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财政学课程教学:关于高校财政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摘 要:财政学作为一门兼有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属性的学科,是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主要课程。通过分析当前国内的财政学教学主要存在的教材内容相对落后,讲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以及教学目标不明确等问题,文章提出了财政学教材的内容要适应中国国情和与国际接轨,增加案例与实验教学的比例,以及对不同专业实施差异化教学的对策,以改善目前国内财政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财政学 课程内容 教学改革 财政学作为一门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主要课程,在经济管理类学生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属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的范畴。尽管从我国的学科划分来看,财政学属于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但由于财政学研究政府收支管理问题的复杂性,财政学实际上是介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之间的一门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财政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工具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内的财政学教学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当前国内财政学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国内财政学教材的内容相对落后。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财政学,其学科的发展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紧密相关。传统的财政理论是为国家的财政计划和管理服务,主要是进行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研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财政学理论融合了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等多种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的来研究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或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财政学的研究范围和丰富了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另外,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多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各级政府的职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财政学作为研究政府收支活动的学科,其研究的范围和方法也应该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而国内的财政学教材基本上维持了“收、支、平、管”框架{1},没有反映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国内各级政府职能的变化,不仅与国际上通用的财政学教材的体系相差甚远,而且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其次,财政学教学中理论联系实践不够。财政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兼有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属性,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还有一定的实践性。但目前国内财政学教学中过于重视书本理论知识的讲解,而轻视财政学理论知识的实践。教师教学上是满堂讲,而学生是满堂记,使学生在听课时常常倍感枯燥乏味,对一些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常常是一知半解,理解得不够深{2}。不少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主要讲解财政概念和职能以及财政收支管理,而对于理论与实践连接点的财政政策讲授的比重过小。很少有教师能够很好地讲解财政实际业务处理流程和操作方法,以及利用财政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去分析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因而学生上课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使学生难以很好的掌握所学的财政学理论知识。 再次,财政学的教学目标不明确。财政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主干课程,不仅是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而且内容比较庞杂,所以对于不同类型的院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应该制定出不同的教学目标。目前我国财政学的教科书有很多版本,但大多数的教材都是追求内容全面而显得重点不突出。有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是照本宣科,不能很好地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制定出适合的教学目标和讲授不同专业学生所需要的相关财税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学内容上的“缺位”和“越位”。这对于学生随后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以后的社会工作都是不利的。 二、优化当前财政学教学的建议与对策 首先,加强财政学教材的编写,教材内容既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也要与国际接轨。现代财政学理论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关系密切,其必须回答政府如何通过财政资源的分配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就业水平的提高,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国际收支的平衡等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3}。因而当前的财政学教材的内容要能够反映西方财政学理论的最新变化,不仅要借鉴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而且还需要利用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知识来分析各国面临的财政问题和充实现代财政学的理论知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进一步明确,确定各级政府的相关职能也应该是我国财政学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而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我国的政府活动不仅包括传统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环节,而且还应该包括国有财产管理这一重要的环节,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国有财产是国家财政不可推卸的责任{4}。所以相对于西方财政学教材的内容,我国的财政学教材是应该增加国有资产管理等相关理论内容的。 其次,财政学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基于财政学不仅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关系密切,而且分析的诸多问题又同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是一门主要揭示政府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因而财政学的教学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和强化实践教学,以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一,教师上课时可以提出一些现实经济中的热点财经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这不仅仅能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能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等。其二,要加大课程中案例教学的比例,在讲解基本财政理论的过程中要辅以一些典型案例的讲解和分析,以加深学生对相关财政学理论的理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切身体会,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其三,要增加财政实验课程和加强实践模拟教学。有条件的高校要完善财税实验室及实验课程建设,使学生能够通过简单的计量统计软件对课堂上的教学结论进行验证性实验,也可以对预算编制和政府会计等具有明确管理流程的业务进行仿真模拟型实验,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5}。 最后,财政学教学需要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实施“差异化”的教学。教师在选择财政学教学内容上要充分体现出各专业的特点和差别,针对各专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来确定讲授的内容。对于高校财税专业的学生,其要求应该要高些,讲解的内容也要更全面些,而且要侧重理论分析,重点讲解公共产品理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收支理论和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等。考虑到财税专业的学生还有很多后续专业课程,例如财税专业的学生一般都需要上国际税收课程,所以财政学中国际税收部分可以先进行简单讲解或者不讲,待学生上该门课程时再详细讲解。对非财税专业的学生,需要针对各专业的特点来选择讲解的内容。例如,对于工商管理类的学生而言,为何消费地税在全球资源配置上要优于产地税的理论推导可能不需要掌握,只需要掌握结论就足够了,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就需要详细讲解了。另外,对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应该侧重于公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相关内容的讲解,而对于工商管理学类专业的学生则要求其重点掌握税收的理论和税收制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只有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和需要,才能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获得与自身专业相关的财政学知识。 总之,鉴于财政学在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财政学教学需要进一步改善国内财政学教材相对滞后的内容,在教学中加强财政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并对不同专业实施差异化教学来提高财政学课程教学的质量,优化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 浅谈财政学课程教学:高校《财政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提要] 本文简单介绍财政学课程特点,分析财政学在教材、教学内容和组织方式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从规范教材、改善教学方式、完善考核方式等方面提高财政学教学质量。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财政;案例教学 一、高校财政学课程特点分析 财政学是经济类专业和管理类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其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围绕政府收入和支出进行研究,是一门侧重于宏观分析的理论课程。财政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政府行为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国内财政学的课程体系和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对学生有如下基本要求:第一部分即基础理论部分,要求学生了解财政学的基本理论,掌握财政的含义和财政职能,理解“公共财政”的含义;第二部分即财政支出部分,重点围绕政府支出规模、结构和效率进行学习,学生应该会分析经常性支出、资本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内容;第三部分即财政收入部分,重点要求学生掌握税收方面的内容,包括计算以及评价我国税收制度;了解我国国债内容;第四部分即国家预算和预算管理体制。学生应该了解我国政府预算的基本内容,掌握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第五部分即财政政策部分,重点在于要求学生会应用财政工具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国内大多数教材都是围绕这五个大方面展开分析。学习财政学对于本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及专业综合素质的提高,对于学生经济思维模式的扩散和现实社会问题的认识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财政学教学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学教材上存在的问题。首先,财政学没有权威、科学和规范的教材,各高校、各出版社都有不同的财政学教材,种类繁多。各高校使用较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共主编的《财政学》,但是这本教材从适用范围上标明既适合于财政学专业学生也适用于各财经类专业以及工商管理类专业,由于其适合不同的专业学习,所以其内容体系相对全面,通俗易懂;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相对来讲重点不突出,且专业性不强;这就要求教师针对不同专业学生有区别有选择的进行教学。有些新教师由于对财政体系掌握不透彻,在教学过程中没有针对本专业的特点,只能所有专业同一标准,同一内容,同样的教学方式,导致教学重点不突出,不同专业的学生也不能有重点的学习;其次,财政学的很多内容不符合财经类专业学生的实际需要。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财政学理论融合了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多种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拓展了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改革开放以来,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要求政府职能也进行一定的调整,更多侧重于“公共财政”分析。但是,国内大多财政学教材内容变化不大,没有反映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变化和政府职能的调整。有些教材上适用的数据还停留在1995年,显然已经无法反映任何经济现象,更谈不上对实际的指导意义。有些教材在再版的过程中,也未能对不符合现实的内容进行调整。如,如何利用公共选择理论约束政府行为,减少一系列寻租行为,也应该列入教材,体现理论的实际指导性。 (二)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方式上的问题。从教学内容来看,目前财政学在教学过程当中重理论、轻实践。很多教师照本宣科,没有和实际的任何联系,也很少利用财政理论去分析现实问题,忽视了财政和实际政府工作的联系性。事实上,政府的重要工作会议内容就存在很多和财政理论的契合点,类似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每年召开的两会,财政预算、“三农”等问题都有涉及,也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焦点;关注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为何我国行政管理费居高不下,为何政府要加大“三农”投入,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利用书本知识从财政角度分析实际问题,这样才能够吸引学生的关注,提高其学习兴趣。 从教学组织形式上看,一般是教师满堂灌,学生记,考试考笔记,在一次课100分钟的时间内,很难保证学生的学习效率。采用多媒体教学的老师,也没有很好地发挥多媒体的教学手段,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老师将教学内容一版版的输出,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也没有任何形象化的教学手段,唯一的变化就是将板书变为播放幻灯片;有些老师幻灯片播放速度过快,信息量又较大,学生在课题上根本来不及消化和吸收,整个教学忽视了学生的参与性。这种教学方式的结果就是,学生感觉课程枯燥乏味,越来越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深度也不够,经常是一知半解,只能在最后考试时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而且,有可能会出现学生逃课,以及上课睡觉等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学生上课不听,出勤率低,也会直接影响教师授课的心情,进而影响到教学效果,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现象。所以,要提高教学效果,需要从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方式上同时更新。 三、解决财政学教学问题的途径 (一)规范教材。作为一门重要的理论基础课,无论教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离不开一本规范、统一的财政学教材,教材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财政学的教学效果;所以,有必要结合公共财政理论,考虑各专业学科特点,体现不同专业差异化的需求,有重点的制定教材。 教材内容设置上要体现中国国情,考虑到我国政治体制的调整对政府职能的影响,我国政府职能除了有传统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活动外,还应该增加国有财产管理这一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牵涉土地占用的问题比较多,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财产成为国家重要的职能。同时要与国际接轨,在教材内容上体现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重要经济理论的发展,利用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内容分析财政问题,充实现代财政学的理论内容。 (二)探索财政学多样化教学方式 1、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财政学的基础,财政学在教学过程中离不开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比如,在公共物品定价方式中,除了有二部定价法、负荷定价法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分析工具,如平均成本定价法、边际成本定价法,这些定价方式在讲解过程中离不开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价格理论。再比如公共选择理论,也是将经济理论应用于政治程序和活动的例子,以经济学最基本的“经济人”假定用于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在承认其“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借助行政和法律手段约束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另外,在税收当中讲述税收的经济效益时,也是借助于消费理论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政府征税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消费者收入的变动,自然会产生所谓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是教授财政学的基础。 2、案例教学法。财政学是一门偏重理论的宏观基础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如果单独讲理论,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能够让学生融入课堂,参与讨论的重要方式。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初期,有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首次应用于课堂教学中。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合理应用案例,则教学效果会有很大提升,学生也能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案例教学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如案例讨论、专题辩论、穿插案例教学等;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一国所得税率如何制定,到底是直线上升还是抛物线型更好一些,可以采用学生分组讨论的方式,学生可以在课前查阅资料,在讨论的过程中掌握基本理论。对于一些加深了解和记忆的内容,可以采用一般展示案例教学,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便利,放一些有代表性的视频,帮助学生加深了解。当然,选取案例要有时代性,如在讲到一国国债发行规模和限度问题上,让学生首先了解基本的国债理论;其次,结合欧洲债务危机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国家希腊,重点讲述其发生债务危机的原因,分析对整个欧洲经济的影响。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查资料了解我国目前债务负担率以及赤字率等基本指标,分析我国债务状况。案例教学法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结合案例分析实际经济问题,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 3、针对不同专业“差异化”教学。财政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教学过程当中应该针对不同专业的教学特点,有重点、有区别的进行教学。对高校非财政专业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针对各个专业选择重点内容,如对于国际贸易专业,应该重点讲解国内税收理论知识,关于商品税、所得税具体知识,以及如何评价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而对于国际税收则不作为重点,因为该专业要系统学习国际贸易以及海关实务等牵涉到国际税收的课程,而其他专业课程又不涉及国内税收内容。对于财税专业的学生,后续还有很多专业的财政课程要进行学习,在进行讲解的过程中重点放在财政基本理论,围绕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讲解,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财政分析能力,能够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加强理论知识的掌握。所以,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和需要有区别地进行教学,才能够提高学生的财政知识。 4、计量经济学在财政学教学中的应用。计量经济工具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财政学实证研究的发展。自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计量经济学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推动了财政学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财政收入规模、财政支出规模以及财政分权、财政政策等领域。现实经济问题纷繁复杂,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要借助计量经济模型检验对模型具有显著影响的因子。财政学权威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宗旨就在于鼓励应用计量工具的原创性论文。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实证计量分析方法被大量使用。比如,在分析影响一国财政收入规模大小的因素中,很重要的就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现实证明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财政收入规模都要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又会高于落后国家。要证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国财政收入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借助最简单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简单的量化分析方法能够丰富财政学教学内容,又能加深学生对理论的认识水平。 (三)改变财政学成绩考核方式。在财政学考核中要避免以期末一次卷面考试作为学生最终分数的考核方式,根据各专业学科特点设计更加合理化的考核方式,注重将平时学习以及参与程度也考虑进去。作为宏观理论课程,考核时要尽量减少客观试题,增加能够发散学生思维,联系学生学习内容的扩散性思考题;要围绕财政学所涉及知识的系统性、综合性等能力培养展开。设计出更加公平合理的评分标准,在布置作业时也要尽量能够将财政理论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调动学生课下查找资料的积极性,这样的作业也可以作为考核的参考依据。做到既能让学生学到知识,又能够对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给予客观、公正评价。 总之,财政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理论基础课程,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结合教材、教学组织方式以及考核方式等多方面改进。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实现财政学教学改革的突破。 浅谈财政学课程教学:财政学课程教学完善的思考 虽然各高校、各出版社都不断在推陈出新一系列的教材,但教材体系设置缺乏统一性,内容差异也比较大。教材名字也是名目纷繁复杂《财政学》、《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甚至《政府经济学》等都作为财政学的教材出现。光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指定的二+一世纪教材系列电《财政学》就有三种版本。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哈维•罗森编著的,还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陈共主编的,也有一些院校使用张馨和邓子基主编的,同时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本校自己编写的。光是这些教材,都已经是让人眼花缭乱了,走进书店那更是五花八门,这种情况导致财政学这门课程缺乏统一的大纲,教材难以通用,知识体系千差万别,教学各行其道,因而培养质量也就谬以千里。 教学的内容安排问题。在具体内容上,表现出了两种主要倾向,一是继续以传统的国家分配论为出发点,一种以公共产品论为起点,这两种体系的断裂与对立表现出了国内财政学界在基本理念上的不同理解和思想冲突,不同学校的财政学理论教学在内容上差异巨大,整合两种财政学体系的基础理念显得很有必要。同时,财政学的很多基本理论和概念在不同的教材中表述差异也很大,像财政的概念,有的教材认为是国家和政府的分配行为,有的认为是收支行为。对财政的属性进行界定,有的教材有,有的教材又没有。与此同时,财政学教材的内容也有些与实际脱轨,对税收、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介绍得比较少,很多非财税专业学生学完财政学后并不再学税收学了,因而对税收知识了解甚少,这就为以后进入社会从事财税实务工作埋下了脱节的根。 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问题。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在教学手段方面仍然很落后,依然是教师课堂上讲,学生认真地做笔记,记概念,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师生存在着教学“梯级差”,几乎没有太多互动,课堂气氛也比较沉闷。有些院校以为实现了教学多媒体化,教学效果就可以成倍大增了。事实上,在多媒体授课方式下,只不过是将手工板书的知识灌输变为计算机页面展示,教学的模式并未有多大改进,甚至因为课件播放速度过快,学生来不及记忆和消化课堂内容,效果比以前更差。成绩考核和评定也是以期末考试“一考定终身”,没有平时的课堂内外考核指标。这样的教学手段和模式,学生平时听课也会感觉枯燥不已,缺乏对财政实践的感性认识学完之后对财政学理论知识也理解不深刻,只有靠到考试前猛背狂背,考完试也就丢得一干二净,这种教学手段和模式很不利于培养学生理解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财政学课程教学的优化与创新路径 (一)针对不同专业选用差异化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不同的专业需要在统一的大教材体系下选择差异化的教学重点内容,以满足各专业未来知识和实务的需求。如财政专业的《财政学》课程应在强化基础理论的前提下,注意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金融专业应增加国债部分内容的课时量;国际贸易专业应增加关税政策、国际税收等内容的介绍。对于不开设税收课程的财务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应增加税种知识的课时比例,而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应增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福利方面的内容。在教学内容上,应该以公共财政学理论体系为主,主要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公共选择、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及政府分权等内容,其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在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结课后,会计、税收、财务管理等专业课开课之前开设,使课程在安排上能够前后衔接,使知识的传授具有连续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二)在教学组织方式上,应引入讨论、案例教学及社会调查等多种教学方式。财政学理论教学中应更多地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和课堂讨论,通过多媒体和传统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扬长避短,达到教学相长。如财政部分侧重理论应以课堂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具体可以在讲授财政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就财政总论、财政概念、财政制度、财政职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国家预算等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也可以结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一些专题讨论。通过讨论以使学生开阔思路和视野,举一反三,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政策。税收部分侧重实践,因此应以案例教学为主,课堂讲授理论为辅。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求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在接近实际的条件下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和实践贯穿整个社会运行,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需要布置适当的社会调研任务,让学生深入社会,了解国家财政政策和民生概况,在学生调研过程中,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进而为其思考政策制定和改良提供视角和思路,增强对书本知识的进一步理解。比如通过调查三峡移民的生活,可以更深刻理解转移性支出的意义和功能;通过调研地方政府豪华办公楼攀比之风,可以知晓财政监督与预算透明的重要性等等。 (三)在成绩考核上,采取多阶段、多类型评定方式。在财政学教学中,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进行课程考核,降低学生盲目追求期末考试分数的“逐利性”动机,甚至可以考虑降低期末考试的比重,采用出勤考查、课堂讨论、积极发言、课后写小论文、案例分析思考等方式,实行多阶段、多类型考核,去除“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讲述当前较为关注的财政专题,引导学生参与讨论,要求学生人人发言,在检验知识外也锻炼学生的胆量和魄力。课后布置给学生一些财政方面的课程小论文,促使学生进行广泛的课外知识阅读和涉猎,锻炼学生的信息搜索和资料整理分析的能力。期末考试成绩考核要在综合平常学习情况进行综合评定,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综合素质,践行大学素质教育的理念。 作者:周鹏飞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字】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三、借鉴与认识 国外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们国内学者认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当代国内的经济学范畴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笔者认为,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作为名词和概念来说,英文public economics能够涵盖更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和范畴,用它代替英文public finance(公共融资)成为“研究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科学”也是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就像早期的经济学和现当代经济学,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是不同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加速,学科之间交融、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经济学”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转向微观基础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笔者认为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摘要】财政学以及公共经济学都属于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范畴,但其发展历史、具体研究内容则各有异同,只有研究其发展历史、研究方向等,才能更确切地了解这两门学科的内涵,进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财政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学派与财政学 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财政收支、税收、公债等,他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 (二)德国社会学派与财政学 1872年,瓦格纳出版了财政学,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学体系,核心内容: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国家财政分配也应该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而增加,通过对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财政学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对财政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体现在:1.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2.批判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见的手原理。3.倡导逆经济风向调节的财政政策。 二、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联系 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可能有失偏H,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四、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异分析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政学所处的几百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关财政收支问题就足以应付时代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有关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各学派也是层出不穷,当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体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征,这就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很显然,传统的财政学对此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经济学则是应运新时代、新环境而生。 (二)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研究的范围大不相同 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问题,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而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公共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曾经指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评价各种政策。此外,财政学的研究只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有所交叉,但是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与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而且还广泛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学,它研究了许多财政学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例如: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外部性矫正、公共定价、宏观经济稳定等等。 (三)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财政学习惯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全面采用了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即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前者考察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各种政府政策的结果,后者试图评价可以实施的各种政策。公共经济学尤其是吸收了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如怕累托最优、契约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边际技术替代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社会福利函数等等,同时,公共经济学还利用了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技术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使分析的结果更加准确,这些分析方法在传统的财政学里是根本看不到的。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公共财政论的发展 内容提要: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在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公共财政论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杨志勇,1998)。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限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故在下文中有许多地方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同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必然也会遭遇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贡献 新制度经济学从分析企业为什么存在入手,探讨了为正统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1937)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新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考察了企业出现的原因之后,科斯(1937)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几种情形。科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但在其论述中所指的那些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而在科期之前的经济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因素,认为经济是在无交易费用的“无摩擦”的世界中运行的。科斯(1937)的理论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为新制度经济学格局的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威廉姆森将纵向一体化从未在价值理论中享有牢固地位归因于传统的对竞争性市场的运行成本为零的假设。他着重分析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完全签约等问题。他重新定义了交易费用概念,将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及投资的交易专用性程度作为描述交易的基本点。同时,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必然要求根据交易特性有区别地使用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出了交易费用如何和为何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于组织制度相匹配。他还重新给出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他认为,行为假定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在企业内部结构上。无论是对纵向一体化、经济组织,还是契约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如此。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克莱因、张五常等的贡献 克莱因(Klein Benjamin)认为,市场决定的契约关系的各种类型,较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交换简单选择的区分重要。一种根基于不完全契约存在(缘于不确定性和考核成本)的交易费用的特殊形式(套牢hold up存在的交易费用)也许是许多随意中止和排他性协商的契约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五常认为,强调交易费用并非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他指出了企业规模的模棱两可,“事实是依照某个人的观点,一个'企业‘可能小到只是两个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约允许扩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个经济。”(陈郁,1996)因此,说“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 张五常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契约可以比另一种契约更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在研究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开拓了新的视角,即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制度的安排问题。当我们想到国家观时,更容易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典型的国家观有两种,一种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国家是整个社会的心脏;另一种将国家看作机械体,国家是人民的信托机构,政府官员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后一种观点表明个人是舞台的中心。(注:罗森(1992),第4-7页。)这一种观点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论的表现。这也就表明这样的国家观与从契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问题显得更为自然。 契约安排理论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张五常认为,在价格理论领域中,经济学家传统上关心的是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忽略了契约安排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这种方法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现实世界。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完全签约理论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交易,而交易是在契约的规定之下进行的。威廉姆森(1971)就对契约的不完全性作了分析。格罗斯曼和哈特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1986)(注:该文的中译文见陈郁编(1996),第270-314页。)一文中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订立契约的成本构成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对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 完全契约是指交易各方所订立的契约能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能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不完全契约不能穷尽所有事件。之所以契约是不完全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前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即使预料到了,也不可能写出来;或者,即使写出来了,也由于法院无法证实和监督成本太高而无法执行。”(注:张维迎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给企业作了定义,认为“企业由其所拥有的资产(如机器、存货)所组成。”他们提出了一种有成本的契约理论,该理论强调契约性权利可能有两种类型,即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在契约中列明所有对资产的特定权利代价高昂时,让一方当事人购入所有剩余权利为优。所有权就是购入的这些剩余权利。当一方当事人购入剩余权利时,另一方就丧失了这些权利,而且这必然会引起扭曲。”对作为供给者的被收购方的管理者而言,可能会对他们的行为造成扭曲,从而导致共同所有变得有害无益。“因此,当事人各方总是试图在契约中写明有关内容以在他们之间有效地配置剩余控制权”。(陈郁,1996)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指出:当当事人一方把他希望得到的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资产的某种权利详细界定的成本太高时,购入在契约中具体明确规定之外的全部权利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所有权就是购入这些剩余控制权;纵向一体化是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 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强调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所致的扭曲(这种扭曲妨碍了一方当事人通过事后获得的收益来补偿其事前投资),因此,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决策特别重要时,一体化是最优的;当双方的投资决策都“相当”重要时,非一体化是可取的,契约的不完全性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扭曲。 他们还指出,如果由于存在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而有碍事后重新进行谈判的话,那末剩余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事后剩余的规模及其分配。 哈特和穆尔在《产权与企业的性质》(1990)一文中,沿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道路继续行进,为研究交易何时应该在企业内部进行、何时应该通过市场进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按照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思路,依据企业财产受其所有者控制的情况对企业本质进行了识别。他们认为,一体化与非一体化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体化时,可以有选择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被收购方);而在非一体化时,只能“解雇”整个企业(即与整个企业中止往来)。他们利用这一思路来研究所有权的变化如何影响雇员以及业主——经理的激励。 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研究企业,是对早期有关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的重大发展。(注:钱颖一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摈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无磨擦”的假设,而专门讨论市场中“磨擦”——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单伟建,1989)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存在完全理性,这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对正统理论的挑战表现在,对新古典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无关紧要,与此相反,对维持长期的有大量投资的交易——专用性资产的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至关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程序问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经济学家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也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理论的挑战。威廉姆森认为,程度效应远较正统经济学所承认的为细微和广泛,应在特定的契约关系研究组织的程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宽了正统理论的研究范围。正统理论将企业视为黑箱,而交易费用经济学打开了这一黑箱,讨论了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比起正统理论的假设更为符合现实(注:这并不是说符合现实的假设就比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更好,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力才是判断理论优劣标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更为现实的假设之上,对正统经济学原先涉及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前者比后者更为可取。),使经济学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讨论更为深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导致制度结构的选择的不同,而不同的制度结构必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正统理论忽视了交易费用,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就资源配置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较旧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忽略了交易的成本。事实上,交易的成本是因为交易要耗费资源引起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盛洪,1996a)“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的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盛洪,1996a) 第三,新缺席经济学中对不完全契约的讨论,以及剩余控制权问题的提出,使得制度安排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五、遭遇挑战的经济理论对公共财政论的影响 遭遇挑战的正统经济理论必将对财政学产生影响,这是由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决定的。作为经济学的分支,财政理论分析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同时它还要大量地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这样,经济理论遭遇挑战,就意味着公共财政论也在所难免。 1.企业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对政府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构建的影响 财政学研究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的活动范围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公共部门(政府)的活动,也是一种交易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活动。政府活动体现了政府和作为纳税人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个人向政府缴纳税款,政府为个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产易必然也是存在交易费用的,这些交易费用主要包括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费用和公共部门(政府)的运行费用等。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虽然自研究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关系起,并将替代原因主要归于交易费用。交易是在一个又一个契约的背景之中完成的。这与公共财政论中研究政府与市场的替代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前已述及,有一种国家观将国家(政府)视为人们之间签订的契约。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实际上涉及的也是一种契约与另一种契约相互替代的问题。我们说,政府活动应局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市场失效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交易费用在这些领域太高了,同时由于客观上存在着一种交易费用更低的契约,因此表现出市场失效。另外,张五常认为企业取代市场是以一种市场取代另一种市场的看法也是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社会中,由于民主化程度的增加,政府活动大致可以视为平等的个人之间在一个特殊的领域中所进行的市场交易活动。事实上,布坎南等早已将市场交易理论引入财政学。但由于布坎南对交易费用的看法所限制,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得到应用。从交易费用是否增加的角度,研究政府活动,将是有利于政府活动的实证分析。 2.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也必然成为公共财政论的行为假定 虽然经济学上一直有行为假定是否应该符合现实的争论,但就理论的发展史来看,理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更为符合现实的行为假定比起原先的行为假定是进了一步的,这当然需要一个前提,即在更为符合现实的假定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理论,应该比原先的假定基础之上的理论更为深入,或者说拥有不亚于它的解释问题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做到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都是与现实一致的,能够通过现实的统计检验。有限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发展,完全理性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一切,很明显这不符合现实。人们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即使能获得完全的信息,也缺乏处理全部信息的能力。(注:现代社会较传统社会,有着更为丰富的信息,但信息污染、信息综合症等问题也是只有在前者才可能出现,也清楚地表明了完全理性假设的不现实性。)机会主义行为假设,暗示了人们只要有机会,就想为自己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虽然从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毕竟不如这一点直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假定,将有助于解释人们在公共决策中的行为。 3.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对公共财政论也是有启示的 公共部门的活动必然要涉及政府支出问题,如现代社会中的政府采购问题。就政府采购问题而言,与企业是选择在市场购买,还是自己生产问题有着相似之处。政府是从市场上来购买商品和劳务,还是自己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在这里,政府和企业就没有什么不同。这实际上表明了我们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公共产品的公共生产和私人生产问题。当由公共部门来组织生产的交易费用低于由私人部门来生产时,就可以公共生产取代私人生产。有一些政府需要的商品,由于在生产上存在着资产的专用性问题,运用这一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问题。 4.新制度经济还还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理论有着启示 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涉及的并不是所有权的变动,而是控制权的转移。格罗斯曼—哈特—穆尔模型对剩余控制权的强调,对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应如何配置资源,以节约交易费用,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剩余控制权理论是对剩余索取权理论的发展,由于后者强调所有权因素的作用,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的启示不如前者那么明显。这一点于公共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有关组织理论,特别是威廉姆森等对企业内部结构的研究对于公共部门管理理论有着直接的启示。 5.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中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代议制国家。个人(选民)犹如市场中企业的股东,政府犹如市场中的企业,政府雇员(管理者、或官僚)就好比市场中的企业经营者。这样,就很容易将交易费用经济学应用到这里。只不过,在公共部门活动中,投票代替了货币支付。对于其他方面,则政治活动与市场活动相似。对于公共部门的活动采取了市场的研究方法,这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将公共部门的活动,也视为市场活动,是极其有利于本来是在研究市场活动中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公共财政论中的应用的。 6.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影响 微观财政学主要涉及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与正统的微经济理论(价格理论)一致的,但它缺少契约安排对这两个问题的影响的分析,这必然在财政学中得到体现。布欣南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契约问题,而不是选择问题。这种说法存在偏颇,但它指出了正统经济学在研究契约问题上的不足。制定实际上是一种契约,缺少契约安排的研究,指的就是缺少财政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正统的公共财政论研究了税收等财政制度对个人的影响,但就个人对财政制度的影响而言,则研究得很少。 正统经济学对资源配置问题作了研究,但就研究的视角而言,它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国家(政府)在市场扩张中的作用就是正统理论的缺陷之一。“国家一旦出现,就对交换的资源配置的空间扩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盛洪,1996b) 国家的出现与交易费用的增减存在着联系。市场交换活动的正常进行需要安全保证,这种保证,如果没有国家的存在,私人只能自己保护自己,每个人为自己财产的安全,需要支付成本。这就增加了交换活动的交易费用。虽然国家的保护也不是免费,也是存在着交易费用的,个人还得为此支付费用,但若由国家来履行这一职责,由于国家保护的是全社会,因此,它可以发挥规模效应,从而节约单位交易费用。国家保护使得交易费用降低,这对社会资源配置空间的扩展是有好处的。分工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水平也就越高。而分工受制于市场。(注: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讨论了这一原理,斯蒂格勒在其论文《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将这一原理称之为“斯密定理”。)。市场范围的狭窄是不利于分工的发展的。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大大提高,这种收益是远远超过国家保护所费的成本的。一方面,国家保护较私人保护有效率,这就节约了交易费用,增加了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半径”(注:关于“市场半径”,据汪丁丁教授所言是由周其仁教授提出的。)的延伸还会增加收益。当,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国家替代个人并不见得都会减少交易费用,这就要看是什么问题,有时国家替代个人(市场)的结果甚至是交易费用的不断增加,从而对社会资源配置造成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家的作用有时是消极的。这是因为“抽象的国家和具体的政府或君王是两回事”。(盛洪,1996b)国家可以建立其适应市场需要的秩序,也可以破坏这一秩序。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国家替代市场是否减少了交易费用问题,至于资源配置中应该让市场还是国家发挥作用,就取决于二者对交易费用因素的影响了。 六、结束语 现在,我国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公共财政,由此,必然要借鉴公共财政论。但是,公共财政论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当中,我们不能以僵化的观点进行借鉴。这也是本文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公共财政论的发展问题最主要的启示。
应用经济学论文:浅谈循环经济学再认识及其在区域创新规划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广义循环经济学 新循环经济学 区域创新 区域规划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循环经济的新视角,即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及其研究对象,并将此思想运用到区域创新和区域规划中,以期对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P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区域循环经济研究方法即物质流分析方法、生态效率方法、情景分析法、循环经济系统论方法、循环经济信息论方法和循环经济控制论方法等将进一步丰富区域规划的研究方法。 在城市地区规划(都市区规划、都市圈规划和城市群规划)中,要根据循环经济原则,统一布局基础设施,加强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圈层之间的循环经济联系包括资金、循环经济技术、循环经济信息、循环经济知识、循环经济人才以及“废物”等的联系。 总之,不能孤立地发展循环经济,要在城市地区甚至更广阔的范围内,合理布局产业,根据集聚循环经济效益原则,发展循环型产业集群;要充分利用农村的生态功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考虑到城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要重视发展高端循环经济,积极发展循环型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型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目前,可利用循环经济提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业优势,减轻城市贫困,并大力发展城市循环经济文化,促进城市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应用经济学论文:浅谈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的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 双语 思政教育 民族地区高校 经济学分析 论文摘要 本文在阐释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双语”应用作用与意义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利用“双语”开展工作的问题,并就提高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探索性地提出几点策略与建议;以期对工作的科学开展有所启示。 何为“双语”?简单地说,凡是使用两种语言的都可以称为双语;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学校工作中都普遍存在;本文所探讨的“双语”,是指汉语和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两种,可谓“民汉兼通”。使用“双语”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学和工作早已兴起,现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模式。笔者欲结合科研与工作实践就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问题作初步探讨。 1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双语”应用的作用与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中,“双语”应用已不仅仅是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培养“民汉兼通”、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其在促进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地区人民文化素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第一,“双语”应用是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方针,体现民族、语言平等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语言是区别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重要标志之一,积极地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工作是承认民族平等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当前快速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的有力手段。 第二,“双语”应用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汉文化传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少数民族教育中应用“双语”教学,是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与学习汉文化的客观需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要让少数民族地区快速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借助地区母语,“双语”应用必不可少。 第三,“双语”应用有利于开发少数民族学生智力,提高民族素质。语言具有工具效能,是学生心智活动的重要工具;“双语”应用者拥有两套交际手段,可以通过灵活应用两种语言来教授不同民族知识,学生掌握“双语”的过程也意味着个体智力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 2 利用“双语”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中有关于消费影响因素的阐述,如:偏好、效用、收人与时间约束、机会成本、替代效应、边际效益以及价格弹性等;语言也是如此,有相关的影响因素,如使用人数、社会开放度、学习难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随之而体现出来的是成本与收益,如学习、机会与心理成本、经济、心理、代际收益等,这些都可以基于经济学来分析,是本文“双语”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山东大学宁继鸣博士着重探讨了语言成本收益的一些重要影响因子及其关系,认为语言成本与收益间有如下基本关系:政策决策与实施成本Cp、语言的学习成本Cs、语言学习的机会成本Co,个体所有语言的收益总和Rb、促进交流与贸易的收益Rt,语言代际收益Rg、语言民族文化收益Rc、语言心理收益Rm、语言政治收益Rp等等;总体研究证明,使用相近或相同的语言交流会拉近彼此的关系,提高工作效果。上述研究为使用“双语”开展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工作效果高度依赖语言交流的顺畅与深入程度,使用地区语言交流能获得更多的感情与信任回报。 以本文中提及的语言成本C与交际收益R进行关系考量不难发现,在时间一定的前提下,二者呈反比关系,即C=T/R。也就是说,在思政教育工作中,当交流时间一定时,语言成本越低,交际收益越高;语言成本越高,交际收益越低。而语言成本的高低又取决于语言应用能力,即语言交流能力越强,语言成本越低,语言沟通不畅则会提升交际成本,影响沟通的效果(收益)。因而从推进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和谐和融洽发展,以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的角度来看,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提高民族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双语”应用能力 3.1 科学开展“民汉兼通”双语教师培训工作 (1)放慢速度,缩小规模,延长时间,调整结合。首先,校本培训不能操之过急,无论是对汉语教师少数民族语言水平的提高,还是少数民族教师汉语水平的提高,速度都很慢,应该选拔有一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的教师优先培训,并缩小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其次,延长培训时间,可以将培训计划时间延长至一年或更长时间,避免因时间短流于形式;第三,将双语教师培训与考核评优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教师学习“双语”的积极性。 (2)从培训对象选择上下功夫,严把入口关。严格审查制度,首先杜绝汉语水平不达标的教师参加少数民族语言培训;其次,挑选适合从事辅导员工作的年轻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双语教师队伍建设速度与质量,避免培训资金浪费;第三,合理分配双语教师培训名额,重点向汉语水平较差的少数民族教师倾斜。 (3)调整培训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确保培训质量。适当增加听说、公文写作等实践课程;多采取听、说方法开展教学培训,避免过多的理论讲授;适当增加培训实习机会,让培训教师深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中开展工作,切实提高培训质量。 (4)加强对双语培训教师的跟踪管理。建立双语教师培训监督与信息反馈机制,对培训完返回工作岗位的双语教师的“双语”使用情况予以跟踪考察,保证受训教师切实发挥“双语”作用,并将其实际工作情况纳入到绩效考核之中,对“双语”应用不力的教师予以通报批评,并安排重新培训学习。 3.2 选派优秀“双语”青年教师充实双语教师队伍 进一步拓宽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的入口渠道,严把质量关的同时,优先录用与聘请具有双语能力的汉族或少数民族优秀青年大学毕业生担任工作继续实施教育对口支援计划,充分调动大中城市毕业生到少数民族聚集区基层支教、锻炼,锻炼其“双语”能力,对实习支教完成、愿意回到学校工作的毕业生优先安排到高校从事辅导员工作。 3.3 设立专项资金,聘用优秀人员,解决双语教师缺乏问题 为解决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缺额问题,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因教师缺额受到影响,同时考虑到当前少数民族教师汉语基础差、培训无效果,汉语教师少数民族语言能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的实际情况,建议高校管理部门设立专项资金,从兄弟高校或基层中学选聘优秀双语教师,充实高校辅导员队伍,促进工作的开展。 应用经济学论文: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尚未得到应用的主要原因 药物经济学是药物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已逐步被临床服务提供者、卫生决策者、医疗保险管理机构、药品生产企业所接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相较之下,我国的药物经济学实际应用还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中医药领域,基本上还是空白。 一、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尚未得到应用的主要原因 第一,药物经济学在中国起步较晚,仅有十几年的历史,药物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实际应用上,主要还是在临床合理用药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多,而且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才逐渐增多起来。应用最多的是抗微生物用药研究,其次是用于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和抗肿瘤等药物,基本上也是以西药应用为主。 第二,在方法应用上,主要还是以成本-效果分析为主,产出指标是以生化医学和疾病指标为主,极少见到有关生存和生命质量的研究结果。而中医与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的不同,恰恰造成了其在很多情况下对疾病和治疗疾病疗效的判断不是以生化指标为依据,从而使得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应用起来比较困难。西方现代医学是以还原论为基础,以实验加推理为主,它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基本组成单元来研究,把人体还原为各个器官,又把器官还原为很多细胞组成的集合,细胞又有细胞壁、细胞质,更进一步,细胞还可以还原成dna的双螺旋结构;对于导致疾病的因素也是无限分化,无论是细菌还是病毒都要找出来消灭它。这就使得许多生化指标都可以比较容易成为现代医药的产出评价指标,也使得最初的药品经济学比较容易在现代医药研究中得到应用。 与现代医学不同,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基础之上的中医,是侧重于把复杂的事物作为整体来研究,是以归纳和实践检验为主。它不仅将人作为一个整体,甚至将人与环境、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天人合一,强调强身固本。在对待疾病上,中医主张把人的身体机能调整到最佳状态来抵抗外毒侵袭,强调邪不压正,在很多情况下,采用中医药治疗,病人能与病毒或肿瘤共存,但不发作,病人的生命质量不错,存活时间比预期增加,这种情况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病人、肿瘤病病人的实践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但如果非要使用生化指标来衡量,就很难评价中医的疗效。因此,在效果这个层面上中西医的疗效是无法用同样的标准来评判的。然而,当我们使用成本?效用分析方法时,我们就找到了二者的共同点。因为,以生命质量年作为效用指标是符合中医药的疗效判定思想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中西医的产出时,我们就会得到殊途同归的结果。但是,在现阶段广泛地采用质量生命年作为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的主指标还存在着技术和方法上的困难,这不仅是对中医药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困难,也是我国药物经济学在更高水平上的应用的困难。 第三,中医药的不可分割性和中医辨证个体化诊疗的难以规范性,也是药物经济学在中药药物评价研究中的难点。 第四,药物经济学研究在获得政府支持、药物申报注册、医疗保险偿付和定价决策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是我国药物经济学还没有充分发展的一个政策层面上的原因。