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设计毕业论文:乡土景观--得克萨斯州景观设计的符号和象征 美国景观设计师在园林或私宅设计方面深受自然景观的启发。为什么自然界能够成为景观创作的灵感和象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拥有丰富多样的地形、土壤、气候、地质和植被,这些丰富的自然特征不仅是构筑乡土景观的重要元素,同时使不同区域具有独特性、地域感以及引以为豪的区域价值和对不同生物群落的认识。 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迅速推进,欧洲文化、园林历史和文化遗物也被潜移默化地移植进来。当时人们不喜欢采用当地景观类型和材料为基础的园林设计,其中部分原因是它们过于乡土。对于美国人而言,景观设计中融合整剪绿篱和传统形式,同时远离自然主题这种尽人皆知的形式在当时早已司空见惯。美国干燥的西南部也许是当时景观设计融合自然形式的唯一典范,那里的景观多运用岩层和耐旱野生植被。 粗犷而不失细腻 得克萨斯州位于美国的中南部,地域广袤、气候多样、景色旖旎。中部和南部地区运用本地资源来展现得克萨斯州特有的乡土景观。得克萨斯州丘陵地(texas hill country)景色优美,青山葱郁。喀斯特地貌上泉水湖星罗棋布,城市环绕着最大的泉水湖或沿河流兴建。 或许就是这种自然的粗犷才使得克萨斯人对它的认识是如此的生动和神往。自然景观的粗犷和局限需要一个适应阶段,这是因为许多公共花园或私人花园都融合一定的乡土景观。许多设计评论家认为这种方法缺乏说服力或者了无生趣。他们声称,如果设计不鲜明生动或是不具有相关性,那么就枯燥无味,缺乏艺术美感。然而,由于运输成本增加,建造成本也相应增加,同时维护用水供应不足,许多来得克萨斯州的游客只是为了欣赏自然美景,这种结合自然的景观设计理念也就越发重要与适宜了。 温柔地触及自然 大多数带有乡土韵味的景观设计都基于一个前提条件,即项目规划和设计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人为干预。这一点在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的许多项目中都可以体现出来。特别是奥斯汀贝尔克奈斯悬崖地区西部,这里是濒危的洞穴无脊椎动物和高地鸣禽类动物的理想家园。因此,场地的清理和保护尤显重要,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形成更多独特适宜的项目和增值效益,田园风格在这里备受推崇。 对场地的充分了解是运用这种方法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约翰•西蒙兹(john simonds)在他的《景观设计学》一书中谈到人们必须懂得从场地中学习,观看日出,观察每一天的变化,仔细观测并记录光、风和景色的变化。设计师如果在设计之初就密切关注自然场地,那么建筑和景观就会达到最佳结合。当业主选择自然设计风格时,整个设计团队和承建团队就必须认同这一理念和方法,精诚合作,实现目标,对野生动植物、土壤环境和下游的邻国等自然环境的影响也降至最低。滑坡、浅层土壤下陷和强降雨时有发生,这一点尤为重要。 为了确定建造的限制要求,需要保持与负责监测保护措施的主要人员频繁会晤以及严格遵守强制性法规政策。 与周边景观融为一体 负责得克萨斯州丘陵地的设计师深知从自然美景中汲取灵感,利用已有景观的“现成”元素,使当地的自然特征和美景组成一幅天然画卷。无论是葱郁的大树还是矮小的肉质植物,它们与自然的岩石形态、干涸或清泉潺潺的小溪以及绵延起伏的地势交相呼应,共同描绘出景观设计的背景幕。设计师熟知并欣赏这些基本的自然元素,因此有时运用的设计手法来自于直觉或瞬间的灵感。 枝干缠绕的巨大橡树历经百年沧桑。像橡树这样枝繁叶茂的大树可以成为小型住宅花园或公共公园的中心装饰元素。丰富的树种和得克萨斯州特有的野花描绘出一幅成功的景观设计图。原¬有的植物被巧妙地融入景观设计中,人工痕迹仅是一些小径、步道和简单的结构。 自然的地势、水域和草地魂牵梦绕着得克萨斯州几代设计师。对自然景观的欣赏和接纳影响着这里的住宅、公共建筑、道路和其他结构设计以适应自然场地的要求。对乡土景观的欣赏主要深受中西部景观设计师詹斯•詹逊(jens jenson)的影响。他曾说道:“我想告诉你,朋友们,没有比自然赋予的美更适合我们人类了。美国自然景观的独特美是景观设计宝库中一朵珍贵的奇葩。” 乡土风情的植被 葱郁迷人、独具特色的植物群落是得克萨斯州中部真正的景观财富。各种各样的树木、多年生植物以及灌木丛随处可见。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靠近5个主要生态群落汇合处,这5个主要生态群落根据土壤、地质、气候和地形特征进行划分。由于景观建筑师都熟悉该地区的基本植物,越来越多的本地植物被运用到景观设计中。 常青的橡树、榆树、杜松以及得克萨斯山月桂、紫荆木、浆果鹃、代茶冬青和柿树等不胜枚举的开花树木有时形成密不透风的天篷,有时则独树一帜。当地植物勾勒出森林、灌木丛和高低草甸组成的立体画卷。画卷中还包括河流、溪流和干涸的小溪,水边是密集的亲水植被。除了常青的开花植物,灌木丛、草地、多年生植物和一年生植物也营造出欣欣向荣的景致。尽管冬天气候温和,但常有周期性降雨,几乎不下雪,也没有极冷或极热的极端天气。 植物的季节性对于景观设计师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可以利用多种植被来展现某种特有的全年景观。同样,许多植被所需的园艺护理相对很少,也为景观设计带来一定的帮助。丰富的色彩和质感反映出当地独特的植物群落。得克萨斯州中部的乡土植被被广泛采用,当地苗木产业为满足公众需求创造数百万美元的效益。 景观植被的选择采用相辅相成的植物群落。通过了解土壤、湿度等特性、日照/遮阴等参数以及本地植物间的联系,景观设计很大程度上摆脱文化需求的束缚以及养护的限制。植物被编组排列,协调一致,并非简单地成排或网状排列。这样的种植设计不仅需要清楚地掌握当地气候、土壤深度和日光投影图案,而且需要灵活的应变能力。为了营造优美的设计效果,植物无须均衡统一,间距也并非严格相同。无论垂直还是水平,了解植被最终的生长模式和层次都是十分重要的。 永恒多变的石材 得克萨斯州中部的石灰岩山体现出贝尔克奈斯悬崖岩石形态的原真美。粗糙陡峭的断崖在某处可以一泻数百英尺,而在别处则形成水平岩床的基座。当地的岩石景观也是大自然赐予景观建筑师的另一份厚礼。它们被精心保留下来,并不断地得到优化。如同当地的植物群落一样,岩石和天然石形态构成花园或景观的灵魂。除了石灰岩以外,其他的本地石材还包括花岗岩以及褐色、棕色和金黄色的砂岩。 石材利用方面还注重可持续性原则。尽量避免从外地或其他国家进口高品质石材以减少运输成本。绿色建筑评估标准的评分将降低燃油汽车运输的高成本视为一个重要指标。石材在景观设计中具有诸多功能:碎砾石可以用于铺路,充当结构填料,修建园墙、水池或水景、挡土墙、墓穴和灵灰安置所、入口拱门和立柱、藤架支柱、台阶以及景观镶边。在确定项目主色调时,选择与场地相适应的石材也很重要。建造建筑物时经常会有多余的石材,这些石材可以进行再利用。 以前,新石材需匹配原始地质以确保与场地的完美融合。这一点在许多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景观设计中明显体现。所有这些材料都表现在建筑的文艺复兴,特别是田园风格的景观设计上。石材不仅勾勒并强调地块的自然轮廓,而且具有挡土、护土的功能。跨越一条天然溪流的琢石圬工桥采用当地采集的漂石重新修建,是地面、排水道和倾斜地势的典型体现。 当地景观石形成诸多设计的典型结构。其中一个通过石材营造“场地感”的明显手法就是在平台、种植床和挡土墙中采用本地采集的石材。挖掘的石灰岩层形成平坦的水平面,使它们很容易构筑高达20英尺(约合6米)以上的墙体。 许多低矮的平台仅与步行者的视线齐平。施工开凿的石材是新材料的奇妙源泉,同时获得这些新材料的成本极低:通常只包括材料的采集、储存和随后的放置所需要的支出。整个工序由熟练的专业技工操作,他们与景观设计师通力合作,利用当地石材创作出田园风情或几何形态的景观设计。 运用当地石材开展景观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熟悉石材来源和采石及加工工艺。通常情况下,石材如果不是通过当地再利用的资源获得,那么它的运输成本就要处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整个项目预算、建筑风格和景观方案都已确定,就要评估成本变量。尽管美国人很容易依赖于建筑材料的出口,但是他们最近开始关注来自地方采石场和场地的石块这样的本地材料。作者设计的约翰逊总统夫人野生花卉中心(lady bird johnson wildflower center)就是采用当地石材建造的成功典范。它的主要景观是石板和当地采集的漂石组成的铺路图案。景观和建筑完美融合:建筑石材用于部分景观设计中,如座椅、园墙和立柱。 当地的开花植物与得克萨斯州丘陵地的植被彼此交相呼应,仿佛瀑布一般从石台上倾泻下来。这种艺术效果可以通过低矮的园墙和高大的支护结构来实现。 小溪和排水道也被打上了深深的本地烙印,有时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景观的完整表现形式。石材设计的一条抽象小溪被极少的建筑景观所环绕,堪称别具匠心的线性景观。这种景观还包括瀑布、河流和细流,它们被用来效仿天然石灰岩 水道的不规则性。像从前一样,用来营造田园溪流的材料可以来自石材丰富的本地区,或是其他循环利用的建筑工地的当地采石场。 细流和水景充满了历经岁月洗礼的沧桑感。它们自身仿佛本地树木不规则的树干一般。景观可以被设计成全年完全干涸的状态,然而它却可以给人一种涓涓细流般的感觉。这种视觉假相在各个国家的造园历史上都得到充分演绎。得克萨斯州许多的当地景观利用石材组合形式来演绎一个较大的景观理念。景观设计师在创作石材水景时要特别注意当地自然的地质形态层。 健康的田园景观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用于休闲娱乐的安全健康的户外空间尤显必要。丰富的乡土景观越来越注重满足人们放松、沉思和静心等基本要求。在《自然的体验》(1989年)一书中,环境心理学家雷切尔•卡普兰和斯蒂芬•卡普兰(rachel and stephen kaplan)认为自然和野生环境有助于缓解人的精神疲劳。理查•洛夫(richard louv)在其新著《森¬林里的最后一个孩童》一书中写道,为孩子创造无拘无束的亲近自然的机会势在必行。孩子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他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就随之减少,所谓的支持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也就没有任何思想根基和想象空间,成为一纸空谈而已。 在当地自然启发下设计的公园或开阔的花园也关系到公共健康事宜。花园成为城市景观中的一方净土。适者生存原则具有一定的生态暗含,如果孩子从小不开发创造力,那么他们就无法领悟到自然界中生命给予的启迪。无论我们是否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公园和开放空间,甚至高度人工建造的景观都能够增强人们的身心健康。 在拥挤的城市中我们有必要拆除未充分使用的建筑或陈旧过时的设施,利用这些空间来建造自然公园。美国景观设计之父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olmsted)将景观设计视为一种职业,公共健康是这个职业背后考虑的重要因素。他希望建造一些有益于健康的场所,人们在这里呼吸清新的空气,散步、锻炼或欣赏美景。我们应该重新学习奥姆斯特德和詹逊的设计理念,在自然界中汲取创作的灵感。 结论 景观设计师通过研究认识每一地区的独特性,能够创作出更富责任感的作品。我们这里谈到的方法已在诸多项目中得到验证。城市的扩张以及人口的激增,势必要求我们建造更多的绿色自然空间。得克萨斯州的乡土景观不仅得益于自然的启发,同时也是结合各种新思想和理念,创造更加美好环境的榜样。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中国传统美学与城市景观设计思考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 无为 内省 景观 论文摘要:从传统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当代城市开放性空间的景观设计,通过传统美学的研究,为城市开放空间景观设计提供关学依据,并为其指明发展方向。期望从美学角度出发的景观设计可以端f-.l-4j’l对城市的审美态度,改变人们习惯的审美方式,从而培养人们新的审美观。 城市是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为了安全来到城市,为了美好的生活聚居于城市”。城市的发展历史已有数千年,随着城市结构、功能和性质的不断发展变化,人对城市的需求早就超越了单一的功能需求,而涉及社会、自然、文化、历史、审美等方面。传统美学就是在城市转变结构功能要求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为了更好地设计城市开放空间景观,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提高居住品质,设计者应遵循传统美学精神,发展现代景观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人格,视自然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密不可分,其审美方式追求心灵体会,强调悟性。支配并影响中国美学思想的四大主干是儒家、道家、楚风及禅宗。儒家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求乐观奋斗;道家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超脱世俗;屈原“虽就死而毋悔”,执着顽强;禅宗“万古长空,一朝明月”,形而上学〔}7。四大思想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真谛,更代表了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 1儒家美学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重视和强调社会伦理。作为儒家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孔子将儒家美学思想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上,并从“仁学”出发,深刻解释了美与善的关系,审美与艺术的社会作用。他的美学观点基本在于:一方面肯定满足个体需求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处处强调把这种个体需求导向伦理与规范。因此,基于这种基本观点,艺术对于人所产生的愉悦作用被认为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发挥的。这就要求城市开放空间景观的设计考虑到城市居民个体的使用与需求。在初步设计时就应将居民个体的使用与审美作为设计准则之一。从个体的认知角度来设计开放空间的景观并照顾到每一个人对审美及功能的需求。另外,个体艺术需要与群体和谐发展,也就是说城市开放空间的景观应从居民个体使用出发,在空间上不完全区分个体空间与公共空间。从群体使用的角度保证居民个体使用与群体使用的和谐性,保障其可操作性与安全性。儒家美学的合理性在于能以伦理目的为导向,个体的需求必须与社会的群体规范达到统一。例如安徽省宏村建造的水墨宏村,正是由此出发建造的新式田园山水建筑居住景观(图l}o 整个居住区从当地居民用水、生活的需要出发,建筑风格在满足当地人生活需要的同时,延续了当地的建筑古风。从精神上愉悦居民,让人们感受到当代文化的延续、地方美学的展示。并将居民的共同活动中心置于居住区的中心地区,以满足整个区域居民的使用需求(图2)。 当代城市景观应同时考虑居民个体使用与群体使用的协调发展,从功能、结构与空间上充分调节开放空间景观的整体性与协调性,才能真正达到满足城市居民多种协调生活的需求。 2道家美学 道家美学的代表为庄子及其学派,他的美学思想完全建立在“道”的理论基础上。与儒家美学的观点相反,道家美学致力于揭露美与善、美与真的尖锐矛盾以及美丑对立的相对性、虚幻性和不确定性。该学派认为一切人为的审美与艺术活动都有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发展。就像道家创始人老子名言所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就是说最大、最完美动听的音乐是听不到的声音;最大、最完美的形象则是看不到的形象。那么,从道家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景观,国内大部分的人为景观建设都是不完美的。 立足于多元化发展的国际都市,我国现代城市景观设计无不用其极,利用多种手段及设计方法,将城市景观创造成现代化、国际化的人为景观。设计使用的材料大都是经过大量切分拼贴的高级铺装材质。原有天然的材质因为其美观与经济价值的关系极少使用,这也造成了现代城市开放空间景观发展的生态不和谐。在道家来看,真正的美并不是世俗追求的感官声色,而是人与自然无为的“道”合为一体的绝对自由境界。城市开放空间的景观也应该是能够将使用的人与设计的环境合为一体,任意自由使用的景观。开放空间环境景观的设计,应向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发展[[3)。在设计中尽可能保留自然无为的环境,在保留的基础上改造环境,并尽量使用源于天然的材料铺装,达到道家自然无为的美学要求。著名建筑师赖特在1911年建造的西塔里埃森,他从城市建筑景观的角度充分利用当地的材料建设了不拘形式的、充满野趣的建筑群[4]。 这群就像是在沙漠中生长出的植物一样的建筑景观正体现了道家所谓的“道法自然”。取之自然,用之自然。即使当地气候炎热,雨水稀少,但因为建筑景观的材料均为当地的石材,而顶部则利用帆布板可移动通风,使得在建筑群里办公居住的人悠闲自得。 3楚骚美学 楚骚美学思想是儒、道两家的特殊结合。对于美的追求,楚风非常重视情感的热烈表现以及想象的自由抒发。从形式上来说,它实际上是追求一种“惊采绝艳”的官能感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对现代城市开放空间景观的设计也有影响。很多的城市开放空间为了追求所谓的“浓墨重彩”“山水园林”,刻意将开放空间简洁设计。不改变空间的原有资源,只在重点部位大幅度建设绿化、水景,进行断层设计。这种设计手法使空间的范围及使用受到限制,造成部分空间闲置。整体开放空间景观平淡无奇,设计无论从视觉还是听觉,乃至嗅觉等多种感官感受上都没有充分的体现。结合楚骚的美学观点,城市开放空间景观应该因地制宜,保留原有生态环境并进行空间改造,使小空间扩大化。设计思想创新,从人的功能感官出发,创建新型的开放型空间,满足居民的多层次需求。 4禅宗美学 现代城市开放空间景观设计从儒学、道学、楚骚吸收整体之美、无为之美与热烈之美以外,还应从禅宗吸收内省之美。以中国历史来看,从唐朝中期开始,佛学禅宗的美学观念已深人人心。与道家自然无为的“道”相比,禅宗是以人的+ / }`”作为依据,通过心的直觉与顿悟解放精神,从而达到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说把内心的自觉自由放在审美与艺术的最高位置,中国传统园林景观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图4)。城市开放空间景观设计应该从文脉的途径进行设计,强调地域文化的特色〔’〕。设计之前详细了解设计地域的历史文脉及地域特色,充分搜集当地居民生活行为资料后深刻理解设计地域的相关背景,再着手设计。设计本身要能充分体现当地的风土民情,让使用者居于其中时能够体会历史文脉特色,达到禅宗美学“内省”的目的。 5结语 城市形态的构成离不开环境、空间和社会生活。良好的城市空间离不开开放的空间景观设计,而设计又离不开美学的渗透。从我国传统美学的角度考虑城市开放空间景观设计,应吸纳儒、道、楚、禅4种美学精神,使之具有功能协调的整体之美、生态自然的无为之美、设计创新的热烈之美、文脉延续的内省之美。这样我国的城市开放空间景观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城市环境的品质才能逐步提高,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改善居民的城市生活品质,加强社会的和谐发展。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极简主义景观设计中东西方文化观的融合 摘要:极简主义景观自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开始蓬勃发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传入我国并在城市景观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极简主义景观的设计理念及设计方法在东西方文化上都有其共同的观点和文化特征,在中西园林景观设计中都能找到诸多相似的地方。研究二者的渊源与特点对于我国景观设计的融合创新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字:景观设计;极简主义;融合创新 极简主义景观将景观简洁的形式与复杂的内涵结合在一起,个性鲜明,体现出强烈的现代化、工业化特征,追求极度简化、客观、抽象,以很少的设计元素控制大尺度的空间。对极简主义景观历史的研究发现东方文化对极简主义景观的内涵塑造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西方文化则对极简主义景观的外显特征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不同文化体系下的古代东方和西方艺术中,极简主义景观处曾经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对极简的追求。而在当代景观设计中,穿越时空与地域的差异最终走向融合的状态。极简主义景观作为继承发扬传统的一个优秀范例,不是纯粹地对既往风格的延续、传统符号的卖弄,应该立足当代,回顾传统,放眼未来,深层挖掘,寻找当时当地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对极简主义景观中东西方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可以给我们带来些许多的思考和启示,对当前的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极简主义景观设计的东方文化意蕴 “极简”是将物体形态的通俗表象,提升凝练成为一种高度概括的抽象形式,它摈弃陈俗与浮华,直至本原。现代极简主义景观运用简洁的形式表达深远的意境,创造出一种明净平和的神秘感,这些和中国传统道家与禅宗的思想内涵显然有着相似之处。在中国园林中,往往采用抽象的手法,把自然景物中最能引导思想情感的要素提取出来,经过抽象以象征性的题材和洗炼的手法反映出来,有限中见无限的意境营造使观赏的人既感到自然气息,又发人深思、强调了感情的抽象力。 1.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美学思想源于春秋时代一些避世舍身的隐者。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主张“因性任物”“无用贤至”“弃知舍己”“舍与是非”。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游乎尘埃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在《庄子·天地》中对繁复与简约有独到的论述:“且夫性有五:一日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日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日五臭熏鼻,困慢中颡;四日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日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这种理论与老子追求与造化同工的大巧,追求“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一脉相承。其中 “道”是道家哲家思想的核心,要在精神上与道为一体形成“道的人生观”。庄子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精神由人生修养而得,追求人生的天人合一为精神境界。这种清净虚明、无思无虑、“无我”的境界成为一种思维方式, 影响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趣与心理性格。这种精神也充分呈现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之中。 中国园林之美主要是一种以自然为中介, 在自然中领悟宇宙、历史、人生, 达到与道的和谐统一的意境美。这种由实到虚, 化景物为情思的特点决定了园林的创作原则并不必然是写实地模山范水,山水只是做点缀,对意境的追求成为园林的灵魂所在,强调“境生于象外”诱发人的意境美感,山水花木主要起“比”“兴”作用,,可以满足于象征性的点缀。一拳石则苍山千仞,一勺水则碧波万顷,层峦叠嶂,长河巨泊,都在想象中形成。造园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和表现自然景观所诱发的情趣和艺术精神,重在表达象征意义。这种以少胜多的写意表现手法也是极简主义景观设计中抽象提炼的手法是一致的,是东方简约主义审美的文化渊源。 2.禅宗思想的影响 禅宗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吸收佛教诸派思想以及玄学思想之所长,还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精髓。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超脱,与自山禅悟折射出十足的空寂、空灵,淡远却不乏明净、流动、静谧的气韵。 禅宗思想将园林空间的“画境”升华到“意境”。从禅宗认为时间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构筑出中国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在禅宗看来,规定性越小,想像余地就越大,因而少能胜多,只有简到极点,才能余出最大限度的空间去供人们揣摩与思考。此外,中国园林中还注重“淡”的表现,一是景观本身具有平淡或枯淡的视觉效果,其中简、疏、古、拙等都可构成达到这一效果的手段,一是通过“平淡无奇”的暗示,触发你的直觉感受,从而在思维的超越中达到某种审美体验。公元12世纪,禅宗思想进入日本,并在与本土文化的不断碰撞、融合中,禅宗思想开始影响园林艺术的创作。禅宗所主张的纯粹依靠内心省悟,将日本园林的创作,从各种物质条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僧侣们运用非常单纯的材料、极为简练的手法,营建禅寺园林表现广大无限的自然界和内心幽幻的宗教世界,让人们通过静坐、观赏和内省,达到对宗教境界的感悟,把日本的枯山水推向纯净、抽象的极致。 三、极简主义设计审美的西方文化观与实践 西方古典园林深受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最基本的元素是数,数的原则统治宁宙的一切现象。他们的美学观念也是从数的观点出发,认为美的源泉是数的协调,因此提出“黄金分割律”。这种数学的或几何的审美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欧洲艺术界,西方几何规则式园林风格正是在这种唯理主义的美学观念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1.人本主义的影响 与中华民族的自然审美心理不同,西方美学观念深受人本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人与大自然是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种关系折射到美学上形成了人本主义观念,它强调人的地位。受人本主义思想的支配,西方园林追求人工美,欣赏人工化的自然。古罗马科学家老普里尼在《自然史》中说“柏树现在经过修剪造成厚厚的墙,或者收拾的整整齐齐,精精致致”,园丁们甚至用柏树“表现狩猎的场景或者舰队,用它的常绿的细叶幕仿真实的对象。”经过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园林,古希腊、古罗马的造园手法被继承,忽视自然美的审美情趣也一脉相承。黑格尔在阐述西方古典园林时说“最彻底地运用建筑原则干园林艺术的是法国的园林。它们照例接近高大的宫殿,树木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形成林荫大道,修剪得很整齐,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笆来造成的。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为一座露天的广厦。”在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中,人们不欣赏树木花草自然的美,而只把它们当作有各种色彩和质感的材料,用来铺砌成平台的图案,或者修剪成球形、长方、圆锥等绿色的几何体,园林的美不是自然形态之美,而是各种图案和几何体的美即人工美。 2.东方文化的影响 欧洲在13世纪,通过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马黎诺里的《马黎诺里游记》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它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摆脱了中世纪地图学的幻想,构成了欧洲思想文化史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并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好奇和热情。具体到造园艺术,“中国热”更在18世纪的英国风景式园林中达到高潮。中国园林中对意境的营造和以少胜多的抽象手法对极简主义景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7、18世纪,西方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英国首先出现了自然风景园,辉煌百年后,19世纪上半叶,不少设计师重新提出在建筑与自然之间最好有几何式的花园作为过渡,至此,园林中的规则式和自然式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二者在交替、并驾中发展上升。19世纪末,在工艺美术运动中,艺术和建筑逐步向简洁的方向发展,园林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也走向了净化的道路,逐步转向注重功能,以人为本的设计。建筑师舍弃繁琐,用宁静的富有哲理的建筑形象打动人,使人们用心灵来感受建筑,而不是被表浅的东西所迷惑。追求建筑的本体,将建筑简化成光线、空间、体量这样的基本元素,剔除琐碎,留下纯净,给繁乱混杂的建筑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极简主义景观设计代表人物彼特·沃克将简洁潜存于复杂之内的哲学精华,在他的园林中独特的细节或宏观的整体中都有所体现,如他所设计的哈佛大学唐纳喷泉(tanner fountain)、日本京都高科技中心景观和日本minato—ku的ibm大楼庭院景观都是极富禅意的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传统日本园林静观和冥想的特点。禅宗园林对他的作品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3.纯净抽象的设计理念 西方极简主义景观手法特征主要体现在对于整体性的把握;对建筑化简约、纯粹空间的追求;对材质的关注和构造的精细;对纯净、抽象形式的运用、对时间与自然造化的体现等。并运用简化和提炼、简洁抽象几何形体、景观要素的系列化等方法来实现纯净抽象的形式。设计通常从基地和功能出发,确定空间的类型,然后用轴线、绿篱、整齐的数列和树阵、方形的水池、树池和平台等景观语言来塑造空间,注重结构的清晰性和空间的连续性。材料的运用简洁而直接,没有装饰性的细节。空间的微妙变化主要体现在气候变化、材料的质感色彩、植物的季相变化和水的灵活运用。这种形式化、模型化、公式化的符号设计被用于不同时代、不同场地,直接而简单有效。极简主义景观追求的是一种“添之一分则多,减之一分则少”的有机,在极简主义作品的元素个体本身是无意义的,它们的意义体现在相互的关系中、结构里。极简主义在装饰问题上走向了一个肯定装饰的、多风格的、多角度的、包容的新阶段,大量的极简主义景观作品在有着简洁的形式、清晰的功能和逻辑关系的同时,往往通过材料的质感、肌理、色彩以及技术构造的细节来增加景观的装饰性和表现力,并且注重时间、自然因素对景观的影响。如在安藤忠雄设计的“水的教堂”中,明净的玻璃后面,一面平静的水面、一个沉默的十字架、一片幽远的原野,人们的灵魂就在这极端简化的景象面前净化,升腾…… 自然山水式的中国传统园林在世界园林中独树一帜取得了很高成就, 但是它的布局和意境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园林的使用功能和审美要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开始出现大量具有极简主义风格特征的景观作品,但是很多的设计师没有建立对西方园林文化的深入理解和系统把握,只能作一些表面形式的模仿,甚至有些连外观形式模仿也难以做到准确到位。而且也更谈不上消解外来形式,创作高质量的本土现代景观新形式。况且,景观之美在本质上并不是形式之美或形态之美,而是人文之美、人伦之美。极简主义景观的精髓也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其意境与内涵。对中国来说现代极简主义景观是一种舶来的景观形式,缺乏从根本上推动其产生、发展的原动力,如果仅仅简单地作“拿来主义”对待,便会导致其艺术生命活力的丧失。所以我们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土,博采众长,最终达到建构完善本土景观之目的。 在当代城市景观设计中,我国设计师需要做的是如何在保持中西文化独立性和纯洁性的前提下寻找二者的融合点,创造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新景观。极简主义景观的设计理念及设计方法在中西园林景观设计中都能找到诸多相似的地方,如注重意境、人与自然的对话、载体与精神的完美融合。二者的融合创新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与方法的整合,我们要将传统园林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和西方极简主义景观最具包容性部分与我国现实生存环境及未来发展空间相结合,兼收并蓄,以此来构筑中国极简主义景观的现在与未来。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景观设计中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过去曾历经的辉煌总不能简单地抹去。传统文化符号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融入景观设计之中,能够唤起人们美好回忆,实现观赏者的愿望,使过去的辉煌不仅在史书中可见。这样的城市景观拥有自己的个性、特色。本文旨在研究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景观中的运用,希望能摸索到解决不足的方法和拓展景观设计途径方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符号;景观 一、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世代相传有一定特色的思想、道德、风俗、心志、文化、艺术、制度、技术等等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从静态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的文化总和,从动态上看,它还包括从过去传承下来的至今还存活于我们内心深处发挥影响的那些习惯、伦理、方法和文化心理。因此,传统文化符号即为能承载这些文化意义的媒介,表达传统文化信息和意义的语言或非语言的符号。 二、传统文化符号运用于景观设计中的意义及表现方式 当今社会,人们更加重视对于城市特色个性的塑造,归属感和新鲜感缺一不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过去曾历经辉煌的旧有城市景观格局可能在新的社会发展秩序下无法生存。但人们对于过去的城市带给他们的美好回忆总不能简单地抹去。对于能够唤起美好回忆的事物充满感情,希望过去的辉煌不仅在史书中可见。 (一)传统形式的抽象、简化 当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形象的、简单的整体概念和意象时,传统形式太过具体、繁琐,细节意义无需表达,因此。我们就把整体形象抽象和简化,只留一个视觉外轮廓或者简化的形体。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传统形式有可能是引用它的意义,也有可能只是用它代表某个时代的文明,又或者仅因为视觉上的样式美。 (二)视觉轮廓抽象 在对传统文化符号抽象时,引用从某个典型、常见的视觉角度观看景物叫留下的轮廓剪影,以这个轮廓剪影代替整个文化符号形体。该剪影有可能是某个美观的、主要的轮廓,也有可能是从某个常见角度观看留下的透视剪影。总之,此时是通过用景观空间组织中“面”的元素来表现传统文化符号的整体形象。整个过程可以称之为 “体——轮廓——面”,即由景观形体抽象成轮廓线,再转化为景观空间的面。这种方法虽然受制于表面形式,无法表达景观的深层空间内涵.但是比较直接、明了,更便于引用。 (三)形体抽象 保留了传统文化符号的整体形状.但把一些繁琐的细节,或者反映不适合当代价值观念的一些内容去除,通过一些现代的手法、技艺或材料加以体现,使之成为符合时代文化观念的景观,但同时它又使人时刻的陷入对历史、对传统文化的遐想中。该种方法便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符号形态的整体把握,了解其中的空间内涵。我们可以采用三种方法进行抽象表达。 1.形体概括:它主要是指对传统景观形象进行整体上的形态把握,不去留意部分、细微的地方,运用一个简单的形状组合来代表它,表现出传统的形体特色。如上海市的金茂大厦,就是中国古塔层层内缩,檐口处往外挑,顶端形成尖塔。 2.形状的抽象。可看整栋大楼分成几段逐渐的往顶端收缩,每两段的交接处有些微往外凸,顶部更是如窄塔形状的层叠缩小成一尖顶形。 3.结构简化:指保留传统文化符号的形体,把内部结构简化,去掉复杂、繁琐的细部构造或装饰,使之体现出简清、明快的结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传统景观的空间、结构特色。 (四)对体现传统文化符号表达意义的特殊手法的引用 在传统园林文化中,对传统中的“地花”的引用,人们通过在地面上运用卵石、碎瓷片等铺筑出各种具象或抽象的民间图案来表达人们的某些祝愿、祈福的愿望。在现代,人们运用相同的方法发展出各种图案,采用多种材料来表达相似的目的,甚至也有一些只是作为地面上的平面装饰。 三、结语 历史的传承不一定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意象美在现代标志中的传承体现了民族理念的复兴。当然,对传统的全盘照端与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化的态度一样不可取,中国现代标志设计在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精髓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来自现代西方的各种设计思潮,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创造出符合新时代的形式。一个地区想要发展物质文化,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过去,不了解本地区各种历史经历、经验、教训,是很难使得自己的物质文化在本地区更大发展及繁荣,回顾历史、总结那些可以引起自豪的地方,那些特点、特长,从中获得前进动力。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依水景观设计要点研究 摘 要:依水景观在水景设计中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具有灵活、巧于因借等特点,能起到组织空间、协调水景变化的作用,更能明确游览路线、给人明确的方向感。全面的理解和掌握它的特性,有助于设计者更好的把握水景设计与设计意图的表达。 关键词:水景设计;园林;设计 1 依水景观的设计形式 1.1 水体建亭 水面开阔舒展,明朗,流动,有的幽深宁静、有的碧波万顷,情趣各异,为突出不同的景观效果,一般在小水面建亭宜低邻水面,以细察涟漪。而在大水面,碧波坦荡,亭宜建在临水高台,或较高的石亟上,以观远山近水,舒展胸怀,各有其妙。一般临水建亭,有一边临水、多边临水或完全伸入水中,四周被水环绕等多种形式,在小岛上、湖心台基上、岸边石矶上都是临水建亭之所。在桥上建亭,更使水面景色锦上添花,并增加水面空间层次。 1.2 水面设桥 桥是人类跨越山河天堑的技术创造,给人带来生活的进步与交通的方便,自然能引起人的美好联想,固有人间彩虹的美称。而在中国自然山水园林中,地形变化与水路相隔,非常需要桥来联系交通,沟通景区,组织游览路线。而且更以其造型优美形式多样作为园林中重要造景建筑之一。因此小桥流水成为中国园林及风景绘画的典型景色。在规划设计桥时,桥应与园林道路系统配合、方便交通;联系游览路线与观景点;注意水面的划分与水路通行与通航;组织景区分隔与联系的关系。 1.3 依水修榭 榭是园林中游憩建筑之一,建于水边,《园冶》上记载“榭者借也,借景而成者也,或水边,或花畔,制亦随态”,说明榭是一种借助于周围景色而见长的园林游憩建筑。其基本特点是临水,尤其着重于借取水面景色。在功能上除应满足游人休息的需要外,还有观景及点缀风景的作用。最常见的水榭形式是:在水边筑一平台,在平台周边以低栏杆围绕,在湖岸通向水面处作敞口,在平台上建起一单体建筑,建筑平面通常是长方形,建筑四面开敞通透,或四面作落地长窗。 1.4 水面建舫 舫的原意是船,一般指小船。建筑上的舫是指水边的一种建筑,在园林湖泊的水边建造起来的一种船形建筑。舫的下部船体通常用石砌成,上部船舱则多用木构建筑,其形似船。舫建在水边,一般是两面或三面临水,其余面与陆地相连,最好是四面临水,其一侧设有平桥与湖岸相连,有仿跳板之意。它立于水中,又与岸边环境相联系,使空间得到了延伸,具有富于变化的联系方式,即可以突出主题,又能进一步表达设计意图。 1.5 水与山石之间的关系 在园林,特别在庭园中是种重要的造景素材。“园可无山,不可无石”,“石配树而华,树配石而坚”。今天,园林用石尤广,能固岸,坚桥,又可为人攀高作蹬,围池作栏,叠山构峒,指石为坐,以至立壁引泉作瀑,伏池喷水成景。品石中较典型的有太湖石,黄石等。品石,在景石造型中,可作庭园的点缀,陪衬小品,也可以石为主题构成依水景观的中心。在运用品石时,要根据具体素材,反复琢磨,取其形,立其意,借状天然,方能“片山多致,寸石生情”的增色景观。 1.6 水与动植物的关系 水是植物营养丰富的栖息地,她能滋养周围的植物、鱼和其它野生物。大多数水塘和水池可以饲养观赏鱼类,而较大的水池则是野禽的避风港。鱼类可以自由地生活在溪流和小河中,但溪水和小河更适合植物的生长。池塘中可以培养出茂盛且风格各异的植物,而在小溪中精心培育的植物则是问心无愧的建筑艺术。 2 临水驳岸形式及其特征 园水局之成败,除一定的水型外,离不开相应岸型的规划和塑造,协调的岸型可使水局景更好的呈现出水在庭园中的作用和特色,把旷畅水面做得更为舒展。岸型属园林的范畴,多顺其自然。园林驳岸在园林水体边缘与陆地交界处,为稳定岸壁,保护河岸不被冲刷或水淹所设置的构筑物(保岸),必须结合所在景区园林艺术风格、地形地貌、地质条件、水面形成、材料特性、种植设计以及施工方法、技术经济要求来选其建筑结构及其建筑结构形式。庭园水局的岸型亦多以模拟自然取胜,我国庭园中的岸型包括洲、岛、堤、矶、岸各类形式,不同水型,采取不同的岸型。总之,必须极尽自然,以表达“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效果,统一于周围景色之中。 3 结语 从各优秀园林的设计方案不难看出,依水景观以它独特的观赏特性和美学表达方式,在园林水景规划设计中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表现形式多样,易与周围景物协调统一,同时它灵活,巧于变化,能够丰富水景的设计。依水景观能否充分表达作者的意图、如何在统一中求变化以及丰富空间表达效果等问题上,都需要设计者全面的思考与探讨,这也是由依水景观自身特点所决定的,所以说,依水景观与水景设计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耗费精力、气力去追求、探讨的课题。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城市桥梁景观设计探索 摘要:国内现行规范对桥梁设计提出的要求是适用、经济、安全、美观,这些要求基本上包含了人们关心的所有重要问题。现代的桥梁已不纯粹以满足功能为目的,人们对桥梁景观的要求越来越高,桥梁巨大的跨度、强烈的形体表现力、超凡的尺度均对城市或大地景观产生较大的影响,往往成为城市文化的聚焦及城市形象的窗口。 关键词:城市桥梁;景观设计;探索。 城市桥梁设计要重视其景观设计。桥梁的美是环境美的一部分,良好的桥梁景观设计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桥梁景观设计是对桥梁及引道的布线、桥型、桥塔、桥亭、桥栏、桥灯、桥梁色彩在满足功能、技术、经济的前提下进行景观尺度、景观生态、景观文化及美学方面的综合考量与组织,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学、历史文化、环保、功能、技术、经济的统一。 1、桥梁景观的技术美学特性。 桥梁景观设计必须符合桥梁功能、技术、经济要求,并以此为原则对景观构成元素进行美学调整。如桥型的美学比选,桥体结构部件的比例调整,桥梁选线与城市或大地景观尺度的和谐,桥梁的防护涂装在城市整体色彩中的感觉等。桥梁景观的这种以功用与技术为重的特点即为其技术美学特性。但当景观价值有明显优势而功能得以满足、技术也可行的情况下,有时经济因素还可向后靠。如风景区的桥梁或城市结构要害之桥梁等。因此桥梁景观设计的某些关联域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其位次会有不同。 2、桥梁设计的基本准则 (1)良好的结构方案是良好结构设计的重要前提。 在结构设计中,无论多么完美的结构计算都无法弥补经结构构思而形成的结构方案中的不足,相反,良好的结构方案却能够部分弥补结构计算中的不足。由此可见结构构思的重要性。 (2)功能决定结构。 桥梁的跨越功能是桥梁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桥梁的跨越功能决定了桥梁必须有桥跨结构,而为了支承桥跨结构,必须有支承结构。桥梁要使其上的车辆或行人等安全、舒适地通过,桥梁须能承受车辆、行人等荷载,且不产生过大的变形而影响使用。 (3)桥梁不能为绝对的美学而景观。 桥梁首先是解决通行功能并在技术可能与经济之间优化,这是桥梁设计规范的基本要求。桥梁景观设计是对桥梁及引道在满足功能、技术、经济的前提下进行景观尺度、景观生态、景观文化及美学方面的综合考虑与优化设计。 (4)从大处着眼,使桥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桥梁景观设计的核心就是要与周边环境和谐、融入自然,既显示桥梁本身的美而又不独善其身。要想获得好的作品,就应从实际出发,量体裁衣,灵活、准确地运用造型法则,精心构思桥梁造型、合理安排桥梁的轮廓空间组合,既要简单又要明确。 (5)于细微处入手,注意其附属结构与桥梁的协调统一。 桥梁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通行,其次是供作鉴赏。桥梁附属结构则为桥梁主体的通行能力与景观价值增光添彩、锦上添花。如栏杆的主要功能是保证安全,这是美感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在满足安全、经济耐久、施工方便、工序简单、便于更换的前提下,其靓丽的颜色和优美的线性无疑会让人眼前一亮。 3、桥梁景观设计内容 (1)景观本体的形式美。 这是历来就受各方面关注的领域,如桥梁、引道的水平及竖向线形的美学设计;桥型的美学比选;各种结构部件的比例调整;相关的桥塔或桥头堡或桥亭或收费站的建筑设计等。 (2)桥梁及引道的景观设计。 这是随人们对生态环境日益关注而新出现的内容,如桥梁及引道的软、硬质景观设计;桥梁整体色彩设计;桥梁选址与环境景观尺度的和谐与调整;护坡工程的美学与环保;桥梁建设与水体环境景观的复原;桥梁夜景观设计等。 (3)观景系统。 该系统又可分成观桥系统与桥面观景系统,其内容根据桥梁的重要性或有取舍。如观桥系统的布点及视线分析;人桥亲和的观赏处及流线设计;桥面观景的流线及视线分析等。 4、桥梁景观设计方法步骤 首先便是桥梁景观的规划,其次才是景观的深化设计。桥梁景观规划应对景观环境进行分析提出桥址设想;对桥梁区位进行分析提出桥梁的景观定位;并根据景观定位进行景观空间布局;此外还有配套建筑的规划及桥梁夜景观的分区与分级等。桥梁景观规划目的是对景观有统一部署,以更好地反映桥梁的特性。桥梁景观规划应与桥梁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步,待可研通过有关部门评审后再作景观深化设计。 5、桥梁景观设计现状及问题 (1)桥梁景观设计存在一些误区。其一是桥梁景观"包装"式设计方法。在社会或桥梁设计界有这么一种传统认识,即桥梁设计就是结构设计,景观设计仅仅是对桥梁设计后的包装。这种将桥梁设计与桥梁景观设计脱节的做法是一种误区。桥梁景观设计要早期介入,建筑师应在桥位的勘测阶段便介入到设计工作中,并对桥梁、调治构造物、引道路堤、引道线型进行综合思量使之成为有机整体。另外建筑师还应对桥位方案从政治、经济、技术、环保上进行多方面比较,从景观高度提出桥型设想,或对结构专业提出的桥型方案进行景观论证,以便作为决策或方案深化的依据。 另一种桥梁景观设计的误区便是"伪桥型"现象。有些部门盲目追求"时代风尚",将梁板结构的桥附加上悬索拱,使桥梁外观感觉与桥梁实际结构完全不符。这种情况若出现在建成后的桥梁景观更新中情有可愿,然而有些桥梁设计者为迎合社会风尚,使"伪桥型"变成一种设计。这种违背桥梁设计基本原则的设计方法是桥梁景观设计上的另一种误区。 (2)由于我国桥梁设计以功用为主导的传统,专业设计部门中建筑师拥有量的不足,建筑师在其中并未发挥出应有作用,使桥梁景观设计工作的开展受到制约,也使桥梁景观设计工作跟不上社会的要求。 (3)设计思路狭窄,模仿较多,自主创新设计意识较弱。有时设计周期过短,为了赶时间,就要生搬硬套,很少进行创新和论证。 结束语: 以往的桥梁设计侧重于结构、经济与交通功能方面的优化分析,而现代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将桥梁的环境景观提高到一新的认识高度,如桥两侧的引道及桥头绿地的景观生态、桥梁工程与城市或大地景观尺度的和谐、桥梁工程对水体生态的保护等。在设计中,我们应最大限度的保护生态,应以环境美、景观协调、速度快、质量好,来创建生态工程。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原生态环境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价值与运用 1 引言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又是生态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类型,极易受到人为的和自然环境条件的干扰。近几十年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就我国城市目前的环境状况而言,问题十分严峻,在一些城市地区,污染已相当严重,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以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城市景观生态规划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景观设计方法去指导改变城市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市域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建设一类生态高效的产业,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体系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空间环境,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规划方法。 2 原生态环境理念 原生态环境是生物和环境之间和谐共生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是在自然条件下稳定生存延续的生态环境群落。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开放系统,不仅包括了:完全原生态,没有人迹的第一自然;有稀少人迹的第二自然;并且还包括了蕴含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地域、人文生态环境,即第三自然与第四自然,而第三自然与第四自然也是我们城市建设过程中牵涉最多的两种生态环境,并与今天的城市发展息息相关。 3 景观设计过程中对原生态处理的不足 在城市规划、园林景观设计中,我们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在设计或规划中忽略了原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与重要性;在设计中不注重原生态环境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倾注于景观的再造,造成高成本的投入与不必要的浪费;在设计中对原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造成的环境污染,使生物栖息地逐渐消失,导致生态的不平衡与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在设计中对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破坏,致使我们的城市失去了本土特色。 4 景观设计过程中原生态保护的措施 原生态环境是景观设计中的背景与骨架,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对于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4.1 强化原生态环境在景观设计中的主导作用 城市的功能性、艺术性与生态性是景观规划与设计中须充分考虑的重要环节,盲目地追求其中任何一因素,而忽略了其它两项,设计就会存在缺陷。在现实生活中因过于强调功能主义,而缺乏艺术感,与文化、自然隔绝,甚至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将城市的功能退化至物理意义层面上,最终会因为没有生命力而被淘汰;因过于强调“生态化”、“自然化”,而忽略了人的需求与艺术价值,最终会因为不利于使用而无人问津;因过于追求艺术性,使景观沦为了城市中的摆设,完全失去了景观的意义,这些都将被人们所审视和批判。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破坏生态而“成全”功能的项目层出不穷,我们为了扩大城市面积而吞占耕地;为了“景观”,而将原有的山地推平、水域填土;为了便捷与利益而砍伐树木,破坏原有的植被体系;为了城市的美化运动而对老城区与建筑一律推倒重建;为了只注重城市自身的生态性与经济性,不惜将污染转嫁于城郊或农村。我们将功能性与生态性相互对立、排斥,清晨我们听不到悦耳的鸟鸣,也看不到小溪中自由自在的小鱼、小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从我们的视野、生活中慢慢消失了。而后,我们挖空心思去寻找自然、接近自然,其实这种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就在我们的身边。功能性与生态性并非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二者可以通过人工,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浅析城市公共绿地景观设计 1. 前言 近十年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同时城市不断扩张,导致与我们紧密相关的生活环境品质日益下降。尤其在中心城区,更是拥挤不堪,很少可以见到开敞空间,城市公共绿地则少之又少。并且很多人仍然把公共绿地理解为多种些树,多搞点绿化,并不太了解它的重要意义和内涵。城市是人口高度集中与工商业密集发展的地区,由于人类活动的频率与密集,大量利用并消耗自然资源,使得城市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改变,并产生大量的污染物,使城市生活环境品质逐渐恶化,影响了城市居民生活,甚至于生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绿地景观的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人们在享受了大自然给予的恩赐的同时,要学会保护它。城市绿地景观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道路绿化设计 2.1道路绿化设计的原则 (1)与道路性质功能相适应。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复杂,对于不同交通目的的道路系统,其景观元素也不尽相同。因此道路绿化必须符合不同的道路特点。 (2)与行人的视觉特性和行为规律相适应。不同的行人有不同的视觉环境,在进行道路绿化时要以行人的视觉特性和行为规律作为依据。 (3)交通功能与生态功能相适应。道路除了发挥交通功能外,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景观走廊,承担城市内外气流交换等生态功能。因此,道路绿化设计在不阻碍交通的前提下,要充分利用绿色植物来改变生态环境。 (4)整体配置与节点造景相配合。在历史古迹、现代地标建筑、道路主干道交汇处等城市景观节点绿化造景,创造有城市特色的绿化景点。 (5)当地植物物种与引种相结合。在道路绿化选种时,除了应该考虑土壤、气候、风力等自然环境条件外,还要考虑人为因素。因此,在选种时应以当地树种为主,选择一些耐阴、耐贫瘠、耐践踏等生命力强的树种,并适当引种一些外来物种,实现物种的多样化。 2.2道路绿化实例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张掖市地处甘肃腹地,河西走廊中部,交通比较便利。张掖自古因水而闻名,在市郊北部有大片湿地,在市区有较好的水网系统,2004年,张掖市定下了“以水带绿,以绿融城”的绿地发展理念。构筑内外通达的绿化走廊,将城市内部绿地与城外大面积生态绿地有机融合在一起,营造出一个生态园林城市。 2.2.1构筑南北通达的楔形绿色廊道 构建“4板与5带式”绿化中央主干道,直通北郊湿地,在更高的层面构筑起点线面结合的良好绿色生态系统,使生态湿地为城市调节小气候,提供充足的氧气,降低空气粉尘,降解空气中的有毒气体。 2.2.2疏理城市水系,打造滨水绿色廊道 重新修整室内水路,绿化堤岸,体现绿水交融的城市特色。“以水带绿”不仅会为城市的景观风貌带来亮点,也会为城市居民休闲活动提供亲水、玩水、乐水的自然情趣空间,同时也间接带动了水岸周边地带地产、商贸等其他产业发展。 2.2.3“以绿融城”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人是道路的使用者,人在建设和使用道路的过程中必将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在道路绿化建设时应尽可能采取一些生态环境补偿措施。在张掖市的道路绿化建设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在各大交通交汇通道建设中央花坛,在特定的道路路段建立立体绿化隔离墙等,将各景观元素巧妙融合在一起,使道路绿化与环境相协调,保证道路绿化的可持续发展。 张掖市道路绿化设计依托总体规划的设想、布局,绿化设计以人为本,注重生态与环境和谐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对类似的工程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 广场景观设计 3.1设计原则 (1)规模适当原则。在设计时,要根据城市的规模、广场的功能要求以及人们活动类型的需求等来综合考虑广场合适的规模。 (2)地域特色原则。地域特色包括自然特色和社会文化特色。体现地方自然特色就是要适应当地的地形地貌和气温气候特征,采用富有地方特色的绿化、施工材料等;体现社会文化特色就是要突出地方人文特性和历史特性。 (3)功能复合原则。现代城市广场或以某一种功能为主,兼顾其他功能类型;或者是组织多种功能,以此满足不同类型人群不同的活动和心理需要。广场的功能和设施应多样化,艺术性、娱乐性、休闲性和纪念性兼顾。 (4)突出主题原则。虽然现代城市广场功能趋于复合,但在进行广场景观设计时仍要明确广场的主要功能和主题,围绕主要功能,明确广场的主题。 3.2广场设计实例分析—以南京西安门广场为例 3.2.1广场概况 南京西安门广场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与城东干道的交叉口,北至中山东路,南至西华门宾馆,东至规划巷道,西至龙蟠路。西安门是明故宫宫城的西门,也是唯一保留的城门。 3.2.2广场设计主题 西安门城墙遗址是整个广场设计的中心和灵魂,设计追求在现代城市中体现传统历史文化内涵,实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因此规划定位为城市文化休闲广场。整个广场以西安门城墙和莲花座基础为中心。 3.2.3广场空间尺度 西安门广场面积为 1.5 hm2,形状接近正方形,尺度较适宜,中部有明故宫宫城城门的遗址。 3.2.4广场边界过渡 广场的北面和西面紧邻城市主干道,中山东路和龙蟠路均属于车行交通流量较大的主干道,由此沿这2个边界除设置步行入口外,种植自由式的大中型乔木,特别是西北部,以分隔城市交通空间与广场的游憩空间广场东侧紧邻城市巷道,且巷道的东测为沿街商业,沿此界面布置部分坛植花木,其花坛边缘可作为休息之用;南面为西安门宾馆,通过种植灌木弱化界面,或者通过铺装将西安门的空间扩展延伸至边界。 4. 结语 城市公共绿地景观设计要以人为本,合理布局,充分发挥绿地景观的生态效益。让绿地景观建设的步伐紧跟经济发展的节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公共绿地建设内容丰富,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仅对城市道路的绿化设计和广场设计两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阐述,不足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试论以人居环境学的系统思维实践景观设计 研究当今各种城市环境景观形态设计失败的原因,多为设计脱离了人类作为环境的主人的行为感受和需求,或为忽略了当地环境的生态规律。21世纪的社会要求我们更加关注“人”,但又不能一味的满足“人”的欲求,而是从人的需求出发,创造符合生态发展规律的生活方式。而“人居环境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正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它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这为景观设计带来了指导方法,使得对环境的理解更为人性化和合理化。 一、人居环境学发展原则 依据吴良镛院士所着的《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我们可以得知人居环境的概念及其构成。引用其书中观点,人居环境,是人类的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而人居环境科学就是围绕地区的开发、城乡发展及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群,它是联贯一切与人类居住环境的形成与发展有关的,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新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即是人居环境。 1.人居环境的框架及原则 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居环境研究以满足“人类居住”的需要为目的。就内容而言,人居环境包括五大系统: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支撑系统。其中,“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是两个基本系统,“居住系统”与“支撑系统”则是人工创造与建设的结果。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和谐与矛盾共生,人类必须面对现实,与自然和平共处,保护和利用自然,妥善的解决矛盾就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 在任何一个聚居环境中,这五个系统都综合的存在着,五大系统也各有基础科学的内涵。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中,建筑师、规划师和一切参与人居环境建设的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的选择若干系统进行交叉组合。另一个方面,根据中国存在的实际问题和人居环境研究的实际情况,也可将人居环境科学范围简化为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建筑等五大层次。 对于人居环境的建设大概有几个方面的要求:提高生态的意识;与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科技;重视发展整体利益;与艺术的创造相结合等。 2.人居环境学的系统性 人居环境学是涉及人居环境的有关科学。与“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学”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的来说,它们都以环境为研究对象,但各自的研究范围、内容、与侧重点及所采取的手段并不一致。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涉及的是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全球变暖、臭氧空洞的产生等,而人居环境科学关心的则不仅是如何把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人类聚居形态,对五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人工与自然环境的相关内容均应引入到规划中去,用以提高环境质量、形成宜人的居住氛围。 从人居环境不同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学科核心和学科体系,就人居环境的物质建设、规划实际来说,则可以以建筑、地景、城市规划三位一体,构成人居环境科学的大系统中的主导专业。依据我国的情况,当前大规模建设实践需要面向21世纪的建筑发展,宜将这三者融贯综合的进行规划设计与研究。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个学科群,人居环境科学是发展的,永远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其融合与发展离不开运用多种相关学科的成果,特别要借各自相邻学科的渗透和展扩,来创造性的解决繁杂的实践中的问题。因此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庞大的系统科学,研究建筑、城市、以至区域等的人居环境科学,也应当被视为一种关于整体与整体性的科学,目标就是获得整体的协调发展。若能将此系统的设计原则贯彻在景观设计上,也同样将具有高瞻远瞩的发展潜力。 二、景观设计原则 景观设计虽然是建立在环境艺术设计概念之上的设计门类,但它所蕴涵的内容却涉及到美、建筑、园林和城市规划四个方面。景观设计最通俗的解释就是美化环境景色,可以说是以塑造建筑的外部空间的视觉形象为主要内容的艺术设计。这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环境系统设计,它的环境系统是以园林设计所涵盖的内容为基础,设计概念是以城市规划设计总揽全局的思维方法为主导,其设计系统是以美术与建筑专业的构成要素为主体。 同样是一门兼具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学科,建立在人居环境学的系统框架之内,景观设计同样需要贯彻整体的系统思维,以面对21世纪下,对环境的综合发展要求。在第20届建筑师大会上,吴良镛院士在《世纪之交展望建筑学未来》的报告中指出:广义的建筑应走向建筑、地景、城市规划的融合。他所谓的地景,即景观设计,用景观设计的手段来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是必然趋势,而景观设计也就成为居住区规划设计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转贴于 中国论 1.景观设计的人性化原则 景观设计要做到“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原则,就要求设计者必须在充分了解所住居民的年龄结构、职业、生活、工作习惯、生理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人性化设计。目前我国许多居住区内园林绿化在很多方面忽略了这一点。比如:有的楼盘用绿地做隔离带,却忽视了人们生活的方便,两分钟的路程可能得走上十几分钟,导致许多人直接从绿化带穿过,破坏了绿化;有的居住区绿化设计没有把残疾人的行为考虑进去,给残疾人的出行带来不便;有的居住区没有为老人和幼儿开辟专用活动场地;有的居住区景观设计粗糙,没能真正、准确地创造人们所需环境。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浅论城市景观设计的地理学原则 前言:宇宙万物皆景观。狭义的景观指的是“风景”,广义的景观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每个事物都有两面性,景观一方面积极的和美好的表象,另一方面则是消极的,甚至丑陋的表象。景观的主体有物质形态或非物质形态的,它会受到生态和文化影响。目前,我国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环境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景观是一个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生态系统功能的提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据有关数据显示,在城市建设中现已开始把城市景观设计放在了首位,这为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因此景观设计师在进行城市景观设计时应把在新时期条件下的景观设计理念与实践相结合。把我国建设成为拥有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活环境的国家,这一目标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一、城市景观设计的背景、现状与意义 城市是一个开放性质的复杂系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载体。在这个大的空间中,凝聚着人类的情感、智慧和对理想的追求。城市景观空间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人的主观思想会引导着城市景观的形成,并对已存在的环境施加影响力;城市景观则向人们传递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支持人们在其中的活动,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 城市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城市景观的演变和发展会受到“空间”以及“时间”的影响,在任何时间段,人们都会根据现有的需要和情况创造出当下的城市景观;同样,任何一个正在营造的城市景观环境又不得不考虑时间的意义。城市景观的本质是人们主观意愿的一种物质表达,反映了人们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城市的自然化是一个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然存在于环境,也存在于高度科技水平下的的人工环境一城市中。但人们存在忽视城市内部自然的趋势。作为城市自然载体的城市景观往往排斥自然因素,在园艺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美学原则支配下,利用有限的场地,有限的植物建立起满足单一功能(游乐)的草坪、花坛、树丛、喷泉和广场等人工景观。殊不知,这样不符合地理学的设计规划会给人类以后的生活造成多大的灾难。 二、城市景观设计的地理学原则 毫无疑问,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山川的地形地貌、河流湖泊、绿化植被等要素构成了各个城市的宝贵景观资源,尊重并强化城市的自然景观特征,使人工与自然环境可以和谐共处,有助于一个城市特色的创造。如今,在这个钢筋混凝土大楼林立的都市中,我们应该竭力提取和引入自然景观要素,以其自然的灵性“软化”这个城市的钢筋混凝土空间,为城市景观注入新的活力。 城市景观作为一个城市各种因素的联系纽带,它未能根据城市地壳的地质、地理和地貌属性与城市外的自然因素相连接,结果产生大量与当地文化景观不符合的景观,对于一个环境来说,不符合基本地理学的创意也是无用的,人们为了营造某一个空间,利用了大量外来植物,不仅要求有较高端的管理技术和实施费用,而且未给城市野生植物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它虽然拥有了最肥沃的土壤生长和足够的能量来源,但无益于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它拥有减缓和降低灾害的潜力,却无助于城市灾害的解决。因此,michaclhaugh说:“目前的设计和美学原则创造了一些与环境和社会需求毫无关系的形式”。 三、 结语 城市景观设计是一个极其广泛的设计,包含了从空间到时间、从形体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每一个过程。但无论城市景观设计如何定义,城市景观设计的本体是城市,而城市的本体是人。城市是人的城市,为人服务。因此城市景观设计应尽量满足人们的需求。随着城镇的发展,人与土地的共生关系逐渐解体,居民逐渐远离乡村,远离自然,并把人类发展和生存的副产品强加于自然,使河流、湖泊、森林和土壤遭到破坏和侵蚀,不仅给自然增加了负担,而且也形成了人类逐渐尝到并最终要吞下的苦果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城市问题。在这些问题的纷扰中,人们开始反省对自然的行为,逐渐认识到自然法则的重要性,试图结合自然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控制和解决城市问题。从早期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现在的“共生城市”和“生态城市”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论黄土地貌的现状、治理及环境景观设计 1 概念 黄土地貌:发育在第四纪黄土(或黄土状土)地层中的各种地貌形态的总称,具有一系列自己特有的特征。 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在中国北方地区与西北地区的交界处。它东起太行山,西至乌鞘岭,南连秦岭,北抵长城。面积40万km2。占世界黄土分布70%,为世界最大的黄土堆积区。黄土厚50~80m。 2 黄土高原的现状 2.1 黄土高原地貌现状 中国黄土高原素有“千沟万壑”之称,多数地区的沟谷密度在3~5km/km2以上,最大达10km/km2。沟谷下切深度为 50~100m。沟谷面积一般占流域面积的30%~50%,有的地区达到60%以上,将地面切割为支离破碎景观。 2.2 黄土高原的水土现状 我国黄土高原地区本身自然环境脆弱,加上长期以来土地利用不合理,植被受破坏,水土流失严重。黄土高原植被从古代到今天的巨大变化,更主要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总的趋势是面积越来越小,植被的结构也渐趋简单化。 2.3 黄土高原自然地理特征 黄土高原是我国独特的地理区域,它在地理上有如下显著的特征。 2.3.1 沟多坡陡、地形起伏破碎。黄土高原黄土深厚,疏松多孔。受长期内外合力的作用,地表剥蚀切割严重,支离破碎,沟壑纵横。 2.3.2 气候差异比较大。黄土高原气候受系统中岩石圈和大气圈相互影响。大气系统中降水量具有很明显的地域和季节性,降水年际变率大,时间变化上降水呈减少趋势。就气温来看,黄土高原具有冬寒夏热、寒暑变化剧烈的大陆性气候特点。 2.3.3 水资源缺乏,供需矛盾突出。在干旱半干旱的黄土高原地区,降水稀少,蒸发旺盛,水面蒸发是降水的2倍多,而且降水集中,水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2.3.4 山地丘陵面积大。黄土高原地区土地以丘陵山地为主,约占整个地区的80%,而河谷平川只占土地总面积的20%。这种起伏的地貌构造不适合农耕。 2.3.5 植被覆盖率低。在黄土高原上,30%~40%左右的地方都是荒山秃岭,给人留下满目疮痍的景象。人工草地很少,有的地方由于过垦山坡,表土流失严重,显露出基岩。 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特征和一些人为因素共同造成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强度大,面积大,速度快的现状;导致了土壤肥力降低、土地退化严重、农田破坏严重、气候条件恶劣、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泥沙淤积河道,旱涝灾害不断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由于该现象会破坏耕地,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所以有必要采取治理水土流失的措施,提高黄土高原土壤的生产能力。 3 黄土高原生态治理 3.1 综合治理措施 从目前国内外防治水土流失的各项措施看,主要有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它们在治理水土流失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它们是一个统一体,缺一不可。工程措施主要包括修水平梯田,打坝淤地,引洪灌地。植树种草可以有效的减轻水土流失。由于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应以乡土林种为主体,合理利用外来树种。在林种布局完整的基础上,要慎重选择经济林树种。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人为因素来看,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引起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目前根据旱坡地坡度大小,提出一套适合于坡度大小的耕作制度。 3.2 生态旅游开发 加强黄土高原的道路建设,建设成以黄土地貌景观为特色,千沟万壑的立体环境生态景观体系。充分利用地形特征,开发陕北地区的民土风情,利用本地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生态旅游。 3.2.1 制定生态旅游方案。生态旅游资源规划是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纲领和蓝图。黄土高原地区地域广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依照统一规划、循序渐进的开发方式。 同时,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要制定严格的生态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法律、法规,并成立专门的机构来监督法规的执行,为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法律保护,真正做到保护生态旅游资源和环境。 3.2.2 提高管理人员素质。提高旅游经营管理与服务人才的生态素质,塑造景区的生态氛围是方案可行的必要条件。生态旅游是寓教于游的旅游形式,应加大景区的生态氛围,如提供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生态的和谐性的知识标牌,不但让游客体验当地优美和谐的自然社会风光,而且让其领略和谐多姿的自然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魅力。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还土地和景观以完整的意义:再论“景观设计学”之于“风景园林”(1)(1) 摘要:关于landscape architecture学科和名称之争论,必须从 内容 理解 和中西文的名称翻译两方面来澄清。对la的混乱认识,绝不仅仅是翻译 问题 。 关键词:景观,争议,景观设计,风景园林,学科 本刊2004第五期登载了作者关于“《景观设计:职业学科与 教育 》导读”的文字,表达了对景观设计学科的 理解 和希望中国的风景园林学科能得到更健康发展的强烈愿望,更蒙本刊同时发表了恩师陈有民、孙晓祥等教授和倍受学生敬仰的多位园林届老前辈李嘉乐、王秉洛、刘嘉麒先生的批正意见和谆谆教导,其中争议多于认同。作为晚辈,感激涕零,恍惚回到当年学生 时代 ,如沐甘??。作为一个愿在课堂上提问题的玩皮学生,尚希望就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望前辈和同行切勿因此而误认为学生对老师和前辈的不敬,实则希望前辈们所开创和为之努力奋斗的中国园林事业能有更光辉的前程。 考查本次及以往相关争议(也有认同),我将明确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必须声明,由于专家们的观点本身也存在分歧,所以以下讨论是针对持有相应观点者,不是针对所有人士的): 1.问题的根本所在:不仅仅是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翻译问题 客观上“风景园林”的职业范围远不如国际la,主观上和社会认同及中国文化语境上将“风景园林”局限在审美意义上的“景致”或“景物”,是中国 目前 的“风景园林”不能等同于la的根本所在;也是风景园林师不能等同于国际意义上的landscape architect的根本所在。 1.1 皇帝新衣:自认为国内“风景园林”的职业范围等同于、而客观上却远不如国际la 多位前辈学者都强调, 目前 国内的园林专业或风景园林专业在实质 内容 上与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la是对等的,内容上没有实质的差别,因而,包括本作者在内的一些人用“景观设计”来代替园林或风景园林,纯属对国内行情不了解,甚至有扰乱视听之嫌。果如是,则大快亦哉!然而,只要对国内外的专业实践和学科及教学课程稍加 研究 ,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早已与国际接轨”的、风景园林即国际la的自我陶醉,却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将使面临空前发展机遇的中国la专业在无尚的自我优越感中坐失良机。 比如,新城镇和城市新区的整体规划设计,在美国是la(景观设计)的一个主要业务,景观设计师(landscape architect)在其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一些著名的景观设计公司和景观设计师如swa(由前哈佛大学的两位景观设计学系主任hideo sasaki和peter walk创办), sasaki(由hideo sasaki创办),edaw(由garrett eckbo等创办),wmrt(由wallace和mcharg等创办)等都以擅长设计新城镇和新开发区而著称。更早的设计事务所也在美国的新城镇设计中起领导作用,如美国的最早的高尚新区、芝家哥郊区的riverside就是由olmsted主持设计的。由swa规划设计的大型社区加州irvine的woodbridge等,都是其中千万个由景观设计师主导设计的社区和新区典范。在中国当今如此大规模和如火如荼的新城镇、新区开发建设中,斗胆试问,有多少以中国风景园林设计院在这样的新城镇和城市新区的总体设计中(不仅仅是园林绿地设计)发挥过类似的作用?这样的综合型设计实践还包括北京的两大最有 影响 的城市建设工程:中关村的多个 科技 园(生命 科学 园,软件园,丰台 科技 园等)和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非森林公园)。规划部门和开发商都明白,为什么在做这样的规划设计国际邀请赛时,多用景观规划设计,而不用“风景园林”?扪心自问,我们能将自己的风景园林等同与国际意义上的la吗? 或曰,我们有能力,但人家没有邀请我们去参与。果如此,正说明了在类似新城镇的规划领域,国内的“风景园林”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得社会的认同。当然,国际上的la还包括更广泛的领域(见俞孔坚,李迪华,2003)。因此中国的“风景园林”不能等同与国际la。 1.2 “唯审美”论,主观上限制了 中国 风景园林学科的 发展 客观上 中国 的园林或风景园林不能等同于美国的景观设计(la),是因为我们的许多风景园林学专家主观上就没有把landscape的整体和全部作为风景园林设计师的工作对象。在这一点上本人与这些学者有根本分歧。在众多的学者中,刘家麒先生的观点应该是具有代表性(如果刘先生所言反映其观点的话):“俞孔坚教授认为景观有风景、地学和生态系统三种概念(俞孔坚,1998)。如果认真 分析 :地学的景观,是真正的景观概念;生态系统的景观,即景观生态学,是地学和生态学的边缘学科,landscape architecture虽然有一部分工作要 应用 景观生态学的 方法 ,但la到底还不是景观生态学;到 目前 为止,la学科的 研究 内容 和业务领域还属于风景范畴(刘家麒,2004)。”刘先生的这一观点早在2002年《城市规划》上刊登的另一位先生的一篇辩论文章中已有更明确的概括:“风景园林规划是指人居环境中的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规划”(姚亦锋,2002)。当时本人不以为然,未做更多反驳。但既然象刘先生这样的前辈都普遍持有同样看法,甚至已被人们当作园林基本术语的标准解释来对待(见李金路,王磐岩,2004):即把风景园林实践活动的对象—景观, 理解 为审美活动的对象,把园林学科中所说的景观 理解 为审美意义上的 自然 和人工的地表景色,我因此觉得有必要做些讨论,主要澄清两方面的 问题 : 第一,如果把风景园林实践活动理解为审美活动,而不是将风景园林等同于国际的la,我本人没有意见;因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前,la的前身,即landscape gardening(风景造园,或风景园林,如果说园林等同与造园的话),或更早期的造园(gardening),确实就是以审美、娱乐为主要目的物质空间营造。本质上是农业 时代 贵族们的休闲娱乐空间,它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是唯美论的,关于这一点,作者早在1998年就有专文论述(俞孔坚,1998)。因此我们的园林史学家把中国的园林起源推溯到苑囿,即皇帝们的最早休闲娱乐场所,这也就顺理成章的了。 问题 在于这些学者将一个强调以“审美”为核心的“风景园林”,等同或翻译成在国际上早已不是唯审美论的la,那就不敢苟同了。 第二,如果先生们强调把landscape翻译成风景,把la翻译成“风景园林”, 我本来也没有意见。但是,同样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的许多先生们偏偏又要取风景的景色和审美意义,而我们的业外人士和全社会又偏偏认同于风景园林的审美意义。这就使“风景园林”无论从先生们的主观愿望上,还是在中国现在和可预见的 未来 的文化语境下,只能被理解为审美活动了(不管先生们主观上是否承认,但中国的文化语境是不可逃避的),甚至被业外人士等同于街头巷尾的绿化美化和后花园、广场上之花草园艺之能事。最多也只是城市绿地系统和风景区的规划设计和管理而已,反正难以超越“风景园林部门”管理的范畴。如果认定风景园林就是la,那这显然是与国际本专业的认同大相径庭,这种画地为牢的所谓la专业认识,也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 1.3 唯艺术论,使许多人士陶醉于园林国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我看来,中国风景园林专业在业内人士的手中就像一捧干沙,被攒的紧紧的,深怕漏失,而事实上,它正在流失,于是人们就越攒越紧,结果是流失更快,最终恐怕连老本的“园林艺术”也将不幸漏失。 我敬重那些把中国园林艺术发扬光大、并从事设计实践的人们。如果不把“园林”或“风景”混同于 现代 意义上的landscape,我完全同意许多专家的意见,即:“园林归根到底是营造风景的艺术”(金柏苓,2004),因为,正如金先生所说:“人们不会真的用生态、生物多样性或环保的 科学 标准或 科技 的先进性来衡量园林”(金柏苓,2004)。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 现代 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中,人们真的用生态、生物多样性或环保的 科学 标准或 科技 的先进性来衡量景观,而不是它的形式。如果对国际的la学科的这一点都不明白,而硬要将la混同于国内的园林或风景园林,那么我们所有的讨论将失去基础,只能说明我们陶醉于“国粹”太深了,对中国当前面临的严重人地关系和环境问题太漠视了、离我们 时代 的需要相距太远了、对现代城市化过程赐于我们专业 发展 的机遇太无动于衷了。这正是“园林”或“风景园林”归根到底不能等同于la之所在。 早在1950年代的美国,面对当时与当今中国同样的学科争论,已故景观设计泰斗佐佐木(hideo sasaki)就曾告诫景观设计学界:“要么致力于人居环境的改善这一重要领域,要么就做些装点门面的皮毛琐事。”在这里,我愿意用同样的热切与由衷的期望告诫我的同志们:要么陶醉于小桥流水和风景、景物的“艺术”,要么勇敢地承担起设计和协调中国人地生态关系的重任,再造安全、健康的秀美山川。 谁都承认 中国 有着最优秀和独特的风景园林艺术传统。但是,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祖先预先编制了程序,来解决现在 中国 所面临的如此严峻的人地关系危机。没有多少人会否定“天人合一”的“审美”志趣的高尚和小桥流水造园艺术的精湛,但是当这种精湛的艺术被用于茫茫祖国大地时,能使我们的千万条江河变得更清更美、能使我们的千万倾土地变的更安全健康和秀美吗?不能!如果承认“园林学科已从传统园林、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向大地景物规划三个层次”,同时,认为,“大地景物规划远不止风景名胜区规划一项”(刘家麒,2004);如果承认人与 自然 和谐相处是风景园林、甚至是园林的一个根本宗旨(当然也是la的根本宗旨),那么,解决人地关系的 问题 又怎就一个“美”字了的?又怎能是“艺术”了得?而没有国土生态的安全、没有区域和城市及社区等尺度上的土地的合理规划布局和利用,“美”又从何而来?既然地 理学 家、生态学家早以用景观的概念来描述和 研究 “土地和土地上的物体和空间所构成的整体”(俞孔坚,李迪华,2003,p。6),作为 应用 的 科学 和艺术,风景园林设计师为什么非要将一个完整的landscape限制在“景色”“景物”“风景”之类的表象层面上? 悲呼,当今风景园林的职业范围(停留在景观的审美意义上)甚至还不如四十多年前,程世抚前辈刚到北京时从事的专业范围,在当时程前辈的眼中和实践中,城市规划仍然是“风景园林师”的一个本职工作(见周干峙,1998)。事实上在美国的la 发展 史中,城市的物质空间规划和设计(city planning)本来、也一直就是la专业的一个主要职业范围。在美国的设计学科中,是先有la,再有urban planning(见俞孔坚,1998)。而la与后来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分野在于,后者走向了更偏向于社会 经济 发展 的都市计划。 更进一步讲,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mcharg的《design with nature》(1969)为代表的(景观)生态规划,早已赋予la学科从拯救城市走向拯救人类、拯救大地的 历史 使命。你家后花园的月季花死了管我什么事!正如mcharg所说:“不要问我你家花园的事情,也不要问我你那区区花草或你那棵将要死去的树木……我们(景观设计师)是要告诉你关于生存的 问题 ,我们是来告诉你世界存在之道的,我们是来告诉你如何在 自然 面前明智地行动的”(见miller 和 pardal,1992,p30)。从这一点来说,孙晓祥先生的观点,即“大地规划”(孙晓祥,2004)是完全正确的。但我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la并不排斥gardening,造园的 内容 仍然是la的一部分知识。哈佛大学的la系里照样有人 研究 花园,美国的la设计师中也仍旧有以花园设计为职业的(关于这一点与孙先生的观点稍有不同之处)。la的出现并没有使传统的园林造园和风景造园职业消失,世界各地也都有garden(花园)或gardening(造园)杂志。正如 现代 医学并没有令中国悠久的藏医和中医消失一样。 1.4 行政管理行业混同专业及学科:缺乏对la的核心 内容 ——“设计”的认识 学科的发展和专业化使la成为一门以规划设计为核心的 科学 和艺术。la决不应该是一个由政府行政管理条块分割下的一个行业,而是学科和职业的专门化和社会化的分工,其核心内容是设计。 诚如李嘉乐先生所言,风景园林建设不仅需要规划、设计,还需要施工、养护、植物培育等各个环节,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2004)。正如建筑行业需要由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建造师和施工 企业 等等一样,本人所提倡的景观设计也并不是排斥包括施工、养护、植物培育在内的其他学科和专业。但la是一个以设计为核心的学科和职业,不是一个行政管理意义上的“行业”,更不是一个大大杂烩。要 理解 这一点,必须了解la产生的社会和 时代 背景:大 工业 和社会化。 作为一种职业,landscape architect是以 现代 科学体系的建立和职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农业 时代 的知识分子是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是画家又是设计师和规划师,同时是风水先生,还是个法官。园林“师”和建筑“师”仅仅是匠人。这是因为农业时代的科学知识是有限的,通才可以掌握。现代西方科学体系的建立, 工业 革命带来的对专业化技术的需求,要求有职业化的人才来适应。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便出现了大规模的职业化运动,注册建筑师, 会计 师,律师等职业纷纷出现,因此也有了注册景观设计师的运动。景观设计师不是建造师,当然也不是园艺师。这些“师”自然都会有人去做、去注册,而且,中国已经开始进行注册建造师的工作。职业建造师和职业预算师都同样值得尊重。 当然,强调la学科的“设计”核心,决不是“画图”意义上的,设计也有大量相关的 科学 研究 、 理论 方法 、实验,等等。 美国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是专门对应与la的,相反,注册景观设计师是由民间的专业协会管理的。la专业人员就职于任何一个与土地和景观相关的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包括国土、森林、环境保护、土壤、流域、国家公园以及各类私人 企业 ,特别是设计事务所。关于这一点,我完全赞同孙晓祥教授的观点:“ 中国 当前,在政府体制中,建设部城建司下设风景处和园林处,各地省市都有相应机构,我们的学会是'风景园林学会'。所以 中国 只能称为'风景园林学'(孙晓祥,2004)”。如果这样,那是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悲哀。殊不知,这是一种在计划 经济 下形成的极其落后的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春风已经迫近。这种狭隘的行业和学科意识,是风景园林甚至不能涉足城市规划和更广阔的土地,因为那是属于另一个司(局)、部门管理的范畴。难道国土部门、农业部门管理的土地就不属于landscape architect的设计对象了吗? 景观设计学(la)首先是 科学 ,然后才是艺术;景观设计学是要解决 问题 的,什么 问题 ?“一切关于人类使用土地及户外空间的问题”(西蒙兹,2000)。其实,观点很明确:摆在我们面前的可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不要把“风景园林”混同与la,安心做“风景审美”和“园林艺术”;要么大胆、坦诚地走出现行学科 内容 、职业范围和 教育 体系的束缚进行全面深刻的革新,其中包括改变“风景园林” 目前 的社会认同局面。相比较而言,如果接受前者,意味着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师兄师姐们会容易些,但留给我们的后代的 发展 空间则是不堪启齿的“园林艺术”的犄角旮旯;如果接受后者,意味着要改变“风景园林”的称谓,同时对学科 内容 、特别是 教育 ,要进行洗心革面。 2.关于la的翻译和名称问题 2.1 缘木求鱼,后谕意识造成对la的曲解 为了论证“园林学”就是la,有多位学者追溯了la的 发展 与传统园林的渊源关系(王晓俊,2002;李嘉乐,2002;朱有介,1985)。这种渊源关系谁都不能否认。但如果就此而得出la就应该称园林学,或风景园林,那就毫无道理了。如果按此逻辑,西方的相应名称就应该一直保持gardening,为何又先后出现了landscape gardening 和landscape architecture?道理很明白,因为以花园的营造为核心的gardening,显然没法表达以英国 自然 式风景营造为核心特征的landscape gardening的内容,同样,landscape gardening也没有能够充分表达以土地的综合规划设计为核心的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内容。任何一门 现代 学科都可以在古希腊和罗马的哲人那里找到源头,也可以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实践中找到源头。人们甚至把易经和八卦当作 现代 二进制和 计算 机技术的源头,当然也是现代预测学的源头。但除了算命先生外,谁又会同意把预测学等同于基于八卦推算的占卜? 我们可以说,园林和风景园林(gardening和landscape gardening)、甚至园艺是la(景观设计学)的重要前身或始祖之一,但决不能等同于或包括了现代意义上的la。(主要是审美意义上的)风景园林不能包含(关于土地或景观的完整意义上的)la。所谓土地或景观的完整意义至少包括:景观作为风景的视觉审美意义、景观作为人类生活其中的境栖居地的含义、景观作为生态系统的含义、和景观作为符号的意义、当然也包括景观作为“神”的含义(俞孔坚,2002;2004)。 顺便说一句,孙先生对我关于“天地-人-神”的理念的批评是在没有完全了解学生所云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此略做解释,再请先生斧正。我所倡导的神是“土地之神”的含义,是人对于土地的寄托与信赖,也包含是对土地的敬畏之意,而这也正是“神”的本质。对待土地的傲慢和不敬是带来当今中国人地关系危机的主要根源。这一点科学是不能解决的,至少在当代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土地,找回对土地的敬畏,重建关于土地的伦理。 2.2 语境和名称:字典能告诉我们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的名称吗? 理解 一个词汇需要考察其语境,或“上下文”(context), 理解 一个学科的名称,更应该如此。 有学者发现 目前 所有字典中找不到“景观设计”的注解,而强调字典上说:landscape就是风景(且不说还有其它含义),因而强调landscape architecture 就是风景园林,这是违背基本常识的,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的。先有实践和客观存在,才会有语言和意识,这是基本常识。如果一个蓬勃发展的专业,要从先于 时代 、老于我们的专业实践的词典定义中找名称,那这个学科的落后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字典能告诉现代学科发展和名称的话,我们岂不永远生活在甲骨文的 时代 ?是社会实践的不断进步、是学科的发展丰富了词典的条目和内容,而不是反过来。细胞、 计算 机、信息等等词汇,都不曾在词典中出现,首先是科学技术和专业人员,而非字典编辑家发明了这些词汇。必须认识到,所有的字典关于landscape和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解释,肯定是落后于landscape学科本身的发展的。因而,字典不能告诉我们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的名称。 2.3 祖宗之法不能变”呼? 有多位学者试图从大百科全书(园林、建筑卷)来说明,园林名称不能变,风景园林名称不能变。大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含义。殊不知,“风景园林”也是前辈孙晓祥等人所提出对园林的改变。又有学者嫌学科名称变得太快,而强调慢慢变。可社会的 发展 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深刻体会一下 2.4 语汇的约定俗成,难以改变 一个合情合理的、也是社会所能 理解 的中西文对译关系是(不否认专家的异议,但这里强调普遍的社会认同): garden——花园,园林(名词) gardening——园林,造园(动名词) landscape gardening——风景园林,风景造园(动名词,含营造之意) landscape——景观 landscaping——景观营造(动名词) 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观设计学(包括landscape design——景观设计和landscape planning——景观规划) 或曰,为何landscape gardening中的landscape译成风景,而landscape architecture中的landscape要 理解 成景观,这就需从当时当地该词语的产生背景来理解,不能从字典里找答案。因为landscape gardening产生的时期正值英国画意园林盛行时期(1785-1840),以乡村牧场的 自然 美景作为艺术再现,创造一种画意的天堂美景,所谓picturesque paradise( fleming, laurence and gore, alan, 1988)。这时的landscape 等同于scenery,是花园围墙外的 自然 美景的意思。关于这一点,landscape gardening一词的发明者humphry repton在其《 the ory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gardening》一书中描写得很清楚:“花园的外面,应该营造成公园般的景色(park scenery),或者说是自然风景(landscape of nature)” ( fleming, laurence and gore, alan, 1988, p。149)。也就是说,在当时,自然风景是等同于公园景色的,而且是为了烘托花园围墙中人工化和艺术化装饰的背景环境。顺便说一句,在这里,repton所谓的公园(park)仅指英国牧场风光中房子周围的林子和草地。 而在美国,用landscape architecture替代landscape gardening的 时代 ,正是一个大 工业 、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 时代 ,如果说在olmsted时代的landscape概念尚保留较多的田园牧场的英国浪漫主义情调的化,到了mcharg时代,则更多的是 现代 主义、 科学 理性主义和生态学及环境运动主导下的人类生存空间的设计。这里的landscape当然不仅仅是自然风景,而应回到景观的完整含义,包括作为风景、人类栖居地和场所,生态系统等(俞孔坚,2002)。这种演变过程,孙晓祥教授和本人都有过较系统的论述,此处不再展开(孙晓祥,2002;俞孔坚,1998;)。 必须认识到,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一个学科(不是个具体的动名词),“architecture”原义是建筑学,本质含义是组织和结构,即设计的含义,与landscape结合成词组,当然就不能译成“景观建筑”。正如computer architecture是指 计算 机体系结构的设计一样,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指景观的体系结构的设计,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物体的空间结构关系和功能的布局。是建立在 现代 科学 技术基础上的土地的规划和设计。关与它的来历,本人已在其他论文中阐述(俞孔坚,2004)。而landscape gardening和gardening都仅仅是一种技艺和实践,是动名词,都以-ing作尾。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绍增先生(2004)提出的用“景观营造”,来对译la也是不妥的(2004)。因为:第一,景观营造显然没能涵盖自然遗产地的保护等含义,而这是不是现代la的一个重要组成;第二,景观营造(landscaping)之于landscape,正如造园(gardening)之于garden,都没有摆脱作为一种动名词的技艺和动作之感。而且, landscaping在 英语 国家中等同于房前屋后的园艺美化,在中文和 英文 语境下,都无法等同与la所涵盖的广泛 内容 ;第三,la强调的是职业化的设计,而非建造和园艺。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 3.解决之道:走向土地和景观的完整设计 通过以上 分析 可以看出,关于landscape architecture和“风景园林”的争论,实际上在名称和 内容 两个层面上展开,与之相应,解决之道也须针对两种情景提出: 情景a:如果将“风景园林”等同于la,则必须设法改变 目前 风景园林专业 内容 ,同时设法改变国民对“风景园林”局限于“风景审美”意义的认同。 情景b:如果保持“风景园林”的审美意义和 目前 的专业范围,则必须有新的名词与la对应,它将同时包含“园林”和“风景园林”作为祖始学科的含义。一个现实的名称是景观设计学,而 未来 更 科学 的名称是“土地设计学”。 2.1 一厢情愿:推翻中文语汇的约定俗成,冲破“园林”围墙,捣碎风景的审美界定,强迫社会接受la即风景园林的解释 关于情景a的解决之道,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走通的。我们自以为我们已经把园林或风景园林扩大到大地景观,这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裳罢了。关于这一点,王绍增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王绍增,2004)。连的“大地园林化”的号召都没能改变普通大众将“风景园林”认同于种花种草之能事,我们的少数专业人员和教授们又怎能改变大众和城市决策者关于“风景园林”的认同。 记得当年有我幸考上大学,却不知园林专业为何物的时候,可敬的中学班主任绘声绘色如此给我描述“园林就是那个有鲜花,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花园,是造花园的”。当时是农民,那天刚从稻田里除草回来,听到此翻描述, 自然 感觉无上奇妙,便头了此胎。试问,除了您们教研室的几个人也许还明白风景园林是怎么回事外,还有多少人对园林的 理解 超过我那位可敬的中学班主任?更有甚者,连业内的许多专家们都还在坚持和风景审美论、园林艺术论,又怎能令业外人士不能把我们“关在园林的围墙之内?” 要改变目前风景园林的“种树、种草、美化环境”的形象,意味着必须推翻千百年来中文语汇的约定俗成。在设法改变目前风景园林教学大纲、专业 内容 的同时,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是推翻国民对“风景园林”词组的认同,即“风景审美”意义的认同。也就是从字典和小学课本开始,重新将风景及园林词组的内涵和外延拓展,把一个文学和日常审美意义上的描述词,变成 科学 意义上的词组。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2.2 名称的 历史 发展 观:la的过去叫“园林”或“风景园林”,la的现在叫“景观设计学”,la的 未来 是“土地设计学” 关于情景b的解决之道——改名称,是建立在对la的内容和职业范围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基础上的。一些业内有识之士已充分认识到国际la学科的 发展 已远远超出“审美”论,而将生态学的 应用 和土地的利用规划设计作为核心内容,关于这方面,本人非常敬佩李嘉乐和孙晓祥等先生的见地(见李嘉乐,2002;孙晓祥,2002)。学生与两位前辈的不同认识不是在内容上,而在于:如果意识到la专业内容大大超越普遍认同的“风景园林”的内涵和外延的情况下,是否还应该沿用“风景园林”来对等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 问题 。我的观点是鲜明的,那就是革新也要洗面。 王绍增先生说得好:“其实,对于内涵改变了的事物赋予新的名称,比起坚持老名称要好的多……在事物发展变化很快的 现代 社会,传播一个新概念比等待一个老概念在人们心中慢慢改变要迅速和容易的多”(2004)。但这里必须要强调的前提是:当实质内容发展了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将现在意义上的“风景园林”改为“景观设计”,那是名不副实的,正如李嘉乐先生所言:“把劣质酒装到了名酒的瓶子里去卖,反把别人的真酒诬陷为假酒。”(2004) 针对目前 中国 的专业发展现状,一个合理的解决途径是保持“风景园林”的审美意义和目前的专业范围,同时必须有新的名词与landscape architecture对应,它将同时包含“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含义和内容,而更重要的是,它将包含和预示关于完整意义上的景观和土地设计的意义,其中包括孙晓祥先生一再强调的“大地规划”(landscape planning)。这个新名词是什么?《大百科全书》不能告诉我们,《辞海》和无论多高级的《英汉字典》也不可能告诉我们。这需要懂得这个学科和专业的人士共同创造一个词汇。 孙晓祥先生在推动这一学科的进程中奔走呼号可谓不遗余力。除了对名称方面的分歧外,学生赞成孙前辈在“关于《 中国 园林》俞孔坚等《景观设计、职业与 教育 》导读的审稿意见”一文中的绝大部分观点,以及其他场合的关于la学科发展的观点(孙晓祥2002,2004),而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便深受其观点的滋育和启发。他提出用大地规划与landscape planning对应,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大地规划”又装进“风景园林”的老瓶子,则是把美酒放进了老醋罐。而且要明确的是,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观设计学)同时包含landscape planning (景观规划或土地规划),及landscape design (景观设计)两个方向:前者回答做什么和在什么地方(what or where),而后者回答怎样做(how)。 本人在simonds的《景观设计学》的译后记中曾强调:尽管本人将其译为景观设计学,但landscape architecture更为直接而恰当的含义是“土地设计学。”这个 理解 受已故la 历史 学家newton的关于la的认识的启发,他因此把la的 发展 史归结为土地上的设计史(design on the land)(1971)。 所以,从la的 历史 发展 观来看,la在 (1)风景园林,或园林学,属于la的过去,审美和艺术论是核心。 (2)景观设计学,属于la的现在,面对 中国 现实,核心是解决城市化和 工业 化及人口膨胀带来的严重的人地关系危机;还景观以完整而全部的含义,它将解决所有关于人们使用土地和户外空间的 问题 (见俞孔坚,李迪华,2003)。 (3)土地设计学,更为 科学 的名称,体现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本质含义和核心内含,但在中国属于la的 未来 。所谓“ 未来 ”,是因为要在中国接受“土地设计学”的名称,尚需要等待更多人对la的深刻认识,真正彻底抛弃唯美论,回到景观作为土地的完全含义,并认识到景观的本质含义是土地,把人与土地的和谐关系作为设计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对la的起源 问题 的认识将决不在于园、囿,而在于人类设计改造土地的所有活动,从水利工程到道路、城市、绿化,甚至农业。在一个以远离“土”为荣耀的现实中国背景下,这种理解和称谓显然是缺乏市场的,就像当年我刚从稻田里出来,不愿意听土地,而更愿意听“花园”和“城市”一样 结语 我们处在一个三千年难得一遇的伟大的变革 时代 。日新月异的土地与社会变化,迫切需要以土地设计为己任的la学科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要么我们固步自封,陶醉与风景的审美与造园的艺术之中,而等待被挤进“园林旮旯”,远离 时代 发展的大潮,自嘲“拙者之政”,欣赏“留得残荷听雨声”;要么,勇敢地面对人地关系和学科发展的危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担当重任。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关于国际la与风景园林的问题,应该从四个方面来统一认识: 第一,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 ,从社会发展、人地关系的变迁、以及学科的自身发展动态各个方面,来认识国际la 目前 的发展状态和趋势。如果连国际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都没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理解,一味讨论其是否对应于中国的风景园林或别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自人为中国的风景园林在历史上曾经领先过国际,而因此来乐观地判定, 目前 中国的风景园林与la的关系,是对la的不理解。要统一认识,必须打开心灵的窗扉,以谦逊的态度,引进西方la学术著作和实践案例。学术问题是不能以武断的和行政的方式来解决的。《礼记》说得好:“虽有佳肴,弗尝不知其旨;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 第二,如果认为la就是中国的风景园林,那就必须以客观的态度来评价目前中国风景园林专业与学科,尤其是 教育 的落后状况,要有充分的危机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有改变的动力和支持改变的社会氛围。还是《礼记》说得好:“知不足然后自反,困然后自强。” 第三,充分理解目前中文语境下,社会对“风景园林”认同于“审美和绿化”和“园林艺术”的现实,汉语词汇的约定俗成是当代专业人员所没法改变的。因此如果继续用“风景园林”来卖风景审美和园林艺术的酒,那就不妨还用“风景园林”的名称,只是不要混同与 英文 的landscape architecture。否则,真的la会卖不出去。 相反,如果能酿la的新酒、也想买la的新酒,那就不如换个新瓶子来装,否则,这新酒是不好卖的。就学科来说,这个瓶子的标签是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就职业来说是景观设计师(landscape architect),就标签所指的酒来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景观规划(landscape planning)和景观设计(landscape design)。 第四,积极而正确地看待中国优秀园林艺术传统的继承与中国la发展的关系。就目前的情况来说,la称为景观设计学,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为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以及与国际交流,更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必须认识到la的核心 内容 是土地设计。无论是景观设计学还是土地设计学,都没有必要抛弃中国传统风景园林艺术。相反,传统的园林艺术和风景审美为 现代 科学 意义上的la学科提供了丰富的创新源泉。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带有浓厚的农业时代“大百科”特征的园林、或风景园林的“行业”(行政管理分工意义上的),分化出专业的景观设计师,当然还有建造师、观赏园艺师等等,是社会的进步,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表现。切勿用中国目前落后的行业条块分割管理 方法 作为划定学科和专业的依据。 最后,我要参照佐佐木先生当年告诫美国同行的那句话来告诫 中国 的同行们:要么正视 中国 目前 面临的严峻的人地关系危机和专业创新的机遇,勇敢担当起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和改善人居环境的重任,为我们的后代开辟一个体面而堂皇的专业领地,要么就做些所谓“艺术”和“美化”的装点门面的皮毛琐事,让我们的后代责怪他们的祖先竟然对21世纪的中国当代 问题 如此漠然而坐失专业拓展之良机。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城市居住区中的植物景观设计 摘要介绍了城市居住区中绿色空间的形式,分析了居住区植物景观配置原则和设计原则,并总结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为提高居住区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供借鉴。 关键词园林植物;城市居住区;植物景观设计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光秃的城市,对城市建设也提出了“园林城市”和“城市森林”等新的概念[1]。城市景观是人类活动干扰最强烈的景观,其结构和功能与其他景观有着显著的区别,而植物景观是柔化城市强硬形象的最好途径。 在所有的植物中,能种植在城市或风景区中构成园林境域的植物一般称为园林植物。概括的说,园林植物具有防护、建造和美化功能[2]。城市或风景区的环境是否美观,与园林植物有很大关系。 城市居住区中的居住区公园和小区游园由于有较小的服务半径,使得它们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园绿地类型。居住区公园和小区游园不仅满足了遮荫、降暑、隔声、净化空气和改善小气候等多种功能和需求,还能美化居民的生活空间[3],增强对家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园林植物是居住区绿地环境的重要表达载体,其自然美与生态美构成居住区环境的主调,另外,屋顶花园、室内花园、垂直绿化等也都是美化居住区环境的重要手段。 1居住区中绿色空间的几种形式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迅速发展,新建居住区明显增多,我国的城市用地越来越紧张。虽然房子越发美观,但绿化质量相对滞后,绿色空间十分稀缺,一些小区植物配置和管理都较薄弱,缺乏景观效果,这就需要发展多种植物景观形式,增加城市中的绿色。 1.1居住区公园 居住区公园指服务于一个居住区的居民,具有一定活动内容和设施,为居住区配套建设的集中绿地。居住区公园的服务半径一般为0.5~1.0 km,是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主要地点。 1.2小区游园 小区游园是指为一个居住小区的居民服务,配套建设的集中绿地,面积较居住区公园略小,但能满足基本的居民生活和休闲。小区游园的服务半径一般为0.3~0.5 km[4]。 1.3垂直绿化 垂直绿化是一种特殊的绿化形式,主要利用各种藤本植物、部分矮小乔灌木对墙面、棚架、阳(窗)台、立柱、高架桥等建筑进行绿化美化,对城市的生态平衡与环境美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垂直绿化占地面积小,充分利用了空间,大大提高了城市绿量,增强了绿化的立体效果。由于攀援植物随着物体外型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软化了建筑的生硬轮廓,并与城市绿化融为一体,创造出多种生动的装饰效果。 1.4屋顶花园 屋顶结构负重有一定的限度,屋顶绿化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这是屋顶绿化与地面绿化的重要区别。因此,应根据屋顶的不同负荷量制定种植层高度及植物配置。种植土应选用轻质材料,同时要注意防水、防渗漏[5]。 1.5室内花园 室内花园,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室内植物布置室内空间,增加植物,这适用于小区的会所、管理用房等,以创造良好的室内景观。 2居住区植物选择原则 居住区的植物配置,以充分发挥植物特性的功能为目标,组织层次丰富的植物群落,形成季相各异的植物景观,以达到合理的、丰富多彩的空间序列。同时,兼顾视觉环境景观,使人口密集的居住建筑区成为舒适、优美、健康的绿色环境[6]。 2.1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要使园林植物的生态习性和栽培条件基本适应,以保证植物的成活和正常生长[7]。植物选择应以乡土树种为主,引种成功的外地优良植物为辅,根据功能与造景要求合理配置其他经济且成活率高、并能充分显示地方特色的植物[8]。居住区中的植物景观还可在体现城市特色的基础上,体现小区特点,利用较统一的植物,营造出区别于其他小区的独特之处。 2.2充分考虑季相和景观的变化 生活在现代化都市和相对固定室外空间的人们,居住区植物景观的四季变化常常是人们最直接感受自然的方式。因此,居住区内一般应多配置具有春花、夏荫和秋叶的植物,搭配少量常绿树,以达到三季有花、四季见绿的效果[9]。现在一些地区的居住区为了追求四季常绿的效果,往往多种常绿树,而忽视四季植物景观的变化,使植物景观变得单调,更使居住区内的植物群落变得单一化。 2.3乔、灌、草、藤、花结合,提倡垂直绿化 城市中用地紧张,居住区绿地面积有限,但相关标准要求新建居住区绿地面积在30%以上,旧区改造应达到25%[10]。因此,绿化设计要注重乔、灌、草、藤、花结合,特别提倡垂直绿化,注重立体效果。利用一些藤本、攀援植物,结合花架、景墙等园林建筑,既能遮挡不雅物件,又可形成遮荫棚,为居民提供休息、纳凉处。 3植物景观设计的原则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人—建筑—环境”的学说,使建筑学、心理学、环境学和生态学互相渗透[11]。这种生态化的现代居住观,给小区环境设计注入了新的内容,也向小区环境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园林设计师开拓新思路,在设计中注重环境的生态性及景观效果,力求建设高品位、高质量的绿化空间。 3.1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 城市园林中的植物景观设计应体现生态性,要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才能设计出合理的景观,达到好的效果。首先,植物景观应具有观赏性和艺术美,在美化环境的同时,创造出宜人的自然景观;其次,通过植物的光合、蒸腾、吸收和吸附活动,充分发挥植物调节小气候、防风降尘、减轻噪音、吸收并转化环境中的有害物质、净化空气和水体、维护生态环境和改善环境的生态作用[12];最后,植物的配置要充分科学,建立具有合理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营养结构的人工植物群落,为人们提供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 3.2艺术性原则 艺术性是完美的植物景观设计必备的特性[13]。居住区中的植物景观应重点考虑人们的审美要求,在强调景观环境形象时首先需要的是鲜明而优美的视觉感受,突出建筑与外部空间的有机联系,以多种处理手法,塑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外部空间。植物丰富的色彩季相变化和外形的不确定性是建筑物所无法比拟的。 4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园林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园林所产生的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得到有效发挥或充分体现。因此,发达国家对城市绿化建设及相应管理都非常注重长期规划管理。 我国居住区建设数十年来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在规划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详细的居住区绿化用地指标体系,绿地率最低为30%,小区人均公共绿地最低为1 m2。由于国家标准中对于绿地率的统计并未按实际的植物种植面积来计算,而是沿用了城市规划中的统计方法,所以造成执行中存在一定的困难。 为求立竿见影的景观效果,追求大树,忽视实生苗的使用,反生态的过密种植,这种急功近利、违反生态规律的做法为日后管理埋下隐患,那些由于断根截枝处理而深受重创的苗木很难恢复,初期高密度种植的植物群落数年后便会因物种间的相互作用而衰退,造成浪费。著名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国家银行公园案例——出自风景园林设计大师丹·凯利的名作,就由于反生态的高密度种植设计直接导致其从一个获奖名作到面临被拆除的境地。 5小结 居住区的环境是人们日常感受最直接的环境,它的环境质量直接影响人们的居住情况,现在很多楼盘都非常重视园林效果,以园林景观作为小区的卖点来销售宣传,而植物的景观状况往往直接决定其效果。 居住区的植物景观设计必须以充分发挥植物特性的功能为目标,组织层次丰富的植物群落,形成季相各异的植物景观,融合生态理念以达到合理的、丰富多彩的空间序列,为人们创造出美丽的自然空间。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论以人居环境学的系统思维实践景观设计 研究当今各种城市环境景观形态设计失败的原因,多为设计脱离了人类作为环境的主人的行为感受和需求,或为忽略了当地环境的生态规律。21世纪的社会要求我们更加关注“人”,但又不能一味的满足“人”的欲求,而是从人的需求出发,创造符合生态发展规律的生活方式。而“人居环境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正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它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这为景观设计带来了指导方法,使得对环境的理解更为人性化和合理化。 一、人居环境学发展原则 依据吴良镛院士所着的《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我们可以得知人居环境的概念及其构成。引用其书中观点,人居环境,是人类的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而人居环境科学就是围绕地区的开发、城乡发展及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群,它是联贯一切与人类居住环境的形成与发展有关的,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新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即是人居环境。 1、人居环境的框架及原则 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居环境研究以满足“人类居住”的需要为目的。就内容而言,人居环境包括五大系统: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支撑系统。其中,“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是两个基本系统,“居住系统”与“支撑系统”则是人工创造与建设的结果。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和谐与矛盾共生,人类必须面对现实,与自然和平共处,保护和利用自然,妥善的解决矛盾就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 对于人居环境的建设大概有几个方面的要求:提高生态的意识;与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科技;重视发展整体利益;与艺术的创造相结合等。 2、人居环境学的系统性 人居环境学是涉及人居环境的有关科学。与“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学”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的来说,它们都以环境为研究对象,但各自的研究范围、内容、与侧重点及所采取的手段并不一致。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涉及的是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全球变暖、臭氧空洞的产生等,而人居环境科学关心的则不仅是如何把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人类聚居形态,对五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人工与自然环境的相关内容均应引入到规划中去,用以提高环境质量、形成宜人的居住氛围。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个学科群,人居环境科学是发展的,永远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其融合与发展离不开运用多种相关学科的成果,特别要借各自相邻学科的渗透和展扩,来创造性的解决繁杂的实践中的问题 二、景观设计原则 景观设计虽然是建立在环境艺术设计概念之上的设计门类,但它所蕴涵的内容却涉及到美、建筑、园林和城市规划四个方面。景观设计最通俗的解释就是美化环境景色,可以说是以塑造建筑的外部空间的视觉形象为主要内容的艺术设计。这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环境系统设计,它的环境系统是以园林设计所涵盖的内容为基础,设计概念是以城市规划设计总揽全局的思维方法为主导,其设计系统是以美术与建筑专业的构成要素为主体。 1、景观设计的人性化原则 景观设计要做到“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原则,就要求设计者必须在充分了解所住居民的年龄结构、职业、生活、工作习惯、生理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人性化设计。目前我国许多居住区内园林绿化在很多方面忽略了这一点。比如:有的楼盘用绿地做隔离带,却忽视了人们生活的方便,两分钟的路程可能得走上十几分钟,导致许多人直接从绿化带穿过,破坏了绿化;有的居住区绿化设计没有把残疾人的行为考虑进去,给残疾人的出行带来不便;有的居住区没有为老人和幼儿开辟专用活动场地;有的居住区景观设计粗糙,没能真正、准确地创造人们所需环境。 根据奥斯卡?纽曼所作的人们行为活动与城市形体环境关系的研究,认为人的各种行为活动要有相应的领域,他提出了由私密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半公共空间及公共空间构成的空间体系设想。运用在居住区园林环境设计中,就是要按照人们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的活动内容,适当地进行区域的划分,以适应不同年龄层、不同兴趣群和不同文化层的人们开展社交和活动的需要,既要有综合的集中空间,又要有适合集体和个人的分散性活动空间,空间类型尽可能丰富,以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 2、景观设计的生态持续性原则 人居环境学是以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综合构成,它是尺度不一、形式不一的综合构成。人们的生活与人工环境之密切不难理解,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性却往往受到忽视。上个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芒福德,指出:如果环境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我们的审美观念就不会只停留在一些风景名胜震撼人心的地貌上,而应该同等对待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还必须强调绿色空间不仅是为了游憩和观赏,更重要的是为了人作为自然的一贯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三、结语 21世纪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意识觉醒,并开始进入积极行动的时代。在发挥景观环境、景观功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住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满足居民进行社会性活动的需要,保持和发展其地域文化传统,共同营造人居环境的和谐美好。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北极阁的景观设计浅析 摘要介绍了北极阁概况,对南京城市与北极阁空间特色进行比较,将北极阁融入南京城市的整体空间布局特色之中,从山、水、城、林4个方面分析北极阁广场设计。通过分析,得出北极阁广场的设计在环境、功能等方面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是一个较好的设计范例。 关键词北极阁;景观设计;江苏南京 北极阁坐落于南京老城的地理中心,周边历史文化内涵和自然生态景观丰富,是集中体现南京城市自然地理风貌和现代城市景观的标志性地段。历史上,南京北极阁是极具科学文化底蕴的“城中阁”,以气象科学渊源而闻名。2002年市政府对该地区进行了拆迁改造,其设计是由东南大学建筑设计院和新加坡柏景设计主持的[1]。 总体设计上,它延续了南京古城的历史文化特色。同时,该广场设计充分利用了山体、假山、水景等景观元素,营造出不同效果,形成上、中、下游三大段落。西片区以市民活动的绿荫广场为主,中心片区是体现浓郁南京历史的水景与浮雕山体墙,东片区也可供人休憩的羊肠小道。曲径通幽,空间分割张弛有度。另外,它还体现了现代化城市的风情,从简单的阶梯造景、建筑小品不难看出设计者对整体景观韵律的感悟。现对北极阁广场的景观设计进行分析。 1南京城市与北极阁空间特色相呼应 1.1南京城市空间特色的优势 作为历史悠久的六朝文化古都,南京城市空间特色具有以下方面的优势。一是历史文化悠久。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等10个朝代曾在南京建都。虽然城址不断变化,但文脉一直相承,至今还保留着结合山水地形而建设的明城墙和历代形成的3条轴线和保存的文化古迹[2]。北极阁在中心片区的浮雕山体墙得以呈现南京历史的特点:麒麟、中山陵及南朝石刻、鼓楼、朝天宫、总统府等都简单呈现在整个山体上,尤为突出,让人一目了然。而这些元素都是市民众所皆知的,更显便民化。二是南京城自然景观资源丰富,城市依山傍水。北极阁等水体和山体点缀其中,与整个城市的风貌相融合,它追求“天人合一”的意境。景区内有的虽然是假山的堆砌,但是在一定程度也减少了造价成本,营造出一个山水氛围。三是南京具有低山丘陵的地貌特征,这决定了南京城“林中有城,城中有林”的结构特色。北极阁的设计也体现了这点,北极阁位于南京鼓楼比较繁华的地段,周围高楼叠起、交通密集。因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北极阁的地位更其显重要。广场的整体设计也具有台地高低起伏的变化。 1.2北极阁景观与南京城市相融合 北极阁作为南京城区重要位置上,景观还体现南京当地历史文化与现代城市发展的融合关系。例如:有人说广场内部有很多细节没有展现南京传统文化,比较杂乱。但是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古代 2.4北极阁空间的“林” 北极阁风貌区总体设计中在传统与现代方式上融合比较完美。从纵向来看分为山上和山下两大部分、横向看从东边的曲径通幽到中心广场的浮雕山体水景、西片市民休息活动广场三大部分的营造。“林”内树木层层叠嶂、郁郁葱葱,很好地营造出“林”的特色。另外,北极阁地理位置处于繁华鼓楼街区,内部的开放、半开放空间也相得益彰。在植物配置上,勾骨、冬青、竹子、银杏、松柏等的运用,又足以体现 3结语 综上所述,北极阁广场的设计既体现了南京古城的历史文化,又与现代景观发展相结合。达到中西合璧的景观效果。不但将涉及融入南京城市的整体空间布局特色之中,从山、水、城、林4个方面展现。又很好地满足了不同人群、不同时间的功能需求。但是在设计手法上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水景的亲水性没有很好地使得人与景互动;建成之后的北极阁并没有给周围市民带来良好的利用效应;部分细部景观设计没有完善地凸显南京城的历史文化风貌等。这些问题有待进步改善,但总体来说北极阁的设计是较好的典范,其中有很多方面值得借鉴。
