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浅谈国外酒店管理:国外酒店管理研究的进展 摘 要:有关酒店管理的文献可以分为酒店服务的内涵与外延、酒店企业经营管理、酒店企业服务质量、人力资源管理和海外投资战略等五个研究主题。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对酒店管理研究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归纳和评述。 关键词:酒店管理;服务;文献研究 酒店业(hospitality)一词具有丰富的含义,因服务提供者或接受者的理解而异。牛津现代英语字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1993)将之定义为对客人或陌生人进行慷慨、友好地招待。在《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增补版)》中均不能查阅到“酒店”一词,而后者对“饭店”一词的解释是“较大而设备好的旅馆”。“饭店是在某个或相连的一群建筑物里向公众(主要是旅游者)提供住宿设施和其他餐饮、康乐、商务等相关服务的企业(戴斌, 1998)”。中国国家标准将饭店界定为“能够以夜为时间单位向旅游客人提供配有餐饮及相关服务的住宿设施,按不同习惯也被称为宾馆、酒店、旅馆、旅社、宾舍、度假村、俱乐部、大厦、中心等”。酒店和酒店行业广泛涉及人们的生活,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大规模、国际化的商业活动[1]。综合上述观点,本文中“酒店”和“饭店”均指设施完善的旅馆。与所有盈利性组织相似,为了生存和发展,酒店企业必须仔细评估其经营环境的变化。因此,环境扫描成为分析酒店企业经营环境变化的有效手段。由与酒店管理相关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窥见酒店管理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近20年来酒店管理研究的进展进行评述,发现世界酒店管理研究的发展态势,并为中国的酒店管理提供借鉴。本文从国际著名杂志所载的文献着手,对酒店管理研究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和来的可能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 一、文献研究范围的选定 在对酒店管理文献进行述评之前,作者要做的工作是识别顶尖杂志。根据前人研究,酒店管理领域国际顶尖的六本杂志包括其中前四本所载的文章研究范围比较集中,而后两本旅游管理杂志也经常登载一些酒店理的文章。由于本综述强调学术性,因此作者着重评述了学术性较强的若干杂志上的重要文章。 二、酒店管理的研究领域 在对所收集的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后,初步将文献界定为以下若干领域:酒店的内涵与外延、酒店企业的经营管理、酒店企业服务质量、人力资源管理和海外投资战略。 1.酒店服务的内涵与外延 酒店服务的内涵是酒店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buttle将酒店产品定义为让顾客满意满意的一系列“经历”。[3]然而,由于顾客往往通过主观的、不一致的评判标准进行判断,这也给酒店经营者带来了问题。ingram基于酒店实践知识的周期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并据此对酒店行业的宽度和内部差异性进行了阐述[1]。美国的标准产业分类(standard industrialclas-sification)与宾馆和饭店业培训委员会根据经营业务的类型和商业水平对酒店服务进行了分类。中国国家统计局单独对住宿业和餐饮业进行了定义。住宿业指“有偿为顾客提供临时住宿的服务活动”,而餐饮业指“在一定场所,对食物进行现场烹饪调制,并出售给顾客主要供现场消费的服务动”。但中国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对酒(饭)店业进行单独界定。酒店行业较难界定,这可能是因为缺乏对酒店经营者的总结性定义。[4]mullins认为,酒店经营包括生产和服务两个要素,而服务要素中的人际关系影响着质量和价值的认知,这可能是酒店经营分类不清的主要原因[5]。由于顾客和酒店经营者对酒店产品的理解不完全,酒店员工无法将顾客满意度有效地进行传递。产业界和学术界对此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 2.酒店的经营管理 经营是企业组织将产品、服务传送至消费者的途径。[6]johnston将之划分为三类活动:与顾客相关的经营活动、与信息相关的经营活动、与产品和服务相关的经营活动[7]。因此,酒店经营过程中的住宿服务是与顾客相关的经营活动,而餐饮服务则是与顾客和产品均相关的经营活动[1]。与制造企业相比,酒店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其管理活动主要是经营,因此,酒店管理的文献主要源于服务运营管理。harris就将经营管理定义为“为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管理系统,也包括设计、计划和控制此系统的活动”。[8]近年来,酒店管理的文献越来越多地通过关系营销将营销活动整合至企业的各个方面。营销应该被视为“关系、网络和互动”,而不只是交易。因而,酒店需要对之进行重新思考,构筑内外部关系以培养相互协作和理解是酒店企业应当重视的问题。[9]由于顾客的价值需求导向和识别能力越来越强,服务提供商对多种有益于提高理解服务过程的方式进行了考察,以提供更为一致的服务产品。一些酒店企业既愿意也舍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制作服务手册,但一些小型酒店认为这并不值得。服务手册既能协助提供标准化的培训活动,又可作为绩效衡量的标准。绩效管理应该是员工标准化活动和创新之间的平衡。brander-brown和mc-donnell将这一原则运用至酒店服务领域。[10]在酒店行业中,一些外部因素限制了劳动力市场,迫使组织进行规模紧缩(downsizing)和范围紧缩 (downscoping),与此同时,顾客却存在更高性价比的需求,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证或提高顾客满意度。以规模紧缩和范围紧缩为特征的公司重构(corporate restructuring)成为21世纪以来酒店管理的重要研究领域。 3.酒店管理中的服务质量 众多研究均发现,影响顾客抱怨行为的因素包括顾客不满意的程度以及许多个人和环境变量。而且,酒店企业与其他行业企业的顾客抱怨行为也有所不同。也有文章站在员工的角度对服务质量进行研究。ross考察了酒店员工对管理服务质量的认知,发现礼仪、工作努力程度和效率是影响管理服务质量的要素。而且,有效并努力工作与高水平的成就感相关,而礼仪则相反,与自主权相关[11]。huyton等人对中国酒店企业的顾客和员工在生活环境、生活风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是否对员工的服务态度和能力产生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西方文化对中国酒店企业的员工服务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12]。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价往往具体的、主观的,这说明文化因素在酒店企业管理过程中十分重要。在对澳大利亚的日本游客对酒店服务期望和认知的研究过程中,reisenger和waryszak发现,日本游客认为澳大利亚酒店企业的员工日语不够流利、对日本文化够了解、态度也不够友好[13]。同样,king考察了澳大利亚国际旅游者的酒店住宿经历,发现有形服务(食品与饮料)、感知利益(服务与气氛)以及心理利益(安慰和地位)等方面均可以提升顾客的满意水平。[14]酒店企业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公平地对待顾客,为顾客提供极高的消费价值,才能提高顾客的意度。顾客换购其他企业的服务,就会损失从现有企业获得的利益,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熟悉新服务企业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面临新服务企业的服务不如原服务企业的风险。因此,通过研究服务质量以提升价值,成为酒店企业的重要目标。 4.酒店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酒店企业在让顾客满意的同时,需要以员工为中心,因为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和企业绩效都取决于员工。venison指出,为了与员工和顾客沟通,检查服务标准的执行情况,当问题发生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及时进行弥补,酒店管理者需要站在经营的最前线[15]。stone认为,与其他行业的企业管理者相比,酒店管理者会更加沉着、现实、坚定、乐观、勇敢、独立和更加实际并富有竞争性,但他们也较少拥有学者气质,智商没有其他行业的管理者高[16]。worsfold对此研究进行了补充,发现酒店管理者更加坚定、更富冒险精神、更具想象力[17]。这些研究都表明,酒店管理是一项特殊的管理活动,要求管理者具有特别的素质并接受特别的训练。kriegl对酒店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海外派遣管理人员的素质等问题进行研究后发现,人际沟通技巧和文化敏感性、领导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海外工作的动机和兴趣、能力和礼仪等成为酒店企业海外管理者最为重要的素质;在海外派遣的管理者看来,对他们自身的以下五种培训最为重要:海外见习、外语培训、海外学习旅行、国际管理研究等。[18]顾客满意的源泉在于高质量的服务,而在某种程度上,高质量服务取决于员工满的程度。mallinson曾对酒店的清洁主管进行过一项研究,尽管在当代大型酒店企业中清洁主管扮演着管理角色,然而,在传统观念中,这些岗位更多地由老板的妻子或女儿担任,因为其工作简单、单调、重复、技术含量不高,因而其社会地位也受到影响。除非这种印象得到改善,否则澳大利亚酒店行业的清洁主管需要大量从海外输入。[19]英国国家遗产局在1996年报中指出,在酒店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一个恶性循环,员工离职使公司的培训活动减少,而平均工资较低的行业又较难吸引优秀员工。也有研究对员工满意度与员工流动之关系进行了关注。you借用美国等地的研究结合当地情况,构建了一个整合的员工流动模型,并以韩国酒店企业为例对此进行了考察[20]。qu和tse也对香港酒店企业的这一关系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员工期望与满意水平之差距,以及员工满意、员工人口统计特征与其离职意向之间的关系。一般言,香港酒店企业的员工对其工作、所在企业和工作环境并不满意,明显低于他们的期望值,这是员工产生离职意向的重要原因。[21]lefever和withiam也认为,招聘和留住人才的问题是任何行业都最为关心的。毫不例外,酒店老板也关心人力资源,特别是如何找到管理人才。通过访谈发现,被调查者普遍认为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的最大优势是学生们为酒店行业作了充足的准备而且多数学生工作热情,充满活力,而劣势则包括学生对自己能力过度高估、对第一份工作的期望过高而不切实际等。[22]管理层、员工和顾客之间的文化相似性影响着顾客和员工满意度。yu和pine考察了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酒店企业管理层本地化的过程,此研究指出,大陆游客的增加使得许多香港酒店开始增加管理层中本地员工的比例,管理者的文化、酒店企业的背景和雇佣成本往往成为雇佣本地或外籍管理者的重要因素。[23]mcintosh曾经指出,酒店和旅游教育的兴起是最近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然而亚太国家的旅游、酒店学位教育发展较晚,酒店管理学位教育主59曾国军,彭 青:国外酒店管理研究的进展要由学生,而非产业需求推动,因此,大多数的就业机会与毕业生的能力并不匹配。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应该是在课程设计中更多地体现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游客、教育机构、政府、媒体和旅游行业等。[24]酒店管理专业的设置反映了酒店行业对专业经理人员的需要。在英国,巴特塞工学于1967年最早招收酒店和餐饮管理的本科生。1993年,全英国有40多所学校招收了近5 500名酒店和餐饮管理的本科生。这显然反映了英国酒店行业不断成长的需要(ho-通过比较英国高等教育项目(highernationaldiploma)和本科毕业生的课程设置、毕业后的发展等特征发现,hnd项目毕业生更加倾向于留在酒店行业,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课程更加专业、就业面更狭窄。[25]而thomas和harris通案例对酒店管理研究的目的与特征进行了探索,结果发现,鼓励和促进高校酒店管理教师的学术研究不仅可以提高老师的工作满意度,而且能改善学生接受教育的感受。[26]也有一些学者对员工培训进行了研究。harris和cannon发现,培训方法及工具的选择会极大地影响培训的效果。对公司高层培训经理和专业培训师的访谈结果显示,公司培训经理和专业培训师在培训方法的选择倾向上存在差异。[27]该研究还对改善培训项目计划、实施整体管理的绩效方法提供了参考意见。然而,由于调查方法的问题该研究并没有提供确切的数据以证明其观点。 5.酒店企业的海外投资战略 尽管有关制造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早就开始了,然而,有关服务企业国际化的问题,直到最近才出现。dunning和kundu认为,折衷理论也能较好地解释企业的国际化现象。[28]alexander和lockwood对酒店企业和零售企业的国际化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尽管零售企业和酒店的国际化战略及其拓展有高度的相似性,然而,两者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许多酒店企业通过管理合同实现国际化,而零售企业较少如此操作;酒店企业具有多品牌扩张的特征,而零售企业往使用同一品牌。[29]thompson等人对商用汽车业和酒店企业国际化的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对两个行中领先企业的案例调查,作者发现:酒店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比制造企业更容易理解,而制造企业的国际化更容易受到技术、社会等当地环境的影响。[30]dunning和kundu通过对国际酒店的研究发现,中小企业缺乏可以被随时开发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持续竞争优势的自主权优势。[28]中小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不但要具备能够转移到国际市场的所有权优势,而且要有能够支持国际化战略的必要组织能力。以上酒店管理研究的五个领域存在着关联关系。酒店服务的内涵与外延界定了酒店管理研究的对象,酒店经营管理是对酒店企业的目标和实现手段进行研究,服务质量、人力资源管理和海外投资战略均建立在酒店服务的概念界定和经营管理原则的基础之上。事实上,在以上五个领域之外,还有着对管理模式、服务营销、再购意向(cus-tomerrepurchase intention)等诸多不同问题的研究。囿于文章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三、酒店管理研究之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和旅游业的兴起,酒店管理研究开始发展。从献研究可以看出,酒店管理研究之进展体现在两个方面: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在酒店管理研究的初期,大部分学者将视线集中于何为酒店管理、酒店与传统制造企业管理的差异、酒店与其他服务企业管理的差异等方面。在此之后,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酒店管理开始向各个方向拓展。例如,借鉴营销研究的方法,许多学者在服务营销方面作出了贡献;借鉴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酒店管理研究开始出现酒店员工培训、薪酬设计等方面的论述;借鉴制造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研究框架,一些学者开始探讨酒店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进入时机、区位选择等问题。在探索酒店管理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酒店管理研究的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者[1]。由于酒店管理研究往往单纯地借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因而往往不能反映酒店企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gummesson曾指出,由于传统上受到忽视,酒店管理数量研究的方法一直以来被学术界当作二流的研究方法。[31]事实上,近年来酒店管理研究沿着规范方法(qualitative)和实证方法(positivist)两个方向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体系。使用规范的方法最适合构建新知识,是较好地理解问题的第一步。定性研究法能够给定量法以充分的准备。在规范研究的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开始使用实验法、深度访谈(depth interview)、数据挖潜、问卷调查、案例研究等方法展开酒店管理领域的研究。例如,深度访谈有利于挖掘服务购买过程中往往让人琢磨不透的消费者动机[32]。而woodside采用案例研究法展现了布达佩斯杜纳洲际大饭店(duna inter-continentalhotel)位于欧洲、北美等地的几个企业联合制定销售、采购和装修战略的过程[33]。这被认为是美国企业利用澳大利亚和德国资金在匈牙利拓展市场的经典案例。 四、以往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对酒店管理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酒店管理的研究较多地借鉴了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自身的研究框架体系和方法还不完善。