古代沿用至今的，每一个汉字都表达了一种意思和一种传统的文化，例如“安”字，老师在教授的时候，可以去告诉学生，这个字是怎么得来的，安是平安、安宁的意思，那么安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安”字的部首是一个宝盖，在古代象征着一座房子，一个庇护的场所，底下的女字，代表的是房子里面的人，在古代的时候由于经常会有一些野兽出没，人们只有在家才是安全的，所以这个字就是由宝盖和女字组成，同时学生可以联想到“家”字，大家都知道宝盖代表了房子，有了房子就有了家，“家”字的下半部分是猪的意思，在房子里养猪，这说明这是一个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小团体，这就是“家”字的构造。我相信，如果把这些汉字所包含的含义去跟学生讲出来，对于培养学生的汉字文化和学习汉字、探究汉字的兴趣远比只注重趣味教学和识字数量的课堂效果要好得多。 2.在识字时，讲述汉字背后的故事 老师在教授汉字时，可以把汉字背后的故事以及所蕴涵的意思去讲述给学生，这样学生对于汉字的理解才能够更加完整有效。例如“章”字，现在有很多人认为章是由立和早组合而来的，其实不然，“章”字在古代有乐章的意思，“章”字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音”是音乐乐曲的意思，这个学生都明白，那么“十”字是怎么得来的呢，在古代“十”为万物之终，“音”和“十”合起来就是把乐曲完整地演奏一遍，这就是“章”字的来历，把这个来历讲述给学生，对于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教学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再例如“妻”字，老师可以找到“妻”字的甲骨文的写法，让学生看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跪拜的女子，这是因为古代的妻子都是通过抢得来的，演变到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字，上半部分特别像战争时用的钝器，下半部分是一个“女”字，代表了性别，通过战争抢来的女的当作妻子，这就是“妻”字的来历，这对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和识字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三、汉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1.汉字文化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汉字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丰富的文化意蕴，以它独特的字音、字形和字义向人们阐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和生产的特点，而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要想让学生去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那么汉字的文化教育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的起点。而且，教会学生汉字的文化，让学生知道这个字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是怎么一点一点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对于学生思维的培养、眼界的扩宽和汉字的认识都有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而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老师只注重学生对于汉字的认识，这节课我教了多少汉字，学生认识了多少，而忽略了对于汉字文化的培养，导致学生对于汉字的认识并不够，对于识字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要改变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汉字文化的教育也就显得更加重要。 2.汉字文化中承载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 现在越来越流行中国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热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热，在我国对外文化的输出与交流中，中国汉字文化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喜欢中国文化，喜欢学习我们的汉字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作为教授学生汉字的语文老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把我们的汉字文化发扬光大呢？有什么理由不去带领我们的学生去融入我们的汉字文化中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汉字文化作为交流的基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小学语文老师，将我们的汉字文化去传授给我们的学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时代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在识字教学的过程中，把汉字中所包含的文化去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告诉他们汉字的起源和构造，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一定会爱上我们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的。 作者:刘燕 单位:河南省固始县外国语小学 小学语文汉字文化教育篇3 汉字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形体和意义不断的完善和变化，依旧不会影响本身所蕴藏的文化，究其根本，仍然能够从汉字中汲取其所含有的文化信息。汉字记录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汉字都可以说是代表着一个生活的缩影，因此在语文教学中，不能局限于汉字的读音和结构的教学，必须把汉字的文化因素融入教学中，深入了解汉字的本源。这促使着语文教师要在汉字教学中建立一套全新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对语文的兴趣和学生学习的效率。 1汉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汉字作为交流和信息传递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汉字教学时，不仅要对汉字的结构和读音进行教学，还要对汉字所蕴含的意义进行讲解，这样才能让学生体会到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如果学生仅仅对汉字表面上记忆，就无法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汉字的乐趣和意义，也无法让学生体会到中华文字的魅力，不利于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2目前小学语文汉字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错误的教学理念 汉字文化教育理念落后，没有进行一定的科学研讨和科学认证，无法对汉字教育实行科学化教育。同时，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对学生更多的是达到提升成绩的需求，忽略了对汉字文化的培养，造成学生知道汉字的书写，却不知道汉字的正确用法，导致在汉字的运用上错误连连。 2.2教学内容杂乱无章 没有正确的教学理念引导和完善的可实施的教学方法，导致教师教学的时候内容无序、知识点模糊，使得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无法清晰理解语文教学的内容和知识点，只能对汉字死记硬背，应付考试。 2.3教学方式和观念陈旧 现在的汉字教学课程中，由于教师看重的仅仅是学生最终的考试成绩，把学生的成绩看作评定教师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忽略了对学生进行汉字文化的熏陶，忽略了对学生进行汉字理解和运用的指导，致使学生缺乏对文字的运用和理解，无法感受汉字文化的魅力所在。 3汉字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 3.1结合汉字的字形结构，从型到意 汉字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演变，从图形到笔画，从象形到象征，从复杂到简单，汉字作为意音文字，就包含了音、形、义三者相结合的特点。为了更加高效地完成对小学汉字的教学，可以融入汉字结构、形体讲解，例如在“日”“月”“水”“火”等字的教学时，运用象形文字为学生讲解这些字的演变过程，让学生去感受古人的智慧、体会汉字的神奇，以便于增加小学生对汉字的记忆和理解。通过表意属性、造字起源等方面带领学生理解字义，掌握汉字形成和发展规律，使学生对汉字的学习和记忆更加简单。 3.2识字教育与汉字文化相结合 很多中华汉字自身就携带着文化因素，在对这些字的教学时，可以把汉字文化直接渗透进识字教育的教学中去。汉字的本身会存在同一读音不同的汉字，或者同一汉字不同读音表达多重意思，或者还有形相近、字不同的情况。如果不能对汉字更加深入的理解，就会在运用的时候对汉字产生错误理解造成用法错误。比如学生在书写“未”“末”这样读音不一样，但是字形上大同小异，如果没有对字义有很好的理解，很容易在书写的时候出现不必要的错误；再如最简单的汉字“一”，一个简单的字蕴含着许多的意义，可做最小的原始单位，也有无二的、整体的、初始的等含义，正如老子所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也可以理解为是“道”的本质。因此，需要教师对汉字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才可以在给学生讲解的时候让学生体会汉字的魅力。 3.3进行中国经典文学的阅读理解 每个字都有它由来和意义，每一个汉字都有它的故事，汉字文化教学不只是针对汉字字形字音的讲解，教师应该带领学生走入文学的殿堂，从汉字给人们带来的经典中去体会和理解汉字文化，进而提高学生语文感悟和自我修养。比如带领学生阅读《蝴蝶·豌豆花》中的《春雨》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和雨相关的图片，展示雨露带来的万物复苏，雨后春色满园，让学生体会诗中蕴含的生机勃勃。而后还可以继续讲解雨汉字的由来、演变，这样在提起学生兴趣的同时还能简单、明了地讲解汉字。又如带领学生阅读《春天》这首诗时，可以展示春天来了之后带来的美丽风景，鲜花绿叶，都是春天带来的礼物，这样可以很好的让学生理解“春”字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这样也便于学生对汉字的理解更加清晰明了。 4结束语 汉字文化博大精深，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明，需要后人的传承与发扬。欲将汉字文化很好的传承下去，就需要身处于语文教育的教师们不断地努力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素养和对汉字文化的追求，带领学生深入了解汉字文化、感受文学魅力，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质涵养和自我修养，使学生能够轻松简单地学习汉字。 参考文献： [1]张敏.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的文化渗透[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7. [2]袁欢.小学识字教学中的文化传承[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5. [3]艾津.