美术史小论文: 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与文化创建 摘要:衡阳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为美术创作提供了无尽题材和资源。但是,目前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呈现散乱的状态,还没有形成规模。美术创作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在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教育,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衡阳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应有的动力;因此,衡阳市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文化建设 衡阳位于湖南省中南部、地处蜿蜒千里的湘江中游、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之南,相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称“雁城”。衡阳拥有深厚、悠久、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其深远影响,绵延至今。 一、衡阳人文历史 衡阳是湖南文化资源最丰富的聚集地区之一,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它拥有历史悠久的书院文化,“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①,衡阳有很多书院,如石鼓书院、东洲船山书院、杜陵书院等,其中石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地位极高,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为之作《石鼓书院记》,流传至今;同时,衡阳还是宗教圣地,五岳之一的衡山即坐落于此,它是“天台宗和南派禅宗的发源地”②,深刻影响了我国佛教的发展;衡阳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间歌谣、舞蹈、工艺美术、地方戏曲等,这些都是衡阳文化中的瑰宝;还有很多美术资源也是衡阳丰厚历史积淀的体现:如木雕、窑瓷艺术、历史悠久的古民居等;同时,衡阳还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自古以来,衡阳文气郁郁,才俊辈出:古有辅佐蜀国的大臣蒋琬、改造造纸术的蔡伦、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等;近代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夏明翰、唐天际、等。与此同时,衡阳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抗日战争纪念城,1944年,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展现了衡阳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现状 衡阳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良好传统,在此基础上,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将衡阳的历史展现在当代人面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丰富多彩,但仍然呈现出一种散乱的状态,基本上都是艺术家的个人创作行为,表现手法也欠丰富,每个画种都只是零零散散的表现,总体上只是反映衡阳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完整性、多样性。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将其灿烂丰富的人文历史展现出来。自建国到当下,在国内反映我市区域人文历史的美术作品零零散散,且为数不多。2011年9月,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等部门主办。同年11月,衡阳召开了创作动员会。目前有一系列反映衡阳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正在进行中。比如衡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颜志武与赖尚平、李清白等几位画家合作创作的作品《衡阳保卫战》,这幅作品场面宏大,画面中、等一百多人点缀其中,没有一丝杂乱的感觉,那段历史瞬间就这样被凝固了下来。类似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还有何润成的《庆功会上》、肖一丹和肖健创作的《火种———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张宗秋创作的《彭大将军》等。他们的创作填补了我市红色历史资源大型美术创作的空白。但是面对衡阳如此悠久丰富的资源,这些创作只是表现了本土人文历史的冰山一角。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美术创作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加强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创作出一大批好作品来满足和丰富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为衡阳的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三、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必要性 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美术创作对于增强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在衡阳地区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1.美术创作的文化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美术创作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以最直接的方式更好地记录和反映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如:敦煌壁画、四大石窟、永乐宫壁画、汉代石刻、各代的绘画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在美术作品中得以体现、传承,而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也可以很好地表现衡阳地区悠久的人文历史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区域传统文化不断消失,尤其是一些民间艺术,如何保护其传统文化已成为重要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传承提供了诸多的选择,美术创作则是其中最传统也是最直观的记录,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美术创作可以将衡阳区域文化艺术记录下来,传承具有衡阳特色的地域文化,实现其文化意义。 2.美术创作的教育意义。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美术作品不仅仅只是用来装饰、欣赏,更重要的是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教育后人、陶冶情操。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除了其本身的绘画价值,同时也拥有教育与熏陶的价值,它让后人看到祖辈的辉煌事迹,可为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例如,大足石刻的警醒世人、中国传统文人画那种宁静致远的心性等。美术创作利用各种表现方式将人文历史展现给世人,人们可以通过它直接感受到其中的内蕴。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可以全面地展现衡阳人民的勤劳、淳朴、智慧,特别是抗战阶段的历史,在表现衡阳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方面是很好的素材,具有很强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意义。 3.美术创作的经济意义。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民族复兴、国家富强,都需要提高文化为之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呈现一体化趋势,文化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支撑,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了重要的内容,它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行业持续增长,传媒、娱乐、旅游等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竞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是一面旗帜,加强文化建设无疑可以为经济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美术创作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发挥其推动作用,积极发展、完善区域文化建设从而带动或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文化资源应成为政府招商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③,同时要以文化理念为导向,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衡阳地区加强文化建设应该以区域文化为依托,构建衡阳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打造具有相当规模和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基地、壮大文化产业的发展队伍、挖掘和利用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相关产业。衡阳拥有深厚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书院文化、船山文化、南岳文化、革命文化等都是当地特有的人文历史资源;衡阳的瑶民在居住、服饰、饮食、婚姻、喜庆、禁忌、宗教信仰等方面风情各异;衡阳剪纸、版画、皮影戏、渔鼓等都是颇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这些在省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将这些人文历史资源都可以用美术创作的方式展现、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衡阳、向往衡阳,以此带动衡阳的区域经济发展。美术作品是一种最直观的展示手段,可以通过美术创作加强衡阳本土文化的传播,再辅以现代传媒和各种手段,使衡阳的特色文化更好地推向国内外市场,这有利于提高衡阳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下,文化产业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传播衡阳文化还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把衡阳优秀的区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艺术生产能力,并运用产业化的方式积极开展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工作,组织开展重大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④,如是所说,加强衡阳与世界文化的联系,可以进一步促进衡阳经济与文化的健康发展,打造、提升衡阳区域特色文化的影响力,为衡阳的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四、加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对策 面对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有社会团体和个人支持的立体规划开发。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鼓励艺术家进行创作,美术创作不仅仅是艺术家自发的进行,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多方支持。人文历史资源的搜集,整理规模较大,必须系统有序,因此,建议由衡阳文化部门或者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统筹规划,组织有关专家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确定重点,同时将有志为衡阳美术出力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组织起来进行系统创作,将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有条不紊地开展。艺术作品既是艺术家的心血与荣耀,也是一种文化传播与展示的手段,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时代与使命。2011年的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组织实施的的大型专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吸引了众多省内外优秀艺术家创作完成了一批主题性美术作品,这也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2.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经典作品为例,无论是在教育功能还是艺术审美功能较之以往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值得延续和发扬的。目前,衡阳美术界对本土人文历史题材已有所重视,诸多本土知名画家对此进行了创作,从绘画到雕塑、从中国画到西画、从城市主题壁画到城市主题雕塑……几乎都有所涉及,但都零零碎碎,收效甚微,无论是题材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创作方式的多样性,都成不了系统化与规模化,更形成不了产业化。因此,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将衡阳本土的人文历史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比如:首先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根据具体的资源特点包括环境地理位置进行不同创作表现,或打造成城市壁画、或打造成主题雕塑、或打造成工艺品产业、或打造成绘画展览等等;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有条不紊地进行建设和开发。 3.加强与外界的美术活动交流。美术创作不能封闭在自我狭小的空间当中,应加强与外界的学习交流。衡阳的美术创作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但不能因此固步自封,应不断为美术创作注入新的活力,推陈出新。这就需要向外界学习,在与外界美术界交流中,吸收外界优秀的艺术创作资讯和艺术手法。在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向外界展示衡阳、宣传衡阳的人文历史。利用好每一个平台与外界交流,使外界了解衡阳,让衡阳走向全国或世界。 4.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媒体进行宣传。当下,现代传播渠道众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将美术创作与现代文化传媒相结合。利用现代传媒资源,比如: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海报、展览、各种活动等等,根据不同媒介和平台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宣传策略,全方位地传播信息,让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深入民间,引导人们对衡阳人文历史资源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本土人文历史资源是本土特有的宝贵资产,优秀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也是人类珍贵的精神食粮,因此,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是文化承传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向外界展示衡阳本土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将这一资源为我所用,打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以便为加强衡阳本区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丰富人民的精神需求、促进衡阳经济、文化的全面、健康、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尹小平 蒋花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20世纪前期美术史的思考 摘要:该文从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出发,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艺术,着重阐述了20世纪几位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们所秉持的精神追求和人文关怀,并对比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精神追求,从而得出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艺术。 关键词:中国近代;20世纪前期;美术史;当代艺术;时代产物 谈及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那个时期的艺术受到政治、外来文化、社会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励精图治、效法西方、西为中用的时代背景下,绘画也成为救亡运动的载体和武器。 在中国社会激烈的变革中,美术对推动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很多热血志士留学海外,探寻救国之路。他们试图通过绘画开启民智,宣传进步思想。李叔同、高剑父、何香凝等在日本学习绘画艺术,把西方的裸体艺术传播到了中国,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裸体艺术在当时算是中国开启文明的一个时代标志。而今天的学院教育仍然坚持百年前的人体艺术教学模式,很多人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要画人体、怎样画人体,现在所画的人体和以往古典的人体、后印象派的人体、立体派的人体、超现实主义的人体有何不同,这是当今的学院教育应该思考的问题。在美术教学中,如何实现个人的绘画语言与当下的时代性有机融合也是值得思考的。20世纪初,上海开埠以来,受到越来越多西方文明及绘画的影响,出现了与传统中国画不同的海派,其以赵之谦、虚谷、任伯年、蒲华为代表。新生事物的产生总会受到旧势力的攻击和阻挠。海派的产生和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生有着相同的时代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西方的书籍、画册涌到中国,短短几十年里,中国的先锋艺术家学习、借鉴了西方历经几百年的艺术样式和图式风格,如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等。在当时,“当代艺术”这个词就像洪水猛兽,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走过了近30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当代艺术创作领域,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对社会、个人生存体验及人文关怀的思考。他们具有了一种新的人格,就是批判精神。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成为资本市场的价值凹地。张晓刚的油画作品《大家庭》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以近百万美元成交成为拐点,中国当代艺术在2006至2008年迎来了市场的井喷,大量的资本涌入这块凹地,泥沙俱下,甚至不少人改行来做艺术。艺术品和市场连接在了一起,很多天价的作品频频出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普通老百姓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并开始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明白了艺术可以多元形态出现,不是像以往只有一种标准。这也算是一种民智的开启。20世纪早期,中国最早的实用美术或者叫商业美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张光宇、丁聪、丰子恺、叶浅予等杰出人士。他们通过报刊漫画等形式,发表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们的作品家喻户晓。笔者曾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庆时看到叶浅予的几幅水彩画,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画的是那个时代农民丰收的景象,技法娴熟,画得极好。形式风格很有夏加尔的感觉,即便放在当下也一点不过时,笔者不由地心生敬佩。古往今来,优秀的艺术品都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和个人的局限性,经过漫长的时间检阅,沉淀下来,成为人类文明宝贵的财富。叶浅予等人与学院派画家不同,大都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种种方式使自己的漫画得到发表和传播。他们的作品往往关注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受到了老百姓的追捧,他们的进步思想也得到了空前传播。这和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关注当下、表现当下,注重人文关怀的精神不谋而合。回顾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可以发现,时代造英雄。生活在当下这个和平的,经济、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艺术家又该以怎样的视角关注和表现当下的事物?生活在当下,不管你身处何地、愿不愿意,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当代艺术的浪潮中,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美术馆、798艺术区、艺术北京博览会等处,都能看到大师的作品,如“从提香到戈雅”“里希特个展”等,人们能近距离地欣赏大师的作品,揣测那个历史时期的创作情绪和社会背景。 随着西方进入现代文明时期,先锋艺术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对传统艺术进行了彻底的革命,今天的艺术家必须重新思考艺术是什么,艺术作品的指向变得更加重要。艺术家须置身于当今的文化环境中,思考社会形态的变化,艺术已经变成个人生存体验和生活态度的载体。观念性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特征,也是当代艺术区别于以往艺术风格的一种形式。可读性和可识别性变成了绘画的主体,绘画语言的可识别性是一个画家区别于其他画家的主要标志。艺术虽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有品位的高低之别。什么是高品位的作品?笔者认为,技术与思想完美融合,同时符合时代特征,表达个人内心真情实感的作品就是高品位的作品。如今,虽然我们没有如先辈那样崇高的历史责任,把绘画变成改变国家命运的武器,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关注当下的社会并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创造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需求的艺术作品. 作者:吴双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与应用性 摘要:美术史论体系框架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架和具体内涵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价值;应用性研究 一、引言 自从2011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艺术学升级为第13个学科门类以来,美术学作为艺术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持续受到理论界学者们的关注,美术学科史论体系的研究范围也愈加明晰: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史、论、评”三个领域,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以美术史论为基础理论所构建的现行美术学科教材体系,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更是承载着传播经典美术范式、承继国学传统、传递人类审美情感的重要意义。 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价值与意义 伴随着人类美术实践在时空领域的不断扩展,人们对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的认识与研究在持续不断地深入,与之相伴产生的美术史论研究成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美术学科领域内快速地扩张。作为高等院校美术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势必影响着高校美术人才的理论水平与创作能力。第一,作为承担高校美术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承担着美术史研究、美术作品批评、探索美术创作规律等诸多问题的基础理论支撑。可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知识承担了美术学科体系大厦构建的基础工程,没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支撑下的美术教育,必然沦为技能传承的职业教育,这将违背本科教育中关于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初衷。第二,通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可以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精粹,及时掌握当下美术作品、美术理论范式的经验与技巧,在最新的美术批评理论引导下创作出符合现实审美要求的美术作品。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无疑充当了文化艺术积累与传承的最坚实的后盾。第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美术创作者指导美术实践的理论向导。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进步,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新的美术门类正在不断涌现。在日新月异的美术实践作用下,如何成长为一名善于辨别美术门类、适时总结实践规律的美术人才是每一位美术专业人才培育者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此时美术史论知识的总结作用与引导价值分外凸显。从价值与意义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指引美术人才培育者与美术专业实践者最重要的基础、最有力的支撑、和最准确的航标。 三、当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可行性与应用性 我国高等院校美术学科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支撑,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是推动美术学科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美术史论类教材,是系统培养美术专业人才的重要保障。当下美术史论教材在美术史论知识的教育方面,在美术技法训练与审美教育的有机结合方面,具有其他相关知识内容所无法比拟的可行性与应用性。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其一,它是美术生人文素质提高必要的理论来源。艺术教育(包括美术)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可靠手段。美术史论以自身丰富的理论涵养帮助人们弥补文化素养的缺陷,尤其是高校美术人才在人文素养方面的缺失。其二,它是学科体系建构不断完善的必然选择。美术学科的门类的持续衍生,必然促使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美术史论知识的积累与更新,这必将促使高等院校美术史论教材体系走向更为科学化、系统化的境地。其三,它是当下高等院校美术教育走出困境的迫切需求。当今美术教育的困境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这又不得不归咎于现有美术史论知识的陈旧与教材体系的僵化,从这个层面上说明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实际操作方面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价值。首先,我们应让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中的知识密切联系实际,实时地指导美术创作实践。其次,我们应建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相关制度,强化高校美术教育培育者对美术史论教材建设的意识,注重美术史论研究人才梯队的培养与构建。再次,我们应立足国学经典文化,挖掘中国传统理论范式,建立基于中国哲学体系基础之上的美术史学观和美术理学观。最后,应不断扩充适应新兴美术门类的美术教材内容。通过必修、选修、课外阅读等多种形式在美术领域的各专业学生中开展史论教育,破除美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传统壁垒,保护与传承中国民族美术史、美术理论的精髓。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术史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美术实践规律的基础上为美术创作与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它能够进一步推动人类美术实践的创新、发展和繁荣,进而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美术作品。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意义也正是如此,即从微观上帮助当代美术教育走出困境,从宏观的层面上让美术人才的心灵得到净化,性情得以陶冶,人格更加完善,从而以以清晰、丰满的创作状态投入到美术创作实践中去。 作者:张焱 美术史小论文:西方美术史与人文精神研究 摘要:纵观西方美术史可以发现,其美术作品的主题大多以人文主题为主,这种主题表现形式的应用是通过人文精神的渗透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对不同表现形式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渗透的研究看成是对西方美术史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美术史的概述入手,对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西方美术史;人文精神;渗透 西方美术史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艺术家创作理念及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西方美术作品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特点。然而,人文主题却是大多西方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的过程中遵循的一种主题。从整体角度来讲,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表现形式存在一定的变化。 一、西方美术史 (一)西方美术史的概述 在西方美术史中,人们发现的创作时期最早的美术作品是于旧石器晚期被创作出来的。在西方原始美术中,获得大众一直认可的美术作品被发现于西班牙以及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洞窟中。西方美术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当时的艺术家所创作的美术作品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1。 (二)西方美术史的阶段划分 西方美术史大致包含史前时期、封建社会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至今。在史前时期中,西方创作者在旧石器时期所选择的刻画对象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创作者通过不同形象、体态动物的描述满足自身的创作需求。在该阶段中的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创作者的雕刻对象逐渐由动物转变为人类。就该阶段以女性为原型的美术作品而言,其突出部位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生殖器官上。这种以性表现独特人文主义内涵方式的应用,主要与时人的生殖崇拜仪式有关。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创作者美术作品中反应的主题主要与战争以及宗教信仰有关。就古希腊美术作品而言,以生殖之神为原型的美术作品数量较多。在文艺复兴时期,以达•芬奇、拉斐尔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创作与现实人性之间表现出了极高的契合。自17世纪开始,西方美术作品形成了多种不同的风格,巴洛克风格、罗可可风格以及印象派等都是在该阶段出现的。当时社会的开放性为众多艺术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更加致力于将人文精神渗透在自身的美术作品中2。 二、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西方美术作品中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一)人性表现形式 人物是西方艺术家完成美术作品创作的首选。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他们通过对所刻画人物的神态、动作等将所要体现的人性表达出来。这种以展现人文精神为目的的人性表现形式的应用,提升了美术作品的艺术性和价值。 (二)性表现形式 这种表现形式是指,艺术家通过人物生殖器官、的刻画,实现人文精神对美术作品本身的融入。这种表现形式的应用在为欣赏者带来一定视觉冲击的同时,不禁引发其对艺术家所刻画人物形象思想、生活习惯等内容的反思3。 (三)个性表现形式 相对于其他表现形式而言,个性表现形式对艺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得自己所创作的美术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艺术家需要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对于西方整个美术作品创作群体而言,能够实现利用个性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在美术作品中的创作者极少。但当美术作品创作者能够实现这一目的之后,他们的作品内涵和价值也会发生显著提升4。 三、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为了更好地分析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史中的渗透,这里将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作为分析依据进行分析: (一)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纵观西方美术史,性属于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渗透人文精神最基本也最原始的一种方式。目前已知较为出名的应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美术作品主要包含古希腊早期美术作品、奥地利原始雕塑。维纳斯是古希腊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中经常描述的一个人物形象。在当今人们对维纳斯形成的圣洁、端庄印象之前,维纳斯在史料中的形象更倾向于以为毫无贞操观可言的女性形象。《伊利亚特》中记载,维纳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常常会利用一条能够迷住所有男性的魔带施展魔法。当维纳斯把目光转向宙斯时,这位地位无限崇高的万神之王也败在了维纳斯的石榴裙下。而荷兰著作《奥德赛》中则记载,维纳斯在维持火神妻子身份期间,同时与阿多尼斯、赫尔墨斯等多名不同身份的英俊男性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该时期的美术作品《尼多斯的维纳斯》为例,创作者通过对维纳斯肌肤、体态以及身体各个部分比例的合理处理展现出维纳斯的迷人女性魅力。作为以性表现人文精神的雕像作品,雕像中的维纳斯并没有穿衣服。这种表现方式的应用将维纳斯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5。奥地利原始雕塑中最精彩也最引人遐想的美术作品无疑是被学者称为《维林多夫的维纳斯》。在这个全裸的女性雕塑中,创作者将整个女性形象的高度设置为11厘米。通常情况下,这种比例设置会让观赏者产生一定的失真感和视觉误差,但创作者通过自身精湛的技术弥补了这一问题。虽然这个女性形象的五官全部被她的头发盖住,但观赏者仍然能够从这种若有似无的表现方式中感受到创作者想要表达的象征含义。除了手臂、膝盖以下小腿等位置的淡化处理之外,创作者用突出生殖与性的方式完成对该女性形象自胸部到生殖器官这个范围的处理。这种弱化与突出融合的创作方式为观赏者带来了一定的视觉冲击。由于该美术作品的出现时间较早,其创作者本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性与生殖对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意义。创作者更可能是出于功利目的完成这幅雕像作品的创作,而西方美术人文主义的体现也是通过创作者的这种创作目的实现的6。 (二)人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人性表现形式无疑是西方美术史中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应用这种表现形式完成人文精神向美术作品渗透的行为大多集中在西方美术史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也是美术作品人文主义盛行的时期。以该期间的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达•芬奇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例。就拉斐尔而言,这这位画家在当时的体现人文精神的代表作是《西斯廷圣母》。从这幅作品中,拉斐尔用精湛的笔法刻画出一应人物形象。从抱着圣子的圣母来看,拉斐尔通过动作以及表情的合理使用,使得欣赏者几乎能够想象出圣母与圣子从云端翩然落到地面的过程。而在帷幕周围的男性正对圣母与圣子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拉斐尔还通过帷幕旁女性羞怯表情、半跪状态的刻画,将一个信徒对她所信奉圣子圣母的到来表现出的恭顺和尊敬逼真地展现出来。拉斐尔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渗透使得作品本身蕴含的价值变得更加丰富7。达•芬奇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作则是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关于这幅作品有一种著名的解读:一千个人可以从这幅作品中看出不同的微笑状态。与大部分画家的人物画作创作相同,达•芬奇的这幅《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是有原型的。这位能够为人带来平静和喜悦感的女性形象的原型是一位佛罗伦萨商人的妻子,这个身份也可以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眉毛的处理中看出——当时以没有眉毛为美的化妆风格正受佛罗伦萨妇女的一致追捧。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站姿的处理中可以发现,他并没有使用传统的正面站立的方式进行创作,而是通过微微侧站的方式使得蒙娜丽莎这个女性形象看上去更加自然和生动。这幅作品与当时西方大部分美术作品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达•芬奇对透视点的应用上。在大多数创作者都将人物的胸部作为整幅作品透视点的背景中,达•芬奇大胆地将人物身体比例的四分之三作为欣赏者对《蒙娜丽莎的微笑》第一印象的聚焦点。从细节的角度来讲,达•芬奇对蒙娜丽莎手臂的细腻处理也是大多数欣赏者喜爱这幅作品的主要原因。即使在“手控”观念流行的当下,这幅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的手部也能获得时下流行的手部审美的认可。欣赏者从蒙娜丽莎这一双可爱丰满的双手,大致可以得出这位女性美好品格的判断。从作品价值的角度来讲,《蒙娜丽莎的微笑》人文精神的体现使得作品受到更多人的追捧和喜爱8。米开朗琪罗以人性为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其中的代表作无疑是能够让人产生强烈视觉冲击的《末日的审判》。从这幅作品的组成人物数量就可以判断出画家对该作品倾注的心血。的确,绘制这幅作品用了米开朗琪罗将近六年的时间。作为信仰人数众多的一个教派,米开朗琪罗将基督教作为整篇画作的背景,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米开朗琪罗分别刻画除了天堂、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以及地狱这三种不同的景象。在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部分中,大多数人类都是赤裸或者身上仅仅残余一小块布料。米开朗琪罗用这种绘画方式暗示这些人类的身份:他们身上背负着背叛上帝的罪恶。虽然米开朗琪罗将这些人类的肢体动作、神情神态等刻画得十分可怜,但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反讽人类本身以及时人的处世态度:明明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罪孽,却在即将被送入地狱时表现出不可理喻的夸张。在《末日的审判》中,悲剧色彩不仅仅是通过米开朗琪罗对地狱情景的精致刻画体现出来,这幅作品为欣赏者产生最大冲击的位置在于,米开朗琪罗以一张皮囊的形象将自身融入到整幅作品中。米开朗琪罗通过四百多个不同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了他对人生的理解:每个人的人生都处于信仰上帝和不断背离上帝过程中,到这个人死亡之前,他可能已经犯下了滔天的罪孽,但仍然会得到慈悲上帝的救赎。无论是审判还是救赎,米开朗琪罗对人性的剖析虽然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他通过画面布局、内容设定等方面使得整幅审判画面能够对欣赏者的心灵产生一定的冲击9。 (三)个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在个性方面,西方美术史中利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人物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以及荷兰画家梵高。就毕加索而言,从美术作品风格的角度来讲,毕加索通过自然主义、抽象主义、古典主义等不同风格的应用,使得自身个性在不同美术作品中得到良好体现。从毕加索的创作历程来看,其最初抨击当时西方美术作品创作主流的作品为《亚威农的少女》。在大多数画家都将定点透视作为主要绘画原则的1907年,毕加索用这幅以动点透视为原则的立体化作品呈现在公众面前。毕加索对不同图形及其组合的应用创建出一个全新的画派——立体派。当立体派成功便成西方美术界的一个主要流派之后,毕加索并没有停止自身追求个性美术作品创作的脚步。到了1918年,毕加索开始在古典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成功创作出一种被后人称为新古典派的美术作品。以毕加索新古典派的代表作《赛跑》为例,在这幅美术作品中,毕加索通过两个四肢伸张,处于奔跑状态的女性人物体现出赛跑这一主题。其中,毕加索除了通过阴影、线条的处理表现人物的立体感之外,还通过女性乳房的暴露以及两人手部的交握体现出“赛”这个主题。从毕加索漫长的创作历程来看,转换美术作品风格已经成为他彰显作品个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同时,这个特点也是毕加索与西方其他画家之间的最大区别10。就梵高而言,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探索绘画以及探索画作的个性发展中渡过的。在创作初期,梵高大多是通过亲身经历和感悟的方式进行创作。以梵高在创作初期中的代表作《背煤袋的妇女们》为例,在这幅作品中,梵高通过装着大量煤的煤袋以及妇女表情和动作的刻画,将劳动人们的艰辛充分表达出来。虽然这种较为拙劣的绘画手法不被时人接受,梵高甚至还拒绝了皮特森牧师提出的修改意见。从这个时期开始,梵高就开始在追求绘画作品个性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和探索。在梵高创作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他经历了无数的打击和磨难。这些实际经历使得他对美术作品创作以及创作方式产生了新的理解。于是,梵高开始通过创作自画像的方式达成追求个性的目的。在梵高的众多自画像作品中,流传最广、最为出名的是那张割掉耳朵的自画像。梵高创作这幅作品时正处于被癫痫以及经济困扰的窘迫期,虽然无法从这幅作品中判断出梵高当时的真正想法,但从梵高对自己独特表情、被割掉且包裹住的耳朵等方面的绘画中,依然可以发现梵高对个性的不停歇追求。除此之外,梵高绘画作品中包含人物形象较多的知名作品——《夜晚的咖啡馆》也彰显了他对个性的追求。这幅作品取自真实的法国兰卡散尔咖啡馆。这家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是梵高命名这幅作品的主要依据。在政府作品中,梵高刻画了六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在所有人物中,大多数人物都集中在作品的周边,唯有一名身着白衣的男性处于视线中间位置。作为与作品颜色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形象,梵高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其对借助该咖啡馆的追忆。这种艺术视角的独特性使得熟悉梵高绘画风格的人一眼就能从众多绘画作品中分辨出梵高的作品11。 四、结论 纵观整个西方美术史,虽然不同时期创作者创作出的美术作品存在一些差异,但人文主题是大多数创作者会遵循的一种创作原则。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渗透主要包含性、人性与个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就性而言,当时的创作者主要是通过突出人物形象生殖器官或者裸露身体的方式实现的。相对于这种方式而言,人性与个性的应用和实现难度较高,创作者需要利用适宜的透视角度、刻画方式等实现渗透人文精神的目的。 作者:赵红娇 单位:苏州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与改革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概况介绍及现状分析,指出民族地区综合性大学该课程面临的困境,并对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课程授课内容的架构特点,总结了该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尤其是在信息化背景下一些新的教学模式的尝试。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改革措施 一、“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概况及面临的困境 1.“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基本情况 在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艺术学门类下设有5个专业类,33种专业。其中设计学类的专业包括艺术设计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8个专业。根据新的专业目录要求,各个高校的原艺术设计专业都在修订新的培养方案,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依然是这些设计学类专业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课,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所发挥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对于设计类的各个专业而言,能够为学生铺垫重要的理论知识背景。在课程性质上,“中国工艺美术史”属于学科基础课,笔者所在学院将这门课程安排在第二学期开课,共36学时,2学分。在教学目标上,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国工艺美术自原始社会起,在陶器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建筑工艺、金属工艺、染织工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掌握工艺美术的基本属性、形式特征、发展规律和艺术风格,从中总结出基本规律,探求其历史渊源,并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对古代工艺美术进行了解和研究的能力;培养学生对古代工艺美术作品从造型、纹样等方面,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辩证分析,总结特点,从而更好地应用于现代设计,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 2.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 综合性大学的美术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别于专业的美术院校,艺术理论类课程开设的类别相对较少,基础性的理论课程如:“中国工艺美术史”“现代设计史”“设计概论”是相对来说开设频率较高的几门课程。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编制对课程的价值与地位认识不足、师资队伍的不足、学生对艺术理论课程的重视程度不足等几个方面。在编制培养方案的时候,有的综合性大学中的设计类专业去掉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新颖、更前沿的课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对这门课程的价值和地位认识不足。在设计类专业的课程结构中,“中国工艺美术史”往往被分配在基础课范畴,即打基础的课程,是与专业课相对而言的,就像是理工学科的高等数学一样。这一类课程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对于设计类专业而言,又不是一门简单的一般性基础课,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属于专业基础课,是专业课中着重于专业理论讲解的基础课程。师资的匮乏是造成“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目前,各个高校该课程的任课老师大都由其他专业课老师兼任,并不是由专门的史论专业老师担任,这就造成了在授课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受到限制。除此之外,教师数量也存在不足的现象,直接导致了无法进行小班上课,只能几个班级合成大班上课,人数在100人左右,教学效果不理想。很多客观问题需要慢慢地去完善,在现有条件下,任课老师可以在教学内容、授课方式等方面做一些调整,如教材建设、授课重点、考核办法等。 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了由许衍灼编译的《中国工艺沿革史略》,这本书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本工艺史专著。在内容上,它涉及范围非常广,甚至还包括自来水、电气、煤气等领域。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徐蔚南编写的《中国美术工艺》,书中介绍了玉器、刺绣、陶瓷等工艺门类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曾组织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相关教师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版本并没有正式出版。后来,陈之佛、罗尗子和王家树先生分别以油印本印刷作为教材使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代表性的著述: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的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上海知识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田自秉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龙宗鑫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由卞宗舜、周旭、史玉琢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由王家树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系统研究、工艺美术史教材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是“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的经典范本。随着对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教材建设也越来越繁荣。目前不乏权威的、全面的、高质量的教材,如尚刚、朱和平、刘世军、陈鸿俊、姜松荣、华梅、要彬等诸位学者都分别撰写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尤其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尚刚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作为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我们的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这些版本中,除了延续传统的通史研究方法外,也在门类史、断代史等方面加以尝试,如2004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和平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开始尝试从陶瓷、青铜器、玉器、家具等工艺门类展开论述。这些教材从再版的次数、数量就可以充分地说明大家的认可程度,但是目前各个高校设计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各有不同,尤其在对待基础理论课程的思路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就导致了在学分设置、课时安排、教学目标、授课内容、考核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试想,在有限的36个课时中,完成一本大部头“中国工艺美术史”通识的讲授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结合教学实际,笔者在自编教材中尝试了以门类史为主,通史为辅的架构方法,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重点知识的理解。主要包括陶瓷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家具工艺、建筑工艺、金银器工艺、织绣工艺和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八章,前面七章按照原始社会时期到明清时期的时间脉络设置每一节的内容,第八章则涵盖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苗族服饰、苗族锉花、土家织锦、侗锦等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并且将笔者田野调查的访谈记录呈现出来,让学生可以感受到最本真的艺术描述。 三、民族地区综合性高校“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笔者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承担“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任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思考,“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内容体系该如何重新架构?新的教学模式该如何建设和应用?这些问题都是该课程教学改革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史”教学内容侧重点的调整。“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的造物思想,它通过具体的形态语言传达着丰富的思想境界,体现着人们的审美情感,彰显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的理论,始于庄子,《易传•系辞上传》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抽象的、无形的、“形而上”的;“器”则是具体的、有形的、“形而下”的。“器以载道•道以器载”,“器”,也就是工艺美术作品,它始终是我们所讨论的核心内容,“器”以有形的语言传达着无形之“道”,同时,深厚的无形之“道”也要依附于有形之“器”来展现。而这里所说的“器”与“道”恰恰是我们最应该给学生讲解的内容,具体来讲也就是关于造型、设计创意、设计思想和理念等相关的知识,这些对于设计类专业显得尤为重要。2010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琥著《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研究•思想篇》,运用现代设计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古代的设计思想,对我国古代传统设计的功能、原理、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解读和诠释,这些成果都为我们今天的设计史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实际教学中,内容上可以侧重各个工艺门类主要作品的工艺分析和设计理念讲解,突出“器以载道•道以器载”的基本原则。比如商周青铜器,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不仅具有使用功能,还有传达森严等级制度的社会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治国礼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演变而来的,被统治阶级赋予了神圣的含义。例如,代表性器物“鼎”,它同样是由生活用品演变而来,成为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种礼器,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再比如明代家具,这一时期家具的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造型中用线的特点,欣赏明代家具,犹如品一杯好茶,可以让我们回味悠长。造型的简洁、选材的考究、做工的精细,无不体现了匠人的独特构思在“器”物上的延续。经典之作圈椅更是把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气呵成的靠背与扶手、“S”形的背板,体现出独特的文人气息。从现代产品设计的角度来讲,它不仅仅符合人体工学的要求,而且在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同时,给人以精神享受。而将艺术性、实用性、科学性完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长信宫灯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造物的意境,不愧是古代青铜灯具的珍品。课程中对这一作品的讲解要注重其造型特点和设计原理的分析。长信宫灯最令人惊叹和赞美的就是它别致精美的艺术造型,总体上属于人物形灯的类别,宫女跪坐持灯的形象,是汉代宫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它的造型设计改变了商周以来青铜器的神秘厚重,造型设计轻巧华丽,优雅迷人。在功能性的体现方面,要着重强调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以及对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考虑。长信宫灯通体鎏金,集中体现了浪漫与华丽的艺术境界,它的铸造方法采取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先将头部和身躯、右臂、灯罩、灯盘分别做好,再与灯座等六个部分组合而成,这种设计和结构便于拆卸和清洗,制作工艺水平之高,是汉代灯具中首屈一指的作品。灯盘设计为能自由开合的弧形屏板,以调节光线方向。宫女左手持灯盘,灯盘中心有一个烛钎,在灯盘上设计有一个短的把手,通过把手地来回转动来调节灯盘上两片弧形屏板的开合,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光线的强弱和照射的方向,类似于今天台灯的功用。宫女身体中空,右臂上举,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形成铜灯的灯罩,燃烧的烟尘,通过宫女右侧手臂的袖管进入体腔内,烟尘通过灯体底部水盘的过滤之后排出,会减少烟尘中细小颗粒和异味,减轻了对室内环境和陈设品的污染。现在看来,这样的设计,类似于今天的烟道,但在两千多年前,这实在是可以堪称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说明中国早在西汉就已经着手于居住环境空气污染的治理了。除此之外,在“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整体结构上,还应该考虑加入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学生,这些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使学生切身了解本土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体悟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魅力。少数民族的工艺文化是中国工艺美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道一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指出美术史研究的四种偏颇,其中就有以汉族为中心,忽视了其他55个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忽视了周围的边远地区。因此,如果能够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进行有理有据、言之有物的写作,无疑是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有益补充。如果大家都能够去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相信中国工艺美术的研究视野将会愈发的开阔。 作者:周亚辉 贺炜 单位:吉首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高校美术史课堂教学提升策略 一、内在觉醒: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开发美术史料的价值,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愿望,是课堂教学有效性提升的一项重要策略。首先,注重美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将中国美术史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实践相联系,如在对原始美术的学习中,将原始彩陶纹饰与学生的平面设计相联系,使学生意识到原始彩陶纹饰的构成特点对现代设计形式美和意象性等美的规律的重要借鉴作用。而通过分析当代油画家罗中立的作品、梵高奶奶常秀峰的绘画以及被称作“真正的后现代”的农民雕塑家邬良英的作品,让学生体会到现代艺术中的原始意味,认识到原始美术对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价值,从而在学习中端正态度,产生学习的内在需求。其次,注重理论教学中的人文演绎与情景创生。教师可以通过分享艺术创生相关背景和调动学生的人文参与等方式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把艺术家的生平轶事、作品创作背景等进行穿插讲解,从而使晦涩的理论变得有趣易记。如在讲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时,教师可以穿插“墨池”、“东床快婿”、“王羲之写字换白鹅”等轶事的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样,当教师在对隋唐佛教美术中较为抽象的概念“经变画”进行理论分析时,可以结合“西方净土变”、“维摩诘经变”、“东方药师变”、“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等经变题材的相关故事讲解,来分析这些经变画作品的艺术元素和美学特点。在分析元代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时除了讲解画家的创作意图外,教师可以适当播放一些与之相关的视频,如费玉清和张靓颖合唱的《山水合璧》MV,其背景即是对《富春山居图》创作的故事化演绎。在讲清初大写意花鸟画家八大山人的艺术时,可以让学生结合对八大山人的独特身份和独特生活经历的认识进行角色互换认知。学生对八大山人独具个性色彩角色的体认,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增加了学生对八大山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水墨大写意花鸟画风格的直观感受。再次,借古以开今,如通过介绍国航标志——红凤凰的设计灵感来自云南出土的文物——汉代青铜凤凰拐杖头,学生能够把中国美术史的学习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认识到美术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从而激发学生对中国美术史学习的内在动力。 二、图史共建:视觉轨迹之中的理论解读 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视觉在其感知和接受过程中居于首要地位。因为艺术活动“必须依靠经过选择和改造的物质媒介并作用于审美感官才能进行。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艺术家必须创造出有独特时空特征的艺术作品,呈现于他人的感知觉。艺术活动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材料中的体验和思维”(王林,2004)。所以,中国美术史课程的理论解读可以循着图像分析的视觉轨迹来行进,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媒体,包括多媒体课件、图像和影视等资料的综合运用。例如在讲授秦汉美术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时,可以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向学生展示不同地区画像石、画像砖的作品图像,通过图像的分析来阐述画像石、画像砖的题材内容、艺术手法及艺术特点,从而将美术理论的分析贯穿于图像的解读过程中。这种以读图来释理的方法较之传统的理论分析,可以更加直观地向学生展示汉代先民缤纷多彩的生活画面,也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再如,教师在讲授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时,可以采用图像演示的方式,让学生从直观的图像感受和比较中,得出清代山水画的空间已由两宋时期自然化的物象空间转向抽象化的笔墨空间。而通过对清代山水画代表作品的图像分析,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清代山水画是以“笔墨”、“写意”和“书法性”的特点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结局。从而使学生对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正如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对图像研究者而言,绘画作品并不简单地只是用于观赏,而是用来‘解读’。在今天,这种思想已成为常识”(彼得•伯克,2008)。所以,在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中,通过图像和美术史的共建与解读,学生才能更加直观和全面地了解艺术作品的全貌。 三、人文制衡:从先验的说教走向经验的认同 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对美术史知识的先验说教,而是要将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艺术实践相连通,使美术史和艺术理论知识真正得到学生的经验认同。“教师由知识和技能的讲解者、传授者,变为学生能力构建的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钱初熹,2005)。所以,一方面,教师可以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美术技法学习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学生技法的提高。正如学习在五代时期山水画的章节,教师引导美术专业的学生结合自身山水画的创作实践,来分析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五代时期所形成的南北两大山水画派的艺术特点,学生结合自己的绘画实践很容易总结出山水画的南北两大派别及其各自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的特点。反过来,教师对这一时期山水画派别及特点的理论分析及总结,特别是对南北两大山水派别皴法的分析则会对学生的绘画实践起到深化和指导的作用,这样理论学习和绘画实践之间就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通关系,形成了学生的绘画经验认同。同样,在花鸟画、人物画等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联系学生的绘画实践,把学生对美术史学习的被动性转化成主体内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枯燥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使学生从日常生活经验中领悟美术史知识学习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原始彩陶及不同历史时期陶器及瓷器艺术的学习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到的陶器和瓷器,对辨别陶器和瓷器找到经验的认同,这样学生在学习陶器、瓷器艺术时必定会产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因此,将中国美术史知识的学习置于学生美术学习经验和自身生活经历中去解读,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性提升的重要策略之一。 四、调转模式:多元文化生态中教学方法探寻 中国美术史的教学要不断探寻更加适宜的教学方法。首先,不同阶段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一般认同原始美术用人类学的方法,古典美术用图像学的方法,现代艺术用形态学的方法,当代艺术用文化学的方法。由此,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对中国古典美术的学习阶段,教师要向学生扩充符号学、图像学等学术研究方法,并注意培养学生的读图和分析能力。其次,在教学中教师要适时对不同美术类别的发展线索进行梳理,包括纵向历时性的,如中国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文人画等发展线索的梳理;和横向共时性的,如中国明代山水画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风景画的横向比较、中国秦汉美术与西方古希腊美术的比较、西方油画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明清时期绘画的影响等。再次,对美术史知识的分析要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之中,把社会历史文化对美术发展的影响加以阐释。当然,教师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还可以采取更加多元的方法,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和互动。总之,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要调转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开创更加开放多元的教学方法。 五、因材施教:特定学生群体的针对性教学 教师要对所教授学生群体的能力、兴趣、特点等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合于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这样才能使课堂的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针对美术专业的学生逻辑思维及理性分析能力较弱,但感性认识和形象思维能力较强等特点,在教学内容上多与美术实践相联系,在教法上多选取图像分析方法等。如果教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味地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教条化或者是采用单调的理论分析的教学方法,则可能会收到事倍功半或者是教师的理论分析再严谨细致也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消极效果,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配合理论课学习。因此,针对具体的教学班级,教师要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内容,并采取适宜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六、自我成长:教师业务素养的全面提升 毋庸置疑,中国美术史课堂教学效果的有效性提升与教师的业务素养和知识储备密切相关。无论教师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的分析还是对画家生平轶事的介绍,以及对中国儒道禅三大美学价值对中国美术发展影响的阐释,抑或是中西美术发展面貌及形态的比较……都与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知识量直接相关。因此,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素养,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才能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灵活运用各方面的知识,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课堂教学效果得到真正的提升。综上所述,在高校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开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注重采用图像解读方式对美术史学科进行图史的共建,将理论知识与学生学习经验和生活经历相联系,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更加多元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对特定学生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全面提升教师的业务素养等策略使课堂教学得到有效性提升。 作者:刘恩芹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在国内文化历史中的背景 作者:林早 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20世纪之初才出现在汉语语境中的“美术”一词,从其界定生成上可说是典型的“跨文化历史语境”的产物。“美术”一词对应着西文中的“fineart”,但在外延上“美术”小于“fineart”小于“art”,汉语中的“美术”专指造型艺术、视觉艺术。这种对译上的非一对一状态,暗示着中国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发生了误读。“文化‘影响’的真正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影响者’一方,‘影响者’并不能主导整个‘影响’的全过程,因为接受者一方也具有‘主体性’……‘接受者’如何转述、翻译、描述和解释异文化的‘他者’,就更深地依赖于自身的主体性。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根本不存在对异文化‘他者’绝对客观、毫厘不爽的叙述、翻译和解释。”[1]根据“影响研究”方法予以我们的启示,中国在跨语境实践中所发生的“误读”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合理性”。并且,通过对这种跨语境实践的呈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彼时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状态,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艺术主体性。 一、“美术”生成的西学东渐背景 十九世纪末,整个中国都处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惊的状态中。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自动自觉地思考中国的现代性命运,几千年以来超稳定的中国文化受到了反思和质疑。随着轴心时代的结束,“西学东渐”蔚然成风。然而从文化输入的方向上看,近代中国文化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西学东渐”并不是一种纯粹两极的西方———(东方)中国直接文化对接。事实上,在中国的西方文化输入中,我们的邻国日本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自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深受日本刺激的中国政府意识到邻国“明治维新”的卓越成效,遂把“取经”的重心从英美等国转换到了距离自己更近一些的邻国日本,于1896年向日本派出了13名留学生,此后逐年增加。到1906年,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竟达8000之众。[2](P36-39)如此一来,发生在中国“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对应的是一个“大东方”概念。从中国本位出发,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输入中,除了西方———中国的两极状态之外,还同时存在着一个西方———日本———中国的“二度转手”状态。如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一半以上的术语来自日文对西文的翻译就是这种“二度转手”的物证。据相关考证,梁启超是东渡日本向中国输入日译名词的第一人[3](P206-215)。1898年,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当时并不懂日文的他借助假名和汉字的组合接触了日文书籍,并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于1898年—1899年之际,借《清议报》向国人输入了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日语汉语。相对于西方原典来说,梁启超当时所从事的翻译是标准的“二度转手”。用今天“翻译”专业的眼光看,梁启超当时引进中国的“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词汇,在翻译上是不免有失轻率。这就在客观上给中国日后的人文学科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惑,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围绕“美学”学科合法性的争论。由上述背景,我们要追溯“美术”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就不可不考察“美术”概念在日本的生成。 二、“美术”在日本的生成 “美术”在东方语言中的首次亮相是与艺术展览密切相关的。“在日本,‘美术’一词的起源,一般说是明治六年(1873年)参加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时,将参展规则中的德语词汇Sch?neKunst(英文FineArt),译成日文而产生的。但是,当时所谓的‘美术’一词,却是意指包含音乐和诗在内的所有艺术。”[4](P45)1871年,日本接到了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并收到了一份德文的展览分类分项说明附件。1872年,将参加万国博览会作为维新之举的明治政府下发了动员、组织参加博览会的分类分项说明日文译文,在日文译文中“美术”一词首次出现:“第22区作为美术的展览场所使用第24区展出古美术品及爱好美术者的作品。又,第二种:各种美术品比如青铜器与烧画陶器各类形象等。第25区今世美术品。”[5]值得关注的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美术”译文生成于“展示”(需要/空间/机遇)并不是一种翻译上的机缘巧合。因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美术”,乃是与公共领域的艺术制度紧密相联的。其中对艺术品的公开展示可谓是现代艺术社会学意义上的表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看,西方对东方的“美术”输出,输出的不仅是以“油画”为代表的“画种”、以“美学”为代表的艺术理论,同时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相对独立的“艺术”观念之下还潜伏着一套西方现代的文化体制模式。这样说起来颇有些当下“视觉研究”所关注的“视觉政体”意味,但彼时日本明治政府对西方博览会的重视和效仿所反映出来的利用视觉传达进行社会启蒙的文化措施却足以证明我们对“美术”与公共性“展示”的强调并不是一种行文上的“过度阐释”。日本“美术”一词在产生之初,其含义是与西方的fineart十分吻合的。然而,日本在将“美术”融入本土的现代性文化建构过程中,却使“美术”与fineart的原意发生了一些偏离。“日本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比中国早三十多年,当时‘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与中国非常相象。由于当时图画类的科目完全从属于工业技术,是为了培养产业后备军所需要的技能。日本人把本来属于西方艺术科目下的视觉艺术表现称之为‘美术’则不足为奇了。”[6]刘剑虹的叙述为我们呈现了日本在设立“美术”科目中表露出来的功利的文化建构心理,这种“功利”色彩是有悖于西文中fineart的原意的。然而结合当时日本具体的文化历史境遇来看,日本人对于“fineart”的偏离并不是出自一种文化翻译上的轻率,而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不存在被动的接受者。结合日本人将“美术”科目设立在工科之下的学科建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美术”是被工具化和功利化了。但是从振兴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在民族自立、自强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这种文化功利心态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也正是当时中国迫不急待地接受了包括“美术”在内的一系列日本式西方外来词汇的深层原因。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游学》,这种文化功利心态表露无遗:“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三、“美术”在中国的生成 根据邵宏的考证,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是向中国引进“美术”日文译语的第一人———“1902年,王国维出版了他的译著《伦理学》,书后所附的术语表上便有‘fineart’美术”一词。这是日语译词‘美术’首次在汉语出版物中出现。”[8]1904年,王国维在其连载文章《<红楼梦>评论》中,开始频繁地使用“美术”一词。王国维主要在三个层面来使用“美术”,一是接近于西方的“fineart”———“而美术中以诗歌、小说、戏曲为顶点”;二是艺术、艺术表现———“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以及解脱之道”;三是美学———“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5]而在王国维发表的以“美术”为题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文中有:“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9](P105),可见,“美术”在学者身份的王国维那里尚处于一种含混使用的状态,并且在这种含混中更偏向于“美术”的“美学”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国维是从日文译词中接受了“美术”,但是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却更多地吸收了叔本华的哲学。这里就又给我们呈现出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接受者的主体性———“美术”一词在日文中一开始便被用于艺术(品)的器物层面,而在中文中一开始则被用于艺术(品)的精神层面。1905年秋,李叔同在日本东京撰文《图画修得法》,其中有:“图画者,美术工艺之源本”,并称法国为“世界大美术国”。[10](P116)画家身份的李叔同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与作为造型艺术的美术要相对接近一些。但在文章中,对于什么是“美术”,李叔同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王国维与李叔同在使用“美术”一词上的不同倾向,反映了学者与艺术家在“美术”认知、体验上的不同侧重。在中国,作为艺术而非美学的“美术”认知是由刘师培来促成的。1907年,刘师培发表的《中国美术学变迁论》从中国本土的艺术出发,第一次明确地界定了“美术”及其范畴。“夫音乐、图画诸端,后世皆视为美术。皇古之世则仅为实用之学,而实用之学即寓于美术之中。舞以适体,以强民躯。歌以和声,以宣民疾。而图画之作,以为行军考地所必需,推之书契既作,万民以昭,衣裳即垂,尊卑乃别,则当此之时,舍实用而外固无所谓美术之学也。”又有,“汉印、汉碑,所图之物,不外指事象形……汉代美术,至此可窥。”另,在刘师培的《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一文中,提出“美术”是“乃以饰观为主者也”的原则,这已经相当接近我们今天所谓的“造型艺术”了。[5]在此,刘师培通过金石、水墨、书法、印章中国传统艺术来讨论“美术”的文化自觉与同期日本将传统的水墨画排除在“美术”之外的作法又形成了接受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间”实践中的一个比照。作为舶来品的“美术”在中国的真正普及是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其中,鲁迅对“美术”的普及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912年,鲁迅为刚成立的“美术调查处”拟定的工作中清楚表明了“美术”是指雕刻、绘画的现代立场。1913年2月,鲁迅以周树人本名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发表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美术”既泛指“艺术,”又专指“造型艺术”,在用法上与fineart的原意非常接近。《意见书》共分四段,分别阐释了“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播布美术之方”。在讨论美术的普及中,鲁迅在“美术”的“造型艺术”意义上提出了“美术馆”与“美术展览会”,并对二者作出了区分———“所列物品,为旧时中国固有之美术品”(美术馆)与“陈列私人所藏,或美术家新造之品”(美术展览会)。 四、“美术”的生成与文化操作 在将“美术”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放到一起来阐释的意义上看,“美术”在中国历经王国维、李叔同、刘师培等先贤的阐释,其内涵逐渐从一种美术之“道”落实到了实物的层面。从“美术”的“西学东渐”历程上看,“美术”在东方语境中的首次亮相是伴随着博览会上的艺术品展示而来的。而当“美术”在中国开始“播布”(普及),美术又一次显示了与“展示”的联系。在中国的“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美术”从哲学意味、艺术学意味转而进入实物层面并得到最终的确证,这一过程不仅展现出中国的民族思维特点,同时也显示出“美术”的“西学东渐”背后隐含着的文化体制模式输出。在这种文化体制模式中,“美术”与对美术(品)的公共“展示”具有强烈的“互文”性———设想一下,只有西方“油画”,而无对西方“油画”所作的公开“展示”,作为一个外来画种的“油画”如何能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取得“先进性”和“合法性”。并且从文化体制模式的输出上看,只有将“美术”作实物层面解,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体制模式才能真正展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美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能来进行理解。1911年,第一套《美术丛书》编著。1912年,国民政府设立“美术调查处”。同年,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苏州创办苏州美术会;1916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中华独立美术协会”。1917年,第一部美术著作撰写。1918年,第一本美术杂志发行……虽然同期,音乐、文学并没有完全从“美术”中脱离,狭义的“美术”与“图画”并存,“画会”与“美术协会”并存,但是一套相对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包括了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展示空间、艺术批评、艺术院校、艺术机构和公众的艺术世界体制已经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显现。如果说在对于“美术”的最初选择上,日本与中国有着相同的初衷,那么在后续的现代性进程中,由于不同民族性格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对国家制度、社会制度进行的不同选择,中国的“美术”发展与日本又渐渐形成了区别———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美术馆馆藏品中没有一件西方艺术作品。这与热衷于收藏西方艺术作品用以立馆的日本美术馆实践形成鲜明的反差。“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清洗,“美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中取得了“造型艺术”的最终界定。1919年,紧随“文学革命”之后,吕澄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美术革命》:“窃为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塑、建筑三者,必具一定形体于空间,可别称为美术(fineart),此通行之区别也……尤亟宜革命……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惟一,势自不容偏有枯荣也。”同刊同期,陈独秀撰文《美术革命———答吕澄》:“现在得了足下的来函,对于美术———特于绘画一项———议论透辟,不胜大喜欢迎之至。说起美术革命来……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12]在吕澄与陈独秀关于“美术”的讨论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是“美术革命”的紧迫性;二是将“美术”与“文学”并举。并且这两点又共同指向了“美术”的“写实性”,而“美术”的“写实性”是对应当时文化传播中的“可操作性”的。可以肯定的是,彼时文学和美术对“写实性”热烈追求并不出于一种理想状态的纯粹审美判断。同时,撇开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历史背景不谈,当“美术”界定经一本刊物的发表在民众中形成了普遍认知这样一个事实成立的时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文化(美术)机制在中国开始发挥作用了。据此,我们也可以尝试去理解,何以“美术”在中国会缩小了外延并最终界定于造型艺术、甚至绘画———这背后的依据就是民族国家主体在文化体制操作中的理念。这个理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革命”,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邹荣《绪言•革命军》)“美术”在东方民族国家最终被界定为“造型艺术”的专指,乃是出自一种功利的文化建构考虑。此前,我们已经知道“美术”在传入中国之初,虽然在概念上与美学、艺术表现等混生,但外延上与fineart是基本吻合的。使得专指“造型艺术”的“美术”从泛“美术”中独立出来的,是附带在“造型艺术”身上的最能适应文化建构需要的“展示”、“传播”功能。其中,造型艺术的公共“展示”特别暗示出了现代中国史无前例的“公共领域”。因此“展示”是“传播”的基础。中国的艺术批评一般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木刻家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前卫艺术家———“前卫”在这里作对艺术现代性的追求解,然而联系左翼木刻家联盟的倡导者鲁迅的提倡新木刻运动的初衷———“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不难见出艺术现代性追求背后为革命所“用”的功利目的。再进一步联系“美术”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基本分类———国画、油画、版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其中版画、连环画、宣传画这三个画种由于媒介上的“工具”意味,都暗示着强烈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及文化普及意识。这种美术分类思路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的美术馆的展览组织原则之一。明了“美术界定”历史生成的“跨历史文化语境”实践,明了民族国家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困顿和选择,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艺术现代性从一开始呈现出来的推动国家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自觉。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在20世纪后期饱受当代艺术家诟病的向国家意识形态投诚的根源所在。 美术史小论文:地方美术史研究状况 时间性与空间性:地域美术研究的两个维度 在全球化背景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地域文化及地域美术研究的前景与趋向愈发引人关注,无论是对于信息时代与地域美术之间的关系,还是以现代性理论观照与阐发地域美术研究,都成为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与范畴内容的焦点。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区分每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史叙事,更已成为世界艺术史界学术实践的核心问题。全球化的多元结构与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不但没有消解地域性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了地域文化的无法替代的可贵特性。地域美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承担着双重使命,即当创建普通艺术史的元叙事时,研究者还要针对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展开叙述,从更广层面上指出其相似和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域性因素。长期以来美术史研究的逻辑与体例都遵循纵向的时间线索,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到邓椿的《画继》,纪传体的常规体例与时间顺序的前后相接,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叙事的传统方法。经典意义上修治美术史的习惯路径,首先需要排年表、列师承、追溯源,虽也有《益州名画录》等地域性美术的专题述评,但对地域美术的横向梳理一直缺乏深人的研究,唐宋之际的南北之分也只停留于宽泛而模糊的地域分类,实际上更强调某种风格而非地别的差异。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而其内涵又绝不止于空间上的界定。空间层面不同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展现了同一现象或事物的多个侧面。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很少有学者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过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时间之外的某种与之二元对立的范畴,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另一种不相干的维度。然而当我们回顾艺术史,就会发现“地域性”中已然包蕴了时间的概念,例如,当今天我们谈到“青铜时代”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魏晋风骨”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盛唐气象”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虽其作为古代艺术史中某一时段的时代称谓,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魏晋风骨和盛唐气象已经消失了,与今日的中国艺术完全隔断不发生任何关联。反过来,艺术史中的“吴门四家,,、“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也分别代表了某个时代。同时,这些派别、概念、范畴之所以直至今日依然有效,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某种风格,具有艺术价值的普适性。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艺术史的地域性问题就变得错综复杂,同时也充满着戏剧性。 地域性的研究范畴,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美术史家所需要的“地点”和“读点”。对于某一研究对象的地域性的选取,发挥的空间有多种可能,很多因素可以纳人其中。特定空间与线性时间的混合,可以在某一项研究中奇妙地展现出来。正如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一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谈到自己领略结构主义精髓的感触:当你忽然发现……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看到它们微妙不对称的回纹,这些回纹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证明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种时候,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在那当中,每一滴汗,每一片肌肉的移动,每一息呼吸,全都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其发展的历史在我身体重现,而在同时,我的思想又拥抱其中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处在更为浓郁的智识性里面,不同世纪,间隔遥远的地方在互相呼唤,最后终于用相同而唯一的声音说话。 一项深人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应力求发掘并展现出这种时空并置的微妙结构,从中追求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感。惟其如此,时间维度的历史学含量才能在一项以局部地域为对象的研究中提升其意义。 然而说到底,地域性又首先是一种以空间为依据的分类方式。沈宗赛《芥舟学画编》在讨论地域性格与地域绘画的关系时提出“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纤,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桃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12环同地域艺术创作风格与样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空间的文化性格决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艺术史还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必然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并试图解释在这一空间中独有的审美思维与人文特性。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断发展、变化,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展现了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某种特性。尤其在当代视角的大文化格局中,地域(Loeal)、国家(National)与全球(Globle)的概念呈现了空间分类的不同层面,更寄托着文化政治的差异性与由此带来的不同地理版块异质文化之间的互斥与关联。作为空间层面的“地域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可以指一片村落、一处城乡、一个省份、一个国家,甚至地球的东西两方。狭义上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则更加强调对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地域版块或地点的各自考察与观照。在这一点上,地域性比国家性或民族性更具针对性和专属意义。因为由于诸多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民俗、文化及艺术创作是在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尤其在交通条件有限、缺乏文化沟通交融的时代所形成的相异特点,更保留了地域美术的可识别性。这一点在五代时期已经形成的山水画南北两派的风格分类、传统工艺美术史上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域在媒材技法与审美标准上的巨大差异都可见一斑。 无论是地域范围的广裹或狭小、中心或边缘,一项地域美术研究总是以某种形式的“整体”形态显现。但如果仅从美术史写作的层面,地域美术研究与国家或民族美术的通史相比,始终处于一种支流、局部或从属的地位,反过来,地域美术的多元存在又构成了国家、民族更高一层美术内容的主体。这就要求地域美术研究不能局限于现状考察,而应追溯研究该地域美术的纵向特征,即各个断代的时间段内形成的地域特征,同时要研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地域美术的发展,及其在交叉、流动、迁徙中造成的相互影响,以揭示在特定时空中存在的价值观。正如生活在北宋蜀地的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所追求的,“至如蜀都名画之存亡,系后学之明昧,斯黄氏之志也。”在这一层面上,地域美术研究关涉到风格样式的衍变规律,通过历史性的关联,完成某种“超越”。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晚近历史与现状述评20世纪以来,随着美术史学研究的门类细化与现实需要,兼受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影响,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个案梳理意识与学术自觉愈发深人。早在民国时期,已不乏地域性美术研究的著述,罗元肪的《蜀画史稿》(1917)、汪兆铺的《岭南画征略》(1928)、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1928)、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史汇传》(1930)等的出版成书,已经反映出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的地域研究意识,这一过程与以滕固为代表的美术史论家以现代学术方法进行断代史研究近乎同时。 地域画派的概念与影响在美术史叙述中的生成,促动了百余年来中国地域美术史的蓬勃发展。民国初期已经对于地域画派有过的系统的梳理与分类。在民国时期的传统派画家群体中,按照地域性划分其南、北分别以北京画坛与沪杭画坛两大版块为代表。前者代表人物为陈师曾、金城等人,兴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后者代表人物为黄宾虹、潘天寿等人,盛于二、三十年代。上世纪三十年代,地域性又与时代性并列为美术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当时作为上海“中国画会”41的发起人和执行委员的郑午昌撰文强调了这种关联: 我们既不能忘却我们所处立的地域,尤不能忘却我们所生的时代。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艺术,同一时代而又有各个民族的独特的艺术,以其环境及历史的条件反映使然也。 在此前后,对于地域画派与地域美术现象的研究方兴未艾,地域派别观念盛行。由于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自民国建成以来首次全面汇集全国画坛作品,此间评论者的印象也更具参考价值。“第一次全国美展汇刊”于1929年4一5月间共出版10期,作者队伍汇集了当时全国著名的画家和理论家,其中陈小蝶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以个人印象对于当时的画坛作了细致的阵营划分,依据此次展会中的国画作品风格,将当时画坛分作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文人派六派,实际上牵涉了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代表性画家。如果按照今日约定俗成的革新派与传统派的分类逻辑重新归列一下,则在陈小蝶划分的六派中,折衷派、美专派属革新派或中西融合派的范围,而复古派、新进派、南画派和文人派均属传统派的阵营,且陈氏对传统派前三者的复古、摹古风格均持有不同程度的不满,而毫不避讳对文人派的情有独钟。在当代学者以特定地域性为范围的民国时期中国绘画的研究文章中,北京画坛、上海画坛和岭南画坛有关中国画的相关研究相对其他地域更为充分。其中代表性论文如薛永年先生的《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2002)、李松先生的《20世纪前期的湖社与京津地区画家》(2003)等文章探讨了民国画坛传统派的理论与实践;万青力先生的《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2000)从当时北京画坛以南方画家为主流的现象人手,从画家与机构的角度探讨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动因、时代契机与文化意义;他的另一篇论文《美术家、企业家陈小蝶—民国时期上海画坛研究之一》(2001)则通过美术家个体的研究,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在美术史细节中考察评价艺术家的成就,从而上升到对于上海画坛的整体考察。单国强、单国霖对于隋代以来至清代的京江画派研究、赵力对于京江画派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和艺术渊源背景的研究,曾对镇江地区的地域性画派作出了较为深人的考查。在对于广东民国画坛的专项研究中,黄小庚、吴瑾编辑的《广东现代画坛实录》(1990)收集了岭南地区画家讨论美术的文章,对于这一专题有重要的资料作用;黄大德的相关文章更揭示了当时岭南画坛“方黄之争”的历史细节,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一直致力于广东美术地域性研究的李伟铭以数篇相关学术文章,对于岭南画派中国画论争及其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 近十年来对于地方画派的研究著述及其出版,在2002、2003年之间达到了一个高潮期。2002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画派画集》在汇集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京津画派”、“岭南画派”及“海上画派”进行了研究。2003年前后由吉林美术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画派研究丛书”作为一部汇集性著述丛编,对海上画派、松江画派、新安画派、娄东画派、吴门画派、常州画派、南方山水画派、北方山水画派等十五个古代地方绘画流派分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详细评述了各画派的来历、产生背景、画风的形成和转变、主要艺术特点及其影响,首次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地域画派的渊蔽与全貌。目前看来,地域美术通史的研究对象仍然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最为集中深人。以上海、广东两地为例,在相关研究领域,已有徐昌酩主编的《上海美术志》、李超的《上海美术史》、黄可的《上海美术史札记》、李公明的《广东美术史》等著作,对于两地的整体性地域美术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此外,一些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工具性资料汇编著作,也为以往地域美术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如王震编撰的((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1872一1911 申报 艺术条目索引》、颜娟英编撰的《台湾近代美术大事年表1895-1945》等,以及各地域中城县各级的地方志,都成为地域性美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和依据参照。在对于近年来面世的北京美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以邵大篇、李松主编的 ((20世纪北京绘画史》和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最具代表性。6二者都是国内一流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均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所有地域美术史研究阵营中,北京美术史研究作为地域美术史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其理据正如《北京美术史))引论中的描述:“北京经历了从原始聚落到城市萌芽,从中土边塞到多民族城市,从少数民族政权之都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演化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地域文化构造宛如古老的地质积层一般,错综繁芜,一言难尽。”北京长期作为都城的历史,也决定了其具有主流示范性和中心辐射性的杂揉特征,从而兼具地域美术独特性与国家美术史的普遍性。 由北京画院组织编写的地域性断代史 ((20世纪北京绘画史))作为北京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从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各时期北京地区美术发展的历史图景。参加各章节的编撰人员均为在各自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专家,在主编邵大篇先生和李松先生的主持下,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和掌握原始资料,力求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分析历史事件、人物与当时历史情境的关系及所起的作用。而《北京美术史》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北京美术通史,不但填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广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此书之前,尚未有学者以通史的线索系统梳理北京地域性美术的发展历程。该著作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福顺教授为首进行编撰,长达八十余万字,编者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诸多美术遗存图片相结合,系统书写了自原始社会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美术发展历程,对北京美术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区别于其它地域已有的美术文献史。除了对于北京、上海、广东的集中性研究之外,一些研究针对特定区域与门类,也体现了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如郑工、莫小也等学者各自对于澳门美术史的研究,展现了一个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艺术交汇的独特个案所能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在对于不同艺术门类的梳理方面,亦有吴敬贤、汪天亮等学者对于陕西、福建等地的工艺美术史专项研究的著述出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以来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美术史的面世,丰富了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内涵,一些专家学者有意识地从中寻找地域性美术的审美特性,发掘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由王伯敏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于 1995年面世,作为国内第一部少数民族美术史专著,整理汇集了各少数民族地域的美术史研究文献。近年来,更为详尽深人的相关个案性研究尤以西藏、云南、内蒙古等地域的地区美术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在数量、质量上令人关注,如康•格桑益希的((藏族美术史》、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昊明娣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李伟卿的《云南民族美术史》、王嵘的《西域艺术史》、韩小忙的《西夏美术史》、阿木尔巴图的《蒙古族美术研究》、鄂•苏日台的《蒙古族美术史》、乌力吉的《内蒙古艺术地理》等。这些著作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域艺术的发展,并进一步阐析了宗教对于艺术的影响,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发展以及多民族艺术的交融具有重要意义。综观以往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史料梳理与图片整理的文献汇集,至目前为止仍然是此类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学术使命。特别是地理位置或文化坐标上相对“边缘”地域的美术,对于一些原始资料的及时收集与发掘,以及诸多尚待填补的学术空白点,应引起相关学者的更多关注,投人更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一些地域美术尚缺乏通史与断代史角度的整合梳理,从而考察、发现该地域美术的独特价值。 个性与共性:地域美术史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地域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于一个特定地域美术发展的专项研究,探求其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继而建构一种美术史发展模式,完成意义的升华。受到现代学术观念与方法论的影响,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过践行与反思。是单纯“就事论事”、保持其独有价值体系的个案研究,还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整一的社会文化形态中,观照其普适价值与建设性意义,成为地域美术史研究回避不开的选择。在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发展史上,有着从地域美术史研究中抽绎美术史研究范式的传统。温克尔曼较早试图通过一项特定地域范围的个案研究来推导出各地域艺术史的统一规律与模式。他认为研究古希腊艺术的目标,是要把人们的认识“引向统一,引向真理,并以此来作为我们在判断和实践中的指南”。其((古代艺术史》(月殆勿尽oIAn~tA材,1764)通过对于古希腊艺术史的深人考察推导出艺术史研究的原则,提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艺术必须看作和它的物质环境和社会背景有血肉联系:“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量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对于这种“由点及面”的推广,认同与批判的声音一直并存。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22一1996)认为“取得了一个范式,和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以此来看,温克尔曼从希腊艺术史中抽绎出的规律与发法论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建构。而同样的方法在艺术史家文杜里(1885-1961)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它所研究的艺术作品失去了个性,而成了某种类型。因此,温克尔曼开拓的道路偏离了历史和美学的标杆。……他把‘艺术家生活’置之脑后,而创造了‘艺术史’的一种类型。”正是这种地域美术史研究推导出的范式,使温克尔曼成为了文杜里眼中横亘在后来艺术史家们面前的“伟大的绊脚石”。对于地域美术史研究来说,比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地域文化氛围、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的具体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干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地域性及其文化氛围,深刻影响、启蒙了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与风格追求。郑午昌也在《中国画学全史》指出,画家传、画迹录和画学论“三者互相参证,并及与有影响之种种环境而共推论之,则其源流宗派,与乎进退消长之势,不难了然若揭。”如此说来,与地域美术研究相互关涉的因素就十分复杂丰富,随之而来的相关问题也存在着多种可能。在笔者看来,对于地域画派和地域美术史研究,存在以下几个容易掉落的陷阱: 其一,方法论的“范式”误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域美术史专项研究的个性特征,与其可能达成的普适性范式,并非直线对应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地域美术史研究对于美术史方法论的真正的建构意义可能在于,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不是对于已有模式的重复验证,而恰是对于一种已有的“普范性”模式的校正、反拨与挑战。任何先人为主地“套用”既有方法论范式来进人一项特定的地域美术研究,都可能无法发掘该地域美术的核心特点。因此,在“小中见大”的同时,秉持“同中求异”的精神,即在建构普遍联系的同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个案性,也正是地域美术研究的普适价值所在。 其二,研究初衷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家乡偏好”(权且借用金融学界的“ homebias”一词)。研究者的“故乡情结”,很容易变为地域美术史甚或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动力来源,这种源于集体无意识的乡土情感本无可厚非,也确为一种可贵的文化使命与伦理情操,但正如站在山中望此山的全廓难以尽收眼底,“家乡偏好”也使研究者很难保持一种理性客观的中立态度。如果这种立场又与某种文化权力甚至经济利益相对接,其后果更可想而知。一个新鲜而典型例子,是2009年12月在河南安阳一次考古发现,所引发的关于“曹操墓”的真假及其归属的争议。其后来的一系列由地方政府等各方人士参与的辩论和争夺,事实上已与学术研究无关,与随后“刘备墓”的挖声又起,共同沦为一场争夺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旅游资源的角逐。 其三,过度强调地域文化性格对于地域美术的影响。地域艺术史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稍有不慎便会陷人地缘决定论的极端,即过度放大地域决定文化的绝对性。事实上对于地域美术研究而言,地域性不过是某种特定的资源与背景,而非对艺术创作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是对于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清人沈宗赛在《芥舟学画编》中论述过地域性对于画家影响的相对性,并举其反例:“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察之偶异,南人北察,北人南察是也;或渊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师是也。第气象之闲雅流润,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尚矣。”川地域并非不可跨越的因素,尤其在交通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南方画家寓居北方,西部画家定居东南沿海的情况十分常见,地域文化间的交融互渗是愈发需要重视的现象。未能充分认识到此点,就容易陷人一叶障目、刻舟求剑的尴尬。 其四,地域美术研究的“主流饭依”情结。尤其在当代美术史与美术现象研究上,这一情结与文化权力与美术史研究的话语权有关。面对现当代中国的地方画派,一些学者与批评家试图通过推广某一地域的艺术家、画派来进人美术史的主流叙事。这种趋向的结果是,相关研究片面地回避地域性特征,导致了叙述模式与价值标准的趋同。一些本已珍贵的具体研究,一经“升华”,反而失却了它原初的优势和独特味道。这种趋向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地域性”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以应对无法与主流文化对话的窘迫与尴尬。 今日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已经愈发依赖于各不同学科方法的参人,需要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尤其当今日的美术史研究“不再奠基于严格的材料划分和专业分析方法之上,它成为了一个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的交汇之地和互动场所。”地域美术史就注定成为地域文化的视觉映像及其意义阐释的重要方式,并折射出特定文化群落独有的精神趣味。 美术史小论文:民俗美术历史命运 一、泥人张彩塑艺术综述 1、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 “泥人张”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简称,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雕塑艺术流派,是中华民族雕塑的重要代表,是中国的“国宝”级艺术。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徐悲鸿先生称赞泥人张彩塑为“若在雕刻中,虽杨惠之(唐代著名雕塑家),不足多也”,又称“信乎写实主义之杰作也”。(徐悲鸿《对泥人感言》,收入《大陆杂志》第一卷1期,1932年7月1日。)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创始人张明山,其艺术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朝道光和光绪时期,他制作的小型观赏性彩塑泥人雅俗共赏,深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张明山被时人称作“泥人张”,他所创作的泥塑艺术被称为“泥人张彩塑艺术”亦简称为“泥人张”。泥人张彩塑艺术被张明山的子孙继承,代代相传,至今已有六代,各代艺术家众多,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尽管每一代的泥人张艺术家们的艺术制作水平各有特点,但从整体上看,各代泥人张的艺术都一以贯之地体现着一些共通的审美观念和造型因素,因而是可以从一个“流派”的视角上来对“泥人张”艺术加以考察。 2、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定义及特征 泥人张彩塑艺术是民间美术中较高级层次的美术类型,它是在民间艺术的土壤中产生的,其目的主要是满足具有一定艺术文化修养市民的精神、审美的需求,甚至是部分满足文人审美情趣的精神需求,它是一种高雅化了的民间艺术。“狭义的泥人张彩塑”就是指张明山和张玉亭二人创作的,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高度写实风格的,强调比例准确,敷彩雅丽,以反映清末民国初社会生活的泥质雕塑作品。由此可以引申出“广义的泥人张彩塑”概念: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风格写实,形象准确,敷彩雅致,有张明山明确师承关系的传人的作品的泥塑作品。著名美术理论家、批评家郎绍君先生认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如此:敷彩、泥塑、小尺寸、形象的真实性。(《天津文化史料》第四集,天津杨柳青画社1993年,第37页。) 二、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面临问题及原因 1、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泥人张彩塑作品良莠不齐,名称使用混乱。泥人张彩塑艺术作品是有其特定的艺术风格和样式的。不是泥塑制品、泥塑工艺品就是“泥人张”,现在很多泥娃娃、泥制脸谱都不是泥人张彩塑,即使是某些大型泥塑制品,自称是“泥人张”彩塑作品也多是一些伪劣之作。第二、传统泥人张彩塑艺术制作水平正在下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是高度写实的小型彩塑,其技法是复杂的,其制作技术是高难度的,但目前具有传统泥人张彩塑制作水平的艺术工作者非常少。第三、缺少继承者,后继乏力。泥人张彩塑艺术同其它很多民间、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缺少继承者,尤其是缺少优秀的、有天赋的继承者。社会在转型,传统民族艺术对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减弱了,很多当代年轻人没兴趣了解,更谈不上喜欢和想去学习民族艺术了。第四、政府相关部门应了解民间艺术理论,正确对待民族艺术。“泥人张”艺术是由张明山创建的,后以家族方式传承,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应该重新审视民族艺术,应该在新形势下重新研究泥人张艺术的发展现状,明辨是非,分清真伪,正确对待民族艺术。 2、泥人张彩塑艺术现状产生的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文化转型。泥人张彩塑艺术同中国其他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生存问题,其最根本原因是,传统中国民族艺术所依赖的生存环境正在消失。以泥人张为代表的民间美术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正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文明、文化正迅速冲击着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第二、随着经济型社会的来临,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影响泥人张彩塑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利益在促进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所谓大发展的同时,也是导致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衰微的原因。某些艺术在市场机制下可以很好的生存,某些民族艺术却因市场经济而面临更严峻的问题,对待有能力自我生存的民族艺术,国家、政府应该让它们自由的生长。第 三、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研究不够。 国家、政府应该给那些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以足够的重视,对这些民族艺术进行研究,政府没有条件研究的可以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对民族艺术进行研究,分析其价值与意义,应该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确实是民族艺术中优秀的部分,应该让其传承、发展和延续 三、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命运 1、泥人张彩塑艺术正处于一个衰落的势态。泥人张彩塑艺术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后期,正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本质还是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人们对民间美术的需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大工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正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况,泥人张彩塑艺术确实是处于一个衰落的趋势。 2、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优秀的民族艺术,是中国民族自己创造的优秀民族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非常值得去保护和发展。 3、泥人张彩塑艺术正趋向高雅化、纯艺术化,重新成为商品型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从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市民文化的代表,当泥人张彩塑艺术引起上层社会的关注之后,创作者的精品意识和价值观念逐渐加强,泥人张彩塑一开始就是处于雅化了的俗艺术的状态。泥人张彩塑正趋向纯艺术化,所谓“纯艺术”,简单讲就是纯粹用来欣赏的艺术。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都是被当作雕塑艺术品来收藏、欣赏或作为礼品来传递的。 4、泥人张彩塑艺术趋向旅游商品化。泥人张彩塑在其发展的初期和盛期都是作为精神性商品而存在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精神性商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进入商业社会,泥人张彩塑艺术品作为天津地区的特色艺术品而再度成为商品,其生产和销售成为天津文化产业中很重要的旅游纪念商品经营实体。为了满足数量巨大但购买能力小的旅游者们,泥人张彩塑“变形”出来了大量的泥娃娃艺术品,传统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了巨大冲击,假的泥人张彩塑——泥娃娃、泥脸谱逐渐取代了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而成为“泥人张彩塑”的代名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旅游纪念商品化一方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护、延续了泥人张彩塑艺术;但另一方面,泥人张旅游纪念商品化促使泥人张彩塑产生了低端变形,也就是马克思哲学里所讲的“异化”现象,艺术品不再以客观审美作为唯一标准了,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经济的影响而转变成为纯粹经济的产物,很多所谓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粗制滥造,甚至是以假充真。泥人张彩塑艺术因旅游纪念品化而逐渐失去自己的艺术特征,丧失了自己应该具有的艺术格调与品位。只图眼前经济利益而不是去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已经呈现了没有传承人尤其是优秀传承人的困窘局面。正是泥人张旅游商品化导致了如今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混乱现状。如果现在不去及时纠正而且还是一味去袒护这种错误,天津将失去“泥人张”这个民族、民间艺术瑰宝。 四、正常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建议设想 1、认真执行国家所制定的艺术政策、法规。国家、政府为保护传统文化制定了很多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是没有办法具体到每一项民族文化之上的,这就需要依靠天津市政府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文化政策、法规、措施。 2、真正关心、重视、研究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已经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变化,原有对泥人张艺术的研究成果已不能满足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发展需要了,因而也影响了现在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正确认识。只有依据正确、客观、详尽的理论分析,政府才能更好解决泥人张彩塑所面临到的问题,更好的发展、保护泥人张彩塑艺术。 3、正确、合理的控制利用泥人张文化经济资源。鉴于泥人张旅游纪念艺术品存在着的巨大经济利益的情况,应该由专门组织来控制“泥人张”这个重要的无形资源和由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把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资金进行正确、合理的使用,使资金能去资助那些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真正传承人,去资助泥人张美术馆和天津博物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展示和维护。 4、成立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成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由此机构总结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确定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标准和泥人张彩塑艺术传承人的标准,梳理明确的泥人张师承关系,确定泥人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去伪存真、去劣存优。 5、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使广大民众真正了解、认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征和意义。以泥人张彩塑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知识必须由整个中华民众自发、自觉、自愿的去喜欢,才能够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广大民众是传统文化艺术的真正土壤、根基,民族艺术的普及性教育是弘扬、保护民族文化最重要、最根本、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6、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为主,发展为辅。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色就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命力,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对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保护为主,而不是求新求变。当然,时代的审美趣味在变,泥人张彩塑艺术也应该有所发展,但此发展不应该脱离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标准。 五、当代民间美术的历史命运 1、民间美术正失去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濒临灭绝 。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国民间美术中所依存的大环境、建筑、生活方式、人生观、社会观、精神消费方式(娱乐)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西方的文化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被引进了中国,它们逐渐影响、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和传统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亟需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自强发展。 2、传统民间美术亟待普及、传播。人民大众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和传承者,而在当代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传统民间的美术几乎与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割裂开来了。民间美术的土壤是民间,只有人民大众才是使民间美术能够长久传播的基础。 3、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过大。首先,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表现在审美趣味上的变化。现在民间美术的艺术作品已经都只是为了农民以外的社会阶层、甚至是外国人来生产制作的,这种购买群体的变化必然使民间艺术生产者的审美发生了重大改变,当代很多传统民间艺术作品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艺术风貌,失去了它原有的古朴、稚拙的美。 其次,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的表现是制造“伪民俗”。现在很多地区借助旅游热的兴起而大搞“伪民俗”,单一的经济目的驱使使许多民间美术开始走形变味,许多地区以虚假的民间美术代替了传统优秀的民间美术,以质量次的民间美术作品代替质量高的民间美术作品。 4、 对民间美术研究不够,缺乏专业研究人才。中国的民间美术浩如烟海,而真正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却少之又少。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不够,自然也就不可能对民间美术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缺乏专业人才是中国当代民间美术保护工作混乱的重要原因。 美术史小论文:职校美术类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摘要】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的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革新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已经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职业中学;美术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大多数学生对历史课程都没有兴趣。因此教师要起—个引导者的作用,改革传统的填鸭式的历史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把学生引入历史的殿堂.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 一、结合学生个性特征和专业特色 美术专业职中生大多活泼好动、思维活跃、性格外向、想象力丰富。特别渴望展现自己的长处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欣赏和称赞,对感性和形象的东西尤其感兴趣,但虚荣心强、情绪波动较大、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难以持久,对理性和抽象的知识往往会敬而远之。所以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教学内容,结合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美术专业特长,让他们能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展现自我的能力和特长,品味成就感,这样就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在给学生讲授《祖国的统一大业》一课时,安排了一个课前预习的教学活动:请学生临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设计今后台湾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区旗。所教的两个班级的学生都积极参与了该活动自觉设计了未来的台湾区旗,而且在活动中这些学生都主动了解已有的香港、澳门区旗的设计特色和理念,查找能体现台湾地域特征的标志性物体,设计出的区旗有的还十分优秀,我立即将该活动升级为一次竞赛活动,对优胜者进行一定奖励,该次活动一方面转变了学生的历史课程学习观念,另一方面也较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历史不仅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也指人们对客观存在过的史实有意识有选择地记录,故而历史内容生动具体丰富多样,故事性强,趣味性足,知识面广,容易激发学生感情,激励意志,又因其内容都是真人真事,有血有肉,富哲理于史实,寄智慧于真理,有利于激思明理,获取人生启示。”但在教学中过程,教师往往因为教材的制约,突出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意识等内容的讲述,使历史失去了生动性,变得枯燥、艰涩,学生难以产生学习的热情。所以,教师要积极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视野,增强课程趣味性,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 (一)补充与美术专业有关的课外内容,拓宽学生视野 教师要注意学生美术专业的学习热情极大高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尽量补充与专业有关的内容以迁移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在讲授《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一课时,讲授到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时,挂出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青铜礼器的挂图,讲授完他们的基本状况后,让学生寻找与其他两者具有不同风格的青铜器,当学生找出是三星堆青铜礼器时,就向他们讲解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来源于印度,从而再引入现在史学研究领域从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探索出远早于西汉张骞的丝绸之路的由四川蜀道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来丰富课程内容,能通过专业内容(设计风格)学习热情的迁移激发学生探究热情,同时也增强了历史课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而且可以使学生感到历史课程的学习有利于自己美术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提升,从而强化历史课程的自觉性。 (二)增加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提高学生人为素养 历史上,古代居民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知识,一方面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与美术设计有较大的联系,是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予以丰富、加强的内容。例如:在讲述民族融合史的时候,我们可向学生补充胡、汉服饰比较的历史知识: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优点,对汉族的衣服进行改进,现在汉族仍然使用的马靴、马甲等物品最初来源于少数民族。这样来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既能增强历史知识与现实的联系,增强历史知识的可读性,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程学习的兴趣;也能促使他们掌握更多的与美术专业技能相关的历史知识,至少在他们今后进行影视剧务服务和舞美设计时,再也不会出现让曹操大军踩踏玉米地的谬误了。 三、革新课堂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的落后,是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不愿意学习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教师要积极革新课堂教学手段,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增强他们的认知途径。 (一)改变教师一言堂局面,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 教师要做的就是精心设计好课堂活动方式、认真选择学生容易上手的活动内容,做好活动后的反馈。笔者曾经在学校组织的面向苏南地区公开教学活动课中展示过一节“殖民主义与殖民地发展之我见”的历史活动课,要求学生先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定位自己观点和写好维护自我观点的辩论稿,在课堂上先设立三个投票箱,分别标上“促进说”、“阻碍说”、“促进、阻碍并存说”,然后由学生进行投票,将自己归入三个阵营中的一个,然后唇枪舌辩进行论战,活动效果十分明显,学生感到自己成为了课堂主人,而且通过活动使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的能力获得较大提高,学生在课后的反馈中希望老师多组织类似活动,可见,将学生纳入教学过程是一种成功的方法。 (二)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加强学生历史感性认识 美术类职中学生由于其专业学习内容的特殊性,对声音、动作、色彩等形象的东西具有特别的敏感度,采用具有声、形、色等立体感受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更能调动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如讲授中国古代制瓷业的发展状况,我们就可以用多媒体课件来向学生呈现历代的瓷器精品图片,用表格展示近年各大拍卖行进行的公开拍卖的古代瓷器的价格,这样就可以通过感性认识使学生对中国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精妙绝伦形成认同感和自豪感。近年逐渐流行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要求教师能够为学生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自我构建知识体系,现代化教育手段无疑是历史课程教师帮助学生构建真实的历史情境,吸引学生入境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加强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建设的有力助手。 总之,“当前课改在课堂教学层面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无效和低效的问题。……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中职美术类专业的历史课堂教学并无定法,贵在有效,只要我们认真钻研,肯定能够找到激发中职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教学方法。 美术史小论文:现实主义美术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摘要: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兴起于19世纪的西欧,对于欧洲美术乃至世界各国的美术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英国、德国、俄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艺术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给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美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该文对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及其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阐述。 关键词:现实主义美术;欧洲;亚洲;地位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是现代主义美术中的杰出代表,它的出现取代了长期占据核心的浪漫主义美术的地位。通过研究欧洲现实主义美术,人们不仅可以了解现代背景下现实主义美术的主导地位,还可以从中掌握一些核心的美术史论观点;同时,这些对于今天美术史的发展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值得深入研究。 一、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基本特点 1.注重现实 从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时代背景和选材来看,该类美术作品主要针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进行描绘,着重表现的是艺术家眼中的现实生活。另外,其美术题材也大多来自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都市生活。 2.尊重客观 现实主义美术理论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并要求在其作品与史论著述中都必须客观地贴近现实世界,真实地反映生活。如,福楼拜就曾经说过杰出的艺术应该高于艺术家本身的生活,并且应具有明显的科学、客观性等特征。 3.重视科学 纵观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欧洲社会围绕科学发展,因科学而繁荣,也因科学而进步,因此这些核心价值观也深深印在了艺术家的心中,并表现明显。4.勇于批判热爱真知的欧洲现实主义艺术家对社会中种种恶习与束缚人性的现象深感不满,于是开始追求视觉上的真实性,并对现实生活中的丑陋与欺骗展开批判,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二、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 1.法国 法国现实主义美术诞生于19世纪,具有代表性艺术家有柯罗、卢梭、米勒等,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将大自然和浓浓的乡土生活作为主题进行美术创作,热情歌颂人们的朴质生活和劳动价值,创造了一部部优秀的美术作品。 2.英国 英国的现实主义美术是欧洲大陆之外,以后来居上的态势发展的现实主义美术。集中表现在风景画大师康斯太布尔、荷加斯等人倡导的自然风光作品中,并以康斯太布尔的代表作《运干草的马车》等最具影响力。 3.俄国 19世纪的俄国深受沙皇统治的压迫,其现实主义美术兴起的时间并不算很早。以特罗平宁、列宾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表现民主主义思想与人民的善良品质,对腐化的社会形态予以批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俄国虽然并不是最先发起,但依旧有卓越的影响力。4.德国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显得不是那么平静。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思想对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如门采尔与珂勒惠支等。《织工暴动》等美术作品批判了冷血的反动统治者,表达了对劳动者的赞美。 三、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 1.中国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的影响也比较突出。美术家根据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人们的内心情感现状等特征,以负责任的态度切实展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其中以徐悲鸿、罗中立、陈丹青等人的影响最为深远。 2.日本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流传到日本时,日本已是明治维新之后充斥矛盾的社会。基于日本种种阴暗的社会现象,日本艺术家借助有识之士的民主主义思想,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绘画作品。在当时日本诸多艺术家中,以喜多川歌麿、安藤广重和葛饰北斋的作品最有说服力,这些艺术家创造了辉煌的篇章。当然,受现实主义美术影响的远不止上述国家,还有一些如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影响。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的现实主义美术,可以发现现实主义美术也曾一度成为这些国家主流的美术流派。 结语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世界美术领域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我们不能忽视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消极影响,如过分关注形式语言等。但是,现实主义美术及其理论始终立足于社会环境,坚持以一种科学、批判的艺术创作思想进行创作,从而引导人们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问题,引领人们不断朝着健康、幸福的未来前进。这些放在当下的美术发展进程中进行探讨也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作者:黄永成 美术史小论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胡蛮美术史论 内容提要: 胡蛮(1904-1986年),又名王均初,曾用胡蛮、苦力、祜曼、华普等笔名发表过文章,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活动家。毕业于北京国立艺专,有赴苏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回国后任教于延安鲁艺,建国后奋斗在中国美术事业的最前线。胡蛮流传于世的,除两部美术史著作《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的演变》外,还有《论神似及其他》、《辩证法美学十讲》等理论成果。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美术家,胡蛮的学术成果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和时代的烙印,其本人堪称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 关键词: 美术史学贡献;美术理论贡献;局限性 20世纪初,受社会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学实现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完成了现代转型并形成了明确的学科意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学成果相当丰硕,综观这些成果,多数是在进化论史观下进行的研究。事实上,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播种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助推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如同一股洪流传遍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在“五四”后期迅速成为新的世界观。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意识形态在中国确立下来,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拉开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美术史的序幕。胡蛮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构成有着极大关系。胡蛮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政治身份,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美术工作者,他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史观及治学方法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与革命要求高度一致。虽然胡蛮美术史学受时代局限而不甚完美,但其绝对进步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一、胡蛮美术史学的新视角及其撰写特点 (一)唯物史观1、“美术起源”问题唯物史观是胡蛮研究美术史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在这一史观的影响下,胡蛮首先挑战的是传统画史的美术起源问题。