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各大博物馆均尝试采用了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商业宣传及售卖,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但在博物馆文创产品款式与内容的创作与创新方面,大部分博物馆文创产品同质化严重,创新型不强,且地方博物馆文创产品地方特色较少。 文章通过对新媒体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现状和优劣势的分析,探究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模式,并提出对策与建议。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了人们沟通交流的主要渠道,新媒体即指相对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兴媒体平台,例如微博、微信、H5等网络传播平台。而随着传播方式的转变,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博物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的一张“活的名片”。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以及《国家宝藏》等一系列以宣传我国历史文物为主题的文化类节目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的不断播出,博物馆这一社会公益机构开始吸引越来越多观众的注意力,博物馆的文创产业也随之“水涨船高”,如何进行博物馆文创产业建设宣传工作也成为了各大博物馆的重点研究方向。 1我国大型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现状 1.1故宫博物院借力新媒体平台,发展迅速 纵观当下,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从2009年开始文创产品《故宫日历》,直到2014年,随着“朝珠耳机”“皇帝折扇”“花翎伞”等来自故宫博物院文化产品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纷纷出现,才算是迈入了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依托于新媒体技术的“故宫淘宝”——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更是在一时间掀起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热潮。截至2016年,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共有9170种,文创产品在2017年的收入已达15亿元①。故宫淘宝店的粉丝数量已达246万人,销量最高的单品月销量也已达到3000笔②。2018年12月12日,故宫淘宝推出了6款口红及2款面膜,作为“一场历史与颜色的告白”向彩妆界进军。一夜爆红的故宫口红在“双十二”当天一上线便已售罄。在故宫上线彩妆商品的第一天,《久等了,故宫原创彩妆》微博文章便得到了3.4万人次的转发量,微信文章阅读人数瞬时突破10万,霸占了大部分人的朋友圈。可见在如今新媒体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巨大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以及我国对于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巨大消费市场。 1.2其他大型博物馆多措并举,加大发展力度 有了故宫博物院发展文创产业的先进经验,全国各地博物馆也开始重视文创产业,并取得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丰硕成果。苏州博物馆、四川博物馆、河南博物馆等十余家博物馆也已通过官方微博、微信等进行文创产品宣传,并上线文创产品官方网店。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在文创产业的发展上取得了不俗成绩。其设开发的文创产品已达3000余款,其中以国博文物藏品为元素开发的达到600多种,拥有自主设计版权的1800余款。既包括稀世藏品的复制品,如“四羊方尊”茶叶罐、“东汉击鼓说唱陶俑”音箱等[1],也包括各类邮品、胶带、手机壳、书签、钥匙链等日常生活用品。湖南省博物馆于2017年重新向大众开放,开放首 便迎来了一万多人次前来参观。接待观众数量的猛增也带来了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湖南省博物馆推出的文化产品以“养生”为主打,兼顾“纪念性”与“实用性”,还推出了符合年轻人口味的“长沙国战南越桌游”。综合对国内部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故宫博物院依托于新媒体平台,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了文创产品线上与线下销售相辅相成的成熟经营路线,其将传统文物与现代风格相结合,生产挂饰、口红、书签等文化创意品,成为了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的“领头羊”。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国内大型博物馆也逐渐将文创产业提升至博物馆建设的重点位置,在数量、质量、宣传力度以创新程度上都有所进步。 2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分析 市场是衡量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博物馆文创产品除了拥有一般商品的共同属性之外,还具有承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商业性与文化性并存的特征,使博物馆文创产品在市场分析方面存在一定特殊性。 2.1消费者构成分析 2.1.1线下消费者占比较大。尽管当前新媒体平台发展迅猛、博物馆网上店铺发展迅猛,但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机构,更多的文创产品销售依旧依靠线下实体商店。随着国民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加深,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成为了游客们的旅游“打卡地点”,游客的增多,也衍生了文创产品线下实体商店的蓬勃发展。2.1.2中青年消费者为主力军。当今,走进博物馆接受文化消费的人群以“70后”为主体,而能够主动购买文创产品的人群则主要集中在“80后”“90后”人群。通过对部分博物馆商店内文创产品的调研以及对顾客的采访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顾客认为博物馆内文化创意产品购物环境较好,但是产品数量较少,受众较窄,更多的文创产品将受众定位在了中青年消费者。“养生枕头”“茶具”“胶带”“手机壳”等多种文创产品均面向中青年。而线上产品更是吸引了较多年轻消费者,出于销售渠道的限制,老年人本就较少使用网络购物。因而在故宫淘宝线上店铺的消费者中,更多的是年轻消费者。年轻消费者接受新事物速度快,网络思维丰富,数据显示,“故宫彩妆”上线后,转发并购买的大部分都是年轻女消费者。 2.2盈利模式分析 当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除了线下推出文创产品之外,以新媒体平台为主要阵地,“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正在逐步成熟,从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到宣传营销,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平台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增强文创产品的创意性,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通过微博、网页等平台推出了文创产品创意比赛,并提供丰厚的采纳费用,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趣味性以及独特性。在博物馆文创产品的销售上,各大博物馆均通过官方微博、淘宝官方店铺以及官网内部商店等新媒体平台进行文创产品的宣传及销售。根据当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业收入占比额分析,虽然“互联网+”模式正在发展,但文创产品线下销售占比仍旧较大。以故宫博物院为例,2017年故宫博物院文创部线下收入近1亿元,线上淘宝网店收入近5000万,线下收入占比2/3[2]。但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线上盈利将不断增加。同时随着越来越多人走进博物馆,博物馆文创产品总体盈利也将再创新高。虽然销量讨喜,但是不得不承认,当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盈利形式依旧单一。更多的还是依靠制作折扇、胶带等生活物品进行盈利,国内目前仅故宫博物院设计了线上游戏App“皇帝的一天”,创新了博物馆盈利模式。 2.3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未来市场预期 2.3.1青年消费者人群进一步扩大。随着国学热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博物馆文创产品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将被更多青年消费者所喜爱,也将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消费者参与到文创产品的设计、宣传以及购买当中。2.3.2线上盈利收入占比增大。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消费习惯以及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将会有更多类似于“故宫淘宝”的线上博物馆文创产品店铺以及博物馆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线上收入将在文创产品未来市场中有不俗表现。2.3.3文创产品地方特色显著。随着全国各大博物馆对文创产业的重视以及发展,产品竞争压力加大,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博得一席之地,就需要各地博物馆结合当地特色,使文创产品的设计更具独特性及创新性,如此才能使整个博物馆文创市场蓬勃、健康发展。 3博物馆文创产品优势分析 3.1利用新媒体平台,创新营销方式 近年来,大部分博物馆文创产品除了体现产品的文化属性,也试图使产品更年轻时尚化,因此国内各大博物馆除了线下销售外,也同样与线上平台合作,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销售。其中故宫博物院较具代表性。故宫博物院是最早一批利用新媒体平台做宣传销售的博物馆,其利用资源开设“故宫淘宝”等网店,销售推广相关故宫历史文创产品。“故宫淘宝”作为线上网店,以故宫博物院为基础,转变传统营销方式,积极运用微博等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并开展跨界合作,陆续推出彩妆等文创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掀起一波“故宫热”。“故宫淘宝”等系列博物馆文创产品销售商店的良好发展,得益于利用新媒体平台,运用整合营销理念,运用新时代下互联网传播工具针,进行信息传播以及新媒体宣传。博物院整合各类营销传播渠道,积极推广专属品牌,故宫博物院只是开始。 3.2注重消费分层,开发多维产品 博物馆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目前国内博物馆文创产品注重消费者分层,分别针对成人及儿童等设计不同的文创产品。如针对儿童的消费需求设计符合博物馆历史人物的卡通形象及图书,部分博物馆推出著名建筑的积木,使儿童增加动手能力的同时学习历史知识;针对学生设计手账胶带、本子、笔等学习用品;对女性游客设计印有古代特色的丝巾;针对收藏家设计知名建筑的邮票、明信片;针对专业人士的历史书籍和专业著作等。2018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彩妆,包括口红、粉底、腮红、眼影等文创产品,引起精美的包装和创新性的宣传更是引起了广大消费者的热情。多维产品覆盖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游客,真正做到了消费分层,扩大营销渠道。 4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局限 4.1发展良莠不齐,产品同质化严重 在国内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发展过程中,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知名博物馆因投入资金、人力较多,因此开发程度较深,产品较为多样。但内地其他博物馆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较浅,创意不足,产品大同小异,没有特色。“有些产品只是对文物实体按比例简单复制,有些只是将文物的平面图案或者书画作品上的图案直接印制在丝巾、抱枕、手机壳上,有些文创产品与旅游纪念品毫无差异,并不能真正体现博物馆特色。”[3]当有博物馆推出有代表性产品后,其余博物馆不能找到馆内颇具特色的文物并再针对其特征制作文化衍生品,只能模仿。如在故宫博物院推出故宫系列手账胶带后,其他博物院大多照搬照抄;苏州博物馆产生爆款文创产品秘色莲花曲奇饼干,衍生自苏州博物馆之宝五代的秘色莲花瓷衍生而来,产品Q萌有趣,惹人怜爱,一时间全国其他博物馆纷纷效仿各种花色饼干。盲目模仿创新,使行业内同质化现象严重。 4.2价位两级分化,产业链未成熟 博物馆文创产品以观赏性工艺品起家,虽后来推出实用性小物件,但并未发展成熟。文创产品未形成成熟完整的产业链,在设计、生产、宣传销售等方面出现断节现象。正因如此,不成熟的产业链使文创产品出现两极分化的状态,高端产品如陶瓷套装等,制作精良讲究,但价格远远高于市面其他产品,令人叹为观止,不利于购买与推广。大部分低端产品,如钥匙扣等由流水线制作而成,不具特色无法激起用户的购买欲。而在部分能够吸引顾客眼球的商品上,却又存在质量问题。以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彩妆系列”为例,故宫淘宝推出彩妆产品后不足半月,便通过官方微博了彩妆系列停产公告,原因在于推出的故宫口红在使用感上不能过关,出现了粘杯问题严重、包装塑料等质量问题。因此,当前大多数博物馆缺乏价格适中、品质优良的产品,这也造成了许多博物馆在文化衍生产品销售方面收入惨淡。 4.3产品缺乏精密设计,发展路线单一 国内博物馆现大多采取销售创意纪念品的方式发展文化产业,虽然致力于在纪念品上开发创新,但与国外较成熟的博物馆文化产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相比于美国史密森航天博物馆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手表”等高科技文创产品,国内博物馆的文化创意产品虽然略具创意,但设计感、特殊性不足,有待提高。事实上,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可以从多角度出发,不仅是文化衍生产品,也可以是旅游业的发展,也可以通过增进观众与博物馆的距离的方式,例如博物馆可以通过俱乐部、会员制、论坛等多种性形式,增进观众对博物馆的了解程度,呼应互联网大背景,与新媒体平台结合,充分展示博物馆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历史底蕴,形成多元的发展路线。 5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建议 5.1具有宏观视角,把握发展方向 具有宏观视角,把握大的发展方向,对消费者充分调查研究,确定哪一类文创产品最受欢迎,加大这一类设计在产品中投入的比重,掌握消费者心理需求,以便于更好掌握市场。 5.2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与数字媒体相结合 在互联网大环境下,“走在前列的博物馆应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来丰富文创产品的类型,如梵高艺术博物馆用3D打印技术复制了梵高的著名油画,在纹理和质感上与真迹别无二致。”[4]新时代下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在于设计性、经营模式和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博物馆可以通过“文化+科技”的模式,通过3D、4D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充分展示博物馆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历史底蕴。 5.3深度挖掘特色,延伸产品特性 不同博物馆在近年来文因地域、历史不同,具有不同馆藏文物,带来差别化效应。文创产品特色化、创意化,应针对不同馆藏的标志性的文物进行开发,深度挖掘产品特征,并适当延伸。除此之外,将博物馆珍贵藏品及文化知识定期存档规整,丰富文化资源,可利用拍照、拓片、复制等技术,在创新中求特色,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结合,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5.4增强服务意识,开发完整产业链 发展文创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售后、宣传一条龙服务,形成完整产业链和高效的销售服务团队,以满足消费者需求。重视服务质量,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抓住用户的心理需求,把握文创产品开发销售特性,运用互联网思维打造产品,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产品,使博物馆文创产品得到更好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形成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势。 参考文献: [1]杨晓琳.新常态下博物馆文创授权研究——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J].经济师,2017(7):42-43. [2]腾讯网:博物馆文创产品如何突围?[EB/OL].[2018-07-20]. [3]马晶晶.当代博物馆文创产品与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对策探讨[J].吕梁学院学报,2015(8):59-63. [4]宋峥嵘.对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的思考——以河北省为例[J].文物春秋,2017(4):49-52. 作者:宋云飞 张云笛 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秉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确立文化自信,提升传统文化传承的实效性,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然而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各类文化思想逐渐通过移动智能设备、计算机终端呈现在幼儿面前,导致幼儿难以接触和感受到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底蕴及魅力。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传统游戏的角度出发,深入发掘其在幼儿文化自信培养中的作用,从而探索出相应的作用彰显机制,让幼儿文化自信培养更加科学、自然、有效、系统,使幼儿能够真正地了解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拥护传统文化。 一、儿童文化自信培养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血脉和动力,是国家发展与建设的根基。而文化自信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自信,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是种不卑不亢的文化态度[1]。然而在现代科技发展及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我国逐渐出现了以洋为美的现象,导致我国的传统文化难以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发展。并且这种现象正渗透到幼儿教育领域,严重地影响到儿童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譬如在教学方式、建筑风格及幼儿园命名等层面上,我国学前教育机构不断出现各类以洋为尊的现象。甚至部分教育工作者错误地认为高质量就是“欧化”,从而让幼儿园充斥着英文文字及西方元素。因此,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我国幼儿园存在较为明显的西化倾向。特别在课程资源上,有关我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内容相对较少,而有关西方节日、传统的内容比较多。流行的儿童绘本中,大部分都是国外经典的绘本,本土化的绘本相对稀缺。根据实践探究还能发现,家长在挑选绘本时,更倾向于购买西方国家的绘本作品。日常讲授给儿童的故事,也以灰姑娘、白雪公主等西方童话故事为主。有关我国传统神话、寓言的故事,相对较少。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提升儿童的文化自信心、文化自豪感、文化自尊心及文化认同感,拥有鲜明的紧迫性[2]。只有用我国优秀的文化理念、思想及内涵滋养儿童,才能让儿童从启蒙阶段,热爱本土文化、尊重本土文化,使儿童肩负起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历史重任。党中央在相关会议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及思想理念,结合时代发展特征,进行继承和创新。同时还指出,文化传承要从娃娃抓起,从家庭做起,让文化传承拥有人文性、时代性及教育性。因此在儿童教育阶段,深化幼儿文化自信培养,又拥有突出的必要性。 二、儿童文化自信培养存在的困境和问题 在国家政策及方针的引领下,我国大部分学前教育机构及小学开始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然而在学前教育领域,依旧存在儿童文化自信培养的问题和困境,导致文化自信培养的实效性不高、针对性不强。首先,难以明确儿童文化自信的内涵。虽然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在各类文件中,拉开了传统文化复兴的序幕。然而在教育实践中,还是有很多人缺乏对儿童文化自信的重视程度,缺乏对文化自信培养体系、机制及方法的制定,导致儿童文化自信难以渗透到儿童教育的不同环节中。其次,缺乏互动性。我国传统文化拥有丰富的内涵、悠久的发展历史,内容繁多,并不是很适合幼儿学习。对此教师应对其进行甄别和筛选,挑选出适应儿童发展特点的教育内容。然而我国当前传统文化内容主要集中在《三字经》《弟子规》等启蒙读物,以及织布机、石磨等装饰物上,难以切实激发并调动儿童在传统文化学习中的积极性和互动性。并且幼儿在文化知识学习中,普遍处于被动,难以积极、自主地从生活角度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探究和感受。再次,传统文化渗透维度狭窄。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机构在传统文化传播、渗透及教育层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譬如,要求儿童背诵经典读物,却不解释经典读物中的文化内涵,导致儿童只能死记硬背,难以充分地感知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魅力。而部分学前教育机构为了追求短期效益,存在明显的形式化、表面化的问题。譬如打造私塾学堂、要求学生见面鞠躬、穿汉服等。而部分学前教育机构由于缺乏对文化自信的深层理解,导致文化教育机制、体系及模式的可持续性不高,难以渗透到儿童教育的全过程中。因此,在某种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当前的儿童文化自信培养问题较多、成效不高,严重地影响到传统文化在幼儿文化自信中的功能发挥和价值彰显,并且对儿童的全面发展,缺乏鲜明的促进价值。而传统儿童游戏是契合儿童成长特点的教育形式,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传统游戏活动,能够帮助教师从游戏的角度出发,渗透传统文化思想、传统文化内容,深化儿童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但部分学前教育机构却难以挖掘和提炼儿童游戏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元素,导致游戏开展的效果不够理想。 三、传统儿童游戏在儿童文化自信培养中的作用 (一)传统儿童游戏拥有丰富的文化思想 传统儿童游戏拥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能够将特定的文化思想和文化内涵,渗透到游戏过程中,使儿童通过游戏过程,对社会关系、文化形态形成初步的认知和了解。譬如花鼓舞,要求儿童模仿成人拿着鼓棒敲鼓,其他儿童跟随鼓声做出各种动作,其动作内容主要包括穿衣整容、烧茶做饭、播种插秧、耕田种地等。儿童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模仿,能够明确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精神。而在文化精神层面,传统儿童游戏能够将我国“和谐”“民本”“诚信”“仁爱”等思想呈现出来,使儿童获得人格和品格上的陶冶。传统儿童游戏中倡导的“平等”“公平”等原则,便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3]。而“诚实信用”又是确保游戏得到持续开展的基础,如果儿童出现不诚信的行为,就会影响所有人的游戏体验,所以在某种层面上,传统儿童游戏又彰显了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此外部分游戏,如花鼓舞、拔河、八人千等游戏,要求儿童相互合作、团结努力,相互帮助。这些都可以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充分地体现出来。 (二)传统儿童游戏有利于渗透文化内容 传统儿童游戏形成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能够帮助教师更全面、更有效地渗透相应的文化知识,激发学生探究、分析、了解传统文化的自主性。通常来讲,传统民族文化,渗透着古代劳动人民淳朴的文化内涵和优良美德,是对特定生活情境、历史情境及文化场景的模拟,因此在传统游戏传承与发展中,我们能够通过挖掘隐藏在游戏背后的历史、生活及文化情境,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呈现在儿童面前。特别是民族民间传统游戏,能够将当地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及文化历史展示出来。然而很多传统儿童游戏的起源已经无从考究,无法帮助教师将相应的文化内容嵌入进来。不过这类游戏相对较少,很多游戏如拔河、五子棋都拥有鲜明的文化背景。譬如,五子棋起源于轩辕黄帝时期的黑白棋,有五格、五目碰、五子连等名称。蕴含着“阴阳易理”的思想,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而拔河运动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用于士兵训练,到隋唐时期得到了改进和演化,成为当今脍炙人口的游戏项目。 (三)传统儿童游戏有利于健全儿童人格 健全的人格是儿童文化自信培养的根基。只有幼儿拥有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充分理解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才能了解传统文化的思想,从而在游戏过程中获得成长和发展。通常来讲,传统儿童游戏的基本特征是娱乐性,幼儿在游戏中拥有充分的自由,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预,其情绪表达及情感传递必然是自然的,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各类知识和信息。此外,虽然我国传统游戏拥有鲜明的竞争性。然而这种竞争性是构建在团结合作的前提下。所以当儿童获得游戏胜利后,会体验到团结合作的意义,能够切实提升儿童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当然儿童在游戏进行中也会失败,会感到挫败,但游戏所带来的乐趣,使儿童能够正确看待自身的不足,直面挫败,进而继续参加游戏。这些都能帮助教师培养儿童活泼开朗、积极乐观的性格,增强儿童抗挫折的能力。而部分传统儿童游戏又拥有鲜明的教育性。譬如“跳房子”游戏,告诉孩子要一步一个脚印,要守规矩。“拔河”游戏告诉孩子,要团结一心,共同努力。这些游戏内容都有利于健全儿童的人格,帮助儿童以科学的“视角”,看待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化,从而树立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 四、传统儿童游戏增强儿童文化自信的策略 在世界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的背景下,我们应提高对文化自信培养的重视程度,明确文化自信培养的价值。使文化自信培养渗透到启蒙教育的过程中,增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实效性。然而在现代教育视域下,我们要想提升文化自信培养的质量,需要以传统儿童游戏为载体,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使其成为儿童提高文化自信心、文化自豪感的抓手。 (一)营造游戏氛围与明确游戏意义 针对我国部分教育工作者难以明确文化自信培养的价值,缺少对传统文化传承重视的问题,应将传统文化自信,纳入到学前教育体系中,可以切实提升教育工作者、管理者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程度[4]。然而要想充分发挥并彰显传统游戏对文化自信培养的作用,我们还需要从以下两点出发:首先,营造游戏氛围。学前教育机构负责人应优化游戏场所、游戏设施,让更多的传统游戏渗透并融入幼儿园中。教师应从环境营造和活动开展的角度出发。环境营造即将传统文化的要素点缀到游戏场所中,帮助儿童更快地进入游戏情境中。而活动开展,则要求幼儿教师定期开展各类游戏竞赛活动。譬如组织大班、中班孩子进行跳房子比赛。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可以混合在一起,深化儿童之间的友谊。其次,明确传统儿童游戏的意义。在游戏活动开展中,幼儿教师应充分分析儿童对“民族游戏”“传统游戏”的看法,并从电子游戏与传统游戏的差异性上,阐述传统游戏的乐趣,提高儿童对传统游戏的认同感。最后,意义阐述。教师可以从游戏的起源、发展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出发,让游戏的价值阐述兼顾文化教育的功能,让儿童能够充分认识、理解传统游戏所拥有的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提升自身的文化自信心。 (二)革新传统儿童游戏开展方式 在以往的文化自信培养中,儿童难以与传统文化产生互动,无法深入感知文化的内核,致使文化自信培养质量不高。而深入开展传统儿童游戏活动,能够引导儿童从游戏体验的层面,感受到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及民族文化,从而深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为更全面地彰显儿童游戏在文化自信培养中的价值,教师有必要革新游戏开展形式,让儿童更好地感受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5]。首先,邀请老一辈的传承人,驻足幼儿园,定期展示、讲解传统游戏内容,吸引幼儿参与和观看,从而调动儿童参与传统游戏的热情。特别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大力推行该游戏形式。其次,将民族节日与游戏开展充分地结合起来。譬如,在端午节开展赛龙舟游戏,即以旱船比赛的方式,模拟赛龙舟过程。当然教师也可以翻看古籍,将古人在特定节日中的游戏活动展示出来,吸引儿童参与。并在此过程中,将文化节日背后的故事、历史,用手机、平板等智能设备呈现出来。最后,提高游戏开展的现代化程度。教师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设备,开展幼儿园与幼儿园之间的比赛活动,如五子棋比赛、跳格子比赛等。此外,幼儿园可以要求儿童家长,参与到游戏开展的过程中,通过家长的参与,提升幼儿的体验感与积极性,并且能够更有效、更全面地传承传统文化内容。同时,家长也可以亲自讲解游戏中所隐藏的文化元素等。 (三)积极创新与改进传统儿童游戏 传统儿童游戏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及人文文化,能够帮助儿童更有效地了解和认识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培养儿童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在游戏开展中,我们应结合现代文化的表现形式、影响机理,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方式,从而提高传统儿童文化在儿童培养、教育中的适应性。首先,优化儿童游戏表现形式。部分儿童游戏的设施简陋,危险系数较高,教师及幼儿园管理者应从幼儿园的环境优化、设施完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优化。譬如将跳格子所需要的“格子”,印在泡沫砖上。或在丢手绢、拔河或者羽毛毽等游戏环节中,搭配童谣、儿歌或者文化性强的歌曲。其次,改变玩法。传统儿童游戏的玩法并非一成不变的,教师应为幼儿提供大胆想象、自由探索的机会。譬如可以是多物多玩、一物多玩,或者将几种游戏混合起来,调动幼儿参与游戏活动的积极性。最后,移植文化元素。在创新传统儿童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自觉置入优秀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譬如“跳格子与古诗接龙相结合”“拔河与知识问答相结合”。或者“还原游戏情境”,让儿童体味游戏背后所潜藏的历史情境、文化情境等。 五、结语 传统儿童游戏是促进“儿童文化自信培养”的重要形式,是契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教育方式,能够帮助幼儿教育者更好地传承、渗透及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在游戏应用前,我们必须明确儿童游戏在文化自信培养中的价值。通过创新游戏形式、内容、开展方式及营造游戏氛围等,解决传统文化自信培养中所存在的问题。让传统儿童游戏充分发挥自身的育人功能,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提高我国文化自信培养的有效性、针对性及灵活性。 参考文献: [1]岳素萍.幼儿趣味甲骨文课程的建构与实施——基于幼儿文化自信培养的视角[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2,38(2):81-90. [2]徐敏,张雯君.给予少年儿童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上海市嘉定区徐行小学少先队非遗传习纪实[J].少先队活动,2020(12):8-11. [3]张云.文化自信背景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翻译与传播——以曹文轩作品为例[J].山西青年,2020(18):71-72. [4]钱宁.文化自信视域下儿童文学课程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路径初探[J].安徽教育科研,2020(12):95-96+105. [5]冯丽,徐桂华.文化自信背景下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探究[J].教育实践与研究(C),2020(2):62-64. 作者:亚力坤·吐松尼牙孜 单位: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巧妙地将对联融入历史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还能将复杂的知识点简单化,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对联在教学中的作用 一是化繁为简,概括史实。历史内容丰富繁杂,运用对联可以化繁为简。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用“鉴真东渡日本传法,玄奘西游天竺取经”就可概括。教师讲完长征与抗战后,以下对联就呼之欲出:两万里长征开首步,十四年抗战打头枪。二是活跃气氛,提升兴趣。在活跃课堂气氛、提升学习兴趣方面,对联也大有用武之地。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为清华大学本科招生出的国文题是对对联,其中一个上联为“孙行者”,先生意中的下联为“祖冲之”,而考生周祖谟对以“胡适之”,引得先生击节赞叹。笔者在讲宋元时期的文化艺术时,试用了集联:芍药没骨花,绘画无声诗。学生的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 二、对联的取材路径 取精华,弃糟粕,学会借鉴。例如,教师讲完吴越争霸与楚汉相争后,可以引用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副对联既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总结性概括,又方便学生加深记忆。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学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学生学会联系所学借鉴优秀对联,创作对联。强联系,重积累,学会摘句集句。摘句即直接摘取词句,自动形成对联,上下联内容出处相同。如春秋五霸对应战国七雄,鉴真东渡对应玄奘西游,抗美援朝对应保家卫国。集句即选取词句集合在一起形成,上下联出处不同。如三国鼎立对应百家争鸣,霍去病对应辛弃疾,汉武帝对应唐文宗。教师要让学生学会在日常生活中积累,分析事件、人物之间的联系,在对对联的同时提升历史素养。联系课本,学会自创。创作对联并不高深,学生可以联系课本,写出史实核心内容,加上辅助词,调整一下顺序,就可以实现创作。课本中“三国鼎立”知识点主要有三个,即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国鼎立,所以可以创作对联:曹孟德一统北方,起自官渡激战;魏蜀吴三国鼎立,基于赤壁火烧。 三、合理运用对联 首先,学生对历史知识理解不透彻,对对联认知也不多。在对联的选取上,教师要尽量采用短联,艺术特点上,尽量选用谐趣联,如“袁世凯———中华民国”,这种虽上下联对不上,但学生能开心一笑,且印象深刻。其次,对联为教学目标服务,不可喧宾夺主。如选取“日月同悬出师表,风云长护定军山”后,可这样设计教学目标:掌握诸葛亮的两个主要事件、背诵《出师表》中的名句、了解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评价诸葛亮等。最后,有地方特色的对联既能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又能增进学生亲近故土、热爱家乡的情感。湖湘地区这方面的素材非常丰富,教师要加以利用。总之,教师要结合课文内容将历史教学与对联相结合,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对对联的过程中接受历史文化熏陶,爱上历史课。 作者:张立新 阳仲国 单位:湖南省邵阳县白仓镇中心学校
高中历史教学篇1 历史是对人类文明轨迹的记录,历史离不开“人”,“人”创造了历史,鲜活的历史人物丰富了历史。基于此,笔者着重探究“以历史人物为主线”的历史课堂教学策略,通过人物教学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 一、以历史人物为主线,完整串联历史事件 进行人物教学时教师要紧密联系教材,针对某一历史事件,引导学生分析此历史事件中人物的成长与发展,根据人物的成长与发展梳理历史事件的进程与发展,将人物发展与历史发展充分结合起来。例如,在教学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相关内容时,笔者选择历史事件的主要人物陈胜、吴广。为了使学生对农民起义这一历史事件有更充分的了解,笔者又以司马迁的《陈涉世家》作为教学补充。通过《陈涉世家》,学生对陈胜与吴广有了简单的认识。笔者从人物少时经历、人物性格、起义导火索、谋划起义过程、起义经过以及最终失败几个方面来增强学生的认识。又如,在教学人教版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第28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时,笔者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围绕邓小平展开,使学生感受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变化,促进学生理解改革开放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并以时间为主线,促进学生对人物的认识。 二、选择典型人物代表,深化历史教学深度 在进行人物教学时,教师要选择典型人物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如果教师选择的历史人物让学生闻所未闻,那么,教师就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向学生讲解科普,这不利于学生对历史事件的整体把握。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第4课《西汉与东汉———大一统国家的巩固》时,笔者选择汉武帝与董仲舒作为典型人物,促进学生对西汉巩固大一统国家在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制度的理解。又如,在教学人教版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9课《辛亥革命》时,笔者选择孙中山作为典型人物,从而串联出辛亥革命的发展与进程,促使学生感受历史人物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又如,在教学抗日战争的相关内容时,笔者选择毛泽东、周恩来等作为典型人物,促进学生感受抗战的艰辛波折,使学生感受典型人物的决策对历史事件的重大影响。在人物教学中需要注意的是,最好选择具有丰富人生经历或生命较长的典型人物,有利于学生通过人物的丰富经历,感受历史的发展。 三、侧重人物精神教育,发挥历史德育作用 历史人物直接影响历史的发展。通过学习历史人物的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价值观,促进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传承。在人物教学中,教师可以挖掘历史人物身上具备的传统民族精神。例如,鸦片战争中年逾六旬仍保家卫国的陈化成、火烧鸦片的林则徐等反映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坚忍不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尊严;五四运动中追求民主,奋进革新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怀;等等。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根据教材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人物,如勤政爱民的汉文帝、汉景帝,英勇抗击匈奴的霍去病,自强求富的李鸿章等。这些历史人物都对学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四、客观评价 历史人物,培养历史价值观念由于学生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多来自于影视作品或网络等,一些影视剧对历史人物的曲解造成学生对历史人物产生片面认识,这不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因此,在进行人物教学时,教师要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促使学生对历史人物产生正确认识。例如,谈及秦始皇,学生受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的影响,认为秦始皇重吏法、昏庸残暴,但实际上,秦始皇勤于政务,爱民护民,横扫六合免天下纷争,统一文字律法,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积极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在人物教学中必须将历史人物放在整个历史发展中评价其历史意义,坚持唯物主义,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在高中历史人物教学中,教师要以历史人物为主线,选择典型人物,深化历史教学深度,使学生通过人物教学感受历史的丰富性和历史所散发的人文光彩。 作者:刘晓东 耿晔 单位:山东省滨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中阶段历史课是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之一。学习历史不但能让学生理解过去的制度、文化、经济等,更主要的是让学生能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的问题。历史是所有文化的记录和传承,是人类社会必须研究的一门学问。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有许多方法可以借鉴和采用,生活化教学理念是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通过探讨总结和分析最后得出自己观点的教学方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有很大的实用性和成效性。在新一轮的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课程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历史课程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改善教学方式。要想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教学策略,把新的教学理念融入日常的教学工作中,生活化教学理念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教师要深挖生活中的一些典型案例,深挖在历史教学中的难点与重点及考点,把这些问题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把握历史学习的规律,从而提升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效率。 高中历史教学篇2 一、历史生活化的相关内容 生活化教学理念,根据字面意思就是把历史教学生活化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教学中教师用自己丰富动听的语言把学生带入一种场景中去,让他们感受学习历史就是了解过去的生活,让学生不再感受到学习历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拉近了学生与历史这门课程的距离。关于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观点,那么在历史课程中,引导学生用生活化的方式去认知、去理解记忆历史知识,就不会感到枯燥无味。生活化理念的应用,可有效解决历史教学问题。不仅如此,生活化的历史教学方式还能帮助学生认识到历史学习的重要性,促使学生在学习历史期间,能感悟其真理,提升自身素养,以此将历史素养与生活联系,贯穿其中,真正实现“知识改变习惯,习惯改变命运”的目标。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生活化教学理念的应用策略 (一)明确教学目标,具体落实生活化教学 高中历史教师在每堂课教学前,均要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结合实际生活,灵活设置教学计划,促使历史教学朝着生活化的方向发展。在当前教学环境中,需要明确历史知识的适用范围,杜绝误导学生,避免学生受打击。同时,对文科生、理科生的教学需要注意区分,不可千篇一律。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涉及了历史人物、历史思想、历史改革与历史战争等内容。必修内容在选修讲课中,也时常存在。之后掌握不同程度的要求,明确知识点的差异,实施分层教学,才可确保教学质量。除此之外,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要结合其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并将此作为依据,统筹规划,兼顾共性,以此落实历史生活化教学。比如,教师在开展“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课程教学时,需要站在学生的角度上去制定教学目标,立足于学生刚刚步入高中,对初中历史与高中历史认知不足这一现状,结合生活实际和教学实际,合理设计教学目标。这一课程涉及的生活化指的是,学生通过了解课文内容,知晓姓氏来历,就各类管理制度,促使学生结合自身所学知识,去判断,去感受,教师还可要求学生课后搜集相关历史资料,实施扩展阅读,促使学生深层次地掌握历史背景,知晓西周分封制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对历史所产生的意义。教师要明确知识的细化,明确如何将整体的知识体系分化,如何将分化的知识进行整合。与此同时,教师要结合具体教学目标的落实进程,让学生锻炼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合作探究意识,就“姓氏”知识点激发学生对“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学习,感受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环境,进而有效提升高中生对历史学科系统性、全面性的认知能力,全面增强学生课堂学习核心素养,强化课程探究学习综合能力,加上教师将生活化的理念贯穿于高中政治教学的能力,使高中历史教学过程趣味性与教育性并存,全面构建高中历史高品质课堂,彰显历史生活教学的价值与意义。 (二)教学内容的生活化 历史学科本身涉及较多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会要求学生去记忆,并背诵记忆相关的理论知识,既往文科类科目教学多选择的是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虽说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成绩,但是随着知识点的增加,学生后期知识点混乱现象较为普遍。历史本身属于纯理论学科,包含的内容较多,且比较复杂,学生学习期间极易枯燥与乏味,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学生很容易先入为主,认为“记忆力好学文科,记忆力差学理科”。此阶段,教师需要加强学生学习历史科目的兴趣,促使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习历史科目,并生活化教学内容,促使学生转变既往错误观念。教学内容生活化指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灵活应用热点话题,促使其与历史课本结合,以此提升课堂讲解的趣味性与灵活性。比如,在讲解“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这一课本内容时,高中生对“经济危机”这一词较为陌生,且此方面的知识比较匮乏,学生难以实现全面深入理解。此时,教师可以先简单讲解经济危机的概念,将最近发生的经济危机事件引入课堂,或者是以视频播放的形式展现,促使学生知晓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后果,所带来的影响。学生难以理解在经济危机出现时,资本家为何或将牛奶倒入河道中,而不是送给需要的人。这时,教师可以结合高中政治学概念,明确其供求关系,深入分析,列举生活实例,促使学生对知识点概念深入理解,以此促使历史与政治课程密切结合。高中政治学习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与生活相结合的实例,教师要在充分研究教材和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再创造,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也为知识在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提供了机会。这样学生在考试中特别是在高考中就学会了知识和生活的结合,学会了将具体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这也是近年来新课改所倡导的教学理念。 (三)改善传统教学方式,应用生活化的教学方法 针对每一个学科,教学方式都是最能达成教学目标的重要部分。如今的信息时代为教育带来了许多便利,这为教师改变教学方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背景下,教师可以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开展教学活动,以此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课堂,突破传统教学瓶颈,从而推动教学活动顺利实施。信息技术给课堂教学创造了更多可能,把原先一些用口阐述的历史事件通过多媒体中的视频或者图片展示出来,学生会有一种亲身经历的感受,多媒体教学为生活化历史教学提供了可能。通过多媒体教学让教学更加贴近生活,让学生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由于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因此对实际生活中的形形色色都可能感觉到陌生。那么教师就可科学合理地应用互联网为学生展示生活中与历史相关的话题,还可以组织学生观看与课本知识相关的历史专题纪录片,让学生在一个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中学习历史知识,学生感觉到他们学习的历史知识是一个个鲜活的实例,离我们的生活非常接近。比如,学习“新文化运动”一课时,就可以为学生展示如今社会上一些热点文化内容,然后就此话题让学生展开关于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讨论,高中生已经逐渐有了自身的观点和想法,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其学习热情,让其更容易理解新文化运动的相关知识。在历史课堂上教师也可以组织简单的辩论让学生辨明自己的观点,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基础上让学生可以引经据典,使用历史学上的一些典故作为自己辩论的佐证材料,从而达到了对历史知识的所学所用。教师要以“新文化运动”为核心,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辩论会活动,促使学生在辩论过程中,深入探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特点、目的、结果等,促使学生主动学习高中历史学科,有效增强学生课程探索能力、强化历史学习能力,进而更为全面、高效地展开课程教育教学活动,促进传统教学方法的改良。 (四)创设生活情境,营造活跃氛围 高中历史教师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要在研究学生和教材的基础上进行生活化情境的创设,让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感受历史的魅力,感受学习历史给人带来的愉悦感,带领学生领略历史风骚,在教材中寻找生活化元素的历史知识,来实施教学。以此为切入点,创设生活情境,应用生活化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应用生活化的教学策略来提升学生对历史的感知。例如,观看一些战争纪录片让学生感受一些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感受战争的残酷血腥和暴力。让学生理解“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平外交的重要性”,然后再借助生活素材,把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或者历经洗礼,演变至今仍存生命力的事物融入课堂教学中,以此创设生活情境,调节课堂氛围,感受历史带来的真实。比如,在讲解世界近代中国史时,教师可以给学生播放有价值意义的历史题材影视剧《长津湖》。《长津湖》这部电影它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上抗美援朝为背景,以长津湖战役为素材拍摄的。在这部影片中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精神,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不怕死的战斗意志,最终取得胜利。学生在观看这部历史剧的同时,体验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高中历史教材中有许多需要学生记忆的知识点,且这些知识点都摘录在史书中,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真实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创设课堂生活场景,不但能学到历史知识,更主要的是能活跃课堂气氛,在情感教育及价值观教育上有所体现。教师要结合当前历史教学目标任务,参考历年高考试题考核方向,合理创设适宜的课程教学内容,有效优化历史教学过程,全面增强高中生的历史知识探究兴趣和动力,促使学生充分掌握历史学科知识要点与难点,全面提升高中生历史学科核心竞争力。 (五)提炼争议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在高中历史教材中,有许多史实值得推敲,其背后蕴涵了深刻的含义,对人有明智作用。教师在教学中对史实进行分析,以便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并加深学生的生活感悟。因此,教师要有效创设高中历史课堂“争议话题”交流情景,引发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争论”,让学生围绕争论话题梳理历史学科知识点,帮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背景、时间、事件、结局等内容,加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讨论成效。例如,教师可以从教学内容中提炼出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并升华到现实生活中,以此作为载体,让学生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其进行分析,表述自己的观点。比如,在人物评价上,教师课题给出话题让学生去讨论“秦始皇的功劳大还是过失多?”针对这一话题,每一个学生都会有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通过学生的激烈讨论,最后教师用历史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给学生做出总结。或者是针对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让学生去讨论它的进步性和弊端,通过每一个学生的认真思考和分析,最后会得到一个大家共识的答案。为了把全体学生调动起来,使学生更为全面地对话题进行分析,高中历史教师可以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并给不同的小组设置不同的立场,让小组学生站在相应的立场上结合实际生活对话题进行探讨,以此活跃学生思维。之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小组中选出一名代表,阐述其观点,以此让学生从不同维度了解不同的观点,以便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学生在以后的考试中也会用历史的观点来总结问题,从而会提升他们的历史成绩。提炼争议性话题,展开讨论也是历史生活化理念的具体体现,能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口语表达、语言组织等多方面的能力,可谓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另外,在提炼“争议”话题时,教师要将学生思想观念与题目内容进行合理创设,以“争议话题”内容为导向开展交流讨论活动,进而激发高中生历史知识点应用兴趣,让学生逐步认识到高中历史知识的考核要点、重点等,帮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紧密的历史知识网络体系,通过有效开展网格知识提取与应用能力,增强学生课程体验感,强化学生知识解答力,彰显高中历史系统性教学的价值与意义,展现生活化教学的实际应用意义。综上所述,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充分应用生活化教学模式可以让历史学科更受到学生的关注,使其可以用心去体验历史,感悟历史,了解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学生学好历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不忘本”的意识,从而促进其未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学史可以明智,能使学生了解古今演变历程,可总结前人经验,借鉴前人智慧。教师要研究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以便增强课堂趣味性,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提升学生学习高中历史的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历史教师应深入掌握生活化教学模式,并且科学应用,进而达成教学目标,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打好基础。 作者:刘南江 单位: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第二中学 高中历史教学篇3 课堂教学评价包括教与学,教师的教学活动是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的直接影响因素,教师要深化对课堂教学活动的认识,为实现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而不断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参与式的课堂教学评价是素质教育发展下教学评价的创新,有利于促进教师的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学生参与式课堂评价的意义 课堂教学评价是指通过多个角度对课堂对象进行分析、评价,以实现课堂教学的不断完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个体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在评价过程中,个体通过对事物进行观察、思考、咨询等综合性分析,从而增加对事物的认知。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是学校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参与课堂教学评价,可以更好地实现师生间的交流,让学生反思自身的学习能力,结合教师的教学活动对自身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从而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实现全面发展。 (一)参与式课堂评价有利于缩小评价现状与评价目标的差距 在当前的课堂教学评价中,教师的教学评价方法过于单一,评价内容也多为“很好”“很厉害”等流于表面的表扬,教学评价不能真正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虽然高中历史学科教学中,课堂教学评价已经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而逐渐改善,改变了原来只重视机械记忆和知识检测的评价方式,在评价的内容上更加注重学生的发展过程,但是这一转变还不能满足新课改要求下,建立师生共同进步的发展性评价机制的要求。在课堂教学评价过程中,教师更注重学生的学习结果而非过程,忽视了学生的情感变化和价值观的形成,只关注学生的成绩,在这一评价方式影响下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课堂教学质量。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一现状,缩小课堂评价现状和评价目标的差距,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增加师生之间的沟通,从而更好地实现学生的发展。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是教师在素质教育下对教学评价的创新发展。学生参与式评价就是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学活动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教学评价中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在互动交流中了解课堂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促使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在学生参与式的课堂教学评价中,教师应积极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在教学中寻找通过学生参与教学评价而创新教学理念的方法。 (二)参与式课堂评价是贯彻素质教育的有力保障 素质教育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思想道德、身心健康等,旨在提高其综合素质。素质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在新时代下的转型,在保证受教育者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也更加尊重其主体地位,注重思维和能力的开发,从而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学习历史知识可以让学生锻炼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综合素养。而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学生参与式的课堂评价能有效地促进教师教学活动的创新和提升。在教学活动中,学生是评价的对象,也是评价的主体,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反馈和学习特点深入研究,设置学生参与式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不仅有利于教师建构完善的学生参与式评价标准,还能提升学生对课堂教学评价的参与感和认同感,从而实现教、学、评一体化的评价体系。 二、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的特征 (一)评价主体的民主性 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活动中,评价主体的民主性主要是指师生之间的平等地位,教师和学生可以对教学活动共同发表意见,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对教学评价过程要起到引导作用,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应该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参与教学评价,发挥自身主体性的作用,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学生的高中历史学习成绩,主要依靠学生的自主学习,教师只是知识的传递者,学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在历史的学习过程中产生清晰的自我认知,从而更加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在课堂教学评价中,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评价更有利于激发自身学习的动力。与传统课堂教学评价方式不同,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是将学生作为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教学中教师掌握教学评价话语权的模式。但是,提升学生在评价中的地位,并不是削弱教师在评价中的主导地位,在高中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教师是保证学生有序、高效参与教学评价的关键。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评价可以体现评价主体的民主性,学生是评价教学的促进者,教师是评价教学的主导者,在师生的合作下,可以提升课堂教学评价的有效性,促进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评价过程的整体性 在当前的教学中,教学评价不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和教、学相互结合成为教学活动中的有机整体,在教、学、评相互作用下实现学生的高效学习和教师的高质量教学。学生参与式的教学评价,突出了学生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评价不再是单一判断学生的学习结果,而是贯穿于学生学习始终的持续性过程。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模式主要的过程体现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参与课堂教学评价,教师完善教学、学生学习、再评价、教师再完善……在这一系列的教学循环过程中,教师确立教学目标,在课上传授知识,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在课上学习新知识的同时,记录教师教学中的不足以及在学习中需要教师改进的问题,教师和学生共同分析,从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寻找解决办法,再根据改进后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学生在学习中再次进行分析和评价,如此循环往复。学生的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学生在评价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学习、实现目标,充分体现了教、学、评为整体的学习活动。 (三)教学反馈的有效性 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最为主要的体现就是学生的评价反馈。在教学中,学生是教学活动中最为直观的体验者,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反馈可以促进学生更高效地实现学习目标。教师如果不关注学生的教学评价反馈,学生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就会导致学生丧失教学评价反馈的兴趣,从而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降低。教学评价反馈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生的教学评价反馈要有具体的学习依据,而非主观臆断。教师和学生的主观感受可能会受到外部的影响导致思维固化,影响反馈的真实性,很容易使教师的教学出现方向错误的情况。第二,教学评价的反馈要注重学生的参与度。教师的教学评价反馈容易忽视学生学习的特点。因此,教学评价的主体应该是学生和教师,学生个体的反馈、小组之间的反馈等可以使教学评价内容和体系更加完善。第三,学生的课堂教学反馈要更加及时。学生在学习新的历史知识时,受到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动,学习效率较高,在这一时期,教师对学生的教学评价反馈进行及时处理,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学习的参与感,从而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评价,形成学习和评价的良性循环[1]。 三、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的目标和方法 (一)教学评价目标 1.充分结合教学评价促进学习 学生要有效地参与课堂教学评价,就要先树立正确的课堂教学评价意识,重视课堂教学评价,在评价过程中保持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从而使评价能为教师的教学提供更多的帮助,促进学习。首先,要确保教学评价的客观性,就需要学生明确课堂教学评价的意义,教师应引导学生加深对课堂教学评价的理解,从而更好地确立评价目标,即为什么要进行课堂教学评价,评价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怎样进行客观评价。学生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中,可以通过预习了解单元知识的整体脉络,教师在课上讲解相关知识时,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预习情况,深入分析教师的教学内容,在学习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客观评价。此时,学生可以对教学过程深入分析,在学习中收集可以体现评价的学习证据,从而使评价的过程和内容更加真实有效。同时,学生也可以进行小组互评或者自评来评价教师的历史课堂教学过程。在互评中,学生之间可以互相监督,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实现同学间的相互带动。学生的自评也能更有效地发挥学生的个性,增强学生的自主分析能力。教师在课堂教学评价中,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可以帮助学生在参与评价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的学习能力,完善学习方法,从而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提升课堂评价的能力。学生在评价中保持客观的态度,也能帮助学生调整学习状态,实现学习目标。 2.理解课堂学习目标 高中历史的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和历史思维,帮助学生学会分析历史、正视历史,从而实现学生历史学科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在高中历史的教学活动中,学生理解课堂教学目标,是学习历史知识时自我学习诊断的前提。学生参与式的课堂教学评价要求学生要了解历史学习目标,清晰地把握评价方向,才能实现有效的教学评价,从而根据教学评价和教师的反馈调整自身的学习状态。因此,在教学前,教师要明确历史章节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学生因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的不同,教学评价的质量也不尽相同,要实现学生有效的课堂教学评价,教师要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设置不同层级的学习目标,这样既能保证教学质量又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评价。一方面,理解教学目标需要教师充分考虑学习目标的层次性,循序渐进地促进学生的历史学习,要结合教材内容,从简单的记忆历史理论知识,到整体分析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设计不同难易程度的教学目标;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保持历史学习的积极性,结合教师的教学内容和自身的学习能力,选择适合自身学习的目标[2]。 (二)学生参与式课堂教学评价方法 1.创设问题情境 高中历史知识内容多、范围广,包含大量的历史事件,需要学生对不同的时间、事件、人物、意义等详细记忆,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设计传统教学方案,会导致学生的参与性和主体性被忽略,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为使学生更好地参与到课堂教学评价中,教师可以创设教学情境。在教学前,教师可根据章节教学内容搜集相关的影视资料,为课上引入教学内容做铺垫。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关键人物引出历史事件,通过介绍历史的时代背景和阐释相关人物的性格特点,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学生在这一情境中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课上与教师积极互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总结分析教师的教学过程,在与教师和同学的互动中形成评价证据,及时向教师反馈,从而使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评价,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 2.合作学习 除了学生个体的评价外,还可以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相互评价。历史不是单纯地背诵理论知识,而是需要学生充分进行思考,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含义,提升历史思维能力,并运用历史思维和历史经验实现更好的发展。学生个体的思维受到自身学习能力、学习基础等限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同学之间合作交流,实现思维互补、相互促进。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实现对教师课堂教学的互评,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学习越充分,参与的积极性就越高,在进行教学评价时的评价内容就越完善,学生自身历史学习能力的提升也会越显著。同时,教师对学生合作学习中得出的反馈评价也要及时进行处理,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信心,使学生在参与中获得成就感和认同感,从而帮助学生在评价中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提升[3]。 【参考文献】 [1]郭佳.学生参与式教学评价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思考[J].科技风,2020(19):36-37. [2]黄一红.学生参与式课堂评价的调查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20. [3]杨廷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研究——以学生课堂参与为中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27):30-33. 作者:黄先全 单位:重庆市梁平中学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研究 摘要: 历史通识教育是大学通识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历史通识教育对于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操,锻炼学生的历史思维,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本人在重新探索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反思中国传统历史教育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教学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历史通识教育的探究,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 大学;历史;通识教育;教学 现如今,大学通识教育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普及。大学通识教育在于打破专业间的壁垒,使学生通过对不同领域知识的学习与整合,成为见识通达、人格健全的个体。其中,历史通识教育是大学通识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历史通识教育对于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操,锻炼学生的历史思维,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本人在重新探索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反思中国传统历史教育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教学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历史通识教育的探究,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 (一)大学历史通识教育能够丰富大学生人文知识和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 我国在20世纪末期就开始了高校素质教育的改革,目的就是在当今学科分化越来越精细化的情况下,避免学生过度为专业知识所束缚而忽视了综合素质的提升。当今,我国应试教育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许多理工类大学生的人文知识水平更是有待提高。在本世纪初,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团市委等单位在北京、上海、武汉等部分重点城市做了一项关于青少年历史知识现状的报告,报告显示,全体受访者中仅有1.5%及格,可见学生历史知识的匮乏足以令人担忧。通过历史通识课的学习能够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中国史的学习能够让学生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有更深刻的了解,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世界史的学习,能够开拓学生视野,从世界史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中国和中国人。 (二)能够培养学生历史思维 学习历史能够开拓大学生视野和思维,让大学生学会纵向地看待问题。学生通过回顾历史,回顾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来更好地理解世界(例如在世界文明史中回顾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犹太人独特民族性格以及现代世界中犹太民族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关系),让学生在思考与感悟当中增加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和宽容;学习历史也有利于学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换位思考,让学生理解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人所作出的决定,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同时,通过学习历史,培养学生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问题,这也有利于塑造学生人文主义精神。 (三)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 学生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品评,能够更好地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分为二的分析问题方法,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教师通过和学生共同探讨历史事件的起因让学生懂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英雄人物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教师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能让学生逐步养成严谨求实的态度。这些能力的培养不但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史观,而且有助于学生正确和客观地看待自身和周围世界,这对于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传统历史教学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学方式可以用赫尔巴特的“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教材中心”来概括,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材或者其他材料学习定论,授课方法以讲授为主。这也决定了学生在这一过程当中并不需要去探索、研究和发现,学生只需要被动接受即可。我在之前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上也主要以现成的理论和知识为主。例如之前我在《美国历史与文化》一课中设计的大纲内容有:一、北美独立运动。学生在本讲中需要了解1.独立运动的背景2.运动的过程3.美国独立宣言的过程和意义;二、西进运动。学生在本讲中需要了解1.美国的领土扩张的过程2.移民运动过程3.西部的开发的过程……。这种教学内容的设计有利于学生的知识掌握,却不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和巩固知识。在教学方法上以讲授为主,课程当中没有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当中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不多。尽管在学习过程中会给学生播放相关的纪录片、影视资料或者给学生讲述一些美国历史的小故事来丰富课堂内容,但总体上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不高,学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没有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原始史料,课堂上提供的资料不够全面,精度不高,针对性不强,导致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的并不深刻,讲课有些流于形式。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课程的设计更偏向于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着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无论在教学形式还是在教学内容上,我都做了大量改革和尝试,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究 传统教育只是传授给学生课程的定论和意义,这种教育方式不利于引发学生独立思考。而经过对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探究后,教师在课堂上只需提供课程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定义,课堂上主要任务并不是让学生掌握内容,而是给学生提供一系列理解这门课的工具,通过有针对性的材料的阅读引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之前的教学中,我给学生提供的阅读材料都是课程需阅读的经典材料(例如:《五月花号公约》《美国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而且只要求学生理解材料内容即可,在阅读之后给学生总结材料的意义所在。此后我给学生提供了更加具体、详实和有针对性的课程资料和国内外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材料(例如:阅读莱克星顿枪声后英国殖民军队和殖民地民兵武装的两份报告,阅读后思考以下问题:这两份报告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该怎样认识这两份报告当中的差别,你认为这两份报告哪一份更能体现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原因是什么,根据报告描绘的当时情况,假如你是当时的民兵武装,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原因又是什么)学生在自学中,一开始显得并不适应,但随着这种练习的进行,通过不断阅读和思考,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逐渐得到提升,并建立起了独立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四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教学方法探究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运用讲授、讨论和演示三种方法。我课程的理论课时为36学时,2学分,选课人数一般在25-30。课堂上教师尽量减少授课内容,内容只涉及关于本讲的基本概念和定义,把尽可能多的时间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和讨论。 (一)讲授法 讲授法教学并不意味着填鸭式教学,对非专业的学生在讲授当中尽量结合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尽量使用他们能理解的概念和词汇。讲授当中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提问,并通过观察和提问等方式随时掌握学生的听课和理解状况。对能够积极提问的学生给予鼓励。 (二)讨论法 在课堂讨论前,给学生提供充足的视听材料、书面材料并设置一系列相关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解读史料并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以此来提高学生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先在小组内部形成一致意见,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发言交流。教师要仔细观察学生讨论的情况,多关注不发言的同学,给这些同学多创造机会,并适时地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老师尊重每个学生的发言权,尊重学生的任何言论,不因为学生观点上不同或者学生知识上的匮乏而打击学生,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讨论氛围。很多时候学生在讨论过程中会遇到偏离主题的情况,这时候老师就需要进行合理引导,确保学生的讨论与课程内容有内在关联。此外,有些讨论往往演变成争辩,此时,老师要及时疏导,避免学生的情绪化,引导学生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合理倾听和吸收别人的见解,在讨论中学会倾听他人、理解他人和包容他人。在学生讨论之后,老师要做总结性陈词,对学生的表现要更多地进行鼓励和肯定,以此让学生增加自我学习的信心和兴趣。在课堂的最后学生根据自己思考和相互讨论的内容做出本节课的学习报告。 (三)演示法 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教师熟练运动多媒体教学能够更加直观和清楚地展示课堂内容,从而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可以插入一些历史影片、纪录片或科教片等等,但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分钟以内)。而且视频资料的选择要有针对性,在视频资料播放之前给学生设置一系列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资料(例如在讲授“美国历史与文化”中“移民运动的过程”一课时,插入视频资料“五月花号”,在视频播放之前,让学生通过视频回答几个问题“五月花号上的船员有怎样的特点”、“为何五月花号在美国人民心目当中有如此高的地位”等等)。演示法能够起到调节课堂气氛,引起学生注意的效果,正确地运用能够让学生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和学习知识,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五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考核方式探究 在之前的课程考核中,只要学生不迟到、旷课、早退都能获得相应学分。学生的成绩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掌握了老师所要求掌握的知识,以及课上所做的笔记情况。期末考试内容多以论文为主,但由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浮于表面,论文抄袭现象比较突出。教师并未对学生课堂表现做一定要求,这导致许多学生在课堂上表现不佳,因为学生关心的是能否选上课而不用担心能否通过考核。在教师本人从知识的讲授者的角色上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帮助和聆听者之后,考核更加侧重于学生的课堂表现。学生的考核方式主要有课堂参与度(占学生总成绩的40%),学生每节课的学习报告(占总成绩的30%)和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组成。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后,教师做简单的记录。学生每节课后做简单的学习报告,教师相应的打分。期末考试内容的设置主要以开放性题目为主,题目只有通过个人搜集历史资料并认真体会理解才能得出答案(例如,设想你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将军麾下的一名普通士兵,你可能将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你做出这样抉择的原因又是什么)。考试不设置标准答案,只要学生的答案符合基本历史事实并能自圆其说即可,如果学生抄袭严重则本门课程不予以通过。通过教师的观察和学生的反馈,这样的考核方式更加灵活,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六小结 大学历史通识课教育的探索任重道远,需要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共同总结和体悟。总之,大学历史通识课教育的开展对学生融汇不同知识,超越学科界限思考问题,提升个人修养等方面都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作为教师,必须做好精准的课程定位,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不断提升个人学术修养才能真正发挥历史通识课的教育意义。 作者:提大伟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讨论课教学理论实践 [摘要] 大学讨论课有倾向性,有倾向于学术讨论的,有倾向于课堂教学,或者两者兼顾的。大学教师在讨论课前应作系统的资料整合,并提出基本问题。学生应进行分组。讨论课前,教师将每个学生任务布置下去,由学生准备。课堂上,学生发言之后,教师应积极介入、主导,完成需要讨论的主题。 [关键词] 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实践 一、大学讨论课渊源 大学讨论课是一种很宽泛的说法,起源于欧洲国家,定型于德国。一般认为,最初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使用Seminar方法,对牧师进行圣学上的训练,但同时也使用Seminar方法对一些大学教师进行训练。这种训练教师的方法,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一直存在,只是尚未定型。第一个对Seminar方法在大学教学上定型的,公认的是德国学者沃尔夫(F.A.Wolf)于1786年,在大学哲学课上,借用这一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比较固定、成熟的Seminar方式进行教学。沃尔夫的具体做法是,上课前,让学生事前准备书面或者口头上的发言稿,正式上课时,在学生陈述完后,再指导学生对所指定的问题进行讨论。随后,柏林大学引进Seminar的教学方式,形成了一种更加广泛的,易于操作的教学制度,即教学———科研研讨班。之后,这一教学方法,普遍为德国大学所采纳,成为一种成熟的固定的教学方法。19世纪末期,美国大学教学方法开始大范围地借鉴德国的Seminar。相对而言,美国大学Seminar教学方法,更加接近后来通行的教学法,而早期德国的Seminar方法,更加倾向于学术研究法。美国传统大学,如密西根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是Seminar教学法的实践者、创新者、传播者。中国有些大学授课和学术研究,现在也采纳Seminar法。应当说中国人对Seminar并不陌生,早期出国的留学生,都接受过这种授课方式。蔡元培从德国莱比锡大学学成回国后,就想将Seminar教法在中国运用。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对他印象深刻也是Seminar教学法,他将Seminar翻译为“席明纳”(有的人翻译为“习明纳”“习明纳尔”等)。费孝通在他的两篇文章谈到席明纳,分别是《留英记》[1]和《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2],这两篇文章,都是写于建国后回忆。费孝通虽然对Seminar法很推崇,但这两篇文章写得很晚,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应当说这两篇文章的实际影响,只限于理论上的探讨。真正说来中国大学大范围的采纳Seminar教学法,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主要是受苏联的教育制度影响,当时的中国从教学学制、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全面接受苏联的,且是由官方直接下文,以行政命令要求大学照搬苏联模式。Seminar教学法也是当时大学上课的方式之一。大致是1956年之后,这种上课方式逐渐在大学消失,“我回国教学时发现我国的学生害怕习明纳尔,每周设置一二次习明纳尔,学生就叫喊负担过重。不久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就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消失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习就是接受现存的经典,无需讨论。”[3]顾明远1951年至1956年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上课的方式主要是“习明纳尔”(即Seminar)[4]。当顾明远于1956年自苏联学成回国任教时,中国大学开始逐渐放弃了Seminar教学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有部分大学再次开始开设Seminar教法,尤其是一流大学,率先在教学上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中国地质大学在全校推行Seminar制度,要求学校、院(系)和教研室三级学术研讨会(Seminar)制度。即全校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每年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教研室,每月至少举行一次Seminar;院(系)每年至少举办两场能反映学科前沿动态的学术报告会。[5]应当说,中国地质大学的Seminar,主要倾向于学术研究,而非教学上。另外东南大学,也普遍开设Semi-nar,不过,它也是倾向于学术讨论上的。目前使用Seminar教法的大学越来越多,有的大学是倾向于学术研究的,有的是倾向于课堂教学的,虽然都叫Seminar,其实,学术、教学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明确,看教师的具体操作情况。相对而言,目前地方院校,使用Seminar教学,或者学术研究的都较少。具体来说,主要限于少数教师在使用这种模式上课,尚不普及。 二、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规划 以上,主要是我们对Seminar课程一些理解,在我们正式开设Seminar课程之前,作了许多理论和实际的准备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认真准备,于2014年开始,我们正式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讨论课。以下,就我们开设讨论课的一些心得,总结在这里,也许对其他老师有些参考作用。开课之前,教师要作准备工作,我们都是在2014年暑假期间,对要开设讨论课的课程,进行系统的资料整合工作。具体做法是,对每门课要按照专题内容,一个专题,作一个文件夹,做好资料目录和必要的资料收集。《中国历史文选》设有八个专题,分别是先秦文献资料,正史资料,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料,地方志资料,政书体资料,史评著作类资料,十通类资料,工具书与检索类资料。《中国历史地理》分为七个专题,分别是中国行政区划资料,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中国人口与移民资料,中国交通史资料,中国军事地理资料,中国河流变迁资料,中国人文地理资料。《世界通史1》包括十一个专题,分别是人类的起源说明了“人类是什么”,从宗教的起源看宗教,地理环境决定历史的演进,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给人们的启示,佛教的现代意义,古希腊文化成果丰富精彩的背后启示,罗马做为一个“善于治理”的民族的历史经验,比较东西方封建制度的异同,中世纪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从古代日本几次重大的历史变迁看日本民族的性格,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专题设好后,再拟定需要讨论的问题,所讨论问题,原则上是重要的,学术上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每个专题大致拟定五至八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概括性问题,也就是这一专题的综合性问题。其他问题,是这一专题中的专门问题,相对于第一个综合性问题,专门问题要更加细一些、专业一些。以上三门课,都在2012级、2013级、2014级、2015级历史班开设讨论课。以2015级历史班为例,全部二十八个人,分为六组,每组设组长一名。每组负责一个专题,组长必须准备第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他问题,由组员自选,组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老师提供问题之外的选题。通常在开学第一周分组,并布置任务。第二周开始讨论课,依照专题的顺序进行,组长就自己准备的综合性问题要主讲二十分钟,结束后,开始进入提问环节。老师也要参与提问,并解释一些问题。当一个主题结束后,就由下一个同学进行发言,主题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二十分钟,发言完后,也进入提问环节。一个大专题讨论结束后,进入下一个专题。每堂讨论课,都由学习委员或者指定一个人记录,对发言、提问、解答问题等,都要作记录,作为平时成绩依据。 三、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成效与不足 通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这三门课多个年级的教学实践,感受很多,以下就我们开课的一些体会,作一个总结,供同仁们参考。先说好的一面,好的方面,是以前没有开设讨论课时,完全体会不到的。第一,男生比女生活跃,表现要好。我们这个班级是师范专业,通常班级内女生多于男生,平时考试,一般的情况是女生优于男生。然而,讨论课时,男生明显优于女生,往往表现最好的是男生。男生不仅发言积极,更主要的是,男生知识面要比女生要宽泛,看问题更加准确。虽然女生在笔试上优于男生,而在讨论课上,男生更加活跃。第二,个别男生表现非常优秀,这一点是大出意料的。每个班都会碰上一两个同学,知识面很宽泛的,在讨论课上表现尤其突出,这种情况是传统上课方式无法发现的。通过这几次讨论课,发现这些平时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同学,可以在讨论课上找到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一类学生不一定考试成绩是最好的,但在讨论课上确是最为优秀的。这一类学生,如果他们对学术有兴趣的话,可以往研究生方向培养。第三,少数学生,在作主题发言时,所作的课件,就知识面、创新上,要超过老师。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少数几个同学作的专题发言稿,作的非常好,他们看问题的视角,有时会与教师不一样,足见他们在收集资料上下足了功夫。有些学生自己制作地图,理解问题和动手能力都比较强。第四,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了解学生、熟悉学生。以往上课,上完课后,就是考试,与学生之间基本上没有了来往。讨论课则完全不一样,在准备讨论课之前,教师就得了解学生,在讨论课进行时,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很多,除了师生之间问答质证之外,教师也可以通过讨论课堂,增进与学生之间的感情,发现知识面宽、表达优秀的学生。第五,训练学生表达、应变能力。