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第五,由于没有强制性要求,绝大多数的中国制药企业特别是中药企业也还没有意识到开展药物经济学与企业利益的相关性,故而其参与药物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动力不足,未能成为药物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的参与力量 二、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应用前景广阔 对中医药做药物经济学评价应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国际经验表明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原研药、创新药的评价中是最有用的。我国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研药、创新药实际上极少,而建立在中医理论基础上开发的中药才是最有可能获得较多自主知识产权的。因此,尽早在中医药领域内开展药物经济学的评价研究与实践较之晚开展对国家更为有利。 第二,从中医药行业的自身发展来说,开展药物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的评价也十分必要。我国的基本卫生政策是中西医并重,但在实际上,中医药并没有在各级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得到与现代医药同样的重视,一些中医政策还没有落到实处。要发展中医药,得到政策的支持,就要说清楚自己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要说清楚为什么支持中医药发展是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事情。这就需要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当然也就涉及到了评价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中药,只有证明了治疗同样的病人,长远看疗效是好的,而且经济上花费也较少,群众是接受和满意的,拿出过硬的数据,才能说服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给予政策支持和投入。而只强调中医是国粹需要保护,中医条件差,政府投入少,这样要求支持就显得理由不够充分。我们应该建立起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比较的标准,并且采用公认的可行的方法,这就是药物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的方法。 第三,要让药物经济学得到广泛的应用,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药物经济学有用。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相当多的前期研究工作,这是一项需要大量投入的工程,而在没有完成这个工程之前,人们还无法真正认识到药物经济学的作用,这又反过来影响了药物经济学的发展,使之落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要完成这个工程需要一大批有远见的学者、政策决策者、企业管理者。而药物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不能只限于学者、院校和科研机构,还应当扩展到企业和决策者的层面。在学科发展和相关研究人才资源尚不完全的情况下,单纯的研究者推动是难以使药物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的。在药物经济学的起步阶段,应当有一些大的医药企业,特别是要有中医药企业做出公益性质的支持,并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员。只有得到企业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药物经济学才能在中国得到更快的发展。 三、中医药领域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问题 对于我国药物经济学的人才培养需要院校做出更多的努力,而对于药物经济学如何在中医药方面应用,也需要中医院校做出积极的开拓。从目前全国中医院校的总体情况来看,基本上还没有独立开设药物经济学课程。但药物经济学常用的基本方法(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用分析)作为重要的课程内容之一在卫生经济学里占有较大篇幅,主要面对卫生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该课程通常也有部分中医、中药专业的学生选修。目前,中医药院校还没有充分重视药物经济学教学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社会需求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上至院校的有关管理者,下至普通教师对药物经济学还几乎没有认识,对开设这个课程人们还有疑问,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一个说服与提高认识的过程;二是要开设药物经济学课程就需要有能教授这个学科的教师,当前在国内还很缺乏这方面的师资,系统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机构与研究者更少,而进行中医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员更是几乎没有。因此,加快对熟悉中医药问题的药物经济学人才培养,启动相关研究,是将药物经济学尽快引入中医药领域的先决条件。 房耘耘1982年1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中医分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中国医学健康国际促进会卫生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专业常务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行业信息统计及咨询服务工作负责人。 主要研究领域:卫生经济政策与中医、中医资源与中医服务、中医医疗服务成本与成本核算。2000年以来,主持主要研究项目有:国家“十五”攻关课题“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模式研究与评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研究项目3项;主要参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非营利性医院财务信息体系的构建与监督评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3项。 应用经济学论文: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药品注册;必要性;可行性;建议 【摘要】 本文从优化配置药物资源、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发挥政府的引导职能和有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四个方面分析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必要性。从技术基础、机构基础和思想基础三个方面分析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可行性。最后提出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专家库、数据库、评价标准和开展教育培训四个方面的应用建议,促进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合理应用。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药品注册;必要性;可行性;建议 药品是一种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人的疾病的一种特殊商品,长期以来,药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供应和使用的监督管理侧重考虑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却往往忽略对其经济性的分析和评价。由于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药物资源和政府的总体卫生投入均有限,而药品注册是对拟上市销售的药品给予注册审评和审批的过程,也是政府首次对药物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且经济的药品注册审批管理体系是保证药物资源合理配置,保证药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且经济的为卫生事业服务的关键。 1 药物经济学现状 药物经济学是一门为医药及其相关决策提供经济学参考依据的应用性学科,其常用的分析方法有最小成本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它最早出现在美国,用于控制药品费用的过度增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我国,1995年,我国的一些学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药物经济学研究,2002年开始相继建立相关的学术平台,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药物经济学评估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心等。当前,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已日益成熟,我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其应用的重要性,并已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应用实践,如在2009年4月向社会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1]中明确提出“对新药和专利药品逐步实行定价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 2 药物经济学在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必要性 2.1 药物资源需要优化配置 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让有限的药物资源实现健康效益的最大改善,提高药物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药品注册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注册申请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拟上市销售的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同意其申请的审批过程[2],也是对药物资源首次进行配置的过程。由于我国人口多、药物资源有限,人均药物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而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却是无限的。因此,在药品注册中增加药物经济学评价,使其类似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评价,作为药品上市的第四个审评标准,将有利于从整体的角度实现药物资源的优化配置,让有限的药物资源实现健康效益的最大改善。 2.2 企业需要提高抗风险能力 新药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产出的特点,一个新药的成功上市要求其具有技术上的先进性、临床上的可行性和市场上的经济性。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新药研发中的提前介入有助于研发企业科学的评价药物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及早获悉所研究开发的药物的经济性,并努力从技术、市场、政策等方面降低药物的研究和生产成本。同时,还可以借助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决定是否进一步追加投入,避免不必要的研发和注册造成的资源浪费,提高企业研发药物的抗风险能力和上市成功率。 2.3 政府需要发挥科学引导职能 近年,在新药研发中应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制药公司的比例逐年增加[3],而在我国仅有少数大型的制药企业在企业内部开展了药物经济学的研究,更多的制药企业尚未给予其足够的重视。由于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因此,在药品注册申请中要求企业提交药物经济学的研究资料,并在注册审评时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能促进药品生产企业在注册申报前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收集药物经济学数据,对药物的研发风险与上市价值进行评估,有效避免重复研发或逆方向研发造成的资源浪费,提高我国的药物研发水平,优化配置药物资源。 2.4 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科学有效解决 药品生产企业多、小、散和同品种的药品批准文号过多不易管理的现象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新颁布的《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4]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优化,但它尚不能彻底解决药品批准文号过多的问题,且不能在同品种间筛选出质佳效优且价廉的药品。因此,将药物经济学评价引入我国的药品注册,在药品再注册中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通过对已批准上市的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和经济性进行评价。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前提下,设定不同类别药品单位效益所需的参考成本,对不高于该参考成本的药品给予再注册审批,淘汰经济性水平差的品种,促进药物资源有序整合。 3 药物经济学在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可行性 3.1 技术基础 我国已建立了中国医师协会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复旦大学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估中心、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中国药科大学药物经济学博士点等药物经济学研究组织。同时,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正日趋完善,《中国药物经济学指南》的编撰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用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临床诊疗数据网络、保险支付数据网络和医药产业与研发生产流通的信息网络等已逐渐投入使用,药物经济学评价系统的研究与开发也日趋明确。同时,《中国执业药师》和《中国药物经济学》等杂志开设了药物经济学专栏,为药物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提供了广泛的交流平台。总之,以上诸方面为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3.2 机构基础 我国现行的药品注册以企业申报、两级管理的形式进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全国药品注册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委托,对药品注册申报资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委托对申请注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进行技术审评,并给出审评意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技术审评意见作出同意审批与否的决定。由此可见,我国已具备了相对完善药品注册的管理体系,为使药物经济学成为与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同等重要的又一个药品上市评价标准提供了机构基础和运行参考。 3.3 思想基础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药物经济学课程,国内的某些大型的制药公司也设定有专门的药物经济学评价部门。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社会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1]中明确提出对新药和专利药品逐步实行定价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表明我国政府已给予药物经济学高度的认可。综上所述,药物经济学在我国高等院校、企业和政府决策中的应用为其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4 药物经济学在药品注册中的应用建议 4.1 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专家库 将国内有较深造诣、熟悉本专业国内外情况,具有一定知名度和权威性的药物经济学专家充实到审评专家人才库中。并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对专家库的专家进行细化分类,建立专家细化分类标准,让专业的专家去评审专业的药品,使药品的价值和专家的价值得以更好的体现。在开展药品技术审评中,对被审评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和药物经济性做出科学的评价。通过在药品审评中增加药物经济学评价,引导新药、改剂型和仿制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得以科学合理的安排。 4.2 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数据库 建立药物经济学数据库,用计算机软件管理药物的经济学信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内组建国家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由国家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负责具体工作,对所有上市前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药品及上市后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数据录入数据库,并建立该库与药物流行病学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库之间的关联,为药品研发、药品注册审评、药品定价及国家基本药物筛选等提供数据支持。 4.3 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标准 药物经济学评价标准是使药物经济学评价得以规范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应及早组织国内外具有知名度和权威性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根据最新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进展和不同类别药物的情况,规范不同类别药物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的选择方法,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标准,并出台中药、天然药物、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使药物经济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规范有序的进行。 4.4 开展教育培训 药物经济学人员的数量、水平与素质是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因此,应制定药物经济学在高等院校和药品企业中的教学和培训计划,提高药品从业人员对药物经济学理论和评价方法的认识,提高人员的药物经济学专业技能水平。并通过教育与培训形成专业的药物经济学技术人员队伍,突破未来药物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人力资源的瓶颈障碍,促进药物经济学在我国得到科学合理的应用。 应用经济学论文:论统计学与经济学的管理应用 1.统计学与管理的作用 统计在经济与管理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通常反映的是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状况、发展阶段、主要的经济成果等等指标;二是揭示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性质,通过分配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统计资料来说明;三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比如两个现象间的依存关系、比例关系、结构变化以及因果关系。统计信息的充分利用,不仅能对事物本身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还可以针对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比较的分析,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统计学都有用武之地。 这些企业的营销管理中无处不渗透这统计学的知识。统计学作为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一门科学,恰能在市场营销中的市场策划阶段的各个方面发挥科学决策的关键作用。 在市场营销活动中,要想做到策划准确,必须要广泛的收集信息,科学的处理信息,以便结果准确、决策科学。统计学作为一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科学,无论是在收集信息阶段的市场调查之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查样本的确定,还是在处理信息阶段的数据甄别和数据分析,都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分析实际操作中,主要包括统计整理与统计分析。 2.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是将统计调查和统计整理的结果通过各种对比,通过动态数列,指数指标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的总结,分析。形象的显露事物变化的规律。从质的角度剖析事物数量的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通过分析,与既定的指标指数相对照,从而得出内在联系或结论。以此为依据进行工作调整,达到统计的最终目的。在市场营销之市场策划活动中,要想做到策划准确,必须要广泛的收集信息,科学的处理信息,以便结果准确、决策科学。统计学作为一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科学,无论是在收集信息阶段的市场调查之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查样本的确定,还是在处理信息阶段的数据甄别和数据分析,都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3.当今的经济管理发展 当代的经济管理中,提倡以人为本的导向使管理方法进一步由定性向定量方向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统计方法的使用。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调查,我国税制的绿色化程度近年来是后退的,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生态经济的投入、对环境的保护也要加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管理是件庞大的事情,国家也不可能把全部的调查报告放在一起查看,那么如何更清晰、直观的表达出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情况,就需要统计学的加入。经济管理不是单一程序,这个过程中需要很多不同的因素来共同完成,统计经济学可以简洁、清楚的表达出经济的现况,统计分析也是统计学在经济中的一个很大作用。然而统计科学就它的实质来说,应该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且可以认为是被应用于观察资料上的数学。同一公式可以同样地适用于绝对不同类型的具体对象,这是统计学的一个特征。经济应用统计学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必然要利用数学方法。 在经济管理中,经济现状的分析、随即现象的概率、每个变量 总体的影响等都与数学不可分割。把数学中特有的、严密性的特性结合到统计中,为经济管理提供论证和计量方法。运用好数学知识,在一定条件下,对大量事物的观察数据加以综合汇总、计算各种综合指标,从而较好的反映出现象的规律性,可以把管理工作做的更好。随着经济的发展,统计学将会在经济与管理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国民经济管理,还是企业管理以至于个人的生产、经营和决策,都要依赖于统计分析的应用。经济、管理类在现实中更注重于实际应用能力。在工作中通过列表、图示和加减乘除等初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对数据表达的总体有直观的了解,帮助人们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位置,需要统计的事物也并不相同,所以我们也要灵活的运用统计学。 4.统计学的基本三方面 统计学在管理中面临最多的,基本有三个方面:营销中的统计。管理营销常常要统计一个阶段或一部分单位的销售情况、顾客的满意情况、市场的需求情况等,通过这些统计,分析出各个环节的正常与否,针对问题具体解决。例如通过统计图表,顾客不满意或供过于求时,那么企业收益会减少;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统计。众所周知,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企业中对于人力资源的把握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员工对企业的满意程度、对现在工作的意见以及对企业管理者的建议等都是企业统计的一个重点。如何更完善的做好人力资源培养和调度,使企业发展中的消极因素减到最低,也是统计学在管理应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审计实务中的统计。审计抽样的分层及其样本的确定。在审计抽样中,每一个样本的单位的重要性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在抽样过程中,对于不同重要程度的单位应有不同的抽中概率,利用好数理统计学在审计实务统计中,采用最优分层及最优样本容量分配,可以大幅度的提高估计的精确度。 应用经济学论文:互动式教学模式在“环境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探索 一、引言 “环境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它是人类在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新兴边缘学科。它将环境科学和经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并通过经济学的独特视角,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析,进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方案,现在各国都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环境经济学”也成为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旨在使学生了解一切环境问题的本质,环境科学与经济学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是怎样的?培养同学如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解决和分析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同时使学生理解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理念,进而激励和提升同学保护环境和爱护环境的意识。 二、互动式教学模式浅析 传统教学模式大都是老师在讲台上“讲什么”,学生在台下就被动“听什么”。尤其对于一些“枯燥”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可能教师费了很大的心血,换来的还是“课堂上的呼呼大睡”。并且很多时候老师较难了解学生是否已经听懂,除了课堂讲述的内容学生还想知道些什么,他们感兴趣的点在哪里,对当前国际、国内存在的一些环境问题他们是不是也想发表一下的自己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在保证课程教学内容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地与学生沟通,在课上和课下与之产生良性的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即在“环境经济学”的课堂授课中引入“互动式教学模式”。“互动式教学模式”是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个过程互相作用的整体性动态过程。具体应该表现为教师的主导施教和学生的主体认识相辅相成的课堂活动过程,即“教”和“学”不但不脱节还要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序发展的整体。同时这种良性的互动过程也可以调节师生关系,使教师不但可以是“良师”,也完全可以成为“益友”,进而形成和谐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以及学习个体与教学中介的互动,强化人与环境的影响,以产生“教”和“学”共赢的状况,最终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法。在“环境经济学”的互动教学环节下,让学生动起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在绪论部分,可以先给同学们讲述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危害,列举一些国际上曾发生的严重“环境公害”事件,这些国家和地区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解决这些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学”在这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步一步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在具体内容的展开方面,可以举一些具体案例的办法与学生达到互动的目的,例如在讲授“环境影响的费用效应分析”和“环保政策”等章节;可以列出环保部门审批或关停一些污染企业的过程说所采用的费用效益评价的方法,使学生既加深了对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又学会了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考现实经济问题,提高了学生经济学思维的直觉能力。 3.巧妙布置作业。结合课堂的理论教学部分,在课下可以有针对性地给同学布置一些环境调研的任务,根据任务的要求组织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调查、分析,并对观察结果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讨论,做成ppt,课上进行发言交流。例如在讲授“循环经济”的章节,可以组织同学调查周边的小区、学校、家庭等垃圾回收及再利用的情况。 4.高质量的备好每一节课。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教师授课其实是“生产过程”,学生上课则是“消费过程”。为了使生产的知识能够适合和满足学生的需求,即使“互动教学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教师的课前准备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环境经济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国际、国内的环境形式时刻在发生着改变。因此在“备课”的过程中,除书本知识以外,还应该时刻关注媒论文联盟体的最新新闻,及时修改自己的教学内容,以便适应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课前可以通过网络、杂志等各种传媒手段,搜集最新、最准确的信息,利用多媒体视频课件等手段,把一些课外知识融入到书本内容中,以拓展学生的视野。 三、结语 笔者在大量的教学实践中发现,“环境经济学”的教学既要区别于一般的专业知识教学,又要有区别于实验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互动教学模式”这种愉快的教学方法。其特点就是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理解能力、归纳应用的能力、思维想象的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同学的学生成绩也使教学达到较好的效果。 应用经济学论文:浅析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应用问题探讨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多媒体教学 传统教学 教学手段 论文摘要: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应用与创新是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出发,从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原则与注意问题,以期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的社会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要的科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西方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环境、运行方式、调控手段的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而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最重要核心专业基础课。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学术规范上采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现象,提出经济理论,是最偏重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其繁琐的假设条件、抽象的概念与内涵、复杂的数学推导和几何图形、使得老师和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难教难学,因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梳理保证其基础性与前沿性的基础上,重视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手段与方式的改革与创新,以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完美结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效果良好的解决路径。 多媒体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把文字、数据、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体合成处理并组成一个交互系统的技术。把多媒体技术引人课堂教学之中,使我们得以突破传统教学中“黑板+粉笔”的局限,在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的同时调动学生的多种感觉器官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现已成为高校教师包括经济学教师普遍应用的教学模式之一。要想使多媒体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表现优势、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们需明确一个关系、遵循两个原则,注意一个问题。 一、明确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关系 多媒体教学凭借广泛的集成性、灵活的控制性和信息的多维化等特色,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教学手段的典型代表,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教学的“一支粉笔、一本教案、一张嘴”的模式,有着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效果。然而无论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多么优越,也不能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因为多媒体教学不是万能的,其优势在于信息的大容量与影音图像的动态表现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其最大的不足是由于使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进行教学而产生教学过程机械化、教学内容固定化的弊端,对教师的思维是一很大的束缚而难以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的使用。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媒体教学课件仅是辅助性的工具,无论多媒体技术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完善,它也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工具,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补充与完善,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传统教学,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尤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是内容广泛、理论抽象,有大量的数学推理和图形分析,单纯依靠多媒体教学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只有两者充分结合、优势互补,方能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二、多媒体教学应用原则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两者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在应用时不能绝对化,应注意遵循两大原则。 1.内容决定形式原则 多媒体教学只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是一种形式,而内容决定形式。用不用课件什么时候用课件是由教学内容的需要而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四大模块,基本经济理论的文字演示、数学公式的推导、图表变化的演示和教学案例的播放,构成了两大内容体系:一是以文字为主的理论体系(包括案例),二是以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为主的模型体系。内容的差异决定了可供教师选择的教学手段也应有所不同。 (1)理论内容课件具有教学优势 多媒体教学在文字性的教学内容时具有不仅具有信息容量大、节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的效果,更能通过文字、影音、图像的有机结合使抽象、枯燥的教学内容变得更为直观、形象、较之传统教学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在课件设计上,首先,内容要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不能把教科书搬到课件上,其次课件层次要清楚,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思路西方经济学特点之一是内容广泛且前后内容关联性强,因而在课间制作时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超链接功能,实现各内容板块的适时转换,实现逻辑结构的清晰。再次,课件设计应追求简洁明快,色彩要搭配合理,既增强视觉刺激,要避免课件太花太过凌乱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2)模型部分板书具有教学优势 数学模型的推导与几何图形模型的演示方面板书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教师的板书功力较高的话,可以通过一遍讲解一边书写、画图的形式带动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走,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用多媒体,教师一定要在课件设计上下功夫,使其服从于教学需要。例如在利用图形讲解某一内容时,最好是对图形进行几何分解,讲一条曲线,就现“画”一条曲线,一边“画”,一边讲,这样将一幅图分解完成,同时也将分析问题的思路展示给学生,效果会比较好。 2.以人为本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因而在教学中要注意贯彻以人为本为本的原则。 (1)注意节奏,忌放电影模式,跟着课件走 新教师在应用多媒体教学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完全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机械地点击鼠标完成所有工作,教师的思维限制于课件中。