纵观中国传统书画史的开篇,对于美术起源的陈述通常会伴有有巢氏、伏羲、仓颉、史皇、画嫘等一系列神话人物,其中诸如“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画始于嫘,故曰画嫘”之类的认识被普遍接受且影响深远,直至民国时期的一些美术史著也依然延续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随着顾颉刚疑古学派产生影响以及考古学成果的陆续问世,一些民国美术史学者在面对“美术起源”这个既古老又新颖的问题时,开始摒弃一直以来被普遍接受而事实上经不起半点推敲的神话故事。胡蛮较早的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接受了考古学的成果,《中国美术史》一书中,他表示:“我们必须根据考古学上的发掘,实际存在的物迹,历史记载和艺术的书籍,加以综合考察与客观分析,其主要点,在乎获得中国美术的源流变迁之迹,并以破除世俗对于中国美术之命运的迷信。”[1]由此可见,考古学研究成果是胡蛮论证艺术起源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另外,胡蛮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艺术起源问题的论断作了进一步推论,他指出在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伴随着手的开发、工具的发明、火的发现等综合条件的推动,“美学上的一些‘形式感’的起源问题,线条、色彩、形状和韵律底起源问题,也在这个上面给被发掘出来了,——艺术起源于劳动。”[2]胡蛮也曾在一篇名为《韵律原于劳动动律》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艺术起源的问题。在文中,胡蛮提出“韵律”是各种艺术存在的基本原则,艺术中的“韵律”发生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中。人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与自然规律一致的潜在动律,这种潜在的动律一旦遇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胡蛮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证明了美术起源于劳动,将美术的发端从神话传说的谬误中纠正过来,冲破了笼罩了美术史千年的神话幕障,正式提出了“美术起源于劳动”这一科学的论断。对于美术起源的论证是胡蛮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下治史的一块重要基石。2、经济基础决定论本文所借用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表述并不是通常学术意义上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3]在这里是为了说明胡蛮把美术生长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作为考察美术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并认为各种美术现象和美术思潮不仅取决于其所依赖的社会背景,其本身也是社会背景的形象反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胡蛮首先对先秦诸子的哲学与美学主张进行了解读。胡蛮认为“老子主义”的诞生根源于老子所处的社会。老子生活在贵族经济崩溃、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此时的小农自然经济在剥削阶级的压迫下无以为继、面临破产,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老子主张恢复自然经济。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消极抵抗”的处世态度,在这种态度下,老子以“无为”的姿态看待一切世物,正如他反对一切人工艺术,并宣扬“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其“淡然与神明居”的个人主义宣言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老庄一脉所推崇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更是玩世艺术和颓废艺术的源头。胡蛮还指出“孔子主义”诞生于“世道衰微”的“封建贵族的末日”,孔子的美学纲领与其哲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归纳下来就是“一本于仁”。孔子强调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秩序,他的主张只能在封建统治下才能得以伸张,因此孔子思想在皇家美术中备受推崇,被确立为“正统的”美学思想。胡蛮对于“老子主义”和“孔子主义”都是极为批判的,他认为“墨子主义”是比较有“革命色彩”的,因为“墨子主义”反对权贵政治从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解除下层农奴和手工业者的痛苦。另外,胡蛮还认为墨子主张的“非乐”、“节用”体现了实用主义的作风,反映在其美学思想上,并非是对艺术的摒弃而是想以适合于国民经济的“实用主义”美术来反对专贵族美术。站在“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立场上,胡蛮深入剖析了历朝美术的发展状况。例如,历史上的“六朝繁华”是因战乱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带动了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所致,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此时文学艺术也呈现出繁华的气象。胡蛮指出这种繁华的推动者是曹操,作为统治者的曹操为了显示自己容纳异己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大力提倡通脱的思想作风。这种通脱的气度反映在艺术上是一种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风,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当时的名士们过着吃药喝酒的放纵生活,崇尚清谈、反对旧礼教的束缚。胡蛮将这种名士风度解读为封建士大夫们在乱世时期“一边厌世一边纵情享乐”的矛盾情绪,这种情绪深刻地反映在了当时的美术创作上。胡蛮认为在六朝之前,美术的作用是宣传宗教,六朝时期由于崇尚享乐,美术创作从宗教美术转向了玩赏美术,胡蛮称之为从“封建的、固执的‘古典主义’转变为享乐的、浪漫的‘自由主义’”。胡蛮还进一步做出论断,指出玩赏美术之所以能够从封建道德和宗教宣传中独立出来,是随着艺术工作者逐渐脱离被压迫阶级的工匠身份跃升为文人名士而实现的。对于宋代宗教画的衰落,胡蛮认为这是由于在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影响下人民变得更为务实,于是“要钱不要鬼神”。关于文人画在宋代的兴起与发展,胡蛮从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社会流行的哲学思潮及文艺政策上找到了原因:首先画院在当时备受重视,画院的考录制度反映出整个宋代的审美倾向,即“在内容上在课题上去转变现实主义倾向的‘危机’”,[4]于是考试作画以“对于人民生活无关痛痒”的诗句来命题。胡蛮认为画院的这种选拔方式表现出当时朝廷的一种反写实主义的指导思想,恰巧当时的士大夫们也并不欣赏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同时令他们反感的还有写实技巧,于是借着统治阶级上层的这股暗流,士大夫们建立起一套反写实主义的理论,这就是文人画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此后直至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国的绘画一直缺乏写实精神。元代文人画大盛,胡蛮将段时期称为中国美术史上“极端的形式主义”时期,由于政局影响使得文人士夫们消极避世、寄情山林,于是在山水画创作上取得了同期绘画的最高成就。关于明代美术,胡蛮将其定位于“美术狱”的产物。他又指出清代闭关锁国,而其美术却走到了封建社会传统美术的烂熟期,但正如盛放的鲜花行将凋零一样,烂熟时期的封建美术如同日薄西山时的回光返照,等待它的命运终归是衰落。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18世纪末“扬州八怪”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出现正是新的商业资本发展的产物。 (二)“人”本位观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人民本位的观点是贯穿其中的思想核心。一般来讲,艺术的形成是通过几个步骤来完成的:“艺术构思艺术创作艺术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哪一个环节也离不开“人民”二字。深谙马克思主义“人民创造历史”的内涵,并强调包括美术在内的整个文艺都要为这一历史创造者而服务。可以说,在革命年代艺术是否表现人民、服务于人民,已成为判断艺术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胡蛮的“人”本位思想深受的影响,在美术史论著中除了有对大众美术的阐发外,他还尤其关注了古代的美术创作者,这是胡蛮美术史的一大特点。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给予人民群众崇高的地位,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艺术上的人本位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创造者而言,一个是作为接受者而言。人民群众既是艺术的创造者,也是艺术品的接受者。胡蛮认为过去中国的美术史家一直鄙视或者忽视从事美术劳动的工匠们,在美术史著作中从来没有美术工匠的位置。鉴于此,胡蛮极为用心地搜集了古代工匠工作和生活的资料,首次将美术工匠和从事美术劳作的奴隶写入美术史,一改往日下层美术工匠在美术史中长期缺席与边缘化的局面。胡蛮还在美术史中将工匠、从事美术创作的奴隶等社会底层群众提高到美术家的地位。 (三)社会学的治史方法胡蛮作为一个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揭秘艺术的发展变迁规律提供社会参照和历史依据。胡蛮写作《中国美术史》,不光考察各时代的物质基础,还对当时的政治情况、宗教信仰、阶级斗争、文化思潮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等因素进行研究。例如在考察古代青铜器艺术时,胡蛮就针对青铜器上的纹饰作了一番研究,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来阐明这些纹饰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被统治者利用之后的社会作用。胡蛮指出青铜器上的纹饰直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出于一种蒙昧的自然观和图腾崇拜,上古人民将古生物中的爬虫(龙、蜥蜴)、禽鸟(凤凰)等动物的形象铸刻在器物上,这些形象经过艺术诠释,在殷周时期逐渐演变为蟠龙、夔龙、夔凤等纹样,至战国时代进化为蟠螭、蟠禽,两汉、三国时期又发展成鼍龙、翔凤,隋唐时期变为蟠龙、飞凤……这种取自自然界生物形象的器物纹样经过不断地改变与演化一直流传下来。由于人们对于这些纹样的原形逐渐从敬畏转化为信仰,封建统治者就顺势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信仰,将皇族比附于龙凤以宣扬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龙凤图案也就逐渐成为统治者御用的象征符号。在山水画的起源问题上,胡蛮从社会背景出发,分析山水画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的历史根源。胡蛮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士大夫的厌世情绪滋生了遁世思想,大自然成为士大夫眼中的庇护所;其次封建地主厌倦了都市繁华意欲返璞归真;第三,美术家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拥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加之与士夫名士们往来密切,受到了名士风度的影响,创作兴趣也转向了大自然。另外,胡蛮还指出山水画之所以盛产于江南地区,不仅因为江南的自然风光好,更因为江南地区有着优越的经济条件,因此文艺创作更加兴盛。胡蛮还从社会政治、时代思潮的角度来分析20世纪“革命美术”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的独特面貌,其中对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极为认同。他认为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本身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鲁迅看到了艺术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于是指导美术创作为革命宣传事业作出贡献。胡蛮认为“五四”以来,艺术的社会功利性被无限放大,艺术肩负着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艺术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等人推动的左翼美术运动中,强调艺术功利性的艺术社会学观点被确立下来,成为领导此后革命美术运动的主导思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术思想已经把革命文艺看作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将艺术社会学理论转化为一套适用于革命事业的文艺政策。 (四)书写“当代”的美术史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其二是作者在书中对自己亲历的美术思潮和美术运动的论述,有一种修著“当代”[5]的美术史的意识,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学领域是较早的尝试。中国历史上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政权的干预;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当代人”在修史时陷入狭隘的历史视野和主观情感当中。然而,鸦片战争后,这一约定俗成的传统被打破了。魏源首开研究“本朝史”的先河,而在美术史著述领域,胡蛮则堪称书写“当代”的美术史的先驱。《中国美术史》中关于“当代”的美术史部分主要涉及当时的美育思想、美术流派,左翼革命美术运动,抗战美术创作及中国美术的新动向等。胡蛮对“当代”的美术史进行整理和研究,这是作为历史参与者与学术研究者双重身份作用下的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美术在民族国家意识的统摄下日益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美术史的撰写也同样具有革命属性。胡蛮当时在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艺任教,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美术史》很自然地就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书中对于“当代”的美术事件的书写不是对当时美术发展状况的机械记录,而是处在一种“革命叙事”的视野下,是作者政治倾向的一种投射,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正因此,这一部分的撰述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一定的历史局限当中。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胡蛮书写“当代”的美术史,体现了一个美术史学者在学术眼光上的提升。 二、《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论争 胡蛮的《中国美术史》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了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判,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对文化遗产的片面认识学术界批判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轻视文化遗产,认为造成胡蛮轻视文化遗产的罪魁祸首是弗里契的庸俗社会学。以弗里契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关于文化遗产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各历史阶段的艺术,统统被视为“侍奉民众压迫者的艺术”。胡蛮受其影响,对中国美术遗产作出了错误的价值判断。例如,认为秦汉美术是“宗教的和封建道德的题材”,汉代肖像画是封建王权下“歌功颂德”的主题创作,秦汉至清的美术皆有侍奉宗教之嫌……诸如此类偏狭的论断过度地强调了中国美术遗产中的负面内容,对于真正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作品缺乏切实认真的挖掘和阐述。另外,同时代的学者们还认为胡蛮一笔抹杀神话和宗教题材的美术作品,是对历史遗产的轻率处理。 (二)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偏差一些学者批判胡蛮的现实主义观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特征,指出胡蛮偏激地将所有与人民生活无关的美术都定性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一种极端片面的观点。另外,胡蛮对“现实主义”所提出的标准也是诸多学者抓住不放的批判点,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即“写实的技巧”加上某种特定的“内容”,这种特定的“内容”只能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内容,如若表现其他,则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们认为在胡蛮定义的“现实主义”标尺下,纵观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过程,能够符合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标准的美术作品非常稀少。虽然胡蛮的《中国美术史》遭到了学术界的一定质疑,但在当时也有学者对胡蛮美术史的学术价值作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金维诺就认为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是革命的,虽然资料少,有缺点,但是《美术》月刊过去那样的批评,完全持否定态度是错误的”。[6] (三)胡蛮的自我批判胡蛮就学术界对《中国美术史》的批评进行了反思,于1956年写了一篇题为《轻视遗产——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在《美术》杂志上。自我批判主要针对以下两点:首先,针对美术遗产的问题,胡蛮认识到有些美术遗产需要从政治角度和艺术角度分开讨论;他还认识到神话和宗教题材的艺术是以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原型的,反映了全民族的欣赏习惯以及历史好尚,其价值是不能抹煞的。第二,胡蛮坦承自己过去对于“描写艺术”和“装饰艺术”的关系和区别不甚明确,曾经片面地认为只有“描写艺术”才能反映现实生活、才具有现实意义。后来通过反思,胡蛮对“装饰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装饰艺术”来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设计构思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观点,它与“描写艺术”不仅在艺术思想和形象思维的构建上是相通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重要。另外,胡蛮还检讨自己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前,曾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创作的最好方法,甚至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三、胡蛮美术理论贡献 胡蛮美术理论观点与其美术史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辩证法美学十讲》、《论神似及其他》两部著作以及大量的理论文章中。胡蛮论美术的基本立场是唯物的,辩证的,部分成果带有革命政治色彩,他的很多文章甚至可以成为解读中国当时美术政策以及美术工作开展情况的依据。 (一)矛盾互动的辩证思想1、关于古代画论的思考20世纪60年代胡蛮出版了《论神似及其他》,这是胡蛮在文艺思想和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遵循“批判地接受遗产”和“推陈出新”的党政文艺方针,整理传统画论、画迹,通过研究绘画中“形象”、“主题”、“意趣”、“感情”、“精神”、“生活”、“笔墨”、“神似”以及“神似”与绘画艺术中其他构成因素的辩证关系来阐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性及其在艺术发展上的规律。其中不乏创见,如胡蛮在对神似与形似的关系论证上,没有像传统画学家那样过分地拔高神似的地位,他还创造性地将形似与神似的关系看作是透过现象表现本质的过程。另外,胡蛮还在提倡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双结合的年代对“意境”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即“意”指向理想性,“境”指向现实性,“意境”的达成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2、关于现代艺术理论的思考胡蛮除了对中国传统画论进行了深入辩证的思考外,还结合时代思潮对当时影响艺术创作的几对概念进行了论证。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公共的艺术”与“个人的艺术”,这是他对弗里契在《艺术社会学》一书中观点的评论。弗里契认为“公共的艺术”和“个人的艺术”是艺术的两个典型,他们反复交替地出现,各自产生并适应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共的艺术”表现为各种艺术形式浑然一体的、综合的、纪念碑式的艺术,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神权社会,通常以建筑为核心,以规模宏大和美轮美奂为特征;“个人的艺术”是指艺术由整体分化为各自单一的状态并独自发展,产生于个人主义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以风俗化和亲民性为特征。在弗里契观点的影响下,胡蛮对中国的古代艺术进行了剖析:秦朝的阿房宫、万里长城、佛教壁画和南北朝的寺庙建筑、佛教造像,都是封建王权在艺术上的彰显,是专制统治下国家观念的输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主流艺术形式是纪念碑式的、宏大的“公共艺术”。宋、元、明、清时期山水画备受青睐,体现出“个人主义”的取向,艺术由“公共的”美术工作者——工匠的手中转移到了士大夫有闲阶级的手中,他们充满“个人主义”意味的作品折射出了文人“避世”的社会隐痛。另外,弗里契认为艺术的两个根本典型所发挥的不是装饰作用就是煽动作用,胡蛮对此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伟大的艺术必然同时具有“装饰性”和“煽动性”,“煽动性”以“装饰性”的形式为载体,而“装饰性”则被“煽动性”的意识所支配。 (二)创作实践的主要观点1、艺术、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揭示,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独立存在的特殊世界,而是一个植根于社会生活、脱胎于现实世界的开放系统。社会属性是它的首张标签。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那么艺术家的社会属性也是不可回避的。艺术家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时代风气、社会思潮以及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形成。在对中国的新美术[7]创作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同时,胡蛮还将视线转向古代。他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高度评价了古代画家倪瓒和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认为二者“国恨”题材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并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样远离世事。但是,二者身上传统隐士的通病仍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倪瓒对于老庄哲学的皈依和过分依赖导致了他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寄生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消极遁世思想、艺术上一味的“怀古”思想,都是与变革年代的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是必须批判的。虽然胡蛮对倪瓒作品的某些解读稍显牵强,但是胡蛮做出评价的时候始终保持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2、关于典型主义胡蛮将典型主义看作是表达人类美的最新“工具”,这种工具可以表达人类共同的情绪和思想。胡蛮就典型主义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例如典型主义中的艺术美问题,胡蛮指出“艺术美即意识的造型”胡蛮还将典型主义视为大众艺术运动的工具,并在典型主义的基础上对新艺术的发展作了规划,他指出新艺术应该是新的意识、新的形象、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的结合:新的意识是指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新的形象是指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典型形象;新的内容是结合时代主题的内容;新的形式是融合民间美术和民族精神所建立的民族形式。 (三)强调创新的革命理论1、文化遗产问题胡蛮在其《中国美术史》一书中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问题尚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价,在其后期的理论文章中逐渐转变了认识。胡蛮在《现代中国艺术的总检讨》一文中重新认识到历史上的“旧艺术”,在内容上虽然是“死去的情绪和思想”,但是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当代”的价值绝不能被粗暴地否定,尤其是古代的艺术技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胡蛮坚决批判“艺术要创新就要与过去划清界限”的观点。他指出抛弃传统等于割断历史,会使艺术创作陷入到虚无主义的泥沼,从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丧失。但同时,胡蛮也反对无原则地膜拜文化遗产,他认为全盘接受文化遗产最终会陷入“崇古抑今”的历史倒退论中。2、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发挥作用都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因此民族形式问题在革命年代被频繁地讨论和宣传。胡蛮就此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是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其次是民间美术的借鉴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胡蛮认为民间形式也就是民族形式,单从字面上看,民族形式包含的范围更为广泛;民间美术是构成民族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民族美术相比,它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普遍性、深厚的群众基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第三是民族形式与抗日主题的问题。胡蛮指出当时美术创作上存在着两个严重的倾向:一是“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一是“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主要是由于革命美术青年带有极端革命主义情绪,忽视了美术上的“旧形式”对建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作用,还错误地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主义美术当作拯救中国美术的救星。“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则是偏离革命思潮的创作,一味地沉浸在“旧形式”中。要实现民族形式和抗日内容有效地结合,最重要的是将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创作结合在一起,现实主义要为抗战服务则必须是民族化了的现实主义。总体而言,胡蛮认为具有民族形式的美术在思想上不应该是狭隘主义,在技术上不应该是关门主义,它必须与国际艺术相互补给,才能光景常新。 四、总结 胡蛮作为延安时期的一位重要的美术史论家,他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密切联系中国的革命文艺政策,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理论观点。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来说,胡蛮首先是一个革命者,革命的美术青年,这一身份决定了他是站在一个革命者的角度来进行美术活动、书写革命文艺理论的。受时代所限,胡蛮编撰美术史期间的一些观点稍显偏激,但他时刻保持自省,及时自我修正,表现出一位学者的治学态度。在现代美术史学研究领域,胡蛮开启了美术史写作的新方向,正是有了他的开拓性尝试才推动了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道路上相继又有王逊、李浴、阎丽川、王伯敏等学者的继续探索。 作者:赵丹 单位: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讲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发展史的历史意义 一、从狂飙突进到潜心于民族文化 阳太阳在广西美术发展史上产生影响,要从1937年返回桂林办学算起。在这段时期,他的“初阳美术学院”像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尽管尔后就被黑夜掩住,但已经在广西文化的土壤中播撒下一粒粒种子,为接下来的萌发孕育了新的力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他放弃赴法深造,回到故乡桂林。在这段时间,他的绘画风格有着显著的变化,他1937年的国画《农舍》,以及1938年所做的《古树榕荫》《桂林文昌桥》《花桥》等作品虽然只与油画《烟囱与曼陀铃》《海边裸女》等相隔几年,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文取向。日后漓江画派中常用的一些元素,如洋溢着浓厚乡土气息的百姓家常诸如民居、舟船、青石板道路、石桥、香蕉树、牲畜等都已在画作以主体地位呈现出来。由于阳太阳是一位喜欢大胆尝试新鲜画风的画家,所以他接下来的绘画题材也不局限于广西山水。如代表作之一的油画《沙原上的船》(1939年)就带着现代主义的余音。但就是这么一幅超现实主义色彩极为浓重的油画,在其内涵却已经移向民族化的建构———不再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开始了对民族苦难的沉思,因而也获得了超越早期欧化风格局限的人文底蕴。抗战时期,阳太阳曾于桂林建干路一间二层小楼里创立私立学校“初阳美术学院”。过去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是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还可以从艺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如果深入其脉络来理解阳太阳艺术创作发展演化的思想历程,就能发现这段历史虽然属于漓江画派前史的范畴,实际上在广西本土美术的文化自觉意识发展史上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孟超曾总结出“初阳画风”为“有生活”“有时代激情”“富有诗意”“富有创造性”等③。这些与后来的漓江画派有浓郁乡土味和时代朝气这些特征虽还有一些差别,但发展的脉络已经较为清晰。特别是身处那个国家危亡、仁人志士以身报国的大时代潮流之中,阳太阳的这种本土化主体意识顺应了新的时代趋势。此外,这个时期兴起的强调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走入时代,对一直以来士大夫气息浓重的中国绘画传统也有着重要的矫正作用。据昔日学生林杨回忆,当时学院十分重视组织学生外出写生,规定每学期要外出远足写生一次,曾经组织学生去过阳朔、兴安、苏桥等著名风景名胜写生作画。此外,也经常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工厂去深入人民生活,体会我国人民勤劳俭朴的本色和收集民间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的艺术④。后来由于桂林因日军入侵而进行了大疏散,初阳美术学院也解散了。等到1947年,阳太阳在广州试图重整旗鼓,但最后终难实现桂林时期的辉煌。这段艰难时期,阳太阳夫人开的桂林米粉店倒是给过着清贫生活的一家些许补贴和安慰。这种窘境除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的民生凋敝之外,其实也跟初阳美术学院与桂林文化环境的根基断离有着密切关系———广州是岭南画派的优势地盘,虽然高剑父极为欣赏阳太阳的才华而聘其为广州市立美专的教授,但绘画环境早已不是昔日的桂林胜景,奇山已难搜,如何打草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阳太阳思考自己绘画的地域化、风格化问题。任何革新,终究是要在依托传统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艺术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就在于其为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不断试错、对照、革新、积淀中最终得出的,所以革新不是与过去一刀两断,而是把握住时势流变的脉络,顺时而动,将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这样的艺术才能在深厚底蕴的基础之上引领潮流。阳太阳在美术史上的建树,恰恰表现在这种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上。 二、在画卷中建构广西乡土意境 20世纪50—60年代是阳太阳一段创作的高峰期,这段时期他的绘画开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艺术特征,以桂林山水风貌为题材的作品相继涌现,这正式表明他历经探索,终于走上了以绘画形式来表述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道路。这个时期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1955年参加苏联国际青年艺术节并获得造型艺术奖,苏联的主要美术刊物《造型艺术》上专门加以刊载并配发评论。周楷教授认为:“《漓江木排》在阳太阳的美术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他从抗日战争以来探索外来艺术形式民族化,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取得成功的显著标志。也是他在艺术上转向以风景画创作为主的开端。”⑤不过我认为,水彩画《漓江木排》的确是阳太阳那个阶段最为突出的作品,但这幅画不是凭空出世的,除了初阳美术学院时期的积淀之外,《漓江木排》前后他就画有不少桂林乡土题材的画作作为铺垫了。而这都是昔日他回应中国绘画面对的三重困境的历史性延续。水彩画《漓江木排》创作于1954年,同年他的《桂林象鼻山和解放桥》获选“全国水彩、速写画展”。1961年深入百色地区写生,《靖西之春》(油画)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画抓住靖西最为优美的石山,配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竹木、梯田,描绘出一派祥和的山乡风光。有意思的是,他画的是靖西,但选的却是靖西山石中与桂林山石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平地起山的类型。1963年他五十四岁,与同仁们一道沿着漓江写生作画,创作了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和国画《碧莲山道》等。只是突如其来的“”浩劫打断了他的创作进程,批斗的纷扰和抄家导致他创作陷入停顿。在那个极左年代,阳太阳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家中多年的书画、画稿也因此佚失。但这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为后来如朝阳一般喷薄的新时期绘画做了铺垫。通观阳太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绘画,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类型的画面,他画了一次又一次。 1954年他创作了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以大幅桂林奇峰占满画面左侧,右侧是顺流而下的漓江之水,水上有一弯木排随着水流向画面前方飘来。这幅水彩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始在水彩绘画中渗透水墨画的笔法,在云绕群山的施墨上,具有强烈的中国气派。而1956年,他又推出了油画《漓江之晓》,该画与水彩画《漓江木排》在构图上非常相似,以至于让后来一些评论者在不经意间误认为是同一幅画。油画《漓江之晓》最大的改进之处,在于强化了对山石嶙峋的刻画,凸显了桂林山石的独特造型。而且他还把水面所占比例扩大,以便在水中画出山的倒影。1972年他以中国画形式画出《烟雨漓江》,仍然是山石、竹排的构图,不过多了变电站和信号站等,该画画面感似乎不够强烈,缺少整体的力度感,倒是其中云雾的营造颇为成功。直到1989年,他还又以近似的构图再画了一幅油画《漓江之晨》,这次重视的是对云雾的渲染。如此对近似的画面落笔,必有其用意。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军入侵的艰难岁月里,由于各种绘画原料的匮乏,阳太阳已经开始尝试“土法自造”颜料。如周楷教授就曾提到:“由于处在战争的环境中,油画工具材料的来源困难,也促使他更多地采用水彩画。他作水彩画重意境重气韵,力求情景并茂,水色交融,习惯使用毛笔、水彩画颜色与中国画颜料混用并善于使用墨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水彩画技巧。”⑥在最初,这是不得已为之的方法,但或许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发现其中笔墨转换的独特趣味,于是有意识将中西绘画方法融合为一。结合他1963年所画的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可以看出其中的脉络。在这些系列水彩画中,他尝试用笔墨晕染的方法画水彩,又尝试用水彩的丰富色调来探索国画用色的多样性。其实我们可以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他对三重困境的探索上,他事实上一直在试图以西画的用色、构图纠正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陈旧萧条,又试图以中国水墨笔法突破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局限,而且还要在过程中针对现代主义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迷茫,强调绘画的民族风格,力图在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中建构新形势下的民族艺术方面的精神面貌。他曾言:“用感情挥洒的画面,比现实更高更宽阔、更真实,就是意境。家乡的山水有无穷的意境,爱得越深,意境也就越深。” 阳太阳少年时期师从桂林资深画家帅础坚,笔下桂林山水自是练笔的必备。待他日后学习西画成名,最终旅日归国重画桂林,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复归。从年轻到资深,阳太阳的题材和画风几经变化,但那颗不懈探索的心从未改变。他以厚重的创作,来具体回应前述的20世纪初期中国绘画面临的三重困境问题,力图在画作中对年轻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进行解答。新中国成立初期,阳太阳在水彩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并不停留于此,而是开始把主要的战场转向国画。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这段时期,从他的国画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因为从具体用笔到施墨,他在不断从各个角度进行民族化、地域化的深入探索。在1951年,他画的《桂林花桥》似用的是逆锋枯笔配以中锋重墨来画山石、树木,画作墨色凝重如钢筋铁骨,讲求的是构图的力度。而《南溪桥畔》落笔相对传统持稳,左山折带皴,右山斧劈皴,而且偏重以写实手法勾勒树木、石桥、山貌,在中国水墨构图中融入了西画焦点透视。而《桂林山水》则画风转为偏向写意,山顶以积墨渲染,再用带牛毛皴味道的斧劈皴来画山石,这使得他所描出的山形,自由酣畅,远看颇似整座大山都振翼起舞,隐约中似乎有西方未来主义的韵味。桂林是喀斯特地貌,以奇峰突起的石山居多。阳太阳在这些山水画中都用了表现石山的斧劈皴,似乎并非偶然。或许他试图将传统技法揉以现代气质,探究以新的精神气质表现桂林山水的独特韵味。而且1951年的这批画作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在用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土黄色的石山正是广西喀斯特石山的典型色征,他又以蓝色点染树林,这是桂北习见的晨雾色调。1962年的《碧莲峰下》《碧莲山道》《清江诗意图》等走的都是这一路数。经过“”的中断,他探索的劲头却更足了。1979年的《桂林山水最宜人》《阳朔白沙即景》试用青绿山水来铺陈桂林胜景,这是在用色方面的复归,又有所创新。作为对比,传统青绿山水往往失之于浮华乃至匠气,而阳太阳尝试援以水彩的湛蓝入中国画,用绿颜渲染树木的苍翠,于是创造性地画出了乡土气息浓郁的“青绿山水”。把世家气派的青绿山水画得乡土味十足,这也可谓当代创举。乡土味入画的风格,在后来漓江画派的画作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黄格胜的画作,就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本风范,以八桂大地的人文底蕴深深打动观者。 三、从“被表述”到“自觉表述” 学者黄伟林在研究“漓江画派前史”时,考据出其实历史上有不少艺术家和历史文化名人曾以桂林山水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从米芾到齐白石、徐悲鸿,再到关山月等,在不同时期画出了各具特色的画作⑧。他还提出“: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战文化城,除了徐悲鸿、关山月,中国一批杰出的绘画大师如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张大千云集桂林。人们发现,此时中国山水画的题材重心,逐渐从江南转移到了岭南。”⑨不过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抗战时中国山水画关注的重心确实移到了岭南,尤其是桂林,但之后实际上却逐渐退潮。以桂林山水为题材的画家不少,但他们画桂林山水的作品如齐白石的《独秀峰》《漓江泛舟》,徐悲鸿的《漓江春雨》《青厄渡》《漓江两岸》等却都并非他们的代表作,在绘画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是特别高。而且画家们关注的也仅仅是桂林山水,对广西的其他秀美风光和人文风情则大多忽视,偶有,也只是浮光掠影。说得不恭敬的话,抗战之前,历代文人关于八桂大地的奇山秀水,与其说是欣赏,还不如说是往往持猎奇的态度。可见,在没有广西地域文化的自觉意识的情况下,桂林题材、广西题材至多也只是国内外艺术家作品中的陪衬,属于游记性质的边缘作品。若想摆脱这种窘境,广西艺术家就必须以文化自觉意识,将这种“被表述”的被动处境一变为“自觉表述”的主动状态。手指只有捏成拳头才有力量,艺术家需要有明确的流派艺术的意识去凝聚力量。阳太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号召创建具有广西本土地域特色的画派,群策群力,而非单打独斗。据学生蒋振立回忆,当时在开学典礼上,阳太阳先生就在作报告时以激昂高亢的声音说“:我们身在天下第一山水的桂林,生活在天然画廊的漓江畔,漓江两岸聚居的十多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丰富悠久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乳汁。我们比之外地画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我们要创造‘桂林画派’。”⑩阳太阳在作品上的探索,与以文化自觉的高度号召成立本土画派是同步进行的,有绘画实践,有开展的理念,还有具体的实施工作。他的不断呼吁,为后来以黄格胜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创立漓江画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小结 以阳太阳为代表的老一辈画家,经过了20世纪初的反叛中国传统的狂飙突进思潮,抗日战争的国家危亡时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民族文化复兴,“”极左浩劫的洗礼,新时期的探索之途等一系列的历史性时段,千锤百炼,在广西绘画的文化自觉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最初时,他只是在艺术社团中做辅助性支撑工作,但随着岁月的历练,他逐渐走向历史前台。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跟随走向自觉,从浅稚走向成熟,最后成为新的青年一代的引路人。他从最初的纯粹西式油画见长,到钟情于满含水墨雅韵的水彩,再到融水彩色调入画的水墨,以及晚年带有抽象极简意味的水墨,摆脱了中西隔阂的藩篱。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他的绘画到了晚年,已经达到了万物皆备于我状态,再不追求什么刻意的画种模式的门户之别,笑看写实写意的人为区隔,而是信手拈来,画风多元。这,即是所谓历经沧桑之后的大自在。 作者:简圣宇单位:广西艺术学院教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教学历史文化论文 一、信阳地区的民间艺术 皮影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民间表演艺术。皮影戏小小的幕布,可以取得以近追远、以小见大、生动有趣的艺术效果。罗山皮影又叫“丝弦皮影”,相传始于明代,有着悠久的历史,皮影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没有固定的剧本,只通过师傅口头传授技艺。罗山皮影的影人以水牛皮为材料,经艺人镂刻而成,再以布帛作为背景,一般表演时由三个人同时操作影人,由唢呐配乐或是演奏成员用豫南方言演唱,通俗易懂。信阳固始柳编全国闻名。固始县拥有“中国柳编之乡”的称号,固始柳编有着色泽洁白、造型新颖、款式大方、纺织精巧、风格独特、自成一统的特点。随着市场的需要,固始柳编由原来单一的柳编创新发展出草柳混编、蒲柳混编和藤柳混编等多种材料混合编制的新产品,主要有果篮、礼品篮、购物篮、门帘、屏风等多种产品,既经济实用又绿色健康,是集工艺、装潢、实用性为一体的生活用品。同时,由于编织工艺精细,有的柳编制品可以当做工艺品和室内软装饰品。信阳的根雕艺术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形式。信阳地处大别山腹地,根材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是从事根雕艺术创作的好地方。现在常用的根雕树种有檀木、女贞、杜鹃等十多种。信阳根艺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令人爱不释手,在色、形、质、味、韵等方面都保留了根料的自然天趣,给人以高层次的艺术享受。 二、信阳历史文化遗产在美术教学中的开发利用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并在新的美术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综合·探索”学习领域,使美术教学不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而进一步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因此,教师要敢于开发利用当地的美术教学资源,以拓展美术教学内容。 1.改变教学观念 部分教师仍以课本和课堂为中心,只注重学生美术技能的培训,只看重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差。还有的教师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理解不够,误以为“乡土”就是过时的代表。殊不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到世界各民族,小到各村寨部落,都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骄傲,越是本土的越受到追捧。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不能把教学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搞科研,要认识到美术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要掌握和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美术等资源,并善于研究,理解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意义,并将其与美术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筛选、分类和整合。 2.改变教学方法 教师要改变以往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根据课堂教学需要,结合信阳地区的美术资源进行课堂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放映影音、照片资料等,也可以就地取材,带领学生考察当地的美术资源,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如,在上建筑设计课程时,教师可以利用信阳鸡公山上的“万国建筑”讲解各国建筑特色和建筑构造;在上手工艺制作课程时,教师可以教学生制作皮影,这样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了解自己家乡的民间手工艺。利用这些民间手艺结合教材开展美术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家乡艺术的了解,从而使学生发现自己身边就有这么出色的艺术,更能深刻地明白、体会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教师可以把美术课堂移到室外,进行野外考察和写生练习,让学生感受信阳的自然风光之美,了解信阳人文景观的文化内涵,积累文化知识和创作灵感,提升文化素养。如,在景观设计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先在课堂上进行景观理论知识的传授,然后根据信阳当地的人文或自然景观进行实例分析,带领学生考察信阳市浉河公园,分析公园的整体景观设计,这样的教学更加直观生动。信阳毛尖茶叶全国闻名,在信阳,茶叶生产非常广泛,茶园遍布。茶文化是信阳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教师可以由“茶文化”这一主题开展多种教学科研活动。如,教师可以讲授茶的历史以及与茶有关的古诗词,然后引申到信阳毛尖,讲解信阳毛尖的发展史,使学生对信阳茶文化有初步的了解,然后带领学生到信阳市博物馆中的茶文化馆参观茶叶的制作技艺和过程,还可以欣赏茶艺表演,使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信阳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包装设计、标志设计等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信阳毛尖”为主题,让学生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或是茶叶标志设计。由于前期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学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设计方向,创作出有内涵、设计感强的包装作品。同时,教师可以将课堂练习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参加信阳每年一度的茶文化节的宣传海报设计,并联系信阳本地茶厂和茶叶经营企业,推荐学生的优秀设计作品,争取投入市场,变成真正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作积极性,也有利于信阳本土茶文化的传播。信阳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美术教学资源被开发利用,可产生双赢的结果,不仅可以拓展美术教学的范畴、优化美术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对信阳地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人们文化素养的提升有着现实意义。 作者:甘露单位: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国际视野下的基础科学教育观察 《科学教育的十项原则》,(英)温·哈伦编著,韦钰译,载《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一、在义务教育的所有年级,学校都应该设置科学教育项目,以系统地发展和持续保持学习者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对科学活动的热爱,以及如何阐明对自然现象的理解。 二、科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使每个人能够参与有依据的决策和采取适当的行为,这对保证他们个人、社会以及环境的健康和协调发展是重要的。 三、科学教育具有多方面的目标,科学教育应该致力于:1.理解一些科学上有关的大概念,包括科学概念以及关于科学本身和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概念;2.收集和运用实证的科学能力;3.科学态度。 四、基于对概念的审慎分析,以及基于当前对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之研究和理解,应该给出为了达到科学教育各个方面目标的清晰进程,指出在不同阶段需要掌握的概念。 五、应该从学生感兴趣并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课题开始,逐步进展到掌握大概念。 六、学习的经验应该明晰地反映出既包含科学知识,也包含科学探究的理念,并且符合当前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见解。 七、所有科学课程活动都应该致力于深化学生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同时应该考虑其他可能的目的。例如,科学态度和能力的培养。 八、为学生设置的学习项目以及教师的职前教育和专业发展,都应该与为达到原则三中所设目标需要的教与学的方法保持一致。 九、评测在科学教育中具有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测,还是对学生学习进展的总结性评测,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学习目标。 十、为了达到科学教育的目标,学校的科学项目应该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并需要社会其他力量包括科学家的参与。 《美国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的发展动态》,王威 刘恩山,载《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 《科学教育框架》首先对科学教育的对象进行定位,帮助教育研究者与实施者对学习者有更明确的认识。这一定位聚焦于两个方面:(1)学习者学习科学的能力;(2)学习者对科学的已有理解。《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对学习者的定位为:孩子天生就是研究者,他们的学习能力比长期以来所认为的要强得多。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的内容进行定位,这一定位为科学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建议:(1)通过核心概念的组织进行科学教育内容的建构;(2)通过实践进行核心概念的有效学习。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过程进行定位,指出学生对科学的理解是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学习过程有两个重要特征:(1)科学学习是一种将科学解释概念化的过程;(2)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学习进阶的形式表现出来。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方式进行了定位。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描述了科学同时具备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双重属性,这源于科学不仅是反映当前对自然界理解的知识体系,还是用以形成、拓展和提炼这些知识的实践活动。科学研究者的活动同样是知识与实践的共同体,即通过实践形成知识,并利用知识指导实践的过程。科学教育将知识与实践结合,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也可以成为学习科学的方式,这种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与科学家的研究更为相似。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分析与启示》,徐玉红 高芳 周华松,载《当代教育论坛》2011年第4期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设计宗旨为:(1)教育学生做好终身应用科学并成为积极公民的准备,让他们能够在科技先进的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2)为学生进一步学习高中科学、大学科学工程课程和职业技术培训打下基础。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总目标从科学探究技能、人类科学史、科学理解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进行了分述。人类科学史维度是一项比较新的研究,除包含情感态度价值观外,还包含科学史观、科学伦理观等,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教育思想。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把科学学习分为四个阶段,考虑到10项一般能力,科学课程中涉及8个,包括文字认知、数字认知、信息与交流技术、思考能力、团队合作、道德行为、创造力和自我管理,与三个跨课程方面(即原住民历史和文化、亚洲文化及澳洲与亚洲的交流、可持续性),如何促进科学教学,并在教学中得到提高。 《对科学探究教学的界定》,张杰艺 郭玉英 范佳午,载《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7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探究综述项目”在开展研究时,为筛选每项具体研究是否属于探究教学研究的范畴,以及描述各项研究中探究教学实施的不同,制定了探究教学的操作定义和简单的分析框架。(见表1) 该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1.判断教学内容的类型:如果教学内容不在I所列内,则不是科学探究教学。2.判断学生参与的方式:学生至少要以表中所列的一种方式参与到学习中,但只有参与是不够的,在参与的过程中,必须还要体现探究的元素。研究者将学生对学习的责任、学生主动思考、学生的动机称为探究的元素。3.判断教学的组成部分以及在每个部分中探究元素的体现程度,分为“不重视、重视、很重视”三个层次。 《关于学习进展序列的研究》,韦钰,载《中国科技教育·脑科学与科学教育》2012年第3期 以学生学习沉浮现象、建立物体密度概念为例:了解小学科学教育的教师都知道,孩子很喜欢水。不管是玩水,还是自己学游泳,孩子从小就会接触到沉浮现象。但是教师也都知道,建立密度的概念是小学阶段科学教育中的难点,也一直是科学教育研究的热点课题。皮亚杰认为:建立为什么物体会沉浮的解释,孩子需要经历4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4-5岁)孩子解释沉浮的原因是道德上的,如“这块石头聪明”。第二阶段(5-6岁)认为重的物体会沉,因为物体重,表示强大,用的是拟人力量的解释,而非客观的原因。第三阶段(6-8岁)开始找客观的原因。第四阶段(9岁以后)开始把重量和容积联系起来,才可能逐步建立密度的概念。这就是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获得密度概念的进展序列。 皮亚杰理论的问题在于把这种进展序列看成是儿童天生具有的过程,不受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他的这个观点被实践和脑科学证明是错误的。儿童,乃至没有接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成年人,都会对沉浮现象有许多错误的前概念。这些错误的前概念,不经过精心设计的科学教育,是很难改变的。而有了好的教育方法,儿童才能够较早地建立正确的概念。 威尔逊等用渐进的变量来描绘学生对沉浮概念掌握的进展过程,一共分为9个等级。作为一个例子,它说明不同的科学概念可以分解成随着时间进展而发展的详细过程。在给出的学习进展序列中并没有像皮亚杰那样给出年龄的阶段。因为,根据社会建构理论和脑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学生的学习进展的进度各不相同,既与先天的条件有关,更会受到后天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语言和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背景。 《关于科学教育的若干思考》,张英光,载《中国科技教育》2012年第8期 前不久,《科学美国人》杂志刊出一篇题为《美国科学教育之痛》的重头文章,详细讲述了美国科学教育的当下困境: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重文轻理”和“重商轻理”在美国十分盛行。在基础教育中,理科教育成了薄弱环节。由于待遇不够好且得不到足够的发展机会,美国很多理科教师纷纷跳槽转行,以至于今天的美国,为孩子实施科学教育的,大多是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的老师。因此,这些老师培养出的学生,在科学素养上显然存在“天生缺陷”。 上至总统奥巴马,下至各位政要均宣称,美国在科学和数学教育上的颓势将对国家未来竞争力产生严重威胁。 为此,奥巴马提出要向美国教育部门输入一批朝气勃勃的优秀人才。他开出的处方是:在2020年前培养100000名高水平的数学与科学教师,并将此项工作列为国家重点任务之一,同时提高所有50个州的科学与数学课程标准。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核心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核心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核心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核心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核心。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核心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核心,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核心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14]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核心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科学性研究 在课程教学中践行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实践性)、彰显课程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立足课程教学内容的阶级性、发展课程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坚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辨证统一,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思想。以高品位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学术水平聚人气,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学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应进一步立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方向),彰显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科学性(学术性),以进一步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实效性。 (一)树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观念 立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进一步坚定课程教学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课程,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学校就是为大学生服务的,是为武装大学生头脑,为大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开设的课程。大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养不是自发产生的。列宁的“灌输理论”给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也为这些教师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优先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刻苦钻研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以身作则,深入到大学生中了解实情,做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调查研究。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整合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手段和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切实有效地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适用于当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二)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育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 彰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学术性。人们要高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的科研含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育性不容置疑,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同时,课程的科学性不容忽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政教师必须加强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并且要用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支撑高水平教育。教师只有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理论去传授、去讲解,才能影响学生、说服学生、打动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学生头脑。同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还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任务。但是,在宣传中应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科学)性。有人觉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党和政府的行为,照搬相关文件和要求就可以,不需要深入到科研工作。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由于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教学任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它必须深入到科研工作。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知识层面讲,学生在中、小学学习过程中就或多或少有所接触,并有一定的了解。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政治宣传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等形式一直积极宣传。但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是要从知识层面向理论层面的提升。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他们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纯粹的政治宣传对他们根本无法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对现有知识的怀疑心理和学术层面的追求。如果教学只是一味地重复大学生已有的知识,不仅无法达到教育的根本目的,还会使他们对教师、对课程、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因此,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阐述,必须要用学科科研成果作支撑,才能打动学生,使学生信服。人们一直提倡素质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要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教学的科研含量,对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无疑是一种示范作用。近年来,人们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不断摸索,力图采取更有效的授课方式实现教育传授的目的。在教学中,人们利用专题讲座的授课方式,目的就是尝试增加学术含量。在新课改进程中,必须改变思政教师教书匠的倾向,必须在科研上提出更高要求,并在政策上提供倾斜,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工作者从教书匠向教学科研型教师的真正转变。这与教师所在院校是教学类型不是一回事,即便是教学型院校,思政教师也应树立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必须坚持教学与研究并举,以教学支撑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科研。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一心忙于搞科研,荒废教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既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又有学术研究的问题,要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原则,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任务与学术研究适度分离的原则,这是由教育的阶级性决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原则,把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关,与学术争鸣适度分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本身有一种倾向至今仍未彻底改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学术化”。片面研究、考证和诠释观点、体系、“从概念到概念”或是概念加实例,非要将其弄成一门高深的学问才肯罢休。这是职称评审“指挥棒”的影响,根本没有意识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是最大的学术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严重脱离大学生思想实际,使许多大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感觉马克思主义离他们很远。当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中得不到很好解决时,大学生们就会到西方学者的哲学著作或其他人文著作中寻找答案。这正是大学生们经常兴起这种或者那种思潮热的重要原因。 作者:曹丽萍 王继辉 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新闻业务论文:把“群众需要”作为新闻业务改革的推动力 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同样来自“社会需要”。就国内而言,主要推动力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尤其是对新闻文化的需求;就海外而言,主要推动力是受众对新华社播发新闻信息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把“群众需要”“受众需要”作为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符合新世纪新阶段中央的大政方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比较符合新华社的工作实际。 一 为了使大家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我简要回顾一下去年以来新华社对“群众需要”问题的调研过程。 2006年4月上旬,我陪同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成都、拉萨。一路上,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成员向中方接待单位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位研究“区域自治法”的参议员询问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希望了解西藏自治区人大制定的法律同其他省区市的法律有何不同;一位担任过菲律宾旅游部长的参议员关心中菲之间旅游人数增减情况及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有的代表团成员询问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从广州乘火车到拉萨需要多少个小时,单程票价比飞机票能便宜多少钱;一些参议员的夫人则关心在拉萨八廓街可以买到什么便宜东西。我想,一个代表团就提出这么多问题,每年到我国参观访问的海外人士数以千万计,如果能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汇集起来,将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库”,这对组织指挥报道尤其是对外报道肯定会有所帮助。 2006年4月19日,我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同采编人员座谈时,向他们提出了建立“需求库”的建议。同年5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到山西考察,我又向新华社山西分社负责同志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为了从东、中、西部各选一个试点单位,2006年10月下旬,我又建议新华社上海分社和“长三角”采编中心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层次人群对“长三角”的“关注重点”“关注角度”和“关注程度”。这三个分社的同志雷厉风行,经过调查、汇集、梳理,分别形成了三份“海内外受众需求报告”,其中许多“关注点”可以给人以启发。比如,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怎样选出来的?藏族干部在行政事务中有无“发言权”和“决定权”?西藏有哪些著名的用藏文写作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山西的煤矿还能采多少年,煤挖完了,山西经济会不会急速倒退?山西的富翁是不是都靠开小煤窑发财?“长三角”是否存在资金外流现象,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如何?“长三角”与“珠三角”如何开展差别化竞争?在此期间,新华社对外部、新闻研究所、营销总平台和部分社办报刊也分别对海内外受众需求和用户需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研,撰写了“受众需求报告”。 与此同时,新华社党组从理论层面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2006年8月社党组召开民主生活会前后,我同田聪明、何平、马胜荣同志反复交换意见,就研究“群众需要”问题形成共识。去年下半年,新华社总编室连续召开了三次专题研讨会,分别研究了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新闻研究所把上述三个问题列为新华社2006年新闻学术年会的中心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了几点新的理解: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除了要满足吃、喝、住这些自然需要外,还必须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一书中说:“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后,国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不仅总量稳步增长,而且文化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重也明显提高,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总量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城乡居民就业方式和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化,“活动半径”不断向外延伸,“故土难离”的传统观念随之发生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兴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明显增多、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便捷,许多人养成了从多种渠道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眼界和胸怀的开阔,使得人民群众不仅关心“近在眼前”的事情,而且关心“远在天边”的事情。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及时了解海内外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获取同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仅是新闻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2.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群众需要”应该加以分析、鉴别和区分。同志曾经把尊重“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上升为必须遵循的原则。这里谈到的“群众需要”,指的是“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需要。人民群众的“个体”特殊需要千差万别,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尽合情、合理;有的适时、适度,有的不尽适时、适度。检验“群众需要”是否合情、合理、适时、适度,应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对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应尽量满足;对不尽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则要加以正确引导。 3.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当前应注意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力度。以“引导时机”为例,去年“五一”,新华社开辟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一些媒体认为新华社以第一个“休闲小康指数”公布为契机,引领了“休闲学”新闻报道的潮流。其实,我们对“休闲学”的关注始于十多年前。1995年4月,新华社召开国内分社体育记者座谈会,我在讲话中已经讲到“休闲学”问题。由于当时我国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在全国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我们只要求体育记者从“闲暇时间增加”的角度研究全民健身的可能性,而没有在全社范围组织“休闲学”报道。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在这一发展阶段,许多老百姓产生了“休闲需求”,向全社会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渐趋成熟,于是我们借“五一”长假之机,推出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这件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当群众对某一类新闻信息尚未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超前提供,他们会觉得“与己无关”;只有当他们对某一类新闻信息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满足群众的这一需求,新闻信息报道才有可能引起社会共鸣。 以上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必要性作了简要阐述。新华社全体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扎扎实实地研究“群众需要”,在各项重大战役性报道、重大事件报道和日常报道中,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开创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和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二 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有两层含义:一是按照“从群众中来”的思路,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确定我们所倡导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领域;二是按照“到群众中去”的思路,善于从研究党的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和重要举措入手,从中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在新的一年,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 1.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 为了破解“正面报道吸引力不强”这道难题,新华社曾经提出要善于从非事件性材料中寻找“事件性因素”;善于在讲述带有新闻性的“故事”中进行正面报道;善于从渐变的过程中发现带有突变性的因素;善于从正常状态中找出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新鲜之处、特殊之处;善于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现象入手,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种“还原感性”的思维方式和“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通过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新华社党组认识到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的关键不在于表现技巧,而在于了解并满足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所传信息的实际需求。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知情、知政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而且需要了解与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紧密相连的全局性新闻信息,包括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社会发展趋势,以便于他们对国内外形势和重大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总的形势是好的。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此外,在当前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转型期,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前不久,我到甘肃省调研,有的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一部分人衣食无着而不管不问”。如何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们的编辑、记者应该围绕人民群众的这些“关注点”和“兴奋点”,对党的方针、政策、重要部署和重大举措进行及时的宣传和解读,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知情知政”的需要。 (2)判断、决策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决定了社会思想和新闻文化需求的多样化。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了解党和政府新出台的方针政策将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和看得见的好处,将会给哪些行业的发展带来挑战、使哪些人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或者间接影响。200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利率后,储户在低利率情况下存入的人民币,要不要到银行办理转存手续,把定期存款提前取出来会受到多大损失,转存之后会得到多少好处,在什么情况下办理转存就不会吃亏?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银行的利率政策,而且需要了解进一步的解释性、服务性信息。天津分社记者意识到人民群众的这一需求,采写了一篇题为“央行上调存款利率市民可理性应对”的稿件。稿件播发的第二天,许多人都想找一份刊有这条稿件的报纸,以便作出是否转存的决定。 最近,我研究了正面报道与“家庭消费”“家庭决策”的关系。当前我国老百姓的消费率还比较低。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关注“家庭消费”和“家庭决策”,包括家庭消费决策、家庭投资决策、家庭融资决策、家庭风险管理决策。 过去谈家庭消费,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事都离不开“吃”和“喝”,这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前“家庭决策”的鲜明特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家庭决策逐步延伸到衣、食、住、行、用、学、医、文等领域。以“住”为例,近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为什么目前部分城市住房价格涨幅依然偏高?经济适用房的覆盖面能不能更广一些,政策的针对性能不能更强一些,使城镇困难群体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如果我们能够围绕老百姓在就业、社保、服饰、餐饮、住房、汽车、家电、教育、医疗、休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认真研究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各类商品价格曲线的变化规律、各种影响家庭决策的经济社会因素、政府调控政策走向及其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播发准确而权威的新闻信息,那么,众多的家庭就可以据此作出既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正确选择,这也有助于把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消费习惯引导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 (3)提高素养的需要。 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为了提升自身素养,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还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得健康清新、可资交谈的“话题”。自古以来,“交换信息”就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与家人和朋友见面,也要交换一些有意思并且共同感兴趣的“新闻”。湖南电视台有个“乡村发现”栏目,经常为农民和城里人提供新鲜、有趣、能给人以启发的“话题”。其实,农民工进城以后也有许多“城市发现”:出门“打的”,乘电梯上七楼健身房,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手机里存了许多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邻居家的;建广场把大树砍掉,用水泥做成“树墩子”和“小木屋”。我们的编辑、记者遍布全世界,每天有没有新的发现,有没有可供老百姓作为“谈资”的“话题新闻”?健康清新的“话题新闻”使人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正面报道领域。 2.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重大突发事件报道。 当前,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实际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有着迫切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关系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尤其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波及面广、危害极大,如果对这类突发事件的报道不及时、不全面、不准确,人民群众就无法做到及时应对、正确应对和有效应对。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为例,从爆炸事件发生到21日哈尔滨公告全市大停水,在长达8天的时间里,没有人向人民群众公布这次突发事件的事实真相,结果贻误了防范、应对的最佳时机,给下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忽视了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在突发事件爆发之初,往往以种种借口封锁消息,不仅为谣言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空间,而且导致最佳应对时机的丧失。党的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满足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 (2)从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的角度来看,各类受众群体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有着广泛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蕴含着珍贵的新闻价值,因为重大突发事件在突然之间爆发,新闻信息在一瞬间传递,单位时间爆发出来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容易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正因为如此,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重点领域。在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方面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应继续加强和改进。 (3)从维护国家形象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媒体均应及时、准确地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以满足全社会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需求。 在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外界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可以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封锁”,在较长时间里“秘而不宣”,或者可以采取“慢三拍”的方法。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时代,在信息传播渠道四通八达的时代,对影响范围大的突发事件进行“严密封锁”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动作迟缓、延误时机,或者避重就轻、瞒报谎报,就会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在新形势下,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开程度、处置方式及传播速度,不仅关系到媒体的信誉,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我们应该根据群众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力度。 关于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新闻信息需求的研究工作,要逐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在广度方面,要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逐一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不同受众群体对这几类突发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关注点。在深度方面,要着重分析突发事件爆发前、事件发生、救灾抢险、事故调查、善后处理等不同时段,人民群众关注点的“阶段性转移”,研究怎样根据这些基本规律对突发事件报道的总量、结构、疏密程度进行调整。通过“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搞清人民群众对突发事件的关注点和关注度,我们就能做到既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又掌握好报道时机、节奏和力度,使突发事件报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促进作用。 3. 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紧紧依靠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形成监督合力,进一步提高监督效果。 (1)要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比较优势”,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监督职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是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构成的。在这个监督体系中,任何一种监督形式、任何一个监督机构,都没有“包打天下”的本领,只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授权,选择各自的监督重点。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一种监督形式,同样应该遵循监督规律,确定自己的监督重点,不能事无巨细、有闻必录。我们之所以提出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从“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点上选择舆论监督的突破口,就是为了突出重点。当前,要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以贯彻实施监督法为契机,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加强对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监督,防止随心所欲、四面出击。这样组织舆论监督报道,容易做到“三满意”,即中央满意、实际工作者满意、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2)要认真研究各类监督形式的内涵,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从其他监督形式中发现监督线索、选择典型案例,开发舆论监督新闻资源,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近几年,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得到明显加强,在各自的监督领域,每年都抓了不少重大典型,这是可以挖掘的监督报道的“富矿”。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些新闻资源的利用率还不算太高。新的一年,我们要从分析人民群众对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入手,研究如何从这些丰富的新闻资源中选择舆论监督报道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不断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3)要认真研究“硬监督”和“非权力性监督”的区别,借助“硬监督”的力量,推进整改,使人民群众能够看到监督的力量和监督的效果,改变“只听雷声、不见雨点”的现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属于“硬监督”,其显著特点是对违法、违规、违纪的责任单位和个人,都分别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舆论监督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评判”。尽管这也是一种强大的、积极的社会控制力量,有助于阻止和抑制不正确、不道德言论和行为的蔓延,但由于除了“曝光”之外并不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只能称其为“非权力性监督”。 当前,作为“非权力性监督”的舆论监督,主要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采访难;二是取证难;三是见效难。改革开放初期,被媒体曝光是“天大的事情”,舆论监督促进整改的效果比较明显。最近几年曝光事件越来越多,有的地方已经“习以为常”,“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有的案件历时三年五载,经多次曝光,问题依然得不到妥善解决,“舆论监督失效”现象频繁发生。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舆论监督失效”的议论,这个苗头值得重视。 为了防止“舆论监督失效”现象的发生,今后在对各种违法、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时,要进一步思考怎样把“非权力性监督”同“硬监督”结合起来,使舆论监督得到“硬监督”的合理支持与帮助。 近几年,新华社有关编辑部和分社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江西省个别领导干部在庐山建私人别墅,新华社记者于2005年1月中旬采写了《江西:干部抢建私家别墅选址锁定庐山景区》的稿件,之后又采写了《庐山滥建别墅事件追踪》等稿件。尽管这些报道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当地政府一些人却竭力隐瞒真相,甚至指责新华社记者“报道失实”。后来国务院派出八部委组成的调查组深入调查,监察部负责同志正式公布庐山建造别墅是一起“违纪违法案件”。监察部还宣布:“对违规建造的别墅,一律予以拆除或没收;对事件中的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买卖土地的相关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如果舆论监督不同政府专门机关的监督密切配合,很难收到这样的监督效果。 4. 认真研究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报道的不同需求层次,从满足海内外受众需求的角度不断改进和加强涉外报道。 加强涉外报道,包括国际新闻对内报道以及中国新闻和国际新闻对外报道,是建设更加强大世界性通讯社的重大战略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华社党组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了“两个相适应、一个基本遏制”的对外宣传报道中长期目标;制定了以中国新闻为突破口、亚太地区为主战场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以调整对外发稿线路和稿件结构为主线,以抓好时效、采访和深度报道为重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一切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尽量满足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新闻信息的需要,不断增强新华社涉外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当前,海内外受众对我社涉外报道的需求主要分为四个层次: (1)国内群众对国际形势认知的需要。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国际形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自觉性明显提高,越来越关注国际重大事件和世界发展总趋势。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国际形势日益增长的认知需要,我们应该更加及时、准确、全面地组织好世界热点和国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反映大国关系的变化、周边关系的走势、发展中国家的动向以及国际多边活动的特点,使干部群众更加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全球重大发展趋势,将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形势的重要判断和部署上来。 (2)国内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及开展对外合作交流的需要。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各个行业越来越注重用世界眼光来分析国内改革和发展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来推动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据新华社营销总平台的调查,国内读者对“汽车、房地产、金融、证券、教育等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希望多报道涉及国外相关产业的经验、动态”。近几年,新华社国际部、参编部、摄影部、信息部等部门和驻外分社围绕新农村建设、资源环境保护、土地管理、房地产市场、股市、车市等国内热点问题,组织了大量的专题系列报道,受到国内用户和受众的欢迎。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国际新闻信息应该成为加强和改进报道的一个着力点。 (3)海外受众对中国新闻尤其是经济、文化、社会新闻的需要。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已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外国记者将会利用这些规定,进一步扩大采访领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对新闻素材进行取舍、加工、传播,从而影响国际舆论。这是“家门口的竞争”,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大批外国记者自中国发出大量新闻信息,会使世界各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体育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全球范围的“中国热”将会持续升温。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极好机会。我们要以满足海外受众需求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机制体制,使中国新闻对外报道取得较大突破。 (4)海外受众对涉华国际新闻的需要。 海外受众希望我们进一步增加涉华国际新闻报道。我们要针对这一需求,从政治、外交、经贸、文化娱乐、体育、军事等方面进一步拓展涉华国际新闻报道领域,提高重大国际新闻报道的时效和质量,加强我政府和民众对重大国际事件反应的报道,增加专家访谈、时政评论、分析解读和背景资料等稿件。通过涉华国际新闻报道,积极传播我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正义之声,全面充分展示中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充分反映海外华侨华人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传播中华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三 2007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十一五”规划、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年。下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要突出“迎接十七大、宣传十七大、贯彻十七大”这条主线。《新华社2007年工作要点》提出要精心组织好党的十七大报道,加大有关奥运会筹办工作的报道力度,还要做好两会、建军80周年、香港回归10周年、抗战全面爆发70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俄罗斯“中国年”等重大报道。我们对“群众需要”研究一定要同重大战役性报道和重大事件报道紧密结合起来,为组织指挥报道提供“需求依据”。对“群众需要”的研究还要同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注意研究我国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共同点”,通过对这些“共同点”的揭示和阐释,增强新华社对外新闻报道的共鸣效应。 通过“试点”和专题研讨,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识,关键在于落实、成败在于操作。我提几点操作性意见: 1. 新华社国内各分社要认真组织“群众需要”专题调研,汇集海内外受众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建立有助于组织指挥报道的“受众需求库”。国际部、对外部、摄影部和国外分管会要选择若干个驻外总分社、大分社进行“受众需求”调研试点工作,摸索经验,以便进一步推广。社办报刊要从自身业务改革和发展需要出发,认真研究“读者需求”,梳理出不同受众群体对报刊的不同需求。参编部要从参考报道的特殊需要出发,及时了解中央重视、群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苗头、新趋势。 2.新华社营销总平台2002年3月开始收集“用户意见反馈”,至今已编印《用户意见反馈》1万余期。在新的一年,要进一步提高反馈质量,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要探索分类搜集“国内受众需求”和“海外受众需求”的具体办法和途径,尝试对“海内外受众需要”作带有前瞻性的专题反馈。新华网要充分利用网民数量巨大和拥有与网民互动平台的优势,继续做好搜集网民需求、反映舆情动向等工作,同时要认真研究网络环境下搜集、研究“群众需要”的新方式、新手段,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及时汇集“群众需要”的新平台。 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要同营销总平台和新华网密切配合,对全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主要内容、项目设置、样式规格、分类方式、滚动更新等问题进行调研、论证,包括即时性需求、近期需求、中长期需求的划分,同时要负责设计带有共性的“国内受众需求调查表”“海外受众需求调查表”。通过研讨,要对如何发挥“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作用提出意见和建议。技术局和多媒体数据库办公室要对建立“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4. 新华社总编室在新闻研究所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总社各有关部门、海内外各分社的调研成果和营销总平台、新华网搜集的反馈信息汇集成“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为减少重复交叉,《新华社2007年新闻信息采编工作实施要点》提出的“健全新闻线索收集和反映机制”一事可同“受众需求库”一并纳入新华社待编稿库“组织指挥库”系列,定期更新,供总社各有关部门和国内外各分社组织指挥新闻信息报道时共享。 5. “需求推动”不仅适用于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而且适用于“受众需求库”的建设。如果大家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或者“受众需求库”的内容不符合编辑、记者的实际需要,这项工作就容易流于形式。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总社各编辑部和国内外各分社要养成利用本部门、本分社汇集起来的“群众需求”的习惯,进而借助新华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开阔报道思路、发现新闻线索、拓展报道领域、调整稿件结构、改进报道形式。“受众需求库”建设推动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编辑、记者的新需要使得“受众需求库”逐渐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华社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同样是脱离人民群众。如果我们对“群众需要”知之甚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文化需求,那么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就会出现“梗阻现象”;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就会变成一座“断桥”。这是全社在职工作人员和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都不愿意看到的。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认真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把“群众需要”作为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 坚持不懈地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这就是新华人的新年宏愿。(作者是新华社总编辑) 新闻业务论文:论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 【摘 要】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是“学”与“术”的关系。新闻业务,是“术”中有“学”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关注新闻业务这一“术”的“学”。两类课程的任课教师,可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进行内容上的恰当延伸。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其涵括的“知”和“行”,都建立在对新闻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倘离开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能为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课程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有着不能不讲授的共同内容,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这些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重要连结点。 【关键词】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教学;关系 一 在高等学校新闻院系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课程系列中,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都是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的课程。它们是在培养新闻学子专业精神和专业素质的过程中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两类课程。 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说过:“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蔡元培则认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高叔平,1996:p398)梁启超之论,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学”与“术”的分野以及两者各自的内涵,不无启迪意义。然而将此论用于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则有需注意之处。笔者在上文特意说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意在强调:对新闻“学”与“术”所作区分,不可太过绝对。实际情况是:新闻业务,虽为“术”但“术”中有“学”,而非纯粹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密切关注新闻业务此“术”的“学”(当然,它也还要关注新闻业界的现实发展状况和其他应当关注的问题)。相对于新闻业务而论,新闻理论并非高高在上之“学”。蔡元培所言,则道明了“学”与“术”的关系。“学”与“术”,既有区别然而又有联系,它们都必须以对方为凭借或基础。蔡元培的见解是颇为可取的。 新闻有“学”,但此“学”与文、史、哲等“学”相比,更偏重于应用,因而被划归为应用学科。新闻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闻。新闻是以特定方式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作的反映。在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新闻与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新闻反映生活,采取的是真实报道事实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新闻反映社会生活,程序上体现为:由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此处的新闻写作包括新闻报道写作和新闻评论写作),再到新闻编辑和公开刊播。在此过程中,“术”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与在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更多体现“人学”内涵和审美特点的文学的差别,当是十分明显的;新闻学与既包含对文学的研究、又包含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的“文”(文、史、哲中的“文”)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新闻学内部的情况而论,作为分支学科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前者更偏重于“学”(但又并不全然撇开“术”),而后者则更偏重于“术”(当然是“术”中也有“学”)。从一个方面说,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大抵也就是讲授“学”与讲授“术”之间的关系。对以上两类课程,无疑应该并重,应该兼顾,而不能顾此失彼。诚如蔡元培所言:“两者并进始可”。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新闻之“学”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得益于新闻之“术”所提供的基础和养料。新闻理论从包括新闻业务在内的广义的新闻实践中经科学抽象而来,反映了人们在对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新闻事业进行理性探索方面所形成的深厚积淀和智慧结晶;它反过来又对新闻业务、对新闻之“术”有着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为新闻之“术”的掌握和使用者提供新闻思想和睿智灼见,使之能站到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思考和认识新闻业务中遇到的问题,在思考问题所体现的深刻性方面胜人一筹。当然,对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的新闻业务实践产生积极和良性影响的,除新闻理论而外,还有其他学科的理论。它们共同陶冶着上述特定主体,并共同参与构成了特定主体的理论素养。新闻理论素养作为特定主体理论素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新闻业务的联系最为直接、最为紧密,因此它的作用尤其不容低估。 在新闻业界,业务出类拔萃的人士,其新闻理论功底一般说来不可能不扎实、不深厚;而新闻学子中,新闻理论底子欠佳者,则难以在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中有突出的表现,在以后的新闻生涯中更是难以长久保持后劲和竞争优势。以上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关联之紧密。 诚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关系,也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但是探讨两类课程及教学的关系从探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起步,这又是完全必要的。从新闻教育的角度进行考察,上述两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常有相交叉和交融之处。一般而言,新闻理论课程作为先导课,在安排上往往先于新闻业务课程,以此可以激发新闻学子的理论兴趣,培养其理性思维能力,同时为此后的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也总是会根据课程的进展情况,适时引导学生重温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学习过的内容,或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对新闻理论课程中的某些内容作出新的更具体的阐发。需要说明的是,新闻理论课程先于新闻业务课程开出,与“学”与“术”“并进”的理念并不违背。“并进”,并非时间上不分先后,而是在重视程度和用力程度上不厚此薄彼。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前者以“新闻学概论”为课程名,围绕新闻展开理论探讨和阐述,涉及新闻本体、新闻传媒、传媒受众、新闻传播、新闻事业、新闻工作者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旨在探讨新闻自身(新闻的界定,新闻的功能、本质,新闻信息传播以及新闻传播的规律),探讨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闻与社会生活,新闻与受众,新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新闻与法律,等等);后者则涵括了采、写、编、评、刊(播)等多门课程[1],既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又探索其中的相应规律。毫无疑问,新闻业务所涵括的每一门具体课程,都有着自己的理论和理论体系;而作为新闻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之一的新闻理论(或称理论新闻学),则是整个新闻学中的统摄性的理论。依笔者之见,在新闻教育中,应致力于体现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之间应有的紧密联系,并利用两者之间的紧密的内在联系,使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各自从对方身上获益。具体而论,即:在新闻理论教学中,任课教师以新闻业务课程中的鲜活内容和经典个案来诠释新闻理论中的有关重要命题,以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著名记者的相关实践,来证明新闻理论范畴的重要理论观点;在新闻业务教学中,不仅要以新闻理论剖析典型个案及其成败得失,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以新闻理论指导新闻业务学习和实践。两类课程的任课老师,都可以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做点内容上的恰当延伸和拓展。 说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在新闻业务课上大量地讲授新闻理论问题;说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重要,也不意味着用新闻理论课程取代新闻业务课程,或用新闻业务课程取代新闻理论课程。[2]而只是说,在教学中要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某种应当可以发挥的指导作用,发挥新闻业务对于新闻理论的某种确实具有的支撑作用。 二 新闻理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都认同它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一些新闻业界人士并不推崇新闻理论,或将它束之高阁,认为新闻理论是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是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而言未必管用;部分新闻学子,也并没有对新闻理论和新闻理论课程予以足够重视,没有把新闻理论当作对新闻业务真有指导作用的一门重要课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新闻业务重要性的认识,也并没有与它对新闻理论所具有的某种支撑作用联系起来。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其实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关人士对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两者关系理解上的一定程度的偏差。 新闻理论并不只是为回答新闻业务中的问题而形成和产生的。它有着更为宏观的研究视野,既关注新闻业务,又关注除此以外它所应当关注的各种问题,并从学理的层面予以思考和给出回答。同样道理,新闻理论课程也并不就是为新闻业务课程而设置的,并不只是新闻业务课程的铺垫。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性质、功能、特点等)、新闻传播、新闻作品、传媒受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新闻传播实践包括各类新闻业务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定主体学好了新闻理论课程,能对他学好新闻业务课程并切实提高新闻业务能力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 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提供与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理性思考,提供在探寻新闻规律方面所形成的真知灼见。曾经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966:p263)在以上论述中,前一个“感觉”,依凭的是直觉或经验,固然很直接、很感性,但是毕竟难以达到从理性的高度认识、理解事物的境界;后一个“感觉”,以对事物的合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为凭借,体现为由个别到一般的抽象和提升、对事物本质的深思和探求的过程,体现出高于前一种“感觉”的理性和智慧的力量。可见,停留于前一种“感觉”层面的认识,不可能是深刻和全面的认识;而在对事物的更深层次的内容有所认识和理解以后,特定主体对事物的“感觉”就会进入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能帮助人们深刻地感觉、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是符合科学理性要求的理论。在新闻业务的每一门具体课程中,都由相应的理论概括实现对人们在该领域中的直觉和经验的升华;而新闻理论,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性概括。新闻理论是可以引导和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新闻活动包括各项新闻业务的理论。 大致可以说,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它们所涵括的知和行,都是建立在对于新闻本体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偏离了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具体而言,新闻理论以及新闻理论课程至少在以下四点上,能够为特定主体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 一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是何物”、“新闻有何特点”、“新闻可以用来做什么”、“新闻应当如何体现自己的特点”等等问题的理解和阐述,从一个重要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特定主体在从事相应的具体新闻业务时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制约和影响着特定主体进行具体新闻业务操作时理念的先进程度、准确程度。虽然不能说对上述诸多问题理解正确和深刻,就必然带来新闻业务上乘的结果;但是,倘若特定主体对上述问题缺乏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新闻理论素养甚差,那么其新闻业务就势必难以达到只有佼佼者才能达到的水准。 二是新闻理论坚持以受众为本位,它对于传媒受众包括对其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期待视野的深入研究,将推动特定主体不断探索通过具体的新闻业务赢得受众好评的方式、方法,从而推动提高新闻业务的质量和水准。受众是传者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每一个特定传播过程的终端。新闻信息和新闻作品的价值的实现,固然离不开新闻从业者的采写(或采制)和媒体的刊播,但归根结底要由受众来最终完成。最近若干年来,新闻理论加大了受众研究的力度,并且已经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值得在新闻业务课程教学过程中加以吸收和借鉴的。 三是新闻理论对新闻规律的研讨,虽然探索的不是每一门新闻业务课程所涉业务的具体规律(例如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等等),但它对于每一种业务的具体规律无疑有着总体上的统率和笼罩作用。再则,新闻理论所研究的新闻规律中的某些内容,与新闻业务的某些具体规律是相融通、相对接的。例如,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就与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业务中的上述规律,共同构成了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而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则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业务中采访、写作、编辑等项规律的概括。 四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价值的深入探究,既使之成为新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又可以直接地用于指导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实践。在任何新闻业务的实践中,在任何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相应主体都不可忽视对新闻价值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可忽视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中所显现的理性光辉。新闻价值理论关注事实的“从没有到有”和“已有而生变”。新闻从业者,在事实“从没有到有”的变化中,关注其“发端”;在事实“已有而生变”的过程中,关注其“变异”。“新闻价值要素(重要性、显著性、时新性、接近性、趣味性)论”,则揭示出了构成或影响新闻价值的一系列重要因素。举例说,记者采访一场庭审,出乎原先所料,从女被告被法警背着上法庭这一细节中发现了新闻,意识到了此事在折射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凸现对犯罪嫌疑人人格的尊重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和体现的价值。据此写成的作品,以小见大,在对事实的报道中隐含深意,从而产生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后来获得了次年中国新闻奖消息的一等奖。[3]在记者自己也许并不一定明确意识到的情况下,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他们的新闻采访、写作实践实实在在地发挥了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在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有意识地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有鉴于此,笔者坚持认为:新闻理论课程的任课教师,有必要增强以此理论向新闻业务渗透的意识,以充分体现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引领和统摄作用;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则更是应当将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当也完全可以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既然新闻业务方面的实践以及对于这类实践的科学概括,是新闻理论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来源,那末,新闻理论也就必然能够从新闻业务那里获得有力的支撑。例如,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研究,关于新闻传播效果的研究,关于传媒受众的研究,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等等,都可以从新闻业务中得到相应的验证;而新闻采访、写作和编辑方面的某些正反典型案例,则又往往成为新闻理论中一些重要观点的生动例证。就此而言,在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以新闻业务的实例印证某些重要的新闻理论观点的比较广阔的空间。 三 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存在着两类课程都不能不讲授的诸多内容,例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笔者认为:这些也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连结点,必须以此为纽带,在两者之中有意识地建立和体现其间的紧密联系。 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一:新闻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的基石,是其生命之所系。新闻真实性,不仅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任何时候都不容许出现疏漏的实践问题。 新闻理论课程讲授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原理,讲何谓新闻真实性和新闻为何必须真实的道理。这里所说的新闻真实,有别于文学范畴中的真实。它拒绝虚构、编造和合理想象。马克思曾经说过:“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 (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p107)。马克思此处所说的“真正的”报刊,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而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报刊。则有“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这样的至理名言。延安《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题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社论,对新闻真实性加以专门强调。事实上,媒体的正确导向、对于公众舆论的引导功能以及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可取代的积极作用,都是在真实报道事实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实现的。我们不妨将新闻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广告真实性加以比较,通过比较体察和辨明新闻真实性独特的内涵。在文学写作中,即使“无中生有”(编造、虚构)和“夸大其词”(适度夸张或极度夸张),但仍然可以是真实的。在这里,体现的是文学的真实性。在广告写作中,以不误导消费者为前提,虚拟某些故事和情节以进行广告诉求或增强广告诉求的效果,也仍然可以达到被认可的广告真实。在这里,体现的是广告的真实性。而故失其真的夸张,在广告中也并非就是虚假。[4]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业务课程讲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在操作层面如何达到和确保新闻真实性。笔者认为,通过新闻真实性使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两类课程相贯通的要义是: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对新闻业务的具体操作具有启发性;在新闻业务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使人避免误识、少走弯路。为此,笔者将新闻真实性概括地阐释为:据实报道(根据事实进行报道),如实报道(报道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这样一种界定,力求具有理论含量,又便于实际操作。据实报道和如实报道,其结果是可以查验的。当然,纪实类文学作品与非纪实类文学作品、纪实类广告作品与非纪实类广告作品,情况有一定差别。文学上和广告中被认可的真实性内涵,在新闻范畴中则不被认可。 现实生活中频频发生的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对新闻真实性理论构成了挑衅,对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构成了危害,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必须共同认真对付的大敌。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只将新闻真实性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不足以应对来自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的挑战;在新闻业务课程中,仅仅让新闻学子知道从技术层面防范和规避虚假新闻、失实新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于新闻理论,寻找和分析虚假新闻、失实新闻的源头和成因。这样,方才可能多一份“堵”、“防”虚假、失实新闻的自觉性。而光靠新闻业务技术、技法的传授,就难以达到这样的境地。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二:新闻规律 新闻理论始终致力于研究和揭示新闻规律。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成果对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闻规律大致包括如下具体内涵―― 第一、以真实报道事实的方式面对世界说话 这是新闻传媒存在和与受众发生联系的最基本的方式。此规律常被学界和业界人士诠释为“用事实说话”,即用真实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方式说话。这一命题包括如下三层含义:(1)“用事实”说话,将报道事实作为“说话”的依凭;(2)用事实“说话”,以报道事实的方式蕴含报道者的观点和倾向,巧妙地“说”想“说”的“话”;(3)在报道中凸现事实的新闻价值,而不是忽视和淡化事实的新闻价值。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说:新闻是报道者运用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说话的一种“艺术”。曾经说过: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1983:p5)以上虽然是在对敌斗争中运用的方法,但是论述中关于充分发挥事实的作用的见解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而言却是富于启发性意义的。毫无疑问,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论观点,既是新闻理论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直接用于指导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等业务实践。 第二、兼顾所报道事实的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 新闻以真实、及时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而区别于文学。所报道的事实蕴含的新闻价值高,则报道后受众新闻需求的满足程度就高。两者呈现为正相关关系。而文学则以满足欣赏者的审美需求为旨归,审美价值的高低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由此,构成了新闻与文学的最具重要性的差别。但事实是否具有新闻价值,并不是新闻从业者用来取舍新闻事实的惟一标准。与新闻价值标准同等重要的,是社会价值标准。对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事实进行真实、及时的报道,是媒体肩负的责任,又是它们坚持和体现正确导向的基础、凭借。新闻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受众新闻需求得到满足程度的高低;社会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对受众和社会从总体上说是有利还是有弊。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如果不报道事实而只传播观念,或者所报道的事实不具备新闻价值,那末就无法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因而就不可能实现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如果所报道和传播的事实仅有新闻价值而不同时具有社会价值,那末就无法坚持和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并引领社会舆论;如果所报道的事实光有社会价值而不同时具有新闻价值,那末新闻就成了一般的宣传,不可能得到媒体受众的认可并为他们所乐于接受。 第三、力求对新闻事实进行及时报道 在对人类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所有方式中,新闻是最能体现时效性的反映方式。“新闻姓‘新’”,“新闻是易碎品”――此类说法,以朴素的言语方式道明了新闻传播的一条基本规律。新闻以时效性强而有别于历史,也有别于文学。因此,追求时效性应是新闻的不可丢失的基本品格。新闻追求和体现时效性,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拼抢的地步。在网络时代,受众在很多时候对新闻更是提出了即时播报、同步播报的要求。媒体也已经意识到“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事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媒体参与市场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对此进行及时报道、争取“首发”,已经成为媒体赢得权威性、公信力和话语主导权的重要途径。 第四、以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 应当说,有效的新闻传播,与诸多原因密切相关:一是媒体传播受众之所需;二是新闻从业者按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三是受众对媒体和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进行认可性接受。上述前两点,属于传者所为之范畴;后面一点,则属于受者所为之范畴。