通过几个班级的讨论课,发现大一新生,在初次上讨论课时,非常紧张,尤其是在作主题发言时,不能很好表达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逐渐适应讨论课的学习方式,有的同学进步很快,表现突出。讨论课的问题。第一,班级过大,不便管理,学生表达机会少。这几个开设讨论课的班级人数,一般是三十人左右,这么多人在一个班里上讨论课,效果不好。主要是一个主题通常发言时二十多分钟,提几个问题,这一专题基本上就结束了。能够参与的就是几个比较活跃的同学,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第二,学生容易冷场,提问发言的同学少。这是讨论课的本质问题,这也是我们开设讨论课时,最为困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会严重影响讨论课的效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班级过大是一个方面,由于上课人数多,有的学生会采取观望的态度,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学生坐的课桌位置设计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课桌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讨论课的要求,就是采取圆桌的形式,老师、学生围着桌子坐下,大家都面对面,使所有参与讨论课的同学,都无法回避问题,都必须得做好提问、回答问题的准备。第三,学生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影响讨论效果。为了防止课堂上冷场,防止有的同学观望不发言,我们要求作主题发言的同学,做好发言稿后,必须提前两天发在QQ群中,供其他同学阅读,以便其他同学准备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有些同学并不作任何准备,这无疑造成了讨论课堂上的冷场。第四,并非所有的学科、所有的课题都适合讨论课。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经验,有些课题是不适合讨论的,也就是说,有的课题只能做一般介绍,由于专业性极强,没有争议的观点,这类专题,只能由学生作一般性介绍。比较适合讨论课的专题,多是学术界观点争议颇大的,综合性较强的。第五,讨论课容易出现知识的不连贯性。由于讨论课是由专题组成,这本是好事,问题是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在准备发言稿时,有时候会遗漏掉一些重要的内容,使讨论课题的一些基础问题出现缺漏。虽然说教师可以做补充,但仍然时觉缺乏知识的系统性。总之,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的经验教训,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工作,首先是学校必须作一些改革,如小班化,对选课学生作人数上限设定,一个班级的讨论课,人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鼓励学生分散选修不同的课程。其次,教室座椅重新设计,拿出一部分教室,隔开划成小教室。课桌、座椅也得重新设计,以便适合讨论课。最后,专业选修课,得重新规划,鼓励教师开设更多的选修课,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这对师资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作为教师,在讨论课过程中,不能放任学生,应积极主导。在讨论课之前,要认真设计各项讨论主题,讨论主题的梳理、设计尤其重要,主题在原则上要有基础性、综合性、争议性。至于一些比较重要,而有缺少争议性的问题,也要列入,供学生选择。在上课时,教师也要主导学生讨论,如提问、回答学生的质疑,引导学生提出新的问题等。教师在课堂上积极主导、诱导,可提高教学效率。 四、学生的反应 我们于2014年、2015年,同时在大一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世界通史1》,在大三开设《中国历史地理》等三门课的讨论课。上完课后,我们与学生做了个别交流,听取学生的看法。学生里面反对这种上课方式的,不在少数,原因主要是讨论课增加了学生的劳动强度。与以往只是听老师上课,考试前背一下答案,或者做一篇小论文完全不同,Seminar上课方式,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作阅读,作笔记,写发言稿或作PPt等。还得自己讲解,接受其他同学的质询。别的同学发言的时候,你不能闲着,也得准备提问的问题。加上学生自小接受传统教学方式,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由接受老师讲授而一变为什么都要自己来处理,学生一时适应不了,对这种上课方式不能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反对就放弃,相反,要不断改进、完善Seminar流程,提高上课效果。最后一点建议,在目前地方院校Seminar教法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该有教务处主导,要求所有教师都尝试开设Semi-nar课程,鼓励、奖励开设Seminar课程的老师。可以在外校邀请文科、理工科等不同专业开设多年Seminar课程的教师作经验介绍,再通过本校教师之间交流心得、经验,逐渐规范、完善Seminar课程。 作者:于忠伟 陈爱平 单位:台州学院思政部 大学历史论文:教会大学农业教学历史启发 本文作者:吴洪成 王蒙 单位: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初创时期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重镇当属岭南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它们代表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最高水平。岭南大学是美国传教士在华南地区开办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机构。1908年,美国农学硕士高鲁普就职于岭南大学,实地研究中国农务。1912年,高鲁甫为岭南学堂中学三年级学生开设初级农业课程。1918年,岭南大学开设农科课程,为了便于农科专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在校西辟一农场,实验中西蔬菜花果的种植,并兼及畜牧、种子改良。此外,又辟学生实习场两所,设华南植物标本物一所,而桑地、蚕室、鸡屋、牛房等亦依次设立。由于教会办学与欧美现代教育改革声息相通,活动教学、自我实践、学校社会化与课程生活性更为鲜明。岭南大学的教育设计实取活动主义,学生除了遵守规则之外,能自行发起种种事业,并创设农学会[2]164。岭南大学经过钟荣光校长四处募捐的努力,于1921年将农科从文理科大学内独立出来,成立了岭南农科大学,后改为岭南大学农学院。岭南农科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促进农科高等教育,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改进华南地区乃至中国的农业事业。其管理办法是:于岭南董事局之外,另组一岭南农科董事局,担负管理及维持之责。岭南大学农科成功办学的关键在于实施了农场实验研究与成果推广。王卓然在《教育一瞥录》中对该校农科教育实习及教育推广情况有所记录:“岭南大学有农科生近100人。开辟学生农事实习场2所。农事实验场1所,研究荔枝桔类、中西菜蔬、果子牲畜等项。往各地采集植物标本4 300余类(种)。 新建育蚕室2座,种桑60余亩,以供给蚕业学生百人之用。”[3]5211914年9月,美国教会创办的私立金陵大学正式成立农科,聘请美国农业科学家和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到金陵大学任教,并引入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方法。1924年改组成为四年制农学院。金陵大学在大学程度的办学层次上开设农科,其办学规模及影响日渐扩大,翘楚国内农科大学之首,这对中国近代农业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1933年刊行的《私立金陵大学一览》对此有所描述:“民国三年,本校教授裴义理先生,因感于农林人才之缺乏,遂开设农科,次年添设林科,至民国五年,合称农林科,各省资送官费学生来校肄业者甚多,盖是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者,仅有本校一处。十年秋,北京教育部派员来校调查,准农科立案,十四年冬,复正式认可,是为外资创设大学在中国政府之最先立案者。”[3]582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迅速崛起,除了拥有一流的教师、所需的实验农场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同中外各机构特别是与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使之在政策和资金上有充分的支持。这一时期,一些教会大学开始创办农科,设计农科课程,招收农科学生,根据当地经济结构及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农业科技研究,从而拉开了中国农业教育现代化的帷幕。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创立,恰是近代中国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化阶段,其意义不仅在于充实、强化高等专业教育的类型,而且有助于直接推动政府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农业职业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由此也对中国农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兴盛时期 教会大学初期的办学目标不外乎两个方面,即传播基督教与促成青年得到高等教育,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三件工作要做:一是培养青年基督徒;二是培养有知识的基督教领袖;三是引导基督教男女青年归主。但20世纪20年代以来,基督教大学办学专业性与世俗化逐渐加强,办学方向趋于服务社会以及探索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可谓走向了另辟蹊径的征程,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诚如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在《基督教大学的目标与重心的转移》中所称:“一般富有思想和开通的领袖,渐渐地萦念到发展一种良好的大学教育上去了。他们所要发展的大学:第一,当使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优美工具;第二,当保存原有文化的最优美点;第三,当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上所能贡献的最优美点之模范场所;第四,当培养青年男女,使之对于民众能作有用的服务工作。”[3]147由于培养目标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教会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伴随着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的加快,教会大学的各个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体系趋于完善,教师与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农业教育作为教会学校的科系,也同时得到了快速发展。如金陵大学农业教育除有农林本科相关科系外,并设有农林及灾荒研究系、农业速成科、乡村师范科、暑期学校、函授学校,在鼓楼左、太平门外有占地400余亩的农场以及其他未建筑之校地,一律作为农林实验场之用。农林实验室设备齐全,为了促进农林水利事业发展,并推动学院农林本科改良麦种、棉种、蚕子的研究及试验,该校加强办学国际化,并注重科技下乡,使科技用于生产实践。据文献记载:“美国纽约省立康奈耳大学与本校农林科,定于五年或十年之内,每年派专门教授一人到本校教习植物接种法。以期养成此项专门技能的学生,将来分赴国内各地实地推行。本校深信植物接种法为中国今日改良农业之需。罗福教授等于此项学术研究有素,且为实验场之专家,将来必能以研究结果,贡献于今日之农业。此举非特促进本校植物接种系之增设,并可永久巩固中美学者之感情也。”[4] 墨妮在《金陵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册》中刊文《记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人裴义理》,对该校农科创设背景、教学原则及影响作用作了介绍,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对教会大学农科教育相关问题的认识。1910年,裴义理先生受金陵大学之聘,担任数学教授。1911年,裴义理先生承办我国北部以工代赈工作,常在农村和灾民相处,看到我国农民生活实在贫困,认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先从改良农林事业着手。1914年,金陵大学适应社会对农业技术及专业人才的需要,由裴义理先生一手创办农科,采用半工半读制度来培养实用人才。第二年春,添设林科,以造就林业专业人才。当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的只有金陵大学。因此,鲁、皖、滇、赣四省均送官费生到金陵大学,读农科、林科的日益增多。1916年,农、林两科合并为农林科。创办金陵大学农林科时规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注重实际教材,学以致用。如开垦地、栽树、播种、耘草、收获等工作,都由学生亲自操作。裴义理先生认为,要把书本上学来的理论,在实际中体验,才能求得真知,只有这样,学与做才不至于陷入空虚,才能与国计民生发生直接利益。虽然当时风气未开,未能完全实行,但裴义理先生依然主张知行合一,变更当时风尚,可见独具慧眼。二是提倡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农林科初创时期,仅有经费5 000元,教员二三人,学生十几名,然因方针正确,办法合适,主持人有计划、有毅力,所以,奠定了金陵大学农学院永久的基础,能逐年扩大起来。从办学到抗战开始,大学本部、农业专修科以及各科训练班,其毕业生达1200余人,占全国高等农业学校毕业生的1/3,而从事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工作的占总数的95%。没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失业,且供不应求[2]594-595。 燕京大学在1921年成立农学系,为四年制本科,1923年获得“预防灾荒基金”22.5万美金,使学校得到发展,专业有农艺学、畜牧学、园艺学等,在新校址附近的海甸(淀)有1 500亩的实验园,重点是发展畜牧专业[5]18。但后来由于教会大学系科的全面调整,燕京大学农科于1930年被合并到金陵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另一重镇,在这一时期同样确立了其在高等农业教育上的地位。岭南大学在1918年已开设农科课程,20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独立的农学院,到30年代中期共有畜牧、农业、植物、病理、蚕丝等5个系[6]162,并在教育、教学的组织管理上分为教务、实验、营业、劝农四部分。教务部自大学成立后,开设田艺、园艺、畜牧、桑蚕、农产制造五科。此外又特设短期蚕业科及一年农业专修科。每成立一处农场,即附设专校,如蚕业、糖业、牛乳业等,教授附近中小学生及农家子弟。实验部自开办农大后,除承受岭南大学原有农场外,还陈请南京国民政府指定附近岗田地约800余亩,由该校按期备价收买。试验总场已设立,至各处试验分厂,也陆续进行。营业部该部宗旨再将该校现时所存有产品,如种子、树苗、蔬菜、瓜果牛乳、自养家禽、自宰猪牛及自制糖果、肉食罐头等,设法销售校外。此举不仅使教员、学生能够进行试验,物品不致糜费,且使学生有机会练习商业知识。民国十年,各项收入,为数共8.1万元。现分外地营业、行店营业及劳工监理三股,并力尽行,将来即以所得余利,充做该校常年经费。劝农部该部初名推广部,后改成今名。其宗旨在于宣传该校研究所得成绩,以振兴地方农业。当大学未能成立之前,曾开广东第一家畜展览会。在大学筹备期内,适逢广东开办第二次农产品展览会,不久后又赴赛大新公司天台农产品奖励促进会。更与营业部合劝农民栽种木瓜,发出苗木数千株。所刊行的《农事月刊》、《农学季刊》,销量也不少。其他如幻灯演讲,组织义农会,种植勉励会,调查荒地及农产,协助各处植木公司等,也均在进行中[2]556-557。 在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不少教会院校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以及该地区经济生活特点,着重发展适应当地特色的实用专业。如金陵大学农学院深入研究动植物病虫害及小麦、玉米、棉花等品种改良,岭南大学农学院则重点发展园艺、蚕丝、柑橘类等相关领域,而华西协和大学在畜牧、水果种植与运输领域颇有成果。这样的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设置,有助于形成特色专业的个性优势,突出本学校在该领域的影响。但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由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很难调节,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基督教一直受到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敌视与排斥。教会大学的爱国师生普遍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主动而有选择地接受教会教育,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迫使学校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而致力于教育内容的专业化、世俗化和科技化[7]10。对此,天主教开展了所谓的“中国化”措施,基督教也开展了“本色运动”,即中国化运动。教会大学被迫向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案注册,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在名义上成为私立学校[8]63。经过1922年在全国爆发的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大学入学的学生更是趋向于非基督教徒家庭,且教会学校的宗教课程被设为选修课程。为了尽快走出阴霾,教会大学重新给自己定位,确定了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目标,以通过为社会服务来体现耶稣基督的精神。教会大学的决策者们认为,教会大学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几个特殊的领域,使它成为其他大学的典范和实验中心,就是必须进行农村教育建设的研究和实验[5]68。 这就引发了教会大学20世纪30年代参与轰轰烈烈的农村重建运动。教会大学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帮助建设农村:一是进行农业方面的科研和教育;二是对农村提供援助。金陵大学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及其他学校也实施了规模较小的计划。金陵大学农学院于1935年设立农科研究所,内设农业经济学部、农艺学部和园艺学部:大学本部设有农艺系、森林系、桑蚕系、植物学系、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园艺系、乡村教育系农业工程系和农业推广部(系)。为了培养专门人才,还设立了农业专修科、短期训练班、农业工程函授和农民夜校等。其系科设置,上自农科研究所,下迄短期训练班,各级农业教育无不具备。1930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负责拨出开办费4 000元及每月经费500元,金陵大学则派出推广人员及提供推广材料。实验区开办宗旨有三条:一是从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村组织及地方自治等方面推进实验区的乡村建设;二是作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实验基地,将大学研究成果推广到该区农家;三是作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及其他机关研究乡村问题的实习基地。乌江实验区取得很大成功,到合同期满时已经实现自给自足。自1930年至1937年秋实验区还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但1937年底,日寇进攻南京,该实验区损失惨重[9]384-387。1927年,齐鲁大学在济南东部的一个小镇建起了“乡村研究所”,开始了农村发展研究工作。研究人员深入农村,引进优良品种,指导农民发展家禽生产,利用荒地开辟果园。为了增加农民家庭的就业机会,他们还帮助当地发展毛织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及建立信贷合作社,为农民购买良种、耕畜等提供低息贷款,信贷合作社所得的利润被用来建立学校、修筑公路及其他福利事业[10]132-133。1930年,燕京大学迫于无奈将农科转给金陵大学,但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农村的关注,反而更集中精力从事中国乡村建设这一宏伟事业。1930年,该校与华洋义赈会、香山慈幼院共同创办北京清花园农事讲习所,招收初中毕业以上学生,授以农业技能及知识,三年毕业,学生之膳食、讲义费用,完全由学校供给,学生非农民子弟不取[11]165。 1930年的2月,燕京大学社会系开办“清河社会实验区”。该实验区工作人员统由社会学系委派,并尽量聘用当地人才。工作广泛开展分为经济、社会、卫生、研究四大类的各项具体活动,如经济类就有信用合作、小本贷款、家庭工业、畜牧、农业改良等方面内容。1934年,福建协和大学设立农村服务部,由陈希诚主持。经济系和教育系分别开设农村合作及农村服务两门课,为开展乡村建设服务。1936年秋,该校试办农科,设农学和农业经济两个系。1939年,进行学系调整,农学系扩张为农艺学及园艺学系,与原有之农业经济系合并正式成立农科[11]227。福建协和大学在农学专业教学和科研方面也有重大成就,农学院在邵武开辟了农艺试验场150亩,森林试验场1 000多亩,另有畜牧试验、植物病虫害研究所、园艺实验室、水碓和制茶试验所,供师生从事科研与实习。华西协和大学的乡村建设工作主要集中在引进和改良奶牛、山羊、家禽、水果、蔬菜和农作物的品种及实用技术方面。但由于缺乏资金以及受教会大学管理的限制,到1934年才成立农学系。1940年,华西协和大学改农学系为农业专修科,设有农艺、园艺、畜牧三组,这也为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2]114-118。无论是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燕京大学、福建协和大学,还是华西协和大学,他们都在不同地区体现着教会大学农业教育进入兴盛时期的探索及不懈努力,其世俗专业化的特色及服务农业经济的现实成就,不仅巩固了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地位,也促进了整个中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衰退及消亡时期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开始走向衰退,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教会学校完全消亡。这一过程是逐渐发展的,并非突然间消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对我国全面侵略的战争。为了尽可能保存历尽艰辛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成果,国内高校在冒着巨大损失的情况下纷纷忍痛内迁,教会大学也开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不得不考虑各自的出路,或挂起美国国旗,用来防止日本人的袭击或没收财产,或迁入西方列强在华的租界寻求保护,或听从国民政府关于内迁的意见,举校西迁[6]133。如金陵大学准备西迁于四川成都,但当时美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金陵大学的一些西方人士对迁校无所谓,国民党政府方面,认为公立大学已经搬迁,教会大学迁不迁无关紧要,于1937年10月4日在南京开学。但开学20多天后,局势严重恶化,只得通知闭校停课,金陵大学在11月18日停课西迁[9]80。农学院人员及图书仪器标本175箱随校本部西行,1938年3月1日借华西大学校舍正式开学[9]300。金陵大学西迁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据1944年金陵大学的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损失1 467.85万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万元,设备损失147.95万元元,林场损失1 020万元,折合美金达444.80万元[9]81。因此,学校的教学、科研条件受到严重削弱。抗战初期,虽然岭南大学位于远离华北战区,但也未能免受其扰。当广州沦陷后,只有少数人留守校园进行收留难民的工作,大部分师生都分批到达了香港。学校在香港新界租到一座大房子和周围的农田,供农学院使用。11月18日,农学院二、三年级的学生开始恢复上课和实习。战争使得学校在搬迁中不仅有房屋、设备等物质方面的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学校生源的不足,没有学生的学校何谈教学与研究。以第一学期为例,有470人报考,学校录取了其中的297人,最终只有180人到校入学,报到率只有60.6%。学生流失率也比较高,这一年第一学期,学校的在校本科生总数有536人,到第二学期仅为513人[13]99-101。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由于领导层在是否西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长期存在的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对学校利益及发展前途的不同考虑,使得齐鲁大学一度出现了两个校址———济南原址和成都华西坝新址。由于学校内部管理不统一,再加上内迁的损耗,大大削弱了学校的实力[10]129。抗战开始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迁到华西校园,他们与华西协和大学就农业研究与乡村建设进行合作,因而使四川的乡建工作得到发展。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华西从事奶牛改良都给予密切合作,1940年,政府批准华西立案二年制的农业专科课程。1941年,国民政府农林部拨款2万元,专门用于食品的保存和运输研究,这是抗战时期华西在农业研究方面最杰出的贡献[5]110,但也足以看出其领域的狭隘性。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使得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华所具有的特殊政治优势消失殆尽,一些教会大学第二次内迁开始。由于香港的沦陷,岭南大学又迁移到了内地,从大村到坪石,从坪石回到大村,又从大村疏散到黄坑,从仁化、连县、五岭,最后到梅县。几度迁移,使得学校的教职员队伍大大缩减,很多老师都转移到其他学校或从事其他工作去了,教学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也比较缺乏[13]105-106。内迁后的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在农业研究、教学、推广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就其影响来说远远没有战争前范围大。学生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更为紧要的民族存亡的抗日爱国活动中,农村建设运动在没有了学生的参与后,温度自然骤降,农业教育的萎靡更为凸显。 随着18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教会大学同其他私立及国立高校一样也都认为最艰苦的时期结束了,希望迁回原址后学校能快速恢复到战前水平。1943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会、英国委员会、中国董事会成立了计划委员会,开始协商拟定战后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蓝图。1946年11月,由国民党独裁专制政策造成的国共之间的内战爆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但教会学校还是开始着手复校事宜。复校的任务极其艰巨,各教会大学竭尽全力争取资金复校。如岭南大学收到的捐助来源多元化,其中基督学校联合会给岭南大学拨款3.5万美元,香港在1945年和1946年分别捐款两次,各机构也都伸出援手,如英国援华会、美国援华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另外,学校还得到其他机构或个人的捐款[13]112。农学院的实验区、实验农场也开始慢慢恢复,正当各项事宜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由于内战造成国内经济持续恶化,使得经济失控,通货膨胀极高,各大高校陷入到资金空前紧缺的时期。1948年底,各高校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教职员工的生活都得不到基本的维持,“反饥饿、反压迫”等罢教、罢学风波又起。1949年,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因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在联名发表要求发薪的警告无效后,罢教20多天。这件事震惊整个社会,被认为是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13]119。金陵大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947年,金陵大学的预算迅速扩充到5.64亿元。而到了1948年4月,金陵大学会计室主任毕律斯报告称:仅该年1~6月,金陵大学预算就缺60亿法币[9]110。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学校复校工作的进展,正常的教学活动受阻,其状况比抗日战争中还糟糕。 新中国刚成立,各项工作都在改造中,国家没有精力一次性实现对教会大学的全部接管。于是在中共中央制定的“积极恢复,初步整顿,初步改革”的总方针下,各省确定了“坚持维持院校,逐见改革”的初步措施。但是作了两条规定: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校长不得由外国人担任。这在当时是顺乎国情民意、非常必要的[6]149-150。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由于中国人民参加了战争,美国冻结了中国大陆在美的所有财产,基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对教会大学的接管。1951年,对20所接受西方接济的大学给予最终的处理,其中11所收回后改为公立,另外9所收回后仍为私立,由中国人开办。金陵大学的情况属于第一种,而岭南大学则属于第二种,仍属中国人自办学校。至此,教会大学完全被新中国接管,由于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不合理,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更好地为新中国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全国院系大调整,按照政府的调整计划依次推进,境内教会大学随着1952年院系调整的完成而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历史启示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一次有计划、大规模的调整和改组。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凡不符合《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和《修改专科学校规程》的大学及专科学校,或改组,或降为独立学院,或停办。教育部还规定:教会大学或学院不得由外国人出任校长或院长。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并重新定位了学校的目标,向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总体政策导向靠拢,力图形成“联系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的应用性专业特色[14]57。教会大学同时受中外双重管理,但越来越偏离教会的控制,受国民政府的约束增强,国民政府直接给教会大学拨款作为补贴,使得教会大学作为私立高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适应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要求,教会学校开始组织课程改革,提出教会大学按新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暂行管理办法》的条文,重新向政府申请注册。教会大学纳入新中国教育体系只是作为收回教育权的第一步骤。1952年,教会大学被拆分,融入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教会大学农科作为教会大学的一部分随之充实到其他院系。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从创立到消亡,短短的几十年中,拥有丰富的农业教育办学经验,不但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成功典型,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模板,也为当今外资在华投资办学提供了很多中国化的方法。教会大学的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教会大学农业教育透过课堂教学、农业科研、农业推广形成了独有的办学特色。 现代历史学家吴梓明在《从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看基督教大学应以何种形式为国家教育事业服务》中称:岭南大学至1930年间,它的办学特色在于其办学目的不是为传教,而是“实行人格的教育养成科学之人才,适合中国之需要”。钟荣光校长在一次演说中也指出,岭南大学办学的目的乃“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成中国领袖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精神,使学成不至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换言之,岭南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一方面是为国家培养科学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注重人格的训练,特别是以基督牺牲的精神为榜样,培养学生勇于服务的精神。岭南大学的校训“今之学者为人”,目的当然是发扬真理,贡献所学,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虚名或禄位[2]563-564。教会大学对于农业教育的重视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应把农业发展放在首位,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农业教育的宗旨要服务于农村、农民,不能只探究理论,不重视科研的推广,没有被推广的科研成果就不能产生它应有的效果。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发展脉络是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部分,透过对其历史演进的探究,能有裨于我们更好地为当代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及服务农村作出贡献。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论文 一、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益处 1.1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在以往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知识的逻辑性,而对历史的形象性有所欠缺,这样容易使学生只学习了知识,思维方面却处于休眠状态,这样只会让学生觉得课堂枯燥无味。多媒体教学可以从各个方面开发学生的感觉器官,促进大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发展,使学生的整个大脑都可以活跃地运动起来,通过这种思维的促进和感性的理解,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状态将会变得更加积极,很好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1.2节省教学时间,扩大课堂容量 大学历史课的课本信息容量非常大,主要提纲也是繁多,如果采用原始的口述教学只会让师生之间厌倦疲惫,课堂效率较低,而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教师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时,如果是原始的口述教学,那么教师则是按照每个条约在课本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开始讲述,当要拿来比较时,还需要又重新返回查看,如果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可以在屏幕上直接列出各个不平等条约,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和差别,对知识的印象也更加深刻,同时也节省了教师的教学时间。 1.3营造历史氛围,提高学生兴趣 在历史课堂上,营造历史氛围,激发学生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多媒体可以播放许多形象生动的画面,感人肺腑的配乐,恰当的解说,鲜艳的色彩,可以直接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学生要想掌握好知识,就必须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并对知识点产生浓厚的兴趣。原始的教学模式就是教师讲述,学生听课,虽说这种教学模式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它毕竟也是有弊端的。历史本身是十分漫长且复杂的,仅靠教师的讲述与学生的想象,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多媒体这个教学工具,将书本上静态的知识转为屏幕上的动态画面,使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4提高记忆效率 多媒体可以刺激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学习历史知识,需要对知识记忆进行巩固,不能学了前面忘了后面,所以巩固知识和掌握知识非常关键。经心理学家分析,多个感觉器官一起工作会提高记忆的效率。在历史教学课堂中,利用多媒体播放多姿多彩的历史视频画面,直接在学生的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一些视觉和听觉的刺激,更是加强了记忆效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2.1不利于师生间直接交流 在科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原始的教学方式就是教师面对面地跟学生教学,互相交流和沟通知识,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通过教师的阐述,也知道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做些什么,明白自己要如何让去学习历史这门课,学生只有知道了学习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才能将其恰当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大学的历史教师必须跟学生清楚地解释这些内容,并给予指导。如果通过多媒体历史教学方式,让学生与计算机打交道,缺少沟通,师生间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少了,师生关系越来越疏远。 2.2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被削弱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在多媒体教学课堂上,网络已取代了教师的地位,成为了教育界的主角。有部分大学历史教师,直接就将自己放在次要地位,而将播放多媒体视频作为整个课堂的核心,这就完全颠倒了主次,毕竟多媒体只是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根本不可能取代教师的工作。历史教师不仅要交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手段和方法,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观察问题,规范学生的价值观,而多媒体不可能教会学生这些课本以外的知识。 三、完善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对策分析 大学历史教师应该把传统的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教学生动形象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再结合历史教师的口头讲述,中间还可以参杂小组讨论等教学环节,有利于师生之间沟通交流,提高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另外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必须精细,内容简单明了,有针对性,学生一眼就可以看懂,对于不同的历史知识点,应该采取不一样的多媒体模式,不能古板不变,应该因课而变,像逻辑不强的知识点可以通过一些讲述一句带过,而对于逻辑性比较强的知识点,就可以加入一些视屏播放,增强记忆。例如,当讲到《北京条约》这种逻辑不强的,就可以直接将条约内容列出,像《重庆谈判》就可以加入相关视频,为学生播放视频,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整个历史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记忆力,学生的眼界得到了开阔,激发了学生对历史这门课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结语 大学历史多媒体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出历史的画面,通俗易懂,它打破了原有的黑板粉笔式的教学模式,使用多媒体可以使历史场景更加生动,通过一些图片更是渲染和营造历史氛围,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直观的观看图片可以节约教学时间,从而扩大了教学课堂的内容。与此同时,多媒体虽然给教育界带来了飞快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毕竟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带来利与弊,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不能过于盲目地追求多媒体教学,要做到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的历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作者:李美霞单位:潍坊科技学院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策略 本文作者:张立芹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在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方面,历史学是较早也是现在开设的较为广泛的专业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传统的高等院校历史教育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求,高校历史教育面临招生难、培养学生成才难和学生就业难三大问题,高校历史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一、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迅猛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亦越来越沉溺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在心浮气躁的社会氛围下,基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受到冷落,历史专业沦为冷门中的冷门”。[1]目前,我国高校历史教育面临“三难”问题,即招生难、培养学生成才难和学生就业难。 (一)招生难报考历史专业的学生不多,其中的优等生更是凤毛麟角,还有的学生刚进大学就申请转系,这集中反映了历史系招生难的问题。存在这一问题,究其原因是根深蒂固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轻史”及“史学无用论”观念造成的,而其更深刻的根源则在于历史学学科的独特性。“历史不像物理学一样,有其实际功用,不管其历史知识如何渊深,没有人能用历史知识,发明蒸汽机,或使全城光明,或治癌病,或在北极圈种小麦”。[2]但是,历史学有着区别于自然学科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独特功用,其大功用没有自然学科所带来的成果那样具有直接性和可视性,但更多是以思想的形态对人类的生活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成才难目前我国高校历史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病,以致难以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首先是课程设置单一,内容单调。高校历史系的课程大多以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为主要授课内容,断代史、国别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课程相对安排较少。另外,历史专业的课程设置较多,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较少,以致学生视野狭窄、思维不开阔。其次是教学模式僵化。目前高校的历史教学还是以传统的教学方式为主,即教师引领课堂,通过口述和板书来上课,学生只是被动、消极的接受知识,记录、背诵老师所教的知识点。再次是考试制度模式化,重背诵,轻研究。目前高校历史系大多以期末闭卷考试的办法为考核方式,学生平常不努力,考前背知识点与笔记,考核形式单一,无法锻炼学生学以致用的实践思维能力。历史教育的目的不是考察学生瞬时记忆的能力,而是“通过历史学学习,可以训练我们思维的灵活性、提高反思能力、时空想象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3]但在此都成为空话。有的学者曾经谈到我国历史考试和美国、日本的差别,美国、日本式的问题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式的问题则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死于哪一年?他西征最远打到哪里。这两个问题鲜明的反映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历史考试的差异。“如果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变了,学生们的学习将会是一种崭新的模式,历史教学也将会焕发勃勃生机”。[4] (三)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就业难目前是困扰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问题,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相对于其它专业的学生更为困难,因此有的学校撤并了历史系,有的学校把历史系更名为社会管理系或社会发展学院等,这些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需要大量的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报社、文史研究、旅游业等都有需求,但是为什么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还如此困难?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高校历史教育没有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才,导致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脱轨。“大学历史教育除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学知识与方法之外,还要努力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就业意向,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这是目前许多大学没有做到的。二是社会对历史专业的成见和误解。历史专业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并不比其它人文学科毕业生差,但是很多单位对历史学缺乏了解,认为历史学百无一用,不愿意接纳历史学专业的学生。 二、高等院校历史教育的作用 (一)帮助青年人培养人文主义精神大学时代是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塑造最为关键的时期。青年人思维活跃,接受、模仿和创造能力很强,这一时期的大学历史教育如果仅仅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和传授,而忽略了人文主义教育,将会导致学生道德水平滑坡,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缺失等严重后果。卢刚事件、马加爵事件给高校历史教育敲响了警钟。“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为了学会做人!为什么要在学校进行历史教育?为了让学生学会做人!”[5]白寿彝先生也说:“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的学习做人道理的一门学问”,[6]高校历史教育首先要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社会发展尽管经历着迂回曲折的过程,但总是一浪高似一浪。历史浪头推动人们前进,人们也推动历史浪头前进。我们要强调用这样的内容来激励青少年,激发他们的历史责任心,鼓舞他们推动历史前进”。 (二)有助于青年人历史价值观的塑造“历史不只是记录过去事实,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的生活。”[7]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是贯通过去、现在、未来全人类生活的学问。历史学积昔哲之遗产,启后世之智慧,使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以直接利用他们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改造世界。它保留人类创制的原理和技术于久远,避免了人类精力和时间的浪费。历史学的研究客体是人类在过去的作为,行为背后是思想的驱动,所以一切历史皆是思想史。历史研究的主体——人的研究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背后仍然体现了思想的驱动作用,究其本质,史学研究是思想与思想的碰撞、交流。由于史学包罗万象的特质,其内容势必是善与恶的交织,美与丑的杂揉,鉴前言往行,智慧得以形成,因此,历史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它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现实。高校历史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描述,并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进而把它用于现实生活的一种观念和要求”。[8]通过高校历史教育,使青年人深化历史认识,获取历史感悟,以彰往察来,并最终把历史认识用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 (三)强化青年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挥爱国主义功用高校历史教育承担着培养青年人爱国主义情怀,铸造民族精神的作用。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历史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只有通过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教育才能被真正了解,才能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过程,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光辉成就,历史上经历的挫折和做出的努力,如此,民族精神才能得以贯彻和落实。 (四)“资治”、“救国”之功用历史教育功能的主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就新中国成立之前而言,其主体功能经历了从“资治”到“救国”的嬗变。中国素有尊史的传统,史学观念又向来以经世明道为主,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时期,史官就已认识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此后,历代统治者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把史学的“资治”功用深化,如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兴败成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9]时代越往前发展,史家对“资治”的宗旨和参照的认识越明确和自觉,如司马光于《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指出其撰史的目的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等。西方史学家同样重视史学对当世统治之大功用,认为“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历史研究是政治进步与文化修养的基础。政治家就是实践中的历史家”。[10]史学家通过不同的视角对往事前朝的治乱兴衰认真考察和总结,并将其熔铸于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之中,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之借鉴和依据,这也是史学兴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中国,19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深,史学“资治”的主体功能被“救国”的现实需要所代替,史学家纷纷“开眼看世界”,欲了解世界大事,以觅“御夷之策”,“此时兴起的以抗敌御辱,探索救国真理为宗旨的外国史地研究,正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标志和反映”,[11]以林则徐《四洲志》的面世为开端,相继涌现出一批以救亡图存为著述宗旨的外国史地著作,如魏源的《英吉利小记》和《海国土志》、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姚莹的《英吉利国志》、夏燮的《中西纪事》等。其中尤以魏源的《海国土志》最为重要,该书思想的核心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处的“师夷”已非单指工艺、科技等器物层面,还包括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等深层次的内涵。当然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功用并非仅如上文所言,它的存在也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以赤诚淳朴之心敦风化俗”等更广阔的作用。 三、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解决对策 (一)加快教学体制改革,调整课程设置,增加相关学科的课程内容历史学包罗万象,内涵丰富,涵盖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内容,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关系密切,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但是传统的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仍然以两大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为主要授课内容,以政治史为主线,兼及叙述相关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限制了学生的知识视野,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基础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高校历史教育要摆脱“三难”困境,需要加快教学体制改革,调整课程设置,唯有此,才能培养出知识结构完备,视野开阔,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所需历史专业人才。 (二)加快教学模式改革,积极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现在传统的高校历史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加快历史教学模式改革,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即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能够通过图片、音频和视频功能生动、形象、快捷的传递知识信息,使学生从枯燥乏味的口述加板书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领略历史的生动和鲜活,活跃课堂气氛,加深了对历史的认知能力。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较,多媒体教学具有信息量大,效率高等优点,以书籍存储为例,电脑的1G硬盘能存储数百部电子书,这是纸质书籍无法比拟的。这也意味着以往需要花数日或数月才能阅读完的材料在课时内就能随时挑选展示,教学质量大大提高,研究表明,“实行媒体教学,比之常规的教学法,能使学习速度提高30%—50%,节约经费30%”。[12] (三)针对学生的未来目标,有的放矢培养学生高校历史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学生顺利就业,有良好的职业发展,但目前高校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高校历史专业发展的瓶颈,要解决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要提升学生的“就业力”。“就业力”是指“一组使个人能更好地就业并能使他们成功地胜任所选择的职业的能力,包括成就、理解力和个人特质”。[13]这要求高校历史教育要针对学生的未来目标,有的放矢的培养学生。高校历史教育除了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道德情怀和爱国情操并且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外,还要使学生确立自己的就业意向,了解就业选择,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培养。如果学生毕业选择继续深造,就要帮助他们夯实历史学基础知识并且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给予指导。如果学生计划谋职,就需要让他们了解各个行业的特点及对人才的需求。“大学历史教育必须与社会相接轨,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才历史教育已不是高不可攀的象牙塔,关门教学已不是时展的要求,开放式教学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4] (四)发展大众史学,培养学生传播历史知识的观念高校历史教育如果要摆脱“三难”困境,需要发展大众史学,不但要使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更要使他们明白历史学之独特功用。历史学要走入大众生活需走通俗化之路,以大众为对象,史学研究者写出的作品要雅俗共赏。历史学“不能仅躲在森严的学术殿堂里探幽索微,也不能只关在高等学府里坐而论道,她应该走出来,迈向社会,成为各界的朋友”。[15]“要把历史知识、历史理论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要走出课堂和学校。传播的形式很多,可以写文章,写书,写小说、电影剧本以及曲艺、弹词等等”。史学通俗化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这些工作需要历史专业人才完成,高校历史教育肩负着培养历史专业人才的重任,这就要求高校历史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灌输普及历史知识的思想。总之,历史学传承了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智慧的不竭源泉。我们不能只关注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忽略精神世界的丰富与价值观的提升,轻视历史学之功用,把高校历史教育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高校历史教育本身也要在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学手段、培养模式等方面积极进行改革,并且在日常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传播历史知识的观念,唯有此,高校历史教育才能找到新的出路。 大学历史论文:课程资源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前言 课程资源指的是课堂教学中利用的资源信息,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课程资源包括课内和课外两种资源,都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课程资源既是开展课程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对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将乡土资源和人力课程资源融入大学历史教学,可以丰富和拓展大学历史教学内容,让学生了解更多课本教材以外的课程资源,加深学生对历史教学内容的理解,对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当代大学历史教学,必须注重课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 一、课程资源的基本概述 (一)课程资源的概念 课程资源的定义并不明确,通过长期教学经验,在课堂教学中对课程资源的实际应用,对课程资源进行概括。在对课程资源进行描述的时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广义的课程资源指的是为实现课堂教学目标所利用的条件,而狭义的课程资源则是课堂教学活动中使用的资源信息。总之,课程资源类型多样,将不同类型的课程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都可以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对实现课堂教学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对课程资源进行总结可以归纳为利于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资源,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可以为学生形成重要的教育意义。 (二)课程资源的类型 课程资源类型多样,按照不同的角度对课程资源进行划分,划分出了不同的种类。本文主要对校内课程资源和校外课程资源、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进行详细的分析。 1.校内外课程资源 校内外课程资源是课堂教学活动中直接使用的资源内容,它是按照空间分布进行划分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普遍使用的课内资源主要包括硬软件资源、学生活动资源等内容,校内硬件资源又包括各种场所和设施,例如图书馆、实验室等,校内人文资源主要包括教师、学生、班级组织、校容校貌等内容。总之,校内课程资源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资源。课堂教学活动中使用到的校外课程资源,一般包括学生家庭等各种可用于教学活动的资源内容,将这些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中,可以有效拓展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其中,工厂、科技研究所院等都是宝贵的教育教学资源,只有充分利用和开发校外课程资源,才能实现优化教学方式方法的重要目标,为实施课程教学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校内外课程资源都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基础,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充分挖掘校内外课程资源,才能为打造高效教学课堂奠定坚实的基础。 2.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 资源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是按照课程资源功能特点划分的,其中,素材性资源一般是指学生学习和收获的各种知识、经验、活动方式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培养目标等因素,而条件性资源则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虽然并不是学生学习和收获的直接对象,但却是学生学习和有所收获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场地、仪器、设备、设施、环境等因素。这些条件都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打造高效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 二、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开发与运用 课程资源的重要性历史课程是我国大学课程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培养专业性历史研究学生,对研究我国历史具有重要作用。针对当前我国历史教学现状,合理开发与运用课程资源,可以有效提高大学历史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对实现我国历史教学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可以为实施历史综合实践活动提供充分的保障 大学历史教学与高中历史教学不同,主要是因为它打破了纯粹理论知识教学的枷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教学进行了有效结合,教学重点是学生深入探究历史问题。而大学历史综合实践活动又与历史学科教学不同,主要是因为在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中没有相应的教材作为参考,要促使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顺利开展,就需要实现对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综合实践活动规划,增强学生参与综合实践活动探究的兴趣,通过学生积极参与自主探究学习活动,不断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历史探究课题,就需要师生通过多种渠道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设计具有教育意义的课程主题,为学生开展探究学习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开展历史课程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 课程资源除了是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前提,也是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主要是因为在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根据教材内容要求,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渠道查阅历史资料,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归纳和总结,提出具有探究性的课题。学生对历史课题开展综合实践探究活动,在实际探究过程中,学生可以依据课题提出的条件,对相关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有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和拓展,这个综合探究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生历史学习的过程,学生历史学习全过程的课程资源都是学生从渠道中探究出的资源内容。所以说,课程资源是开展大学历史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对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实现学习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三)可以拓展学生活动方式 课程资源合理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中,对学生开展学习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合理开发和运用课程资源,对有效优化学生的学习活动方式具有重要作用。传统历史教学中,过于重视课本教材内容教学,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活动范围狭窄,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形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当前,对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运用,通过多种渠道拓展课程资源,让学生深入到搜集和探究课程资源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搜集课程资源,就可以充分激发出学生探究学习的兴趣,再将学生搜集的课程资源用于课堂教学中,拓展教学内容,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大学历史教学重点内容,就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对历史教学目标的实现形成充分的保障。 结束语 总之,课程资源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合理开发与运用,对提高大学历史教学水平和实现教学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新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过程中,必须引导学生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使课程资源的重要性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历史教学目标的实现提供充分的保障。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反思与重建研究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现代教育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目标在于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因为人文素质会对每个学生未来的人生形成较大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我们国家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继而分析了对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育;人文精神;反思;重建 当代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人民大众在人文精神方面的严重缺失。一个国家的人民在人文素质方面的层次将会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形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人们的人文素质偏低,将会导致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之间出现脱节的现象,让人们变成道德缺失的经济动物,危机到社会的发展。在大学教育当中,人文教育是核心,也是其灵魂所在。历史学科教育能够利用各种形式对人们加以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从而提升人们的人文素质,继而实现对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促进人文精神的传承,成为了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我们国家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中出现的问题 在近现代,我们国家的大学教育将人文教育当成了教育工作的核心。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形成了科学救国的动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初期所设立的学堂当中,给学生传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将抵御外敌作为目的的科学教育,对于人文精神的教育从大学刚诞生的阶段就被科学教育所遮掩。而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当中,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成果给社会带来了非常多的物质财富,让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更加的崇拜,继而使得人文精神更加的受到冷落。人们为了实现自己欲望的满足,更多的考虑怎样去改造自然给人们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极少重视对人们心性的完善。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人们价值观逐渐扭曲,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逐渐将人们的思想领域占据,人们只是将财富的创造为根本目的,对现象本身加以无限的关注,却将现象的本质抛在一边。这样就使得学校的教育完全成为了科技教学的天堂,无法顾及教书育人的真正目标,教育所应有的人文精神逐渐被淡化,继而导致人们在价值信仰和道德方面危机的呈现。 二十世纪中期,一些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失衡所造成的危害。那个时候的中国却还在学习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使得我国的大多数高校转变成为了只具备单一学科的理工院校,各个学科之间所存在的联系被人为的隔离开来。这样的情况致使教育活动只能培养出两种人:只对科学技术加以掌握,灵魂却极其苍白的人,亦或是不懂科技,只会空谈人文的人。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就更严重的在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了“科技万能”的误区,只注重科学教育的思想渐渐强化,这就使得人文精神的塑造和培养被逐步的淡化。 在我国的中学教育阶段,历史学科教育基本上都处于形同虚设的状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在绝大部分中学生的思想中是一片空白的。中学阶段的这种情况也发映出了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也不容乐观,各级院校逐步将历史教学活动加以不断的压缩。很多大学中政治教育和中文等相关的文科专业中,在他们必修课的设置中已经很难见到历史学科的影子,而选修课的状况也基本如此。只有在一些全校的素质课当中才会设置一些关于历史的课程,不过教学的效果却微乎其微。现在的大学教育当中,如果学生不再攻读历史类的专业,那么基本上今后就不再会接触到关于历史的课程,很多在中学阶段历史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也都将它们慢慢的淡忘,这就是很多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状况。 2 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如果一个民族拥有一些关注于未来的人,那么这个民族才能得到长期的发展,而如果人们都只是关注于当下,这个民族将没有未来。在历史教育逐渐被人们所摒弃,人文精神逐渐衰败的今天,对历史教育加以重新组建,逐渐将丧失的人文精神传统找回,给国家培养出具有长远眼光的综合型人才,应该是当下大学教育阶段所应该具备的核心使命。 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重建的一个前提就是对大学教育理念的树立。教育真正应该面对的应该是灵魂,教育工作者要利用人文精神逐渐将受教育人员心灵上的潜力加以激发,让受教育人员能够具备完整的梦想、人格和对未来的追求。而对大学教育人文精神构建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对历史学科教育的强化。 大学历史学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从而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而历史教育所蕴含的本质是针对学生,去发展他们更为健全的人格,在传统的教育模式当中,教育工作者往往不太习惯以教育心理学的层次去对人格培养的目标加以设定,也不会注重以社会环境的角度对人格的教育所具备的价值加以界定。历史学科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以及个体发展的功能,其蕴含的社会功能把教育当作促进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的一种工具,而对于个体发展的功能主要关注将人当做核心,将历史的教育过程当成对人加以培养的过程。 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从价值角度上来说是要让全部参与教育的人员充分的认识到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所呈现出的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而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说,也一定要加强在人文方面课程的设置,让它成为大学教育中的核心课程。目前,我国大学正在逐渐促进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之间的相互融合,这也就成为了培养当代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点。科学教育主要是将求真作为核心,而人文教育却是将求善作为其根本,科学是一个国家的立世之基,而人文精神却是每个国民的为人之本。 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应该包含几个方面:①在宏观层面上重视对文理的渗透,而在人才的培养上则要给学生们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权力;②依照每个大学不同的定位来对学生的发展加以侧重化,实现文理科之间在高等教育中的整合;③尽力去加设关于人文历史方面知识的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够享受到自由教育的良好氛围,对学生们加以启发,让他们能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意义加以深层次的感受和理解,继而激发出他们更为高尚的人格,促进自我完善的同时以更好的姿态去服务全社会。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以往社会发展忽视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状况我们要加以正视,在当下,要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积极创设关于历史教育的相关课程,逐渐提升国民的人文精神建设,继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备更为高尚人格的综合型人才,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理论与实践 [摘 要] 大学讨论课有倾向性,有倾向于学术讨论的,有倾向于课堂教学,或者两者兼顾的。大学教师在讨论课前应作系统的资料整合,并提出基本问题。学生应进行分组。讨论课前,教师将每个学生任务布置下去,由学生准备。课堂上,学生发言之后,教师应积极介入、主导,完成需要讨论的主题。 [关键词] 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实践 一 大学讨论课渊源 大学讨论课是一种很宽泛的说法,起源于欧洲国家,定型于德国。一般认为,最初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使用Seminar方法,对牧师进行圣学上的训练,但同时也使用Seminar方法对一些大学教师进行训练。这种训练教师的方法,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一直存在,只是尚未定型。第一个对Seminar方法在大学教学上定型的,公认的是德国学者沃尔夫(F.A.Wolf)于1786年,在大学哲学课上,借用这一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比较固定、成熟的Seminar方式进行教学。沃尔夫的具体做法是,上课前,让学生事前准备书面或者口头上的发言稿,正式上课时,在学生陈述完后,再指导学生对所指定的问题进行讨论。随后,柏林大学引进Seminar的教学方式,形成了一种更加广泛的,易于操作的教学制度,即教学――科研研讨班。之后,这一教学方法,普遍为德国大学所采纳,成为一种成熟的固定的教学方法。 19世纪末期,美国大学教学方法开始大范围地借鉴德国的Seminar。相对而言,美国大学Seminar教学方法,更加接近后来通行的教学法,而早期德国的Seminar方法,更加倾向于学术研究法。美国传统大学,如密西根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是Seminar教学法的实践者、创新者、传播者。 中国有些大学授课和学术研究,现在也采纳Seminar法。应当说中国人对Seminar并不陌生,早期出国的留学生,都接受过这种授课方式。蔡元培从德国莱比锡大学学成回国后,就想将Seminar教法在中国运用。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对他印象深刻也是Seminar教学法,他将Seminar翻译为“席明纳”(有的人翻译为“习明纳”“习明纳尔”等)。费孝通在他的两篇文章谈到席明纳,分别是《留英记》[1]和《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2],这两篇文章,都是写于建国后回忆。费孝通虽然对Seminar法很推崇,但这两篇文章写得很晚,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应当说这两篇文章的实际影响,只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真正说来中国大学大范围的采纳Seminar教学法,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主要是受苏联的教育制度影响,当时的中国从教学学制、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全面接受苏联的,且是由官方直接下文,以行政命令要求大学照搬苏联模式。Seminar教学法也是当时大学上课的方式之一。大致是1956年之后,这种上课方式逐渐在大学消失,“我回国教学时发现我国的学生害怕习明纳尔,每周设置一二次习明纳尔,学生就叫喊负担过重。不久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就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消失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习就是接受现存的经典,无需讨论。”[3]顾明远1951年至1956年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上课的方式主要是“习明纳尔”(即Seminar)[4]。当顾明远于1956年自苏联学成回国任教时,中国大学开始逐渐放弃了Seminar教学法。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有部分大学再次开始开设Seminar教法,尤其是一流大学,率先在教学上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中国地质大学在全校推行Seminar制度,要求学校、院(系)和教研室三级学术研讨会(Seminar)制度。即全校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每年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教研室,每月至少举行一次Seminar;院(系)每年至少举办两场能反映学科前沿动态的学术报告会。[5]应当说,中国地质大学的Seminar,主要倾向于学术研究,而非教学上。另外东南大学,也普遍开设Seminar,不过,它也是倾向于学术讨论上的。目前使用Seminar教法的大学越来越多,有的大学是倾向于学术研究的,有的是倾向于课堂教学的,虽然都叫Seminar,其实,学术、教学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明确,看教师的具体操作情况。相对而言,目前地方院校,使用Seminar教学,或者学术研究的都较少。具体来说,主要限于少数教师在使用这种模式上课,尚不普及。 二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规划 以上,主要是我们对Seminar课程一些理解,在我们正式开设Seminar课程之前,作了许多理论和实际的准备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认真准备,于2014年开始,我们正式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讨论课。以下,就我们开设讨论课的一些心得,总结在这里,也许对其他老师有些参考作用。 开课之前,教师要作准备工作,我们都是在2014年暑假期间,对要开设讨论课的课程,进行系统的资料整合工作。具体做法是,对每门课要按照专题内容,一个专题,作一个文件夹,做好资料目录和必要的资料收集。《中国历史文选》设有八个专题,分别是先秦文献资料,正史资料,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料,地方志资料,政书体资料,史评著作类资料,十通类资料,工具书与检索类资料。《中国历史地理》分为七个专题,分别是中国行政区划资料,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中国人口与移民资料,中国交通史资料,中国军事地理资料,中国河流变迁资料,中国人文地理资料。《世界通史1》包括十一个专题,分别是人类的起源说明了“人类是什么”,从宗教的起源看宗教,地理环境决定历史的演进,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给人们的启示,佛教的现代意义,古希腊文化成果丰富精彩的背后启示,罗马做为一个“善于治理”的民族的历史经验,比较东西方封建制度的异同,中世纪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从古代日本几次重大的历史变迁看日本民族的性格,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专题设好后,再拟定需要讨论的问题,所讨论问题,原则上是重要的,学术上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每个专题大致拟定五至八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概括性问题,也就是这一专题的综合性问题。其他问题,是这一专题中的专门问题,相对于第一个综合性问题,专门问题要更加细一些、专业一些。 以上三门课,都在2012级、2013级、2014级、2015级历史班开设讨论课。以2015级历史班为例,全部二十八个人,分为六组,每组设组长一名。每组负责一个专题,组长必须准备第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他问题,由组员自选,组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老师提供问题之外的选题。通常在开学第一周分组,并布置任务。第二周开始讨论课,依照专题的顺序进行,组长就自己准备的综合性问题要主讲二十分钟,结束后,开始进入提问环节。老师也要参与提问,并解释一些问题。当一个主题结束后,就由下一个同学进行发言,主题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二十分钟,发言完后,也进入提问环节。一个大专题讨论结束后,进入下一个专题。每堂讨论课,都由学习委员或者指定一个人记录,对发言、提问、解答问题等,都要作记录,作为平时成绩依据。 三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成效与不足 通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这三门课多个年级的教学实践,感受很多,以下就我们开课的一些体会,作一个总结,供同仁们参考。 先说好的一面,好的方面,是以前没有开设讨论课时,完全体会不到的。 第一,男生比女生活跃,表现要好。我们这个班级是师范专业,通常班级内女生多于男生,平时考试,一般的情况是女生优于男生。然而,讨论课时,男生明显优于女生,往往表现最好的是男生。男生不仅发言积极,更主要的是,男生知识面要比女生要宽泛,看问题更加准确。虽然女生在笔试上优于男生,而在讨论课上,男生更加活跃。 第二,个别男生表现非常优秀,这一点是大出意料的。每个班都会碰上一两个同学,知识面很宽泛的,在讨论课上表现尤其突出,这种情况是传统上课方式无法发现的。通过这几次讨论课,发现这些平时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同学,可以在讨论课上找到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一类学生不一定考试成绩是最好的,但在讨论课上确是最为优秀的。这一类学生,如果他们对学术有兴趣的话,可以往研究生方向培养。 第三,少数学生,在作主题发言时,所作的课件,就知识面、创新上,要超过老师。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少数几个同学作的专题发言稿,作的非常好,他们看问题的视角,有时会与教师不一样,足见他们在收集资料上下足了功夫。有些学生自己制作地图,理解问题和动手能力都比较强。 第四,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了解学生、熟悉学生。以往上课,上完课后,就是考试,与学生之间基本上没有了来往。讨论课则完全不一样,在准备讨论课之前,教师就得了解学生,在讨论课进行时,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很多,除了师生之间问答质证之外,教师也可以通过讨论课堂,增进与学生之间的感情,发现知识面宽、表达优秀的学生。 第五,训练学生表达、应变能力。通过几个班级的讨论课,发现大一新生,在初次上讨论课时,非常紧张,尤其是在作主题发言时,不能很好表达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逐渐适应讨论课的学习方式,有的同学进步很快,表现突出。 讨论课的问题。 第一,班级过大,不便管理,学生表达机会少。这几个开设讨论课的班级人数,一般是三十人左右,这么多人在一个班里上讨论课,效果不好。主要是一个主题通常发言时二十多分钟,提几个问题,这一专题基本上就结束了。能够参与的就是几个比较活跃的同学,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 第二,学生容易冷场,提问发言的同学少。这是讨论课的本质问题,这也是我们开设讨论课时,最为困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会严重影响讨论课的效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班级过大是一个方面,由于上课人数多,有的学生会采取观望的态度,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学生坐的课桌位置设计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课桌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讨论课的要求,就是采取圆桌的形式,老师、学生围着桌子坐下,大家都面对面,使所有参与讨论课的同学,都无法回避问题,都必须得做好提问、回答问题的准备。 第三,学生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影响讨论效果。为了防止课堂上冷场,防止有的同学观望不发言,我们要求作主题发言的同学,做好发言稿后,必须提前两天发在QQ群中,供其他同学阅读,以便其他同学准备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有些同学并不作任何准备,这无疑造成了讨论课堂上的冷场。 第四,并非所有的学科、所有的课题都适合讨论课。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经验,有些课题是不适合讨论的,也就是说,有的课题只能做一般介绍,由于专业性极强,没有争议的观点,这类专题,只能由学生作一般性介绍。比较适合讨论课的专题,多是学术界观点争议颇大的,综合性较强的。 第五,讨论课容易出现知识的不连贯性。由于讨论课是由专题组成,这本是好事,问题是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在准备发言稿时,有时候会遗漏掉一些重要的内容,使讨论课题的一些基础问题出现缺漏。虽然说教师可以做补充,但仍然时觉缺乏知识的系统性。 总之,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的经验教训,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工作,首先是学校必须作一些改革,如小班化,对选课学生作人数上限设定,一个班级的讨论课,人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鼓励学生分散选修不同的课程。其次,教室座椅重新设计,拿出一部分教室,隔开划成小教室。课桌、座椅也得重新设计,以便适合讨论课。最后,专业选修课,得重新规划,鼓励教师开设更多的选修课,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这对师资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 作为教师,在讨论课过程中,不能放任学生,应积极主导。在讨论课之前,要认真设计各项讨论主题,讨论主题的梳理、设计尤其重要,主题在原则上要有基础性、综合性、争议性。至于一些比较重要,而有缺少争议性的问题,也要列入,供学生选择。在上课时,教师也要主导学生讨论,如提问、回答学生的质疑,引导学生提出新的问题等。教师在课堂上积极主导、诱导,可提高教学效率。 四 学生的反应 我们于2014年、2015年,同时在大一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世界通史1》,在大三开设《中国历史地理》等三门课的讨论课。上完课后,我们与学生做了个别交流,听取学生的看法。学生里面反对这种上课方式的,不在少数,原因主要是讨论课增加了学生的劳动强度。与以往只是听老师上课,考试前背一下答案,或者做一篇小论文完全不同,Seminar上课方式,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作阅读,作笔记,写发言稿或作PPt等。还得自己讲解,接受其他同学的质询。别的同学发言的时候,你不能闲着,也得准备提问的问题。加上学生自小接受传统教学方式,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由接受老师讲授而一变为什么都要自己来处理,学生一时适应不了,对这种上课方式不能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反对就放弃,相反,要不断改进、完善Seminar流程,提高上课效果。 最后一点建议,在目前地方院校Seminar教法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该有教务处主导,要求所有教师都尝试开设Seminar课程,鼓励、奖励开设Seminar课程的老师。可以在外校邀请文科、理工科等不同专业开设多年Seminar课程的教师作经验介绍,再通过本校教师之间交流心得、经验,逐渐规范、完善Seminar课程。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学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摘 要: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将成为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在进行大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教育时应该注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完善,尤其是大学教育作为学生从校园步入社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有责任承担起对学生进行认知教育的重任,本文就将针对大学阶段的历史教学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寻求在学生培养时“问题意识”的建立方法。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育;学生;问题意识;教育 一、前言 我国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相应的信息传播和更新速度较快,经济和文化与国际接触和交流也更加充分,这些都为新时期的大学生培养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但是由于学生的“问题意识”淡薄容易带来长期发展的隐患,为此大学教育机构在进行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时都会有针对的开展“问题意识”的培养,当然历史学科也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二、现阶段大学生缺乏“问题意识”的现象概述 “问题意识”是一种人类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将会通过思考不同的问题,在思考过程中寻求解决方案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人类的经验、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不断的思考过程中寻求进步和完善。因此依靠这种“问题意识”能够准确反映出人类的阅历,同时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对思维的强化,有助于发挥创造性。在现阶段我国提倡创新意识的需求下,对“问题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提高。 在新时代却简单的寻求学生文化课程分数的提高,忽视了学生思考能力的培养,反而是西方国家将这种“问题意识”的教育占比提高,这样就造成我国培养的学生创新能力不足。这种从小形成的教育方式在大学教育中体现的更加突出。比如在大学课堂上没有人会提出问题,甚至对于自己的不知道的问题,大学生也会羞于提问,他们认为提问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怕受到老师的责备和同学的嘲笑。 高校传统历史课堂教学的缺点: 高校历史传统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主讲、学生为主听,整个课堂由老师主导。缺点首先是“重师轻生”的现象。衡量历史课堂教学的标准是历史教师个人素质和水平。备课是否认真详尽,讲课是否生动丰富、条理鲜明,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准也以量化考核为主。如果如果遇上教师缺乏历史学科教学经验,单凭其个人经验和直觉来进行历史教学指导,历史课堂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次,表现在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历史知识的能力。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主要是教师在前面讲授历史知识,学生坐着听老师讲课,学生动手、动口、动脑的机会比较少,因此,不利于发挥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发展学习兴趣;再次,就是不利于因材施教。 三、我国大学生中缺乏“问题意识”的根本原因 首先中国的教育从最开始就是一种不求甚解的教育模式,填鸭式的教育从小学就开始,在不断的打压下学生逐渐失去了提问的能力,相应的创造能力也会被打压,在从小到大的教育过程中也没有针对学生探索能力和提问能力的培养内容,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就会造成“问题意识”的缺失。 其次中国学生普遍较为羞涩,学生的教育中普遍认为如果提出问题就代表你不懂,没有提出问题的人就是比你懂,比你强,那么学生的自尊心作祟就很难提出问题,宁愿把问题放在心里也不说出来。 最后是老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没有对学生进行“问题意识”的培养。面对最初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缺乏耐心进行深入的解答,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产生很大的打击,尤其是经历过度的打击以后学生就很难再有“问题意识”,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对学生未来都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大学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 问题意识”的途径 第一点应该彻底转化现有的传统思想,重视问题意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够重视问题意识,那么就会在这个前提下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也会在这种培养模式下有意识的参与提升自我问题意识。 第二点是鼓励学生积极提问,并耐心予以引导和解答。学生遇到问题能够进行思考和提问应该是被鼓励和帮助的,只有营造出这样的气氛才能够帮助学生有效提问,勇敢提问。 第三点是为学生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提问环境。减少学生在提问时的羞涩,就应该鼓励多思考的学生,让学生正视提问的优势,而不能让学生盲目的攀比学习的结果,从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收获。 第四点是巧妙地引导学生提问。由于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教师适当的引导,教会学生如何提问将成为学生一生受益的财富,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多提问,并将提问技巧化、深入化。 五、结论 通过本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生的“问题意识”单薄已经成为影响学生成长的一项重要问题,在学生教育的不同阶段都应该予以重视和改革。在大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提问环境,在教师的引导下培养学生提问的习惯,从而使学生的问题意识逐渐提升。 大学历史论文:“情景再现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尝试与探索 【摘 要】大学历史教学中的“情景再现法”一改往日的传统教学方式,以各种方式为学生再现历史情景,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对所学史料先产生情感,忘我于历史情景中,再主动进入思考状态,去分析、去评判、去感悟历史史料,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历史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以此为基础,便能水到渠成、轻而易举地掌握历史知识。