小学语文反思性教学[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作者:黄姝诺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民族特色　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民族特点是指_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合为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必然是带有历史特点的，同时又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当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要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脱离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各国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z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同志鲜明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都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确定党带领人民推进事业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肩负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灵活运用，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早在1938年10月，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悱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词句和个别结论，而是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依据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原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三，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碰撞。 很早就意识到，来自国外的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用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许多富有新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概念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邓小平理论中的富民强国方略，巧妙处理复杂矛盾、统筹把握全局形势的斗争艺术及其伟大的凝聚力感召力，无不深刻体现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综上所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同时，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谈现代性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文化　现代性　创新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代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义，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建构新的现代性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逻辑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的双重文化意蕴．是马克思主义在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与中国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径和现实境遇，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积极的思想文化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们又强调：“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的“时”表现在以下层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实现理论的自我超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时代的主题，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本土化或民族化；根据条件变化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要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必须保持思想理论的活水源头。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质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几大理论成果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几大理论成果探索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当今时代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多元思想融会方兴未艾，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现实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价值都体现文化的价值，都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着的价值。从历史进程看，近代中国面临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危机，各种主义、思想流派先后粉墨登场。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呼号到孙中山“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喟叹。无论是洪秀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严复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都不可能救中国。但是各种主张纷呈沓至，各种学说斑斓多姿，造成文化上的无序而多元的状态，从而使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呼唤着一种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能够拯救中华文明于水火之中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而能够超越其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它不仅能够成为世界各民族继承、吸收和容纳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改造自身社会和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以十月革命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被接受、被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的现代性主题。一个政党公开的旗帜至关紧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曾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人更理性、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再到“心”的层面的过程，使五四以后的文化探索和文化追求获得了现代性视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重构整合、文化创新的过程。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体现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又是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来说，是得到改造和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中国民族文化自我更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是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再创造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汲取其民主性精华，并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被加以提炼、改造、弘扬，从而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总结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文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文化形式，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审美取向；这种文化具有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和贵族垄断制，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转型。 马克思曾强调，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马克思曾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丰厚文化土壤。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许多优秀成分具有契合性。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和求真品格、大同思想、均平理想和小康追求，中国农民战争和反侵略传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基础前提。 中国民族心理结构、致思方式和价值范畴虽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心理图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传播途径方面包含了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理论形态的民族化几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表现于思想内容、历史资料和表达方式诸方面。 第一，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优秀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命题和范畴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如同志在论著中，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论争，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都作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再比如，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小康之治与小康社会等均是老命题、新创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二，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名言、成语、典故)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第三，在语言风格上，的文章，通俗、明快、易懂，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章法结构和表达手法上，的文章借鉴了中国古代文风的优良传统，开创了论说文的新格局。邓小平著作语言精炼集中，具体贴切，概括而不抽象，扼要而不晦涩，字字珠玑。当我们用“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发展是硬道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台阶式递进”、“波浪式前进”、“先富带后富”、“求同存异”、“三个面向”以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五个统筹”等等概括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简明易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力、感染力、凝聚力彰显功效。