新闻传播按受众之需和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这既是新闻理论研究之旨归、新闻理论教学之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新闻业务教学和实践中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 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讲究新闻事实的选择。选择何种新闻事实和怎样选择新闻事实,是记者基于采访基础,着手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他们所选择的新闻事实,不仅在主观上蕴含了其正确的价值判断,蕴含了健康进取的倾向和导向,而且客观上也将直接促成新闻报道取得良好的效果。一般来说,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很少直言不讳地交代取舍事实的缘由(这部分内容往往被省略);但是,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暗含主观倾向与导向意识则是不言而喻的。媒体和记者当然必须努力发现、充分发掘社会生活中的正面新闻事实,通过对此所作的报道,发挥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激励、鼓舞、推动作用;然而,如果对负面新闻事实一味回避,则又是不明智的。通过对上述两类新闻事实的不同的选择和处理,都可达到将正确的导向蕴含于其中并产生积极效果的目的。其二,讲究新闻事实的表现。记者通过采访而掌握了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经过一番理性思考以后,要将这样的事实示之于众。这就离不开对事实的表现。对新闻事实的表现,涉及角度、叙事、语言等多个问题。要通过精选,找到既能体现正确导向又具有某种新意的角度。对于某一新闻事实,不同的报道视角可以用来体现不同的导向,相应的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舆论引导效果。其三,报道包含理趣、包含情趣,或两者兼备。如果所报道的事实或对事实的报道有趣(有理趣和情趣),那末就易于吸引受众。在受众注意力日益成为紧俏资源的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对于新闻规律的探讨和阐发,应当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共同的重要内容。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三: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理论是新闻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概都是如此。新闻与文学,均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新闻报道事实且事实具有新闻价值(同时具有社会价值),以此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并区别于文学。新闻价值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是事实本身的因素即事实所具有的素质。倘若事实所蕴含的、经报道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要素比较多,那末其新闻价值就比较高;反之,事实的新闻价值就甚微乃至全无。二是记者的因素。记者在决定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进行选择,选择的重要依据和标准之一即新闻价值。新闻理论课程讲述新闻价值,以讲新闻价值为何物以及它有哪些构成要素为要旨。新闻业务课程讲述新闻价值,则以对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发现、发掘、表现等重要环节为侧重点。以上每个环节,既包含丰富的技术含量,又包含丰厚的学理内涵,是新闻价值理论在新闻业务层面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记者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发现能力,是为新闻敏感。新闻敏感的练就,是新闻理论参与对特定主体熏陶和特定主体自身注重实际操练而共同形成的结果。三是新闻传媒的受众。因受众的存在,事实才有所谓新闻价值,新闻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才得以最终实现。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媒受众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因而无论是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还是新闻业务及其课程,都必须以受众为中心、为本位。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要研究、要讲授新闻传播如何为受众所有效接受方面的内容;新闻业务及其课程,则要研究、要讲授受众乐于接受的新闻传播方式和具体操作方法。这是上述两类课程教学中不言自明的共同要旨。 新闻业务论文:改革开放30年党报的新闻业务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报作为中国媒体的“旗舰”,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地履行着党和人民政府“喉舌”的神圣职责,在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9年是中国新闻出版行业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下,各级党报都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推进改革的步伐。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分析党报改革的历史与现实,总结党报改革创新和舆论引导的规律,旨在探寻新形势下党报如何保持主流媒体强势地位,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掌握话语主导权、赢得主动权的新思路。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纵向考察 在我国,党报是新闻传媒中的“领头羊”,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过并正在继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报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在新闻业务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在第一个阶段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启动了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社会工程。此时期的党报为解放思想、倡导实事求是和拨乱反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众的视野和思维空间得以拓展,人们的新闻信息需求猛增。新闻传播理论也受到从西方传入的传播学、信息理论的影响。而全国晚报的兴起,则对党报形成了第一个冲击波,党报读者出现了第一次分流。针对以上情势,党报做出了灵敏反应。之前,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首都数家报社向财政部递送的要求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 的报告获批准。此后,对新闻传媒按“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也逐渐成为共识,党报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同时也影响到随后的党报新闻业务改革。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努力调整和拓展自己的功能,由单一的宣传功能向为受众提供信息的综合服务功能转变,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以改版为重要内容的改革。以新、短、快、活见长,具有较强生命力的现场短新闻,作为新闻改革的早期成果,当时大量出现在党报的版面上。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中共十六大召开。在第二个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成果。对于党报的改革发展而言,上述思想理论无疑是重要指针。提出的舆论导向等重要命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重要内容。除此以外,对党报改革发展构成影响的重要因素还有:(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邓小平的倡导之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社会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时隔不久,新闻传媒也都程度不等地进入了市场,党报与市场发生了更多联系。它们必须直面市场和在市场上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受众。即使认定党报的读者“是各级领导者、决策者,各层面的管理者、投资者和研究者,是公务员、商人和专业人士”,面对这些受到市场经济熏陶的受众,党报的办报理念和报道方式也无法不发生变化。(2)党报处于激烈的媒体竞争之中。竞争既存在于同质媒体中,也存在于异质媒体中,已经成为常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以后,随着都市报的兴起和第四媒体的崛起,党报面临的竞争更趋激烈。党报的读者出现了第二次分流。而竞争的激烈,也使党报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受到严峻挑战。(3)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由此登上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更多经济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一阶段上,党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业务的改革以改版扩容为主,同时不断摸索、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实现经济效益之间的有效平衡。 自十六大召开至今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在重大战略思想方面有所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理念,并在各项工作中努力践行。以上理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特别是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所发表的讲话,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各级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这一阶段,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现期。党报不仅要引领社会公众舆论,而且要引领其他媒体,担负的责任尤其重大。而媒体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共有报纸186种,而2008年有综合报纸809种,专业报纸1129种。党报在新形势下的新闻业务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进行新闻业务改革的基本经验是:(1)导向指导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事业改革创新的核心和前提。(2)主导决定引导。努力做到不失语、不乱语,早说话、敢说话、会说话,主动占据议题设置优先权、话语主导权、热点引导权、舆论监督权。(3)创新推进传播。创新是新闻传播的动力活力。坚持创新才可能释放新闻生产力,提高新闻竞争力。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横向透视 一、党报办报理念的更新 办报理念决定办报宗旨、功能定位。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办报理念是否正确和先进。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党报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勇于接受现实,一改计划经济体制下“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态,树立竞争意识,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在办报过程中靠新闻信息的权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大众日报为例,该报从面向市场、面向读者“两个面向”破题,通过“新闻强报、特色立报”的途径,初步实现了办“主流、权威、高层次、高品位”政经大报的预期目标。党报注重在报道事实中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实施正确的舆论引导。这样一种办报理念,有别于改革开放前或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党报的办报理念。 二、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 改进时政报道。注重时政报道,是党报的重要特点,这是由它的地位、使命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国际间的交往活动范围和频率日益增大,党报的时政报道有待改进和优化。这既符合新闻规律,也符合市场规律。对党报来说,时政报道是其必做的“规定动作”。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既是党报时政报道的重点,也是新闻改革的难点。十六大以来,在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推动下,各级党报在时政报道改革方面加大了力度。2008年3月1日的南方日报,在头版上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一幅仰天长笑、非常人性化的大照片,打破了党报刊登领导干部照片的惯例,获得海内外多方好评。而南京日报要闻版改版则体现出“三个原则”:领导形象亲民化,会议新闻信息化,群众形象主体化。许多党报按新闻价值标准对会议和领导人活动进行报道,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针对受众的接受心理,重视编排新闻的可读性。这是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对受众需求和受众的尊重,包含着以人为本和以受众为本位的深刻内涵。 重视民生新闻。关注民生问题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人为本,就要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一方面,党报责无旁贷。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创新,要旨在于紧扣百姓的利益点。河南日报在改版过程中,将定位概括为四个关键词:“权威”、“大报”、“有用”、“民生”。前两个关键词足以使党报较之都市类报纸胜出一筹;后两个关键词则使之更加贴近民众,反映民众疾苦,体现出亲和力。与民生新闻相关联的是社会新闻。在新形势下,党报注重社会新闻的价值,除时政新闻外,受众也愿意关注有益、有趣、有品位的社会新闻;对党报来说,社会新闻是时政报道的必要补充,能否做好社会新闻,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着党报对社会舆论和其他媒体的引领能力;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党报有义务全面反映社会现实,并为受众提供高于其他媒体的权威解读;社会新闻的市场很大,社会新闻在吸引受众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加强舆论监督。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做好舆论监督的文章有其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党报是报业的“旗舰”,在整个新闻传媒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就此而言,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理由不发挥表率作用,舆论监督应当被提到党报生命活力重要构成部分的高度来认识。人民日报2001年披露的广西南丹矿特大透水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由媒体记者首先揭露出来的重大事故。近年来,党报更加注重对矿难、自然灾害、社会群体事件以及各种腐败行为的舆论监督。深圳特区报开展舆论监督,有一整套正确的理念:以不懈地追求真、善、美为秉持进行舆论监督,以百姓最信赖最贴心的朋友身份从事舆论监督,以促成问题的妥善解决为目的开展舆论监督。宁夏日报针对“老赖”(拖欠公款屡催不还者)进行的舆论监督,体现出了责任、勇气和力量,可圈可点。事实证明:坚持进行舆论监督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党报,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就高,舆论引导的效果就好。党报坚持不懈开展舆论监督,不仅是新闻业务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党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需要。 三、党报报道方式的改进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党报还存在诸如版式单一、内容种类较少、对某些热点和敏感问题介入不够、报道程式化现象严重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报在改进报道方式方面进行了长期努力。人民日报致力于创新报道方式、创新文风,尽量做到: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人文关怀;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具体细节、鲜活事例。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有所增加。经济日报对西部大开发所作报道别具一格。2000年1月,该报推出了《东人西行记》系列报道。记者随几位有代表性的东部人士而行,记录这些人士西行期间所见所闻所遇所感;2000年5月,又推出了上述报道的姊妹篇――《西人东行记》,记录西部人士东行所获得的感悟。两组报道写得生动鲜活,虽没有为西部大开发开“药方”,但内中包含着记者的深入思考。新颖的观点寓于有意味的故事之中,让人读来趣味盎然而又深受启发。 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路还很长,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更好地将党报做大做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 新闻业务论文: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业务特色 摘要:作为旧中国民营报纸的翘楚,1926年以前的《大公报》在新闻业务方面业已展示出诸多独特气质,实为《大公报》奠定了业务传统,其中很多做法亦值得今天的媒体借鉴。 关键词:《大公报》 新闻业务 特色 在中国报刊史上,《大公报》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1902~1916年为英敛之时期;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1926~1949年为新记公司时期;1949年至今为新生时期。①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新记公司时期,但作为发端,英敛之时期不仅特色鲜明,而且为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在业务上主要有四大特色。② 新闻体裁多样化,新闻种类增多 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此时的《大公报》的体裁几乎囊括了今天报纸中出现的所有体裁,消息、言论、通讯、调查、读者来信等一应俱全,虽然这些体裁的名称与今天有所差别,但从其形式到内容看,也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如:当时的消息不仅短小精练而且比重大、种类多,包括“时事要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交旨”、“谕旨”、“谕说”、“电报”、“中外近事”等;言论包括“演说”、“代论”、“阅评”、“来函代论”等;通讯则被冠以“纪事”的名称,但数量非常少;当时的读者来信往往用“来稿”和“征文”的形式予以发表;而“奏折”、“要折”、“译件”、“专件”等则类似于今天报纸对国内外权威信息的。 这一时期新闻的种类也明显增多。从创刊号起,《大公报》就开始按新闻发生的地域刊登国内新闻,同样的做法后来又拓展至国际新闻领域。与此同时,早期《大公报》还出现了时政新闻、商业新闻、社会新闻等诸多门类,但也许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更多地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对宫廷政治、国家政策、地方军政大事等方面,而较少涉足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正如该报在创刊号的《本馆告白》③中所宣扬的那样:“凡偏缪、愤戾、琐碎、猥杂、惑世诬民、异端曲说等,一概不录。”另外,该报还开始采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如以“特约路透电”来转引路透社的新闻。 注重“精品意识”和“互动意识”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业务实践基本秉持了其《本馆告白》中所渗入的“两个意识”。 其一是“精品意识”。首先,其时的《大公报》几乎不登载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转而将报道重点放在关涉国计民生的时政新闻上,这本身就是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表现;其次,该报的“精品意识”还表现在较早刊登高质量的“新闻连载”方面。正如《本馆告白》中阐明的那样――“各报附录书籍多限于篇幅,虽陆续排登,骤阅之,每突然而起,戛然而止,殊觉味同嚼蜡。本馆附录各件其篇幅过长不能全录者总期成一片段,不致有闷葫芦之叹。”早期的《大公报》已经在通讯、调查等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了“新闻连载”的形式,例如,1902年6月24日该报即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来函代论――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的通讯文章,并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进行了连载,该文不仅详细叙述了恽学士被御史黄曾源参劾一事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在文中巧妙地穿插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种种暴行、相关人等的关系等背景资料,突出了当时通讯文体的传奇性、故事性的特点。又如:该报曾连续十期刊登了调查当时我国22条铁路的“新闻连载”,该文题为《调查各省路政纪要》,每期介绍2~3条官办或商办的国家铁路情况,而且介绍每条铁路的文字还用小标题隔开,这样,虽然是连载,但每期刊登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使读者读后并无“闷葫芦”之感;除此之外,大量刊登原创文章和译文,也是《大公报》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有力证明。该报创刊伊始就曾在《本馆告白》中表达了这个办报理念――“海内同志如有仿制或创制之物,请即详告本馆,当为登报表扬;如有新撰、新译书籍或创意欲撰、欲译之书亦可告之本馆登报绍介、普告学者。”基于此,该报曾在“专件”中发表连载《南非洲杜省华侨五年抗例血泪书》、在“译件”中刊登翻译文章《英国工业新教育案》等文章。 其二是“互动意识”。早期的《大公报》深知报纸的未来系于读者的支持,故非常注重报纸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办报思路最先见于《本馆告白》中:“日报一事全赖集思广益、不厌其详。本馆虽托有各处友人广咨博采尤恐圜于耳目或偏执,见有失实事求是之义。尚幸四方同志匡其不逮,凡有崇论、伟议及新政时事见告者本馆亦为采登。”在具体实践中,该报经常举行面向所有普通读者的“征文比赛”。如,该报曾于1911年11月22日举办题为“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的征文,不仅详细刊登征文要求、奖励办法,还陆续刊登获奖作品。同时,《大公报》还特别重视读者来信,常以“来稿”、“来函”的形式予以刊发,充分体现来自民间的声音。 讲求“新闻策划” 新闻策划,在今天已经是一种被业界普遍认同并时常运用的新闻操作手法。虽然,在彼时《大公报》所处的时代尚无这一概念,但事实上在新闻实践中,《大公报》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了,能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该报对“张勋复辟”事件的报道。 从1917年7月3日起,该报开始对这一事件做了连续五天的集中报道。以下便从新闻业务角度对这组报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从数量上看,该报一共做了11版的报道,大约刊登了各类新闻约120余条。其中7月4日和7月5日两天每天做了两个版题为“讨贼之师起矣”的组合报道,7月6日做了两个版题为“薄海争传讨逆声”的组合报道和一个版的《大公报特别附张》,7月7日又刊出了题为“逆贼无死所矣”的组合报道。至此,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比较完整圆满地结束。 其次,在这次报道中,《大公报》的报道速度、稿件质量以及版式安排都颇为出色。不难看出,《大公报》的报道重点主要放在了纵深两个层面上――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直接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二是以事件为线索,关注并尽最大可能报道事件各方的态度、声明、举动等。这样,既保证了报道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又确保了报道的全面、客观、平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张力。具体报道中,每篇消息的篇幅很短,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话新闻,但往往主旨明确,一目了然;评论一般以述评为主,也有代表本报立场的“社论”,如《致国人》,言辞恳切,亦能一语中的;稿件编排上也独具匠心,发人思索。如每天都刊登一个突出大标题的“专版”,这种做法类似今天的集纳专栏,主题非常集中。同时,配合新闻,刊登言论并巧妙地登载一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新闻以加大报道的覆盖面。例如,7月4日刊登的《蔡鹤卿(蔡元培)先生辞职书》一文,就很能体现编辑的匠心独运。行文上,还注意通过字号的变化来隔离标题和正文并由此来标示新闻的重要程度。 还有就是加大了对“张勋复辟”所衍生的事件进行报道,从侧面呼应整个报道。譬如下述几则新闻标题――“京报界失言论自由”、“日本调兵到京消息”、“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等。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冠以“喻评”的新闻述评,短小精悍,字字珠玑。例如:7月3日报道中刊登了一篇很短的花絮式的报道――《两日来之成绩》,并注明“冷观”字样。该报道原文如下:“今将复辟后两日来之成绩摘要开列于左。一、恢复红顶花翎;二、恢复三跪九叩;三、恢复总督巡抚大学士;四、新增忠勇亲王一尊;五、骇走北京住民数千;六、骇倒北京报馆十数家;七、骇跌中交票价。呜呼复辟……呜呼民国。”这篇只有80余字的小文,却生动地反映了复辟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虽称“成绩”,实则反语,策划很到位。 广告内容丰富且操作手法臻于成熟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又一个特色在于广告,其经营意识之强烈,内容之丰富,操作手法之成熟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可以说,该报的广告内容几乎能够涵盖所有领域,政府、金融、教育、医药、日常用品等无所不包。而且,这些广告的操作手法,许多仍被今天的报纸广泛采用,比如,头版甚至报头刊登广告的做法,比如刊登插图的做法,比如刊登读者的表扬信为自己的报纸做广告的做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该报已经有了分类广告的雏形,而这种广告操作手法业已成为今天报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早期《大公报》的广告操作手法中有一些是今天的报纸所无法企及的。譬如,广告文字的精练、文辞的平顺等。再有就是,当时的广告似乎比今天的纸质媒介的广告更实在一些,或者说更能直接地体现广告的功能之所在。例如,绝大多数商品的广告都会在其广告中标明价位,文字亦让人感觉没有太多虚夸的成分等。 以上是笔者从新闻业务角度对早期《大公报》所进行的粗浅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个切入点,主要是因为该报当时在业务方面所做的种种尝试对今天的媒体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编校:张红玲 新闻业务论文:瞿秋白对新闻业务的创新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办和编辑党报党刊,利用报刊宣传革命、组织革命、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创办、主编、编辑过《向导》、《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红色中华》等党的机关报刊,是党报创始人之一。他在新闻实践经验中不仅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党报思想理论体系,而且在新闻业务方面也有独到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新闻采访上 我国出现中文印刷报纸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报纸刊登的大多是访员从官府衙门得到的文件、探听到的内幕、市井社会新闻等,就事报事、支离破碎、内容浅薄、缺乏影响力。瞿秋白打破了这种新闻采集方法,采用全新的、符合新闻规律的方式采访新闻。 采访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1920年10月,瞿秋白担任了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作为中国第一个到十月革命发源地的苏俄采访的记者,他将采访方向定为“研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将采访目的定为“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由于有了明确的采访方向和目的,他为《晨报》、《时事新报》撰写了大量观点鲜明、内容翔实、思想性强的旅俄通讯,并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全面地、真实地向中国人民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 采访以理论作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瞿秋白认为,新闻采访“必须令理论的文辞,事实的名物服从于现实的生活”。他在苏俄采访期间,抓紧时间刻苦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了解、分析、研究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看清社会发展方向,写出了内涵深刻的报道。 采访要求实求真。瞿秋白认为:“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立论。”他把这个观点叫做“世间的唯物主义”。他在莫斯科当记者期间,不仅仅是采访当时苏联好的一面,也采访苏联当时的困难、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政策上的某些弊端和一些官僚主义现象,并恰当地写到通讯报道里,指出这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国家所不可避免的旧痕迹。这样客观、公正的报道,不仅没有损害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反而使更多的人正确理解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在新闻体裁和写作上 瞿秋白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本着新闻宣传为革命斗争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精神,对新闻体裁和新闻写作进行了不拘一格的改进和创新。 散文式纪实新闻。瞿秋白在撰写旅俄通讯报道时,一改新闻写作中概念化、公式化、形式呆板、枯燥乏味的写法,借鉴散文的笔法,以见闻录的形式,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既有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行踪和言谈,又有人物形象和场景的鲜活描述,还有恰到好处、言简意赅的抒情和画龙点睛、寓意深刻的议论,实现了新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指导性与趣味性、可读性的有机统一,很受读者欢迎。 首创综合新闻。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时,在报道“五卅”惨案时,无论是报道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和残害中国工人的状况,还是报道全国各地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都突破了反映单独事件、一事一报的新闻报道格式,将在全国或一个省、几个省,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一条战线或几条战线的情况、动向,组织在一个中心下写成稿件,既有全面的情况概括,也有典型事实的记述,点面结合地反映全局,报道面广、声势大、信息量大,使人们对“五卅”惨案有了完整的了解和认识,扩展了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提倡解释性报道。瞿秋白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党报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做富有说服力的而不是机械的解释。对于出现的新问题,党报“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恶化”。他在新闻实践中,在对共产国际,党的三大、四大精神,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等宣传上,发表过大量解释性的文章,开了我国新闻解释性报道之先河。 在新闻文风上 为了使党的新闻宣传能够在广大群众中发挥作用,瞿秋白十分注重改进新闻文风。他在主编《热血日报》时,听到一些工人反映看不懂报纸的文字内容后,就提出了报纸要注意文字通俗,力求用口语,尽量使用方言写作,以及文章要开门见山,篇幅要尽量短小,体裁要形式多样,让工人有空看、看得懂、喜欢看的办报要求。他在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和主编期间,建立和培养了一支工农兵通讯员队伍,积极编发通讯员撰写的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带有乡土味的稿件。 瞿秋白在新闻业务上的探索、改进和创新是我国新闻史上的宝贵财富,值得新闻工作者研究、学习和继承,使党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正确引导舆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中原油田采油一厂油藏经营管理五区) 编校:赵 亮 新闻业务论文: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教学中如何将理论和实践较好地结合,一直是新闻教育工作者探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6年石家庄学院新闻专业创建了《新闻报》,由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学生组建模拟编辑部自主运作,完成出报的各个环节T作,并最终印刷报纸。同时,并以此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一段时期之后,学生较好地掌握了基本的新闻业务技能。 创办《新闻报》的初衷 新闻专业学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统计,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点总数已超过300个。新闻专业已经成为比较热门的专业之一,但是许多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感到在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用不上,工作无从下手。 学生在校期间,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但到了媒体实习或工作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学生们往往缺乏解决的对策。究其原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指出,当前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人不会写有新闻的新闻,只会写无新闻的‘新闻’。许多大媒体的记者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同老百姓不相干”,“学生不去实践,不去动手写,整天在高谈阔论一些理论,可能永远做不了一个好记者。在新闻这方面,写篇好的新闻作品能切实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远甚于整天高谈理论”。∞因此对于实践性很强的新闻学科来说。理论不是不重要,而是在传授理论的同时,应当花更大的气力投身实践。在实践中贯彻理论。 新闻专业各门课程间割裂,缺少有机整合。一些大学文科院系增设的新闻专业往往存在狭义理解新闻教育、办学渠道不畅的状况。教学内容仅以新闻为主体,纯粹从新闻工作工艺过程分解出若干环节加以解释,不能反映出新闻学科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编订教学计划的传统方法讲究清晰的课程定位,各门课程之间功能分工明确,但是课程之间的割裂会影响学生融会贯通地学习,致使教师之间的配合不够。对于新闻学教学而言,课程之间教学上各自为战,导致学生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懂工作流程,缺乏合作意识,远不适应新闻实践的现实和长远需要。 媒体需要的是复合型记者。“‘复合型’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和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制作于一身,一人抵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新闻学的专业教学应适应这样的人才需求。 但是教学实践对于“写”相对重视,课堂教学对此能力的培养也比较得力,相对而言,“采”和“编”则比较薄弱。“评”、“摄”的能力则由于实践锻炼的机会更加有限而疏于培养。采、写、编,评、摄,这原本需要相互配合的工作环节却由于课程的严格划分形成壁垒。“随着学科基础从文学转到社会学,课程教育也由仅仅重视写作,转向综合提高学生素质上来。” 这就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专业教学中应尝试打破课程壁垒,提升学生“采、写、编、评、摄”各个方面的专业综合能力,努力培养复合型记者,从而适应新闻传播工作的需要。 创办《新闻报》 鉴于以上原因,2006年,石家庄学院创办了一份供专业教学使用的《新闻报》,让新闻专业全体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与报纸新闻业务的运作流程。以“锻炼能力,打造新闻传播人才”为办报宗旨。设置了本院新闻、高校新闻、视点聚焦r校园热点话题的特稿报道)、资讯交流(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校沟通的桥梁1、考试专刊、就业专刊、副刊等版面,核心读者定位于本校师生,两周一期,校内发行。 同时,我们设计了以《新闻报》为实践平台,模拟报社办报,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等专业课的老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进行各项新闻业务技能整合运行的综合实训l。其设计思想和教学效果如下: 学生是主角,模拟报社编辑部自主运作。在办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量南学生自己解决,充分锻炼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针对办报资金紧缺的问题,同学们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拉广告的任务,他们热情地与学校周边的商家店铺联系,收获颇丰,几乎每期报纸都有一定篇幅的广告刊登,这样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办报所需的资金,同时也使同学们的业务经营能力得到锻炼。教师是配角,辅助学生办报,督促学生的采编工作,监督采编流程,并对学生的报道导向和采编技巧进行指导,对学生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疏导。 模拟报社设置岗位,让学生进入“总编”、“记者”、“编辑”、“制作”、“校对”职业角色,同时定期轮岗。在角色意识的驱使下,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心。且让学生在特定的岗位中体会自己与其他岗位的相关性与协作性,体会新闻传播是多方合作的成果。树立起团队精神,使学生在实践中积累起课堂上得不到的自信心、勇气、沟通能力、合作精神等,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以及合作能力。 比如,在岗位职责的压力下,做记者的学生为获得新闻信息要学会与被访人进行“交流”,为稿件能够刊发要学会与编辑进行“配合”;做编辑的学生为分配本部门的任务要学会“协调”各记者之间的关系,学会与制作人员“协商”争取最好的版面效果,等等。在这种模拟的活动中,通过不断磨合的人际交往互动,构建起从事新闻传播工作所必需的团队意识,培养起学生职业传媒人的心理素质。 规范办报流程,模拟报社按周期生产报纸。第一步,召开选题编前会,各个记者申报选题,版面的责任编辑落实选题,组织记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采写、摄影。第二步,召开编辑会议,讨论编辑稿件、设计版面,并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学生利用电子编辑实验室进行版面编辑,出样报、校对、印刷报纸。第三步,召开编后会,担任记者的同学谈谈采访写稿过程的心得、体会,担任编辑和制作的同学介绍版面设计的思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随后教师结合新闻专业知识对稿件、版面设计的优劣进行点评。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办报的积极性,定期组织优秀作品评选活动。教师组提名该期报纸中的好稿、好导语、好标题、好版面等奖项的入围名单,全体同学投票进行评选,然后由学生计分员按照模仿媒体制定的工作量考核办法对学生作品计分。各期报纸得分的总和是学生这门实践课成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组织学生去媒体参观,聘请资深记者、编辑与学生座谈,使之了解传媒人的真正生活状态以及报刊行业的最新动态。 创办《新闻报》的思考 近年来,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开设的“大篷车式”教学被很多专业人士所推崇。即由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社会实践,在学生的采写过程中教师现场进行评点。但是这需要停止其他教学活动,且耗资巨大,一般院校只能艳羡很难推广。采用创办《新闻报》的模式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将采、写、编、评、摄五门课程有机地结合,实现了教师的配合与课程整合,不影响其他课程的教学活动。课程所利用的实验设备等教学资源基本是专业建设中已有的资源,投入少效益高。 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同学们各方面能力得到了锻炼,感觉很有收获。同学们写的部分稿件还被省级媒体全文刊登。该实践课的创新点在于用模拟报社办报的综合实训形式搭建了一个新闻业务技能实践的开放式教学平台。克服了新闻业务易于讲解难于操作的封闭式课堂弊端。为新闻专业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 学生的新闻业务技能通过报纸物化呈现,具体直观的新闻产品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学生在办报流程的参与中发现授课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并有针对性地突破,切实领悟新闻理论的实际意义,有效地训练学生掌握各项业务技能的操作要领和操作技巧。此外,在模拟办报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分工明确,互助协作,增强了团队意识,不仅在实践中锻炼了业务能力,还提高了社会活动能力,增强了新闻敏感,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都有所加强,新闻业务素质获得了较为全面的提升。 编校:张红玲 新闻业务论文:新闻业务论文: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研究 摘要:随着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技术的迅疾发展,催生了诸如网络、手机等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使得媒介融合的趋势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本文立足于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本体研究,首先概述了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继而提出对策,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借鉴意义。 关键词:媒介融合 电视新闻 业务 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发展迅猛使得媒介融合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同时也给新闻传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形势,电视新闻工作者要积极适应新闻传播模式的改变,推动新闻传播的革新与发展。 一、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一)媒介融合内涵 媒介融合是相对于电视、报刊等媒介所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而言的,在现代社会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信息的内容共享提供了技术支撑,计算机网络则为其构建了多媒体平台,受众在融合网络的各个节点上可以同时获取多种媒介的多样化信息,主要涉及技术、内容以及产业的融合。 (1)技术融合。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在“网络电视”、“手机报”等不同媒介平台上进行传播、扩散文字、图像、声音等新闻内容信息; (2)内容融合。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将不同媒体的新闻作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展示,而且实现不同媒体的新闻内容相互间的渗透和重新组合,满足受众多层次的需求; (3)产业融合。构建以新媒体为核心的数字化平台,从而实现网络视频、网站、手机、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的相互叠加,多向分布,而且使众多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成为现实。 (二)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1、大大提升受众地位。在媒介融合的情景下,信息的传播体现为较强的个性化。以微博、播客、博客等为代表公民新闻和草根媒介对电视受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电视受众参与的内容生产使得新闻信息源呈现多元化,电视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媒介内容的影响,而是有选择的筛选自己感兴趣的媒介内容,选择为自己接受的接收终端。 2、媒介载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数字技术瓦解了信息对传播载体的特殊依赖,新闻信息呈现出多元化的传播状态。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中,媒介载体可以是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网页。形式的极大丰富,使得电视受众对信息的多样化需求获得满足,随着这种需求被持续地强化,电视受众对新闻传播载体的选择变得更加挑剔。 二、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策略 媒介融合带来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给电视新闻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视新闻业务的没落,只要电视新闻业务根据所处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结构性地调整自己的采编播业务,加强与各种媒介多方式、多层次的沟通与合作,凭借专业的人才资源优势、多元化内容渠道和庞大的受众群体,电视新闻业务仍将在媒介融合生态下的受众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构建大媒介平台,促进资源共享 在媒介融合环境中,传媒的竞争愈加激烈,单独的任何一种媒介形态很难形成竞争的优势,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任何媒介传播途径都应该成为电视新闻业务可借鉴的形式或借助的手段,以实现立体化传播。基于此,根据用户需要构建大媒介平台,一方面依托电视台现有的新闻节目建立网站,提供播出节目视频;另一方面是组建传媒集团,对接多种媒介平台,整合不同类型媒体的新闻内容资源、新闻传播平台,开展跨媒介的新闻资源共享。通过手机电视、视频网站、网络电视、播客、IPTV甚至手机短信、微博等,将新闻信息以多元化的形式、多样式的包装、多渠道的送达,以实现立体化传播的模式,从而实现促进跨媒介的资源共享的目的。 (二)借助媒介平台,实现节目共创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电视新闻节目的主编开始注意使用网络媒体平台对电视新闻节目进行互动性推动,往往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设互动板块接受观众对于新闻节目内容的反馈,但是这只是属于新闻节目的独创阶段,远不能达到共创的目的。要真正实现新闻节目共创,就要对其他媒介进行有机整合,树立自己竞争的优势,所以说创造性地嫁接其他媒介平台,让互动从形式变成节目的内容就成为必须。在内容选题阶段,重视网络互动平台,选取网民点击量最多的新闻话题,提高自己内容的原创能力,通过记者现场调查、网络连线采访,演播室主持人解说、嘉宾现场讨论等形式,对新闻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同时在内容报道中,通过论坛、微博、播客、DV展播等形式邀请观众参与,较好的处理观众与新闻内容生产的关系,将其作为新闻内容生产的合作者、加工者、整合者以及解读者。对于通过网络收看节目的观众,还可以为其提供专门的沟通渠道,让观众实时参与到节目中,将互动的过程全方位呈现出来。 (三)适应媒介融合趋势,转变新闻传播角色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主体得以转变,新闻传播草根化、群众化趋势日益明显,新闻传播工作者应该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聚焦社会热点、焦点、难点,以加速新闻传播、提供信息服务、监督舆论导向、为群众发声为职责,体现社会责任感;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新闻传播工作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新闻传播工作者要做受众的“回音壁”,不断满足受众资讯需求、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反映群众的心声。 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加速了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又促使电视业务的改革与发展。新闻传播工作者要立足于现实状况,积极转变自身角色,着力于媒介平台的构建,促进节目共享与节目共创,推动新闻业务的新变。 新闻业务论文: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与探索 摘 要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一直都实行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环境和高职高专教育中的新闻专业学生的成才要求。因此,探索新的新闻业务课程方法已经迫在眉睫。本文以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改革理念为基准,分析了当前新闻业务课程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改善对策。 关键词 工作过程导向 缺陷 优化对策 一直以来,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被视作教育的重头戏和生命线。一个具有高水准的教育方法才能确实保障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成果。新闻业务课程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业务工作者。但是长久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和普通高校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过于偏重理论的传授,教师成为了教学工作中的控制者与决定者。但是因为新闻业务的本质属性偏向于实践性,这与我国现阶段过于偏重理论传播的教学模式有一定的冲突。作为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实践学科,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过于落伍,培养出的新闻工作人员缺乏实践的能力和素质。所以,业界十分有必要调整和改革现有的新闻业务课程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与思路,通过积极的优化业务课程与教学才能培养出适合时展的新闻业务从业人员。在改革的各种途径与建议中,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探索。 1 工作过程导向的含义及特点 1.1 工作导向的含义 工作过程导向概念的提出来源于德国。从历史上来讲,德国独创的工作导向性职业教育促使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德国的职业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操作技能,通过理论的传授加工厂的实践操作培养出了大批素质很高的人才。这其中,德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能力开发离不开工作过程导向的学习理论作为基础性理论的支撑。 从广义上来讲,工作过程就是指旨在实现确定目标的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的顺序。狭义的工作过程是指物质产品生产的顺序。工作过程的意义就在于“一个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职业,就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工作过程,即在工作的方式、内容、方法、组织以及工具的历史发展方面有它自身的独到之处”。所以说,如果不能对工作过程有很好的理解,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就没有办法实际体现出真正的教育内容。 1.2 工作过程导向的特点 (1)课程与教学理念时代性。首先,应该明确工作过程的教育的方法是以现代化职业教育的发展新趋势为指导的,这就要求教育课程的模式也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改善,也就是对于工作过程进行系统化的了解和准备。只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才是符合时代性的教育方法与理念。通过严格按照工作的实际过程来安排学习的进度和方式,来达到在学习中“学会工作”的最终目的,学习的过程就是在模拟工作的过程,为学生日后走向实际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职业能力基础。 (2)课程教学内容的模块化。在对教学内容进行编排前,需要首先将实际工作分析作为基础分解,通过实际工作的模块化顺序分解作为具体的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模式不是以学科为基准来组织教学内容,而是强调以实践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配以理论知识、职业技能与职业态度、情感的综合。这种行动化学习在每一个学习模块中都囊括了不同的实践知识、理论知识、职业态度和情感等内容。项目“行动”过程的完整性很大限度上得到了保护与落实。 (3)课程教学的模拟情境化。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教学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要求以项目教学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情境”中实施。老师通过在课堂上或课下实践活动中按照实际任务情境将真实的工作组织形式带入教学中。这样使得教学过程更加贴近职业实践,达到了实际工作过程与教学内容的“同步”。通过模拟情境化教学把课程实施的主体、客体、教学过程和教学的场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课堂上并不是老师的“独角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教师,而是突出了工学结合,包括了学校、媒介的融合,教师、“工程师”的融合。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融为一体,学生心理过程与行动过程融为一体,即“教、学、做”融为一体,完全服务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中心地位,有效地构建了一种以合作为主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学场所也延伸到了实验室和媒体。 2 目前新闻业务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2.1 偏知识传授,轻技能训练 在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培养中,过于重视课堂上的课堂教授,传授型课程的比重过大。业务课程本应该着重与技能训练,但由于各门课程过于强调课程各自的系统性、完整性,其中有不少与技能训练脱节的东西。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课程中可能以往教师只注重教授学生一些大道理、大原则,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本应是重实践的课程,结果被理论教学占据了过多本该进行技能训练的时间。 2.2 教学方法上理论与实践性联系不强 近几年,高职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的新闻类型专业与课程大多都开设了例如“中外新闻名作赏析”的专门课程,但是这种课程安排作品的鉴赏去没有跟实践练习结合到一起。在实践新闻写作上,教师一般只讲授消息和通讯,其他的新闻体裁很少涉及。学生由于没有学习到诸如述评性新闻、新闻分析、解释性报道、新闻特写等体裁的写作知识,毕业以后,往往难以适应新闻实践的需要。以笔者所教授的专业新闻采写课程为例,一般教学只是通过学习采访教科书中提出的若干笼统原则,作为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内容。但由于没有紧扣采访环境实际,深入讲解在不同采访环境中对原则的灵活运用,学生虽然对采访原则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一到具体的采访环境中往往不知所措,提问浅显,甚至是无的放矢。 2.3 业务课教师自身缺乏实践经验 众所周知,新闻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授课的老师必须要具备比较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才能为学生带来有用的知识。因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亲身经历新闻业务的实践流程,懂得实践中应该注意的点点滴滴,通过传授实践经验给学生,学生才能真正懂得未来的工作业务流程。但是,现阶段在高校担任业务课的老师,大多没有媒体实践的经验,或者已是多年未和业界接触,这样教师很难有从事新闻实践的机会。因为教师自身工作经验的欠缺,对于新闻业务发展趋向动向缺乏把握。所以,大多老师的课程教学只能从“书本”到“书本”,难以紧密结合新闻实践,学生所学的知识必然也难以灵活运用到实践中去。 3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优化 3.1 改变传统教授模式,引导学生多渠道自主学习 新闻教育专业知识的讲解与教授应该注重多元化和知识的丰富性与现时性。从事新闻教育的老师除了具有较强的理论专业之外,必须还要能够了解新闻专业的最新国际国内发展状态,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传授方法和手段。通过有效的手段引导课题教学,引领学生富有成效地汲取知识。如果教师只有理论素养但是缺乏业务实践经验,那么就无法生动地讲述新闻业务的精髓。 首先,老师需要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做好指导工作,通过适当的引导,去鼓励学生发散思维,诠释出个体对于新闻业务的理解。其次,针对新闻教学的特殊要求,高校要大力引入具有较强实践经验的业界资深人士担负新闻业务课程的授课。教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在课堂教学中要偏重“引导”,不能大包大揽地“统领”。 其次,新闻业务老师有必要成为学生日常学习的组织者,通过给学生设定目标和方向来引导学生对于新闻知识进行深化了解。在学生“求知”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充当一个“协助者”的角色,能够有步骤、有计划、逐层深入地安排学生的采、写、编、评、播、摄等新闻业务内容,规定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引领学生逐层深入掌握新闻业务各方面的基础知识。 3.2 “多管齐下”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 高等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培养过程,不能再局限于知识的简单传播。通过调查发现,尽管高校在新闻类教学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改革,但总体来看,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是没有根本的触动。高职院校新闻教育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多管齐下,彻底根除传统教学思想的不良影响,让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灵活多元化。 首先,要将课程的实践上应该多样化,具体的形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间接式。通过定期邀请新闻业界的专业人士来学校举办专门的讲座,让学生近距离接触这些新闻从业者,触摸到新闻实践的真实脉动。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对于新闻实践工作的好奇心,并且确定未来的职业目标。二是直接式。即让学生直接进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以进一步理解和消化所学到的理论,在课堂上进行职业体验,进行例如“模拟新闻会”,这样将课堂学习由静变动,由内而外,由封闭到开放,由被动到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思考,活动范围和时间的限定又保证了实践的效率。三是参与式。即通过让学生去报道新闻的方式,直接让学生参与实践工作,面对和克服在报道中碰到的问题,锻炼和累积实践经验。 3.3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大学生的自我发展与提升,其实就是自我性格和身心成熟的过程。教师在这期间对于学生的教学过程,就是通过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和人格职业魅力去引导他们完成这一成长的过程。大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学习中通过自身的感知、感悟与个人实践体验的统一。知识是外在的,还需要学生运用内在的知识理解和构架去进行再吸收循环才能起到作用。因此,一个有效的教学活动既需要有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导,更需要学生自身进行主动的思考和创新活动,需要将学生放到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让学生实际接触真实的新闻业务,去思考所接触的事物、现象、规律,从而激发在采、摄、写、编、播、评等业务技能上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新闻业务论文: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摘 要】梁启超的新闻观点历久弥新。本文从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的角度对其新闻业务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媒介的现实问题与梁启超的新闻业务思想相结合,分析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新闻业务 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他在二十多年的办报生涯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新闻思想。其报刊活动的思想和实践为我国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在新闻业务方面的经验和总结,为我国的办报活动留下的丰富的遗产。 虽然在梁启超时代,新闻业务的活动仅限于报纸和杂志,但是对于新媒体格局下媒体的发展而言,其新闻思想仍有很多现实意义。现从目前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来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发挥好媒体的社会功能 在目前的国际媒体格局下,我国的国际传播力有限,新闻媒体的国际话语权比较小,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够。发挥媒体的功能,改变我国目前的国际格局非常必要。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对报纸功能的阐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开民智”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虽然他的这些思想均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阐述,但是却不能抹杀这一新闻思想的指导性。启迪国民、改造旧国民缔造新国民是梁启超办报的目的。现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地球村”。所以,国民应当时刻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局势,媒体应当发挥好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使国民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这样不仅有利于国际传播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媒体话语权。 2、“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 “去塞求通”的关键在于“通”。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人们和报纸缺乏一种政治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的通塞与否。“通”的含义就在于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以及言论的表达。媒体的功能在于沟通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树立我国的国家形象,宣传我国的思想。此外,他认为媒体是社会的耳目、喉舌。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喉舌”的理念是相通的。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我们要积极发挥媒体“喉舌”的宣传作用,用媒体发出我们的声音,持续不断地发展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增强我国媒介的话语权。 3、“向导国民”和“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作用。在监督政府方面,他还提出了三种方式,即:法律监督、宗教监督、名誉监督。“名誉监督”实质上就是“舆论监督”,他认为“报馆”应通过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通过无形中的影响力来监督政府。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运用好媒体的批判功能。批判和监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自身存在和发展所必须做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具有批判精神,并能恰当地体现在报纸上,就是舆论影响力的重要突破。 二、国内媒体格局的变化要重视受众的观念 梁启超所创办、主编的报刊多达十余种。如果说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受众思想是一种精英受众观。那么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受众观就有了平民化的特点,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老百姓,内容上更加丰富,文体上自由灵活,分类上不断细化,编排上更加多样。目前,我国的媒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媒体的格局已经形成。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形成的为受众服务的观念依然非常重要。 1、媒介融合的环境下,服务受众的观念非常重要 新媒体不断出现,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局面。虽然传统媒体的受众观念已经存在,但是在具体实践上还不到位。新媒体作为新兴的媒介,他们服务受众的观念还需要明确确立起来,服务受众的实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新媒体对于梁启超观念的学习和继承十分必要。他的观念值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学习。 2、媒介竞争的格局下,赢得受众是发展的关键 受众本位观不仅仅关系到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和发展。媒介竞争包括介质、技术、内容、营销、整合、形象乃至眼球的许多方面的竞争。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竞争力是所有媒介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获得更多更广的受众是他们竞争的目的。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其目前的发展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比较大。媒体的受众开始流失,广告的份额也开始减少,因而,传统媒体应对新形势的发展策略尤为重要。积极应对挑战的策略离不开为受众服务的理念,赢得受众是其发展的关键。传统媒体应当积极面对挑战,大胆创新以谋得发展。 3、媒介环境政策下,媒介发展中受众需求导向日益增强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市场日趋成熟,传媒产业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以“传者”为导向到以“受者”为导向的过程。不仅仅在媒体行业,在其它的行业发展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目光逐渐转向“顾客”。相对于其它行业的“顾客”而言,媒体行业称作“受众”。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且是符合市场发展的机制的。因而,虽然在梁启超生活的时期,媒体产业还没有形成和完善,但是其受众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是需要遵循的规律。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理论与实践需要不断创新的精神 “媒介融合”是近年来新闻领域中出现非常频繁的一个词汇。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在研究它。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其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所带来的改变。对于理论和实践而言,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们要学习梁启超的创新精神。 报纸版式方面,他改革了报纸的版式,摒弃了线装书式的版式,采用了新式书籍的装订法。他还打破了旧式期刊“首论说、次上谕,次各省要闻,次本埠新闻”的格式,使用铜版新闻照片配合文字进行宣传;办报原则方面,梁启超提出了他的办报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业务规范方面,制定了论说和记事的准则。这些准则,有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关于论说的准则是“公、要、周、适”四条,记事的准则是“博、速、确、直、正”五条等。 在目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各个媒体的理论和业务的实践也需要不断创新。不管是网络新闻、报纸新闻、还是电视新闻以及其它新媒体新闻的采写编评都需要规范,真正能够做到梁启超提出的论说和记事的准则,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四、新闻人才培养和新闻队伍建设对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新闻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问题也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问题,新闻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近年来,由于受到主客观的影响,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媒介失范问题频频出现,虚假报道、低俗之风、有偿新闻、不良广告、侵权报道等带来了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介及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形象,违背了职业道德。 梁启超的报刊自律的观点对我们这些现代人依然有重要意义。梁启超对报人的素养提出了要求,他认为,要想办更好的报刊,就要提高办报人自身的素养。“虽然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他认为向导民众要从自身做起,这一点也是对现代社会媒体人的要求。提高媒体人的素养尤其重要,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利于规范媒介的行为,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还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另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健全舆论所具备的条件——“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从这一点来说,虽然这些要求是梁启超对于健全舆论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些内容不仅仅是对健全报刊舆论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人员的行为规范提出的要求,更是报刊编辑活动的要求。我们应当以梁启超提出的这几点要求为准则,约束自身的行为,提高自身的素养,为受众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新闻业务论文:谈报纸个性与新闻业务策划 [摘 要]在生存竞争和利益竞争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注重“营销策划”。抓住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力争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从而获得最大的汇报。如果有了好的新闻策划,没有深刻把握事件的价值内涵,报道出来的东西还是没有任何影响力,难以让读者接受,这样就削弱了传播效果。 [关键词]报纸个性;新闻业务策划;分析 一、新闻业务策划的必须性 在近年来有关报纸业务研究文章的关键词中,“同题竞争”是频繁出现的概念之一。报道内容的同素材、同主题等新闻资源的有限性绝不是现在的产物,但计划经济时代的报纸因为“各得其所”,使这一原本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太多表现出它的负面影响。“责任”与“规定动作”需要的是相安无事的办报状态,突破有限性而开掘新闻资源只是副产品。市场中求生存的媒介管理定位使得“自留地”与“自选动作”有了较大的空间,求新、求异的受众加速孕育出报人“你争我夺”的职业理念,并将同题资源的有限性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问题的解决包括了两方面:合理利用报纸空间拓展的相对优势,张扬文字报道特有的全面性、厚重与深刻性等报纸所共有的个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与利用新闻资源,摆脱素材问题带来的同质化,尽量体现每份报纸的个性。业界实践已经反复验证,要做到这些新闻业务策划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 各类媒介所具有的“类”的介质属性,都能够为报道内容量的增加与质的提升提供潜在的空间,同时可以从内涵与外延上拓展这种弹性空间的,除因特网外当属报纸。外延扩充方面,报纸版面增扩,除新闻出版秩序监管的政策性规定带来某些约束与限制外,适应新闻策划需要的潜力是与电视媒介难以比拟的,因为后者要受非灵活性的时间因素限制。常规情况下供读者选择的信息超市式的报纸分叠、多版组处理,重大活动与节庆、特别事件时的增版、特刊与号外等这些外延式扩张手段,不仅是报纸与广播电视之间竞争,也是报纸之间激烈竞争的一种有效与必然选择。新闻策划的目标之一就是形成量的规模,版面扩增的相对自由正是报纸的个性与优势所在,所以,新闻业务策划的实施将报纸的个性与优势充分挖掘并体现出来。 二、不要把新闻策划变成炒作 新闻策划和炒作,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两个概念,也是业内同仁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它是新时期报纸出现的一个新现象。然而,新闻策划这个新时期新闻运作的“宠儿”若宠过了头,宠变了形,就会成为“炒作”。以致不少正常策划也经常遇到人们的质疑。从表面上看,新闻策划与炒作有些相同之处:追求创意,追求与众不同,追求社会反响,追求广告效应,以达到扩大报纸影响的目的;有周密的计划部署,首尾照应的操作,以把文章“做大”等。策划与炒作既然具有一些共同性,但若把握不好度,策划就可能变成炒作。随着竞争的加剧,媒体绞尽脑汁,以策划或炒作的手段去吸引读者,扩大影响,都是为了适应现代传播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新闻本质上看,新闻策划是在传媒竞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立足于客观新闻这一前提,对报道活动进行的有前瞻性的、有巧妙创意和构思的、能够解答重要新闻热点问题的谋划与设计。其目的在于最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 炒作也是新闻竞争的产物,也是为了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正如美国克瓦克教授和罗森斯特教授所指出的:“媒体的空前发达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新闻信息量的大幅增加,如今的媒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炒作热点新闻,加大新闻炒作的力度,抓住某一新闻事件大做文章。”尽管如此,以严格的目光来观察,新闻策划与炒作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 新闻策划以客观新闻是否存在为策划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具体报道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总体是一种客观的、被动地、“第二性”的行为,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而炒作则不痛,它既可以借客观存在的新闻为由头,也经常主动地“作出”新闻。通过发起活动实施预设选题,或者幕后指使人做“有新闻价值”的圈套,然后来报道活动中、圈套中的新闻。这样“作出”的新闻,不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 三、报纸个性与新闻业务策划的关系 报纸普遍地增版、扩版始于报业逐步走向市场的20世纪90年代,报纸为了成功地走向市场,包括选题、作品呈现形式、规模效应、建构报纸形象等内容的一系列新闻策划或新闻业务策划大量出现,其中晚报的策划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晚报都开展过一些公益与救助性的常规与非常规新闻活动策划。 各种媒体所面对的显性新闻资源与素材的同一,虽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媒体报道内容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性”的大小,也取决于对新闻现象或事件存在“状态”的认知与把握程度。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新闻事件或现象都不是一种单纯的自在体与独立体,它应该属于处在隐性状态中的事件或现象“链条”中的一环,可以从中截取的事实“长度”就依赖于认知与把握的能力。所以,对如何利用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存在弹性空间,用画面和语言文字手段来具体丈量这种认知与把握程度的效度是不同的,语言文字更有优势。因此,对于同一新闻素材而言,语言文字报道比画面报道更有深刻性、厚重与全息性特点。如在北京申奥成功的报道中,尽管央视在表决结果揭晓的瞬间就已把“北京赢了”的欣喜在最短时间内传达给了观众,但《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号外)以文字报道全面性的特点展示了报纸的优势,不到半小时两家报纸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和世纪坛,其中莫斯科火线传真、各界对中奥城市陈述的反应、奥林匹克百年史、中奥8年全景回放等密集信息以及相关背景材料和深度分析,在短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受众的新闻消费需求。当然,文字不限时驻留、延展性信息全方位呈现等报纸诸多个性优势,只有依靠新闻策划和运作,避开自身的劣势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总之,新闻策划必须认真调查研究,通过团队的力量,组织整合资源,设计一套切实有效的方案,全方位进行论证。有了个性,才会有生命力。 新闻业务论文:移动互联网辅助新闻业务教学探析 教改背景 新闻采访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闻专业基础课,重在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必需的专业技能。但是很多高校的这门课程普遍存在课程学时和经费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实践条件有限、评价和考核学生的机制不当等问题,使此类课程教学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教学方式急需改革。①情境学习理论关注知与行的交互,强调把个体学习者、社会情境统一考虑进去,认为学习的实质是个体参与实践的过程,②这为新闻采访课程的教改提供了理论指导。③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移动终端具有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便携等优势,使信息实现了实时接收、动态传播,④实现了人的延伸,成为高效的知识展现和传播平台,可以为情境式学习提供技术支持,改善新闻采访课程的教学效果。 目前,国内关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辅助教学的论文主要由计算机和教育学专业的教师撰写,研究内容集中在:传统教育理论在移动互联网教学时代的应用,从技术角度探讨移动互联网辅助学习的可行性,手持移动互联网学习终端的研发与应用现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课程资源建设现状。新闻传播学界仅有少量论文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类课程的教学困惑、教学互动方式和对体育新闻教学的影响,研究方法以思辨论述为主,缺少结合具体课程探索新闻业务课程改革方式的论文。 笔者在为四川外语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大一学生讲授新闻采访课时,实施了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情境式教改,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着重介绍教改实施过程,以期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改革提供参考。 教改准备工作 教改实施前,笔者首先调查了该班学生移动终端拥有情况和课程安排时间,得知该班学生的移动终端设备拥有率较高。在48位学生中,95%的学生拥有笔记本电脑,100%的学生拥有智能手机,15%的学生拥有平板电脑,7%的学生拥有可上网的相机,3%的学生拥有电子书。学生可用移动终端设备在校园任何地方上网。笔者和全班同学互相记下电话号码,建立课程QQ群,在人人网和新浪微博、新浪博客、优酷视频网分别注册了班级公共账号。 教改实施方式 移动互联网支持的情境式教学,是建立在课外自主学习与课内互动学习交互作用基础上的一种教学模式,⑤教师与学生都深度参与进学习过程。笔者在课堂内外都应用了此教学模式。 (一)课前预习:教师预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前预习阶段以学生充分利用移动终端学习为主,让学生有针对性地接触与授课内容相关的背景材料。教师预设并引导学生提前进入学习情境,使其产生对学习内容的强烈求知欲。 去年清明节,笔者带领学生赴四川外语学院附近的红岩革命烈士陈列馆等红色旅游景点,参观清明祭先烈活动,现场讲授如何采访事件性新闻。笔者在清明节前一周把相关景点纪录片上传到优酷网,将采访技巧和注意事项的图文内容到班级公共博客上,在微博和QQ群中了视频及图文链接地址并置顶。学生们阅读信息后纷纷通过微博的转发、评论或者私信功能与笔者及其他同学进行沟通,进一步明确实践要求及方式。很多学生将自己发现的参考资料也以类似方式与大家共享。 移动互联网还有助于教师在上课前初步了解学生学习的能力,为有针对性的教学奠定基础。在清明节前一天,笔者事先通知全班同学在19:00登录班级QQ群进行集体辅导。笔者首先在群里了一条类似题材的现场特写,要求学生迅速评述该文的采写不足和可改进之处,要求每人在20分钟后准时在QQ群里评述后自行休息,并在21:00再次登录QQ群看教师评析。接着笔者迅速评改学生作业,复制并简评有代表性的观点。21:00笔者将简评发到QQ群里,并讲解采访前准备及观察重点,然后回答学生提问。笔者在此过程中大致了解了学生的采写基础及问题所在,有利于第二天有针对性地教学,提升教学效果。 (二)课内学习:拓展教学方式,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在课堂教学中,笔者将移动互联网技术整合到课堂讲授中,促进了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1.拓展课堂信息量,提升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 教师在不影响教学秩序的情况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利用移动终端上网查询,及时解疑释惑,并迅速分享所得信息。如,笔者有时会在课上提到某经典新闻作品及其历史背景,但是不同学生对此的了解程度差别很大,为防止部分学生接收过多的重复信息,笔者留几分钟时间指导学生上网查询,然后发言分享信息。这种实践拓展了课堂信息量,提升了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经过几次类似的训练,学生逐渐掌握了快速搜索重点信息的能力。 2.利用移动终端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新闻采访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并敢于提问的能力。笔者下课前常留出10分钟请学生就当堂内容提问,但超过半数的学生畏惧公开发言。于是笔者请学生用手机登录班级公共微博并问题。为鼓励学生发言,笔者告知学生历次微博提问情况将汇入期末总评。然后笔者点评有代表性的问题并着重鼓励那些平时不爱发言的学生。由于时间有限,笔者将重点问题转发到本人微博中并课后在微博中回答。学期过半之后,笔者发现原本不爱发言的学生课堂表现活跃了许多,当堂发言次数明显增多。 (三)课后实践:教师设置任务情境,学生协作完成任务 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在实践中活学活用。因此,笔者设计了课后的任务情境,让学生分组采写新闻,仍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技术支持。为了避免学生在合作中出现消极怠工的情况,笔者通过移动互联网跟踪学生合作中的参与情况,及时与学生沟通,指导他们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笔者主要设置了两类课后任务: 1.信息差任务 有关教学研究指出,信息交换是人际交流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交流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参与者积极告知对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因此,促进交流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设置信息差。⑥依据此理念,笔者将任务信息分解,通过QQ给学生分别单独发送信息,使每组成员只能获悉部分任务信息。为了完成任务,学生需要利用各种方式与本组其他成员协商合作,补充完整任务信息,然后共同完成任务。组长收集交流过程中的关键录音,并通过QQ发送给笔者,笔者以此了解学生的交流情况。 2.团队合作任务 为了提升学生日后从事媒体工作时至关重要的团队协作意识,笔者布置了部分课后团队合作任务,并按新媒体环境下记者常涉及的四大符号系统(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来设置任务内容。 去年,笔者利用四川外语学院举办春季运动会的契机,指导学生利用移动互联网图、文、视频并用地进行现场直播。笔者首先把学生分为8组,其中6个组负责赛事报道,1个组负责图像视频编辑(另邀请两位高年级学生做技术指导),1个组负责文字校对。学生负责人在新浪微博建立了校运会讨论微话题,在优酷网建立了校运会视频专辑。 笔者告知学生将关于赛事的图文信息在微博讨论话题下,若采访事件值得深挖写成通讯,就利用长微博功能稿件。学生充分利用手机、平板电脑、可上网相机等移动终端拍摄新闻照片与视频。若无法独自完成视频编辑上传,则通过QQ等其他方式迅速传递给图像视频编辑组。为促进学生合作,笔者为此次赛事专门设置了新闻线索奖,鼓励那些正忙着采访却忽然发现了其他线索的学生,将线索在微博中校运会讨论话题下,为其他学生提供采访线索。学生采访中遇到采访难点时,可立刻打电话咨询教师,如果需要调动其他资源,就立刻在班级QQ群中求助信息,便于快速得到支援。这种在真实情境下的团队协作,由于有移动互联网的支持,学生们完成了对运动会的文、图、视频的立体式直播报道,提升了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敏感和业务能力,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教改效果及反思 教改结束前三周,笔者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也主动反思了教学过程。 (一)教改效果 移动互联网辅助下的新闻采写课程改革,使学生能够个性化、自主化学习,并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89%的学生认为教改增强了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虚拟互动与现实互动彼此促进,强化了学生的群体身份认同;92%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拓展了教师对学生的辅导领域、延长了辅导时间,实现了个性化辅导教学,有助于学生认清自己的问题并加以改进;98%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使自己更敢于发表个人意见,更能综合展示业务能力,从而使教师更了解自己,最终对自己的评价更加多元化。 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教师可以随时收集教学反馈意见,了解学生的学习及思想动态,并根据学生学习基础实施个性化教学方案,拟定对学生的不同评价标准。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教学方式,综合利用文字、图像、视频等资料,活跃课堂气氛,增进师生情感。 (二)教改反思 首先,教师要明确移动互联网辅助教学的立足点是“辅助”,不能喧宾夺主甚至取代教师的主导功能,教学应主要在现实中进行;其次,面对移动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教师应加以引导并监督学生有选择地接受信息,防止学生沉溺于网络娱乐功能中;最后,信息时代的教师必须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技术能力,否则无法更好地改革教学方式。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业务论文:舆情研究与数据新闻业务探索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大数据”的世界,任何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趋势,都可以成为丰富多样的数据形式被记录、计算和预测,这让数据新闻的产生如水到渠成一般。 互联网舆论格局变化催生新的信息服务形式 互联网舆情大数据是能够挖掘、汇总和分析的宝贵信息资源,这是主流媒体开始重视舆情数据工作的重要原因。网络舆情研究就突发事件和热点话题来监测、分析和研究公开的互联网信息,超越了传统的新闻业务范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从2007年以来,针对媒体报道和网民言论进行分析与解读,每年都和中国社科院共同推出《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倾向性”分析与词频统计打开一扇窗户 人民网早期的舆情研究根植于互联网信息增值服务,开发过“人民数据”,但直到找准了对于网上复杂言论定量化的“倾向性分析”,舆情研究才打开了一扇最重要的窗户。近年来充分运用舆情数据,结合传统新闻简报,把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特别是公共管理学等与新闻传播理论相结合,利用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盘点和分析社会舆论格局的变化,及时做出舆情预警和分析研判。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近年来注意对舆情、舆论、新闻与民意等不同概念的准确把握。首先,我们追踪研究网络舆论场,搜集和了解决策反馈,把握社情民意,为促进政民顺畅沟通和良性对话效力。其次,当网络舆情产生聚集时就会向网络舆论转化,网上舆论场外还有多元社会利益的博弈场,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引导就是要弄清网络舆论指向。第三,突发事件发生后,考察零星而起的网络言论会在哪些具体网站、网友群体之间迅速酝酿成为社会热点。网络舆情监测也要深入考察舆情压力的形成脉络与走势、网络传播特征和媒体互动特征。第四,编辑要掌握基本的舆情研判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舆情热点和拐点,为舆情应对做好前期基础工作的同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 从技术上来说,舆情监测与分析有最重要的五种诀窍,包括搜索工具、关键词运用、信息源、时间线和倾向性分析等。这五种诀窍,让舆情工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监测到来自各种媒体的舆情热点,判断网络舆情走势。同时,通过对网络舆论进行精准分析,准确把握重大新闻事件发酵发展的脉络。而舆情大数据平台这样的智能化工具,提升了信息搜索分析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工作效能,节约人力成本,也是当前舆情数据工作的发展方向。 数据新闻与舆情研究多元化模式的研发 近年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大量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模型,拓展了舆情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在大量舆情研究中总结出网民关注度、传统媒体介入、网站推荐位置、网络意见领袖关注度、外媒关注度和网下行动等数据热度指标,党政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行政问责、动态反应、网络技巧等舆情应对量化指标体系。2013年以来,我们运用智能化平台和数据软件工具,通过词频和情感词分析,推出“全国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总理两会答记者问”、“全国舆情地图”、“大数据图说高考志愿填报”等图解数据新闻。 在议程设置方面,我们注意观察政府、媒体和网民分别主导的三大舆论场域的此消彼长和微妙变化。对于繁荣活跃的网民议题进行必要的验证、甄别与疏导,消解网络水军、网络谣言对社会网络环境的伤害,对市场化媒体和境外媒体报道与言论进行及时考察与反馈。 在网络人文地图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多次进行了互联网博客论坛调研,深入了解我国网民分布和人群流动特征,比较不同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和热点虚拟社区的网民社会学特征。《2013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还推出了对国内网络意见领袖群体调查研究的成果。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在我国把互联网安全与信息化作为重要战略的今天,对舆情数据报告的探索,将为我国主流媒体转型和推出数据新闻产品,充分运用舆情数据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提供一些借鉴。 (作者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 新闻业务论文:论数据新闻对新闻业务的革新 【摘 要】数据新闻是随着数据时代到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报道形态,是数字技术对新闻业影响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新闻生产流程,促进了新闻业务的革新,主要体现在新闻报道模式、新闻语言和新闻管理方式的变化上。 【关键词】数据新闻;新闻业务;报道模式 数据新闻(data-journalism),又称数据驱动新闻(data-driven-journalism),是对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发现数据间错综复杂关系,以可视化的方式进行的新闻报道。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由文字变为数据,这是新闻业在信息技术浪潮下的转型与变革,它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促进了新闻业务的革新,主要体现为新闻报道模式、新闻语言和新闻管理方式三个方面。 一、新闻报道模式的革新 “模式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的形式,新闻报道模式是指新闻传播所依循的准则和样式”。数据新闻的出现,变革了新闻的生产方式,主要体现在新闻报道模式上。 新闻线索的新途径。传统新闻报道中,新闻线索主要来源于新闻会、记者招待会和热线。在信息时代,丰富多元的信息本身就是极富挖掘价值的新闻资源,媒体利用数据库,深度挖掘有价值的新闻故事,大大拓宽了新闻线索及选题来源。数据新闻的出现同时拓展了传统新闻的类别,通过赋予一般性事件以新的价值,预测类新闻的数量大大增加,有助于提升媒体竞争力。 新闻客观性的新实践。新闻客观性,是指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不偏不倚。然而,新闻客观性在学界一直充满争议:新闻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的影响,其报道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中立。 媒体融合的新形态。2012年12月,《纽约时报》网站了《雪崩》的新闻,报道了2012年2月美国华盛顿州卡斯凯德山区雪崩造成三名滑雪爱好者罹难的事件。报道首先呈现的是风雪交加的动态画面和寒风呼啸的声影,交叉使用文字、图像、影像、动画等表现形式,视听手段的完满结合营造了一种栩栩如生影像氛围,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视听体验,迅速吸引了大量读者,这一数字报道的作者John Branch于获得了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资深科技记者欧姆马利克非常看好《雪崩》形式报道的前景,他认为:“以这类型的数字化报道模式为起点,开创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重新定义新闻报道。”数据新闻作为一种全新的的报道模式,越来越注重多媒体手段的运用,它将传统的文本形式和多媒体技术结合,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需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二、新闻语言的革新 “数据可视化”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的形象化方式呈现出来的方法技术,它以静态或交互的可视化方式呈现给受众,清晰直观地解释数据内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受众在一定的情景背景中理解新闻事件,从而更能深刻地理解事件的发展以及背后的意义”,其中信息图应用较广泛。“可视化的新闻以可视化呈现的数据为中心,但不能单纯的认为数据新闻就是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它与传统的新闻一样还原新闻现场、讲述新闻故事,只不过是让受众更容易认知新闻事件中复杂的情境。”英国《卫报》的数据编辑西蒙罗杰斯认为数据新闻并仅仅限于可视化,它也可以以一个新闻故事的形式呈现,只是有时故事是用可视化效果或地图来讲述。2010年,《卫报》利用维基解密数据和谷歌地图软件,制作出数据新闻《伊拉克战争日志》,将每一名阵亡士兵作为一个红点标注在地图上的对应阵亡地点,触目惊心的红点地图所揭示的新闻事实引起英国社会震动,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国做出撤军伊拉克的决定。 三、新闻管理方式的革新 数据新闻的制作不仅依靠编辑的选题与策划,更依赖于技术的数据挖掘以及可视化处理,这种新闻生产方式决定了采编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密切联系。因此,如何合理配置传统的编辑部门与技术部门的资源,有效发挥数据新闻特性,成为新闻管理的新挑战。目前,国际主流媒体纷纷对新闻编辑部门进行重组,对传统采编部门做了一些调整,建立围绕可视化数据新闻的业务线,从而提高了数据新闻制作的质量。 如何将大数据中有价值的信息变成新闻报道,考验着新闻传播行业对信息的整理和意义的挖掘,随着数字技术对传媒业的深入渗透,编辑和技术部门之间的交叉合作更加紧密,但这种形式的新闻编辑室重组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数据技术人员很难前期介入报纸的内容策划,缺乏对新闻议题的充分了解,使视觉化新闻叙事变得有心无力。这对记者的数据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拥有良好的数据能力(即收集数据、提取有价值信息、理解数据、可视化数据、传播数据的能力)将是未来新闻从业人员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史蒂夫多依格认为:“每一位新闻记者应该好好利用数据新闻学,好好学习如何取得数据和运用像等工具软体,就能改善任何领域的新闻报导。他们即是资料新闻学家,又同时是编辑。”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媒介环境更加的全球化、开放化、数字化。数据新闻是新闻界在新媒介环境下做出的积极的应对和转型,数据新闻不仅让受众体会到了新闻报道的直观、简洁,更让受众对新闻的理解更加理性、深入。有“互联网之父”之称的蒂姆伯纳斯李认为:“数据新闻就是未来。”然而,数据新闻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与传统新闻报道相比,数据新闻尚不具备较强的可持续更新能力,因为数据主要来自具有持续的数据形成机制的行业或领域,数据新闻也主要集中在这些行业的报道,并没有涵盖所有的新闻报道领域。因此,数据新闻作为大数据时代新闻报道的一个新形式,它强化了新闻报道的某些领域,弥补了传统新闻报道的弱势,但它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新闻报道,而是传统新闻报道的有力补充。 新闻业务论文:网络人才之新闻业务能力 如今,上网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手段,然而网络记者却逃不过世人眼中“非正规军”的形象,有人还将网络记者戏称为“廉价记者”。其实网络记者不仅要具备传统媒体记者的所有素质,还要求具备网络、多媒体熟练运用的能力和对新闻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传统媒体所面对的受众群基本是固定的,或一个区域或一行业或一个受众群体,而网络媒体一旦将新闻到互联网上,其受众就涉及地球上的所有的人,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肤色的人都可能是网络新闻的读者。显然,为“地球村”提供信息服务的网络记者肩负的责任重大,相应要求网络记者具备的能力也就更高。 新闻业务能力是每位从业记者所必备的能力,指掌握和运用新闻手段的能力,即新闻的采访与报道能力。通常表现在社会活动能力、新闻判断与选择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文字表达与信息整合能力。 社会活动能力。都说记者是社会活动家,即使做不成社会活动家,至少也应该活跃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具备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上至政府官员,下至贫民百姓,善于交往,多方面接触群众,记者笔下的人物或新闻事件才会更加鲜活生动,才更有可读性和说服力。 新闻判断与选择能力。这是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基石,是从纷繁的社会现象中,敏锐地识别什么是新闻的能力,即新闻敏感。这种职业敏感来自对实际情况、有关政策和新闻特性的了解及采访经验的积累,在采访调研的基础上迅速作出分析、判断,这是网络记者所必备的重要素质。2005年11月20日,市民竟相散布哈尔滨要地震的消息,市民惊恐不安。东北网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了黑龙江省地震局了解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在网上发出了《黑龙江省地震局专家称哈尔滨近期不会发生地震》的消息,有效平息了愈传愈烈的地震谣言,让市民吃了定心丸。 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强的记者善于抓住事情的关键问题,很快了解事情原委及实质,并善于识别被采访者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同时还表现在对所了解的客观事实该不该报道及如何报道的判断和谋划上。如在一次被誉为“农民的好医生”黑龙江优秀共产党员战胜军的集体采访中,如何在众媒体中脱颖而出写好稿并非易事。东北网的记者放弃了传统媒体贯用的长篇人物通讯,而是跟踪拍摄了战胜军一天的工作生活,写成图文札记,最终这篇生动、真实、感人的稿件赢得同行及网民的一致好评。 文字表达与信息整合能力。记者肩负采访报道的任务,在采访到大量事实素材之后,就要通过书面形式把新闻报道出去,这就要求记者具备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网络新闻较强的时新性,还要求网络记者能够倚马可待,一挥而就,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掌握的素材写成新闻稿件。网络记者要善于在当今信息海洋中发现“珍珠”,并且用巧妙的手段将其串联起来,形成有价值的“项链”。 新闻业务论文:新闻业务研讨务必注重针对性、创新性、长效性 今天,我们举行“创新融合?世博会报道前瞻”专题研讨会。这是在上海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牵头下,由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解放、文新、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三项学习教育”系列专题研讨活动的一项,按照计划,接下来还将举办“网络检索与现场采访”、“以扎实的功底办好版面做好标题”等专题研讨会。今天这场以世博报道前瞻为主题的研讨会是这一系列活动的开篇之作。 实事求是而言,当前因为媒体市场竞争激烈、经营面临困难等原因,加之浮躁之风、取巧之风有所流行,有人认为新闻工作不必“青灯黄卷”,有“终南捷径”可走。一些新闻单位对新闻业务这一主业的重视和研究不够,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研究总结等方面,一定程度上认识还没到位、举措还没到位。我们讲事业发展,既要重视有形事业的发展,比如资产、资本、规模等等,更要重视无形事业的发展,这个无形的事业就包含了我们对人才的培养,队伍的建设,这是新闻事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百年大计和根本之道。 因此,记协提出要在“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中组织一系列的新闻业务专题研讨,我觉得很重要,尤其看到今天来参加活动的,年轻记者编辑占了绝大多数,更感到高兴。 下面我就新闻业务专题研讨活动的开展谈几点意见: 1.新闻业务研讨一定要加强针对性,要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两周前,在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上海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动员会上,我强调,要把学习教育与新闻业务、新闻实践紧密相连,结合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举办新闻业务专题研讨会,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研讨活动切忌主题空泛,切忌空洞议论,业务研讨一定要目标明确,有所针对,要能够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针对性的关键在于主题设置。今天的主题是“世博报道前瞻”,随后两场的研讨主题分别是“网络检索与现场采访”,“以扎实的功底办好版面做好标题”。看得出来,这三场研讨会的主题设置都是经过认真思考,有所针对的。世博宣传是我们近年来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到明年,世博会正式开幕,相关宣传将成为上海新闻界的一场“攻坚战”,一场“持久战”。攻坚战是针对其强度而言,持久战是针对其难度而言。世博宣传从7年前开始,到明年年底结束,将经历申办、筹办、临战、举办等多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宣传重点,不同的宣传策略,要求达到不同的宣传目的和效果。难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投入力量之大,是上海新闻宣传前所未有的。能否做好世博宣传报道,是能否充分放大世博效应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办好一届成功、难忘、精彩的世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地说,我们在世博会上的宣传投入不少,作品堪称汗牛充栋,有很大成绩,不能低估,但相当一部分工作影响力究竟如何还要清醒对待。兄弟省市了解世博的人少一点,大可理解,上海真正对世博正确、深入了解的也不多,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新闻舆论传播工作中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们“热热闹闹”行、“表面氛围”行,“深入人心”还有差距,到现在还真的很难说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把这个问题好好研究,就有针对性了。这不仅是采访世博条线记者的事,也是整个新闻单位上上下下、各个部门要共同研究的问题。 最近,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在此之前,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专访,正声书记到上海以后接受电视专访仅有这两次,两次都是谈世博。这既体现了领导对世博筹办工作的重视,也体现了对宣传世博的重视,正声书记非常重视借助媒体把筹办世博的信心、愿景,当然也包括难度,传递出去。“凤凰”的采访是产生十分积极的效果,形成了巨大影响的。凤凰网三日内点击量超过175万,欧洲和北美地区反响也很强烈。因此,今天我们把世博宣传报道作为系列专题研讨会的第一场,这个安排是恰当的,及时的。 另外两场研讨会的主题,我认为也是很有针对性的。“网络检索与现场采访”提出了目前新闻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以网络检索加拼拼贴贴代替现场采访。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危害新闻事业的大患。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如果我们放弃记者的现场采访,放弃第一手材料的挖掘和占有,满足于在网上搜索、粘贴,拼凑新闻,很容易造成以讹传讹,无中生有。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有些媒体越来越被互联网上的各类信息牵住鼻子,自己对新闻的发现能力日渐衰弱,再下一步,就是整个新闻事业的衰弱。“以扎实的功底办好版面做好标题”,看上去是抓版面,抓标题,其实质是抓新闻价值观,抓宣传导向。画版面、起标题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新闻价值观和舆论导向直接的、重要的体现,是一张报纸,一家媒体的脸面。抓不抓,是否用心抓,用什么样的思想、水平抓,大不一样。 因此,我认为,这三场研讨会的主题设置都是非常好的,结合了新闻界当前真实存在的问题,既有针对性,又有迫切性,希望通过大家的积极参与,讨论交流,能够真正起到推动解决若干问题的作用。 2.新闻业务研讨要充分调动年轻记者编辑的参与热情,在年轻人中形成热爱业务、钻研业务的良好氛围 我曾经在很多个场合表示过,记协开展活动,一定要研究如何吸引年轻新闻工作者的参与,记协要成为年轻记者编辑唱主角的舞台,也要尽量多地创造让年轻记者编辑唱主角的机会。因此,今年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所设计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其主要发动参与的对象,都是新闻界的年轻人。 年轻的新闻人,是媒体发展的生力军,也代表和影响着媒体的未来走势。一家新闻单位,对年轻人的培养重视与否,将直接影响着这家媒体的发展前途。当前,在部分新闻单位,对年轻记者编辑存在着“使用多,培养少”,常常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负责布置任务,派活儿,至于完成这项工作要注意什么、学习什么、准备什么,这个不关心,甚至根本没有。年轻记者在实施中有困难,不管;年轻记者水平不够需要指导,不管;甚至是自己的指令有偏差,根本无法实施,也不管。工作完成了,也没有总结和分析。长此以往,严重挫伤了年轻记者编辑的积极性,更谈不上支持和培养。 当然,另一方面,新闻界的年轻人自己也要积极主动寻找学习的机会。年轻人的特点是思想活跃,求新求异,敢闯敢试。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尤其是上面所谈的网络检索与现场采访、版面与标题制作,年轻记者编辑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大。出错不可怕,可怕的是出了错,挨了批评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好的,甚至简单理解为“上面管得太死”、“领导怕丢乌纱帽”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业务学习,加强业务交流研讨,在互相交流、分析中吸收、提升。要形成钻研业务、崇尚业务,业务人才受重视、得重用的氛围和局面。 我有时在思考爱因斯坦成才的原因。他的成才当然与很多因素有关,但其中有三个因素值得重视:一是他的叔叔很爱好物理和电器,这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他母亲从他7岁开始就要求他拉小提琴,足足苦练了7年,这个对他一生都很有帮助;最后一点,也是要引起我们充分关注的是,他在年轻时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奥林匹亚科学院,经年累月,几乎每周,经常在一起就各自思考的各种问题进行交流、研讨,相互之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巨大的启发和帮助。其中的这第三个因素,在我看来,是爱因斯坦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尤为重要的一点。 现在上海的各家媒体,对业务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是有所不同,有些单位研究氛围浓一些,有些单位散漫些、无所谓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在向本单位的一些前辈名记者、名编辑学习的同时,跨媒体、跨单位地在全市层面参加一些类似于今天这样的业务研讨,是很好的学习方式,也是很好地了解全市其他新闻单位业务水平、业务认知,进而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的重要机会。 这次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除三个业务研讨会以外,还有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希望上海新闻界的年轻同志抓住这些机会,多做交流,多学习。 3.新闻业务研讨要着重于创新性,以创新思想引领业务研讨 业务研讨的创新有多个方面,比如互动的形式、结合阶段性工作的个案研讨、全国同行业务借鉴研讨、全球化视野内的业务研讨,等等。但关键还是在于思想的创新,要以创新思想来引领业务研讨活动,力争推出创新性的成果。 年轻同志是很重视甚至渴望创新的,但着力点要注意,也就是什么地方创新是最重要的。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在的状况,是最不缺乏“新形式”的。我们看看自己的报道,几乎每天都有所谓标新立异的人或事出现。但很多所谓的创新,徒有新的表面,而无新的实质。新,不仅仅意味着不同于旧;创新,更不仅仅意味着推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不同,并不表示就好,新,也并不表示就有价值。我们所需要的创新,不是片面地追求与旧不同,与众不同,关键是要更先进、更优秀、更有价值。 对新闻业务而言,本质的、真正的创新在于思想的创新。思想力决定吸引力,决定影响力,决定穿透力。思想的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根本推动力。目前的新闻界,最欠缺、最需要的正是思想创新。思想创新包含了我们对新时期新闻工作性质和地位的思考、对新传播技术革命下传媒格局变化的思考、对新传播技术推动下新闻业务流程再造的思考、对国家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媒体市场化竞争的思考,等等。具体到某一项新闻报道工作,思想创新还意味着主题的选择、角度的切入、不同的解读、丰富的诠释等等。 比如,世博宣传报道,我们的创新不要仅限于又出了多少专版画刊、做了多少连线报道、直播报道,这些是需要的。但更需要的是要深入思考如何理解、阐释并表达好“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这一本届世博会主题的本意,如何让更多的受众同我们一起更深入地关注城市科学发展的命题,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命题。俞正声书记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本届世博会将带给世界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如何改善了上海的城市环境,也不单是拉动了多少经济指数,而是把如何实现城市科学发展的思考和若干成果呈现给世界。对这个观点,我们该如何理解,并如何传递出去呢?我们要把对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思考,融入到业务研讨中,以追求有价值、有思想内涵的创新。 4.新闻业务研讨要立足于长效性,要通过制度建设,使业务探讨、业务交流成为常态 业务交流和学习是需要创造机会、提供平台的。因此,我最后要强调的是,我们要把新闻业务的研讨常态化,制度化。 媒体要发挥主体作用,积极组织参与,记协尤其是青年记者工作委员会要发挥组织作用,要经常策划、组织全市层面的业务研讨活动。通过研讨,让各种思想,各种对新闻业务的认识,有所撞击、有所争论,撞出火花,论出共识,让所有参与的人,都能够有所收获,或者是开阔了眼界,或者是加深了认识,或者是转变了看法。 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业务研讨不要止于一谈而过,要重视研究总结,形成成果。这次举办的三个研讨会,每场结束后,记协和活动组织方要出工作专报,要详细总结研讨会开展的情况和形成的一些成果。三个研讨会全部结束后,要把研讨会的精彩内容汇编起来,形成“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交流材料,把研讨会的影响力充分放大,真正使之成为上海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抓手,成为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 此外,我们还要发扬过去好的做法,在年轻记者编辑中积极发掘业务骨干,发掘先进典型,组织个人作品研讨会,学人、学作风、学作品。要通过多种途径,以多种方式对年轻的业务骨干、先进典型予以奖励,重重地奖励,以此来激励更多的优秀年轻新闻人脱颖而出。