这种教法还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值得大力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情景再现法 大学历史教学 尝试 探索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及其可行性与必要性 大学历史教学中的“情景再现法”是受到了心理治疗中“情景再现”治疗法的启示。由大学教师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让学生自编自演历史情景剧、历史实物展示、借用多媒体设施、组织开展课外文娱活动等途径再现历史情景,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在脑海中重新再现过去的历史史实和历史现象,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教材内容,提高学生的历史感悟能力、理解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和科学创新能力,进而灵活掌握历史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这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值得推广和应用。 长期以来,大学历史教学重视教师的知识性传授,忽视学生学习中的情感性体验,往往消极地去对待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究性。大学历史教学往往沦为我讲你听的满堂灌模式,双边活动也无外乎老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学气氛沉闷,教学模式僵化。学生觉得给他们讲授的历史是枯燥的陈年往事,与现实脱节,缺乏现实意义,因而学习兴趣不浓,更谈不上科学创新能力了。 历史课程有其自身的学科特色。教学内容所涉及的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或存在过的往事变迁、社会生活、人文思想。这些内容都是有根有据,有史书记载,有书画铭器等考古资料所证实的。这种特色使它便于以模拟的情景再现到师生面前。学习历史其目的不仅在于掌握祖先遗留下来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历史前人经验教训,学会正确地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进而解决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既掌握知识,又具备能力。“情景再现法”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历史史实,促使学生在合作探究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学会思考。“情景再现法”让大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融入了情感因素。美国心理学家诺尔曼・丹森曾说过,“没有情感,日常生活将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缺乏内在价值、缺乏道德意义、空虚乏味而又充满无穷无尽交易的生活……一个真正的人,必须是一个富有情感的人。”[1] 学习中融入的情感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能力。也使得传统的“先掌握知识,再具备能力,后产生情感”的学习过程模式转变为“先产生情感,再具备能力,后掌握知识”模式,实现了掌握知识和增强能力的结合,并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有效解决学生的消极厌学现象。所以说,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使用“情景再现法”,更新教学理念,进行课堂改革就显得非常必要。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的教学指导原则 1.真实性原则 历史课程要展现给学生的是真实的过去,让学生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让学生学会慧眼识真伪,认识历史的真实一面。因而使用“情景再现法”展示给学生的必须是真实的,决不能为了片面追求课堂气氛而使用夸张美化后的资料。像文学加工后的历史小说剧情、抗日神剧等资料决不能让学生误以为史料。相反,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辨别真伪,这也是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要务,是研究历史应该具有的一个基本能力。一部历史小说,一个历史故事,一部历史电影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情况下是能够分辨得清的。 2.明了性原则 “情景再现法”所展示给学生的要简单明了,从视觉、听觉等方面给人以冲击力。使学生在短时间内产生感性认识,达到类似穿越的感受,进而引发理性的思考。给学生展示的资料越是直观明了,越能尽快创设出过去的情境,越能产生更好的效果。比如在讲到北宋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时,我们用大屏幕投影打出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汴河两岸的繁华立刻就扑面而来,学生的情感立刻为之而吸引,或喜爱,或赞叹,求知探究之门也随之而打开。 3.启示性原则 “情景再现法”历史教学目的是充分激发学生的情感因素,积极投入到课堂的教学中去,因而课堂所再现的情景必须有启示性,能引发学生的思考。教师在再现情景时,要注意引导学生,设定能吸引眼球的问题,唤起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以利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讲到中英《南京条约》时,给学生展示香港被英国占领时的照片和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照片,提问学生在清末香港为什么会被英国占领,而1997年为什么又能被收回?学生思维的闸门被迅速打开,各抒己见,开始了讨论。 4.有趣性原则 要改革大学历史课堂枯燥沉闷的现状,引导学生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就必须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2]在教学中要以灵活多样的方法,采用各种新奇的资料去刺激学生的感官神经,引发他们的兴趣点。“情景再现法”就是要将本来比较枯燥的史料以生动有趣的方式给学生展现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探究意识。它也是快乐教学的一种方式。“情景再现法”如何使学习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呢?它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在下面的部分中要详加探讨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的议题。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的教学应用途径 1.通过课堂情景剧再现历史情景 这种途径适合于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学习与把握。充分利用大学生乐于实践,喜欢参与表演的特点。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由学生选择他们喜欢的角色进行扮演,课前自行排演,在课堂上以情景剧再现历史的一幕。然后其他学生和老师一起进行点评并讨论。由演出的同学从所扮演角色的立场为出发点来谈他对于这一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与看法。教师力求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地去体会历史形势和历史人物的内心感受。 2.使用实物教具再现历史情景 历史遗留实物最容易引起人的联想与怀古之情。发动师生搜寻与每个历史时段相关的实物,比如铜钱、粮票、瓷器、酒器等物,可以是真实物也可以是文物复制品,用于课堂展示分析,更容易把人带入到以往的峥嵘岁月中去,历史的见证在手,在教师的讲解声中,往事历历在目,一一浮现在眼前。同学们交流参观,辨别真伪,既能增长知识,又可以激起考古考证的热情。 3.借助多媒体设施再现历史情景 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设施在教学中使用越来越普遍。教师授课方式也由以前的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模式向现在的电化教学模式转变。使用多媒体设施能有效地把音响、电视、电脑、录音、动画、电影等媒介灵活地结合到一块儿,产生声、光、图、影的综合效应,营造出有强烈震撼力的氛围。教师在教学课件中可以加入一些古典的音乐、画作、艺术品的欣赏,也可以播放一些反映历史史实的录像、录音、历史纪录片、历史讲座和一些真实反映历史的影片片段,让学生在萦绕于耳的历史场景中接受历史教育的洗礼。 4.组织开展课外文娱活动再现历史情景 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它具有时代特色的流行的娱乐活动,比如投壶、马球、蹴鞠、斗鸡、狩猎、下棋、吟诗作对等。有目的地开展一些复古性的文娱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大学生的生活,而且能够营造出良好的历史学习氛围。试想看到一群穿汉服,着古装的青年在做着下棋、投壶、吟诗作对的游戏,不由得会让人产生对历史文化的神往和探究欲。此外,针对全校学生开展古典乐器、绘画、书法等活动的研讨和比赛来再现历史情景能够更好地去传承历史文化。 结束语 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使用“情景再现法”能营造出良好的历史学习氛围,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所学习的知识上来,并融入自身的情感因素,大大提高学生对历史史料的理解能力。理解能力提高了,掌握知识变成轻而易举的事情。“情景再现法”颠覆了人们对历史课程的传统教法和学法,使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都有了很大进步,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对于“情景再现法”教学的应用途径还有待于继续去探索、去发现,使得这个教学方法更加系统,更加完备。 作者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宝鸡 大学历史论文:基于大学历史发展探讨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新变化 摘要:大学在我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数千年甚至更长的发展历史,大学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因为地域、文化等的不同,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大学形态和民族特色,东西方大学也因此各具特色。大学发展至今,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大学的高等教育也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从大学发展的历史出发,探讨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新变化。 关键词:大学 高等教育 新变化 无论是文化亦或组织机构都有其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大学也是如此。大学是思想交流、知识传授的机构,大学的教育一般而言便称为高等教育,与小学中学的教育相对应。可以说人类有了思想的传承开始便有了大学的影子,而后设立的类似于学堂机构便可以看成是大学的雏形。本文分为两个部门,第一部分总结大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并对我国的大学发展历史和西方的大学发展历史作对比。第二个部分是从大学发展历史中探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变化。 一、发展历史 1.我国大学发展历史 我国大学的发展分为古典大学和近代大学两个部分。古典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距今约4千年,历史可谓久远。我国的古典大学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孕育时期,有的学者将夏、商、周到汉武帝时期的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分为孕育期,即是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40年,这一时期的大学与传统意义上讲的大学有所差距,仅仅可以看成是大学的雏形或是基础。第二个时期是古典大学的真正意义上的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从汉武帝一直到清朝末年,其标志是汉武帝建立的太学,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教育是为了给政府培养人才。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从清朝末年开始,标志是189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而将大学转变成以教学、科研为教育目标的是1912年之后蔡元培管理的北京大学。 2.西方大学发展历史 西方古典大学的发展也分为古典和近代两个阶段,古典大学的孕育是公元前387年的古希腊,其代表是柏拉图学园,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12世纪,除去学园,还有部门的博物馆也是以大学的形式进行教学。第二个时期是公元12世纪到19世纪,转折点为19世纪的柏林大学的成立。西方近代大学就以柏林大学的成立为标志,此后西方便进入了近代大学阶段。从古典到近代的转折,主要是新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与渗透。 二、新变化 1.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大学发展过程中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而最主要的方面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更侧重于多样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最初的单一变为技术与管理并重,同时还需要大量的中级技术人才。这就迫使高校教育必须要满足社会需求,高校的课程、教学方式也就必须要向多元化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唯有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之后才会有社会经济团体支持高校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2.教学理念由重知识积累向重能力与素质的培养转变 古典大学教学的理念就是注重知识的积累,学生也是单纯学习知识。即便是近代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学的教育依旧是重视知识而非能力与素质。教学过程分为“传道、授业、解惑”三个部分,而在许多大学之中依然考虑的是“传道”而非“授业”与“解惑”。而事实上,对于学生而言,如果仅仅是为了积累知识,通过其他的方式会更简单更快捷,其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各方面的能力,比如实践能力与创造能力等。教学理念的转变主要是从西方开始的,美国和英国最先通过各类改革措施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而非单纯的注重知识教育。这一改革在法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大学对教学理念进行改变,主要内容包括在大学的初级阶段不分专业,将学生统一起来教学,教学内容包括文理的基础,之后再根据学生所学的情况和个人兴趣来进行分专业,这样一来学生的专业意识和专业性就能够得以增强。 3.教学内容由封闭向开放转变 以往的大学教育内容主要是封闭式的,即学生选定了专业之后只能在所选的专业内学习。而社会上所需要的更多的是全方面的人才,不单单是只懂得一个具体的专业,所以很多高校也改变了教学内容,开设了许多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供学生选择。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本专业的同时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其他的通识课程来学习。现在的学分制大学中,很多学校在课程上都将学分分成板块,对专业课程、通识必修课程和通识选修课程的学分进行了划分。专业课程就是针对学生专业的课程,通识必修课则是基础课程,每个学生都要学习,通识选修课程就旨在发展学生的全方面的知识,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相比于原来的教学内容就在专业之外多掌握了其他的知识,使得学生从单一的专业人才向全方面人才转变。 4.教学质量的考核确定了统一的标准 评价一所高校,不能根据其学校建筑或教师队伍的数量来进行,重点应该是高校的教学质量,而评价高校的教学质量,主要是看高校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因为高校侧重点的不同,对高校进行评价时应该分门别类,理工科院校教学重在动手实践,而人文社科类院校教学重在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两者相比显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就得先将高校进行分类,文、理、工、职各类进行评价,然后再参考评价内容来考察高校的教学质量。 三、结语 中、西方的大学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历史悠久且丰富,中西方大学又各具特色。但总体而言,中西方大学在如今的发展过程中又有相似之处,主要是多元化、特色化、国际化和实践性等内容。多元化是指高校教育的全方位发展,特色化是指高校在发展中又不失本校的地域、民族特色,国际化更是常见,许多国内外大学都建立了交流平台,交换生也十分常见,实践性是指教学内容从单纯的理论教学向实践转变。 大学历史论文:试论开放式教学理念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在传统的大学历史教学中,由于封闭而落后的教学模式和手段使得教学中存在着多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提出了开放式的教学理念,并对其主要的基本特征以及在大学历史课程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相应的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开放式教学;理念;大学历史;运用 在当前很多的大学历史教学中,封闭而落后的教学模式和手段仍然在经常使用,这种以“教材、教师、课堂”为中心的形式显然很难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加不利于历史能力的培养。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开放式的教学理念,而且实践也证明,采用该种教学理念能够有效提升学生主动参与历史学习的激情,并提升了大学历史的教学效果。基于此,本文在提出了开放式教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式教学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一、开放式教学基本特征 1.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我国传统教学坚持以教师为课堂中心,而且教师在教学备课设计中占据稳定的主导地位,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也基本上是一成不变,课堂教学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没有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发展需求。而开放式教学则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重视学生的个体发展,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认知能力及实践探索能力,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创新学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效率,适应新时期社会人才发展需求。 2.倡导开放性自主学习。开放式教学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努力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致力于将学生培养出一个发现者、探索者、研究者。现代大学生自主支配时间相对充足,开放式的教学有利于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去拓展知识面,开阔视野。例如,作为历史专业学生,在接受课堂专业知识外,可以博览群书,了解相应的民俗学、教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各方面知识,综合利用学校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等丰富的学习资源,获取对历史、对社会更多的认知,深化历史学科知识的理解,最终学以致用。 3.鼓励不断探索创新。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让学生掌握解答技巧、做出结论,在于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创新,在探索过程中系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发展能力,进而发现新问题,获得新认知,有利于打破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启发学生的思维。而且,随着史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各种历史文物材料的发掘,促进人们不断更新观念,相应历史现象、人物、事件的诠释和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而开放式教学就是营造一种开发的认知环境,不受前人定论的束缚,以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等特点作为教学出发点,启发学生带着疑问去思考,尝试探索解决各种学习问题。 4.注重教学实践活动。将课堂学习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是开放式教学的重要特征。通过开展教学实践,组织学生深入生活实践去感知相应的理论学习知识,获得实践体验,并尝试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大学历史作为一门现实型、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组织教学实践,有利于深刻揭示历史问题,构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紧密联系,深化历史教学内涵,提高大学生整体历史文化素养。 二、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式教学的具体运用 1.明确开放式的教学目标。大学历史开放式教学的有效开展,首先要明确开放式教学目标,适应大学生求知发展需求,注重培养学生的拓展性思维及实践探索精神,在大学阶段,历史老师要做的并非是向学生灌输死知识,而是应该将能力性知识作为重点,这种知识不仅符合了学生对知识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还能够满足拓展性思维及实践探索精神培养的品性,因此,应该将能力性知识作为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性教学的重要目标。比如在学习“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相关的内容时,教师首先可以将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向学生介绍,然后就可以针对学生的能力、爱好、兴趣以及着眼点之间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的能力目标,有些学生在通过了该部分的学习之后,就会主动地去查阅资料,了解了欧洲民众的信仰,认清了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了知识面。 2.采用开放的教学手段。所谓教学,主要由教(指导)与学(探究)两个主要的内容组成,而笔者认为其中又尤以学生的学(探究)为主,在具体的教学实践开展过程中,教师应该基于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教学手段,从而有利于学生更加大胆地进行学(探究)。近些年以来,在我国的教学改革中涌现出的许多新的教学形式,不仅打破了以往定式,而且这些形式各具特色,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实际在教学实施中加以选择和利用。比如,可以在历史教学中充分利用的“分组讨论”学习方式,就是强调的学生之间共同合作以及解决问题,而“自主学习”则是学生带着教师展示的问题而自主进行学习的方式。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故事会、辩论会、观看历史题材电影、举办历史讲座等等都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手段,教师可以在实践教学中考虑采用。 3.实行开放式教学评价。在大学历史的开放性教学中实施有效的评价,主要是为了达到有效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其学习热情、促进其全面发展的目的。当然,教师也可以基于评价的结果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与改进。笔者发现,传统的评价手段不仅形式单一,而且教师才是中心所在,很难将学生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发挥出来,从而很难全面、客观地反应出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原来的考核评价机制进行优化,实施有效的教学评价形式。比如,可以考虑采用“开卷+闭卷”的形式,虽然通过闭卷考试能够有效反应学习的基础知识掌握能力,但是针对于不限定时间的开卷考试,则可以让他们自拟主题,以留给他们更多的发挥余地。 三、结语 总之,开放式教学理念作为现代化教育中的一种有效教学模式,尤其适合用于大学历史课程的教学之中,该种教学模式能够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他们敢于去质疑、探索,并且锻炼学生动脑、动手以及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实践能力。 大学历史论文: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探索 [摘要]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以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为中心,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以思想教育为主线,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促使其获得知识、情感和能力等方面的充分发展,从而造就大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关键词]大学历史课堂 教学模式 基本特点 基本结构 传统的“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是对传统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初步革新的基础上提出的教学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忽视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以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为中心,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以思想教育为主线”,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一、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特点 (一)以学生主体作用的实现为中心,突出大学历史课程改革要求 培养创新人才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从学校教育的角度说,创新更在于创新意识、创新个性的培养。现实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我们的学生走向社会以后,能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能不能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有自己的独立位置,关键在于能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和工作的不断变化。”①“以学生为主体”是一种教育理念,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品格,是我们在教学中要抓住的一根红线。教师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创新人才。 理论上,近代国内外著名教育理论家比较深刻地论述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及其影响。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面发展教学理论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教学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于:重视学生学习主动性,注重学生主体作用发挥,关注学生学习个性发展。这些教育思想和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在学习过程中要重视并建构大学生的主体地位。 怎样才能实现大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呢?笔者以为,必须贯彻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将其落实到课堂教学实践之中。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要改变学科知识结构单一和偏重教材知识的现状,因此要突出课程教学内容与大学生学习生活及社会生活的联系,关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培养与提升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大学历史课程教学要加强大学生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突出学术性与实践性,以培养其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教师应努力使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成为一种受教育者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②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中,我们要努力营造学生自我发展氛围,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将研究性学习的思维方式及获得的学习经验应用到实践当中,培养他们开拓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与获取新知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转变角色,由传道授业解惑者变为与学生合作探究的伙伴与激励者,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二)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培养和发展大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 “重智轻能”的教育弊端导致许多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其相应知识水平不太相称。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训练大学生的科学思维,激发其创造潜能,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未来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社会生产力的竞争,是高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的理论思维能力的竞争,用现代科学思维理论去教育人、武装人,以提高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这是我们的一项战略任务,自然也是思维科学产生的内在动力。”③研究性学习是目前训练大学生科学思维,培养和发展大学生学科能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其学习过程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与指导下,自主发现问题、自主探究问题,以获得较为科学的结论。全国许多高级中学、初级中学,甚至小学已经早就开设了“研究性学习”有关课程,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活动中当然也要施行研究性学习。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的主要特征是在师生互动、开放式学习、合作学习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与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历史相关课题研究为依托,以历史问题讨论为核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研究性学习要注重学生的好奇心、探究心,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启发与讨论是研究性学习的基本特点。启发是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探究心,对学生提出的课题或问题给予宏观指导,如课题的选择、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法的指导等。讨论主要指“集体讨论”,以学生为主角,教师参与其中。关于“集体讨论”,一是对学生所提出的课题或者问题之可行性进行论证;二是对学生在研究性课题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释疑。这样的“集体讨论”,可以班级整体或分组的方式进行,师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合作,学生在热烈的讨论中增长知识,从而达到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集体讨论”中,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学民主。“教师要将每个学生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为他们提供展示个性和才能的机会,在每个学生身上都花费时间,让每个学生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随时让他们有被接纳、被关注、被重视的感觉。”④教师不要简单地引导学生向“标准答案”靠拢,要鼓励学生大胆开展求异思维活动,肯定其积极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以把大学生历史学科能力逐步培养导入良性、科学、持续发展的轨道。 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大学生学习经验积累的过程。学习经验很重要,大学生主要是要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学生获得了学习经验,就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然后“才能探知识之本源,求知识之归宿,对于世界一切真理,不难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了”。⑤这样,一方面增强了大学生的竞争意识,活跃了课堂气氛;另一方面,通过相互讨论、合作学习,集聚集体智慧,既求得了问题的解决,又增强了大学生的团队精神,密切了师生之间教与学的合作。“集体讨论”时间约占研究性课堂教学课时的二分之一。“集体讨论”这一环节的重大意义在于培养大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从而使大学生达到自信、自立、自强的良好学习状态。在自学和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大学生自己去建构各历史事件之间的知识结构和相关历史事件之间的知识体系。这样,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大学生对历史事物的整体认知意识,同时也提高了其实践能力。 (三)以思想教育为主线,努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既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又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创新人才。各大学的历史专业教学大纲虽然不尽一致,但通过历史课程教学,使大学生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进行思考,开展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及社会主义教育,以促使其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历史观念。这个教学目标在根本上是统一的。 历史学科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古今中外历史中找到许多先进科学技术掌握在道德品质败坏的人手中而危害人类社会的例子,要吸取深刻教训。为实现大学历史教学要求,教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知晓历史、磨砺志气作为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实现思想教育价值的重要目标。当前,尤其要加强爱国主义、诚信教育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历史联系现实的原则要成为教师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中贯彻的一个普遍而基本的原则,为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在针对性、实效性、生动性上找到有效的实现途径。 二、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 教师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中以裁判者身份出现,评价学生主动探究状况,又以教练员身份出现,激励学生进行探究学习。新“三主”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由以下三个环节构成:学生自学―课题讨论―评价激励。 (一)学生自学 可分为课前自学、课堂内自学以及课外自学。上课前,教师可以安排大学生就个人或小组的研究性课题查找有关资料,做好课堂讨论准备,包括问题的提出、课题的构思以及习题的设计等。由于一些大学生自学能力较差,“先学”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教师直接监控下的“自学”同样能使学生通过独立思考、讨论交流来解决疑难问题。事先没有预习的学生,主要是结合书本掌握基础知识。教师可在较少的时间内,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层次的大学生实施不同的教学:对一些模糊不清的基础知识进一步加以说明,对能力发展要求进行简要的提示。 我们认为,学生自学完全能适应大学的教学实践。大学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自觉性,对问题有初步的分析判断能力。自学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一定的学习压力下带着问题自主学习,既可以培养其自学思维习惯,还可以培养其思维能力,增强大学生学习自信心,激发其创造意识,培养其创新精神。 (二)课题讨论 研究性课题要紧密结合教材,力求小而精,既要有知识性的课题,又要有思想性的课题。课题的确定要在课前由教师把关,要有包括学生代表三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之进行论证并通过之后才能实施。在课题讨论中,要充分表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关于讨论,先在小组内部讨论,再由小组推选代表参加集体讨论。各课题研究小组陈述时,其他同学可以对他们提问,做到穷究其理。学生在占有一定资料信息的基础上,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或者课题开展讨论、探究,以小组为单位,自由组合,一起思考,相互启发,共同探究,寻求尽量合理的答案。 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开放性原则,即课堂教学的开放性、探究过程的开放性和答案设计的开放性。它重在展现学生思维的过程、合作学习的过程,而在研究性学习初期不太注重问题的合理性。例如“隋唐时期的文化”这一节课,教师借助网络现代化手段,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在查阅大量网络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观点,实现了学生思维的开放性,形成了“东学西渐所产生的影响”“隋唐文明兴盛的历史背景”“唐诗在古代文化中的历史作用”“孙思邈与古代中国医学”等课题。大学生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东学西渐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不同的观点,实现了答案设计的开放性。对历史人物在古代文化中的作用进行评价,使学生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全面了解,同时对历史人物的人格特点加深了认识。通过这样的研究性课堂教学,大学生享受了学习过程、思维过程,从而可以激发其个性发展的学习潜能,培养其自主探究的学习精神,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教学相长,自然落实了思想教育目标。 (三)评价激励 教学是一个情感体验与个性表现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努力创造积极向上的良好学习氛围。教师要相信,通过对历史专业知识的研究性学习,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发展。只有这样,教师才能较为顺利地完成教学过程,从而挖掘学生精神世界的潜能,找到“一般发展”这个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其教学思想中提出了教师对学生肯定和表扬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去努力践行。学生的想法,哪怕在教师看来,是多么的无知或者可笑,但绝对不要去挖苦他们,而是要鼓励、表扬他们。国内外无数成功的事例说明,教师多对学生进行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激励,就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与创造意识,他们就能勇往直前地去发展自己,从而为将来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反之,教师如果很少对学生表扬,不去发现并肯定其闪光点,而总是揪其“小辫子”不放,即使是天才,也会被埋没。可以说,教师对学生的良好行为缺乏恰当的、中肯的评价激励,几乎就是误人子弟。 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一下自己的教学行为。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指导下,要始终以一种激励的态度面对学生,无论其研究性课题、问题有多么不合事理,但教师还是要说“你的想法很好,但还必须多下功夫”诸如此类的话,然后再与他们一起探讨那些问题。在每次课题讨论活动结束之前,要表扬那些有见地的课题,也要激励那些有“思想火花”的研究小组。这样,表扬激励与鼓舞鞭策有机结合在一起,大学生的创造欲望就被无形中激发出来。 三、结语 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注重对大学生能力培养的同时,不忽视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注重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的同时,不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注重教大学生怎么学的同时,不忽视教其学什么。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关注的是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关注的是其创造性思维水平的培养和提高,注重的是其创新能力的磨炼与提升。 大学历史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创新,教学模式的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根据教学目标确立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大学历史的改革应顺应时展的洪流,实行“教学”相结合,让拥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历史学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必因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埋没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本文简述了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及在改革的主要方法。 关键词:大学历史 改革 必要性 主要内容 主要方法 大学的教学不同于初中高中的教学,大学是校园与社会接轨的地方,对于大学生的意义有所不同,大学生活是学生进入社会的准备时期,为了能在社会立足,大学生必须在学校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相当重要。 1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过于落后,大学生的历史教学不同于高中生,大学教学相对于高中较为开放,传统的教学模式封闭了大学生的思维,在教学方式上主要是死记硬背,教学内容仅限于教材内容,很难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同时,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以老师为主动,以学生为被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而不是主动寻求知识的过程。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评价过于单一,主要以考试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测评,典型的应试教育、应试学习,难以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了解,仅仅知道历史教材中的重点,比如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时间,没有对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剖析,没有真正掌握历史学知识,因此,对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2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创新,分级教学模式在大学历史教学中进行了实施,对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级,其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有所不同,新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建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2.1 教学大纲的修订 大学历史教学大纲的修订,应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尤其是对重点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应用能力,让大学历史教学大纲能够适应历史教学在新形势下的转变,满足现代化教学模式的需要。 2.2 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 根据修订后的历史教学大纲,为不同的分级层次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对历史教学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比如有些学生的历史基础知识较好,教师在教学时可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加深,可适当增加相关的历史考察、历史讨论等内容,适当提升教学进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分析能力,奠定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基础。 2.3 制定培养后续精英的计划 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时,可制定培养后续精英的计划,针对历史基础较好的学生或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开设历史学培训班,连续几个学期培养学生的历史素质。 2.4 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在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学生对学习历史学知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寻求知识,自觉探索历史知识的奥秘,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积极参与讨论历史知识的条件,让学生发散自身的个性思维,主动思考、探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实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比如在课堂讲授时可以进行启发式提问,让学生自由讨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提高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而且教师与学生进行互相讨论,改变原本历史课程死气沉沉的氛围,形成活跃的课堂氛围。 3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3.1 制定教学改革政策 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应制定合理的教学改革政策,营造良好的环境,根据社会的需要,在对教师进行评估考核时,应注重对本科教学的考核,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进行改革创新。 3.2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基于目前的社会环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比书本知识更加重要,是新形势下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知识的实用性在当今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历史教学的改革创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增强其实用性,可侧重对“师范类人才”的培养,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师范技能,在培养学生的师范技能、增强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时,有以下几个步骤:(1)在对历史学学生的师范技能进行培养时,为了加深学生对历史学知识的印象,可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名胜古迹,对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既能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让学生对所学相关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又能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2)教师可带领学生到其他学校进行调研,变换学生的教学环境,让学生体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教学方式,让他们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交流,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激发大学生的竞争意识和求知欲;(3)对大学生的试讲过程进行拍摄,让大学生自己找出自己在试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自身优势,可让学生之间互相讨论,互相指出自己未发现的优势与不足,让大学生对自身的了解更加深入,借鉴适合自己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授课技能;(4)“教育实习”这一环节是培养历史学学生师范技能最重要的实践环节,让学生在正式从事教学工作之前体验作为一名教师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培养学生适应工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让学生掌握授课的方式和技巧。由于目前中学教学实行了改革创新,大学生在教育实习过程中需根据新形势下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实习,把握教学四要素,即建立学生对学习的信心、为学生树立模仿榜样、适应教学思维的变化、立足社会实际,关心时事;(5)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或者学年论文,让学生了解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流程,包括选题、格式、思想、内容等各个方面,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在实际中运用,对学生构建自身思想体系的能力进行培养。 3.3 “教”与“学”同时改革 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时,应考虑两个方面,即“教”和“学”。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应试教育为主,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模式和学习目标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新形势下对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不仅要注重“教”的改革,还应重视“学”的改革,为了让大学生正确寻找自己新的学习目标,让学生拥有学习的动力,教师应对其进行引导,在改变教学模式的同时,应让学生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明白自己要学习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学习,主动地接触自己需要学习的知识。 3.4 重视教学沟通 (1)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应重视沟通,可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历史教学大纲的内容适当调节公选课,适当增加教学内容,比如历史传奇、人物传记、奇闻轶事等等,激发学生学习历史课程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难度,提高学生对历史学知识的热情,让学生更容易吸收教师所讲内容。 (2)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可根据课程内容,为学生讲述近几年或者是当下发生的时事,让学生了解最新的时事变化,增长学生的课外知识,让学生虽然身在学校却能与外界紧密联系,比如在讲授有关经济的章节时,可跟进时代步伐,讲述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的变化,或者讲述最新的时事,2014年怀登对中国汇率问题的态度、利率的指引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等等,可适当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引导学生与所学内容相结合;当讲述的内容与世界政治相关时,可简述朝鲜核危机、斯里兰卡“反恐”、阿富汗战争等等。 (3)教师在进行历史学知识教学时,可结合其他专业的知识内容一起讲解,将不同专业的知识相连接,比如在讲授与政治斗争有关的内容时,可适当加入心理学中人与社会群体的心理变化规律等内容,在讲授社会变迁的规律时,可与“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也能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便于学生理解教材内容。 (4)教师在授课时除了要考虑学生的特点之外,还应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比如性格比较稳重的教师,在教学时可对教材内容进行细化讲解;比较幽默的教师,可用诙谐的语言进行教学,缓解课堂气氛等等,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让学生对历史学知识感兴趣。 3.5 改变教学观念 教师应改变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将“以讲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方式转变为“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素质、智力潜能、思维能力”的教学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为学生教授教材中必须掌握的知识,也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思维,在学生记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历史事件的发展的同时,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开发学生的潜能,养成良好的个性,形成健全的人格。 3.6 建设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师队伍 虽然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教师只有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只有站在学术的前沿,才能带领学生走到学科的前沿。教师应以本科教学为中心,对本科教学进行研究。为了让教师对教育理念的新成果能够充分了解,学校可对教师进行系统培训,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对学科知识进行钻研。 3.7 将“重教学结果”转变为“重教学过程” 传统的教学模式最明显的教学弊端,就是“重视教学结果,轻视教学过程”,它让学生对历史学知识死记硬背,让学生只懂得应试,不懂得思考,不懂得创新,不懂得探索,因此,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时,应认识到教学过程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的思维进行训练,让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提升了自身的思维能力。 3.8 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 为了使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除了要改革教学模式,考核方式也应进行相对应的改革,对大学历史学科的考核,不能只注重学生对教材内容的掌握,应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增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考核时应摒弃过去以“标准”答案判断学生能力的方式,应让学生发表自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见解,只要学生的评价有理有据便可,让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达到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目标。 4 结语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学改革要注重“教”和“学”两个方面,既要重视教师对教学方式的改革,也要重视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学习习惯等方面的改革,让学生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个性思维,让历史教学方式与时俱进,提高历史教学的效果和质量,让历史教学的改革取得显著效果。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生眼中的中学历史学业评价 【摘 要】学业评价在中学历史教育中起重要作用,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但实际层面上的学业评价与新课程改革、素质化教育的主流要求脱节,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本文以大学生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学历史学业评价的现状,指出存在问题,揭示产生问题的原因,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中学历史教育学业评价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历史;学业评价;新课程 教育是一个系统,学生学业评价好比是系统运行中的齿轮,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每一阶段教学任务的完成都需参照教育目标和计划,对教育效果予以测量评估、价值评判,并将评价信息如实反馈给教育者、学习者以及有关教育决策者,发挥测量评价导向性、激励性、考察性、反省性的实践功能,以保障学生的基础学习,指导教师教学策略的调整与完善。中学生正处思维活跃,健全人格发展,主观能动性提升的关键阶段,所以适时、适量、适法的测量评价发挥重要的价值。 虽然新课程改革与素质化教育办法已实施多年,以培养综合能力全面发展的“四有”型人才和关注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为目标,将学生从“被教育者”转变为“受教育者”,教师为教书育人的点拨者与引导者,将学生置于主体地位。但是,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改革的机制与条件不完善,没有量化;其次,大多数中学特别是县镇级中学,鉴于高考模式与生源压力,在传统教育理念与模式上改良不明显。单单就学生学业评价办法而言,笔者认为并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达到以学生为基准的内在性评价和以多元为手段的发展性评价。这样的学业评价更多成为束缚学校教学工作的樊篱,以评价为评价,评价方法单一,过于注重量化和传统的纸笔测验,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 就中学历史教学为例,随堂默写的方式加以贯穿奖惩措施,成为许多中学历史教师惯用的阶段性评价方式,根据其知识点掌握的多少以此来判断学生某个专题的学习成效。不难否认,学生可能对“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模式中总统、议会、法官的权利”这类问题对答如流,甚至接近标准答案。但是,抛开这种机械性的评价方式会给学生带来压迫感,成为“被评价者”的现实漏洞,历史的学习也应该是体现纵深感与思考力,注重与现实的结合,关注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史料探究素质的提升,在学习阶段中的考察并非单纯拘泥在书本教材中零散的知识点,学生学业评价的内容和形式并非是局限在知识性的问答式考察。笔者认为初高中历史教学夯实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人曰“读史使人明智”,史学的宏观性把控与反思对于处于思辨能力、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时期中学生“三观”的形成尤为重要。在现行条件中,可以开展历史课本剧角色扮演、活动结果报告、学生学习效果自评、历史专题沙龙等多样化形式展开,立体化呈现,使定量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单项评价与综合评价相得益彰,以帮助学生不断地调整、梳理学习内容,培养历史的眼光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贯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促进了学习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或许有些读者会反问,就历史考卷而言,题型的确定、提干的编排更多会考察学生在知识应用、分析史料、对比研究方面的能力,那为什么会说中学历史学生学业评价的滞后呢?笔者认为忽视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构成一大因素。中学课程安排注重“语数外”,对历史这一科目的关注度不高,故而历史教学常常存在“任务紧,时间急”的窘境,一味的赶进度,对测量评价结果的分析讲解只是一带而过,教师忽视对学生整体在能力应用方面的评价,而学生更是忽略将自身的阶段性评价结果作阶段性比较。这样的学业评价,在内容方面关注学生的素质发展,尤其是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张扬,包括学生在道德品质、文化与情感、合作与交流、以及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但是缺少最后分析环节,对学生能力的提升和潜能的挖掘无法巩固,事倍功半。 新课标下的教育评价既是素质教育“目标――实施――评价”这个循环节上的终结,又为下一个循环提供反馈信息,注入新的活力。学生学业评价应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推崇多元智能评价法,开发多向,多层次的评价方向与手段,关注评价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启发学生自我监控和反省意识,建立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发挥教师创造的、多元的、新型的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 曹阳,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校本科生。 大学历史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简介:余林(1983―),男,苗族,贵州雷山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地方史,西部少数民族文化。 摘 要:高校教学改革已成为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也是发展之基。只有办出有特色、高水平的教学,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学校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校。为了促进大学历史教学中教与学的高效性,大学历史教学方式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学;改革 引言 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不仅要求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而且要求教师转变角色,《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为了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更好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新一轮历史教学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必须转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教育的发展与要求。 一、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的背景、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 (一)改革背景 大学历史课程是高等文科院校各专业培养计划中重要的课程,其目的在于文科人才所必备的历史素质,为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服务。在高等文科院校,大学历史的学习,不仅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扩充,更重要的是,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自学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对开阔学生思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都有很大地帮助。因此,大学历史教学一直深受重视并且不断提出高要求。 (二)指导思想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于2002年启动的“质量工程”计划的精神,以传统大学历史教学内容为主线,辅之以历史训练、历史讨论、历史考察和历史素质培养四条支线,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历史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方向 其基本方向是以精品课程建设为目标,以教学内容改革为动力,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以建设教材优质为核心,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突破口,以教学理论研究为保障,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不断深化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构建并逐步完善符合高校高素质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大学历史创新教学体系。 二、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成果主要内容 (一)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历史教学团队紧跟教学要求的新形势,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各类教学研究活动。特别是实行了新的分级教学模式以来,不断完善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把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建设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 (二)实施并不断完善具有特色的探讨教学模式 大学教学团队在教学思路上的改革体现在对新形势下的教学新模式的不断探索,这种教学模式在内容上不仅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侧重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启迪,培养学生对学术的旨趣,注重在教学中体现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引导。 1、修订教学大纲 修订的教学大纲应当更加注重基础理论、方法的教学,突出重点内容的理解,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使其更能适应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需要。 2、制定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新的教学大纲,依照不同分级层次,制定新的教学计划,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对历史综合知识底子好的学生,教学内容适当加深加宽,教学进度适当加快,以保证学生有扎实的历史功底、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分析能力,特别是着重增加有关历史讨论和历史考察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后续专业课学习打下良好的历史学基础。 3、制定并实施后续精英培养计划 针对提高班和部分基础较好的学生,从第四学期开始,增开历史训练课程,连续四个学期,不间断对学生的历史素质进行专项训练。 4、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与使用的前提是首先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与积极探索者,在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学生的积极参与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去思考、去发现、去创新。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采取课堂讲授、课堂练习、启发式提问、讨论、介绍有关学科的科研动态或实际应用等多种教学形式,吸引学生参加教学,实现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 三、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一)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过去传统教学方法,是重视对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更新教育观念,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积极性,不能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容器”。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要指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又要培养学生获得情操的陶冶、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提高,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要改进教学方法,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是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又是培养学生身心发展、潜能开发的过程。通过教学活动,不仅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激发出对优秀历史人物的崇敬,从而受到历史人物的优良品质的熏陶和感染,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修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健全人格。历史教育不仅是让学生学会记住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而且是为了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发展学生的智力潜能。因此,把过去重视传授知识为主,转为重视发展学生能力为重点的教育方向。 (二)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 在传统的教学中,总是由教师牵着学生鼻子走,学生要围绕教师的指挥棒转,实行以“教”定“学”的模式,让学生配合或适应教师的教,使学生被动学习,造成学生的主动学习性丧失了。因此,这种以教师的“讲”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学生潜能开发和身心的发展。例如,在分析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时,如教师过多地讲解、分析,让学生被动地听说,这样就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不能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新课程的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就是要求教师在上课时,注意学生的反应,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不能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不管学生是否接受,在课后还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辅导,与学生进行交流,要把学生适应教师,转变为教师要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认真研究如何引导和启发学生学习,接受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以提高学习效果。 (三)由重教学结果,转向重教学过程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重结果,轻过程”,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教学弊端。它是让学生走向死记硬背的科学知识,把学生推向应试教育的死胡同角落里,不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我们要重视教学过程,让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的目的和意义,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要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能亲身经历或体验历史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如果强调重学习历史的结果,只会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个共同的标准答案的方向,不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而重视教学过程,则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揭示历史知识的发生过程,也就是历史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在思维中得到训练,既长知识,又能增进才干。 我们学习历史科学知识,是经历“(具体)感知――(抽象)概括――(实际)应用”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则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感知――概括”,让学生的认识活动,在具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才能得到历史的结论。第二次飞跃,“概括――应用”,就是把掌握的历史知识的结论,应用于实际的过程。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只有在学习历史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这两次飞跃,才能实现历史教学目标,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要让学生在每一个方面都按照同一规格平均发展,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按照统一模式进行教育,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符合时展对教育的要求。因此,要求教师在教学形式上,可以综合运用集体授课与活动、分组讨论或互相交流、自学与辅导,搜集历史资料与独立研究等多种学习形式,实行不拘一格的学习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在每堂历史课都应按照实际的需要,设计教学内容与方法,以满足各层次学生的需要,要认真了解分析学生的差异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措施和方法,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展学生的各种各样的潜能,以提高历史教学效果。 四、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具体推进策略 (一)制订强有力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从制度上,针对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学术发展的需要,进行专业建设,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教师考核评估制度。学校要营造重视本科教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氛围。一方面,通过宣传使教职工能够切实转变观念,树立精英教育的理念,对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学校需要制定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如教师晋升中的考核指标体系应充分体现对本科教学的重视,设立核心课程教学岗位,对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探索的鼓励措施等。在制度环境的营造上,学校、职能部门应做好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实施保障工作。 (二)建设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教师。如果教师没有创新意识,不了解学术前沿,没有创新的科研成果,就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一方面要使教师树立起本科教学中心地位的意识,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把学生带到学科的前沿,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对教师要进行教学方面的系统培训,使教师能够了解教育理论的新成果,并运用到教学中。学校、学院应建立本科教学的激励机制,在政策上、资金和资源配置上对教学适当倾斜,鼓励教师教学投入,开设新课,改进历史教学方法。 (三)先试点,后推广。鉴于历史教学改革内容复杂,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应当首先进行小范围试点,“精耕细作”,找出具体改革途径和方法,再进行大面积推广。试点中首先应当针对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提出总体培养目标,包括知识结构、综合能力、思想品德、体质状况、艺术修养等方面。对于各方面的培养进行分解,通过不同手段和途径实现培养目标。分解之后应对每一门课程、每一个环节进行具体设计,主要是要对照总体目标进行设计,形成综合总体效果。课程目的的实现手段应当多样化,除了课堂讲授,应当更加注重学生的自我学习和实践环节,对于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应当把社会实践作为课程设计中必备的内容。课程设计应当有助于综合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训练,最终考核也应当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主要考核学生是否达到了培养目标中规定的目标,也应考核学生是否增强了各种综合能力。在试点过程中应当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检验具体课程和培养环节的效果,不断进行修正和改进,以期达到总体最佳效果。 (四)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在教学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在历史教学模式的改革方面,学校应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在这方面,学校是主体。学校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要发挥主要作用。在课程内容的改革上,系是主要的力量。在政策方面,学校有进行教学改革的主动权,根据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每个学校都可以做改革的试验田,如在理顺研究所、系、教研室之间的关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的改进方面,学校层面可以做很多工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决定性因素,教师的职责是积极进行历史教学研究,在历史教学模式上进行探索和尝试。学校的职责是负责历史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总体设计,制定制度和政策来规范教学工作,建立健全教学激励机制,做好历史教学的组织协调与服务工作,负责营造重视历史教学、积极倡导历史教学改革的整体氛围。 五、大学历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效果 (一)学生学习评价 结合各学期教学检查的结果、听课情况、学生的反映情况和其他教师的评议,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学环境等多个方面对担任高等历史课程的教师授课情况进行评教。 (二)教学督导评价 教学督导对学校所有担任大学历史系列课程的教师授课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三) 后续课程的学习效果 大学历史是重要的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作用。从学校和各个学院反馈的信息看,由于学生历史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得各学院专业理论和讨论课的教学质量得到了保障,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不断提高,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脱颖而出,他们凭借扎实的历史基础在各种历史竞赛胜出。 总结: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师要在新一轮的历史教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使自己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求教师要随着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方式的改变,重新形成自己的教学方式,顺应时展的要求,做到“随机应变”,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断地创造佳绩,提高教学效果。(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
独特的川西地域条件与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共同孕育了雅安全手工软包皮拖鞋制作技艺,它集浓厚的川蜀人文气息和川西艺术魅力于一身,是川西地区制革历史与鞋履文化的综合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川蜀地区传统制鞋技术受到现代制鞋技术的冲击,雅安全手工软包皮拖鞋逐渐走向消亡,为了解雅安全手工软包皮拖鞋在传承保护和发展创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引起业界对地域性“传统鞋履”发展方式的探讨,本研究相关人员于2022年6月赴雅安市芦山县进行考察。 1雅安全手工软包皮拖鞋 1.1发展历史 四川盆地除少数高山地区外,整体气候湿润闷热,雨热同季,雅安全手工软包皮拖鞋既柔软舒适又透气方便,适宜川蜀地区的人民日常穿着。雅安全手工软包皮拖鞋制作技艺是四川省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软包皮拖鞋”),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是雅安当地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思想观念、民族审美等方面发展变迁的综合体现。1939年为抗战军兴,软包皮拖鞋技艺第二代传承人苏红应招入厂,将家传的全手工、软包裹等核心技艺带入工厂,为推动川藏地区贸易与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1]。如今,由于疫情下软包皮拖鞋制作周期较长难度大,目前仅有几双成品在金步鞋文化博物馆作为藏品进行陈列展示,市面上少有见到。 1.2工艺制作流程 软包皮拖鞋以全手工和软包裹为技术核心点,以川藏地区出产的牛皮羊皮及少量马皮为制鞋原材料;以传统巴蜀题材为装饰图案,如熊猫食竹、变脸等;受羌、藏、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影响,造型风格多样,常以刺绣、绘画、编织等方式为装饰手法。软包皮拖鞋的制作工艺复杂,要经历选料、裁料、清帮、折边、镶接、美化、翻点子、内胆制作、底子制作、帮底缝合、装内胆、鞋底缝合等12道大工序、82个小步骤,最后烘烤成型[1]。因其具有唯一性、复杂性和艺术性,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华鞋文化历史传承的载体之一。 2软包皮拖鞋的发展环境 2.1政策导向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对于今后非遗保护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工作原则、主要目标,为非遗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雅安市政府对软包皮拖鞋的保护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软包皮拖鞋技艺完成了区、市、省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1]。2014年,皮软包拖鞋产业化项目作为新产业集群中的代表被雅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列为“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工业项目”,解决了芦山地区两百余名技术工人的就业问题,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助力人民脱贫致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影响[1]。 2.2保护与传承的现状 目前软包皮拖鞋的相关研究较少,仅有《雅安皮拖鞋技艺研究》调查研究并记载其历史起源和基本发展脉络,探讨了软包皮拖鞋的基本特点与多重价值,从专门史的研究角度,收集照片和数据。在软包皮拖鞋技艺传承人的认定管理方面,孙泽慧(1969-2020),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雅安全手工软包皮拖鞋”代表性传承人,在国内外各大赛事中屡获大奖,得到了皮革行业及社会、市场的极大肯定和认可,荣获中国轻工“大国工匠”称号。在软包皮拖鞋技艺整体保护方面,雅安政府借助《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产业重建专项规划》等政府政策优势和资金扶持,在芦山县建立相关产业园区,开始探索一条适合该技艺传承与发展共进的产业化道路。软包皮拖鞋传播及普及方面,雅安市雨城区文化馆帮助孙泽慧团队创办了西南地区第一家以皮履革靴为主题的博物馆———金园鞋文化博览馆,馆藏大量传统鞋履外还收藏了软包皮拖鞋、制鞋工具实物与文字资料,为我国鞋履文化传承提供了实物支撑。 3传承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传承人才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主要有群体传承、家族传承、社会传承等三种传承方式。在考察中发现软包皮拖鞋技艺传承为群体传承和社会传承共同组成,群体传承和社会传承前期都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孙泽慧去世后,软包皮拖鞋技艺目前现存一位市级传承人,每年相关固定补助金仅2000元。其余技艺传习人员未获得任何政策扶持和资金补助的情况下生存状况堪忧,传承人员大量流失。 3.2内外源创新不足 软包皮拖鞋技艺的传习队伍主要由芦山地区农村妇女组成,未接受过专业的鞋履设计培训,创新工作基本由代表性传承人孙泽慧完成。孙泽慧的去世对软包皮拖鞋创新发展方面是毁灭性打击,软包皮拖鞋技艺面临无人教学传承,无人创新发展的地步,同质化现象严重,内源创新力严重不足。软包皮拖鞋生产企业目前以家族经营管理模式为主,技艺传承人作为参与主体,无经营经验,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该主体拥有的大多是著作权、专利等无形资产,管理模式陈旧,产业外源创新不足,该技艺在产业化进程中受到明显制约。 3.3审美变化带来的文化不自信 改革开放后国外大量鞋款涌入中国市场,国人的美学观念逐渐趋于国家化和现代化,市场在崇拜、模仿甚至山寨外国鞋款的时候,没有发掘自身的文化优势。对于很多传统鞋履款式,消费者不敢穿着,企业不敢生产,设计师不敢应用和创新,文化不自信心理让很多优秀的地域文化成为灯下黑。图1中展示的软包皮拖鞋尖头折边造型和裸后跟造型已经在市场中消失,圆头半包款式成为当前软包皮拖鞋造型基础,简单的素面、花朵、熊猫成为主要装饰图案。失去造型、装饰辨识度的软包皮拖鞋在川渝人民的生活中逐渐被其他拖鞋取代。 3.4协同互动脱节 非遗技艺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创新不是单方面的责任,每一个参与者都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传承人作为非遗技艺的代表性主体,是传承技艺技法的核心。目前,软包皮拖鞋代表性传承人只剩一位,疫情当下企业停工,传习人才流失严重。专家学者对软包皮拖鞋非遗技艺关注度较低,相关数据记载和研究较少,软包皮拖鞋行业人才基础仍待完善。地方企业是让非遗技艺回归群众生活的实践者,承担着促进脱贫致富、灾后重建和“非遗”传承保护三个方面的社会责任[2]。设计师作为鞋款创新的重要力量,是时尚潮流的创造者,地方企业现合作的设计师除了非遗传承人以外多为中老年设计师,时尚敏锐度不足。消费者作为产品实际使用者,意见建议不能与企业或设计师直接反馈,消费者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被生产者忽视。受财政压力影响,雅安地方政府对软包皮拖鞋的后续关注度和支持力不足,地方企业缺乏政策性指导和监管,企业资金流维持困难。博物馆作为非遗文化的展示窗口和宣传角色,在软包皮拖鞋文化产业的宣传推广中缺乏对新媒体的运用。 4传承与发展策略的思考 对软包皮拖鞋的传承保护应当是在软包皮拖鞋产生和发展的环境中进行的,更是“活”在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的传承和保护,面对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和现实困境,怎样让软包皮拖鞋“活得久”和“活得好”,实现其活态传承与发展值得我们进行反思与探索。 4.1重视培养传习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以人为载体进行技术传承与文化传播,“非遗”保护工作的核心是对非遗传习人员的保护[3]。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建立和完善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管理、协调的长效工作机制,长期跟踪传承人的传承动态,积极引导中小学、博物馆、地方高校等开展软包皮拖鞋传承保护相关课程,拓宽传习途径,让软包皮拖鞋“活得久”。另一方面,地方企业革新经营管理方式,制定流程规范和质检标准,生产高质量产品。以“企业+家庭工坊”模式进行生产经营,将软包皮拖鞋的生产制作融入当地群众生活中,两种方式并进为其注入新的生命活力,让软包皮拖鞋“活得好”。 4.2挖掘特色文化,在传统中创新 四川作为多民族聚居大省,多彩的地域文化是软包皮拖鞋的创新宝库,当前软包皮拖鞋的创新工作基本上围绕着鞋面图案和装饰手法,未涉及鞋楦、鞋履造型、原材料等方面探索创新,同质化现象严重。要想打破这一现状,设计师和企业应当以现代审美和需求为基础,传承技艺同时挖掘四川特色文化和民族元素,扩宽设计装饰题材和元素,在进行文化提取时除了常见的大熊猫文化、麻辣文化、四川戏剧文化外还有道教文化、金沙遗址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在鞋楦和造型上遵循传统,让尖头翻折、裸后跟等款式重新散发光彩。原材料创新上,多使用印花皮革、压印皮革等新型工艺皮革,为软包皮拖鞋创新提供更多可能。 4.3建立有效“非遗”管理机制 建立“政府主导、主体受益、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有机结合的非遗管理机制[4],有利于长效性推进软包皮拖鞋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创新。通过调研发现软包皮拖鞋产业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和经营机制,地方企业管理和经营出现了交叉和牵制,创新效率较低。同时,政府未有后续政策性指导和监管,地方企业依靠自身融资困难。雅安政府作为“非遗”保护工作的支持者和引导者,应加强多方角色间的沟通和协调,形成合力,科学有序地推进软包皮拖鞋传承保护与发展创新的各项工作,以此对软包皮拖鞋文化进行立体、全面、综合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创新。 4.4新媒体推广宣传,文旅融合 随着西南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文旅融合成为四川发展文化产业、振兴地区经济的有效手段。雅安各级政府、地方企业、博物馆等应当依托背后丰富旅游资源,运用新媒体丰富营销手段,以视频、图文、文创产品等形式推广软包皮拖鞋体验项目,如软包皮拖鞋技艺纪录片、软包皮拖鞋制作体验课程等,让其不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同时宣传软包皮拖鞋文化,举办软包皮拖鞋文化节等大型线下推广活动,让软包皮拖鞋可看、可听、可穿、可玩,回归群众实际生活。 5结束语 软包皮拖鞋生长发展于川渝地区,是川渝传统鞋履的一个缩影,体现着川渝独特的地域文化观念、审美意识和精神风貌。目前,软包皮拖鞋技艺技术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创新工作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传承上的人才断层,内源外源创新缺失,多方协同脱节等等,都是当前传统鞋履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多个角色间怎样平衡好“守旧历”与“创新规”的关系,做到软包皮拖鞋的活态传承和发展,让传统鞋履从博物馆展品回归群众生活,从理论到实践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作者:李科 顾任飞 雷昕怡 单位:温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1ESP视域下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现状 ESP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即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视域下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分为三类,分别是学术英语课堂教学、专业英语课堂教学和职业英语课堂教学。 1.1学术英语教学现状 学术英语教学是当前大学英语除英语本专业外的所有英语学习的总称。包括四六级英语、托福雅思英语等等。ESP视域下的大学英语学术教学学术性浓厚,英语书本应用多,日常应用较少。一方面,大学学术英语教学以应试为主,课堂从读写着手,培养学生的英语考试能力。学生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多为书面语言习惯,在进行中外交流时,聊天语法太过程式化,并且对外国友人的口语、日常语都不甚了解;另一方面,大学英语考试侧重于听力和阅读、作文等,口语考试较少。因此学生对于中英翻译、英语论文等写作水平较高,对于英语口语的应用水平较低。ESP作为英语应用语言学,对语言的实践应用要求很高。因此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开始逐步更换教材,以新概念英语实用教材为主,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学术英语应用能力。 1.2专业英语教学现状 专业英语教学是针对英语本专业学生的课堂教学,以英语专业四级、专业八级的应试考试为主。专业英语教学的难度比学术英语教学难度要大,ESP视域下对专业英语的口语实践应用能力要求极高,包括同声传译、英语论文演讲等。因此大学专业英语教学课堂的内容及方法不同于学术英语教学,更侧重学生的自主思维发散。由于英语专业教学的口语实践性,在中国航空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以《ESP视域专业理论》为践行指导的课堂,就突破了以往是书本式教学,以“影视剧教学”为主,让学生从美剧的语法特点中进行分析总结。甚至让学生自主发挥台词模拟演戏,提高学生的临场实践能力,让学生掌握英语的日常口语技巧,培养学生的美式思维。 1.3职业英语教学现状 职业英语教学即针对各职业为主的群体进行系统化的分类教学。现《ESP视域专业理论》中已成熟的教学体系包括贸易、石油、航空、物理、护理等方向的职业英语。职业英语的词汇特殊性及名词、语句运用的专业性,是ESP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中最难的类别。在各个职业英语课堂教学前,教师需先根据每个职业的特性及背景进行备课,再针对性的讲解。职业英语教学往往与本职业下专业课程相联系。例如西南护理学院中临床解刨、儿童护理等课程实践中,要求专业教师全英语授课,学生的实验交流也要全英文进行,培养学生的英语环境和习惯。茶文化的特殊历史是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由于中外目前学术交流多以科学、历史传统为主,经济贸易也日趋繁荣,因此职业英语教学中的主要应用方面在茶科学、茶历史学及茶叶贸易学。 2ESP视域下茶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分析 2.1茶科学英语教学分析 因科学实验英语也以理论英语词汇和语法为基础,因此ESP视域下的茶科学英语教学主要体现在理论科学英语教学。现代茶叶出口量逐年上升,线上线下购买茶叶的外国用户越来越多。而茶叶的出口英语介绍不能只单单的介绍茶种和冲泡方式。在人们注重身体健康的当下,茶学理论及各茶类特性也应标注在茶叶售卖区域,茶叶售卖人员必须熟知介绍茶种成分及特性的英语表达方式。例如,对于体质阳虚和阴虚的人,身体肥胖和消瘦的人要科学性的介绍茶种特性、茶叶成分以及为什么此茶种适合此类人群。因此,茶科学理论英语教学越发重要。大学的茶科学英语教学中,不仅注重英语词汇的应用和语法表达,还需学生熟知茶叶的特性及组成元素。在考试中会对不同茶种特性进行英语测验。 2.2茶历史英语教学分析 ESP视域下的茶历史英语教学主要应用于中外学术交流。因此,如何将枯燥难懂的茶历史名词用简明、口语化的方式进行表达,是大学英语课堂的首要教学目标。因茶文化自身历史原因及从古文到英语的二次翻译难度,茶历史英语教学尚未有自身体系,许多词汇翻译教师群体都还没有完全掌握。因此,茶历史英语教学课堂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课堂教学从单向转为双向,学生和教师共同研究词汇表达,全班自行创造班级教学体系脉络和口语翻译习惯。不仅弥补了当下没有的教学体系和成熟词汇,还提高了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主动创造性;另一方面,茶历史英语教学不仅要教学茶历史词汇及相关用语,还要教学茶文化背景,做到“历史与英语相结合”的学术型课堂。综上所述,茶历史教学课堂体系在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完善。 2.3茶贸易英语教学分析 茶贸易英语教学是茶英语教学中最重要、应用最广的部分。首先,茶贸易英语教学要对当今经济名词和茶叶名词进行双向教学,让学生了解如何将茶叶与贸易结合在一起进行对外交流探讨;其次,在茶贸易英语教学中要进行对学生的英语思维转向教学。面对如今贸易壁垒、出口关卡等问题,学生在茶叶经贸英语的应用上,要学会灵活思维、严谨逻辑与对方打贸易战,让茶叶出口尽量保持在稳定上涨且利润不下跌的天秤上;最后,茶贸易英语应当与谈判英语相结合,在出口销售的过程中,对企业合作、贸易股份分成等进行合理谈判,让我国贸易方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占据优势位置。因此,茶贸易英语教学要与当今时事政治、谈判技巧及美式思维相结合,培养贸易经济综合型人才,为我国茶叶出口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3ESP视域下茶文化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应用 3.1茶文化地域性英语课程 以ESP视域的应用语言学为基准,对于目前为主还未形成体系脉络的茶英语教学,应当进行分类教学,再整合发展。一方面,对于不同地域的大学,以茶种区域为划分,进行茶文化地域性英语课程教学。即只教学或者先教学本地区的茶种特性、成分及茶习俗文化。例如广东地区的茶文化英语课堂教学可结合早茶习俗和叹茶风气进行教学;而抚顺地区的高校可以以采茶戏为例进行教学。茶文化地域性分类教学,契合了茶文化庞杂的历史文化及民族地域系统,针对性的进行英语教学,有利于提高本地区学生在本地区发展时的应用英语能力;另一方面,将各地的分类英语教学体系及方法进行整合归纳,形成全国性的茶文化英语教学体系。综上所述,ESP视域下茶文化地域性分类教学法是让茶文化英语教学体系循序渐进完善的一个过程。 3.2国际茶生物学实验课程 在我国“科教兴国”政策指导下,ESP视域下的职业英语教学针对性的将茶科学及生物学融合,进行国际茶生物学实验课程。国际茶生物学实验课程应当先以“一对二”形式进行试点开设,即一个导师对两个学生,两个学生分别为英语母语学生和汉语母语学生。在生物实验教学和课堂交流中,三人都要以英语为主,不仅锻炼英语语言环境应用能力,还是为我国生物学人才在国外的研究留学打下基础。在国际茶生物学实验课程中,对于英语母语学生的加入,除配合汉语母语学生进行语境交流练习及美式思维培养外,还可从外国人身上学到美式科学思维,有利于我国科教人才的英语、科学两方面共同进步。 3.3ESP导向下的茶英语系统 ESP导向下的茶英语系统将会以“应用”取代“应试”。以《ESP专业英语理论》为主,茶英语系统的所有课堂教学都分为两个部分来设置。其一,前半节课的教师集体讲授和理论指导,即单向教学法;其二,后半节课的学生实践演练和模拟应用,即双向多元教学法。在ESP下的茶英语教学,以开展茶贸易辩论会、茶历史文化演讲等活动,提高学生的茶文化英语应用能力。在茶英语系统下,将学生的口语及逻辑思维能力的考核纳入系统中,以演讲、情景模拟等考试形式取代应试书面考试。 4结论 ESP视域下茶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完善茶文化英语教学体系,还能增强高校学生的英语国际应用能力。通过茶文化地域性分类教学和国际茶生物学课程的开展,ESP导向下的英语课堂教学必将逐步发展,以“应用英语”取代“应试英语”,进而促进我国英语语言应用学的发展。