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风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辩证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现代性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乘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关系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个过程中的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本原理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辨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一致的，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它们的基本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可以说，他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而孕育出了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在二十世纪初，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独特国情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回答“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代课题。党在建立初期，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导致了革命出现了一些弯路。直至遵义会议过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更确立了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的指引下，很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在新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经验、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认识和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历经千难万险，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也是关山重重，历经曲折。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全党又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时代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指出：首先是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经过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大，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伟大实践，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不断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新的问题时，深刻地洞察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着眼于新的实践，深入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问“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题，再一次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再一次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实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的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概念，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传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因为正是把握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才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他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并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是几代中央领导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基本的原则，而且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理论上不断创新，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必将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如何始终保持理论创新活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我国工人阶级和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论文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论文关键词：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完成于。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理论成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理论体系就是理论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系统组合。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想基础；二是有明确的理论主题作为研究对象；三是多方面展开和系统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这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理论是对客观实际的抽象，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这种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其思想基础。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毫不犹豫地高举这面旗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就踏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还显得年轻幼稚，总体上，他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更不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不是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教条主义态度斗争并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奠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伟大旗手。 中国共产党内曾连续出现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尽管这些错误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则有惊人的相似，即教条主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但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却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正确的思想是在与错误的思想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当然，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实践中导致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这些挫折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另一部分人在思考：究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逐渐树起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这就是以为代表的科学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时又没有机械地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是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的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井冈山道路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不屑，以至打击和排挤。他们指责不懂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农民意识”，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实践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态度，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反击错误的态度、阐述正确的态度。1930年5月，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尖锐地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实震耳发聩，这是党内最早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挑战和反击。 由于当时教条主义还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觉醒。随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又一次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这次把中国革命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更加坚定了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遵义会议是两种态度发展趋势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实事求是态度取得了斗争教条主义态度的第一次胜利，当然这两种态度问题的本身即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不过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由“左”倾转为右倾，并和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不过，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两种态度问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之后的便开始了对教条主义发起总攻。 