教学过程是老师与学生的双向沟通、互动过程,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面部表情呆板茫然、说明学生没有理解领会该部分内容,教师就应该调整教学节奏、必要时重复梳理教学内容,不注意这一点,即使课件做得很新颖,效果亦未见得好。 (2)充分发挥教师得主观能动性 如果说备课、制作课件是一次创作过程,那么讲课就是教师的二次创作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会有即兴激发的灵感与火花进发出来,这是传统教学过程优于多媒体教学的最大优势。因此运用多媒体课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重视课前备课的作用,更应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注意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让整个教学过程形成一个思路连续清晰、课堂气氛活跃的有机整体,如此方能实现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完美结合。。课堂教学即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科学性体现在教学过程本身尤其内在的规律性,教师必须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主管能动性;艺术性表现在每一堂课都是教师知识积淀的展现与个性的张扬,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正如一千个人教师就有一千种西方经济学。 三、注意多媒体教学手段与其它教学方法的匹配问题 多媒体教学方法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还有其他许多教学方法,如案例法、讨论法、实验法、双语教学法的匹配问题。西方经济学课程与其它课程一样,力求将探究式、讨论式、案例教学、经济学实验等各种先进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教学内容贯穿在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使它们在教学中产生1+1 2的效果,也是我们今后应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应用经济学论文:无关关系 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摘要:一种新的价值论学说,认为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内在的无关关系,这种无关关系导致均富机制的发生,其中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关系和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是无关关系,前者引导价格体系及其变动,后者同步利润和工资。 关键词:“无关关系”;效用开关说;均富价格 一、“无关关系”对“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的修正 有史以来,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深入人心,自然科学可以看成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学问,辩证法提出了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混沌论更是把事物之间的联系推向极致,一枚铁钉毁掉一个国家,一只蝴蝶引起一场龙卷风,这些都是对联系着事物的正确认识。 但是虽然事物之间总能找到联系的影子,比如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在成分相同方面存在着客观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把联系定义为函数关系,即一个事物的变化引起另一事物的变化这个层次,那么除了联系这种关系外,还存在诸多的“无联系”,即事物之间还存在互不影响对方的发生发展和消失的两件事物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称为无关关系。比如,一种新的钢铁冶炼技术的发明,不能对水泥生产产生影响,那么钢铁生产技术和水泥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是无关关系;比如服装生产价值链中,汽运提高到空运带来的货运速度的提高,影响不到缝纫机的转速,那么货运技术和缝制技术之间是无关关系。无关关系既然是事物无关,似乎没有应用价值,实则不然,正是无关关系的忽视使经济学从它开始那一天就迷失了方向。 经济学的研究所以要强调事物之间的无关关系,是因为虽然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是许多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无关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许多经济学现象不能很好地利用目前的经济学概念予以解释,很大的原因是忽略了无关关系的作用。虽然各行各业充满联系,比如几乎所有行业都用电,所有行业都用土地,所有行业都有人在劳动,所有行业都需要货币,所有行业都用数学,但是恰恰是他们之间那些具有无关关系的因素界定了不同行业或者价值链不同环节间的不同。这些因素包括不同的天然资源,不同的设备,不同的专业人员,它们互不影响彼此的发生发展。 经济学关系的价格分析几乎可以看成存在无关关系因素的两个系统的关系,那些能够通过量纲计算联系上的有关关系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客体之间的无关关系使市场经济的主体之间具有了称之为“所有权平等”的机制,进一步的推论是行业间和劳资间的利益攀比成为交换比例和工资劳动比例形成之动力。 二、交换双方交易后生活水平趋同决定交换比例 生活水平趋同的交换机制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推理如下:互不影响对方的发生发展和消失的两件事物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为无关关系;两种不同商品的生产必然存在无关关系因素;所有者不能通过改变己方具有无关关系性质的生产因素的质和量控制对方生产因素的质和量,从而影响对方的交换行为;“互相不能控制”使得所有者有了随意定价的权利,消耗或者贡献不能转化为交换的权力,这使得交换意志有了发挥的机会;交换意志是用尽可能少的己方商品交换尽可能多的对方商品,而交换后的利益是可以比较的,并成为价格唯一动因,我们可以称之为交换后利益驱动的唯物论;如果交换是意志平等的,试错的结果是交换后双方生活水平相同;所以交换双方交易后生活水平趋同决定交换比例既价格。 关于生活水平和效用的关系:人人对某种商品都有必要需求量(自然单位或功能单位),效用相等实际上是必要需求量都满足时的状态,本文基于“交换趋同于效用相等”的理论实际上是说交换后都满足交换意志的意思,这里有个两个人有不同的必要需求情况下的交换公式:交换比例取决于对对方商品的必要需求量和己方的商品所有权人数之乘积。实际上商品社会中的家庭交换边界导致的家庭人和生产者需求差异化减弱等原因使得上述需求的差异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下面的思想,对交换起作用的不是需求的不同既效用的比较,而是人类需求的相同既效用的相同才是价格的引导力量。 往往有错误的认识,交换的是不同的商品,所以在不同的商品身上找等价物。虽然交换的是不同的商品,然而这些商品起到的作用是弥补交易双方的不足,弥补过后双方消费品的不同变成了相同,劳动价值论和效用论的不科学之处即在于试图使不同通分,而实际上商品交换过程存在“相同”,那就是人类的几乎相同的生活内容。商品化社会的实际情况相当于大家分别生产不同的商品,堆放在一起,然后平分为相同内容的很多份,然后按照赖此行业而生活的人数领走自己的份额,这是行业和行业间的分配规律,也就是价格的实质。 三、从众需求的概念 无关关系使得持有不同所有权的人不能以持有的商品数量和商品效用作为交换的砝码,这种物之间的“无力干涉”使得“人”成了价值唯一,也就是说使得所有者具有了随心所欲定价的可能性,但是接下来的约束条件使得这种可能性不能实现,它使随心所欲的定价权收敛于下面将要论述的一种利益均衡,即交易双方生活水平趋同是交易发展的趋势。生活水平利用“从众需求”来表达,从众需求是指人们的当下生活水平。人对商品的欲望是历史性的,人的生活都被时代所左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活水平和内容,在时序上虽然存在需求的差异,但是在截面上需求的差异是微弱的,也就是说这里提出了“时代人”的假设,人不能脱离时代而生存。 以往的经济学强调人和人之间需求的不同,但是本文认为人们需求的相同才是价格形成的力量。虽然不同行业和价值链环节对商品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具体分工带来了身份的不同,但是他们的从众需求是一样的,需求相同导致价格产生,“交换后”决定“交换前”,无关关系使得不论持有的商品如何先进或者落后,如何在数量上存在差异,交换中的人都具有了相同的权利即人人有意志满足自己的从众需求,价格的本质是“等生活水平”交换,如此而已。所谓等价交换即等生活水平交换或者均富交换,也就是说凝结在商品中的交换权力是“时代生活水平”,这里的思想不再是经典经济学的要素决定论,而是交换后利益决定论,否定了以贡献论价值的经典经济学逻辑,建立了价格是大同之力量的市场经济认识论。 四、效用的开关学说 效用的作用一直让人们迷惑不解,有的学说对效用置之不理,有的学说把效用的力量推向了极致,实际上效用在经济生活中只不过起到了价格的开关作用。 商品的用处有大小,有缓急,效用只能决定买或者不买以及买多少,也就是说效用决定购买的数量,从而决定引导供给量。至于以什么价格买,不以消费者的意志或者说消费者对商品的用处大小的评价为转移,实际上价格受制于以上介绍的所谓卖着均衡。 效用因人而异,“交换后交易双方效用趋同”是最终规律,是对效用最大化思想的否定,本文不强调最终规律,而是强调“交换后交易双方趋同于从众需求”,是因为个体需求差异综合到行业后实在微乎其微,因而效用趋同可视为趋同于从众需求,因而效用完全可以在价值论的学术层次上忽略不计,而只视为购买数量的开关。如果论述效用或者供需矛盾之于价格作用的话,这种作用形成可以称之为“小数点后的价格”的供需价格或者波动价格。价格由两部分组成:基础价格和波动价格,基础价格是价值论的主体,供需形成的价格是次要的。 “家庭人”的概念:经济学的基本消费单元是家庭,交换的界限以家庭和社会而划分,也就是说“不通过交换的财富流动”只发生在家庭层次,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只发生在“生人”之间,这里的原因在于效用判断或者消费后的效果之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性别对商品的偏好,二是年龄段对商品的偏好。因为家庭成员的不交换事实,“个性需求”和商品产地和品质一样不再有价值论上的意义,人站在家庭的中心和社会发生联系,个性需求服从于家庭需要。“家庭人”和“时代人”两个概念使我们有理由忽略效用或者使用后果的差异而倾向于采用从众需求,进而认识到效用开关学说在方便认识市场经济方面的价值,当然严格的经济学,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把“交换后交易双方效用趋同”作为规律也有其必要性。 五、边际替代不科学的理由 人类交换特性是由使用工具的特性决定的,其一,工具种类越来越多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生命的有限性使得个人掌握一切工具的使用方法是不可能的,其二,一种工具的商品产量越来越大,工具存在最小规模性质,也就是所有的工厂都没有缩小到家庭使用的规模的可能性;其三,生产线不能随心所欲的改变,不能随意被改造成需要的机器从而生产需要的产品,橡皮泥的童话同样和微小工厂一样因为技术的原因不能实现。 以上三个方面说明了人类社会的交换行为必然发生,用一句话解释的话那就是“工具使用的分工、协作、具体三个要求”决定了人类社会是交换社会,而且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交换会越来越专业。以上事实也使得自产和交换的边际替代价格论失于客观,是在方法论方面走入了歧途,不能发生的事情不能假定发生并作为论据。 六、均富价格公式 上面我们说了,“交换后的交易双方效用或者效果趋同”或者“交换后交易双方趋同于相同的生活水平”是价格的本质。这个结论的逻辑思路来自于下面的推理:交易双方生产中如果存在无关关系的因素,则不能使交易的一方通过生产因素的调整影响到对方的价格,从而使交易双方的意志成为掌控价格的唯一因素。 无关关系发生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之间(同类商品不存在无关因素,物的因素可以互相牵制价格),这个事实使得交易双方都有了定价的自由权,而交易是利己行为,所以交易双方都有定价自己的商品为无穷大的趋势,假如两个生人交换商品,交换的自由性,双方都努力使交换后使自己的生活水平比对方更好,继续推论下去价格的奥秘就会豁然洞开,怎样的交换才能使双方满意?对一方而言,是用尽可能少自己的商品换回更多别人的商品。双方都这么想,也这么做,最后一定是交换后双方的品种和数量一样多,这是问题的唯一解。 如果是理想的二人交易行为,无论交换前双方私有的商品有多少,效用大小如何,交换都会以每种商品“对半分”的分配方式完成交易,在这里价格起到均富的作用。所谓价格的均富作用是交换后不产生贫富差距的交换意志决定交换价格,而这种意志由于无关关系的存在成为可能,价格的均富作用是价格随供求变动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格言:交换后的平等决定怎样交换,这既是价格的“均富机制”,价格是贫富均等的力量,而非拉大贫富差距的市场信号,下面从数学方面描述价格均富机制。 实际的交换总是“不对等所有者人数”,交换比例被交换后“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生活水平趋于相同”的机制引导,这是均富机制的标准定义,由此推论出交换关系: pi/pj=(ni/qi)/ (nj/qj),其中,p是价格,q是产量,n是从业人员,i和j是行业区分符。 上面的公式称为价格形成公式,商品的价格与产量成反比,与从业人数成正比。其中的p=n/q 称为价格因子,两种商品的比价等于其价格因子相除。因为效用起着开关作用,公式中省略了效用对价格的影响(效用的开关作用可以表示为0和1)。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价格因子其实是生产率的倒数,所以均富价格论的另一种说法是:“价格等于生产率的倒数”,这里的生产率定义为“相对从业人数”的生产率,相对从业人数这个概念,等到分析“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关系”时才能理解。价格被依赖此商品而生存的人数和当下生产技术水平所决定,依赖此商品而生活的人数越多,价格越高,生产技术水平越高,价格越低。 价格讲的是行业和行业之间的关系,价值链上各环节之间的关系也遵循“从业人员均富”的价格机制,每个环节的增值公式与行业价格公式相同: pi/pj=(ni/qi)/ (nj/qj),p是增值的意思,i和j是价值链的环节区分符。 以上是本文的价格公式,反映了均富交换的思想。 此公式说明不同商品的效用决定商品以“自然单位”为单位的供给数量,在商品饱和的情况下,不同商品的供给数量之比值是固定的,所以说效用决定商品生产规模。动态分析是消费者利用价格的波动手段引导生产规模,也就是说p=n/q种的q是由消费者引导的,所以市场经济具有引导供应量的内因,这个内因使得劳动和资本在不同商品生产中有效地得以配置,达到供需平衡,而技术引导从业人数,也就是价格公式中的分子。需求量和生产此商品的从业人数具有从动关系,价格则是这种从动关系的体现(生产率的倒数),因此交换前双方私有商品数量的不平衡只能导致规模和劳资分布的同步变化,此论断的重要性在于很好的沟通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它们对经济参数分别有各自的作用,前者决定行业产量,后者决定相对从业人数,两者综合决定价格。 七、均富机制引导利润和工资同步变化 通过对市场经济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财富从生产到消费的流动包含三种方式:(1)不同行业之间商品的交换,通过交换财富分流到个人;(2)行业内劳资对行业产出的分割,通过工资和利润分流到个人;(3)通过行业内企业规模的差异和劳动技能的高低,也就是通过具有“有关关系”要素的比较分流到个人。前面我们大篇幅的谈了交换,下面论述分配的第二种方式,即劳资利益分割的规律。 “利润和工资”的关系和前面讨论的行业关系一样是“无关关系”,与行业关系不同的是,“利润和工资”的关系的无关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分别属于两个独立的市场,利润来自资本市场,工资来自劳动力市场,而这两个市场没有互相制约的机制,即在分配之前是无关关系;二是它们通过生产发生联系,但是系统元件的贡献具有不可比性,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作为企业的两个系统组件,他们的作用是没有重要性之分的,即重要性无关,企业的运作不能让利润和工资发生联系。以上两个原因决定了利润和工资的关系是“无关关系”,这种无关关系的分析只能用事后利益,也就是分配后的利益的比较才能进行,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说有了以下公式: m/nc=w/nl(或者:m/ w = nc /nl ),其中, m利润,w工资,nc投资者人数,nl劳动者人数。在这里利润工资比也称为资本折算系数。 含义:依赖投资生活的人和依赖劳动生活的人,他们生活水平趋于相同的市场机制引导利润和工资的关系,均富机制引导利润和工资同步盛衰。 从这个公式可以理解第一节提到的“相对从业人数(n)”的含义。 n=nc +nl,也就是劳动者人数和投资者人数之和。 本质上资本是使用工具之人类特性赋予人的可以与主体分离的劳动能力,使不劳而获成为可能,因此赋予资本以价值是对人类使用工具的肯定,利润导向是肯定人类使用工具的特质的表现,是顺应进化的要求。 从劳资同步的原理可以看到一般利润和工资的存在,一般利润等于纯粹依赖资本而生活的人所需要的“时代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是同样的道理,等于纯粹依赖劳动而生活的人们所需要的“时代生活水平”,工资和利润是随动关系。经典经济学常建议降低利率挽救萧条,其实零利率放贷只能造成工厂“投了拆拆了投”的虚假繁荣,同时抑制工资的上升,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劳动者都得不到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所以劳资均富机制告诉我们,贫困还是富裕取决于实质性的劳动以及资本积累。 资本和劳动的重要性虽然是相同的,但是生产进化的方向告诉我们,人类追求的是资本取利而非劳动取利,美好的一天是劳动淡出生产舞台,比如8小时工作制进化为4小时工作制,大量采用资本的劳动,谋得大量的消费品。资本的壮大也就是充分发挥利用工具的人类特性,这就需要资本作为价值进行方向引导。 但是资本的积累就目前的信贷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而言是“非机会平等”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改革的必要性,私有制在资本获得途径和管理方面有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误区,需要深入认识和制度创新,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设计之一是所谓的公民天然产权法和货币发行公民账户法,这些对市场经济历史成果的反思采用“特区试验法”经济学试验也是必要的,“特区试验法”是社会取代斗争哲学的进步。 如果我们把公平定义为“谁创造谁收获”的话,那么“无关关系”带来的均富机制,即价格对公平的作用是逆动作用,那么均富机制是对公平的否定,它唯“大同”是瞻,不问贡献。一个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其“创造”的价值并不能完全私有,因价格的传导作用会被全社会共享;一个企业的生产率下降,其不幸会因价格的传导作用会被社会共同分担。因此市场经济内在的拉平生活水平的机制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个世界并不完全按照“付出多回报多”的公平原则运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有着固有的机制让一切个人的贡献造福于全体。 八、价格跟随曲线 在技术和资源等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之间的比价是稳定的,只有在某商品生产率发生了变动的情况下,商品的比价才发生变动。关于价格水平问题提出个新概念:“价格跟随”,意思是一商品的价格变化必然带来其他所有商品价格的变化,以维持比价的不变。维持比价不变的动力出自交易后的生活水平趋同,但是商品和货币的问题会导致某一行业的商品的价格变动,起因也许是偶然的一次成交价提高或政策性的价格调整或时尚需求的拉动,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其他商品的价格迟早都会跟上,直到比价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里存在一个价格跟随曲线的问题,一种商品的价格提升,其他商品的价格跟随会是瞬时的吗?没有实证的猜测是,其他商品的价格跟随有个跟随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商品的价格跟随曲线由三段组成:“迟钝期的水平段”,“起飞期的斜线段”,“比价恢复期的水平段”。起飞段的斜率是跟价敏感性,倒数是跟价黏性,其斜率对经济周期和波动烈度的分析应该是个重要参数,比如需求的淡旺季的跟价黏度不同,竞争激烈程度与跟价黏性成正比,零黏性商品增长率为零,跟价黏性大的商品往往意味着起飞段的开始,但是跟价黏性带来的行业贫富差距是有限的。 九、“有关关系”拉大贫富差距 上面论述了具有“无关关系”特征的行业间关系和劳资关系,其中的交换比例和劳资分配被均富机制引导,是社会财富平均化的两种力量;下面是加大贫富差距的两种力量,行业内竞争和劳动力竞争,他们均具有“有关关系”的特征。“有关关系”使得人的意志不起作用,从而形成“分配不由人”的分配规律,企业规模差异和劳动技能高低通过“有关关系”要素的比较产生贫富差距。 “有关关系”表现为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间彼此被“同质”的资本技术劳动以及价格联系着,要素可以量化比较,从而可以左右双方的利益关系进而导致利润的差异和工资的差异,“贡献见差异”也就是常说的竞争机制,需要提醒的有如下三点:(1)收入不都是完全用来消费的,作为人类的一员有投资的义务,因为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是人的第一特性的表现,资本获利是分内的义务,为了人类的进步,资本积累的意识不能削弱只能加强。(2)自然资本做到“生而有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包括土地矿藏以及前人的有形遗产,达到使公民出生即得到基本的资本武装,零起步的人生经济法会逐渐被淘汰。(3)用十字架比喻的话,横轴的左右代表着行业均富和劳资均富机制,纵轴的上下代表劳动竞争和资本竞争,福利是十字的中心圆,中心圆的扩张意味着福利的加强,完全的球形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未来。(4)在维护人类整体利益方面,存在个人“不作为”甚至损害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资本或者劳动差异性的获利行为有其副作用,因此经济法规的指导思想是消除竞争的负作用。 十、结论 本文阐述一个观点,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并不完全按照贡献论分配,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固有的均富机制,这个机制引导价格体系的变动方向,使得行业间或者价值链环节间的人均收入趋于相同,同时使工资和利润同步变化,这其中的动力是无关关系带给交换和劳资分配的交换意志和对利益的同步诉求,其中的效用起到交易开关的作用。如果承认“无关关系”的存在,那么人们对经济社会的认识无疑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和公平进步的制度设计也会出现许多令人鼓舞的新途径。 应用经济学论文:应用型人才经济学教学要用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生活 引言 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学生学习的好坏不仅会影响到后续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会有着直接影响。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多是以招收文科考生为主,数学基础比较差,对经济学有些难以理解。有时候,尽管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学生听起来却觉得干巴巴的、索然无味,像是过眼烟云,很难有好的教学效果。作为科任老师,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用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生活,用现实生活说明经济理论。现结合我自己多年来教学的经验,谈谈我对应用型人才经济学教学的一些看法。 1 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教学案例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的配置与利用的科学,而生活中处处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这就涉及到经济学。生活中处处都有经济学,从起床到睡觉,从穿衣到吃饭,从睡眠到读书、游戏、身体的锻炼以及购物、聊天、休息,从生活起居到谈情说爱,都存在着资源配置与利用,存在着经济学问题。经济学的问题比比皆是、俯首可拾,比方说,我们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人在外面走路,会感到孤单,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于是,见了陌生人他也可能会跟对方主动打招呼聊天、一起走一段路。经济理论很容易就可以解释这些事情,因为跟他人聊天可以增加自己的效用,两个人走路跟一个人走路相比,两个人走路可以打发寂寞时光、可以增加安全感,从而增加他们的效用,这也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用这些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来谈经济学,学生容易接受,也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带着兴趣与没有兴趣来学习同一门课程,其效果将是天渊之别。 2 善于用经济学知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 生活中虽然处处都有经济学,但要利用经济理论解释它们却需要我们经常去思考。例如,关于物质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人认为,物质是基础,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物质和爱情何者更加重要,他们的关系如何,这可以用经济理论来分析。 我们可以用u表示效用,m表示物质,l表示爱情,a、b、α、β、γ为不为零的常数,它们的关系式可以表示为:u=amα+bmβlγ。这个式子就较好的描述了一般人的物质与爱情的关系的观点。当m=0时,不管l是否为零,u都等于0,说明物质是基础,没有物质基础爱情也不能当饭吃。β、γ的大小代表物质与爱情孰轻孰重,当β γ时,更加看重物质;当β γ时,说明他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更加注重爱情。物质与爱情到底各占多大比重的问题,是一个效用最大化问题。 只要我们用心的去思考,就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太多的现象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甚至我们所说的一些在理的话,都包含了经济学原理。例如,在电视连续剧《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的大结局中乔省长有一句台词:“如果一个人有了害人之心就不可救药了。”用经济理论如何解释这句话呢?经济学有一个经济人假设,人总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有害人之心的人总是把别人情况变好当作是件使自己效用减少的事情,为了增加自己的效用水平,在自己情况不能变好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损害别人利益来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 3 善于用经济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 经济理论不仅应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而且要解释社会现象。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最常见的社会现象如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房产问题、三农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经济危机、欧洲债券危机等等,这些典型的经济现象无一不是经济问题,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有些社会现象,看起来不是经济问题,但也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如很多人在感叹物质文明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惊呼道德沦丧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利·s·贝克尔(gary s·becker)就因把经济分析方法推广到人口增长、家庭、教育、犯罪和处罚、歧视等社会问题研究领域,在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地,经济理论还可以解释我国的文凭热、证件热、国考热、宰客门,甚至可以解释考生的作弊现象;也可以解释日本因地震而造成核泄露后中国出现的“抢盐风波”,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反腐倡廉将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有人对城乡居民的幸福因子做过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条件差得多与收入低得多的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更高。这种结果让常人难以理解,但在经济学里面,解释这种现象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如常人所说的“幸福不是你拥有的多,而是你计较得少”。 4 善于用经济学理论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经济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还可以用于指导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经济理论不仅来源于实际,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用来指导并解决“经济”问题的。因此,经济理论也可以用于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比方说,有的同学不能正确处理好恋爱与读书、打工与读书、游戏与读书、锻炼与读书等关系问题。有的同学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这部分人来到学校忘记了读书就是自己的天职。对他们可以用机会成本理论、消费理论来教育他们好好读书,让他们算一算自己来到学校读书的机会成本,不要以高昂的代价借入明天的钱用于今天的消费。 大学生中还存在着另一类极端的观点:有一部分同学认为,只要读书读好了,其它方面都可以不必考虑。这部分人是学习至上主义者,他们可以忘我的读书,而不顾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还有一种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使是损害他人利益,甚至伤天害理也在所不惜。这种情况可以用产出函数来说明。我们知道有个这样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lαkβ。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在这里可以具体化为所学的知识或者本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a与普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稍有不同,a的符号可正可负,当它是用来造福人类的时候,a 0;当它是用来破坏他人幸福、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a 0;l表示劳动;k表示资本;指数α、β为常数。这个式子说明,如果不好好锻炼身体,身体搞垮了,使得l=0,产出y也将等于0;如果思想道德品质败坏,尽做一些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他的产出将是负数,也就是危害社会的“产出”。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习好,而且要锻炼好身体,尤其是要保证思想道德品质不要出现问题。 5 善于应用经济理论正确引导学生为人处世 经济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日常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还可以引导学生为好人、处好事。前面的产出函数就是一个引导学生做人的非常好的例子。其实,经济理论中有很多知识可以与为人处世联系在一起。比如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性问题教导学生不要做那些对社会、对他人有不利影响的事情,要多做一些好事情,至少不要做对他人造成不好的影响的事情。如某人生日party,寝室几个人一起在寝室里唱歌跳舞猜拳饮酒,彻夜狂欢、好不快乐。可是,他们的行为却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他们影响了别人正常的生活与休息。为了减少甚至消除他们的行为的外部性,他的生日party可以不要开得太晚,以免影响他人的正常休息,或者找一个不会影响他人的地方做他的生日party,如在酒店或娱乐场所。另外,可以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知识来分析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为什么要与人为善、为什么要懂得尊老爱幼尊师重教、为什么要懂得感恩等等。福利经济学的社会效用函数知识告诉我们,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老弱病残孕的乘客可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的知识告诉我们应该关心弱势群体,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理论从经济学的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平等也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6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涉及到经济学 知识是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提高学生素质,就要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知识。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问题也可以归结为一个经济学问题,可以看作是固定成本下的产出最大化问题,但这个问题与普通的投入产出问题有所区别。首先,人的综合素质是有很多方面决定的,我们不妨把每一个方面也称为一种素质;其次,每一种素质的培养又需要一定量各种“要素”的投入,同时,在培养这种素质的同时,其它素质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用z表示综合素质,yi表示n个素质中的第i方面的素质,xj表示m个要素投入中的第j种要素的投入,假设第j种要素的价格为pj,总成本c为常数,用f和g表示某种函数关系。我们同样可以将它们的关系用函数表示: z=f(y1,y2,y3,…,yn)=g(x1,x2,x3,…,xm) x1p1+x2p2+x3p3+…+xmpm=c (1)式有两个方程,后面的等号表示m种要素的投入,有n个方面素质的产出,这是一个投入产出方程;前面的等号表示人的综合素质是由y1、y2、y3……yn几个方面的素质决定的,z为综合素质,可以看作是由于获得y1、y2、y3……yn所得的好处或者效用,因此,前面的等号可以看成是效用函数。(2)式为约束函数,表示资源的有限性。因此,如何使得学生综合素质最大化,就可以归结为有限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经济学问题。 7 经济理论来源于生活,也可以且应该回归于生活 有的人认为,经济学中有很多知识点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可以用来举例说明的例子。经济学从她产生开始就没有离开过现实生活,她来源于现实生活,并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完善。因此,她也可以而且应该回归于现实生活,用于指导我们的实践。只要我们好好的想一想,经济学中的任何一个知识点,在现实生活中都会有例子可以说明它。 总之,生活中处处都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用经济学的知识来解释现实生活,而且要用经济理论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好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社会输送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应用经济学论文:生态经济学理论在环境恢复与重建中的应用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括理论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括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域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别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域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能、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应用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我们改革二十年的成功就是制度的变化造就的。二十年的成功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在座的同学都是二十来岁,在你们出生时,还是一个老的制度,现在已完全变成一个新制度,而且变化还没有完,还在继续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如果我们还是在斗私批修,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我们还是老样子。二十年以前,一般家庭连黑白电视机都没有,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有了彩电,我们的生活大大改善了,教育得以普及,国人平均寿命延长了。变化的取得是靠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的参与。回顾变化的成果使得我们现在非常有信心,而且我们还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改革。所以,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一、价格很重要 我曾给《北京青年报》写过一封信,其中写到首都机场一杯咖啡卖88元,我和几位朋友在那里喝过,一看账单,觉得非常不合理,不应该这么贵,于是就给《北京青年报》写了封投诉信讲这个事。我们在机场与服务员辩论起来,这位女服务员不慌不忙,彬彬有礼地与我们讲道理。可以看出她很有经验,经过这种事不止一次。可她为什么愿意受这份气,她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对,却仍要辩护。这种事的原因要做制度分析后才能看出道理,我们可以猜想她是有某种方式分成的,这就是制度,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从表面看到背后的制度。不仅是服务员,飞机场与这个咖啡店也有利害关系。88元一杯咖啡,飞机场肯定知道,但允许它存在,我猜想是飞机场用很贵的价格出租柜台给咖啡店,同时默认咖啡店可以乱收费。这些说明经济现象后面是人的利害关系,而人的利害关系决定了人的行为。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在经济现象表面后面的控制人和人关系的学问。 我再举个例子说明制度怎么和日常生活有关。德国的一些城市,如柏林、法兰克福,它们的地铁使用自动售票机,买完票以后直接上车,无人或机器检票。北京的地铁有人在进口处检票。其他一些地方,如香港、华盛顿、新加坡,都是机器检票。但柏林、法兰克福没有任何检票设备,如果你不买票也能上车,一般车上也没有查票的。我在柏林呆了一个月,天天坐地铁,也没碰上查票的。这个制度能在那里行得通,如果北京地铁采用同样制度,估计行不通,恐怕大部分人都不买票。但是德国人老老实实买票,这就使德国地铁省了检票员和机器,成本降低了,其结果是每个柏林人享受到较低的票价。靠每个人都遵守规则,这样每个人也都从中得到好处,这种好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举一个反例,大连是一个沿海城市,但非常缺水,大连市政府规定每家每月只许用3 吨水,水价为1.6元/吨。超过3吨用量的水价是每吨16元,即涨10倍。显然一天一百公斤水很不够用,于是很多家庭偷水。自来水公司于是请大学教授商量对策,大学教授提出设计一种精密水表,滴水时也能走字,让所有家庭安装,但水表很贵,即使不偷水的人家,也得装这种水表,这样会使所有人都倒霉。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它的毛病出在水的价格不合理,你应把价格定在水的成本上。因为得到水有很多办法,大连可用海水淡化的办法,一吨水据资料反映约需3元,那水价定到3元/吨,问题不就解决了?老百姓有足够的水可用,自然就不偷水了,按3 元价格调整自己的用水量。这就是经济学解决的办法,即价格等于成本。 成本在经济学上讲应是边际成本,经济学要求的最有效率的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p=mc,p就是price,m就是marginal,c就是cost。这是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这样一个价格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高。我拿一样东西上市场上卖,我知道进货成本或生产成本,但卖时,在成本上加我的利润,这时我报的价一定会高于边际成本。你有什么办法让卖者报出成本价?这是个制度问题。用什么办法使供应商亮出底线?超市就报了价格底线,因为商品都是明码标价,而且不能讨价还价。超市为什么不能加一价码?因为有别的超市与它竞争。如果只有一家,做不到价格等于成本。但有好多家,价格通过竞争可降低到边际成本上,谁也不敢把价格定得太高。