一、中国古代女子发髻概述 古代文献里多有描述发髻的诗句,比如《乐府诗集·陌上桑》有“头上倭堕髻”,通过发式的描述来婉约地表达女子的美貌;在曹植的《洛神赋》中有“云髻峨峨”,欧阳修的《南歌子》里有“凤髻金泥带”,都是描写女子发髻的美丽动人。发髻伴随女子一生,从总角、垂髫、豆蔻到及笄无不具有文化上的深厚意蕴。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解释说:“自古之有髻,而吉者,系也。女子十五而笄,许嫁于人,以系他族,故曰髻而吉。”“髻”字从吉,古时女子常常将头上剪下的一缕青丝作为信物送给心爱的人。汉诗里也说“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是对男女婚姻吉祥、如意、美满的祝福[1]。《仪礼·士昏(婚)礼》中认为:“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在古代,当女子到了十五岁,就要行笄礼。若已许嫁,则将头发挽髻,包着黑帛布,戴笄,起一个字,才算成年。若未许嫁,二十岁也要戴笄,这是“及笄”,未及笄不能出嫁,也就没有字,“待字闺中”的成语由此而来。自古至今,中国都是世界上发型、发饰最丰富的国家,有些虽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我们仍能从史料里寻觅到各朝髻的典型特征,并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特征联系起来。东方女性的长发如瀑,可以挽成数百种发髻样式,表达着历代人们对美的永恒追求和渴盼。 二、各历史时期女子发髻的时代特征 (一)束发簪笄的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中国的发式已从原始社会的披头散发进入梳辫、挽髻的阶段。这一时期,人们的发式一般为垂髻,即先将头发缕在脑后,再在其末端绾成一把,结成一个小团(髻)。这种发式变化可以从众多出土的文物中找到依据。湖南楚墓出土的帛画中已经出现了梳椎髻的妇人,洛阳出土的弄雀青铜女孩的发式是垂在两边的双辫,另外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形象中,也看到了结发至顶、脑后垂辫这样的发式。除此之外,安阳出土的石人的发式也非常有特色,石人把长发盘至头顶,然后戴帽箍。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帽箍不光注重其实用性,对于其美观也格外重视,已将其作为一种发式的装饰品。 (二)平髻簪步摇的秦汉时期 史料表明,秦汉时期的发型样式一般为平髻,通常人们只是以顶发简单地左右而分,如秦朝时期出现的凌云髻、垂云髻等,汉朝时期的坠马髻、盘桓髻、分髾髻、百合髻等。当时流传最广,且在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发式为坠马髻。“坠马髻者,侧在一边”,“髻式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状,坠马髻,折腰步”。此种发式不仅有妩媚之色,还有娇柔之态。在发式发展的同时,与之相匹配的各种头饰也逐渐发展起来,历史上的“步摇”由此开始流行。在《拜名》中有:“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也。” (三)蔽髻簪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式的发展主要靠劳军的军妓推动。她们对于自己的形象格外重视,在发式的装扮上也一改以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质朴风格而变得分外豪奢。魏晋时期,人们为了达到发式高与大的目的,开始利用假髻。当时最富于代表性的一种假髻的发型样式叫作“蔽髻”。蔽髻上镶有金饰,有严格的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且不同等级的命妇之间亦不可僭越。在古代,人们会用发髻上装饰品的多少来评判一个人的地位高低。 (四)云鬓高耸的隋唐五代时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一时期特别是唐时期,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繁荣。《唐六典》记载,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达三百余个,这极大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唐文化艺术充分吸收了中外文化精华,这一时期的发式和妆饰多种多样,千姿百态。当时的很多发式被叫作云髻、云鬟、云鬓等,是这一时期所流行的一种状如云的高髻。鬓式随着发式的变化而稍有不同,各式鬓角具有不同的厚度、密度、尺寸等,其名根据形状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名字,像倭坠鬓、花髻等。倭坠鬓:从出土的资料来看,这种发髻的梳结方式是总发于顶,在头顶正中挽一发髻,并使之一侧偏斜,再用发簪将其固定。《古今注》载:“倭坠髻——云坠马髻之余形也。”表明这种发髻的形态是垂向一边,这是此髻的特色。花髻:属于一种高髻,顾名思义是将花插于自己的发髻上。李白《宫中行乐图》有“山花插宝髻”的描述,万楚《茱萸女》中有“插花向高髻”的诗句。唐人喜牡丹,于是唐朝的妇女常在自己的发髻上用牡丹作为装饰,以显得妩媚与高贵。《簪花仕女图》中仕女头饰宝玉金银,但却喜欢以牡丹花形突出强调花髻发式的雍容华贵[2]。 (五)团冠挽螺的两宋时期 包髻和双蟠髻是两宋时期民间非常流行的两种发式。包髻的梳制方法是在发式造型已经有一个确定的形状以后,再用绢、帛一类的织物在头上加以包裹。它的典型特征是在利用织物进行包裹的基础上,一个灵巧的女子可以将各不相同的饰品插在自己的发式上,整个发式因此显得美丽大方,精美高贵。双蟠髻:又名“龙蕊髻”。这种发髻最明显的特点是髻心大,有双根扎以彩色之缯。关于该种发髻的样式,苏轼词有“绀绾双蟠鬂”句,我们在宋人所绘《半闲秋兴图》中也可以见到。双蟠髻是宋代妇女常见的一种发髻。 (六)高髻婆焦的辽、金、元时期 受中原文化影响,辽、金时期的女子发型发饰大多和中原发式类似。如《焚椒录》记述辽代皇后肖观音喜欢戴百宝花髻,似是缀以繁杂珠宝之类的金丝编成的义髻,和中原的花髻相近。元代和金代大都喜欢将头发梳成辫子,但辫发又具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最为流行的是“婆焦”这样的发式。梳理方法大致为:用剃刀在头顶中心位置剃出二道互相交叉的线,再将后方的头发剃去,只留下一些短发,最后把散在左右两边的头发扎起来,绑成辫子放在头发下部大约位于肩膀位置。关于该种发式在元代的人物画像中可以直观地看到。 (七)桃心额帕的明代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在其统一国家之后颁布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用来恢复元末逐渐低迷的生产活动。朱元璋新政之一就是注重对汉族的风俗礼仪的恢复,使其向宋元时期的风格靠近。从目前所具有的资料看,明代女子在发式上,虽然不像之前朝代那样多姿多彩,但也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嘉靖年间,女子的发式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发髻样式——“桃心髻”。和其他发髻不同,这种发髻形状是扁圆形,在顶部会有花朵作为装饰品,然后用金银丝进行挽结,在梳妆上也是越梳越高,非常具有特色。另外,由宋代的“包头”演变来的“头箍”在明代也十分盛行。头箍又名额帕,最初的时候人们只是以粽丝编结为网,用来网住头发而已,后兼之装饰性,常常取窄小一条扎在额眉之上。 (八)八方妆容的清代 清代旗人女子的发式在包头的基础上,开始有头饰作为装点了。明朝之后,原先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满族建立了清朝。清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强行推广满族文化,剃发留辫就是当时的政策之一。清初妇女的发式及妆饰具有自己本民族的特点,以后逐步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头发上的装饰物,不用金银,多用珠翠。清中期女子开始梳高髻。当时的高髻主要是将头发分成两把,谓“叉子头”,在脑后垂下一绺发尾,修剪成两个尖角,称“燕尾”。当时流行的发式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字头”,豪华奢侈,高如牌楼,皇室偏爱的大拉翅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支[3]。 三、古代女子发髻艺术对现代女性造型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女子发式的变化极为丰富。中国发式文化的深厚积淀对现代女性的发式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代女子发型变化,基本上是按梳、绾、鬟、结、盘、叠、鬓等变化而成,再饰以各种簪、钗、步摇、珠花等首饰。现代女子发型与古型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不论是长发、短发,还是编发、盘发,归根结底都是由古型演变而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女子发髻艺术已深深融入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渗透,中国的服饰和造型艺术逐渐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中国元素越来越常见于各种顶级的服装品牌中。与之相适应,各类仿古盘发、编发也逐渐流行起来。可以肯定,T台上的各种发型不仅仅只是一个搭配,已逐渐成为一种流行元素被人们所接受。从古至今,发式的变化极为富丽多姿,见证着时代的交替、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气息与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因素密不可分,但却始终反映着女子追求美,体现美的心愿。 四、结语 发髻文化博大精深,已经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种特有的文化载体[4]。发髻的华丽或朴素、奢华或节俭、张扬或低调都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统治者的心态、民族变迁等因素息息相关,而通过对历髻艺术的研究,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审美标准,分析其艺术特色,不仅能对现代历史剧中的发髻造型提供参考意见,也能为现代造型艺术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路。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提升,东方元素、中国风成为时代的潮流,现代造型艺术中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传统设计元素。当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民族与世界文化碰撞在一起,常常出现让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同时让人感受到古人的聪明智慧、现代人的创新创造以及中国发髻、发饰艺术的无限魅力。 参考文献: [1]马大勇.云髻凤钗:中国古代女子发型发饰[M].济南:齐鲁书社,2009:96-101. [2]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188-194. [3]高春明.中国服饰名物丛考[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57-60. [4]纪云华,杨纪国.中国文化简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26-30. 作者:王荣荣 单位:滁州城市职业学院艺术系
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论中国传统印章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在现代标志设计中,许多经典的作品都融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传统剪纸、中国书法、京戏脸谱、祥云图案、中国结等。在当代世界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艺术设计工作者愈来愈感觉到“中国设计”的重要性。如何从传统的艺术元素中获得灵感,设计出具有民族特色、富有创意和文化内涵的作品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就传统印章元素如何应用在现代标志设计中进行了初步探究。 关键词:传统文化;印章元素;标志设计;应用方法中国传统印章元素以内涵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流传久远的特点成为东方文化的一处独特景观,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把传统印章元素融入现代标志设计之中,必定会使企业形象更具社会性和文化性。 1传统印章元素与现代标志之间的联系 (1)文化意蕴的一致性。印章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在中国出现,是渊源深远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至今仍然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社会诚信表现载体。传统的印章以文字或图形为设计表现形式,以金属、骨质、石材等为载体,以刻或铸的手段制作,最终以印章所钤盖的印蜕来展示作品。标志和印章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以文字或图形为设计元素,或作为个人或团体的凭信,或用于识别、佩戴等。 (2)功能的相似性。标志设计将具体的事物、事件、场景和抽象的精神、理念通过特殊的、经过加工的图形表达出来,成为现代视觉传达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特殊的、大众传播标记或图形符号,其传达信息的功能很强,在一定的情景下可以超过语言文字。现代很多的标志都由传统的印章、汉字、图形等演变而来。印章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门类,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如书法、图形、雕刻等。形式结构由点、线、面相构成,其形式多样、风格多变,于方寸之间营造出万千气象。从设计的视角来看,印章也可纳入平面设计的范畴。 (3)形式美规律的相通性。现代标志设计是由图形、文字和色彩为基本元素构成,并以计算机为主要工具,文字在传达信息的同时,还起着美化装饰的功用,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印章艺术有着相通之处。印章设计中强调黑白对比,变化中求均衡,有“计白当黑”的布局,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同样讲究统一变化、动静结合、疏密对比等传统构图法则。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印章艺术,还是现代的标志设计,都有着共通的艺术形式美的规律。 2传统印章元素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传统印章元素是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产物,在我们的现代标志设计中运用传统印章元素作为载体进行代设计意念的表述,更有助于信息准确、快速的传达,往往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现代标志设计借鉴传统印章元素的方式可分为形、意、神三种: (1)形的借用――对传统印章元素简化与概括,合理选择与取舍。标志设计以高度提炼、概括,以形传神,以图形化、符号化的形式向人们传达信息,区别于模拟自然,状物写形的绘画创作。标志的一个显著特性就是识别性、认同性。在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等方面,标志甚至超越了文字语言,为不同的文化架起沟通的桥梁。所以,在运用印章元素进行现代标志的设计时,应抓住印章元素最核心和最具特色的核心进行提炼、概括、加工,使其既具有标志的简洁性、概括性,又具有丰富的传统内涵。 (2)意的延伸――对传统印章元素“意”的拓展与延伸。中国传统图形符号往往蕴藏着深层的意义。很多标志借用图形符号的内在意义来表达外在含义,是“观念的外化”。在长期的文化历史积淀过程中,一些观念内涵已逐渐固化在这些特定的图形符号上,形成了这些观念符号特有的文化内涵。当这种观念符号与现代标志设计所需表达的特定含义相吻合时,便会作为一种符号进入现代标志设计,成为现代设计表情达意的最佳载体。 我们应该把握好传统图形的精神实质与文化内涵,将现代标志设计与传统印章设计元素更好的结合,并让这种文化气韵在标志设计中自然地显露出来。如1917年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划安排均匀合理,排列整齐统一,线条流畅规整,整个造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虽距现代已近一个世纪之久,却依然散发出浓厚的现代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3)神的传承――更高层次的升华。在传统印章元素取形、达意和传神三种过程中,传神则可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升华,是对前两者的超越。一方面,传统符号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是对传统艺术视觉形式的突破和传承。通过深入体会和领悟传统艺术的内在精神,创造出超越传统物化表象的全新的视觉形态,传达新的文化神韵。另一方面,印章作为一种凭信,还有诚信方面的含义,是在很严肃的文件或场合中才使用,我国有很多标志就是以印章为设计元素,从推广上来说,这样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容易让人识别和记住,如2008年北京奥运徽标――“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成功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印章元素作为徽标的主体图案,会徽中的“京”字造型为一个舞动的运动员形象,并体现出中华篆书之美。英文字体设计采用“汉简”书法,将中国传统的印章、书法等图形巧妙结合起来,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下传达了特定的文化含义,充分表现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奥运会的人文情怀。“印,信也”,以中国古老的印章为徽标,寓意着诚信与承诺。北京奥运会会徽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同时也是徽标设计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 3结语 在传统艺术中寻找创新和规律,一定要注意把握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以新的视点、新的思考去揣摩传统印章与现代标志设计之间的关系,探讨印章在标志设计中的表现形式与表现方法,在借鉴国外设计的新技术、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材料的基础上,注重对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美学思想、设计理论的研究,深刻理解中国传统艺术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博大的自然观和人文情怀,使中国的标志设计水平有新的突破,从而设计出更有文化韵味的现代标志。 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摘 要:中国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在发展与演变的历程中,既有一贯的脉络,又有各自多姿多彩的风貌,蕴含着丰富的民族传统的民族精神。同时,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也为现代标志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图式语言。本文将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进行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现代标志 设计 作为一种特殊文字或图形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现代标志能够通过特殊的文字、图形等方式将具体的事物、事件、场地、理念等表达出来。同时,它以精炼的形象能够引导人们通过对符号的识别、联想等思维活动,传达一定的信息,吸引人们的实现,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运用得十分频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东方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它在题材、内容、形式等方面都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取代的,而这些元素也都为现代标志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并逐渐成为现代标志设计者的广泛认可。总体上来说,应用于现代标志设计的传统文化元素可以分为汉字书法元素、图形元素、传统思想元素三种类型。 1 汉字书法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汉字是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经过漫长的演变发展而来的文字。它主要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几种方式来传达一定的意思,且带有图形化、符号化的特征,这一点在书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例如甲骨文、小篆、隶书、楷书等书法艺术在表现形式上不仅注重字体的造型变化,而且十分注重文字的虚实结合、轻重统一等关系。再如篆刻所谓中国独特的一种艺术门类,随着外在形式的不同,字体风格也不相同,如篆刻通过朱文、封泥表现出来时,风格也会不同,这些都为现代标志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参照,使的汉字书法元素也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例如2010年世博会的会徽,它以汉字“世”为基础设计,其中暗含三人合臂相拥的图形,从形象上看犹如一个三口之家相拥而乐,表现了家庭的和睦。就广义层面而言,这个标志代表了“你、我、他”,再进一步也想也代表了全人类。就狭义层面而言,这个标志也表达了世博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洋溢着中华民族精神。同时这个文字又与“2010”巧妙组合在一起,深刻地体现了2010年世博会的精神。再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印章不仅代表着一份职责,也体现郑重的约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会徽的设计中就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印章,将其作为标志的主题图案,这在整个奥林匹克会徽设计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印章作为会徽寓意拥有数千年诚信传统的中华民族给世界的庄严承诺:世界给我以信任,我给世界以辉煌。同时,印信上的阴文又将“京”字形幻化为一个飞奔迎接胜利的运动员的形象,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的运动精神,充满动力或活力。可以说,这个标志将中国文化同奥运会的精神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是现代标志设计中的杰作。 2 传统图形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将传统图形元素应用到现代标志设计中,就是将传统图像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和结构灵活的应用到现代标志设计中,这也是提高现代标志设计创意性的方法之一。我国的传统图形注重实形的完整性和装饰性,十分关注形与形之间的穿插、呼应与礼让关系,追求图形的完整与对称。将传统图形元素运用到简洁的现代标志设计中,就需要设计师对传统的图形进行一些取舍、提炼和加工,把具体、鲜明的图像经过新的设计与重组,将其杂糅到现代标志中,从而使现代标志中的图像含义清晰、形态古朴真实,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因而便于大众接受,切实发挥现代标志的作用。 例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形似一只腾飞的凤凰。而凤凰在我国被认为是神鸟,相传凤凰出现的地位都会被幸福和吉祥包围,所以不管在我国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将其看做是祥瑞之禽。国际航空公司采用凤凰高飞的形象作为标志,寓意本航空公司的飞行既安全、快捷,又旨在为人们带来幸福与美好,同时凤凰具有较高的辨识度,也就有利于国际航空公司塑造自己的形象,可谓一举数得。 3 传统思想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先民就“仰则观以天文,俯则察以地理”“远观诸物,近取诸身”,对宇宙和生命进行了思索。到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各思想流派纷纷大呼他们对世界、生命、伦理、道法等的见解。经过时光的淘洗和沉淀,这些思想都成为我国朴素哲学思想的基石,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中扎下了根,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元素对于国人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些思想由于影响深远、辨识度高,因此也常被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中。 例如中国银行的标志,标志造型十分简洁,但寓意却十分深远,总体上来看,中国银行的标志的外形是一枚铜钱,这不仅象征了银行的业务范围,其中的“中”字也表明了它中国银行业的身份。此外,这个标志还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心的方孔以“中”线贯穿,象征流通与联系,外面的圆则象征中国银行面对世界的态度,体现了银行的特征和文化。再如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采用的是佛教“八宝”之一的“盘长”的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之意。标志中迂回往复的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寓意中国联通公司的业务尽然有序,天长地久。这种在标志中运用佛教思想的做法,不仅增强了中国联通公司的形象力,也多了一丝文化气息和亲和力。 4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现代标志设计者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设计者可以从这些汉字书法、传统图形、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其与设计对象的切合点,以便设计出符合民族特色、时代精神的标志。而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应用到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关键就在一个“巧”字,即不管从构思到形式,都要从客观出现,表现自然合理,不可强求。在应用中设计者只有尊重客观条件,才能使现代标志达到主客观在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摘 要:在信息高速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标志无处不在,标示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标志不仅仅传递着企业文化信息,而且还传递着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我们五千年的优秀文化的积累与沉淀,具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不管是题材、内容还是形式,它都是难以替代的,其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更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对现代标志设计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赋予现代标志的民族时代感,丰富积极的生命力,使现代标志设计形式丰富,含蕴深邃,在平面设计内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关键词:传统文化元素;现在标志设计;应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璀璨文明的古国,在漫漫历史长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元素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在我们生活中,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还都是受到它的影响,传统文化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 二、现代标志设计的特点 标志,也称作LOGO。具有功能型、识别性、显著性、多样性、艺术性、准确性、持久性。是信息传达的一种独特方式,表现形式多样,一目了然,方便人们认知和记忆。标志最初的形式可以追溯到人类产生的初始阶段,那时我们的祖先在居住的洞穴里、劳动工具上就开始以图形符号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后来有些符号被作为图腾成为战争和祭祀的标志,逐渐演变成为租旗、族徽。国家产生后,又将其变化成为国旗、国徽。如今标志设计也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不仅在社会企业气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于国家、社会团体乃至个人的根本利益有着极其独特的独特功用。如:交通标志、安全标志等。 标志设计是现代视觉传达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手法简练、概括。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文字或图形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作为现代视觉传达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具体的事物、事件、场景和通过特殊的图形表达出来。它以精练的形象表达一定的含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能力,传达特定的信息,吸引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在看到标志的同时,自然而然产生联想,从而产生对品牌的认同感。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和体现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各个中华儿女的自豪。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至今,从未中断,这是一个奇迹。当世界四大古国中其他三个古国文化渐渐没落之时,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傲立于世界的东方,不得不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其独特之处,如果将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气息的文化完美的融入现代标志设计之中,那将是中国现代标志设计能力迈入世界标志设计强国之列。在现代社会中,标志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的更新.而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厚重和博大精深的底蕴给现代标志赋予浓厚的文化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现代标志设计的理想境界是和谐的,但这种和谐不是通过点、线、面等基本因素的简单堆积或叠加,而是通过图形创意、文字编排、色彩冷暖等视觉元素的运用,使各元素之间以有机的整体性来呈现不同的视觉形式美感,同时也能够使它们更准确、有效的达到为主题概念服务的目的。中国的传统美术最求意境美,有别于西方的生动性和形象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充分体现了审美价值取向和历史文化特征。下面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和体现分三方面介绍: 1、传统图形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和体现 “图形化”及“符号化”是标志设计的原始形式,中国的标志设计不重视些事,而是看重传神,即具体又抽象,一般就是将几个传统图形提取精华,再把一系列元素进行变形、打散等形式从新组合成新的标志重组,使其既保持传统图形的形体特点,又含有现代设计的韵味,进一步表达出某种情感和思想。目前中国元素在设计领域的大量运用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崛起。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在火炬、标志、志愿者、礼仪小姐服装等都不同程度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既具有传统文化的意蕴,又具有现代设计所具有的时尚感。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对现代标志设计也有很大的影响。 “太极图”也经常被设计师借鉴,这种互补的构想具有层次感和厚重感,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有助于设计理念拓展延伸。 2、书法艺术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和体现 书法艺术在现代标志设计中体现的淋漓尽致,现代设计师常常会用到文字的组合编排进行设计,书法字体运笔的轻重、虚实、强弱、节奏韵律,净化了的线条如同音乐旋律一般,竟成了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灵魂。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设计形式,在现代设计中也是非常有效的设计元素。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标志以及我们生活当中常吃的“康师傅”。 3、印章艺术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和体现 印章艺术是以汉字或图画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包含的是民族的风格,还体现了文化与艺术的融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印章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印章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中,不仅可以产生惊人的视觉效果,也可以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 小结: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璀璨文明的古国,在漫漫历史长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在我们生活中,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还都是受到传统文化元素的影响,传统文化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化、视觉化现代化将使当前的世界潮流形式美感也趋于丰富和个性,也体现了国际化标志的发展趋势。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元素设计出具有文化性、社会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成功标志,为现代标志设计创造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新一代设计师们所面临新的课题。
建筑文化论文:园林建筑文化体系发展 摘要: 结合许多学者关于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沿革和西安以及周边地区在历史上园林建筑和艺术发展的脉络归纳,总结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园林建筑的特色和发展,并浅要分析其对西安当代城市绿化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 园林建筑;西安;文化传承 西安自古以来就是西北重镇,依托六朝都城,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园林建设在我国古代园林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皇家园林到私家苑囿都有典范代表。作为城市生活展开和衍生的场所,研究西安的园林建设文脉对西安现代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都有重要影响以及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探究都有重要意义。 1西安及其周边园林建筑发展的文化脉络 1.1卷阿园林景观文化 关于西安地区最早园林营造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经•大雅•生民之计》中描述:“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卷中“卷阿”就是今天陕西岐山县西北的凤凰山,周成王曾到此处游历,后来此地有周公庙,庙中有石刻、壁画等,并且常有后人来此进行祭祀、朝拜等各项活动。这种民俗风情场所的形成是早期游乐地的原型。 1.2秦汉上林苑文化 西安古时为汉长安城,基于长安城周围水源充足,气候适宜以及汉代生态环境的完整性,西汉的园林建造生机勃勃,以西汉上林苑最为代表。西汉上林苑是沿用秦上林苑建造的,汉武帝时国力强大,建造上林苑以满足汉武帝的奢望,据记载:“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除了皇家园林的浩大,西汉茂陵富民袁广汉的私家园林是中国古代私家园林的起源。据记载:此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奇树异草,糜不培植。”并且园内配有激水、山石、楼阁,与后世成熟的园林并无大的区别。 1.3隋唐园林文化 唐代园林文化是中国古典园林及其兴盛之时,唐代园林继承隋唐之前所有园林的长处,园林与建筑的营造更加契合与成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强大,唐代逐渐修建了大明宫、翠微宫、曲江池、大雁塔、兴庆池、玉华宫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园林建筑文化体系。 1.4明清园林文化 长安城的园林和园林建筑的隋唐繁荣之后,在明朝有了新的发展,明代园林的属性更加明确,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文教园林、公共园林在此时更是蓬勃发展。明代引龙首渠、永济渠2条水,为明代市民生活和军事防御提供了方便的同时,也使得明代的园林建设因有了水面的点缀而富有生机和活力。以山水为摹本,虽为人作,宛若天开成为这一时期的造园法则,出现了关中书院、兴庆宫、云居寺等园林建筑和公园。园林建筑与绿化共同构成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明代园林在城内繁盛一时之外在城外园林绿化业可圈可点。明代在城外以护城河沿岸和永济渠沿岸修建了2条大的城市绿化带,在军事防御和城市绿化上有积极的作用,也为今天西安城市的绿化提供了历史参考。 2西安及周边园林建筑发展对今天城市建设的影响 现代西安的城市园林建设中依然继承了历史上长安城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情怀。如今对历史文物和历史风貌保护日益重视,西安在保护和修复历史遗迹的同时,在城市公园景观建设上积极汲取历史上园林建筑的格局和文化元素,其中尤以唐代园林建筑对西安现代城市建设影响最为深远。其中大唐芙蓉园、大慈恩寺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都是结合唐风运用现代造园技术实践的典范。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大唐芙蓉园中以亭廊坊桥等唐风建筑群为主,还有围合的精致小院落,其间曲水环绕,茂林修竹,建筑群和景观环境相得益彰。园中还有许多具有历史形态的雕塑小品和实物展示,如拴马桩和石马等。融入古典元素的同时,为了展示西安文化,园中还加入了许多陕西特色的民俗元素,使得大唐芙蓉园的建造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前进的意义。西安的城市公共绿化在公园小品上继承了大量唐风元素,在街景的绿化和格局上也极具历史风貌,西安道路呈方格网状布局,道路绿化沿用唐代盛行的柳树、槐树,但是现在自然条件的变化及城市建设的需要使得园林绿化困难重重。 3总结 从历史上的园林建设中汲取长处并结合现状提出了几点关于西安城市绿化建设的建议:(1)对现有珍贵树种进行保护,对现有的绿化园林加强治理和管理。(2)结合汉唐城市建设的风貌,对特色植物进行推广和种植例如牡丹等具有历史意义的物种并结合气候和技术对物种进行适当改良。(3)防止千园一面,城市公园要打造独有的特色,可以以不同植物或水景等定义园林特色,增强城市园林公园的市民活力。 作者:刘逸飞 单位:长安大学 建筑文化论文: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一、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平面布局手法 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平面布局基本呈方形,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崇尚“方正”的思想观念,表现出和谐稳重的哲学思考在传统意识上对中庸思想的追求,这一点也反映在“一颗印”的建筑格局中。从对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的走访调查中发现,虽然此种建筑形制有一定模式,但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情况和各家经济条件做出变通。真正平面近方形的建筑布局仅占五分之一,而长方形的建筑布局占到了五分之四,这是因为正房的进深加上厢房的面阔和倒座所致,进深大于正房的总面积。这种建筑布局更加合理与科学,在生活中更加方便实用。首先可调节平面上正房和厢房的房间数,其次是多户人家可组合连接,形成连贯系列的联排样式,有很强的地域适应性特点。历史文化街区的商铺与民居除极少数三层外,基本上皆为两层。临街多为条式建筑,十余开间组成一幢,每五至七开间设一个封火墙。这种临街条式建筑下层多为商店,楼上住人或做仓库,楼梯常设在后部。布局均衡对称,但在平面布局上就有主次、高低之分,且从地面标高和楼面高低的不同就体现出了传统中国尊老敬长的传统习俗。整个一层地面布局由高、中、低三个不同的层面组成,高者正房,居住长辈和新婚夫妇,中者为两厢房,也称耳房,居晚辈和用于厨房之用,低者为天井,主要为生活提供方便,如水井、花台等均在天井里。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一般由台基、墙体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台基是基础部分,也是平面布局部分,其布局决定了建筑的布局形式。同时天井也是收集雨水、排水的主要渠道,故天井下通常都有排水沟,有的排水口上用石材做成铜钱图案的地漏等形式,雨水顺房檐而下,沿排水口流入阳沟或是阴沟,昆明人把这称之为“财源滚滚”“肥水不外流”“老天降福”和“四水归堂”,反映了百姓对水的尊崇,同时也反映了水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昆明城市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与昆明近郊典型“一颗印”民居虽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不同点有三个方面:一是正房至少有三开间向内院露明,内院尺度较大;二是楼层多为跑马转角楼,多了两侧厢房的走廊;三是二层房间每间后墙各开一个窗户,对外不完全封闭。这些都是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所致。因此,街区中的民居因平面上的方整,虽也可泛指为“一颗印”,但又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以说,建筑的平面布局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思想的传承,但也有不断创新和不断变化的痕迹,从中折射出的是实用与寄托。 二、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临街立面与大门样式 昆明历史文化街区临街铺面建筑的造型特征是老昆明传统商业街的典型体现。传统商业铺面沿街立面大多属于两层直落式类型。这种类型由于两层直落,屋顶出檐较深,一是为了减少雨水对底层门面的侵袭;二是造型比例的需要。为此,檐下常有多层花板罩面。如何避免单调则显得尤为重要。此时,需处理好上下层门窗的形式与比例以及招牌的布局,如处于景星街口的知名中药铺“福林堂”商铺,三层直落式的立面极为简单。然而其将下层窗与上两层窗的形式做了不同处理,取得了变化,是一个既简单又富有变化,既统一又有所对比,处理得非常恰当好处的立面实例。整个历史街区中民居建筑的大门是院落与外界连接最重要的出入口,是整个建筑外观处理的重点部位。大门既能单纯地呈现为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形制,又是一间屋的形式,可以说是屋又是门。门前的石阶称为“将军石”,大多为整石铺就,长的有3米多,而且多为一台、三台等单数。门头上有小的坡檐,并用砖瓦封闭檐口。门上的局部木作加工精细,大门上部的屋顶一般多为硬山式。门墩内侧一般有左右两方形檐柱支撑,形成外门框,两柱间通常用透雕挂落,装饰多为吉祥图案。门槛下为方形门枕木,整个大门与倒座形成一个整体,协调、美观、实用,极具地方文化特色。大门的形式与尺度最能反映出该院民居主人的身份、地位及经济水平,有的简朴(仅有一披檐,无甚装饰),有的华丽(门头以木构梁架承托筒板瓦屋顶,檐下多层花罩装饰,门脚有时还以精美的石雕线脚装饰)。同时,昆明许多民居的大门也最能反映出其受外界近代建筑影响的程度,也集中反应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的特色。例如小银柜巷8号的大门门楼运用了近代风格的拱门、石雕及贴面瓷砖;套院中的四合院门楼装饰花纹极其丰富细腻,整座院落是由外院和两个内院构成的,外院明显有西方建筑文化风格的痕迹,但细部又结合了中国古典纹样。其中最别致的是门的样式,外门分隔成四个高大的圆柱支撑,中间部分为石拱门,顶部中央弧拱,每一侧有三个弧顶依次落下。由外走进内院有两扇门,右边一扇装饰最为精美,顶部上方雕刻着金色花样,围着一圈古典花卉纹样。下面是一条有很强立体效果的装饰浮雕,整体中间刻有梅兰竹菊的腰线。门下段沿拱门和柱脚有华丽的浅浮雕,细节重点仍是中国的古典装饰纹。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的大门形式大多流露出受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更由于百姓深信风水文化,故有诸多忌讳,主要有大门不能正对道路,大门对面不能有其他人家的屋脊头对着等。或者在门头画太极八卦图,还有的是在大门头上栽种仙人掌,以求辟邪吉庆,或是在大门的顶上安放一只瓦猫或是石狮子,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祷。 三、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回廊形式 廊是四合院式建筑内部相连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室内与室外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空间。其宽度往往决定了建筑的空间尺寸大小,反之,从廊宽可以看到建筑的规模。昆明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廊又被称作“游春”,即上有在一、二层建筑之间形成的腰厦避雨,下有高出天井的走道所形成的廊,人们可在雨中自由穿梭,让生活起居变得较为便利。同时又起到了对建筑的保护作用,使一层建筑外檐门窗、墙基免受雨水侵蚀。腰厦作为建筑的构成部分,是一个储藏的重要场所,用于储藏日常用品及衣物等,方便了生活,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建筑构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腰厦的梁枋穿出檐柱,并且由垂柱连接,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垂柱往往多做成灯笼式样,也有做成莲瓣纹的,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也是人们尊崇佛教、信仰佛祖的文化心理在建筑艺术上的反映。廊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相互沟通的重要场所。能同居一院的往往是中国式的传统大家庭,人们更习惯于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技能的培训等都可能通过此地完成其功能,也可享受阳光或静看雨水来临。无论怎样,廊作为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具有遮风挡雨、保护建筑的功能外,还具有文化功能,能使人增进了解,传递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休闲场所。廊作为民居建筑类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狭而长,上有腰厦遮顶,不做居所而为通行之用。除了人文环境外,跟昆明的自然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尤其是正房前的单层檐廊连接着正堂,并成为家庭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几乎所有的生活、饮食、家务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是人们的共享空间,且在发挥联系院落空间与正堂空间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样成为家族生活交流的主要空间,有特殊的建筑文化作用。 四、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门窗样式 昆明历史街区由单体传统建筑组成院落,由院落组成建筑群,由建筑群组成街巷。这种建筑从建筑文化方面讲,门窗的造型和数量是建筑等级、主人社会地位、身份及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门窗在古代也是按一定礼仪制度、规范来设置的。同样,透过门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一般来讲,院内的门窗开得相对多且大,也更具艺术性。门窗不是直接固定在柱梁之间,而是通过构件,左右竖立的抱框紧靠柱子排列。正房作为院落中最重要的建筑,其门窗的规格也相对要高些,多用六扇槅扇门,槅心多为双交菱花图案,裙板、绦环板多雕花草及福、禄、寿、喜等图案。二层正房通常多用六扇双交菱花的槅扇窗,描金浮雕和裙板上的花鸟虫鱼以及飞禽走兽。一窗一画、一画一窗的木雕花窗以及门口的花瓶式柱础都吻合了旧时市民祈福的心理。一般厢房的门窗相对于正房要简单些,并且两厢房的门窗是对称相同的,一层的槛墙多为土墙,也有用木板壁的,槛窗多用简易且可拆卸的木板窗。二层厢房多用双交菱花窗,也有用简易的直棂窗的。倒座一层因是通道,故只有二层有窗,通常多为六扇双交菱花窗。木槅扇门窗的雕饰非常精美,构图严谨,有漏雕、浮雕等多种形式,油漆也有清漆、金粉漆等不同做法。其繁简、油漆与雕刻水平可以反映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富有程度。从门窗的装饰艺术、设计制作上可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当然,多元文化融合的风潮在文明街民居建筑的门窗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在此风潮中,商人与前沿文化接触较多,加上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文化,他们的房子建造更有着外来文化的痕迹。比如文庙直街103号院就是功能与艺术、东方和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最好案例。正房一楼的门和窗户是木制框架结构,底部用山墙砖石做维护墙,砖上还雕刻着中国兰草竹结。六扇门的形状还是传统的木门样式,周围有四福呈祥古典花纹雕刻,绦环板上浮雕图案就比较类似于西方铁艺模样,是云南本土艺术装饰风格和西式文化元素、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组合。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传统街区的建筑中比比皆是。20世纪初的昆明,由于英法的入侵,滇越铁路的开通,加速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及欧美国家之间的往来,昆明一度成为国内面向东南亚各国交流贸易的窗口。对于西方风潮冲击下的昆明来说,虽然中国传统装饰手法有一定的发展和演进,但占主流的仍是中西文化大融合的结果。 五、结语 从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的构造特点中可以看出,人类的居住方式历来都是和自然及城市发展联系到一起的。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对昆明民居建筑形式的分析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城市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多元文化影响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组合和朝向的关系,并融汇于地方性生态环境中。传统的街区、宅院、门楼都反映着地域性历史民居建筑的特征与兴衰,是多元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发展的物化表现,成为代表旧时昆明城市风貌格局的典型历史遗存,并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的观念认识和价值取向,表现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旧时社会习俗等诸多要素。加之室外空间的天井、建筑装饰、雕刻技艺,每一处体现得都是地域性民居的特征,在造型符号上极大地丰富了民间传统艺术形式。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形制更反映了传统人文的智慧和生活的哲学,通过建筑空间的内在形式对居住使用者的行为产生了约束和规范,在潜移默化中维系着家庭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宗教信仰,反应了当时城市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品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邹洲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研究论文 1定远营的营建 对定远营兴建的研究分析,清代定远营建设之前,该地区称为“葡萄泉”,曾为清政府的军马场,称“御马圈”。1726年清代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营建定远营,1730年竣工并刻碑,定远营的建筑历史在碑文中得到佐证。碑文中提及定远营所在的贺兰山地区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等原因,“奏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该地区是清朝北方的屏障,通往西北沙漠的咽喉要塞,邻近宁夏地区,遥望新疆哈密、巴里坤。在军事、交通上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岳钟琪在该地区请旨设军营。同时,清初蒙古各部落占据着漠南、漠北、漠西地区,康熙三十五年漠南、漠北蒙古均已加入清政府,而漠西蒙古只有和硕特部落加入,其余部落有的与清朝对立,有的虽并入但还有“放抗之心”,定远营的营建起到了对蒙古部落的有效控制,也促进了清朝边疆的稳定。 2定远营社会文化背景 1731年清政府将其赐给为维护西北边疆稳定而做出卓越贡献的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这里的第一位王爷是二代扎萨克王阿宝。清政府在蒙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册封蒙古贵族,这是清政府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定远营内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蒙古王爷是政治、宗教、军事三位一体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是清政府赐予的爵位,蒙古语为“治理”。定远营地区的蒙古族主要是和硕特蒙古族,其八代九王(加上民国末代王爷达礼扎雅为九代人)中七代人与满清皇族联姻。和硕特部落世代与满清皇族联姻,这是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抚绥政策。清统治者为阿拉善王在京城之中建有府邸——阿拉善王府,蒙古王爷和福晋会频繁的往来于北京和阿拉善之间,带来了京城地区先进的文化与营造技术,甚至直接带来京城的建筑工匠,民国时期定远营有“塞外小北平”的美誉。邓小平同志曾说过:“20年代,我从苏联回国,经过蒙古国,到过定远营,那可是个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这座了不起的城市有哪些建筑特色? 3定远营古城布局概述 3.1定远营周边自然环境 几百年来定远营的山脉水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定远营的山脉是贺兰山余脉,城内将近一半的面积都是山体,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城北最高处的喇嘛庙山,占据了城内制高点,可观察城内外情形,同时也供王爷及官员祭祀用。东部高低起伏的山体为防御营造创造了先决条件,军事防御体系的营建与山脉走势密切相关,东城垣结构体系建在山脉之上,东北角伸出一段墙体修建角楼。城北深约6m左右山沟为北部的防御提供天然屏障,定远营周边山体共修建有6座营盘驻扎军队,战争时期提供有效的军事支援。定远营的水系均发源自贺兰山,城南有三道河沟,城北山沟内也有河流,河沟处形成的涝坝可以有效灌溉农田。定远营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山脉水系的风水说,定远营处在城南南梁山与城北后营盘山之间的盆地,俗语“二龙戏珠”。同样,城南三道河沟与南城门伸出的南大街形成汉字“王”,定远营城垣结构体系与城内喇嘛庙山构成“白”,上白下王为“皇”,当然这些也只是民间流传的说法。 3.2城市格局 定远营的营建主要为了军事防御,城市受当时制度要求规模较小,城垣体系范围内为18ha。建造者将长远发展放在了城南的三道河地区向南延伸,这也是今天巴彦浩特镇的城市发展轨迹。这一时期城内主要建筑有参将衙署、军营、城隍庙、三世佛殿等。1731年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并对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自此开始进行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筑,参将衙署成为阿拉善王府,三世佛殿由汉传佛教性质转变为藏传佛教,日后成为阿拉善地区八大寺庙之一。至全国解放前定远营拥有了行政、军事、宗教、居住、园林等多种建筑类型。阿拉善王府建筑群位于城市东南,包含了西路、中路、东路、新官邸区和花园,占据了城内近一半的面积。值得一提的是古城拥有儒教、佛教、道教丰富种类的宗教建筑,王爷家庙延福寺位于城市中央的重要位置,是城内最大建筑群,这与清朝在蒙古族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城内城隍庙是除延福寺外最大庙宇,孔庙、关帝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坐北朝南的定远营魁星庙位于东北角,此外在王府内建有马王庙、娘娘庙,南门翁城内有南天门守护神赵公明的财神庙,建在山体之上的东侧城台之上有山神庙。剩余西北的大面积空地供王爷近亲、官员居住的居住建筑,民国时才开始有商业大亨入住。 4多元建筑文化影响下的定远营古城 4.1中原传统文化的体现 在华夏文明的土壤之上营建的古代城市一定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定远营建成之初便由汉族将领川陕总督岳钟琪请旨兴建,督理由侍郎通智担任。王爷会直接从京城之中请来工匠修建定远营,因满蒙联姻的缘故,王爷、福晋及其子女有大量时间在京城居住,促进了定远营对汉地京城文化的吸收。定远营所在阿拉善地区从汉代开始就有汉族人活动,受自然地理条件的苛刻限制,该地区不利于农业发展,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入。直至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因清朝的边疆政策,甘肃、绥远、山西、河北、宁夏等地汉族人迁入阿拉善所在的蒙古族地区谋求生计,虽人数并不多,但汉族人对定远营建筑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传统建筑文化在定远营的营建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城市营建遵循堪舆理论。定远营内有三教同奉的文化特点,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宗教包容性体现。藏传佛教寺院延福寺前身为汉传佛教寺院,明代便兴建了三世佛殿,蒙古王爷入住后,因与藏传佛教的渊源、清政府的大力推崇改为藏传佛教性质,整体布局以中轴线贯穿的,符合汉式寺院的对称布局方式。结合起伏的山势定远营城内、外兴建有多处花园,城内的王府花园、城外的东、西花园都有对中原地区园林跌山造景文化精髓的模仿,这些园林的营建在阿拉善地区是从无到有的重要历史阶段。城内民居区的街巷布局规整,至今保留有清代、民国时期的街巷肌理,民居区布置牌坊,是主要民居组群的入口处,同时也布置在城隍庙前,作为其前导空间,匾额写有“神明电照”四个汉字。六代王爷之后的丧葬习俗采用了满汉结合方式,改用棺椁和土葬,葬于阿拉善王陵之中。 4.2和硕特蒙古文化的体现 1686年定远营附近地方划定为和硕特部落牧地,1731年王爷入住定远营,和硕特蒙古部落开始了由游牧转向定居的生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18年间,蒙古族深深影响着古城建筑文化。城内的和硕特蒙古族大部分是王爷近支,和硕特部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先祖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为黄金家族。和硕特王府墙体四周为白色,因此有“沙漠白宫”的美誉,这与蒙古族文化中对代表圣洁的白色推崇有关。定远营兴建初期,并没有足够的固定式建筑供给居住,蒙古族传统的民居——蒙古包会融入到当地居住建筑中。蒙古族人以西北为最为尊贵的方位,在此方位会供奉祖先牌位、古代神灵,王府家庙——延福寺庙位于王府西北,中路的先祖祠同样位于二进院院落西北侧。在延福寺庙以北的喇嘛庙山上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都会举行特有的宗教活动,将阿拉善和硕特旗的腾格里战神或者苏勒德腾格里挂在旗杆上,进行祭祀。与中原汉人不同的是北方民族以西为尊,西侧建筑地位高于东侧;以武为大,武官地位高于文官,体现在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布局中则是武官于西侧办公,文官于东侧办公。和硕特蒙古人居住的四合院正房招待贵客、寺庙喇嘛诵经、举办婚礼等活动场所用,西厢房为一家之主住所,东厢房供老人、孩子起居。院落布局及单体建筑构件高度效仿北京四合院,院落由正房、厢房、院门及院墙组成。但与北京四合院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宅门位于中轴线上直对正房,与蒙古人热情开放心态有关,当地比较有特色的是马鞍形门楼,因该地区风沙强,昼夜温差大,无倒座。 4.3满清皇族文化的体现 和硕特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前身为1730年竣工的参将衙署,《大清会典》工部有记载:“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以次而减,佐贰官复视正印为减”,“按察使司及府、厅、州、县署,署侧皆设库狱;教官署皆依放明伦堂;各府及直隶州皆设考棚;武官之大者,于衙署之外,别设教场演武厅”。中路核心建筑为大堂——迎恩堂,面阔五间,有抱厦并月台。衙署建筑具体规制在《钦定大清律例》卷十七“礼律仪制”中规定:“房舍并不得施用重拱重檐,楼房不在重檐之限”,“三品至五品,厅房五间七架,许用兽吻,梁栋斗拱檐确青碧绘饰,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兽面摆锡环”。参将为正三品武官,定远营衙署正门面阔三间,厅房——迎恩堂面阔五间,这些符合《钦定大清律例》的规制。1731年清政府将定远营赐给和硕特蒙古王爷,参将衙署沿用为和硕特王府中路建筑,并没有改变其建筑规制。此后修建的东路、西路辅路建筑遵循清代法典对王府的规制。《大清会典》中将蒙古各部落的封爵制度按八个级别划分,级别高低顺序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塔布囊。对每个级别都做了详实的规定,《大清会典事例•工部》:“禁令:顺治初年定,王府营建悉遵定制。如基址高或多盖房屋者,皆治罪。”《大清会典》对郡王府规定:“正门五间,启门二”,“正殿也五间”,“翼楼皆五间”,“后殿五间”,“后寝五间”,“后楼五间”,“殿不设屏座”。和硕特王府正门沿用参将衙署时期的三间,而没有改建为五间,而新修建的东路寝殿二进院正房、三进院正房为五间。清政府也为和硕特蒙古王爷在京城建有阿拉善王府,供蒙古王爷和福晋居住。 4.4藏传佛教文化的体现 定远营与藏传佛教渊源颇深,1642年(明崇祯十四年)和硕特部落首领固实汗驻藏并扶持藏传佛教,1686年,和罗理借达赖喇嘛之言上书请赐牧地。和硕特部第二代王爷阿宝曾经奉其父和罗理之命,护送达赖喇嘛回西藏并统兵驻守西藏四年,将青海的甘珠尔经和宗喀巴佛像带回。阿宝入住定远营后将定远营内一座汉传佛教属寺三世佛殿改为藏传佛教寺庙并大力加以倡导——即延福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716年至1746年间在阿拉善地区传教三十年,期间曾到过定远营延福寺,这些交流活动大大促进了蒙藏的文化融合。清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在蒙古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扶植和利用,对藏族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乾隆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民国时期阿拉善的藏传佛教寺庙已达40座,形成了以八大寺庙(包括延福寺)为主的阿拉善地区藏传佛教寺庙体系,定远营东郊的雅尔庙也是藏传佛教性质。阿拉善地区的各大寺庙广为流行“查玛”活动,是藏传佛教驱魔辟邪的一种宗教活动,反映了信徒祈求吉祥的愿望,意为凶煞的舞蹈,融合舞蹈、音乐、诗歌、美术的宗教艺术形式,具浓厚的艺术色彩,通过视觉感官传授佛教思想。延福寺山门前是举行“查玛”庆典活动(跳布踏)的广场。延福寺举行的吊唁和出殡仪式非常隆重,各大寺院的喇嘛都会来此念佛诵经。现存藏传佛教延福寺保留相对完好,建筑布局中将汉式寺院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改为藏式风格的大经堂,这样的布局手法常见于蒙族信仰藏传佛教地区(图16)。大经堂的平面更多体现藏式建筑特色,“回”字形的布置,提供了求佛转经的通道,是藏传佛教重要体现,同时底层至顶层的平面形式有较大变化。建筑造型为汉藏混合式,屋顶将传统的歇山顶与藏式平顶相结合,在细部处理上也体现藏式建筑特点。 4.5回族文化的体现 清乾隆年间最早一批的回族人来到定远营地区,是当时第三代王爷罗布藏多尔济随征新疆带回的哈萨克降卒,俗成“缠回”,归化后随旗人风俗,回教信仰不变。其余大部分回族人为周边宁夏地区来此从事商业活动回族人,逐渐定居于此。定远营的回族人主要集中在城南三道河沟地区。定远营还有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被称为“蒙古回回”或“缠头回回”,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的源流有三种说法:其一,据说元末明初西北地区蒙古族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从新疆迁徙到阿拉善地区宗教信仰不变;其二,第二代王爷阿宝康熙年从青海迁徙到西套时,带回了青海西宁的“蒙古回回”百余人;其三,第三代王罗卜藏多尔济征战新疆而带回了哈萨克族的降卒,他们与蒙古民族相处和睦,后加入蒙古部落成为蒙古人,但伊斯兰信仰不变。民国时期,最初的礼拜堂是在三道河商业区的万盛店中两个房间中。后建了伊斯兰教建筑两处,第一处是1929年在商号万盛店院内由回民集资修建“下寺”也称“老寺”,位于三道桥以南。1941年因伊斯兰教信仰的人口规模不断壮大和教派的区别,便在南梁顶东沿建设了第二处伊斯兰教建筑,称“上寺”或“新寺”。除了人口的流动因素外,行政上也曾两次隶属于宁夏:1376年明朝始置宁夏卫,控制范围包括定远营所在地区;1928年-1954年属宁夏省。相似的地理气候,也容易使两个地区的建筑形制相互借鉴,宁夏地区的建筑文化逐渐融入当地,主要体现在单体建筑形制上,定远营内的建筑大多厚墙、平顶、土坯材质、屋内布置有火炕,在民居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都是宁夏地区建筑的典型特点。 4.6西方文化的体现 1864年(同治三年)罗马教皇非法指定清朝的蒙古族地区为“圣母圣心会”教会的宗教传播范围,属天主教,这使得阿拉善地区天主教的势力迅速增大。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基督教牧师马衣山来到定远营传道。1926年瑞典人基督教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来到定远营传教。1938年-1944年,定远营信仰基督教民众已有百余人。有记录可查的定远营的基督教建筑为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1926年(民国15年)建造的福音堂。在民国时期“洋居风尚”盛行的大环境之下,蒙古王爷和福晋往来于北平与定远营之间带入了西方建筑文化。西方建筑文化因传入时间较短,城内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建筑风格主要体现在王府群落中改建、新建的建筑单体中。东路一进院的东西厢房的檐柱民国时期改建为欧式风格,柱子伸出屋面之上,柱头有装饰,材质为石材。1931年二进院的大殿正立面改建为以“延年益寿”为主题的欧式风格,立面三段式,青灰色砖石砌筑五个连续的半圆形拱券门,檐柱高出屋面,柱身有排水设施,拱券之上的山花纹样各不相同,有仙鹤、植物、仙鹿、宝瓶、莲花,立面写有“益寿延年”四个汉字。1943年末代王爷达理札雅兴建的新府邸建筑群落,现仅存的寝殿是一座集居住和办公功能为一体的建筑,无论是平面布局还是立面造型均具有浓厚的西方建筑文化色彩,这座寝宫仿照了京城中阿拉善王府中的一座二层建筑,因主客观原因只建了一层。材质为青灰色砖石,平面“凹”字形,突出部分为八角形,平面左右基本对称,中间南北向走廊贯穿,房间沿走廊东西两侧布置,四个直通室外出入口,主入口位于中轴线上,立面三段式,突出八角形部分为平屋面,设有排水构件,主体屋顶为悬山顶,中西合璧建筑风格。 5结语 在实地调研踏勘中发现,由于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不足及年代久远,定远营内的部分古建筑残损严重,希望各界投入科学力量和资金到定远营古建筑的保护中。定远营是一座有着丰厚建筑文化遗产的古城,但因地处西北边陲古镇,并没有得到外界太多的关注,希望本文能够让定远营被更多人所熟知。定远营建筑吸收了如此之多的文化:清朝礼制制度、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风俗习惯、汉族建筑文化的大统思想、回族文化、民国时期传入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这座西北边陲古城彼此融合、转化、补充,映射出和硕特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理念。本文针对定远营古城保护发展中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未提及,希望古城的修缮与重建过程中能满足历史诉求的表达,并能促进古城持续长久的发展下去仍然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何更深入的研究古城历史建筑资源的保护,使得古城建筑历史价值得以保护和延续,仍待广大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王卓男 王敏 李志忠 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中冶地建设集团三河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室内设计的建筑文化分析 承袭中式传统,现代的中式家居风格仍然对住宅的细节装饰非常讲究。特别是面积相对较小的住宅中,甚至达到移步变景的效果。传统住宅所采用的建筑构件如砖雕、门墩和窗棂等,也常常被用作局部的装饰,从而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永恒之美。中式风格家居中,常常有各种不同的饰品被用作装饰点缀。这些饰品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砖雕、门墩和窗棂等,还包括式样繁多的布艺、装饰画、灯具以及绿色植物等。其中主体装饰物仍然是宫灯、紫砂陶和中国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饰品,在空间布局中能起到点睛之用。 相比于中式家居对文化韵味的一贯追求和复杂化的风格,西方的设计风格更加追求单纯的外形、鲜明的色彩和简明的造型。纯粹的西式设计风格在细节上的要求苛刻而严谨,例如在吊顶、天花板的描金设计,但是在造型和色彩上更加符合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要求,风格趋于金属化和简洁化。现代西式设计风格则显得随意而简单,例如在色彩的组合上,淡黄色的壁纸,纯西班牙式的蓝色、蛋黄色家具,搭配不同的材质如现代油画,旁边摆放古典雕塑或石膏像,这种无规则的搭配,能给人以随意的舒服感。纯粹的西式文化在中国的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并不广泛,但是随着国际家居装饰潮流的发展趋于简洁化和金属化,富含丰富文化气息的中式风格也在渐渐融入简约的西式风格,体现出繁复华丽与精致简约的融合。 家居中的客厅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最好的经典场所。极富中国风的屏风摆放,配以新型沙发,加上中式传统木质家具,点缀埃及装饰;中式传统木质家具搭配现代风格的油彩,玻璃餐桌搭配中式木椅,设计风格别具一格,经过对色彩、形体、材质等各方面因素的深入推敲,精心布置,使室内构图丰富而和谐。西式壁炉,加上西班牙式的雕花处理,西式油画,在旁边摆放八仙桌,这样的中西式混搭是现在室内设计中较为流行的。在现代中式家居中,加入西式元素的处理方法,对墙面的运用较为抽象化,在边桌上摆放佛头,加上中式灯具的点缀,配合新式简约风格的沙发,加上茶几上的盆栽和杯具的配饰,整体给人以协调感。 可以说,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是现在较为流行的室内设计风格。总结目前国内室内设计的流行趋势,主要有三大主流,即以原木为特色的富有质朴感的自然主义,流露出高贵气质的贵族风范主义和低调简约的简洁主义,其中又以自然主义风格的运用为最多。自然主义所讲究的是纯朴的自然气息、追求返璞归真的感受,因而在家具的选择上主要采用松木、枫木等原木家具,能够给人以清丽的舒适感觉。此外,设计中体现古旧的质感以及大自然的沧桑感,也是自然主义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对配饰材质的选择上,通常纯天然的材质更受欢迎,例如麻、藤、草、木质的装饰品能最完美的体现自然的气息;在室内空间里会避免出现工业气息浓重的材质,对门窗材质的选择上会采用原木材质,这样能够与屋内的原木家具完美融合,产生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开关插座也可选用原木系列的材质,使室内每一个细节都能给人以纯天然气息。简洁的欧式风格加上中式品味的实用装饰能更好地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而且在设计的要求上也并十分严格,简欧风格只要求具有欧式装修的元素符号在设计中体现即可,例如欧式门、罗马柱的运用等。 中国室内设计的现状及问题在我国,由于商业目标驱动、经济预算的限制和行业干预等因素的制约,造成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的联系被阻断,室内设计师和建筑设计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再加上许多室内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一味地追求设计的个性化,不能有效的理解建筑设计师的意图和建筑作品的内涵,导致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严重脱节。然而建筑物整体的文化气质实际上是由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共同构成,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脱节会导致建筑风格的畸形,无论对于建筑设计还是室内设计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加强室内设计师与建筑设计师的交流。 建筑设计中的外部造型、内部空间划分、整体结构等,都为室内设计提供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更多的可能性。室内设计中的功能布局、空间氛围、家居装饰等则完善了建筑物的整体功能。 作者:杨柳 单位:广西华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图书馆建筑文化探讨 1图书馆建筑文化概述 1.1图书馆建筑文化图书馆建筑文化是指某一图书馆建筑所展现出的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建筑思想、理念和情感[4],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1.2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历史沿革古代西方图书馆建筑以三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最为著名,从零星的史料中可大致看出其建筑风格与神殿相似。中世纪以来,西方图书馆的建筑风格具有了明显的欧洲特色,并且以教堂、修道院、大学联系紧密,外观高大宏伟,体现出一种庄严神圣的建筑文化。以上两个时期的图书馆建筑具有封闭性[5],而近代图书馆由于经历了从藏到用的思想的转变,图书馆建筑文化也随之向多元化、人性化发展[6]。国外著名的图书馆建筑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也可称为藏书楼建筑,往往与宫殿、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建筑秉承传统儒家思想,内部结构方正,布局对称,体现的是一种沉稳、朴实、庄重和“天地人和”的建筑文化。从20世纪初中国出现公共图书馆开始,图书馆建筑也突破了藏书楼的模式,增加了阅览室等读者活动场所,藏阅并重。建筑风格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包容的建筑文化,又融合了西方开放人本的建筑文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开始,图书馆建筑发生重大变化。从封闭空间转变为开放的形态;从注重藏书到以人为本的建筑环境;从单一的建筑风格到营造富有文化艺术神韵的自由化、多样化氛围。代表性建筑有国家图书馆,深圳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7]。 1.3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也是与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一脉相承的。充分满足读者的需要,实现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成为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新理念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现有:人性化的建筑设计,先进的技术设施,多元化的建筑功能,新颖化、有特色的外形艺术。总之,现代图书馆建筑正在将审美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向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实用功能,外形与功能完美融合的方向发展。21世纪以来的图书馆新馆建筑在外观上更加新颖,功能上更加完备,代表性建筑有美国西雅图图书馆、德国赫顿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 2融合服务理念的图书馆建筑文化现状分析 笔者选取了两个2000年之后建成的图书馆予以分析。其中,上海浦东图书馆代表了目前中国图书馆的发达水平,陕西省图书馆能够代表西部省级图书馆的发展状态,前者采取网络调查,后者采取实地调查。通过这两个2000年后的新馆的情况,对其建筑文化中是否融入了服务理念,效果如何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2.1案例1———上海浦东图书馆 上海浦东图书馆秉承“以人为本,文化立馆”的服务理念,建筑文化呈现多元化、生态化、人性化的特点。首先,其建筑造型为“悬空大书柜”,内部采用“全开放、大开间、少间隔”的藏借阅一体化布局,装修风格为图书馆整体营造出“书山、浮云、栈桥、空中花园”的氛围[8],力求将现代感与文化感相结合,体现多元化的建筑文化;其次,新馆的外部立柱采用清水混凝土结构,绿色环保,内部采用冰蓄冷技术节电制冷,双层呼吸式幕墙对流空气,体现生态性的建筑文化;而人性化的特点从整体布局到具体细节中都可见一斑,例如阅览区的大台阶造型,读者可坐在上面读书;扶手电梯、直达电梯,楼梯的合理安排,同时设有坡道,方便残疾人通行;还有读者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开关阅览桌上的小台灯。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为了营造“书山”的文化氛围,书架设置过高,造成高层的书取阅困难。第二,连接三四楼借阅室的楼梯台阶有两种高度,中间落差低,两边落差大,且没有扶手,会造成老人、儿童的安全隐患。 2.2案例2———陕西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真诚服务读者”为服务理念的核心内容,力求传达出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建筑文化。外观主色调为米色,楼群的顶、檐、柱等部位设计为唐代建筑造型以展现古风,半开敞的广场形态又给人以开放的现代感。同时,为了体现实用性和人文关怀性,图书馆将借阅区和辅助功能区(报告厅、多功能等)的入口通道与借阅区隔离,以防影响阅读环境。针对弱势群体,图书馆设置有残疾人专用坡型入口、残疾人专用电梯和卫生间、以及视障阅览室。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在观察中和与读者的交流中还发现了陕西省图书馆的一些缺陷。第一,主楼的借阅区只安排了楼梯和直达电梯,没有扶手电梯,并且直达电梯每层只有一个,等候时间长,老年人使用不便。第二,自习室的空间较小,几乎所有来省图自习的人都有排队抢座位的困扰,而且自习室与楼梯之间没有设置专门的通道,馆内人员走动、交谈、打电话严重影响其他人读书。第三,通风换气设施不够完善,馆内稍显闷热。 2.3案例综合分析 2.3.1对两馆的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2000年之后的图书馆新馆建筑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功能上都有了更人性化的特点,建筑文化中也有意识地融入了服务理念,主要表现在:(1)两馆在外观上都体现着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浦东图书馆凸显了海派文化的开放性、交融性、创造性的特点和都市应有的现代感,陕西省图书馆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进取特色。(2)两馆都注重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处处融入建筑中。全开架式的布局能够满足读者以用为主的需要;合理的功能分区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需求;另外,两馆都考虑到了弱势群体。从图书馆建筑的角度来说,陕西省图书馆与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读者空间有些狭窄,不能与实际到馆的读者人数相称;楼梯、电梯等辅助设施安排过少等。这也反映出了现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图书馆建筑差距的主要原因,如资金的限制,观念的落后,政策的差异等。 2.3.2存在问题 从以上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现代图书馆建筑在融合服务理念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1)建筑文化中虽然已经融入了一些服务理念,但只局限于建筑设计中,并且大多数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图书馆学读者服务的角度出发。(2)建筑文化只关注了审美性和艺术性,没有考虑到实用性,或者说是在审美性与实用性发生冲突时舍弃了实用性,造成图书馆建筑的“只求奢华,不求实用”。 3将服务理念融入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实现方式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要将服务理念很好的融入到图书馆建筑文化中,需要在图书馆建筑的选址、外观、布局、环境等方面都体现到。 3.1图书馆建筑选址———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 图书馆在建造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选址的问题。图书馆的地理位置选择除了要根据各地的总体规划和实际情况进行考虑外,人文关怀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着力点。以公共图书馆为例,首先,便利读者的原则使得图书馆要选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其次,为了保证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不能将图书馆建在嘈杂的中心闹市区。所以通常公共图书馆都会建在城市中心的相对安静区,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建在紫竹园公园的旁边,日本的东京都立图书馆也选择闹市中的公园边作为馆址。 3.2图书馆建筑外观———开放包容的服务理念 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通常都包括着开放、包容、人文的精神,人们在关注某一图书馆时,首先就是通过外观造型来体会出图书馆建筑的文化内涵的。图书馆建筑的外观传达的不仅是一种美妙的神韵,而且体现着文化内涵和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理念认为:图书馆是向人民群众传播知识和先进文化的集散地,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的、包容的、综合的文化信息中心[9]。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10],图书馆外观设计的理念在给人以美观享受的同时,还体现出一种包容、平等的文化思想内涵,使人看到它就能感受到一种亲和力,一种亲近感,让人觉得那就应该是天堂的感觉。例如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主体建筑为圆形,整个倾斜的圆面暗示了古埃及传统神话中太阳升起的形象,同时表达出的是图书馆开放迎接读者的理念[11]。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老馆建筑外观具有民族风格,显示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及国家的气魄。新馆追求的是历史文化的现代演绎。外观造型的三部分分别寓意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未来[12]。 3.3图书馆建筑布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3.3.1空间布局 在现代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的影响下,藏借阅一体化的大开间布局是图书馆的主流布局方式。图书馆倡导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相应地采用最大限度的开放空间,并且各阅览室之间相互贯通,给读者营造一种开放、平等的氛围。 3.3.2功能区设置 图书馆建筑是功能复杂、内容繁多的一种公共文化建筑,要把不同对象、不同类型的阅览室及房间有机的组合成一个整体,达到方便灵活的效果,就要求在设计时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现代图书馆在功能区的建筑设计中秉承的是灵活、便利、适应的建筑文化,这恰好符合读者阅览服务的“一切方便读者”、“读者需求至上”的理念,具体表现为:阅览就近面向读者,书库靠后;节省读者的时间,使其能方便快速的到达所需位置;公共活动区域与读者区分开以保证安静的阅读环境等。 3.3.3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图书馆在为弱势群体提供特殊服务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体现了图书馆的人文关怀。所谓图书馆的人文关怀主要是指对读者自身存在和发展中所遇到的文化知识需求和精神心理问题的关注、探索、指点和解答,为读者的文献需求提供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的读书环境[13]。而图书馆为弱势群体设置专门的阅览室,配备残疾人专用通道、电梯甚至卫生间等措施也同时反映出了图书馆建筑文化的人文性。 3.4图书馆建筑环境———绿色环保的人性化服务理念 图书馆是公益性机构,在建筑文化中引进绿色生态理念显得更为重要。在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的今天,建筑学也越来越注重建筑物的环保生态特征。图书馆建筑作为文化建筑的范畴,也必然要关注并施行绿色的建筑文化,追求低碳节能的建筑理念。从服务角度来说,绿色环保也正是人性化服务理念的体现。首先,充分利用新能源是保证环保和节能的一个有效的方法。目前应用于图书馆建筑中的新能源主要有太阳能和地热能。其次,崇尚自然的通风和采光体现了节能环保的理念。风能是一种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的能源,因此图书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充分地利用自然通风,一方面可以节约空调等设备的能耗,另一方面更能使读者处于更为舒适的通风环境中。此外,图书馆的光线应该要达到最适合人眼读书的限度,既不能过暗也不能过亮。因此在图书馆的光线处理中,要合理调整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的比例,在开架阅览区可以自然采光为主,一些要求较高的特藏区采用人工照明,并要按照实际情况灵活作出调整[14]。这些不仅为图书馆减少了能耗,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实现了绿色环保的建筑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的统一。在细节方面,摆放在馆内的绿色植物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也为读者营造出一种亲近自然的氛围,使图书馆建筑更加低碳节能[15]。 3.5注意的问题 图书馆事业是公共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建筑的好坏与资金投入的多少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建筑外形美观,内部实用,而落后地区的图书馆连基本的购书经费都不够,更不用说是在建筑上投入多少了。因此,要使一座图书馆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融入服务理念的建筑文化,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并不是说资金是保证优秀建筑文化的唯一因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座座新的图书馆建筑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学校、乃至国家的标志性建筑物。我国自21世纪以来,凡是新建成的图书馆,其建筑无一不是高大宏伟的,省级图书馆建筑面积都在2万平方米以上,高校系统、科研系统、军队系统也纷纷投建新馆[16]。各类新建的图书馆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大”。“大图书馆”很气派,可读者使用时却会发出种种抱怨,如交通不便,在馆内查书、看书、借书费时费力等。相比之下,美国哈佛的图书馆建筑虽然不高,但它们散布在学校之中,学生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很容易就能找到想去的图书馆,十分方便。哈佛大学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图书馆精神,即与哈佛大学精神一脉相承的“追求真理,独立思想,注重人文”[17]。由此可见,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服务理念,才能被读者接受。 4结语 图书馆建筑文化包含着多种内涵,它彰显着时代气息,体现着地域特色,更显示着民族品质。这些内容通常是先通过建筑的外观造型、内部布局装修等静态因素展现的。而要深入地体会这种建筑文化,还要借助于动态的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所孜孜追求的以人为本、读者至上、多样化等服务理念的实行,都会推动图书馆服务的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这些关注人、关注服务的理念,才能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建筑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它要通过人们内心的感受去发掘。图书馆不能成为一座仅被称为“图书馆”的建筑,图书馆必须具备它特有的建筑文化,才算拥有了活的灵魂,才能成为读者满意、社会认可的图书馆。 作者:李曦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谈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 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实践上又有一定区别:儒家将三纲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当中,特别是用纲常思想严格规范和约束宗祠建筑;佛教则把慈悲友善意识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轮回教义掌控和规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将地阔方圆的宇宙观和返璞归真的自然观融入建筑理念,强调建筑物我一体、主客无间、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道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易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较为深远和广泛,时至今日风水意识(术语为堪舆之术)无论在乡村还是在都市还在或隐或显地左右着建筑发展。过去我们一直都把风水意识作为封建迷信加以挞伐和批判,但是堪舆之术的确含纳着浓郁的天人合一意识,不仅不应加以否定甚至应当通过堪舆之术来彰显现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题。在一个社会结构处于超稳定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识、自然意识和和谐意识熔铸在建筑中,使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时间里律动着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质同构的基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协调,凸显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集聚性、层级性和教化性,强调建筑氤氲着以纲常为统领的伦理道德;二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契合,讲究以家庭院落为基点,街坊邻里为载体,社区地域为依托的社会网络系统;三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倡导外在屋顶、斗拱、柱廊与典籍、诗文、书画的巧妙融汇、虚实相生。总之,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表现,是民族人文传统的物化表征。尽管历经无数次社会变革动荡,经过多个封建王朝轮换交替,建筑活动和建筑风貌均未发生实质性调整和根本性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塑造的建筑审美观念渐趋嬗变为一个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封闭体。 一、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的初步交融 历史并不总是只向人们呈现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进与保守等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长中推进的,是在诸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量的交织重叠中前行的。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不自觉地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途径澳门抵达中国广东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庆,并于次年在肇庆建造了我国境内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从此在中国粉墨登场。从明季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持续地产生影响。这期间除了传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诸多教堂、钟楼、天象台等西方建筑外,还对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西方造景手法在当时扬州园林设计和构建中的具体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园的布景技巧;《红楼梦》描写刘姥姥在贾宝玉卧室中见到一面大镜子,这面镜子是纯正西方建筑的室内装饰用品。另外,在天津、广州、扬州、武汉等开埠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风格逐渐在当地商铺和民居上落脚驻足,成为一些开明士绅追求的房屋式样。这期间个别封建皇帝也开始接受和认可西方建筑文化,允许甚至支持传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启用王致诚、郎世宁等传教士建造的圆明园[3],其中长春园中的一组西洋楼全部借鉴了欧洲宫廷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国洛可可式建筑有机结合体。这组西式建筑包括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三套大型喷泉和十几个庭园,这些单体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扶手、平台、台阶、雕刻等均由传教士亲自设计并监督工匠施工,这一建筑群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相反,体现出轴线控制的特点和均齐对称的特征。由于明清两代皇帝以上邦天朝大国自居,对传教士从事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既适度支持又严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并未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太大影响,仅仅停留在局部领域和表象层面,在当时国人眼中,西方建筑与利马窦跨洋越海带来的自鸣钟毫无二致,被纳入“奇技淫巧”的范畴,只能作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而已,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而西方人则处于被动拘谨的尴尬处境。 二、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其演进的基本轨迹是从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经过与别样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受思想观念闭隘、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单一、观察世界的视角视野狭仄等因素的羁绊和束缚,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交流融汇几乎不可能,各国家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对独立地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与范围不断拓宽的全球性交往和交换市场的确立,开辟了各个国家建筑文化相互交流交汇的崭新时代。