在中，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党的历史，注重调查研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连续发表讲演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1943年10月起，全党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和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党空前统一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上来。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态度最终赢得了对教条主义态度的彻底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最终得以深入人心。 二、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理论从其来源来说，产生于实践；从其用途来说，指导人们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个被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因此，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对象。当众多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指向一个目标，这些理论就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个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贯穿一个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涉及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围绕着其主题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一个理论之所以有别于另一理论，重要一点，就是理论主题不同。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可见，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最主要的特征，但理论主题的提出不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探索，尽管在当时还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党自身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这些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为了解决实际斗争中提出的问题，1925年前后，党内出现了理论探索的高潮。陈独秀、、、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主要是：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探索的成果。这些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当时无论是还是其他领导人还不能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命题集中提炼出这些基本思想。不过，这些探索，“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在这些探索中，他们已经涉及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当时颇有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论”和之后的“一次革命论”，都是对中国民主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回答，都可以看作是对理论主题揭示的努力与尝试，但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但两者错误的实质又是相同的：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只不过一个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个是依据列宁的论述而已。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步进行不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走不通，按照列宁的论述也走不通。这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困惑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唤着有为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之求索，呼唤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正理论家走上历史舞台。 1940年前后，相继完成了两篇影响深远的论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创造性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着重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走向社会主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提出“两步走”的革命战略，解决了如何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问题，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以此作为连接两个革命的中间站，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并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这两篇文章不仅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而且第一次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陷入两难选择的历史难题，即既要搞民主革命，又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从理论上率先跳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论述的教条主义认识。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一方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理论探索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它把这些探索成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指明了今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方向。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加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三、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多方面展开系统论证。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科学理论是正确的、系统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形态。一个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而不可能成为科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成熟的标志，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论证，它有着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科学体系。 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不是集体智慧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集体智慧”是思想的来源，“结晶”是对“集体智慧”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是这个科学体系的最杰出的创造者，著作是这个体系的集中体现。 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成熟，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奠基陕北后，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党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大量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再加上共产国际七大后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为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特别是以为核心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先后集中在延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社会调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方面，作出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从而大大地发展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过去那些不够系统、不够完整的思想观点，构成了思想科学体系的主体。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思想的核心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在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同时，全面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纲领、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各个部分之间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表现为思想其它组成部分的成熟。这个时期，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更加完整，统一战线理论更加丰富，武装斗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完备，哲学思想形成体系。这样，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研究思想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如张如心、、肖三等。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问题，这是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的对思想理论体系的概括。在经过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把思想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和三个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对思想的内容和体系所作的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分析概括。思想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用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民族的精神支柱，著作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宝贵财富。