未来的酒店服务将更为专业,伴随着酒店管理学科的成熟,酒店管理需要发展自己的理论、展开本领域的研究以更好地为学科发展和管理实践服务。第二,已有的有关酒店管理的研究均以发达国家酒店为研究对象,对发展中国家或类似于中国这种转型经济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关中国酒店管理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三,绩效是企业的目标,战略对企业绩效表现有着显著的影响。尽管文献中有许多有关服务质量、顾客满意、经营手段等对酒店业绩之影响的研究,然而,有关酒店企业国际化、人力资源管理与其绩效之关系的研究并未见到,这值得深入研究。经营业绩的衡量也有待进一步商榷。第四,战略与结构总是相伴而生的,经营环境、企业战略、管理模式、组织结构四者往往相互匹配。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缺乏对经营环境、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的研究,对四者之匹配关系的研究更为罕见。有关酒店经营管理过程中,战略随环境而动、结构伴战略而生的相关研究也有待开展。 浅谈国外酒店管理:国外酒店管理运营启发 本文作者:张艺山 达如罕 单位:新疆职业大学旅游与管理学院 大一第一学期,学生主要学习餐饮运作与管理以及厨房食品操作与管理的内容,第一学期前半学期大一的学生分为两部分实习,一半在学校的餐厅基层及主管岗位实习,一半在厨房的基层及主管岗位实习,第一学期的后半学期这两部分学生再互换,大一的学生从进校就开始为大二及读本科学位及研究生的学生提供早、中、晚就餐服务,大二及读本科学位及研究生的学生进餐厅使用学校所发的模拟纸币在就餐后支付,这一大概的过程来自于严谨的系统化教学实训设计。 大一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生活是非常忙碌的,大一的学生早晨7:30就必须到学校的餐厅或厨房开早会,由今天教师引领监督、学生主管来安排每一位学生的任务,15分钟内做好就餐前的准备,7:45这些学生吃员工早餐,8:00开始给在校的其他年级的学生提供早餐服务,按照真实酒店的运作模式,早餐主要是自助餐,在餐厅实训的学生主要提供摆台、清理桌面的服务,厨房的学生随时和餐厅学生沟通,补充食物,清洗餐具的服务。9:30-9:45服务收尾及清理工作,然后开总结小会,把学生碰到的问题讨论,教师引导帮助解决。10:00-11:45开始理论学习,12:15大一的学生就要到学校的餐厅或厨房开午会,由今天的实训指导教师引领监督、学生主管来安排每一位学生的任务,15分钟内做好就餐前的准备,12:45这些学生吃员工午餐,13:00开始给在校的其他年级的学生提供午餐服务,午餐主要是可选菜单点餐,在餐厅实训的学生主要提供引领、摆台、点单、递送饮料餐品、清理桌面及收银的服务,厨房的学生食品制作,补充食物,清洗餐具的服务。14:30-14:45服务收尾及清理工作,然后开总结小会,把学生碰到的问题讨论,教师引导帮助解决。15:30-17:15开始理论学习,17:45大一的学生就要到学校的餐厅或厨房开晚会,真实的实训操作流程、服务时间及服务内容和午餐略有差别:从18:15开始至21:45结束,由于晚餐是按照正统西餐四步吃法,实训时间较长,晚餐菜单是两种西餐晚宴套餐可选其一,摆台按照标准西餐摆台标准操作。 大二上学期的校内实训学习是具有挑战性的,除了完成前厅客房的实践操作管理的学习,还要轮流担当餐饮或厨房部门的管理岗位,指导大一学生服务过程的投诉处理及菜单设计,此外还要完成一次特色的主题宴会的全程设计及服务管理任务。那么,日常前厅客房的实践操作管理的学习每天约6小时,上午下午各约三小时,前厅部门各岗位的任务有完成预定、礼宾、接待、话务中心、夜审、主管的业务,客房部门各岗位的任务有完成布草、客房清洁、公共区清洁、客服、洗衣房、主管的业务,系统设计的流程与大一学生经历的实训流程一样,这一流程也是模拟真时酒店的工作流程设计的。大三上学期的校内实训学习是具有超强责任性的,尽管学生在最后一学期的主要任务是理论学习,较少的实训内容就是轮流担任总经理的岗位,负责学校钥匙的管理,各部门运作情况的巡视监督等任务。下面我们探讨,如何保障这一实训模式的实施。 所有校内实训教学的教师都有五年及以上酒店基层及管理工作经验来保障实训的内容贴近真实酒店的运作情况。实训过程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的过程考核,考核的标准高于酒店实际的操作标准,为学生今后职业生涯的发展提升潜力的空间。学生的校内实训时间充足(约1200小时,相当于国内大多高职院校校内实践课时的6-10倍),校外实习岗位明确,时间充足(约1600-2000小时,约是国内学生的2倍左右时间),这样的时间安排减少学生在今后毕业在酒店工作的适应期。校内实训的岗位涵盖真实酒店的各个岗位(国内学生大多在餐饮岗位实习)。整个学习环境就是一个真实的仿真四星级酒店及其设施设备。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校外实习模式该学院从学生的简历制作到面试录用为学生提供全程服务,合理的分学期在酒店不同部门各岗位的实习,使学生能学以致用的范围更加宽泛。学生在实习期普遍比在学校感觉轻松,每天8小时,在学校每天12个小时左右学习理论及实训,而且和酒店签订正式的用工合同,拿正式员工的收入;酒店的入职培训是科学的分阶段和步骤增加学生的工作量,学生适应较好。学校会派老师去酒店看望学生,给学生支持和帮助。学校实习管理不走形式,与酒店有充分的协议,比如:酒店有责任在学生实习期结束后为每一位学生做评估鉴定,酒店有责任把学生作为正式员工对待等。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实习学生的利益。 通过分析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实习运作模式,考虑到很多国内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和困难:如师资力量、资金、教师工作时间等等,特提出对国内院校的启示。国内高职院校校内实践课可以考虑优先建设软件设施,模拟真实酒店的问题,建设实训内容培训的高仿真性。衔接各部门:如实训室业余时间的开放、实训指导老师给学生任务安排量的增加,大量延长学生校内自主实训的时间,全面拓展学生实训的内容和深度,来减少学生酒店实习工作的适应期。对于酒店核心专业课程的实训内容考虑双语授课,提升用英文操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升实际英文运用的能力。制定严格的校内实训过程的考核标准,绝不能流于形式,学生必须要通过每一个平时实训考核项目,使得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积少成多,水到渠成为了提升国内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质量,实训实习环节的改进和提升变的如此重要,由于涉及的系统各个方面非常宽泛,在此我们主要借鉴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实习运作模式,探讨对国内院校的启示,以此为国内众多的高职院校在此方面的课程改革提供借鉴和思考。 浅谈国外酒店管理:谈国外酒店管理进展的分析 一、酒店业的内涵及国内外发展现状 (一)国外的酒店管理 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是产业发展的最大支持,自二战以后,国外发达国家高速公路和私家车的普及,以及商务公干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的盛行,为国外的连锁酒店提供了极大的市场需求,国外的酒店产业迎来了告诉发展。民航企业的发展以及欧美国家带薪年假制度的实施,都对国际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满足国际旅游市场的需求,以及本国游客在异地对本国酒店的需求,许多发达国家将酒店开设在国外的重点旅游景区。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开放局势的行程,欧美酒店管理集团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完成了对全球酒店市场的占领,并走向了整合发展的道路。并且对以往酒店集团的扩张模式进行了重大改变,由以往的单一酒店接管向管理公司的兼并、联盟进行转型,这种趋势在当今已经越来越重要。并且国外酒店业的发展,根据市场的变化,逐步呈现出品牌化、集团化、专业化的趋势。而与之相比国内酒店业的发展因受到行政命令的方向所限制,逐渐表现出管理经验不足、资金实力薄弱等弱点,导致了品牌知名度不高、体质老化、规模不大等不足之处。 (二)国内酒店业发展现状 酒店业作为旅游业的很总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逐渐壮大,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酒店行业经历了80年代的出生阶段,以及90年代的成长阶段,一直到最近几年所处于的加速扩张阶段,我国的酒店业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发展,从相关数据上我们可以得知,在近20年来,我国的酒店数量正以每五年超过50%的速度进行飞速增长。虽然我国的酒店业发展速度惊人,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仍出现了许多问题,随着酒店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客源与市场供应结构不对称,而酒店业的恶性竞争层出不穷,导致了酒店业发展局势的下滑,并且恶性削价竞争激烈,并且以往的酒店业其发展主要集中于高档酒店,但随着近几年的市场需求表明,一味的追求高档酒店的发展,并不能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想切合,并且也不能对普通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满足。随着我国进入WTO后,我国的酒店业领域也随之开放,国际管理酒店集团的发展为我国的酒店业带来巨大冲击,但随着这种冲击,我国的酒店业凭借着对先进管理理念的学习和强大的扩张能力,在国内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并在这种曲折的考验中,爆发出顽强的生命力。但我国的酒店业所面临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此更需要我国的酒店业建设成具有国际水平的经济型酒店。 二、国内外酒店的比较分析 (一)经营宗旨的比较 我国的酒店管理在经营的过程中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通常以政治服务为主要目的,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盈利性质的酒店,并且受到儒家“先义后利”等思想的影响,过渡注重酒店经营过程中的社会效益,从而使得经营宗旨产生偏差,对顾客至上等原则的忽视,也造成了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服务意识普遍较差。中国酒店并没有将获取顾客的满意度作为盈利的主要目的,通常酒店管理层进行评估的重要指标,是对上级主管部门的招待与迎合。在我国的酒店管理工作过程中,大量的工作精力都放在满足上级需求等方面,并没有对服务质量进行提高从而满足客户赢取利润等方面进行足够重视。而国外的酒店经营宗旨主要是以顾客至上为核心思想,在酒店工作的过程之中,首先重视的事顾客的满意程度,其次是对员工利益的有效保障,最后才是酒店的盈利与发展,这种国外的经营方式,是通过其先进的经营理念以及优惠措施及相应免费的服务,通过让顾客受益等方式来实现,与之相比,中国的酒店经营宗旨上的缺陷,使得中国的酒店在市场竞争中,不具备相应的竞争实力,从而处于不利地位。 (二)服务质量的比较 在酒店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通常是以标准化作为开始,在通过对理念的创新,以及对企业品牌的追求,从而走向个性化的道路。但在我国的酒店服务质量方面上,员工的纪律性过于散漫,领导标准化管理的意识薄弱,往往造成员工的服务质量无法得到有效提高,并且服务意识薄弱,因此我国的酒店经营发展应该充分向标准化管理吸取足够经验,通过对奖惩机制的完善,以及对服务标准的要求和操作规范的制定,让员工通过有据可依的形式来增强自身的工作动力。而在国外的经典经营管理中,都是将标准化服务进行广泛普及之后,对个性化服务进行相应的推广及应用,并且在个性化服务的过程中对其优缺点有明确的体现,通过这种个性化的服务来与客户进行良好关系的建立,并且对顾客的忠诚度进行加强,而因为其标准化管理的完善,提高了额外销售份额。并且国外的经典经营管理中,每一位员工都受到了专业化的培训,通过优秀的服务质量,让顾客感受到尊重和温暖,并且酒店在管理过程中通过对价格的掌控,在旺季和淡季中的价格波动,来赢得顾客,提升市场份额,并成功的打造了品牌形象。我国的酒店经营管理也应该从价格竞争,向服务质量竞争进行转变,在经营风格上进行合理调整,通过对标准化酒店服务管理的广泛应用,再对顾客实行个性化服务,通过对自身品牌形象的打造,来获得更高的酒店经济效益。 (三)竞争的比较分析 酒店行业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品牌知名度及企业形象上的公关水平的竞争、二是服务质量和管理模式的竞争、三是在各方面综合条件所体现的价格竞争、四十来自于酒店设备性能和装饰布局的硬件竞争。目前我国酒店市场的竞争主要标准现在价格的竞争方面以及产品的升级程度,而国外的市场竞争则主要表现在员工素质、品牌形象和服务质量等能体现出产品差异化的方向之上,也正是因为这种竞争方向的不同,导致了我国酒店业市场竞争策略上的不足,使得我国的酒店业与国外的酒店集团具有很大差距。一味的注重档次的提升,却忽视了对服务质量的提高及客源结构的调整,都使得这种差距被进一步拉大,而国外酒店业凭借着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企业的品牌形象,通过对顾客服务质量的提高,在中外酒店竞争中具有优势地位。并且这种竞争的差距还表现在中国酒店的竞争形式之上,主表体现在个体与集团化的竞争,这种竞争形式的不同,也是我国酒店业缺少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三、结语 并且我国的酒店业在运行机制上也应该向国外进行借鉴,国外的酒店管理法人管理权责分明,并且组织管理结构非常完整,这种产区明晰的管理形式,让酒店管理有快速的工作效率和高度的服务质量,而我国的酒店业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以发展,产权关系较为模糊,并且法人的成本非常高,造成了我国的服务管理质量达不到相应的标准,从而导致了我国酒店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并且在服务质量的管理方面,我国的酒店业应从情绪化服务向标准化服务加以过渡,并最终在个性化服务的阶段加大品牌形象的推广。我国的酒店业因国外酒店管理集团的影响,收到了冲击和挑战,但只有对自身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我国的酒店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爆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作者:翟运涛单位: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浅谈国外酒店管理:国外酒店管理合同研究新进展探析 摘 要:酒店作为当今时代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已经成为众多人士生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酒店的良好经营而言,酒店管理模式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国外对于酒店管理模式的研究较为先进,为了更好地使我国的酒店管理运营畅通,对于国外相关研究的借鉴十分必要。本文主要以国际旅游业的专业研究文献做为参考,分析了国外对于酒店管理合同的一些研究成果,希望能够对我国的酒店管理有所启发。 关键词:酒店;管理合同;契约;研究进程 酒店管理合同作为酒店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研究有助于更好的发挥酒店合同对于酒店管理的作用。本文主要以国际旅游业的相关研究为基础,主要分析了国外学者对于酒店管理合同问题的研究,简单谈论了其对于我国酒店的管理合同相关研究的一些启发。 一、其他国家对于酒店管理合同的研究 本文主要依据现有文献的状况,简单从几个方面来展开对其他国家关于酒店的管理合同研究状况的分析。 (一)对于酒店管理合同基本概念以及其运作特征的研究 国外对于酒店管理合同模式的相关概念、运作特点及契约条款安排等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康奈尔大学的James教授的酒店管理合同论著中。他将管理合同的概念分成了三个方面:一、酒店经营管理不需要受酒店业主干预,而是由酒店管理公司全权负责;二、酒店的一切经营及财务费用由酒店业主支付,并由其承担所有权的风险;三、除了重大的疏忽或者是欺诈行为,经营者的其他行为都受到酒店业主保护。James教授还指出了酒店管理合同的一些运作新特点,即:酒店的总经理由酒店管理公司来雇佣,并由公司对其进行指导,而后,总经理就酒店的经营成果向管理公司负全部责任。James教授首次对酒店管理合同相关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界定,解释了双方谈判的策略,以及合同的内容和条款组成,只是他仅把合同限于文本形式,而未能将其作为一种管理模式来研究。而Withiam.Glenn则指出了酒店管理合同实是一种较为有益的机制,但他没有对这种机制运行的相关原理做出阐述。 笔者认为酒店管理合同作为一种酒店的协议运营方式,它通过酒店的业主和管理公司签订管理的合约,来约定双方享有的权利、应尽的义务以及应付的责任,但是这种合同并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文本,而是一种运营的模式。 (二)对于酒店管理合同和其他的管理模式之间的比较的研究 酒店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满足高效率的调配各种资源的需要,以及为酒店客人提供最贴心的服务。目前酒店管理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合作联营、业主自管、租赁经营以及委托给酒店管理公司来经营等这样几种模式,而酒店管理合同就是委托给酒店管理公司进行经营的模式。 Charles A・Bell(1993)论述了酒店管理合同与特许经营的源头及其发展,并对酒店业主在和管理公司进行谈判及与特许方签订经营协议的时候应当实施的战略进行了相关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ChekitanS・Dev、M・Krishna Erramilli及Sanjeev Agarwal(2002)则对于酒店管理公司在选择合同模式还是特许模式时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相关探讨。 (三)对于衡量酒店管理公司运营模式绩效的研究 酒店运营的绩效的衡量有助于酒店管理人员监督本酒店的运营业绩,更有效地评价各项任务是否达到了指标。这些指标一般包括盈利指标、营业比率以及运营程度几个部分,做好绩效的衡量,能使这几个方面更直观的呈现在人面前。 Richard C・Morey和David A・Dittman(1995)在对美国本土的54个业主自管酒店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将酒店运营的绩效衡量标准确定下来,并提供了总经理的绩效打分的模型。Jonathan Berger(1997)从酒店业主及酒店管理公司这两个角度对制定管理合同的相关绩效标准做了一些探讨,并从绩效对于双方利益和其他相关条款的影响出发进行了分析。 (四)对于管理合同相关司法案例的分析以及研究 酒店管理的契约是保证合同正常执行的必不可缺的部分,业主和公司这两方面是契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核心,在执行契约的过程中若出现无法通过沟通而解决的纠纷,则须依据契约规定申请仲裁乃至提起诉讼。 Hart,Wendy和Connor,Fred L・(1994)分析了相关的司法判例,并对酒店业主单方终止管理合同,事后再交由法院裁定的做法的正确性和影响做了相关的探讨。David M・Neff (2005)则对酒店管理合同的仲裁条款的原因和重要性做了分析,并且认为应当更加重视仲裁的条款。 二、国外酒店的管理合同的研究对于我国的启示 积极的引进外来理论是一项研究进步必不可缺的措施,对于国外研究经验的戏曲有助于我们自身研究水平的提升。下面简单针对国外研究在几个方面对我们的启示做一下介绍: (一)重视酒店管理学科专业理论的研究 理论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必不可少,加强对于酒店管理模式的理论性研究,将更有利于我们理性的看待酒店管理。但是除了经验性及实证性的研究之外,对于我国的酒店管理合同的研究必须重视对于相关专业的概念以及理论的研究,从理论上掌握酒店管理合同的运营模式。 (二)加强对于不同管理实践的协调及整合 酒店管理合同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不管是经济学、法学还是管理学等都与其联系颇深,因此,必须要综合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应用到酒店管理研究上来,使酒店管理合同的研究变得更加合理、更加系统化。 (三)加强对于具有酒店行业特殊性的管理合同的研究 管理合同在社会各个方面应用广泛,比如资产管理合同、基金管理合同等等。但是酒店管理合同具有其他合同不具有的特点,比如无形的服务性、劳动密集性以及季节波动性等,因此,对于酒店管理合同制度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到酒店行业的特殊性。 三、结语 国外对于酒店管理合同方面的研究远高于国内的相关研究,因此要不断地总结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使我国的酒店行业能够更好的运营。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小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 国际理解学科渗透教育是以文化为主线、以学科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意识和视野。国际理解是对异文化的认知能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小学英语是基础教育的必修课程,其课程本身就传递着外语国家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等文化内容。因此,小学英语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美国中小学的国际教育实践对我国小学英语教学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借鉴意义,基于美国两例教学实例的分析,试析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关键词] 小学英语教学;国际理解;学科渗透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在小学阶段一般不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通过文化现象透视政治和经济根源,按照学生对多元文化的认识过程选择内容,形成文化主线贯穿的逻辑体[1]。小学阶段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观念是多元、人本和责任。要求学生了解多元的差异文化,培养文化的自豪感和尊严。国际理解学科渗透教育以文化为主线,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课程标准和教材中都涉及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因此小学英语教学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可行性。以国际理解教育中异文化认知能力的提高为目的的外语学习,为迅速提高外语水平和对外交流能力提供了必要的动力,对异文化认知能力的培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了解,必然有助于学生对于外语的掌握和适当运用[2]。所以,不论是扩宽“国际理解视野”,还是提高学生的异文化认知能力,国际理解教育在英语学科中的渗透都十分必要。 1 小学英语教学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 1.1 小学英语教学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必要性 我国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分两个阶段,前期是借鉴和探索阶段,后期是本土化学科与国际理解教育的融合阶段。截至2013年,中国知网上关于英语学科的国际理解教育有13篇文章,仅有一篇是融入教学,且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地区普遍在一线城市。在实践中,课堂教学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简单的文化介绍,使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教师不重视此部分课程内容,侧重于语言教学,一味地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知识;三是教师在课程目标设置上往往忽视国际理解教育,忽略了培养学生开放、平等、尊重、宽容、谨慎的国际理解态度。从宏观方面,相比美、英、日、韩等国家,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缺乏本土创新。从微观方面,在国际理解教育与学科融合的实践中,我国也处于探索阶段,只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有实践基地。因此,小学英语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十分必要。 1.2 小学英语课堂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可行性 中小学国际教育指向学生介绍其他国家地区的不同历史、文化和一些国际问题,向学生传授其他国家的语言,培养学生在跨文化环境中的交际能力及对其他国家、种族人民的尊重与理解[3]。小学英语是我国小学生接触外国语言和文化的重要媒介,小学英语课堂暗含大量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契机。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指出“学习一门外语能够促进人的心智发展,有助于学生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在体验中外文化的异同中形成跨文化意识,增进国际理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提高人文素养。”在课程标准理念的指导下,教材的编写也凸显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理念。如人教版PEP在三年级My food、五年级Cooking中讲解了中西方饮食,提到了西方文化产物如汉堡和水果沙拉等。三年级加拿大庆祝新年、四年级万圣节介绍了英语国家的文化行为。但是教师在目标定位、教材理解和课堂教学中把国际理解教育边缘化,以下教学实例供一线教师参考。 2 美国教学课堂案例分析 美国经济界研究表明,世界购买力和 95%的消费者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4]。美国学生将进入一个高度竞争的国际市场,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知识是未来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3]。因此,美国颁布了《外语学习标准:为 21 世纪做准备》,将培养具有国际理解能力的学生纳入正式的教育目标,在外语学科中融入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标准是教学的指向标,教学案例在实施过程中均以“5C”标准为依据,即:Communication(沟通)、Cultures(文化)、Connections(贯连)、Comparisons(比较)和 Communities(社区)。 其中,Communication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参与到对话中,传递和获取信息、表达情感和交换意见(The Interpersonal Mode);要求学习者能理解和诠释不同主题的书面和口头用语(The Interpretive Mode);要求学习者能向读者和听众演示和呈现信息、观点和概念(The Presentational Mode)。 Cultures的标准为:要求学生能陈述practices与perspectives之间的关系(文化行为与文化理念);要求学习者能陈述Products与Perspectives之间的关系(文化产物与文化理念)。 Connections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能通过学习其他语言扩宽其他学科的知识;要求学习者可以通过学习其他语言获取信息,并感知和认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和不同的观点。 Comparisons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通过比较目的语和其他语言的异同,探究语言的本质;要求学习者对比目的语与所学语言的文化,理解文化差异。 Communities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能在学校及校外的社区运用所学语言;要求学习者出于个人兴趣或提高自己而学习运用所学语言,为终身学习者做准备。 以下案例来自于美国《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附录部分提供的外语课堂学习方案。 案例一: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日历教学设计。 1)教学内容简析。美国West Hartford八年级学生在Ms.Chen汉语学习班学习中国日历的内容。 2)教学目标:(1)Interpretive Communication,学生理解用目标语介绍的关于中国日历的故事阅读文本;(2) Products of Culture,学生阅读和讨论作为文化产物的日历;(3)Culture Comparisons, 学生对比中美日历的异同,比较其背后的文化。 3)教学过程。分发给学生关于中国十二生肖来历的故事卡片,教师用目标语讲解卡片。故事教学完成后开展十二生肖讲故事比赛,要求学生用中文回忆复述其故事。之后探讨日历在本民族和其他文化中的重要性,学生讨论中美日历异同并用汉语为自己家里制作中国日历,日历中可以是家人生日、家庭纪念日、学校活动日和其他重要事件日期[5]。 案例二:美国二外西班牙语课堂的新闻播报 1)教学内容简析。美国Williamston 高中八年级学生第二外语西班牙语课堂,教师设计了用西班牙语进行新闻播报的活动。 2)教学目标:(1)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用本族语进行新闻撰写和构思;(2)Presentational Communication,学生能用目的语西班牙语进行新闻播报;(3)Practice of Culture,学生能以批判性的视角呈现出新闻事件背后的文化;(4)Furthing Connections,学生能够将不同的新闻话题进行对比分析;(5)School and Community,学生能用西班牙语在课堂上进行交际;(6)Life-long Learning,学生能够对新闻事件形成自己的见解。 3)教学过程。教师要求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用西班牙语进行新闻事件构思和撰写,写完以现场直播的形式进行15~20分钟的陈述。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新闻播报的内容题材,既可以是新闻事件的报道,又可以是天气预报、体育赛事或文娱新闻。这些新闻的题材来源可以是西班牙当地,也可以是美国或其他国家地区[5]。 3 美国课堂案例对我国小学外语教学渗透 国际理解教育的启示 3.1 国际理解教育应明确定位,贯穿教学始终 以上教学实例基于美国“5C”标准进行设计,依据这5个维度形成围绕语言能力和人文素质的编织型外语课堂。课堂教学目标与5个维度层层相扣,将国际理解教育定位在文化交流、比较和沟通中。从案例一可以看出,第二、三个教学目标侧重语言背后的文化和文化异同。案例二的教学目标有两个涉及文化和开拓学生国际视野。其学科自身教学目标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切入融为一体。如案例一,教师牢牢把握汉字识记和日历文化等学科教学目标的同时,进行美国与中国日历的对比,提高学生的异文化能力。 这对我国教师是个有意义的借鉴,在优秀教案设计中教师往往看重知识与技能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甚少提及。朗文材料有一篇Inventions Make Our World Smaller的阅读,也有关于日历的发明,教师仅仅要求学生熟记新单词,用思维导图归纳故事信息,回答日历的发明与哪个国家有关。对于一年有12月份背后的文化来源和价值观等只字未提。虽然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教学目标多元化,材料也很丰富,但教案设计中很少看到国际理解教育的渗透。教师可以参照美国案例,将其有机的纳入教案中,有意识的在英语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3.2 挖掘教材,寻找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契合点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依托,要想在教学中融入国际理解教育,教师应充分挖掘教材,在没有偏离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适当拓展。如上述案例一,美国教材仅是关于中国日历的介绍和月份年月的文化知识,但教师以文化为主线,用单词卡片进行十二生肖的补充,抓住中国日历的文化核心,让学生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背后的文化故事,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也让学生更深刻的了解中国文化。同时比较中美日历的异同,加深学生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 我国英语教材中也有许多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契合点。以人教版PEP为例,教材展示了主要英语国家的标志物,如美国自由女神像、英国大本钟等,教师应挖掘这些产物背后的文化,增长学生对其他国家的认知经验,帮助学生开拓视野。同时可以将中外文化进行对比,如教材中出现的特色标志物如长城、天坛,可以与外国标志物进行比较。不仅增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也能使其更宽容的接受外国的文化。这正是课程标准提出的“国际视野”,也是国际理解教育的基本内涵之一。 3.3 创设情境,凸显国际理解教育理念 学科教学与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应该融合,而非生硬拼凑。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将国际理解教育融入英语教学中。案例二中,教师以新闻播报的形式,创设新闻直播间的现场播报情境,不仅能让学生踊跃参与,同时引导学生以批判性的思维探究所播报事件背后的原因,在西班牙语学习过程中增进了对不同国家的理解。该案例可以应用到我国小学英语教学中,如六年级上册“Birthday Parties around the World”介绍了中国、俄罗斯、阿根廷、丹麦4个国家庆祝生日的方式,可以创设情境以新闻播报的方式进行介绍,凸显国际理解教育理念,让学生感知文化差异。国际理解教育不仅是对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更重要的是能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教师应该通过创设情境,适时的传递给学生积极的人生信念和正确的人生态度,如在学习英语单词water时,教师可以带瓶水,采用海伦凯勒的老师沙文老师那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接触实物水,这时教师可以创设情境,把海伦凯勒学习water的故事讲给学生,通过学习外国名人轶事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正如Cook所说,“从马利诺夫斯基到韩礼德、乔姆斯基都说过,交流只是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功能,学习外语并不仅仅是要学习者会使用另一种语言与人交谈,而是在各方面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心智”[6]。美国教学实例把国际理解教育定位在教学目标之中,以教材为依托,用单词卡片和创设情境的方式激发学生兴趣。