这种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有时是借助和平和平等的方式进行的,有时则是通过野蛮的武力征服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来实现的,近代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无疑是后一条道路。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建筑文化仍沿袭旧时规范,西方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仅为新异之物,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尚未从根本受到侵袭和损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土地的分割和占领,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传入中国,西方建筑文化大举进入且安营扎寨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审美观念的有力挑战和巨大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建筑领域的新要求以及顺应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进行接轨和融合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求稳不同,西方传统建筑文化是在求变中演进的,无论建筑式样、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手法都在不断地调整着变换着更新着。从2500多年前古希腊雅典卫城上建构起的第一批神庙开始,期间经历了古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发展阶段,西方建筑“修正古代的规则,并且创造新的规则”,呈现出以人性化神本化为旨归的多种形态。西方这种体现宗教神灵精神和“出世”思想的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浸润、渗透和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貌,使中国近现代建筑向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繁复图景靠拢和转换。如前所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传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传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传教士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传经布道的场所就是神圣肃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应该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西方传教会出资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顺治、康熙时期对建造教堂比较宽容,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后立即颁布“教禁令”,已经建造完毕的教堂被关闭停用,后来个别教堂被官府和民间弃绝和焚毁。鸦片战争结束后,摄于英、法、德等国的威逼和胁迫,满清政府不得不对雍正颁发的“教禁令”予以废除,京内外被关停废弃的教堂重新发还教会,以此为发轫和肇端,各种各式的西方教堂开始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仅1843年一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建造了6座教堂[4]。由于这些教堂绝大部分为西方教会组织或神职人员出资修建,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堂几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样为主,而最为流行的当属哥特式风格。神学美学认为,哥特式教堂是上帝的居所,将人在俗世间对上帝的尊奉和向往,变成基督对人显示其存在的特定场域。特别是直刺云天的塔尖把内蕴丰赡外观壮美的教堂嵌入天地之间,犹如自然界一片幽谧的森林,为笃诚虔敬的心灵埋下信仰的种子。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当属1910年由英国建筑师W.M.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虽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国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为中国人,但教堂建筑风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该教堂的规模不如徐家汇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是如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如果说教堂建筑彰显的是纯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则包蕴或多或少的中国建筑文化元素,不仅富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而且呈示着中西合璧的意蕴。换言之,尽管教堂在中国出现得较早而且数量较多,但其毕竟只是扮演着心灵寓所和精神港湾的虚妄角色,对中国馋涎欲滴的西方列强们绝不甘于在用船坚利炮打开大门的古老东方国度里建造若干谋虚逐妄的教堂,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窃取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和财富,充填殖民者无比贪婪的胃口,因而这一时期比教堂规模更大、比教堂数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与兴办实业搭界的商业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东陆家嘴路的陈桂春商行是一个综合中西建筑文化优长的复合性折中式建筑,该商行是一座四进三院的宅邸,院内空间格局呈方块型,轴线对称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属于典型的中国式院落。但正房两端的开间采用西式风格,如天花板、地板、卫生间、百叶门都吸纳了西方装饰手法,两侧厢房镶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间空廊的两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头加以装饰,与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达到中西建筑艺术水乳交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建筑的立面处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通过对门窗、阳台、女儿墙和室内穹顶的设计装饰体现出“新艺术”风格。而对阳台和女儿墙的设计则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特别是女儿墙以砖砌体为主,以柔软、灵动的曲线勾勒出极具气势与动感的造型,整个建筑仿佛具有鲜活的不竭的生命力。行政建筑在我国历史悠久、积脉深厚,历朝历代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都有自己的办公用房———衙府官邸。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鸦片战争已降,西方建筑多层式样的引进使中国一些城市开始发展多层楼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建造将西方建筑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国人CharlesDavisJameson设计建造了外务部迎宾馆,该宾馆大门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风格,但大门外两侧摆放了两个硕大石狮,两旁毗连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红墙,整个建筑俨然是一座西方式的中国衙门。 如果对建筑最初功能进行追本溯源,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建筑还是西方建筑都是供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们遮风挡雨、休憩饮食的场地。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社会生活结构和人们生存方式发生很多变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居交汇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结构,这方面以清朝咸丰年间我国近代城市建筑发展中出现的里弄式民宅为显著标志。里弄式民宅尽管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有其踪影,但最集中的城市当属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诞生于19世纪初,其最初形态就是模仿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居民对安全需求的日趋强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砖木立帖结构的石库门民宅所取代。这种里弄式民宅属于单体建筑,其平面结构虽然继承了中国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点,并兼具中国江南传统民居的优长,但在整体布局上仍然借鉴西方联排式建筑式样,所以,从外貌特征对其审视应是西洋建筑,从综合效能对其衡量应是中西联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石库门住宅在上海又出现新的升级版,即建筑材料由砖木混合改为单纯的石砖,同时在建筑体外立面上增添了阳台,安全系数和整体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内部仍保持欧洲联排式条状住宅格调,门面装饰也赋予更浓郁的西洋化风格;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石库门住宅再次演变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谋求商业利益成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义。这一时期的里弄民宅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现上海兴业路76号石库门。 三、进入现代后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主动吸纳 从文化学的视野来打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理性和上帝是西方人的两大精神支柱,其中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尤为重要,它不仅哺育了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支撑着整个西方现代文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主导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不仅直接构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内在机理,而且成为西方建筑艺术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动吸纳的文化诱因[5]。如果说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列强欺凌、殖民统治的结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别是“”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开始步入现代史轨道,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渴求和时展的需要,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鉴采纳开始持积极主动的姿态,于是乎20世纪20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动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迅速铺展开来,仅仅十几年时间内众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国被建造出来,其中包括一些以人本主义精神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内核的现代建筑,以此为转折点,中西建筑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的融合,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钢材、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等纯金属材质被大量进口并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使中国近代建筑开始向现代建筑转轨变形;表现在软件方面,中国建筑工匠们“师夷长技”,自觉学习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动接受相关专业训练,提高建造西式建筑的本领。在软硬件双重作用下,现代西方建筑由近代的崭露头角演化为现代的大放异彩,具体表现就是在大城市中砖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日渐让位于钢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断增高的高楼大厦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间,快捷舒适的室内设施逐渐淘汰机械手动的设备。例如,1932年由中国商人顾联承建造的上海的百乐门舞厅和1928年由中国商人高永清与美国人亚伯特•华纳建造的大光明电影院,不仅采用当时最新型的现代建筑材料,而且体内装修及设施也全部使用西方先进的模式与技术,二者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发展不能用逻辑来判断和推测,有时要被政治事件和社会动荡所打断和阻隔。就在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开始全面影响中国建筑领域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为期八年的抗战战争和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扭曲畸变。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便沦落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在这块日顽铁蹄践踏蹂躏的土地上,经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进行了有限度的建设,尤其是在作为伪满“新京”的长春,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伪皇宫和伪满“国务院”,将西方古典建筑符号,东洋帝冠式屋顶和中国古代牌坊等因素进行杂糅组合,建成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殖民建筑,是中国被屈辱遭奴役的历史见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中国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和转移,导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人口数量激增,人口的增加必然引发对居所的需求,产生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在所难免。但受经济拮据、资金紧张、临时避难、躲避空袭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重庆、贵阳、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城市建设的办公建筑和民居建筑大都结构单调、材质单一、风格雷同、设施简陋,除了极少数为西方现代建筑,绝大多数又回归中国传统建筑,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动员辖区所有资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战事,建筑发展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很多优秀的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毁于炮火,中国近现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过山车”一样,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蹰而行。 简要回顾和概括总结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历程和整合成效,对于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具有很大启发:无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于文化消费时代具有多大价值,那都将是我们在未来的文化消费时代中才去思考的问题,而在当下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切不可过分看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建构城镇化的意义,而应当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拒斥力。换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更紧迫地要求我们不能再用固执的道德尺度和浓重的历史情结,企图超越历史阶段地扬弃城镇化的一切弊端而沉浸于对其成果的享受中。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席天卷地的当今时代,我们应该以包容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心态对待和接纳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一切先进文化,正确处理好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关系,既要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优秀质素,又要摒弃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不良因子,最大限度地将二者统一于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 作者:徐群英 单位: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与人文系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遗产价值思考 对建筑文化遗产内涵的界定本身便突出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属性。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站在全球高度理解文化遗产,因而极为强调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在本国范围内,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建筑遗产才值得保护,才具有保护的理由与合法性。“一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史,其实也是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史。”[3]对于建筑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是长期以来人类建筑保护历史进程演变的结果,是各种价值观念不断变迁与相互较量的结果。在神学性思维支配的古代社会以及中世纪,建筑遗产的价值主要与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崇拜和教谕功能、传递宗教记忆相关联,受到保护与修缮的建筑遗产往往是那些视作神圣的遗物或神的居所之类的建筑遗产。而且,由于人们重视的是建筑遗产的精神膜拜价值而非完整的物质实体形态,因而建筑遗产即便成为废墟,仍是“形散而神不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对建筑遗产价值的认识方面,作为揭开现代欧洲历史序幕的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一种重要的转变。这一时期除了给予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外,尤为重要的是,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视历史的演变为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认为“现代”是过去各个时代进步累积的结果,于是人们重新开始欣赏古代的优秀遗产,这为遗产保护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16至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由传统社会的神学性思维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理性思维,开始用多种价值观来衡量前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并逐步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与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此背景下,许多有关建筑遗产的价值观念都要受到理性逻辑的考察,不再纯粹基于一种美学上的价值,获取有关详尽的历史事实变成了价值追寻的目标,历史性建筑的修复开始被视为一种科学活动。从此,“对建筑遗产文献价值、史料价值的推崇从19世纪末开始占据了建筑遗产保护的舞台,而且至今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具有历史证言性质的建筑遗产才是值得保护的,而且保护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历史证言的真实性,故此,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将建筑遗产‘木乃伊化’、‘标本化’。”[4]强调遗产历史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的价值观,经过不断的细化与完善,得到1964年通过的作为建筑遗产保护公认的纲领性文件——《威尼斯宪章》的贯彻,强调传递原真性的全部信息为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职责。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宪章》(简称《巴拉宪章》),则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引领世界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价值观转向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近几十年,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遗产价值观念的变化,建筑遗产保护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展,对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观与哲学基础的讨论也颇为活跃。 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界专家尤嘎•尤基莱托(JukkaJokilehto)说:“现代遗产保护中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问题,价值的概念本身就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5]虽然每个时代对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价值类型的强调各有侧重,但总的说来建筑文化遗产呈现出多重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尤其是当代国际遗产界对遗产价值认识已有了多方面扩展,则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而言,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价值要素 遗产的本义是指已经过世的前人留给后人的东西,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从这一基本意义上看,以时间性要素为前提的历史价值是遗产固有的“存在价值”,时间属性对于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是构成建筑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只有历经几个世纪沧桑之变,熏黑的横梁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之后,这个古迹才会令人肃然起敬。”[6]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édeChateaubriand)说的这句话不无道理。建筑遗产的历史价值相比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独特性在于它可以通过实体形态直观地呈现和展示曾经流逝的岁月印记,以延续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并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没有物质性表征的记忆往往是抽象的,建筑遗产作为存储和见证历史的具象符号,藉由时间向度的历史叙述,突显了建筑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集体记忆功能。对此,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曾感叹,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和活的民族所写的及纯洁的大理石所承载的相比,历史是多么冷酷,一切图像又是多么毫无生气!——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记录!”[7]《威尼斯宪章》开篇也说:“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历史活的见证。”[8]在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中,与历史价值紧密相关的一个价值要素,是所谓“年代价值”或“岁月价值”(agevalue)。明确提出“年代价值”概念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AloisRiegl)。他在《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ModernCultofMonuments:ItsCharacterandItsOrigin)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文物的多重价值要素。他首先将文物的价值要素划分为两大类型:即纪念性价值与现今的价值(present-dayvalues)。其中,纪念性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年代价值和有意的纪念价值。李格尔认为,研究纪念性价值,必须从年代价值着手,而“一件文物的年代外观立即就透露出了它的年代价值”,“年代价值要求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它不完整,残缺不全,它的形状与色彩已分化,这些确立了年代价值和现代新的人造物的特性之间的对立。[9]关于文物的历史价值(historicalvalue),李格尔认为,它“产生于某一领域中文物所代表的人类活动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件文物原先的状态越是真实可信地保存下来,它的历史价值就越大:解体与衰败损害着它的历史价值。”[10]由此可见,年代价值主要来自建筑遗产上的岁月痕迹,是时间流逝所衍生的一种价值,本质上是审美性的情感价值,“年代的痕迹,作为必然支配着所有人工制品之自由规律的证明,深深打动着我们”,[11]不需要联系建筑遗产本身的历史重要性、真实性来衡量。但是,对历史价值的判断,则要求其能够真实可信地代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瞬间或历史阶段,尤其是强调其所体现的历史真实性。 2艺术价值要素 几乎在所有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国际宪章、法规和相关文件中,除了遗产的历史价值,被反复强调的一个价值要素便是艺术价值。1890年意大利罗马成立了文物古迹艺术委员会,该协会将文物古迹定义为:“任何建筑物,无论是公共财产或私有财产,无论始建于任何时代;或者任何遗址,只要它具有明显的重要艺术特征,或存储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就属于古迹范畴。”[12]1931年《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第三条强调提升文物古迹的美学意义,《威尼斯宪章》第三条则指出:“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13]艺术价值如同历史价值一样,是遗产的核心价值,对于判定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至关重要。无论从艺术起源的角度,还是艺术功能的角度,建筑确凿无疑的是一种艺术的类型,而且它在“艺术大家庭”中还扮演着不同凡响的角色。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各门艺术的体系之中首先挑选建筑来讨论,这就不仅因为建筑按照它的概念(本质)就理应首先讨论,而且也因为就存在或出现的次第来说,建筑也是一门最早的艺术。”[14]作为一种艺术的建筑,具有艺术价值,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建筑遗产保护中所指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指遗产本身的品质特性是否呈现一种明显的、重要的艺术特征,即能够充分利用一定时期的艺术规律,较为典型反映一定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并且在艺术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审美感染力。奥地利学者B•弗拉德列教授认为,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包括三个方面:即艺术历史的价值(最初形态的概念、最初形态的复原等)、艺术质量价值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包括古迹自身建筑形态的直接作用与古迹相关的艺术作品的间接作用。)[15]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与艺术价值要素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的美学价值或审美价值(aestheticvalue)。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的建筑,往往会通过点、线、色、形等形式元素以及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结构法则,使人产生美感,并使建筑达到或崇高、或壮美、或庄严、或宁静、或优雅的审美质量,这便是建筑所体现出的美学价值。尤其要强调的是,理解建筑遗产的美学价值不能将建筑遗产从其现实环境中孤立出来,还应考虑其周围的环境与氛围,只有两者和谐时,才能共同呈现出更大的美学价值。艾伦•卡尔松(AllenCarison)说:“对每座建筑、每种城市风景或景观,我们都必须根据存在于建筑物内部以及该建筑物与其更大环境之间的功能适应关系欣赏,不能做到这一点,便会失去许多审美趣味与价值。”[16]实际上,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在当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艺术特征和审美问题。从广义上看,建筑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建筑艺术价值的范畴。 3科学价值要素 科学价值如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一样,是有关建筑遗产保护的宪章、准则和相关文件中普遍强调的重要价值要素。1931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不仅重视提升文物的美学意义,也强调了保护历史性纪念物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我国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也一向重视遗产的科学价值。2000年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三条明确指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所谓科学价值,主要指建筑遗产中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同时代的建筑遗产一定程度上代表并体现着当时那个时代的技术理念、建造方式、结构技术、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进而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成为人们了解与认识建筑科学与技术史的物质见证,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被誉为我国国宝建筑的晋祠圣母殿,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建筑构造方法是宋代建筑的典型范例,保存了宋代建筑技术中“柱升起”、“柱侧脚”和“减柱法”等建筑技法,对于研究我国宋代建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其实,从更广的视角看,建筑遗产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过是建筑遗产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的一部分,对遗产科学价值的理解必须联系其历史价值,因而科学价值实质上是历史价值的一种具体表现。 4文化教育价值要素 文化价值本身是一个极为综合的概念,我们以上所阐述的三种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文化价值的不同体现。1987年颁布的《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 的实施守则》中,提出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四要点,即原真性、情感价值、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包括文献的、历史的、考古的、古老和珍稀的、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审美的、建筑艺术的、城市景观的、地景的和生态学的、科学的等九个方面。[17]笔者这里所指的“文化教育价值”,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概念,主要指的是建筑遗产所提供给人们在文化方面的自豪感、社会教化价值、文化象征与文化叙事等方面的价值要素,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建筑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无言的教化者”,尤其是在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其他建筑类型,文化景观类建筑遗产所储存的文化信息量更为丰富,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伦理的、美学的无所不包。而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景观类建筑中,纪念性建筑遗产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教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尤其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直观的物质环境。因此,《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宪章》中说“建筑遗产在教育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非言过其实。同时,建筑遗产还如同一本“立体的书”,是以空间为对象的特定文化活动,叙事在建筑艺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象征手段和空间元素的媒介,建筑叙事把诸多文化形象与精神观念表现在人们面前,从而让建筑遗产能发挥“载道”和“言志”的文化教育价值。 5经济价值要素 以上所述的建筑遗产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若按照戴维•思罗斯比(DavidThrosby)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可统称为遗产的绝对价值或内在价值( intrinsicvalue),即它们独立于任何买卖交换关系,是建筑遗产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的或可以重现的价值要素。[18]将遗产的文化价值要素看成一种内在价值,显示了文化价值自身固有的重要性,或者更简单说它自身就是价值,不需要与其他价值的联系或促进其他价值的生成而显示其重要性。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或者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从而将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economicvalue)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要素,荷兰学者瑞基格洛克(E.C.M.Ruijgrok)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即居住舒适价值(housingcomfortvalue)、娱乐休闲价值(recreationvalue)和遗赠价值(bequestvalue)。[19]而埃及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迈尔•萨瓦格丁(IsmailSerageldin)则进行更为细致的界定。他将遗产总的经济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而在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之间还存在一个选择价值(OptionValue)[20]。萨瓦格丁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要素的理解颇为宽泛,不仅包括由遗产之使用而直接产生或间接产生的收益,如居住、商业、旅游、休闲、娱乐等直接收益和社区形象、环境质量、美学质量等间接效益,以及未来的直接或间接收益,还涵盖了存在价值、遗赠价值等非使用价值。其实,严格说来,萨瓦格丁所说的使用价值中的间接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实际上属于遗产的文化价值,而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应指其直接的使用价值。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衍生性价值,换句话说,它本身并不是自身所固有的非依赖性价值,只有当遗产存在文化价值时,才能衍生其经济价值,例如旅游经济价值。 6结语 价值要素的共同考虑与区别对待建筑文化遗产具有多层次的综合价值,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厘清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陈志华所说:“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建筑,就因为它们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文物建筑,当然就是要保护这些方面的综合价值。文物建筑保护的其他一切原则,都是从这里派生而来。”[21]需要强调的是,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非文化价值要素与经济价值要素简单加和。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对各种价值要素要共同考虑,但又要区别对待。所谓共同考虑,即综合分析建筑遗产保护中的各种价值要素,既不把某些价值要素事先排除在外,也不认为存在强制性的理由来保护某些价值要素。所谓区别对待,指的是在多层次的价值要素中,应确定建筑遗产价值要素的优先序列,给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别的权重。一般而言,遗产的内在价值优先于其外在价值,文化价值优先于经济价值。因此,当地方政府与遗产经营者追求遗产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与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相冲突时,就应让位于文化价值的保护与提升。因为,从根本上说,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不仅是内在价值,而且也具有手段性作用,经济价值本质上是文化价值的衍生物,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总之,通过分析与阐述建筑文化遗产所具有多重价值及其构成要素,有利于阐明其多维本质,更透彻理解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正如戴维•思罗斯比所说:“如果这种方法(厘清文化价值概念的方法,引者注)至少提供了对文化价值构成要素的更加清楚的认识,那么它就为实际运用文化价值概念带来了前进的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其相对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可以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撑。” 作者:秦红岭 单位: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建筑文化论文:地方建筑文化特点与价值 一、辽南京城的建筑文化是对唐五代幽州的继承 辽代实行南北分治的政策,“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在汉族人为主的南京地区,辽地方行政制度与唐及北宋初期制度基本相同。北宋使臣路振曾在《乘轺录》中记载当时的辽南京:“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南京城的平面布局沿用了原幽州城的布局,仍然是内外两重城墙,内城亦称子城位于外城(或称罗城)的西南角。1012年,王曾出使辽国,在其《上契丹事》中称:“度卢沟河,六十里到幽州,伪号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南京城的城墙也是基本使用原有基址,只是把一些城墙重加修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北宋使臣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了辽代末年南京城,“楼壁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这些都说明了辽南京承续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结构并未改变,仍以十字大街为骨架,固守州城里坊制格局,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性”。 二、政治中心特色的建筑文化不断突出 在继承幽州城市建筑文化的同时,辽南京城市建筑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发展。作为陪都,南京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体现在建筑文化方面首先是代表专制皇权的宫殿区的出现和各种府邸建筑的增加。与幽州相比,南京城代表皇权的宫城的出现,使其建筑文化中出现了比较浓厚的宫廷文化内容。虽然在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过程中,幽州也曾出现一些模仿宫廷的建筑。如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以范阳为东都,复其百姓终身,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其第本造为同罗馆,前后十余院,门观宏壮,闱阃幽深,土木之瑰奇,黝垩之雕饰,僭拟宫室”。[7]但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宫殿区。随着陪都地位的确定,契丹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幽州的原有建筑,另一方面也多有兴筑。例如,辽重熙五年(1036年),曾“诏修南京宫阙府署”。[8]此次修缮的对象,既有皇宫衙署,还包括一些寺庙。主持修缮工作的辽南院史兼检校太尉韩栒的墓志称“:重熙五年,在燕京也。备清跸之来临,奚翠华之降幸。葺修宫掖,仰期饮镐。崇饰祠寺,企望问峒。举扬百司,支遣万计。”[9]从中可见工程内容之多和工期之紧。经过不断经营,形成规模较大的包括宫殿区和园林区的宫城。辽南京的宫城,又称内城、皇城,是在原幽州城的子城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成的,位置仍在城市的西南角。宫城辟有4门,西为显西门,南为丹凤门,东为宣和门,北为子北门。入丹凤门后,其北尚有两道门。《辽史•地理志》称:“内门(殿门)曰宣教……外三门(宫门)曰南端、左掖、右掖”。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南端门为启夏门,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宫城之中的宫殿区的位置偏于子城东部,并向南突出到子城的城墙以外。宫城中有元和殿、昭庆殿、便殿、内殿、嘉宁殿、弘政殿、紫宸殿等,还有供奉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御像的两座御容殿。宫城内西南角建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子城西侧为瑶池宫苑区。宫苑规模较大,瑶池中有小岛瑶屿,上有瑶池殿,池旁建有皇亲宅邸。此外,辽南京还有大量的衙署机构及贵族府邸。作为五京之一,城市的性质虽保持了原来的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的职能,但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日益显现。辽代在南京既沿用旧制,又增设了不少机构。“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10]此外,南京城内及近郊还有永平馆、于越王廨、城南亭、孙侯馆等招待外国使节的场所。众多的军事、行政、财政衙署和各种专门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以及亲王、公主以及勋贵的府邸,构成了与汉唐以来不同的城市建筑特色,从而初步具备了京师的功能。 三、代表少数民族风格的建筑文化特征显著 辽南京建筑文化在承袭汉制的同时,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与习俗。辽代统治者虽然在不少方面学习、吸收汉民族的的文化,但对于一些契丹的传统还是坚守的。“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虽参用汉法,而先世奇首、遥辇之制尚多存者。子孙相继,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11]在建筑方面,南京城中出现了球场、凉殿、燕角楼、内果园、湖泊等供契丹帝王贵族娱乐休闲的场所,城外还建有为数众多的供帝王避暑和渔猎的苑囿和离宫,如长春宫、延芳淀、华林与天柱二庄及瑶池殿等。这些注重骑射、亲近自然的各类建筑,和契丹人长期游牧生活养成的习性是密切相关的。此外,辽人还有有朝日之俗,房屋毡帐大多东向。史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日,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四楼门屋皆东向。”[4]在辽上京大内之中,不少宫殿毡房仍然保持着契丹传统的东向朝日。北宋官员出使辽国时也见到,大内南门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12]南京的宫城由于受唐五代的旧格局限制以及接受汉族“天子南面而立”的文化观念,宫殿皆南向,也以南门为正门。然而,宫城平时使用的只有东门宣和门。《乘轺录》记载:“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其他三门不开,只使用东门,固然有便于管理和防守的实际需要,但也是和契丹人以东为尚的朝日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些建筑更是采用坐西朝东的布局方式,如今天位于旸台山的大觉寺即为辽代寺庙东向的代表。另外,在建筑内部装饰上,辽代宫殿也有不少反映少数民族游牧习尚之处。辽省方殿、寿宁殿等宫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1]这种以锦缎毛毡遮蔽宫殿墙面和地面的做法,即是对以往毡帐生活习惯的延续。 四、发达的宗教建筑文化 这一时期,佛教在辽统治区域内广泛传播,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年),对佛教多有保护与支持,南京地区佛教寺庙发展迅速。这些寺庙相当一部分是由皇室贵族、各级官僚施舍钱财而修建的。如辽代南京城内的大昊天寺是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由圣宗皇帝之女、兴宗皇帝之妹秦越大长公主施舍私宅、田产四百顷、民户百户以及大量物资兴建,并由道宗及其皇后资助18万贯得以建成。还有部分寺庙则由民间佛教信徒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邑社所修建。例如著名的房山云居寺在辽代即由邑社重修。应历十五年(965年)《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录道“:结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碑额上还篆刻有“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字样,说明了这一组织是云居寺修葺的主要力量。在官方和民间的协力之下,南京地区佛教寺庙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发展势头超过中原地区,成为北方地区之首。许亢宗认为南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13]并非虚言。史称:南京“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14]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云:“燕京蓝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院,曰大觉、招提、竹林、瑞像。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有学者曾统计,当时整个辽朝疆域内的佛塔、佛教碑刻经幢等,竟有将近一半在南京及其所属的各个州县内,[15](118)同样也说明了南京佛教之盛。辽代南京地区的佛寺形式众多,规模宏大,造型精巧。梁思成称“:辽宫庭土木之功虽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图则多雄伟。”[16](154)例如,大昊天寺是在秦越国大长公主燕京的馆第基础上修建的,而原来的宅邸“雕华宏冠,甲於都会”,[17]经过后来的巨资改扩建,其豪华奢丽大可想见。其中位于大殿之后的宝塔,六檐八角,轮相横空,高达两百尺。100多年后,元人郝经在《登昊天寺宝岩塔》诗中对其仍大加称赞,“宝藏沙劫开,突兀翻地轴。瑰奇入霄汉,缔构穷土木”。燕京城内的开泰寺,为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所建,据称此寺“殿宇楼观,冠于全燕”。[18](86-87)此外,辽南京地区的佛寺还呈现出总体布局和个体建筑不拘一格、色彩缤纷的特点。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最为活跃,来自中原、塞北、西域、天竺、海外等地的佛教流派纷纷汇聚于此。各个流派之间在相互交融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儒学、契丹原始信仰,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化特色明显的寺庙建筑。当时辽南京地区的部分寺庙是依照中原佛教寺庙样式修建的,如应历年间建成的燕京三盆山(今北京房山)佛寺崇圣院。据应历十年(960)《三盆山祟圣院碑记》记载,该寺“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神像,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二堂两廊,僧舍二楹,钟鼓二楼”。这种佛祖尊中位,文殊、普贤左右肋侍,即是当时典型的中原佛寺模式。而南京地区更多的佛寺则是以中原庙宇模式为基础,结合契丹习俗而建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寺院。这些寺庙在平面布局方面,或以塔院为中心,或以高阁为中心,或以佛殿为中心,各个不同佛教发展时期寺庙平面布局均在南京出现。同时,今天的大觉寺、戒台寺还体现出辽人朝日风俗,更是其中比较独特者。在佛像设置与分布方面,南京地区的佛寺也多有不同。如咸雍三年(1067)《燕京大昊天寺碑》所记的大昊天寺模式“百二十之贤王,分其左右”,而咸雍六年(1070)《洪福寺碑》所记的时属南京管辖的洪福寺(在今河北省高碑店市)则是东西厢有洞廊二座,内塑罗汉各五十尊。显然,与中原地区的佛寺存在很大不同。 五、高超的建筑技艺 虽然辽南京城的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仍然是一座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城市。《辽史•地理志》称南京“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北宋使臣也称其“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19]在不断的建筑营造实践活动中,辽南京建筑技艺的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在不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建筑的坚固耐用方面,辽南京的建筑十分突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完颜雍曾对大臣们说“: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20]此时,距辽亡已有60多年,距重熙五年的那次修缮已经150多年了,足见辽宫殿建筑之坚固耐用。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建筑是辽代的天宁寺塔,此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即1119-1120年,距今900多年左右,依然屹立不倒,亦可说明其建筑水平之高。辽南京建筑之所以非常坚固,与其在结构上的创新关系密切。据考证,辽代木构建筑中出现了类似现代高层筒体结构的木构筒体框架,并在框架中使用了斜撑构件,保证了结构整体刚性,改变了中国原有木构柱梁支架的四边形体系。另外,在一些寺庙建筑的空间处理上,为了扩展礼佛的空间,包括辽南京在内的佛寺殿宇多采用移柱或减柱的做法。甚至在七间殿宇的前内柱也只留下两根,其余均取消,使得殿内空间豁然开朗。这种移柱、减柱的做法,在结构上出现了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组合梁架,代表了一种建筑形式的创新。总之,辽南京的建筑文化承上启下,是多民族建筑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体现了高超的建筑技艺与创造,为北京成为首都在建筑上进行了大量的开创工作。 作者:宋卫忠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谈建筑装饰风格与建筑文化 在建筑的装饰方面可以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符号进行有效的提炼和概括,通过实践中的适当改造和局部运用,来实现现代建筑材料与传统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这样就能通过传统元素的适度及适量运用来实现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都市环境的自然融合。 1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关系 建筑的风格作为外在表现形式,能够体现艺术、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内涵。装饰设计的风格与建筑的风格流派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相应时期的绘画、造型艺术以及文学和音乐的风格流派对建筑装饰风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每一个建筑的个别设计,都和气候及地点有关,还需要对建筑施工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充分的考虑,这也是世界各地的建筑具有独特风格的原因。在建筑室内设计风格中,一种典型的风格形式多数是实现了与当地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的紧密融合。在民族特性、社会体制及生活方式和文化潮流等外在风格因素,只有实现与创作构思及创作者专业素质和艺术素质等风格内在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赋予建筑设计装饰以文化内涵,这样的室内环境构建能够满足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中的心理及精神的平衡,从而实现建筑风格的艺术特点和创作个性在具体装饰工程中的应用。通过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的运用能够创造出功能更加合理,环境更加舒适的建筑室内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的物质技术及精神文化必将不断发展,这就使得建筑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2对现代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的进一步理解 在现代,建筑的室内设计具有功能复杂而又多变的特点,随着我国室内装饰材料及设施设备的更新换代,使得室内设计和建筑装修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所追求的室内环境艺术风格和文化氛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建筑的装饰中,一种建筑风格或流派的形成,往往对文化及艺术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更加注重对环境氛围、文化内涵和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在室内设计中,不同流派的产生发展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发展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同时还能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总而言之,做好建筑风格与建筑文化的研究,能够实现建筑本身更高层次的和谐,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享有和发展,最终做到在遵循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对历史的超越。 3建筑装饰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的延伸 在建筑装饰设计上能够充分的体现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所以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不变的。这就使得传统造型艺术的吉祥意味同样适用于现代的建筑设计,在传达现代人的设计意念上具有同样的适用作用。人们通过反复描摹一个图形,不仅能够得到审美意义的外形,还可以让图形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图形符号能够实现建筑内在意义的外在表达,能够实现观念的具体外化。这些意义最初大多出自对自然的崇拜和宗教崇拜,进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贵康乐以及祛灾除祸等吉祥象征意义。符号在历朝历代的器具装饰中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通过对图形符号这种“形”与“意”的历史延伸与衍变,还可以得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形”的演变,都不是对其原始“母题”的彻底否定,而是能够通过建立新的审美观念来赋予其以新的形式,从而使这些“母题”不断的丰富与拓展。 4现代化传统建筑装饰风格设计 在现代化传统的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最成功也是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能够实现置身建筑中能够感觉到传统建筑文化及精神,但却找不到一处与传统建筑的实例有直接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能够将传统的亭子放在玻璃幕墙的楼顶上,或在入口处通过放置传统的拱门,把传统的装饰标志放在外墙的楼角及砖上,或以混凝土仿做斗拱,这些可以说这些做法只能算是一种仿古设计的例子,如果能消化及吸收传统建筑的精华,实现项目设计有关事物的了解,两者便不谋而合,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传统的精神。 结束语 传统文化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科学合理正确的运用传统文化,才能焕发出传统文化的时代风采。这也需要建筑体系要把握好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的点点滴滴,要注意对优秀建筑遗产精华进行深度挖掘的同时,更要大胆地学习一切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要实现建筑装饰工程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急需要吸取古今中外建筑装饰创作中的精粹,让艺术的素养能够融入到建筑设计中,最终形成文化涵的有效渗透。总之,要想创造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就要注意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做到去粗取精,这样才能实现建筑装饰与建筑文化的最终结合。 作者:徐占宝 单位: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中医药的建筑文化探索 “道生一”:“道”及“道理”,经过对于场地周边情况的分析,重庆市中医院地块西南方向和两高架路沿途为重要的视线方向,在一期工程完成时,建筑群必须在这两个方向有比较完整大气的建筑形态。因此,在设计中形成—条主要的“建筑中轴线”和“一条景观主轴线”来确保建筑群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能展示整个医院的风貌。同时,秉承传统的思想也确立了我们建筑的基本母型———“U”字型三合院。“一生二”:两个庭院。在这里,建筑中轴线被实体化为“医疗街”,两边是局部底层架空,让轴线两边的“三合院园林景观”能相互渗透,让患者更加“接近自然”、“享受自然”。该部分包含急诊、门诊、医技及部分病床。高效地人性地解决了医院复杂的流线。“二生三”:一期工程由三个庭院组成,两个基本的“U"字建筑母型,一个变异的建筑母型。科研交流培训部分是一期工程的重要功能,在靠近东面主干道的位置设立了这部分的功能,单独设立入口,与医院病患流线分离,比邻医院的医技及部分病床设置,相对是一个安静独立的环境。“三生万物”:“三”及为一期工程,“万物”在这里引申为整个一,二期工程的设计。二期工程主要为康复、住院及医院后勤、制剂办公大楼。建筑轴线在中心节点转折,按南北朝向布置建筑,照顾了周围的道路关系和城市肌理,同样也合围了两个小庭院和一个大庭院,以环境为先,自然为先,尊崇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一种人类回归自然、钟爱自然的情感真实地渗透其中。中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学中讲究的“气脉通畅”在重庆市中医院的建筑中均有体现:底层的关键位置的架空,让各个大小庭院间视线相互畅通连续,又以广场、道路、连廊使各个功能块得到互补和渗透,并且融于山水园林的波光绿影之中。脉络和理念的连续性必然性带动了整个医院区的起步和发展,天然之气流动于建筑群落中。 1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主要包括建筑立面形象和建筑造型,在其中融入中式建筑元素能很好地展示它的中医药特色文化,体现中医药文化的思想特征,使老百姓从建筑本身就知道这是中医药单位,从而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1.1建筑立面在中医药机构的建筑立面或建筑造型上采用中式角楼、琉璃瓦等中国元素,并在大门广场树立醒目的名医雕塑、代表中医药符号的塑像,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向社会宣传中医药文化,使老百姓很容易分辨中西医文化区别,进而有利于患者选择就诊机构。 1.2建筑外观中医院的外观建筑形式应抓住中医院的文化特色,反映中医院的气质,将其体现于形象设计中。作为中医院,其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中医学注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整体观念”,在中医院建筑规划中宜采用风格典雅的琉璃瓦角楼,其造型秀丽,轮廓优美。与建筑外观设计相呼应,中医院园林环境设计宜采用田园式风格,门诊楼与住院区以典雅的拱形门相联接,各庭园设计应环境优美,水池,假山,荷香,绿树成茵,空气清新,有曲径通幽之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神韵。患者处在优美的环境中,没有恐惧感,心境平和,心情安定,有利于身体康复。[1] 1.3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实例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造型中,借鉴中国传统建筑理念,融合古代风景园林精髓,充分考虑原有地形跌宕起伏的山地特点和西部特有的民风民性,重点提炼传统概念中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功能。活用现代设计手法中对建筑功能的合理分区,建筑流线的自然组织,以及对采光、通风、能源利用等建筑科学的充分重视。在传统空间和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演变和概括,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为—体,在有限的空间内,把自然美与人文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了一个建筑与自然协调共生,天人合一,中西合璧的综合医疗群体。 2庭院环境 将中医药特色文化融入庭院园林建设中能够有效延伸和扩展中医药文化的外观文化。庭院可作为医院外观建筑的延伸与补充。通过对医院内各功能区域之间的过道的利用,同时加以园林小品、主题文化墙、主题雕塑、名医雕塑、建筑小品、亭榭、山石、盆景、碑刻、地面文化造型、药用植物园等建筑形式可烘托出医院宁静内省的建筑环境和精神空间主题文化[2]。利用医院中医药外观文化的特征和庭院中传统风格与中医药文化信息,整体营造出宽松和谐的传统环境,使缓和享受感增强,有利于对患者进行心灵抚慰和增加安全感,同时也对患者和院内职工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庭院建设元素众多,重点一是绿色园林主题中显现中医药文化;二是地面中医药文化造型运用;三是中医药文化历史人物雕塑。庭院中绿化、地面造型、雕塑碑刻等在于传统与中医药文化、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因地制宜、和谐搭配。 2.1绿色园林中的中医主题绿色是园林永恒的主题。关键还在于中医药文化的有机融入,如药用植物园,其主体对象以药用植物为主,是具有完整档案的药植物活体保育机构;通过园林这个载体,结合中医五行、阴阳、辨证论治、经络学说,天人合一等思想,弘扬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充分展示出中医药文化的底蕴。例如以牵牛花为造型,让中医药文化自然融入庭院整体环境;种植金银花、急性子等花期长,既有观赏价值又便于管理的药用植物,也能很好的体现中医药文化元素。 2.2地面造型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在医院的地面环境中运用中医药文化造型如悬壶济世的大葫芦、太极图、扁鹊妙手等等[3],适当地采用中医药文化元素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出“悬壶济世,弘扬中医”精神和“医者仁心,普济众生”的行医宗旨,使医院的核心价值以视觉的形式得以外化。 2.3庭院雕塑中的中医文化主题在庭院建设中普遍应用了名医雕塑,其造型的位置、色调、环境、大小及其所体现的人物相关文化信息特征处理得恰当,雕塑人物鲜活灵动不呆滞,摆放位置醒目,能够产生视觉冲击又能融入周围环境,则能发挥良好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作用。 2.4重庆市中医院庭院设计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重庆市中医院建筑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手法: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以“单座建筑”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建筑组群”。这种组群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组群与内部单元之间的关系,被借鉴到设计当中来。设计以一种平和心态,用含蓄的方式来展现传统,在传统与现代协调的同时,用更合乎现念的语汇来注解我们的建筑,使其既尊重传统文化,又能展现出城市发展的活力。 3院内中医文化装饰 中医院内中医药文化装饰是来访、就医者最直接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的场所[3]。中医院内部装饰主要包括在门诊大厅、走廊、诊室、病房、药房、治未病中心、国医馆等地方,采用文化长廊、橱窗、展柜、墙饰及宣传栏等装饰手法(如图5),因不受外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有很大的自主发挥空间,甚至可以弥补中医院在建筑外观和庭院建设中中医文化元素不足的遗憾。 3.1诊疗环境在诊疗环境中,门诊大厅、治未病中心、中药房、国医馆可作为重点,是打造气氛,感受中国医药学文化的主要场所。门诊大厅的文化墙与治未病中心突出“上工治未病”思想的大气布局,中药房药的色调、格式和材质遵循基本标准,国医馆传统装潢大到气势,小到各处办公用品细节都可以渗透中医药文化。只是需要考虑传统装潢的适应区域,在呼吸病房等不需要画蛇添足之处避免院感风险。 3.2院内专科和名医特色介绍医院、专科、名医特色介绍是医疗机构最基本的装饰。院内的文化宣传栏是除电视以外最容易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慢病防治、治未病理念没有前期教育认同的铺垫,就诊者、来访者的自觉行为就难以转化。首先是理念接受才会有来访、就诊行为,直接影响医院事业的发展。同样从上墙的色系、材质、字体等等都应考虑与几千年厚重的中医药文化相配合。内容上若能把宣传的教条式内容换为通俗易懂的解释,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4核心理念物化 核心理念物化在整个医院文化氛围打造中起到的是画龙点睛作用,是整体文化彰显的手段,重点在于:一是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二是办院宗旨;三是大国医精神。文化墙是其最常见的展示形式,可以在庭院中、也可以在医院大厅、楼层转换等显眼位置,如图6。重庆市中医院在每个病区都设计有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墙、文化墙,以孙思邈《大医精诚》理念为代表的大国医精神是中华民族为医有德的标志,在大厅以浮雕形式做成的“大医精诚”文化墙,如图7;将办院宗旨、院训等粘贴于病区显眼处;将白求恩示范医院铜像放于医院大厅主通道处,如图8,与整体中医药文化氛围融为一体。 5结语 综上所述,医院中医药文化在建筑硬件上的体现需要从医院外观建设、庭园建设、内部装饰三部分共同打造,核心理念物化画龙点睛。让市民走进中医院如同走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是传播与学习中医药的文化基地,才能真正达到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目的。 作者:邱治国 单位:重庆市中医院 建筑文化论文:论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说起来是一种十分具象并易实际操作的手法。简单地说,他类似一种归类分组、演化生成的方法体系。即将“具有相似结构特征的形式归结分类,并在此过程中接纳并呈现特定的文化和人脑中的固有形象”。最后的演化生成结果,可能只是该类型众多变体当中的一个,生成的同时就解决了统一与多样的矛盾冲突。因为同一类型可能产生多种形式变换,但由于该变换是在深层结构类似或不变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其效应应是多样化中的协调。我们可以再具象地说,设计的初步,就是将已选取的类型进行几何抽象简化。当然,这一原型必须具备普遍的历史意义,它应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头脑中共有的固定形象。这种抽象简化后的类型元素可以被直接运用到建筑处理上。但这只涉及到形式上的类型。在做一个建筑单体时,尤其是在做建筑群体时,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类型转换,即形式关系上的类型转换。形式关系相比形式本身要更加内在化,它是形式内在的逻辑基础,是实质性的存在关联。在做建筑单体时,如果只有形式本身的类型转换,那么最后作品则难逃“形式主义”及“肤浅直白”的论断。所以形式关系的类型学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也更加接近建筑本质。如果遇到建筑群的处理,这一问题就更加不可回避了。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绝不是简单地回归历史。在今天新的实际环境中,我们使用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方法在新的文脉中尝试将这些特殊的历史成果片段重组。在新的环境下,运用传统的关系将之组织或是采用新的关系将之重新拼贴。这些尝试均以“激起人们对往昔生活和建筑片段的回忆而获成功”。实质上,很多建筑大师都经常采用这种手法。如贝聿铭,他在国内的作品,从早期的香山饭店到近期的苏州博物馆,显而易见,无不是采用类型学的手法,还包括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等等。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只是抽象简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虽然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形”的传承,但在将“形与形之间关系”类型化时,它已涉及了“神”的传承。因而,它不能只被看作是物质层面上的手法,毕竟,它还物化了“神”中“形”的部分。 一、意匠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更倾向于“形”的继承,而意匠的传承,更多追求的是“神”似,是一种哲学上的、精神的、态度的传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自己本土的传统建筑融会贯通,再将所得到的新的、提炼过的、更深入的、高一层次的认知应用到自己作品中去。在此方面,国内建筑师一直在努力,但从最终的作品而言,同样面对此问题的日本建筑师走得更远。在这里,以“缘侧”为例进行说明。所谓的“缘侧”就是日本传统建筑的檐下空间。当然,防雨、防潮必然是建筑重点考虑的功能,但这仅仅是其檐下空间较阔的因素之一。从空间的角度讲,“缘侧”属于半明半暗、半内半外的空间,“缘侧”的存在使得日本传统建筑的室内外空间的关系独具特色,空间流动感强,如行云流水,与室外环境联系畅然。显而易见,无论是中国的“檐廊”,还是日本的“缘侧”,都属于灰空间,即过渡空间。不同的是,我们的传统建筑从院落过渡到室内显得更加柔和,体现一种过渡渐变的过程,而日本传统建筑的“缘侧”空间更有“静”的特质,虽然有踏石等过渡,但从空间感受上仍有较强的异域感。从功能的角度讲,日本的传统建筑以“缘侧”这种简单的办法解决过渡和连接等复杂问题。此外,其还承担会客,接待等日常生活活动。从形态的角度讲,日本建筑平面多为不对称布局,所对应的檐下空间自然也不对称。而且即使在一个建筑单体上,檐下空间也以局部设置为多。从审美的角度讲,日本传统建筑的审美崇尚“阴翳”与“幽玄”,而“缘侧”出檐深远,即使在白天,檐下阴影在立面效果上仍占具很大成分。这些效果正是在黑暗和光明的边界上赋予物质形体以及精神。从宗教角度讲,日本在佛教传入时还处于古坟文化时期,所以佛教必然产生具有主导和控制性的影响。所谓的“余情”“幽玄”“寂”“陀”等审美形态无不是受到禅理的影响。具体到建筑就是营造空灵、闲寂的静谧空间,而这种空间要求的是黯淡平和,而非一个泛光的世界。这也是“缘侧”在室内外过渡中营造的氛围。从文化的角度讲,缘侧的灰色气质影印着日本文化的灰色基调,这种“灰”的属性在很多艺术中以相同的意匠营造。例如,缘侧似于世阿弥所创的“能”剧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静隙”,同时,它也似于中日水墨绘画中的“余白”。由“缘侧”所影射到的相关文化内涵有很多,但大多是具有非理性因素的灰色域文化概念。 总而言之,“缘侧”是一个具有“静”的特质的过渡空间。在这里,光作为运动的载体之一,在非泛光的空间状态下,让人体味运动的间歇,感受变化瞬间的定格,认知物体的真实存在。它正是让人的精神从有限的小空间延展至无限大宇宙的精神导体。所以,在日本现代建筑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独特的空间,这些空间并非功能需要,而是建筑师给使用者冥想,发掘内心世界,体验精神快感的“安静”空间,它们可能是长长的坡道,也可能是凹入墙体的小室或某个被隔离的场所。这正是“缘侧”精神内涵的部分延展。虽然它们没有以原形嵌入现代设计中,但通过领会其“静、寂、幽”的精神,部分或完整地表达了原有的精神构架。在形式的继承上,如中廊下型住宅,继承并改善了“缘侧”的形式,将共用的“缘侧”分配于各个房间,很好地适应了现代生活。在精神的继承上,如黑川纪章的“无”和“中间领域”两个设计概念。在艺兰斋美术馆的入口设计中,长长的顶板让人有一种既室内又室外的错觉,也许他正是追求这种感觉上的模糊性,这也正是“缘侧”空间的“中间属性”的继承。其实,实现一种传统精神的继承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安藤的住吉长屋,虽然在70年代住宅同周边环境关系趋于封闭的背景下,形式上看来是拒绝外部环境,并不像“缘侧”一样温柔地接受外部空间,但它却具有“缘侧”精神的空间——由墙和两侧的屋室围合成的内庭,上空被二层的过桥打破,自然光将过桥的阴影静静影射在地面和墙壁上,朝暮变换,四季轮回均可体味。空间材质与形式的极端简约,让主人可以在进行家庭活动的同时也注重内心情感,感受超脱和静寂的心理需求而非形式本身——这也正是“缘侧”精神的表达。也许,我们继承了感觉或者精神,我们就真正继承了传统。正是这些感性的人们将这块用以享受精神的方寸之地留了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将自身精神以抽象方式传达还较为陌生。 二、对比手法的传承 如果说对比、决裂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承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必是著名的巴黎卢浮宫美术馆。1984年1月23日,贝氏在法国文化部首度向历史纪念委员会简报计划案,当时的反对浪潮甚至让翻译几乎为之落泪而无法工作。后来《LeMonde》报、《费加洛报》等大媒体均对贝氏的玻璃金字塔不以为然,根据《费加洛报》的民意调查,90%的民众反对此做法。而今天,历史证明,“贝氏成功地改变了卢浮宫的命运,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美术馆正如埃菲尔铁塔的际遇,从当初大家反对到如今倍受爱戴,贝氏为巴黎创造了新的文化标志”中国国家大剧院亦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同时在整体上关注了环境,没有压倒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建筑物。国家大剧院确实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是个推动,同时也给国内建筑设计体制、方法带来了有益的冲击,而且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也是成功的。但北京,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而现在看来,新的一些现代建筑并没有与传统建筑很好地形成城市肌理。在国家大剧院之后,我们又顺理成章地接受了CCTV大楼等新建筑。然而,这种对比、甚至决裂的手法并不适宜“遍地开花”。在一个城市里,这种手法多了,突兀的新建筑就像一块块“城市补丁”而显得刺眼了。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求我们在这个高速纷繁的年代里,对文化做出标准的职业判断。而我们除了宣言式的方向指引外,更需要具体的操作手法。做好传承传统建筑文化的工作,才能让我们的建筑不再列为消费品甚至奢侈品,而是感情寄托的所在。 作者:彭鹏 封文娜 姜玉艳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的德育功能探索 教学工厂建筑是高职院校进行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重视与企业合作,实现了学校、学生与企业、员工“零距离”接触。教学工厂的出现强调职业技术教育与企业人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使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有机结合,达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创造能力。“教学工厂”是职业技术学院区别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最大特点,营造“职业”氛围,使学生身处于职业环境中学习,学生通过这种真实、紧密的接触,既可以学习到企业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了解职业规范,又使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具有职业化、特色化。 具有服务性、实用性特征。如果说教学工厂是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的显性特征,那么,镶嵌在高职院校建筑中的教育理念则是隐性的建筑文化特色。高职院校虽然因所处区域、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办学定位、课程设置、招生就业、管理理念、队伍建设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设置专业。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突出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的服务性和实用性。如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以明天的科技,培训今天的学员,为未来服务”的文化墙,突显了学院办学宗旨,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快速对接真实的生产需要,强调“量身定制”服务与快速反应能力。富有特色的高职院校建筑是彰显校园文化、体现校园精神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折射出高职院校内在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气质,同时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 一 、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独特的德育优势 高职院校建筑不是一个封闭起来的外壳,而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群体。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不仅能为教学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环境,更能为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文化气质提供精神依托。因此,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第一,融入现代高职理念的特色建筑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占领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职业教育,在当下中国人缺少对技术与技能的基本价值认同的影响下,仍被是看成低人一等的高等教育。这无形中给了学生一种挫败感,学生们体会不到作为天之骄子的喜悦和自豪,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受到极大影响。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特色建筑和标志性建筑,承载着学校的文化底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自2006年以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掀起“捣墙运动”,把传统教室改造成一个集生产、研发、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工厂。引企业入校,把教室变教学工厂,实现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的无缝对接,打造出办学特色。学生们不仅在“实战”中增长了技艺,学到了真本领,提升了就业竞争力和职业素质;更在学习中深刻领悟了高职教育理念,认同高职教育,不自觉中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二,精心设计的高职院校建筑群是学生进行人格养成的生动素材。高职院校的建筑具有形势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德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人文含量和教育功能,默默地向学生述说着学校的成长、骄傲和精神追求。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基础设施、环境布局大都经过专家指导、名家设计,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独特内涵。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软件大厦设计为“L”形,立面呈现生机勃勃的树状构图,寓意着初生和成长,展示了现代大学生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能引发学生自豪感和归宿感。学院专业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和建筑群,具有很好的宣传、标识作用,能使师生取得认同感,增加内聚力,并且时时刻刻熏陶和感染在校师生,使人感受到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它们既是校园物质文明建设的载体,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外在反映。这对学生的人格养成远远胜过空洞枯燥的说教。 第三,合理的校园规划和空间设计对学生的道德成长提供潜移默化的熏陶。建筑环境具有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去诱导一种行为倾向的功能。学生在高职院校建筑环境中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在学习着人际交往。这既是一种信息交换与传播的过程,也是交往双方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很多的高职院校设计便于师生直接交流的建筑空间,如在实训楼安排了各种适合师生停留、小憩、交谈、游戏的场所,并放置了舒适的座椅、沙发等小构件;在校园内的海棠园、玫瑰园、紫藤廊等校园景区旁,适当开辟一些凹形空间,围以栏杆,构成宜人的交流环境等,在这样的设计空间里便于师生之间面对面接触、交流、分享,老师的人格魅力也在悄然中传递给了学生,让学生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巧妙的空间设计可以营造有归属感和亲和力的交流空间,这不仅对学生的求知解惑有重要的帮助,也对促进他们道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校师生透过高职院校建筑这种显性的形式,能深切体会高职院校文化的隐含意义。 二、构建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德育功能新思路 高职院校是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场所。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因此,新时期要打造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1.建造校园特色建筑,提升校园文化底蕴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必然体现出地域性,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即校园建筑注意与周围环境、区域文化的融合,追求整体校园风格及建筑物的总体轮廓之美,追求理性设计与感性认知和谐统一。淮安是总理的故乡,总理很喜欢海棠花,在他逝世后的十二年之后,他的夫人邓颖超曾写下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海棠花祭》,以纪念她的战友、伴侣总理。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的主景区恰好有一大片海棠园,如果校园建筑景观设计中重视与地方文化资源的融合,在海棠园里设计一个大石碑,上面刻下邓颖超的《海棠花祭》,这一建筑小品必将成为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特色建筑,使学生们在欣赏海棠花美丽的同时,缅怀总理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还能够提升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底蕴,打造文化校园。 2.营造开放交流的氛围培养学生学习能力路易•康曾说过:“学校是一处适于学习的空间环境。一群人坐在树下就自己的理解进行知识的交流……”加强产学合作、促进人才产销衔接是高职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高职院校建筑的功能布局要体现校企深度融合,融入园区办学的办学理念,教学实训区、演讲交流区、研发区、学生创业区、商业区等布局既相对独立又要集中。相对独立便于各个功能区的工作、活动的开展,遇到紧急情况便于人员疏散,体现人文关怀;而相对集中是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企业人员与学院师生之间提供了一个相对集中、相对正式的交流场所,让他们在这个空间里碰撞出激情和创造的火花,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这个交流空间,并在此停留、交谈和畅想。通过强烈的环境氛围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用文化观点来提升精神层次,达到培育理想人格的目的。 3.倡导建筑环境参与,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建筑与人的行为之间有着特殊关系,建筑是人的存在的实质证明,是文化的工具。广大学生要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必须了解本校独特的文化内涵。学校需要创新建筑文化教育的内容,让学生了解本校的设计理念、建筑物的功能布局,以及建筑、雕塑、厅廊阁角的寓意,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启迪和教育。良好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环境对人所产生的作用,积淀为人的文化心理,形成特定的文化观念,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曾组织师生进行海棠园景观设计,积极倡导学生参与校园建筑环境文化艺术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维护,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刻把握自然、社会、人的关系,体现建筑文化与教育的完美结合,实现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对学生的教育功能。 4.狠抓校园建筑质量,打造建筑精品工程高职院校建筑质量关系广大师生员工的安全,关系到学校的长远发展,是百年大计。而且学生的行为心理与建筑形式、建筑空间设计有着密切关系,学校作为建设单位应该从建筑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工程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严把质量关,加大质量安全教育宣传,强化责任意识。同时,要吸收当代建筑新技术、新思想、新观念,把绿色建筑、健康建筑的设计理念融入校园建筑中来,建设美观、经济、实用的精品建筑工程。将建筑与新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成就、周围环境、人有机结合起来,打造高品质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享受建筑之美的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既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鼓舞,增强自信心、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又得以开拓视野、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进而继承和发扬科学精神,培养创新能力,提高人文素养。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承担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历史责任。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应远离官场、远离逐利、远离浮华、远离西化;要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民族、贴近传统文化,方能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 作者: 吕雪松 单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中原建筑文化内涵的特征探讨 文化内涵——殷商文化的“人”和“神” 殷商文化作为河南早期的文化体系,对河南建筑环境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上,是对建筑环境的一种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之后具象化表现的根源。因此对两种文化的研究更多关注其主要特质,一种精神层面的把控。 所谓商文化,及殷商文化,指商王朝时期内商族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商灭夏之后至商王朝灭亡这时期内商族人创造的文化,重点指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它以今郑州、安阳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商代文化分为以二里岗期商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和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郑州、安阳地区属于殷商文化的中心地,自然其建筑也深受殷商文化的影响。 殷商文化具有西渐的特点,其西渐的区域是指商文化在中心地区确立以后向西方地区传播所到达的区域,包括河南西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部等所在的区域,基本位于商王朝前期统治中心——郑州地区之西部,也是商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带,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二里岗型”分布范围包括了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因此,在山东东部及陕西部分地区的建筑形式与河南西部地区的建筑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和传承性,其聚落民居的形式也最具地域文化的展示性。 神权独尊和“征服自然” 殷商文化具有很强的原始宗教性和娱乐性,尚武“征服自然”,以祭祀等功能的场所为居住中心。在其宗教观念中,除具有原始宗教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如鸟崇拜、山崇拜、太阳崇拜、桑林崇拜等,这使其成为原始社会众多地域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文化。殷商的直接统治区,随着郑州和安阳等中心地域从豫东到沂泰山区一代,对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等建筑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殷商人的思想观念中,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中。因此,祖先神和天神,人和神灵,在殷商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商族的祭祀歌诗《商颂》,我们也可看出商族子民对上帝的绝对宗教性,注重在建筑格局上面,更注重中心建筑群的集中,将祭祀、拜祖等功能的祠堂、寺院等建立在建筑群的中心,作为所有原著居民的思想活动中心,在建筑布局上充分表现,体现出“重神道、轻人事”商人宗教思想的特征,体现出一种商人隆祭祀、盛巫风的宗教迷狂以及带有原始意味的尚武尚勇的精神。 在出土的众多器皿中,其桑树、太阳鸟、山体等形象的符号常出现,特别是商人一起祭祀的场面也被工匠以极为概括的手法描绘出来,人们热情奔放、鲜亮艳丽的画面被符号化记录,并发展为不同形式的语言使用在建筑构件和建筑纹样、建筑色彩上,重赭石的厚重色彩代表了对大地的臣服和对火及生命的渴望。 农耕文化和“天人和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时期农耕的兴起和发展,确定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固定,选址对风水的注重,祈求风调雨顺以得来年庄家的好收成,人们居住的场所和建筑形式等方面自然注重“天人和谐”。这从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表现上均可窥视一二。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以农耕为主要生业,以粟黍为主要作物,衣料所知的有麻丝,房基的构造都是规矩型,以长方形和方形见多,坐北朝南。 商代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由游牧等最原始的自由生活状态转变为以农耕为核心的固定文明的稳定生活状态,农耕的生活方式必然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所有的生活、经济、政治等活动均以土地为中心,建筑形式逐渐规模化、中心化。黄河流域的居住形式从穴居到半穴居,进而发展为地面建筑。农耕文化使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聚落多分布在近水的台地上,主要建筑形式为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圆形或方形房子。河南安阳后岗、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等具有体现。建筑环境也更加科学和合理,如确定了坐北朝南的建筑坐向和横向为主的建筑形式等,建筑布局已逐渐由散落的自由形制逐渐发展到规矩化、条理化、中心化的聚落群体。 崇尚自然宗法的和谐观 殷商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和“神”关系的转变和发展体现,一种人和自然地关系,从“征服自然”到“天人和谐”的过程,对以郑州、安阳以及河南西部为核心的河南建筑环境具有地域性的“无意识”影响。殷商文化在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属于早起阶段,孕育了中原文化本质特点,对河南人的营造意识和审美有着深远坚固的影响,注重“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在美学、科学、伦理学、精神学和哲学上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河南传统聚落是一个崇高自然的大系统,建筑作为防御与适应自然的物,要求征服自然,但更重视自然。河南传统聚落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是中原地域性建筑文化内涵的精髓和浓缩,它所体现的和谐相生的观念正是当今社会巨变中人们所追求的自然和谐。其主要表现为:从强调“生存竞争”、“天人相抗”转向注重生态平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极力倡导物质文明进而重视内在精神的满足,以求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从绝对尊重个性自由,个人与社会相抗衡,转为个人与群体相协调;从直线式的进化观转向螺旋式的发展观。 本文作者:杨亚楠 单位:郑州黄河科技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图书馆建筑文化国内外比对 作者:何素梅 单位: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 图书馆建筑是典型的文化建筑,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图书馆建筑的历史悠长久远,它们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图书馆服务与管理模式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单一到复杂多元,由封闭到开放,逐步变迁的过程。 一、图书馆建筑文化理念 图书馆建筑文化涉及图书馆文化理念及建筑理念。图书馆是收藏文献、服务读者的空间载体,其建筑思路是依图书馆的使用需求而设定的,从这一点来说,图书馆建筑文化与图书馆文化本身有着很大的联系。随着人们对图书馆职能、服务对象等方面的理解与要求的变化,图书馆建设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图书馆建筑文化具有文化性、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每座图书馆建筑各有其个体特征,折射着某一时代、地域的特性,彰显着某种设计理念,反映着某类服务管理模式。也正因如此,导致了中、西图书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下,具有不同的建筑馆舍文化底蕴。 二、教化韵味下功能单一的中西古代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般而言,图书馆的建筑模式、内部布局依图书馆服务功能、服务方式、发挥的社会功效而定。