由此可知超市对改善资源配置起非常大的作用,它减少了交易费用,特别是把价格底线亮出来了。如果到国外买东西,又怕吃亏,那么上超市,保证不会吃亏,超市一定是真实成本价格。超市如果价格等于成本,赚不到钱,谁还干?超市一般不容易赚钱,但不赔本。所谓等于成本,并不是等于进货价格,而是再加上管理费用。超市管理费用很高,头一个是偷窃,还有复杂的仓库管理。超市如果在管理上想出新办法,比别人强一点,节省了劳动力,降低了库存,又有保证供应就会赚钱。总而言之,通过创新、竞争有一个平均水平,但它比别人管理费用低,它就赚钱。中国有些超市比外面的价格还高,这是因为超市正在发展之中,有些管理、进货、配置问题还没解决。像美国超市是最便宜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薄利多销,厂家、消费者均得到好处。超市被迫把自己价格底线亮出。价格是重要的。 大连的例子说明定价错误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定价准确可节省资源,价格不能扭曲,否则会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所以,我们要追求好的价格,能达到供需均衡的价格。在经济学里,有一条往下倾斜的需求线和往上倾斜的供给线,两线交点决定商品价格。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供过于求,价格下降。供需均等,是好的价格(商品均衡价格)。一个商品达到均衡,叫局部均衡,所有都达到的均衡叫一般均衡,此时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一个均衡点,而且市场起到质的变化,即任何一个商品均可买到或卖掉。这时,钱变成度量价格的单位,它代表价值。一般均衡价格就是价值,二者没有任何区别。甲商品可以换成乙商品,甲价是乙价的两倍,卖掉甲可买两个乙,甲乙价格比是2:1。一般均衡理论是惟一的价值判断,它的道理是实际证明的。2元票子只可买2元东西。任何人创造的价值理论不论多深奥,多复杂,如果不同于一般均衡价格,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在市场上是行不通的。一般均衡理论彻底解决了经济学里最根本问题 #0; #0;什么是商品的价值。 我们生活在地心引力里,谁也不觉得它的存在,但地心引力不但存在而且很重要,就像我们生活在价格里并习惯价格,也就感觉不到价格重要。没有价格,无从判断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稀缺。而价格给了你非常准确的度量。如发电可有很多办法,用煤、用油、用原子能,要根据当地情况计算,选择成本最低的。你在比较时要用到一系列商品的稀缺性。建一电厂,要用各种投入,都有稀缺性,要计算发电要用多少社会稀缺性。不同商品有不同度量单位,本来无法相加,但在经济学里只要是商品都能加。一尺布和一斤铁可价格相加。建电厂,什么东西都可相加,这样就可以比较。结果同样一度电,消耗最少社会财富的成本最低,没有价格你就会决策错误。价格重要性在于保证我们用最少投入得到产品。大连海水淡化3元/吨是通过方案比较得出, 没有理由再去用4元/吨方案。所以一个方案比较,离不开价格。 计划经济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价格,没有均衡价格(市场保证的)。从价格重要性可推断人类社会离不开价格,计划经济行不通,因为没有价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以有一般均衡价格为前提,这种“科学”必须能赚钱,否则,不能减少稀缺性。它是否能创造新的财富,用较少投入得到更多产出,只能通过价格比较。因此,一定要有价格。人类越来越面对稀缺性。美国比我们富不止十倍,但人们也不满足。人只要是追求物质,就总需要价格。人对物质追求可能会减少,但不会永远不需要。回到原始社会,挖个洞住在山洞里,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到那时,科技也无用,人都披一块兽皮,住在山洞里。 二、价格产生的制度安排 价格万岁,人类社会离不开价格,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不管社会怎么变,必须产生价格,必须有产生价格的各种制度安排。价格每天都在变,去菜市场可以看出,早上和下午价格不一样。西瓜价格与纽约股票市场价格产生道理差不多。由于价格重要,所以产生价格的机制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 比如在市场上,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有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进入自由指本来不买这个东西现在买,或本来不是生产这种产品现在从事这种产品生产,退出则反之,还要有选择的自由。你限制某人必须到哪儿买,价格就扭曲了。不但如此,而且要有信息交换的自由,我在这儿买东西,还要知道那边用什么价格成交。东京股市和纽约股市必须联网,如果割断信息沟通,股市价格就会扭曲。 1、谈“私心” 价格是人关心自己利益讨价还价形成的。只有在人关心自己利益时供不应求才会导致价格上涨,你不关心,就没有。它的背后是个利益问题。因此,我们放弃利益,就没有价格。我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里一开始就讲:人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没有价格,这个社会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我们大家敢于坐飞机?因为你知道驾驶员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他对自己的命是很在乎的。如果驾驶员像恐怖分子一样,连命都不要,你还敢坐飞机吗?我们以前天天批“私”,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批判“私字一闪念”,说“私”如何如何坏,其实,这个“私”还帮了我们大忙。没有私是非常可怕的,现在所有制度设计都是按照“人有私心”来安排的。 讲到人的私心,它有坏的一方面,也有好的一方面,而且好的大于坏的。当它侵犯别人的私时,就变得有害,如果它不侵犯还成就了别人的私,那就是好的。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很多哲学家认为“私”是万恶之源,所有世界上坏事都是私造成的,把私除去,世界就太平了,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他没有看到把“私”抛去后,世界将更不太平。而且世界之所以丑恶,并不因为有私,则是因为侵犯了别人的私。如果我有私,而且知道你也有私,那么我们一起想个办法,大家都得到好处,使各自的私都得到满足,这个世界将是很好的社会,利人利己。可怕的是,我虽然知道你也有私心,但我的“私”膨胀到侵犯了你的私,这就变成了坏事。要使我们社会安定,就要让每个人追求利益,同时不侵犯别人利益。这句话非常重要。柏林人也有私心,但他们懂得我的私心不能侵犯别人的私,所以我要守规矩。这就是一个国家老百姓有无教养的差别,懂得我的行动不能侵犯别人的私。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侵犯别人的私。我们在马路上走,把人家道给挡了,这是最普通的事,我们天天都能看到的。在国外,这样的事很少。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最能体现老百姓的素质,这也是个学习过程。慢慢地,我守规矩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有时,我也走,你也走,堵在一起,谁也走不动,对谁都没好处。好象地铁,谁也不买票,最后地铁关门了,大家都坐不上了,对谁都没好处,所以强调私的界限。我们不要盲目地反对私,利用私的主要特点,不要侵犯别人,而且要帮助别人实现他的私心。孔子讲“君子成人之美”。人家有个愿望,你帮他实现,你就是好人,是君子。 2、扭曲价格回归为均衡价格 在一个一般均衡价格引导下,人按照自己利益做出的选择是符合社会目标的。我们回头再讲制度经济学,我说价格的扭曲会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或者说人人按照价格来追求利益时,这个价格才是不扭曲的,才是一般均衡价格。人按照自己利益来行动时,他的选择是符合社会目标的,也就是说他做的事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有好处。这个道理经济学老祖宗亚当·斯密就看到了,就是“看不见的手”,但他没有证明,到现在他的《国富论》发表200多年了,他的理论现在已得到严格证明了。证明了人出于私心,按照价格所引导的来行动的话,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因此对个人选择不要加以干涉,让他们选好了,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大多主张自由,道理就在这里。它是最基本的公理,就像我们学几何一样,欧式几何有五个公理,有了这五个公理,几何各式各样的定理就推出来了。经济学一样,也有几个公理,所谓公理是没法证明的,只能承认他是正确的。有了这几条公理,经济学的大厦才得以建立,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经济学公理第一条就是“经济人”假定,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的,人是有私心的;还有一条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这没有办法证明,只能当成公理。有这样两条经济学才得以建立,所以真正懂经济学要义的人都是自由主义的或信奉自由主义的。因为他知道在价格不扭曲的情况下,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才符合社会目标。 那么我现在仍要问一句,如果价格扭曲的话,你按照扭曲的价格追求利益,是不是符合社会目标呢?不是的。但是这个事情奥妙就在这儿,当你按照一个扭曲的价格来行为时,如果这个制度允许价格调整的话,价格会恢复到均衡状态,除非你不允许它进行调整,政府管制了,我们能常常看到一个情况,政府能管制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扭曲了,于是许多人从中得到了许多不该得到的利益,使社会受损,从前的价格双轨制就是这么一个现象。但是如果政府不管制价格,当人们按照扭曲的价格追求利益时,价格会自动调整的,调整到一个均衡价格,这也就是均衡价格的存在性,这在经济学里是可以证明的。存在的均衡价格是如何达到的?就是通过人追求利益达到的,所以我们按原来讲的,一般均衡价格下,追求利益符合社会目标,退一步哪怕不是一般均衡价格下,人追求利益也是符合社会目标的,因为在人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价格会恢复到均衡状态,这个证明就是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而且它还证明这个解不但存在而且是稳定的。稳定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发散,它会收敛,收敛过程不会有震荡发生。在经济学领域里,过去认为这个理论证明是没用处的,但中国改革正好就应用了这个理论。我们原来的计划价格是一片混乱,后来通过逐渐的开放才理顺。大家有选择的自由,政府对价格的干预越来越少,通过开放,价格逐渐调整到了均衡价格,现在价格90%都达到了均衡,但是未达到一般均衡。一般均衡我刚才讲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它有质量的变化。因为任何一个商品价格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的所有商品的价格,价格是互相牵连的,只要有一个商品价格不均衡,其他商品价格就不是真的均衡。而一般均衡,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价格才是真正的均衡价格。所以我们现在有许多价格不均衡,它影响到一大片,它造成了我们整个价格系统还有相当程度的混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资源配置效率还不够高。 3、自发秩序 我讲了自由选择的重要性,在供应和需求都是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自由选择是最优的。但是许多商品不具备竞争性,比如说公共产品的价格。公共产品就是指社会服务产品,如道路、公安、警察、国防、天气预报等,这些产品都是公共产品,它不能通过竞争来实现均衡价格。另外还有外部性,有些交易牵扯到第三方的利害,叫做外部性。比如说养蜜蜂,就是有外部性的,因为养蜂的同时,附近的农作物是能够增产的。还有一种外部性就是生产中产生污染。第三个是垄断,就是一家提供产品,铁路部门就是,垄断使这种产品达不到一般均衡价格,不能自动实现,要有人去管他。 因为有外部性,有公共产品,有垄断这些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政府来管价格,政府就是要管公共服务的价格,有外部性的价格,垄断产品的价格。但同志们不要认为有了政府管,问题就解决了。我最近写了篇文章批判韩愈的《杂说四》,韩文一开始就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是什么意思?它说好的马是很多的,但是你认不出来,只有伯乐才能辨别千里马,因为没有伯乐,这千里马就不被人赏识了。可是谁是伯乐呢?同样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韩愈开了个大玩笑,他用解决一个更难的问题来解决一个较容易的问题,找伯乐比找千里马更难。我们往往都有韩愈同样的错误想法,把一件事交给一个智者(伯乐)来解决。可是谁是智者,谁也不知道。刚才我讲了因为有公共产品,有外部性,有垄断问题,所以要请一个政府这个智者出来,政府是智者吗?政府跟我们一样,只不过它当了一个公务员,就变成了一个政府了,它能解决的好吗?与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到哈耶克的理论,他提出了“自发秩序”理论,反对人为安排的秩序。所以说是不是千里马让它们出来跑一跑,你就能发现谁是真正的千里马了。判别千里马,不是靠伯乐,而是靠实践。所以,我们的很多习惯想法(如韩愈这篇文章)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一部分,但非常误导人。他与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唱反调。我们改革的成功,就成在“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自发秩序。不是先设计好一条路,哈耳克就反对这个。我们改革成功不是谁设计哪年哪月干什么东西,而是走一步看一步,这就成功了。这里肯定有学费和错误,但它没有出大问题,在小问题上错了赶紧回头就是了。总之,个人选择是自发秩序的基础,自发秩序的形成靠每个人按照追求个人利益且不侵犯别人利益的原则在里面活动。 4、“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每个人都有自由的一种愿望。如何实现你的自由?那就是不要有人干涉你的自由。你周围每一个人都不干涉你的自由,你作为周围人的周围也不要干涉别人的自由。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每个人都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当你周围人都不干涉你的自由时,你就得到最大的自由。另外一个人也得到最大的自由,因为你不干涉他的自由。每个人既是自己,又是别人的环境,别人的别人就是我。我要得到自由,我希望别人不干涉我。我成为别人的别人时,我也不能干涉别人。所以,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就能得到自由。每个人约束自己不干涉别人的自由,这时每个人就得到最大的自由了。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因为每个人都会爱一些人,但你爱的方法要对头,你可不能干涉别人自由。虽然你因爱出于好心,但可不能干傻事。有时,父母会干涉子女婚姻、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当然父母的劝告是必要的,可是劝告归劝告,自由是另一回事,不能干涉。“人民政府爱人民”,你就要给老百姓自由。信仰是自由的,谁也不能干涉。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自由是人的权利,你有什么权利去干涉人家自由。干涉了势必造成很多麻烦。互相干涉自由就是,互相斗个没完。所以,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你要尊重人家,自由是人天生的权利。也要给敌人以自由。这里的敌人是指因你不给他自由而成为你敌人的人。他本来是你的朋友,但因你干涉他的自由,他变成了你的敌人,并不因为别的。当然,日本入侵中国,这个敌人我们要反对。但有很多所谓敌人并不是那么回事,因我们干涉了他的自由,他才反对我们,你一旦给他自由,他就会成为你的朋友。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矛盾缘于干涉别人自由,你得尊重人家。这个道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 5、尊重人权 产生价格的制度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所有权,财产的所有权。因为市场经济或产生价格是靠交换的。交换的前提是要有所有权,所谓交换只不过是所有权的交换。一个物的所有权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可能这个东西没移动,但交换已完成。所以,无所有权就无交换。所有权不能保障就会使交换无法进行。所以,发展市场经济要有交换,要有讨价还价,保护人的私心,保护人追求利益的权利。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护财产的所有权。我们知道,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得到利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侵犯别人的利益。另一种是不侵犯别人利益,通过劳动、与别人合作、创新,也可得利益。如果有机会侵犯别人,满足自己的私心,就不会去劳动。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允许一部分人去侵犯别人的话,这个社会将会是争权夺利的社会,大家都不希望通过劳动得到利益,而希望通过依靠权力侵犯别人利益得到利益,这个道理极其重要。人类社会生产力之所以会发展,就是因你侵犯别人劳动果实越来越困难,还不如自己去生产。在财产的所有权得到保护时,你侵犯别人利益,就不容易。所以保护财产所有权关系到一个社会的进步。如果侵犯别人代价高,他就选择自己劳动。但一直到市场制度逐渐建立,人权才被逐渐尊重。在这以前,人类社会每个阶段都有特权阶级,拥有特权者可侵犯别人利益。中国过去是个皇权专制社会,不重法律,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因此,谁都想当皇帝,皇帝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把他赶下台。 改革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权对每个人都极端重要,随便侵犯你的权力,你就无安全感。从来的革命,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无权无势的人造有权有势人的反。造反,首先破坏所有权,建立一个新社会。但穷人造富人的反,连富人的所有权都得不到保障,穷人的所有权能得到保障吗?所以,革命、造反的结果只是破坏所有权,穷人还是穷人。只有当穷人的所有权得到保障时,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进步。我们说要保护财产所有权,往往以为这对富人有利,富人有钱,才需要保护,这是很大的误解。一般而言,富人财产的所有权比之穷人更易得到保护。富人之所以富难道是财产得不到保护才致富吗?我们说财产保护主要针对穷人。穷人自己要明白,我要尊重一切人的所有权。首先,富人的所有权你得尊重,连有钱有势人的所有权都得不到保障,哪穷人还有什么保障呢?现在农民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他们的负担变成了一块橡皮泥,一会儿减少,一会儿加大。因为农民财产得不到保障,何以减轻其负担?一个农民到北京打工,弄不好就被收容遣返,路费自己出。 人权得不到保障是个大问题。只有无权无势的农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我们这个社会才会进步。因为你不可能通过侵犯他们得到利益,那只有自己劳动、创新、发明得到利益。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需走很长一段路。现在农民可以进城找工作,虽然受到鄙视,找工作受限制,只能干粗贱的活,但总归比以前有很大进步。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一个效率最高的经济。全世界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富国。当然,有很多国家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好处,想搞市场经济,但做不到,因为它们缺少平等和自由。印度有四个种姓,人与人很不平等,财产分布差异很悬殊,男女也不公平,每年要烧死好几千女的,因为她们出嫁时嫁妆太少。印度虽号称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民主搞得非常糟糕。不要以为一个国家民主了就能解决问题,不那么简单。但保障人权确实能解决问题。人与人权力差别很大。农民与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差得太远了。人与人很不平等。要作到人与人平等,很不容易。美国算是一个比较自由、平等的国家,但美国这方面问题也不少。大家知道美国前两年有一个辛普森案,一个人把他离婚后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给杀了,最后作案的血手套从那个人寝室搜出,但他有钱,请了一个很好的律师为他辩护,最后无罪释放。一个普通穷人是无法做到的。但美国社会有一好处,这件事谁也瞒不住。所以后来他在民事诉讼里败诉了,民事诉讼判定他杀了人,对他进行民事处罚。一个人不能逃脱法律制裁。所以,这个社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它制度上比较懂得自己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掩耳盗铃。 应用经济学论文:试论计量经济学在国际贸易领域应用的文献综述 论文关键字: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文献综述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3.结论 以上各类成果因研究方法、样本时间段和采用变量的不同,因而使得其结果也截然不同。这可能也是一直以来学者们在汇率波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上无法达成一致、稳健的结论的原因之一。 应用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兴起、应用与意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 #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贸易经济专业发展探索 一、实践教学手段落后 在贸易经济特色专业的教学中,实践教学手段落后,也是贸易经济特色专业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之一。目前,贸易经济特色专业的教学手段,主要以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为主体,以网络教学、实验软件等为补充。多媒体教学由于过于程式化,导致部分学生课堂只记笔记,以应付考试;网络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平台,但由于资料更新慢,技术支撑能力不高,因而教学参与程度较低。而实验软件在选择上由于成本较高,以及适用性比较狭窄,加上课时所限,所以利用程度也不高。 二、贸易经济改革思路 (一)课程体系改革 1.当网络经济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社会中后,贸易经济问题已经冲破了传统的研究领域,不仅与其他经济领域相互渗透和配合,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业态和贸易形式,所以在基本贸易理论和技能课程的基础上增设新的贸易理论和技能课程是必须的,课程主要有流通经济学、商业史、商品学、市场调查与分析、消费心理学、零售学、广告学、电子商务、期货交易、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 2.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内外贸有机结合,从事国内外贸易研究和工作的人,同时面临大量的国际贸易的问题,所以培养复合型人才是市场的需要。因此,贸易经济专业开设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谈判、商务函电、商贸英语等特色课程,将奠定复合型人才的坚实基础。 3.突出学科发展的前沿,适时增加新的理论性课程,把最新的贸易经济理论研究成果融于教学过程中,在课程设置中可以增设专业选修课,其课程有商业创新、区域贸易等,同时开设各种专题讲座,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专业知识。 4.合理配置课程模块,突出方向性课程模块、选修课程模块的“新”和“特”,增强课程的引导性和学生的选择性,使课程设置更能与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更加匹配、更具效率,并随着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专业下设方向以及相应的课程模块。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培养 学生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是教学活动效率高低的决定因素。特别适应贸易经济课程的特点,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就必须坚持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为核心。必须将教学的聚焦由关注教师怎样教转到关注学生怎样学上来,在必要指导的前提下,尽可能创造宽松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对学习本身感兴趣,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能动地、创造性地学习,主动地去获取知识。 (三)实践教学改革 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的设计应符合贸易经济特色专业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理论联系实践。既要让学生掌握贸易经济基本原理,了解我国贸易经济领域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又要让学生学到解决贸易实践问题的基本方法与技能。一是实践教学环节。贸易经济专业是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型经济类专业,其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实验教学、现场教学、社会调研、科研实训和毕业实习等五个方面。此外,还应安排其他锻炼学生综合素质的制度化实践活动,如语言能力测试、军学共建和商学共建等活动。二是实践教学基地。实践教学组织包括实践教学领导小组、指导教师小组和学生实践小组等。实践教学小组根据统一的课程实验计划、社会专题调研计划及其考评制度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根据专业建设和专业模块方向遴选出实践性强、操作效果好的商贸流通企业作为实践教学基地,并不断拓展外省实习基地。每个基地指派一名教师负责。实习去向根据学生意愿,实行双向选择;实习中,要求学生及时分析、主动与实习指导老师和业务人员沟通交流;实习后,学生必须根据实习的实际情况,撰写实习报告,并由实习基地统一考核与鉴定。 三、一个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有几所高校以期货贸易作为贸易经济专业方向之一,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期货贸易班。他们以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宽广的知识面和期货专业知识,熟练掌握英语、计算机、期货交易和投资技能,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能够在期货业、金融投资业和各类工商业及政府机构从事经济管理、期货套期保值、期货和金融投资、期货贸易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这就要求学生要系统掌握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方面的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通晓期货市场制度、期货贸易方式、期货交易流程和期货市场管理,具有运用现代期货市场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从事期货贸易和投资管理的能力。该校除了开设贸易经济专业基础课和主干课程以外,还增设有关期货与期权分析的相关课程。这就使得学生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可以胜任与期货贸易相关的工作。目前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一般都开设《期货贸易》这门课程,但是很多只是泛泛的介绍基础知识,没有增设更多的相关课程,学生的专业知识不够系统扎实。首都经贸大学的期货贸易班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可为其他高校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王雪瑞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谈贸易经济专业建设的建议 一、贸易经济学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贸易经济专业定位尚待进一步明晰 目前,在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高等院校中,大部分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比较模糊。从全国各大专院校贸易经济专业归属的院系来看,有些在商学院,有些在经济学院。27所开设有贸易经济专业本科院校中,很多学校是近年来才开设的新专业,对该专业培养的目标定位并不十分清楚。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专业建设中的片面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会导致学生因对专业方向认识不足而学习积极性不高。 2.贸易经济专业理论基础较薄弱 在主流西方经济学中,无论从研究方向,还是专业设置上来看,都没有专门的贸易经济研究和专业。而作为贸易经济学专业理论基础贸易经济学(流通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系统的存在,只是在某些著作中以交换、交易、市场、商业等名词相关联而出现。长期以来,我国贸易经济(流通)问题一直以马克思的流通理论作为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垄断着我国流通理论界,被作为惟一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放在整个经济运行的大背景之下来分析,揭示了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的关系,没有也不可能放眼世界尤其是无法解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流通问题,这种理论基础的单一性导致了中国流通经济学的先天不足[2]。 3.贸易经济专业市场认知度低 从笔者所在高效贸易经济专业就业来看,用人单位对贸易经济专业认知度相对较低。比起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等具有鲜明特征、特色的专业而言,相当一部分企业(包括大部分超市和连锁经营企业)对贸易经济专业不太熟悉,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直接影响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就业,对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形成制约。 4.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急需优化 商贸流通产业人才的质量直接关系商贸流通业的兴旺发达和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电自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零售业逐渐壮大,新型贸易模式如E贸易大量出现,大流通、大消费、大贸易的格局基本形成,迫切需要通晓贸易理论和实务高素质零售商业流通人才,目前贸易经济专业课程设置来看,其课程开设庞杂,专业性不强,针对性不明显,知识相对陈旧,人才培养与岗位实际需要的能力标准存在较大差距。这些都迫切需要贸易经济专业在课程开设上体现特色,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5.贸易经济实验与实践教学欠缺 贸易经济是一项技术性、实务性很强的工作。熟练的进行实务操作是一项衡量学生专业素质的重要标准,作为贸易经济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多让学生了解实际情况,多接触实际业务,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贸易经济专业在培养过程中,大部分院校或是由于资金问题或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商务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实践教学环境滞后,而且大多数学校贸易经济专业教师大部分所学都是别的专业,大多没有贸易商务实战经验,在从事商务实践教学时显得勉为其难,这直接影响了学生综合技能的提高。 二、贸易经济学专业建设建议 1.加强专业内涵建设,进一步明确专业定位 依据新经济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应明确贸易学科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学科,其培养目标应准确定位为专业素质硬、执业能力强和职业道德水平高,具有国际视野、符合零售业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要求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贸易经济专业建设应以以打造“贸易经济”专业特色为主线,积极加强专业内涵建设,适当细分专业方向,灵活设置专业课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努力塑造学生的特色素质,不断提高各专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坚持“面向市场、服务社会、打造特色”的专业建设思想。本科院校贸易经济人才培养要体现出专业基础扎实、具备跨学科的知识水平、协作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设置专业方向有利于明确培养目标,突出各校贸易经济专业的特色。在方向的设置上,应着重体现服务于新经济形态,例如,服务贸易、E贸易。 2.确定贸易经济专业的核心课程,以模块教学形成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方面,本文认为,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的制定必须坚持“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显特色”的原则。在保障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开设的基础上,应根据市场需要多开特色课。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由专业主干课和专业选修课两方面组成。专业主干课主要介绍贸易经济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以及为制定贸易政策和商贸企业战略管理需要的一些市场调研与决策的技术,包括贸易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批发贸易、零售学、商业技术、物流经济学等专业课。专业选修课主要介绍贸易方面的一些具体经营与管理技术,与实现培养目标紧密相关的一些学科知识等。在专业选修课程的设置上,本文认为应处理好贸易经济专业与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等相关专业学科的关系,在选修课中,本文建议采用打破常规模块化教学完整课程体系,突出“宽口径”和专业性结合实践教学的教学方式。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为例,我们在贸易经济专业选修模块设置了三个方向:其一,“零售方向”。该模块包括《现代物流》、《电子商务》、《零售技术》、《连锁运营与管理》等课程,突出用新经济的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原有的贸易经济专业,围绕零售业态与商圈、连锁与特许经营、零售业的电子商务及现代技术应用、超市与配送中心建设等方面,以信息、物流和现代商务技术为手段,造就满足新经济要求的高素质贸易经济人才。其二,是“工业品批发与贸易”方向。该模块包括《采购与供应链管理》、《汽车贸易概论》、《批发市场学》、《机电产品与工程材料》、《生产资料流通》等课程,发挥贸易与管理融合的优势。其三,是设置“商务管理”综合性方向。该模块包括《会展经济学》、《房地产经营概论》、《拍卖与典当》、《期货市场学》、《服务经济学》等课程。三个模块采用以各个方向为目标,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及志向选择,根据学生选定的方向,在老师的适当指导下,学生自主地设计职业生涯方向,拓宽学科的发展领域,培养复合型人才。 3.贸易经济专业建设应加强“校企”交流与合作,构建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贸易经济学科应加强与政府和商业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以服务与企业经营管理及地方社会经济为己任,借此提高贸易经济专业的影响力。校企合作是高校贸易经济专业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由之路,校企合作要形成常态化,实现深度合作。在校企合作方面,要找到校企合作、实现合作共赢的机制与模式,要实现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要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加大学院服务社会、服务企业的能力和水平,积极主动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模式、新机制。笔者所在高效贸易经济专业建设过程当中就加强了与永辉超市、沃尔玛超市等的全面合作,同相关企业一起探讨专业学生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设置思路,教师和学生定期到企业进行实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强化教学实践创新,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因为创新性商贸流通专业人才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实践性,贸易经济专业是属于与实践联系非常紧密的应用学科,一定要充分认识实践教学在贸易经济专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贸易经济本科教育必须十分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必须在课时安排、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教学环节、教学改革等诸多方面凸显实践教学的特点与要求。地方性高校贸易经济专业应该主动面向商贸流通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高职教育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应用性人才,进一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深化实践教学内容改革,确保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出率和开出质量。比如,加强贸易经济专业本身的综合商务模拟和物流技术等试验课程,可以大大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同时,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切实加强实验课程、专业认识实习、实训、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在毕业论文方面,应加强有针对性的实践类题目的比重,切实保障各实践环节的时间和效果。 5.加强学生课外素质拓展,着力培养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创新能力 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为例,我们通过开展大量商业文化活动、大学生挑战杯、模拟商业街等活动,激发学生对专业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着力培养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经过这种训练的学生就业率和就业层次都有较大的提高。 6.进一步加强科研和实践工作,提高教师学术和实践水平 专业和学科建设要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贸易经济学科研究要争取基础项目的立项,通过立项,明确研究的目的、内容和创新价值,使贸易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不断完善和发展。专业建设过程当中,贸易经济专业教师应加强学科建设要与教学研究相结合,通过与学科相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的研究,为搞好课堂教学奠定坚实基础。可结合地方商贸流通建设所提出的问题,有计划地选择若干领域的课题进行研究,做好产、学、研结合工作,促进相关学科建设的良性循环。加大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力度,以增强教学环节的实践性。教师的实践能力提高了,可以进一步带动学生提高实践能力,由此必将提升贸易经济专业的建设水平。 作者:郝爱民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基于SWOT分析的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对策 摘要: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财经类高校最早成立的专业之一,为我国流通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但由于各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目标不够统一、核心课程相差较大,实践教学不足等问题。