对比目的语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对异国文化尊重、理解、包容的心态。小学英语作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学科之一,语言和知识的学习中十分重要,但学习语言不是复制语言,学习英语单词并不是死记硬背,学生更应该在学习中学会成长,健全的心智和包容的心态对于学习外语的学生来说更为重要。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高职国际化需加强“理解教育” 随着区域市场对国际化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在普通高等院校之后也相继提出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部分高职院校与国外同类院校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大,交流层次也在逐步加深,理解和尊重的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地紧迫起来。然而,由于办学传统等因素的制约,高职院校在国际交流中出现了许多障碍,而相关教育也出现了缺失。 一是观念上的不认可。高职院校突出技能训练,强调校企合作,学生三年的受教时间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学习,多还有一年的顶岗实习。因此很多老师会感慨:“规定动作”还完成不了,何来“自选动作”之说?二是运作中的“两层皮”。一些高职院校或迫于形势、或赶着“潮流”将国际化纳入了发展规划,但多是“纸上谈兵”。在倡导国际化发展时迈过了“理解”,而过分强调“交流合作”,结果多停留在形式上的“你来我往”,并未进入实质合作层面。三是机制上的无保障。许多高职院校教师到国外培训时“感慨颇深”,回国后又“恢复常态”,甚至认为国际化是院校顶层设计的任务,与己无关。 显然,诸多问题束缚了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应借鉴国外经验,切实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所谓国际理解教育,通俗讲就是理解国际的教育,就是国家间、民族间和文化间不断开放、合作与融合的教育,包括国际交流、国际理解和国际合作。虽然人们对国际理解教育还稍显陌生,但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有明确表述,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从人才培养需求来看,国际化背景下新的社会理念(如可持续发展、协同发展、多元化等)对高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域国际化经济发展现状也对国际化人才需求迫切,但社会市场的旺盛需求与高职人才培养的现状并不对接。因此,高职院校不仅应推行,还应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之初就有意识地重视对学生的国际理解教育。那么,该如何推行呢? 首先在实施原则上,要有一个系统化的理念。不能与院校现行的教育理念相剥离甚至相冲突,而应厘清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及目标,与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再如到国外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最便捷的形式,但不现实,所以应基于本土,通过开设或融入相关的课程来渗透国际理解知识、创新教学模式来认同国际理解态度、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来实践国际理解行为、培育多元文化来营建国际理解校园文化环境,并注重在过程中探索和验证策略、途径实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与人才培养质量相挂钩等。 其次在实施途径上,要以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为重点。再则,在实施保障上,除了从试点专业开始推行双语教学、通过校园多元文化建设营造环境外,还应注重管理制度上的配套。通过制度上的完善和创新,充分调动和提升教师尤其是行政管理人员有效沟通、协调、管理的积极性和能力,这不仅能直接影响国际理解教育工作的实际进展,还将助推院校的国际化进程。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谈以“生命教育”为核心的“国际理解教育” 暑假里,学校号召教师―读书以修身养性,写作以蕴积智慧。偶然间,我收拾初中义务教育课程教科书,发现了两门课程用书―《生命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联想到我校教师对建设生命课堂的探索和实践,以及每周开设的外教课程,我兴趣顿增,快速阅读了两本教科书。放下书,我陷入沉思:世界发展到今天,人类在享受物质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的同时,越来越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国际理解教育是人们尊重生命,爱惜生命,关注生命的进一步升华。可以说,国际理解教育是以“生命教育”为基础,培养人了解国际知识,学会掌握国际交流的基本技能,养成国际理解的态度,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小学开设国际理解教育是时展的趋势;也是教育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体现;是课程多样化,人文化的需要。作为一名教师,我应对此有所思考,下面来具体谈谈我的认识。 一 国际理解教育的背景和意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际理解教育是“全球一体化”发展所需要的价值理念支撑。它的目的是以“国际理解”为教育理念开展教育活动,帮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各国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以便促进世界的合作与和平,发展与团结。它将爱国主义教育上升到全球意识,唤起了人类最本位的价值观―向往和平,合作发展。这是各国在教育上的一种突破,也是人类人文素养提高的一种表现。因为,国际理解教育以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为目的,帮助人们树立了全球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促进了整个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应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帮助下,形成追求人性真,善,美的精神理念。 二、国际理解教育的育人目标―国际知识;国际交流的技能;国际理解的情感态度;国际理解的文化意识;国际理解的学习策略 国际理解教育无论是作为一门课程还是一种教育理念,都是以育人为目的的。这里借鉴《英语课程标准》的五个维度的分级目标,来归纳国际理解教育的育人目标:1.在知识领域,包括对中外各国事实性知识的了解,如文化,政史,自然,人权,环境等。2.在技能领域,包括语言交际能力,合作竞争能力,沟通交流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3.在情感态度领域,包括和平,民主,宽容,坦诚,同情的价值观体现等。4.在跨文化意识领域,包括区分本土国家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意识的差异等。5.在学习策略领域,包括以活动为载体,学会与人交往的策略;利用信息化媒体手段获取大量信息的策略;小组合作学习,国际合作交流学习等方法。 三、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生命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是关注人的教育。人,作为生命的有机体,具有可教育性。生命教育的六个理念是: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成全生命,敬畏生命。国际理解教育正是对这些生命理念的解读。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价值问题,也是运用价值观解决问题的体现。解决世界问题的关键是重建人类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地球”之间的新观念。因此,生命教育作为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它肩负着沉重的使命,它也是人类捍卫和平,遏制冲突的重要武器。 四、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形式―学科课程渗透式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综合活动课程 目前,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主要有两种课程形式。1.学科课程渗透式教育。即通过自然学科,人文学科,道德教育的教学活动或内容,来渗透国际理解教育。2.专门开设国际理解教育综合活动课程。即将国际理解教育聚合到专门的课程中去,避免了各学科分散教学存在的不足之处,如缺乏问题凝聚点,或引不起学生的注意。这两种课程形式,都在国际理解教育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国际理解教育的拓展渠道―扩大教育开放 扩大教育开放是拓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渠道之一。它主要包括:1.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即坚持以开放教育促改革,开展多层次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2.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即引进国外知名学校,一流专家来我国从事教育科研和管理工作,办好中外合作学校。3.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即推动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国际理解教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和争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和本国国际化需要的矛盾冲突;各国语言,文化差异造成的困难,实现人类和平与共存的未知性,这些都阻碍着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此外,国家理解教育课程的不完善,不系统,也是它面临的问题之一。但是尽管如此,国际理解教育,仍然越来越重要的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七、国际理解教育的未来展望 当今社会,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足,这对国际理解教育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人类在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贸易国际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信息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更加热爱和平和发展,使国际理解教育具有了更积极,更广阔的国际社会背景。但是人类发展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和人性的弱点也会影响着国家,个人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解。因此,国际理解教育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不可预知的突变和冲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指导监督作用仍需加强。总之,各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将不断发展,完善,越来越提高全人类的人文素养。 国际理解教育是以生命教育为核心的生存教育。教育的功能在于促进人和社会的进步。因而,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国际理解教育应在发展不平衡的双方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促进人类相互交流和合作,走向共同进步的明天。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论国际理解教育视阈下的英语文学教育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逐渐走向国际化。而在不断的国际交往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加深对于世界各国文化、经济、政治的了解,因此有关外语的学习和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国际化的大环境要求下,国际理解教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应运而生,将“国际理解”引入教育活动,为世界和平打下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英语文学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一战、二战的阴影至今都无法从我们的生活中挥去。“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东欧巨变”等,这些沉痛的回忆向我们述说着一个个由文明冲突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而就算如今,战火依然不断。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如何避免“文明冲突”所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便成为了全世界探讨的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 一、国际理解教育 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想要通过增进国家间的文化理解来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然而学术界却对其拥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人认为“国际理解教育”就是在国际社会组织下展开的以“国际理解”为目的的一种教育活动;而在日本教育界却认为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超越国界和民族,利用教育的手段培养和增进世界相互理解的一种手段;再者就是我国学者张良才的认知,其认为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以“共生”和“公正”为目的的全球化教育,主要培养方向是“多元化文化共存”,从而建设一个人与人相互依存的地球村。 二、英语文学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 在英语文学的教育中,由于本身英语的国际化,就导致了最终国际理解的回归。而且英语文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对于英美美文的阅读、欣赏和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通过阅读和欣赏,学生便会通过英文文章对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不断的加深了解,从而提高自身的语言功底和人文素质,而这些恰恰与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 (一)英语文学教学中的国际理解 1.英语文学教学内容与国际理解的联系 由于英语文学教学的教材便是西方本土文章,因此其中会大量的涉及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行为、文学艺术等内容,学生通过对于这些内容的学习,便可以大致的了解西方的整体文化,从而为国际理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以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根本目的。 2.英语文学教育要求与国际理解的联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加深,这也导致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逐渐扩大,导致了英语文学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化发展,逐渐形成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才能更好的面向未来。也正是因为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对于英语文学教学的要求,令学生有机会增强自身对于多元文化的了解,从而促进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形成。 3.英语文学教育的目的与国际理解的联系 由于英语文学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的文化,所以在接受英语文学教育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于异国民族、文化的接受。而这种接受的开始,必须要建立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只有足够的尊重异域的文化,才能从内心深处去理解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培养出“共生”、“公正”的观念,形成“全球意识”,彻底达成世界和平的伟大目标。 4.