纵观中国图书馆建筑发展史,在19世纪西方图书馆建筑思潮西学东渐之前,皇家藏书楼式的建筑主体,对历代各类藏书楼的建筑风格起着示范作用。中国古代藏书楼“以书为本,以藏为主”的藏书理念决定了图书馆建筑面积较小、结构简单、功能单一。作为一种文化,在其建筑实体等物质表现形式下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品德,体现了中国广大文人学者崇尚知识、富民强国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古代中国藏书文化的实质所在。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精神上钳制民众,造就了具有教化韵味的藏书文化。正是这种教化类型的藏书文化,对图书馆建筑型制、馆址的选择、馆内空间细节处理以及其形态、比例、色彩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藏书文化的教化时代,藏书楼往往被看成是上层贵族、文人墨客寻找精神家园的场所,是求学治学的清静之地,容不得充满“-铜臭味”的钱庄、饭庄等商业场所靠近它。因此,秦、汉以后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建筑设计,都比较注重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强调藏书楼与自然的有机结合。所以,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往往与宫殿、园林、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园馆相依,山水相映,环境优美,幽静宜人。其结构小巧玲珑、雕饰古香古色、庭院峰回路转,成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藏馆至今让人流连忘返。而在西方,书报审查的历史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长久,特别是中世纪,统治者以宗教裁判为手段镇压异端思想,扼杀信仰自由、科学研究的例子数不胜数。于是,文艺复兴前西方的图书馆建筑形式,从希腊化时期最典型的图书馆建筑模式——拍加马图书馆建筑,到古罗马同神庙毗连的宏伟的公共图书馆建筑,再到黑暗的中世纪以收藏基督教书籍为主、规模极小、没有阅览室等设备的修道院图书馆或大教堂藏书,及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图书馆,其建筑型制基本与中国古代藏书楼相仿,主要功能也是收藏和保存文献资料,并且只供上层贵族阶级等少数人阅览,呈现出封闭性和保守性。 由于图书馆功能单一,所以其建筑结构也相对简单。中世纪后期,西方大学图书馆建筑出现了“链子图书馆”建筑(将珍贵图书用锁链牵在书桌上,因此而得名)和“读经台式”的阅览环境(当时的阅读书桌颇像修道院的读经台,因此而得名),这是当时盛行的阅览和保管图书的办法。西方古代图书馆,有的似乎是皇帝出资建造的,有的可能是富人赠献的,尽管它的藏书并不全是宗教书籍,但用于藏书的图书馆紧靠着神殿或附设在神庙内部,这也是西方古代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之一。神庙当然是壮丽豪华的建筑物,因此,图书馆作为它的连接或内设部分,自然也是一所宏伟的建筑。有的图书馆馆外有壮丽的圆柱,门上装饰着各种雕刻。馆内则设有阅览厅,也有柱廊。柱廊是供读者读书、讨论问题的地方。大部分图书馆的正厅安置着神的雕像,周围一般还放着著名学者和作家的雕像或碑文等,正厅馆内还有许多绘画和其他豪华装饰品。另外,馆内还有剧场、会堂和讲演厅,在讲演厅里可以朗读一些作家的作品。有的还设有大浴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图书馆更近似富豪们的俱乐部。 三、由教化韵味向消费韵味过渡的藏阅分隔的 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随着近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的西学东渐,中国古代藏书楼建筑文化模式被打破了,它具体体现为:将图书馆“藏、借、阅”功能明确分开布置,大部分采取阅览室在前、书库在后或居于中心部位,外借出纳居于其间或其后的布局。这一布局,在当时较好地满足了闭架阅览及管理的使用要求。该时期图书馆的建筑形状相对简单,多缺少变化,基本呈现为“T”、“工”、“一”、“王”、“山”、“日”、“出”、“田”等字型,造型较为呆板,相互雷同,缺乏个性。另外,由于各部分功能固定,阅览室与书库往来联系不便,难以灵活调整使用。而在西方,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启蒙运动的兴起,图书馆在设计建造上开始重视人与活动空间的关系,注重馆内装饰,强调设备与学术研究场所的气氛相互吻合,文艺复兴的时代气息在图书馆建筑上充分表现出来。其时,许多人文主义者主张“开放”图书馆,一些私人图书馆也逐渐向公众开放。虽然当时的图书馆使用者还局限于知识分子上层,是知识分子交流思想、寻求美的享受的场所。 但比较起来,这一现象同藏书楼式的修道院图书馆有了很大的区别,已由单纯地“保存书籍”向有效地“利用书籍”迈进了一步。随着印刷图书的大量出现,以及当时君主、诸侯们对巴罗克艺术的狂热追求,十六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图书馆建筑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锁藏图书”阅览室被空间宽敞、可供阅览者随意走动,酷似宫殿的“大厅图书馆”所替代,“读经台式”的书籍放置办法逐渐被“墙壁式”放置方式所取代,即在图书馆内大厅周围的墙壁上排列书架,出现了书库,这在图书的收藏、借阅、馆舍结构等方面都是一大进步。但这时的图书馆仍带有浓厚的陈列馆色彩,还不是一所纯粹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1853年,帕尼齐打破了以往图书馆结构,将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和书库隔开,书库首次使用铁制书架,两排书架背靠背并排摆放,书库各层的高度被降低了,最高一层的图书用小梯子就可以取放。由此,图书馆建筑向现代化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不列颠博物馆圆顶阅览室也因此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绝佳场所,一百多年来无以计数的国内外学者在这里成就了他们的研究事业。图书馆建筑按闭架管理要求设计布局,将阅览室和书库分开,适应了图书馆由收藏保管文献功能向社会服务功能转变的需求,逐步形成了集藏书、教育功能于一体,藏、阅分隔的近代图书馆建筑模式。 四、消费共享韵味下藏、借、阅一体的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建筑文化之大同 几千年的图书馆史是图书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随着几千年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成熟,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以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图书资源必须共享的思想逐步形成,由此产生了消费、共享环境下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图书馆建筑文化,遵循形式服从功能的理念,从满足图书馆组织结构、业务需求的角度对其进行设计建造。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模数式图书馆建筑模式应运而生,它广泛采用敞开式、大厅式大开间格局,能在一个较大空间内实现藏、借、阅、管四大功能。它独特的建筑结构,使其可在一个平面层内自由调整各房间的面积、形状和空间,具有高度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可塑性。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模数式图书馆。到80年代末期,国内出现了一批高标准、高技术、较为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馆内采用连续开敞的大空间,减少固定隔墙,全馆或局部统一柱网、层高、荷载,尽量增加布局的灵活性,以适应未来变化调整的需要。有些则在全面开架的条件下,把总出纳台、咨询台放在门厅内。空间格局则以文献信息的利用为中心,平面布局灵活多变,不再拘泥于陈规旧套,实现了同一空间内“阅、藏、借、查、咨、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使中国图书馆建筑置身于国际先进水平之列。最近几年,在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下,图书馆建筑模式也从集中向分布转变,图书馆的功能也分化为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两方面。中国一些大型图书馆新馆建设也已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建筑中充分运用了计算机网络、空气温湿度调节器、自动化安全防护监控设备等智能化建筑技术,采用多种手段保存文献。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指导下,图书馆建筑理念更倾向于人性化,本着“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为读者创造舒适、宁静、优雅的阅读环境,同时为馆员创造方便、舒适、高效的工作条件。至此,中国图书馆实现了由单纯的物用功能向调节读者情绪、满足读者心理需求的功能转化。西方图书馆近年来在建筑设计上提倡人文关怀、生态环保,出现了高技术、高标准、智能化的趋势。它将建筑环境艺术和先进电子技术相互融合,通过对设备的自动监控,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使整个建筑的设施配备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发展到后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中国图书馆建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渗入,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相互影响、融合的程度必将不断加深。 (二)建筑位置之小异 图书馆于城市,是文化的标志,反映一个城市的品位。图书馆于市民,是知识的海洋,精神的家园。图书馆规模不断扩大,开放程度不断增强,管理技术不断提高,读者阶层便会不断增多,人们逐渐进入了藏书文化的消费共享韵味时代。从图书馆建筑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一时代中、西公共图书馆大同小异。所谓大同,是指中外公共图书馆大都建造在城市里。馆址通常选在人口比较密集,交通便利的地方。其环境都比较开阔,内部装饰效果多具生活气息,阅览环境普遍比较淡雅。至于小异,表现为在欧美国家,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图书馆紧密相联,先有图书馆,后有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围绕着图书馆发展,或者是图书馆选择在商业中心建立,做到跟着商业中心走。而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里,图书馆的建立时间要远远晚于城市建立的时间,并且图书馆建立后也没有出现围绕图书馆而形成的商业中心。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一座城市的中心不仅应该具有商业功能,而且应该具有文化功能。而图书馆恰好具备了这种文化功能,可以作为城市和商业发展的营养源泉。反过来,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又会同时促进和推动图书馆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不可分割。而在中国,自古至今,都习惯于把文化与商业相对立、容易受到“重农轻商”-、“学而优则仕”等潜意识的影响。所以,中国许多公共图书馆在选择馆址时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选择商业中心,都有意无意地避开商业中心,选择远离闹市的清静幽雅之地或依高等学府而建,成为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点缀。当今社会,我们应该认识到,商业中心是汇聚各色人等的一个重要场所。把公共图书馆建设在商业中心,才有利于丰富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够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效能和作用,使资源利用最大化。同时,从宏观上看,公共图书馆建在城市商业中心,有利于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在“以人为本”的图书馆服务理念下,我们不但要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图书馆建设的先进经验,更要与时俱进,摈弃固有思想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让公共图书馆发挥更大的功效。 五、结语 我国图书馆建筑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文明的结晶。继承历史的优良传统,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不临摹、堆砌西方某种“主义”,建造出现代感强、功能好、技术新的图书馆建筑,充分传达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涵义,才是图书馆建筑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契合点。我们相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正不断创造着璀璨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建筑文化必将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建筑文化论文:现代建筑设计地域建筑文化再生浅谈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水平也获得了很大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全球化给建筑领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材料,以及先进的设计理念,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地域传统建筑文化逐步被商业文化所淹没,建筑的民族性被建筑的“国际性”所取代,作为城市和建筑个性的地域文化特征有逐渐衰落和消失的危险。因此,针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在建筑设计创作领域,通过对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总结和归纳研究,创造出符合各民族人民审美和生活习惯的现代地域建筑,是建筑师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的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一项工作。 一、地域建筑文化 “文化”一词至今未有确切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地域建筑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与其地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形成特定关系,并体现地域基本特征的建筑。地域建筑文化正是这种地域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建筑中的反映,它具有时空性和地域特征,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其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它们根植于当地人民的生活之中,数不尽也道不完,正是它们孕育了本地区的建筑文化与特有的“场所精神”。 二、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 传统建筑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是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每当人们置身于历史街区或传统村落时,总会觉得非常亲切和温暖,被那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场景所打动,这种强烈的场所感正是由生活在特定的地域街区、建筑和广场中的人群,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长期积累发展而来,并形成特定的地域建筑文化环境。它不仅是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也是精神文明的一种反映,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是人们认同和依恋的生活场所。经济全球化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导致了建筑文化的全球化,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猛烈冲击,使得民族和地域文化失去了归属感和凝聚力,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发展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在建筑设计创作中如何辨证地对待“地域性”与“现代”的问题,如何传承和发展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使其得以再生,已成为促进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1.地域建筑的适应性 传统地域性建筑历经几千年的沉积,发展到今天,仍然不失其魅力,最主要的因素是其对于地域的适应性。建筑师在进行地域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了解其存在的独特价值。 (1)对地域自然环境的适应性 由于建筑所处的地域的不同,其地形、地貌等自然生态条件也不同,这就要求建筑必须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形式。 (2)对地域经济技术的适应性 地域建筑总是适应当地的经济条件的,并采用与地域相适应的建造技术及地方性建筑材料,形成一套比较生态的建筑技术。 (3)对地域文化的适应性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现象和产物,是不同地域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要素的综合体,理应具有鲜明的时空和地域特征,这是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必然反映。因此,地域建筑必须适应特定地域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才能形成有特色的地域建筑文化。 2.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策略 新形势下,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不仅仅是对传统建筑的简单模仿与复制,还包括保护、传承与创新等多个层面。面对新的创作环境和要求,建筑师不能一味地接受西方的建筑风格和技术,要理性地学习各个国家优秀的建筑文化,同时注意挖掘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优秀地域建筑文化,将它们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既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也要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增强人们对地域文化特色的认同,创新地域建筑文化特色。设计者在创作建筑设计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策略进行地域建筑的再生。 (1)传统地域建筑造型的模仿 传统地域建筑都有一些代表当地建筑文化的显著的外观造型特征和当地特有的建筑细部构件,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应将这些重要的地域建筑造型和细部构件在现代建筑中重现,再现传统建筑的造型特征,使现代建筑造型具有传统地域建筑的风格和空间形式。例如,传统建筑坡屋顶、青砖灰瓦等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这在各地古建筑保护中是常用的手法。 (2)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再现 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这些人类文化的具体精神形式均统归于符号的范畴④。建筑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正是通过符号来表达地域文化的。设计者对具有文化特征的建筑符号进行提取、总结,将其具化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形符号,进而成为地域建筑文化的象征符号,并作为传承地域文化的载体,结合新的建筑技术与材料,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加以运用,使这些融入了地域建筑符号的新式建筑成为城市空间环境的组成,营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 (3)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抽象变异 传统地域建筑空间及其特征构件是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蕴育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传统建筑空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一些建筑构件也已经不具有当初的功能,新型建筑材料及建造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传统建造技术的更新。因此,建筑师在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要认真研究传统地域建筑符号,对其进行抽象变异,运用新材料与新技术对地域建筑进行再设计,创作的新建筑不仅具有现代化的特点,而且具有浓郁的地域建筑文化特色。 (4)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现代更新 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不仅要关注地域传统建筑的外观符号元素,还要了解这些符号与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内在联系。传统建筑材料及技术许多都是低级的,现代社会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短缺,能使用的原材料太少,且价格昂贵。因此,采用现代材料与技术来再现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符号,不仅可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还能创新建筑空间与造型。除此以外,设计者还要注意节能环保材料的运用,不但要再现传统建筑意境,还应满足生活、工作的舒适度。 3.地域建筑文化再生的原则 在现代地域建筑再生创作中,除了要注意的设计策略的应用外,还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把握地域建筑特色,延续传统地域文化的原则; (2)坚持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建筑创作原则; (3)基于新技术的地域建筑意境再现原则。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城市中充斥各种现代风格、欧陆风格的建筑,传统地域建筑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各种破坏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说到底是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因此,建筑师在设计现代建筑创作时必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真正深入研究地域历史文化,总结地域建筑经验,并用来指导现代城市建设与建筑创作,充分利用地域建筑文化遗产的作用,使中国的现代建筑创作与城市文化走向地域特色发展之路。 作者:胡海洪 丁晓红 单位:淮阴工学院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近年来,展现历史风貌和表现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成为纪录片题材的重要来源”[1]。其中,关于诗歌文化的纪录片尤其值得关注。《诗行天下》《诗词中国》《掬水月在手》等一批优秀纪录片相继问世,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恒久魅力。不同于上述影片,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5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创新性地从诗歌与旅行的角度切入,以探访五位唐代诗人的一段生命旅程为叙事线索,通过“具身认知”式的旅行来唤醒古典诗词中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同时,影片没有忽略对现实的观照,不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当下生活的重要影响,勾勒出现代社会的诗意图景,并从多维度展现了中国诗歌文化的当代价值,最终询唤了观众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完成了文化自信的时代表达。 一、聚焦文化记忆: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 “文化记忆”是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的理论概念。他指出,“文化记忆是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2]。在历史长河中,文化记忆是人类延续民族精神、确立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文化记忆不仅能够帮助今天的人们追寻历史印迹,同时还对当下及未来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记录、延续、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毫无疑问,文化记忆的传承需要载体。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附着于具体的记忆形象,源于文字、图像、音乐、舞蹈、诗歌、节日、仪式、建筑等”[3]。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古典诗词是独具文化气质和民族精神的记忆载体。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学形式,更蕴含着先贤们千百年来的生命思索与智慧结晶。当读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勾起思乡之情;当想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脑海中即会浮现母亲的伟大形象;当吟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能召唤出我们强烈的爱国精神……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上到老人,下到孩童都能脱口而出。中国古典诗词经过千年流转,历经岁月洗涤,在一代又一代国人的传颂中“高度成型”,最终凝结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然而,作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多数人对古典诗词的认知,主要聚焦于对诗词文本的学习和解读上。而那些书写在诗句当中的人文山水,暗藏在诗句背后的心路历程,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诗歌与旅行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大量诗歌是在诗人的游历途中被书写的,“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4]。由此,诗人的旅途不仅浓缩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同时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正是切中了这一要点。该片总导演李文举在谈及创作构思时说道,“我们从小读唐诗,却很少有节目展示诗人们走过的那些足迹……把唐诗和旅行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用今天的方式去旅行,用今天的人的眼光去看,去感悟唐代诗人当年的感受,去揭示他们当年的经历”[5]。正如导演所言,与以往的诗词文化纪录片不同的是,该片并未将目光单纯聚焦于诗歌文化的科普介绍,而是选择重返“唐诗现场”,重走诗人旅程,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去体认千百年前诗人的心路历程。通过将旅行与诗歌的双向交融,以此唤醒关于诗歌背后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从而询唤当代观众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认同。 二、唤醒文化记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 通过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聚焦于唤醒古典诗词背后潜藏的文化记忆。然而,文化记忆的唤醒并非一蹴而就,而须经几个步骤来完成。在纪录本文微信网页版片中,五位唐诗寻访人从重返现场到亲身体认,从感官体验到心灵感悟,经由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最终得以唤醒。 (一)从文学符号到具象景观 扬·阿斯曼在谈及文化记忆时曾说道,记忆的留存与唤醒需要各式各样的辅助工具,这些辅助工具也被统称为“记忆场”(lieuxdememoire)。“记忆场是一个符号系统”[6],它表现为蕴藏民族历史、激活文化记忆的载体及情境。因此,建构关于诗歌的“记忆场”便成为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重要路径。值得指出的是,《跟着唐诗去旅行》在呈现诗歌文化、建构诗歌“记忆场”时,并未止步于诗歌文本的罗列与堆砌,而是通过纪录五位唐诗寻访人的旅途行程,重返诗歌中的人文山水、江山形胜,将原本作为文学符号的诗歌转化为具象的真实景观,使得观众可以依据现实场景,找寻到诗歌文化记忆的切入点。以第三集《长安》为例,学者郦波跟随诗人王维的行迹,以西安为起点,游碑林博物馆触诗人刻铭,驻灞河河畔感惜别之情;会友人重吟渭城曲,居教坊再听古乐音;后又前往辋川,登蓝关古道、再走鹿柴、临孟城坳、访鹿苑寺;最终行至终南山,在自然韵律里感受诗句描写的花草树木、雨雪风霜。经由寻访人重返唐诗发生地,那些原本静躺在古典诗词中的文字符号倏而跃然于屏幕之上,变成了旅途中可触、可知、可感的具象景观。而借助具象景观的显现,影片同时还揭示了现实中的自然风光、人文山水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当寻访人走过送别胜地渭水河岸,不难领悟诗人当年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时的不舍之情;透过东西走向的哑呼崖沟,更加理解“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现实来源;看过如今稍显破败的鹿苑寺,愈发明白“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的浓浓禅意……《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影像记录寻访旅途的所到之处,还原诗歌书写过的地点与场景,使其跨越历史时空的界限,以具象景观的方式重回观众的视野,成为唤醒文化记忆的辅助工具。与此同时,又以诗人的生命行迹为线索,通过寻访人的线性行走,将这些散落在诗人不同生命阶段、不同心境之下的诗意景观串联至一起,最终聚合成诗歌文化的“记忆场”。 (二)从书面理解到具身认知 然而,“记忆场”的建构,只是影片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表层体现。若要挖掘潜藏在诗句背后的“秘密”,则意味着需要以“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的方式“身”入其中。“具身认知”也称“涉身”认知,其核心内涵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7]。在纪录片中,五位叙事者将身体作为“媒介”,通过行走、徒步、登高、骑行等一系列“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观众对诗歌作品的书面理解体验化、真实化和立体化,以此勾勒出诗人的鲜活形象,进而深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诗歌文化记忆。在第一集《江湖》中,西川从陇南出发,踏上追随杜甫晚年的漂泊之旅。在险恶延绵的群山之中,他切身体认到“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句中饱含的“厌山”情绪;采食甘苦的橡栗,味蕾的刺激令西川深切体味到“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所流露的不幸与艰难;途经成都,西川走访“白夜”诗会,与故友畅谈诗歌,仿佛亲身体验到杜甫当年入蜀后的惬意舒闲;在杜甫草堂,西川通过亲手修缮屋顶而体悟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背后的胸怀与担当;在街边,西川与好友大快朵颐,在筷勺交错、语句碰撞间讨论杜甫关于“吃鱼”的诗句,为这位诗人的“苦难形象”增添了一抹生动光彩的新鲜趣味;渡船至三峡,行走于风高浪急之中,登临至巍峨山峦之巅,西川得以真正领悟到诗人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对于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伤……在全片中,诸如此类的身体实践比比皆是,都可作如是观。纪录片通过寻访人“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关于五位唐代诗人的文化记忆塑造得更加立体鲜活。对于寻访人来说,“具身认知”的方式是重返历史情境,帮助观众深化文化记忆的关键所在。身体的实践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与旅行路线的紧密关联,勾勒出诗人真实丰富的生命形态,更是将潜藏于书本、文字、史料当中的文化记忆生动地“活化”出来。由此,诗人与诗歌不再仅是书本中的文学符号,而是活现为真实可感的生动形象。 (三)从身体实践到精神在场 经由诗歌文化“记忆场”的影像建构与“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千百年前的诗人形象愈发鲜活,关于诗歌的文化记忆逐渐清晰。与此同时,“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对情绪与情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8],而情绪和情感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记忆的生产与重构。因此,五位寻访人在找寻文化记忆的旅程中,不仅仅是充当知识科普、完成叙事任务的“叙事者”,而是主动将自我的思维、记忆与情感完全融入其中的文化记忆参与者。在纪录片中,当西川重走杜甫的“漂泊之旅”,两位诗人的对话让他触碰到杜甫胸怀天下的伟大灵魂,由此他生发出“有什么样的山水,就有什么样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的深刻感触;鲁大东重游孟浩然的“疗愈之旅”,抒发出“人到中年,需要改变”的人生感悟;郦波重访王维的“归隐之旅”,道出了“唐诗只是一个引子,生命才是最鲜活的内容”的心灵启迪;杨雨重回岑参的“荒凉之旅”,置身于边塞时她不禁哽咽,忽然意识到行走其实是在找寻自我;韩松落重归李白的“永恒之旅”,在名川胜地中感受到李白诗句里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将对李白的公共感情转化为了私人情感……当面对诗人曾经走过的山河古迹,感官的刺激与身体的实践,情感的触动与记忆的浮现,共同促使寻访人与诗人之间产生强烈的精神共振与生命联结,最终完成了自我生命的价值重塑。从具象景观到“具身认知”再到自我重塑,经由五位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套关于诗歌文化记忆真实且完整的“影像证据”。观众即便无法真正参与其中,但借助观影行为,与寻访人形成情感呼应,共同从诗歌文化记忆中获得“精神感召”,达成“精神在场”,从而达成对诗歌文化记忆的深层共鸣。 三、询唤文化认同:历史与现实的双层呼应 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对诗歌文化的记忆唤醒,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展示诗歌文化的历史价值,更是将历史中的文化记忆引申至当代语境,以现代视野诠释五位诗人高尚可贵的精神品格,并以此为鉴,启示后人。同时,影片使用大量篇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普通人及日常生活的积极影响,实现了从历史回到现实、从唐诗回到生活的人文观照,由此促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加深了对于诗歌文化及诗人精神的理解,最终完成文化认同的意识询唤。 (一)价值确认:文化记忆的历史启示 如若说影片唤醒了诗歌文化记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丰厚,那么对于当代观众而言,这些“活化”的文化记忆又有何现实价值呢?实际上,“历史——那些已然消逝的过去,对于当下的意义——无论是盛世荣光还是乱世哀鸣,都有着必然的历史规律,挖掘出掩埋在古老时光中的那些宝贵的经验、规律的精髓,以之馈赠给今天的人们,才是历史对于今天的真正价值”[9]。换言之,只有在映射当代、呼应现实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确认并凸显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所在。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诠释五位唐代诗人的生命境遇及人生选择,为面临同样处境、经历同样考验的当代国人提供了来自历史的另一番解答。杜甫一生艰难,但他却没有选择回避,反而将写作与时代深切地联系在一起,用诗歌诠释了独特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孟浩然一生不仕,却在中年“华丽转身”,以“人生不得志,便向青山游”的豁达心境启示后人,“人生不止在庙堂,还有诗与远方”;在大唐盛世中,王维因时代的洪流而无法左右,但他却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片心灵净土,由此给予后人“坚持自我,回归内心”的精神指引;岑参两度策马向西域,不仅用诗句书写下报国雄心,更是以身先士卒的方式提醒后人,面对祖国山河要有发自肺腑的深情与担当;李白一生放荡不羁、自由洒脱,无论面对山川湖海抑或世道人情,永远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以自我的浪漫豪情告知后人,或许追求永恒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命题。借由诗歌文化记忆的探寻与唤醒,历史的纵深得以打开。诗歌文化作为连通历史与现实的记忆纽带,对它的价值确认不仅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命题,更是成为指引当代国人“到何处去”的精神力量。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突破对诗歌文化的表面呈现,向文化记忆的更深处挖掘,最终将追寻“何为诗意”的记忆回溯转化为“诗意何为”的当代启示,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复兴提供了重要的“镜鉴”意义。 (二)询唤认同: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 通过对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确认,无形中指向了本片主题的真正指涉——询唤文化认同。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发展与国家强大都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否则,民族国家将失去生存的土壤、精神的家园和前进的动力”[10]。因此,在影片中,询唤文化认同是确认历史文化价值的意义归属,也是唤醒文化记忆的终极目的。回顾全片不难发现,影片通过大量篇幅真实记录了与诗歌文化相关的不同群体。他们不仅是诗歌文化的参与者和讲述者,更是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者。无论是为碑林文化奉献青春的讲解员杨烨,还是在辋川坚持寻找王维足迹的退休教师张效东,又抑或是杜甫草堂的小小讲解员尹麒竣,通过他们在镜头前声情并茂地讲述,影片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用生命热爱诗歌、用行动传承文化的鲜活人物。此外,影片中还出现了许多“不知名”的素人形象,如“误入”镜头讲解杜甫雕像意义的路人阿姨,在西川忘记诗句时“接话”的青城山道士,将王维诗句脱口而出的邮差老人……这些素人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行为、言语,已然于无形中显露出普通百姓对于诗歌文化记忆的延续与传承。不论是否能够意识到,诗歌已经在他们的精神深处化作一种滋养,一种本能和一种文化自觉。通过真实记录这些和诗歌文化相关的群体,影片将散落于当代社会的诗歌记忆凝聚在一起,并让观众深刻地意识到,原本在书本、教材、文献中静躺的文化记忆,其实早已跃出既定的框架,潜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一呼一吸之间,成为你我与民族、国家紧紧相连的文化血脉。同时,在唤醒文化记忆的过程中,通过影像建构“人人读诗歌,人人爱诗歌”的素人群像,询唤了当代观众的精神共鸣与文化认同。正如学者郦波在影片中所说,“诗和远方的终极之处在哪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那个独属于华夏文明的烙印,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四、结语 从文化记忆的聚焦、唤醒到认同,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搭建起一道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桥梁。在宏观层面,影片通过展示山河之美、体认诗歌之美、观照生活之美,向观众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宝贵价值与恒久生命力;在微观层面,影片通过对不同群体的鲜活纪录,建构出热爱与坚守诗歌文化的人物群像,透过他们的行为举止,观众得以感受到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因此,《跟着唐诗去旅行》不仅在创作层面对诗歌文化进行了创新性表达,更是立足于时代语境,强调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1]张欣.近年来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分析[J].中国电视,2015(10):27. [2]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1. [3]孟洋.网络诗词: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记忆[J].当代传播,2015(01):80. [4][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44. [5]《跟着唐诗去旅行》:唐代诗人走过的路程远超我们想象。 [6]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6):23. [7][8]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0(05):705,708. [9]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从历史中探寻真正的价值——谈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构思[J].中国电视,2015(12):9. [10]刘振怡.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微观研究[J].学术交流,2017(10):23. 作者:刘向阳 庄紫涵 单位:上海立达学院传媒学院
生活在黔湘桂三省区毗邻地区的侗族是手工技艺非常发达的少数民族,其传统手工艺历史传统醇厚、乡土气息浓郁、地方特色强烈、民族风格凸显,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实用功能。如侗锦、侗绣、挑花、服饰银饰、彩绘、楼宇营造、木刻根雕、剪纸刻纸、竹编、藤编、油茶、酸食等成为我国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随着外来文化浸染、发展环境限制、语境条件拘囿、保护不力、开发缺位或失当等因素影响,其依存的生态日渐式微;受现代机械化、工业化、信息化影响,其生产流程和技艺元素被简化或减化,技艺逐步消减、退化,失却了传统韵味和农耕特色。我们调查发现,由于侗族聚居地大部分是贫困山区,过去手工艺品是部分侗族人赖以维持生计的物品,是其劳作、创造、创新、传承的原动力。而今有的地区已摆脱贫困,手工艺已不再是他们赖以糊口的“活计”,有的回避现状远走他乡,或干脆异地搬迁,以致村落颓废,老艺人也陆续离世,年轻人不愿或不屑于学习传统手工艺,传统手工技艺传承正面临空前的困境和危机。因此,在目前的处境下,仅凭活态实物传承、师徒传授已难以存续。而利用数字化手段采集、存储、处理、展示、传播、传承侗族传统手工技艺并建立数据库,再现与共享侗族手工技艺遗产与资源,为侗族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奠定了良好基础与实践支撑,并有利于加强保护力度和扩大传承面。 一、侗族传统数字化保护的基本原则 侗族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在遵循其原真性、整体性、规范化、永续性原则基础上,对侗族传统手工艺进行采集、编辑(编排)、处理、储存,运用元数据方法和规范重构展示模式,构建共享传播平台,为再现侗族手工技艺遗产资源提供真实、直观的依据。1.原真性原则。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原真性原则,即要求在保护其自然传承的生境状态下,将其实物遗存、活态元素及其精神载体、文化基因原原本本地再现出来、传承下去的原则。早在1964年,国际上就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奠定了原真性对现代遗产保护的意义;1994年又进一步指出“原真性本身不是遗产的价值,而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取决于有关信息来源是否真实有效。”但作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方面的侗族手工技艺则日渐淡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渐行渐远,生境危机明显,保持传承的原真性至关重要。数字化技术手段可以从抢救实物、全面收集、数字化记录、搜集文献资料、采访传承人、保护传承场、建设传习所等方面形成第一手材料,以保证侗族传统手工艺真实地、完整传承下去。2.整体性原则。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原则,即要求既要保护好它的完整的静态物质空间,更要关注其发展历程、工艺流程、传承人与现存的传承场等信息的完整性,从而进一步保护民族历史文化的核心价值。要达到对侗族传统手工艺的有效保护,就得将传统手工艺放置到民间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态的语境中,对其历史、现状、内涵和特点进行较为全面、整体的认识,深入了解工艺的技术、技能、工序及艺术内涵,全面开展重点抢救和系统保护,形成整体保护的格局。黔湘桂三省区毗邻地区是侗族的主要聚居地和侗族传统手工艺的存续地,必须打破各自为政的保护现状,深入侗族聚落村寨进行田野调查,统筹构建三省区侗族传统手工艺文化生态保护工程,开展全面抢救、搜集、发掘工作,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合成、整理、转换、储存,以保证侗族传统手工艺保护的完整性。3.标准化原则。“标准化是指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的活动。”侗族传统手工艺大都通过活态实物传承及师徒传授、父传子续、母女师承的方式传承下来。数字化保护标准化原则要求,要确保保护的准确性,避免口口相传的随意性,必须制定相关标准化管理体系和相应技术规范,将数据永久存储于可检索、可利用的信息管理系统或共享服务平台中,以便使其在实体物化形式消失后仍然能在虚拟空间或数字媒介中保存下来,为世人所知,维持、拓展侗族传统手工艺的传播、共享、利用。4.永续性原则。侗族传统手工艺保护的永续性原则,旨在推动侗族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和传播,加强侗族人民的文化自信,保护其地方特色,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侗族历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数字化保护可以用最先进的具有互操作性、用户友好性的技术,使数据能长久存储、格式不断更新、未来新一代的设备或平台也能转换识读,构成线上与线下、实体与虚拟一体化的共享传播平台,使传播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传播速度更加快捷,实现侗族手工技艺的回归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文化空间,达到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终极目标。 二、侗族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的技术应用 1.二维类图像信息采集。侗族的传统手工艺如侗锦、侗绣、挑花、服饰银饰、彩绘、楼宇营造等其服饰图案、色彩、纹样风格丰富多彩,并且内容上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具有表意及识别族类、支系的重要作用;其艳丽的色彩、繁复的装饰承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显示出鲜明的侗族艺术特色,是在长期的历史创造中积淀形成的图像宝库。这些极具表现力的工艺作品需要有高清晰的二维图像采集方式来永久性地进行记录,并且需要根据不同工艺内容在年代、产地、风格上进行归档梳理。因此,此方面信息的采集可以进入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纪念馆和原产地,通过高清摄影或图像扫描的形式采集RAW、TIFF等高还原率的格式,来全方位且快速地获取此类工艺品的二维图像信息。2.三维类模型信息采集。鼓楼、风雨桥、吊脚楼是侗族的主要建筑,其建筑精巧,形式多样,在悠久的融合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木结构手工艺文化,体现了侗民族独特的审美、艺术和文化价值,更是苗侗民族原生态的典型文化特质。二维图像类的数字化保护只能在外观、形态上做视觉记录,不能在搭建结构和地形地势上做具有参数化的处理,更不能在大型的侗寨建筑的聚集信息上作出科学处理。而三维数字化的信息采集很好地弥补了这些不足,可以通过手持三维扫描仪进行中小型建筑和无人机地形扫描仪进行大型建筑群的采集信息,获取侗族建筑工艺的现存经典样本三维资料。在后期通过在三维软件中用模型搭建的方式对建筑木结构进行数字还原,以达到用三维信息技术来记录现存经典侗族建筑的工艺现状和搭建结构。3.影音类视频信息采集。在侗族手工艺的制作技艺上,至今保存了中国服饰发展史上的编制型、织制型、缝制型等多种类型,用色上,对比强烈,色彩浓郁、厚重艳丽,其中蜡染工整、细密、精致,构图严谨;侗族银饰的工艺精美、华丽,一直以“大、重、多”影响着自身民族的审美观,组合部件多的有数百种,繁复重叠,呈现出繁缛之美;鼓楼、风雨桥、吊脚楼的建造过程更是及其复杂,需要有多工种长时间的配合才能完成。这些工艺流程必须通过影音类的视频信息采集才能完整地进行记录,并且还需要针对同一工艺的不同工匠做多类型采录,才能达到工艺流程的科学保护。4.数据库的标准体系建设。面对记录得到的大量侗族手工艺数字信息资源,需要在元数据、分类编码标准保存体系上做梳理研究,这样才能让这些资源得到标准的储存并能得到快速地查询搜索。该部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首先提出核心元数据元素集方案,赋予各元素资源特征相匹配的元素注释,以达到兼容性和适用性的最大化;然后研究数据库分类编码体系的标准方案,为数据库的建设提供科学的数据分类系统;最后参考国际文化遗产的标准范式,对数据库的标准体系进行理论层面的梳理。 三、侗族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的实现策略与应用 1.实现的路径与策略模式。首先重点搜集现存的侗族传统手工艺实物进行数字化文字、图像、音像记录和分类整理,根据现代社会生活的需求,为手工艺构建新的生存空间,实现新的社会价值,对手工艺进行活态保护传承,使之得以延续和发展,探索馆藏式的资源数字化技术方法。然后建立档案数据库,对采集到的侗族传统手工艺实物、传承人、工艺流程、传承场的文字、图像、音像等进行进行数字化筛选、处理,复原和再现侗族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基因、工艺元素、知识与技艺及传承人信息,创新共享和体验式传播展示空间。在此基础上,将采集到的动态的视频录制、动作捕捉等工艺技艺流程信息进行合成,构建一套尽可能完整的包括工艺品类、制作流程、文化内涵的数字化整体保护、传承与共享平台。2.加强手工艺的立法保护力度。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规划提出“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以人的培养为核心,以融入现代生活为导向,切实加强能力建设,提高保护传承水平,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深入发展。”并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规划。从侗族文化集中的黔桂湘三省区来看,贵州省在2012年正式启动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字化建设工作;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也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从国际、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立法体系日趋完善,一套由法律、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组成的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体系相结合的保护体制业已形成。3.在传承、开发上的应用。侗族传统手工艺在数字化技术手段的支撑下,让传承人体面活着、生存环境具有活力、核心技艺活学活用、生产活动源源不断,既有效维持、拓展活态实体传承,还能实现线上与线下、实体与虚拟一体化的立体生存体系,“对数字化开发而言,要形成包括数字影视、数字游戏、数字动漫、数字教育、数字出版、数字应用、网络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数字产业链。”以实现侗族传统手工艺的存续、共享、创新与再生。在保护的基础上传承、开发、利用侗族手工艺及其产品,构建侗族地区文化产业体系,形成产业链并推向市场,使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升侗族传统工艺文化的创造力。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通过纳什均衡策略组合,使开发利用成为一种多方参与、多方获益的实践,使包括政府、传承人、开发商、营销商、当地居民等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和参与者均实现权益的最大化,形成行动者网络,“既可惠民、富民,又能增强保护工作自身的‘造血功能’,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促使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6]带动侗族地区经济协同式发展。 四、结语 侗族传统手工艺是地域性、时间性极强的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正面临衰落和消失的危机,形势严峻,传统的保护模式已难以为续。运用数字化的技术和手段对侗族传统手工艺加以保护,将侗族传统手工艺资源转变成数字文化产品,对弘扬和传承侗族文化遗产,实现其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意义深远,还可为侗族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挖掘原动力并提供理论依据,已成为侗族传统手工艺保护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刘强.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策略研究[J].文艺生活,2015. [2]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作者:石含洲 邓 鹭 闫邦仁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文化旅游产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消费的需求日益旺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形势大好。在新常态下认真审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式和方向,既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国家。从文化旅游类公司自身的发展特点来看,文化旅游具有其他产业难以比较的复杂性、综合性和渗透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新的要素的投入用来拉动整个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带动金融、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城市形象的提升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正相关作用。可以说,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其带来的社会效益更是全方面、多层次的,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和效果。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还表现在经济腾飞的同时,金融市场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优势又有反作用与文化旅游类的公司,因此这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旅游企业要想健康快速发展,绝对离不开大环境的支撑,包括金融环境和政策环境。一套有序、积极的国家政策,会使得一个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相关行业的公司可以紧紧抓牢政策性的优势,投入国家政策的洪流,充分利用机遇,促进自身的发展。为了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陕西省人民政府 2013 年 9 月提出《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第十四条提到:完善文化旅游类投融资机制,整合现有部分文化资金,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充分发挥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方法参与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入文化旅游产业领域;根据发展需要,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可下设各种子基金,推动构建完善的文化旅游类公司投融资机制。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外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倾向于酒店与宾馆,并在宏观层面对于融资的阶段性困境,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决策。外国学者更多的倾向于研究政府行政干预与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之间的联系,以本国的客观国情,对于融资产生的影响要素展开分析。J.A.Bodlender 对旅游项目融资问题从宏观、微观方面,从政府和私人机构的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1]Larry Dwyer and Peter Forsyth (1994)通过分析行业动机,确定了外部资本对于全球旅游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指出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合理利用外资的情况下,其旅游业发展都会从中受益;但他忽略探讨了对外资投资的负面影响。[2]Kumi Endo (2006)研究表明旅游企业投资中,与其他产业的外资引进成度相比,旅游业的外资所占规模较小。但作者表示,在未来旅游企业引进外资是今后发展趋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势头会更明显,但吸引外资也不能掉以轻心,应当警惕外资带来的消极作用。Sanford and Dong (2000)分析了美国的旅游业融资状况,得出其旅游业经济的增长与其外部的融资量呈现同方向增长的结论。[文秘站:]然而不同行业的准入标准又反作用于这样的正相关关系之中。服务与旅游在融资发展中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因果分析没有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体现。[6]Song[7](1997),Witt[8](1995) Shan and Wilson[9](2001)釆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联立方程研究投资和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投资激励影响投资力度,其减少资金成本,运营成本,加强投资担保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投资激励的主体。 第二章 相关理论 2.1 文化旅游融资概念与特点 为推动旅游产业向一个新兴方向发展,全面提高旅游业的景区质量和服务水平,“十二五”期间,一个响亮的名词出现在公众视野,那就是“文化旅游”。从此,全国旅游相关部门把“文化旅游”的地位提高到以往旅游的顶峰。一些着名的旅游资源大省也纷纷将文化旅游列为今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文化旅游的和谐发展制定了方针政策。“文化”是文化旅游产业的精髓,传统的旅游产业是其必不可少的载体。早在 2005 年,Khalid 在已经提出了“文化旅游”这个概念,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官方的定义,国外多数学者也是以“文化旅游”作为研究对象,证明了“文化旅游”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文化旅游以及旅游景区的相关文献的进行深入研究后,可以看出文化旅游与历史文化遗址、遗物、建筑等具有密切关系。顾名思义,文化旅游来源于带有历史文化颜色和旅游景区的双重结合,根据世界旅游组织以及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ATLAS)文化旅游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而前往日常生活以外的文化景观所在地进行的非营利性活动[2]。根据《2010-2015 年中国文化旅游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所述,文化旅游是以旅游文化的地域差异性为诱因,以文化的摩擦为过程,以文化的相互融洽为结果,具有独特性、差异性、教育性。文化旅游实际上可以说成是游客亲临某种文化资源,亲身感受文化所带来的心理满足,这种满足是以某个景区作为支撑的。某项文化旅游景区拥有一定的核心景点,并且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本文案例中的 QJ 文化旅游景区,除了以景区为中心的服务以外,还衍生出 房地产、饮食、酒店、会所、影视以及商业圈。文化旅游公司涵盖的文化精髓和辐射力,可以提高旅游产业的附加价值,通过不断的挖掘改造,可以产生很多后续的旅游产品,从而抬高了旅游景点的层次。同时,它与我国许多产业也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一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坚实的后续保障,第二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产业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化旅游,因此,文化旅游就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产业,与其他产业密不可分。它为我国今后的产业升级做出巨大的贡献,必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2 融资理论综述 国内学者将融资定义为是资金从资金剩余部门向资金匮乏部门流动的过程,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购买力有效转移的过程。融资方式说的是利用何种途径筹集资金。本文试图所提到的 QJ 公司的融资方式是指该公司在一定时期内选择哪一种融资方式,这几种融资方式怎样排序才能是成本最小,风险最低。当然,现实中,融资方式的确立并不是随意的排序,融资渠道的拓展以及投资主体多元化才是解决融资问题的根源。现有融资方式为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之路提供了参考意见。一方面,文化产业要积极争取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创新其融资。由此可见,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必须增加新的融资方式,为了保证该景区今后可以良性循环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文献综述为后文制定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方式提供了选择。 文化研究论文: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创新要素的研究 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微文化也随之诞生。新媒体技术为美术家们提供了巨大的舞台,美术家们只要将作品上传至微信或微博等新兴媒体软件,就能与广大的网民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通过新媒体平台,已经有许多美术家利用微博举办“微展览”,这种新颖的方式,使艺术家的作品被更多人欣赏,将自己的理念传播得更广。而以“微动漫”为代表的影视艺术,以活灵活现的视频,动人于无形,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就接触到了新思想。在“微动漫”创作的过程中,美术家们把自己的艺术理念融入到艺术作品中,让作品充满灵魂。素材取源于生活,作品常常对现实社会现象进行暗讽、比喻,常常对广大群众起着教化的作用。不管是静态的“微展览”还是动态的“微动漫”都是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微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创新。 一、对微文化的分析 (一)微文化的本质!。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聚积起来,不经意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微文化。 (二)微文化产生的背景。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后,人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使信息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快,内容贮存量也越来越大,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凭借着互联网在人类社会中交换交融,在这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必定孕育出新兴文化,所以说信息技术的革命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三)微文化产生的条件。近几年来,出现了QQ、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技术,让信息传播变成“弹指一挥间”即轻轻滑动手机,发条微博就能同时把信息告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上万个人。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及时、经济效益高、运用广泛等特点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技术条件。 (四)微文化产生的意义。厚积薄发,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积蓄许多微不足道的力量,就能斗转星移。微文化就是积累微小的力量,不经意地来改变人们的生活,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微文化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微文化应运而生,它是当今社会的产物,是当今社会人与人交流的一种方式,是人类进步的象征。 二、对美术类微文化产业的分析 (一)微文化创新产业的理解。微文化创新产业,主要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型产业,即文化因素或主体文化凭借个人或着团队运用电子技术、创意理念和生产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开发、推广,并且通过新型媒体技术载体来营销知识产权的一种行业。微文化创新产业有微电影、微动漫、微电台、微电视剧、微漫画、微视觉艺术、微工艺与设计、微雕塑、微广告、微建筑等。 (二)微文化对艺术家们的影响。微文化给美术带来了崭新的存在方式,不但放宽了艺术家的视野,同时也让艺术品大众化,让艺术随时随地地走进人民群众中。当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社会,艺术家只有放弃旧观念,带着创新精神,关注人民群众,放低身姿,走进生活,和观众对话,心交心,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微文化作为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群众良好的沟通平台,给艺术创造者带来了更多展示自己艺术作品的机会,微文化的产生是艺术大众化的过程。 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的创新要素 (一)创新意识。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激起了其创造新生事物的欲望,并且在创造的过程中表现出意图、希望和假定,是人类特有的品质,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样的,在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创新的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具备创新意识,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新出现的一种新型产业“微动漫”这一美术类产业,它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由于富有强烈的讽刺感、幽默感和隐喻的作用,而被人民群众喜欢。一部值得一看的微动漫《子狐物语》讲述了小男孩在回家路上遇见了小狐狸,并驯养了小狐狸,与之成为朋友,最后由于分开而领悟到了“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的道理。导演塑造了一个天真,向往大自然的男孩,也暗示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用心去交往,同时讽刺了当今社会快节奏的人际交往关系。此动漫是改编自日本电影《生命奇迹的小狐狸》,但是翻拍的动漫却比真人原版更加感人,主要因为在原着中一笔带过的对话情节,却可以做出几十幅颇为有意思的画面,这就需要“漫画家”具有创新理念,跳出原着,琢磨情节,夸张化加入浪漫主义,把自己想象的、自己认为主流的新思想,在画中表达出来,而不是根据原着电影画面情节完完全全地照抄、照描,拍成动漫,这样制作出来的动漫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换种画风把原着“录”了下来。想要成功,创新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微动漫是从原来的动漫中创新而来,比原有的动漫更具夸张化、幽默化、戏剧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才使得微动漫得到发展。因此,美术创造家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微动漫制作的过程中多动脑,时时刻刻保持创新意识。 (二)知识储备。具有创造力的人不一定就会有创新成果,只有同时具备创造力和足够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创新成果才能出现。着名导演卡梅隆给人开过卡车,当过机械维修人员,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物理学,但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喜欢电影并且开始尝试写剧本,后来又对电影特效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主攻电影特效,到后期他又发现当导演不错,于是他开始尝试导演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经历让他得到了宝贵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他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运用不同的知识有机结合,给人视觉上的冲击,仅仅从《阿凡达》分析,就有了故事情节的创新、特效的创新(3D技术)、人物性格的创新。因此,知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你的创新成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灵感尤为重要,而灵感往往来源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内在修养,微文化创造者要明白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三)独特的眼光。具有独特的眼光才能创造出有意义的成果,否则就会使文化脱离艺术的轨道,走向庸俗化。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价值就是看其本身是否存在生命力和感召力,而过于庸俗的文化是不具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微文化作为时代的产物想要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抛弃庸俗化,而美术离不开微文化,微文化也离不开艺术。因此,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庸俗化,这就需要艺术家的独特眼光,看准主流方向。 (四)敢想敢做。要做别人不敢做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有什么新的观点,新的理念,都要敢于尝试。中国最成功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全片运用中国特有的水墨画来制成,这就是创新,做别人没做成的。其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美术家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不同的途径,虽然结果一样,但是不同的途径有不同的美,要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途径。只有抱着敢勇于尝试的心态,才能有机会走向成功。 四、结语 曾几何时,微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微文化的重要性和时展的必要性。而以微展览、微动漫、微信、微博、微电影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是微文化的组成之一,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的过程中又离不开创新意识、知识储备、独特眼光、敢想敢做等要素。因此,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道路。 文化研究论文:对加强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和思考财政研究 一、对当前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 国税文化是国税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实践工作中长期积累的共同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具有税收工作特色的理念体系。以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为基本特征的税收文化建设,一方面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及保障税收征管工作的物质环境,这是开展国税文化建设的前提;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约束性,有一套保障税收工作正常运行的规程体系,是国税机关编织的一张有形的网;第三是强调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通过文化的熏陶,凝聚人们的向心力,达到提高素质的效果。 对于“国税文化”概念,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而且这一术语本身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得较少。笔者认为所谓“国税文化”,就是指国税机关在长期税收实践中所创造的独具税收特色的优秀物质成果和先进精神成果的总和。作为税收文化现象,包括价值观念、行业精神、治税思想、职业道德、工作技能、行为规范等一切观念意识的成果。国税文化,是实现制度与目标的思想保障,是制度创新与工作创新的观念基础,是税务机关行为规范的内在约束,是税务机关活力的内在源泉。税收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国税机关的文化,更是每一位国税干部的文化,需要全员发动、全体参与、共同努力,采取由下到上、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方式,建立全体税务干部共同的价值理念、奋斗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促使全体国税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局一盘棋。 二、国税文化建设与其他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物质文化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 物质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能营造和谐向上的工作氛围,能使干部职工在工作中保持愉悦的心情,能提高工作效率。物质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由表及里的第一个层面,也是做好税收工作的物质基础。一方面,税务干部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去组织税收收入,为国家财政不断增加新的血液,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多种征管措施,不断强化税源管理,加大科技管理的力度,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组织收入工作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另一方面,税务干部职工在工作生活中,不仅具有组织税收收入的义务,也应有物质、安全、情感、自尊和价值体现等方面的权利,税务机关的决策者要在尽可能的前提下,注重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最大程度地满足干部职工的各项需要,从而使税务干部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职业自豪感,进而为实现个人和税收群体的共同目标而竭尽全力。 (二)制度文化是税收文化建设的核心。 制度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关键和保证。西方有一句谚语: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天堂和地狱,那么,天堂的规则一定比地狱更详细。就是说唯有制度和标准,能守护一个良好的集体。制度文化是税务系统在工作实践中所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总和。它是税收经济活动中的必然产物,对于规范、约束税务干部职工行为、保证税收征收管理活动正常进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规章制度是税务机关决策层意志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权威性、强制性,规章制度一经制定,要求每位干部职工都必须坚决遵守,不得违犯。任何一个规章制度都是在一个阶段和条件下对干部职工行为的明确规范。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便于操作。对税务干部行为的强性约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推行税收文化建设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不断加强税收制度文化建设,才能使税收工作高效、有序地运转。 (三)精神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的灵魂。 精神文化是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国税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培育和谐进步的国税文化精神和理念,可以对内感召群体,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形成团队的战斗力;对外形成传播,树立国税良好形象精神文化建设是通过广大干部职工群体感悟税收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组织情感,以此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精神文化建设的税收核心理念是税收精神文化的高度概括,这是税务大家庭的精神支柱,是与每一位成员关系联接和维系的纽带,促使他们自觉为税收的发展而努力。要特别强化以人为本观念,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出发点,来创造良好的人才培育环境及和谐高效的“团队精神”;把税收精神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其相适应的文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广大税务干部既有精神文化的情感陶冶,又有精神文化外在表现的美感享受。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跨文化交际英语语用的研究 一、企业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和研究内容 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基本目的有三个。一是培养人们对不同的文化持积极理解的态度。二是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三是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走出国门或在国内跨国经营的企业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企业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实践意义要大于理论意义。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研究内容有:第一,关于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第二,语言行为的文化特性方面的研究。第三,非语言交际方面的研究。对于隶属于某个文化的人来说,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都是受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支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很难把握得住它,但是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推断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 二、企业跨文化交际时的语用失误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与人交流时如何恰当地使用和理解语言,尽量避免语用失误或误解,实现成功交际。Thomas在1983 提出“二分法”的语用失误。他认为语用语言失误是和跨文化失误相联系的,而社交语言失误(socio-linguistic failures)是由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地位差异导致的,属于非文化因素。比如同一文化的两个朋友之间产生的语用失误属于社交语用范畴。社交语用失误也可能是因为学习者根据社会距离,误判了自己的相对权利和义务,以及言外之意。 企业员工在跨文化交际时往往因自己的文化背景与对方不同而产生一些语用失误,主要表现在称呼﹑介绍﹑关心﹑谦虚和打电话等方面。比如说中西头衔称呼习惯不大一样,中国喜称主任、书记类,老外听起来非常官僚,外国商人特别是美国人讲究实效,第一次交流就给人留下不好的阴影。其次是介绍,有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之分。在介绍两人相识时, 一般要注意以下顺序:先男后女;先少后老;先低后高;先客后主;先小姐后太太;先近后远等。这与中国的介绍顺序也有些差异,稍不注意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第三是关心,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定要避免问一个成年人特别是女士或老人的年龄,以免冒犯他人隐私权。一些“关心”式的问题对中国人并没什么不妥,但是对英美国家人士来说他们很重视个人隐私,不愿别人过问个人之事。因此根据他们的习惯,这样的问题不宜过问,否则就是失礼。再者是谦虚,中国人认为谦虚是美德,当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会谦虚一番:哪里,哪里。当这种赞扬遭到中国人拒绝时,外国商人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之间跨文化的接触很可能是以一场交流失败而告终。最后是打电话,许多企业员工不知如何与外商通话,他们常用中国式的方式接听电话,这样的交流可想而知。 三、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原因 文化冲突是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不同的群体﹑地域或国家的观念互有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和教育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思维。可见,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价值观念、信仰、态度、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显着特征。正是这种文化在群体上的差异性导致了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中西方交往中文化语境不同,人们在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企业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优越感。民族优越感往往表现在交流传递信息上,因此往往会造成语用失误,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本民族文化负面迁移。母语的语用规则及母语文化的干扰是产生语用失误的根源。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败。 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思维模式存在差异。文化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差异。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往往特别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推测别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处,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模式是在自己特殊文化背景中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并发展起来的,存在某种惯性,其变化不及环境变化的速度,一是进入异域文化,这种惯性常常导致错误的估计和判断,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语用失误。二是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人格取向各异。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是在古代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方文化发展取向是重群体、重道德和重实用,西方文化发展取向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决定了东西方人格特质构造和发展取向的整体差异。三是行为规范各不相同。行为规范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糟糕的结果。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否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四、提高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策略 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两中不同文化的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其具体的步骤和方法有: 第一,识别文化差异,进行跨文化培训。由于语用失误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必须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识别。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赫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正式规范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判别是非的标准,它能抵抗来自外部企图改变它的强制力量,因此正式规范引起的冲突往往不易改变;非正式规范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习俗等,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克服;技术规范是指人们的知识、技术、经验等,它可以通过人们技术知识的学习而获得,很容易改变。因此不同规范的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企业跨文化交际者首先要识别和区分文化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避免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融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如果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失误,他很可能会被认为缺乏礼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际中的失误将会给企业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美国语言 哲学家格莱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则”。他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着名的“礼貌原则”,其中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其核心内容为: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以取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并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语境是语言运用的条件,自然也是“礼貌原则”贯彻执行的条件。在一定的语境中显得礼貌的话,在另一语境中可能显得不够礼貌;反之亦然。语境,尤其是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权势、社会距离等,对“礼貌原则”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产生语用失误从而导致交际失败。 五、结语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跨文化交际时,由于制约语言使用的文化因素与母语中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很容易出现语用失误。因此,企业涉外员工要进行成功交际,除了掌握英语语言技能外,必须要认识两种文化的差异,认真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避免语用失误现象的发生。 文化研究论文: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动机、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的分析,认为《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是一部集时代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语言文化词典。 随着我国英语教学的发展,培养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2000年5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教学原则中首次提出了“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容。2004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也在教学性质和目标以及教学要求中提出了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内容。不了解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无法运用语言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英美语言文化词典》是向英语学习者提供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是介绍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专门词典。一部好的英美语言文化词典对英语学习者跨文化能力的提高有重要作用。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概述 “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是英国语言学家D.H.Hymes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他对乔姆斯基“能力”和“表现”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批判,指出交际能力是一个说话者所具有的语法,社会和心理文化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此后,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观点。 Guo-Ming Chen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能有效、适当地实现交际行为并达到一定的预期设想的能力。Lustig和Koester把跨文化能力描述为语境的、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Spitzberg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为在一定语境中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描述都强调两点——特定语境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Samovar等的观点,即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三个层面;动机(motivation)、知识(knowledge)和技能(skill)。动机,是指交际者在情感上对交际活动持积极的态度,有为了交际的成功进行而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和技巧的意愿。知识,指交际者为实现成功交际对交际对象的语言、习俗、价值观以及地理、道德标准等方面的了解。技能,是指在行为上,交际者为了促使交际顺利进行和交际成功所采取的特殊手段和技巧。英语学习者只有将这三方面有机结合才能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确保跨文化交际行为的有效与得体。 二、《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由林明金、霍金根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简称《简明》)。该词典专门介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内涵,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简明》的编写宗旨是增强读者的文化习得意识,使其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那么,它是如何帮助读者切实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呢?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个层面出发,就其实用性进行解析。 1.动机层面 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外语学习者有意愿和热情去掌握跨文化交际活动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待掌握对象的新鲜度和趣味性。《简明》所收录信息截至21世纪初,如George W.Bush 200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Michael Jordan 1998年退役后于2001年再度复出加盟华盛顿奇才队等都被收入,时代性较强。另外,编者收录了许多时代特色鲜明的词条,如美国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奖项之一Grammy(葛莱美奖、金唱片奖),着名杂志Fortune(《财富》),美国现代舞蹈的创始人Isadora Duncan,着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等。这些信息的收录使英语学习者接触到不同文化的前沿,大大激发其兴趣和学习动机。同时,这些内容也将充分满足读者跨文化交际的实际需要,使其免于因信息滞后和缺乏而导致的交际失败。 2.知识层面(1)内容丰富。在内容的广度方面,这部一千多页的词典包含了涉及英美重要地理名称,英美着名人物,与英美两国有关的事件、条约、组织、会议等11个文化领域的2万多词条。仅宗教习俗一项就涉及近千词条,其中300多条是一般英汉语文词典所不曾提及的,近600条比一般英汉词典内容丰富。如apple of the eye条的释文中,编者除了解释其含义为“掌上明珠”、“心目中的宝贝”,还加入其出处“源自《圣经旧约·申命记》。《摩西之歌》(TheSong of Moses)中写道:‘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He found him in a desert land,and in the waste howling wilderness:he ledhim about, he instructed him, he kept him as the apple of hiseye. ) 。” 同时,为了对词典正文所涉及的文化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和补充,提高词典的使用价值,《简明》附有十个附录,包括:莎士比亚剧作篇名及其简称;英国各郡名称;美国各州别名及加入联邦时间;英国国王及其在位时间;英国首相、所属党派及其任期;美国总统、所属党派及其任期;英美制度量衡表;柯林斯词典选出的英语百年百词(1897-1997);圣经新旧约全书篇名及其简称;西方婚龄简介等。 可见,这部文化词典包含的文化内容之广、信息量之大是一般的英语学习词典所不能比拟的。它就像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几乎涵盖了使用者在实际交际中所能遇到的所有相关领域。 (2)对普通词语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简明》注重对词目词内涵的深度挖掘。除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词语和专门词汇,《简明》中还收录了许多普通词语,但其释文却是从不同于一般双语词典的视角来设计的。如hello一词,《简明》提供了其词源方面的信息: 这个词的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来自法语的ho和la,后来逐渐演变为hallow和hallo,到了19世纪美国人见面时,就开始用hullo打招呼了。再过100年左右,hullo又变成了hello。据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是第一个使用hello的人。 再如gun一词,大多数英汉词典都会解释为“枪,枪支”。《简明》中gun的释义为:“据说是由北欧古时一个女子的名字Gun -hild简略而成。Gunhild意为‘战争’,也许由于这个缘故,gun成为武器的名称。”此类词条还有freshman、gossip等。这些独特的内容是大部分双语词典都不曾涉及的。《简明》通过挖掘普通词语的起源和深刻内涵,增加了它们的文化色彩,不仅对普通双语词典起到补充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积累。 (3)注重对英汉共有词语的跨文化对比。跨文化对比能够提高读者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有些词语是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中都存在的,但它们的文化内涵和用法却大相径庭。对于这类词语,《简明》在释义中指出了其不同文化内涵。比如,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在汉语中是褒义词,有学问的人经常以知识分子自居,但在西方文化中却不尽然。《简明》告诉读者:该词在英语中略含贬义,意指一个只知探讨理论而对实际问题束手无策的人。