因此,从SWOT分析方法出发,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应在创新专业培养目标、加快课程体系改革和加强师范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好工作。 关键词:SWOT;贸易经济专业;教学改革;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在一些财经类高校和部分综合性大学设置了贸易经济专业(原名商业经济专业),主要是为我国商业理论研究、商业企业培养专门人才。但在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没有贸易经济专业,根据当时需要,中国人民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少数学校保留了贸易经济专业,其他高校不得不停止贸易经济专业的招生。这次专业调整对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2012年,教育部再次调整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在新的目录中增加了贸易经济专业,这给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为此,笔者运用SWOT分析法,从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两方面加以分析,以探寻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新途径。 SWOT分析法主要分析外部环境给贸易经济专业带来的机会(O)和威胁(T),贸易经济专业内部具有的优势(S)和劣势(T) 一、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分析 从目前来看,外部环境的改变为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既带来了机会,也有一定的威胁。 (一)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机会(O) 1. 贸易经济专业重回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因受专业调整的影响,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高校仍保留了贸易经济专业,但同其他财经类专业相比,贸易经济专业发展严重滞后,招生规模大幅度缩小,每年毕业生非常有限。2012年,教育部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后,恢复了贸易经济专业应有的地位,给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目前,已经有30多所高等院校恢复或重新申请设置贸易经济专业,这对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2. 现代流通产业的发展为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从培养对象上来看,贸易经济专业主要为商贸流通产业培养人才,既包括流通理论研究人才,也包括流通产业管理部门和大中型流通企业专业人才。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年增加,随着现代流通产业的发展,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现代流通产业发展中,有许多流通理论问题需要人们去探讨和研究,如:现代流通组织、流通渠道、流通方式、流通绩效等,而且在流通领域需要大量的懂经营、会管理且掌握流通专业技术的专门人才。目前,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流通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为流通产业培养专门人才的贸易经济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发展前景极好。 (二)贸易经济专业发展面临的威胁(T) 1. 贸易经济专业受相关专业发展影响较大。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及市场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高校新设置了不少财经类专业,大多数专业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之间会产生一定的竞争。如与贸易经济专业关系相对密切的专业有: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等。其中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贸易经济专业同属于贸易与经济大类,但有许多家长、学生和企事业单位都将两者混淆。在许多高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和物流等专业是在贸易经济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的这些专业教师是从贸易经济专业分离出去的,正当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困难时,这些相关专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致使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处于不利地位。 2. 贸易经济专业社会认可度不高。由于贸易经济专业受政策影响较大,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学校较少,每年贸易经济专业毕业生很有限,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现代流通企业由于缺乏对贸易经济专业的了解,在出现流通专业人才短缺时,不知道还有专门培养贸易经济专门人才的专业,出现贸易经济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信息的不对称。二是一些高中的教师、学生家长、学生对贸易经济专业不了解,在填报志愿时,缺少主动填报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生,第一志愿率很低。三是在一些高校,因为允许学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调整专业,所以有些学生也会从贸易经济专业转到金融、会计等专业,造成贸易经济专业学生流失严重,影响了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培养。四是一些组织机构常常将贸易经济与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其他专业相混淆,在公布就业率、人才需求等信息时给人们带来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二、贸易经济专业内部条件分析 尽管贸易经济专业在发展中遇到一些困难,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优势分析(S) 1. 发展历史悠久,在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从贸易经济专业产生、发展到现在,在设置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中,贸易经济专业大多处于重要地位,是学校的重点专业。如贸易经济专业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初建校时的八大专业之一。从层次上来看,贸易经济专业是本科专业,在研究生层次上,1999年教育部将贸易经济专业调整为产业经济专业。因此,各高校产业经济教学团队大多建立在贸易经济专业基础上。产业经济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成效比较显著,在高校同类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河北经贸大学产业经济专业教学团队建立在贸易经济专业基础上,产业经济专业导师同时承担着贸易经济专业教学任务,产业经济专业多次被评为河北省重点优秀专业。 2.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成效显著。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是高校发展的根本,各高校都将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校的重要任务。2007年,各高校根据《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要求开始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经过长期的努力,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已经获得一些成果。(1)加快建设本科教育创新高地和品牌特色专业点。2007年河北经贸大学外贸经济教育创新高地――贸易与法律被评为河北省本科教育创新高地。重庆工商大学贸易经济专业为省部级特色专业。西安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为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是北京市重点学科;北京工商大学贸易经济学是北京市特色专业。(2)加快精品课建设。高校贸易经济专业把贸易经济课程建设作为核心,加快贸易经济专业教材建设,积极推进国家、省、校三级精品课程建设。如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曾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安徽财经大学贸易经济学,河北经贸大学商品流通学分别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3)加快教学团队建设。通过建立高效的教学团队,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008年,河北经贸大学贸易经济专业教学团队被批准为河北省优秀教学团队。(4)加快实验基地等的建设。上海财经大学财经人才创业教育创新实验区为国家级创新实验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此外,加快实施高校骨干教师培训提升计划和高校教学和管理干部培训计划,从而提高了教师教学、管理水平和科研能力。 3. 形成比较成熟的贸易经济专业教学体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流通产业的快速发展,对高级流通专业人才的要求日益迫切。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对流通人才的需要,各高校贸易经济专业根据培养目标重新制定和调整了教学计划,完善教学内容,调整课程体系。具体而言大多分块设置课程群。河北经贸大学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分为两大模块,即贸易经济专业通识教育课程模块和贸易经济专业教育课程模块。贸易经济专业通识教育课程模块中有:(1)全校通修课模块,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英语、微积分等13门课程;(2)学科通修课平台,包括平台必修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等);(3)平台选修课(金融学、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10门课程,要求学生选修13学分)。贸易经济专业教育课程模块中有:(1)专业基础课(商品流通学、产业经济学、市场价格学等10门核心课程);(2)专业选修课(期货贸易、贸易理论前沿等10余门课程,要求学生选修13~15学分);(3)实践课程(入学教育、军训、军事理论、专业调查、专业实习、就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由于贸易经济专业长期以来注重贸易经济理论,对于实践教学环节重视不够。缺乏对实践教学的理论研究,在教育模式中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近年来,随着社会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要,围绕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目标,各高校贸易经济专业都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活动。 4. 充分发挥商业经济学会的作用。1982年,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成立,主要由全国从事商业的科研、教学单位、行政管理机构、工商企业、社团组织及相关人员组成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一些省、市也成立了商业经济学会,如河北省商业经济学会。商业经济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商业应用经济与管理领域的学术与实务研究;开展行业培训活动,为社会培养贸易经济的实用人才;召开各种贸易经济专题研讨会,推动我国流通理论研究,促进我国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河北经贸大学是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和河北商业经济学会的会员。中国商经学会每年召开多次研讨会,凭借商业经济学会这个平台,可以更好地加强贸易经济理论研究、开展教学研究,与高校同行共同交流,密切与政府部门、企业之间的联系。 (二)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劣势分析 1. 各高校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目标不够统一。从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目标来看,差异性很明显。如北京工商大学贸易经济专业注重培养具有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贸易经济基本理论,熟悉国家经济政策与法规,掌握商品流通以及期货市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具备经营管理能力,通晓内外贸知识的从事现代商务活动以及期货等衍生品交易和管理的专业人才。河北经贸大学主要培养具备较宽厚的学科基础和理论,具有一定能力,能在各级政府的贸易管理部门从事贸易政策研究与制定、能在大中型商贸企业从事核心业务经营和战略管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南京财经大学贸经专业重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事批发、零售、物流、销售、对外经贸等行业的经营管理人才。从上述各校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目标中可以看出,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掌握基本技术和技能等方面大致相同,但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定位上有所不同。 2. 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基本相同,但核心课程相差较大。从课程设置上来看,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大体包括教学与实践两部分。在教学体系中包括必修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与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但在核心课程的设置上有很大的不同。如北京工商大学核心专业课程:商学原理、国际贸易、消费经济学、商业经营策划、期货市场学、金融期货与期权等;中国人民大学核心专业课有:贸易经济、产业经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物流学、期货市场运作、电子商务与网络贸易等;河北经贸大学核心专业课有:商品流通学、商贸公司运作实务、市场预测与决策、市场价格学、服务贸易、期货贸易、产业经济、网络贸易等。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共同的课程并不多。这说明各校对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认识不一致,很难在学校之间进行课程交流,同时也给教材编写、师资培养等方面带来困难。 3. 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性教学相对不足。在贸经专业教学过程中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体系不够完善。这主要表现为:高校教师普遍存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现象,对实践教学研究投入比较少,研究成果有限;贸经实践教学内容比较单一;理论教学课时与实践教学课时安排不够合理;实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相对落后;缺乏实践教学考核与评价等。同时,高校中绝大多数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参加的实践活动较少,很难指导学生的实践教学。因为实验室建设、实验条件的改善等需要资金的支持,资金投入有限制约了实践教学的开展。 4. 贸易经济专业师资建设相对滞后。师资不足是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重要难题之一。从量上看,师资力量不能满足贸易经济专业教学的需要。随着越来越多学校设置贸易经济专业,对贸易经济专业教师的需求越来越大,造成贸易经济专业师资缺口扩大。从质上来看,原有的贸易经济专业的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现代流通业发展的需要。近几年,一些高校引进和培养了一批从事贸易经济教学的教师,但这些教师往往缺乏贸易经济实战经验,对贸易经济理论的讲授和实践教学难以深入,贸易经济专业整体教学质量仍需提升。 此外,贸易经济专业缺乏国家级教学团队、特色专业、品牌专业也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因素。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贸易经济专业发展既有机会,也有挑战,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但总体来讲,机会大于挑战,优势大于劣势。只要抓住机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一定能持续发展。 三、贸易经济专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不断创新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各高校贸易经济专业的培养目标虽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讲应该为本地区流通业发展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学校在培养学生良好基本素质、掌握贸易经济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更应突出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的特色,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和微观专业技术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毕业就能从事批发、零售、期货贸易、服务贸易和国际贸易等流通业工作。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应该立足于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培养的学生应全面掌握贸易经济专业基本理论体系、专门知识以及贸易领域基本工作技能,提升贸易经济专业素养;主要应关注贸易及相关领域的原理性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侧重学习掌握基本贸易经济理论以及贸易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方法,培养学生掌握现代贸易经济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管理技术,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外语和数学等现代贸易经济活动所必须的知识以及良好的人文品德修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培养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专业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 (二)加快贸易经济课程体系改革 随着贸易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补充到贸易经济教学内容之中。因此,在深化贸易经济课程体系改革过程中,应不断探索新的、适合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课程体系。在课程体系建设中要突出本专业特色,实行模块化教学。笔者认为,高校贸易经济专业应在完善教学体系的基础上,通过高校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共建贸易经济专业交流平台,尽可能实现各高校贸易经济专业核心课程的统一、同门课程教学大纲的统一和教材的统一,以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 (三)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实践体系的建设。这主要从实践教学内容、组织、教学考核与评价、质量保障等方面加以完善,以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不断丰富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的内容。加强贸易经济专业实习基地建设,组织学生深入到商贸企业开展实习,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开展各种模拟实习。开展课外实践活动,鼓励贸易经济专业教师加强实践教学方法的研究与运用,不断改进实践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开展网络教学,加强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环境建设。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和质量保障体系,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完成。 (四)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 加强对教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等方面的指导工作,加快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教学培训步伐,使其尽快掌握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讨,交流经验;鼓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流通企业活动,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积极利用校外资源,聘请校内外专家、企业家担任兼职教师,任课或举办讲座、培训等,逐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逐步完善教学制度,如本科生导师制度、科研系列报告制度、实验室开放制度、科研项目滚动制度、文献检索培训制度、课程探究性教学制度和科研加分等制度;积极筹措资金,增加对实践教学的支持,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五)加快贸易经济教学质量工程建设 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建设综合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教师队伍、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式与管理等,强化贸易经济专业建设,促进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加快精品课程的建设,贸易经济专业要加快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建设,广泛传播贸易经济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加快升级改造已有的国家精品课程、省级精品课程,补充完善课程内容,实现贸易经济专业资源课程共享。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实验教育示范中心、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为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提供物质条件。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贸易经济专业教学改革与设计 摘要: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正引发一场新的商业革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商业形态、组织形式、运营模式、流通技术等发生根本性变革。新商业革命背景下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应着眼于大流通、大市场、大贸易,与市场接轨,打造基于工作的或以就业导向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多元一体,更加强调课程间的融合,注重内贸与外贸相结合、营销与管理相结合,以内贸、营销为主,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新商业革命;流通经济;商业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 1信息化与全球化引致的“新商业革命” 近代史上的商业革命是指新航路开辟后西欧商业经济领域产生的一次重大变革,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商路贸易中心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电子商务的出现则引发一场新的商业革命,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商业形态、组织形式、运营模式、流通技术等发生根本性变革,特别是近几年计算技术发展的重点已经从信息处理逐步过渡到了信息服务,凭借着强大的数据采集、存储、全面精准分析挖掘及呈现共享等技术优势,在诸多领域,“大数据”正以各种方式和路径影响着企业的商业生态,正在引致颠覆性创新,这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时代背景,而未来,商业领域的竞争,主要是商业模式的竞争。商业模式,是指企业价值创造的基本逻辑,商业模式创新是指企业价值创造提供基本逻辑的变化,即把新的商业模式引入社会的生产体系,并为客户和自身创造价值。 2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及教学工作面临的挑战 贸易经济专业是国家教育部保留的特色专业,在全国仅有三十几所高校设置。在计划经济时期,贸易经济专业培养了许多宏观经济方面的人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发展,贸易经济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开始面向政府职能部门、工商企业等部门,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通晓市场流通理论,掌握贸易理论和实务的高级专业人才。近年来,该专业面临诸多的挑战及变革: (1)信息化及全球化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大数据”正以各种方式和路径影响着企业的商业生态,它已经成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时代背景。 (2)流通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流通领域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商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从实践上来说,流通产业正处于一个成长、变化、开放的时期,急骤的变化需要贸易经济学科与之相适应。 (3)由于市场环境/技术条件变化,企业运营模式及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理念/技术手段发生根本新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向/导向/定位及课程设置方面作出调整,以顺应潮流,适应变化。 3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思路 为应对变化,专业发展定位需要调整,课程结构需要优化,教学方式需要改进。北京工商大学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路是:立足首都流通产业,着眼国内贸易市场,强化应用能力培养,实现“五流”融合贯通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理念。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我院认为该专业应着眼于大流通、大市场、大贸易,注重内贸与外贸相结合、营销与管理相结合,以内贸、营销为主,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在改革与设计的思路上,应遵循:人才培养应与市场接轨,打造基于工作的或以就业导向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即根据该专业社会需求即与贸易经济专业相关的岗位技能要求,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在校培养(技能MKSA),而不是根据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人才――等毕业了(成品),基于所掌握的技能找工作。社会需求、学校人才培养双向反馈互动,两者是相互适应的闭合回路,是一个逐步改进循环往复的过程,因为就业环境在动态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更高。 基于上述思考,做好因社会需求而设专业――招生,因社会需求变动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人才,以及就业指导各环节无缝对接,这样就能保证培养出的人才是社会所需要的、适应性强的,可以后续发展的。这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岗位(就业)为导向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4贸易经济专业教学改革内容 我院贸经专业自2002年招生,至2010年共招生9届,应该说经纪人这一方向还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在社会上也受到好评。自2011级以来,我院贸经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就基于上述思考,并立足我院实际,本着人才培养方案与市场接轨,以工作为导向的思想,吸收了电子商务/国际商务管理/营销/商务管理/信息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新元素,与此前的人才培养方案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对此概括为两点: (1)目标明确,定位准确。人才培养目标就是要回答培养什么类型、培养什么层次的人才、具备怎样的素质和服务于哪个地区或行业的问题,我院贸经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目标明确,定位准确,就是培养服务于重庆及周边地区的从事商贸物流的高级专业人才,这一定位符合商业形态变化/贸经领域发展趋势,适应社会需要,也切合我院实际。 (2)课程设置多元一体,有机融合的特色逐步显现。借鉴兄弟院校的成功经验,经过3年来的大胆创新,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课程体系较系统,比较协调,一些课程比较有含金量,比如我们侧重了流通技术创新教学模块;增设了电子商务/网络贸易与国际商务、消费经济与服务经济/服务贸易等模块;遵循物流与贸经的一体的思想,强化了商务谈判及房地产经营管理、客户关系管理、项目管理模块,以及新形势下的经纪人模块教学等,更加强调课程间的融合。 5课程设置与时俱进,突出特色 北京工商大学在保留一些传统课程商业/流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市场价格学的基础上,开设了期货期权、电子商务盈利模式、商业经营与策划,许多传统课程也进行了教学内容的创新与改造,成为贸易经济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骨干课程、特色课题。我院则: (1)将“贸易经济专业”更名为“商业经济学专业”,内涵外延更广,突出了“学”。贸易经济的内涵及外延较窄,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被内涵及外延更为宽泛的商业经济或流通经济取代。 (2)核心课程调整。《贸易经济学》与《流通产业经济学》应被《商业经济学》或《商品流通经济学》取代,或取消《贸易经济学》保留《流通经济学》(《流通产业经济学》),因为《贸易经济学》、《流通经济学》、《流通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商品流通经济学》五者为同一事物或很接近。专业核心课程确定为:《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流通产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网络贸易理论与实务》。 (3)关于专业方向的设计。贸易经济专业选修课,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商业地产方向,开设的课程有《房地产经营管理》、《商业地产策划与投资运营》、《商业地产设计与开放》、《商业地产投融资管理》、《商业地产资产管理》、《物业管理》等课程。二是网络贸易方向,开设的课程有《企业信息化工程》(或《企业ERP》)、《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网络贸易(理论与实务)》、《电子商务综合解决方案》、《客户关系管理》、《网络采购》、《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等。 (4)突出流通领域的创新,突出新商业模式教学模块以及《创业学》,这是趋势要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也是落实和执行人才培养方案的必要一环;将《客户关系管理》、《现代金融业务》增设为专业必修课,或将某选修课替换掉;实践实训方面增加《模拟公司运作》模块,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方面加强与重庆商社集团、新世纪、永辉超市等公司的合作等。努力在实践教学及实验实训等各方面突出特色,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6总结 尽管当前贸经专业面临诸多的挑战,但也面对更多的机遇,长期趋势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提高的,人才培养及专业建设方面,总的感觉是一定要变革,比如:北京工商大学2009年该院贸经专业被评为北京市特色专业,但2014年又要做进一步调整;上海商学院将原财经学院拆分为财会学院与“流通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将贸经专业改为“商业经济学专业”;还有湖南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都在变革,与时俱进――打造特色。尽管上述几个高校与我们学院在人才培养类型层次方面及服务对象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其方向及思想是可以借鉴的。总之,我院的人才培养立足我院实际,立足重庆实际,在专业定位及课程开设特色方面要顺应发展趋势,符合发展规律,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从而提升起贸经专业核心竞争力,赢得各界的认可与好评。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贸易经济专业发展新探 【摘 要】虽然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高校开设较早的几个专业之一,而且在2012年教育部就将贸易经济专业列为本科专业目录中,但是其实早在1998年,教育部就将贸易经济专业设为目录外专业,也是教育部的保留特色专业之一。我国的贸易经济专业经过长足发展,已经取得优异的成绩和一定的规模,但是由于国家政策调整,二十世纪末,很多高校的贸易经济专业被迫取消,造成专业发展日渐低迷,培养的人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我国飞速发展的经济需求。本文将就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展开探讨,分析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贸易经济;专业发展 0.引言 1998年我国对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对贸易经济专业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专业发展受到很大的额阻碍,目前我国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院校不足百所。贸易经济专业发展不景气,严重影响了高校对社会人才的输送。对于高校来说,如何有效的转变思路,让贸易经济发展跟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脚步,是高校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1.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现状 作为我国开设较早的专业之一,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历史较长。建国后我国从苏联引进了贸易经济的教学思想并开设了贸易经济专业,经过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发展,很多高校已经将贸易经济专业作为高校的重点专业,并且编写了专用教材。改革开放促极大的促进了专业发展,并且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但是自我国的专业目录调整后,贸易经济专业越来越细化,很多贸易经济专业的知识被单独作为一个专业,对贸易经济专业本身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调查显示,我国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仅有中国人大、北京工商等十余所院校。通过分析,可以看到现今高校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现状:首先是教学方式没有太大改变,这些高校在专业不睦调整后仍然保留了贸易经济专业,但是教学方法基本没有革新,并且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没有变化;第二是专业方向更加具体,例如有电子商务、物流学等;第三是贸易经济逐渐转为经济学专业的一部分,贸易经济成为了经济学的一个附属学科,培养方向更偏重于经济学。 2.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变革的意义 改革开放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温饱尚且成为问题,教育也不够普及。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高等教育也不再是稀缺资源,高校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大力扩招。但是我国总体的高等教育仍然缺乏,高校要保证生存,就必须为学生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让学生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高校的改革势在必行,对于贸易经济专业来说,现状决定必须要进行专业发展变革。对于贸易经济专业来说,发展趋势无非两种“消失”或者“变革”,贸易经济人才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贡献,表现出这个专业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要生存就必须要变革,这就需要高校转变专业发展思路,改革发展观念。 3.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下面将从三点来分析我国贸易经济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师资力量不足,造成贸易经济专业教学寸步难行,“学以致用”的思想并没有在教学中普及,贸易经济专业教学仍然将理论知识传输作为重点,虽然高校扩招,为满足学生需求,招聘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作为教师,但是这些教师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造成教学效果不佳;第二是教学模式不合理,“能力”和“数量”是社会对贸易经济人才的两个最大需求,但是高校的贸易经济教学模式几十年来很少改变,造成培养的人才和社会需求之间有较大偏差,对学生的教学定位不够准确,学生无法适应社会和为社会带来贡献;第三是教学方法滞后,这是现今我国贸易经济教学的主要问题之一,虽然已经将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在教学中,但是由于教学思想限制,并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而且教学资料长期不更新,造成教师不愿使用网络来辅助教学。 4.贸易经济发展的变革策略 综上,我国高校的贸易经济发展存在很大问题,需要采取多个方面的策略,解决出现的问题,为贸易经济专业发展铺平道路: 4.1转变专业发展方向 随着各个专业从贸易经济中分化出来,贸易经济教学逐渐变得空洞,学生没有专精的能力和知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依据高校现状,转变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方向。