英语文学教育的本质与国际理解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英语文学教育就是一种语言能力的培养手段。只不过这种语言所涉及的领域及其广泛,作为当今社会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其所囊括的文化跨度极大,所蕴含的知识领域也极其广泛,因此这也导致了英语文学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认识教学,还是一种跨越了文化界限的教学,更是一种无视异域文化差异的交流能力培养。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很直观的提升了学生们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融性。 (二)英语文学教育在国际理解中的桥梁作用 在过去的英语教学中,由于英美文学的现实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国的英语文学教育发展产生了不良的限制,严重的影响了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与西方交流日益加深,才逐渐体现出我国英语教育的相关问题。 而后在2006年6月,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举办了专门会议,以“当代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为命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研究,第一次提出了“英语国家文学”这一更深层次的概念,将“澳大利亚文学”、“南非文学”、“爱尔兰文学”等一系列的西方文学全部加入英语文学的教学内容之中,从现代化角度,进行科学的英语文学教育改革,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学被加入到英语文学教学课程中,如今的英语文学教育已经变得更加的国际化,也正式的跳出了传统英美文学的影子,成为了一个世界文化和历史传承的舞台。 三、结束语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需要英语来作为发展的引线,也有更多的异域文化被载入英语文学教育教材,令学生们对世界增进了解的同时,彻底的打开了他们的视野,为求同存异的国际理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尝试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教育也要不断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尤其是对于英语教学来说,英语国际化能够更好的帮助初中生英语的学习,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理解上的差异。初中生在学习英语时往往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失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与爱好,所以本文通过对初中英语国际化教育方式的介绍,从而能够更好的实现初中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初中英语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课标下 初中英语 国际理解教学 方法分析 0.前言 近几年来我国教育事业不断推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我国教育还是存在这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英语教学上,教师不仅要做好相应的改革措施,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还需要将英语教学国际化。而所谓的国际理解教育就是指通过英语教学能够使学生认识到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文知识以及中西方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从而提高学生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提高他们对英语的认识,使他们不仅能够理解中国文化而且也能够很好地了解外国不同的文化,在文化多样化的世界背景下找到合适自身发展的学习方法,形成一种良好的对待文化的态度。外来文化不仅能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服务,同时也能够被中国文化所吸收,所以要想更好地发展中国文化就要以一种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外国文化。学生在这样的英语教学方式和理解中能够提高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培养他们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沟通与理解能力。 1.我国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对国际理解不足,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较少 英语国际理解教育需要建立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初中教育中还是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比如说在对国际理解不足,英语教学上缺少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国际理解教育是要建立在民族文化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根基之上的,所以在进行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时要充分认识到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英语作为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之一,在文化沟通和国际交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所以在进行交流时应该提升自身对本国文化的交流程度,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宣传。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往往不注重对本国文化知识的融入,过于强调西方的文化,从而忽视了对本国文化的发扬。在国际的交往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越来越多,英语教学在国家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目前我国英语教育在教育理念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进行英语教育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与外国的交流,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世界中去,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使中国能够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初中英语教师过于重视对英语知识技巧的讲解,从而忽视了对英语这种语言文化的实际应通用性。英语和汉语一样,他们都是一种语言交流工具,所以在学习英语时,学生和教师应该重视英语教学的环境性和应用性。 1.2缺乏国际教育与理解意识 初中许多的学科都可以看到国际理解教育,他们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对本国现状的了解,从而能够更好地认清国际局势,最终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但是在英语的教学中缺乏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学生和教师过于重视学生的英语技巧,忽视了英语的交流性和应用性。在英语的教学中中国擅长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文化知识的讲解和社会价值观的培养不够重视,从而导致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不明确,单纯是为了考学而学习英语,在长期的学习中学生失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而对于学生的国际教育和理解重视不足,学生在进行相应的学习时不能够及时与世界接轨,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找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无法实现桥梁之间的衔接。真正的英语是一种交流的语言工具,学生在进行学习时能够认识到它的巨大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考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更是与世界交流和学习的重要工具。所以缺乏相应的国际教育和理解意识,会导致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下降,导致他们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有所偏差。 2.国际理解教育的方法 2.1提高中学教师对英语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识 对于初中老师来说在进行教学时不仅仅要重视学生英语技巧的讲解,还应该提高学生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性,突出英语学习的重要性,树立他们学习英语的正确态度和意识。首先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要注重对国际理解化教育,也就是让课堂成为一个学生相互交流学习的场所,这里所说的交流是指交流国际文化,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扮演不同国家的人,从而用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展示交流的重要性。同时学生还要学会用英语来表达中国的文化,做一个文化传播的使者,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能够增强他们学习英语的乐趣和目的性。学生通过彼此间的交流能够更加了解国外的文化,接受外国的文化,并且将外国先进的文化与本国文化相结合。除此之外,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在向学生讲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时自身就要对该国家有一定的了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正确把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要性。只有教师自身的素质有所提高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英语的学习。同时学校或教研组也要定期对英语教师进行相应的培训,教师在专业的培训下能够更好的认识到自身教学中的不足,改变初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提高教师对国际化教育的认识。 2.2进行多样的校园课外文化交流活动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一般比较重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从而忽视了课外教学的重要性,所以在进行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教学时,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外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在新课标的推行下,教师要利用好校园的文化建设,为学生提供一个民主、和谐、多样的校园文化生活。比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采取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树立他们多元的文化观念。同时教师在进行讲解时还需要教给学生如何去辨别先进文化与腐朽文化,在这样的辨别中去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增加自身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创造一定的情景,让学生用英语进行文化的交流,学会如何运营英语来实现对本国文化的介绍,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例如,在学习Travels, France is calling 等课文时,我们就利用学生在教材上学到的知识,让他们合作学习,查阅“埃菲尔铁塔背后的文化和故事,美国自由女神像的由来和象征意义,中国长城的文化与象征意义等等,然后小组间相互交流和展示;在学习Body language 这一课时,就让学生上网查阅同一个肢体语言在不同国家文化里的含义,或者是同一个含义在不同国家里不同的肢体语言;在Festivals 这一课的学习中,让学生查询、比较中西方重大节日的习俗和差异。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我校的外教资源,增加学生与外教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通过彼此间的介绍来增进他们文化的交流。教师还可以定期向学生进行英语知识讲座,积极向学生介绍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增加他们对国际动态的了解,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努力学习英语,为今后文化的交流做出自己的贡献。教师也可以通过播放电影和音乐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外国文化,在影片和英语的语言中找到于中国文化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从而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在课外学习中学生可以增进与教师之间的友谊,教师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上的困难,指导他们更好地学习,最终实现英语课外交流的目的与效果。 3.总结 英语国际理解教育方法的实行可以增加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爱好,而教师在这样的教学中也能够帮助学生了解更多的外国文化,学习本国的文化知识。学生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也可以找到学习的方法,增加自身的素质,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该教学模式符合新课标初中英语教学的目标,适合学生今后对英语的认识和学习。学生增强了对国际文化知识的认识,更有利于我国今后文化的传播,存进我国对外的交流与发展。所以初中英语国际化理解教育方法是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它符合我国教育发展的要求,符合学生发展的要求,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初中英语教学的目标。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西藏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 以二战的结束为分水岭,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理解教育进程与方向。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起才逐步展开,从2000年之后在全国各地受到广泛关注。随着我国的西部大开发逐步推进,西藏日益发展为本土民俗、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地,因而,培养本地人才的多语言沟通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势在必行,也是当前西藏教育所需要面临的新任务。 【关键词】 西藏中小学;校本课程;国际理解教育 1994年10月,在日内瓦由国际教育局组织召开了第44 届国际教育大会,会议主题就是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认为应该把国际理解教育纳入到中小学课程计划和教师培养之中。[1]可见,培养学生国际理解的态度、能力以及与人交往、与人共处的能力,使学生在日益国际化的社会里与他人共同生活、相互合作,成为当代学校教育面临的新使命。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除藏族居民外,目前在西藏自治区还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以及人、夏尔巴人世代居住,这决定了西藏文化具有高原风格、历史积蕴和语言迥异等特征。[2]随着西部大开发,前往西藏的国内外旅游人员与开拓者激增,促使西藏日益发展为本土民俗、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地,培养本地人才的多语言沟通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势在必行,这样,基于“西藏特点、学校特色”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便成为必然。 一、多元文化国际理解教育的校本课程国内外解读 以二战的结束为分水岭,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理解教育进程与方向,其中“实用主义”与“全球教育”为当时引领趋势,国际教育产业化呈显著特征。