“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由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思想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建设和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论文关健词)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传统美学　和谐文化建构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价值及其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为基础的高福利生活方式。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必然逻辑，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发展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不可能成为全球现代化的引领方式，更不可能为已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遵循。作为一个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西方文化威胁之中的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走“低消费、低污染、低能耗”的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里，人与其生存环境本来就是“天然统一”的，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基础上充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需求，以消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全面实现人的生存尊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里程碑。这一思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于，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历程的必由之途，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环境和扩大社会的贫富惫殊的程度来片面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过程，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来证明人自身的生存的薄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一契机就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资源、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和其他文明相关资源之间的相互涵化和补充，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思想体系，以引导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以自己特有的框架和眼光，深刻反思和领悟在经济全球化境遇中所领悟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以激发民族精神生产的活力，提升民族精神文明的程度，建立起具有民族文化底蕴、得以与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对话的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核心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核心，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HTtP//: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外围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核心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核心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引言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经过时间长河的沉淀，更加生机盎然，为中华儿女继往开来、复兴奋斗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不断拓展幼儿的文化视野，使幼儿在自我发展前景上拥有博大豁达的情怀，养成勇敢坚毅的个人品行，有魄力继承先辈复兴中华民族的伟业。幼儿园时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阶段。在高职学前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让学生尽早明确自身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业使命和职责。为了满足新的发展需求，新课标对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用恰当的方式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不仅便于学生理解传统文化知识，还能增加他们的跨文化表达能力。在英语教学中，学生可通过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还能学习语言技巧，提高英语学科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可以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一、学前英语教学中传统文化缺失的原因分析 1.教学思想忽视了传统文化 现阶段，高职院校的学前英语教学过分重视英语知识内容讲解，缺少对教材内容的自主创新，没有将传统文化带入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和方式均比较固化。教师受制于教材内容，注重课程基础知识的讲解和学生课程作业的完成，而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前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高职英语专业的学生以后的教育对象是幼儿，而幼儿的吸收力极强，在幼儿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提高教学效率，还能激发幼儿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促使幼儿珍惜民族文化，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这就对高职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语教师应在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主动承担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2.教学能力限制了文化传播 笔者对西咸地区幼儿园学前英语教学进行了调研，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教师及外籍教师在教学中都没有真正地将传统文化与外语表达结合起来。中国教师虽然了解、熟悉传统文化，但没有明确的教学方法；外籍教师虽然在外语表达上有明显优势，但对我国传统文化却不够了解。我国大部分英语教师的英语是由本国教师教授的，考试能力虽强，但英语口语能力较弱，更难以用英文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要求高校在教学中强化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授，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为其以后的就业打好坚实基础。 3.幼儿的生活方式降低了文化认同 在幼儿园的实地走访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幼儿家长主张向西方学习文化、思想，如看国外动画片、上英语辅导班、听英语故事和歌曲，这种生活环境未能给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便利。西方文化的长期渗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幼儿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应不断强调并重视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形式，引导学生树立强大的文化自信。 二、传统文化融入学前英语教学的策略 通过英语课堂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措施。学前教育是幼儿学习的基础阶段，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积累英语语言知识，还能提高文化素养。对于高职英语专业学生而言，应积极思考在未来的幼儿英语教学中，如何通过各种教学方式和手段让幼儿充分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并提高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如何让学前英语教学既能融合传统又能面向现代化，是每一位高职英语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1.通过英语诵读教学强化传统文化教育 在诵读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文化。诵读是学习英语的重要手段，也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方式。英语教师应充分运用诵读教学环节，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渗入传统文化，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提高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使其综合素质在英语课教学上不断提高。传统文化的内容比较丰富，英语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选取恰当的文化内涵，以确保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契合，使学生能够得到传统文化的陶冶。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充分考虑教育对象的接受程度，选择合适的内容。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还必须发掘学校课程中的传统文化，让学生在英语知识学习中能够更广泛地认识传统文化，并主动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例如，教师可以根据每个单元所讲述的内容，将《孔融让梨》《神笔马良》等优秀的传统故事与其相结合，引导学生对比中外文化的差异，并尝试用英语进行表达。教师在帮助学生掌握更多语言知识的同时，还要使学生对优秀传统故事的内涵有正确了解，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参与传统文化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学生在英语知识学习过程中，可以形成良好的性格、乐于助人的品质。为了提高教学趣味，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观看具有英语配音的中国传统动画片，在观看电影片段之前，教师先向学生讲述故事梗概，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观看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习语气、模仿声调，这对学生口语能力的提升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2.加强传统节日习俗的英语教学 通过调研发现，在西咸地区学前英语教学开展过程中，幼儿对国外节日如圣诞节、万圣节等的认知程度高于中国传统节日，现用的学前英语教材中也较少出现关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介绍。