可以是期货贸易方向,我国的部分高校已经将期货贸易作为贸易经济的发展方向,例如首经贸。专业的目标是培养扎实的经济理论知识、英语和计算机以及投资技能、实践能力较强的人才,能够胜任金融业、期货业等方面的工作。而加强学生期货方面的知识以及让学生了解期货的贸易方式、期货市场制度至关重要。除了贸易经济专业课还应该开设期货贸易相关的课程,这样学生就能掌握期货贸易和贸易经济两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这个方面,首经贸是较为优秀的榜样。可以是农产品流通方向,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我国的农产品流通存在一定缺陷,例如农产品质量不高、费用较高、利益分配不合理等,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如果转向研究农产品流通方面的知识,可以为我国的农产品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和意见,高校可以将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定向培养为农产品方面的专业人才,帮助农民改善经济状况,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可以是经纪人方向,贸易经济研究的内容之一就是“居间贸易组织”,经济的发展催生出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公司,经纪人也成为一个新兴职业,并且分为技术经济人、房地产经纪人、劳动经济人等很多方面,但是,我国并没有专门培养经纪人的机构和高校,所以经纪人培养并不成熟,一部分经纪人根本不具有经纪人方面的专业知识,质量参差不齐,高校可以将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方向转为经纪人专业,这样,培养的经纪人既有经济方面的知识,又具备经纪人应该具备的能力,发展前景广阔。 4.2革新课程体系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和教育都逐渐和国际接轨,社会也需要大量的国际贸易人才,对于贸易经济专业来说,可以开设商务谈判、商贸英语等专业,培养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深入生活和教育。贸易经济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领域,而是和其他领域交叉融合,催生出了很多新型业务形态,这就要求贸易经济专业与时俱进,开设商品学、商业史、零售学、电子商务等方面的课程;结合最新的贸易经济知识,提高贸易经济的教学质量,可以定期邀请专家开设讲座,组织学生观看,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合理的配置选修课和必修课比重,让课程结构更适合贸易经济的教学,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满足学生对教学的需求。 4.3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传统的贸易经济教学模式僵化,再加上就业前景不明朗,造成学生兴趣低下,缺乏学习主动性,教学质量不高。教师应该充分理解学生,为学生创建宽松的学习环境,变革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5.结束语 综上,我国的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前景不广阔,通过合理的转变专业发展方向、优化课程结构、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等措施,提高贸易经济专业的教学水平,为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开拓一片新天地。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关于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思考 【摘要】本文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及贸易经济专业的特点分析,对于贸易经济专业如何进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三个问题进行思考。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应注重经济学知识与贸易理论相结合,通过学习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培养贸易经济专业学生的经济学素养,提高他们的经济分析能力。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贸易经济 教学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市场经济学,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被认为是主流的、发端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学习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学习基本方法,通过行为假设、模型分析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及经济现象。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将西方经济学设为经管类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之一,一般在低年级开设。这门课对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认识市场运行机制,及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都具有重大意义。 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的新兴专业,自设立专业以来,受到广大学子的青睐,短短十几年,发展成为各高等院校招收学生人数较多的大型专业。贸易经济专业与其他经管专业一样,将西方经济学设为基础必修课程之一,在学习完西方经济学后再接受贸易专业理论的培养。因此,西方经济学对贸易经济专业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关于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课程教学要注意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贸易经济专业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基础和启蒙课程,通过学习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培养贸易经济专业学生的经济学素养,提高他们的经济分析能力。贸易经济专业开设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为了奠定学生的经济基础,巩固专业基础。西方经济学基本方法对贸易经济专业的重要意义。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设定行为假设,市场经济行为主体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于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学习贸易专业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理论相似,按照绝对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占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的绝对劣势的产品,以满足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里的供求模型分析,利用消费者偏好曲线、预算曲线、生产者生产函数,生产可能性曲线等分析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国际市场也适用,有助于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生对国际市场进行相关分析。 西方经济学当中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为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分析当今国际市场的贸易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同时也是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学习贸易理论,掌握贸易专业知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西方经济学采用模型化的方法研究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对影响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因素抽象化,例如,微观经济学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但通过消费者偏好和预算约束来进行研究,生产者的市场行为则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及生产函数来进行研究,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贸易经济专业教师怎样进行西方经济课程的教学? 首先,作为贸易经济专业教师要明确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在讲授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同时与贸易专业相关知识联系,注重对学生的研究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授好这门课程,让学生对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及其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运用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使课堂教学内容与国际贸易实际业务部门实践相联系。综合利用各种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如“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讲授法、案例法和讨论法等,达到西方经济课程的教学目标。 其次,西方经济学课堂设计根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断翻新的原则,把课程分为理论讲解和实践分析,不断地把学科理论的最新发展、国际市场上的热点问题传授给学生,资料不断更新。经济理论必须来自现实经济,在国际市场特定的前提假设下,借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国际贸易的实际问题,并提炼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符合的前提假设,对经济学相关理论进行改进,归纳出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内容,进而形成有贸易经济专业的理论体系。 最后,课堂教育与国际贸易理论紧密相连,教学不仅要偏重于各个知识点以及经济原理的讲解,而且要进行国际贸易相匹配的案例的分析,一方面采用经典的贸易经济学案例,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加强案例的国际化和前沿化。即教会学生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来认识国际市场上的经济现象,解决国际市场现实中遇到的经济问题。此外,教师在课程教学上应有重点地补充当前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和动态。 第三个问题是,贸易经济专业学生能从西方经济学课程学到什么? 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在于让学生记住一些具体的经济学理论结论,而是在于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教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因此,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生能从西方经济课程中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国际贸易问题。教师在讲解西方经济学时不仅要讲解有关经济学理论的结论,教学生如何求解经济学模型化的计算题,还要让学生切实理解经济学模型的具体假设与条件界定,同时联系国际贸易市场的经济现实对模型的假设、条件界定进行比较分析。作为一名在高校从事贸易经济学教学的教师,有责任、有义务用正确的方式来讲解西方经济学,教会本专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贸易经济本科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内容摘要:1997年教育部本科专业结构调整,贸易经济专业从专业目录中消失,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地位一直在下降。2012年教育部本科专业结构调整,贸易经济专业被重新列入基本专业目录中,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地位出现逐步回升的态势。文章通过比较四所大学贸易经济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研究了我国目前贸易经济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状况,然后提出贸易经济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创新的设想。 关键词:贸易经济专业 学科地位 课程体系 贸易经济专业学科地位的回升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组建贸易经济系,首创贸易经济专业。紧接着我国其他高校,特别是财经类院校相继设立贸易经济系或商业经济系,开设贸易经济专业。 1997年教育部进行专业结构调整。这次专业结构调整取消了贸易经济专业(被列为目录外保留专业),全国各高校进行了相应的专业调整,出现以下四种结果:一是本科教育阶段保留贸易经济专业,继续招收贸易经济专业学生;二是将贸易经济专业并入产业经济专业,原教研室的建置、人员均保留;三是将贸易专业分解为市场营销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进一步发展出电子商务专业、物流专业;四是将贸易经济专业改为商务专业。 对此,曾经开设过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纷纷表示担忧,都有恢复贸易经济专业的打算。未开设过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也有一些做了开设这一专业的规划。以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为代表的12所高等院校,相继保留或恢复了贸易经济专业,一些高校也积极培育与引进师资,发展贸易经济专业。 1998年后,全国高校在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1997版)的指导下,进行专业建设,但是为了顺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各高校根据自身办学条件也自行设立了一些新专业,以专业方向形式招生的现象比较普遍,全国高校专业设置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再之,我国经济经过14年的发展,1997版本科专业目录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培养专业人才的需求。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2010年开始,教育部组织专家着手进行本科专业目录调整,两次公示修改稿。2012年10月,教育部新的本科专业目录(2012版)正式公布,下放专业设置权力,规范专业设置。在2012版本科专业目录中,贸易经济专业被列入“基本专业”目录中,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同属于“经济学”学科门类中的“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重归“正式”专业,贸易经济专业必定会焕发新的生机,极大地促进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 贸易经济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状况 本文以山西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和江苏师范大学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为例,分析目前贸易经济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 (一)公共通识课课程设置 公共教育通识课是基于本科生公民素质和职业道德培养要求,结合专业基础工具培养要求而设置的。表1是四所院校公共通识课的课程设置比较。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公共通识课课程设置差异比较大的是大学计算机课程:山西财经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大学计算机基础、大学计算机基础实验(选修)、计算机程序设计(ACCESS)(选修)、计算机程序设计(ACCESS)实验(选修);北京工商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计算机文化基础和数据库应用基础;南京财经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计算机基础、经济统计与分析软件应用基础、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江苏师范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计算机应用基础A。由于教育部对大学本科公共通识课(公共基础课)课程设置有统一规定,因此各学校公共通识课课程设置基本相似。 (二)学科共同课课程设置 从学科门类上讲,贸易经济专业属于“经济学”学科门类,因此,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共同课程,应当包含“经济学”学科所要求的最基础课程。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1998年7月确定了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共同核心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国际经济学共8门课程。表2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学科共同课”课程设置比较。由于山西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是相对成熟的财经类大学,三所学校都有相对完整的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因此,三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共同课程除基本包括经济学学科的学科共同课程外,还吸纳了管理学科的学科共同课程,成为经济管理“大学科”的共同核心课程,而且北京工商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在学科共同课程设置方面就已经分别通过“流通经济学”体现出了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特色。江苏师范大学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是经济学院的几个经济类专业一起确定的,因此,不包含管理学学科的学科共同课。 (三)专业理论课课程设置 表3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比较,表4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比较。要考察专业理论课课程设置,必须将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放在一起分析,因为在制定专业教学计划时,有时因为必修课课时的限定,会把一些专业理论课放在选修课里开设。由表3和表4可知四所学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理论课课程的结构。 山西财经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产业经济学、流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商务谈判、商业史、商业伦理学、晋商文化、商务礼仪);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贸易实务、世界市场行情、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海关通关实务、外贸英文函电、外贸单证与结算);流通业业态理论课(零售学、连锁经营概论、期货交易学、批发学、拍卖与典当学);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现代流通技术、电子商务、会展学);物流理论课(物流学、供应链管理)。 北京工商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商业经营策划、消费经济学、市场价格学、投资项目评估与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经济地理、经济预测、购买者行为分析、采购学、服务管理学、商品学、商事与经济法概论、合同法、现代广告学);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经济学、国际商务函电、国际经贸英语、国际贸易法);流通业业态理论课(期货交易实践、零售学、连锁经营);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电子商务盈利模式实践);物流理论课(物流管理)。 南京财经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产业经济学、区域市场与区际贸易、贸易史);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英语、国际商务函电、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流通业业态理论课(零售管理学、批发管理学);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电子商务、网络支付与结算、POS/MIS、互联网数据库)、物流理论课(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商业规划理论课(商业规划学)。 江苏师范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商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管理学、经济法、管理信息系统、市场营销学、商品学、商务谈判、客户关系管理、中国商业史、品牌学、市场价格学、消费者行为学、现代服务学、市场调查与预测);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学、商务英语);流通业业态理论课(零售学);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电子商务概论);物流理论课(物流经济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仓储与配送管理)。 由上面四所院校的贸易经济专业的专业理论课的结构可以看出,目前贸易经济专业课程结构基本上包括专业理论基础课、对外贸易理论课、流通业业态理论课、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物流理论课和商业规划理论课6个部分。四所学校对各部分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各学校对贸易经济专业理论基础课的理解存在差异,专业理论基础课各学校开设差别也较大。尤其是目前讲授的商品流通理论对于解释现实商业问题有一定的距离。构建贸易经济专业的基础(核心)理论,丰富贸易经济专业基础理论,形成本学科基础理论与国际贸易学科基础理论的充足与充分的差异化,确立贸易经济专业在经济与贸易专业类的明确地位。流通技术理论课与流通规划理论课是近些年大家都认为要加强的课程,但由于缺乏相应师资和教材,开课都很不理想。 (四)专业实践课课程设置 表5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实践课”课程设置比较。由表5可以看出,传统的实践课程是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专业见习(实习)、社会实践和课程实验(实践、模拟)等课程,新兴的实践课程主要包括科研训练(科研项目、学术论文、文献综述)、学科竞赛、学术讲座、团学活动、资格认证、文学艺术欣赏、认知性实践、创新教育等。目前各院校专业实践课开设的还主要是传统实践课程,新兴实践课程的开设有待完善、深化与落实。 贸易经济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创新设想 (一)依据三个层次构建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 贸易经济专业被确定为“经济学”学科、“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贸易经济”专业,其专业链为“经济学”学科“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贸易经济”专业。因此,应根据“学科”“专业类”“专业”三个层次构建贸易经济专业的课程体系。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中,“学科共同课”应为“经济学”学科的学科共同课,“专业类基础课”应为“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的专业类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应包括体现贸易经济专业核心理论(思想)的课程。有些学者认为“贸易经济专业”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两个专业的共同理论大约只有20%,因此,“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的专业类基础课,应包括这共同的20%的理论和一些相似理论,比如分工与贸易理论、贸易史理论等。 (二)构建内外贸一体化课程体系 不仅贸易经济专业要开设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也应当开设贸易经济理论课。如果内外贸理论两张皮、内外贸活动平行进行,结果导致做内贸的做不了外贸、做外贸的更做不了内贸。因此,内贸企业不能较好地管控国外产品市场,更好地组织全球产品供应链,外贸企业当遇到国际环境恶化、产品出口困难时,也没有利用国内市场的能力。内外贸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离不开内外贸一体化理论研究与创新,目前我国内外贸一体化理论成果近乎空白,内外贸一体化提法还仅仅是一个概念,因此,亟待更多的内外贸专家学者从创新的视角与思维思考内外贸一体化的结合点。“全球供应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全球产业链”理论,是一些好的突破口,但还需要结合外贸与内贸理论,需要相关理论的融合。 (三)突出贸易经济专业的内核理论 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中应突出贸易经济专业的内核理论,使贸易经济学专业成为“有骨、有肉、有血”的专业。1997年教育部专业结构调整,使得1998年以来,贸易经济专业不具备合法的地位,即使保留也仅采取了“目录外专业”的形式,教育部专业目录中仅设置国际经济与贸易一个贸易类专业,许多高校纷纷取消了贸易经济这一专业,用国际贸易取代了这一专业。这一调整使得高校贸易经济学科领域仅剩下外贸专业,许多研究贸易经济的教师纷纷转换研究方向,这对贸易经济专业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专业队伍流失严重,教师队伍出现结构性调整,许多教师转行到其他热门专业进行教学和研究。由于流通体制改革,商业领域对外开放,贸易活动的变化相对较快,而教材建设却相对滞后,内容陈旧,方法传统,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可供教师选择的较好教材不多。因此,应挖掘贸易经济专业的内核理论,追溯流通经济理论的本原,借助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创新贸易经济理论。创新能够解释现实流通现象的理论,缩小流通理论与流通现实的背离。 (四)强化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技术能力 强化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技术能力,就是要增加贸易经济专业的技术要素,这需要开设一些技术性课程来完成。一是要加强流通技术理论课开设,主要开设电子商务、网络支付与结算、POS/MIS、互联网数据库等课程。二是加强物流理论课开设,主要开设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仓储管理等课程。三是加强商业规划理论课开设,主要开设商业策划学、商业规划学、商业街和商圈规划学、商业地产管理学等课程。四是要强化教学中的企业实习与社会实践。企业实习要常态化、多次化、多元化,保证足够的时间安排。要脚踏实地组织和进行实习,不流于形式,使学生能真正接触和了解流通企业的在用技术,提升学生的技术能力。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摘要:目前,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理论教学模式为主,实践教学考核与评价体系尚未形成等不足,因此,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坚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并重、围绕核心考核评价体系、组织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四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内容;体系改革方法 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是为了满足流通产业对流通专业人才的需要。随着流通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先导性和基础性地位已经确定。但在流通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流通业专业人才匮乏问题日益凸现。高校贸易经济专业承担着流通领域人才培养的重任,其人才培养目标大多定位于培养具有贸经理论基础、创新能力、操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根据培养目标,贸经专业必须在强化贸经理论的同时加强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是建设高水平教学团队的重要内容。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学团队是提高本科教育的重要保障。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是衡量教学团队质量的重要条件之一。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是贸易经济专业持续发展的需要。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恢复高考以来开设最早的经济类专业之一。但在1998年,教育部对高等院校专业目录调整时将其列为目录外专业,仅在少数高校保留,直到近年才在一些高校得以恢复或新建。贸经专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改变原有的以课堂教学为主、只注重理论教学的模式,朝着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并重的模式转变。 一、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尝试与推广 从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情况看,大部分高校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但至今实践教学体系还不够完善。河北经贸大学贸易经济专业经教育部同意得以保留,从专业建立初期就开始对实践教学进行研究和实践,取得一定成效。 (一)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新模式 1. 创建了“六、一、一”实践教学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社会对贸易经济人才的需要,河北经贸大学校贸易经济专业开始探寻实践教学模式。不仅在一些课程上增加了实践教学的内容,增加了实践教学的总课时,而且根据社会的需要调整了教学计划,确定了“六、一、一”实践教学模式,即:六个学期的理论教学,一个学期的集中实习,一个学期的毕业论文写作。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提前了解社会。实习安排学生到上海、浙江等流通业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六、一、一”模式实施后效果比较显著,并在其他专业进行推广,相关成果获得河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 开展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试点工作。从2000年开始,我们对2000级、2001级贸易经济班进行试点,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为了培养实践能力,规定学生每学期进行为期2周―4周的实际操作训练;(2)为了培养创新能力,改变原来四年一次的毕业论文为每学期写一篇论文;(3)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将学生划分为理论、实务等不同方向组,以便学生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实验内容;(4)改革教学方法,减少传授式讲授的内容,增加启发式教学的比重,通过热点问题研讨、实践设计及前沿理论评介等开拓学生的思维,推广案例教学、讨论教学、课堂讲授加案例分析、研讨、调研法、全程导师制等教学方法改革,同时推进考试方法改革;(5)加强第二课堂活动,针对教学内容,采取邀请教授、学者做报告、支持学生进行科研活动(包括调研、参加学术竞赛与社会实践)等形式,以学生为主体,以自我组织活动为主要形式,开展各种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在日常活动中培养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3. 根据贸经专业培养目标,逐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近年来,为了适应市场对贸经人才的需求,我们多次调整教学计划,增加了实践教学课时。从实现“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这一要求出发,在保证开足基础性理论内容的基础上,增强实践能力教学环节,将课程划分为两个模块,即理论模块和实践模块。配合理论讲授,用1个学期的时间开设专业技能课程,专门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在教学计划中,根据贸易经济专业特点,把学生实践活动分成四个阶段,即认知实习、专业实习、岗位实习和毕业实习。认知实习安排在第一个暑期,是学生在开始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之前进行的一次实践活动,其目的是让学生对流通产业及相关产业有感性认识,了解所学专业发展前景及对从业人员素质、技能的要求等。专业实习安排在第二个暑期,是在学生完成部分专业基础课和少量专业课后,为熟悉流通领域具体活动而进行的,目的是根据学生已学的课程,了解贸易经济活动过程。岗位实习安排在第三个暑期,是在商贸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实习,以达到熟悉掌握贸易业务技能之目的。毕业实习安排在第八学期,是学生在系统地完成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其他教学环节和全部课程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是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基本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为撰写毕业论文搜集相关的资料。经过这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使学生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贸易经济教学与实践的全过程,更好地将贸经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他们迈向社会奠定基础。经过4~5年的改革探索,初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实务型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总结并推广实践教学经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1. 教学活动中贯穿着实践的内容。除采用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外,教师们还利用节假日、暑期等时间带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尽最大可能给学生提供参加实践的机会。同时积极为学生的科研活动确定提纲、查找资料、修改文章、撰写推荐材料等,为学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提供支持。通过教师的努力,学生积极参与课内外的讨论、实践和学术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2. 实行导师全程辅导制。从新生入学开始,学生和教师通过双向选择结对子,实行全程导师制。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调查研究或进行理论研究,每学期都要提交一篇调查报告或某一理论问题的观点综述,总体分析调查和科研能力逐年提高。不少学生参加了包括省、市、学校等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或竞赛,并获取了好成绩。一些学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的文章。 3. 建设一批实践教学基地和实验室。为加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教学和社会实际部门的横向联系,在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方面,河北经贸大学与黄骅市的信誉楼商场、石家庄的祥隆泰超市、北国商城等单位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分别作为同学们的毕业实习和课程实践教学的基地。同时,与石家庄药业集团、河北三利集团、金利来家具城、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物价局、石家庄市物价局以及上海浦东新区保安服务总公司保税区分公司建立实习基地关系,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增加了物流企业、现代仓储商场、行业协会等新兴的商品流通组织作为实验基地,以便让学生更多地感受现代商品流通的气息。在校内,学校投资建设了电子商务、物流、期货交易等实验室。贸易经济活动运作模拟实验室正在建设。实验室的运用使学生在学校有更多的机会模拟贸易经济实际活动,更好地了解流通产业的具体业务。 4. 加强专业实习、岗位实习和毕业实习指导。学生实习的各个环节均按学校规定执行,教研室精心组织、按时制订实习计划,报教务处及学校领导审批;适时巡回检查,定期听取实习汇报,批阅实习日记。教师带队赴外地考察,每次均至少组织听报告2~3次,参观企业3~4个,经费使用完全按照学校规定执行,实习结束认真总结,效果较好。目前,针对实习中遇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学分制条件下如何搞好实习问题,已经作为教学组的立项课题进行研究。 二、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实践教学活动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贸经专业教学过程中还是以理论教学为主 贸易经济专业一直高度重视贸经理论的学习,以强化贸易经济理论为主,并将此作为区别与其他专业的主要特征。对于课堂教学高度重视,而对实践教学的内在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很多教师认为高校,尤其是经济类专业,实践性教学并不是很重要,可有可无。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只介绍理论,缺少实践教学内容。正是由于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实践教学的优势无法凸现,致使实践教学难以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一)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还不完善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是实践教学的核心。实践教学内容的设计、时间的安排、实践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等是实践教学好坏的关键。但从目前看,教师对实践教学研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很多教师缺乏对实践教学内容的了解,导致实践教学内容比较单一,受总学时的限制,在时间安排上往往是尽量多开设理论性的课程,实践教学学时相对较少;在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教学过程中,实践教学内容还很难与社会实践的需要相互融合;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性教学计划与专业发展和社会需要的结合还不紧密,容易造成教学与社会实际相脱节;实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相对落后等。 (二)实践教学考核与评价体系还没形成 长期以来,高校主要采用以学习成绩为主的人才培养考核评价体系,大多缺乏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很多院校都没有制定专门的实践教学考核办法和考核标准,缺少制订相应的激励机制,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健全,如专业实习和岗位实习,实习结束只要求学生写份实习报告和具备实习单位的鉴定就可以了。正是由于缺乏考核评价体系,对指导教师和学生都没有约束和激励,实践教学形同虚设。 (三)实践教学组织体系和保障体系不完善 实践教学活动需要由学校的组织来完成。如果组织缺乏有效管理,就会使很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实践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是影响实践教学的关键因素。一些教师比较重视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而不愿意从事实践教学工作,导致实践教学整体水平提高困难。对实践教学投入不足,也是影响实践教学的重要因素。实践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实验室建设、设备更新、实验条件改善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三、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内容 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是要构建与贸易经济理论教学相互并行、相辅相成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新模式。本文认为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包括四个部分,即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实践教学组织体系,实践教学考核与评价体系和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见图1)。 (一)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应包括三层次、六模块。三层次即基础层次、提高层次、综合层次。基础层次是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品德修养和综合素质为主,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和创业意识。提高层次要求学生全面掌握贸易经济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全面运用所学的贸易经济知识,结合各种相关软件处理贸易管理业务,具备从事流通岗位工作的能力。综合层次以探索性、设计性实验及科研训练为主,重点培养学生在贸易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六模块即社会实践模块、基本实验模块、专业技能训练模块、专业实习模块、科研训练模块、综合实习模块。(1)社会实践模块主要包括军训、社会调查、思想品德实践等教学环节。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该模块的教学能够促进贸经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健康成长。(2)基本实验模块主要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实践,是在专业、学科的背景下设计的专业基础课程实践。通过课程实践,使学生熟练掌握贸易经济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专业学习夯实基础。(3)专业技能训练模块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技能、科学研究技能和社会服务技能的培养。专业技能是学生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训练,掌握所必须的专门技术及对其运用的能力,是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在能力方面的具体化。通过专业技能的训练可以提高贸经学生专业知识的融合能力,知识转换和知识综合运用能力。(4)专业实习模块主要包括专业实习和岗位实习。专业实习是实践性的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大学中所学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训练。通过实习,可以使学生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贸易活动的各项实务与管理工作,熟悉掌握各环节及相关业务的实务操作技能,使学生对所学专业有更为全面的认识。(5)综合实习模块是学生将在校期间所学各门贸经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运用于贸易实践。通过实习,一方面使学生了解商贸企业经营的现状,缩短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可使学生将所学知识与技能运用到实践中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专业综合素质,为其毕业后适应工作需要奠定很好的基础。(6)科研训练模块的目的是鼓励本科生在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期间进行探究性学习,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学生利用实践教学平台提高学生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 三层次和六模块的关系如图2: (二)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组织体系 构建贸经专业实践教学组织体系是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关系到实践教学活动能否有效地开展,应该包括实践教学组织结构、实践教学人员的结构和安排及实践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等工作。 (三)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更好地衡量实践教学效果,主要包括制订科学合理的实验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实习实训质量评价标准、毕业论文质量评价标准、专业技能评价标准和社会实践质量评价标准等内容。 (四)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的质量保障体系 实践教学的质量保障体系是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师资队伍建设、实践基地的建设、实验室的建设、整个实践教学的资金投入和制度建设等内容。 四、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方法 (一)加快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内容的改革 1. 不断优化实践教学计划,完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首先,实践教学计划的制订及体系的构建应明确贸经专业的学科定位,紧紧围绕学科定位、专业方向及具体课程教学来合理制订实践教学计划,架构实践教学体系。其次,应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专业技能要求,有针对性、分阶段、分层次的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安排实践教学形式。最后,适当增加实践教学课时,可以将统计学实验、会计学实验、计量经济学实验等作为专业基础实验课程,将贸易实务模拟、商贸公司运作实务实验、商贸公司规程实验、连锁经营实验等作为专业主干课程,并相应开设理论课程作为前置课程,从而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2. 构建校外实务实习和校内模拟实习相结合的实习模式。应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巩固、开拓校外实习基地,建立一批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积极联系当地知名的流通企业和大型生产企业建立实习基地,定期、不定期地输送学生进行实习;通过校内仿真实践基地缩短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差距;开展课外实践,培养创新能力,包括科研活动、科技竞赛、学术论文、设计创新、校园文化、体育竞赛、艺术培训、社会实践等方面内容。将校外实务实习和校内模拟实习相结合,把组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毕业实习等教学实践活动贯穿于整个教学中,努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3. 加强实践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研究与应运。应改进实践教学方法,建立全程模拟、仿真实践机制,充分利用网络、电教等现代化手段,开展有效的仿真实验、贸易实务,模拟价格听证会、模拟期货交易等模拟实践教学活动,逐步建立和完善实践课程的案例库,并使其成为贸经教学的一个特色。 4. 改善实践教学环境。在不断加强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等“硬件”的同时,还注重“软件”的建设。积极调整实践课程教学大纲,增加实验课程的开课范围,扩大主干课程实验课时的比例,同时还要编写主干课程的实验教学大纲及指导书,专门购进贸易操作软件、ERP软件以及相关模拟软件,利用各类软件进行模拟实验,使其进一步掌握相关操作流程和技术。 (二)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考核和评价体系 学校应该建立由监控组织系统、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系统、监控运行系统、质量评价系统、信息反馈系统和奖惩系统等组成的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由学生、教学督导专家、教师同行、各级教学管理人员、用人单位参与的评价网络。不断改革实践教学的考核形式,最好将实践教学考核和理论教学考核结合起来,避免实践教学流于形式。注重过程考核和能力测评。考核形式可以多样化,如采取实际操作、设计、综合分析报告及现场答辩等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评分标准,既要考核学生,更要考核教师。只有这样,才能让教师和学生都能重视实践教学工作。 (三)构建教学实践体系的质量保障体系 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确保实践教学质量,建立一支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合理,专任教师和少量外聘教师结合的师资队伍;加强对青年教师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等方面的指导工作,鼓励教师参加校外学术与社会兼职,成为双师型教师;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和老教师在教学科研中的学术带头作用和中青年教师的骨干作用;要以学院或教研室为单位,组织相关指导教师进行教学研讨,相互交流经验;加快现有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培训;积极利用校外资源,聘请有社会知名度和专业影响力的专家和商贸企业老总担任兼职实践教师任课、举办讲座、培训等;逐步完善实践教学制度,如本科生导师制度、科研系列报告制度、实验室开放制度、科研项目滚动制度、文献检索培训制度、课程探究性教学制度和科研加分等制度;加大对实践教学的投入,保证实践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四)构建三位一体的垂直组织结构体系 根据各高校的组织结构来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我们认为应该建立学校――学院――贸经教研室垂直组织结构。学校应成立实践教学管理领导小组与办公室,制订与完善实践教学的各项管理制度,编制实践教学年度工作计划,协调实践教学管理各环节的关系。教务处负责对日常实践教学进行宏观管理,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措施。各学院应根据工作需要指定专人负责本学院实践教学工作的实施与管理,研究分析实践教学全过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参加并督导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对实践教学过程提出优化措施和方案;负责本学院实践教学年度绩效考核和评价;收集汇总数据资料,对毕业生进行信息反馈追踪,提交年度分析报告;负责设备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信息传递、信息反馈与协调工作;进行实践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过程调查,提出实践教学改革方案。贸经教研室(系)负责实践教学活动的具体开展,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制订实践类课程教学大纲,应对贸经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目的与要求、时间安排、教学形式和手段、教学所需实施条件、考核方法等作出明确规定。确定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实践活动给予科学的评价,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学院。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综合性大学分校区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调研论证 摘 要: 当今全球化贸易经济大发展是不争的事实,结合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学科专业实际,调研论证了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人才需求的预测。 关键词: 校区;贸易经济专业;调研论证 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是贸易经济的世纪,从生产的全球化到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一个真实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摆在眼前。贸易经济人才尤其是针对一定行业的特色贸易经济人才的需求旺盛,西南大学平台下的荣昌校区,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了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即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方向的积淀。 1 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的必要性 1.1 当今贸易经济大时代的呼唤 据世界贸易组织资料显示,2008年世界贸易总额达15.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我国以2.5616万亿美元位居第二位。这足以表明贸易经济的大发展已是本世纪不容改变的社会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今天的竞争是商贸的竞争而不是武力的竞争,而商贸的竞争离不开贸易经济人才的竞争,需要培养足量的贸易经济人才。贸易经济专业具有中国特色,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壤中产生的一门以研究交换关系和商品流通规律为主的一门专业。虽然贸易经济专业曾在20世纪改革开放后得到过前所未有的发展,但1998年专业调整时很多商学院的贸易经济专业被取消。可30年的经济发展以铁的事实证明贸易经济成为了时代的主流,重生产轻流通的时代已完全过去,市场需要大量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经济专业和贸易经济人才,需要他们来从事和促进贸易经济的持续稳定和不断发展,也是世界市场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载体和机制。因此,培养贸易经济本科人才是当今贸易经济大时代的呼唤。 1.2 顺应时代呼唤的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贸易经济大时代背景下,我国农产品贸易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农业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逐步形成了以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代表的出口优势产品。官方统计,农产品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61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991.6亿美元,我国已成为世界第4大农产品贸易国。农产品贸易对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调剂国内市场余缺,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推动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解决三农问题,维持国家食品安全及人民生活保障,从而巩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地位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农产品贸易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有大量深谙农畜产品贸易经济的高级应用型行业英才,但长期来部分高校仅有的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的多为一般性贸易经济专业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发展之迫切要求。 1.3 区域经济发展亟待培养大批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人才 重庆乃至中西部地区不失为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区域,要解决好“三农”等问题必须全面推进农业经济的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合作经济等组织的广泛兴起,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生产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仅畜产品的产量(肉类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2005年7743万吨,2008年达到8000余万吨,一些地区甚至一度出现猪、禽、粮、果等部分主要农产品卖难的现象。无疑当前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就是农产品贸易问题。要解决农畜产品的贸易问题,推进重庆乃至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优质高效发展,亟待有大批擅长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的人才队伍。 1.4 区位和学科资源优势融合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大学具有自己的特色。贸易经济专业(农畜产品贸易方向)的申请是校区所处区位优势和学科优势融合的必然结果。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重庆市要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农牧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而畜牧业技术的研发和国内外技术的整合是核心,以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为中心的各个环节是关键。西南大学平台下的荣昌校区多年的办学历史已经在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等相关学科方面形成特色,养殖技术研发具有较高水平,涉及农畜产品的鲜活畜产品贸易、加工农畜产品贸易、宠物及其文化和饰品贸易、享用休闲农畜产品贸易、农畜产品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农畜产品生产资料原料贸易、网络贸易等发展迅速。 校区地处有中国畜牧科技城的荣昌,农畜产品贸易区位优势突出。这里是全国的农畜产品尤其畜产品交易和信息中心,国家现代畜牧业中心区域示范区。据笔者调查,中国畜牧科技城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饲料兽药企业50多家,有吸引了世界各地300多家饲料兽药企业设立办事处、销售部,涉及饲料品牌600多个,兽药品种千余种,年贸易额超过15亿元的西部饲料兽药批发交易市场。仅他们对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尤其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就十分旺盛。那么结合校区现有特色和中国畜牧科技城之县域自然文化资源的贸易经济专业,是区位优势和校学科资源优势整合的必然结果,是按照“入主流、定好位、办特色”的思路抓专业建设的具体体现。 而且本专业的增设在发展西南大学,彰显荣昌校区特色,特别是在完善荣昌校区相对独立办学体系中其作用和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是一门把校区特色与人文社科专业建设有机结合的关键枢纽点。 2 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的可行性 2.1 筹建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基础夯实 从当前形势看,贸易经济专业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积极开展了贸易经济专业的筹建工作。尤其开展了结合校区所处的特定位置和办学定位以及西部畜牧业发展需求相关的贸易经济学科的研究;从贸易经济专业筹建的教学研究团队现有人员看,学历职称较高,年龄结构合理,学缘宽泛,相关知识与能力结构协调,有5名经济管理及相关学科教授,7名农畜及其相关产品贸易企业董事长和副教授,农业贸易在读博士1人,国际贸易专业硕士学位2人,现有人员在农(牧)业经济管理和农畜产品贸易经济研究等方面初显成果,已发表相关论文10多篇;从专业筹建基础看,软硬件设施具备,有210台电脑的网络实验室和定量分析实验室3个;从专业筹建外部环境看,不仅有中国畜牧科技城众多的企业实例和研究对象以及贸易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且有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发展对行业特定人才的大量需求;从内部环境看,校区有以畜牧业发展的养殖相关特色学科支撑,具备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从学科与所开设专业的结合看,不但有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畜产品加工学,而且更有与校区特色结合紧密的市场营销专业的共同发展,教学的开展促进各学科知识的融合,提供了贸易经济专业学科研究的知识创新基础;从贸易经济专业学科建设的方法上看,地方高校尤其像校区这样处于县域的分校区办学的学科专业建设,利用地域自然资源和文化,来加强有特色的贸易经济专业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堪称是十分科学的方法。 2.2 学校有专业发展规划的全力支撑 西南大学是211综合性大学,学校有工、文、贸、经、管、法、教等较为完善的专业发展规划。校区在学校平台下根据定位,改变目前专业单一,不能更加完好支撑校区发展的局面,制定了以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等为特色,以围绕现有特色学科为中心的学科交互融合发展的经、贸、工等专业发展规划,并拟在近年申报增设贸易经济专业和物流管理专业。规划投入1500万开展支撑贸易经济专业的相关重点学科及培育学科建设,2008-2009年度业已投入近300万元的重点和培育学科经费。可见,学校对专业发展有规划,重落实,能够全面保证增设专业的办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社会对贸易经济专业的需求人才。 3 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预测分析 3.1 贸易经济专业人才总体市场需求旺盛 由于贸易经济的发展,对贸易经济人才的需求旺盛,尤其结合一定行业特色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更抢手。根据国家人事部人才市场公共信息网和多家人才市场的信息看,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排在各专业人才需求的前20位。仅2008年北京市人才交流市场第四季度人才供求信息排名依次是市场营销、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行政管理、物流管理、土建、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应用与维护、贸易经济、广告等,表明贸易经济专业人才需求排在第9位,需求人数达到12848名。这样的人才市场需求状况也与前述贸易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相一致,充分反映出增设贸易经济专业培养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合乎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家的需要。 3.2 调研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需求状况 网上调研需求近30%。对成都、重庆、北京等人才网在网上公布的人才招聘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对近期有效的招聘信息中按时间顺序抽出459条信息,将其中的专业要求进行排列后得出的结论是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共137条,占30%,排列在各专业人才需求前10位,略次于南方发达城市,接近全国需求水平。 所在地企业急需行业贸易经济专业人才。荣昌校区所在地的中国畜牧科技城,拥有众多的农畜产品及其相关产品企业,纷纷表示急需和拟储备熟悉农畜产品行业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如“荣昌与澳大利的动物健康联合项目、畜牧科技城内多数GMP兽药企业”等纷纷表示需求贸易经济专业人才1-3名,合计需30多名;网上调查成都、重庆等西部地区农畜产品贸易企业,也待招聘贸易经济农畜产品贸易方向的专门人才,并深感该类人才不能满足其企业贸易发展的需要。 3.3 所在区高校现有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比较分析 校区所在重庆市、成都市等西部地区高校的贸易经济专业,主要的人才培养的目标集中于非农产品的贸易经济领域,从事涉外的非农产品贸易。而校区拟增设的贸易经济专业重点在农畜产品贸易经济方向,培养的人才具有典型的行业特色和专门性,与已有高校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不会产生市场冲击。 作者简介: 李永梅,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6级教育硕士。 贸易经济专业论文:经济发展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提要 目前,我国只有30余所高等院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全国每年培养的贸易经济(不含国际贸易)人才不足4,000人,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我们认为需要更多高等院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扩大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规模。 关键词:贸易经济专业;经济发展;高等院校 贸易经济专业(代码为020106W)是1998年教育部批准同意设置的目录外专业,也是教育部保留的特色专业。2010年教育部提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拟将贸易经济专业列为目录内专业。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开设较早的经济类专业之一,自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组建贸易经济系以来,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经历了60多年的兴衰演变。20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贸易经济专业发展较快。但1998年教育部对专业目录进行调整时许多高等院校的贸易经济专业被取消,导致贸易经济专业发展逐渐萎缩。目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等30余所高等院校开设贸易经济专业,全国每年培养的贸易经济(不含国际贸易)人才不足4,000人,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贸易经济人才的需求。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我们认为需要更多高等院校开设贸易经济专业,扩大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规模。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的必要性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分析。 一、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近10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国内贸易等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呈持续上升趋势,而消费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且至今仍未出现拐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严重失衡。这种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模式,偏离了经济发展的目的,也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影响国民经济质量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今后,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转移到主要依靠国内消费和投资来拉动的轨道。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必然导致国内消费规模和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商品流通速度不断加快,国内贸易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重要,流通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和基础性产业。流通业的大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流通专业人才,这为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因此,需要更多高等院校开设贸易经济专业。 二、实现国内商品顺畅流通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流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是生产和消费顺利实现的必要途径,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正在发挥着先导性和基础性的作用。目前,我国流通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梗阻问题,商品流通不顺畅,造成商品流通速度比较缓慢甚至造成部分商品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我国的GDP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GDP总量已超过4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已达到3万元,绝大部分GDP需要通过流通媒介来实现。但是,目前我国流通领域秩序仍不很规范,经常出现一些乱象,如疯抢商品、囤积居奇、个别商品价格被投机者人为操纵出现暴涨暴跌等。例如,2009~2010年全国多地发生过大蒜、生姜、绿豆等农副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现象,短短一年多内最大涨幅超过10倍,被消费者戏称为“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这些乱象阻碍商品顺畅流通,影响居民消费需要的满足。要解决流通梗阻问题,实现商品顺畅流通,治理流通乱象,保证流通的正常秩序,需要大量深谙商品流通的专业人才运用流通规律从事流通工作。从这个层面来看,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三、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我国正在逐步向经济现代化迈进,国民经济现代化不仅包括生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等)和消费的现代化,而且还包括流通的现代化,即商业现代化。流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化的过程,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流通观念的现代化、流通人才的现代化、流通组织的现代化、流通经营的现代化、流通管理的现代化、流通布局的现代化、流通技术的现代化以及流通制度的现代化等。实现流通现代化需要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商品流通体制,运用先进的流通技术、设施、手段和现代化的流通方式、管理方法,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使商品流通流域的商流、物流和信息流建立在现代化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形成高效率、高效益的商品流通体系。因此,实现商品流通现代化需要大量深谙商品流通的专业人才,因而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四、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近10多年来,我国城乡关系失调,城乡发展失衡,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导致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除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失衡外,还有城乡之间商品流通体制不健全、商品流通渠道不畅通。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对满足农村生产需要和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做出过较大贡献的供销合作社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作用甚微。许多农村地区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农副产品“卖难”和工业品“买难”问题,许多农村居民经常购买到质量较差甚至过期变质的工业品,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影响了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农村向城市供给的主要是竞争性很强的初级低档农副产品,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农村需要城市提供的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和竞争性很强的低档工业品。这些竞争性产品的流通只能依靠农副产品市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超市。我国许多省是农业大省,农副产品要流向全国各地,也需要畅通的流通渠道。几年前,我国开始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建设新农村,这必然导致城乡之间商品流通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农副产品需要销往城市,大量工业品需要销往农村,实现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城乡之间的充分流通。因此,迫切需要城市批发零售链条向农村延伸,在农村建设更多的农副产品收购网点和超市。地方政府要借鉴国外农副产品流通的成功经验,把农副产品流通设施作为准公共产品提供,加大对农副产品流通领域的投入,建设更多的农副产品市场,为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创造条件。因此,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五、商业地产快速发展趋势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商业地产是指用于各种零售、餐饮、娱乐、健身、休闲等经营用途的商业类地产,是除住宅及工业地产以外的地产产品和服务的总和,主要包括购物中心、大卖场、商业街、专业市场、批发市场,等等。近年来,我国商业地产发展迅速,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商业地产占有面积达2m2,高于国际人均1.6m2的水平,已出现整体过剩。目前,商业地产的经营模式比较僵化,主要采取只租不售、出售和租售结合三种。只租不售的模式通常是指把物业建成以后形成独立的产权,通过招商合作,将地产租出去,以租金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出售模式是商业地产最原始的经营模式,随着商业地产逐渐火暴,单纯的出售已经不再适应商业地产的发展要求。租售结合的模式通常是投资商和开发商把其中的部分物业出租,另一部分销售。由于缺乏商业地产经营的专业人才,商业地产的运营效益较低。我国商业地产必将迎来围绕商业模式为主的淘汰整合。为了提高商业地产的运营效益,需要对商业地产进行优化配置。因此,需要大量从事商业地产策划、销售和运营的专业人才。因此,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商业地产方向)是适应我国商业地产快速发展,使其得到优化配置,提高其运营效益的需要。 六、开办贸易经济专业是部分高校优化专业设置结构的需要 综合性本科院校一般都具有比较悠久的办学历史,拥有理、工、管、文等学科门类。但部分综合性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结构仍然存在不足,表现之一就是只开设了1~2个甚至没有开设经济类专业。这种专业结构与综合性本科院校的专业结构要求与师资结构特点不相符合。目前还没有开设经济类专业的许多高校都已经开设工商管理、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房地产经营管理等多个与贸易经济专业相近的管理类本科专业;从事经济类课程教学的师资比较齐备,且职称较高,由于没有经济类专业,师资存在较大浪费。因此,从优化专业结构和充分利用现有师资的角度考虑,部分高校迫切需要增设1~2个经济类专业。这能够使高校的经济、管理类师资和教学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使高校的专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而推动高校经济、管理类学科相互促进向纵深发展。 七、贸易经济人才供需缺口大,要求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对于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高素质复合型的贸易营销与管理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很大。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从事商品批发和零售的法人企业共有95,468家,从业人员749万人,商品销售额达到了201,166.2亿元,其中湖南省限额以上的批发企业有823家,从业人员61,846人,限额以上的零售企业有1,333家,从业人员133,913人。这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批发和零售个体经营户,如仅长沙市高桥大市场就有6~7万个从事批发零售的商户。随着国家拉动内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商业经济增长迅速,商业企业发展迅猛,从业人员迅速扩大,我国目前直接从事批发零售的从业人员接近2,000万人。据有关专家估计,如果按1%的比例配置管理人员的话,全国共需要相关专业人员20万人,按每10年1次调整周期,平均每年产生2万专业人员的需求。而我国现在开设贸易经济专业的学校只有30余所,全国每年培养的毕业生不足4,000人,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人才供求缺口巨大。据教育部2008年各专业就业率统计:“211工程”院校贸易经济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在95%以上,该专业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在80%~85%之间,学生就业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小城镇和经济落后地区招聘不到贸易经济专业毕业生,因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需要更多高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商学院)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