期刊设计论文:封面设计原则中文摘类期刊研究 一、文摘类期刊封面设计的重要性分析 (一)封面设计是文摘类期刊开展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一个文摘类期刊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不仅需要有符合读者阅读口味的高质量的内容,同时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外在形象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封面设计是文摘类期刊外在形象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读者看到刊物时第一印象的主要来源。“一个刊物质量的好坏,不仅同登载的文章有密切关系,而且与它的封面设计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文摘类期刊一定要高度重视封面设计工作,通过优秀的封面设计来塑造自己的良好市场形象,构筑自己的读者群和社会认知。 (二)封面设计是文摘类期刊内在品质的重要载体 封面设计是文摘类期刊的门面,也是读者对文摘类期刊的第一观感。一个期刊的封面既可以间接表达编撰者的思想和感情,也可以彰显其载体的内容和风格。每个期刊的定位和读者群都各有不同,这与期刊的内在品质密切相关。而文摘类期刊的内在品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在外在的封面设计上。因此,对于读者类型多样化的文摘类期刊而言,封面设计的风格要随着读者口味的变化而改变。 二、文摘类期刊封面设计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封面设计对文摘类期刊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主观上的不重视和客观上缺乏设计人才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我国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还存在着下列主要问题: (一)不能体现文摘类期刊的特色 在我国目前现有的文摘类期刊中,绝大多数都是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期刊,或是情感类、益智类的文摘期刊,时政类文摘期刊所占的比重不高。不同类别的文摘期刊在内容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期刊的封面设计也有着极大的差别。例如,专业性、学术性的文摘类期刊具有较强的专业特色,要求封面设计比较端庄大气,时政类文摘期刊的内容政治性、新闻性较强,要求封面设计要相对稳定。期刊内容的不同决定了这类期刊封面设计的整体风格必然不如情感类、益智类期刊般灵活多变。然而,现在不少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都有着向情感类、益智类期刊封面设计靠拢的态势,逐步呈现灵活多变的特点,时政类文摘期刊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趋势。应该说,封面设计的这种新趋势并不利于充分体现期刊自身的特点,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期刊的视觉美没有充分体现 文摘类期刊一般是每月一期或是每周一期,中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设计者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对期刊的封面进行艺术设计。期刊的封面设计“要讲究均衡或对称、对比、衬托与调和、分散与呼应、变化与统一、节奏与韵律、尺度与比例等形式美法则,要经得起审美推敲,给人以视觉美的享受”。然而,目前很多文摘类期刊都没有按照上述视觉美的要求进行封面设计。例如,有的文摘类期刊封面列出了很多文章的标题和图片,但标题和图片的排列却完全没有遵循任何的艺术规律,它们像是散落的棋子,被随意的编排在封面的某一个角落。有的甚至没有以一种恰当的形式把年份和刊期等重要信息排列在合适的位置,以至于读者要找到期刊名称以及出版年份、刊期等信息都必须进行地毯式搜索,严重影响了读者的阅读美感。 (三)期刊的设计水平有待提高 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水平差异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跟各期刊的重视程度有关。《读者》、《特别关注》等社会知名度比较高的文摘类期刊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封面设计工作,他们拥有高素质的封面设计人才,形成了相对稳定且灵活多变的设计风格。然而,我国很多文摘类期刊都存在着缺乏专业的封面设计人员、封面设计的专业水平较低等问题,这就导致期刊封面设计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直接影响了文摘类期刊的正面发展。 三、文摘类期刊应坚持的封面设计原则 (一)个性化原则 个性化是文摘类期刊非常重要的封面设计原则,也是文摘类期刊封面设计的首要原则。“封面设计的形象又和它所办的刊物定位有关,而刊物封面的定位又受刊物内容的制约,它们各自互相独立、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只有通过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反映出该刊物的独特内容,进而与其他刊物产生明显区别,读者才会由最初的好奇阅读进入到持续的兴趣阅读,最后实现对该刊物的长期阅读。具体说来,文摘类期刊个性化的封面设计原则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明显的地方性。 任何一个文摘类期刊都应该具有地方性,而不应简单地把国外的风景或图片当作自己的封面。如果条件允许,一个文摘类期刊甚至可以选取本地的自然风光图片或是能够体现本地风土人情的图片作为自己的封面。这样既可以展示该期刊所在地的风景及文化特色,同时,其独特的图片展示也能够吸引读者进一步了解刊物的内容。 2.可理解性。 由于文摘类期刊的读者群是非常广泛的,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对期刊的审美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既要兼顾高层次读者对该刊物较高品味的要求,也要充分注意考虑中低层次读者对刊物内容通俗易懂的需要。因此,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不能采取太过抽象的绘画等形式来展现模糊的含义。 3.针对性。 期刊封面的设计者要充分考虑该期刊受众的群体特征。以《学术界》为例,由于该期刊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学术界展开,因此,它的封面所采用的图片多来源于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或是知名人士。这种封面设计的方式就很能体现该刊物的主要特点。对于期刊的设计者而言,只有具备一定的生活感受和知识积累,懂得和熟悉不同类别读者的心理和审美特征,才能在封面设计中表现出恰如其分的艺术效果。 (二)视觉美原则 视觉美原则是指期刊的封面设计让人看起来拥有审美的愉悦感,从而产生继续阅读下去的兴趣和念头。具体说来,视觉美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字体设计的视觉美。 在一个期刊的封面设计中,刊名、出版年份、刊期等需要体现在封面上的文字信息要尽可能的简练、一目了然。同时,字体的大小和色彩要与封面相协调,期刊的年份和刊期等信息的位置要突出,以便于读者阅读和查找。 2.图形设计的视觉美。 文摘类期刊封面的图形设计可以利用很多要素,如绘画、摄影照片等,既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写实的。但通常情况下,由于文摘类期刊所面向的读者群很广泛,因此,考虑到受众的审美需求,其封面设计多采用让人比较容易理解和体会图形设计美感的写实手法,促使读者对刊物产生阅读好感和兴趣。 3.封面色彩设计的视觉美。 色彩对展现一个期刊的个性有着十分突出的重要意义。由于不同色彩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因此,封面的色彩设计一定要与文摘类期刊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考虑不同读者的心理特征,通过视觉生理、心理情绪等多方面因素的调和来合理搭配不同的色彩。 (三)稳定性原则 在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中,保持期刊封面设计的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非常重要。有些期刊每一期的封面设计都在图形、颜色、风格等方面发生很大变化,这让人很难记住这些期刊的符号特征。任何一个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都代表着这个期刊的社会形象,要想获得读者对一个期刊的稳定认知和理解,文摘类期刊就需要保持封面设计形式和内容的基本稳定,不能轻易调整封面设计的总体框架和形式。如果一个文摘类期刊总是频繁地调整封面设计,那么读者就很容易失去对这个期刊的稳定认知,从而影响读者对该期刊的忠实度。 作者:孟圆圆单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期刊设计论文:学术期刊封面设计创新探讨 一、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的创新原则 21世纪是科学与艺术紧密结合的时代,高校学术期刊具有科学性与权威性,在封面设计中创新意识的增强即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和谐表现。学术期刊的创新原则首先要体现在封面设计中,这不仅是时代的特征要求,同时也是学术的科学展现。 (一)专业学术性 高校期刊是学术权威的体现,就期刊的封面设计而言就是要遵循其学术性的原则。学术期刊与普通的生活休闲类杂志、文学艺术类杂志、娱乐时尚类杂志等截然不同,在封面设计中一定要体现庄重、严肃的学术气息,整体设计要体现出大方、雅致、清新脱俗的书卷气。设计师要充分了解高校学术期刊的定位,首先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打造特有的学术氛围,再用艺术的语言表现,营造出独特书卷气息。 (二)具有时代感 科学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学术论文同样要体现时代性,及时发现当下的社会问题,研究最具前沿的科技信息是高校学术期刊的使命。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就是要紧抓时代脉搏,体现出现代感。封面设计中各个视觉元素要简洁、流畅,力求把积极向上、高速发达的时代感表现而出。抽象的视觉符号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醒目单纯的色彩为我们带来乐观向上的心态,这些都是现代设计中常用的视觉元素。 (三)体现特色化 高校学术期刊因其研究方向不同、定位不同,所以也会形成不同的风格特色。期刊的封面设计禁忌常常更换,每期发行的期刊在大体格局与版式设计不变的前提下,细节设计可以略有调整,以体现出发行时间不同,为读者带来新鲜感。高校学术期刊与普通期刊有许多不同之处,太过媚俗或时尚、张扬都不能体现学术特色。期刊的封面设计创意要结合学校的特质、体现刊物的宗旨、展现地方的特色为核心,使其更具特色化。 (四)宣扬主题化 高校的学术期刊基本上都会有文理版之分,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封面没有太大区别,往往只是在封面的色彩或文字内容上稍作改动,这样就很难体现出期刊的主题,从而失去特色。如哲学社会版的期刊封面,在设计中要更具文学气质与感性色彩,而自然科学版就要更加理性化,给人以客观、公正、清新、自然之感。同一高校,不同专业类别的期刊一定要统一并富有变化,这样才能使书籍的主题更加突出并吸引读者。 二、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的艺术创新 (一)字体编排 在学术期刊的封面中,文字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如刊名、副标题、期刊号、编辑名称、出版社名称、学校名称等,这些文字信息都是封面中重要的视觉元素。众多的信息只有精心的设计与编排才能既不失美感,又主题突出,使读者过目不忘,乃至爱不释手。如郑州大学出版的《美与时代》。《美与时代》目前是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美学和艺术学学术期刊。封面中刊名设计独特醒目,字体干净利索,封面信息主次清晰,同时又透着一股清新时尚之美,阅读中为我们带来赏心悦目之感。在这份学术期刊的封面上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刊名的设计,字体把杂志主题与时代感体现的淋漓尽致,副标题、刊号、出版日期、内容简介等系列文字信息编排合理、条目清晰,不仅有很好的导视作用,同时与刊名设计衔接得当,在整个封面设计中使装饰与阅读功能合二为一。这使《美与时代》在大多数直接引用学校名称字体或名人题字的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中脱颖而出,美不胜收。 (二)色彩搭配 色彩在视觉传达中有着优先于图形与文字的优势,是人类情感的直接体现。色彩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作用,左右我们的情绪。不同色彩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同时又可以使读者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在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中,色彩的运用不仅对呈现期刊的风格特征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与所表达内容的合理搭配还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山西大学学报》,期刊采用棕色为封面主色,色调素雅而沉稳,显示出该校的悠久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式竖向的编排,学校古老而富有特色的建筑图片,以及行云流水般的书法背景无不与怀旧的色调相得益彰,透露出该校的独特风格韵味。再如《陕西大学学报》的封面设计,黑白红的色彩搭配强劲有力,色块分割构成简约时尚之美,烘托出一种宽松开放的办学理念和学术氛围,使其在众多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中脱颖而出。当读者第一眼看到就能够被这种强有力的色彩搭配所感染,并激发出阅读的冲动,从而使读者进入一个思考与探索的阶段。对于期刊封面来说,色彩所赋予的感染力,给阅读者带来的情绪影响是直接而重要的。作为设计师不仅要对色彩应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同时也要对该校的历史、办学理念、专业特色等做全面了解,这样才能合理运用色彩语言,设计出让广大读者喜爱的期刊封面。 (三)插图应用 快节奏的生活使我们走进“读图时代”。精美的插图使人们在阅读中拥有了更直观、形象的阅读方式,与此同时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变得更加便捷。“读图时代”的来临也使当代书籍设计发生改变,这种设计的变化也直接反应在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中。插图就是一种图形元素,它的表现形式多样,如绘画、电脑制作、摄影图片等,都可以作为学术封面的插图使用。插图早于文字出现,是一种比文字更为形象的视觉语言。学术封面中的插图可以将抽象的文字语言转化成亲切形象的视觉符号,使读者直观、准确、形象、快速地了解书籍所要传播的各种信息,以此获得愉悦的阅读体验。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出版的专业学术期刊《装饰》一书,生动的图形语言作为封面设计的主体,不仅使读者对每一期的内容具有准确直观的了解,同时也美化了期刊的封面,实乃一举多得的优秀设计典范。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装饰》,每一期都采用最新的资讯信息设计封面,从而拥有了更高的关注度,赢得读者喜爱,以此显示出该期刊的学术真实性与资讯快捷性。如本年度4月的热点话题是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离世与iphone4s的成功上市,这成为《装饰》在2012年4月封面的设计主题。又如2012年7月伦敦奥运会如期而至,奥运会徽成为该月的期刊封面,同时期刊内容也会针对奥运主题事件展开评论与研究。正是准确地运用了图形语言,读者才能透过《装饰》了解更多、更广、更全面的艺术评论研究,使得该期刊在其专业领域树立起学术性的权威地位。由此可见,学术期刊的封面插图设计不仅有美化版面的作用,同时也是期刊学术定位与精神面貌的展现。如果说读书能开启人们的心智,那么读图则能是视觉的享受,插图具有多姿多彩的表现方法与艺术形式,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复杂的信息转变成简洁的图形语言,使阅读成为一种轻松愉悦的审美体验。 (四)纸张与印刷工艺 优秀的设计要通过到位的纸张材料与高超的印刷技术才能够显现出来。纸张材料的选择不仅为设计锦上添花,同时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刊物的质量。由于高校学术期刊的庄重性、严肃性,选择一些有质感的纸张作为封面,能大大增强刊物的形象定位和设计水准。另外,选择与纸张材质相协调的印刷工艺,更能使封面设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摈弃毫无质感的纸张材料与粗糙的印刷方式,使学术期刊的封面在第一时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为原本刻板严肃的学术期刊赋予生动形象的性格色彩,使其具有生命力与感染力。当然,纸张与印刷工艺的选择要以适合该期刊的学术定位为准,太过复杂或成本过高的材料和工艺要慎重选用。总之,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与其他期刊相比需要相对严谨、低调、质朴的设计风格与表现手段,切记要避免那些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过度设计产生。 三、结语 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同样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是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体现。学术期刊的内容决定了其设计风格和表现形式,同时刊物的设计又是为其内容服务的。如果完全忽视内容只注重形式,或忽视形式只注重内容,都不能把刊物创办成优秀的学术期刊。高校期刊作为学术的风向标,要富有创新意识,封面设计时要做到内容与形式贴切统一、相辅相成,更好地体现出我国高校学术期刊的特色、内容及学术价值,做到学术性与艺术性兼容并行,使高校学术期刊不负时代的使命。 作者:王宇单位:河南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期刊设计论文:探求期刊封面设计的原则及发展趋势 1《核技术》封面刊登内容规范化要求 要想设计出好的科技期刊的封面,首先要了解科技期刊封面设计国家标准的规定。《核技术》期刊在进行封面设计时,遵循了相关标准和规定。主要依据了《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等中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涉及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中英文刊名、出版年月、卷期号、主办者、出版单位、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号等内容。与此同时,《核技术》期刊封面设计时还遵循了以下几点期刊封面设计的一般原则。(1)期刊不同于图书,它在出版上,具有时效性强、出版周期短、长期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一特点;在阅读上,具有跳跃性;在携带上,具有轻便性。所以在设计封面时,要保持稳定的特色风格,不能跳跃的太厉害,体现整体的统一。(2)封面设计的风格要与期刊的内容协调一致,要注重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如果期刊的内容是严肃的、学术性的,封面就不能过分活泼;期刊内容是较活泼、轻松、色彩丰富的,封面就不能太呆板。因此,科技类期刊的封面一定要体现相关的科技内容。(3)刊名应该醒目、大方和富有个性,字体、字号和位置都要设计得当,出现在最重要的位置,利于识别。(4)年份和卷期号的定位设计也是期刊特有的,读者都是通过年份和卷期号来判断刊物的新旧,所以应该放在突出的位置。 2国内外同类期刊封面比较 在《核技术》期刊封面设计时,本人调研了国内外一些优秀的科技期刊,如NuclearInstruments&MethodsinPhysicsResearch、PhysicalReviewLetters、AppliedPhysicsLetters、CellResearch、《中国科学》系列、《中国物理C》、《原子能科学技术》、《核动力工程》、《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封面底色为单一色或者条纹渐变色,没有图片,只有刊名、卷期号等新闻出版署规定的必要信息。(2)期刊封面放些风景图片或建筑物图片,但与本专业没有关系,只是增加观赏性。(3)采用代表专业范围的图片作为封面的整体背景,或者以抽象的概念图片作为期刊的封面,它能反映学科特点,但是一年内或者几年内都一个样。(4)封面设计采用每期重点文章里的图片作为期刊封面,并每期更换,突出了每期的主题和学术内涵;辅助以简明的色彩和简约的线条,使得期刊封面既有一定的艺术性,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体现科技期刊严谨简约的风格。笔者认为这一类型是比较好的。《核技术》封面重新设计时,借鉴了这一类的设计风格。(5)在封面上放广告,虽然能够起到很好的经济效益,但是感觉学术气氛不浓,不太适合科技类期刊,特别是学术类期刊。表1是不同类型科技期刊封面的比较,列出了每种类型期刊封面的优缺点。 3《核技术》2013年封面重新设计方案 通过不同类型科技期刊封面的比较,决定借鉴上节第4类封面设计风格,即封面设计采用每期重点文章里的图片作为期刊封面,并每期更换,这能突出每期的主题和学术内涵;辅助以简明的色彩和简约的线条,使得期刊封面既有一定的艺术性,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体现科技期刊严谨简约的风格。这种设计打破以前传统的、习惯性的封面风格,符合现代科技期刊理念,能够代表本学科科研动态,具有个性化。重新设计后封面的优点阐述如下。 3.1色彩改善 在色彩改善上,因为本刊一直是以蓝色作为本刊的背景色,所以还是决定采用蓝色作为主基调,但是不再采用单一的颜色,而采用渐变色和不同明亮度的蓝绿色作为背景。这样,色调不致过于沉重、呆板,既能够体现学术期刊的严谨气质,又能够显得活跃、轻松、色彩丰富。 3.2排版改善 在排版改善上,将版面进行合理安排,如将版面分为页眉、中文标题、英文标题、主题图片、页脚等区域;在页眉部分刊登期刊的ISSN号、CN号和CODEN号,中文刊名、英文刊名和卷期号间用细横线分隔,中文刊名也做了上下不同处理的美化效果,另外在刊名前加大写的“N”标明期刊英文的第一字母,并采用了倒立阴影的效果,增加了艺术性和观赏性;在页脚部分标注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上面用白色渐变弧线加以区分,显示出整体页面的流畅性。 3.3内容改善 在内容改善上,除了刊登国家规定的必需要素(中英文刊名、ISSN号、CN号、CODEN号、卷期年、出版时间、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外,增加与本期相关的主题图片,由主编和编辑人员依据严格的学术和审美原则共同选择,选取能够反映本期学术重点和国内外本学科领域最新最快的学科动态的重点文章的图片,并配上每张图片的图题和图片的出处,对封面图片进行一定的文字解释,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这样使读者对本期文章的重点一目了然,吸引读者阅读内文的兴趣。2013年第1期刊登的是一幅全息成像的图片,图片非常的漂亮,与背景有很好的融合,可谓相得益彰;第2期刊登的是一个XRD曲线图,介绍了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对直接硼氢化钠燃料电池放电后积分得到的XRD曲线结果,为当期刊物重点报道的内容,在设计上图片背景采用透明,透出封面原来设计的背景,字体也采用白色,在蓝色背景上更加醒目自然、清晰可辨。这样每期封面背景一致、主题图片切换的封面设计很好的体现了本刊封面风格的连续性,又突出了每期的特点和个性,见图2。 4封面设计的发展趋势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革新,今后科技期刊的封面再不会是保守单调的,而是花样繁杂、琳琅满目、不断发展更新的。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设计风格上,科技期刊一定会与时尚类期刊和社科类期刊越来越接近,色彩丰富、字体美观,既能体现科技期刊的特色,又能吸引大众的眼球。(2)在内容设计上,将与本学科的前沿发展相结合,从每期的封面即可看出本学科的前沿发展轨迹。(3)在内容传播上,考虑到与电子出版物的连接。由于当今互联网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技期刊上网已是大势所趋,现在我们正处于传统纸质出版物与电子出版物共处的时代[9],从发展趋势看,网上电子期刊无论是传播速度还是传播面都是传统纸质期刊无法比拟的。所以今后科技期刊封面设计时,要考虑到与电子出版物的连接,比如封面设计的主题和风格要与期刊网站和电子期刊的相一致,目前《核技术》期刊的网站和数据库投稿系统正在试运行阶段,估计在2013年7月正式对外运行,而此次网站设计的风格就是参考了《核技术》封面设计的风格制作的。(4)更多地运用现代化手段。随着现代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期刊的封面上也可以运用现代化手段,比如在封面上印二维码,通过智能手机扫描就可以打开对应的电子期刊的网站地址;或者封面上的主题图片可以与正文做超链接,从图片就可直接进入封面文章进行阅读,还可以显示浏览量和下载量等信息。 5结语 通过对《核技术》封面的重新设计,了解了很多国内外优秀期刊的设计风格,并且总结了本期刊之前的缺点,设计出耳目一新的封面。它既反映了本学科的重点科研成果,也显示出了本刊的个性;虽然本刊并不能像国外优秀期刊Science或Nature在科学界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本刊每期刊登的封面图片串联起来也能代表核领域科学发展的动态和进展,所以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并且本刊在页码上也做了改动,不再采用排序式编排页码,而是采用6位数字,以“期、栏、第几篇”的方式编排页码,为以后在线优先出版(OnlineFirst)和开放获取(OpenAccess)做准备。相信在2013年几期刊物出版后,稿源一定会有所增加,尤其是优质稿源的比例会大幅提升,并且发行量也会逐步增多,一定会得到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肯定。 作者:霍宏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联合编辑部 期刊设计论文:探索期刊封面设计办法 期刊封面是期刊的外在形象,读者看到期刊得到的第一信息就是来自封面,封面的色调、图案、文字等首先对读者产生感官的刺激。因此,期刊封面可以说是期刊“脸面”,亦是期刊的特质表现和风格体现,是吸引读者的期刊要素。因此,期刊的设计非常重要,在期刊设计中应当掌握一定的要求和技巧。 一、封面设计应要素突出,达到要求 期刊封面都有期刊名称、刊期编码、提示标题和图案四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以不同的组合、协调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面形象,能够彰显出区别于其他期刊的特质。一个特质突出、个性鲜明的期刊方面设计,需要具备如下基本要求: 1.刊名和标识突出。一般来说刊名要简练、文字要少,以便于读者记忆和理解,就达到了刊名的目的;期刊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标识相当于产品的商标,是区别于其他产品的品牌符号,它要具有便于识别、便于记忆、富含深意、具有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特征。 2.封面内容协调。封面中的文字、图片、色彩的运用应当符合美学要求,在运用中应当彼此协调,每期封面文字内容应当与本期内容一致,发挥出对期刊的导读功能。 3.封面在外在形象的体现上要具有相对稳定性。每期的封面内容虽有变化,应体现形象的稳定性,在标识、色彩、风格上应力图稳定性,防止较大变化给读者带来陌生的感觉。因此,每期封面在根据刊期文章内容变化中,其他方面的封面信息应是基本不变的。 4.刊名和标识突出。封面内容协调。封面要体现外在形象的相对稳定性。封面信息应突出艺术美感和特质。封面在表达基本的期刊的刊名、期数、标识等基本信息的同时,应力图突出期刊的文字、图标、色彩等整体信息的协调性、和谐性,努力给人以美好的视觉体验,给人以高雅、大气的视觉美感,给人以清晰的视觉层次。 二、封面设计应构思清晰,抓住关键 期刊封面要达到基本的设计要求,首先应进行精心构思,其思路应清晰,抓住关键点进行设计。因此,这就需要做到: 1.封面构思调研应充分。期刊设计构思应首先对期刊的种类、期刊刊载主要信息方向、期刊的市场定位、客户群体等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构思封面要表达的视觉效果,才能明确封面的表现形式和应突出的风格。 2.封面构思要以基本素材作为基础。封面构思不是凭空的想象,更不是无缘地胡乱涂鸦,而是依靠设计者对封面审美认识,需要对封面要素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还要有设计实践的不同体验,只有设计者具备了一定的设计素材基础,才能在调研基础上对封面的整体形象有一个整体形象的框架的描绘,这个形象框架描绘实质就是在已有素材的基础上的重新组合,甚至是再创造,可以说对封面整体形象的初步描绘是封面设计的雏形。 3.封面构思中要精选有价值的要素信息。在封面构思中,有很多素材堆积而成的封面形象,其中包含着很多的元素,这些众多的元素应当对其进行精心选择,筛选有用的、能彰显封面特性的要素,而将其中无关紧要的,甚至要对读者形成干扰的要素进行剔除。有时在封面构思中,设计者往往存在添加素材容易,而剔除已有的素材是不易做到的现象。按照“多就是少”的理念,在封面构思中,应当使要素的表达简明、清晰,集中读者对封面欣赏的注意力。 4.封面构思应立意新颖。封面设计与期刊中的文章写作一样,应有不同于俗套的新颖视角、新颖内容、新颖表达方式和新颖的渲染手段,因此,其在构思中的文字大小、字体运用、色彩选择、图案大批等应避免市场中的同质化,要不断探求,给人以新奇的感觉。 三、封面设计应突出特质,增强感染力 在封面设计中,特质是期刊个性的表现,而检验特质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能否给读者以美好的体验,能否对读者产生较强的视觉冲击力,给读者以较强的感染力。要做到这些,都需要在文字表达、图案设计、色彩表现上下功夫。 1.封面文字的表达应追求变化和审美。封面中刊名的文字是封面中最为突出的信息要素,它的字体、颜色若表现恰当,则给读者首先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实践设计中,使用不规则性美术字体较多,它较书法体和和美术规则字体而言,在个性表达、空间利用、艺术美感上都具有较强的优势,因而应用较多。传统的印刷字体比划单调、表现风格单一,而随着电子印刷技术的应用,印刷字体的表达也发生了较大变换,可以充分利用电脑空间技术,舒展印刷字体的笔划,表达刊名丰富个性。 2.封面图案的选择应表达鲜明与美感。图案在期刊封面中占据面积的主体,它占据了人的视觉中心,因此图案表达是否鲜明,是否具有美感,决定着是否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由于不同期刊的市场定位、读者面向是不同的,因此,它往往在封面设计的图案选择上也不同,或以动物为背景,或以植物为背景,或以山水为图,比如,科技类期刊,应以科技产品或科技建筑物、科技活动图片为封面,对于影视期刊则以影视人物或影视剧照、场景图片为封面,对于美术期刊则以美术作品、美术设计为封面,对于新闻期刊则以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场面为封面,以使封面与其期刊办刊方向相得益彰,从而有利于与读者进行信息沟通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可以说,期刊的图案选择应当服务于期刊的办刊内容。 3.封面色彩的配置应协调与赋予表现。封面的色调表现也要服务于期刊的内容,应符合期刊的办刊方向和风格,一般应对期刊封面的色彩进行艺术处理,要给读者以较强的视觉冲击,通过色彩的搭配、表达期刊的思想内容。期刊封面色彩的应用要考虑与刊名的色彩是协调,要突出书名的色彩,要与书名的色调协调,使背景色调成为书名色调的陪衬。一般来说,文艺期刊、美术期刊其封面的色彩表达可以以开放的视野,其表现形式可不拘一格,而其他期刊的色彩运用,则就要考虑符合期刊的办刊要求了。比如,对于儿童读物期刊,其封面的色彩可以表现为明快,但不需要强烈的对比,要体现色彩的柔和、清新和淡雅。 四、封面设计应找准期刊定位,彰显审美追求 封面设计应当始终服务于期刊的办刊方向,服务期刊的发展宗旨。其中在封面设计中应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要找准期刊发展的定位,二是要打造期刊的审美价值。 1.封面设计应找准期刊发展的定位。期刊发展的定位涉及市场定位、内容定位、受众定位、品质定位、营销定位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封面设计中要抓准这些期刊的定位要素,使封面的设计与期刊的定位相协调。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的经营中的品牌定位十分的关键,它关系到期刊的市场生存与市场竞争力,因此封面设计中应当特别突出与期刊品牌打造的协调。因此,在期刊封面设计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期刊标识应符合品牌要求。标识是重要的品牌符号,封面中的图案、色彩以及用字等都应当服从于标识,要做到标识鲜明、突出,并力争做到与期刊其他要素的协调,要在要素协调中强调标识的容易识别性、便于记忆性,使在长期的标识使用中,激烈读者品牌认识,不断增强标识的品牌影响力。 (2)丰富的设计要考虑营销推介的效果。品牌的打造靠质量,而更需要营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的封面在其营销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期刊封面图案、人物、色调是否多人眼目,期刊内容提示是否具有悬念,能够诱人去探寻,期刊在被陈列摆放时,其关键要素是否能传递给读者,都是期刊封面设计中应当关注的。其中期刊内容提示、期刊名称在封面的位置、字体的大小、内容的提示对期刊的营销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其品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2.期刊封面设计应追求独特的审美品质。期刊封面的审美品质,具有深刻的内涵,其或为期刊的文化特质、或为期刊的品质追求。因此,期刊封面中的文字、图案、色调不是简单的无含义的组合,而是追求的一种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个性品味,它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办刊的层次,彰显办刊的品味,体现办刊的发展方向,代表办刊的核心诉求。反之,一些低级、庸俗甚至是下流的图片被搬上期刊封面,则使期刊陷入粗俗、品质低等的境地,很容易招致读者的反感,从而远离。因此,在封面中追求审美品质是其最重要的要素追求。其中,在现代封面设计的审美要素中,应着重考虑文化内容、读者定位和技术应用等三个方面:。 (1)封面设计中应考虑文化内容对审美品质的影响。文化信息、文化成分往往是决定审美品质的重要内容。封面良好的文化信息传递,可以催人奋进,高雅的文化信息传播,可以潜移默化地对读者产生素质养成教育,丰富的文化信息,可以引导读者追求社会发展,担当社会责任,而寓意高雅的文化信息,可以激起受众美好的情感体验,给受众以精神的启迪和信念的力量,可以说封面的文化内容,可以提高期刊的审美品位,它是营造期刊美好精神家园的根本。 (2)封面设计中应考虑期刊读者定位的因素。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的读者定位越来越明确,不同的读者具有不同的审美需求,因而这就要求封面设计中要考虑面向的读者群体的文化层次、审美需求,要根据他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标准和审美习惯,进行封面的构思与设计。 (3)封面设计要重视应用现代的传媒技术。现代的传媒技术得到了发展,色彩的表现、图案的绘制、文字的变形等都在现代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印刷技术中具有了较多的创新机会,应重视这些技术的应用,按照市场需求性、时代潮流性与封面审美结合的观点,加强封面设计的审美追求与品质创新,提升封面设计的审美层次。 期刊设计论文:医学期刊封面设计的要求阐述 1医学期刊封面的设计要求 广义的封面包括封一、封二、封三和封四,具有保护、装饰、达意和广告的作用[1]223224,这里讨论的医学期刊封面系指狭义的封面,即指封一。目前,医学期刊封面设计已有改观,不乏优秀的作品,但仍存在创新不足、审美观念老化、缺乏品牌意识等问题。优秀的医学期刊封面设计,要迎合医学专业读者的审美心理,符合其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在进行封面设计时,应掌握以下几项要求。 1.1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期刊传播的文化信息决定其封面创意的轨迹,封面是内容的表象和含量的外延[2]。医学研究领域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临床医学又包括内科学、外科学等,各个学科又细分为不同的专业,每一学科和专业都有各自研究的对象和特点;因此,确立期刊封面的设计思想、主题和风格,应从期刊的专业特点和读者定位出发,设计出与之相一致的表现形式,或庄重严肃,或含蓄蕴藉,或淡雅脱俗,或明快简洁,或新颖奇特。封面的形式及风格,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办方和编辑出版者的办刊理念和学术追求,以及刊载内容的学科专业范围、属性、特点和特定的作者、读者群的定位[3]。新版《放射学实践》封面简洁和谐,朴实亲切,每期都会刊载各种不同的影像图片,配以重点论文的主题,引导读者关注数字化、微创化、远程诊断等影像医学发展趋势的最新报道,激发读者对医学影像学诊断与治疗新技术、新知识的探求,在展现医学影像学奥秘的同时,展示了科学的美丽,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4]。 1.2规范化与个性化相结合医学期刊的学术属性决定其封面必须有一定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必须有一定的格式,符合一定的标准。首先要按GB/T3179—2009《期刊编排格式》,在封面指定的位置上依次注明刊名、刊名汉语拼音、英文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主办者,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及条码等。这些规范化的格式,有利于光盘网络数据库的检索,也反映了期刊的连续性艺术;但是,如果所有的期刊都是同一张严肃的面孔,缺乏个性,就会显得十分乏味。封面设计艺术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读者第一印象的好坏,是对读者视觉的审美传递,也是艺术与文化通过封面作为载体的创意和个性化表现,不应将其理解为各类视觉元素的简单构架,要“赋予其新颖的创意和个性化表现,以极为强化的形象展示给读者,以期达到刊物的形式和内容的互动关系及全新的视觉效果”[5];因此,应在规范许可的范围内对封面进行艺术的加工,以突出医学期刊的个性,只有期刊的规范化与个性化完美结合,才能设计出成功的封面。《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每期封面均刊有名画,并在文中配以相应的文字说明,从艺术的角度吸引读者,使本来枯燥的专业期刊变得十分活泼、高雅,让人过目不忘[6]。 1.3稳定性与变化性相结合期刊作为连续出版物,有其延续性和稳定性,医学期刊的封面设计在一定时期内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既能稳定基本的读者队伍,又有利于期刊品牌与风格的形成。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的“国际”系列,如《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等,曾是《国外医学》系列,原就采用统一、相对稳定的封面设计,更名后这类期刊封面设计方案仍保持一致,庄重大方,突出系列杂志的整体效应和品牌效应,封面上3个相连的花环意义深远,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医学期刊虽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但数十年不变的面孔,易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而且,读者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也会对专业期刊提出新的要求,而不再停留在“温饱水平”,希望在阅读期刊内容的同时,能够获得更多的审美感受;因此,医学期刊的封面设计应是一个基于基本风格,进行不断调整、创新、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还应关注市场和读者的反映,给予读者以第一时间的打动。刊名好比人的面孔,色块、图案好比人的衣服,可以在刊名字体、字号不变的前提下,适当更换色彩、图片,以增强期刊封面的新鲜感和艺术魅力。 1.4整体与局部和谐统一期刊的封面设计是借一定大小的纸张幅面所提供的空间而进行的,在封面的方寸之间,设计者应用均衡、统一、节奏、对比、重复、重点和动势等基本原则对文字、图形、色彩等封面视觉元素进行组织架构,使得各视觉元素整齐、连贯、映衬、呼应、严密、平衡、一致[7]。设计时要安排好封面的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使封面各个视觉元素构筑成最终有组织、有系统的视觉空间,做到整体协调统一,局部呈现韵律和变化。《眼视光学杂志》在封面的右上角镶嵌着一只经过放大处理的蓝黑色眼睛,顾盼有致,眼睛的右上角嵌有一橘黄色块,封面的主基调为黄绿色,设计者用具有中国韵味的黑色书法体刊名将原本分离的色差较大的色块有机地连在一起。这样既可把握封面设计的整体性,又使局部画面充满生机活力,让读者充分感受到整体与局部和谐统一后给人带来的那份艺术视觉冲击力。 2医学期刊封面设计的视觉语言 视觉语言是以视觉可以认知的表现形式阐述信息的过程,它借助于视觉图像来传达信息的设计,以文字、色彩、图形等为视觉认知语言的基础元素进行艺术表现[8]。 2.1文字语言平面设计的字体大致分为2类:一是以西方文字为代表的字母文字,如希腊语系文字;二是以东方文字为代表的独体文字,如汉字[9]。文字既具有语言意义,又是抽象的图形符号,它是点、线、面设计的综合体,如一个字可以看成一个点,一行字可以看成一条线,一段文字可以看成一个面。文字设计主要从字体的使用、字号的选用以及在封面中的位置等方面来进行。封面所用的字体主要有印刷体、手写体和美术字。印刷体可应用于所有文字;手写体可用于刊名;美术字变化多,可用于刊名和要目等。医学期刊除刊名外其余文字宜使用稍小的字号,给人以理智、冷静的感觉。文字在医学期刊封面中的位置主要有三段式、对角式和一角式[1]229等。刊名的设计是刊物的点睛之笔,是读者鉴别期刊的重要标志;因此,这里主要讨论刊名的设计。封面的上半版比下半版更具强势,刊名通常应以横排形式固定在封面的上1/3位置,这样可以获得醒目效果。也有期刊,如《中华医学杂志》采用竖排形式。刊名字体型号的选择,应与刊物性质和内容的搭配密切相关。医学期刊的中文刊名字体可以采用印刷体和书法体,书法体可以美化封面,增强艺术感染力。刊名的字号大小可以不一致,其中需要强调部分所用字号可以稍大一些。如《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其刊名为黑色、规整的印刷体与红色的书法体(“中西”)结合而成,“中西”2字比其他字要大一号,排列错落有致,既有现代感,又有民族特色。刊名要与封面其他文字具有强烈的对比,产生层次感和节奏感,避免封面元素均衡。可以对刊名在造型、笔画和构架上进行装饰,如把刊名做成立体浮雕状,并在名字下加上投影,从而产生空间感,增强视觉冲击力;也可将字体反白,字的四周用重色烘托,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感;还可以借鉴英文字体编排的艺术手法,体现设计中的自由风格[10]。此外,刊名在较长周期内要保持一贯的风格,以保证其稳定性。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无论是汉字还是英文,都具有俊秀、浑厚、奔放、飘逸等各种风格,能让读者去品味体会。字母文字比汉字更具形式感,更便于设计。例如中华医学会“中华”和“中国”系列杂志封面左侧35mm宽的深色块内均印有3个CMA(ChineseMedicalAs-sociation的首字母)的字样,顶左底右,CMA这3个字母被适当地变形,并用连接的艺术手法在各个字母外围加边线,将其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美观的统一体,既形象地代表了中华医学会这个品牌,又具有现代韵律感。但是,目前国内医学期刊利用英文字母的特性对封面进行设计尚较少,若能把国外字母字型艺术变化的手法应用到国内医学期刊上,将会给期刊封面带来全新的感觉。 2.2图形语言图形是人类通过视觉形象传达信息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它是人类视觉语言的基础,比文字更形象、更具体、更直接,在一瞬间便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图形的形式有黑白画、彩色插画、摄影照片等,表现方法有抽象的手法、图案的手法和写实的手法等[1]231。 2.2.1写实的手法医学期刊封面图形多采用此法:1)在封面构图中融入医学元素,期刊专业特点一目了然。可选取与期刊主题或本期专题相关的医学类图片,如《解剖学杂志》每期都选用内文中重点文章的一幅图片作为封面图形。2)融入民族元素,体现民族特色。如《Journal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中医杂志,英文版)选择青花陶瓷作为标志性的构图元素,恰好又符合当下流行青花瓷的时尚。3)刊登专业会议的新闻图片或本领域内的名人照片等,如《人民军医》每期封面都以一位人民军医的风采吸引读者的眼球,内文并配有封面人物简介。4)刊登广告图片,既能美化封面,又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如《医疗卫生装备》在刊名下方刊登大幅广告,广告图不但没有抢占风头,反而将刚劲有力的红色书法体刊名托到读者眼前。 2.2.2图案的手法医学期刊的封面也可设计一种能表征期刊属性或者专业特点的图案和符号,参与封面的构图。如《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以2个肾、2条输尿管和1只膀胱连接起来勾勒成泌尿系统的一个剖面图作为封面图案,直观而形象地表征了期刊的专业特点。还可以根据刊物特点设计新颖而有代表性的刊徽,点缀封面,增强稳定性。如《白求恩军医学院学报》封面在墨绿的底色上配以黑色刊名,显得有些灰暗,但刊名下方一枚金色的白求恩头像徽章,一下子打破了这种沉闷。 2.2.3抽象的手法医学期刊也可以采用这种手法设计出能反映专业特点的艺术构图。如《沈阳医学院学报》封面的主体是一条“S”(刊名第1个字母)形路,路面则以富有医学含义的DNA双螺旋样图形铺就而成(颜色由紫到蓝渐变),由封面的左下角向上向前蜿蜒开去。整个构图抽象而富有含义,“路”由近及远寓意了学院的发展和未来,亦可理解为学院中“教师”和“学生”2大主体的共同发展,或理解为医患关系的和谐。DNA双螺旋则表明基因工程已成为医学生物技术的核心技术,造福人类健康的作用是无限的,医学生任重道远,而双螺旋的向上延伸宛如升腾在科学上空的瑰丽彩带,令人神往[11]。 2.3色彩语言色彩是视觉效果中极敏感的因素,最引人注目[12]。期刊的封面色彩应该与期刊的内容和品牌气质协调一致,医学期刊的内容严肃、庄重、权威,底色色彩一般不宜过浓,以淡冷或暖色为基色。任何一种彩色都具有色相、明度和纯度3大属性,期刊封面设计的色彩处理也主要从这3大因素来进行,同时要考虑色彩的冷暖、面积、数量、调和、呼应等因素,才能使色彩协调。 (1)色相即每种色彩的相貌、名称,如红、橘红等。医学期刊封面在配色时应以一种主要颜色集中或分散地占有相当的面积,再从中点缀小面积的其他颜色。这样主调鲜明,并能产生色彩变化,使整个设计既显得统一庄重,又不乏对比变化,给人以良好的视觉感受与审美乐趣。如《岭南现代临床外科》的封面以蔚蓝色作为底色,封面顶部开白窗,黑色书法体刊名横排于其上,封面中下部左侧是色彩丰富的竖排风景画,右侧为本期主要论文的题名,以白色字竖排,形成一条条白色的竖线,与右侧的风景图片形成呼应的关系,左下角开白窗刊印条码,与刊名呼应,右下角黄色的刊徽和橘黄色的年份及期号与图片呼应,整个构图点、线、面协调统一,富有节奏感,给人以典雅优美、清新自然、对比鲜明的视觉冲击。 (2)明度即色彩的明暗差别,亦即深浅差别。明度接近的色彩搭配,给人以变化丰富、朦胧虚幻之感;明度相差大的色彩组合,则给人以响亮明快、对比强烈的视觉冲击[13]。《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封面色彩即采用了同一色相的深浅变化,从左上角向右下角为渐变的蓝色、浅蓝、白色,使得整个封面具有立体感、空间感、轻重感和层次感,同时还能使人联想到蓝天白云,让读者在阅读学术文章之余,获得一种轻松愉悦和安宁祥和之感。 (3)色彩的纯度又称饱和度。纯度高的色彩艳丽,而纯度低的色彩则灰暗;纯度高的色彩具有运动感和热烈感,而纯度低的色彩则具有沉稳感与平和感[13]。在封面设计时特别突出的刊名,可用较纯的颜色,而其他次要的图形作为陪衬色,则要降低其纯度。《口腔颌面外科杂志》封面以高纯度的红色为底色,书法体刊名反白横排于封面的上1/3,英文刊名用纯度较高的黄色分3行居中排列于封面中1/3,英文刊名下方则是一从封底、刊脊至切口的绿黄色条带,其上刊印英文年月、卷号和期号,封面的右下1/3刊印着红黄灰相间的刊标,左下角反白刊印条码。整个封面用色艳丽而不杂乱,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那一袭红色让读者能在众多期刊中一眼就能看到。期刊封面设计中常需留有一定的“空白”或“空间”,如果没有了白,不仅色彩层次显得欠缺,而且使人有透不过气的感觉。国内许多医学期刊常以不同明度的绿色和蓝色为封面底色,配以白色刊名,封面四角或反白字体刊印刊号、主管和主办单位等,或开一小白窗刊印条码,虽然比较简单,倒也清爽透气。 期刊设计论文:院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革新 封面设计是如今书籍装帧中一个最重要的项目,人们对书籍的第一印象便来源于封面的设计,其美丑直接决定了读者对该书籍的取舍。多年来,高校学术期刊与学报的封面设计大多没有得到重视,很多高校学术期刊在早年的创刊初期并没有“封面设计”这一概念。而近年来,由于网络与计算机的兴起,电子版书籍逐渐取代实体书籍,而高校学术期刊很大程度上成为为作者服务的目的性刊物,从而忽视了学术期刊的封面,使得其不仅不具有艺术性,更谈不上“设计”之说。本文就如何更好的讲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创新展开问题探讨与研究。 一、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的特点与内容 (一)学术期刊封面的构成元素 学术期刊的封面,从大体来说,主要以稳重、朴素、严肃等为特点,着重突出学术的理论性,不讲究花哨的风格,这与高校注重学术研究的特点相辅相成。大部分的高校学术期刊封面,大致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简单的色块和文字构成,没有太多的图案等元素,以文字的排列为主,色块与线条为辅;另一类是将本校的标志性建筑艺术化处理之后放置于封面上,直接作为封面的主要元素呈现于公众眼前。 (二)学术期刊封面的色彩运用 为了体现学术的庄重,严肃的特点,绝大部分高校学术期刊的色彩采用了单色或加套色底纹[1],并运用了蓝色、绿色、暗红色、米黄色等安静沉稳的色彩。也有小部分期刊运用了渐变色,这就使得稳重中略带一点活泼,打破了整体一色的单调、沉闷。也有部分期刊使用两种不同的色块的搭配,这样就显得醒目,并带有一定的装饰性。 (三)学术期刊封面的文字安排 将本校的校名原字体照搬上期刊封面,是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的选择,这样便直接反应了本校的校名特点;另外还有的期刊使用手写体,如名人题字;而标准字体则是除上述两种选择之外的最佳选择了。在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文字安排上,一般有标准中文名,标准英文名,国内与国际刊号,年卷期号,各方收录等信息,一目了然。 (四)学术期刊封面的构图 一般来说,期刊名称在封面上方的比例在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中占比较大的比例,其次的就是在侧面。在构图上来说,人们的阅读习惯为从上到下,所以首先要知道这是什么刊物,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刊物名称。而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中,英文名称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装饰性的文字,有不少学报将英文名称刻意的放大,成为装饰封面的一部分。在背景的选择上,纯色的背景占大部分,有的则以抽象的图形辅助文字。 二、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一)学术性 无论怎么改革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首先最基本的是不能跳脱其学术性的原则。学术期刊与一般的文艺杂志,时尚杂志不同,在封面设计上要遵循庄重、严肃的规律,整个设计要文雅、大方,流露出一种书卷气[2]。从这一点来说,就要求设计者把握好设计的“度”,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营造特有的学术氛围。 (二)现代感 学术论文的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及时研究当下社会问题。同样,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也是如此,要具有时代感,现代感。在设计过程中,可以利用比较流畅的曲线,代表飞速发达的时代元素,也可以运用类似光束的效果,或者是利落的几何体、点阵等。这类简单抽象的元素在设计中,往往代表的就是现代感。 (三)特色化 形成特色,突出风格。学术期刊的封面不必常常更换,这是与时尚生活期刊的不同之处,所以在特色风格的形象上较之其他刊物有所削弱。而一个好的封面设计,可以给高校的学术期刊带来强烈的存在感,结合该校的特质,或地方的特色,体现刊物的宗旨,有创新,有突破。 (四)主题化 很多高校的学术期刊,有文理版之分,为了区分,往往只会在封面整体颜色上做出改动,而封面内容不变。这种区分方式只有对该期刊熟悉的读者,才会从颜色上进行分辨。社哲版在封面图案上,可以运用中国传统的图案、特有的纹样、或是篆书体等古文体作为底纹;自科版则可以将数字符号、公式等艺术化处理后作为底纹。这样就能让读者对不同的刊期进行快速的区别。 (五)艺术性 目前,在市面上的书籍装帧中,封面设计的表现手法,强烈的艺术感占据了半壁江山,各种抽象的,超现实的,简单的,强烈的手法使设计达到很好的效果。虽然强调独特的艺术性手法,但是由于学报的特殊性质,局限了很多好的设计形式,设计者在体现艺术性和形式感的同时,必须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三、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应遵循的艺术设计要求 (一)合理布局在众多的高校学术期刊中,封面设计的布局大多分为左右布局和上下布局。刊名作为最主要的部分,设计者往往在这方面做设计变动。由于中文刊名常常用到比较规范的字体,设计者可将英文刊名夸张艺术化,如首字母放大并占比较大的面积,在版面设计中,字体设计在一个规矩的框架中,不同的文字,词组有大有小,这就让人感觉既活泼又统一。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喧宾夺主。 (二)色彩搭配单一用色是大多数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的选择,单一用色能很大程度上避免多色彩太过华丽的装饰性。一般来说,学术期刊封面的色彩不宜过多,三套色以下为佳,但极小面积的使用多彩色,反而能达到醒目的作用。在用色上,尽量避免对比色的出现,多使用同色系,尽量选择温和、安静的色彩搭配。如果希望刊物的封面醒目些,可以考虑使用较亮眼的淡色系来多色搭配;如需使用灰色系,要注意灰彩色容易显“脏”的特质,并且不建议使用满黑来作为学术期刊的封面色彩。 (三)体现质感好的封面设计要搭配好的纸张和印刷技术,纸张的选择从另一个方面突出了刊物的质量。由于高校学术期刊的严肃性,庄重性,选择一种有质感的纸张作为封面,便大大的提高了刊物的整体水平。另外,建议摈弃粗糙的印刷方式,选择相对精美的印刷,由于封面设计对于一本刊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印象,粗糙的印刷将直接影响到读者的对这本刊物的看法。 (四)特殊工艺如今在印刷手段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艺能体现出设计者的设计意愿,例如凹印、凸印、烫金、植绒等等手段。设计者在这些工艺的选择上,针对高校学术期刊的特点,可以小范围的应用,比如刊名使用凸印,会显得比较精美,但有些工艺却不宜大面积使用,比如烫金字,这就需要设计者把握这个度。与其他期刊相比,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需要相对低调,相对朴素,而太复杂的印刷工艺成本略高,这对于高校的编辑部来说,是一笔并不需要的开支。 (五)整体配合除了封面的设计,还有书脊、封底等部分的设计,期刊的封底有刊物的一些详细信息[3],在编排版式上也需要设计者注意美感,对字号的选择,排列的方式,都应该与封面的设计协调,整体,统一,首尾呼应。其他部分的设计,也是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四、结语 高校学术期刊,是高校中比较特别的一部分。其封面设计,是相对独立的艺术创作,更是体现高校综合素养的展现过程,但往往容易遭遇忽视。封面的设计,只有确定了设计理念,才能出色的设计出既符合学术期刊的内涵,又体现艺术特色的作品。作为学术前沿的大学校园,学术刊物在一定时候可以直接反映该校的文化素质,并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就要求不论是期刊编辑,还是从事学术刊物封面设计的业务人员,都需要有一定的美学修养和艺术眼光。好的封面不仅能给读者留下好的印象,并给予读者美的享受,而且能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是不可忽略的艺术价值。 期刊设计论文:期刊版式设计法律保护 一、版式设计权的概述 (一)版权设计权的概念。版式设计是包括对图书和期刊等刊物的版面内容的创作,包括对版心、行距、排式、标题以及符号等版面安排的综合布局。版式设计权是我国《著作权法》赋予出版者的重要的权利之一,且属于著作权中的邻接权。根据《著作权法》第36条规定,“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由于《著作权法》并没有具体对版权设计内容和保护范围的具体规定,所以在其他法律概念中,还存在容易与版式设计权相混淆的其他概念。(二)版式设计与装帧设计。版式设计的概念在此不再赘述,而装帧设计是指对图书期刊的外表的装潢创作,包括刊物的封面、书脊、和扉页等印刷作品直观外表的设计。二者在客观上所包含的内容就不尽相同。再从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的法律性质方面分析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因此,二者在著作权法中保护的体现也是完全不同的。版式设计对于出版者而言,无论在该图书期刊是否构成作品,被著作权保护和认可,都会单独被著作权法保护,明确赋予给出版者版式设计权。而装帧设计不是著作产权法中一项被独立保护的权利,只有其依附的图书期刊的印刷物在构成作品时,才能够被当作作品的一部分被著作权法认定,否则只能作为外封装来对待,不能直接被著作权法加以认定。综上所述,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分析,版式设计权是明确被著作权保护的权利,而装帧设计不是被著作权独立保护的权利内容。(三)版式设计权与外观设计权。二者法律性质及保护的范围不同,版式设计权属于著作权中的邻接权,而外观设计权属于专利权法中的专利权。保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是指,出版者有权赋予或禁止除权利人外的他人应用其版式设计作品的权利。而专利法的规定外观设计权的保护的内容包括,一是设计者在图片图书等知识产权类上的外观设计作品。二是专利申请人在申请其专利时在其专利产品上使用的独特外观设计作品,该外观设计会被当作专利的一部分进行保护。此外,这两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会存在重合现象。当出现这种的情况时,根据二者权利所属法律各自保护对象的范围和特点,专利权保障的范围和强度明显高于版式设计权所设计的范围,所以当两项权利内容和性质发生竟合时,一般会通过专利法中的外观设计权来加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二、我国版式设计权制度的缺陷 (一)侵犯版式设计权的维权具有依附性。版式设计权是在作品传播中被产生的权利,也是从著作权中派生出的邻接权。因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是伴随著作权享有人的著作权利而产生的,如果没有著作权人创作作品,也不会存在作品传播的过程,当然版式设计权也不会出现。因此,得到著作权人的允许是版式设计权在行使过程中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会被其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所约束。通过司法实践也可知,因单纯侵犯版式设计权而起诉的案件很少存在,都应该当依附于著作权的侵犯而一起起诉,因此,独立且全面的保护版式设计权在目前理论和实践中都很困难。(二)版式设计权的内容缺乏明晰的界定。首先,《著作权法》对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的相关规定非常笼统模糊,并没有对版式设计权保护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作出规定。同时,仅仅明确了禁止“使用”出版社、期刊的版式设计,但没有界定“使用”的内涵和外延,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是复制的行为。但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网民数量的激增,致使出版社的版式设计的作品高速传播,被合法以及非法“使用”的机率增加,在开放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互联网领域中,如何界定版式设计内容以及在互联网环境下对“使用”版权设计的认定成为最主要的问题。(三)版式设计权的侵权责任追究困难。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9款规定,侵犯版式设计权的侵权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首先,针对停止侵害,一般来说,版式设计部分在整部图书期刊中只占较小的比例。当侵犯版式设计发生在出版物实际出版发行过程时,如果单纯因为侵犯了版式设计权就贸然不再发行该出版物,并召回已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加以销毁,这不仅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而且不利于保护该图书期刊的著作权者的利益。其次,关于精神赔偿方式。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中还没有规定精神赔偿进行。因此如果被侵权人向法院提出由请求侵权人向自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精神赔偿的请求时,法院很难给予权利人支持,这也是极为矛盾的一点。最后,关于赔偿的计算标准,包括被侵害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非法所得以及其他相关法定赔偿部分。实践中,版式设计权实际损失一般只包括出版刊物的设计费用,但无奈的是,在刊物出版过程中不会独立计算版式设计的费用,因此想具计算出侵犯版式设计权的赔偿额度是较为困难的,版式设计权人想要得到经济赔偿或者补偿也很难落实。综上,侵犯版式设计权的后,权利人的追责是存在很多困难,根据现有侵权责任追究制度,出版人的版式设计权在受到侵害时很难得到相应的经济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三、版式设计权保护的完善 (一)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范围。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版式设计权并不包括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规定的范围内。但随着我国艺术文化作品在网络传播数量的激增和速度的加快,目前大多数图书期刊已经推出了数字版,因此通过网络传播侵犯版式设计等信息的侵权行为也大量涌现,如果我国立法还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不包括版式设计权,侵权人可以通过法律漏洞畅通无阻且无后顾之忧的侵犯网络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为了符合时代的发展和主流思想,将版式设计权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内势在必行。(二)完善版式设计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联系。由于传统出版刊物的版式设计独创性要求较低,所以法律只给予了版式设计权邻接权性质的保护。但是,版式设计受保护的条件之一是需具备独创性,但我国法律未规定其判断标准,在侵权案件中出版社也面临着取证难的问题。而通过公法性质的《反不当竞争法》可以对私法性质的《知识产权法》起到兜底性的保护作用。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法》关于出版者版式设计权的保护存在空白的地方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寻求救济和正当权利利益的维护,填补漏洞,以体现公法的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秩序的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将著作权法与反不当竞争法更有效地衔接起来,保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甚至能够全面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三)完善版式设计权的追责机制。现有的法律规定对于侵犯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的责任追究规定较为笼统,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很难得到应有的救济和赔偿。版式设计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虽然其独创性程度的认定仍存在歧义,但此已表明版式设计汇集了版式设计人的精神以及脑力劳动和艺术创作,应当被一视同仁给予应有额保护。相信每一位创作者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投入热情和精力,也会表达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著作权法是否引入精神赔偿也值得商榷。与此同时,在其他民事责任的赔偿也应当更加符合实际,尤其在经济赔偿上,应当更细出更有针对性的赔偿标准,更好地保护出版者的合法权利,以此促进我国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著作权法》中对版式设计权制度的理论缺陷,同时版式设计权保护在司法实践也同样的窘境。同时,图书期刊的出版者或出版社需也要提升版式设计的创新性和数字化理念,从而在源头上避免版式设计依附性的制度缺陷,借此来提高其图书期刊在传统市场和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力。 期刊设计论文:儿童期刊封面色彩设计探究 一、大自然赋予儿童丰富的色彩世界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曾于1933年夏所作不朽诗词《菩萨蛮•大柏地》中生动的描写了雨后天空中太阳折射出七色彩带壮丽自然景观。天空中雨后湿度很大,构成了极小的水雾微颗粒,彩虹就是由于太阳光线照射在空中的水雾微颗粒,形成光的散射进而反射形成美丽的七色彩带。于是,从古至今人们对色彩的认识就经历了从感官到理性的升华,掌握了利用红黄蓝三原色,冷暖互补,判断、推理、演绎等抽象思维能力,绘出大自然五彩缤纷的画图。清晨人们在空旷的田野里或在大海边就会看到硕大的红红的太阳在东方冉冉升腾,傍晚,在西方天空中烧的通红的晚霞中缓缓落山。那就是人们首先看到的激情、热烈、奔放“红”的色彩,这就是小朋友都喜欢的小红棉袄、大红苹果、红高粱的颜色。它是基本三原色之一,可见光红色波长大约为约625—740nm。橙色是温馨、浪漫、辉煌、华丽、光辉的色彩,是暖色中最暖的色彩,是电磁波的可视光部分中的长波,波长大约为590~610nm。黄色给人以轻快、活波、舒畅、纯情大的感觉,黄色是一个暖色调,其电磁波的可视光部分中的中波长部分大约为565—590nm绿是大自然的主色调,凡是陆地上有绿色出现就意味着生命的存在。它是基本三原色之一,绿色是电磁波的可视光部分中的中波长部分,波长为500—565nm。青色是一种蓝色中带有少许绿色的颜色,在可见光谱中青色色域比较狭小,其波长范围485—500nm颜色的亮度基本一致,由于人们的色彩感觉的原因,不好分辨。蓝色是最冷的色彩,也是三原色之一,为440—485nm,属于短波长。蓝色象征着刚毅、坚强、冷静和广阔,晴空万里朵朵白云衬托出广阔无垠的蓝蓝的天空。紫色是由热烈的红色和冷静的蓝色柔和而成,自然界了有很多这种优美的紫色,如紫藤、紫罗兰、丁香花、薰衣草等,在这些这些造型各异的花卉丛中,那美丽葡萄藤架上那串串玫瑰紫葡萄令人垂涎欲滴,乌拉圭涵洞里的紫水晶是一种泛着非常娇艳深沉紫色最高级色调,在高温高压下大自然将那晶莹剔透的高纯度石英中掺杂了微量的锰、铁高价元素精心而调配出来的,在阳关下泛着酒红色的火光。这种紫色的波长在380—440nm范围。 二、儿童对色彩的心理感应 眼睛是打开心灵的窗口,也是认识世界的窗口,婴儿出生4—5天后就会感知周围的一切事物,尤其是对于颜色的感知,越是纯色的单色的鲜艳的颜色对于儿童的反应越强列。当婴幼儿看到眼前红、绿、黄色气球的时候,都表现出手舞足蹈得到动作,并且嘴里发出“喔喔”声,反映了孩子对色彩的很大兴奋!不同年龄的儿童对于颜色的感知是不同的。儿童的色彩感应和其心理及情绪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他们不同的年龄段和性格对色彩的感应也是有很大的区别。儿童心理学家阿尔修勒博士,曾就一百五十名二至五岁的孩子,进行一年有关儿童色彩的追踪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对孩子来说,色彩与线条各有其固定的意义,总结了不同儿童对色彩的偏爱,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喜好和性格。据色彩心理学家研究幼儿时期的儿童对靓丽、反差、鲜明的红、绿、黄颜色显示出偏爱的倾向。从幼儿园里他们的涂鸦作品里可以看到,绿绿的草坪上点缀着点点的黄花,一轮火红的太阳公公微笑着俯视着大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于全谱色彩感知越来越全面,他们逐渐喜欢一些表现力丰富的过渡色,这些感知都是来源于大自然的情景,而且,对于以颜色的种类喜爱也有了性别之分,男孩子多喜欢强烈的冷色调,女孩多喜欢温柔的暖色调。观察和分析儿童这个时期的色彩心理,是我们设计编辑者要深入研究的。 三、儿童期刊封面色彩的选择和运用 一册优秀的不同年龄段儿童期刊,成功的封面设计是首要的。瑞士画家伊顿曾说过:“色彩就是力量”,尤其是儿童期刊的封面色彩的表现,更要具有对婴幼儿心理强烈的激发、感染、共鸣的效果。所以,色彩在不同年龄段儿童期刊的设计中,达到对婴幼儿传达生动、细腻、感知、启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册婴幼儿期刊从封面到内容,要从实际、科学、自然的运用不同色彩和图案吸引孩子们的心理和视觉。不同年龄阶段的少儿审美心理特点是不同的,对于色彩的感知有很大的差异。首先,需要我们在设计中要明确色彩的定位,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喜好特点进行不同色彩选择搭配,以增强孩子们看到期刊封面第一感官的视觉效果。婴幼儿时期(0-3岁)的孩子大多喜欢靓丽纯色,平铺直述的着色效果。这个时期的期刊封面色彩设计采取写实夸张的手法。例如,很多年前的一幅儿童画----拔萝卜,描写老公公带着老婆婆及全家还有小花狗一起拔一颗红红的大萝卜。那个又大又红的大萝卜和那绿绿的萝卜叶子占据正个篇幅的绝大部分,多少年来当年的小朋友如今的老爷爷老奶奶仍然记忆犹新,除了生动的故事之外,其鲜亮色彩的创造给了小朋友首当其冲的直观感觉。处于萌动幻想、天真烂漫时期(3-7岁)的儿童,他们的内心世界就像一个万花筒——绚丽多彩,他们慢慢认知了大自然的森林、动物、植物、水果,公园,甚至对一年四季、黑天白昼充满了天真地遐想。所以,要深入的了解这个时期儿童的心理感知和审美特点,按照儿童的成长规律,这个时期的期刊封面设计就要走出婴幼儿初期的那种平铺直述纯色直白的色彩选择,除了遵循选色靓丽醒目之外,对于色彩的处理要用好色彩的透明、过度、渐变手法,去创作那些令儿童们喜欢的刊物封面,使他们看到刊物封面之后,迫不及待的翻看书中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期刊封面那种栩栩如生具有动画效果的风格起到了抛砖引玉作用。 作者:田少华 单位:天津市教育新闻中心 期刊设计论文:期刊设计论文 内容摘要:杂志打出品牌靠的是其持续性,设计通常是一份杂志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变化是杂志设计所应遵循的重要信念。 关键词:品牌定位设计形式设计 期刊杂志的世界非常引人入胜。杂志总是在我们的视觉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平面媒体,也是编辑和设计师共同劳动产生的图文结合体。大多数杂志都有较固定的读者。一个好的设计师总是深谙新闻学和品牌定位,而一个好的编辑则应懂得图片设计的重要性,在这个宽泛的范围里再考虑明确的设计因素:版面大小、网格、字体和细节,所有这些都促成杂志的定位和视觉冲击力。 品牌定位设计 在期刊杂志这个领域里,我们会发现这个行业中很多的决策都会受到竞争的影响,无论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还是限量发行的专业性杂志,都会有至少一两个以上的直接竞争者或众多的间接竞争者。同在拥挤的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一样,品牌对于杂志来说意味着一切。人们购买杂志时都会基于一个称之为“四个我”的概念:看着我、拿着我、翻开我以及买下我。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应添加一些主要元素来定位杂志,例如两本杂志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能够彰显出它们的不同宗旨和观点。杂志的每个组成部分,无论多么细枝末节,都必须看作是不断变化的总体的一部分,最棒、最敏锐的内容往往能激发精彩的设计。现在,出版商们更清楚地知道杂志可以办成品牌──一本期刊杂志不只是纸加墨,它是一种价值、一种信念体系。而针对杂志的品牌定位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主题内容加拿大杂志《Adbusters》是以评论消费者权益的全球化和当今世界的消费环境现状为主要内容,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的主题,该杂志的品牌定位就在于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很好的消费评论平台。而像《Realsimple》这样一份介绍如何生活得更雅致的杂志,它的主题内容就和《娱乐周刊》这样以炫目多变的娱乐新闻为主的杂志截然不同。正是这些令人惊奇的因素,标志着一本杂志在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时能否成功。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杂志都是依赖某种精心策划的运作指令来表现各类信息,设计者和编辑必须有意识地变换体现内容的方式,达到变换步调的目的,并以此来保持新鲜感和兴奋感。 时间和名称很显然,杂志要打出品牌靠的是持续性,它必须一直保持着某种品质,同时又有所改变。读者熟悉他们期待中的内容,但是在翻开时还是感到惊喜。其中,杂志的名称是唯一不变的因素,正是这种主题性的名称决定了它的形式。 艺术设计在报摊上,一份杂志必须在2.5秒的时间内吸引读者的注意,杂志的设计者必须迎接这个艰巨的挑战。读者对杂志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其封面必须简洁地集纳杂志的个性和风格,还要求其内容和封面、封底保持足够的连贯性,以吸引读者。品质的持续性是体现在每期中的,杂志必须始终如一地做这些事情,并保证比竞争对手更具深度,更有个性。品牌杂志的设计需要周密的策划,而绝不仅仅是映衬文章的配角。杂志的艺术设计包括杂志的总体外观、形式、大小、版式、文字、图形、色彩、节奏等。字体在杂志设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Wired》这样的杂志已经开始要求读者从侧面翻开,并倒着阅读文字,凝视彩色背景上的相同颜色的文字,或者斜着眼来阅读蝇头小字,在视觉和功能上,杂志设计变得更像网页设计,简短的广告词、图文框、可点击信息,这些已经被读者日益熟悉。与颜色一样,字体同样能够在不损害文章信息传达的情况下为页面带来力量和时尚,虽然位于几何形状内部或粗黑线条旁的粗体彩色引言会打破文章内部的排版节奏,但是粗体的标题与白色的页面以及正文的小号字体对比则显得更加完美。新贵男人的杂志《GQ》曾聘请印刷专家来设计折帖定型字体,设计师研究了20世纪早期的旧地铁海报,并根据这些海报的字体创建一种无衬线字体,在这种成型的字形字体中,字母较圆,且上行字母的顶部以及下行字母的底部都是扁平的,这种字体使得从封面标题到补充文章等所有的内容都变得很雅致,更有早期的《ArtDeco》的几何特征,设计师在保持杂志“摩登更经典”的风格的同时实现品牌定位的目标。该杂志的照片和插图同样出色,他们主要使用大牌人物的照片,但也不断选择革新者,将他们的风格融合起来。插图是杂志品牌的另一个重要部分,《GQ》的设计总监Dupless说,该杂志已经研究欧洲的杂志以便寻找新的插图画家和图画方面的天才,插图画家必须熟悉《GQ》的风格和感觉,并能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框架中工作。红色和黑色是《GQ》调色盘中最浓型的色彩,它们通常被用来起强调作用,并坚持使用精美的中性色调。《GQ》杂志的设计一直在改进,坚持完善的一致性,它的现代设计带有酷的、矜持味道的品位和自信,其结果就造就了一份能让人感觉成熟、自信的外观精美的杂志,就像订阅它的读者们一样。 形式定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杂志设计经历了一场有趣的革命。传统的期刊杂志是发表文章的舞台,而现代的读者正翘首期盼新的媒体能带给他们三维的视觉感受,为此,杂志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杂志设计者拥有更自由的手段来决定他们的工作形式。杂志没有了标准尺寸的限制,没有了形状和宽度的要求,这些限制都会妨碍杂志功能的发挥,一本杂志可以被制成人们适应的任何大小和形状,只有印刷技术可以限制设计。德国的《Shift》实践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杂志形式,与任何一种杂志都不相同。该杂志诞生于柏林的一组设计师之手,每一期内容都聚焦不同的主题,从而发展不同的表现手法:第一期杂志将食用肉类作为主题,它没有被装订成册,而是以一个挂肉的钩子穿过杂志每页角上的孔,使其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装订形式;第九期是关于艺术品市场的,由一种棋盘游戏和CD-ROM组成。这种自由当然归功于自有资金的运作。美国时尚杂志《Visionaire》目前已成为世界时装领域的新宠,它创造了第一个以电池作为动力的出版物,是一个由一系列大号幻灯片组成的会发光的盒子。 在伦敦、巴黎、纽约、米兰等地,还出现了微型杂志。微型杂志时尚新颖,它受到DIY信念的激发。因它面对微量读者,出售给相对富有、国际化、有复杂视觉的大众,所以其显著特征是品质制作、对图片的奢侈应用和强调设计。伦敦的《10》把文字和图像分开,要么读文,要么看图,这样反而看着舒服。微型杂志创始人约瑟夫编辑设计的《Nest》在室内设计领域地位明显,使用雕塑形式,颜色和图案有几期被定型成雕塑品或雕刻品,另一些则用缎带扎系,空白页引人注目,取代文字的是大块的着色图案和纹路,修饰与之形成互动的图像。一本好的微型杂志接近于艺术品,它的目标就是打破矫揉造作的习惯。 同样,网络杂志给任何一个想办杂志的人提供了暂时的可能性,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视觉形式。从广义上讲,国际互联网是个全球性媒体,而印刷的杂志很难使读者群国际化。网络杂志可足不出户传播到世界各地,设计师可以为网络杂志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外观和感觉,如使用按纽翻滚、快速下载等方法在屏幕上随心所欲地表现。如果一本杂志具有年轻、有趣的品位,那就可以适当运用声音效果、动画、音响和颜色来体现,同样的工具也可以用来表现更严谨和商业品位的美学理念。瑞典的电话类杂志《StockhlmNew》就用FLASH做成幻灯,再把杂志一页页的放进去,它对于印刷版唯一的改进是把标题和图片、说明文字放大,使读者阅读起来更清楚。英国图像设计季刊《Eye》是一本视觉引导杂志,它的网站和杂志同时设计,《Eye》新设计的一些编辑因素可以同时运用于两个媒体,比如每个特写开始时的关键词和段落。又如,《Hint》是一家网络杂志,有时它能以一种印刷品不可能做到的方式表现时尚,给了读者更多的选择。在《Hint》的设计中经常放进FLASH,然后加上音乐片段,往往是即将上市的CD的预听曲目,具有很强劲的体验感。因为《Hint》比很多印刷版杂志有更高的发行量,因此它获得了韦伯奖的最佳时尚奖。虽然和它同步的印刷版杂志也了获得了成功,但相比之下网络杂志的颜色和形状更有冲击力。 在人们的观念中,杂志一直是文字和图片的混合体,在每个特定的出版物中这两种元素以不同的方式组合,产生独一无二的感觉。技术对于文字和图像的还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不断发展提高了杂志的质量,而杂志设计通常是一份杂志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变化是杂志设计所应遵循的基本信念。当然,品牌定位是杂志设计的核心,对设计师来说,挑战就是抓住机会,新的技术会磨砺出新的品质和完美。只要设计者能够了解他们的读者,并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理由,都能达成优秀的设计。在期刊杂志设计中,每一种产品都必须满足一定的读者群,否则就会被那些每天都在接受新信息的读者所忽视。那些不断创新并始终坚持“自我”的杂志必将脱颖而出。 期刊设计论文:期刊设计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杂志打出品牌靠的是其持续性,设计通常是一份杂志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变化是杂志设计所应遵循的重要信念。 关键词:品牌定位设计形式设计 期刊杂志的世界非常引人入胜。杂志总是在我们的视觉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平面媒体,也是编辑和设计师共同劳动产生的图文结合体。大多数杂志都有较固定的读者。一个好的设计师总是深谙新闻学和品牌定位,而一个好的编辑则应懂得图片设计的重要性,在这个宽泛的范围里再考虑明确的设计因素:版面大小、网格、字体和细节,所有这些都促成杂志的定位和视觉冲击力。 品牌定位设计 在期刊杂志这个领域里,我们会发现这个行业中很多的决策都会受到竞争的影响,无论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还是限量发行的专业性杂志,都会有至少一两个以上的直接竞争者或众多的间接竞争者。同在拥挤的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一样,品牌对于杂志来说意味着一切。人们购买杂志时都会基于一个称之为“四个我”的概念:看着我、拿着我、翻开我以及买下我。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应添加一些主要元素来定位杂志,例如两本杂志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能够彰显出它们的不同宗旨和观点。杂志的每个组成部分,无论多么细枝末节,都必须看作是不断变化的总体的一部分,最棒、最敏锐的内容往往能激发精彩的设计。现在,出版商们更清楚地知道杂志可以办成品牌──一本期刊杂志不只是纸加墨,它是一种价值、一种信念体系。而针对杂志的品牌定位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主题内容加拿大杂志《Adbusters》是以评论消费者权益的全球化和当今世界的消费环境现状为主要内容,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的主题,该杂志的品牌定位就在于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很好的消费评论平台。而像《Realsimple》这样一份介绍如何生活得更雅致的杂志,它的主题内容就和《娱乐周刊》这样以炫目多变的娱乐新闻为主的杂志截然不同。正是这些令人惊奇的因素,标志着一本杂志在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时能否成功。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杂志都是依赖某种精心策划的运作指令来表现各类信息,设计者和编辑必须有意识地变换体现内容的方式,达到变换步调的目的,并以此来保持新鲜感和兴奋感。 时间和名称很显然,杂志要打出品牌靠的是持续性,它必须一直保持着某种品质,同时又有所改变。读者熟悉他们期待中的内容,但是在翻开时还是感到惊喜。其中,杂志的名称是唯一不变的因素,正是这种主题性的名称决定了它的形式。 艺术设计在报摊上,一份杂志必须在2.5秒的时间内吸引读者的注意,杂志的设计者必须迎接这个艰巨的挑战。读者对杂志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其封面必须简洁地集纳杂志的个性和风格,还要求其内容和封面、封底保持足够的连贯性,以吸引读者。品质的持续性是体现在每期中的,杂志必须始终如一地做这些事情,并保证比竞争对手更具深度,更有个性。品牌杂志的设计需要周密的策划,而绝不仅仅是映衬文章的配角。杂志的艺术设计包括杂志的总体外观、形式、大小、版式、文字、图形、色彩、节奏等。字体在杂志设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Wired》这样的杂志已经开始要求读者从侧面翻开,并倒着阅读文字,凝视彩色背景上的相同颜色的文字,或者斜着眼来阅读蝇头小字,在视觉和功能上,杂志设计变得更像网页设计,简短的广告词、图文框、可点击信息,这些已经被读者日益熟悉。与颜色一样,字体同样能够在不损害文章信息传达的情况下为页面带来力量和时尚,虽然位于几何形状内部或粗黑线条旁的粗体彩色引言会打破文章内部的排版节奏,但是粗体的标题与白色的页面以及正文的小号字体对比则显得更加完美。新贵男人的杂志《GQ》曾聘请印刷专家来设计折帖定型字体,设计师研究了20世纪早期的旧地铁海报,并根据这些海报的字体创建一种无衬线字体,在这种成型的字形字体中,字母较圆,且上行字母的顶部以及下行字母的底部都是扁平的,这种字体使得从封面标题到补充文章等所有的内容都变得很雅致,更有早期的《ArtDeco》的几何特征,设计师在保持杂志“摩登更经典”的风格的同时实现品牌定位的目标。该杂志的照片和插图同样出色,他们主要使用大牌人物的照片,但也不断选择革新者,将他们的风格融合起来。插图是杂志品牌的另一个重要部分,《GQ》的设计总监Dupless说,该杂志已经研究欧洲的杂志以便寻找新的插图画家和图画方面的天才,插图画家必须熟悉《GQ》的风格和感觉,并能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框架中工作。红色和黑色是《GQ》调色盘中最浓型的色彩,它们通常被用来起强调作用,并坚持使用精美的中性色调。《GQ》杂志的设计一直在改进,坚持完善的一致性,它的现代设计带有酷的、矜持味道的品位和自信,其结果就造就了一份能让人感觉成熟、自信的外观精美的杂志,就像订阅它的读者们一样。 形式定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杂志设计经历了一场有趣的革命。传统的期刊杂志是发表文章的舞台,而现代的读者正翘首期盼新的媒体能带给他们三维的视觉感受,为此,杂志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杂志设计者拥有更自由的手段来决定他们的工作形式。杂志没有了标准尺寸的限制,没有了形状和宽度的要求,这些限制都会妨碍杂志功能的发挥,一本杂志可以被制成人们适应的任何大小和形状,只有印刷技术可以限制设计。德国的《Shift》实践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杂志形式,与任何一种杂志都不相同。该杂志诞生于柏林的一组设计师之手,每一期内容都聚焦不同的主题,从而发展不同的表现手法:第一期杂志将食用肉类作为主题,它没有被装订成册,而是以一个挂肉的钩子穿过杂志每页角上的孔,使其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装订形式;第九期是关于艺术品市场的,由一种棋盘游戏和CD-ROM组成。这种自由当然归功于自有资金的运作。美国时尚杂志《Visionaire》目前已成为世界时装领域的新宠,它创造了第一个以电池作为动力的出版物,是一个由一系列大号幻灯片组成的会发光的盒子。 在伦敦、巴黎、纽约、米兰等地,还出现了微型杂志。微型杂志时尚新颖,它受到DIY信念的激发。因它面对微量读者,出售给相对富有、国际化、有复杂视觉的大众,所以其显著特征是品质制作、对图片的奢侈应用和强调设计。伦敦的《10》把文字和图像分开,要么读文,要么看图,这样反而看着舒服。微型杂志创始人约瑟夫编辑设计的《Nest》在室内设计领域地位明显,使用雕塑形式,颜色和图案有几期被定型成雕塑品或雕刻品,另一些则用缎带扎系,空白页引人注目,取代文字的是大块的着色图案和纹路,修饰与之形成互动的图像。一本好的微型杂志接近于艺术品,它的目标就是打破矫揉造作的习惯。 同样,网络杂志给任何一个想办杂志的人提供了暂时的可能性,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视觉形式。从广义上讲,国际互联网是个全球性媒体,而印刷的杂志很难使读者群国际化。网络杂志可足不出户传播到世界各地,设计师可以为网络杂志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外观和感觉,如使用按纽翻滚、快速下载等方法在屏幕上随心所欲地表现。如果一本杂志具有年轻、有趣的品位,那就可以适当运用声音效果、动画、音响和颜色来体现,同样的工具也可以用来表现更严谨和商业品位的美学理念。瑞典的电话类杂志《StockhlmNew》就用FLASH做成幻灯,再把杂志一页页的放进去,它对于印刷版唯一的改进是把标题和图片、说明文字放大,使读者阅读起来更清楚。英国图像设计季刊《Eye》是一本视觉引导杂志,它的网站和杂志同时设计,《Eye》新设计的一些编辑因素可以同时运用于两个媒体,比如每个特写开始时的关键词和段落。又如,《Hint》是一家网络杂志,有时它能以一种印刷品不可能做到的方式表现时尚,给了读者更多的选择。在《Hint》的设计中经常放进FLASH,然后加上音乐片段,往往是即将上市的CD的预听曲目,具有很强劲的体验感。因为《Hint》比很多印刷版杂志有更高的发行量,因此它获得了韦伯奖的最佳时尚奖。虽然和它同步的印刷版杂志也了获得了成功,但相比之下网络杂志的颜色和形状更有冲击力。 在人们的观念中,杂志一直是文字和图片的混合体,在每个特定的出版物中这两种元素以不同的方式组合,产生独一无二的感觉。技术对于文字和图像的还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不断发展提高了杂志的质量,而杂志设计通常是一份杂志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变化是杂志设计所应遵循的基本信念。当然,品牌定位是杂志设计的核心,对设计师来说,挑战就是抓住机会,新的技术会磨砺出新的品质和完美。只要设计者能够了解他们的读者,并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理由,都能达成优秀的设计。在期刊杂志设计中,每一种产品都必须满足一定的读者群,否则就会被那些每天都在接受新信息的读者所忽视。那些不断创新并始终坚持“自我”的杂志必将脱颖而出。 期刊设计论文: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的应用技巧 摘要 期刊版面色彩设计已成为突出版面内容、增强版面视觉美感的重要方式。为增强期刊版面设计的艺术性,提高读者阅读兴趣,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也越来越成为期刊版面设计的首选。本文拟从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的误区入手,阐述了期刊版面设计中色彩的运用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的新思路。 关键词 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运用原则 期刊版面是通过对期刊内容进行编排布局所表现出的期刊外貌形式,包括文字、图片的位置,标题的大小形式、字体的大小及其它影响期刊外貌的因素等。对期刊版面进行设计是为了对文字和图片进行优化组合,使版面具有更好的清晰感和视觉上美感,以便读者阅读。然而,在期刊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增加期刊视觉上的美感和清晰感,以便提高期刊的市场竞争力,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在期刊版面设计方面,增加期刊版面色彩已成为首选方案。在期刊选择全彩色出版方式并改变传统黑白的印刷形式时,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的丰富色彩给予了读者愉悦的精神享受,极大地表现出了版面的层次感和绚丽多姿,也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因此,在期刊版面设计中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色彩,创造出读者喜爱的优秀版面,是版面编辑者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的误区 随着期刊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期刊版面设计改革早已兴起,主要是从色彩运用方面着手,加强期刊的视觉冲击力,目的是在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由此,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便应运而生。但是,在期刊版面设计中色彩的运用存在一些误区,导致期刊版面的风格和内容产生不和谐的影响。 1.1 期刊版面色彩使用过多,缺乏统一性 期刊版面的色彩运用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丰富,然后,由于色彩运用的不当,没有确定主色调,使得色彩过多过杂,违背了色彩美学的初衷。这种现象普通存在,如有的期刊,封面设计上有五六种颜色,甚至还不包括彩图的颜色,这样使得版面毫无美感可言。虽然突出了色彩的多样性,可对读者造成了视觉混乱的视觉效果,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另外,在没有主色调的基本上滥用色彩,破坏了期刊版面的和谐,也影响到期刊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 1.2 期刊版面设计缺乏艺术性,过分追求读者感官上的刺激 为提高期刊的市场竞争力,很多期刊都开始注重感官上的刺激,这样虽吸引了读者的关注,但无疑大大降低了期刊版面设计的美感和艺术性。运用色彩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在于色彩的美感和艺术性。过分地追求感官上的刺激,必然降低了期刊的定位和市场价值。同时,色调反差过多,期刊内容也受到影响,造成喧宾夺主的不良后果。色彩为版面服务,版面为内容服务,所以,色彩是为期刊内容服务,然而,颜色强烈的颜色过分地使用,必定突出了色彩,忽视了期刊内容,最终影响了读者的阅读。 2 美学视角下全彩色期刊版面色彩的运用原则 在有限的期刊版面空间里,为使版面的构成要素得到更好的组合,表现出版面的视觉美、清晰感,以便读者更愉悦地阅读。在期刊版面设计中色彩的运用便很好的解决了此类问题。然而,为纠正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的误区,更好地使版面设计与美学理论更好的结合,在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2.1 确定期刊版面主色彩,强调统一美 在编辑美学理论中,统一和变化是永恒的主题,为形成期刊版面的整体感,统一必须是主导,而变化是为了避免期刊版面的单调和死板采取的变通手法,属于从属地位。在体现本期刊特有的版面设计理念时,应有自己的主色彩基调,这样更能体现期刊版面的地位和风格,在读者心理也能产生视觉上的冲击,让读者感觉到期刊独有的神韵。在强调主色调的基础上,也可以配以相近色系的颜色,给读者一种和谐统一的视觉和心灵感受。 2.2 基于对比组合突出多样美 在强调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的统一性时,如只使用一种色系来设计版面,势必会让读者产生视觉上的疲劳,让读者有一种单调乏味的感受,而且采用颜色过于强烈的色彩还会让读者觉得刺眼,这是违背了美学初衷的。在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若在主色调基础上采用互补的色调,在色彩的布局和亮度上适当处理下,就可以产生鲜艳丰富的视觉效果。但这些都需要通过对比组合来完成,比如,调节色彩纯度,冷暖色调对比等等。从心理学角度看,也符合人对色光的感官感受。在全彩色版面设计中,一定要考虑到彩色部分之间的色对比效果,以便更好的丰富版面。 2.3 注重简约美 全彩色期刊相比传统意义上的黑白相间期刊更能够提高读者读者阅读兴趣,但是,如果色彩的度把握不好,便会适得其反。这要求彩版色彩的运用,必须把握好用色的度。全彩色期刊版面编排的优势就是版面颜色丰富,但不要把颜色丰富等同于花花绿绿,在版面设计中,所有颜色都用上,这样就没有了重心。因此,把握好色彩的度在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的意义重大。要强调用色恰当。比如,可以对重要的版面以颜色强烈的色彩突出,同时,对周围的区域可以采取冷色系的颜色,这要可以形成中心内容和次要内容的色彩反差。另外,在色彩的运用中,也可以灵活一些,少用纯色,这要可以更好地把握用色的度。但纯色用的好,可以更好的突出版面内容的重要性,对版面设计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否则,便会画蛇添足。总之,一个优秀的版面要尽量少用纯色,多用复色和次纯色,注重版面的简约美。 2.4 运用搭配强调和谐美 运用色彩的目的不仅让读者产生视觉上的美感,更要愉悦读者的精神世界。歌德在他的名著《色彩论》中也说道,当人们的眼睛看到一种色彩时,便会有另一种色彩与之和谐,人们也会通过自身对色彩的感觉去找寻另一种色彩。在全彩色期刊版面的设计中,版面上色彩与色彩之间的整体关系,必须遵循色彩运用的美学理论。在搭配色彩的同时要注重色彩之间的和谐。一般在色彩搭配方式中,有3种搭配方式:一是同色系的搭配,在版面设计中只使用一种色系的颜色,只对这种颜色进行亮度和暗度的处理;二是对类似色彩进行搭配,使用颜色,纯度相近的色彩;三是色彩互补搭配,在版面设计上使用一种主色调,然后使用一些配色,在配色上要使用纯度低点的颜色。通过对色彩的搭配使用,可以让读者感到愉悦,而且,色彩的这种传情功能是期刊版面和谐的重要形成因素。早有心理学家就已实验证明,色彩的物理光可以直接刺激人的生理,影响人的情绪。因此,版面编辑必须先对色彩的感情因素和传情功能有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了解,充分利用色彩的传情功能,赢得读者的心。 3 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新思路 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正朝着艺术性方面发展,设计理念早已取代传统黑白色的设计模式。在娱乐、服饰方面的期刊表现的更加明显,因其图文并茂,对读者有很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期刊版面设计还应该不断开拓设计理念上的新思路。 3.1 设计要突出“视觉冲击中心” 在读者第一眼关注到版面时,版面设计就应该立刻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进一步创造出视觉兴奋感,让读者不自觉的进行阅读,使其目光停留在版面上。这个能够引起视觉兴奋感的地方我们称之为“视觉冲击中心”,期刊版面设计就应该朝这个方面发展。根据不同情形,这个“视觉冲击中心”可能是一个字、一句话,也可能是一张照片。强调版面设计的“视觉冲击中心”主要是为了让读者快速了解文章和观点的重点在哪,更好地引导读者阅读。 3.2 要运用形式美学理论营造期刊版面设计的美感 形式美学理论是用创作中的抽象规范指导艺术创作。期刊版面设计是多种因素的搭配和使用,包括稿件选用搭配、栏图设计、文字和图片的搭配等。为使读者在阅读时充分感受到阅读的愉悦和视觉上的美感,就需要运用形式美学理论和抽象的艺术设计规范进行调整,使版面布局和谐紧凑,美观大方,而且要使整本期刊色调一致。颜色多样但不杂乱,色彩变化而又统一,这样便达到了和谐的美学效果。 期刊版面设计是一本优秀期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今,在提倡期刊版面全彩色设计的同时,要在遵循强调统一美、多样美、简约美、和谐美的原则上,创造出期刊版面设计的新思路,更好地为期刊版面设计服务,为读者服务。 期刊设计论文:期刊封面设计之重要性 摘 要 期刊封面设计是期刊编辑工作的延续,是期刊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内众多期刊逐步转变为公司或者企业,期刊封面设计在期刊出版工作中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然而,实践中“重内容,轻设计(封面)”的传统观念仍十分盛行,究其原因是对期刊封面设计之重要性钛识不是所造成的。期刊封面设计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读图时代期刊生存的需要,而且也是数字时代期刊发展的需要,同时述是信息时代期刊竞争的需要。 关键词封面设计;期刊封面:重要性 期刊封面是指期刊的外表部分。广义的封面包括封一、封二、封三、封四和脊封。狭义的封面仅指封一。本文所讲的封面仅仅取其“狭义”,即期刊与读者眼光首先接触的那一面。从视觉表现的角度来看,期刊封面是由图片、文字利色彩3大要素组成。从功能表现的角度来看,期刊封面包括期刊刊名、期刊出版年月、期刊卷期、刊号刊徽、期刊条码、封面标题,图片及广告语等众多元素: 一个期刊用区别于其他期刊的图片、文字、色彩等要素组合成的封面,体现着期刊的个性和品位,体现了办刊人的办刊风格和水平。期刊封面设计不仅仅是期刊刊名、期刊出版年月,期刊卷期、刊号刊徽、期刊条码、封面标题、图片及广告语等众多设计元素的简单相加。每一本期刊的封面都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封面设计者艺术构思的结晶,体现了期刊封面设计者的才气和办刊人的智慧。 在当前。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我国出版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国内众多期刊将逐步转变为公司或者企业,期刊业的竞争程度必将日益激烈,在期刊出版工作中,期刊封面设计工作理应得到足够重视。然而,在期刊出版领域,“重内容,轻设计(封面)”的传统观念仍然十分盛行。究其原因是对期刊封面设计之重要性认识不足所造成的。 1 读圈时代,期刊封面设计关乎期刊的生存 “读图时代”即传统纸媒为适应社会的变化,改变以往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的模式,图片在当今的报刊版面中占主导地位。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将由以前的读字为主变为读图为主。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人快速阅读的时代,图片是已经成为新时代阅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传统纸质媒体要想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吸引读者,让读者在短时间内作出取舍,图片成为争夺读者的最好筹码。今天的读图时代是“目光向上的品质追求”,是图片对浓缩的文字信息的稀释。而图片导向的目的并不是要将文字排斥,而只是克服语言文字的抽象性,使表达的方式更趋直观化。“视觉化并不能替代语言性的话语,但却可以使之更容易理解、更便捷,也更为有效。”在读图时代,图片只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更加表象的、更加直观的方式。因此,读图时代对传统纸媒的从业人员,包括期刊编辑提出了一种必须具备的,能通过视觉化手段将信息快速传达给自己受众的意识,图片是众多传统纸媒的从业人员的首选。 在这样的阅读背景下,传统纸媒面临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第一视觉冲击和第一阅读欲望被视为报刊的生命。对于一份期刊而言。封面无疑是这两者的融合。期刊封面在读者购买决策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份期刊,无论其内容再丰富、编写质量再高、可读性再强,如果其在封面表现上不能从众多同台亮相的期刊中脱颖而出,快速吸引读者的眼球,那么它很容易被读者所忽略。从期刊发展的角度看,没有读者的关注,没有受众的购买,期刊的生存就会大受考验。 2 搬字时代,期刊封面设计关乎期刊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流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期刊业正经历着由数字技术所引发的新一轮深刻变革。以至于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步入数字时代。当前,数字出版技术正在期刊出版业引发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催生了多种新的传播模式,国民阅读习惯和阅读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在数字出版时代,人们不仅可以阅读传统期刊,而且可以通过互联网、通信网络等数字网络轻松阅读数字期刊。特别是随着以文字、图片、Flash动画、音频、视频,3D等多媒体信息为表现形态的数字网络多媒体期刊的不断发展,网上阅读实现了{卖者通过界面与作者、编者、广告商及其他读者等多方面的互动,其发展壮大对传统期刊的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 期刊要想在数字时代不断发展壮大,必需要有众多读者、作者、广告商等多方面的参与。一份封面设计精美,品味极佳的期刊不仅会吸引众多购买者。而且也会引起作者、广告商的注意。只有拥有设计精美的封面、拥有众多高质量的稿件和实力雄厚的广告商和众多固定读者的支持,才能会有期刊的长足发展。在数字时代,读者、作者和广告商可以通过网络轻松看到期刊的封面。期刊要想让人们在网络的海洋里发现自己,重视期刊的封面设计是必需的。如果期刊被数字网络海洋淹没。不为人所知,那么将很难得到发展。 3 信息时代,期刊封面设计关乎期刊的竞争 托马斯・达文波特在《注意力经济》中阐述了一种新的营销理论。他指出;“在新的经济形态下。人们的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英特尔前总裁葛鲁夫也曾断育:“整个世界将会展开争夺眼珠的战役,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成为世纪的生宰。”当今社会处于信息时代,每天社会产生的信息量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注意力却是十分有限的,受众的注意力在这样―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 因此,再优秀的期刊,如果不被读者所注意、吸引,那么它将很难创造出自己的市场价值。一份期刊在零售市场上最大的目的就是让目标读者购买,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促销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由期刊与读者目光首先接触的封面来完成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缺少忠诚读者的期刊。国内外大量的读者调查反复验证一个事实:读者在经过报刊亭时决定购买期刊的时间仅有数秒钟,而读者购买期刊的决策75%取决于封面的视觉化表现。期刊封面的视觉化表现又是靠图片(包括线条)、文字、色彩等要素实现的。利用期刊封面最大限度地获取目标读者的注意力是信息时代期刊竞争的需要。 当前,读者对期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随着广大读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艺术眼界的扩展,人们的审美意识已不再单纯地追求片面的“形式美”、“自然美”,而是把刊物的整体设计,尤其是封面设计看作刊物艺术品味、内容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独具特色的期刊封面不仅可以增加期刊外形的美观,而且可以体现期刊的整体审美价值,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帮助期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期刊设计论文:一种基于全文检索技术交互式电子期刊的设计 摘 要:在分析光盘型电子期刊需求和功能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电子期刊的设计,提出借助结构化数据库系统和结构化查询语言实现全文检索和结构查询相结合的交互式电子期刊的设计方法,并利用CDWeb技术实现了B/S结构,用户界面简单易用。该设计方法具有实现简单、通用性强、应用方便等特点,并已实际中得到了验证和应用,可以推广应用于其他电子出版物中。 关键词:全文检索;CDWeb;电子出版物;光盘型电子期刊 1 引 言 电子出版物是一种新兴的信息媒体,将文字、声音、图片、动画等多种媒体与计算机程序融合,以数字信息形式存放在光盘中,并通过多媒体计算机进行阅读,具有信息量大、体积小、重量轻,易于管理、价格低廉等传统印刷型出版物不可比拟的优势。特别是全文检索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电子出版物中的运用,方便快捷的检索功能使电子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变的越来越重要。 目前光盘型电子出版物一般以专门软件开发设计,灵活性较差。本文在光盘型电子出版物检索功能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将非结构化的文本转换为结构化数据库的模型,充分发挥数据库技术管理结构化数据、海量数据的优势和全文检索技术管理及检索非结构化文本数据的优势,并且提出了一种支持超文本信息全文检索的解决方案,在《农村金融杂志》光盘型电子期刊的设计中得到了实际应用和验证。 2 系统设计 2.1 总体结构设计 B/S(Broswer/Server)模式的用户界面完全通过WWW浏览器实现,易学易用、操作友好,适合于图文资料和数据库检索,因此系统采用光盘Web服务结构,采用标准的Web浏览器作为浏览检索结果的操作界面,所有的操作都在同一个窗口中通过超文本链接完成,用户可以方便地信息浏览和导航,使用简单。同时,Web浏览器支持图文混排,支持图像、视频、动画等多媒体信息的直接播出,支持各种排版格式的WORD/PDF文件,能够方便实现原版面显示浏览。 2.2 系统功能设计与工作流程 根据期刊的内容和检索需要,系统功能分为期刊浏览和检索2部分。期刊浏览设计每一期刊物对应一个封面以及若干页目录,可以通过调用某一期刊物,打开封面、目录,进一步浏览全文。检索系统分为全文检索、分类检索、标题检索、关键词检索、作者检索和时间检索等部分,同时还可以进行二次检索。系统的基本功能和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3 光盘Web服务技术 目前光盘多媒体信息检索系统引入Web技术,主要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光盘Web文件方式,即检索界面和检索方式采用传统的专用程序,检索结果通过浏览器来查看,主要利用Web页面多媒体元素集成的优点,不需要任何Web服务器支持。系统扩充性差,不能发挥Web技术的优势。第二种是Java技术。浏览器嵌入Java小程序实现数据库检索,检索结果以页面方式显示,以充分利用浏览器的Java解释功能。不过操作系统需要支持Java虚拟机,由于Java小程序每次都有下载过程,而且程序运行效率较低,比较适合于数据量不大的数据库检索。一般产品说明书的全文检索多采用这种方式。第三种是光盘Web服务器方式,引入Web服务器功能,采用浏览器/服务器技术,整个系统就是一个Web站点,界面好,功能强,需要TCP/IP协议支持,网络应用实现容易。 本系统采用光盘Web服务器方式,应用DynamicCD软件实现Web服务。DynamicCD可以直接从CD/DVD介质运行提供所有互联网Web服务器的各种功能,不需要安装。支持数据库访问,支持用VBScript和ASP脚本开发的应用程序,可以实时生成HTML页面,还能提供数据加密的功能。 4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中存储的已不再是简单的单一的结构化数据,而是包含了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如: 文本、图形、图像、声音等多媒体数据。对于结构化数据,数据库系统通常采用关键词对主码的倒排文件方式,进行简单的精确的或模糊的检索。 为了帮助用户快速方便查询所需期刊资料,在数据库设计过程中按期刊栏目类型分类,将全文资料按HTML格式保存在Web服务器目录下,在数据库的表中记录文件路径,不同栏目的资料存放在不同的路径下。其数据逻辑结构如图2所示。 URL地址对应Web服务器的文件目录、子目录、文件名,用于超文本全文。目前入库的内容包含了《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5年出版的全部内容。 5 系统功能实现 5.1 全文检索的实现 实现全文检索主要有2种方法[1]: (1) 直接对文章进行字符匹配的方法,这种方法由于没有建立索引库,因此所占空间较少,但同时正是因为他没有索引库,所以在进行全文匹配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2) 全文建立倒排索引库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大节省检索的时间。但同时,这种方法需要占用一定的存储空间来建立索引库。本文通过将非结构化的超文本文件集转换成结构化数据库,并对数据库中文本记录的特征字段进行标引,形成完整的全文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开发相应的检索引擎,实现全文文本查询的目的。 全文检索实现的核心技术是将源文档中所有基本元素的出现信息记录到索引库中。在中文系统中“基本元素”可以是单个汉字字符,也可以是词,这样,就存在2种基本的索引库结构,即基于字表的索引库和基于词表的索引库。字表法是把源文档中每一个字的出现位置信息记录到索引库中,索引库对每个不同的字符都保存一个字表,记录同一个字在文档中的所有出现位置。与此相对应,词表法以能表达一定意义的词为基本独立单位建立索引库。 本文采用字表索引,字表结构见图3。其中字符对应的字表记录了该字符的源文档中的所有出现位置,出现位置通常用字符相对于文档头的偏移字节数表示。 建立字表索引时,需要扫描整个源文档,对所出现的每一个有效字符,计算其在文档中的出现位置并将该位置值加入到对应的字表中。本文使用使用SQL语言设计数据库触发器,在数据存储过程中扫描存入全文表的正文字段,定位字符的位置,写入每个字符的索引信息到索引表。 5.2 数据检索流程 检索过程如图4所示。 (1) 输入检索条件,如“农村金融”; (2) 应用程序进行分析,整理出全文检索和数据库查询,提交给数据库; (3) 检索关系型字段,并将结果存入临时表中; (4) 全文检索,见结果保存在临时表; (5) 取出两个临时表的内容,生成最后结果集; (6) 将结果返给用户。 数据库系统同时有3张临时表,用于存储关系检索结果、全文检索结果和最终处理结果。另外系统还支持二次检索的功能。在进行二次检索时,用户的检索条件增加一些额外的信息,例如文档的时间以及作者等。通过二次检索,可以大大减少结果文档的数量,提高检索的精度,同时也节省了用户的查找时间。 5.3 检索结果显示 检索结果采用HTML语言设计页面,应用分级查看的方式显示,在检索结果界面系统列出检索条件、满足检索条件的命中记录总数、当前显示记录数、页面快速定位、排序方式设置以及命中记录的题录列表。如果想改变检索结果的输出格式,可点击通用工具栏中的“参数设置”按钮,自行设定每页输出的记录数和输出格式。检索结果列[LL]表包括题名、作者、期刊名、出版日期、年卷期页码、全文提供方式以及是否包含图片文件等相关信息。点击文献题名链接进入文献简介界面,该界面下列出了文献的详细信息,包括文献标题、作者、摘要、关键词等,点击“全文”链接可浏览原文。 6 结 语 通过结构化数据库系统和结构化查询语言相结合实现了非结构化的超文本数据的检索,发挥了数据库系统管理结构化数据的优势,借助自建的全文索引实现快速的全文检索,使得多媒体的电子期刊系统在检索时响应速度达到秒级,而且查询结果令人满意;并将光盘Web服务技术应用于交互式电子期刊设计中,利用ASP,VBScript和Dreamwear 8在DynamicCD3.0和Accese2003下调试通过,将全文数据库、HTML文档、联机帮助文挡、光盘封面、CDWEB服务器等进行合成,形成一个独立的Web系统,经测试后制成光盘应用。 期刊设计论文:我国少儿类期刊设计发展趋势的思考 当前的中国是个出版大国,同时也是个拥有近四亿少年儿童这一世界上最大读者群的少儿读物出版大国。我国目前有少儿类期刊接近200种,其数量在全国9000多种期刊中仅占不到2%,但在月发行量超过百万的24种期刊中,少儿刊物占了9种。其发展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有计划的调控,期刊品种增长的步子较几年前放缓了,使办刊人更多地关注于期刊思想、文化内涵的提高和材质制作的精良等方面,使期刊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品牌期刊的差距日益缩小。然而,由于中国期刊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期刊集团化经营发展历史短。集团化经营实体数量少,最大的期刊集团拥有12种刊物,与西方大期刊集团拥有60~80种刊物相比,差距甚远。由此而直接导致期刊品牌少,绝大多数期刊集团只拥有一个品牌,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形成气候。这一问题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少儿类期刊的办刊经营过程中。面对眼花缭乱的、激烈竞争的期刊市场。同时面对网络介质、电子介质等的入侵,使作为传统媒体的少儿期刊,必须在信息传达多层面发展的今天找准自身发展的方向。 一、少儿类期刊设计领域的现状 期刊设计是整书装帧设计的一类。是视觉传达设计的一种。可以被看作是刊物的包装、名片,凝结了设计师的创意与智慧,其中封面设计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期刊的购买行为。 有人用建筑艺术来比喻书刊装帧,则封面便如同建筑的外观,要能体现建筑的精神,同样期刊设计也要体现书刊的主题精神,它是刊物内在实质的外在表现。期刊设计的变化必定是依托于刊物内容的发展变化。少儿类期刊的读者定位,编辑方向。栏目分类。文笔风格等,决定了设计的风格和表现形式。 当前作为文化产业的期刊,其商业属性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少儿类期刊设计。多以年龄段划分市场。婴幼儿类以卡通插画为主,中小学生类多以摆放少年摄影图片为主,如此这般。很难贴合小读者多样化的心理需求。设计编排、制作方法、材质选择趋同,缺乏创新、缺乏民族性、地域性特色,少儿期刊的品牌区隔特点得不到很好的体现。这种由于少儿期刊市场激烈竞争而导致的状况如下。 1.品牌定位意识缺乏 封面设计是期刊的外包装和名片,是期刊品牌形象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品牌的认知度、好感度和美誉度。目前已有一些少儿期刊注意到品牌形象的重要性,开始逐步打造品牌形象。但多数少儿类期刊仍是未能重视到这一点。在策划构思、构图布局、选取图片时。不注意为期刊整体形象系统服务,影响了期刊形象的提升,不利于品牌建设。 2.分类笼统,定位重叠,设计雷同 我国少儿期刊按年龄段分。一般不小于三岁一个梯度,在当前读者选择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刊物分类笼统,定位不明显,许多期刊可以交叠阅读。各省少儿类期刊面对同一年龄段读者群的刊物就有好几本。更别说外省入境分割市场的同年龄段同类期刊了。内容多以辅导少儿学习、生活,提高其综合能力为主旨,竞争可想而知。内容的重复,装帧的模仿,使许多期刊摆在一起,如果不仔细辨别刊名,很难通过封面设计一眼认出是何种期刊。这种缺乏创意的封面设计是市场上多数少儿类期刊设计的通病。 3.审美观念滞后,制作有待改善 国画大师潘天寿说过,“笔墨当随时代。”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封面设计的风格当随潮流、时尚而动。随着少年儿童心智的成长发展。期刊的市场细分是必然趋势。在此基础上,期刊封面的设计者切忌闭门造车。为设计而设计,避免设计审美观念脱离市场,脱离读者。 我国少儿类期刊普遍采用大度32开和正度32开的开本标准,1.5个印张,价格从1.OO元至3.50元左右不等,利润不高,因而许多期刊在材质的选择上偏向低廉纸张,美术设计也因纸张印刷的限制等原因而尽量简化。 二、少儿类期刊设计品牌化发展趋势 面对国内少儿期刊同质化现状,以及国外原版引进少儿刊物的竞争压力。我们必须正视本身的问题,并认真汲取优秀期刊设计的长处。 期刊整体设计中,封面设计形象力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在眼花缭乱的少儿期刊货架上。封面品牌形象的吸引力和购买说服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可以看看国外的成功经验。比如原版引进的《米老鼠》、《兔八哥》等(见图1)。国外的期刊经营大多是以集团化的方式进行的。采取跨越多种媒体形式、跨越多个国家、多种文化的多层面立体发展方式。其中,品牌的力量是取胜的关键。以一个品牌形象带动多个形象的产生,以一本母刊细分出多本子刊,全面出击。占领市场。风靡世界的成熟的品牌形象令同品牌的期刊一样风靡全球。《米老鼠》便是一个海陆空全面出击的例子。动画片是米老鼠形象得以传播的第一个手段。随着精心设计的可爱形象、以及每个形象背后个性、经典故事的家喻户晓,为纸质平面期刊品牌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的实证还有美国华纳公司出版的《兔巴哥》系列。 我国期刊界对品牌形象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许多期刊社已经开始尝试进行一定的品牌经营。但是在我国多年的媒体管理体制中,不同形式的媒体之间多是单兵作战,在这个基础上,要想建立全方位立体的企业形象、品牌形象系统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 当前我国少儿类期刊中,《嘟嘟熊》杂志是做的比较好的(见图2)。通过有趣的内容,固定的有一定特色的“嘟嘟熊”形象的树立,带动周边一系列卡通动物形象的建立。在多项活动中进行推广。比如在系列刊物《婴儿画报》、《幼儿画报》上刊登期刊订阅广告、随刊赠送有品牌形象的小礼品、在电视动画片上出现嘟嘟熊的形象等。随着期刊知名度的提高。这一品牌形象也随之广泛铺开。 近几年,在少儿卡通类品牌形象经营方面,值得借鉴的还有“蓝猫”系列(见图3)。截至目前。《蓝猫淘气3000问》系列节目在国内外一千多个电视台播出,蓝猫系列品牌已先后向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输出了版权。“蓝猫”品牌形象的成功,建立在“教育功能”的推陈出新、有效实现上。与我国少儿类期刊的“教育”功能是一条路线。虽然“蓝猫”以动漫为龙头,只是进军了图书、音像等媒体,并未发展延伸至期刊,但其成功的运作模式也为我国少儿类期刊的未来发展走向及其运作方式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前车之鉴”。实际上,期刊媒介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事业单位。而是将一只脚踏进了市场领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诸多选择的商业社会,没有一个响当当。吸引人的品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我国少儿类期刊面对的受众广、忠实度高,只要抓住了小读者的心理,贴进小读者的生活,具备卓越的远见、不挠的勇气,完整的可操作性的策划等条件,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将是可行的。 三、少儿类期刊设计思维多元化发展趋势 日本千叶大学教授多湖辉说:“内容里的97.9%是任何人都知道的,非常常见的普遍的东西。当它们被一种新的关联体系重新组合起来,具有相当的有效性时,就能发展成策划。”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对期刊整体形象的有组织的策划下,通过形式对内容的重构,会令同质的内容产生不一般的形态。打个通俗的比方,烹煮菜式,一样的配料,由于下锅的先后顺序的不同、分量的轻重、火候掌握的老到与否,等等原因,会令这道菜产生完全不同的口感。同样,不同的关联体系、组合方式、设计思维,会让差别不大的内容产生眩目或平淡的完全不同的效果。 同样是经营少儿类期刊,形象设计的可亲近与否是首决条件。《米老鼠》中主配角形象具备夸张、漂亮、可爱等诸多令小读者感觉可亲的因素,其行为举止中透出的调皮、滑稽、夸张、半成人化的思维令儿童觉得新奇、有趣,符合孩子探索未知成人世界、渴望了解和长大的愿望:同时又令成人感受到童真、童趣和年少的青涩滋味,从形式设计到内容定位同时讨好了儿童和成人两个世界。其设计形象无论哪一个年龄层次、哪一种文化程度、哪一种形态的国家都能接受并喜爱。 其次,在封面设计布局、色彩、刊名文字等的设计经营上。要突破传统思维框架。我们仍以《米老鼠》为例,其封面设计的框架看似无划分、无界限,一种自由的组合,但其实与国内所有少儿类期刊封面一样,刊名、卷期、年号、主题形象等都有固定的位置。只是与国内期刊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取了一种隐性的开放设计,即几乎所有的划分都是无边界的。利用固定的位置、文与图的和谐配搭、对比自然的色彩、空间的和谐摆布,形象与受众有效的沟通形态等等,使整个封面设计呈现出巨大的情绪调动力,人文性与商业性达到完美的结合。 与此相比,我国少儿类期刊虽不乏封面设计成功之作,但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结合尚欠缺。首先从设计形式上来看,封面设计各要素的框架使用仍然太多,使封面表现出人为的分区,看后有一种区域封闭的感觉。其次,在图形设计上,没有相对固定、完整的品牌形象做支撑,并且,为迎合市场口味,许多期刊封面借鉴日本卡通造型,“舶来”的感觉缺乏深层文化底蕴。中国泱泱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却在当前商业大潮的压力下。表现在货架上的都是“哈日”“哈韩”的形象。令人深思。激人振奋。 设计思维的多元化和商业化是不容回避的。同时,商业化如果不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将会毫无生命力。毕竟,设计一定是在文化的参与和制约下展开和完成的。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代社会,多元化的设计思维必须放进设计之初的整体策划当中去。是我国少儿类期刊封面设计的趋势所在。 综上所述,少儿类期刊既是文化教育事业,也是一项文化产业,它是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商业的有机结合。如何寻找传统与现代、文化教育与市场产业的契合点,是期刊业者的责任。面对国际国内日益加强的竞争压力,本土少儿类期刊在二十一世纪要取得新的长足发展,需要重视设计形象力的作用,尤其是注重创立形象品牌,并注重创新、创意。拓展多元化设计思维。这需要从传统的土壤中汲取养料并结合现代的设计形式来完成。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传媒经济学论文:经济学视角下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传媒与经济有着极深的渊源,财经类传媒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媒体,可以说传媒就是为对经济进行报道而出现的。从经济学入手,针对传媒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为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找到理论依据。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对于资源的有限配置问题。通过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也可以认识到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进而分析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经济学 传媒 经济安全 宋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王丽霞,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 经济学的划分通常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由于要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对其进行分析,所以国际经济学对于现阶段认识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是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边际革命而产生的结果。简单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体的经济单位在市场条件下运用供求关系的调整手段对市场进行配置的问题。经济活动中的4个基本要素为:生产者、消费者、市场、政府。其中政府对于市场是监管者,在微观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所以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 消费与市场。在这三者当中,市场又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是市场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到了一起。 在产品的自产自销阶段,人类的生活只能满足于自给自足。剩余价值的出现,导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的状态。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更是为了其他人消费,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这里所说的市场不是说商场等具体的交易场所,而是抽象意义的市场,是为联系生产与消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调节生产与消费从而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式。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供求关系理论,并由此理论衍生出针对生产者、消费者、市场和市场对于参与者的回报等一系列相关理论。对于这些理论,通过简单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当市场形成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发生了分离,这时对于市场的了解就需通过经济信息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财经类传媒是最早产生的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财经类传媒至今仍是传媒产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换一个角度讲,经济信息保障了人们对市场的认识。由此亦可看出传媒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度。传媒需对整个经济环境进行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信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经济安全的保障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条件下的,且经济参与者都要有理性认知与思维,从而主动调节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传媒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影响了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不仅如此,传媒出来的信息也会影响到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与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下,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仅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失灵也不可避免。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的不平衡,也即不完全信息问题。现阶段,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传媒进行的,这一点可最大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完全竞争市场对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得到实现,是因为人们能够完全了解和掌握市场,在理智的基础之上作出判断。在现实社会当中,信息是不可能得到全面掌握的,大家都是凭借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上进行活动,即便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 有些公司主动利用媒体为其散布舆论,从中获得利益。如全国多家报刊和互联网纷纷转载《燕赵都市报》在2002年7月15日报道的《莫忽视微波炉的危害》一文,该文称微波炉会引起人的心跳变慢、全身疼痛、睡眠被扰乱、记忆力减退,而且微波炉对食物的破坏也十分可怕,它使食物不再有任何活性维生素等。这篇文章四处传播后,当即导致我国微波炉市场两个月内的销量下滑了近40%。这时,某跨国公司推出所谓第五代微波炉新品,宣称能克服上述弊病,并在全国市场上大造声势。后经查那篇污蔑性的文章正是在这家跨国公司的操纵下出炉的。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对于市场经济的报道是否全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问题。市场决定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希望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减少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期望通过这些不完整的信息在市场上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单纯的市场经济必定是有弊端的,是会对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而传媒在这一情况下就要做到既对生产者负责也对消费者负责,从而保证市场的稳定,继而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只有传媒对两方面都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才可保证经济安全。 微观经济学由于自身的弊端,很多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调控也要遵守市场规律,不能是盲目和无限的。在这一环节传媒作用巨大,不仅要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呈现一个全面的市场,也要向政府传递充分的市场信息。传媒在连接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各环节都能发出声音并得到反馈。可以看出,在微观经济环境下,传媒对于保证经济安全举足轻重。 二、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1929年末开始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人们看到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宏观经济学逐步确立并快速发展起来。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对于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整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所发生的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微观经济研究的是经济个体,而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对于经济活动主体来说,微观经济更多考虑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研究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为给政府提出建议并把握全国经济情况。 宏观经济学是把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国民经济当中的各种有关经济总量和变化的问题,主要研究国民总收入、总体消费、就业率、国民经济增长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跟个体的关系很小,且传媒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其实不然,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通过传媒进行的。传媒作为传播工具,传播信息是其最根本的功能,且传媒不单单是一个传话筒,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需对信息进行解读,让每个受众都可正确认识政府的决定。宏观经济并不是单独作用的,宏观调控必然影响到微观经济,所以政府信息并加以解读是传媒的责任。正确认识并进行宣传,使之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是传媒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义务。且政府进行调控的依据不完全是政府部门作出的统计,对于就业、消费等一系列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由传媒报道获得的。传媒关注社会变化,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不仅是让人民群众了解社会,也是政府部门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只有对整个经济社会进行充分了解,政府制定的调控措施才可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正常发展。 对于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实施及其效果,传媒也起到了监督与反馈的作用。政府部门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传媒是有监督责任的。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是否得当,传媒也会把社会的反应及时回馈,使之适时作出合理的调整。可见,传媒对经济社会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传递着政府、国民、社会之间的经济信息。传媒不仅为经济安全提供保障,高水平的经济报道还可促进国家经济生活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良性发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传媒在宏观经济环境下对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三、国际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不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主要考虑单一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需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才能有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对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日益重要。现代的国际经济学可以说是结合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把经济学的视角放到了国际环境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的制约,也都有市场失灵和政府的干预。区别在于,国际经济学更加注重在国际范围内讨论资源的配置问题。 国际经济学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研究的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关系即世界经济体系与经济组织。这些贸易、金融和组织的问题一旦置于国际背景下,要比在一国之内的运行复杂很多。受到各国法律、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时受控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各国贸易、金融的国际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看起来要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更为复杂。 但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脱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生产、消费、市场、政府等因素。它只是由对单一国家的研究转向对国际整体的研究。这就使得传媒的重要性更加提高。没有传媒对整个世界的观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也就脱离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当把经济安全问题放到国际化环境下时,对信息的需求更多更全面。 如上所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以全球化视角来分析。这就要求传媒自身从规模到素质等各方面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发展须跟上国际环境的变化,否则就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从这方面说,传媒也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特别是近些年,传媒产业随着相关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产生了一些大型跨国传媒公司。这些公司主要形成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问题的话语权,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或不平衡。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不易得到保障。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加上强大的传媒力量,为自己在国际贸易、金融等问题上,甚至于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争夺更大的权利。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它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境外资金的进入对国内经济是一个刺激,可起到推动作用,但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安全问题随之受到影响。 2007年5月2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中国股市过热进行的分析及提出的警告。他认为中国的热潮是短期的,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股市会出现大幅度下跌。这个报道出现后,国内很多媒体相继对此进行报道,其中还包括国内的主要财经传媒。 2007年5月30日凌晨,一条震撼中国的重磅新闻出现在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上。这条新闻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号称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的和讯网是这样记录这一天的: 股指从5月29日的最高点4335点,一路下滑……创下了2007年中国股市暴跌之最。 B股跌幅更深。 沪市当日仅有1只B股上涨。 可以看到对于这次股市大跌的预测,格林斯潘是非常准确的。且有消息证明,QFII也的确从中国提前撤出大笔资金。这一举动和炒作房地产不同,在唱空的同时也确实是在做空。再分析一下QFII唱空做空的原因,“即由于受到资本管制等种种限制,境外资金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并没有充分受益,并且如果大量境外资金涌入到国内以后,疯狂上涨的指数也给QFII们建仓带来了困难。所以,通过唱空来阶段性打压股市,为其自身的操作提供‘方便’,也就成为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外国传媒与QFII相互配合,达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更通过这些经济大师的话语权来左右了中国的财经报道,并成功左右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这就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在人民币升值、鼓吹中国房价泡沫等方面,也为大量热钱的进出大造舆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外国传媒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是为外国的经济利益打算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媒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传媒与经济安全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问题,而传媒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在这些经济问题当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国际化。当经济安全的问题日益重要时,传媒在满足国家经济安全、(下转第61页)(上接第58页)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上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从经济学层面上看,传媒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且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传媒想要发展也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也就对经济安全提出了要求。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可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反之则相互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国家整体发展受到阻碍。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架构 【摘 要】传媒经济学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与新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传媒经济这门新兴学科。传媒经济学有两个核心词汇,即“传媒”和“经济”,这表明传媒经济学研究是跨越传播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双重研究,因此,其理论体系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多元、多面,不少学者专家都对其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为明晰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概念;研究对象;理论范式 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是传媒文化跟随时展的最新成果。现代社会经济现象成为新闻传播业关注的焦点,促使传媒业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传媒经济是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引发的经济现象,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社会经济现象,传媒产业也逐步成为各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科技的发展、产业链的延伸、管理制度的升级、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传媒行业自身的转型与改革等等,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下文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等方面简要介绍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初步建立起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一、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跟随传媒行业的发展而兴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就将“传媒经营管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开启了国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门。但由于传媒经济学涉及多门学科,加之其为新兴学科,缺乏充分丰富的研究材料,国内外学者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我国真正开始关注研究传媒经济学则是近20年代的事情,随着国内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的新要求以及受到国外先进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点燃了我国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不少专家对于传媒经济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周鸿铎在《传媒经济导论》中指出传媒经济是研究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所支配的各种资料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输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人与产出的比例关系, 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媒介经济学理论可以使媒介经营管理人员了解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耗费最小的资源来实现同样的社会效益目标, 而社会效益目标是媒介经营的一个约束条件。众多学者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发了人们对传媒经济学的重视,为今后全面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传媒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规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必须概括学科的实质,体现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显示与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简明扼要地为学习这门学问的人提供一个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2]每一个发展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传媒经济学当然也并不例外。从传媒经济学的名称我们不难看出,概括来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传媒学、经济学、传媒产业发展运行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等等,因此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向与经济学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传媒经济作为新兴学科的限制,以及受到时展,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传媒经济学又具有和经济学不同的特性。 首先,无论是哪个研究学派,对经济学的研究旨在围绕“产业”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对这种“产业”关注与研究的默认前提是承认收益与投入是成正比的,“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所增加的产量(边际产量)递增,但如果这种投入一直增加下去,所增加的产量就会递减,甚至成为负数。这是因为开始时,可变成本增加使固定投入得到更充分利用,但如果一直增加下去,固定投入已得到充分利用后,可变投入的效率就递减了。”[3]但是传媒产业并不适合这种默认规律,传媒产业是初始高“生产成本”,后期低生产成本行业,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比如各种传播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等等生产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后期复制成本却十分低廉,特别是对网络科技发展普遍性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来说,媒体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 其次,一般产业要保证其健康长期有效地科学发展,就必须要求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时刻保持冷静的态度,消费者相应也会沉着思考自己究竟需不需要这种东西,购入后其使用价值是否与其价值相符,因此,一般产业的生产、管理、消费环节都极具节制性,更多关注的是各个环节的有效收益。传媒行业并不是如此,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评判经常会出现误差,比如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问世,可能只会有少数真正需要的人才会购买,但是对于生产者(可以使作者或是出版社)来说,这本书的发行可以改变文学的发展轨迹,或是开创某一领域的先河,其社会价值与长期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般产业的价值衡量往往是看得见的,使用材料的优劣,消费者需求的多寡等等都直接影响的产品的价值,并且体现在“价格”上。传媒行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价格与价值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一份报纸的价格并不能简单用纸张的成本作为标价标准,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等的价值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其“社会价值”来实现的,是可以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连接,通常纪录消费者对攻击进行选择的手段就会有重要失灵”。 [4] 三、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2010 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根据2010 年2 月为止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2009 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 亿元,比2008 年增长了16.3%。[5]传媒经济学由于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开放性,融合经济学与传媒学甚至管理学在内发展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负责学科,因此,传媒经济学可借鉴多种学科理论并结合学科特点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 1、本位研究 传媒经济学极具学科独特性,不能单一地用经济学理论或是传媒学理论作分析,我们可以多去关注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学科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一些有研究意义的重要课题。 2、结合产业经济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侧重于研究传媒经济学的经济作用,将市场,产业结构,产业融合、产业布局等等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重点,去分析市场经济下传媒经济学的独特发展状况。 3、结合传媒和管理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传媒经济学中有充分可供研究的管理与传媒因子,比如传媒产业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动荡对于传媒产业的影响、生产者在传媒行业中的经济作用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成长起来的传媒经济学具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加强对传媒经济学的深入探索研究,不断规范研究方法,增设多种研究方法,为建立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供有利条件,指导我国传媒产业健康茁长成长。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系统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产业组织 摘要: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分析结构是一种比较微观的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体系。但实际上传媒经济学领域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体系结构和产品属性,而且随着网络传媒的不断发展,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相关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本文就在系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的传媒产业组织进行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系统经济学;传媒产业组织;经济系统;传媒经济 一、传媒产业在市场中的发展 传媒产业经济运行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传媒企业,传媒产业的系统可以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所以不同的组织结构需要有不同的企业主体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系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产业结构内不同的个体,也就是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种就是传媒产业针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自组织形式。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的传媒产业也出现了巨型化、经营范围多元化和销售市场全球化的转变。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传媒市场在保持高度集中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巨大的市场波动。这种状况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本就无法进行解释,因为这种理论认为企业形成一定的规模是获得最优产业结构的基础性条件,集中程度不高的市场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规模生产,只有一些经济寡头和市场垄断的结构才具有规模生产的条件。但是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却表明,在它们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广泛存在,而且并不是越大越好,最好的例证就是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失败。所以,在这里笔者采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对此进行分析。 采用系统经济学在对传媒产业的生产系统进行分析时,只需要从系统内部成员数量的变化、内部成员性质的变化和群体数目的变化等三个方面就可以对它们的系统内部进行动态分析。从传媒产业发展的过程来看,它的宏观动态特点表现为:传媒产业的规模分布大致呈现帕累托的形态,它们具体的分布情况会随着它们产业的生命周期的阶段而有所不同。例如报纸媒体正慢慢衰退,所以很少有新开办的大型企业,但是在网络媒体这个新兴行业内,几乎每个月都有企业的重组、合并或者是倒闭。目前我国传媒企业在市场上的发展特点用系统经济学来阐述就是:由于传媒企业之间的创新能力不一样,所以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宏观表现就是该产业的市场结构。 二、传媒产业的竞争 按照产业组织的观点来看,竞争是用来分析某个行业内公司的数量和相关产品类型的一个概念,市场结构竞争最为激烈的可以称之为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公司会提供大量同质化的商品。反之,竞争力最弱的则称之为垄断市场,所谓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本文将考察传媒产业之间为抢占消费者、资金流和广告收入等进行竞争的情况。因为传媒产业的竞争不仅存在行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跨界之间的竞争。引入系统经济学的观念会让媒介之间的这种竞争分析由复杂变得简单。 根据系统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传媒产业中存在着非常广泛的层级系统。这些层级系统是由很多子系统按照等级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在对传媒产业的竞争模式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按照由高级到低级的层级结构来进行分析。 (一)全球化的竞争。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中,传媒产业的竞争对象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在十几年前,联合国和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在国际性的媒介竞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制定了各个国家媒介竞争的相关政策。目前,这些政策已经被很多世界性或者是区域性的组织决策所取代。例如,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各个国家需要开放电信市场,使得中国的传媒产业受到了外来的竞争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国营和民营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层级中,国家的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影响传媒产业竞争的主要因素。我国的媒介政策应该是为传媒产业发展服务的,所以应该为传媒企业设置一定的竞争参数。我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国的传媒产业所能够使用的资源情况,媒介的所有权会对国家内部的竞争起到催化作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的媒介政策,它处在两个极端中。由于1996年电信法案撤消了对媒介所有权的制约条件,所以美国的传媒产业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反对撤销限制的人认为兼并会导致寡头垄断的产生,而支持撤销限制的人则认为这有助提高企业的个体竞争费力,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两个极端,没有一个中间过渡的过程。除了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之外,国民经济的现状也是影响传媒产业的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经济环境的好坏能决定传媒产业运行的宏观经济因素。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和传媒企业的发展形势会直接影响传媒企业广告的收入量。 (三)传媒行业之间的竞争。这个层级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业之间的比较。传媒产业在进行内部竞争的同时还要面临来自行业之间竞争的压力。运用这种层级分析的方法,我们找到了一种能够分析传媒产业和其他行业进行竞争的方法。其实,竞争广泛的存在于产业之间和有很多产业所组成的群落之间。所谓产业就是一个群体或者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企业结构。在这个产业之中,企业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其他产业的企业。对传媒产业来说,它是可以通过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来进行判断的。我们假设如果所有的媒介都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呈现出来,那么用生产技术就可以让它们的每一个产业都变得非常清晰。 三、传媒产业的创新 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看来,产业的创新只需要经过两个周期就可以完成,即知识理念的创新和生产工艺的创新。这种观点认为,当产品的形式确定之后,竞争的压力就会由产品向生产部门转移。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看来,创新的周期有四个阶段,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宏观的经济系统中,产品的多元化和市场的多元化进行的一种交替演变。这种观念认为,产品的创新需要由动机、机会和方法的共同引导,如果企业管留着对生产效率的不满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自觉克服身上的惰性,产生创新的需要。随后,在产品市场的调查中,管理者发现消费者有新的需求,并伴有新技术的出现时,需要进行仔细鉴别,然后在企业或者个人的范围之内用各种方法进行检验,让创新的意向经过广化之后再经过不同的情景进行区分。当产品生产完成,需要进行市场推广时,管理者应该首先将创新的思路和理念从意识层面向转化为可以进行整理的知识系统。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传媒产业的创新在广化阶段,就是要将原本比较模糊的想法使之具体化、标准化,方便进行逻辑整理。 这种模式具体到传媒产业,比较常见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生产并不意味着垄断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是由传媒产业的产品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传媒产业的产品在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过程中,允许它们之间较大的差异化,这也是传媒产业产品所特有的。例如现代各大电视台都会设立一个频道的总监制,但是每个监制如何实现对频道把控的方式是非常自由的,而且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地方特色。整个栏目组的成员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结构、技术水平和创造力就能打造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创意,但是这也要建立在遵守相关专业标准、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同时,传媒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其他的创意产品来达到自己创新的目标。而且因为传媒产业的特殊性,使得它们能够充分挖掘出创新产品中的潜在价值,实现价值的突破。根据我国目前的传媒产业现状来说,进行创新的大多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营销能力和条件,所以只能选择不断创新,让自己和大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并能从中获利。所以,这种价值的创新就实现了企业价值链之间的动态协调。除了价值创新之外,传媒产业的技术创新是它们获得长远发展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宣传的方法,如果创意不能得到有效的扩散传播,就很可能导致该项技术创新的失败。 综上所述,传媒产业具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特点,是信息化产业中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之一,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我国已经将传媒产业的结构调整列为扶持对象。