这个词源于intelligence(智能)。在英语国家,intellectual通常释义为:一个自称属于特殊知识阶层的人,致力于空洞的理论探讨和思考,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常表现得很无能。在汉语中,“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比intellectual广泛,指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只要是教师或医生、文艺工作者、科技工作者,都包括在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因此我们有“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之分,而在英语中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 对于所有汉英两种文化的共有词条,比如颜色词、动物词,《简明》都做出了这样的跨文化对比。这样一来,读者对在异域文化中如何使用它们就了然了。 3.技能层面 跨文化交际技能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两种途径:一是交际技巧的传授,二是交际技能的训练。后者主要通过外语教师有针对性的训练和学习者在交际实践中的经验积累来实现。一部语言文化词典对于外语学习者交际技能提高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传授准确全面的交际技巧和方法上。而目前,大部分语言文化词典重知识轻技巧,重意义轻行为。笔者认为,《简明》不同于其他语言文化词典的最大特色在于对读者交际技巧的传授。在介绍知识的同时,《简明》教读者如何在跨文化的具体语境中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完成交际任务,对读者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起到了切实的指导作用。例如,词条the finger shake(微伸手指的握手)的释义: 在交际中,握手时手不是完全伸开的,抓住对方的整个手掌,而是轻略地抓住对方手的几个指尖。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是不礼貌的握手方式之一,给人一种十分冷淡不情愿的感觉。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愿意真正握手,是出于勉强,因此往往会被对方理解为害羞。自信心不足或是不尊重对方。女子与男子、被求者与求人者、地位尊者与地位低者之间的握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文化研究论文:探析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及成因 摘要: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几十年的过程中,东西方理论界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为了促进政治文化研究、加强政治文明有必要对研究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及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字:政治文化 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 !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 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 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 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着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 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对媒体文化的理论模式与路径研究 一、法兰克福学派:教师作为高贵文化的扞卫者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扞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着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着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扞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二、伯明翰学派:教师作为大众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同情者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伯明翰学派贡献了另一种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高高在上的态度”,[8]自创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学派就对贵族与精英阶层从文化上歧视大众感到不平。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来自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例如底层人表达自我的爵士乐,就丝毫不比古典音乐逊色,[9]但大众自身的文化及其内涵在学术及教育界几乎从未得到正视,因此他们试图发展一种以同情、理解为本的大众文化研究,并向中学英语教师推广。伯明翰学派选择这条路径,有其经验基础。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长于二十世纪初期和谐安详的英国工人社区。在其中,朴实的工人群体创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经验基础,促使霍加特后来决心将工人生活与文化引入历来被精英文化垄断的课堂里,其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教师认识工人阶层创造的诸多美好、有意义的大众文化。然而,这种工人文化其实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记忆中,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养一种文化怀旧感。连霍加特本人都忧伤地意识到,现实中的工人社区早已被商业化的流行大众文化俘虏和侵蚀了,他的大众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学派(如P.Willis)因此特别关注大众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转向研究中下层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亚文化”,来抵抗或颠覆种种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文化霸权”,以此建构自我风格和获得快感。这一转向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有利于教师深入当代中下层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过一味尊重、理解这类青少年为彰显自我、获得快感而建构的“亚文化”,如雷鬼乐、朋克摇滚乐等,也会引发教育冲突与危机:在这个以理解为本的过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尽情释放,乃至能让“正派人士气得哑口无言”,但教师的教育责任乃是将他们引向真正“算得上艺术”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们沉迷于“娱乐”与“堕落”。[11]综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学派为媒体文化时代的教育学者开辟了一条颇具社会公平和美学意义的大众文化教育途径,由此途径,教育学者即可引导教师走入被商业流行文化淹没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反抗精英阶层对于大众的不公文化歧视,而且在理解昔日大众生活及其“情感结构”的过程中,心中还会泛起一种久久难以释怀的美感。后期伯明翰学派依靠“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快感”建构起来的新理论,则为教育学者及教师理解青少年为何“叛逆”、热衷于嬉皮士、摇滚乐等“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尽管这套理论并未解决怎样让推崇“亚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艺术”和进步的教育。 三、洛杉矶学派:教师作为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文化教育一大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吉鲁、麦克拉伦等一批教育学者加入了探索队伍,专业的教育研究与教师教育领域因此出现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转向。在这一理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乃是洛杉矶地区的教育学者,这得益于洛杉矶特殊的地理文化条件:好莱坞所在地,同时,该地区的两所世界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拥有全美最强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实力。就洛杉矶学派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而言,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教育哲学教授凯尔纳。在近三十年的努力过程中,凯尔纳曾因其杰出成就,被美国文化界誉为“杜威式的公共知识分子”,[12]“媒体政治学批判的领军人物”。[13]中国人文思想界也从十年前开始陆续引进凯尔纳的着作,如《后现论》、《媒体文化》、《媒体奇观》等,近年国内人文学界还推出了研究凯尔纳“重建批判理论”的专着。[14]但这些评价与研究都未从教育学的角度展开,来分析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贡献。简单地说,除了在专业的教师教育领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当代文化理论及媒体文化等课程外,凯尔纳最主要的教育学贡献便是以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重建了杜威以来的民主主义教育学传统,其专业使命是将教师培养成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由此,向教师及公众示范什么样的媒体文化批判研究,就成了其媒体文化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即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研究着作及教师教育实践来看,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主要由以下四块内容构成。首先,凯尔纳深切关注当代美国的种种社会“苦难”,进而转向貌似自由、民主,实际总是对“苦难”避而不谈或持某种偏见的主流媒体文化,充斥着投资、收视率、名利的争夺。正是这种深切的社会关注,促使凯尔纳确立了希望通过媒体文化批判和教育来追求民主的坚定专业决心及志向。[15]其次,在理论基础建构方面,凯尔纳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追随者,同时也超越了两派的局限,并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理论中,吸收合适的理论资源,为发展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奠定知识基础。[16]再次便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影响的“媒体文化文本”展开批判性的研究,这构成了凯尔纳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主要内容。自八十年代好莱坞与右翼政治势力结成合作以来,凯尔纳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右翼政治势力及其利益同盟在媒体生产中的作用。从1992年推出《波斯湾电视战》,揭示布什政府通过独家授权覆盖全球的电视网(CNN),将一般公众无法知道的真实的海湾战争,精心制作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湾战争报道”,以动员全世界的民众支持其侵略行动;到2010年在《电影战争》中考察小布什政府如何与好莱坞合作,制作对其有利的政治电影,诱使民众支持其战争、反恐等计划,[17]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凯尔纳执着的专业志向,同时也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自己开发媒体文化课程的教育学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示范如何透过电影、电视节目认识美国政治权力的同时,凯尔纳还十分重视研究各种能向美国右翼及主流势力发起挑战的媒体文化,发展有益推进自由、民主的媒体文化。例如,考察麦当娜怎样自由解构、加工美国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在女性外表、形象和时尚等层面刻意设置的“本质”或“标准”,创造颠覆意味十足的“主体形式”;分析美国黑人艺术家如何制作媒体文化,表达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看法,抵制种族压迫。此外,由于凯尔纳本人有过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经历,并因此被誉为“杜威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他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中,还注重选择独立制片人创造的媒体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课程资源。最后,关于确立基本教学方法,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无法认识媒体文化的丰富内涵;伯明翰学派的方式可以深入媒体文化,但容易“一味赞美”,因此需要加以融合。此外,凯尔纳还在媒体教育实践领域发现了三种模式:一是欣赏模式,试图让学生以欣赏“高雅文化”来抵制“媒体的负面影响”;二是创作模式,引导学生理解美学意义丰富的媒体文化,同时向学生传授自我表达的媒体技术;三是批判模式,教育学生对媒体话语保持批判态度,培养批判的媒体解读能力(criticalmedialiteracy),也强调学会通过媒体表达自我,形成社会行动。凯尔纳向教师推荐的是第三种模式,强调媒体文化教学必须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传授批判的技巧”;二是引导学生“把媒体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创造有益社会进步的媒体文化。[18]在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媒体文化教育时,凯尔纳主要通过课堂发言、话题交流、媒体文本研究、课程论文以及戏剧的应用等,培养未来的“准”教师们在媒体文化教学中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与创造。应该说,能否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和民主的媒体行动,正是凯尔纳评价媒体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总之,凯尔纳不仅在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理论方面贡献卓着,而且依靠从事教师教育培养了许多能对媒体文化做出有力批判、甚至还能通过创造媒体文化推动社会民主的教师。而这一切都首先缘于凯尔纳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媒体文化批判者和民主媒体文化创造者。 四、中国本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进入媒体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其强大影响也受到了多方关注,但媒体文化到现在仍游离在中小学正规课程之外。即使是已经出台“媒体教育”政策的港台地区,也难有进展。台湾2002年制定了《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然而由于“媒体素养教育尚未纳入升学或其他考评系统”,“大部分学校都尚未重视媒体素养教育,也未开设相关课程。”而在台湾教育理论界,虽然1993年起就有人在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却常常是机械照搬英美理论,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的探索仍处于“迷失”状态。[19]上述教育实践领域的现状虽然不容乐观,但在目前的学校课程体系中,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的空间依然巨大,同时少数学校自发设计的媒体文化教育也值得去改进。不过,这都需要教育学界首先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理论,将媒体文化研究引入教师教育课程,完善当前的教师专业发展,从而可以为中小学的媒体文化教育输送优秀师资。近些年,大陆也有一些教育学者开始呼吁向西方学习,在中小学开设专门的媒体文化教育,有的还在探讨将媒体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防止学生“沦为媒体的俘虏”,使学生“对隐藏在媒体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保持批判精神”。[20]这些探讨表明,中国大陆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已经形成两大议题,即考察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实践和发展批判性的本土媒体文化教育。但由于时间不长,在这两大议题上,相较于欧美及台湾教育学界,大陆教育学界的积累都显得十分有限。本文认为,在中国教育学界已有探索的基础上,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化,以便发展相对成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首先,无论从大陆还是台湾的情况看,在面对媒体文化时,常常抱有法兰克福学派式过于武断的不信任乃至敌对态度,导致媒体文化教育演变成单调的说教,无法引导学生走进复杂的媒体世界及其多元内涵。就此而言,凯尔纳重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倒是可以提供启示。为了揭示到底有哪些客观存在的观念、力量在媒体文化中发挥作用,凯尔纳主张放弃高低贵贱的文化两分法,同时广泛吸收各家理论,提高批判的广度与深度。这些都有益于本土教育学者形成适宜的批判观,以便游刃有余地走入纷繁复杂的本土媒体文化世界。其次是确立明确的教育宗旨。已有的本土探索均强调,媒体文化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但这些探索并未进一步分析,站在进步主义的立场上,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最终还是得指向一个进步的教育目标。后期伯明翰学派便因为没有把握好这一点,常常只是坐视学生肆意宣泄自己的批判(叛逆)精神和独立个性。而正如凯尔纳所见,杜威以来的教育学往往是在两大宗旨中选择一个,一是引导个体认识自我,探寻真善美的主体存在方式;二是认识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其苦难与不公之处,培育有益推动社会平等与民主化进程的意识与能力。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了后者。中国媒体文化教育学也应从这两大宗旨出发,进一步明确究竟为 什么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再次便是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形成理论(知识)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开发)模式。这可以说是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一大难点。吉鲁最初决定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曾发现,由于学科、专业界限过于牢固,教育学界看不到任何文化研究理论,而文化研究界也不会思考教育,所以他花了许多精力将文化研究引入教育学界。[21]应该说,国内目前的情况比吉鲁当初在美国教育学界遇到的情况好多了,因为无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如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等概念,都早已被国内教育学界接纳了,而这些概念所指的媒体文化经验在中国也存在。遗憾的是,国内提倡媒体文化教育的教育学者尚未尝试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对这些概念进行验证或重构,进而发展理论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为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提供课程。更进一步说,可供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的理论在今天已经十分充裕,而本土的媒体文化现象也丰富到了能够进行任何理论实验。如“后结构主义”的主体建构理论,便值得启用。该理论探讨的是个体在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变动中种种不由自主的命运,以及何以可能获得意义与价值。而这一主题已在本土电影界得到深入探讨,例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等电影便是以近乎客观的叙事手法揭示:在由专制统治、进步运动及黑社会等势力主宰的社会演变进程中,各类普通个体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史。不仅如此,侯孝贤等电影创造者还会在电影中探寻某种自觉且极具道德或美学意义的存在方式,并将它暗中赋予某个角色身上。这类电影无疑可以为本土教育学者发展“后结构主义”的媒体文化研究提供合适的文本,并以这种研究作为媒体美学教育或主体认同教育的课程资源。最后,发展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还需要在教育学院开设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将它引入教师教育及教师专业发展。西方教育学者在这一点上已有近三十年的积累。例如,在凯尔纳的开拓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便成了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与教师教育的重镇,加上吉鲁、麦克拉伦等人的持续努力,美国教育学界及教师教育领域早已形成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学派。中国教育学界也需要凯尔纳式的教育学者:既有明确的教育宗旨,又能发展知识结构清晰有力的媒体文化研究,以此改变目前媒体文化研究在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空缺状况,使媒体文化研究真正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指向,培养教育宗旨进步、媒体文化研究能力优秀的教师,从而优化国内目前教育观念及媒体知识与西方相比均显得模糊的媒体文化教育实践 文化研究论文: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的研究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国际交往的不断密切,跨文化交往越来越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成为高校外语教师的重要任务。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就是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有效方法。 二、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泰勒认为,文化即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戴昭铭,2003:3)现代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语言是音意结合的符合系统,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机制,为语言的发展提供养料。 (二)国内外语言教学中文化导入研究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Hall和Trager提出“文化地图”概念,列举出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与本民族文化的比较来分析和描写目的语文化。(陈申,2001:32)六十年代,对语言功能的研究逐渐增多,由于文化在语言交际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其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80年代,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我国学者中,胡文仲最早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交际问题,从语言功能上强调了语言与文化的一致性。80-90年代,文化语言学说的建立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多名学者都对文化导入问题进行了研究。陈光磊界定了文化导入的内涵,林汝昌详细探讨了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层次问题,赵贤洲、束定芳、鲍志坤等学者深入研究了文化导入的原则问题。(赵亮,2011:43) 三、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导入的原则 1.交际原则 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交际双方无障碍的顺利沟通。因此,语言教学中应该导入有利于交际双方进行交流的文化知识。教师应该着重介绍那些学生在学习或相互交流时容易产生误解或是失败的相关文化知识。 “猪”在中国文化中有“懒惰”的含义,中国人常用“懒得像猪一样”来形容某人的懒惰。而在德语中,人们常说“Er hat Ein Schwein.”意思是“他很幸运”,因为德国中世纪体育竞赛的失败者会得到一头小猪作为鼓励,久而久之,猪在德国成为幸运的代名词。如果教师在授课时没有讲解 “猪”在德语中的这一含义,就可能导致学生在遇到相关情况时不能领悟对方想表达的真实意图,影响交际的成功进行。 2.适度原则 文化包罗万象。教师应根据课程的教学任务和授课目标,以实现本课时教学目标为出发点,合理规划时间和导入的文化内容,避免盲目或无计划的延伸文化内容而影响授课进度,同时,要掌握好单个课时提供给学生的信息量,提高学生的接受效率。 3.渐进原则 文化导入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应以阐释两种文化在日常生活方面的差异以及该差异在语言中的具体表现为主,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日常交际所需的文化知识,避免出现日常交际失败。中级阶段主要介绍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成语、俗语及运用方面的差异,帮助学生熟悉并深入理解外语表达蕴含的文化内涵。高级阶段主要揭示中外交际双方在思维方式、交际关系以及言语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异同,旨在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进一步了解以目的语为母语者的人际关系及交往的深层次模式。(谭志明、王平安,1993:74) (二)文化导入的内容 1.语言文化 (1)语构文化 蕴含在词语、句子等语言结构中的民族文化知识叫做语构文化。吕必松讨论“语法系统中的民族文化因素”时,从“词形变化的有无”、“句子的组织方式不完全相同”、“方位、数目、顺序等的表达方式不同”三个方面举例说明了汉语和英语的语法系统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吕必松,2007:51)语构文化包含在构词、句型、句式等各个方面中,教师在讲解语法结构的同时,要同时介绍相关的文化因素。如:德语是典型的屈折语,其复杂多变的语法变位规则常常令德语学习者无所适从。这种繁复的词形变化与德意志民族严谨、刻板的民族性格形成不无关系。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没有语言单位的形态变化,用不同的语序和虚词表述时态、语态。汉语轻形式、重意义的“意合”特点就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关。 (2)语义文化 语义文化主要是指词汇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是最常见的语言文化因素。由于各民族生活环境、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很多事物的名称或概念在别的语言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语或是字面意义对应但深层意义不同。如,德语中的“Drache(龙)”指的是带有翅膀的,会喷火的怪兽,通常是邪恶的象征,口语中用来形容泼妇,贬义词。而汉语中的“龙”指的是带有五爪的,能够行云布雨的瑞兽,常作为统治阶级的象征,禁止普通民众使用其形象。德语中的“Hufeisen(马蹄铁)、Marienk?觌fer(瓢虫)”是幸运的象征,而汉语中则无此意义。这类词语易给交际带来障碍,教师在讲解此类词语时,必须详细解释该词语在目的语和母语中语义文化的异同。 (3)语用文化 语用文化指由特定的民族文化决定的,语言交际中产生的语用规则和文化归约。常用的基本语用文化包括:称呼、问候、致谢与道歉、敬语与谦辞、褒奖与辞让等。不同语言中相同或相近意义的词语其使用范围和场合往往不尽相同,如,德语中的“du(你)”不仅用于朋友、平辈间,还是家庭成员间包括祖孙间的称呼用语,而汉语中,孙辈就不能用“你”,而要用尊称“您”来称呼祖辈。又如,汉语中“老先生”中的“老”表示尊重,德语中的“alt(老)”则无此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模式研究 “产学研”合作“是以企业、高等学校和科技研发机构为主体,以政府以及中介机构为辅助,以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机制和规则进行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实现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等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在产学研合作模式中,共生单元主要是大学、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等中介组织。资源是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单元围绕资源结成不同的共生关系。在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过程中,民间艺术是这种共生关系的纽带。当前,对民间艺术进行市场化开发,结合高科技的光电效应形成的旅游演艺产品,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和社会效应。这一产品的创作和经营过程始终伴随着产学研合作,是产学研共生模式的典范。本文以广西桂林阳朔县《印象·刘三姐》为例,分析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关系及其运作模式,并结合民族地区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办学情况分析目前这种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文化产业视角下的民间艺术内涵 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民间艺术是“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广泛流行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艺术创造活动。”张道一则将钟先生的定义视为广义上的民间艺术,其狭义则专指民间美术。梁玖从艺术学角度提出:“一定社会中的平凡人运用特定媒体, 遵循自适的可能性精神创造极具有地域文化风俗性的艺术形态。”这一概念没有列出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而是从民间艺术的创造者、产生途径、特质和功能方面对之下了一个抽象的定义。但从艺术学对艺术门类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找到其所指,民间艺术应包含民间建筑、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绘画、民间雕塑和民间戏曲,以及被民俗学界排除在民间艺术范畴之外的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民间艺术因其特有的娱乐、审美功能成为文化商品化的宠儿。取材于民间艺术的影视剧作品、工艺美术品、旅游表演作品、民俗文化村、服装等商品在市场上显示了巨大的创收能力。因此,从文化产业角度而言,民间艺术应包含可以被包装成文化商品的民间建筑、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塑和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还包括民间语言、信仰等观念艺术。 二、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的共生关系分析 1.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结盟的必然性 民间艺术源于民间创造,其传统受众为享有民间艺术品的主要群体。由于受到地域、年龄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民间艺术作品的娱乐性、审美性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特性对民间艺术的大众普及形成一定阻力。因此,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必须符合大众审美的设计与包装,才能成功推向市场,实现创收。文化创意即为沟通民间艺术与市场的桥梁。作为一种融合高科技和高智慧的活动,文化创意不仅需要对包装对象有深入的理解,还要能够准确把握市场需求规律,同时还要求开发者拥有雄厚的资金、人才和高超的创意资源管理能力。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必然将有雄厚的科研人才优势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融入其中,产学研合作也理所当然成为其重要的开发手段。 2.《印象·刘三姐》:文化产业产学研合作的成功模式 1961年,以广西桂林山水为背景、壮族歌仙刘三姐传说改编的彩调电影《刘三姐》风靡全国及东南亚。此后,刘三姐和壮族山歌已然成为广西的两张文化名片。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刘三姐景观园、刘三姐香烟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品牌。1997年,由广西区文化厅组织,总策划梅帅元、导演张艺谋、樊跃、王潮歌组成主创团队,经过精心选址和长达5年零5个月、多达109次易稿的创作,《印象·刘三姐》(以下简称《印象》)终于于2004年3月20日在阳朔正式公演并大获成功。这一项目的成功,得益于艺术学、民俗学、民族学等领域专家搜集民间文化、创作改编成的电影《刘三姐》作铺垫。而主创团队中张艺谋、樊跃为拥有众多优秀影视和舞台剧作品的着名导演;王潮歌曾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发表过数十万字的学术论着,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总策划、制作人梅帅元为国家一级编剧,当时任广西壮剧团团长,是广西民间艺术界的优秀专家;广西区文化厅所成立的广维文华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则作为企业角色负责相关支持和管理工作;演员除当地居民外,多来自配套成立的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 《印象》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效应,还被国家文化部列为中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获得中国乡土文化艺术特别贡献奖、文化部首届创新奖和世界旅游组织目的地会议最佳休闲度假推荐项目等多项荣誉。同时,桂林乃至广西各大高校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纷纷以之为实习基地。业内专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成果,促进《印象》系列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也对高质量的民间文化产业化开发形成良好的引导,文化产业为此被定位为高投入、高产出、见效快的“朝阳产业”,大量的市场需求也催生了培养该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印象》的成功表明,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无论是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和内涵挖掘还是文化产品创作与包装,都离不开科研专家、一线艺术家及民间专家的合力创新。而当地居民作为原生态文化的代表参与演出之外,演艺产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呈现还需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类及专门性管理人才。在演艺类旅游产品的经营过程中,经营部门可以为高校提供学生实践基地和就业出路;科研机构学者专家的调查研究则可为该产品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智力保证。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与产学研合作办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3.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运作中的 不足 从产学研共生模式角度而言,在寄生、偏利和互惠三种模式中互惠模式是产学研合作的理想方式。因为互惠模式下的产学研合作联盟既产生新能量,各方又能分享收益,只有这种模式才能维持产学研三方长期合作。当前民间艺术演艺产品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或科研机构只作为创意提供者得到一次性收益,后期管理与利益分成则不再拥有权利。这样,研究人员就很难获得后期经营资料,造成产学研三方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合作互惠模式的形成。 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角度而言,国内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基本包括经济类、管理类、艺术类、文化类等几大门类,涉猎广泛却学之不深,毕业生“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会做”,无法胜任民族艺术产业化开发相关工作,大学人才培养跟不上社会需求。 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角度而言,目前全国普遍存在工作待遇与社会地位、社会责任不对等的情形。高校人才考核科研、教学双方面并重,导致高校教师任务繁重,脱不开身去做服务地方的应用性研究。同时,高校对服务地方的横向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远不如由国家社科基金等纵向项目,科研人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所需要的巨大学科跨度,对术业有专攻的科研人员而言也有一定的难度。 三、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持续共生模式构建策略 1.高校及科研机构参与后期经营管理 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和科研机构被认为是人才和智慧的孵化园,这在对人才、创意要求极高的文化产业领域尤为明显。甚至有学者认为,大学与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了一种“互动发展的共生模式”。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后期经营管理脱节易导致文化产品创新动力缺失。因此,为了加强文化产品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及科研机构应参与民间艺术后期管理经营,这样就可以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为文化产品的运作经营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 2.校企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本、硕、博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 基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知识广而博的特点,各高校可与文化企业合作办学,根据地方特色设立专业方向,全日制教育与在职培训并重,培养某一领域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例如旅游演艺发展较好的广西桂林地区、湖南湘西地区高校即可培养旅游演艺项目策划与管理方面的人才。同时,高校应在硕博阶段的人才培养中高度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以丰富的实践发展理论,从而继续指导实践,实践和理论并行作为考核标准,以满足业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3.为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服务地方创造政策条件 政府应从政策上鼓励高校及科研机构服务社会。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转变观念,鼓励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参与地方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工作。同时,对服务地方卓有成效的教师可享受“调研假期”等优待政策,减轻其教学方面的负担;对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人员提出服务地方的工作要求,以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促进民间艺术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文化影响员工素养的研究 摘要:企业文化在企业的管理中占有者重要的地位,企业的文化建设也应当成为企业管理建设的重点。成功的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本文分析了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员工素质的内涵,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文化对员工素养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文化;员工素养;企业文化发展策略 0 引言 企业文化往往会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成功往往源于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的失败也首先表现为企业文化的失败。日本着名企业家盛田昭夫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他在谈到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时说:“日本公司的成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可为外人知道的秘方。不是经营理论,不是企业计划,而是人,员工才是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日本经理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员工之间的健全关系,在公司内建立一种人员亲如一家的感情。在日本,最有成就的公司是那些设法在全体员工之间建立共同命运意识的企业。”而企业文化正是全体员工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1 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企业文化可以说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 物质文化即企业员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和生产生活相关的文化内容和物质形式,包括厂房、生产车间、生产设备和生产的产品等等。物质文化是企业的“硬文化”。一般地,我们从一个企业的外部设施看出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员工的精神状态。从漂亮的厂房、干净的车间,整齐堆放的产品都可以看出企业严格的管理和职工积极的工作态度。 制度文化,即企业的规章制度、条例等管理手段、企业的领导组织体制等。它介于企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它是为了规范人们行为而制定的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准则。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企业的领导组织机制,企业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的规章管理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高于一切”应当成为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制度文化能够有力的约束员工的行为,保证企业生产目标的实现。 精神文化,即狭义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员工的精神财富,具有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包括企业精神、企业目标和核心价值观,它是企业的“软文化”。 2 员工素质的内涵 员工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三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是员工素质的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员工的职业道德、意识品质、道德情操等等。当前,我国企业的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遵循二十字《纲要》,形成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爱岗敬业的道德氛围。科学文化素质是员工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知识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几天,员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员工的身体素质常常是被忽略的部分,但是员工的身体素质正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是员工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 3 企业文化对员工素质的影响 3.1 导向和约束作用 企业文化对于员工素质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导向和约束作用。企业文化形成于每一个员工的日常习惯中,是在正确的价值理念的滋养下形成的群体意识。他表现了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在长期的工作中体现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或者爱岗敬业的高尚情操,又或者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在这种风气中,新员工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浸染,这对于新员工的成长十分有帮助。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共同的价值观,还对员工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众所周知,价值观决定的人们日常的行为取向和人们自我实现的形式。在企业共同价值观的约束下,新员工很容易就能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在一种追求严谨、高效的风气中,员工的工作质量必然会有所提高。最后,企业文化还能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如,合理的考核晋升制度,必然会在员工中形成良性竞争的风气。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引导员工正确处理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员工自觉地将个人的当前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形成团结互助的工作氛围。 3.2 激励和娱乐作用 良好的企业文化的建设对员工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企业文化能够使员工形成统一的信念和意识,从而使其处在一种积极的、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中,使员工在工作中勇攀高峰。其次,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企业形象能够使员工形成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激发员工公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公平的企业制度,为员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员工必然会苦练技术和能力,以期在企业中有更好的发展。另外,劳动模范也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企业文化精神的人格化,榜样的力量能够为广大职工提供奋斗的榜样和动力。 企业文化的娱乐活动主要是通过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来体现的。职工的娱乐活动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文体活动一方面对于员工的素质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比如,体育比赛等活动必然能够在员工中形成积极锻炼的风气,从而提升了员工的身体素质。而技术大比武等活动,必然能促进员工苦练武艺,一边在比赛中好的表现。另一方面,企业的文体活动对于员工有着耳濡目染的作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通过企业负责人的组织和参与,能够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和关爱,在春风化雨的企业环境中,员工的潜能必然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健康向上的情操必然得到培养。 4 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着名的企业家约翰。洛克菲勒曾经说过,优秀的管理者能够指导员工向杰出人才一样出色的工作。如果企业是一条大河,那么高素质的员工就是企业这条大河的源头。可见,企业管理工作的要点就在于通过文化建设充分挖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的知识和 技能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这样,企业这条大河才能源远流长。具体地讲,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应当着重建设企业温馨的集体文化、人本文化、学习文化。 4.1 通过温馨的集体文化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企业给人的第一印象应当是企业的环境。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环境,即企业生产和生活场所的环境,二是企业的人际关系环境,即精神环境。企业的物质环境是企业给员工的第一印象。整齐有序的工作现场布置、清洁合理适用的设备,能够给提升员工的精神状态。笔者认为,企业的生产场所应当以建设花园式工厂为目标,生活场所则应该以建成绿化美观的文明小区为目标。美好的环境一方面能够为员工提供一定的适宜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美好的环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员工优良素质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培养了员工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美好的道德情操。 以人际关系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环境同样重要。实际上,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是留住企优秀人才的关键性因素。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平等、理解、包容”的人际关系环境。平等既体现在领导和员工的平等,有体现在员工和员工的平等上。领导应当改变统治者的形象,在委派任务时,应当形成“我们一起干”的形象,而不是“我监督,你来干”。另外,应当设立意见箱,让员工提出对于当前企业环境的意见和见解,从中发现员工的思想动态。在处理问题时,要处处为员工着想,才能提升员工对企业忠诚度和归属感。员工和员工的平等,则体现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上,企业通过制定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业绩考核和晋升制度,能够使员工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员工之间便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拆台,这有利于和谐的工作氛围的形成。 4.2 通过人本文化来成就员工 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告诉我们,企业管理的是指不是“压制人”而是“成就人”。因而,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这就要求在企业的管理中,始终以员工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在管理过程中,应当使员工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岗位,而是一个发展的平台。首先,应当通过培训等手段使员工对自己进行一定的职业生涯规划,并且将这一目标的实现和企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还应当让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工作绩效,使员工真正认识到,没有了企业的发展就没有自己人生愿景的实现。笔者认为,企业“以人为本”的软管理,应当以严格的“硬管理”为基础。在企业的制度管理方面,建立开放科学的组织管理平台,特别是要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制度。通过一定制度形成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才能使员工的积极性得到调动,提升他们增强自身业务素质的积极性。还应当通过合理的岗位设置和分配制度来体现能者多得的原则,在这种氛围下,员工能够自觉地学习和钻研业务知识,提高技术素养。 4.3 通过学习文化提升员工的素质 学习文化的构建,首先应当完善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这是提高员工素质的最基本途径。笔者认为,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应当包括继续教育、培训教育和再次求学三种形式。继续求学和培训教育是提高员工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的重要手段。再次求学(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则是通过对学习的投资来提高员工的价值的必要手段。我国《教育法》中规定了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企业应当为优秀员工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而专业技术人员则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机会提高自身素质。培训教育是训练技术工人和培养专业干部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手段。严格而高效的企业培训往往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企业的培训手段,应当尽量和国际接轨,通过和外资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将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引进到我国。这样,也增加员工学习新技术的压力,同时扩大学习的空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员工认识到,对教育的投入能够获得比较高的产出。企业应当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继续教育的机会。 总之,企业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文化的建设。不管是为人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的企业环境建设、“以人为本”的管理组织方式的建设,还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教育发展,从根本上讲都是要通过企业文化来教化人、培育人、成就人,使“人”这个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充分发挥潜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文化研究论文: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讨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大众文化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成为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学界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形式,并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起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型塑。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对国民生活方式、国民性格塑造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带来了新鲜的元素,使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改变令人惊喜,但同时也引发了关注和焦虑,如对当下大众审美取向的非议以及网络文化对青年群体心智发展影响的焦虑。在此情况下,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认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了解其价值效应并指导其健康发展便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以及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三方面来进行探讨。 1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 要探讨研究方法,必须首先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语境,严格来讲是个泊来品,在英语中它对应了两种表达,mass culture 和popular culture。西方早期大众文化批判指向的对象为mass culture, 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明显的贬义色彩,主要指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广告等传播产业的产品。当下语境我们所使用的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则更多的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导的popular culture,作为英国伯明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对“文化”这一概念做了历史的回溯,认为文化应是一个整体全部的生活方式,从而赋予了这一概念平民化的色彩,用popular culture 取代了mass culture,并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称“大众文化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从此,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开始成为影响人们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一种现代意识。随着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更严密准确的界定。国内学者王一川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它“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 。 从大众文化的如上定义,人们不难发现它的一般特性:大众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娱乐性、日常性、类型性等。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也同样具备这些特点,其中,商品性这一特点尤为吸引人们的眼球。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不丰沛,物资的消费形式多为统一分配和按计划配额消费,人们的商品意识淡漠,物质层面如此,在解决人们生存高级需求的精神文化层面,就更是受到官方主流文化或是学界精英文化的牵制,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而不是对文化商品的主动消费。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从产生之初就带有了商业文化的特质,追求商业利益,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能,但由于其短近的发展史,并未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完备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同时,主流媒体的官方化以及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指导也使得大众文化还未彻底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内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文艺性,商品属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 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后来学者的大众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批判的标靶。霍克·海默,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在研究中将大众文化概念与文化工业概念直接等同起来,奠定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悲观主义立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就是使得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运作下,大众文化成为了统治阶级和资本合谋的工具,文化工业首先通过标准化批量生产出媚俗平庸甚至是低劣的包裹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继而借助市场化运作机制将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输送给大众消费,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强化。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大众文化带有明显的欺骗性,带给大众暂时的满足继而安于虚假的现状,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大众文化同时也沦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并进而对其心理意识进行操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生产形式扼杀了文化的艺术性,也抹杀了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创造性,消费此类文化产品的大众顺而也被同一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沿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传统,将文化视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一个斗争领域,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大生产对艺术以及大众个性的抹杀,这一理论基调使其成为了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标杆,也成为后继大众文化研究学者不可绕开的理论基石。对于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仍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随着文化事业的推进,文化产业商业化,艺术、文化产品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大众文化的消极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如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和娱乐功能的低俗文化产品的出现,对青年人心智的影响以及消费西方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等,对这些大众文化特质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仍是一把利器。然而同时,由于发展的局限性,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文化工业体系,大众文化事业还远未彻底的商业化,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并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指导和影响下文化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文艺性,并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反映大众的声音。鉴于此,在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展开批评研究时,还需掌握好“度”,不能一味批判,而应以消除负面效应,发挥正面效应为宗旨。 因循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到了统治阶级借助文化产品向大众受体灌输意识形态,以期实现对大众心理意识的控制,然而,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并未到此终结,作为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的大众个体,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倾向和审美领悟,必然会对同一化的文化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此时的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即使特殊,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迎合市场,就必须揣摩迎合大众的趣味,而不能一味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换句话说,大众的消费意愿和社会现实反过来又对大众文化工业形成了挑战,产业和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既不属于市场,也不属于国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这一局限,哈贝马斯也曾在自己书中坦承:“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 。 对大众接受性和创造性的忽视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硬伤。反观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大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大众能动性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悲观的情绪,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派早期成员的生活经历是有极大关系的。由于二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学派有犹太血统的成员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曾亲身经历纳粹的精神迫害,并一度选择逃亡到美国只为寻求人身安全。德国纳粹借助强大的 宣传机器进行反犹太宣传,实现了对广大民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最终的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此深恶痛绝,继而站到了助其实现的科技文明和文化工业的对立面,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展开不具备如此严苛的时代背景,研究者也不具备特定严苛的生活经历,因而在展开研究时一种中立的研究态度就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对大众文化不偏不倚,做出中肯的评价。 3 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伯明翰学派从其成立之初就反对以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他们努力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对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即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努力发掘其积极意义。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其中,大众媒介始终是该学派研究的焦点,特别是电视的意识形态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针对电视话语发展出了编码/解码理论。就编码层面而言,霍尔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观点,但同时也强调了观众的参与,观众的欣赏即是对电视节目的解码。霍尔指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读是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的,他认为电视节目的观众可能会存在三种解码立场:一是主导性—霸权性立场,即观众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制作意图;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指观众大体上接受制作者的意图,但却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加以一定的修正;三是对抗性符码,即观众完全站到制作的对立面试图瓦解节目中传达的意图。这三种立场很好地分析了观众在消费电视节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说明观众完全可以在积极有效的观赏中抵制或消解节目可能传达的消极意义,从而彰显出媒介文化积极的社会效应。 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但不难发现,对于任何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分析,这一模式都具有适用性,这也是霍尔理论备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将视野回溯到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语境,媒体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期,人民大众的参与意识也空前高涨,无论是长盛不衰的选秀造星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我要上春晚”,还是如今爆红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这些节目中扮演主角的是大众,欣赏消费的也是大众,电视台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并给与相应的引导,对大众个体的自我定位以及所想要彰显的个性无从干预太多,如像从“非诚勿扰”舞台上走出的“宝马女”马诺,她在舞台上的极端拜金言论可能也是节目的导演和编导始料未及的。从传统意义上讲,她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主流价值观念,但节目之后她迅速蹿红,并获得了数量不少的拥趸,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大众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和实在性。如何对此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霍尔的解码理论绝对是理论选择的不二工具。 承袭伯明翰传统对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主观能动性的关注,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系统完备的理论和个案研究,其代表作《理解大众文化》也被视作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着作之一。费斯克的研究主要围绕大众能动性抵制权利控制和文化集权展开,对大众文化报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形成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两种经济”理论是费斯克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大众文化的商品是同时在这两种经济中流通的。“金融经济”指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注重的是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费斯克之前的大众文化研究,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在围绕这一经济形态展开研究。但费斯克认为仅用金融词汇是不足以对文化商品进行描绘的,因为消费社会中的所有商品都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文化经济”中。所谓文化经济是指,大众产业链中的观众从原来的商品(观众通过消费文化产品而成为金融经济产业生产者的另一商品,可被出卖给广告商等)变成生产者,生产出的是“意义”和“快感”。而“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费斯克“文化经济”的提出为大众的创造力提供了空间,此时的大众不再只是消费者和商品,其生产者身份使得他们即使仍被支配于体制之中,仍却能在体制的空隙中努力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消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因而,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出的,而是人民创造出的,是进步的力量,也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对抗的重要斗争场域。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乐观主义立场对于推动当前国内的大众文化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使用其理论展开研究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的存在。“文化经济”作为理论基石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工业强制渗透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奠定了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未予批判而一味褒奖的立场,使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在物质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制下,资本的力量仍是无比强大的,大众发挥能动性可以选择拒绝、抵抗,但要彻底地消解其作用仍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对权力集团的实质打击。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对民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对其展开的研究既需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又需要考虑文化现象的本土特点,引入相关的思考。总的来说,西方理论界的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传统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都是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极好的理论工具。但由于这些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可考虑将这些理论的优势观点进行整合,而尽量规避相关理论漏洞,结合具体的文化现象来对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非物质文化美术教育的研究 一、高校美术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创新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财富,也是经济建设可以应用的重要资源,我国必须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主流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大家所遗忘、破坏。高校美术教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高校美术教育有责任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工作。首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蕴含着各种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见证了我国的区域性历史文明,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而这正是历史赋予高校美术教育的使命。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可以承担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承载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蕴含了审美情趣、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文化知识,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素质、能力。 二、高校美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传承所起的作用及其应对策略 首先,高校美术可以从艺术角度展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考察和研究。散落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艺术价值上有很大的差异,要想得到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具备艺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深入民间进行考察和研究,挖掘和整理出具有实际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过程中,除了利用人的口述和文字的记载之外,还要有绘画、工艺、美术等不同的记录方式,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艺术范畴,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必须是有专业艺术水准的人员,高校美术教育正好可以体现出在这个方面的优势。 其次,高校美术教育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对技术、知识、技能的传承,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但它们多通过口口相传、世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很多已经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现阶段,高校美术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载体,成为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一个重要场所。将民间艺人请入高校美术课堂,从而使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和掌握系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有利于提高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文化修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有利的氛围,从而培养出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消亡。 再次,高校美术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创新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现代社会,才能拥有更久的生命力。高校美术教育可以积极地引导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创新和改革,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鼓励学生在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同时对其进行创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高校美术教育可以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美术教育中获得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文化研究论文:对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研究 1客家文化旅游 20世纪90年代,客家文化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客家研究热”直接推动了客家文化旅游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在“文化旅游热”背景下,客家文化旅游热开始形成,客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总体上客家文化旅游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资源开发以物质文化资源为主、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旅游市场以近域客源市场为主是客家文化旅游的主要特征[11,14],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大资源与小产品、大市场与小区位、大文化与小景观、大形象与小品牌的“四大四小”表现较为突出。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以“客家三州”赣州、汀州、梅州为核心的客家大本营是客家文化中心,赋存丰富的客家文化景观和客家民俗风情,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旅游的核心旅游目的地。 2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分析 2.1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以梅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客家文化旅游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式测评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探寻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显着影响因子。梅州市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向外传播核心区,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旅游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梅州市为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由于影响游客满意因素的复杂性,游客满意度测评涉及多维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其量化测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模型主要有期望差异模型(EDT)、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3,5,15~17]。本文采取广泛使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非常满意,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5,4,3,2,1],作为评价集的相应分值,获得被访游客对测评对象的主观态度。根据调查目的,综合考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响因素,构建侧重于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测评的9维度39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表1)。问卷设计内容包括:(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客源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2)旅游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总体满意度和单项满意度评价。(3)满意度相关影响因子:包括出游次数、出游方式、出游动机、旅游地形象等。(4)满意度的行为结果:忠诚度。 2.2调查过程与分析方法 样本调查在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完成,选择包含了黄金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时间进行调查。在梅州主要景区、酒店、特产店对旅游者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调查人员直接对游客进行“一对一”随机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协助游客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保证了信息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率达96.3%。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本次调查的Alpha,即可靠性系数(a)=0.944,且各评价因子的Alpha信度系数均大于0.800,问卷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信度)高。 2.3游客满意度结果分析 (1)总体满意度通过统计分析,评价总目标值为3.78,说明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且与其它类型文化旅游满意度相比,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偏低。(2)评价维度满意度各评价维度指标满意度均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的赋值相比可看出(图1),除旅游环境和客家文化特色维度指标达到满意外,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与管理7个维度指标均未达到满意水平。图1各评价维度满意度Fig.1Thevaluedimensionsatisfaction(3)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因子层39项指标中,仅1/4项指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最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空气质量、客家民俗和游览环境;最不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娱乐特色、商品价格和商品类型与特色。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明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旅游行为特征的人群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差异情况。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差别程度用P值判断,P 0.05时,表示比较差异不显着;0.01交通舒适性、娱乐特色、商品类型与特色、游程安排、服务质量监管、气候舒适度、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居民态度、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民俗等15项评价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各相关系数概率值均接近0,表明游客满意度与上述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显着的相关性(表3)。 3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结果表明,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满意度显着影响因子。客家文化旅游存在形象模糊、市场狭小、产品单一、特色不足以及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增进游客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是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应着力于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的形象价值、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服务价值。 3.1实施形象策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价值 (1)强化形象主题,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形象是激发旅游动机、提高游客期望、提升感知质量的重要因子[3,18,19]。概念泛化、视觉雷同、形象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失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问题,同质竞争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包括突出“客家文化”大主题、强化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形象,在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下,根据粤闽赣客家地区“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进行客家文化各亚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凸显各亚区的旅游形象主题,形成 鲜明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将粤闽赣客家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主题和宣传口号统一于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共同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加强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是旅游形象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游客期望进行管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感知保持一致、提高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确定鲜明而统一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对客家文化旅游进行客观准确的形象宣传,有利于客家文化旅游市场形象和口碑效应的形成。积极扩宽形象传播途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乐、网络等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介,大力宣传客家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3.2实施市场策略扩大客家文化旅游市场 (1)开拓非客家人客源市场,扩展客家文化旅游中长距离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狭小、人气指数不高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市场”特征表现。客家文化旅游的现状客源仍局限于“客家人”这个“自家人”市场和500km范围内的近域非客家人市场,客家文化旅游需要开拓更广的旅游市场。应注重中长距离非客家人市场的开拓,加强客家文化旅游在非客家人客源市场的宣传,采取各种旅游推介会让非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增强客家文化旅游对中长距离非客家人的旅游吸引力。(2)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扩宽客家文化旅游营销渠道,积极开展文化营销、网络营销、价格营销。以客家文化为“卖点”开展文化营销,满足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文化需求:对同质文化的追寻记忆和延续继承,或对异质文化的观摩学习和体验经历。利用现代新媒体开展旅游网络营销,通过客家文化的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视产品、动漫产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开展价格营销,降低旅游产品的直观价格,吸引不同的分众市场。 3.3实施产品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 (1)深化产品开发,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浅层次粗放开发、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产品”特征表现。应遵循旅游产品开发规律、尊重旅游消费需求[8,20],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重视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在加强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客家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重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和娱乐产品开发,实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产品向休闲体验产品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旅游业与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的融合,解决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表达难点,创新开发客家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以增强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受;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加大旅游商品开发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购物。(2)强化特色与精品意识,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质量。以客家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客家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景区、特色商品),彰显特色,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价值和品质,增加客家文化旅游吸引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展示客家文化精髓、铸造文客家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从而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价值。 3.4实施环境策略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价值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客家地区属于旅游非优区,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瓶颈,旅游环境有待提升。应加大资本投入,完善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旅游设施,完善交通设施,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交通通达性。通过提升市场环境、卫生环境、治安环境来营造客家文化旅游整体“大环境”,完善客家文化旅游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加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的品质。(2)加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保护、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品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客家文化是客家文化旅游的资源本底,也是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背景环境和文化环境,应注重客家文化旅游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加强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协调山水生态资源旅游开发与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关系,树立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理念,尊重文化生态,以文化生态的方式科学展示客家文化,发展客家文化生态旅游。采取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申遗保护、开发保护等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加强客家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开发。 3.5实施管理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服务价值 (1)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行业管理。加强旅游法规与制度建设,规范旅游经营行为。制订《客家文化旅游服务标准》等相关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规范行业管理,为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2)建立提升游客满意度的长效机制。