如今,在世界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意识方兴未艾。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纷纷开始倡导培养地球村市民的素质,将国际理解教育纳入到国际人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中,成为培养地球村市民(世界公民)的教育课题。 由于国际理解教育领域正在成为多种国家力量、多种意识形态、多种文化形式国际竞争的场所,[3]国际理解教育也承担着培养国际化人才、提高各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使命。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浙江衢州、东北长春等地相对先行一步,在改革开放中同世界交流日益频繁,为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搭建了国际互动平台,校本课程开发与建设经验相对充足。这些地方政府借助国内外教育集团的师资力量和国际间校本课程元素,在学校课程建设、师资培养、社团活动等方面注重多元文化发展的教育国际化理念,使全体师生的国际理解和多元文化意识逐步形成,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学校的发展,从中也促进了教师专业化发展,更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如,北京市第十八中学从易于进行评价和操作出发,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分解为四大目标,即体验目标、知识理解目标、技能目标、态度目标等。[4]上海市进才实验学校通过“创设多元文化环境,丰富校园文化,拓展国际化课程内容”,培养学校学生的国际视野以及对世界多元文化的认识和跨文化交流理解的能力。深圳市富源学校从知、情、意、行各个方面来设置校本课程,培养学生认识跨文化理力,正确引导学生在面对不同文化时的情感转变与价值观的确立。[5]天津市上海道小学以一种独特的办学理念,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积极奋发向上的校本课程文化氛围,鼓励教师开展行动研究,并以学校为主来主动接受专家和行政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6]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从探索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体系出发来发展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与价值观,培养教师的国际理解素质与能力,从而构建基于国际理解的学校文化。[7]东北师范大学附小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三个维度设计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目标。[8] 二、多元文化国际理解教育的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目标定位 藏族文化是祖国文化的一部分,积淀着人类的勤劳智慧;融历史、文学、哲学、艺术、宗教、民俗、旅游等于一体,具有极高的文化资料研究价值;富于自然和人文的双重魅力,是课程资源的活水源头。[9]课程开发的核心是文化建设,而课程文化则是学校建设的核心。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大背景下,西藏校本课程开发重在国际理解视角。 1.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学生个性彰显目标 校本课程开发,从表面上看是“以校为本”,而其本质上的理念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充分自由的健康发展为最高目标,[10]即生本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不仅要承认学生的文化背景、认知水平上的差异,而且要满足每个学生不同的成长与自我实现需要,以促进学生现代意义上的人格完善与个性发展。 2.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专业发展目标 教师要通过校本课程开发的研修与实践,使自己的专业能力得到不断提高和发展。从人类学与课程论角度来考察,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有利于教师课程观念的转变,教师能够认识到自己是课程开发的参与者,是学校课程开发的主体。也就是说,课程开发是手段,教师发展才是目的。 3.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学校特色生成目标 目前,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日趋成熟,为学校课程寻求特色建设上提供了可能。校本课程是一个学校特色的基础和保障,校本课程开发则在西藏特点的基础上主要关注学校间的差别化发展,并通过校本课程来达成学校的独有风格。学校可以根据师生特点、教育资源、学校传统以及教育者的办学旨趣来确立学校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11]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推动文化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只有立足于传统,吸收外来有益成果,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才能彰显其独特魅力。 三、多元文化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理念 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提出已有半个世纪,而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起步较晚,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才逐步展开,但是受到广泛关注则是在2000年之后。[12]由于西藏地区对外交往,以及赴藏旅游商贸的日益增多,基于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亦势在必行,以加强与提高本地区人们对多元文化的认识与接纳能力。 1.成立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教师团队 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应充分考虑西藏中小学中的一系列困难。如,西藏中小学校由于受教材编制能力的设置往往照搬国家统一的课程标准,所用教材同本地藏族学生的认知经验不太符合;西藏基础教育过程中现有课程内容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学生的藏族文化背景,并没有意识到开设校本课程来为现有课程内容做出良好补充,这不利于这些地区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由于藏族语言文字的原因,大量的科学理论概念都缺乏相应的术语,同时农牧区中小学校藏汉双语师资稀缺,这样,语言障碍致使课堂目标不能按时完成,等等。可见,藏族学生的认知特点、擅长语言与文化背景等方面因素,在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中理应得到充分应对。 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的开发,能够有效地推动西藏课程开发机制的变革,打破自治区原有的国家课程一统的局面,将校本课程开发成为纳入西藏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理解教育应该是“地球村”每个村民的终身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一方面,是教育学生以宽容的态度,理解尊重地球上不同的文化,养成他们的地球公民意识和素质;另一方面,要让当今的孩子认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他们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责任。因此,可以形象地将西藏地区的国际理解教育理解为“地球公民意识+继承中华优秀文化”。 校本课程开发应注重以活动设计为主,学校每年可以适当组织师生参加主题冬、夏令营,定期到国际交流的国家进行校际走访、游学生活,亲身体验与领略各国异域风情与民俗文化。事实证明,通过校本课程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能让学生变得活跃、自信,更具同理心。 3.形成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模式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的国际化,这是西藏中小学校目前所处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在微观领域探索教育国际化的办学路径,另一方面在学校层面上建立多元的交流机制,加强对外交流的力度。随着时展的日新月异,作为地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西藏中小学校,越来越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内地学生随父母援藏、就业或经商等来到西藏生活与学习。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要根据中小学生的认知和智力发展水平,应合理确立不同学段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管理制度。西藏中小学校应该致力于校内营造多元文化的理解和交互发展,通过教育教学管理的革新、借鉴海外的先进元素开发校本课程,对学生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国际视野与意识,并知晓一定国际规则和惯例的现代人。[13] 在西藏中小学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一方面,要注意吸收藏传文化的精华,把最能反映和体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少数民族历史、民俗文化、少数民族价值观念等文化精华引入课程,引进校园。另一方面,要跳出狭隘的本土意识,注重吸纳主流中华大一统文化乃至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尤其要注意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文化孤立主义”或“文化部落主义”来看待多元文化问题。[14]总之,在校本课程开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才能迸发出中华文明进一步创新的原动力,推动着国际理解教育的多元化前行步伐。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尝试 摘 要: 初中生在学习英语时往往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失去学习英语的兴趣与爱好,本文通过对初中英语国际化教育方式的介绍,旨在更好地激发初中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初中英语教学质量。 关键词: 新课标 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 方法分析 国际理解教育是当前世界教育研究领域中比较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国际理解教育在“二战”以后不断兴起,特别是197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国际理解教育取得重大的发展与进步。随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培养国际化人才,要积极培养学生的人权教育、和平教育、环境教育等国际理解精神,培养学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价值观和能力,这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新课程改革所强调的。国际理解教育不是一种具体的教育形态,而是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关注对话与平等,重视文化的理解与被理解,倡导可持续发展,关切教育回归生活。国际理解教育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幸福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我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我国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对国际理解不足,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较少。 英语国际理解教育需要建立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国际理解不足,英语教学上缺少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国际理解教育时要建立在民族文化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根基之上,所以在进行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时要充分认识到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但是目前我国英语教育在教育理念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进行英语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与外国的交流,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世界中去,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使中国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初中英语教师过于重视对英语知识技巧的讲解,从而忽视对英语这种语言文化的实际通用性。英语和汉语一样,都是一种语言交流工具,所以在学习英语时师生应该重视英语教学的环境性和应用性。 1.2缺乏国际教育与理解意识。 初中许多学科都涉及国际理解教育,他们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对本国现状的了解,从而更好地认清国际局势,最终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但是在英语教学中缺乏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师生过于重视学生的英语技巧,忽视英语的交流性和应用性。因为对国际教育和理解重视不足,学生在进行相应的学习时不能及时地与世界接轨,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找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无法实现桥梁之间的衔接。真正的英语是一种交流的语言工具,学生在进行学习时能够认识到它的巨大作用:它不仅仅是一门考学生的必修课程,更是与世界交流和学习的重要工具。所以缺乏相应的国际教育和理解意识,会导致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下降,导致他们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有所偏差。 2.国际理解教育的方法 2.1提高中学教师对英语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识。 对于初中老师来说在进行教学时不仅要重视学生英语技巧的讲解,还要提高学生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性,突出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帮助他们树立学习英语的正确态度和意识。首先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加强国际理解化教育,也就是让课堂成为一个学生相互交流学习的场所,这里所说的交流是指交流国际文化,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扮演不同国家的人,从而用不同的文化背景展示交流的重要性。同时学生还要学会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做文化传播的使者,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能够增强学习英语的乐趣和目的性。学生通过彼此间的交流更了解国外文化,接受外国文化,并且将外国先进的文化与本国文化相结合。除此之外,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在向学生讲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时就要对该国家有一定的了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正确把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要性。只有教师的素质有所提高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英语学习。同时学校要定期对英语教师进行相应的培训,教师在专业的培训下更好地认识到自身教学中的不足,克服初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提高教师对国际化教育的认识。 2.2进行多样的校园课外文化交流活动。