传媒产业的组织结构和变化推理都是建立在系统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笔者希望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谈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未来的发展领域 从我国当前传媒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传媒实践的发展优先于传媒经济理论的发展。而随着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为我国还不甚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更多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与此同时,还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入手,针对当前实际,提出优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旨在不断加快传媒经济学发展,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广告购买指数 根据《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的相关资料表明,截止到2009年,我国传媒产业其总生产值已高达4907.96亿元,与2008相比,增加了16.3%个百分点。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怎样优化传媒资源日益成为了当下一门显学,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传媒经济领域的研究理论、方法与对象等框架上的发展也较为多样化,众说纷纭,而这种情况也促使其在固有的研究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除此之外,随着当前传媒行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出现,而一切问题的出现,都迫使我们必须不断优化传媒经济学理论,以此促进传媒经济行业整体发展。 一、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 不同类型的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就传媒经济学来说,其研究方法则是一般经济学方法具体在传媒领域当中的运用手段,且同时将传媒领域其特殊性引入到当中。一般而言,传媒经济学其基本的理论体系与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相符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定经济变量的定义,且提出相关假设条件。第二,根据这些假设与定义,提出相关假说。且基于相关假说,提出对于未来的相关预测。第三,用事实来证明预测是否合理,如果预测与理论不相符合,那么这种假说就可判定为错误,要么进行修改,要么就放弃。 关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性,其一就是不能照搬一般经济学理论的框架,我们必须要基于一般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引入相关的被抽象掉的现象与因素,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相贴近。Ramstad基于架构的绩效、行为、结构、基本条件以及政策之外,还增加了媒体使用者,主要包含消费者与广告、媒体产品元素,主要包含分销过程、媒体内容与媒体形态等两大主要的要素群体,以此勾勒出更具弹性与灵活性的传媒分析框架。 传媒经济研究的特性之二就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在研究当中的关系。一般而言,实际分析就是将价值判断摒弃,只对经济自身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进行关注的一种研究策略,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而规范分析通常是将价值判断作为基础,进而提出某些判断标准作为衡量事物好与坏的标准,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一般经济学领域都将规范分析同实证分析分开来进行,但由于传媒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因而在实际当中很验真正将二者区分开来。一般来说,正的外部特性有益于社会发展,而负的外部性则对社会有害。因此,在传媒经济理论研究当中,在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进行有机结合,建立一种基于规范模式之下的一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合二为一的模式。 二、强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当前许多高校也已开办了传媒经济理论相关的学位教育,因而,对于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更趋于规范化,传媒经济的发展也将随之不断发展。为此,根据作者相关实践经验,现总结出以下对策和基本思路来加强加我国当前传媒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第一,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历史之间的关系厘清,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的基础与起点。第二依据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建立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并且将相关的数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与之相融。第三,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当中,不断深化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探索,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必须具有的战略性高度以及科学化的态度。第四,从我国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传媒产业所面临的以下问题,服务于传媒实践。首先比如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赢利模式与传媒管理的变化。其次,随着政府不断放松的管制与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加强对组织创新与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探讨,尤其是电信与传媒之间相互融合的问题。基于营销有效性与传播认知的有效性之上,对相关的广告购买的指数进行分析,一般而言,以阅读率或者是收视率为基础的当代广告营销策略,它的依据就来自于认知的有效性。而从营销层面上来看,营销有效性更具意义,因而将传播营销的有效性作为基础的现代广告购买指数进行分析会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五,加大不同领域学科的整合力度,促进传媒经济学健康快速发展步伐步伐。从传媒经漳学的构成来看,它是一门经济学与传播学交叉的学科,对于它的研究,需要集合管理学、经济学与传播学等学科,因此,对传媒经济学实行交叉研究极为重要。 总的来讲,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处于不断发展与演进的学科,它的框架应该相对较稳定,且其基本结构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当前而言,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各方面还不甚完善。笔者期待我国能够尽快完善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不断推动我国传媒经济产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传媒现代化水平。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视角下的公交移动电视经营 摘要:从经济学上的定义来看,电视媒介提供的电视节目是一种经济产品,电视媒介是生产出品的生产单位。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方式下,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一般来说,两者是相适应协调发展的。公交移动电视作为电视的一种,它的产生与发展也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它的产生体现了供需关系的相互作用,它的运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公交;移动电视;策略 1 引言 将传媒经济学与公交移动电视的经营联系起来有利于通过把握传媒市场运作规律,准确预测公交移动电视产业的市场行为所产生的效用,并进一步指导其发展方向。在传媒经济学的视角下,讨论公交移动电视起源、发展以及产业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将具有更开阔的思维视野以探索产业经营之道。 2 公交移动电视的现状 公交移动电视属于垄断竞争市场。这一垄断竞争市场的共同特点是,市场中的参与者个数是很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竞争性的但不存在具有绝对决定性的寡头。其次,它们向受众和广告主提供的信息产品虽然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别,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再次,存在具有明显长期性的进入壁垒。实际上,任何情况下潜在的新的媒介进入者都需要时间和资本,这个进入壁垒的界定几乎包括了媒介的所有行动。 2.1 公交移动资源的优势分析 2.1.1 传媒资源优势 传媒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价值所在。整个受众的注意力始终处于一种“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能够将受众资源凝聚起来的“注意力产品”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1]“长尾”定律实际上是统计学中幂律(Powe:Laws)和帕累托分布(Pareto)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长尾理论”认为,只要渠道足够大,非主流的、需求量小的商品销量也能够和主流的、需求量大的商品销量相匹敌。[2]那么,“长尾理论”适用于公交移动电视市场吗? 根据中国权威调研机构在杭州、大连、青岛等地的调查数据表明,乘坐公交车的乘客,平均家庭月收入4731元。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是构成国内城市家庭的主体,市场基数非常大;另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实际上已经拥有有每月超过2000元的可支配收入。按照“长尾理论”,就抓住这些人群,进行重点宣传,影响他们的消费选择,那么所取得的收益往往要大于由少数高收入人群所带来的收益。因此,这一模式最适合的产业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快速消费品等品牌广告。从这一角度来说,实际上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所采用的策略是符合这一市场分析,并已取得良好反馈的。 2.1.2 广告影响力优势 媒介的影响力是媒介为了达到某种传播效果而借助某种传播手段向受众传 递某种信息而对社会所发生作用的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的最大影响往往来自于“规模影响”媒介的规模经济效果来源于大规模地生产、传播信息产品允许使用更有效率的设备和技术、采编、经营管理人员在专业化的工作过程中也可以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从而导致平均成本的下降。因此,同质的竞争中,传媒比拼的是各自的规模经济最优化。其次,传媒比拼的才是各自的传播效果。 据AC尼尔森在上海地区的调查,平均每位乘客在公交车上停留的时间为26.5分钟。而新生代调查机构抽样调研出来的数据是,工作日,公交乘客平均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是犯分钟,非工作日,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为29分钟。北京市民平均每周花费在公交上的时间为5.18个小时,年运营总人数近50亿人次。“行驶中的公交车”这一传播环境具有相对的封闭性。[3]在乘车途中收看公交移动电视节目,乘客受众是无法回避的,也没有收视选择,处于被动收视收听状态下。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封闭的收视空间,强制性收视,节目内容的不可选择性有利于避免信息流失。从传播效果上说,遥控器是广告最凶恶的杀手。 与家庭电视客厅休闲性、受众手中拥有遥控的自主权相比,公交电视受众选择继续收看广告的比例高达八成。另一方面,处于封闭的公交车空间里对于被动收视的受众来说,失去了家庭电视收视的选择性。这一信息获取模式具有强制收视的特征。但同时,公交移动电视也会因为提供“单一信息网”和“被动性消费”而导致电视的非人性化的使用。 2.1.3渠道优势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起步阶段,渠道一度成为极其短缺的资源。谁拥有了这一稀缺资源,谁就是市场追逐的对象,谁就拥有传播市场的霸权地位。即是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传播市场上的渠道资源以几何基数的增长方式爆发了。信息传播渠道的数量、规模、种类,都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增递。以电视传播为例,上星频道管制的进一步放松、电视直播卫星的即将升空、宽带在线视频的普及、3G的商业化应用等等。所有人们熟悉的传播影响力的产生方式以及市场盈利模式都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在传播渠道大规模扩张的北京下,传统的传播管制的力度和效能会有一个平均化的递减;而过去堪比“黄金”的版面和时段等等都会因其“过剩”而逐渐变得价格贬值。从传播效果来说,无论是舆论宣传的那种“媒体联动”还是广告投放的那种“集中轰炸”,其传播效果都在明显递减。 2.2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面临的困境分析 2.2.1 传播效果问题 尽管公交移动电视在“封闭环境”下取得的强制性单向传播效果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但是对于这一效果的取得,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在这一传播环境下对于电视的非人性化使用、传播过程中的噪音是公交移动电视面临的预期欠佳的传播效果。公交车到达每一站都需要报站以便乘客上下车,这样就必然会覆盖公交移动电视节目播出的声音,导致一部分无法观看屏幕“听电视”的乘客无法接受到完整的节目信息,从而造成一定的信息缺损。另外,户外广告的黄金地段,广告往往容易扎堆,挤作一团,包括车厢内的车体广告、招贴广告。严重影响了移动电视广告对于受众的到达率和记忆度,分散受众的注意程度。这些信息的拥挤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交移动电视的传播效果。 2.2.2 内容缺失 由于政策上的限制,目前移动电视运营商不享有内容采编权,其节目内容供应采取制播分离的规定。因此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无外乎都采取两种模式。一是广电运营商模式,将移动电视接入本地有线电视网,实现电视节目的传输,由广播电视独立完成内容的制作和传输。二是合作运营模式,主要是传媒运营商与制作机构合作。这种模式采用数字广播技术,通过直播方式收看,广电部门主导运营,移动运营商提供用户管理,制作机构仍然主要以广电系统为主。前者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它享有众多上海文广集团旗下内容制造的资源共享优势。因此在节目内容上,东方明珠实现了当之无愧的“内容为王”。后者是市场决定需求,移动运营商需要与内容制作单位形成一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内容提供上极大程度的依赖这一渠道供应,如巴士在线和CCTV移动电视的战略合作。 2.2.3 盈利模式单一 谈到公交移动电视,广告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点,除了广告,还能走什么路?目前的中国公交移动电视还没有第二个选项。这就说明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模式是单一的,是需要不断完善的。 北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在这方面上作了一些尝试。他们制作了利用手机短信互动的娱乐节目,希望通过和移动运营商分账的方式增加收入。其实这也是传统电视媒体早已开发成熟的思路之一,而移动电视受地域限制,远远低于传统有线电视频道的收视率,这一天然缺陷,使得短信收入只能成为广告收入模式的补充。 3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的应对策略 3.1 注重实施品牌战略 ①“造星策略”形成关注度与影响力 移动电视要重视“造星”,即制造自己的明星系列,比如,适时推出移动电视自己的“首席编辑”、“首席主播”,结合栏目推出“首席营养师”、“首席导游”、“首席导购”等等。“造星策略”不仅在企业内部可以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对外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些由移动电视自己培养和打造的嫡系“明星”们以其专业素养和自身魅力来吸引受众,利用明星的亲和力来获得观众们的情感认知,同进而营造移动电视的口碑,同时这些明星所带动的品牌栏目,都会提升移动电视的品牌价值。 ②“营销策略”制造公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度 媒介的公关是传媒与其社会公众之间全部关系的总合。它有利于传媒与社会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树立传媒形象,提高传媒知名度。对具有鲜明地域性的移动电视来说,可以争取主办、协办群众性大型活动和大型比赛,争取已经具有很大市场效应的大型活动的冠名权。同时,可以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向全社会征集移动电视内容的策划方案,或者举办移动电视“首席男、女主播”大赛,移动电视就可以是大赛的唯一播出平台,不但收获了主持人,聚集了人气,也取得了很高的社会价值。同时频道ID,口号的召集也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为市场客户度身定做系列性品牌活动推广方案,并有效实施,以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 在品牌推广成功并树立起自身品牌之后。[4]公交电视可以通过自身的品牌价值,进行品牌延伸。品牌延伸是媒体完善经营的有效方式之一。著名的“迪斯尼”案例告诉我们,通过产业化运作和知识产权的延伸、保护,把形象品牌转化为商品品牌,以形象品牌的观众年龄段为衍生产品的目标消费群,通过商业模式的设定,提升出产业的最高附加值。 ③分众定位 对于公交移动电视产业来说,做好受众调查了解受众基本面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公交移动电视针对市场需求不断作出调整,创新和升级。也有利于提高广告客户的广告投放的有效触达率,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数据显示,东方明珠移动电视的主要收视群体为18至40岁的社会主力消费军,占总数的52%,而月收入在3000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52%。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78.3%,受众的男女比例为男性60.5%,女性39.5%。这群社会主力消费军,年轻充满活力,乐于追求新事物且学历高,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希望通过东方明珠移动电视获取大量资讯信息及可信赖的商品信息。[5] ④完善产业链 目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内部产业链己经基本形成,但在产品营销环节上还存在问题。以美国电影产业链为例,其产业化本土水平比较高,本土票房约占30%,海外市场约占30%,后期开发约占40%,包括游戏和各类产品的特许经营权。把每一个市场充分做足。如好莱坞的公司一直把打造链条作为自己取胜的秘诀之一。他们在市场中磨练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首先是打造精品;然后是广泛的放映演出或出版;接着做成相关的礼品;下一步做成游戏软件;然后给拍摄地带来旅游收入;接着做成DVD或录像带;然后再是游形象专利的有偿转让。有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滚雪球”,这其实是传媒的一种“链式”开发。 3.2 加强节目内容的优化 受众调查中所提到的缺损噪音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移动电视节目信息的传播效果。针对这一弊端,笔者认为准确合理地使用字幕补充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广告外的节目都应该配备字幕播出。首先字幕可以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当受众在收看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时,公交车到达站点需要报站名,节目的声音就会被切换成报站声。这样车内电视就会出现短暂的“失语现象”。即使受众此时正在全神贯注地收看节目,信息传递就会损失一部分甚至中断。此时,字幕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字幕能够弥补声音消失所造成的信息缺失,保持信息的相对完整性和准确性,维持受众的收视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声画同步时也需要字幕的参与来减少周围环境噪音带来的收视干扰。其次,可以增加字幕频道,加大信息容量。如果在电视屏幕一侧滚动播出各类字幕新闻,如气象信息、交通路况、预警信息、突发新闻、重要时事等。字幕就形成了另一个信息通道。不仅增加了信息容量,也实现了受众在公交移动电视单一频道下的双重收视选择。 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应该包括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五个要素。其中,受众的反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单向传播模式,忽视了受众的反馈,破坏了信息传播系统的完整性,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互动环节的缺失,是公交移动电视单向传播的缺陷。为了避免这一弊端,公交移动电视可探索多种途径,以便顺利的“倾听”来自受众的反馈。互动,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需要的是受众的积极参与,以达到接受传播效果的目的。因此多平台的开拓,比如观众信箱、观众投稿、公益活动等形式都可获得第一手的直观材料,以便接受反馈信息,提高传播效果。 3.3 战略合作联盟强化竞争力 媒介市场战略联盟的出现与竞争环境的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论实力多么强大的媒介也很难在各个方面完全靠自己,需要借助其他丈量来实现快速的增长,增强盈利能力,从而促进了战略联盟的产生。 中国移动电视协作体是由中国境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市以上的广电系统移动电视运营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其成员包括中国教育台,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等巧个省级移动电视和北京、重庆、天津、广州、深圳等18个市级移动电视。[6]各地移动电视采取异地联播、节目置换、广告互换等方式合作。在此基础上,各移动电视公司的节目可以互换,既丰富了节目源,又节约了制作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分销全国性广告投放。众所周知,单一的创收模式很难使移动电视产业形成霸主龙头,广告收入独挑大梁的局面逼迫移动电视公司们寻求良方,扩大传播范围,提高有效收视率,吸引广告商宝贵的注意力。用整合的办法成立协作体也许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视域下“走转改”的效益及其实现 2011年8月,中央主管部门发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倡议。然而,“走转改”并不只针对新闻战线,而是面向整个传媒产业、文化产业。因为随着当下传媒业转企改制推进,越来越多的传媒机构进入市场,在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起来,打造出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又以人为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品,是传媒产业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从传媒经济学角度来看,“走基层”是通过融入基层,更好地尊重群众(即广义的受众、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了解民众的生活生产和需求状况;“转作风”是要求传媒建立与受众平等的关系,努力满足受众的合理需求、维护公共利益;“改文风”意味着要提高传媒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加优质传媒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升其对受众和社会的效用。 “走转改”的社会效益:有助于传媒产业履行社会责任 1.沟通政府与基层社会,减少信息不对称 “走基层”不仅要求传媒机构完善传媒产品的城乡发行和销售网点,建立传媒公共服务体系,还要求记者编辑等采编创作人员“接地气”,通过在基层走访,全面了解、真实记录以及向全社会客观传播基层的发展现状以及底层民众的安危冷暖、所思所想,将存在的相关问题反映出来并传达给政府部门。这在2012年新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的“农民工杨立学讨薪”、“农民工邵全杰春运买票”等走基层节目中得到体现。关注弱势群体、重视民生问题,“走转改”有助于提高舆论引导力,在基层社会和政府间搭建沟通桥梁,促进公共领域和意见自由市场的形成,减少信息不对称。 2.规避市场机制的失灵,降低负外部效应 传媒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但外部性有正面和负面之分。正外部性体现在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传播并让受众了解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增加社会知识存量、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等;负外部性则表现在错误引导舆论、传播不健康的内容、导致社会的“三俗化”等。特别是在传媒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失灵经常发生,如过度迎合消费者的不正当需求、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在市场经济下,中央主管部门提出“走转改”,是对传媒产业进行的宏观调控。通过这种政策引导,可减少市场失灵,让传媒在保持市场性的同时回归公益性,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起来,减少负外部性带来的不良影响。 “走转改”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传媒产业增强经营能力 1.生产优质产品,抢占稀缺受众资源 基层是传媒产品生产所需的创意的源头活水,传媒从业人员通过“走转改”,不仅能生产出独家新闻、重磅报道等有利于在传媒竞争中增加比较优势的拳头产品,也可以更真实地了解受众对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偏好、需求状况,进而帮助媒体调整市场定位、改善服务策略,获取更多注意力资源。譬如,2012年央视在“新春走基层”报道中风格的转变,不但强化了其社会责任,也使其收视率猛增。据统计,央视新闻频道“走基层”报道在春节期间的收视率达到0.325%,比2011年提升了17%,比2010年提升了64%,《新闻联播》相关报道的收视率也比2011年同期提升了27%。①而受众群是传媒的重要市场资源,特别是在消费者选择空间较大、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稀缺的。这种注意力资源通过二次售卖甚至多次售卖,决定着传媒的广告资源和经营收入来源。 2.拓展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传媒在“走转改”中积累的公信力、影响力,可转化为市场中的竞争力、品牌影响力。作为“走转改”的典型案例,央视打造的传播中华美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不仅创下0.5%的平均收视率,还带来了广告、版权、海外发行等一系列收入,在出口过程中,其价格甚至卖到一分钟接近1万元,使央视纪录片的销售额比2011年增加50%。②借助“走转改”带来的“舌尖”品牌,央视还授权出版了同名图书、发行了DVD,而且还很热销。可以说,在“走转改”中,只要传媒产品质量过硬,在社会效益最大化之时,也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在这方面,2012年浙江卫视的表现尤为抢眼,其“推出的《中国好声音》,是以服务基层普通群众为宗旨,以传播公益文化为特色,高扬‘走转改’精神的全新媒体实践”,“栏目之所以受到关注,得益于节目主持人、偶像导师自觉降声调、改腔调,在舞台上流露真性情,和普通圆梦人、民间音乐爱好者打成一片”。③正因为此,《中国好声音》成为2012年最卖座的电视节目之一,借助广告、版权销售实现“一亿投入,三亿收入”的经济效益。 “走转改”中传媒社会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尽管“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具有上述效益,但在当下“走转改”活动中,存在传媒的积极性不高、管理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责任感仍较差等问题。要进一步发挥出“走转改”的价值,使传媒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政府相关部门应强化政策激励 针对一些传媒缺乏“走转改”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可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相应的政策激励与政府监督机制。在经济手段上,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可以联合工商、税务、银行等系统,通过制定相关的税收、信贷、产品购销等优惠政策,对那些积极服务社会发展、公共责任感强、社会效益表现突出的媒体给予倾斜,如减免税收、加大补贴、提供信贷支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等。而对那些制播违规广告、蓄意捏造和散布谣言、传播低俗内容等危害社会且屡教不改的传媒机构,执法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视情节而进行罚款等相应的惩处。此外,还可通过树立正面和负面典型进行勉励和鞭策。 2.媒体应完善自身管理运营体系 要保证“走转改”的效果,媒体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管理运营体系。一方面应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寻找符合自身状况的运作模式,做好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和业务经营;另一方面,可实施采编创作人员的培训制度,通过定期邀请业界精英和学界专家等方式,对传媒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其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并增强其市场意识、受众意识,以发挥出人力资本在媒体“走转改”中的创造力。同时,媒体自身还应完善绩效考评和奖励机制,通过津贴、福利激发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当薪酬待遇提高时,工作人员一般更愿意改善工作态度,激发走基层、多出精品的热情,有利于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内容产品、提高产品营销和产业化的收益。 3.社会应加强对传媒行业的监督 社会对传媒行业的常态监督,有助于传媒企业提高服务社会、承担责任的意识。应拓展公众对传媒实施监督的渠道,鼓励传媒产品的消费者和普通公民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行为进行揭发举报,以鞭策媒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譬如,对于那些捏造虚假新闻、播出“三俗”广电节目以及生产和传播充斥色情内容与暴力思想等危害社会风气的影视剧的传媒机构,公众应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配合执法部门对此进行查处整治。政府部门也应通过开通举报热线、开辟投诉专区,畅通对传媒业的监督渠道,保障公民的监督权,以此督促传媒人“走转改”,肩负起服务大众、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理论下的媒介认识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传媒业不仅有信息传播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巨大和潜在的经济功能。传媒经济这一概念逐渐在传播学术界和传媒产业界受到重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生产以及同传媒生产直接相关的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和经济运作规律。报纸和电视是传媒产业中的重中之重,也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传媒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为媒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更好地发挥优势和取得经济利益保驾护航。 [关键词]理论 西方经济 应用传播 电视业 一、理论认识 传媒经济学在国际和国内传播学术界均被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加以教授和研究,但是它作为经济和传媒的综合体并没有确凿的硬性定义,它是传媒产业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发展壮大的理论结果。有的学者侧重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去定义和引导传媒经济学,有的学者则更倾向于把传媒经济学归结为应用传播学的实用范畴。传媒生产利用内容资源,通过创意与艺术活动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人类所需要的思想、信息和娱乐的过程。在经济学学科分类中,传媒经济学即是研究传媒生产领域中内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以及由此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分支。它构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力量如何影响传媒体系和传媒组织。 在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以及以应用传播学实用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我认为,这两种传媒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不应该是互斥的,相反它们应该是互补的。两种理论依据都有道理,都是对传媒事业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发展的有力指导武器。传媒产业既然可以称之为产业,那么它一定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它也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在研究传媒经济学过程中,顾名思义,既要重视其在经济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又要重视其在传播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 二、传媒产业与西方经济学 首先,在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包括生产什么物品以及生产多少这种物品,怎样去生产,如何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分配等众多相关问题。传媒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在传媒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上经济学中关于产品的问题的表现形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有哪些特殊的现象,以及怎样去注意这些现象,从而更好地利于传媒事业的发展。经过查阅资料,本人总结出了传媒经济学较之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第一,一般产业遵循边际成本递增定律,而大部分传媒产业边际成本递减。所谓边际成本定律,即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使边际产量增加,但是如若持续增加这种可变资本的投入,将导致所增加的产量便会开始递减,甚至影响企业的生产。产量和成本有对应的关系,当随着一种投入的增加——产量递增时,其成本就递减;而当随着这种投入的增加产量反而递减时,其成本就会递增。有些学者认为,媒介产业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这个规律,媒介产品属于高初始生产成本和低复制成本的产业,比如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音像制品、电子等。当媒介产品不断以复制等形式被产出的时候,其边际成本非常小甚至于为零,所以产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最大化,而传媒产品的“顾客”——受众会在这个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获得这些传媒产品,这也是导致传媒产业大都具有“受众最大化”倾向的原因。 第二,在一般经济关系中,产品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一元产品市场”即产品从厂商到购买者的一次销售,而大多数媒介产品的价值实现,往往可以通过“二元产品市场”即传媒的二次销售理论。媒体第一次销售的产品为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获得特定读者群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群的注意力,获得广告收益。媒介产出的产品,参与了两个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这两个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品在一个市场的表现会影响它在另一个市场的表现。传媒产业生产厂商例如报纸等,可以以低于生产成本很多倍的价格在第一个市场出售所产出的产品,但是可以在第二个市场里赚取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通过这个二次销售过程,不但可以弥补在第一个市场里亏损的成本,而且可以使媒介赚取高利润。这种二次销售模式并不是说,除了传媒产业以外,其他产业全然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一种经济产品像传媒经济产品那样明显地展现着“二次销售”的魅力。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一般产业遵循着价格机制。但是在传媒产业中,有些传媒产品是不一定遵循价格机制的,比如广播等。有些产业的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联系不大,比如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等。经济学范畴中的价格规律是指在商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价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当商品供大于求时,则价格呈现降低趋势,当商品呈现供不应求时,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反之,当商品的价格降低,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消费者需求,当商品价格升高时,又会使一些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降低对该商品的需求。我认为,传媒产品的特殊特点决定了它不一定完全按照这种价格机制规律运行,那是因为传媒产品中向人们传达的多半是精神上的满足,传媒产品对于其消费者——受众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是向受众传递信息,这种信息是通过精神层面的沟通传达的。因为人的精神层面一般无法用价格高低来影响其在受众当中的需求度,并不一定是一档节目的制作成本或者广告费用低,这个节目就会不受欢迎。传媒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流通,它的需求度基于其产品的内涵是否与其受众产生精神共鸣,这是传媒产业的魅力所在,也是传媒产业不同于经济关系运行中的普通物质商品。 当然,传媒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中也存在着微小的不同之处,传媒产业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活跃的经济体,作为媒体人,在传媒产业的经济运行中,既要看到经济学知识对其的指导作用,又要考虑到传媒产品不同于一般经济商品的独特特点,我认为,传媒产品要能够满足其传递信息引领精神世界的使命,又要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这是作为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好诠释。 三、浅谈传媒经济指导下我国的传媒产业(以电视业为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事业与以往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传媒事业几乎是完全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是国家和党的宣传喉舌,全天播出或报道的内容完全以国家政策新闻为主。在1991年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加之中央对传媒媒介的“事业管理,企业经营”制度,给予传媒介在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的生存空间,我国媒介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声音,传媒产品开始丰富多彩,日渐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与此同时,媒介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个体,也获得了经济运行中的一席之地,经济利润也随之而来。 电视业同报纸业一样,是信息产业群中的一种分支产业,组建产业性广播电视的集团是我国传媒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成熟化的一种表现。狭义的电视产业是指,以生产制作、营销、播出、传输和发射电视节目为主的企业组织,以及统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集合。在建国初期我国最先成立的电视台即为北京电视台,后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在起步之初,电视台纯粹是事业单位制度。电视产业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脚步飞速发展,先后经历了起步期、跑步期、高速期。发展至今,我国电视业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丰富的节目和播出剧目极大地开阔了观众的眼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 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下,电视业同我国报业一样,正在逐渐发展成更新的传媒经济体,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电视业自身也具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强化的地方。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传媒功能,更好地发挥起经济作用,我认为,电视业应当更加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第一,我国电视队伍的壮大完全是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的,电视对于观众来说是接受新信息的窗户,电视产业团队中人员素质普遍中等,专业人才需求量大,如何能够更好更专业地满足观众们获得信息的需要是电视产业的首要议题。而这个议题最核心的部分即是电视产业的人力资源,只有有了好的人力,才能够创造出更多好的信息产品,满足精神需要。第二,电视产业应当更好地树立市场经济理念,营造出产业发展的新环境,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媒介产业观念、不断创新的步伐、国际化视野、强化特色的定位。第三,在传媒经济理论指导下,让电视业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更加蓬勃发展,就需要改变高度垄断的电视业现状,市场经济体系中遵循自由竞争原则,如若在进入这一市场体系之初就以一种严厉的垄断作为开头,那么这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第四,我国电视业对于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电视节目雷同,品位不高,主持僵硬等众多问题,都是影响电视业广阔发展的芥蒂。 总之,我认为,我国电视产业若想长足地发展下去,必定需要更好地发挥其传播和经济作用,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也要适应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的要求。在全球化信息爆炸的今天,我国媒体要努力使自身更具竞争力,应对国际传媒市场挑战。 四、总结 在充满着无限可能的今天,传媒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年代,作为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我们,每天日常的传播活动无一不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传媒经济理论与媒介今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二者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传播学自建立之初就把我们领进了综合学科的大门,在这里,我很感兴趣的两个范畴(经济、媒介)可以完美地结合并且指导着经济生活中的传媒发展。这使我更加热爱传播学这门学科,也是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媒体人的责任是双重的,分别是:媒体人有责任丰富媒介产品,并且更好地去向受众传递更具价值的信息;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中,媒体人也有责任将自己所处的媒介发展壮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媒体得以继续发展的利润。我想,这也就是传媒经济学所要向我们展示的传播意义。它既不能急功近利不顾内容地去传递信息获得经济利益,又不能将媒介落后于整个市场。这种博弈的均衡点,即是媒介在经济社会中发展的最优目标。 传媒经济学论文: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摘要: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传媒经济学刊》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确定了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等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并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以期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传媒经济学论文:一位经济学者的传媒经营观 金碚是目前国内少数产业经济学基础厚实的媒介经济学者,在“中国经营报社社长”这个头衔之外,他还有一长串传媒人少有的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工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自2002年以来,他屡次受邀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经济顾问,由他担纲制定的中国新办报纸评估论证体系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报纸专业审核指标体系。 当前,我国传媒业发展格局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变化,业界尤其是报业人士面临诸多困惑,作为经济学者和报业管理者的“双栖人”,金碚社长的观点会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本刊记者就有关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对报业竞争力进行第三方监测是很有必要的 《青年记者》:金社长:您好!您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并把企业竞争力监测的成果引入了报业领域。2004年,您领导中国经营报与新闻出版总暑一起推出了“报业竞争力监测报告”,引起了业内的轰动。您的初衷是什么?现在看,这个报告的运作是否达到了您预想的目的? 金碚:我是研究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2004年时使用研究产业竞争力的方法,和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合作开了一个全国报刊竞争力年会。在这个会的前后,对全国主要都市类媒体、报纸竞争力进行了监测,监测的结果当时影响非常大。尽管有争议,但现在回头来看,应该说我们当时的方法和监测的结果还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 我们是基于这样一种方法,在监测之前,不和报社联系,完全是“背对背”,使用新闻出版总署和第三方监测机构,比如央视索福瑞、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提供的数据,算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结果出来后,大多数报社都认可,但也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后来,我们又做了一年,在方法上进行了改进。我们设计了一些需要报社提供的数据,但有些报社不是太重视,就随便报了一个数;还有的认为这些数据涉及商业机密,拒绝提供。但总体来说,这种情况比较少,所以,业界对那次结果的认同率提高了很多。但也有些报社的监测结果同实际情况有差距,他们的社领导经调查后跟我讲,“很抱歉,我们报社的有关部门当时没有重视,数据报得不实,影响了监测结果,这怪我们自己。” 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延续下去,原因是后来新闻出版总署想把这个年会自己办起来,对监测方法也做了一些改变。这样的监测可能以学术和民间的形象出现大家比较容易认可,而一旦成了官方的评价结果,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要得到各方的认可就很不容易了。 我一直感到有些可惜,其实,对这个项目的结果有争议,本身就说明它得到了广泛重视,说明它是可以引起大家研究和思考的。我们也无法保证监测的结果和事实完全一样,如何评价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客观现实,而只能尽可能“逼近”客观现实。而引起争议是有好处的,一是可以帮我们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另外,在争论中可以把数据不能够直接反映出的那些事实揭示出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报社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当时,还有很多报社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课,给他们解释如何从监测结果中研究同其他报社的差距,研究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青年记者》:如果现在再去做这样一个监测,您觉得在设计竞争力指标的时候,哪些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金碚:设计出的指标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它们是能够反应现实的。第二,这些数据的可得性。第三,要考虑到提供数据的人的动机是否可能影响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比如,在我们的监测数据中没有用“发行量”,为什么?发行量确实很重要,但是发行量的真实数据很难获得。我们不可能在测评之前到每个报社去调查,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别人也没有动机提供。所以我们使用了“用纸量”,你印报纸用了多少纸,印厂有数据,这是很难做假的。而且,我们进行了技术处理,如果提供者有意做假,在数据处理中就可以被发现。第四,还要考虑填报人的工作负担是不是很重,如果你给他们一个很复杂的表,他就有可能不愿意填,或者很马虎地应付,所以,调查表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到让他们能很方便地填写。 这件事还可以继续做,但是由谁来做?据我们的经验,还是由研究机构来做比较合适。 公信力具有经济价值,是当前报纸最大的优势 《青年记者》:当前,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报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具体到一张报纸,您觉得它想打造自己的竞争力,最应该注重的指标是什么?比如说中国经营报,它要达到自己理想的竞争力,如果按照核心竞争力报告的要求,它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金碚:我们中国经营报有自己的办报理念,从现阶段的发展或者从新媒体挑战的大背景下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营造公信力。现在,公信力是报纸能够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过去办报纸也要重视公信力,但是过去的报纸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势,比如说时效性、价格优势、大量提供数据和信息的特点等等,但这些优势在和新媒体竞争的时候,已经逐渐丧失。它剩下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把内容做得更精致,更有公信力。同样的一件事情,人家即使看了新媒体提供的信息,很快地了解这件事以后,还要来看一看中国经营报是怎么说的。如果这样的话,报纸就有了更高的阅读价值。 我把新媒体比喻成“自来水”,把纸介媒体比喻成“茶水”,它要精心泡制。即使别人喝过了自来水,觉得解了渴了,也不妨碍再去品茶。这样的优势在我们的办报理念里,就是要有公信力,要做得精致,这是报纸当前的生存之道。 《青年记者》:现在很多报纸已经注意到了公信力的重要性,也着力从新闻和传播的角度来加强报纸套信力的建设。比如,对新闻专业主又的培养,对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弘扬等。悠是产业经济专家,能不能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公信力的“经济价值”? 金碚:从经营的角度来讲,你就要想,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卖钱的。能够卖钱的东西,它有一个基本的特点是稀缺性。从提供新闻这个角度来讲,互联网极大地解决了信息稀缺性问题,使得新闻信息已不再稀缺了,所以你可以免费获得(没有稀缺性的东西是没有价格的)。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讲,他过去获得新闻,主动权在新闻信息的供应这边,所以就要花钱来买新闻。现在新闻信息已经不再稀缺了,而看新闻的时间反而成了稀缺的――我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新闻,只要开了电脑、手机,就会有那么多人给我提供消息,这时就产生了另外一种需求: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只能把我的时间配置到那个最值得看的东西上。所以,时间的稀缺性决定了他对于新闻的选择越来越重要,谁能够帮他选择,他就看谁的。 默多克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讲得很好,他说传统媒体不会消失,新闻是写在纸上还是写在枯树上,或者写在电 子显示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为读者提供他需要的东西。 那读者需要什么呢?特别是对于财经新闻类纸媒,面对的是主流人群,是时间价值很高的人,他需要的是信息的选择和权威性。很多老板过去自己上网看新闻,后来找秘书帮他看,看了之后整理几条给他看。政府部门的不少高层领导人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时间稀缺问题。这就很典型地说明了新闻信息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经营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情况和趋势。 报纸一定还有市场空间,只是看你能不能抓住发展的关键。如果你像办新媒体一样去办报纸,那你一定会失败。你也追求内容多、时间快那一套,你多得过新媒体快得过新媒体吗?技术的发展已经决定了报纸的某些优势在减弱,但它的市场价值实际上仍然是有的,就看你能不能把这杯茶泡香了。人总不能光咕噜咕噜喝一肚子自来水,等他想起喝茶了,你就告诉他我这个茶怎么好,还能把泡好的茶香喷喷地端到他面前,你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对大多数报社来讲,跨媒体合作是实现多媒体融合比较现实的途径 《青年记者》: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纸媒也在不断地探索融合之道:办网站、做手机报、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等等。您对纸媒的多媒体发展有什么看法?中国经营报在这方面有什么探索? 金碚:中国经营报实际上是个周报,和日报相比,它受到的新媒体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尽管新媒体对报纸是一种竞争、挑战,但新媒体和报纸没有绝对的界限,优势可以互补。互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报社既办报纸又做新媒体,比如说第一财经,虽然第一财经日报并不是很成功,但是它跟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电视,第一财经广播、第一财经周刊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媒体平台,它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像我们报社,也在试图向多媒体发展,比如说也有网站,但是不一定多媒体都在我这个组织内,采取外部合作的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多媒体业务。 《青年记者》:现在业内讲媒介融合,更关注的是内部的媒介融合,比如刚才说的第一财经。您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跨媒介的融合,超出纸媒自身之外的? 金碚:就是互补,合作,而不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合作对大多数报社来讲是比较现实的。因为报社自己来做多媒体,会受到投资和管理的局限。比如,你原来能管好这个报,你现在就能管好这个电视台吗?只有少数大型的媒体能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一个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相结合的路,仍然是要实现传统媒体和多媒体,包括其他媒体的优势互补。 具体到中国经营报,有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经营报和它的子报精品购物指南,还有经济管理出版社,都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旗下的媒体。这三个载体链接着研究资源、学者资源,我们计划把它们做一个业务上的整合,使它们在中国媒体中具有高度的独特性,用这个东西来保持我们的竞争能力。 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为什么能够发展?因为它们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主题,一个经济主题叫“中国制造”。中国经营报实际上就是和“中国制造”的发展是同步的,一个经济主题是消费,精品购物指南是和中国消费的发展同步的。我们一定会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一个消费大国,而且形成“中国管理”的模式和经验。在这种理念下,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两份报纸和一个出版社的独特优势,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强国富民的历史大潮。 不断地抓住报纸所关注的领域的发展,做到有独特性,这是每一家报纸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独特性,在一个信息充分供给的环境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读者的时间有限,你永远要想到随着读者水平,收入的提高,他的时间价值也一定会越来越高,而他们用于接触媒体的时间总是有限的。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就是报纸公信力价值的经济学根据。 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不断地去试,报业改制也应是这样 《青年记者》:目前为止,媒体所实行的大都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对此,您在《报业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实质上是规定报社一方面必须把社会利益摆在第一住,坚持编辑立场的重要性绝对高于经营目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报社参与市场竞争,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独立经营,自我发展……‘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必然结果是,报社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具有盈利的性质。”如您所论,现在,新闻出版业的转企改制已在进行中,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部署要求,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于2011年底前全部完成转企改制。那么,改制后,“企业”身份究竟会带给我们哪些变化? 金碚:事业和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事业单位客观上虽有竞争,但事实上不那么激烈。企业的竞争,优胜劣汰,残酷无情,中国报业改革的道路上一定会有一批报纸停办,或者一些报社倒闭。但是这个情况和以前会不太一样。 第一,竞争形态发生变化。以前,事业单位,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单位,报纸和报社是一体的,报纸不存在了,报社也就不存在了。将来,企业不是这个样子,报社是报社,报纸是报纸,报纸是报社的一个产品,报社是竞争主体。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报社由于种种原因,不办原来的报纸了,或者把它卖给别人,它又去办别的报纸了,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说,报社和报纸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企业化的体制下,报纸只是报社的一个产品,可以生产这个产品也可以不生产这个产品,而且它这个企业可以有母公司,有子公司,一个报社甚至只是一个公司的子公司。它的竞争就和事业单位不一样。 第二,我们判断一下,中国国有的报社,将来可能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看法是,现在中国报社的改革,只相当于国有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阶段,就是刚刚推向市场。绝不要认为,改制了之后,报社的前途就铺满了鲜花,不是这样。搞成了公司不一定赚钱,不一定能够活下去,改制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让一些没有生存能力的活不下去。为什么要办社保啊?社保就这个道理,把人保了,你企业倒闭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国有企业,从1992年开始就推向市场,当时大家都认为改制了,减政放权了,就一定会赚钱了。完全不是这样。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出现了普遍的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职工下岗)。经过了三年的脱困,国有企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才走上了比较顺利的发展道路。报业的发展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报纸真正走向市场以后会很艰难,但是没有关系,正是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会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办报人。在市场条件下磨炼出真正的报人,真正的报业企业家,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以为只要一改制,从事业变成企业,日子就好过了,这不可能。这个事情,不管是报社还是政府都要有充分 的思想准备,政策上大概也应该有后备。一般来讲,地方报社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地方政府容易出台一些支持报社的政策措施,而中央则几乎不可能。改制的目的,就是把你慢慢推向市场,在市场中慢慢学会市场竞争,培育出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报社、报纸。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国有企业都改了30多年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 报社在改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到底怎么改,国有企业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大家想得都有些天真和简单,以为只要政府出一个规定,搞一个统一模式,大家照葫芦画瓢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了”。而实践告诉我们,改革的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我的主张是,让报社自己去探索,政府不要过多地干涉应该由报社自己来解决的一些问题,不要以为,政府可以搞一个统一方案来规定报社应该怎么样,报社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董事会应该怎么样。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一一试,不断地去试,去探索,让大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新力,就一定可以找到好的东西,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报业制度。不要认为现在我们建立的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全世界都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即使是美国的企业制度与欧洲国家的企业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别。 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 《青年记者》:如果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改制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会不会形成一种新兴的传媒产业?我们可不可以大胆期待,传媒产业将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请您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上分析预测一下。 金碚:仅仅从报社、报纸来讲,连同出版业,都不是一个能爆发性增长的行业,它过去的盈利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垄断性,垄断保证了它有比较好的收益。像一些行业报刊,这个行业里面就你一份,你当然行了,如果别人也能办,你还能那么容易生存吗?所以,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对此不能期望过高。但是,整个传播、传媒业,甚至包括某些娱乐的相关领域等等,则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空间。报纸还是一个比较精致的行业,它有发展的空间,还有很好的市场,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爆发性增长的行业,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把报业作为经济支柱的。 《青年记者》:通过这样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我国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一城一报的现象? 金碚:我认为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业态,为什么呢?很简单,比如,按说在青岛不应该出现海尔和海信两个差不多的企业,但青岛就有两个;在顺德也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相同的家电企业,可它就有。政府也希望把它们并在一起,但也并不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城市规模也都不小,像北京有1000多万人口,而美国的城市大都比较小,都是小城,它那些报纸带有社区性质。再一个原因,投资主体各种各样,北京市办了一张报纸,那人民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光明日报、广州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而且,我也不认为一城一报对中国的报业发展是有利的。也许,在中国一个城市里面就应该有两三家甚至更多份相互竞争的报纸,这样竞争才能更有效果。 科研和传媒完全可以优势互补,比翼齐飞 《青年记者》:最后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您是经济学者,也是报纸的管理者,这在国内媒体中极为少见。而且,近年来您无论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报社的经营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您觉得,经济学者的身份给报社管理带来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还注意到,您在参加会议、论坛提到自己的身份时,总是首先强调自己是一名经济学者。经济学研究比报业管理对您来说更有魅力吗? 金碚:不能这样简单地说。我来管理这个报社,就要发现我的优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我的比较优势就是我是一个经济学者,研究人员。我来办报,当然要发挥我的优势。 我的优势在哪里呢?具体说,第一,我对经济规律的把握;第二,我所在的报纸本身就是一张财经类报纸,跟我的专业贴近。第三,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所以我带着研究的心态去管理这个报社,否则可能会觉得很痛苦。管理报社很难,矛盾很多,那我怎么能够保持平稳的心态,把它看成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作为我研究的一个对象,发现其中的规律,探索创新的方向。这样就会使管理报社成为一件有乐趣的事情。 我们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了一些实体和事业项目,我就跟同事们讲,你们都是研究员,不要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事务性,不值得我们这些博士、教授去做的。你们要这么想,做这件事情就跟做一个课题,写一篇文章一样,你得好好研究它,它有什么规律,怎么才能掌握,有了这种心态就会感觉比较有趣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报社就是你的研究对象,你一边研究它,一边去管理它,也许就能很有意思。要不然,又是打官司,又是人事矛盾,你不觉得烦吗?但如果你以研究者的心态来应对,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 《青年记者》:那您的报业管理的经验,对你的学术研究有没有启发和帮助? 金碚:有啊,而且很有意义。我会把很多研究项目放到报社来做。比如,现在竞争力的研究在国内有影响,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做了一个理论性的课题,理论性的课题怎样延续下去呢?怎样和现实接轨呢?我就在报社搞了一个竞争力研究中心,现在中国经营报有一个研究院,他们常年收集数据、联系专家、召集开会,负责竞争力研究项目的各项工作,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哪个大学的研究人员会有我这样的研究条件啊?没有。再如举办竞争力年会,每年一次,越办越兴旺。许多顶级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来参加。一同研讨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 我们还办了一份杂志ChinaEconomist(《中国经济学人》),是一份学术性经济类英文杂志,已经创刊三年了。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很高的质量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这份英文杂志的成功就是充分发挥了研究单位和报社双方的优势。杂志的主办单位和学术编辑部设在工业经济研究所,负责组稿,文章内容把关;后期制作的编辑部是在报社,包括翻译、校对,请外国专家进行文字润色,印制。低成本高效率运行,运作得非常成功!这样的办刊方式其他人很难做到。这也是我们科研单位和传媒单位相结合、优势互补的一个成功案例。 《青年记者》:谢谢金社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和您的交流,真的受益匪浅,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看报业的现状和发展,别有洞天。期盼您在经济学者和传媒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中收获更多的经验和成果,并能通过《青年记者》杂志,启迪更多的传媒同行! 传媒经济学论文:世界传媒经济学术的聚焦点 5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中国教育报刊社五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京隆重开幕。这是该学术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也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本届会议主题为“传媒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两百名传媒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本刊特刊发本次学术会议上部分领导讲话和专家学者演讲的摘要。 传媒业发展需要认同和共识 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这次会议将“媒介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作为研讨的主题,其目的在于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传媒业如何实现多样性发展的问题,并力图在这一问题上寻求达到某些认同和共识。我很欣赏“认同”这个词。所谓“认同”,是指人们相互之间在心理上的身份认可,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自我关照和规范的学习而形成的。 如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传播国际化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在我们会议的主题范围内,至少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认同存在着世界传媒经济学的共同性,二是承认各国传媒经济学的特殊性。 传媒经济学交汇了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最新的通讯科技等许多学科,也需要充分的、可靠的基础统计资料和应用相关的数学工具。中国的多数大学并不缺乏这些学科的学者,缺乏的是跨学科的融合。我们同时注意到如果缺乏研究者和传媒行业的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也难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中国平面媒体的未来发展 石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的平面媒体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机遇期。据了解,“十一五”期间,有三分之二的省份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型产业来发展,在文化产业中,报刊媒体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九亿农村人口被激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平面媒体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其次,中国的平面媒体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持主流媒体地位。平面媒体与其他媒体相比,有人力资源优势、品牌优势和内容生产上的优势,对传播领域的权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平面媒体在经济规模和公共舆论方面的主流地位不容置疑。 第三,传媒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使平面媒体的发展如虎添翼。数字化为平面媒体的内容生产,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门户网站、无线通讯、3G、博客、搜索引擎等新兴媒体和技术将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和传播创新的速度,平面媒体将借助新兴媒体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在传媒市场上关于如何把报刊内容转化为数字化内容,把报刊发行转化为数字化营销,把报刊受众转化为数字化受众的思路和实践越来越成熟。报刊业与其他媒体之间,相互交融的趋势在不断加快。这对中国传媒业更好的把握发展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迅速壮大 李卫红(教育部副部长)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壮大,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也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之前,新闻教育规模很小,50所大学新闻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不超过1000人。改革开放之初,设立新闻专业(系)的学校也不过10所,在校学生大约600人。即使到了1994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也不过66个。最近10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1995-1999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每年增加10个左右;2000-2004年,平均每年增加70个。目前,中国设立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本科专业点超过了660个,硕士研究生点80多个,博士研究生点10多个;在校学生超过了12万人。 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传媒经济学术机构,该组织的前6届会议都是在欧洲和美洲国家召开的,我们能够获得第7届学术会议的举办权,应当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些学者担忧,在全球化的影响和促动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还能够保持多久?特别是在大型跨国传媒集团不断对外扩张,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抑制的潮流和趋势的情况下,这种多样性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那么各国政府和传媒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另外,作为信息媒介和舆论手段的传媒业又怎样在实现自身多样性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信息和舆论的支持?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传媒经济学界所应当关注的话题。也正因为此,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传媒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是上几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涉及最多和研讨最为集中的议题之一。 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趋势 黄勇(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规划院院长)在今后若干年里,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将进入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轨道。其基本趋势将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容产业市场化。随着传播竞争的加剧和节目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非新闻类节目将实行产播分离,并逐步走向市场,节目供求关系将加快由自产自播向市场交换交易转变。二是产业经营公司化。逐步实行分类管理,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办法,将广电媒体可经营部分资产资源剥离出来,按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构建市场主体,实行公司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三是投资主体多样化。在国家投融资政策的指导下,面向市场的广播影视经营式实体,将积极吸收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广播影视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形成多渠道资金的投入,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四是盈利模式多样化。充分发挥产业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数字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的新业务,满足各种新媒体的内容需求和各类消费者的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五是产业发展集约化。加快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和重组,发掘优势资源和潜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益,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增强产业持续发展能力。推进频道制和各项配套改革,推动节目栏目的创新,积累和打造特色品牌,提升广播电视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传媒经济在实践中的发展 周鸿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在实践方面,中国的传媒经济发展,是从广告经营开始的。第一是报刊经营的收入,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天津日报率先刊登了以后的首个报纸广告。从那个时候起,报刊开始有了自己的经营收入,到2005年中国大陆的报刊广告收入已经达到了469.36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6.59%。第二是广播电视的经营收入。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从零开始,到2005年中国广播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达到了458.63亿元。第三是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41.7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78.4%,其中网络广告收入是四年前的7.6倍,达到了31.3亿元。第四是手机短信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手机短信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304亿元。比2004年的数字超过40%。这是实践方面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媒介产业发展及其环境变化 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从整个产值规模上来描述中国传媒产业的规模,我们测算了一下,2005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规模是3250亿人民币。虽然我们传媒媒体公司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整个广告的总额在世界市场上一比较,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而且在各个媒体里,媒体的集中度在国内还是比较大的。比如以电视业来看,中央电视台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电视台,CCTV的广告总收入占中国整体广告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在加入WTO以后的传媒产业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为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发展势头在降低、衰落。而增长比较快的是手机短信销售额的增长和网络媒体广告额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的媒体在这样一种环境发展变化下,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呢? 首先是媒体的媒介企业体制转变。围绕着这种体制的转变,中国的媒体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开展立体化的经营,主要是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传媒企业,现在他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发展和扩张,正确的选择就是走集团化的道路。可能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媒体数量会减少,但是媒体的规模会不断扩大。这种集团化的发展有利于媒体企业经营的集约化。另外的发展趋势就是数字化,所有的中国传统媒体,都要有一个重要的课题――“怎样实现数字化转型”。电视实现数字化转型已经开始,特别是报纸媒体和期刊媒体怎样和数字媒体结合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市场和现实的数字化转型道路,是未来中国媒体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发展课题。 中国报业发展的动力 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展望未来,推动中国传统报业发展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速成长带来的机会。中国社会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我们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给我们传统报纸也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社会发展、民众文盲率的降低、文化水平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使传统报纸维系着比较庞大的数字。特别在未来几年内,二线三线的报纸可能成为拉动报业的增长点。 二是改革与创新能够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只有体制不断改革,报业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使传统报业激发出强大的动力,在与其他媒体竞争的过程中留住优势,为传统报业学习新技术、新资本创造新的优势。我们的机制体制现在回头看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记得当年为了一个报纸自己能不能发行,能不能自己分割一统天下的局面就争论了十几年,现在看来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三是对新技术的学习和利用带来了自身的转型。报业一直是新技术的积极支持者,报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新技术的应用史,过去报纸每一次进步都利用了新技术,从黑白到彩色,从薄报到厚报时代,到开办电子版、网络版,到今天开办手机报等其他尝试,都是在不断地学习新技术,下一步传统报纸在采编印等各个环节,还有一定的技术空间可以利用。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报业也能够通过利用新的技术,将传统报业的人才优势、文化积淀优势与内容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为传统报业开创一个新的明天。 报纸衰退期的增长战略 吴海民(京华时报社社长)我们给报纸衰退期提供的战略性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领先战略。报纸的市场领先者不应该放弃一个强者愈强的机会,因为衰退的市场必然会加大产业的集中度,其直接结果是给市场领先者带来更大的市场份额。在一个正在萎缩的市场上,只有更大的份额才意味着利润。 二是取舍战略。即是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真正有所为。产业衰退期里干什么不干什么,必须有取有舍。取舍战略有助于强化自己的明确地位,突出竞争中的优势,这也意味着为此要主动放弃一些市场。 三是收获战略,即通过多种紧缩性措施降低经营亏损,降低现金流量,提高利润水平,以尽可能地聚集资金,为未来退出或转移市场做好准备,包括停止新的投资,缩小经营规模,节省有关费用,减少各项开支等等。 四是改版战略。这里的改版绝非版面内容的简单改变,而是指报纸在目标读者、目标市场等方面的重新定位。如着眼于未来的“碎片化”进行市场细分,朝着解释性报纸、免费报纸、社区类报纸以及二线三线城市报纸的转移。 五是退出战略。对某些质量低劣、经营混乱,也丧失了改版价值的报纸来说,也许最好的选择是立即解散,退出市场竞争。退出未必就是坏事,它可以大大减少沉没成本,减少机会成本,也减少未来的退出成本。 六是合并战略。同一地域、同一领域的同质化报纸是可以合并的。特别是同一报业集团内的同质化报纸,应该予以合并,以使资源得到重新配置,运作得当的话也可能得到1加1大于2的效果,使相对劣势组合成市场强势。 七是购并战略。产业的衰退期提供了大购并的机会,并购有利于使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实现产业的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减少竞争对手,快速实现市场领先地位,有利于掌握更多资源,特别是一些报纸的内容资源,以实现向新媒体的转型,有利于减低运营成本,也有利于完善集团的产业链。 八是换位战略。即继过去的纸介质本位向数字化本位转化,在保持纸质报纸市场地位的同时,大力研发和运用新媒体产品,在报纸的衰退期里实现报网互动,而在未来则自然过渡到新的数字化媒体。 “融合与转型”是数字时代媒体的必经之路 徐威(东方卫视总经理、总编辑)技术前进的步伐是谁也挡不住的。尽管目前在普及程度、成本、技术成熟度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下,新媒体的发展还不足以撼动电视媒体龙头老大的位置,但传媒产业肯定会出现分众化和碎片化的趋势,传播信息的渠道与平台越来越多,内容市场趋向细分化,单一媒体所能获得的受众与市场越来越小。 但新兴媒体在对传统媒体构成挑战的同时,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众多新机会。新媒体将在未来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从技术角度来看,新媒体是传统媒体在不同传输介质上的延伸。新媒体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传统媒体需要新媒体作载体。在新媒体时代日益增多的播放渠道可以看作是传统媒体的机会,一个传统媒体可以因自己的内容在不同的渠道播放,摊薄不断攀升的内容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 赢得受众,但最终还是需要用内容来将受众“套牢”。中国新媒体公司虽然具备先进的技术能力,但在内容制作方面力量相对匮乏,非常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来支撑。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融合的趋势。传统媒体完全有可能通过开辟新媒体渠道实现再次辉煌,与新兴媒体一起共铸辉煌。在数字时代,通过自身跨媒体集团的运作或与其它媒体传播单位合作,将内容通过不同载体形式进行制作与传播,营造分享资源和影响力空间的内在机制与条件,成为未来传媒运作的基本模式。最近20年来,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电视网由3个变成7个,而传统的3大电视网,全部通过兼并与收购实现了转型,它们彻底融入了新媒体革命的滚滚洪流。 传媒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传媒人与经济评论版 近十年来,媒体(这里主要指报纸)不时刊载经济学家的一些评论、分析文章。这种文章一般篇幅不长,多则一二千字,少则七八百字,文章的主题多是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有的甚至是当天的经济热点问题。在经济类媒体上,这类文章更是常见,有的财经媒体(不包括受众很少、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经济类同业杂志)几乎是期期(对日报来说就是天天)必有,甚至一期有几篇。 报纸刊发经济学家文章之原因及效应 这种现象似乎在我国新闻史上从未出现过,虽然上世纪上半叶京津沪报纸上也刊载经济学家的署名文章,但数量极少,难得一见。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内各报几乎难觅经济学家的文章(除了经济学家们迫于形势压力所发表的“大批判”之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各媒体才开始大量刊载经济学家的文章。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上已经存在一股涉及股市、楼市、各要素市场和各实业领域的强大的社会投资力量。尤其是市场机制初步建立,使得普通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有相当数量的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是需要看到对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作有穿透力、有见地的权威分析。因此,综合类、都市类报纸每天都有此类文章,而一些财经类、经济类报纸则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上述仅是从读者方面来说的。当今媒体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有了单边的市场需求,不一定就有适当的供给。世纪之交,一批新的都市类报纸横空出世,以贴近读者、贴近市民的姿态出现,猛烈地冲击了向来板着面孔的传统报纸。在上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一张成功的、被读者认可的经济类报纸,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大城市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新创办或经大幅度改版,出现了几份经济类、财经类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后,传统报纸在受到冲击以后逐渐改革,也开始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力争贴近读者。 经济学家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一时间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尤其是那些千字以下的经济随笔,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普通百姓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听到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而少数经济学家通过走出经院学府成为大众明星,传媒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版面的“含金量”,提高了自身的档次。 然而,报纸因此而获得成功者甚少,发行量并无起色。其基本原因,除少数几篇既短小精悍又极具真知灼见,且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外,大部分文章读者并不爱看。有些文章可能过分专业、过分深奥,使人感到不知所云;有些文章则人云亦云,其观点早已为关心经济的读者所知,毫无新意,只不过戴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而有些文章并非是“随笔”,篇幅很长,读者自然极少。凡此种种,即使经济类专业报纸也不可能亲近其设定的目标读者。 经济学家的分类和媒体素养问题 经济学家其实是分类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自然也是分类的。当然,文章和作者身份不会那么严丝合缝的对应,但基本的倾向,作者的专业特长还会在文章中显示出来。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 而经济学家的分工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重点来划分的。无论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原则上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也会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大致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 显而易见,从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来看,一般读者包括十分关心经济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研究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枯燥深奥,常人不易懂,但日常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都需要理论经济学作基础,企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经济学家往往是由理论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来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理论经济学家。 作为名人,读者崇敬有加,而传媒为了提高自身档次、为了吸引读者,对之竭力追捧,恨不能请他们日日在此开辟专栏,起码也是每逢大事即发表文章。 可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可能每天都出成果的,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出大成果。何况,理论经济学家中还有不少专治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有多少兴趣的。 当然,关于政府经济学,关于公共财政政策,有些正好事关某位理论经济学家专长,那么请他在媒体上评说,无疑是恰当的,可是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呢?政府经济学家研究的大半是公共财政政策,普通读者当然关心。但是政府经济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平时是在做各种数理经济模型,计算各种经济参数,以求比较严密的结论、方案,供政府参考。这样的计算、研究、模型,能有几许读者会懂? 同样,企业经济学家也有许多是研究计算做模型的,多半服务于某个上市公司或证券公司,而上市公司则牵着万千投资者(也是媒体受众),并且众多上市公司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需要分析需要解读。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家有大量言论要发表,而读者也有着大量阅读的需求。这就是股评大受欢迎的缘故。 然而,对于企业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表面来看,受雇于谁,自然为谁服务。企业经济学家受雇于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中国股市目前还很不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黑箱操作时有所闻,一些企业经济学家跟着一起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分析也常常发生,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企业经济学家固然要忠于雇主,也要忠于社会大众,可在学术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本身职业上,凌驾于上述两个“忠于”之上的更高的“忠于”,是忠于真理。可惜,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道德问题不仅对于企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也同样存在。企业经济学家在为企业讲话时,人们还容易识破,因为他们所受雇的身份通常是公开的,而一些大牌的理论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时,人们往往在事后才能发觉。而当读者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还会对那些经济学家文章感兴趣吗? 同时,经济学家见报的文章受欢迎,还需要执笔者的媒体素养。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媒体作者,就如同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所谓媒体素养,其实就是新闻所需要的文体。我们常说,新闻文体就是把一件事用大白话写出来,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观点,又要有道德,还要有媒体素养,这简直是一种苛求了。 然而,今日之报纸确实需要大量那些切中时弊、有分析、有观点的经济随笔,这是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报纸。有人说,今日报纸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到位的分析、深刻的思想、正确的观点之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又不可能提供那么多适用于报纸的文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理该由媒体人承担。 首先是其必要性。就传媒而言,读者的需要就是传媒的责任,而对传媒人来说,传媒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报纸上的一切文字、图片最后均由报纸的编辑、记者落实在版面上。编辑、记者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责任,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么,一般编辑记者能胜任吗?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记者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其长处是了解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习惯,抓得住新闻热点、大众关注点,善于把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而这些技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少有人具备的,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养成的。 当然编辑记者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即缺乏经济学专业基础,然而这个短处并非不能攻克。一个记者、编辑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不可能是“万能博士”。编辑、记者的采访面很广,不可能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事物有很深的认识,但必须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尽量去加深理解和把握。当一个经济热点、经济关注点出现之时,编辑记者可以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经济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从而写出适合读者胃口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文章。另外,作为专家型的编辑记者(包括报社领导)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撰写一些经济评论、经济分析。 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的编辑记者应当具备相当的经济学基础,最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学历,报社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专家型人才,吸引并稳定一些骨干在这一领域干下去。目前记者轮换采访条线,虽然利于防止记者站在采访对象立场代表利益集团讲话(这说到底是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但不利于培养专家型人才。当然,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这就不是本文所探究的问题了。 笔者认为,作为一份经济类的大众报纸,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每期都有以一两篇经济学家亲自撰写的文章为支撑,以许多由自己撰写的文章为基础,能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 (作者单位:上海商报) 传媒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改革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传媒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认识到了传媒业的经济属性,而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持其产业属性的充分发挥,使传媒产业真正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目前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依然面临一些制度和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的难题,这关系到我国传媒产业能否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揭示当前传媒业改革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历史上的制度改革与制度构成 纵观中国历史可知,封建社会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其一直处于经久不衰的地位就是因为,从公元755年到公元960年,封建社会进行了体制的转变,即由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换句话说,也就是经历了205年的朝代的更迭,而封建制度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基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使中国在历史长河里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历史告诉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就可以称之为制度调整。这种制度调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改革。 改革也有很多种,但仔细划分无非两类:激进式的和渐进式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可以说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好代表。俄罗斯从1992年初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盖达尔改革”即“休克疗法”。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秩序。这种改革忽视了制度转变中的非正式约束的影响。而中国的改革较之成功的原因就是走了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改革道路,我国注意到了制度的构成,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又称为正式约束,它是指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规则,从宪法,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各种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最后直到个别交易的个别契约。非正式制度又称为非正式约束,它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不依赖于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若斯认为,制度变迁总是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变化的统一的和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非正式约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方向、演变过程和演变结果。正式制度的建立必须满足非正式约束的条件,它的建立过程必须同非正式约束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等的逐渐变化的速率相一致。如若不然,即使新制度建立也会因为制度突变带来的非正式约束的不适应影响新制度功能的发挥,甚至彻底失败。这就是中国较之俄罗斯改革得以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非正式约束的发展速度上予了更多关注。 二、对制度概念的量化解析 究竟什么是制度?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对制度概念公认一致的定义。现存的定义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制度的涵义,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有以下几种: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一种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广泛地接受,这种习俗已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T.W.舒尔茨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设计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这些概念都是从语言文字上对制度作了详细的表述,可以说是一种定性的分析。 为了使制度的概念更加直观形象化,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语言将它量化地描述出来,即制度是行为空间里的一条封闭曲线。这个定义是建立在拓扑学基础上的。所谓行为空间就是经济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共同构成的抽象数学空间。如图1所示,可以用平面图表示整个行为空间,用平面图上的小方格表示各种可能的行为。要注意,这里的每一个小方格表示的是一类行为的集合。因为各种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不计其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只能把每一类行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对象单元,不可能针对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设计出一种具体制度。 制度曲线必须是封闭曲线,其意义在于能够清晰地分出制度内部和制度外部。在行为空间中,制度内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允许的,制度外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不允许的。在制度内外部之间还有一个制度边界,也就是科斯所提出的“制度灰色地带”。在图上就表现为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的部分,如图2所示。 三、制度经济学与传媒改革 如上所述,“制度的灰色地带”就是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是否利用这些相交部分以及利用多少,是判断保守型企业家和积极型企业家的标准。保守型企业家希望制度制定者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划分的很小,尽量减小制度边界,少用或是不用相交部分;而积极型企业家恰恰相反,他们会积极主动的影响制度制定者,将网格尽可能扩大,加大相交部分的面积供其利用。 既然传媒产业具有经济属性,是国民经济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也适用于它。如何利用这些相关理论解决困扰传媒发展的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宏观整体上积极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带”,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国家发文规定不得进行的活动不进行,但是如果没有明确说明的,还是可以尝试。 例如,湖南卫视举办的活动“超级女生”。国家广电部没有相关文件说明不得举办此类节目,湖南卫视就打擦边球,不仅上节目,更是将节目大众化、平民化、娱乐化,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得到广泛“克隆”,以致节目在发展中走形,出现了一些低级化、庸俗化的东西。于是广电部在2007年初发文,严格审查此类节目的举办权。或许还有电视台期望在2007年可以举办类似的节目活动,但是广电部的政策制订者们早已将这一类行为空间中的网格细化,使得制度边界变小,缩小了“制度的灰色地带”,那些保守型的传媒企业家们也只有望“格”兴叹了。 再看看传媒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对传媒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没有稳定的资本运营,传媒业就无法做大作强,无法与国际上的大型传媒企业集团抗衡。目前我国传媒资本市场上存在着几大缺陷,首当其冲的要算是结构缺陷。我国传媒资本市场总体是“权力嫁接”,而非“资本联姻”。传媒企业要想得到资金发展,就必须首先得到行政权力的许可,方能合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这使得一些省级、国家级的大型传媒企业比地方上的小传媒企业更容易得到发展资金,人为地使传媒资本市场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在股票市场上,规定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权不能流动,这使得上市传媒股本结构行政化,难以按市场信号和市场规律运营。深沪股市上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苛刻,将许多中小媒体挡在资本市场外。 既然政策如此规定,那么就要积极寻找“制度的灰色地带”。除了规章制度中明确说明的涉及到传媒政治属性作用发挥的领域外,其他部门,如节目的制作、播出、售卖等环节都可以吸纳民营资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时,传媒业都是以现货交易为主。这里也没有制度规定不准进行交易形式的创新,所以可以考虑传媒期货交易的可能性。再者,目前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是否可以应用到传媒产业中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这些方法和手段都是建立在对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即制度拓扑模型中的制度边界扩大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小方格较为稀疏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是站在制度的利用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 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其与制度利用者的立场刚好相反,他们要做的是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由稀疏变得细密。这样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就变小了,即制度的边界就变小了。如图3、图4所示: 我国的传媒业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清,国有资产出资人缺失,所有者缺位,管理层缺乏长期激励机制。我国媒介机构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作为人民的人行使剩余所取权,同时作为媒介经营者的委托人,行使监督权和管理权。这样,我国媒介机构的所有者实际上处于一种虚拟状态,而委托人和人却呈现出身份重叠的现象。媒介制度的制定,就是要消除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在媒介机构的行为空间中,要将原来松散稀疏的方格细密化,就是要根据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将存在的网格再次细分,形成清晰的委托关系,从而彻底弄清媒介产业的产权、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使制度利用者没有多于的制度边界可以利用。 可以将媒介的委托分为三步。首先,是最高层即政府间的委托,这是国家权力机构对媒介管理权、选举权等权力的高度控制,此时非国有资本除外。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与政府的管理部门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其次,是基层政府通过对媒介财产管理等手段将政府意志设定为舆论目标,通过媒介机构实现,这称之为政府与媒介间的委托。由于法律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主管部门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所以按照《公司法》要求把企业的控制权委托给企业的董事会,于是出现了这第二步的委托关系。最后,是媒介内部的多层委托关系,经过第二步关系后,董事会再按照法定程序委托职业经理人对媒介运营进行监管,从而形成了媒介组织内部委托。这样,国有媒介的委托关系就成了国家――政府管理部门――董事会――经理人的三重格局。 经过委托关系将媒介行为空间的网格细分后,国有媒介的出资人缺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即参照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办法,由各级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媒介出资人职责或是政府成立专门的特殊法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媒介产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明确了出资人地位的前提下,再根据可观测到的有限信息来激励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使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函数一致。对于普通的媒介工作者,一般主要采用物质激励约束,对于媒介的组织管理者,通常采用精神激励约束和控制权激励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在控制权激励约束中,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激励约束往往会给媒介管理者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使媒介管理层体会到除薪酬外的其他长效激励。这样就有效地减少了媒介制度的灰色边界,可以建立高效的媒介公司治理结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 传媒经济学论文:从传媒经济学看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 数字移动电视是采用了先进的数字电视技术,通过无线数字信号发射、地面数字设备接收的方式进行电视节目传播的。观众可以在其有效覆盖范围内任何安装了接收装置的公交车、出租车、轮渡、轨道交通等移动载体中收看到移动电视画面。 公交移动电视作为数字移动电视中的一种,它是借助公交车的载体平台而存在的。2001年2月,新加坡TV Mobile首次在巴士上安装了数字移动电视。而上海于2002年10月开始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服务。随后湖南、北京、江西、河南、南京等二十多个省市也陆续在公交车上播放移动电视。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成为当前车载数字移动电视发展的主力军,在公交系统上大显身手。 公交移动电视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传播现象,它的盛行符合传播的时代趋势,并且它同时具有大众传播和分众传播的特点。但公交移动电视是怎样产生的?从媒介经济学的原理这一角度来分析,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与发展存在着多种动因: 1、供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是两个重要的经济范畴,供给是指生产者向市场提供的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它是实现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或前提;需求是消费者根据其购买能力向市场提出的对劳动产品或劳务的需求,它包括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两种类型。把供给与需求理论引入电视领域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二是电视节目已经走向了市场。目前我国虽然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但是电视节目的商品性已为人所共知。特别是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更加是市场规律特别是供需原理作用的结果。 在传媒市场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消费者,也就是受众。所谓受众需要,即受众对信息、知识的不满足感和必要感。而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正是随着目标受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律的变化而变化,跳出了与传统电视媒介的竞争蓝海。媒介形态的多元化格局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受众不仅能够在自家客厅观看电视节目,在乘坐公交电视的路途中也能观看到精彩的电视节目。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于信息缺乏的焦虑感是无时不在的。对于这样一个存在巨大需求的消费群体,供给方公交移动电视便产生了。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呈现出领先性、多样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 2、资本的逐利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劳动力和成熟的产业运作经验的支持,工业文明已经积累的大量剩余资本继续寻找新的投资热点。根据国内学者的估计,2008年我国文化市场有上万亿元的市场容量。巨大的市场容量就意味着客观的产业利润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移动电视作为高速看涨的拥有高投资回报率的媒体,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剩余市场空白点,吸引了众多资本的目光。以业界翘楚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大股东分别为东方明珠集团与上海文广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一个是资本运作的先行者,一个是重量级的内容制作商。这样的强势组合,可谓如虎添翼。 3、资源的稀缺性。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由于稀缺性的存在而产生的。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总是不足的。经济学上所说的稀缺性是指相对的稀缺性,它所强调的不是资源的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说,相对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再多的资源也是不足的。 在传媒产业中,受众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组成部分。受众的注意力一向是众多媒介追逐的对象。而显然受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公交移动电视的及时出现有利的填补了这一注意力缝隙时,公交移动电视已经能在受众注意力这块蛋糕上分得属于自己的一块了。截止到2007年7月31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收视终端32,000个,日均受众规模超过1056万人次。其电视终端已广泛覆盖上海8000多辆公交车,90%以上的公交线路,每天受众到达人数为889万人次,受众日均乘车45.9分钟。种种数据表明,新兴的公交移动电视正以迅猛的态势来到媒介生态圈中。新兴电视媒介公交移动电视所占有的媒介接触点与传统电视媒介相比,其受众接触的时间、地点、情景和功能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定位于差异化竞争的公交移动电视从诞生之初就拥有了先天优质的注意力资源。公交移动电视受众接触点的时间分布已经不再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黄金时段”。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调研结果显示:早晚的下班高峰期,公交移动电视拥有不同寻常的“黄金收视率”。因此公交移动电视有效的利用了传统电视媒介难以覆盖的主要时间缝隙,提高了节目到达率,占据了基数可观的注意力资源,展现了公交移动电视蓬勃的生命力。 在中国,公交移动电视已历经数载,随着以技术为核心的诸多条件的日益更新,公交移动电视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关研究数据表明,2006年至2008年,我国移动电视市场的平均增长率将超过50%,预测在未来的3年至5年内,公交移动电视将至少占据全国300多亿元的广告市场份额。可见公交移动的产生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丰富了媒介生态,开辟出了新兴媒介产业发展的另一片蓝海。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06级研究生)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现代期刊版式设计的艺术价值 一、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文字编排 文字作为一种主要的视觉符号,是期刊主要思想的表达载体,期刊中的文字编排是非常重要的。版式设计中对于文字的编排主要涉及字体、字号、字形、字距、行间距等,这些是构成期刊文字版式编排的主体。从整体上来说,对于单个的字符,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点,这些点排在一起逐步连成一条线,而线放在一起又构成面,文字的编排可以看成是点、线、面的完美结合,再加上文字的美感蕴含于丰富多彩的字体、字形中,这些要素共同构成期刊文字版式设计的内在气质。 二、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色彩表现 在现代版式设计中,不同的色彩明度和纯度能给人的视觉与心理上带来不同的感受。在对色彩的运用上,过于复杂丰富的色彩表达反而会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不适,所以自古以来,我国在色彩的运用上往往是以简约为主,把色彩的性质与所要表达的主题进行有机结合,让色彩更加直观地突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如图1所示的作品,作者所有的情感都通过各个层次之间的相互穿插表现出来,现代期刊版式运用这种形式进行合理编排,能够使版面如优美的旋律一般沁人心脾。在期刊版面的设计中,通过对色彩的深浅变化、明暗对比和色彩的浓淡程度等细节方面的处理,并在保证主体色调统一的情况下,使色彩混合在一起形成鲜明的节奏感,把想要传达的视觉信息直观地表达出来,可以增强色彩对受众的视觉冲击,让受众从视觉中心处出发,营造色彩的流动态势变化,从而得以引导人们的视觉走向,简言之,就是通过对人们思想的有序引导而形成一种节奏美。版式设计过程中,对色彩明度合理、科学的处理能够给人一种清晰感,可以带给读者心理和视觉上的光线感与明快感。 三、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简约美 中国的期刊版式设计受传统简约思想影响较大,简约的意思是简洁明快,但是并不单调。简约的版式风格除了要求在图形设计上简洁,还要注意挖掘它的深度与内涵,在整体画面设计上都要统一风格,让读者能够在阅读期刊时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在期刊的简约风格设计中,要让编排形式为主体服务,就要根据期刊内容所需要的风格和感情色彩来进行合理的设计。随着社会的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追捧,把中国传统的简约美与现代期刊版式设计艺术形态有机结合,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期刊版式,是中国设计走向国际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的简约风格不同于西方抽象艺术的简约主义,西方抽象艺术的简约主义指的是用最简单的造型结构、最节能环保的材料和最柔顺平整的视觉效果对画面进行处理,他们所追求的是“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中国传统的简约主义追求的则是“以少胜多”,更多的是对画外之境的追求,给人留有遐想的空间。含蓄也是中国传统艺术中较为常用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它与简约不同,含蓄通常是用隐喻或者象征的表现手法来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在我国的宋朝时期,翰林院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的题目是以《乱山藏古寺》为题要求应试者作一幅画,大部分应试者先是画了一座山,然后在山里露出寺庙的一角或者是寺庙的屋顶,而最后的夺魁者是这样画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有一条逶迤而下的幽径,幽径的尽头是一条蜿蜒的小溪,溪边一位小和尚正在取水。这幅画运用暗示的方法把“藏”字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把含蓄之美传达给人们的同时,也给古寺增添了无限的神秘感。在艺术表达中,含蓄不仅仅是表达一种单纯质朴的内容,它在更深的层次上是对意境的一种表达,它不仅能够使画面具有艺术感染力,而且能够激发人们情感的持续力。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含蓄主要体现在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对比上,如图2所示的平面作品,它充分利用了图形之间的关系,画面不仅间接独特,而且具有相当强的视觉感染力。这种含蓄的手法表达出来的信息,能够增强读者对于画面的记忆,也可以引导读者去探寻画面之外的意境。艺术与设计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简约美与含蓄美在本质上有着许多的共同点,设计师在进行期刊设计时,要善于去寻找意境核心内的着力点,引导读者慢慢延展,给读者留下足够的遐想空间,让画面显得无穷无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言已尽而意犹未尽,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含蓄美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道家的一种思想“无即是有,有即是无”。 四、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构图形式 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经常用到宾主相间、前后呼应、虚实结合等法则,通过这些法则对图文版式进行设计,能巧妙地处理画面的空白位置,给人留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宾主相间指的是在画面中事物之间要有远近主次之分,也就是将画面中各个元素的比例大小、位置远近和色彩的深浅等通过对比的手法体现出来,画面中各个形象之间前后左右均相互关联。有些靠动作表情等表面形式表现出来,有的则靠感情或某些细节之间的内在形式进行联系。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前后呼应可以是文字内容的排列形式,或图形本身的形状以及色彩等,也可以是内在的意蕴、图形的外延或者色彩的联想等。虚实相生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一种美学思想,它的主要表现方式就是虚实关系的互相变化。留白就是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运用虚实相生手法的表现之一。版面中大面积的空白背景我们可以理解为“虚”,这种“虚”的形式可以更好地把主题形象的“实”衬托出来,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艺术作品的情感气息。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实”的部分的主要作用是突出主题,我们可以运用比较醒目的字体或者字号来表现“实”,也可以用比较厚重强烈的色块来突出“实”。在实际的期刊版式设计中,设计者对“实”的处理都比较灵活,常让它们在画面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虚”是“实”的一种无限延伸,“虚”境完全依附于画面中的“实”体而存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虚”可以是空白的画面,也可以是细微的文字、图形或者是相对减弱的色彩,具体情况还要根据具体的需要来进行设计。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为了对主体的存在感进行着重强调,设计者可以有意识地把其他部分削弱甚至虚化。在版式设计中,我们对于“虚”的处理同样也要有层次感与秩序感,就像影视剧一样,如果配角人物将角色塑造得较为生动形象,那也是对主角的一种衬托,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切记不能喧宾夺主,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期刊版式设计作为一种艺术的探索与发展,一定要讲究虚实的结合,对版面中的虚实空间分布要处理得当,只有处理好版面中“虚”与“实”之间的比例关系,才能够带给读者视觉上的舒适感,提升期刊版式设计的魅力。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整体画面中的“虚”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更多的是作为实体部分的延伸而存在,要想处理好虚实之间的对比关系,就必须把“虚”的节奏感与层次感很好地表达出来。由于期刊版式设计有一定的设计规则,在版式设计作品中,实体的大小、疏密、粗细等一系列的变化会产生出艺术的节奏感,这些变化如果能够合理地应用到排版设计中,能够使整体版面设计有理有序,不仅能够增强排版的层次感,也能够给版面设计赋予一定的节奏感。在实际的期刊版面设计中,信息量一般都比较大,图片多,主标题字数多,还要有副标题与说明性文字,这些内容相当庞杂,如果不对这些信息进行疏密虚实关系的处理,版面往往就会显得杂乱,层次不分明,影响版面的美感与读者的阅读体验。现代期刊版式设计在关注视觉元素虚实关系的同时,也必须要注意版面中的留白处理,因为适当的留白能给人足够的遐想余地,让视觉更加集中在主体之上。留白与文字、图形、符号一样,都是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而存在的,留白与现代期刊版式设计有机结合能够更有效地表达作品的意境与理念,使作品的主题能够更好地凸显出来。在版式设计中,要根据实际的创作意境对主体进行精心取舍,留出足够的空白让留白在整体规划布局中显得恰到好处,达到作品的以精求胜,突出作品的整体韵味。如果在版式设计中,片面追求面面俱到,就容易掩盖作品的主题,让整个版面看起来杂乱无章,没有节奏感与层次感,对于作品情感的表达也起不到好的效果。留白不能等同于空白,更主要的是要强调留白的情调。留白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通过与实体的对比衬托出空间的立体感以及形体的真实感。画面的空白区域能够使主体的视觉效果更好地凸显出来,让主体更加引人注目,让人记忆深刻。现代期刊版式设计大力倡导简约的设计风格,但要想使整个版面看起来更加的简洁、明快,富有艺术气息,只会处理空间留白是不够的。为了更加便捷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在留白的处理上必须具有一定的条理性,色彩上要做到“黑”“白”呼应,结构上要做到“疏”“密”相融。版式设计中,对构图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要想让读者阅读起来更加方便,就要注意对细节进行合理处理,让信息能够直观、有效地被读者所接纳。版面中的文字、图片、色彩等都需要精心布置,形成一种秩序感,引导读者对内容进行深层次的阅读,从而将信息更好地传递给受众。在现代版式设计中,“知白守墨”的形式也很常见,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构图技巧。“知白守墨”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具有十分简约的气质,有利于读者对内容的阅读与记忆。这种形式通过对留白部分形状和面积的把握,进行再设计,使留白部分也成为一个有意境的图形,达到设计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在现代期刊中,很多内容都是通过文字、图片、符号等具象的语言来进行传递的,而“知白守墨”的构图形式要求设计者在版面上留出大面积的空白区域,以此为衬托,让主体看起来更加醒目突出,所要传达的信息自然也更鲜明。这也符合视觉传达要求“主题单一准确、重点鲜明突出”的理论。版式设计中,“知白守墨”的运用能够将主体所要表现的文字、图形、符号等与版面的留白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处理,激发读者对于空间的遐想,让架构整体看起来完整自然,更加具有艺术气息。 五、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的焦点位置 人们在欣赏一件作品时,总是会先看整体,然后再把视线集中到自己感兴趣的点上,这一点就是所谓的视觉中心。版式设计中的视觉中心,就是作者在版式设计中精心安排的能够吸引读者视线的区域,这个区域也最能彰显主体的区域。一般来说,人们的视觉中心主要集中在一个页面的中上方或者是左上方,在期刊的版面设计中,创作者一般会把想要突出表达的主体放在这些区域。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视觉中心所要传达给读者的东西必须突破传统的限制,并使用精炼的图形语言和简单易懂的构图形式来表达版式设计在视觉上的作用。目前这种构图形式运用较少,有些人会认为这种形式的设计太过直白,不够含蓄,但是在表达主题的手法上,它给人的感觉相当醒目,没有多余的语言。在现代版面设计中,简明扼要地直击主题对于读者来说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不过我们不能认为这种形式就是要求比较简单。其实读者的视觉中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际的版式设计中,要积极进行创新,根据不同内容的主题,在版面上不同的位置设置焦点区域,只要在版式设计中对人的视线加以引导,就可以让读者去寻找你给他设定的视觉中心而不再是集中于他自己的视觉中心。人眼在阅读时一般都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以也可以把视觉中心放在版面的中心,这样更能凸显事物尊贵、崇高的品质。具体设计中的视觉焦点应该根据具体内容来进行选择,版面正中心不是唯一的视觉焦点,只要在设计中能让主体凸显出来,不管是放在中心还是放在页边、角落,都一样能够使主体形成鲜明的特色,富有视觉冲击力,而这样,主体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版面上的视觉焦点,成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业,期刊陪我们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冲击下,期刊面临空前严峻的竞争形势,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与发展,这就要求现代期刊在做好内容的基础上,积极进行版式设计的研究,使期刊的版式设计更加现代化,更具艺术气息,这样才能留住更多的读者,使期刊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承。