教材编写过程中缺乏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视，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非常不利，会导致教师和学生的本土文化意识逐渐缺失，减少了使学生感受本土传统文化精神魅力的机会，不利于培养教师和学生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例如，在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中，教师可以从节日的文化背景入手，探究这些节日受到中国人推崇的原因，以及其在长期发展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可通过探究式学习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如让学生畅所欲言，用英语探讨节日期间不同地域的传统习俗及人们的参与方式。同时，英语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到幼儿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提醒学生通过简单的微课或者小视频深化幼儿对传统节日的了解，使其在寓教于乐中学习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基础性词汇，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3.在绘本阅读教学中融入中西方文化对比 在学前英语教学中，一项有效手段是采用绘本阅读。绘本阅读中有大量的可视化教学资料可以激发幼儿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例如，对比中外饮食文化，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从饮食文化了解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和文化意识。教师可借助绘本的讲述形式赋予传统文化生动形象，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语言学习的趣味性和运用性，还有助提高学生的英语学科综合能力，形成高效的英语智慧课堂。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该注意收集有关传统文化的绘本，或通过绘本阅读检验教学成果。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很多，如各民族特有的服饰、装饰、发型、艺术、雕刻、建筑风格和风土人情等，还可以让学生收集一些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画报、杂志、图片等，自己创作绘本。教师可用视频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如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房子、怎样庆祝节日等，再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及习惯进行对比，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 4.优化教学模式，持续促进传统文化教学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为了在课堂中更好地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师应从多方面拓展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主动搜集有关传统文化的资料。同时，还要优化教学模式，以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将英语教学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例如，引入情景教学模式，教师通过多媒体设备、道具等为学生创设与教学相关的情景，让学生在模拟表演、互动合作中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英语学习能力。另外，教师还可以用双语讲授浅显易懂的古诗文，或中国传统的时令文化，让学生领悟传统文化的魅力。例如，在讲授有关母亲河的课文时，可鼓励学生以英语诗词的吟唱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三、英语课堂中的传统技艺技能教学 工艺美术是典籍之外的一支活态文化，承载了民族的造物智慧，是民族文化的生动表征，是民族乡愁的载体。在英语课堂中增添传统技艺技能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英语课堂教授中国传统技艺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选用《牛津英语》的“Traditionalskills”这一单元，该单元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英语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首先，教师用视频教学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学生介绍传统技艺，并对传统技艺的重点词汇进行细致讲解。接着，教师用问答式的教学方法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入传统技艺的重要内容上，开阔学生的知识和眼界。学习完传统技艺的基本知识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扩展学生的学习思维，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感。为了增加课堂生动性，教师还可以组织专业的传统技艺教学，邀请相关专业人员现场指导，让学生亲身体验传统技艺，或者在学习周、月安排中，组织传统技艺的实地学习考察。课程结束后，教师要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量，让学生用英语阐述自己对传统技艺的看法和感受，增加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比如选取舞龙（俗称玩龙灯）进行英语教学，教师先给学生播放舞龙表演的相关视频，自然地引出教学主题——舞龙，同时讲述舞龙文化。然后，教师用问答方式带领学生进入深度学习，提问内容可以是“个人对于传统技艺舞龙的看法”或“用英语描述舞龙动作”等，以丰富学生的词汇，提高其语言运用能力。教师还可以英语情景化教学强化学生对传统技艺的理解和掌握，如让学生组队模拟舞龙表演，并强调重点词汇及句式，夯实学生的基础。最后，教师组织安排学生实地观看舞龙表演，以体验这一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教师可以据中国地域特色安排传统技艺的教学内容，这样不仅可以借助英语教学传承传统文化，还可以让学生学习中国自然地理知识，使其认识到“是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炎黄子孙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技艺”。这样英语教学就不单单是对英语课本知识的学习，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文化思维，促使学生将中西结合，以后能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培养高职英语专业学生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意识 高职英语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明确传承传统文化是端正学生学习观、阻止文化流失、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措施，同时，教师自身的行为举止也会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教师要以身作则，做好授课准备，深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高职院校可以定期组织教育培训活动，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先进教学理念在教师队伍中传播，加深英语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英语教师也应主动参与教改培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将传统文化融于英语教学创新，致力于增强英语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吸引力，促使学生积极适应跨文化交际环境，不断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高职院校要不断优化英语教学内容，可以教学目标为指导，组织教师编写适合本校学生的高职英语教材，加强中西方文化的紧密交融，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使学生在提高文化素养的同时，还能锻炼英语交流能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教学内容的设计主要包含教材选择、主题设定、课时规划等。教师要运用好网络教学资源，对其进行整合和优化，选择合适的资源丰富英语教学内容，以更好地给学生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比如在教材内增加有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趣味知识，让学生组成兴趣小组，从语法、词汇、文化等角度对文章内容和情感进行分析，再结合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生活阅历用英语表达自己的看法，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能力。 五、结语 通过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激发学生主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英语课堂教学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与传承，还可以满足全球化发展对跨文化教育的需要，更是新一代青年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建立文化自信必不可少的一步。高职英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实践和教学模拟探究适合本校学生的传统文化教学内容，凸显传统文化对英语教学的促进作用。总而言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英语教学相结合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意义，不仅有助于培养高职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教学能力，促进学生的职业发展，还对探索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有一定借鉴意义。通过高职英语专业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可使学生正确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使其能够主动参与传统文化融入英语课堂的教学实践，提升学生开放、自主的跨国际文化意识，在增强自身英语应用能力的同时，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际教学中，英语教师可借助情景教学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文化体验感。比如，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文化阅读活动、利用网络资源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储备等，使学生不断探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1]朱君，肖霭龄.新时代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路径——以统编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教材为例[J].教育科学论坛，2021（29）：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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