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一般比较重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从而忽视课外教学的重要性,所以在进行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教学时,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外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在新课标的推行下,教师要利用好校园的文化建设,为学生提供一个民主、和谐、多样的校园环境。比如教师可以利用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帮助他们树立多元文化观念。同时教师在进行讲解时还要教学生如何辨别先进文化与腐朽文化,在这样的辨别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增强自身对文化认识。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用英语进行文化的交流,学会运用英语实现对本国文化的介绍,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除此之外,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学校还可以聘请一些外教,加强学生与外教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通过彼此间的介绍加强文化交流。教师还可以定期向学生进行英语知识讲座,积极向学生介绍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增加他们对国际动态的了解,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努力学习英语,为今后文化的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教师也可以通过播放电影和音乐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外国文化,在影片和英语的语言中找到与中国文化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从而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在课外学习中学生可以增进与教师之间的友谊,教师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方面的困难,指导他们更好地学习,最终达到英语课外交流的目的与效果。 3.结语 该教学模式符合新课标初中英语教学的目标,适合学生今后对英语的认识和学习。学生增强了对国际文化知识的认识,更有利于我国今后文化的传播,促进我国对外的交流与发展。所以初中英语国际化理解教育方法是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符合我国教育发展的要求,符合学生发展的要求,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初中英语教学目标。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推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 共建东北亚和平文化 摘 要: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研讨会上,与会人员交流了各国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状况,分享了最佳实践案例,探讨了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和整合国际理解教育资源的策略,形成了加强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途径与方法的共识。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 能力建设; 东北亚 2012年11月28~30日,2012年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会议在中国杭州召开。本次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理解教育中心(APCEIU)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杭州市教育局和杭州市下城区政府承办。来自东北亚的四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和蒙古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国际理解教育领域的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为期三天的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了研讨交流:一是四个国家国际理解教育状况及各国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的最佳案例;二是体育运动在国际理解教育与和平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提高国际理解教育能力的有效策略;三是如何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整合学习资源;四是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合作网络的途径与方法。 一、东北亚四国国际理解教育概况 (一)中国: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教授代表中国做了题为《中国的国际理解教育——以上海一套国际理解课程开发为例》的主旨报告,从政府文件、教育研究和课程开发三个视角介绍了中国的国际理解教育。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当时的国民政府就选派代表参加了教科文组织的创建,新中国在成立后不久宣布成立了“国家世界和平促进委员会”,并于当年在北京召开了“亚太和平与民主会议”。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国际化人才。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国际理解教育”一词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研究期刊上,但直到90年代末,研究者和实践者才真正关注它。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期刊上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论文日益增多,一些研究生也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研究选题。2008年,北京教育学会成立了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分会,之后更多的教育机构进行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如北京教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和一些中小学从不同的视角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发展和实施进行研究,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地都有中小学在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它们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并编写了适应地方需要的国际理解教材。 张民选教授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为例,介绍了上海市政府在推动国际理解教育开展方面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在推动上海国际理解教育过程中实施的6个创新,还介绍了浦东新区教育局组织相关专家、研究者、一线教育工作者等编写的一套面向中学生和市民的国际理解教材的结构、内容、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课程实施的途径,探讨了国际理解素养的内涵及组成要素。 (二)日本:鼓励高中生出国学习以培养“全球人力资源” 日本教育交流与服务中心(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Services)主席井上正幸(Masayuki)对日本当前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情况做了题为《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开展全球人力资源培养》的报告。他指出,当前日本中小学阶段的国际理解教育已经从国际教育转向全球人力资源培养。日本政府于2002年制定了全球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决心要通过政府的努力来培养能在全球范围内成功的人力资源。这种“全球人力资源”应具备以下能力和素养:一是语言和交流能力,二是独立性和自信、敢于挑战的精神、适应性、责任感和使命感,三是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四是具有扎实的教育基础和精深的专业知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领导力、责任感、团队精神、媒体素养与英语交流能力。因此,促进全球人力资源开发委员会于2012年6月提出了全球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战略。 调查研究显示,近些年来,日本大多数高中生没有出国的愿望,高中生出国人数逐年降低,从2004年的4044人减少到2008年的3190人。为此,日本政府专门采取了促进高中生出国学习的措施:一是增加高中生出国学习项目及其预算,从2011年的53亿日元增加到2012年的237亿日元;增加高中生资助赴海外学习的名额,从2011年的50个增加到2012年的300个,每人资助4万日元。二是建立新的出国学习项目以提高学生出国学习的兴趣。三是邀请外国高中生到日本的语言学校进行为期6周的短期学习,让他们住在日本人家中,与日本高中生交往并参与志愿者活动,受邀的外国高中生数目从2011年的92人增加到2012年的115人。四是培养高中生出国学习的意识,比如召开高中生出国学习促进会议,为学生提供留学咨询服务。此外,日本还在学校体制改革中特别制定了海外“学分转移”政策,规定从2010年4月起,学校校长要承认高中生在国外高中学习的经历并可将在国外获得的学分转化成国内高中的学分,还把在海外学习可以转化成日本高中的学分从之前的30学分增加到了36学分。 (三)韩国:促进中小学校深入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韩国忠清北道教育办公室(Chungche-ongbuk-do Office of Education)中小学政策部门的负责人俞哲(Yu Chul)从三个方面介绍了韩国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情况,一是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二是国际理解教育教师培训,三是韩国国际理解教育协会举办的一些活动。 韩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校课程的国际理解教育,包括在中小学校的各门学科中全面渗透国际理解教育,让学生在创造性的动手活动中体验国际理解教育,如学生自主的活动、俱乐部活动和志愿者活动等,在与学科相关的各种活动中加强国际理解。二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为载体的国际理解教育,韩国早在1961年就有4所高中成为联系学校(ASPnet Schools ),到2012年10月,已有134所联系学校,包括25所小学,30所初中,74所高中,4所高校,1所特殊学校。联系学校的目标就是优先考虑各种创新性的动手活动,支持全球学校之间通过各种联系进行跨文化学习,确保在促进“全民优质教育”方面的最佳实践能够让世界共享。韩国联系学校的项目和活动主要有:跨文化意识项目、彩虹青年全球公民工程、东亚儿童艺术表演节、模拟教科文组织会议、亚洲RICE(Regional Initiative for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工程等。三是在多元文化教育中进行国际理解教育。韩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是为应对日益增加的多元文化家庭的现象,满足学生从多元文化家庭到学校生活的需求。为此开展的项目主要有:针对学生和家长的教育支持项目和促进多文化理解和意识的各种项目。 俞哲介绍,韩国目前已经开展的针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教师培训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进行。一是由亚太国际理解教育中心(APCEIU)组织开展的教师培训,包括专门为教师组织的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相关培训、国际理解教育亚太培训以及亚太学校校长领导力研讨会;二是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的联系学校校长和教师培训。韩国国际理解教育协会(KOSEIU)于2000年5月成立,旨在通过各种研究和相关的教育活动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该协会向任何对国际理解教育感兴趣的人开放,包括幼儿园的教师到大学的教授。该协会于2001年8月与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协会联合举办了研讨会,于2002年11月召开了第三届国际理解教育国际会议,于2010年11月召开了第11届国际理解教育国际会议。 (四)蒙古:致力于提高全民教育质量 蒙古教科文全委会的Erkhembayar Enkh-baatar先生介绍了蒙古教育的整体状况,如入学率、师生比、教育财政投入等,并提出了蒙古教育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城市学校过于拥挤、3%的农村孩子无法上学、读完五年级的学生只有88.7%、八年级毕业前有9.5%的学生辍学等。为此,蒙古政府出台了2012年教育改革规划,提出要让基础教育普及到每一个学生,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在保留蒙古传统的同时将现代化知识与技能融入教育。此外,他还介绍了在蒙古政府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国际机构的支持下,蒙古学校的校舍建设和硬件设施改造更新情况,比如,为牧民建造具有基本设施和玩具的移动蒙古包(Mobile Ger),为学校创建文化和信息中心、教师培训学院,增加取水井和洗浴设施等。他表示要把这次研讨会上学到的新观点带回蒙古,让更多的教师和学校分享,并将其付诸实践。 二、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案例 四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展示了本国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的成功案例。中国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的情况。除了张民选教授介绍的上海浦东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的案例,北京教育学院的王振先先生介绍了北京教育学院国际理解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经验,以及在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方面取得的成果;北京体育学院的茹秀英博士介绍了利用体育资源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北京模式”;四川成都青羊区教育局的副局长徐江涌介绍了青羊区中小学通过体育运动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探索;北京汇佳教育机构的王雁博士与大家分享了在幼儿园中以端午节为主题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成功案例;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郑彩华博士从理论层面论述分析了将体育运动作为学习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与大家分享了赞比亚通过开发传统体育游戏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案例,使与会者对体育运动作为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资源有了新的认识。 来自日本、韩国、蒙古的代表也带来了各国在推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的成功做法。日本奈良女子大学附属中学的英语教师南佐美江女士介绍了其所在学校通过交换生项目培养学生国际意识和能力的实践探索,比如,他们从2010年起成功召开了几次可持续发展教育研讨会,并同韩国、菲律宾、泰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建立伙伴关系,开展交流活动。 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的浅井孝司先生主要介绍了日本以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为载体,通过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成功经验。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附属札幌中学的副校长中村邦彦先生以具体案例介绍了其学校通过与中国和韩国的学校建立友好关系,有效促进了双方学生的国际理解意识和能力的实践探索。 