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科技期刊封面和版式设计 1.科技期刊的封面设计 经过对120种科技期刊的调查了解,发现有些美术编辑为了强化科技期刊的吸引力,肆意夸张,不按规范要求设计封面,如有的期刊封面采用与主题无关的图画;有的封面上写有刊物名字的英文缩写过于醒目;有的刊名中正刊名小于副刊名,或者与副刊名字号相同;刊名的汉语拼音没有按照国家规定以词为书写单位;有的刊名仍用繁体字。高尔基说过:“美是一种能影响情感和理智的形象。这些完美的形象都是理性和知觉、思想和情感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科技期刊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期刊封面(包括封一、封二、封三、封四和书脊)不仅可以保护期刊,还可以反映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刊物内文。封面不仅具有标识期刊作用,而且能形象地体现期刊的编辑出版质量和风格特色。科技期刊的封面应大方、美观,封面图案要端庄、明快,着重突出期刊的内容特色,美术编辑在设计中应把握好三个关键要素,即色彩、封面图片和封面文字。色彩的选择和搭配对封面具有重要意义。色彩是视觉传达力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科技期刊封面设计中的重要元素。色彩的象征性、传达力都能影响到期刊的最终传达效果。因此,色彩的应用既要能美化期刊的封面,还要不失严谨,并要考虑期刊内容的需要,用不同色彩对比的效果来表达不同的内容和思想。在对比中保持协调,在统一中求发展。科技期刊的封面,不应有过于夸张的色彩,而应当体现学术的严肃性,符合学术界读者的审美情趣。整个设计要显得文雅,体现出书卷气,营造一种特有的学术氛围。此外,科技刊物封面的整体色调要沉稳但不等于暗(灰),封面的整体风格要与一年内其它期形成系列感。1.2.2封面图片封面图片具有直观、明确、视觉冲击力强的特点,成为设计要素中的重要部分。封面的核心是创造一个具有鲜明个性风格的平面构图。图片有写实图形和写意图形。主图(照片)要切合主题,画面抓人眼球,尺幅安排适中。尽量用简洁、明快、意义丰富的画面凸显主题,表达出学术期刊的外部艺术形象。封面应使用规范文字与符号。常用于刊名的字体分为三大类,有书法体、美术体和印刷体。书法体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多出于名人之手,具有名人效应。例如《论证与研究》的刊名就是由刘华清题写。美术体是刊名设计中使用最多的一种字体,它可以分为规则美术体和不规则美术体两种。印刷体沿用了规则美术体的特点,借助电脑使印刷处理方法上既便捷又丰富。故印刷体刊名的使用在学术期刊中出现很普遍。总之,刊名字体一定要突出、色彩明快与底色反差大(能跳得出来),在主图与刊名字体之间可采用动静结合,即图活字稳(大黑体、粗宋体等)、图静字活(隶书体、魏碑体)的组合方式。科技期刊封面的主要功能是在读者和期刊之间构建信息传达的视觉桥梁,文字的视觉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造型的元素,不同的字体具有不同的独立性,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感受。以刊名为核心,包括出现在封面上的其他固定设计,是该刊物区别于其他刊物的识别要素,是期刊品牌的视觉表现,是刊物整体视觉识别系统最重要的部分。封面要目(有的杂志不用)要做得出彩,标题在整个版面中负责“抓人眼球”,制作好标题也是提升科技期刊可读性的重要手段。由于读者第一眼看到的是标题,再决定是否阅读这篇文章,因此标题能否突出并起到新闻眼作用是很重要的。所以标题宜多做引人入胜的事实题、耐人寻味的悬念题、给人启迪的哲理题。期刊封面设计要简洁、美观、大方,既可表现得抽象,也可表现得具体。构图视觉元素包括刊名、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卷期号等文字和数字、构成封面背景的点、线、面图案和图片及其他装饰符号等。科技期刊封面设计中的配图比较少,一般选用与期刊内容密切相关的图片参与构图,并把它固定在封面的构图中。另外高科技与现代感是分不开的,所以可加入一些现代元素和手段,如在底图加入现代感的图案,用photoshop工具处理一下刊名字、底图、色彩等,但要运用得当,否则适得其反。《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GB/T9999-2001)明确规定,期刊封面上应标明以下项目:第一,刊名。包括可能出现的并列刊名和副刊名。第二,出版年月、卷期号。第三,责任人(包括主办者或编辑者或主编)。第四,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条码。第五,期刊的单本或合订本超过一定厚度应在书籍上印载刊名、卷号、期号和出版年月。第六,封面上的数码应采用阿拉伯数字。中文书刊名称拼写基本上以词语为书写单位。每个词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因设计需要,也可以全用大写。期刊的刊名应尽量简短、明了,必须符合该刊所涉及的特定学科与知识领域。使用缩写刊名时,应以直观和不引起误解为原则。不论刊名出现在期刊的任何位置上,都应使用统一名称。封面应准确标注期刊信息。期刊的封面(包括封二)上应标示刊名(包括副刊名)、卷次、期次和年份,必要时可标示编辑者。凡数字一律用阿拉拍数字表示。厚度超过6毫米的期刊,应在书脊上重复标示上述项目。期刊的封面设计形式应力求稳定,在封面上不宜刊登广告。刊名应置于封面的显要位置上,并用一般读者容易辨认的字体标示。附有索引的期刊应在封面上标明。封面(包括封二)不编入期刊的连续页码。关于中国标准刊号的印刷位置,国标规定:对于期刊,除应印在版权标志位置处外,还应将国际标准刊号(ISSN)部分印在封面的右上角,国内统一刊号部分印在封四下方。科技期刊封面设计要努力提升符合期刊内容的美学价值,从版面的空白预留、分割背景、构图形式、色彩搭配、布局安排等方面,设计出符合期刊特质并富有鲜明个性的艺术风格。风格即个性。科技期刊的封面是与期刊品牌紧密相关的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形象。期刊封面应能显示该期刊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文化内涵,艺术风格明显,并能反映刊物内容的学科专业范围,具有标志性意义。创新是进步的灵魂,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动力。期刊要成为名牌,必须全面追求创新,从出版内容、出版方式,到期刊封面都需要创新。期刊封面设计中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视线。封面的特色首先反映在色彩和图片上,能让读者在众多刊物中一眼就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刊物。这样科技期刊封面设计的方法和设计理念才能更加具有新意。 2.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 版式设计讲究感情丰富,即通过版式语言将感情表达丰富,版式语言是由画面构成,一是编排手段,包括字、图、题、线条、色彩;二是版式空间,包括栏、区、空白,只有让这些“器官”都动起来,才能组成丰富的表情,以传达、表现出情感,产生特有的渲染力。版式是刊物整体合成的最终体现,是办刊思想的具体落实,是赢得读者的包装手段,是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体现。科技期刊内容是其精髓,版式风格则是其衣裳,内容精心打造,版式尽心勾画,才能表里如一、锦上添花。版式设计包括文字与图片的配置、栏目的划分、标题的形式、字号的大小和字体,以及其他版面上的因素。学术期刊的版面,主要由正文、标题、作者姓名、图表、页码和眉注等组成。此外,空白部分也是版面的组成要素之一。期刊的版式设计是期刊装帧设计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它同期刊的封面设计一样,需要用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手段使稿件的内容以最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科技期刊因其学术性需要,在字体选择上不能像通俗类或文艺类期刊那样活泼,在版式设计上也不能如它们一样灵活多变,因此,更需要美术编辑运用美学原理进行版式设计上的巧妙构思与安排,增加读者阅读时的愉快与轻松。科技期刊因其自身性质要求,正文部分内容、字体的设计一般选用字体端正大方、风格刚柔相济、浓淡适中的宋体。依据《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已制定的排印规范,对文稿(英文、俄文)中的书眉、题名、作者、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插图表格、公式等逐一标注清楚。通常科技期刊文章篇幅均比较长,安排不当就会给读者带来疲劳感,如可以在长文章中穿插图(照片);适当分段,增加小标题;在整期文章安排上,可长短搭配,短文也可采用变化字体(如楷体),文章标题排列也可多样化,如横题、竖题、双行题、窝心题等。还可根据正文的内容、标题字数的多少来选择字体、排单栏还是双栏等。至于标题所占版面面积,要与正文内容所占的面积比例适当,若前者过大,后者过小,就会产生头重脚轻的失衡感;反之,则会造成脚大头小的压迫感。有的科技期刊不配插图,更由于其所刊登的稿件内容一般都比较长,所以在版式设计中尤其要注意印字部分与空白部分的处理。从美学角度来看,空白与文字、图表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是版面形式美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所有的版面都被填得满满当当,就会令人觉得透不过气来,从而产生厌读心理。所以有经验的科技期刊的美术编辑在版式设计中尤其注意这一点,将文字构成的块面尽量往版面的中、下部推移(特别是每篇稿件的起始页),天头和订口、翻口要留出适当空白,行距也要宽窄适宜,这样,不仅能增加版式的美观和读者阅读的兴趣,而且还能让喜爱动笔的读者有地方落笔,写下批注。如果做到这些,版面便会形成密中有疏、疏中有密、“虚实相生”的美学效果,使版面显得干净清晰、美观协调,从而收到古人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效果。当然,如果设计不当,空白过长使空间分散断裂,版面则会显得空旷、松散,不仅无美感,还浪费了版面。文中的照片好比在平面的版面上开设的窗户,能显示出立体感和纵深感。在被称作“读图时代”的今天,摄影作品从过去单纯美化版面发展到如今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图解文章、强化主题的元素。另外,插图还起到一个平衡版面的作用,可与标题搭配,也可穿插文中,或与标题上下呼应,尺幅上最好有横有竖,有大有小变化,安排得体,才会给人以有节奏的愉悦感。所以,掌握好插图的缩放比例,合理安排插图位置,是版式设计中的重要部分。缩图原则为:内容简单的缩去比例大些,内容复杂的缩去比例小些。由于版面限制,一般情况是将图缩小,有个别图须经放大处理后再缩小。缩放比例把握得准确,可恰到好处地展示图的内容,避免发生复杂图缩去比例大,简单图缩去比例小;应该缩成半栏图的图被缩成通栏图,该缩成通栏图的图被缩成半栏图等问题。其次要合理安排图的位置,使其与文字协调一致。对于图幅高、幅宽尺寸相近的半栏图可并列通排;图幅宽小于9cm的半栏图串文排;超过9cm以上的图通栏排。若在一个版面内有大小不一的2幅半栏图,不管其在单、双页,一幅排在切口,另一幅排在订口;若有3幅图,则按切口、订口、切口的顺序排。这仅指一般排图规律而言,实际编辑排版时应视具体情况灵活掌握。2.5公式的转排科技期刊公式很多,使其按规则合理转排,对提高版式质量十分重要。数理公式有时要多次转行,而转行不是随心所欲,必须按其规则进行:优先在“=”“≥”“≤”“>”“<”号处转行,其次可在“×”“÷”“+”“-”符号处转行,这些符号留在行末[1],不得已时可考虑在“∑”“∩”“∫”等运算符号和“lim”“exp”等缩写字之前转行。如果“∫”“∑”运算符号后面的式子一行仍无法排守,则可在其中的“+”“-”号或适当的相乘因子处转行。对于独立排的公式,只要按照规则去做,可较好地控制版式。比较麻烦的是在行文过程中出现的公式。因其外文符号与汉字所占空距宽窄不一,很容易导致运算符号留在行首或将公式中的数值分成上下两行。这时须对文字进行增减处理或强行外文符号与运算符号撑满一行,使运算符号移至行末或外文符号同运算符号一起移至行首,数值完整地排在一行。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期刊版式设计法律保护 一、版式设计权的概述 (一)版权设计权的概念。版式设计是包括对图书和期刊等刊物的版面内容的创作,包括对版心、行距、排式、标题以及符号等版面安排的综合布局。版式设计权是我国《著作权法》赋予出版者的重要的权利之一,且属于著作权中的邻接权。根据《著作权法》第36条规定,“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由于《著作权法》并没有具体对版权设计内容和保护范围的具体规定,所以在其他法律概念中,还存在容易与版式设计权相混淆的其他概念。(二)版式设计与装帧设计。版式设计的概念在此不再赘述,而装帧设计是指对图书期刊的外表的装潢创作,包括刊物的封面、书脊、和扉页等印刷作品直观外表的设计。二者在客观上所包含的内容就不尽相同。再从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的法律性质方面分析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因此,二者在著作权法中保护的体现也是完全不同的。版式设计对于出版者而言,无论在该图书期刊是否构成作品,被著作权保护和认可,都会单独被著作权法保护,明确赋予给出版者版式设计权。而装帧设计不是著作产权法中一项被独立保护的权利,只有其依附的图书期刊的印刷物在构成作品时,才能够被当作作品的一部分被著作权法认定,否则只能作为外封装来对待,不能直接被著作权法加以认定。综上所述,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分析,版式设计权是明确被著作权保护的权利,而装帧设计不是被著作权独立保护的权利内容。(三)版式设计权与外观设计权。二者法律性质及保护的范围不同,版式设计权属于著作权中的邻接权,而外观设计权属于专利权法中的专利权。保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是指,出版者有权赋予或禁止除权利人外的他人应用其版式设计作品的权利。而专利法的规定外观设计权的保护的内容包括,一是设计者在图片图书等知识产权类上的外观设计作品。二是专利申请人在申请其专利时在其专利产品上使用的独特外观设计作品,该外观设计会被当作专利的一部分进行保护。此外,这两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会存在重合现象。当出现这种的情况时,根据二者权利所属法律各自保护对象的范围和特点,专利权保障的范围和强度明显高于版式设计权所设计的范围,所以当两项权利内容和性质发生竟合时,一般会通过专利法中的外观设计权来加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二、我国版式设计权制度的缺陷 (一)侵犯版式设计权的维权具有依附性。版式设计权是在作品传播中被产生的权利,也是从著作权中派生出的邻接权。因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是伴随著作权享有人的著作权利而产生的,如果没有著作权人创作作品,也不会存在作品传播的过程,当然版式设计权也不会出现。因此,得到著作权人的允许是版式设计权在行使过程中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会被其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所约束。通过司法实践也可知,因单纯侵犯版式设计权而起诉的案件很少存在,都应该当依附于著作权的侵犯而一起起诉,因此,独立且全面的保护版式设计权在目前理论和实践中都很困难。(二)版式设计权的内容缺乏明晰的界定。首先,《著作权法》对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的相关规定非常笼统模糊,并没有对版式设计权保护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作出规定。同时,仅仅明确了禁止“使用”出版社、期刊的版式设计,但没有界定“使用”的内涵和外延,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是复制的行为。但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网民数量的激增,致使出版社的版式设计的作品高速传播,被合法以及非法“使用”的机率增加,在开放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互联网领域中,如何界定版式设计内容以及在互联网环境下对“使用”版权设计的认定成为最主要的问题。(三)版式设计权的侵权责任追究困难。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9款规定,侵犯版式设计权的侵权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首先,针对停止侵害,一般来说,版式设计部分在整部图书期刊中只占较小的比例。当侵犯版式设计发生在出版物实际出版发行过程时,如果单纯因为侵犯了版式设计权就贸然不再发行该出版物,并召回已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加以销毁,这不仅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而且不利于保护该图书期刊的著作权者的利益。其次,关于精神赔偿方式。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中还没有规定精神赔偿进行。因此如果被侵权人向法院提出由请求侵权人向自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精神赔偿的请求时,法院很难给予权利人支持,这也是极为矛盾的一点。最后,关于赔偿的计算标准,包括被侵害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非法所得以及其他相关法定赔偿部分。实践中,版式设计权实际损失一般只包括出版刊物的设计费用,但无奈的是,在刊物出版过程中不会独立计算版式设计的费用,因此想具计算出侵犯版式设计权的赔偿额度是较为困难的,版式设计权人想要得到经济赔偿或者补偿也很难落实。综上,侵犯版式设计权的后,权利人的追责是存在很多困难,根据现有侵权责任追究制度,出版人的版式设计权在受到侵害时很难得到相应的经济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三、版式设计权保护的完善 (一)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范围。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版式设计权并不包括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规定的范围内。但随着我国艺术文化作品在网络传播数量的激增和速度的加快,目前大多数图书期刊已经推出了数字版,因此通过网络传播侵犯版式设计等信息的侵权行为也大量涌现,如果我国立法还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不包括版式设计权,侵权人可以通过法律漏洞畅通无阻且无后顾之忧的侵犯网络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为了符合时代的发展和主流思想,将版式设计权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内势在必行。(二)完善版式设计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联系。由于传统出版刊物的版式设计独创性要求较低,所以法律只给予了版式设计权邻接权性质的保护。但是,版式设计受保护的条件之一是需具备独创性,但我国法律未规定其判断标准,在侵权案件中出版社也面临着取证难的问题。而通过公法性质的《反不当竞争法》可以对私法性质的《知识产权法》起到兜底性的保护作用。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法》关于出版者版式设计权的保护存在空白的地方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寻求救济和正当权利利益的维护,填补漏洞,以体现公法的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秩序的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将著作权法与反不当竞争法更有效地衔接起来,保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甚至能够全面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三)完善版式设计权的追责机制。现有的法律规定对于侵犯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的责任追究规定较为笼统,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很难得到应有的救济和赔偿。版式设计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虽然其独创性程度的认定仍存在歧义,但此已表明版式设计汇集了版式设计人的精神以及脑力劳动和艺术创作,应当被一视同仁给予应有额保护。相信每一位创作者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投入热情和精力,也会表达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著作权法是否引入精神赔偿也值得商榷。与此同时,在其他民事责任的赔偿也应当更加符合实际,尤其在经济赔偿上,应当更细出更有针对性的赔偿标准,更好地保护出版者的合法权利,以此促进我国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著作权法》中对版式设计权制度的理论缺陷,同时版式设计权保护在司法实践也同样的窘境。同时,图书期刊的出版者或出版社需也要提升版式设计的创新性和数字化理念,从而在源头上避免版式设计依附性的制度缺陷,借此来提高其图书期刊在传统市场和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力。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期刊版式设计面面观 摘要:在现代期刊版式设计中,各种设计思想和编排技术不断涌现,美术编辑要站在新的视角对期刊版式设计的方方面面重新审视,对期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进行独辟蹊径的阐释,为期刊版式设计注入新的活力。结构设计是统领期刊版式设计的灵魂,为期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标题设计在期刊版式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蕴含着丰富的表现力;色彩和图片能够更直接地传达感情,使文章的主旨获得鲜活有力的呈现。 关键词:期刊版式;结构设计;标题设计 现代期刊的版式设计更加强调创意和表现,美术编辑要站在更高的视角,借鉴相关学科的理念,将期刊版式设计的方方面面重新梳理,对期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为期刊版式设计注入新的活力。现代期刊的板式设计不再是版心、页眉、字体、字号的简单组合,更要确立版式结构设计的整体观念,以形成期刊的总体风格为前提,充分调动多种视觉元素和技术手段,以无声的艺术语言来揭示文章的主旨,抓住读者的视线,使读者产生阅读的渴望,唤起丰富的联想和和共鸣。 一、版面结构设计 期刊版面结构是指版式设计者根据期刊的类型和办刊宗旨,依照视觉规律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多种设计元素有机组合,形成整体的设计方案 。期刊版面结构设计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清楚、容易地理解文章所传达的信息,在阅读的同时对期刊的总体风格获得形象的把握。期刊版面结构设计不能脱离期刊的内容单独存在。 期刊版面结构设计要坚持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不能是对形式美的片面追求。期刊是连续出版物,版面的结构设计应有一定的稳定性。要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既要在每一期刊物和每一篇文章上有所变化,使得刊物的面貌生动活泼,又要保持期刊的整体形象,形成一脉相承的风格。各个栏目既要体现差异,呈现鲜明的板块特征,又要相互协调,成为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 充分考虑办刊宗旨和读者定位,选取不同的风格和样式是期版面结构设计首先面对的问题。科技学术期刊,版面结构不能复杂花哨,应采取凝重敦厚的版式来强化内容的科学和严谨,增加读者的信任感;文化娱乐和儿童读物类期刊,采取轻松活泼、富于新奇想象的设计会使读者的阅读更加轻松愉悦;文学类期刊以大量的文字叙述为主,版面结构要相对朴素和单纯,让读者在流畅的阅读中体会文字中蕴含的深意……期刊版面结构设计要遵循宏观上整齐划一,微观上变化多样的艺术规律。 风格统一是期刊版式结构设计的总体要求,版面元素间按照一定的规律有秩序组合,每一个版面又要力求多样性,避免单调的重复。各个栏目之间既要各自独立,形成明确的板块风格,又要相互联系,统一于整体的框架之中。一本成熟的期刊要形成统一的风格,不但要在一期刊物中体现,更要通过多期连续的期刊才能在读者心目中形成固定的印象。 期刊版面结构设计要调动一切技术的和艺术的手段,恰当地运用色彩、衬底、图版、位置、分栏、字体、字号,采取对比、相似、衬托、转换、引喻、对称、均衡、动静、虚实等手段,进行点、线、面的科学组合与分割,形成多彩的版面造型,取得最佳的平面艺术效果。各种设计元素之间还要遵循对称均衡,虚实相生的规律。均衡不是相等,而是力场的流动所形成的视觉上的平衡,在对称中寻求均衡可使期刊的版面显得富于动感,新颖活泼。期刊的版面结构设计应有虚有实,虚实相生。虚实可以理解为疏密,也可以理解为黑白,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浓墨重彩极尽渲染,知白守黑有不着一笔,给读者留下丰富的联想。 版面结构要有层次,有层次才会有韵律。版面的页眉与页脚,文章的标题与内文,色彩与图片的搭配要起伏有致,字体字号的变化既要层次清楚,又要各具姿态,达到整体和谐、韵律分明的效果。以情动人是对期刊版面结构设计的更高要求。在版面编排中,应将字体视作富于情感和表现力的元素,能够体现出轻快、凝重、舒缓、激昂的情感特征。在空间结构上,水平、对称、并置的结构表现出理性的色彩;曲线与散点的结构,表现出轻快、热情与浪漫。合理地运用这些设计元素,可以使期刊的版式更具表现力。 二、标题美术设计 俗话说“题好一半文”,对于一篇文章来说,好的标题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期刊编辑的过程中,文字编辑为了一个好标题,真可谓呕心沥血。在期刊编辑的后期阶段,对于标题的设计更是美术编辑的头等要务。出色的标题设计,应该生动而不呆板,形象而不抽象,让人耳目一新,引起读者的共鸣。 标题设计不能只是字体、字号的简单拼凑,而应借鉴“迁想妙得”的方法,挖掘新颖的构思,使文章主旨获得形象化的升华。 “迂想妙得”最初由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是中国画论中的重要命题。所谓“迁想妙得”,是指画家把自己的主观情思迁入绘画对象之中,“神与物游”,浸润于对象,达到情景交融、主客观统一的境地,创造出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迁想”是一种创作方法,要求艺术家充分调动知识储备并能将想像的触角延伸到常人所不及的空间。“妙得”便是妙悟,是拈花微笑,心有所悟,是艺术创作灵感的瞬间闪现。标题设计中“迁想妙得”是美术编辑在把握客观文章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将文章的主旨,加以“迹化”,创造出经过主观情思熔铸的映像。 那么“迁想妙得”的创作方法在期刊版式设计中如何体现呢?美术编辑在进行标题设计时要善于对事物作横向和纵向的联想。联想就是依据某个事物的某种特性,由此事物联想到彼事物,是美术编辑进行设计的基本手段。 标题设计的基本元素是各种各样的字体,对于字体的深入研究和恰当运用是美术编辑的基本功。在美术编辑眼里,每一种字体都应该是一个富于表情的符号,不仅表达概念,同时也通过诉之于视觉的方式传递情感。不同字体具有“表情达意”的特征,我可以称之为“字体的表情”。 标题在版式设计中的主要功能是在读者与文章之间构建信息传达的视觉桥梁。然而,当今许多流行的版式设计中,过分强调图片的视觉冲击力,使得标题设计在版面中只起“达意”的作用,而忽略了“传情”的功能,缺少了耐人寻味的意趣。 标题设计中忽视对文字元素特性的把握,所选字形本身不具美感,同时文字间的组合编排紊乱,缺乏正确的视觉顺序,使标题设计无法起到对抽象的文章作形象化引导的作用,难以产生良好的视觉传达效果。究其原因是由于美术编辑对于标题制作的基本功缺乏磨炼,对于文字的表情特征缺乏研究。 如何使标题设计的形式和内容相互统一,凝结成赏心悦目的设计,令读者回味无穷,是美术编辑在版式设计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一个构思新颖,创意独特的标题美术设计,可以把文章的主旨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使文章锦上添花。从这个意义上说,期刊美术编辑对于标题的设计是对文章的二次加工。 三、图片、色彩设计 图片是版式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直接的视觉语言。图片是对文章的诠释和补充,可以使抽象文章鲜活起来,提高阅读的有效性和趣味性。 美术编辑在挑选图片时要考虑到版面的整体效果,在一个版面上,图片作为重要的视觉元素,相互之间构成微妙的关系,这些视觉元素的搭配要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选择图片的标准不是要挑选那些好看的照片和插图, 而是要选择那些形式与形状更适和版面需要的图片。图片要有动与静、深与浅、横与竖、大与小、情绪上的激昂与舒缓的对比和呼应。在剪裁图片时,要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去掉,突出图片的关键部分,把视线聚焦在最有趣的部位。插图与文章的关系好比是绿叶与红花,图片是为了表达内容而存在,是对文章的补充与诠释,可以对文章起到画龙点晴的作用。 色彩是期刊版式设计的重要手段,是形成期刊整体风格的独特语言,成功的配色方案是升华版面结构的有力武器。在色彩设计中可以采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比喻”和“夸张”是文学创作的典型手法,在期刊版式的色彩设计中不妨借用。 使用“比喻”的方法,要求美术编辑在色彩设计中善于找感觉。感觉的各个因素是渐变的,长可以变短,短可以变长,冷可以变热,白可以变红,苦可以变甜。比喻是语言艺术的升华,是最富有诗意的语言形式之一,是语言的信息功能和美学功能的有机结合。在色彩设计中,比喻的“本体”可以看做文章所要传达的主旨,“喻体”便是美术编辑所采用的配色方案。正像我们所熟知的,不同的色彩能够传达不同的情感,红色代表热情、绿色代表和平、蓝色代表忧郁、黄色代表收获。合理地运用色彩所传递的不同感情,可以形象地揭示出文章中蕴含的情感基调期。运用比喻手法可以使色彩从“无味”到“有味”,从抽象到形象,从呆板到鲜活。在文章中不能直接看到或者体味不深的东西,通过色彩的设计却能引起读者更多的联想。 使用“夸张”的方法,要求美术编辑在色彩设计中要善于抓视觉。视觉是人的主要审美感官,古今中外,人们对它在审美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套富有时代气息、新颖独特的配色方案能够形成强烈的视觉刺激,自然会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美术编辑可根据文章要传达的意念对色彩进行大胆的夸张,夸张的色彩能够在视觉上形成张力,使文章的主旨得到更加鲜明有力的呈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的期刊版式设计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取向,这对美术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术编辑要进一步拓展思路,打破传统设计思维的束缚,善于学习和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方法和理念,不断地了解读者和市场的需求,对涉及期刊版式设计的方方面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审美需要。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浅谈报纸期刊版式设计 【摘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报纸期刊在全世界出版发行。要在众多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不仅要有贴近主题的文章,更要有引人入胜的版式设计,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关键词】出版物;报纸;杂志;期刊;版式设计 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大量的报纸、杂志等期刊出版物。在我们拿起一份报纸的时候,可曾想过,是什么促使我们拿起它的?又是什么吸引我们一篇接一篇的阅读文章的?毫无疑问,吸引我们的除了本身精彩的文章内容,就是出版物新颖的版式设计了。 一、报纸期刊版式设计的重要性分析 从表面上看,报纸和期刊仅是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体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然而事实上,它们不仅带给我们信息文字和图片,同时也带给我们作为报纸期刊经营者的态度和审美。这是因为我们能通过报纸期刊看到其经营者在美学和传播价值上的倾向与观点的表达。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要在众多报刊杂志中脱颖而出,版式的可识别性以及版式的风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版面设计对于刊物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出色的版式设计不仅要做到标新立异,而且要使刊物显得浅显易懂,使读者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到所需的内容。因此,要制作出最好的出版物,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 二、报纸期刊版式设计的基本手段 报纸期刊是以传递信息作为主要目的而产生的,无论何种类型的报纸、杂志,在编排方面,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满足人们的阅读欲望,如何快速有序的将信息传递出去。所以在编排方式上有其强烈的特点。 通常,报纸期刊的版面设计主要由标题、正文字体与段落、图片以及留白等主要要素构成,其中,最为首先进入人们视线的便是标题。 1. 标题 标题是版面的眼睛,是读者视线最先接触的部分,也是正文的摘要。读者是否对一篇文章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题。通常阅读者并不会仔细阅读刊物里的所有内容,而是会根据个人喜好挑选一些版面和栏目来重点阅读,其他内容只是泛泛浏览一下。所以版面编排的第一步就是帮助读者迅速找到自己的阅读对象。常规手法是通过对标题的强调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设计过程中,往往要让标题的字体更为粗重,实现醒目、突出的目的,通常会运用粗黑、幼黑、综艺、琥珀、粗圆甚至是超粗黑等字体。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版面中大小标题的字体应尽量做到一致。 从版面设计的角度来看,一般可以分为三种标题:主标题、副标题、小标题或分标题。一般情况下,副标题下面还可以分为一级副标题、二级副标题等。设计中的三个标题在版面中视觉传达上是有先后顺序的,它根据内容主题而定。标题不一定要放在文案的上面,也可以放在文案中间,边置、竖向排版等都有不同的效果。有时标题外还可以加上线框,起到强调的作用。 2. 正文字体与段落 在报纸期刊的版面设计中,段落文字的编排设计,主要以明晰为主,文字适宜用较为纤细简洁的字体,文字的大小在一个版面中应该保持相对的一致,字行之间的距离应该相对开阔,这样有利于阅读速度的提高,并能使阅读变得轻松而有节奏。 目前,我们常应用到的主要有四种字体:宋体、仿宋体、黑体、楷体。在一个版面中,字体的种类一般选择在两到三种为最佳,否则版面就会显得零乱、视觉上缺乏整体效果。同时,为了让版面有变化感,可考虑将字体进行拉长、压扁、加粗,或者是调整行间距来实现,这样也能起到活跃版面气氛的效果。 除了字体,正文的编排也是体现版面特色的主要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编排方式:左右齐整、齐中、齐左或齐右、图文穿插、突出字首等五种。 版式编排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段落文字的分栏手法。为了方便阅读,段落文字可以分为均等的栏目,使信息以块面的形式注入到观众的脑海中。这样可以减轻眼球的运动负荷,使阅读变得非常快捷和流畅。分栏时所产生的栏间空白,也是整个报纸的骨骼,它能使版面变得强劲有力而又井井有条。 3.图片 在版面要素中,图片也包括很多种类,有摄影图片、插图、信息图表等。在报纸版面中,因为信息报道性质,通常会大量的使用一些真实的事件照片或者人物照片。一般情况下,此类照片不需要经过特殊处理,以达到照片的真实性,只需要调节照片的色彩度以及明暗度来迎合印刷制版的清晰度要求即可。 在版式设计领域里,插画的使用也比较常见。通常有人工绘制和电脑绘制两种。电脑绘制相对来说更加的趣味化、艺术化和个性化。另外,为了使整体画面统一和谐,在以插画为主体的设计中,文字的选择、色彩的搭配等等也十分讲究,力求与图形形成和谐而富有个性的整体。 4.留白 除了文字和图片,留白也是构成页面排版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灵活的运用页面的白地,这样的杂志页面会呈现出非常美观的效果。 当版面中包含的文字内容比较多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一种页面狭窄的感觉,这样会让人看得很疲劳。如果版面中的图片色调比较明亮,也可以减轻页面带给人的压迫感。但是,当灰暗的图片或者文字所占的比重比较大的时候,读者就感觉不到这种宽松了。所以,适当的“留白”是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宽松氛围的。 三、报纸期刊版面设计应该与时俱进 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纸质媒体以外的更多媒介,比如互联网、手机新闻播报等。要在这激烈的竞争环境里继续保持纸质媒体几百年来的霸主地位,就要求出版者对于出版物的版面编排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依靠一成不变的传统版式来保持人们对于刊物的青睐。 因此,关注信息化时代受众的视觉需求特征,顺从当代信息社会读者的选择心理,不断积累设计经验、设计思路,再加上设计风格的不断创新,报纸期刊的版式设计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和境界,就能实现版式的个性化、风格化,有利于报纸期刊品牌的提升。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设计史视野下的民国期刊版式特征 摘 要:期刊和“线装书”都是属于舶来品,无论从传播媒介,还是从书籍装帧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拟从设计角度对民国期刊的版式特征作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版式特征;平面设计;民国期刊 封面对于杂志期刊来说最为重要,是一本书的门面和灵魂,但书籍和杂志不止于封面,更多的思想在于书籍内部的风格与编排。北京美术学校编印的《图案法讲义》说道:“封面之装潢,略有三种:一为封面之表面施以意匠者;一为脊背加意匠者;一为由表面而脊背而里面,施以连续意匠者。”第三种强调的是整体设计的概念意识,对于期刊设计更应该强调内外统一。 一 “竖排”改为“横排”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不但内容求新,自然对中国传统的书籍版式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文字排版的传统是由上至下、由右至左的竖排方式,从殷墟甲骨文到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乃至后代的纸制线装书等,这种编排方式都是历代相承。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书籍的版式依旧如此。随着各国思潮的进入,“西学”的影响,使得这种传统的排版形式日渐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从表面上看来,是书刊阅读习惯的差异,但更加深层次的是一种文化的变化。 在1915年由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的《科学》期刊,也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期刊,内容几乎为自然科学类,里面的板式编排就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符号。1919年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日刊》所遵循的也是西式排版原则。在《新青年》1917年翻译的英文诗句,中英文混排,英文横排,中文则竖排,这样阅读十分不便。而先读右边再读左页的阅读方式,使得期刊中的英文排版必须迁就中文排版,这样导致大大降低了英文的阅读性,这样的矛盾持续了很久,直到30年代依然在期刊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民国时期的刊物,与人文社会学科类方面的期刊,直行竖排仍然很多。可以说是:其中保留了传统的版式习惯,同时也有融入新式思想的考量,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香港、台湾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中文书籍版式中依然保留。 二 双页版式与现代版式 双页排版(Two page spread),也称为跨页编排,是现代书籍、期刊排版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和突破。书籍和报纸的重要区别在于,读者在阅读书本类的时候一般可同时注意两个页面,所以说,书籍可以把每两页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进行整体设计,也就是跨页设计,两页的风格统一,这也是当代杂志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中文传统的竖排方式则不受到书页的阻碍,本身就是连贯的、整体的。除了一些插图外。如清末上海申报馆发行的《飞影阁画报》,则采用了传统的经折装(一个对页就描绘并讲述一个故事),延续了明清书籍插画的影响,在整体开来与“跨页排版”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双页排版是基于现代印刷与装订技术的杂志版式语言,与传统的插图跨页绘制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期刊的版式还是经历了从单页排版到双页排版的过程。 现代主义版式风格在民国的大量期刊中体现也非常明显,这在30年代中期出版的期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现代》杂志,封面就是典型的具有构成主义特征的设计,也是受到俄国构成主义思潮的影响。还有《新青年》《矛盾》等杂志都大量运用的块面风格的方式进行设计,既没有影响中国传统的阅读方式和习惯,同时又巧妙地融合了现代主义的版式语言,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独特而富有创意性的版式设计。 三 单计量页码和复式页码 按现代书籍期刊,一般是从书的扉页开始计算为第一页,最后一页为书本的最终页码。但民国时期的期刊页码编排则不是这样模式编排,而是以不同的栏目或者文章类型的篇章作为单位来计算,这就被成为复式页码编辑,在下一期的期刊中,相同的栏目或者篇章可以继续上一期的页码,也就是说同一栏目或者篇章的页码在多个期刊中按一个编码计算。复式页码的编辑模式有利有弊,对于单独的文章和专栏读者可以很容易知道具体有多少页,但无法通过期刊的目录检索到需要的文章。有学者认为复式页码表现了当时“编辑水平低下”,缺乏对期刊整体的规划;也有学者指出这种编码是有一定的缺陷,但由此而论断其没有实际意义,则有待商榷,其深层的期刊观念也非“编辑水平低下”所能了结的。民国时期期刊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西文化交流发展的产物,是西方新型的传播媒体在中国传统的出版文化土壤上的横向移植。正如单以现代眼光审视历史文化就难免偏颇,舍弃了近代期刊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也就无法开掘近代期刊的出版文化底蕴。复式页码反映是受到中国传统书籍的影响,受到传统阅读习惯的影响,读者们更习惯于把“整合成册期刊”当作书籍去阅读,而且这种页码编辑,为以后读者从各个时期出版的刊物中把喜爱的文章或者栏目编辑、装订在一起,为了收藏或者阅读提供便利。1906年《汇报》大改良,全部用西洋纸两面印刷,由单张报改为册报。1月23日在报端刊登广告云:本报开设至今,已八更寒暑,荷海内外士林学圃许为文明,奖励有加,流行日广。惟学问无穷,而尺幅之中,未能多载,今徇阅报诸君之请,于丙午年正月第一号起大加改良,用上等西洋洁白纸分印两面,既可分订,亦能总订。通过这种复式页码的编辑方式导致的“拆散重新装订”也作为一种营销手段来招揽顾客。曾朴于主编的《真美善》月刊以编译法国文学和连载《孽海花》轰动一时,该刊还把代读者拆散装订作为一种招徕读者的经营手段,1931年出版的《真美善》月刊第7卷第3号封四上,刊登启事说:“定户于各书在本刊登载完毕时,可在逐期中拆齐全书交由本店代为装订,成一精美单本,不另取资。” 四 结语 如今,受数字传播媒介和互联网的冲击,纸质传播媒介也进入高度危机之中。即便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期刊在平面设计上取得非常高的成就,无论从字体设计、版式编排、装饰设计,还是印刷装订,多数延续了中国传统书籍的样貌。虽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是民国时期的期刊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办刊者仍然力求在封面、字体、排版等形式上保留中国传统印刷文化的尊严,在康有为的《不忍》、章士钊的《甲寅》等杂志设计中能够看到这样的坚持。民国期刊能够在短时间内融入现代主义设计潮流中,不但与国外的设计在同时期发展交相辉映,在设计风格上保留了对中国平面设计传统的研究与探索,毫无疑问,这些观念将影响我们对中国平面设计的认识,并利用这些优良的设计思路为未来中国设计开拓新的篇章。 作者简介:王文婷,任教于成都大学美术与影视学院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浅谈少儿期刊版式设计 摘要: 期刊版式设计是美术编辑工作者对期刊内容的又一次升华。对少儿期刊来说,板式设计尤为重要,它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图片与文字结合在一起,而是针对儿童的需要,通过美术语言将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结合。儿童期刊的版式设计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为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提供更好的服务。 关键词: 儿童期刊 版式设计 设计原则 可持续发展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知识更新速度加快,改革开放至今,期刊事业蓬勃发展,期刊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途径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期刊种类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其中,少儿期刊是整个期刊行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些年来,少儿期刊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其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少儿期刊伴随着儿童的成长,是儿童学习知识和提高素养的重要手段之一。期刊的内容决定期刊的质量,但首先吸引儿童的是期刊的整体视觉设计。我们都会有这种感受,当琳琅满目的杂志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视觉的直观感受来判断对哪些是感兴趣的、哪些是不感兴趣的,儿童的感官是比成年人更加敏感的,更容易通过视觉的直观感受来选择喜爱的期刊。 一、目标群体分析 儿童是社会重要保护和培养的对象,这一群体的成长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未来和发展,父母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主流意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儿童时期是培养健康心理的黄金时期,各种行为模式和习惯方式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来说,其生理、心理、兴趣、行为、接受能力都是有所不同的。 1.儿童的生理心理变化和成长需要 我们大致根据有能力阅读期刊的儿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3-6岁的儿童早期;7-10岁的儿童中期;11-13的儿童后期。在这三个阶段中,随着儿童生理年龄的变化,心理的成熟程度等一系列的变化,所需求的期刊形式和要求也随之不断变化。在儿童早期,儿童身体机能不成熟,对事物刚有认知,同时又对一切充满好奇,这就要求期刊的内容要以图形为主,色彩需要艳丽,这样才可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对内容产生兴趣。等孩子到了儿童中期的时候,大部分孩子处于小学低年级阶段,不再单纯的只是看一些图片,对文字的阅读量开始增加,这时就需要文字与图画相互之间的融合来培养孩子阅读文字的能力。当进入儿童后期,可以阅读大量文字,对图画的要求降低,但儿童对期刊审美品位的要求更高一些,这一时期正是审美品味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如何提高期刊的品味,对儿童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期刊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2.儿童的观察力、记忆力和创造力 在儿童观察事物的构成中,较低年纪的儿童不能够完整地感知事物特征,只能通过鲜明的颜色、形状来概括事物,对事物的记忆没有条理,不全面。随着年纪的增长,儿童能慢慢体会到事物之间相互的联系,可以分析简单的关系,接受信息的能力提高,记忆事物更加完整。儿童的创造力在不同阶段呈不同的上升趋势,应针对不同时期的特性培养儿童的创造力。 二、儿童期刊版式设计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设计原则 版式设计是期刊编辑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所谓版式设计,就是指在固定的版面中将零散的内容进行整合,有序排列,将信息有规律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使感官上产生美的享受。优秀的版式设计不仅是对元素的排列组合,而是对文章的升华,更是对刊物的品位提升,是刊物办刊宗旨的外在体现。 对于期刊版式设计来说,它作为传达信息的载体,在追求形式感的同时必须要体现刊物整体编辑思想,必须与刊物的内容相协调,与刊物的性质相符。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要服务于内容。设计不同于纯艺,设计更多注重的是它的服务功能。功能性也是版式设计的首要原则。版面的设计与内容不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其次是整体性原则,一本期刊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其中各个栏目之间要相互关联,有期刊整体的设计规划,虽然各个栏目不相同,但要有一条主线贯穿整个刊物,使其整体统一。而且期刊作为连续出版的刊物,更要有整体的规划,让读者能感受到期刊的整体连续性。再次是审美性原则,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美的追求不断提高,期刊的版式设计应顺应时代的发展,符合当代的美学观点,不断发展创新。 1.少儿期刊版式设计基本原则、形式法则 一份少儿期刊,从给人第一印象的封面封底到里面的内文,都是需要进行版式设计的。 由于儿童是少儿期刊的受众群体,这就要求美术编辑工作者在设计的过程中要以儿童的需求和喜好为出发点。运用丰富的色彩、图形和文字的相互组合排列,图文并茂地诠释内容,生动活泼的版式设计是吸引儿童的重要因素,符合儿童活泼、好奇、简单的天性。 在版式设计过程中,首先要做到主题突出。以儿童为主体的设计要选择适合儿童和吸引儿童的视觉元素。标题突出,让儿童直观地感受到主题,次要表达的内容依次放在后面的位置,通过字体、字号、颜色等元素区分,这种主次分明的版式设计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有利于儿童捕捉信息,也对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有指导作用。第二是结构协调,关系合理。过于夸张的变化会破坏版面显得杂乱,但没有变化则会显得呆板无趣,不能吸引孩子。这就要求在排版过程中注意内容要有序,风格要统一。字体之间、字号之间颜色之间的相互关系要和谐,文字与图画之间的位置关系要经过精心设计。第三是布局要简洁明快。版式设计中要将图片和文字所占的比例进行调整,根据栏目的内容、受众群体接受能力,有些强调文字内容,有些注重图片信息,在儿童的不同年龄阶段图文的搭配比例也是各不相同的。如何做出符合要求的板式,使所强调的内容主次分明就是设计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了。第四是色彩的合理运用。色彩直接影响儿童心理,不同色彩给儿童带来不一样的感官体验。儿童对色彩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以根据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不同选择合适的冷暖色调进行表现,不同颜色的重叠也会给人的心理造成结实感和轻浮感,颜色的相互碰撞也会激发情绪的共鸣,通过这些手段的运用配合,可以使儿童更好地理解内容,加深印象,帮助记忆。用正确的色彩引导儿童成长。最后是空间的运用。空间是指层次感和空间感,通过符号的前后叠加,对比、衬托等手段,产生不同于二维空间的视觉感受,吸引儿童,产生阅读兴趣。 2.少儿期刊中的符号设计 文字是儿童期刊板式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本身是人们日常交流、学习的载体,对于儿童来说,文字不仅仅是载体,期刊中的文字阅读过程也是儿童对这一载体的认识过程。文字的选择要有美感,针对儿童这一年龄段的特性,大多选择一些形体可爱活泼的字体,再根据受众儿童年龄阶段的需要更进一步进行字体的选择和设计。标题字体突出,富有创意。图1中所示文字就是根据儿童特点,对文字进行形式、颜色和底纹上的变化,字体体态活泼,符合低幼年龄审美,字体颜色、大小相互进行搭配,通过变形和联想将文字进行图形化的处理,这种标题的设计更能吸引眼球,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内文字体不宜过度夸张,要与标题字体相匹配。由于栏目内容的不同,在字体的选择上也要有所区别。 插图的编排是儿童期刊版式设计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插图设计是版式设计的一个亮点,尤其在少儿期刊中,插图能够使整个板式活泼,不呆板,使儿童在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中获取知识。通过图片内容的示范,帮助儿童理解文字内容,对内容有更形象的认识。插图的大小、多少,怎么去编排构成,这些都就对版式设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将插图与文字结合,做到文字与插图的融合,根据内容和图形的要求,字体的大小、形状、颜色都要进行改变。文字与插图的版式设计要符合美学的基本构成,不仅单独的文字与插图要形成对应,板式整体每个单元之间要相互协调,符合设计的整体审美需求。图2中运用圆形为设计元素,以每个圆形为一个单元,相互之间文字的格式统一,形状统一,但通过元素的大小变化,位置疏密关系的变化,构成相互的律动关系,形成了最终整个板式设计。运用简单的,与内容相协调的插图活泼整个版式。用孩子的笑脸、哭脸来表示答案的对错,让儿童对事情的对错有更直观的认识,印象更加深刻。 三、少儿期刊版式设计存在的问题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人们接触的新鲜事物增多,许多少儿期刊的版式设计发生巨大的改变,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强烈的对比,鲜明的色彩,夸张的插画,大量的图片出现在期刊板式中。然而,板式上的喧宾夺主导致读者轻内容重形式,使整体流于表面形式,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期刊原本的存在意义。期刊的创新性不是指大量夸张的变化的叠加,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群体的需要进行调整。表现形式一定要根据内容进行变化,加入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元素,更好地为内容服务。 社会不断发展,人类精神文明需求不断上升,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普遍意义上注重功能和形式的版面设计,现代设计越来越注重人性,重视设计中的人文关怀这方面的内容。版式设计如果仅仅停留在原来的层面,忽略读者群体的需求,则将慢慢失去吸引力。期刊版式的设计应融入互动性和引导性。互动性可表现在内容的衔接部分,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儿童产生兴趣,被期刊吸引,持续性地将注意力放在阅读上,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快乐;引导性表现在对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审美水平的培养等方面。板式要符合正确良好的阅读顺序,对儿童杂志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儿童处于对事物的认知和学习阶段,符合阅读顺序的板式在无形之中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阅读顺序。儿童阶段对美丑的概念逐渐形成,注重文化内涵,艺术品位应被得到更多重视。 少儿期刊是一项文化产业,版式设计是少儿期刊的外在表现,如何让少儿期刊的美术设计跟上时展,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和艺术熏陶是版式设计工作者需要面临的挑战,也是少儿期刊的责任。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 摘要: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对于期刊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文化艺术市场的格局和广大读者的消费倾向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广大期刊编辑工作者应当坚持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相关元素进行可行性分析或设计,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策划方案,为推进我国期刊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 作为期刊编辑工作的核心内容,开展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工作,是形成并展现期刊个性风格的重要过程,也是吸引并争取读者认可的关键因素。随着社会经济和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广大读者的文化艺术欣赏层次进一步提高,对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能够在坚持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富创造性地完成此项工作,是每一位期刊编辑工作者所应积极思考并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内涵及重要性 策划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涉及到众多领域的概念,是人们为了达成某种特定的目标,遵循一定的原则与规律,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构思、制定和优选策划方案和战术计划的过程。期刊编辑策划和版式设计,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针对期刊内容进行策划,如期刊栏目的设置、期刊主题和文章的选择,等等;另一方面是针对期刊形式进行策划,如对期刊的文字、照片、插图、表格和各个栏目板块进行编排与设计。期刊编辑的策划和版式设计,是向读者表现和传达期刊创办的基本理念,打造并展示期刊本身的整体形象,全面提升期刊的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并最终形成了开放、发展、动态而又稳定的期刊创编理念体系和流程的重要工作。成功的策划与版式设计,不仅能使读者从中期刊中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同时还能带给读者以美的享受,最大可能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热情。期刊编辑工作者应当在明确期刊定位和创编风格的基础上,遵循一定的思想原则、审美规范和创编要求对期刊的内容和版式进行系统的规划、设计,使期刊的文章主题、艺术风格、版式设计等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争取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二、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基本原则 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是期刊主题、文章和艺术元素的有机结合,也是期刊创办者创新思想、审美层次和创编技巧的整体展现。成功的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将对广大读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在具体的策划与版式设计过程中,要遵循期刊创编的一般规律和美学原则,使期刊始终能够保持高艺术品位、高审美层次和高亲和度的价值,为读者提供最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最佳的审美感受。 1.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 内容与形式是期刊编辑的两大构成要素,其中期刊的内容主要指每一期期刊的主题和文章等,形式则指期刊的字体字号、颜色和图片、文字编排等。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与相互协调,正是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目标。在具体的策划与版式设计流程中,一方面,期刊创办的定位要准确,期刊编辑的思路要清晰,栏目设置要合理。在每一期的期刊编辑策划中,编辑人员首先要确定本期的期刊主题,再围绕主题进行组稿、选取重点文章与次重点文章,并尽量使文章之间保持合理的布局。另一方面,编辑人员要充分利用好版式设计的多种元素,如文字、图形、色彩等等,富于艺术性和创造性地设计期刊的版式。版式设计既要适应期刊的整体结构和微观细节,还应有利于期刊主题的传达、期刊编辑思想的表现。 2.适应读者审美与接受 读者是期刊的客户群体,读者的审美与接受是期刊编辑者进行策划与版式设计时所应考虑的重要因素。当今时代,我国文化艺术市场空前繁荣,可供广大读者进行消费的文化艺术产品极为丰富,只有真正考虑到读者的审美层次和接受习惯,期刊才能最大可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也才能在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同时,读者的审美与接受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审美活动。因此,在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方面,期刊编辑工作者应当注重对期刊的策划和版式设计,始终坚持审美原则和相关规律,通过有效策略充分调动读者的种种感觉并引发读者的思考,使期刊在承担传播信息这一社会功能的同时,也能带给读者以赏心悦目的感觉,真正表现期刊的个性风格和价值理念。 3.定位准确、特色突出 随着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各种类型期刊的数量明显增多,为了在众多的期刊中脱颖而出,期刊编辑工作者要准确定位、形成特色,在读者心中形成一定的“区别度”和“品牌度”。首先,要锁定期刊的“目标读者”。在对目标读者读者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审美倾向和阅读习惯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市场调研之后,根据他们的阅读要求对期刊的主题和版式设计进行整体的规划;其次,要力求打造期刊的个性特色和独特风格,提高期刊的核心竞争力。要充分利用一切艺术造型元素,如线条、字体、色彩等,结合照片、插图等资料,巧妙运用多种设计手段,使这些设计元素为形成个性化的期刊艺术风格而服务,使期刊始终处于一种良好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态势,最终打造优质的期刊品牌;最后,期刊定位应当保持动态稳定。期刊定位必须稳定,这样才能形成稳定的读者群体,但期刊的定位还应随着文化市场的变化而变化,要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并及时调整策略,更好地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 三、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的有效策略 风格成熟的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不仅是对期刊形式和外在的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同时也是对期刊创编主题和文章内涵的升华。为了提高期刊的核心竞争力,拓展期刊的发展空间,期刊编辑工作者应在遵循期刊编辑的相关原则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策略最大限度地提升期刊编辑的审美层次和艺术品格,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 1.形成整体的策划理念 期刊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成果,是由多种艺术元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整体而系统的创刊理念来指导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工作。这个整体而系统的创刊理念,是对期刊的创刊思想和艺术风格的整体反映,是在融和期刊的内容、宗旨、发展目标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期刊的整体形象等因素,利用其特有的内容,最终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策划理念。可以说,这一理念既是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出发点,也是该期刊最终形成稳定且区别于其他期刊风格的归宿。通过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一致性的策划理念,将会使期刊在宏观上表现为整齐协调、微观上又呈现多样化的艺术特征,最终并达到形式与内容,布局与整体的完美一致的艺术层次。 2.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优化了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提升了期刊编辑策划与版式设计的审美层次,成为提高期刊编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期刊编辑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好现代信息技术:首先,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期刊的主题策划工作的效度。编辑人员可借助专门的计算机软件对读者的阅读期待、阅读习惯和审美倾向进行统计分析,更加充分全面地了解读者及文化市场的具体情况,准确定位期刊的读者群,打造独特的期刊风格;其次,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与作者、读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成立专门的期刊网站,作者可以直接进行网络投稿,读者也可以借此发表自己的阅读意见,期刊编辑人员、作者和读者三者之间将形成良性的沟通与交流;最后,可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期刊版式设计,对文字、图片、图形、线条、色彩等要素更佳合理的安排,提高期刊版式设计的效率与美学效果。 3.打造期刊的品牌形象 “品牌”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无形资产,打造期刊品牌形象对于期刊发展有诸多的好处。打造良好的品牌,可以为期刊发展争取更多的发展资源,为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创造更好的平台;而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也是打造品牌期刊的有效路径。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读者群体的品牌消费意识不断强化,只有具有良好品牌形象的期刊,能够为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其次,激烈的市场竞争呼唤更具有品牌价值的期刊,只有成功打造出良好的品牌,才能吸引更多媒体资源,如作者、广告商,等等;最后,可以借助“品牌”来发展“品牌”产业,最大可能地创造期刊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 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对读者的消费倾向,期刊的主题选择、栏目设置、版式设计等诸多元素进行可行性分析或设计,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策略方案的重要工作。成功的期刊编辑的策划与版式设计工作将使期刊在定位、特色以及力度、深度上都能获得有效的提升。期刊编辑工作者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探讨,为推进我国期刊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 期刊版式设计论文:科技期刊版式设计的作用 摘要 科技期刊承载着学术交流、探讨前沿科研理论、传播新知识、新成果的重要任务。同时,它还是传播美学的重要载体。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是对办刊宗旨、方针的具像体现,版式设计要以期刊内容为中心,在形式上充分体现期刊学术品味与内涵。用凝重敦厚的版式 来强化内容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增加内容的表达和提高读者的信任感。 关键词科技期刊;版式设计;原则;规范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期刊以其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信息量大、栏目形式灵活多样等特点,成为传播知识、交流技术的重要手段。作为知识和信息载体的期刊,其内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同时,期刊的版式设计作为其外在形式,重要性也在逐步凸显。期刊的版式设计是按照一定的视觉流程和审美规律,将各种文字、图形及其他视觉形象加以组合排版,是期刊编辑的环节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可提高读者阅读兴趣 科技期刊设计也讲究美感,版面布局是否妥当、字体与字号的选择是否恰当、图形和表格的搭配是否合理、颜色的搭配是否协调、标题的运用是否正确、页码以及页眉页脚等元素的使用是否规范、空白的留置是否充足等因素都会影响读者对刊物的感受和兴趣。好的版式设计可以使读者赏心悦目,提升医学期刊读者阅读兴趣,帮助读者理解文章内容。如期刊版式过于平淡、刻板,平铺直叙未显示重点和要点,会使读者在阅读中失去兴趣;而文字或图表过于密集的版式设计会使读者产生视觉疲劳,影响阅读。版式设计中应体现文字、图表编排疏密得当,题目、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要素统一规范,达到美观易读,并能体现鲜明的目的性、主动性和选择性,表达一种审美意识。因此,要获得视觉美感,版式设计者不仅要从艺术美的规律出发,,还要从接受者出发,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2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可促进内容的表达 科技期刊作为期刊的一个门类有别于一般的大众文化产品,内容上的科学性、前沿性、创新性要求在版式设计中既要反映期刊的内容,同时又要具有相当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其严谨性与艺术性在内容的表达方式上要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一般要求严肃、简洁、理性化,且一旦确定即比较固定。合理的版式设计可以突出重点、强调层次,将内容的信息更加鲜明、准确的表达出来。如科技期刊中常见的表格在设计上就有表题、表头、表身、表注几个方面需要注意。表格的排式也需根据内容及文字多少设计为竖排表、卧排表等。分栏是科技期刊版式设计的重要手段,多采用两栏、三栏的分栏方法,因此一些尺寸较大或内容较多地表格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如设计为跨栏表、续表等方式。此外,图片在科技期刊中也很常见,可以直观的表达文章的内容,使读者一目了然,因此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科技期刊中如何使图片更好地发挥其对文字内容的补充、说明、指示作用,是版面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科技期刊的图文合成时,可根据图片与正文文本的关系以及图片幅面的大小,选择文主图辅、图文并重、图主文辅三种样式, 图片在版面的位置也可以选择串文图、通栏图、跨栏图、超版心图等。这些内容,都需要技术编辑在版面设计过程中凭借经验和认真的态度进行斟酌。 3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可树立品牌形象 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给读者的是第一印象,有助于体现科技期刊特色、树立期刊品牌。在版式设计中巧妙运用标题、文字、空白、图片、线条、色彩、分栏、分区等多种元素和多样手段,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独特的特色,就有助于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期刊的品牌效应。好的品牌效应可以帮助读者从众多的同类刊物中选择本刊物,并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亲切、愉悦的感觉,传递视觉上的美感。好的版式设计也有助于体现科技期刊的办刊理念和办刊宗旨,可以更好地突出刊物重点栏目、内容。如何在版式设计的层面上树立科技期刊的风格和特色,并促进品牌效应的产生呢?一方面要强调版式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即每个期刊的版式都保持基本一致,统一性是指期刊的版面设计与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内容风格相一致,如版面分栏、标题、字号、字距等都有统一的设计,形成基本版式,基本版式结构决定了各家科技期刊的表现特征,影响着它的传播效果;整体设计原则还要求版式设计不仅仅着眼于版面的美观, 还要着眼于实用。这是由科技期刊的性质所决定的另一种整体观。 整体设计原则这个方面的要求,是设计功能上的整体观:美观与实用的统一体。另一方面要强调灵活性与多样性:即期刊中每个栏目之间的版式设计可以不同,可根据各栏目的特点、特色、内容、要求等灵活地设计各栏目的版式,在统一中求变化,力求更好地体现每个栏目的主旨、特色。 4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可节约出版物成本 合理的版式设计可以在保证版面清晰明了、布局合理的前提下,节省版面,更有效地利用版面,这可以直接减少原材料及辅助材料费用、制版费用、印刷费用以及装订费用。科技期刊版式设计中,版心是主要框架,其面积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版面的主体容量与阅读的视觉效果[1]。适当地扩大版心,并在设计中合理设计标题等要素,恰当的安排图表的位置及留白的尺寸等都可以节省版面,从而节约出版成本。当然,节约出版成本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在保证出版质量的同时,提高出版效率的重要手段。在原材料涨价、环境污染的当下,节约宝贵的纸张资源、减少浪费、节约印装费用对于科技期刊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节省版面一定不能造成版式过于拥挤的感觉,以牺牲版式设计效果为代价,要把握好其中的度。 我国已经是数量上仅次于美国的期刊第二出版大国,而且在这些期刊中,主体是科技学术期刊。科技期刊的版式设计是期刊风格外化的重要手段,可以有助于更好地传递科技信息的独特价值,提高科技信息传播的深度、广度与速度,吸引读者阅读兴趣,树立科技期刊品牌效应并节省科技期刊出版、发行的成本。版式设计是期刊的一个系统工程, 好的版式设计,往往能够对期刊的内容进行充分有效的整合, 提高期刊的传播效果,应加强重视。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幼儿教育装备助力科学保教 本刊讯 2013年5月10日,第64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幼教装备论坛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组委会名誉主任、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韩呼生,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会长王富,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刘诗海,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装备处处长乔玉全,武汉亿童文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先新等出席了此次论坛。 本次幼教装备论坛由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幼儿园教育装备研究中心主办,湖北省教学仪器设备行业协会、武汉亿童文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旨在全面研讨幼儿教育装备在幼儿园科学保教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与相互关系,推动国内幼儿教育装备体系的完善,服务幼教事业的发展。 王富在致辞中说,幼儿教育装备作为幼儿教育事业的重要物质保障,是实施幼儿园保教活动的基本手段,也是衡量幼儿园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对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刘诗海在讲话中说,大力发展幼儿教育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教育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这对幼儿教育装备产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希望能有更多的教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出更多富有创意、有趣健康的玩教具装备产品。 论坛上,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综合研究室主任何建闽、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幼儿园教育装备研究中心核心成员焦文秀、亿童培训总监靳金翠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本次论坛还举行了“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幼儿园教育装备研究中心”的授牌仪式。韩呼生主任和陈先新董事长分别代表合作双方发表了重要讲话。未来,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幼儿园教育装备研究中心将致力于向各级各类幼儿园宣传推广国务院和教育部有关幼儿园教育装备的政策、法规,组织开展幼儿园教育装备的课题研究,组织与协助召开全国性、地区性的各类学术论坛活动,推动我国幼儿教育装备事业和谐、健康发展,使国内幼儿教育装备体系更加深化和完善。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树立科学教育观念 提升幼儿教育质量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优质的幼儿教育已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然而优质幼教资源的短缺以及幼儿教育的“小学化”倾向,却制约了幼儿教育的正常发展。 一、幼儿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优质幼儿教育资源短缺是当前幼儿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条件好、质量高的公办园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家长的需求。民办幼儿园虽然数量多但办园质量低,普遍规模小,其校舍陈旧、设备简陋、玩教具匮乏。此外,民办园的教师队伍都是临时聘用,且缺少学习培训和教研的机会,幼儿园本身也忽视对教师业务能力的提升;再加上民办幼儿园都是自负盈亏的个体经营单位,因此它们为了抢生源会迎合家长的教育理念,提前教授小学内容。这种保教理念违背了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阻碍了幼儿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制约幼儿教育质量的提升 1. 家长的错误教育观念,导致“小学化”倾向愈演愈烈。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长恨不得将所有小学的教学内容都前移。调查显示:90%的家庭把教育与学习相提并论,认为早期教育就是让孩子提前学习,学习成绩就是教育的效果。于是,3~6岁的孩子就开始参加各种培训班,导致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2. “小学化”倾向使公办园受到质疑和冲击。由于家长缺乏科学的育儿知识,往往以幼儿会认多少字、会背多少诗、能做多少算术题等作为评价幼儿园的标准,家长这种“望子成龙”、急功近利的教育观念,给公办幼儿园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家长的无知不仅助长了民办园的错误倾向,同时也对公办园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3. 幼儿教育“小学化”直接影响幼儿的成长和发展。超负荷或超年龄段的学习教育以及违背幼儿发展规律的知识技能训练,会使幼儿身心发展受到伤害。我们曾对公办园和民办园的幼儿进行追踪调查,调查显示:在民办园进行过“小学化”训练的幼儿,在进入小学后起初感觉还好,但两三个月后就没有了明显优势;相反在公办园毕业的幼儿,由于幼儿园注重对幼儿学习习惯、学习品质和生活能力等的培养,因此他们在小学阶段的表现会慢慢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1)在幼儿阶段被灌输小学内容,幼儿似懂非懂,到了小学再重复学就等于热剩饭,枯燥无味的重复使他们丧失了对学习的兴趣。(2)民办园教授的书写方法不规范,握笔姿势不正确,上小学后很难纠正,严重影响了幼儿的发展。 三、纠正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策略 1. 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1)错误的观念是导致“小学化”倾向的根源,转变家长的观念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幼儿园和相关教育部门要通过举办大型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幼儿教育的相关政策以及科学的育儿知识理念,引导幼儿家长转变教育观念,让家长走出幼儿教育的误区。(2)开展幼小衔接活动,让家长参与其中,改变家长重知识轻情感、轻能力习惯培养的陈旧观念。随着幼小衔接工作的不断深入,家长对孩子学习与发展的认识将会不断提高,靠“小学化”吸引家长的民办园将完全没有市场。 2. 规范办园,帮助民办幼儿园树立正确办园理念。 (1)教育主管部门要引导公办园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开展一系列帮扶活动,帮助民办园规范办园行为,提高民办园教师的业务能力和保教水平,使民办园走上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路子,真正实现幼儿教育质量同步提升。(2)引导公办园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保证本园正常运转的前提下,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让办公园经常性地选派骨干教师进驻到民办园承担保教管理与教师培训的指导工作,开展多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培训会,帮助民办园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师资队伍素质。(3)引导民办幼儿园认真学习《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民办幼儿园要在实际工作中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充分尊重幼儿发展连续性进程上的个别差异,坚持科学保教,从根本上杜绝幼儿园“小学化”的倾向。(4)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管理,防止和纠正民办园教育“小学化”的倾向。通过宣传普及幼儿教育的科学方法,让人们以终身学习、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待幼儿教育。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幼儿教育需要科学” 每天清晨,我们踏着轻盈的脚步迈进了幼儿园的大门,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也就是在平凡与不平凡之间开始了日常的劳动。虽然平凡与不平凡看似是一对矛盾,但是又联系得非常紧密。幼儿与老师的关系,是一种真正的人与人心灵的沟通。是一种和谐、真诚、温馨的心理氛围,是真善美的统一体。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的: 一,用科学发展观,严格要求自己。 作为幼儿教师,20年来,我一直辛勤的工作在幼教第一线,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较高的业务能力,良好的师风师德和突出的工作业绩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同事的称赞和幼儿的喜爱。先后多次获得了幼教系统先进个人,荣获了“三等功”一次,新华区公开课一等奖等荣誉称号。 在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客观地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明确改进目标和措施,并把他们运用到我的实际工作中。目的是进一步落实《教育纲要》中提出的,对幼儿实施体,智,德 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正是这一目的,使我们幼儿教师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更是我们对全社会负有的崇高的责任和义务。爱岗敬业,勤于奉献就成了我们行动的指南。通过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吸引孩子,去感染幼儿。教师要为幼儿营造宽松、愉悦、民主、平等、和蔼的生活和学习氛围。让幼儿学会自尊、自信、互相欣赏和相互理解。尊重每一名幼儿。对于表现好的孩子,我们给他们一个赞许的微笑,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但对于不按常规做事的幼儿,我们尽量帮助他们,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有不放弃的决心和愿望。 二,勤于学习,不断提高自己。 我们工作的对象是幼儿,年幼的孩子各个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他们正处于长身体,学道理的阶段。他们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发展的。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尊重幼儿,通过一系列的保教活动对幼儿施加影响,把知识,本领传授给幼儿,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教师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无形的力量,把聪明才智和人格魅力传递给幼儿,因此,我们的工作效果,不单单取决于我们的知识水平,更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和道德观。 为了给孩子一杯水,老师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活水。为了能跟上现代教育的步伐,我潜心学习了计算机。目的是把老师死板的教,幼儿生硬的学,变成活灵活现的画面。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几年来,我不断总结教育教学经验,先后撰写了《幼儿舞蹈教学浅析》,《探索幼儿的好奇心》,《我的幼教小故事》等教育教学论文。并发表在各级刊物上。多次参加了骨干教师的培训和学习。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大胆创新。从多个方面设计教学方案,培养孩子的意志品格、培养幼儿日常生活规律化、培养幼儿的自我约束能力,使他们能够适应现在的生活。注重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灵活变通教育方法。 三,爱岗敬业,做幼儿喜欢的好老师。 我们的工作很复杂,今年我们班迎来了30名新生,孩子们的个性差异很大,而且从未上过幼儿园,哭闹,不听劝的幼儿大有人在。自理能力尤其欠缺。在工作8小时之内,按规定我们还要组织幼儿入厕,洗手,喝水,吃饭,午睡,游戏等等活动,而且每项活动都需要我们老师费劲口舌,手把手的教,一遍一遍反反复复,付出难以想象的劳动和辛苦。要想做一名好的幼儿教师必须做到“五勤”即:嘴勤、手勤、腿勤、眼勤、脑勤。嘴勤是老师用简洁、明快、准确、生动的语言去感染和说服幼儿。手勤是指教师在操作过程中必须亲自动手,反复演示,不厌其烦。腿勤是指教师在幼儿操作过程中要不停的巡视检查指导。眼勤是指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眼睛随时注意每一名幼儿的举动,适时指导。脑勤是指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动脑思考,要有一变应万变的能力。很难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是幼儿教师。只有全身心的投入工作,教会他们生活,教会他们做人,教会他们学习。做到“以爱动其心,以爱导其行。”尊重孩子,关心孩子是一种爱,严格要求也是一种爱,一种深沉的爱。爱不等于放松,不等于迁就。 孩子们的个性各有不同,存在差异。老师要学会用坚定的语气对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做。”这就是要求我们爱的同时,也要教会孩子做人。 我们是喜欢才选择了幼教工作,我们的工作充满了爱。我们对家长充满爱,体现在我们尊重班上的每一位家长,理解他们对子女的关心,珍爱和期望的心情。与他们建立良好平等的关系。互相学习和交流教育幼儿的经验。解决在教育子女中遇到的困难。争取家长的信任和配合。我们对孩子充满爱,体现在主动了解幼儿,与他们用各种方式进行交流,而孩子也亲昵的称呼我“妈妈”。 人们常说:“教师是红烛,照亮别人,燃烧自己。” “教师是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 “教师是铺路石,让学生从自己的身上踩过” 而我却说:“教师是燃烧自我后幸福的眼泪”。 “教师是孩子破茧而出后灿烂的阳光” “教师是花儿微笑下的一片绿荫” 还有人说:“孩子最记不得的就是幼儿园的老师了” 而我却说:“不一定”总会有孩子记得小时候有一位老师给我梳过辫子,教我穿过鞋子,伤心的时候抱过我,想妈妈的时候安慰过我,教会我很多知识。我们做幼儿教师的不是图什么名和利,只要孩子走到大街上遇到老师大声说一句:“老师好”,我就满足了。无论谁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会大声的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幼儿教师”!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幼儿教育中如何渗透科学教育 摘 要:是在幼儿时期,由于孩子们的各项社会认知发育不够,对于事物的属性、结构认识不足,对于知识的学习也往往很难系统化的进行。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注重对于孩子们的科学教育,让他们能够对于科学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进而培养他们实践科学的能力,培养孩子们良好的个人品质与行为能力。 关键词:幼儿;科学;教育;兴趣;运用;策略 一、教师要培养幼儿科学探索兴趣,引导他们观察总结 1、教师要引导学生做好观察 科学是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幼儿时期的孩子们由于其抽象思维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发育不完善,在学习理论知识的时候就会显得比较吃力,所以就需要教师在进行科学教育的时候能够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及思维特点,运用比较具体的、实物化的案例来引导学生的学习。 2、教师要引导学生做好提问 问题是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学生们发现了问题才会去提问、去思考、去探索,所以教师就要引导学生进行问题的汇总。在面对教师的这个小实验,学生们在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教师使用的是透明线,而当他们发现只是一块黑黢黢的铁块的时候,他们就疑惑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会控制小鸭子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就说明了学生有了一定的思考,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做好总结。 3、教师要引导学生做好总结 面对学生的好奇心、兴趣以及问题,教师就要引导学生做好总结:磁铁能够在一定的距离内吸引铁片,因为小鸭子是铁做的,所以磁铁就能够“吸”着小鸭子“游来游去”,当然如果磁铁离小鸭子过远的话就不能“吸”着它了!通过这样的回答,学生对于磁铁有了很好的认识。这个时候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根据磁铁的性质,我们可以用磁铁来做什么呢?有学生就说:如果钥匙掉水池里了,就可以用磁铁吸起来!也有学生说:可以用来分辨铁和其他的物质!学生们的回答让我看到了大家对于科学知识的兴趣,也看到了他们爱科学的心理,也促使了我做好科学教育的决心。 二、需要教师创设良好的科学环境,指导他们动手操作 1、利用自然环境 我园是一个县级幼儿园,这里既有农村的良好自然环境,也有一定的城市化现象,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就要充分的利用这些条件,给孩子们创设一个自然化的学习场景。比如教师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令种植一些花卉、果树、农作物,来引导学生观察它们的生长、开花与结果,让他们认识到植物生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阳光、土壤和水分。通过实际的场景为他们的科学知识学习打下基础。 2、绘制科学壁画 由于幼儿园自身经济条件原因或者设备原因,在对于学生进行科学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为学生创设充足的实物场景,这就需要我们能够使用一些辅助条件进行补充。比如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们一起绘制园里的壁画、宣传栏,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知道的科学知识来进行绘画、补充,来促进他们的科学意识发展与学习,为他们的学习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 3、进行科学实验 幼儿时期的学生对于大自然的神奇现象有着莫大的兴趣,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利用学生的这个特点,在教学中运用一些小实验来“重现”大自然的神奇。比如雨后的彩虹很美丽,但是往往只出现很短的时间,所以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试验操作,让彩虹变得“常见”:只要使用一盆清水 、一面镜子,就能够在阳光下“制作”出“彩虹”,让学生“大饱眼福”,这个试验其实就是运用了简单的“光的折射”原理。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教师只要通过简答的试验就能够给呈现出一幕幕神奇景象,通过场景再现给学生的科学知识学习创设条件,促进他们对于科学知识的学习。 三、教师要在日常渗透科学教育,促进学生的学习生活 科学知识都是日常生活现象的总结与归纳,其源泉是生活,而对于科学知识的学习,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指导孩子们的生活实践。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就要注重日常科学知识的渗透,引导学生在生活中感受科学,在科学指导下更好的生活实践。在日常教学生活中渗透科学教育,需要教师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1、从日常生活入手 生活是科学知识的大本营,生活周围有许多事物,现象都蕴藏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如在操场上玩滑滑梯,可以了解速度和惯性的关系;吹气球、玩风车,可以了解空气无处不在。教师要利用各种机会,随机地对幼儿进行科学教育。 2、从学习活动入手 学习的过程是对想进行科学教育的重要途径,所以教师要利用好这一途径,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学习。比如在教学过程中的常识活动是最有利于对幼儿进行科学教育的活动。是其它教育无法代替的。如黑暗中脱毛衣时,会看见“小闪光”,告诉幼儿这就是“摩擦生电”现象等,电风扇则是使用了“电磁原理”,让学生能够对于科学知识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3、从游戏活动入手 游戏是孩子们喜欢的一项活动,所以教师也要充分研究游戏中的科学现象,让幼儿在玩游戏中学科学,在玩中用科学。如:通过动手玩天平,认识“平衡”现象,又如在开展角色游戏中,让幼儿动脑、动手发明创造各种游戏材料:用塑料管制成听诊器,用可乐罐制成锅、茶壶等。除此以外,教师还要善于吸收,发现科技新信息、新动向,随时捕捉各种现象,抓住、利用每一个教育契机,对幼儿进行科学的启迪。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科学化是幼儿教育的必由之路 编者按:据2013年1月14日《郑州晚报》报道,郑州市某幼儿园1月11日为100多名“自由恋爱”的孩子举行了一场隆重的“集体婚礼”。“婚礼”有主婚人,一对对小“新郎”和小“新娘”手拉着手,穿着漂亮的礼服宣誓,在众人的祝福声中交换戒指、拥抱亲吻。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来见证这场“婚礼”,现场礼花四溅,掌声雷动。该园园长说,他们之所以策划这场“婚礼”,是因为3至6岁的孩子中不少进入了“婚姻敏感期”。比如有的男孩会对女孩说“我喜欢你”,有的女孩也会给自己喜欢的男孩送糖果,有的甚至说要和对方“结婚”,这正是因势利导、给他们灌输健康婚姻观的好机会。园方还称,他们举行“幼儿集体婚礼”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前的实践证明,举行过“婚礼”的孩子责任感更强,关系更融洽,也更加自信和阳光。该事件一经报道,立即引发了公众的“拍砖”。面对各界的质疑,园方解释:这只是一场游戏活动,是“过家家”的升级版…… 作为专业的幼教工作者。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或者说,这一事件折射出我国幼教实践中存在着哪些深层次问题?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学前教育由于客观存在的观念、师资以及投入等问题,常会出现各种乱象,这些乱象严重影响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在全国第二个“学前教育宣传月”到来之际,本刊特邀部分专家学者,从对幼儿“集体婚礼”事件的分析切入,深入评析当前幼教实践中的一些不科学做法,以帮助幼教工作者树立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进而推动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本刊同期《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的“热点聚焦”栏目也从儿童发展心理学等角度聚焦了幼儿“集体婚礼”事件,敬请参阅。 最近一个时期,大家对学前教育领域出现的“特色化”“专长化”“提前化”等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分析,大部分的意见是学前教育要从幼儿的兴趣和发展需要出发,要遵循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要坚持学前教育的科学性。但不同的声音还是存在的,需要进一步讨论。我们不期待对学前教育发出的所有声音都一致,如果那样,学前教育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但我们对学前教育的科学立场必须是一致的,否则,学前教育的发展就失去了根基。为此,我想谈几点体会。 一、心随身移——真正把儿童当做独立的主体 不论什么领域,身心不共时,就会产生不和谐,甚至会产生冲突。其实,身心不共时的现象在教育领域也大量存在。因此,时至今日,我们还是要追求儿童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即呼吁人们身心共时,用现代文明武装头脑,真正信仰、依循现代儿童发展研究的理论成果。把教育建立在科学认识儿童的基础之上。承认和尊重儿童的发展规律、人生权利和人格尊严,进而确认儿童的学习者主体地位,积极倡导儿童以适宜其身心发展特点的方式主动学习。21世纪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要用适应时代需要和科学发展的观念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能死守传统的教育思想,否则儿童就不会有良好的发展,也不会有美好的童年。事实上,大量违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现象其本质和根源都是教育观念和立场的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立场和观念没有问题,甚至认为对科学的儿童观已了如指掌、滚瓜烂熟。其实,科学的儿童观不是记得就行了,它不只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立场,甚至是意志。它必须在心灵深处扎根,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科学的儿童观的确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们对儿童的态度,儿童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儿童的生活境遇,经常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科学的儿童观要求社会理解儿童、尊重儿童,把儿童需要当作社会最大的需要,把儿童权益放在优先的地位;要求与儿童相处的人们理解儿童成长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尊重儿童的权利和尊严,尽可能满足儿童合理的需要,同时,真正将儿童当作独立的存在,保障儿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确立科学的儿童观,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科学的儿童观是跟整个社会的文明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整个社会的文明作为基础,科学的儿童观不可能从根本上确立起来。西方社会儿童观的确立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儿童从宗教的枷锁中、从成人主宰的牢笼中挣扎出来,是一个艰辛而持久的历程,它伴随着整个人类的思想解放和科学进步,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文明进步。 儿童观问题是文化,是习惯,它有由来,有根源。让我们来分析下面的案例。一位中国母亲带着孩子遇到了一位认识却并不很熟的人,她向对方介绍“这是我的女儿”,并让自己的女儿“快叫叔叔”,这位叔叔赶紧说“多乖的小姑娘啊”。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体现了中国式的交往传统和尊重长辈的美德,还体现了中国人评判孩子的标准。一位英国母亲带着孩子也遇到了一位认识却并不很熟的人,她向对方介绍说“这是艾伦”,那位叔叔会直接跟小女孩打招呼说“艾伦,你好”,小女孩也会跟叔叔打招呼说“你好”。这体现了英国式的社交文明和长幼礼仪。在前一个情景里,中国叔叔如果不主动问是不可能知道那女孩的名字的,因为他只听说是熟人的女儿,那个女孩的身份就是别人的女儿,她叫什么名字似乎并不重要。其实她是别人的女儿这个信息往往是不需要介绍的,大部分人都看得出来。因此,这次偶遇的过程是妈妈向叔叔介绍了一个不太必要的信息,而漏掉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但大家似乎习惯了。都这样介绍。说“这是我女儿”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在说“这是我的包”“这是我的自行车”,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从属关系。在后一个情景中,那位英国叔叔应该能猜出那个女孩是熟人的女儿,他不知道的信息是她叫什么名字,而那位母亲就给了他这个信息。他们偶遇的主要过程是叔叔与艾伦之间的打招呼。艾伦就是艾伦,艾伦首先属于艾伦,艾伦是她自己。这不仅仅是语言习惯的问题,更是思维传统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幼儿园和家庭中成人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想让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按照什么方向去塑造,不就是认为儿童是属于成人的,成人有这个“责任”去替儿童规划吗? 我们对科学儿童观的确立不能抱过于乐观的态度,更不能认为当前儿童观已经没有问题了,或认为学前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和方法问题。但我们对科学儿童观的确立也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因为社会文明的脚步是势不可挡的,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科学儿童观的确立需要全社会不断作出努力,尤其是需要与儿童共同生活的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今天,错误的儿童观已经较少以危害和摧残儿童身体的方式表现出来了,但它会危及儿童的心灵,危及儿童的生活,进而危及儿童的发展。不科学的儿童观经常会带来不科学的想法和做法。对儿童的过多保护、溺爱,没有原则地满足儿童的不合理需要,或对儿童有过高的要求、过高的期待,凡此种种,都是成人不科学的儿童观的具体表现。 二、以学定教——真正从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出发 古往今来,学习者在学校学什么,往往是事先就定下的。从“四书”“五经”到今天的各科“课本”,从来就是以教定学,教师在学习者学什么的问题上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所谓学习者的兴趣、需要。在以教定学的背景下,没有谁真正会去关注。我们并不反对对一定年龄儿童的学习设定目标和进行适度规划,但在如今教材主导、考试主导的情景下,儿童仅仅是一个接受者;教师能做的、能制约的似乎也只有如何让儿童接受的问题了。这种状况在今天的基础教育实践中大量存在。学前教育必须颠覆以教定学的宿命论调和实践惯性。这是因为以教定学背离学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无视儿童作为独立主体的存在,无视儿童的需要和兴趣。只有颠覆以教定学的旧观念,学前教育才能真正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是科学的学前教育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难以落实的要求。《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面向全体幼儿,关注个体差异,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结合,寓教于乐,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教育部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也指出:“幼儿园(含学前班。下同)要遵循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科学制定保教工作计划,合理安排和组织幼儿一日生活。要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灵活运用集体、小组和个别活动等多种形式,锻炼幼儿强健的体魄,激发探究欲望与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品德与行为习惯,培养积极的交往与合作能力。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可见,我们一直强调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偏离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学前教育就会出现诸如“成人化”“小学化”的现象,就会偏离学前教育科学化的航向。真正从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出发,意味着让幼儿通过经验来学习,意味着让幼儿做事,做符合他们需要的事。做适合他们天性的事,做力所能及的事,做能感受到挑战的事,做能感受到趣味的事,做能激发他们思维参与的事。 与中小学生不同。学前儿童不是以符号学习尤其是文字符号学习为主要任务的,探究、操作、交往、表达是学前儿童主要的学习方式。这是由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决定的。所谓以学定教,就是以学习者的发展规律、学习特点和兴趣需要为出发点和前提,来决定教什么和如何教。学前儿童有一定的年龄特征,也有区域特征和文化特征影响下的发展特征,更有个体差异特征。根据学前儿童的年龄特征,我们可以大致确定课程的方向、课程的内容和资源以及课程的实施形式,但决不能一成不变。以学定教作为课程与教学的一个原则,在具体的教育情境里意味着观察儿童、了解儿童、理解儿童是教育的前提,这是幼儿园课程设计的基础,也是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就一个具体的班级来说,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我们无法完全预知,儿童对即将到来的活动有什么反应我们也无法完全预知。因此。我们的课程与教学必须随着我们对儿童的观察和了解不断调整。由此可见。对幼儿园教师来说,观察儿童、分析儿童的活动及成果、利用各种资源为儿童创设活动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专业能力。一定要消除将弹唱跳视作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误解,会弹唱跳的人有很多,但不一定都具有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养,也不一定能成为好的幼儿园教师。真正优秀和专业的幼儿园教师必须有观察、谈话、作品分析、课程设计、评价等方面的专业素养和能力。这也是落实“以学定教”原则的专业基础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幼儿园中出现“特长化”“定向化”“提前化”和“成人化”的活动内容,是教师缺乏专业素养的表现,也是教师违背“以学定教”原则的表现。 三、同心协力——真正为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意见》指出:“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办好学前教育,让学前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心愿,全社会都有为儿童健康成长而不懈努力的责任。 第一,要努力接近教育科学。首先耍了解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了解和理解他们的兴趣和需要,真正从学习者出发,考虑教什么和如何教。当前,应重点学习教育部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把握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掌握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教育和引导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真正做到以学定教。尤其是应把握《指南》中特别强调的几个核心精神,如: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理解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重视幼儿的学习品质。我们应努力将《指南》的精神落实到学前教育的实践中去,转化为引导和促进学前儿童健康成长的力量。 第二,要坚决远离不当利益。在当今学前教育中,不少背离科学规律的行为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其实人们对有些有害幼儿身心健康的活动不是缺乏认识,而是缺乏正确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当人们把学前教育当作主要经济来源时,科学育儿只能是幌子和影子。《通知》指出:“严禁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幼儿园不得以举办兴趣班、特长班和实验班为名进行各种提前学习和强化训练活动,不得给幼儿布置家庭作业。”其实,这些兴趣班、特长班和实验班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班,往往是跟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钻了今天很多家长科学育儿水平较低和急躁冒进心理的空子,而真正受害的是学前儿童。 第三,要全力创造科学育儿的氛围。教育部于2012年起开展了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活动的主题就是科学育儿。今年的宣传月活动又即将开始,这说明政府已经在科学育儿宣传方面行动起来了。对科学育儿的宣传和普及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当今,个别媒体的宣传还在突出应试教育思想。倡导特长教育的价值,甚至传递反科学的信息,影响了全社会科学育儿氛围的形成。各种社会机构,各种公共媒体,各个领域的社会成员,应集结成宣传和践行科学育儿理念的共同力量,不但要在教育方法上进行宣传和普及,更要从基本的价值立场和信念上进行引导。要加强对家长和教师的宣传和培训。尤其应使更多的教师成为科学育儿的宣传者、践行者、示范者;要宣传幼儿园和家庭科学育儿的新思想和新实践,加强幼儿园与家庭的沟通与协作;要将科学育儿思想播撒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断深入人心,融入实践。只有这样,儿童才有真正幸福美好的童年。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幼儿教育中的误区探析 【摘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一个突出成果,对我们提高能力、搞好幼儿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幼儿教育;误区探析 科学的发展观在教育事业中体现为坚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建立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的学习机制、教育机制、成长机制,促进学生、老师、学校及教育的全面可持续发展。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要求下,应辩证反思,重新审视我们的幼儿教育。 下面就现在幼儿教育中存在的几点误区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探讨。 1 崇尚独立性,忽视幼儿的交流 当前,有部分老师及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过分强调和崇尚幼儿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幼儿只是要求的多,强调的多,限制的多,而忽视了幼儿的交流,这对培养幼儿的语言和社会交往能力是不利的。现在的幼儿更需要朋友,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他们更想与老师、小朋友交往,想要老师、同学成为他们的朋友。特别是我们幼儿老师更应该满足幼儿的心理需要,让幼儿在与他人的交流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并掌握一些交往技巧和技能,习得一些亲社会行为模式,从而促进其同伴关系的发展。我们要创造更多的时间和幼儿交往、游戏,满足幼儿的交流需求,促进幼儿心理健康的成长。 2 过分强调规则,抑制幼儿的个性发展 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形式主要是活动,在孩子们活动的过程中,老师十分强调规则,活动都必须按照教师示范的步骤及规则进行,忽视对孩子主动探求新事物能力的培养,影响孩子创新个性的形成。游戏时对孩子限制太多,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应注意幼儿个性的发展及探索精神的培养。面对发展初期的稚嫩孩童,他们有共性更有个性,幼儿在兴趣、爱好、能力、性格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不可能完全统一要求。对于每件新的事物,可以先让幼儿自己去探索、摆弄,要该放手时就放手,给孩子更多的机会,让幼儿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去发现问题。因此应注重幼儿个体差异、因人施教,以促进幼儿个性健康和谐发展。过分强调规则,将会抑制幼儿个性的发展,使得孩子缺少创造性及探索精神,这也是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相违背的。 3 注重传统教学形式,忽视幼儿的情感体验 在幼儿教学中,还是有很多人注重传统教学形式,强调规范及按部就班的传统程序,且单一、呆板,忽视孩子在活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比如认识苹果,为了让幼儿直接、具体地感知,我们可以让孩子触摸苹果、品尝苹果,但在实际教育教学里却忽视了此类操作活动,因此教学活动忽视了幼儿的情感体验。幼儿教育活动中如果不重视形式、内容的丰富多样,就剥夺了许多本应属于孩子的天真和快乐,幼儿没有“愉悦的情感体验”。 幼教工作者应该给予幼儿符合大脑发育特点的各种刺激及教育机会,为幼儿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环境,让幼儿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感觉、知觉、语言、情感都在相应的阶段得到及时的发展。我们还要让幼儿去听音乐会,去欣赏画展,去看歌舞,去看体育技能比赛,去看动植物,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千姿百态的各种现象。通过他们的感知觉器官将听到的、见到的、感知觉到的大量信息抢先注入到大脑里,在愉悦的情感体验中使得大脑成为储存信息的大仓库,从而收到好的效果。 4 盲目灌输知识,不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科学规律 很多家长及老师不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科学规律,盲目灌输知识,于是过分关注幼儿的语文和数学的学习,不顾幼儿的身心,不顾幼儿的兴趣,盲目要求幼儿大量认字,计算数学题,走上了强化左脑的道路。特别是农村民办幼儿园有的老师倡导“小学化”的教育,要求3~4岁的幼儿认识多少个字,甚至要求幼儿能读多少文章,能背多少诗词,这样能达到老师要求的幼儿毕竟是极少数。他们读书的时候,既不明白书中的内容,也不全明白每个字的意义。他们被剥夺了欢乐的童年,大部分的时间被强制去死记硬背,培养成为机械的读书工具。这样的幼儿可能短时间在某个方面似乎超常,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学习的兴趣,缺乏进一步努力的欲望,缺乏生活能力和基本的生活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逐渐落后于同龄人,从而形成强烈的反差,使之产生心理障碍,导致影响孩子以后的一生。 幼儿教育是是奠定人生基础、托起明天太阳的一个阳光事业。我国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教育机会是一次性的,幼儿受教育也是一次性的,这就要求我们老师及家长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幼儿教育。为幼儿的可持续发展着想,以幼儿为中心、促进幼儿的全面协调发展是幼儿教育的根本任务所在,也是幼儿教育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中国幼儿教育科学化的先锋-陈鹤琴 陈鹤琴是一位经历过私塾教育洗礼、对传统教育思想深有感受的教育家,也是一位经受过西方教育熏陶、对现代教育思潮深有感悟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推进中国幼儿教育科学化的事业,在他的引领下,中国的幼儿教育吸纳现代幼儿教育的先进理念,扎根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幼儿教育实践,不断向着科学化的道路迈进。陈鹤琴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成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纵观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幼儿教育科学化发展的基本理路。研究教育从研究儿童开始,研究儿童是如何发展的,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是什么,儿童的行为特点是怎样的,这是陈鹤琴幼儿教育研究的起步性研究内容。正是这些研究,加上西方儿童发展理论的影响,形成了陈鹤琴基本的儿童观。陈鹤琴儿童观的本质内容是要科学认识儿童,顺应儿童的天性,给予儿童活动的机会和条件,给予儿童适宜的指导和帮助,并且要热爱儿童。他认为儿童是在实践中学习的。他指出:“小孩子的知识是由经验得来的。所接触的环境愈广,所得的知识当然越多。所以我们要使小孩子与环境有充分的接触。”(1924)他认为教育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所以他指出“应根据幼儿的特点,多给幼儿感性的知识,创造各种环境和条件,多让儿童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多观察,多活动,扩大他们的眼界”。(1979)陈鹤琴明确提出游戏对儿童发展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游戏也是儿童生来就喜欢的。儿童的生活可以说就是游戏。”“名义上虽说是游戏,但所学确是很好的学问,很好的东西。”(1927)他也主张关注儿童的个性,关注儿童之间的发展差异。他指出:“儿童的个性不同,我们不能强之以同”。(1924)他主张理解儿童、尊重儿童,要与儿童建立起新型的师生关系,“幼稚园教师应当作儿童的朋友,同游同乐地去玩去教的”。(1927)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陈鹤琴对无视儿童的旧教育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尤其揭示了旧教育损害儿童天性、剥夺儿童权利和让儿童陷入呆板机械学习状态的现象,并深入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陈鹤琴开展了以“试验”为基础的科学的幼儿教育研究。他采用行动研究法,利用教育现场展开研究。1923年,他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实验幼儿园――南京鼓楼实验幼稚园,这也是我国第一个由高等院校(当年的东南大学教育科)创办的幼儿教育实验研究基地,开创了我国高等院校理论联系实际,利用实验研究基地开展科学研究的先河。陈鹤琴认为科学的幼儿教育必须经过试验,才能确定是否可行,是否有效。他提出幼儿教育“必须经过比较普遍的、比较长久的试验”。(1927)我们认为,这正是陈鹤琴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同旧教育的分水岭。正是通过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指导下的实践,以及在实践过程中的发现和反思,幼儿教育才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科学轨道。陈鹤琴将幼儿园课程,幼儿园环境和设备,幼儿故事、音乐、图画、玩具、习惯等内容纳入自己研究的视野,并逐一加以研究,形成科学的认识。陈鹤琴对幼儿教育领域中诸多内容的研究是细致深入的,也是充满感情的,他的每一项研究都让人感动,这样一个广闻博识、乐学乐行、醉心研究的教育家实在令人敬佩。 陈鹤琴之所以是科学的幼儿教育的积极推动者,是因为他的研究是立足国情的,不是照搬西方的。这也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科学性的重要标志。作为留美学者,他反对简单移植“美国式”教育,他认为应该借鉴西方优秀的教育思想和内容,但不能一味模仿。陈鹤琴对福禄贝尔、蒙台梭利等西方主要幼儿教育家的思想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既分析他们的优势,也指出他们的不足,言之成理,以理服人,教导人们不要盲从。陈鹤琴1926年就提出的告诫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因为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一知半解者甚多,盲从者无数。陈鹤琴认为,研究幼儿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要关注国情,只有结合国情,才能产生科学而有效的教育。陈鹤琴指出:“外国有许多经验,也有许多好的经验,但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实践来检验哪些是成功的、切实可行的,哪些是不可取的,要适应中国的特点。”(1979) 陈鹤琴晚年一直呼吁要开展幼儿教育的科学研究,他提出:不但要研究观念,还要研究内容和方法;不但要研究幼儿园的教育,还要研究家庭的教育;不但要研究正常儿童的教育,还要研究特殊儿童的教育。他甚至提出“为切实开展教育科学之研究,特建议设立儿童教育玩具、教具、设备的研究室和研究工厂”。(1980)“教育实验”是他晚年撰写文章时经常出现的词汇,这是对幼儿教育科学化的呼唤,是对幼儿教育质量的呼唤,也是对童年幸福的呼唤! 值此陈鹤琴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谨撰此文以作纪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210097)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科学发展观与幼儿教育 摘 要: 教师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优化自身整体素质。创新幼儿教育理念,提高幼儿教育质量,这是每一个幼儿教师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幼儿教育 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它不仅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而且对幼儿教育事业具有划时代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社会环境瞬息万变,这对于每个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而如今不仅要求教师这桶水的质量较高,还要求不断“加水”、“换水”,与时俱进,做适应时代需求的学习型、创造型教师。教师要传陈创新,以积极的人生态度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自身整体素质,创新幼儿教育理念,不断提高幼儿教育水平。 一、秉承科学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 如今的教师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者,而应该具备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和学习能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了学为人广,学为人专,立足实践,全面发展,就要努力学习《纲要》及课程整合的内容、要求,仔细阅读关于幼教方面的书籍,做好观察分析,写好心得体会。同时积极参与教科研活动,与其他教师说观念谈困惑,共同研讨,相互评课,对教案研究、反思,反思得意之处、不足之处、课堂的动态生成,在多元整合化方面不断创新和突破,在不断总结、反思、实践中充实和完善自己,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二、创新教育方法,使每一个孩子都在其原有水平上有所发展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多次告诫教育者:“我们必须会变小孩子,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这就是说老师要尽量具备孩子般的心灵,用“孩子的大脑”去思考,用“孩子的眼光”去看待,用“孩子的情感”去体验,用“孩子的兴趣”去爱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理解孩子,从孩子的兴趣出发,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促使每个幼儿富有个性地发展。 正如《纲要》所指出:善于发现幼儿感兴趣的食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所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教师在活动中常遇到这样的困惑:幼儿的兴趣和教师的预定目标不一致。这时教师就应顺应其兴趣、要求,引导幼儿在自己的关注点和经验基础上获得发展,保护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统筹兼顾,“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统一筹划,全面照顾。对于幼儿教师来说,“一切为了孩子”就是第一要义。为幼儿的可持续发展着想,要让他们学会认知,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做人,使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 1.统筹兼顾,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 日常生活中,从幼儿现有水平出发,通过创设区角与主题活动,用主题整合的形式将五大领域相互渗透,从幼儿的经验、能力、兴趣、需要出发,从细节入手,因材施教,挖掘每个孩子的潜能,在点点滴滴间培养大班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能力,如读写习惯、自理自立、倾听能力,等等。善于捕捉生活中的教育契机,树立“随机教育”的观念,依据即时即景,果断地调整自己的教育策略,充分尊重和训练孩子,及时调节自己的教学性格,鼓励幼儿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相信每个孩子都会成功。 好动是孩子的天性,之所以被大人称为淘气包,是因为我们把孩子大人化了。幼儿教师,只有用发自内心的爱去理解孩子,才能接受他们“可笑”的语言,允许他们“荒唐”的举止,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教育意义,把握好各种有价值的教育资源,从而使社会性教育落实到幼儿的行为中并逐渐内化为品质。比如:当孩子间出现各种交往问题时,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们跨越“自我”,使他们从对同伴的看法和选择伙伴的倾向性中逐步完善自我。 2.统筹兼顾,注重主体和主导的关系。 活动中,遵循“幼儿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促使良好习惯的养成,采取群体目标和个体发展需要相结合的方法,保证幼儿自由探索的空间,促进每个孩子在原有水平上都得以发展。在“听声音”的活动中,教师将科学探索活动与以听辨声音为主的活动整合在一起,以多媒体制作了声音和动漫,使孩子自主地调动感官辨听来自生活中的各种声音,既了解了声音的多样性,又训练了倾听能力。同时与幼儿用搜集来的生活中的、能发声的各种物品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既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又能激发幼儿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满足幼儿创造性思维的需要,还符合《纲要》“教育内容的选择既贴近幼儿的生活,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的要求。 3.统筹兼顾,良莠兼收。 “个体的成长是各种能力慢慢生长的结果”。在活动中应特别注重平等地对待每一名幼儿,给每一位幼儿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注意给胆小的孩子多一些关爱;给注意力易分散的幼儿多一些鼓励;给体弱的孩子多一些照料;给能干的孩子多一些挑战和任务;注重个别教育,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立足中间、兼顾两头”。正如《纲要》所说:尊重幼儿在发展水平、能力、经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努力使每一个幼儿都获得满足和成功的体验。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读好书,充实自我;勤实践,锻炼自我;重修养,提高自我。只有这样,幼儿教育事业才会日新月异,与时俱进。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科学化幼儿教育论文 一、着眼本色,提升亮色 1.教学目的的设置着眼于幼儿本色。 在教学中,为提升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使之回归儿童的本色,离不开儿童的本真生活。故模拟生活情境的教学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幼儿教育。比如教师组织学生模拟购物的生活情境,有的学生扮演收银员,有的学生扮演顾客,有的学生扮演导购员,在课堂上还原超市购物情境。在教师的指导下,儿童遵循先前积累的生活经验,用稚嫩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购物体验,并运用模仿能力再现生活。 2.提升幼儿本色的亮度,使之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增加学生自身的亮色。 仍以上面的教学活动为例,模仿导购员的学生,运用在生活中观察到的导购员的举止动作,加上自己对某一物品的使用感受吸引其他同学完成“购买”;而模仿顾客的儿童则往往折射出其父母在购物时的影子;另一部分模仿收银员的儿童则不仅需要具备模仿生活的能力,还需要足够的计算能力,可有效激发这类幼儿的求知欲。 二、渗透互动,追求灵动 幼儿教育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激发学生的个性,观照幼儿的感性思维特点,以教育游戏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突出教学的互动效果,促进学生的“主体感”体验,焕发幼儿的生命活力,为教育活动增添一点灵动。 1.本着互动原则开展教学活动。 这种模式体现出师生之间的平等地位、营造出和谐的教学氛围,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体影响力,培养儿童的交流意识。仍以上面的教学活动为例,模拟生活情境的教学方法本身带有一定的互动性,儿童在交流中互相促进思考。比如一件商品标价为7元,扮演顾客的儿童拿出10元,有的则拿出12元,“找零”的工作,迫使扮演收银员的儿童主动思考。而扮演顾客的儿童对找回的零钱也下意识地进行检查核对,又迫使其主动思考。整个互动教学活动,使幼儿在模拟生活情境的体验中,不知不觉学会了思考方法,这就是教育游戏的魅力所在。 2.教育游戏突出了幼儿的“主体感”,符合教育动态生成的特点。 在上面的互动游戏中,不同的找零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游戏结果。比如用10元钱找零,则需找回3元,可能是3张1元钱的纸币;而用12元钱找零,则需找回5元,可能是5张1元钱纸币,也可能是1张5元钱纸币。在游戏最后的纸币分类环节中,用12元钱购物的儿童在进行分类时,极有可能会增加5元钱这一类别。教师以“不同的可能性”作为教育游戏的最终目的,引导学生学会动脑思考解决问题。这种开放式的构思提升了教育游戏的灵动性和吸引力。 三、增加广度,营造梯度 要回归儿童的本真生活,既要培养其生活技能,又要渗透学习方法,因此教育活动的广度是必不可少的,如最佳线路、家庭生活记账、英语口语对话、个性演讲等内容,以调动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在教学中需要平衡儿童的群体性需求和个性差异,也就是建立教育梯度,对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给予特殊的教育,促进儿童的个性成长。 1.增加知识广度。 比如手工制作小花篮,增加幼儿生活技能;进园时师生之间用英语问好,培养幼儿的英语语感;再如组织幼儿进行“我当家”活动,主要是购物记账,培养幼儿的节约意识。 2.营造知识梯度。 每个儿童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培养这些个性,有助于儿童在特长方面的发展,而学龄前阶段正是最佳的发展个性特长的时期。如上面提到的生活情境模仿、手工游戏、家庭记账竞赛等群体性活动中,可有效展现出儿童的个性差异,教师所要做的就是针对不同幼儿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幼儿教育的科学化要求教学以儿童为中心,以激发儿童的童真、童趣为目的,围绕儿童成长发育过程中存在的认知问题、情感问题和性格塑造开展教学活动。摆脱将儿童视为“知识容器”,向其灌输符号化知识的教育理念;通过一系列科学、系统的规范训练,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力和主观能动性。在教学中避免成人色彩,对照儿童的心理变化,为其量身定制适合的教育方法,做到“率性而教”、“本色而学”,使幼儿回归本色视角认知世界。 作者:顾琳琳 单位: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实验幼儿园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科学活动幼儿教育研究 一、科学活动中幼儿体验式学习的教育理念 1.创新幼儿课堂教学模式 所谓的体验式教育,顾名思义就是要在某一教育活动中,个人通过老师的正确引导,有效的融入到团队生活中,亲身去体验活动带来的乐趣,在玩乐中学习,在学习中玩乐,然后一起分享自身的感受,提升自我认识学习的方式。然而,在我们的传统教学中,课堂上一般都是以老师为中心进行教育知识传递,幼儿只能是麻木的去接受老师的知识和服从老师的安排,像这样的教育模式,很容易形成教育等级之分,不利于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教出来的幼儿也缺乏体验。例如叠千纸鹤这个简单的手工游戏,如果不手把手的引导幼儿去动手操作,那么幼儿只能学会的是老师传教的理念知识。然而,如果让幼儿亲自取探究,去交流,去发现,在体验教育中,我们会发现,孩子不仅能够学会理念知识,还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2.重视幼儿对学习过程的体验 课堂中的提问时整个体验教学中最为主要的一部分,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要做到“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在科学活动中,老师要重视孩子的学习过程,改变孩子原来的学习的方式,引导孩子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充分发挥孩子的主动性学习,并通过勤于动手,自主探究等多种科学的实践活动,培养孩子去探索知识,独立思考的能力,引导孩子体验科学活动的过程和方法,培养孩子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例如,在“使纸宝宝站起来”的游戏中,首先要告诉孩子纸宝宝是能够站起来的,然后鼓励孩子使用多种方法去尝试使纸宝宝站起来,要让孩子相信自己的能力,当他成功了的时候,还要让孩子分享他的成功过程体验,加强孩子们的互动和师生间的互动。 二、体验式教学在科学活动中的运用. 1.创造意境在科学活动中的运用。 每个幼儿都会对身边的事物特别的感兴趣,喜欢去琢磨,乐于去探索。作为幼儿教师,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兴趣活动,将存在于他们兴趣活动中的科学现象纳入教学活动中。但是,有些科学现象的内容知识性很强,对于幼儿来说有些困难。但是,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善于搞气氛,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吸引孩子们的求知欲,这样,不仅能够使得整个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还能让孩子更加容易的去接受相关的科学知识。例如:“指南针”这项科学活动中,我们可以给孩子配备一桶水,一只针,一张小纸条。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些简单的设备中作出一个简单的实验,然后让孩子们自己去发现,寻找规律,最后发问孩子针头所指的方向是哪边,在活动中,引出实验的理论,这样既能激发孩子们的探索心里,又能达到我们活动的目的。 2.多媒体在科学活动中的运用。 随着计算机的高速发展,我们的教学模式进入了多媒体的时代。多媒体课件可以将音乐,图片,视频等多种元素结合一起的多功能教学软件。如果将多媒体课件引进到课堂中来,那么就加大了课堂的活跃感,提高孩子们对科学活动的知识求知欲。例如:我们可以先以一些有趣的音乐将孩子们引进我们预设好的活动中,像“有趣的泉水”这个游戏中,我们可以在课件中利用泉水有规律的叮咚声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然后通过各种有趣的问题像孩子发问,最后让孩子去寻找生活中的音乐。 3.生活中的材料在科学活动中的运用。 科学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科学现象。因此,在科学教育活动中,我们不能一味的去为孩子提供科学原材料,我们还要鼓励孩子自己在生活中去寻找科学的材料,解释科学现象,自主的去体验科学体验生活。例如:“有趣的磁铁”这项活动,我们可以先准备有关的材料,像“磁铁”,“针”等等,然后我们便用纸将磁铁包裹起来,让孩子们产生兴趣,然后又把针放到水里面,最后用纸包裹着的神秘物“磁铁”将针吸起来。通过这样的隐秘式实验,给孩子布置家庭作业,让孩子回家寻找生活中的“神秘物”,到了第二天再揭晓谜底。像这样的教育方式,可以有效的利用孩子的“求知欲”,让孩子回到生活中去寻找科学,体验科学,从而感受科学的乐趣。 三、科学活动中对幼儿体验式学习的因人施教 1.提供多种材料,让孩子体验不同的成功。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能力各有长短,在接受事物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幼儿也一样,所以,对于教师精心设计的体验活动中,每一个幼儿都可能受到某一方面的影响,可能他们会经历不同的体验过程。因此,作为幼儿教师,更应该要注重幼儿的体验过程,尽力了解幼儿的活动体验,有利于后续的针对性教育。例如:“会跳舞的纸屑”的体验活动,我们首先要使用多种方法对幼儿进行示范,再让他们亲自动手。有些孩子可能会使用一支笔摩擦头发,来使的纸屑舞动起来,但是有些孩子可能会使用震动传递的原理,敲打桌子,使得纸屑跳动。要知道,活动不能只是给孩子还来游戏时间,最主要是要开发孩子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提高他们对新事物的热情。 2.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发展. 每个孩子的好奇心都很强,他们都热衷于去探索周围的事物,在探索中获得体验。但是由于个性存在差异,有些幼儿对身边的一切都非常的感兴趣,对新事物的触摸,观察,试探等是他们对新事物新体验的强烈需求。但是有些孩子则相反,他们不善于去尝试,不去吃没吃过的食物,不碰没见过的东西,对新事物的需求不够强烈。作为幼儿教师,要尊重幼儿的个性发展,尊重他们对新事物需求的差异,要在幼儿自己特有的心理空间里面给予孩子更多的体验。例如:“神秘的火焰”这项活动,他是由放大镜将阳光聚集在纸张上,使得纸张升温着火的活动。由于这项活动特别需要耐心,有些孩子的耐心不足,可能会中途放弃,但是有些孩子可能因为他所处的位置阳光充足的原因,很容易就使得纸张着火。也有的孩子可能不了解放大镜的使用原理,也会导致实验的不成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引导孩子去掌握正确的方法,不断的鼓励孩子,提示孩子,帮助孩子获得成功。 四、结论 传统教学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值了幼儿的个性发展,不利于幼儿的智力开发。然而,体验式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得幼儿在有限的学习环境中得到更大的学习空间,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操作中体验到自主学习的乐趣,体验到生活赋予的美好,还能体验到创新过程中的快乐。体验式的教学模式能够符合“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它将能够为我们的孩子开辟“自主探究”、“活动实践”的天地,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教学主流。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小小科学家幼儿教育论文 一、科学教育中幼儿角色的现状分析 (一)正规性科学活动占绝对主导 幼儿科学教育活动通常可分为三类:正规性科学活动、非正规性科学活动、偶发性科学活动。幼儿园多重视正规性科学活动的开展,强调教师的计划和预设,儿童被动按照教师的计划顺序进行活动,探索过程中儿童生成的兴趣和需要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注重集体性和纪律性对活动顺利开展的作用,忽视了非正规科学活动。对科学区角幼儿的活动难于适时适宜指导,忽视儿童偶发的科学活动,许多教师往往为了教学计划的顺利进行而打断或遏制幼儿的新奇想法。以下是某公立示范园大班一学年开展科学活动形式的比例构成。幼儿兴趣与需要占主导的非正规科学活动和偶发性科学活动相对被忽视,而兴趣与需要是科学家必备的素养,是维持幼儿探索欲望的动力,教师可以通过非正规的科学教育活动帮助幼儿建构正确的科学理念,培养幼儿的程序递进能力以及追求科学的精神。通过偶发的科学活动捕捉儿童的兴趣点,由此生发主题,让幼儿获得全方位的提升。造成该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教师受狭隘的课程观和应试教育的影响,重视教学和上课,忽视了其他教育形式;其次,教师为幼儿创设的环境和提供的物质材料缺乏,限制了非正规科学活动的开展。比如科学区角材料、主题单一,园所没有单独设立科学发现室。因此,教师应对三种科学活动形式的价值有正确全面的认识,丰富科学活动的形式,重视非正规科学活动和偶发性科学活动,为科学区角、科学发现室提供丰富的材料,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 (二)注重科学知识、技能的掌握 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标准为依据,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从横向上可分为三类:科学的情感、态度;科学的方法技能;科学知识。《指南》指出了学前儿童科学领域的目标:亲近自然,喜欢探究;具有初步的探究能力;在探究中认识周围事物和现象。可见,让幼儿近距离接触自然,让自然奥秘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让孩子发自内心喜欢探究是科学教育的核心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及科学知识的获得、科学探究能力和方法的提升。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提出:在触目皆是科学探究的产物的世界,每个人都要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每个人每一天都有不少事情需要运用科学知识做出决策。每个人都需要有能力有见地地参加就牵涉科学技术的重大问题而举行的公开讨论和辩论。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去领略一番因领悟和探明自然界的事理而可能产生的那种兴奋之情和自我满足感。[5]所以应该注重幼儿对科学的情感、态度的养成。但在幼儿园开展的科学活动中,却是注重科学知识的获得与技能方法的掌握,比如以下几个活动方案中目标的表述:活动一: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水的溶解》活动目标:1.幼儿在观察比较、探究的过程中,能了解物质的溶解现象。2.通过幼儿同伴之间对实验现象提出异议,培养幼儿交往合作的能力和科学探究的能力。3.幼儿能大胆描述自己在实验中看到的现象,培养其他幼儿倾听的能力。水是幼儿极其喜欢的物质,引导鼓励幼儿发动各种感官感受水的特性,了解水的用途,不失为一次环保教育的良好契机。教师可以通过帮助幼儿认识到水与我们生产生活的关系,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关联,以此培养幼儿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的态度和意识。活动二:幼儿园中班科学活动《转起来》活动目标:1.尝试和探索使各种物体转动的方法。2.关注生活中转动的现象,发现转动在生活中的运用。幼儿总是对灵动的物体特别感兴趣。让幼儿探索转动的原理是根据幼儿兴趣点生发的有益活动。活动目标强调幼儿要善于发现生活中转动的事物,并理解转动的原理方法,其实在该过程中,始终贯穿的应该还有幼儿从操作各种物品的活动中获得的快乐体验。对事物的兴趣、情感、态度是幼儿坚持、专注的前提,当然也是幼儿获得知识、技能的基础,教师应当更加注重培养幼儿对探索的兴趣,让兴趣成为小小科学家们探索的不竭动力。 (三)教师完全主导科学活动主要表现在 正规科学教育活动中教师的预设、组织;区角科学活动中教师完全介入;偶发性科学活动中幼儿表现出的兴趣被忽视。一般而言,正规科学活动需要教师的预设、组织,需要教师作为活动开展的主导者把握全局,但是在区角活动中,应以幼儿的自由探索为主,我们应当明白“区角不是教学的延伸场所”,而是教师为儿童创设的,充满丰富材料的自由探索的空间。案例1:早晨自选活动期间,5岁的成成(中班)兴致勃勃地跑到靠窗的室内种植区角摆弄起吊兰盆里的蚯蚓。成成用自己的小手不停地抚摸蚯蚓,时不时又用两个指头把它夹起来左看看右看看,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想想,像明白了什么似的,赶紧在花盆的泥土上挖了个小洞,把蚯蚓埋了进去。停顿了一会儿,又赶紧把土挖开,看见蚯蚓不见了,赶紧在原来小洞的附近开挖,不一会儿又把蚯蚓找了出来,这时孩子欣喜万分,嘴里嚷嚷着“哈哈,找到了找到了,看你往哪儿跑。”孩子的乐呵引起了教师的关注,老师走过来,看见成成手里捧着蚯蚓,双手、胸前的衣服因为泥土而脏兮兮的样子,立刻耸拉着脸责怪道“脏兮兮的孩子不会受欢迎。蚯蚓在盆里好好的你去挖它干嘛…赶紧放回去,去把手洗干净,我们准备用点心了…”成成失望、害怕地睁大眼睛望着教师,满脸的委屈和不甘。该案中,教师的不适时介入打断了幼儿的探索,阻挠了“科学家”的工作。成成已经对蚯蚓的外观特征有了直接经验,发现了蚯蚓在土里的运动,然而当他从自己的成功中感受喜悦的时候,却被教师泼了冷水。我们都倡导让孩子在童年时期经历成功,从而获得自信,科学区角本就应该成为孩子自由自主探索的场所,但教师“超越职责”“滥用权威”,扼杀了孩子的探索。案例2:散步活动过程中,5岁的鸿鸿在花坛的一株月季花旁边发现了一条蚯蚓,他惊奇万分,大声叫到“老师,快来看,是蚯蚓!”孩子们开始骚动了,纷纷围过去争先恐后地要看看蚯蚓,教师眼见场面有些失控,立马拉着脸吼道:“不要去动它,多脏呀!宝贝们赶紧过来排好队,我们该回去午睡了。”大部分孩子听到老师的指令跑回来排好了队,但仍然好奇地往后看,少数几个孩子对蚯蚓更是无比留恋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满脸的失落与不甘心,成成则蹲在花坛旁边不肯移步。这时教师发火了:“大家看成成是不是好孩子呀,不听老师的话。成成你要是不走的话我就请你的家长过来带你回家,以后幼儿园可都不欢迎你了!”成成无奈,噙着眼泪满腹委屈地小声念叨“我就是很喜欢蚯蚓,我想养一条蚯蚓…”本案中,教师扼杀了幼儿偶发的兴趣与探索欲望。蚯蚓是一个不错的科学活动主题,教师可以顺势利导开展一个关于认识蚯蚓的活动,把孩子们对蚯蚓的好奇深化为探索蚯蚓的外表特征、生活习性、与周围动植物的关系等,从而引导发展,培养幼儿对自然的热爱。总而言之,幼儿在科学活动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其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在教师传统教育观、儿童观的影响下受限。如何引导儿童由“被动的接受者”到“小小科学家”科学探究角色的转变,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二、成为小小科学家 近年来,在科学教育领域,人们已经达成这样的基本共识:科学探究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也应成为儿童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让儿童用像科学家那样的工作方式学习科学是儿童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人们想让儿童在像科学家那样的工作方式中,体会科学的本质,领悟科学的真谛,了解科学家的精神与品质。如何做才能真正让幼儿成为小小科学家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教师宣告 你现在是科学家了不论是什么形式的科学活动,在活动开始之前,教师都应当大声向幼儿宣告:“你现在是科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勘探家/建筑师等)了!”让幼儿明确自己即将扮演的身份,从而有意识地去践行该角色应表现的言行。紧接着,教师应当引导幼儿认识科学家是怎样进行探索的,在探索的过程中又是怎样注意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爱护自然生命的,怎样使用探索工具譬如小铲子、量杯、导管等等。这样一个案例印象深刻:Howard老师在开展蚯蚓的探索活动之始,明确告知幼儿“你现在是生物学家了”,通过谈话让幼儿了解作为一名生物学家意味着什么,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去户外与平时去户外玩耍有何不同。并向幼儿解释:生物学家是科学家的一种,他们是探索大自然中动植物奥秘的专家,他们在寻找不同的动植物的过程中,谨慎而小心,不损坏他们的家,不打扰他们的生活。还引导幼儿认识并使用生物学家所使用的探索工具,譬如探索棒,让幼儿实际接触并演练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以确保被探索生物原貌不被破坏的前提下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二)教师相信 你就是科学家让幼儿明确自己的探索身份以及学会探索的方式方法和注意事项以后,教师应当相信幼儿,放手让幼儿去自由选择和自主探索。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做“牧羊人”“旁观者”,对幼儿的活动放任不顾,而是要求教师在尊重幼儿主体性的前提下适时、适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就要求教师要确定干预必要性,把握干预时机,选择适宜的干预方式方法。 1.在决定是否要干预幼儿活动之前,教师应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幼儿在干什么,有必要干预吗?我的干预会影响或打断幼儿的活动吗?会不会抑制他们的独立探索?会丰富幼儿的活动经验和学习吗?如果我不干预,又会怎样?干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2.选择干预时机的时候,要遵守一个教育的基本原则———学会等待。给幼儿足够的时间和自由去操作、探索。爱德华曾指出“你总是害怕你将要失去那个焦点时刻。它实际是一个权衡性的举动。我相信干预,但作为我个人,我倾向于等待。因为我已经注意到儿童常常能够自己解决问题,而并不总是要我去告诉他们。儿童经常发现我从未想到过的解决办法。但有时候等待意味着错失良机。因此你必须快速地做出决定。”等一等,忍一忍,你会看到别样的风景。 3.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干预方法,有以下几种可供参考:以自身为媒介(游戏者、旁观者的身份介入);以材料为媒介;以幼儿伙伴为媒介。 (三)教师践行 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高质量科学活动规定教师的任务是:为幼儿选择一个探究的中心主题;做好教授这个主题的准备;创设一种支持幼儿探究的物质环境;制定一个探究的时间表;鼓励幼儿提出问题;鼓励幼儿的活动,加深他们的理解;对幼儿个体和小组进行观察与评价。其实,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教师与幼儿都是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关系,是小小科学家的得力“助手”,通过环境的创设和材料的提供给予幼儿指引。尤其是在幼儿探索遇到疑难之时,如果教师知道答案,不要急于告诉和纠正孩子,而是要把问题抛回去,启发幼儿再探索;如果教师不知道答案,也不必担忧,就与孩子一同去查阅资料,或者共同操作探索寻找答案。教师应当相信,伙伴的力量是巨大的,你对科学的热爱、积极探索发现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孩子对于科学、自然的兴趣与创造力的养成。好奇是孩子的天性,体验是孩子的学习方式。让儿童成为科学家的科学教育理念,就是要创造机会,让孩子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去亲历科学探索与发现的过程,在揭示自然奥秘的“工作”中享受快乐。教师应当帮助幼儿明确自己在探究中的角色定位,与幼儿一起在科学的世界中感受童年的幸福。 作者:高蕊 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科学幼儿教育论文:幼儿教育下科学教育论文 一、让孩子感受身边的科学 科学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在生活中我们随时都会与科学接触。陶行知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可见,一切教育活动都源于生活,科学教育也是如此。因此,在对幼儿进行科学启蒙教育时,我们要使教学内容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让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学习科学,他们会更容易理解。案例:在冬天下大雪时,孩子们都好奇的望着窗外,他们由于年龄太小,对于雪的认识太少,或许以前见过,但是印象也不太深刻了。我对孩子们说:“你们想去雪地里玩玩吗?”所有的孩子都点头说:“好!”看着他们一个个兴奋的神情,我领着他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他们玩得不亦乐乎。为了在玩中给他们增长科学知识,我就地取材,用一个大杯子装了满满一杯的雪。然后,我问孩子们:“你们觉得这杯雪,能放多久不化啊?”许多孩子都直挠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笑着说:“没关系的,我们把这杯雪带回教室,我们一起来观察,好吗?”过了大约2节课的时间,杯子里的雪融化了。孩子们看着杯子都开心的笑了。此时,我又问孩子们:“我们刚刚好像是满满一杯雪啊,你们看,现在里面还有什么?”一个男孩子站起来,跑到杯子旁,他说:“老师,雪没有了,只剩一点点水了。”在这样的观察过程中,孩子们很快理解了什么是“融化”。他们在玩中、在观察中学会了科学知识,他们显得特别的开心。因此,我们要注意把科学活动与生活紧密结合,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积累更多的科学知识。 二、挖掘丰富的材料资源 在幼儿科学探索活动中,如果想让孩子们真正的动起来,我们还得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材料资源,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有可用的素材,才能增加他们探索的积极性和趣味性。当然,丰富、充足的材料也是保证孩子们科学探索活动正常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挖掘丰富的材料资源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案例:在研究“摩擦起电”现象时,我给孩子们准备了布、丝绸、纸屑、皮毛、筷子等等,让孩子们自主选择材料,去探索摩擦起电,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在自主探索中获取科学知识,他们的兴致会特别的高。当然,在探索的过程中,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在关键的时刻给予提醒,让孩子们的探索更加顺畅。 三、维持孩子的科学兴趣 小孩子天玩,好动,对新奇的事物感兴趣。好奇心促使他们去提出问题,当教师解答时,他们会特别专注的去听。但是如果解答的方式枯燥乏味,他们就会很快失去兴趣,注意力也会随之而转移。那么,我们要怎样做才能维持住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一直孜孜不倦的去探索呢?笔者认为,应运用多种方式去解答,去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的兴趣在丰富多彩的情境中得以维持。案例:在带领孩子们做小实验时,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兴趣,我用故事导入:王奶奶家的猫总是偷懒,不愿意去捉老鼠,害得王奶奶失去了好多珍贵的食品。王奶奶很想不依靠懒猫把老鼠找出来,我们该如何帮助王奶奶呢?此时,我拿出了一张碱水画的老鼠,我示意一个孩子拿着我事先给他的喷壶,让他对着白纸喷。奇迹出现了,孩子们看到纸上出现了老鼠,他们开心的跳了起来。在孩子们大概了解了酚酞特性以后,我又设计了“变色龙”的趣味实验,孩子们在有趣的实验中探索科学知识,他们乐此不疲。 四、培养孩子的探索意识 探索意识的培养是科学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去培养孩子们的探索意识,让他们从小就学会科学的探索方法,为他们未来的科学学习打好基础。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 学会观察身边的事物是孩子们认识世界、理解科学的开始。同时,也是孩子获取经验的最佳途径。因此,我们要带孩子们走进大自然,让他们了解身边的植物、动物,以及一些简单的自然现象。如:让孩子们观察小蝌蚪,看它们是如何从蝌蚪慢慢长成小青蛙的;让孩子们走到田野里,认识油菜、韭菜、葱、蒜。仔细的观察,看看它们都有什么不同,可以让他们画出相应的图片,这样便于他们长久的记住这些植物的特征。 2、让孩子会推理、假设 推理、假设是形成科学结论的必经之路,我们要指导孩子们学会运用推理去猜测事物的变化;要指导孩子用假设去猜想最有可能的结论。这样,可以锤炼他们的探索意识,让他们对于科学有更深的认识。如:把酱油、醋、水放在三个杯子里,都是白色的液体,让孩子们不要尝,自己先想一想,推测三个杯子里分别是什么?有什么根据?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判断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学会推理,他们渐渐地就会明白推理的窍门。这些对于他们科学探索能力的培养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在科学教育活动中,我们要让孩子们体会到科学探索的乐趣,要让他们勇于面对困难,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不要气馁,要积极地开动脑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必要时,教师可以给予帮助,以此来锤炼他们的意志,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当孩子们学会面对困难时,他们的科学经验必定会有所增长,也会获取更多宝贵的经验,逐渐地成为主动学习的探索者。或许,困难与经验必然是共存的,也正因为这些,科学才是有魅力的,是有价值的。 作者:肖静 单位:淮安市浦东幼儿园