建立以第三方机构为评价主体的旅游服务监督机制,加强游客满意度调研,定期对客家文化游客满意度进行评价,以适时修正旅游发展策略。提高旅游管理效率,提供充分的旅游信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增强游客的旅游感知度。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提升旅游的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从而使游客产生归属感。建立旅游咨询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旅游咨询和投诉管理,及时处理游客投诉,妥善处理游客抱怨,提高游客忠诚度 文化研究论文: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内容提要】本文从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史研讨了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及其表现,对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和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等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和诠释。 【关 键 词】文化/比较教育 【 正 文 】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着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 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着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着名学者的着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着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文化研究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48年,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建立,进入研究所的斯迈思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研究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开始发展。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主流视野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另一个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赫伯特·席勒,他与斯迈思都把传播当成公司力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把传播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指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之间重大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很多观点都被看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回到加拿大,积极参与政策事务的讨论。席勒加快了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人权和反战媒体的联系。他们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影响了进步的领域,还培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一批研究者。这一批新的研究者,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继承了早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其中爱德华·赫曼与诺姆·乔姆斯基为杰出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闻业批判的出现很引人注目,但是严重的资源匮乏,很少的机构支持,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消沉。这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也在尖锐的进行着。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没有培育出可以推动该领域发展并展开创新研究的优秀学者。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攻击,谴责大众文化,认为它使消极的受众操纵了文化,并认为高等文化受到流失,他们都被看作是精英主义者,被认为夸大了文化产业对普通人的控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个研究中心是由理查德·霍加特与斯图尔特·霍尔一同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开始是从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并且致力于保护次要群体的核心创造力。它的最早工作重心之一是把阿多诺“文化试图废除阶级”的定义作为目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并不是批判经济基础决定文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为了批判阶级理论(即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并压迫无产阶级的文化)。 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汤普森以及威廉斯。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过于呆板。他还认为卢卡奇颠倒了世界观的概念,把所有国家和每个历史阶段拥有的世界观都转到了阶级问题上。霍加特指出商业娱乐资本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学者的指责。汤普森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实践只有和社会构造关系联系,才能被充分的理论化。威廉斯反对把文化还原为基础,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它还是物质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研究的分歧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都追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它们存在分歧。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会议之后,两者的关系彻底破裂。资本和商业主义充斥着整个社会,非商业的价值和制度要么迎合市场,要被市场粉碎。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上,在精神层面,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是注定要反映时代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会努力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保持一致。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拜物教是商业主义进行渗透的一种方式,它给予商品个性,表现在广告和品牌名称中,将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文化研究者的质疑。霍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经济简化论和决定论。经济简化主义认为政治和文化都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被锁定在了经济关系中。文化研究是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反对,是对底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反对,是对错误的意识的反对。 而自文化研究建立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太过重视文本研究,忽略了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因为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的抽象系统所主宰的。 两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其中最着名的论辩是1995年,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论辩。 (二)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争论 1995年,加恩海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和解和分开》一文。加恩海默在“两次发展”指出,文化研究有两次主要的发展:第一次是意识形态问题被极大地精细化,第二次是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阶级扩大到种族和性别。加恩海默指出,阶级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分析范围,它是生产关系和政治实践之间由意识形态联系的模式,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是物质利益。加恩海默怀疑这种模式是否还可以与文化研究相容。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它拒绝通过统治方式及文化实践是建立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意义进行思考。其结果就是: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了最重要的关注点。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文化实践也一定会伴随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认为,由于生产方式的需要,相对的上层建筑就会被创造。在虚假意识与知识分子一节中,加恩海默提及了文化研究从分析主流精英文化实践,转向分析大众文化实践的原因,一是赋予工人阶级一种对于自身经验、价值、声音的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来自于一种不同的分析传统和一种不同的对政治问题的定义。文化研究虽然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但是它在把大众文化不加以区分的介绍进课堂时,牺牲了教育方面的政治价值和解放价值。在统治结构中,加恩海默认为文化研究把性别、种族等差异制造者看作不是被阶级决定的统治结构,提出了存在的两个问题。加恩海默最终指出,不对性别、种族斗争的政治经济基础与环境分析,就不能理解它们的起源、形式和关系。 文化研究论文:对多媒体时代的文学形态与文化价值研究 当然,当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带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版发表方式、接受方式、评价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都定然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样态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学与精英经典文学,将会长期并存、各自发展。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的主流性与边缘性的变化是迭代皆有的。现在娱乐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欢文化,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自古至今自成流脉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受到文以载道观念的压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民间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结构一直具有很大影响。五四以后所谓启蒙救国的精英文学和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一直双流并在,由于时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广大农村对新文学的隔膜,其实通俗文学的印刷出版数量、市场占有率是远超雅文学的,连鲁迅母亲都不看鲁迅的小说而鲁迅自己要邮购张恨水的小说给母亲看。如同古代文学中以诗词歌赋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与以说唱文学、民间文学、志怪传奇、小说戏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二者互相存在一样,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实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学史写作和架构中,由于受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制约,一度把文学史写成主流精英文学史而压抑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存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局限,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也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文学史架构中。当今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以休闲娱乐、排解竞争和生存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焦虑为目的的大众和通俗文学,仍将是文化与文学消费市场的主体,它们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和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由于网络、手机等各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创造需求”的功能,将必然带来消费、休闲、娱乐、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扩大,将使伴随它们的大众消费文学———广义的通俗文学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与市场,在统计学上甚至是文学的主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和高端文学的边缘。因为,市场化时代是以消费和快餐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分殊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生活、工作、娱乐和精神追求的方式与层次,也出现分殊化、个人化、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社会及其文明程度越是发展,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审美化进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学产品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统计,需要高端文化产品的人群呈现两个特点:基本固定化和在扩大与缩小之间动态化。消费决定生产,这种社会中产化时代的受众读者群体的存在,使精英主义的、高端的文化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空间。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着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发行量、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中产阶级书房的标志,当代中国着名作家如莫言、陈忠实、余华等人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都说明高端精英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存在。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从现代化启动到高速发展时期,固然会出现通俗消费文化成为市场文化主体的现象,不过随着物质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同样会出现向精英文化消费回归的现象。比如电影,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认为电影将没落,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中产阶级的扩大,欣赏电影成为广大城市中产白领阶层的一种文化消费主流模式。电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艺产品也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趋同化时代,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从初始的不重视乃至视为“落后”,到越来越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瑰宝,视为物质趋同化而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资源,对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保护措施的加大,都说明人类对自己精神优秀文化产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古典与经典保护与开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当代文学曾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镇而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启动的市场化大潮曾经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文学边缘,王朔的“现在谁来请作家吃饭”的调侃是这种现象的征候之一。但是历经经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场化的沉淀,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悄悄的回归,文学在参与思想解放、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和市场意识形态建构之后,其自身的价值也在越来越得到认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认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价值在中国和世界的体现,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莫言的获奖、随着当代中国达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陆续获奖,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将愈发得到认同和凸显。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样式并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共相,但文学的价值不应以受众多少和市场占有率来确定,而是以文学对民族文化、思想精神价值、国民精神生活的参与和贡献来决定的。 其次,在未来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将呈现“大文学”样态,将随着与戏剧、影视和其他新媒体方式的融合,改变文学的概念与面貌。当代文学将参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建设并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莫言、刘震云、铁凝、陈忠实等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这不仅是集大众与精英文化品格的电影对文学的选择和器重,也是文学对当代电影和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触电给小说和文学带来了新的视野、角度和写作模式的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手机、多媒体融合等新的载体的变化,随之出现了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这种新的载体上出现的新的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畛域的突破,它们既带来了传统文学的欣赏方式和传授方式的变化,也定然带来了文学写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就像清末报纸出现后连载小说的形式带来了小说结构模式的变化一样,依托新媒体的文学的写作模式和结构模式也自然会产生文学的新变化。80后和90后以及将来的新一代,都是在电视、电脑和手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看图和读图时代的一代,这也一定会带来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电子媒体时代已经塑造了一个新人类,他们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学接受结构即总体的认知结构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里通过证明儿童生下来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样,电媒时代的阅读者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习惯模式。这也必然要求文学的写作、发表(出版)和审美结构的相应变化。比如以小说论,纸媒小说可以有大段的风景和心理描写,而电子媒体小说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网络的局限,必然减弱心理描写的内容。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必然造成电媒小说独特的由媒体和受众制约的结构描写方式的变化。不同媒体的文学写作和接受模式自然会造成文学的歧异和分殊,传统的将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做法将难以面对和阐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已经将雅与俗自身难以分离地打包捆绑在一起,它们独特的写作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和读者对它们的解读享受,使得它们成为新的文类和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但这种文学与纸媒文学一样,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样式和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也将是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及其发展的空间和走向的 无限可能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整个过程中,既会出现多元化与分殊化,也会出现经典化与世界化,而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与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支援和创造息息相关。所谓经典化,是指作为精神产品的当代文学,其现实价值会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一部《遥远的世界》对多少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正像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几代中国人走向革命、正义、建设之路起到的重要影响一样,当代文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历史意义,即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对中国文化价值所作的贡献。五四以后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组成部分与符号。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与古典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王富仁称之为“新国学”。苏联时代流亡外国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指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伟大遗产。他们的思想甚至比哲学家更能代表俄罗斯思想。其实不只是俄罗斯,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的诗歌里就包含着唐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宝贵信息,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其诗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会和政治。中国五四后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仅仅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作品,就构成现代中国文学、哲学、社会思想里最深邃最有价值的遗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是文学又超越了文学,进入了思想文化、中国价值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认为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20世纪亚洲在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代表了亚洲的世纪思考。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高视点下的文化担当意识,即把文学写作与文学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的流脉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缘,从中国当展和崛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提炼中国精神和意识,将伟大的传统和丰富的现实作为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形成来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将这一切资源和支撑凝聚到当代文学中,使得当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学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写作,也是赓续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和后代需要不断阅读的体现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传统,并以这样的传统滋润和培育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不断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中国内容、风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资源与遗产。自五四开始,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国现代的文学,也了解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强大文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压力、在西方文学的浸润参照下如何用文学言说自己、如何转型再生创造的新的文学的样态。他们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是现代中国的好声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百年来世界文学不断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不断走向世界,自鲁迅到莫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并非仅仅是获奖,而是显示出现代文学在压力下诞生不久就纳入世界文学的实力和这实力的不断增强,莫言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最高荣誉,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样,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和莫言等人的小说,既被世界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实绩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被视为了解和解读为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文化和国情的窗口与桥梁,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征,而在被接受和认同之际,这些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与文化,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经典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启示我们,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世界融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世界化,必然要承担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能,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密切融合的。具有了这样的文化意识、使命和担当,将会使当代作家的眼光和视野、胸襟和抱负更为高瞻远大,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的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宝库贡献更多的、既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中国文化价值的佳作。具有文学与文化担当和品格的文学,是多媒体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现代性语境中的研究 内容提要: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不仅因为它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之中,更因为它全面地体现了现代性的诸多特征。现代性意味着主体自我的确立、世俗理性的鼎盛以及感性的审美化“造反”。的发生背景是整个动荡屈辱的近代史,它试图以极端的手段埋葬民族的积贫积弱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心理的伤痕,这就证明了它的现代性本质。的目的或初衷就在于“新民”和“新世”,虽然最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没有真正实现,而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在文化“恶性启蒙”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倒退和“打倒一切”的简单化建设方法等,都充分表明了的现代性实质。我们在现代性的理性崇拜和启蒙崇拜中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教训,应当成为尊重历史、自我定位和文化重建工作的参考。是中国人寻求现代性的艰苦努力和曲折历程,但现代性并非终极价值,因此告别现代性这种暂时性方针和这种苦难历程,就成了我们的任务或使命。 关键词:现代性;启蒙;理性;;历史 人类的历史总以其深邃的启示和神秘的面貌吸引着思想的追逐,因为历史的图景总会随着时代观念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人们关于同一个历史时段的描述也会截然不同,这就是思想史的魅力。同时在这种单纯的个体理论兴味背后还包含着深深的公共关切,在理论研究这种表面化的个体生存标志背后往往都蕴含着研究者的雄心壮志,那就是要在理论研究中打上刻有自己姓氏的印签,因此文化研究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也往往显得信誓旦旦)。我虽无此恢弘的抱负,但也深深地受到思想的激励,尤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别需要历史昭示的关头,为自己的身上的责任而激动不已。的确,我们的理论研究需要有踏实、沉稳而又细致入微的钻研,同时更要有清醒而浓烈的现实意识。不仅中国,就连整个世界都已经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关头,人们对于社会文化转型的感怀急需要历史的关怀和理论的支撑。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众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的影响,而勉强构建起来的那些具有一定解释效力的理论体系和现代性图景,又大多是要么为切近的利益所支配,要么局限于科层性的制度当中。就算相对持平之论,也会由于受心态、情绪和价值倾向的左右而使理论产生偏斜,正如德国世纪哲人伽达默尔(1900-)所批判的那样,理论研究“因而就进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塘,或者搁浅在认识论的浅滩上,或者徘徊在逻辑学的死水中。”[1]有鉴于此,本文的理论指向便在于(1)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2)为现实的发展寻求历史资源的支援,或曰作资治之鉴。邓小平在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时就曾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并在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我的研究正是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做一点“认真的研究工作”,为历史不再重复而尽微薄之力。 一、现代性理论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而在当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西方也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虽然其含意很不相同),也就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并处处体现着现代性的特征,因此可以(也应该和必须)放在现代性理论中来审查,才符合它的历史处境,由此构筑起来的“”图景也才有本有根。我们同时把对现代性的研究和对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的思考建基在对的研究上。 经过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吉登斯、伊格尔顿等几代人的研究,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含义已经有了一种大致的了解,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学者刘小枫的观点是对这些外国思想家的总结,他在《现代学的问题意识》中写到:“从形态学观之,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从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性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系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述词来指称它们:现代化——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之态质和形态变化。”[2]现代性含义的确非常丰富,根据不同的需要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总体而言,现代性是标记现代精神的语言符号,代表着现代人的追求过程或者用时髦的话说代表着现代人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精神躁动与宣泄以图寻找突破口和达至太平盛世的一个坎坷历程。 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性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从精神发展的历程上说,它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表征,具有现代精神的人,按照自身的内在性来对外在世界作出判断,而不是按照超验原则或传统的规范来行事;其次,从社会运行原则来说,现代性是合理性的产物,是人按照自身的理性所建造的自己的世界,既是对人类的潜力的极大发挥,同时也带来了冷峻的理性可能带来的问题;最后,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说,现代性给定了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独立性,不同知识部门为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的合理性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知识学证明与辩护。简言之,现代性的内涵包含着这样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性”是一个因其无限丰富的内涵而在语义上非常模糊的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3]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反帝反封建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某种理想制度与模式的探求,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在这种高尚的为民谋福利的救世行动中参杂着古老的意念和个体的浪漫构想,甚至还掺合着包括权力和神化在内的邪恶欲望。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人间世的方案,主要是解决人类在近现代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人的自我救赎和人的自我成熟所面临的本体论难题,即在抛弃了传统的宗教依据,人的存在又如何可能?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断推进,关于自主的人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地位观念必需发生某种独特的变化,同时未来的无限开放程度也给刚刚摆脱神学羁绊的人类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后果:人们面对无限的自由而变得不知所措,于是在观念空白的状态下毫无节制地挥洒着刚刚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带着欣喜与狂放,肆无忌惮地开发着思维的潜能和自然的潜能。但结果却逐渐不妙起来,人们发现过度地追求伟大而神圣的主体性地位,最终会因为背离生存的根基而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到现在为止,现代性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的主体地位的自我确证;二是反思这种自我确证所导致的各种危机。前者是肯定性的,后者是否定性的,但它们的理论指向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人在现代社会的最终定位和命运是什么。所谓的“新人新世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的自我定位的探索,尤其是经过同西方的百年冲突和碰撞后,对民族生存境遇的自我定位——虽然这种定位严重地偏离了客观事实,最后演化成了愤怒情绪横冲直撞的战场,并把主体地位的确立带到了疯狂的非理性边缘,进一步证实了现代性历程中人类用鲜血换来的关于理性和非理性仅一步之遥的道理。 从词源学上来看,“现代”来自拉丁语的modo,意指“刚才”,那么“现代性”必然就是指离现在很近并直接产生和决定现在的一种时间先在性和现在性。“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康德语)来评判一切。狭义的“现代性”包括两个方面,(1)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 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其口号就是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2)对当下现今的不断怀疑,即“现代性”永远是在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而这一点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以来至今不衰的反叛浪潮,我们所要讨论的就属于此列。实际上的出发点是相信通过努力,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完全能够被控制和支配的。此外,人们心目中明确的现代感受(如“敢叫日月换新天”,)也激发了人们努力建设(乃至胡作非为)的热情。在现代化建设中,一无传统的理论资源作支撑,二无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就算有一个苏联老大哥,也关系破裂,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尊心自然会坚决拒绝继续向苏联学习,更不用说西方了),三来在社会心理中我们的社会还处于敌对势力的层层包围和封锁之中,因此只有通过某种彻底的甚至极端的策略,才能实现我们的现代性任务,所以在粗浅的观念中便产生了很强的反叛要求,“造反有理”就成了合理合法的口号。实际上,整个世界此时都处在全面的反传统浪潮中,新崛起的各种理论(尤以后现代主义为最)把前人(如马克思、尼采)对传统的颠覆推向了极至,也就难怪在这次恶性爆发的反叛浪潮中,人们把三个以M开头的人视作了精神导师,即Marx(马克思)、Mao()和Marcuse(马尔库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在现代性中,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权威秩序的前提和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了,相反,围绕基本的本体论前提以及一个社会各种秩序,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细致入微的反省意识。我们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反省意识中可以推导出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方案,不管它们还包括其它什么内容,都是对同一个生存问题的回应,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生存的问题,好比哈姆莱特的恸天一问: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存在还是不存在,那就是问题)。第二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如何精制,都恰恰是对该问题无所触动的回应,至少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相反,这些莫衷一是的方案反倒增加了我们认识该问题的难度。现代性对我们来说,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现代性能够从主体性、理性等方面予以界说,但现代性同时又包含着自一开始就从未间断的对这些确定性内涵的颠覆行为。 这种颠覆行为同样属于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显然同经典现代性完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是现代性自身发展出来的对立面,是现代性的自我异化。由于这种颠覆行径往往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并最终诉诸感性的因素,而感性因素多为审美所笼括,因此我们在经典现代性之外发展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思想,后者无非是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 如果说现代性表现为主体性的确立和理性化的最终形成,并最终对人及其理性予以高度的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必需同时看到,作为现代性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人的灵性、本能于情感需求的强调,实际上既是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肯定,又包含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的怀疑和否定。简单地说,审美现代性在逻辑上肯定是属于现代性的一部分,但同时它又秉承了现代性的两重特性,并更多地具有否定性的含义。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 面对人类文明在最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理性不断攀升而至僵化后所产生的文化危机,人们通常采取了一些感性的方式或者通过向感性的转向来回应时代的挑战。在现代性的两个阶段中,以席勒、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现代性强调理性在文化上的构建作用,而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人则开创了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的高压,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对感性的作用极端化,就成了现代思想中的审美主义潮流,因为审美总是从感性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现代性是对古典现代性的反叛,或者说审美现代性就是现代性中的那个否定的方面。 因此审美现代性就是指这样一种思想特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他通过强调与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以及生命与感性的原则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为主体性立法,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于传统道德的目的,其极端形式就是审美主义,即以审美的原则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与社会原则,以审美为中心、将审美视为最高价值。 把审美问题本体化,显然有很深的用意。审美,作为一个从独立精神王国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思想与精神领域,是出于知识学上的考虑,即,对审美的自主特质的强调本身,既是为了从知识学上为审美勘定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而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为了以审美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参照系来重新勘定理性与生活世界(胡塞尔所谓Lebewelt)的边界,为进一步从审美的也即感性的或生命意志的角度来确立新的价值原则和世界秩序奠定思想基础。在审美主义者看来,理性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都使人背离了本身,产生了异化,使人成为自己所构建的外在世界得奴隶。审美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与现实社会以及其他知识体系相对的精神性风向标,而是超越于其他存在方式的新境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缺憾的、完美的世界。 我们认为,对现代性的理解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去界定比时下普遍的三分法更加可行,在理论上更为简洁和直接,在实践上更易把握和操作。但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共同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本来又该以什么样态出场?也就是说,现代性的理论指归牵涉到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不夸张地说,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下面我们将看到,的确就是一个生死攸关问题的极端爆发,最后终于显现出生死临节点的特征。 二、的背景 “现代”一词的诞生就已经意味着时间上的断裂和风格上的巨变,或者说“现代”一词的创制就是为了承担某种思想上的变化,因此我们凡是谈论“现代”,不管是“现代性”、“现代化”还是“现代主义”,都已经在逻辑上预设了时间之流的截断、观念上的颠覆、记忆中的告别以及价值上的“今是而昨非”。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最深刻的背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局限于细微的历史事件,并拘泥于个别现象的启示,反而忽视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可以说之所以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就在于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的“颠覆”、“反叛”和“重建”。从根本的方面来看,的背景不只是直接引发这场灾难性运动的那些因素,诸如“反右”、“”、“庐山会议”以及“中苏关系破裂”,而在于百余年中国的历史命运和当时的“现代”观念,尤其是自维新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试图以迅捷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通常被理解为“富国强兵”。加上20世纪60年代所兴起的世界性全面反传统浪潮,的发生和激化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当然,在所有的背景中,不能不考虑到作为发动者的的个性特征、当时的政治运作方式等等。 的真正问题可以再进一步抽象为这样一个说法:在传统观念已经无法维系生命的存在时,人的自我持存何以可能。为了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历代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最终逐渐地否定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肯定性折中方案,否定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否定了英美模式,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人连最后一个学习的榜样都失去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出路就变得非常地让人困惑和踌躇了。从时候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段经验的空白处离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不打苏联牌”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很遥远,要想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就摸索出并预见到中国的道路,为自己做出恰当定位,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小平理论的诞生的确是惨重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更加平实可行的中国道路,想想这段殊不平凡历程,真可谓来之不易。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这种屈辱的感受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中,如何消除这种极不愉快的历史记忆就成了人们蒙昧以求的现实目标,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中的各种不可思议的荒唐和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这种屈辱记忆的邪恶发泄,也是中国现代性极端诉求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就已经得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不能解决日益具有全球色彩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领域中,几乎没有科学技术的一席之地,而那种东西恰巧能够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侵略与反抗的暴力工具。在强调圣人教化的儒家治国方略中,子不语“怪力乱神”实属基本教导,看不起诉诸力量的“暴汉”行径,也因此拒斥作为科学技术的“奇技淫巧”,那些东西只能让人本末倒置、误入歧途。中国人因此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放弃了自己一向赖以立身行世的价值标准,但事实上并没有就此获得成功,也并没有通过采取英美那些假道日本而来的观念而获得多少好处,相反还进一步遭到了日本和美国不同方式的重复侵略,加深了那种民族屈辱感,因此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情感上,中国人显然都不能全盘接受侵略者的价值观,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强烈的。 而这种民族自尊心还体现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资金、技术和专家,对于中国的打击来说,实在不亚于晚清的割地赔款。同样地,中苏关系的破裂也是一种根本价值观的倒塌,至少是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再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起绝对的指导作用,这虽然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中国特色的道路来说),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但当时却让刚刚找到明确奋斗方向的中国人一下子又陷入极度困惑、迷惘和思想混乱中,而的混乱无疑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混乱状况的外化。民族自尊心再度受挫,终于激发了万丈的豪情、奋发图强的决心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狠劲,决不效仿任何模式而将凭自己的力量再创“中国”的辉煌(其实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在资本主义模式之外,独立建设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而用不着在任何方面向帝国主义学习或乞求),其间中国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殷海光语)再度成为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被压抑至深的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势头来了一次总暴发。 由于历史屈辱和中苏交恶,传统观念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再是可靠的价值规范,相反,在日渐加强的民族自尊心中倒是已经异化成一种严酷的伤害——这似乎足以解释为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和践踏,而此时的中国人已经从列强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制造的巨大辉煌中已暂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有能力也有经验和信心进行新的伟大的革命,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来临了。政权的统一、内忧外患的淡化和经济的稳定,为全面的反帝反封建以及背后的民族屈辱心理的集中发泄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提供了人们进行伟大试验所必须的一些条件,这种历史使命的伟大使得中国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也就难免不过度兴奋,导致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仅把“”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错误,显然太高估个人的力量,而忽视了历史的事实,尤其是中国人的屈辱与自尊的积累。从后殖民理论看来,“”可以算作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期殖民的反动,因此也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反响。 总之,“现代”的方针就是反传统,西方也是经过了这样的历程,只不过在中国的现代化反传统任务还夹杂着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因而显得更加怪异。从总体上看,是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在经历了艰难的考验之后终于产生了极度可怕的后果,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方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的“文化”内涵绝非子虚乌有——虽然这种最表面化最直接的含意已经被严重受伤的意识所遮盖,人们认为(独立的)现代化“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达到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4]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所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巨任务,同时也是的特色:“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他还通过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分析,认同了早在50年代一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惊人预言:“到21世纪,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既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制度,恢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5]此即刘小枫先生在“”研究中所得出的“成圣人论”观念。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试图通过精神上的彻底改观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在所有背景中,列强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实际造成民族屈辱和自尊心就成了最隐秘的动机结构,而不择手段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了几乎全民的唯一目标,“由于革命急躁情绪、由于催促和加速历史进程的意愿而引起的幻想”(戈尔巴乔夫语)成为了现实革命的指导思想。总而言之,的背景不仅仅是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事件,它的发生是以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为背景的,它的起源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文化的(尤其是民族心理的)原因也不可不察,甚至更为关键。之所以发生在60年代,并非没有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它的背景还可以扩展到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尤其整个世界也同样面临着歧路彷徨的困境,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激进反传统思潮在这段时间产生并风行全球,与中国的并非毫无气质和声息上的共鸣。我在此文中的研究正是要将放到整个世界文明进程中来考察,也就是把它放到现代性背景中去,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案例,理解中国问题(如果存在的话)和现代性问题的意义和局限。 三、的目的 如果把放到整个世界性现代化潮流中去审视——即便表面上“”正游离于世界性的现代化范围之外,那么“”也必然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探索。毕竟,现代性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的模式,虽然人们在理论探讨中基本上已经完全认同了这一点,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当作了所有研究的前提(其实西化思想在很多方面依然是明显的),正如刘小枫先生所指出的,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是一场现代化的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现代性方案之一,‘’是这一建设方案的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因此,‘’是一个现代化事件。显然,不能把英美自由资本主义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样式。”[6]。从结果来看,“”当然应该全盘否定,但是从其初衷和更深的历史意义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它的现代性实质,因此更不能否定是中国人探索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和艰苦努力。其间虽包含许多邪恶和丑陋的因素,但把它看作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福利,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某种特殊的努力,我想决不会与现在任何流行的观点相左。这里,我绝对无意美化“”,恰恰相反,我是想通过更深的研究来告别这个恶梦般的年代,也只有实在的收获,才会让我们真正地告别历史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而任何简单草率的结论无疑都对不起中国人在这段期间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我并不赞赏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F.Jameson)对“”的美化,他除了在后现代研究中有些走火入魔的价值判断——即“毛情结”——外,更根本的原因是他没有亲历过“”,不知道那种为他所激赏的“真正的群众民主”和“普遍解放时刻”[7]给人民带来的恐怖和灾难,这种灾难的影响至今宛在,并在一些最为敏感的领域阻碍着中国的前进,邓小平就总结到“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发生影响。”[8] 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直接牵涉到评价标准问题,也牵涉到我们现在处境的定位问题,因此十分关键。但凡俗的观念总是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和暂时性的事件当做了根本,对“”的目的更多地受情绪和伤痕的左右,至今很难说有恰当的解释,当然,要让人忍痛揭开旧伤并进行深度解剖去检视病因,的确困度很大,但终归是必须的,是实实在在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般痛定思痛的亲历者虽有切身的感受,但往往把“”的目的划归为权力的争夺,或曰权力的再分配,其中包括权力的极端化,比如个人崇拜。但情况也许并不完全如此,每一种理解都有它的局限,本文亦不例外,而亲历者也有亲历者的认识局限,有如培根所谓“洞穴假相”。不可否认,与权力的角逐有一定关联,尤其是当它白热化以后,很多人就是为了成为权力的暴发户而利用了群众运动,但从根本上说,文 化大革命并不首先与权力相关,甚至干脆就没有多大关系。就像“庐山会议”批判,与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一样,民间却以小肚鸡肠揣测领袖风范,完全不明白从反左到反右之转变的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的严重性。正如上文所述,其实也是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下的怪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谈到了“”后期邓小平系统纠正的行为之所以被弄成“右倾翻案风”,是因为“不能容忍”,国家再度陷入混乱,与“”之发动,原因相同。当然,这种威信危机来源于自己,他的革命理想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观念之间有巨大差别,加上当时权力配置上的“一线”和“二线”划分,使得只好求助于军队(这与他一贯的“枪杆子”理论和实际存在的军人政府体制有关)和、(对这些人的品格是非常清楚的),并采取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极端策略。国内资深的“”研究专家、原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在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已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用)中正确地指出:“发动‘’的目的不是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搞掉中央第一线不过是全面开展‘’的一个步骤。”[9]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与权力稍有牵扯,或者在福柯(M.Faucoult)所说的“权力”意义上有些关系。李泽厚认为:“把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10]他对“”之于权力的关系的见解应该是很有深度的,所以才为如此多的著作所引用。《决议》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的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从逻辑上说,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并且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那么流俗理论以权力论衡的眼光来分析“”,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对“革命”的理解所产生的巨大分歧,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自己写的大字报名为“炮打司令部”就是明证。因此“”的起因是一线领导的富国政策会产生新的贫富分化,而这是以(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为奋斗理想的革命初衷不合,所以才发动了。至于后来发生的全面的“夺权”,已经离“”的真正目的非常的遥远,与的最初设计也大为不同(虽然自己没有意识到,甚至从根本上他对自己的设计也是不太清楚的),“”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势并越来越偏离主流而越滑越远,也非他所能预料。“”就算表面与权力有关,但更多的是理想冲突。简单地说,“”就是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把中国的命运交付给想当然的浪漫感怀的一种历史性误会。 “”的目的无疑是为中国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中国过去、也不同于苏联模式、更与美帝国主义丝毫不同的现代化诉求。 的首要目标和采取的相应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唤醒群众、教育群众,这是在军事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对人民(当然主要是他情有独钟的农民)有深厚的朴素的感情,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以外,就是要拯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这些父老乡亲们。延续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李泽厚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和眼光总结了发动“”的原因,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11]在李泽厚面面俱到的分析中,关于“新人理想”的认识是最耐人寻味的。的“”目标,最先就是要全面地改造人民的精神面貌,造就一代新人。在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对“新”的追求总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 在那份后来成为“”奠基性文件的《五七指示》中想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而学校的目的当然是要教育人——“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而且是所有人(即工农兵学商)都参加的学校,因此“”的“新人”理想是“主题先行”的。后来在“”全面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中,在主要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和官僚制度以外,也注重上层建筑中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专政,他在《通知》中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话:“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2]一般认为,文化上的革命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治上的清洗也是为了思想意识方面的纯洁,也是为了文化上的需要。“”的这种树立新人的理想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经审定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思想的大学校》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它说:“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同志所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同志说的去做,我国7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样,全国就都是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出发点是缩小三大差别、纯化革命队伍、教育人民群众,只不过“当时设想的,与后来实际进行的‘’有很大的不同”(王年一语),而在“”中铺天盖地的“学校”一词虽然其隐喻性质大于实际内涵,但开启民智的初衷却依然是显明的。对主体自我的确立也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因此其最终目的便在于中国的出路或者说中国的新生。要“新生”,就先要“破”,但在如何定位“破”的问题上,历史的误会显然由此加深了。在《五·一六通知》中这样写到:“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这段话成了后来世人皆知的语录,其中“讲道理”很有研究价值,讲什么“道理”?这就是“”的定位和目的问题。而其中关于“破”、“立”的辩证法也大可玩味,实际上自己都不太清楚“破”什么和“立”什么,而“破”的真正的目的也尚付阙如。在他所解释的道理中,他显然把手段,即“破”,当做了目的,而把“立”反而放在了次要地位,说明当时对形式的判断和中国的人物的认识是十分模糊,虽然“”中处 处显示出明确的革命目标,但那恰恰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遮掩了人们对历史境遇的困惑,以及在自我理解的脆弱和历史进程总体把握上的无能。这并不是对当时的批评,只是客观的陈述,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确还相当缺乏可资利用的经验资源。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的目的才显得既信誓旦旦,又不知所云,而总体上,“”的“新民”理想以及更深远的“新世”理想,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的令人心酸的尝试。 一言之,的目的就是“乾坤大挪移”,它所表现的正是百年忧患的因循孽报和“还看今朝”的风流豪气。 四、的现代性实质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从来没有达到1949年以后的高度,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做主人,这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客观比较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短短的十多年内,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准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离开传统的长达数千年的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模式,即国家的运作是靠一些经典教导和思辨观念,民族的凝聚取决于价值的认同,缺乏条理化的措施和确实可行的制度性保障。根据韦伯现代性理论,现代国家成型的标志就是从以抽象理念(如圣人言论、宗教律法、道德信念等)和人格魅力治国,转换到以世俗理性治国和以法治国,社会结构也从精英社会转向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民众(或市民)的觉醒和参与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诞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参数。刘小枫先生指出:“就现代化理论在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移动时提出的分析性指标来看,‘’本身以及它赖以发生的政治-社会结构,均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具有相当现代化程度并已形成自己独特样式的现代型民族国家:在广大阶层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政治秩序方面,在新的精英形成及其政治作用方面,在大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方面,在工业化成就和积累方面,在现代科层系统的建构方面,在社会分化的现代样态(即中断传统的等级秩序,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为新的身份资格)方面,在福利政策的设置方面,均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水平。”[13]仅仅在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人不再被排斥在权力圈子以外,而全民的参政乃是过去封建社会所不敢想象的,因此“”时期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符合现代性标准的。 在“”前所有的现代化成就中,最能符合现代性实质的当数意识形态社会模式的终结和民众的普遍启蒙。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是以极端的意识形态方式来达到意识形态的自毁的目的。客观效果方面,人民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漩涡中挣扎出来后,能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意识形态统治模式和集权统治模式的巨大弊端,从而逐渐向法治国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治国方略。当然这一切并非自觉的和令人愉快的。其实就算人们所说的那样,“”把人教坏了,导致了中国伦理资源的亏空[14],但这也无疑也承认了“”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作用,或者说启蒙作用,只不过这种启蒙因其恶劣的形式和毁灭性的后果,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恶性启蒙”。正如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把德国非理性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看作是启蒙的直接后果[15],既然“这场看来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狂的‘革命运动’,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李泽厚语),我们是否也可以把“”看作被人们奉为神明的理性的一种恶化呢? 虽然“”的意义离真正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还很遥远,但比起数十年前人们几近死水一般的社会生活样态,“”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很显著的,只不过它给我们的教训远远大于经验。而这种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就是启蒙的首要目的和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作为现代性思想开端的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标志着理性时代的到来,由于理性无非是人间世的精神新贵,因此理性的崛起的背后是主体的凸现,而任何对理性的颂扬无非都是人的一种怡然自得。与一般教科书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在笛卡尔的口号中,并非“思”最关键,而“我”的隐讳出场才最具有哥白尼式革命的兴味。笛卡尔在“思”的船上所偷渡的是“我”,“思”只是外在包装,而“我”才是新世界的真正的宝贝,是现代性建构的主要原料,但流行的观点大多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培根的“拷问自然”和笛卡尔的开创性思想是处于同一个理论平台上,而后来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把笛卡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躲躲闪闪的真知灼见大大方方地推向了极至。当然更深的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不过那已是后话。邓小平在1981年3月18日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中就“”问题指出“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16]这在现代性理论看来,“极端个人主义”恰恰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所以我们要力图告别被人们视为当然的现代性。 绝对主体的确立意味着现代性从神主宰的世界中脱胎而出,一旦主体成就了自我,对神圣的解构和颠覆以及对世界的世俗化与“祛魅”(disenchantment)就变成了彻底的“造反”运动。这与其说是现代性的“成就”,不如说是现代性的“宿命”,这种宿命体现在每一种新思想的产生都必然会以不加分别地牺牲旧观念,同时出现深刻的洞察和幼稚的幻想,既饱含创造性,也无疑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作为现代性大戏第一幕的文艺复兴就具有这种新旧交替的外在特征,黑格尔以他深厚的历史意识和知识功底对此现代性的这种坎坷曲折特点作了精妙的总结,他说:“有一大群极度不安宁的人物出现,在他们身上,那种对认识、知识和科学的渴望是以一种汹涌沸腾极为暴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们感觉到自己被一种冲动所支配,要去凭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发掘出真理;——他们是些爆发性的人物,带着不安定和狂放的性格,怀着热切的心情,而这是不能获致那种知识的宁静的。因此在他们身上可以发现伟大的创造性,可是内容却是极为混杂和不均衡的。这个时期有一大群人物,他们由于精神和性格的力量而成为巨人,但在他们身上却存在着精神和性格的极度混乱。……在他们身上,那种主观的精神能力是应当加以珍视的,他们那种令人惊佩的对于真正有价值的伟大事物的见识,也是不应当抹煞的。”[17]黑格尔对典型过渡时期的精辟总结,是他的深厚哲学史功底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以他所说这些特征来比照中国的“”,必然中肯中綮。 现代性的动荡特征几乎完整地再现于“”的方方面面。这种动荡便来源于对任何确定性的怀疑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上的虚无,而这种怀疑便直接来自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根本性危机,怀疑便成了现代性自身所内含的颠覆机制。所以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最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这种内在的怀疑原是一种健康的机制,它作为时代的基础同时也就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它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想接引者,是一种邻近本体境域的“精神接生术”(苏格拉底语)。因此笼统地说,普遍的怀疑具有方法上的先验合理性,因此“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18]难怪胡塞尔发现,现代人正处于一种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下并因而失去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危险之中,最终使这种“危险”变成了现实。的“破四旧”、“反帝反修”等,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怀疑,的“破”的观念就是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最集中的表现。邓小平指出:“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19]自己后来认识到了全面破坏的后果,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似乎是新思潮的通病,正好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就有同样的毛病,他们的鼻祖尼采就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而且在身上体现出的唯意志论思想(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其实也是启蒙理性的必然产物,西方思想从康德发展到叔本华、尼采,就是明证。至于“”中“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奋斗目标,更是韦伯所谓的现代性的“祛魅”――它的本意就是祛除鬼魅――的最直观的表达。韦伯如果活到80年代,他必定会把“”“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当作他的现代性思想的绝佳注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理论找到现实的回响更令人愉快的呢?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体现了现代性启蒙的特征。在方法上,“”是想通过彻底的“破”把整个世界变成纯之又纯 的人间天堂,因此就把历史、传统和他者的观念变成一堆瓦砾。这种“打倒一切”的方法其实就是启蒙运动的方法,即tabularasa(白板)的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妄自尊大的现代性启蒙在自我意识方面的确走得太远了,也就必然产生了极端的态度。高昂的激情变成了野性的冲动,试图解构一切而从头开始便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红火也最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此,启蒙运动的弱点很快随着自身的优点而产生了。和往常一样,启蒙运动从人或万物普遍的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现存制度和提出改革现有制度的准则;因此它看不见历史现实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并且它相信,在现存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现存制度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以便根据哲学原则建立完整的社会。”[20]可以说,关于tabularasa的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幻想中后果最为严重(甚或惨重)的方面,正是它铺平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与历史实际破裂的道路,而神圣的启蒙演变成血腥的暴力和无边无际的痛苦,盖源出于此。更为深远的效应可能会延伸到19世纪末传统的幻灭和20世纪的灾难性空想,那种在毁灭性的意义上先把传统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的先锋行为,在20世纪的尝试中只有血的教训和荒凉的虚无感、幻灭感。在20世纪人类所经受的考验中,我们愈发能明白一个以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灾难所换来的简单道理:从幻想到幻灭,原来只有一步之遥,其演变之自然就好比云卷云舒、潮起潮落。而“”的“打倒一切”就是现代启蒙观念中的tabularasa的同义词,后来在《决议》中我们认识到“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至于“”本来是要破除(反动)权威,消灭封建思想,但最后却导致了个人崇拜这种被批判东西的恶性繁殖,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未解之谜,一般理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家都知道个人崇拜是封建的遗毒,但这些遗毒为什么会在“”这场以“全面消毒”为己任的运动中大行其道,却往往不甚了了。其实就在这个被人忽略的关键问题中恰好就体现了“”的现代性实质。霍克海默过激的启蒙批判充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启蒙运动所摧毁的神话却已成为启蒙运动自身的产物。由于启蒙运动的自立自主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强权统治,理性是靠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膜拜仪式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因此理性又变成了新的神话和新的蒙昧。启蒙自身成了新的文化咒语,或者说是后神学时代的泛神论巫术。启蒙成为新的权威,导致新的神话。启蒙一步步深入地卷入神话学中,从方法上说,霍克海默认为,在于“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但它却总是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20]看来在神话与启蒙、解构与被解构之间,存在着无法逃避的宿命:一种报应,或者扬弃,以及历史无情的翻转。霍克海默的理论还很粗糙,还有很强的伤痕意识和情绪性体验,但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个人崇拜”这种欲被解构的神话最终成了新的神话,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传统成圣人论的“神化”作用,以及政治生活缺乏有效的监督而出现严重的失常,等等,这也是第二、第三代领导人正着力解决并已大有成效的问题。 表现出了极强的浪漫主义特征(这与其发动者的诗人身份不无关系),如通过阶级斗争解决一切问题,以文化的方式解决政治、经济的问题,在极短时间内赶超英美的目标,“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唯美向往,等等。加上以诉诸感性的解放以达到颠覆传统(理性)的目的,也无非是现代性异化的结果,即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产物。美学、文学在20世纪成为学科主流,与现代性的旨趣变换是同步的。从“”的浪漫主义的精神风貌来看,它具有极其典型的现代性内涵,只不过它是现代性的另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的产物。 从审美现代性的逻辑来看,对个体和个性的解放,主要是对人的精神的解放,是其实现社会功用的必要中介。但是,这同样潜伏了以精神变革代替制度和器物层面的全面变革的思想因子。无疑,如下文所示,这当然是一种浪漫情怀的表达。但正是这种对精神力量的片面强调,使个体权力意志被置于最高的位置上。审美的和谐世界,事实上因为这种个人意志的极度膨胀而成为一个幻影。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其后中国在中所发生的精神万能的悲剧,都明显地展示了极端审美主义的危害,尤其是政治审美化的可怕结果,因为这种浪漫主义的诉求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追求,不如更正确地说是把精神的目标建立在了易逝的个体感性之上。简单地说,单纯地强调理性固然毛病多多,那么片面地强调感性,其毛病也必然所在多有。 政治审美化所导致的乌托邦冲动为自身的现代性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最终达到了一个生命的周期,为自我的扬弃准备了各种混杂的因子,终于在“后”现代的眼光中化成了历史的云烟,并以此昭示了世人:现代性的游戏是轻易玩不得的。历史在付出代价后,应该要有所收获。 结束语 对于的研究,我们不仅是要进行简单的历史追溯,而是要寻求时代精神的一般法则,从而为极不确定的明天带来一些至少在心理安慰上是必需的思想参照。正如马克思在他名垂青史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2]在我们看来,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就是它所带给我们的有关现代性的整体图式,就是我们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中所能清晰地感受到的历史规律、历史教训。 当今学术界有不少人反对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反对本质性的思想方式,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它将导致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和。这种文化上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一种发展,相反它只是“造反有理”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文化革命”全盘否定历史的遗毒。为此,我们要重申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是自由意识的进展。我们之所以要重申历史主义,就因为历史不是单纯事件的集合,而是人类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要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结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23]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思想潜力之所在。通过对的现代性分析,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才有恰当的定位,才更加能够明白我们已经干了些什么、正在干着些什么以及还需要干些什么,大套点说,就是意识到我们的历史境遇和神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就是使我们更加清楚“现代”就是意味着什么,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许多可贵结论才不会显得如此沧桑。“邓小平理论”其实就是那种“发射和回声”,邓小平关于“初级阶段”的勇敢的认识才是从现代性之梦醒来后的现实定位,尤其是关于历史使命的深刻感受和对未来艰巨任务的论述是对政治审美化的(即对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一种伟大超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4]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的研究既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更是我们建设初级阶段需要告别的出发点。 在我看来,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与作为现代性开端事件的法国大革命极其相似,在理论上深入比较便会得出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般风采,也会有更为深刻的发现。仅仅从外在的气质上,我们就能在两者的比较中有所触动。比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中叶时对法国大革命的惊奇感受就是,“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25]之所以在很多方面是封建社会的“遗毒”,如《决议》所言,“”是某些旧观念的回光返照。同法国大革命一样,中国的是中国现代性的灾难性的门槛,是中国人对现代性艰苦追求过程中的蹒跚步履。而现代性原本就带有很强的方法上的试验色彩和措施上的应急特征,由 此观之,经现代性而建立起来的“新”价值标准,哪怕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总体上也是靠不住的,同时我们似乎也不能把现代性中那些为使自己成为合法性而挥舞的旗帜(如“”中的各种旗号)当作指示未来方向的路标。对于其结果昭然若揭的“”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再陷进那种短视和迷狂,但对于更加隐秘的现代性的弊端,我们却不易发现,但总之对于现代性这种暂时性的过渡思潮,我们实在不能把它太当真了。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丧。”[26]麦金泰尔(A.MacIntyre)的名著《德性之后》(AfterVirtue)阐明了现代性导致道德败坏的根源。在他的“AfterVirtue”观念中,他认为由于放弃了旧的道德观念之后,人们赖以维系生命的价值体系就很快崩溃了,而新的思想观念又还没有产生,因此社会生活的混乱本身以及以某种决然的确定性伪装起来的混乱就难以避免了,所以他认为“现代道德理论中的问题显然是启蒙运动的失败造成的。”[27]的确,启蒙的建设是以(暂时)牺牲某些永恒价值为代价的,只不过在这种暂时牺牲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对终极价值的寻求和依赖又将成为文化的主流,毕竟在“德性之后”(aftervirtue)的日子里,我们仍然需要去“追寻德性”(aftervirtue),在阶段性破坏或“解构”(decotruction)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些重建(recotruction)工作。 由于决定论曾经给历史带来了非常荒唐的境况,人们总是把它同那些灾难纠缠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结果害怕这种并不具有价值预设的方法,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实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并把放到整个现代性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便会得出之所以要发生的必然性,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找到目标和方向(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期间的不确定与混乱,即1966-1976年的探索,是具有绝对的因果联系和事实关联的。邓小平一再反思“”,并把它看作是“一段历史”,当是富有深意的。“”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因此对“”也必须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如果说以为样板的现代性具有什么明确的意义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背叛会导致悲剧的重演。时下理论界主张“忘记历史是为了前进”,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根本忘记了历史,那还怎么样前进法?我看这种观点会纵容和鼓励现代性tabularasa的主张,甚至就是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历史性回响和翻版,对此我们的确有些害怕,尤其对那种洋溢在现代性观念中的“天不怕地不怕”豪情非常恐惧。的现代性启示使我们想起了孔子关于“君子三畏”的教导。 自古及今,世俗化的理性启蒙不断壮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这就是劫后余生的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极对想当然的价值进行深入的反思,对启蒙、理性本身进行深入的考察,也就是要“启‘启蒙’之蒙”,以及理性地批判“理性”,本来理性和启蒙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批判”。 的“主义崇拜”和“个人崇拜”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理性崇拜,正如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对理性的崇拜是建立在对感性、本能、无意识的批判与抵毁基础上的,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了本质与现象、光明与黑暗的两重领域,而最终使得这种崇拜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并使得感性全面泛滥,各种审美的(即感性的)主张因此有了理论的支撑,变得神圣而崇高起来,最后由于“超感性的约束性的力量”的不再场(海德格尔语),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崇拜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激起了形而上学的幻想,并在自我无限制的狂热中导致了政治的审美化,实施了将乌托邦现实化的灾难性计划。感性的崛起演化成了无制衡机制的骚动,人们完全臣服在“破坏”或“解构”的欲念中,迷狂于“野性的呼唤”。由于在理性的时代,知识王国极度缺乏感性的因素,而随着现代性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感性的强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那种试图以文化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浪漫主张,也最终会落空,文化主义是我们必需提防的“糖衣炮弹”,因为它很容易蛊惑人心,而最终危及国运。“文秘站有”版权所 理性的痼疾固然所在多有,但对理性的颠覆也同样毛病多多,甚有过之。胡塞尔从一个本源性的角度阐释了对理性颠覆造成的信仰失落的危害,在他看来,现代人对作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就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而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深刻的精神危机由此而产生。颠覆理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须的象征资源”,“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伊格尔顿语)。对于理性的颠覆者,伊格尔顿尖刻地批评道:“解构主义用心的地方是滑脱,失败,两难性,凌乱,不足。它对成就、一致或控制深表怀疑,有点像左派总是同情落水狗的样子,而这类做法总是在它曾之仗义执言的那些东西获得权利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后结构主义不喜欢成功,这种立场使它得以洞察坚如磐石的文献文本或意识形态自我同一性的虚妄,也使它在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时有些手忙脚乱。”[28]而颠覆最终是空洞的救世主义,是永远激动不已的对救世主的迎候。但这一切似乎都那样的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壮色彩,而原本是不必如此的。理性节节后退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历史早已经千百遍地证实和启发过了。由现代性所开启并从根本上隶属于现代性的所谓“后现代性”,由于对基本信念的过度破坏,其理论道路已经几近山穷水尽了,人们最近在价值观上的回归浪潮就是有力的佐证,中国当今更加现实、平和与富有建设性的发展规划就是明证,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对问题的自觉意识都将保证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能够在新世纪的旅程中有所作为。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