老年医学论文:美国老年医学教育认识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群的医疗保健需求快速增长,一种针对老年人特有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老年医学已成为现代医学中必不可少的前沿学科。目前,中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预测到2O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l7.17%,达到2.48亿Ⅲ。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发展现代老年医学和教育在我国势在必行。为此,迫切需要各级老年医学会、综合医院、医学院校及研究机构努力借鉴国外经验,创造出适合我国特色的老年医学教育模式。本文扼要介绍了美国老年医学的发展现况、医疗模式和教育模式,旨在探讨对于我国老年医学和教育发展的启示,从而促进我国老年医学和教育的发展。 1美国老年医学现况 自1909年美国IgnatzLeoNascher医生提出老年医学(Geriatrics)的概念,一个世纪以来,美国老年医学专家的医疗和教育工作使老年医学得以不断完善,迄今已经形成了一门完整的学科。1942年成立全美老年医学会,1945年成立全美老年学会,1965年设立老年人医疗保险,1966年开始老年医学专科培训,1974作者简介:杜文津,硕士,主治医师,第四军医大学兼职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老年神经病学。丰在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创建老年研究所。20世纪0年代,设立老年医学研究基金开始资助本科医学院校的临床和科研人员探索改进医学生课程中的老年医学内容,职业卫生局资助建立老年医学教育中心如南德洲老年病教育中心(SouthTexasGeriatricEducationCenter,STGEC),退伍军人医疗系统成立老年医学科研、教育、临床中心(GeriatricResearch、EducationandClinicalCenters,GRECC)。 2美国新型老年医疗模式 美国除了传统的护理院(nursinghome)外,还有各种现代综合服务的老年医学诊疗、保健方法不断涌现。这些新型医疗模式旨在全面提高医疗质量、便利老年患者和降低医疗消费。设置老年病房(acutecaref-0rⅡ1eelderly,ACE)。美国的老年病房一般设立在大型三级医院,由老年医学专科医生负责,专门收治老年患者,并会同其他专科医生对老年患者的会诊与治疗。该医疗模式能有效诊治老年患者疾病,及时发现和防治老年病综合征,缩短住院曰。开设老年髋部骨折专诊(hipfractureservice)。老年人体质虚弱,容易摔倒,且老年人骨质疏松,从而导致髋部骨折发生率高。老年髋部骨折专科诊疗流程简捷,由老年科医生负责患者的术前评估、围手术期处理和术后亚急性期诊疗与康复,可使老年患者尽快手术、减少并能及时处理术后并发症,缩短病程和住院日,加速患者康复,降低治疗费用。实施亚急性和过渡性医疗(subacuteandtransi.tionalcare)。在急性病或慢性病急性发作缓解或控制后,老年患者往往不能很快恢复,但其住院过久可能会引起活动能力下降、院内感染等问题,造成其疾病的恶性循环。在亚急性和过渡性医疗模式下,老年医学团队负责老年患者的康复理疗、压疮治疗、抗生素治疗、肠内外营养、精神行为病症等诊疗服务,并负责安排老年患者的出院后连续诊疗、保健以及指导相关机构改善社会和家庭环境,为老年患者在急性病或慢性病急性发作控制后提供合理而安全的连续性诊疗服务,有利于患者恢复。开展全面的老年人服务项目(programofall—in-clusivecarefor血eelderly,PACE)。老年人服务项目是一种为衰弱老人提供基础诊疗、预防、日问锻炼与娱乐活动、急性病诊治及慢病长期管理等全套医疗保健服务模式。老年科医生定期对患者进行评估,及时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对难以解决的病案邀请专科医生会诊。同时,为保证老年患者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其能够继续居住在社区,减少住院次数和入住护理院的几率,提高和维持生活质量,降低医疗费用,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商议护理、诊疗方案。建立退休养老社区连续医疗(continuingcarereti.rementcommunities,CCRC)。美国将退休老人聚居,对其提供连续性医疗、保健及日常生活服务与支持。大部分老人加入CCRC时属低龄,比较健壮,生活能够自理,CCRC为其提供基础医疗保健和预防、及各种生活服务支持。随着老年人年岁增长及急、慢性病患病率升高,需求逐渐增多,老年医学团队根据每个老人的具体需求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长期慢性病管理,除急性病需要住院外,老年患者在CCRC社区可享受连续性的医疗保健服务。 3美国老年医学教育现况 美国于1988年在全美内科资格认证中加入老年医学专科资格认证考核,1995年设立老年医学教育和培训国家论坛,发表老年医学和健康保护白皮书,包括老年医学训练、分布、应用的建议和获政府健康体系资格认证人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详细列举了医学生、住院医师、研究生、老年病专科医生训练、继续医学教育和资格认证的内容等。1998年美国老年病协会发表老年病专科研究生训练指南,明确了老年医学基本教育目标、核心教育内容及专业目标嘲。目前全美125所医学院校都设置了老年医学必修课程,旨在医学生中普及老年医学基础知识,不少医学院校还建立老年医学临床和研究中心。以及122个老年医学专科培训基地。老年科医生需要经过系统性专业培训和资格认证考核,包括取得医学博士学位、3年住院医生培训后取得行医执照,以及1.3年老年医学专科培训并通过资格认证考核。 3.1老年医学课程相关内容 美国老年医学课程设置合理而全面,主要包括:①衰老的生物学:基因、生物化学、细胞、衰老进程的理论。②衰老的心理社会问题:正常行为、人口统计学和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和政策问题、医学伦理学和法律、社会资源和规划、对老年人的态度、生物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③老年病及老年相关临床问题:衰老过程中的器官组织解剖和生理学、疾病和衰老相关障碍的病理及病理生理学、疾病和衰老相关障碍的流行病学和自然转归、评估和管理。常见问题有外科手术的评估、麻醉的选择、事故和跌倒、住院相关损害、医源性问题、营养问题、行为问题、社会问题。④老年人的评估和管理:面谈和功能记录、交流和相处技能、老年人体格检查、特殊临床试验、临床诊治的做出、病历的保存、预防医学、循证医学、临床药理学、康复、医护团队/科间合作、治疗的连续和机构间交接、人道主义关怀。⑤老年病教育、管理和研究:规划的制定和评估、基本原则和教学方法、教学的技能、研究设计和方法、研究技术、文献回顾和解读、规划的管理。 3.2老年医学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包括6类内容脚。第1类用于达到BHPr要求的老年病初级和高级咨询专业人员的质量准入标准。第2类培养教员,保证老年病服务领域具有合格和优秀的师资。第3类培养研究生成为老年医学教育的领导、骨干及学术专家。第4类培养研究生成为熟练的老年科医师,胜任老年人健康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第5类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包括综述、制定科研计划、科研实践及撰写科研论文等必需技能。第6类培养是为研究生获得成为医学管理者及从事临床计划、目标、评估等方案制定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其课程设置覆盖了老年医学所必需的所有元素。临床训练包括初级医疗、综合老年病评估、院内院外患者的咨询、护理院的医疗、家庭医疗、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康复、衰老的心理精神问题、医学伦理、住院患者的救治、老年病的私人门诊以及牙科和精神病治疗。科研训练包括理论课程和实验室的实验、与导师和实验室成员讨论预实验问题、复习文献、确定实验内容、完成实验内容、撰写论文。管理训练包括健康管理和美国医学管理者协会课程、一些高级导师课程。 3.3老年病医师资质证明 老年医学是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AmericanBo.ardofMedicalSpecialties,ABMS)认证的2级专业组织。ABMS是美国医师资格监督的初级实体。主修ABMS认证的老年病训练课程的研究生必须完成内科学、家庭医学、或心理/神经病学住院医师的课程。经过1—2年的课程后,通过参加美国内科学和家庭医学或心理学和神经病学委员会组织的考试,可以获得老年医学资质证书。 4对我国老年医学医疗和教育的启示 4.1发挥现代老年医学的特点与作用 当今临床医学过度的专业化,不利于身患多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导致他们辗转于各个专科,得不到及时、正确、有效的治疗,增加了患者、家属和社会的负担。因此,老年科医生首先在掌握全科知识基础上应有侧重的发展技术专长。教师在教育学生时,以老年患者整体健康需要为中心,综合考虑患者生理功能和多种急、慢性病的相互影响,权衡各种诊疗措施的预期效果和不良反应,协调各专科的会诊意见,多学科协作。还要系统考虑患者心理、精神和行为等方面的病症,以及社会和家庭环境因素对患者健康和功能状态的影响。 4.2骑立连续性健康保障服务的理念 老年医学在教学中应将医学实践从疾病治疗延冲割健康管理,使学生深刻理解健康管理的重要性。时,注重传授健康管理知识、加强学生健康管理技能的训练。另外,在健康管理中提供连续性的健康保障服务至关重要。老年人常患有多种不可治愈的慢性病,对其医疗服务需要一个连续的过程,即老年人在疾病慢性期、康复期可以在社区或家中接受继续治疗或功能康复训练,如病情反复再回到医院就诊。美国的PACE项目即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我国应注重老年人养老保健工作,也需要大力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健康管理及健康保障体制埘。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还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鼓励学生积极投身基层健康促进事业。 4.3制定合理的老年医学教育计划 老年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嘲。虽然,老年医学已纳入医学生的学习课程,但教育资源明显不足,没有系统完整的教学组织,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南不够完善。因此,高等医学院校必须在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多方面力量,制定出一套可行、有效的培养老年医学人才的教育计划并大力实施。如在医学院校本科设置老年医学必修课程,老年医学研究要重点突出老年医学整体特色,在医学生每年度新生招录时设置针对社区老年医疗保健服务的定向生;在青年医生中开展老年医学继续教育工作,建立完善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加强系统规范的专科训练,完善老年医学资质认证制度等。另外,医学院校还应重视老年医学课程的设置,其课程的设置要符合老年医学发展的需要,开发具有特色的课程,如借鉴美国的老年医学课程相关内容。 4.4教育、临床、科研并重及协调发展 美国的老年医学机构重视教育、临床、科研共同发展。例如,STGEC和GRECC紧密结合开展了各个层次的老年医学教育、临床培训和科学研究,以教育促进临床及科研的进步、以临床及科研促进教育的发展;霍普金斯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在这3个方面也都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并且与我国协和医院开展了国际合作“。这种集教育、临床、科研于一体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在老年医学教育、临床、科研任意一项工作中,循证是必需的要求。传统医学模式的临床试验中老年人比例往往比较小,许多指南来自临床经验及专家意见,临床试验结果只是间接应用于老年患者。美国老年医学教育设有专门的循证医学课程,在医疗工作方面每个治疗措施的选择都以循证医学为指导,在科研中也非常重视循证医学。以此为借鉴,医学院校在老年医学教学中也应重视循证医学的指导,培养学生严谨的作风。 老年医学论文:PBL教学法在老年医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 目的 探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BL)在老年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2013年2月~2015年2月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相关科室进修的医师60名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采用PBL教学法,对照组采用传统的LBL教学法,以结业时的成绩为主要评价指标,以进修医生对教学法的满意度及自我评估为次要评价指标评价教学效果。 结果 试验组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间自我评价结果比较,试验组在发现问题能力、资料检索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方面显著提升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在沟通表达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PBL教学法较LBL教学法更利于提高成绩,易于被进修医生所接受,值得在老年医学临床教学中推广。 [关键词]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老年医学;应用 早在20世纪初,美国医学界及教育界发现,随着医学和医学相关知识不断发展,医学生负担大大加重,很容易在死记硬背中忽视实践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导致医学教育中偏向和危机逐渐显现。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为了把基础科学和临床问题合并,并在教学中给学生提供提问和参与讨论的机会,在医学生中开设了能灵活反映卫生保健需求变化所涉及问题的课程。该课程在1969年首先由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报道,并将该授课方法命名为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成为医学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据WHO报告,目前PBL教学法已成为世界流行的教学方法,全世界大约有1700所医学院采用了PBL教学法,这个数字目前还在增加[2]。它是一种以激发学员积极性、提高其主动学习能力为特征的教学法,主要流程为先提出问题,学员在课前收集相关学习资料,并就问题组织小组讨论,最后达成一致结论[1]。 PBL教学法更注重培养学员自我学习的能力,通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来提高知识及技能[3]。国外众多实践证实PBL教学法是克服传统医学教育弊端,促进学生积极、自主参与学习的有效方法,对于医学教育改革具有积极作用。我国引入PBL教学法已近30年,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都开始应用此方法,但大多局限于以本科在校学生为对象。笔者认为相对于医学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在校学生,参加继续教育的进修医生群体已经有了相对充实的知识储备,更欠缺的是灵活运用知识解决实际临床问题的能力,因此这一群体可能更适合接受PBL教学。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以下简称“我院”)的北京市老年医学研究中心,由疼痛科和神经内科作为主要组成科室,除进行老年病研究之外,还承担北京及周边地区老年病的临床诊疗及教学工作。老年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与多个学科存在交叉,且涉及诸多临床专业知识,需要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结合。由于学科发展需要,中心每年会招收两期进修医生,以往针对进修医生进行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为期半年至一年的学习很难使进修医生掌握老年医学科要求的所有内容,医生的满意度较低。传统教学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大容量、多层次、更新快的新学科知识体系,教学模式改革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在保证掌握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应着重培养进修医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使他们进修结束后仍能对自己老年医学领域的知识进行持续改进。为此,本研究采用PBL教学法,研究其能否通过调动进修医生的积极性,在短暂进修期内提高成绩,并使进修医生掌握自主学习的技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平行分组对照研究,选择2013年2月~2015年2月在我院进修老年医学专业的医生为研究对象,共60名。所有进修医生均为半年期,且进修开始前即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每组30名,其中,男48名,女12名,年龄(37.5±7.5)岁。两组进修医生在年龄、性别比例、学历、从业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1.2 方法 1.2.1 试验组 采用PBL教学法,将进修医生分为5个小组,每组6人,将其中一个选定为组长,主要负责小组的学习及讨论工作[4]。在每天的查房过程中由带教老师提出问题,进修医生借助医学书籍、搜索引擎、医学数据库等途径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查询,由带教老师对文献检索技巧进行指导及培训。带教老师应保证所讨论的问题或提供的教学资料能够涵盖教学大纲所有重点内容。次日由组长组织全组成员进行讨论,并形成讨论结果,在此期间进修医生可根据讨论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并提出新的问题,留待下次讨论时解决,最后由带教老师进行讨论总结[5-6]。 1.2.2 对照组 采用传统LBL教学法(Learn-based learning),即老师带教讲授的方法。进修医生主要通过预习、听讲、课后复习的方式学习知识,带教老师或进修医生的提问只做现场解答,不要求医生就问题查找资料或组织讨论。 1.3 教学效果评价 1.3.1 客观成绩 主要通过考试的方式进行评价,考试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包括基础理论知识、操作技能、专业相关知识,共100分,试验组及对照组采用相同的考试内容、考试地点及考试方式。 1.3.2 问卷调查 采用自填式调查问卷,内容包括:①进修医生对课程的总体满意度(0~10分,其中0分代表非常不满意,10分代表非常满意)[7-8];②医生对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分别为发现问题能力、资料检索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9]。问卷中每个维度包含4个选项,分别是:提升很大、提升一般、提升较小和没有提升,医生根据自身自进修前后的实际变化进行选择。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客观考试成绩比较 两组结业考试客观成绩对比,试验组进修医生的综合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见表2。 2.2 两组满意度比较 试验组对教学的总体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两组自我评价情况 试验组进修医生在发现问题能力、资料检索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方面显著提升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在沟通表达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方面两组评价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3 讨论 PBL教学法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习与问题相结合,让学习者通过合作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从而养成自学的习惯及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10]。PBL模式的关键要素包括:作为导向的问题、团队合作与自主学习、教师指导、自我评价与小组评价。PBL教学法强调以问题解决为中心、多种学习途径相整合,同时它强调学习小组之间的合作,并强调对新知识的探索等[11]。PBL教学法的精髓在于发挥问题对学习过程的指导作用,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比较而言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①教学偏理论,书本知识陈旧,传统的教学方式以讲授为主;②与实践结合不紧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弱;③学生积极性被抑制[12],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在PBL教学模式中,知识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因具体问题不同而产生变异,通过此种方式提高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同时也是自主学习的过程[13],其特点主要为:①学生思维不受限制,主动性增强;②团队合作能力、互动交流能力得以培养;③学会了掌握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4]。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两种教学方法在老年医学的实施来了解PBL教学法的优劣,结果提示采用PBL教学方法的进修医生其结业考试成绩明显高于传统教学方法组,说明PBL教学方法能够保证进修医生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并未因为在查阅资料、组织讨论等环节耗费时间精力而影响对于概念性内容的记忆[15]。反而,由于将临床问题的引入,使医生能够将理论与问题实践更加紧密的结合,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更有利于对知识的记忆。但是由于对进修生的继续教育遵循着既定的教学大纲,受到教学时间的限制,有时带教老师为了完成计划,即便在施行PBL教学法时,也不得不辅以LBL教学,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到PBL教学的效果。这同时也暴露出PBL教学法虽然理念广为人知,其优点也被广为接受,但缺乏为其量身定制的教学大纲,以致某些情况下流于形式的教育现状。目前国际上普遍提倡让学生参与教学计划的拟定,让学生控制教学进度,进一步加强了学生在教学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弱化了教师这一角色,但实际上是对教师引导、启发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对教学的总体满意度方面,本研究显示PBL教学法优于传统LBL教学法。但本研究中两组进修医生都只接受了一种教学法,无法对这两种方法进行直接比较,而且这两种方法满意度评分均较高,平均相差1分,在教学评价中实际意义不大。王迎松等[10]的研究表明这两种方法各具优势,所适用的群体有所差异。与PBL教学法相比,LBL教学法可减少学生对不相关问题的聚焦,还可缩短学生在课外所花的时间,为学生提供了大量运用临床技能的机会,比较受讲求效率的学生欢迎。那些不满意PBL教学法的进修医生大多并非反对这种方法,而是因该方法减少了他们学习的有效时间,尤其在检索效率不高或讨论没有明确终点时。因此,PBL教学法更适用于长学制,而并不适用于短期“填鸭”式教育。 在针对教学效果的自我评估中,大部分进修医生反映在发现问题能力、资料检索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方面有较大的提高。PBL教学法对比LBL教学法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以问题为基础来组织学生学习,问题成为学生学习的动力和培养综合思考能力的材料[16]。在教学初期发现进修医生在教学查房过程中很少基于患者病情提出临床问题,主要依靠带教老师进行引导。但是随着PBL教学的进行,进修医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意识不断增强,逐渐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课程结束后,接受PBL教学法的进修医生有70%认为资料检索能力获得极大提高。在当代以循证医学为主体思想的医疗体系中,获取临床证据是每个医生应当具备的基本技能,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为核心思路的PBL教学法能够极大增强学生的检索意识,训练学生的检索技能,更加符合循证医学的要求[17-18]。 本研究也发现在教学过程中,现阶段施行PBL教学方法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如缺乏经验丰富教师团队、缺乏统一的PBL教学配套教材、部分进修医生无法完全融入该教学模式等。虽然PBL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教与学的主体,但是教师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指导学生资料检索方法、训练学生团结协作能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也对教师的自身素质和教学经验提出了很高要求[19]。在笔者的教学团队中,只有3名年轻教师接受过PBL教学法的训练,带教经验不足,这必然会影响PBL教学的施行效果。PBL教学耗时较多,则更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各专业教材,能更好地控制教学进度及教学范围[20]。或许针对教学内容灵活制订LBL或PBL教学模式,二者相辅相成,才能更加适应老年医学内容广泛、复杂多样的学科特点。本次教学试验的对象是进修医生群体,他们大多经过长期传统医学教学模式的训练,很难在短期转变思想[21-23],融入进主动学习的氛围中,因此部分医生临床讨论的积极性不高。但即使存在上述相关问题,本研究中仍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证实PBL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方法,经过继续完善相信可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值得在老年医学或其他学科的继续教育中进一步推广。 老年医学论文:提高老年医学科护士应急能力的探索 【摘 要】我院老年医学科病房是以收治在职或离、退休的省级、市级干部或享受同等待遇病人的综合性临床科室。病人特点高龄、高职,大多身患多种疾病,经常在凌晨等值班人员少的时间出现病情突变,作为护士是最先到场进行处置的医务人员,其处置应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抢救成功与否,决定了病人、家属、上级领导的满意程度。我科拥有专业护士10人,其主管护师5名,其余5名中有2名临床工作护龄1~3年的合同护士。面对这种状况,要保障科室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必须要加强护士应急处置能力培训,规范病情突变的处置流程,为病人提供安全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关键词】护士;应急能力;培训 1 护士应急处置能力 1.1 何谓护士的应急能力:是指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能敏锐的观察到患者的病情变化,并进行分析判断,用熟练的技能技巧,沉着果断地配合抢救和护理的能力。护士应急能力包括护士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分析判断的能力、熟练的技能技巧和沉着果断的救护。护士应急能力的高低与其工作时间和经历有一定关系。 1.2 护士应急能力差的原因有:环境不熟悉,制度和工作流程不熟悉,技术不过硬,理论不能与实践有效相结合,临床经验不足,病情观察不到位造成记录不准确、不全面。而急救技术是护士应急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工作中,护士若不能及时提供患者病情变化的准确信息、急救技术操作不熟练、不能有效建立静脉通道、医嘱不能有效及时执行,将使患者失去抢救机会。针对护士应急能力欠缺的原因,制订培训计划,重点是加强急救技能与专科急救操作的培训,有利于提高护士操作的成功率。 2 护士应急处置能力的培训 2.1 思想素质培训 尊敬老人的崇高美德,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 2.2 业务训练 老年病房护士要熟练掌握各项急救护理技术,动作迅速,思维敏捷,操作准确,并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范,在医生到来前及时给予吸氧、建立静脉通路、吸痰、心电监护等处置,为挽救病人生命争取时间,让病人家属、上级机关、医生满意。定期强化三基训练,专科培训,急救技术,如呼吸机、输液泵、心电监护仪的使用等[1],平时有计划进行各种技术培训和技能培训。通过停电、火灾、地震等的应急演练,熟练掌握流程每一个步骤,对科内布局和各种抢救用物了如指掌,心中有底上班才会临危不乱。 老年病房护士的临床专业知识应博专兼备,老年患者身患多种疾病,这就需要护士临床知识全面,不仅要掌握本科范围的老年病,也要熟悉老年病所涉及到的其他科疾病。通过三甲评审以后,科里都有完整系统的资料,护理常规、护理技术操作规范、护理应急预案、不良事件的处理上报流程,各种护理技术操作并发症的处理流程,各种急救器材的使用流程等,要求护士能够坚持系统自学,并通过参加科主任查房、病例讨论、听讲座、参加学术活动和专题学习班等形式,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 2.3 培养敏锐的观察能力及正确的判断力 老年患者的疾病症状具有不典型性、多变性、复杂性和难治性。护士在治疗过程中,对疾病的变化、转归要心中有数,一旦发生紧急变化需立即进行有序、有效地抢救,把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程度,使本可避免的病情变化不致发展为不可逆。成功的护理在于把握个体差异,对老年病人尤应注意此点。学习每一类疾病的观察要点、方法,学会有计划、有重点、有顺序地观察病情,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能准确判断出问题的性质。交接班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一定要在接班的时候仔细评估一下病人,心中有底上班才不会惊慌失措。 2.4 心理素质的培训 作为一名老年病房的护士,应当掌握必要的心理学知识,善于将患者疾病、生理和心理联系在一起,制定全面而具个性的护理方案。由于患者既是高级干部,又是患有多种疾病的老年人,护士尤其要有乐观自信的心理素质,不要自认为地位低微而对住院领导产生敬畏的心理,从而影响救治工作。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做到不卑不亢。当患者病情危重或突变时,部分病人或其家人、身边人员,由于焦急、担心的心情和对医护要求过高的心理,护士在工作中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他们的不满,甚至批评、投诉。护士在做好抢救工作的同时,要体谅他们的心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与病人家属发生正面冲突。要求护士要有“宽容、理解和忍让”的心理素质。在护理工作中,要学会搞好人际关系,专心致志地工作,经得住考验,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加强自我意识的调控,正确运用心理防卫机制,适时疏导自己的愤怒情绪。 2.5应急模拟演练 定期对老年人常见的危急症候进行模拟病例抢救,制定详尽的处置流程,针对护士各班次人员配备情况进行单人、两人、三人及多人模拟抢救。另外加强科室停电、火灾、地震等的应急演练,使护士熟练掌握流程每一个步骤,对科内布局和各种突发状况处置流程了如指掌。不定期抽考,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纳入每月的综合质量检查中,成绩纳入年终考评,用以检测培训效果,是提高护理人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关键。[2] 2.6护理文书的书写培训 定期参加护理部组织的护理文书书写规范培训 ,学会把所处理的情况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清晰的做好各项护理记录。 2.7 建立二线备班制度 病人高龄,常在凌晨等时间出现病情突变。尤其在低年资护士、情绪不稳定的护士值班时和白天观察病人病情有可能突变时安排一名休息护士值二线班,以确保危重病人抢救处置及时,保证其他住院病人的正常治疗护理,避免处置不及时,引发护理纠纷,并且有利于新护士的尽快成长。 3 病人病情突变的应急处置 对患者的病情时刻保持警惕性,要认识到突发病情变化对患者生命造成的危险,在抢救急危重症患者时首先是急,其次是程序规范化,就是先救命再治病,在医生到达之前,不能消极地等待执行医嘱,应根据病情采取有效急救措施,做好有预见性的主动护理配合。 3.1 简易流程 (1)立即将病人平卧,通知医生,测生命体征,并观察神志。(2)开放气道,松开衣领、裤带,给氧3-5升/分,必要时吸痰。(3)选择粗大血管建立有效的静脉通路,必要时建立双通道。在紧急情况下可先输上0. 9%氯化钠注射液,如无糖尿病,可输入5%葡萄糖注射液。(4)准确记录生命体征,发病时症状、体征以及处置内容,安装心电监护仪。 3.2 注意事项 (1)在确定有心肺复苏指征时行心脏按压,按压的力度、深度要适度,避免肋骨骨折。(2)动作敏捷,冷静、认真不惊慌失措,准确迅速执行医嘱。正确留取标本,及时送检。(3)急救物品平日严格“四定”制度,各类仪器保证性能良好。(4)尽量让家属、陪伴离开抢救现场。针对家属的提问谨慎回答,最好让科室领导、医生回答有关病情及治疗方面的问题。护理记录本应及时记录,妥善管理。(5)不在其他病人、家属前议论该病人,尤其是家属对治疗有疑问时。(6)抢救中执行口头医嘱应慎之又慎,需反复核对,必要时让第三人查对。待医生稍有闲暇时立即补医嘱,时间记录。(7)各种安瓿、输液、输血空瓶等集中堆放,以便事后统计、查对。(8)保温、降温措施的实施:冰袋放置位置准确,避免同一部位长时间接触,冰袋用毛巾包裹,以防冻伤;休克病人适当保暖,不需在体表加温,不用热水袋。 我科通过持续反复系统的学习和对护士进行多途径的应急能力培训,规范初步处置程序,护理人员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也提高了护士的“危机意识”。避免了护士在病人病情突变时手足无措,护士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全面提高,各种突发事件处理快速、到位,较完善的对病人进行初步处置,同时加强病人的安全防护,减少意外的发生,得到病人、家属、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 老年医学论文:聚焦老年医学 关注老年健康 【摘 要】中国正步入老龄化时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及挑战越来越严峻,老年人的诊疗问题亟待解决。我们分析了中国老年医学的现状,了解我国这方面的不足,同时介绍了美国老年医学的新理念及新型医疗模式,我们可以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从老年医学研究、老年医学教育、医疗模式及诊治规范等方面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老年医学,提高诊疗水平及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老龄化;老年医学;医疗模式 0 引言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8.9%,多达1.19亿,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预测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超过少儿人口数,而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高达4.5亿人。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人民生活方式、健康和疾病、卫生服务提供均产生了很大影响,给国家和地区的卫生、福利、社会服务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家庭社会压力的增大,若处理不当,社会不稳定因素、矛盾等激化,将会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老年人口的医疗需求与中国医疗服务现状的矛盾成了当务之急。本文结合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我国专家前辈经验和自身临床实习的实践及体会浅谈中国老年医学的现状及改善的相关建议。 1 中国老年医学的现状 1.1 我国老年医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为了让自己的国民安度晚年,我国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改善老年医学及其医疗服务。自20世纪50年代起,北京医院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提出振兴我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事业开始,有关老年医学的委员会及杂志陆续成立或创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等都将老年医学项目列入其中,更多的学者投入到长寿和衰老的研究中,老年医学的医疗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老年疾病的诊治规范不断完善,积极地推动了我国老年医学的发展[1]。近几年,新的医疗政策、医疗保险和医疗相关法律不断改进和完善,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治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城镇、城乡、农村等医疗保险的推广,普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缓解了社会矛盾。媒体和广播等都出台了一系列饮食、健康和预防疾病的节目,让全民参与,注重生活方式,关注自身健康,减轻和缓解社会经济、医疗卫生和服务系统的压力,逐步建立良性循环。 1.2 我国老年医学的不足之处 尽管我国一直致力于完善老年医学,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一些问题[2-3]: 1.2.1 医疗资源 目前我国医疗机构中绝大部分老年医学科来自干部病房,主要承担干部的保健诊疗任务,面向全体老年人的医疗机构数量严重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资源利用不充分。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老年病科,前身是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干部保健科,自1998年起,才面向全体老年人。另外,国内养老机构很是多,但只具备养老功能,而不能提供医疗服务。我在华西医院老年科实习的时候发现,很多老年人机体退行性病变,有很多慢性的基础疾病,这是每个老年人都会遇到的,不加干预可能恶化,干预则需要有专业医学知识的监控其病情变化及用药情况,维持目前衰退的机体的稳定,因为老年人病情多复杂,多变化。这部分病人是无需住院的,一方面本身医院的环境,各种耐药菌对他们的健康状况是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医疗空间和资源的限制很多危重病人不能及时得到救治,增加了医疗服务系统和患者求医治病的压力,还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随着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必将导致老年人口的医疗需求更加迫切,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1.2.2 医疗理念-个体化医疗保健服务 符合中国特色的老年医学医疗模式尚未确立,一般医院的老年科仍沿袭着单病诊疗的传统医疗模式,仅关注的疾病本身,而忽略了老年人心理、生理出现或潜在的其他问题,未能预防某些疾病的发生而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习期间,发现老师们经常会耐心的给患者们讲解他们的病情,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及时发现和纠正他们的负面情绪。但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会如此,如一些基层医院。在和老年患者的交谈中发现,老年人的医从性很好,配合度很高,但他们往往很焦虑、很担心、很恐慌,这些负面情绪很不利于病情的康复。如老年人多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很多时候这类患者情绪的变化是致命的。 1.2.3 规范化和重视度 我国尚未建立老年医学专科医师的资格认证和专科职称考评标准,不利于规范现代老年医学的内容和提高老年医学执业人员的水平,也不利于吸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投身到老年医学事业中。其次,老年医学的交流平台匮乏,缺少全国、两岸及世界性的老年医学交流大会,政府相关部门对老年医学的投入力量不够,社会对老年人健康的关注度及重视度不够[1]。 2 美国老年医学的新理念与医疗模式 美国老年医学打破了传统以单个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单病诊疗的传统亚专科片段医疗服务模式,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医疗保健服务,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多学科协作,以及功能评估与康复。目前的医疗模式有[3]:1)老年病房。由老年科专科医生组成的团队专门收治老年病人,更有效地诊治疾病并及时发现和防治老年病综合征。2)老年髋部骨折专诊。老年人骨质疏松且容易摔倒,髋部骨折发生率高,该医疗模式下医生负责老年患者的术前评估、围术期处理和术后亚急性期诊疗和康复,让患者更早恢复健康。3)全面的老年人服务项目(PACE)。为老年人提供基础诊疗、预防、日间锻炼、娱乐活动、急性病诊治及慢性病长期管理等的全套医疗保健服务模式,让老年人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3 如何发展我国现代老年医学 综合考虑我国的医疗现状和美国老年医学的理念与医疗模式,结合自身的实习,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改善我国老年医学[1-3]: 3.1 医学理念 个体化医疗保健服务,以人为本,注重患者个人病情特点的同时,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多学科协作,患者心理健康、功能评估与康复。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3.2 医疗模式 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模式。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及政府相关部门三方联合,提供给更多的老年人更优质的诊疗保健服务。 3.3 诊治规范 尽快制定老年病诊治规范,如《老年周围动脉硬化疾病诊治》、《老年心房纤颤诊治》等。 3.4 老年医学研究和教育 老年医学研究应涵盖基础、临床及预防研究。它们紧密相关,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发展老年医学和服务大众。同时,编写适合国情、适合相应层次的老年医学教材,吸进更多优秀的专科人才从教,于各地建立培训基地以提高医疗人员水平来满足社会需求。 4 小结 面对全社会的老龄化,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有生力量将以老年人的医疗保健为前提,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将成为潜在的社会部稳定因素。因此,我们亟需打破现状,通过完善教育方式、加强老年医学研究、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模式等各种方法发展现代老年医学,改善医疗现状,有效地预防并诊治老年患者,提高改善其生活质量,减轻社会、经济和卫生服务系统的压力。 老年医学论文:我国老年医学健康管理和服务亟需加强 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达到了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老年人口内部变动将进一步加剧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继续增长,从2012年的0.22亿人上升到2013年的0.23亿人,年均增长100万人的态势将持续到2025年;失能老年人口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慢性病老年人持续增多,2012年为0.97亿人,2013年突破1亿人。而且,与其他年龄组的人群相比,老年人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高发人群,健康服务需求明显高于全体人口平均水平。 在此背景下,本刊全国“两会”特派记者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我国老年人口的医学健康管理和服务问题,分别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将军,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国家卫生计生委艾滋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尚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病理科主任孙建方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曹洪欣教授。 “我国社会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的趋势。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报告中显示: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预计2021年到2030年,老龄人口将超过3亿。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并没有带来健康期寿命的延长。所以,人口老龄化给老年医学的健康管理领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在本届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关于应对老龄化强化老年医学健康管理的建议’。” 采访一开始,快言快语的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将军首先介绍了关于“强化我国老年医学健康管理”的现实背景和社会背景。 老龄人口的“五化”病患现状 在采访中,范利委员首先归纳说,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她认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的病患情况可以总结为以下“五化”现状—— 首先是“高龄化”。据范利委员掌握的资料资显示:2013年我国有2.02亿老年患者,其中80岁以上高龄人口达2300万,高龄老人每年增长100万人。 其次是“慢病化”。范利委员认为,高血压等的心血管疾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是危害我国老年人健康的最常见的慢性疾病。2011年,中国死亡人口中,缘于慢性疾病的占有85%之高的比例,是发达国家的4到5倍。至2013年,中国确诊慢病患者的总数已达1亿,60岁以上老年人群患病率,是一般人群的2.5倍到3倍,约50%的老年人患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 第三是“失能化”。据范利委员介绍,在2013年,全国失能人口约为3700万人,预计到2015年,我国失能老人将达到4000万人。“失能不但使老年生活质量下降,还将导致跌倒风险、住院天数和费用及死亡率增加。”范利委员满怀忧虑地说。 第四是“失智化”。范利委员坦陈,在2010年,我国的老年痴呆患者约有569万人;而老年的认知和心理问题,将严重影响到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健康。 最后是“空巢化”。范利委员认为,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空巢家庭已分别达到49.7%和48.9%;而空巢家庭的增加,也令老年健康的照护问题更为严峻。 我国老年健康管理医疗和 社会支持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范利委员认为,面对目前这些“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局面,我国的老年健康管理医疗体系和社会支持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在老年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体系方面,我们尚缺乏规范化老年病诊治基地;缺少老年医学和管理专业机构准入、考核标准;缺乏老年科医务人员系统规范的培训。老年人面临多系统疾病共存的问题,但目前我国大多地区的医学体系仍停留在以单一疾病诊治为主的亚专科模式,缺乏对老年共病、多器官功能下降问题的综合评估干预和一站式医疗服务的现代老年医学理念;缺少全科医生老年慢病综合诊治和失能防治专业知识及全面照护理念。 范利委员还认为,在老年医学研究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老年医护、健康管理人员交流平台,比如跨学科的、跨国界的、两岸三地的合作和交流等等;同时,老年医学专家与政府及产业的联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老年社会支持服务体系方面,对老年人开展居家照护的扶持政策和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医院-养老机构连续转诊机制运行欠佳。比如,北京市政协2011年对400家养老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地区,有70%以上的养老机构无医疗服务机构;而入住的老人却有96%以上罹患多种疾病; 近七成养老院拒收不能自理的老人; 接纳失能或半失能老人的养老院往往和亲属签协议声明,如果老人病危,亲属必须接走。但近年来逐渐增多的“421”式家庭结构使年轻人照顾父母力所不能及,人力成本急剧攀升使保姆(护工)的陪护模式也很难推广。与此同时,集中养老的模式在我国目前现状还不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全国目前有4.5万家养老机构,320万张养老床位, 平均每千名老人18.3张,与50至70张的发达国家水平相差甚远,而且软硬件条件设施也有很大差距。 此外,孙建方委员经过长期的调研也认识到,因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成为政府、家庭共同面对的难题。老年人的疾病护理保障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少子老龄化”问题势态日趋严峻,“421”的家庭结构,将成为今后的主要家庭结构模式,往往一对夫妇要照料四位甚至更多老年人,“少子老龄化”势态日趋严峻,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难更大,一对夫妇奔波在多个老年人家庭与医院之间的现象与矛盾将会日渐突出。二是人口老龄化引起的老年人护理需求增加。孙建方教授举例说,南京市患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达5万人以上,长期卧床不起的老年人达4万人以上,且呈逐年上升势态。针对此类老年性疾病,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措施。患病的老年人所需要的就是长期的医疗护理或日常生活护理,由此导致老年人护理需求急剧增加,老年人护理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赡养压力,甚至还常发生因“家庭护理疲劳”而导致老年人受虐的现象。三是老年人疾病护理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善。仍以南京市为例,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尚未将老年人疾病护理费用包含在内,民政补助也与现有的老年福利机构护理费用相距甚远,物价部门对机构和居家老年人疾病护理相关项目尚未制定价格政策等。政策的不健全,使老年人护理费用主要依靠养老金、多年积蓄和子女的收入解决,抗风险能力低,导致大多数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无奈选择卧床在家。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只能将医院当作护理场所,长期住院不肯出院,其医疗费用加剧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也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四是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建设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在南京市,目前具有医疗资质的老年福利机构不到总数的10%,数量严重不足。现具有医疗资质的老年福利机构大多由厂矿医院改制,缺乏老年医学专业的医护人员和训练有素的护理员,现有护理员多为农村闲置人员,未接受过老年人护理专业的基本培训,以提供生活照料为主。另一方面,目前存在老年人疾病护理服务质量标准和有效的监督管理缺失,因此社会养老机构普遍存在老年人疾病护理服务质量不高的现状。 在采访中,尚红委员也认为,目前我国失能老人、疾病恢复期或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是长期护理的主要需求者。他们亟需简单、基础的护理、用药指导、康复训练等。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慢性疾病发病率和患病率的迅速上升,以及我国的家庭结构逐步小型化,出现越来越多双老人家庭和空巢家庭,护理费用也急速增长,给老年护理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只能覆盖医院治疗和住院护理等费用,并无专门的长期护理保险,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借鉴国际经验, 构建优良养老环境体系 谈到应对之策,尚红委员首先介绍说,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世界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日本为例,继1963年颁布老年人福祉法以后,又于2000年建立了专门用于老年人生活的介护保险制度。在该制度的影响下,日本形成了社区式和机构式老年护理服务模式,被保险人依身心状况评定有长期照护需求者,可以享受社区式及机构式的照护服务;若评定为只需要支持者,则只能利用社区式的照护服务(失智老人之家照护服务除外)。介护保险制度独立于全民医疗保险之外,资金筹措和费用支付有特定的体系和办法,由政府管理、强制执行。 尚红委员还介绍说,美国的老年养老保障系统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合作,主要通过医疗照顾制度、医疗补助制度以及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为美国65岁以上老人提供医疗卫生和健康保健服务。随着社会需求迅速上升,约在20世纪80年代,长期保险护理应运而生。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属于商业性保险,由投保人通过购买护理保险合同方式自愿参加,承保被保险人接受个人护理服务而发生的护理费用。 对此,尚红委员认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快老年护理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当前实际,首先建议由发改、人社、卫生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长期护理服务成本核算专项调研,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护理收费定价标准,并将收费项目纳入社会保障范畴。其次设立长期护理保险,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模式、运营管理机制和监管体制,并将其纳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形成长期护理服务制度,与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一起构成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同时还要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的基础上,开发各种商业护理保险作为补充,为特定老年人群长期护理提供资金保障,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建立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在具体操作层面,范利委员则更详尽地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她认为,为迎接老龄化给老年健康管理带来的挑战,需要积极开展以下工作—— 首先建议国家继续加强老年医学健康管理发展的有关政策支持和养老体系的投入。建立广覆盖医疗保险和药品供应制度,完善三级医疗机构与老年康复机构转诊制度,推广全国优秀大型三甲医院老年科和保健基地的健康管理经验。建立老年管理机构、全科医学人才和护理康复人员轮转、培训体系和考评标准。 其次,我们还应该大力推广老年健康管理的新模式。以老年综合评估为核心思想,以早期筛查、信息管理、康复辅具开发为技术平台,丰富老年健康管理内容,从疾病、体能、认知、心理、社会支持多层面全面关注老年健康问题。管理目标注重疾病的早期预防和功能康复,以及提供终生、持续的健康服务。开发老年健康状态监测网络与管理大数据平台体系,建立老年、尤其是高龄老年重要器官功能和健康状态增龄变化动态数据的分析管理体系。形成老年健康相关状态与重要器官功能增龄变化标准与检测基线。建立增龄变化队列研究基地,老年健康状态监测网络工作示范基地。建立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社区老年健康服务信息管理体系和多学科团队合作工作模式。 同时,在学术层面,范利委员认为,我们还应拓展老年医学研究领域,加强基础与转化医学研究、临床老年医学研究、老年预防医学研究、老年医学教育研究、老年医学机构与体系建设研究、学术与产业交流模式研究。在老年医学研究内容方面,注重基层慢病管理与高层保健管理模式相结合的研究、多中心国家研究数据库与我国专病、单中心数据库相结合的研究,以及老年共病、老年综合征与老年单病早期预防相结合的研究。 在健全老年康复社会保障机制问题上,孙建方委员建议:首先要加快老年人疾病护理的医疗保障制度化建设。由劳动保障部门界定保障对象和基本医疗疾病护理项目范围及支付比例,将其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监管其发生的相关费用;同时,同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现有家庭病床政策待遇的支付标准,注意机构与居家疾病护理保障政策之间的衔接与平衡,使机构与居家两种老年人疾病护理模式互为补充。其次要完善老年人疾病护理物价收费政策。尽快组成由物价部门牵头,卫生、民政、劳动保障部门配合的调研小组,测算和制定老年人疾病护理相关物价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调高现有家庭病床出诊费用标准,明确收费内涵等。通过一系列老年人疾病护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制定,合理认可相关从业人员的劳务价值,有效提高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促进老年人疾病护理保障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三要加强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和医护人员的资质认定和管理。卫生主管部门应制定适合老年人疾病护理特色的专科康复医院、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的准入资质,制定服务标准、监督服务质量。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资质认定和培训。同时,还要加快老年人疾病护理社区建设,提高服务能力。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应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进行建设,逐步并轨由卫生部门负责的社区护理和由民政部门负责的社区老年福利机构的建设,由“两张皮”变为“统一体”。加快建设以社区医院和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为中心,以全科医生和护士为骨干,促进老年人疾病护理的护理站、家庭病床的发展,组成覆盖广、投入少、产出高的居家老年人护理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类型的老年人疾病护理服务事业,提升服务能力。 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养生服务 谈及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曹洪欣教授则立足于自己的专业,从健康养生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曹洪欣委员认为,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全面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中医药健康服务包括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养生养老、健康旅游、服务贸易等,涉及中药、中医诊疗设备、保健产品等相关支撑产业。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促进民众健康,无论从理论、实践到产业,中医药都具有独特优势,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健康服务业的战略选择。 曹洪欣委员解析说,“十一五”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中医健康养生服务需求日益增加,以中医健康养生服务为重点的保健服务业迅猛发展。社会上各类中医健康养生服务机构快速增长,中医健康养生保健产品和设备不断涌现,中医健康养生已发展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领域。据统计,我国不同规模的保健服务企业达140万余家,相关链条产业300余万家,从业人员约3000万人,年产值约2000亿元。然而,当前非医疗机构中医保健养生服务存在着管理不顺畅、缺乏规划发展、监管不到位,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等诸多问题,一定程度影响着中医药健康服务的科学发展,影响着满足民众健康的迫切需求。 基于上述因素,曹洪欣委员建议,首先我们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医健康养生服务体制机制,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统筹管理中医健康服务医疗与非医疗服务领域。完善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行业自律”的中医健康养生市场监管制度与行业监管机制,逐步实现中医健康养生全行业管理,不断提高中医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其次,我们还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中医健康养生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鼓励形成中医药健康养生服务品牌;支持企业建立管理规范、技术成熟、信誉良好的中医健康养生集团或连锁机构;鼓励地方依托本地中医药资源优势,建设中医药健康养生服务集聚区,形成区域品牌。同时,在推进中医医疗机构提供满足基本中医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利用自身优势,采取多种形式与中医健康养生机构合作,拓展中医健康养生服务产业外延,形成新兴产业,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支撑。研究制订中医健康养生机构标准,完善健康养生服务规范和标准,制定中医健康养生技术目录及操作规范;鼓励中医健康养生企业建立服务标准和规范。另外,我们还要构建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服务人员持证上岗与注册制度;引导中医院校培养面向基层服务的职业技术人员;加强对现有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促进服务规范化和多样化,提高服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升民众对行业专业性的认可度和信任度。 在关于如何应对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健康保健需求这一话题的采访中,范利委员最后归结说:“总之,我们要以党的十八大的养老产业规划为核心依据,动员政府、社会、企业和民间的各方资源,共同对我国的养老环境建设与产业模式进行科学、务实的分析与谋划,为政府、养老机构组织、医疗卫生保健行业、养老服务企业搭建一个沟通、交流、指引、促合的互动平台,呼吁政府与老年健康医学管理部门健全老年健康管理规范。如宣传教育管理规范、常见慢性疾病危险因素管理规范、意外损伤预防干预技术规范、老年健康相关信息管理规范。为全体国民创造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构建共享优良的养老环境体系……” 老年医学论文:老年医学教学模式改革及方向的探索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疾病防治成为我国现阶段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之一。为适应社会老龄化的需要,培养优秀的老年医学临床医师显得尤为紧迫。如何通过教学调动学生对老年疾病的重视及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优秀的医疗骨干,进而使老年医学教学进程稳定发展,是我们有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此,老年医学教学有必要推进教学改革,实施“教育国际化”。PBL教学模式在老年医学教学中的应用,对于教学水平的提高及学生对老年病学相关知识的掌握尤为重要。 [关键词] PBL;老年医学;教学实践 目前,我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2011年底)已超过1.85亿,占总人口的13.7%,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加强对老年群体的健康保健、积极防治老年疾病成为每一名医务工作者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提高老年医学教学水平,对于医学生了解及掌握老年病学方面的相关知识,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教育界越来越重视从培养临床医生的角度对医学生进行实用性知识教育,教育方式也由“填鸭式”的传统教学向“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即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方式转变[1]。 1 老年医学及老年医学的临床教学现状 1.1 老年医学 1909年,美国Nascher医生首先提出老年病学的概念,1942年美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老年医学学会,宣告现代老年医学的诞生。自此,老年病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成为现代医学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老年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寿命和人类衰老的原因、规律、特征、机制,探讨延缓衰老的对策及老年疾病的预防、治疗,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综合性学科。我国于1964年在北京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界全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术会议”,为我国现代老年医学的研究和运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1.2 老年医学教学的重要性 机体的老化及退行性变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加之复杂多变的疾病状态就是老年病科医生需要面对的问题[3]。我国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长,由于老年患者疾病种类多、治疗特殊且困难,其临床表现及诊断治疗同其他人群有很大的区别,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复杂问题,势必耗费巨大的医疗卫生资源,老年疾病防治成为我国现阶段卫生保健事业的焦点之一。因此,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培养合格的老年医学临床医师也成为各个医学院校需要面临的问题。 1.3 老年医学教学的特点与现状 老年医学综合性强,涉及基础、临床及技能等多方面,其内容复杂,在教学中对教师的要求更加严格。目前,老年病学的临床教学大体上还是遵循学校的课程安排程序,先是基础医学,然后进入临床医学的学习[4]。教学模式多数为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在教学进程中教师的问题一般鲜有同学正面回答,没有问答则没有沟通,没有沟通则缺少思考,没有思考则难有提高,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者之间则缺乏必要的联系,因此,普遍存在理论的学习与技能实践脱节、学生缺乏临床实践的主动性、难以深入理解讲授的内容等问题。在实践性非常强的医科院校,这种教学模式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在我国绝大部分医学院校,老年医学课程的开设多以考查课或选修课的形式进行,而且课时设置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重视程度不够,此外,老年病科实习或轮转时间过短等实际情况则导致学生无法全面掌握疾病管理的整个过程,这些因素都束缚了老年医学教学进程的稳定发展。 2 老年医学的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2.1 老年医学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性 老年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理论知识及技能水平扎实、全面的优秀临床医师,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全面熟悉老年疾病的特点,掌握老年患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原则。目前,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突出,现代医学发展迅速,优秀的老年医学临床医师需求量增加;另一方面老年疾病种类繁多,老年患者个体的差异性及特殊性,对医师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及临床素质要求亦越来越高,“填鸭式”的传统教学已很难适应现代老年医学教育发展的要求,因此提高老年医学教学水平尤为重要。在当前这种形势下,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医学生对老年病学的重视及教师的教学水平,老年病教学有必要推进教学改革,实施“教育国际化”。 2.2 老年医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方向——PBL PBL即“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是首次由美国医学教育改革先驱Ban′ows教授在1969年提出的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它是指在临床前期课或临床课中,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向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方法,其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5] 。PBL教学法与我国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不同,目前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新方向。 2.3 PBL教学模式在临床教学中的优势 PBL教学不是强调传统教学中以教师讲授为主,而是强调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现已成为国际上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6]。PBL教学模式是激励学生主动学习的一种方式,通过提出问题、建立假设、收集资料、论证假设等环节使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理解得更透彻,运用更灵活[7]。PBL教学通过教师课前将基础课程、临床课程及实践技能课程进行整合,在由8~10名同学组成的小组讨论中,提出一系列问题,同学在课后通过阅读参考书、查找文献而了解问题、解决问题,在下一次课堂中展开讨论,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缓解了学习压力;在讨论问题的同时还能锻炼与人沟通的技巧,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而达到学习的目的。此种教学法大大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也对教师的理论及实践技能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论是学生的学习、实践能力,还是教师的基本素质、教学水平,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因此,PBL教学法是一种更适合当前医学教育的新型教学模式。 3 PBL教学模式在老年医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3.1 PBL教学框架的设计 医学生最终的学习目标是认识疾病的本质,再运用本质性理论解决临床问题。PBL教学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有限次“迭代”的过程[8]。教师在PBL教学进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设计情景问题、呈现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问题设计与PBL教学是密不可分的有机体。教学进程是PBL教学的宏观层面,而问题设计则是PBL教学的微观层面。PBL教学过程首先是设计教学问题,其次选择合适的媒体,采用恰当的方式呈现问题,然后组织学生分组分析讨论问题,协作设计和实施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价[9]。 3.2 PBL教学步骤的实施 下面提供典型的情景案例:一位78岁的男性患者就诊,诉“自测血压增高1个月”,作为老年病科医师,您的诊疗思维及方案是什么? 在教学进程中,针对上述案例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就学生提出的不同见解,教师列出共同的问题,确定需要讨论的范畴,例如可以提出如下问题: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么?高血压有何并发症?老年高血压有什么特点?患者有何基础疾病?血压最高是多少?患者需要进一步作什么检查?治疗方案如何?怎样提高治疗的依从性?上述类似的问题可以提出很多,讨论后教师罗列出新的医学术语,同时将未能解决的问题记录下来,学生课后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再次回到课堂上一起讨论,分享各自的学习及研究成果,从而掌握相关内容。最后,教学督查组针对整个教学进程得出结论并评价讨论小组的工作成绩。 3.3 PBL教学效果的评价 教学质量监控是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也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0],如果没有与PBL教学模式相匹配的评价手段,不仅学生的积极性受挫,学习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11]。任何评估方法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考察是否达到课程设计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整个教学进程中,应全面、客观地考核学生的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技能水平,实行考教分离,按照教学内容及教学大纲建立并完善主、客观题库。同时,由教师准备典型案例,学生进行病例分析、诊断及鉴别诊断,并提出诊疗计划,教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提问,最后针对病例展开讨论,进行点评。对学生能力的考核要进行全面测评,其中包含理论知识、临床思维、实践技能以及沟通能力等,从各方面为学生评分,制订评分细则,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到合理辅导,从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医学相关知识的全面了解及掌握对于医学生而言极为重要。在当前形势下,老年医学教学模式改革势在必行。PBL教学是以学习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教学[12],此种教学模式作为医学教育改革的方向,适合在老年医学教学中推行,其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全面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然而,PBL在教学实践中同样存在自身问题,因此,老年医学PBL教学模式尚有待于在教学进程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老年医学论文:老年医学该“跑步前进”了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老龄人口过亿的国家。老年疾病与一般人群患病特点不同,而老年人看病究竟该到老年医学科还是其他专科?不少业内专家直言,以单个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单病种诊疗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老年患者群体的巨大医疗需求。 2011年年底,81岁的张教授由于患胃癌进行了手术,随后因为肺部感染反复住院。他还有青光眼、前列腺增生等疾病,在呼吸内科住院期间,虽然肺部感染治好了,但吃不下饭、丧失了行动能力,呈现重度营养不良和严重肌肉萎缩。 2012年4月,张教授再次发生肺部感染。由于呼吸内科床位紧张,他住进了老年医学科。“这次不仅治好了肺炎,缓解了前列腺增生,每天还有营养配餐、康复训练、心理疏导,我的体重增加了20公斤,终于能下地走路了。”张教授说。 据统计,我国老年人近半数患有慢性疾病,老年患者中患3种或3种以上疾病的约占50%。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年轻人的差异非常大,就像一部用了很久的机器,把这个零件拧好了,可能其他零件又松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董碧蓉说,以专科为主的医疗体系更关注单个疾病;而老年医学是通过综合评估了解老年人的躯体健康、功能状态、心理健康和社会环境状况,并制订和启动以保护老年人健康和功能状态为目的的治疗计划,最大限度地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她建议:“患有一两种疾病的老年人适合看专科,而像张教授一样患有3种以上疾病,伴有老年综合征、多器官衰竭的高龄老人,应该到老年科就诊。” 董碧蓉强调说,当老年人患有多种疾病时,该怎么治疗,老年医学科与专科的治疗思路有很大差异。比如,一位90岁的髋部骨折患者,入院时有巨大血肿、肺部感染、坠积性肺炎、电解质紊乱、营养不良等。在进行了贫血、低蛋白血症干预后,血色素蛋白很快提高了。骨科医生一般认为可以手术了,但老年科医生则认为不适宜手术。这是因为老人身体“脆弱”,若术后卧床时间长,很容易发生心衰、急性心梗甚至手术感染,这些都可能导致死亡。经老年科医生评估后,决定使用康复办法维持功能,没有手术,1个月后老人就可以手扶站立了。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刘晓红说,老年医学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预见和避免一些老年人常见的医源性伤害,比如多重用药带来的药物不良反应,对谵妄的认识不足和处理技能的缺乏造成的损害,造影剂使用带来的相关肾功能损伤,出院前评估不足与出院后意外风险增加等。 卫生部北京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于普林教授介绍,我国的老年医学起步时间与国际上差不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目前在医疗机构中一般叫老年医学科、干部病房或综合科,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基本都有设置,服务对象主要是精英人群,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服务范围已由精英人群向普通老年人群延伸。 据介绍,许多发达国家的综合医疗机构都设有老年医学科,与家庭医生转诊对接。经家庭医生建议从社区转诊到大医院老年科的患者,大多是多种慢性病共存、多器官功能不全、患有老年综合征、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与巨大的潜在需求相比,目前我国合格的老年医护工作者严重缺乏,多数医生未接受过正规老年医学专科培训,各地医生专业水平参差不齐。 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丁群芳牵头,对四川省3所大型医疗机构96位老年科医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老年科医生的来源“五花八门”。其中,从事老年病专业5年以下的比例最高,占38%;对老年综合征很熟悉的医师比例仅为11%;对老年综合评估不了解的占20%;接受过培训的仅为8%。在日常工作中,将对患者进行综合评估作为常规工作的占12%,完全没有做过的占20%;40.82%的老年科医生认为知识专业程度需要提高。 董碧蓉认为,老年科医生应至少满足3个要求:既是老年医学领域的全科医师,又应该具备对老年病某方面处理的深厚知识技能,即“T”型知识结构;在复杂的多病共存的背景下,有综合分析与处理问题的能力;熟悉老年综合评估并据之对老年综合征作出判断及处理。 (摘自《健康报》) 老年医学论文:逆向法教学在老年医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目的:探讨逆向法教学模式在老年医学课程教学中的效果。方法:通过对我校选修老年医学课程的大学本科4年级学生实施逆向法教学,并对实验组成绩与对照组成绩对比分析评价教学效果。结果:实验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学生对学习效果满意度问卷调查给予肯定答案的百分比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选修老年医学课程的同学对逆向法教学认同,教改取得了较好效果。 关键词:逆向法;教学;老年医学 传统教学模式是遵循由“概念-病理生理-诊断-治疗”的传统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思路,即先告知疾病名称,再根据疾病讲解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和体征、辅助检查、诊断和鉴别诊断,再讲解治疗方法。此方法与临床实践相比,较为被动,且约束学生思维能力,此外,选修老年医学课的学生已有一定的临床基础理论知识,但缺乏运用所学知识为病人诊治的能力,如何提高医学生的上述能力,是临床教学面临的一个课题。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将逆向法教学模式应用于部分老年病学课程的授课中,通过与传统教学法比较,了解其存在的优势。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及分组。选取我校2010年9月~2011年1月、2011年9月~2012年1月选修老年医学课程的大学本科4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年龄20~25岁,教学时间为20学时。将2010年9月~2011年1月期间选修此课程的42名学生设为对照组,采用传统医学教学模式进行授课;将2011年9月~2012年1月选修此课程的47名学生设为实验组,采用以视频、多媒体展示老年患者病例特点为基础的逆向法进行教学。 2.方法。①传统医学教学模式:选择疾病种类带教老师主讲(概念、病因、病理生理、临床表现)提出临床问题(诊断、计划、措施)提问和讨论教师总结结课考核。②逆向法教学模式:不同患者典型临床病例的完整主诉以视频的方式在课堂上播放学生聆听并记录视频中所涉及的有价值的临床信息分组讨论,进而向老师提出问题,要求获得支持假设的补充信息,找寻分析及整理资料(临床病历信息补充由老师给予,同时指导教师根据学生讨论后反馈回的信息及时给与必要的指导)提出假设性诊断相关知识由学生在图书馆或上网查找资料下次上课时由每个学习小组学生轮流发言提出临床问题答案(诊断、计划措施),小组成员补充教师归纳总结结课考核。带教教师应在授课前充分准备病例资料,选择有代表性的患者典型病例视频,查阅病历详细了解患者情况以满足学生关于病史的提问。 3.评估方法。教学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统一命题的出科理论考试,并对学习效果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理论考试设总分为100分,统计两组得分情况;问卷调查以不记名答卷形式调查两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法教学效果的认同情况,调查问卷按肯定、否定作答,问卷统一发放,当场收回,有效回收率100%。 4.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实施情况及结果 1.课程结束后考核,实验组的理论成绩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1。 2.对两组学生进行学习效果满意度问卷调查,分别记录对每个问题给予肯定回答的人数,对每项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2。 三、讨论 老年疾病的特点是:疾病复杂多变,症状不典型,并发症及合并症多,而当今临床医学过度专业化,不利于身患多系统疾病的老年患者,导致其辗转于各个不同科室,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增加了患者家属和社会的负担的同时也使接受以传统课堂讲授教学模式学习老年医学课程的学生产生对于大量不关联知识不知如何接受的茫然感,学生感到课堂授课内容与实际临床明显脱节并逐渐丧失学习的主动性。我们采用将典型病人的临床表现及症状以视频短片形式展示给学生的逆向法教学模式,此方法让学生直接进入临床状态,增强了学生对真实病人的整体感性认识,这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式,为授课过程中学生与教师之间良好的互动奠定了基础;另外,由于老年病学课程开设的时间通常是继内科学等课程之后,此时学生已有一定内科学等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教师以典型病例视频短片为先导,从临床表现入手,逆向地启发性引导学生学习疾病的诊断、病因、发病机理等,由面到点,有助于学生对于细节知识点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教材内容和外延知识、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学生对基础学科与专业课程相互衔接的认识更加清晰,知道了怎么学和学什么,学生学习起来不再盲目和迷茫,积极性亦提高了。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可以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并积极思考问题。使用视频、多媒体等的逆向法教学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具有创新性、多样性。问卷调查显示:在老年医学部分章节中采用以视频为先导的逆向法教学,实验组学生对于“是否比传统课堂讲授教学灵活有趣”给予肯定回答的占95.7%,说明逆向思维教学模式有利于学习兴趣的产生,鼓励学生做主体,做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转变;不仅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处于发现问题——产生疑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的循环中,同时也可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使教学活动充满活力和兴趣,学生的学习处于积极主动的兴奋状态。当学生对知识产生兴趣时大脑会形成优势的最佳兴奋中心,对事物的反应、思维活动积极有效,对教学效果大有益处,对学生团队精神和交流能力的培养亦有不可小觑的作用。临床工作中与患者交流是正确诊断及治疗的必要前提,而部分大学生性格较内向,羞于和人交谈及当众发言,我们采用逆向法教学,让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每个问题由小组成员协商后轮流发言,鼓励学生的合作及交流。姚群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逆向法教学在老年医学见习教学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它能使学生更有效地接触患者,与患者交流,增强学生自学和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此外,学生同老师的交往相对于传统模式教学更为融洽。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合理的交流和对话,交互作用,发生思维的碰撞,以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启迪学生心智发展的过程才能称之为有效的教学过程,因此,作为教师,应该是“引导学生走向知识”,而不是“带着知识走向学生”,此外,高综合素质的带教老师是开展老年医学课程逆向思维教学的必要前提,这要求带教老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专业知识。教师首先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安排准备视频、幻灯,设计问题,使学生从教师的提问中学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其次,要对自己讲授过的课进行回顾与评价,分析教学内容是否适合学生的实际接受水平,是否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哪些方面有待改进,再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优化教学方法,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使以后的教学能达到最佳效果。教育的变革势必会引起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逆向法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从顺向思路的相反面去思考问题,对于学生的发散思维的培养有一定的意义,学生能够从现有的信息中尽可能地扩展开来从不同的方向和层次去着手思考,进而结合具体病案学习相关知识分析综合,最终达到获得临床思维及终生学习的能力。本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55.3%学生认为逆向教学法应用于老年医学课程能够提高独立分析临床问题的能力。 综上,我们此次尝试将逆向法的教学模式应用于老年医学教学,收到了可喜的效果,此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课堂授课教学方法的僵硬,但却不及后者对于知识概括的全面性,因此逆向教学法在临床教学中的运用还需不断完善。临床教学中应将二者有机结合以提高医学生的成绩。 老年医学论文: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联合任务驱动模式在老年医学痴呆教学中的应用 对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CBL)联合任务驱动模式在老年医学痴呆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探索。以路易体痴呆教学活动为例,探讨了CBL联合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特点、在老年医学教学中的应用、优势及注意事项等应用体会。CBL联合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为教学实践改革提供经验。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老年医学痴呆痴呆是老年医学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及难点。鉴于疾病的特殊性(确诊相对困难、患者不能配合、家属不愿暴露隐私等),在以往对本科生、研究生或青年医师的教学中,教员多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即从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原则及预后等方面对疾病进行系统阐述,学生对疾病的认识仅停留在被动接受阶段,教学效果不够理想。我们在教学实践改革中,将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 Based Learning,CBL)联合任务驱动模式应用于老年痴呆临床教学,较好解决了目前临床教学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我们在此以对老年病科住院医师的继续教育为主,结合路易体痴呆教学活动实例,说明CBL联合任务驱动模式在老年医学痴呆教学中的应用。 一、CBL联合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特点 CBL,是教师采用病例为学生提供模拟临床环境,通过小组讨论式教学,帮助学生尽早形成临床思维。任务驱动,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将所要学习的知识设计于若干任务之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分析、完成任务的过程,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能,同时学习新知识。两者都是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发展形成的全新教学模式,完全可以根据教学需要有机结合。CBL联合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核心是“以病例为基础,以任务为驱动,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典型病例讨论为内容,通过任务来诱导、加强和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比传统灌输式的临床教学模式具有优势,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 二、举例说明CBL联合任务驱动模式在老年医学痴呆教学中的应用 1.选择病例 选择痴呆典型病例是本教学模式实施的关键,可以选择现有病房、门诊患者,也可采用标准化病人等多种方式。鉴于老年痴呆疾病的特殊性,我们多选择资料相对完善的住院临床确诊病例,制作成多媒体形式。 例如,男性,84岁,离休前为报社主编,主诉“进行性认知障碍5年、行动迟缓9个月”。患者于2007年(79岁)开始出现经常叫不出熟人的名字、常用物品不易找到、购物时常忘记付钱。之后经常“犯糊涂”,如数钱时把100元当作10元、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不会和小孙子一起算算数,熟练的棋牌游戏也不会玩了。2010年(82岁)起时有幻觉,经常说“家里来了两个穿花衣服的女人看望我,之后就出门了”“病房里来了很多人,带来鲜花和水果”。夜间躁动不安,睡眠差,重复做一些无目的的动作,曾服用氯硝西泮2mg后嗜睡近1天。2011年5月(83岁)起逐渐出现行动迟缓、表情呆板、步伐小、行走不稳、肢体肌张力增高、书写时手抖,且逐渐加重。目前记忆力、定向力、计算力均差,时常发呆,兴趣减少,与外界接触减少,多次出现跌倒和晕厥。认知症状时好时坏,好时每天在走廊散步、可简单回答问题、能分辨白天黑夜、知道住在哪个医院、待人礼貌,坏时很少活动、少有主动言语、衣服穿反了或尿裤子了也无所谓。初步诊断:路易体痴呆(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DLB)。 2.设计任务 教师首先明确本次教学的主要任务为对DLB的学习。提前确定这个临床比较典型的在院病例作为一个大的教学任务布置给学生,教师可以先对病例进行精简分析,为深入学习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以这个任务为活动中心,将大任务进行逐层分解,本着实用和激发兴趣的原则,细化出若干问题形成一些具体的小任务,将所要学习的知识点巧妙隐含于小任务中。学生要完成大任务必须从每个小任务入手,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达到学习知识的目的。本案例提出如下小任务:(1)DLB认知障碍的特点;(2)诊断标准;(3)该患者具有哪些典型临床表现支持诊断;(4)可以帮助诊断的辅助检查;(5)哪些疾病可以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与DLB的鉴别诊断;(6)治疗方案。以上几项小任务把DLB的教学要点都概括了。通过设计任务,使学生带着明确的任务目标在真实的教学活动中探索学习。每个学生重点负责一个小任务,由病例的主管医生负责汇总。 3.分析任务 任务提出后,先让学生进行讨论,分析任务所覆盖的新、旧知识点。教师针对重点、难点进行引导,提示解决问题的思路,指引完成任务的途径。在教师的适当启发和帮助下,由学生为主体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针对本案例各项小任务分析如下:(1)认知包括五大领域,各自具有解剖和生理基础,结合DBL病理生理机制分析其认知障碍的特点;(2)DLB诊断标准的提出经历了三个阶段,由Nottingham、Newcastle到最终的DLB协会制定的临床诊断标准,其核心是什么,有何进步;(3)该患者临床表现具体在神经系统的定位诊断,与诊断标准支持与不支持的情况,还需要补充那些资料;(4)神经影像和神经电生理对诊断可能具有参考价值,那么头颅MRI、PET、睡眠脑电图等具有哪些特征性表现;(5)认知障碍的病因分类,其中变性病性痴呆包括哪些疾病,各自损害的认知领域有何异同,DLB的认知损害是怎样的;(6)结合DLB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了解治疗原则,在具体病例的治疗中遇到哪些问题。以上分析任务的过程,即为解决、完成任务理清了一条清晰的思路和途径。培养了学生在明确的任务引导下研究问题的能力。 4.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是本教学模式实施的核心。要求教师创造充分的条件,提供必要、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引导学生在看中学习、做中学习、讨论中学习,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完成任务获取知识、习得技能。例如在本案例完成任务过程中:(1)鼓励学生在可能的情况下亲自去查看病人,增加对疾病的感性认识,补充完善病史和临床资料,即所谓“向病人请教”以获得对于完成任务有帮助的信息;(2)需要对认知损害领域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时,可以请教师协助完成专项神经心理测试;(3)对于“标准”“原则”性的内容,可以独立通过医学方面的教材书籍、期刊杂志、网络论坛等多种途径查找资料,尤其要重视对新理论、新进展的解读;(4)对于较复杂的问题如DLB治疗中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等,可以向其他临床医生或专家教授请教,还可以自发组成小组讨论,即通过“协作”的方式完成;(5)需要获取有参考价值的辅助检查结果,如通过PET观察脑内葡萄糖代谢异常及多巴胺功能障碍、通过睡眠脑电图评价快动眼睡眠行为异常等,由教师出面与相关辅诊科室协商完成,尽量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获取知识的平台。完成任务阶段使学生自我培养了良好的学习和思维方法,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完成任务后撰写书面报告。 5.总结评价 教师组织学生集体讨论,学生汇报各自对任务的分析、见解。通过讨论,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把学习活动引向深入。由病例的主管医生尝试组织、归纳众多观点和解释,形成初步结论。教师根据学生的讨论情况,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综合任务的各方面知识点进行总结归纳和补充完善。最终完成对DLB这个大任务目标的学习。最后还要对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给予评价,可通过自评、学生间互评、教师点评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创新精神、信息能力、协作意识等进行打分。例如,在本案例中,一位学生完成小任务“(1)DLB认知障碍的特点”时,全面地将DLB与其他各类型老年常见痴呆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痴呆、血管性痴呆、进行性核上性麻痹、额颞叶痴呆、皮质基底节变性等疾病,分别从学习和记忆、语言、视空间、判断和执行功能、人格等五大认知领域给予总结和比较分析,并制作成表格,既内容全面、又条理清晰,在比较中突出了DLB认知障碍的特点。另一位学生完成小任务“(6)治疗方案”时,恰好参加了院外一个关于痴呆精神和行为症状的研讨会,将DLB精神行为症状的治疗从非药物性神经心理干预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尤其带来了其他医院精神病专家对抗精神病药物的独特见解和宝贵经验。这些任务的完成得到教师和其他学生的极高评价。 三、CBL联合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应用体会 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临床应用相结合,培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面对具体病例时,如何收集、了解病情,如何从错综复杂的病情中准确地分析、归纳、鉴别、判断,从而抓住主要问题,做出正确的诊断和处理,锻炼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的临床思维能力。强调学习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探索过程,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增强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使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提高。鼓励学生互相学习、讨论与交流,培养学生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合作意识。这些对于提高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非常有利。 我们的教学活动,采取初次讨论提出病例、设计任务和分析任务,中间有5~6天时间由学生去完成任务,再次讨论时总结评价任务。一个完整的CBL联合任务驱动模式教学活动需要1周时间完成,有效保证了教学的深入细致和实际效果,另外也使学生能够充分享受这个主动学习的过程。 应用中的注意事项:病例的选择应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思考,难易适中。围绕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设计任务,以临床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原则为主,适当涉及病理生理、解剖和病理等基础知识,用于引导学生学习。任务设计应是难度递进式的,注意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逻辑关系,注重任务的形式多样性和生动性,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老年医学论文:从“老年病学”到“老年医学” 自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已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预计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组织器官老化,抵抗力、免疫力等下降,容易发生各种疾病,而且年龄越大,同期患各种疾病的概率越高;老年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有其特殊性。对医学生而言,如何了解老年医学的基础知识,掌握老年疾病的特点,对今后的工作大有帮助,《老年医学》一书作为医学本科生的教材,全面系统的介绍老年医学相关知识,为临床医生掌握老年疾病的诊治提供支持。 老年医学作为临床医学中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它不只研究老年病,而且涉及人类衰老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老年医学教育的研究。这就要求教材要从单一的“疾病”向整体的“学科”转化。这本书的编者大多参与了前两版《老年病学》的编写,前两版在介绍时更注重疾病的治疗,编写方式上简单明了,深受院校老师的欢迎,发行量也不错。在本教材编写的初期,书名还是考虑《老年病学》,主编希望能延续前两版的品牌优势。但在参考了国内同类教材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临床工作的特点,主编认为,从学科的发展来看,如果只是在前两版的基础上补充疾病的治疗,不能更好地体现老年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因此书稿最后更名为《老年医学》。在编写时,编者结合多年来进行“老年病学”教学的实践和经验编写具体内容。内容编排上注重系统性,从老年病人的评估、老年人合理用药、老年人常见疾病的特点、诊治与预防等常见问题进行了阐述,同时增加了老年营养、老年护理与康复的内容。力求在充分展现教材的系统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又具有新颖性。 作为医学教材,重要的是如何把理论与临床结合好,本书的作者均是多年从事临床与教学工作的一线人员,在编写过程中,作者不仅仅考虑如何教会学生掌握老年疾病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学会疾病的基本诊疗方法。在编写初期,主编参考了目前已出版的老年医学图书,取长补短,除了理论知识的阐述,作者增加了具有临床指导价值的大量循证医学证据。例如在讲述糖尿病的治疗,作者会介绍相关的药物临床实验数据,为临床医生选用药物提供参考。 在拿到书稿初审后,编辑起初觉得全书不像传统的教材,书中介绍国内外最新的诊治指南、新的诊疗方法、临床药物使用的最新研究结果,在某种角度来看有些小专著的意思。就这一点还和主编专门沟通,是否这样编写出的书稿内容过深。主编就这个问题和各位编者作专题讨论。来自临床一线的专家在参考了国外相关教材的基础上,结合目前的教学实践,最终达成了共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治疗的方法也不断变化,而临床疾病的变化也是多种多样。传统的编写模式知识介绍了最基本的知识,对临床工作的指导性不强。为了使教材与临床工作更加贴合,最好加入了大量最新的科研结果;同时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也不仅仅给出一种方案,而是会介绍目前能收集到的、被确认的治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材编写滞后于临床工作的弊端,对临床工作人员有很强的指导性。例如在讲解老年人高血压的治疗时,书中不再是简单介绍国际推荐的降压标准,而是会补充一些降压治疗的最新观点,全书的内容读起来更贴近临床。 对于刚刚接触医学的人而言,最初都会按照课本机械的看待疾病,而忘记了疾病不是一成不变,它会因人而异;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条件下,疾病的表现也不一样。教材是学生接触疾病的第一步,如果在第一步的时候就让学生理解疾病的变化与最新的研究进展,学会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疾病,对学生的成长大有裨益。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作者会根据疾病的发展添加国内外最新的老年医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新技术、新理论和新观念,介绍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使内容能够充分反映老年医学的最新进展。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本学科最新发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今后的发展也奠定基础。 老年医学论文:龚廷贤老年医学学术思想探析 【摘要】从《寿世保元》一书中探析龚廷贤在老年医学方面的学术思想特点:元精亏乏,脾胃虚损是引起衰老的主要机制,保精节欲,摄生养性,调理脾胃为延缓衰老的主要措施;对老年病的治疗多以补益立论,尤重脾肾。 【关键词】龚廷贤;老年医学;摄生养性;补益脾肾 明代著名医家龚廷贤,有医林状元之称。所著《寿世保元》一书是他继《万病回春》、《种杏仙方》、《鲁府禁方》等书之后的又一部综合性医学名著,被后世医家广为推崇流传。“保得人身之元神元气,从而达到仁寿之域”是该书的核心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为人们提出了防病治病,养生保健,颐养天年的方法。龚氏治疗老年疾病多以补益立论,独专脾肾,尤重肾阳。书中有专论老年摄养的“老人论”,探讨衰老机制的“衰老论”,对老年病的防治有理有方,集防、治、养于一体,简明实用,可谓开创了老年医学之先河。 1 元阳元精内乏,脾胃气弱是衰老的主要机制 虽然人体衰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脾肾两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为先天之本,一为后天之本,历代医家对肾与天年的关系均十分重视。《内经・上古天真论》在关于各年龄阶段表现的论述中就有七个地方提到肾的作用:“女子七岁肾气盛,三七肾气平均,丈夫八岁肾气实,二八肾气盛,三八肾气平均,五八肾气衰,八八肾脏衰”。虞抟在《医学正传》中总结为“肾气盛则寿延,肾气衰则寿夭。”龚氏在此基础上提出衰老与肾的关系:“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两肾之间,白膜之内,一点动气大如箸头,鼓舞变化,开阖周身,薰蒸三焦,消化水谷,外御六淫,内当万虑,昼夜不停”。这就是其后被张景岳、赵献可反复强调的肾阳,命门火的重要作用。也正是由于这样昼夜不停的运行、消耗,便渐致“八面受攻,由是神随物化,气逐神消,营卫告衰”。人体便由壮而衰出现一系列老化症状:“七窍反常,啼号无泪,笑如雨流,鼻不嚏而涕,耳无声蝉鸣,吃食口干,寐则流涎,溲不利而自遗,便不通而或泄”。这样元阳一亏,阳损及阴,随之出现“真阴妄行,脉络疏涩”。所谓真阴妄行,因老年人阴精易亏,相火易动,煎熬阴液,阴虚则病,即《景岳全书》所说:“阴虚即精虚,精虚则气无所依,生化之机息矣”。之所出现脉络疏涩者,乃真阴妄行,虚火内生,气虚血瘀,脉络瘀阻,血中瘀浊,如此则可发生中风、心痛、胸痹等心血管类疾病。龚氏认为这些都是由于肾之阴阳不足而构成对老人的严重威胁。因此在“保生杂忌”一节中进一步强调“年高之人气血即弱,阳事辄盛,必慎而抑之”。阐明了节欲保精是长寿的一个重要环节。现代研究也证明中医的“肾与性激素环境密切相关,若施泄无度,必然造成性激素代谢紊乱,认为性腺激素与老年人的许多疾病的发生均有一定的相关性,通过补肾治疗不但可以改善疾病症状,而且能调解性激素代谢,可见肾气虚损确是某些老年病及衰老的一个主要机制。 龚廷贤在论述衰老时还特别注意脾胃的作用,以及饮食与脾胃功能的关系,主张“人以胃气为本,凡善调脾胃者当惜其胃气,气健则升降不失其度,气弱则稽滞矣”。他很崇尚李东垣的脾胃学说,书中多处引用李东垣的学术观点,归纳脾胃内伤的原因为三点:一曰饮食劳倦即伤脾;二曰嗜欲而伤脾;三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阐述肾与脾胃的关系认为“若肾气壮,丹田之火上蒸脾土,脾土温和则中焦自治,则能进饮食也”,“补脾胃不如补肾”,“运食者,元气也,生血者,饮食也”。在此基础上故提出:“凡老年之人,当以养元气,健脾胃为主”,“人知饮食所以养生,不知饮食失调亦以害生”。基于此,他总结出完整的饮食卫生,保养脾胃功能的方法:“饮食无论四时,常令温暖,夏月伏阴,暖食尤宜,不欲苦饱,大饮则气乃暴逆,不欲食后便卧及终日稳坐,食后以手摩腹数百遍,缓行数百步,食饱不得速步,不欲夜食。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不注意调摄脾胃,规律饮食,不讲究饮食卫生,便可造成“筋脉横解,气乃暴逆,荣卫不行,气血凝滞”,“气血失常,卒然不救而不能以臻遐龄”。现代医学对衰老机制的认识虽有多种说法,但肾虚渐亏,脾胃气虚仍为其核心和根本。总之从《寿世保元》中可见龚廷贤阐述老年病因病机的许多独到之处,承前启后,对后世研究老年疾病及老年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保精节欲,摄生养性是延缓衰老的基本措施 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龚氏认为那种单纯依靠补药来延年益寿是“如灯添油”。因此特别强调平时保精节欲,摄生养性,保持身心健康对延缓衰老的重要性。由于他重视肾精对衰老的影响,故而对早婚、早育、弱婚、纵欲等的危害性有精辟地见解。“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故精盛则思室,血盛则怀胎;男子破阳太早则伤其精,女子破阴太早则伤其血,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脏有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年老之人不可恣情纵欲,要节制房事,指出饱食、大醉、愤怒、恐惧、疲劳后及疾病未瘥、月经未断等均不可入房,否则伤其元精元气。如此“一度一泄,一度火灭,一度增油,若不制而纵欲,火将灭,更去其油”。明确指出早婚及纵欲可造成“五体不满及难状之疾”,结果是“油尽灯灭”。因此主张弱男羸女必须“待壮而婚,及时而嫁”。 龚廷贤同时提出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须注意六戒并把复杂的养生方法总结为延年良箴:“四时顺摄,晨昏护持,可以延年;三光知敬,雷雨知畏,可以延年;孝友无间,礼义自闲,可以延年;谦和辞让,损己利人,可以延年;物来顺应,事过心宁,可以延年;口勿妄言,意勿妄想,可以延年;勿为无益,常慎有损,可以延年;行往量力,勿为形劳,可以延年;坐卧顺时,勿令身怠,可以延年;悲哀喜乐,勿令过情,可以延年;寒温适体,勿侈华艳,可以延年;动止有常,言谈有节,可以延年;诗书悦心,山林逸兴,可以延年;儿孙孝养,僮仆顺承,可经延年……”。这此良箴,是他受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和在《内经》养生观的指导下总结出的具体运作方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完全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也是人们长期以来践行着的养生之道。它不但有深刻的医学道理,而且也贯穿着中华民族古朴的道德观和养生观。指导老年人应当外适六气,避六淫,内调七情平和心态,保持身心健康,保持与社会、环境、自然界的高度和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惜元气,简言语,轻得失,破忧沮,除妄想,远好恶,收视听”。诗云:“惜气存精更养神,少思寡欲勿劳心,食唯半饱无兼味,酒止三分莫过频;每把戏言多取笑,常含乐意,莫生嗔,炎凉变诈都休问,任我逍遥过百春”。这是龚氏作太医院吏目时阅读了大量皇宫医籍后结合自己实践归纳的修身养性真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从现代医学来看这些都是强调身心医学的特点,突出了调节情志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民族养生的特点。“酒止三分莫过频”是他对饮酒的主张,他并不是一般的反对饮酒,在“饮酒丧身”论中指出酒能“行气和血,乃陶情性,壮精神,辟疫疠”,“过则耗伤血气也……,伤于形,乱于性,颠倒是非,皆此物也”。他认为饮酒过量可引起心痞痛、臌胀、黄疸等疾病,这与现代医学对嗜酒致病的认识是一致的。 3 温补脾肾是治疗老年病的重要法则 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以补益立论,喜用温补长于虚损的治疗。“人之正气不足曰虚,复纵嗜欲曰损,致病之因有六:一曰气,二曰血,三曰精,四曰神,五曰胃气,六曰七情忧郁。六气委和,则各司其职,曰无病,失养违和,阴阳偏胜克剥,则诸病生焉”。“应事太烦,则伤神,喋谈朗诵,饥而言多则伤气,纵欲思想则伤精,久视郁怒则伤肝,饮食劳倦则伤脾”。这就是他以补益立论的理论基础。对老年病证论,从脾肾辨证居多,所立的常用方如:八仙长寿丸、八味丸、补中益气汤、八仙斑龙胶、五子益肾养心丸、归茸丸、长春不老仙丹、补精膏、千金封脐膏、万病无忧酒、长春酒等一系列方剂,都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谴方用药独具匠心,加减变化,灵活多样,所附验案,理法方药浑然一体。全书涉及老年病证治三十多种。病证虽然纷繁,撰著提要钩玄,学后一目了然。龚氏善用阳春白雪糕,认为:“凡年老之人,当以养元气,健脾胃为主,每日三餐不可缺此糕也,王道之品,最益老人”。并详细地介绍了此糕的制作方法:“白茯苓去皮,怀山药,芡实仁,莲肉去心皮,各四两,共为细末,陈仓米半升,糯米半斤,白砂糖一斤半,将药米二末用麻布袋盛,放甑内蒸极熟取出,放簸箕内却入白砂糖同搅极匀,揉作一块,用小木印印作饼子,晒干存贮,男妇小儿,任意取食,妙不可言”。龚氏将该方的主治功用、制作方法,疗效尽皆列出,巧妙的将药疗和食疗结合在一起,实属首创。龚氏在应用八仙长寿丸治疗老人筋痿无力,食少痰多,喘咳时指出:“腰痛加木瓜、续断、鹿茸、当归;消渴加五味子、麦冬各二两,下元虚冷,转胞不得小便,膨急切痛用泽泻,去益智;诸淋沥,数起不通倍茯苓,去益智,夜多小便者加益智一两,减茯苓一半”。在补中益气汤条下加减变化达二十多种。这种临证化裁,通权达变的用药方法和脉案撰写方法仍为当今临床医生效仿。这些都体现了龚氏以补益立论,对老年病的证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如治疗老年人“皮风疥癣瘙痒”(类似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以藜芦根为末,脂油调搽即愈。治疗“年老耳聩”用蜈蚣粉等专方治专病,简明扼要,均反应了他对老年病的辨治精神。此外,龚氏还介绍了呼吸静功及六字诀方法,论述详尽,有原理,有具体操作方法和对应病证,有方法上层次清晰,一读便可照做,这些都体现了龚廷贤在老年医学方面的学术特点,对后世研究老年医学奠定了基础。 老年医学论文:老年医学面临十大挑战 西班牙《趣味》杂志刊登的文章认为,医学不是寻求平庸的长寿,而是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医学面临十大挑战,这十大挑战是: 1、认知能力减退。阻止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减退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问题是老年医学的优先目标。目前,对阿耳茨海默氏症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通过检查患者组织中淀粉状朊的情况,可以早期诊断这一疾病。另一方面,查明早期症状的技术也提高了。例如,人们已经知道,许多征兆在疾病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对这种征兆的关注大大提高了诊断能力。在治疗方面,在阻化剂的应用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另外,人们还发现银杏树的成分对这种疾病的患者有某些潜在的好处。 2、抑郁症。老年医学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便是抑郁症,它是系统地影响老年人的病症之一。这种不适首先表现在认知能力上,特别是注意力上,它不仅会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还会引起其他疾病,如血管梗塞。 3、行动。老年医学已开始把观察行动的灵活性作为诊断时应考虑的一个因素。行动和反应速度的下降是体能全面下降的信号。另一方面,如果坚持长时间的散步,就能大大改善其他方面的功能。 4、营养。人步入老年后,营养模式发生了改变,这往往会造成身体状况的恶化。饭量的减少,特别是吃零食习惯的消失,会导致摄入营养的大量减少。一些老年人最终出现了厌食症。因此,有人建议,把有“食欲激素”之称的多肽激素Ghrelin作为西方老年医学常用的治疗药物。 5、激素。关于时间的流失对人体特别是女性造成的后果,人们最熟悉的是激素的变化。从理论上说,从外部提供激素是防止衰老的一种极好策略。但众所周知,某些治疗方法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某些激素如黄体酮、睾丸激素的服用效果仍受到争议,其在老年医学中的作用也是最有吸引力的研究项目之一。 6、虚弱。近年来,老年医学已开始把虚弱作为关注的重点,因为虚弱是丧失官能的重要前兆。问题是导致虚弱的原因是极多的,如认知能力衰退、糖尿病以及血管疾病等。其治疗方法集中于两个方面:通过体育锻炼加以预防以及发现早期症状(如摔倒次数的增多)。 7、心脏。这是老年医学的核心课题。几乎50%的老年人出现了某种心脏功能的减退,因此监测心脏和血压已成为老年医学的日常项目。但在某些情况下,对老年人进行特殊的监护是非常必要的。老年人的高血压同年轻人的高血压有所区别,老年人的血压需要精确的计算和复杂的监护。在这些病人中,经常会出现血压不稳定的现象。 8、免疫系统。免疫系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退化是众所周知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摄入的蛋白质减少。因此,增加营养是防止这种现象的有效方法。但另一方面,老年人也最容易受新出现的传染病的影响,如非典。因此,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规划中,设立老年人的专用医疗点是必要的。 9、生活质量。幸运的是,“不是要延长寿命,而是要使每年都活好”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的话题。也就是说,老年医学的一句名言已扎根于大众心中:医学不是寻求平庸的长寿,而是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0、医疗体系。老年医学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是拥有满足所有该科医生愿望的基础设施:成为医疗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定长期跟踪病人的计划;像儿科医生和家庭医生一样,在老年患者生命的许多年内对其进行监护。 西班牙老年医学研究会的报告显示,现行医疗模式不能满足就医最多的65岁以上老人的需求。人口结构的变化要求医疗模式的变革,但这种变革的速度好像不够快。马德里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医院的医生洛佩斯说:“30年来,医疗体系一直是为治疗成年人的某一种具体疾病而设计的,不会产生整体疗效。”但现在,到医院同时看多种复杂疾病的老年人的比例增加了。老年医学专家认为,30%的老年患者在离开医院时病情加重了,也就是说,医疗体系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 老年医学论文:老年医学科临床带教体会与思考 【摘要】 老年医学科是一新兴学科,临床一线教师做好该学科的临床教学工作,对提高老年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老年医学整体水平的进步、延长人类寿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在实习生带教工作中,采取教学查房、病例讨论、读书报告与专业讲座、出科考核等举措,对培养老年医学实习生临床思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老年医学;临床带教;医学教育 老年医学科临床实习是老年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培养高等老年医学人才的关键环节,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已成为医科大学教育的基础与主体,基础课程部分学习在大学中多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完成,必须再经过一到两年的临床实习,才能使基础课程灵活地应用于临床诊疗过程中[1-2]。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医学模式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出现了许多心理医学和社会医学方面的知识。老年医学科是一新兴学科,服务对象主要是高龄甚至超高龄的老年人,故老年医学科临床一线教师做好该学科的临床教学工作,对提高老年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老年医学整体水平的进步、延长人类寿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我院老年医学科收治的患者常为心血管疾病合并肺部感染、恶性肿瘤、痴呆、神志不清等多种疾病,年龄在80岁以上的达到50%以上,70岁以上的达到92%左右,其中 75%的老年患者完全不能自理,能部分自理仅占20%。结合老年医学科的自身特点,我们制定了一套老年医学科的临床带教方案。 1 教学查房 随着检查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在促进医学的进步的同时,却削弱了实习医生的临床思维及动手能力,他们往往重视各种化验检查,忽视了最基本的询问病史、体格检查,造成病史采集简单粗糙,对发病过程、症状的具体性质等描述得过于简单无序,不注重发散思维,不重视鉴别诊断的问诊。对患者进行体检时因检查手法和顺序不规范,常常不能及时发现阳性体征。因此,教学查房规范化对于提高实习生、低年资住院医生的临床实践技能,培养临床思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老年医学科制定了每周三或周四进行一次教学查房的制度。在每次教学查房前,首先挑选比较典型的病例,如高血压、心脏瓣膜病、冠心病等,查房主任床边询问病史、对患者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全面掌握患者的疾病情况。发现阳性体征,则让实习医生亲自体会,加深印象,并让实习医生结合该患者的病情提出自己的诊断、鉴别诊断及后续治疗思路等。 2 病例讨论[3] 病例讨论是在临床实践中训练医学生及住院医师的临床思维的重要方法之一。病例讨论在临床教学中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1)加强实习同学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及运用,帮助实习医生建立和完善正确的诊断思维。例如,一个因“胸痛”入院的患者,就需要详细询问胸痛的部位,疼痛的性质,发作的持续时间、程度、缓解及加重因素,是否伴有发热、咳嗽、咳痰、呼吸困难、血压升高,有无外伤史等。这就要求医学生掌握能引起胸痛的相关疾病的基础知识,如心绞痛、心肌梗死、反流性食管炎、气胸、主动脉夹层等疾病发作特点,提出鉴别诊断方案,为做出正确诊断,需做心肌酶学、心电图、胸部CTA等辅助检查。(2)培养提高医学生的创新能力。老年医学教育工作者在教授实习生基本知识、基础理论的同时,还应注重引导同学如何围绕病情展开思考,如何层层推进逐渐得出正确的结果。在引导同学正确的思维方法的同时激发同学的创造性思维,对提高学生的想象空间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比如上述胸痛患者,大家一般都会考虑到胸部疾病,还要进一步启发学生思考是不是还可能有腹部疾病引起胸痛呢?如胆心综合征?(3)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加强医学生的医风医德教育。由于老年医学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临床教育在医德教育中言传身教的重要性。临床病例讨论中,集体查房时带教老师应作出榜样,以患者为中心,注意尊重、爱护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与患者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真正做到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3 读书报告与专业讲座 在临床实习期间,除了在临床见习真实病例外,还应鼓励实习同学们积极学习各专业理论新进展,以每周一次读书报告的形式促进他们学习。如我院老年医学科每周一次的读书报告内容有:华法林的应用进展,可达龙的应用共识,他汀类药物的研究进展等等与临床实践息息相关。另外,还组织带教老师们的专业讲座,如室性心律失常诊治指南,心衰防治指南,老年高血压的特点等等,通过精心制作课件,运用多媒体技术平台,生动表现本学科的新观点、新进展,使实习医生学会辨证分析,学到许多与临床实践相关的新知识,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4 出科考核 老年医学科分为老年心脏科、老年肾科、老年呼吸科、老年内分泌科、老年消化科、老年ICU科,老年神经科等七个三级学科,实习生在每个科室轮转时间3个月左右,为了检查在各科轮转学习中是否真正掌握了该专业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原则,由科室统一安排,进行出科考核。这种出科考核以床边询问病史、体格检查、书写病历为主,以动手操作为辅,最后由带教老师提问出相关理论问题。通过出科考核这一环节,使实习同学对每个学科都有所了解,不会出现重此薄彼的偏科现象,理论知识更加全面。 总之,通过上述举措,老年医学科实习生、住院医生培训更加规范,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更加坚实,为培养下一代年轻医学人才贡献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