韩国韩神大学的康女士认为,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应有6个基本主题,即全民教育、全球相互依存、可持续发展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国际与地区的和平教育以及人权教育。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冲突表明,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和目标还需要更多的人员参与其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 韩国庆尚国立大学(Gyeong-sang National University)的金庸楚(YongChu Kim)教授介绍了关于韩国16个省的国际教育合作状况的实证研究,从机构设置、经费、活动、办公人员等方面分析了韩国省级层面的国际教育合作的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如国际教育合作交流机构设施不完善、各地经费不均衡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另一位来自韩国的韩杰索(Geon Soo Han)教授做了题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通过体育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报告。他认为,国际理解教育有5个基本主题,即全球化与相互依赖性、文化多样性与跨文化的交流、和平文化、人权和可持续发展,体育尤其是本土体育运动可以把这5个方面共同置于国际教育的框架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体育运动日益全球化,本土体育运动可以向国际层面迁移,同时职业体育运动也日益全球化。最后,他以韩国运动员为例进行了分析,提出体育运动和赛事是进行和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载体。 三、四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异同 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有效策略是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会者对如何加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应从个人和组织机构两个层面着手。在个人层面上,包括教师、学生、培训者、研究者、决策者等在内的任何个人都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如自主学习、交流合作、参加培训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国际理解教育意识、知识和能力。在组织机构上,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研究机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理解教育中心等)都应该成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促进者和实施者,通过举行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研讨会、相关活动和交流项目等成为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平台和信息集散中心,传播和推广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和信息,让大家分享国际理解教育的最佳实践和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合作网络的构建与形成。 从四国研究者的报告、研究和案例分享中可以看出,四个国家在推动国际理解教育上有如下共同之处:第一,在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学前教育阶段,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无论对于促进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增强国家竞争力以及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四国政府都倡导在中小学开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全球素养、交流与合作能力的国际教育与交流;第二,四个国家交流的最佳案例都强调国际交流与合作,如出国学习或访问、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国际项目等,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第三,四个国家的与会者都认为,有效促进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需要四国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流与研讨机制,还要组织该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定期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 四国国际理解教育活动的开展还存在很大差异。在普及程度方面,由于四国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情况各不相同,国际理解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普及的程度不同。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最初启动时,日本就指定了6所联系学校,至今已有519所;韩国在1961年有6所联系学校,至今也有134所。联系学校是教科文组织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先锋队,因此日韩两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开展得比较早的,普及的范围也基本覆盖各级各类学校。由于政治和社会原因,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国际理解教育,无论是政策倡导和研究指导都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而且还没有普及到全国,联系学校的数量也较少。 在研究成果和实际影响方面,由于国际理解教育在四国开展的时间和普及程度不同,国际理解教育在四国的教育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受关注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国际理解教育中心设在韩国,地理位置和语言上的便利使其为韩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几十年来,日本一直重视培养国际化人才,国际理解教育也因此受到从政府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重视,因此日韩两国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教育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比而言,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虽已受到重视,但从现有的研究者人数、研究成果的数量以及在教育实践中的影响和实施状况来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健全机构方面,日韩两国都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协会,但中蒙两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这也是研讨会期间日韩与会者强调的问题,他们希望今后能与中国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 四、小结 通过为期三天的充分交流、研讨与分享,中、韩、日、蒙四国的研究者都加深了对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必要性的认识,对体育运动作为重要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对如何实施有效的策略充分整合各种学习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达成了共识,为今后加强东北亚地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合作网络奠定了基础。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我国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探究 一、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及意义 1.国际理解 所谓国际理解具体指的是对他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理解,并且使他国了解及认清我国发展情况的一个双向过程。我们都知道,照搬照抄外国文化和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是和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相背离的,所以,国际理解实际上是使他国理解和理解他国的过程,换言之,是输出和引进统一的过程,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国际理解可以说是民族性和国际性的内在结合与统一。一方面,民族性和国际性是文化发展及文化交往中不同的两种特质。民族性指的是在历史发展中的文化与民族特有文化,事实上,这成为一种文化与民族独特发展的尊严。国际性指的是在不断交往中不同文化和各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和民族间性,其根本是不同文化与各民族互相理解的能力。此外,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又具备一定的统一性,国际理解是和民族性分不开的,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性,只有在尊重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异的前提下进行交往,才能逐渐形成国际性,只有在异民族和异文化相互交往过程中,才能提升本民族自我意识和文化,才有利于完善本民族人民的个性能力。 国际理解要求在教育中不仅应当对传统文化不断发扬与继续保持,还必须对其他国家的文化精髓加以适当吸收。受全球化的冲击,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这是和世界文明融合所得的必然产物,因此,各个国家开始重视国际理解教育,然而,在实践中,却容易忘记国际理解的含义。民族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根基是民族的传统文化,通常不同的民族文化均是在互相补短取长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如果文化不具备多元性与差异性,那么就不会有世界文明。因此既要对异国文化加以包容与理解,又不能迷失自我,这成为国际理解中发展和延续国家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2.国际理解教育 由于彼此宽容、尊重及理解是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的基本价值观念,因而国际理解教育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国际理解教育是密切关系人类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教育内容。从根本上来看,国际理解教育有着非常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因为使用场合的不同和使用者的不同,所以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及涵义也不尽相同,再加上爆发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重点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在称呼上联合国也相继对国际理解教育进行了多次的变更,如“世界市民性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及“国际理解与和平教育”等等,但常采用的依然是“国际理解教育”。然而,我国研究人员则认为,在新时期,国际理解教育应扩展成国际教育,还有些学者认为国际教育通常涵盖两层含义,其一指的是全球范围内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教育或者世界教育,其二就是特定的研究领域或者教育理论体系,也就是国际理解教育。虽然国际理解教育的名称不同,但是所表述的意思基本上是类似的,也就是教育必须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通过世界帮助所有人进一步认识世界,进而了解他人和了解自己,在达成共识和理解的前提下,主动而平等地与他们进行合作、交流和交往,进而真正认识到世界相互依存的客观存在,最终懂得如何共同生存的道理。 3.国际理解教育的意义 国际理解教育重点强调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民族、各个国家人和人的理解。事实上,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是切实地学会与他人共同生存,国际理解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生能够“学会共存”。身为教育的主要支柱,最初“学会共存”是由国际教育委员会所提出来的,同时受到整体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是对全球人民进行培养,换言之是对那些具有“全球意识”的人进行培养,是和地域差异、传统血统教育所不同的,这样一来,才能实现和不同文化与不同民族人进行交往和沟通。然而,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全球意识,这既有对世界性事物承担的义务,又有相对应的权利。因此,大力倡导国际理解教育并非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人们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这样一来,必须要求全世界的人加以深刻反思。在当前的班级和校园内,国外友人日益增多,学会怎样与他们共同生存已经成为全球化语境下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作为蕴含国际理解教育的载体,“学会生存”课题应当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精神真正地贯彻落实到学生的日常活动当中,这不仅是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和理想,又是国际理解教育深化的环境。 二、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学校教学中进行的国际理解教育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这样一来,导致在理解国际理解教育观念时,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在9·11事件中,中学生群体中仍然广泛存在漠视个体生命的不良民族主义观点,这种不当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我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带来了负面性的影响,甚至也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造成直接的影响。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明显不足,比如有些学生接触日本漫画文化后对其中的暴力成分加以吸收。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我国与世界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在我国与世界深入及广泛的接触当中,难以避免的会发生诸多的误解。所以,在我国的英语教育中应当切实地、明确规范化地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然而,在实际的英语教育教学过程当中,国际理解教育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仅仅存在不系统、不自觉且零散的国际理解教育成分,国际理解教育依然未自觉地形成。 1.国际理解态度过于冷漠,进而忽略交际体验 在当前,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基础为人际交往。为进一步培养学生共存的思想意识,要对自我的外在存在引起高度的重视,并且要用丰富情感和具体行动来与他人进行交往。对语言进行合理和恰当的使用,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相互尊重及增进友谊,有助于情感沟通。情感态度和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英语教学的一大目的是借助语言教育,对学生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加以培养,促使学生养成健康积极的品质,拓展国际视野,增强祖国意识。但是,我国的英语教育却错误地认为英语教育与情感态度没有任何的关系,进而使得英语教育仅仅局限在基本技能及基本知识的层面,严重忽视了学生文化意识与情感态度的培养,因此,人们不能用理性来代替感性,用训练来代替日常体验,这样一来,难以体会人文素养,难以增强合作意识,而且培养出的人才也难以与社会的挑战及需要相适应。 2.国际意识淡化,偏重语言知识灌输 作为国际理解教育的一大途径,英语教育必须对学生的国际意识进行有效的培养。然而,在英语教育当中,学校和教师为了能够使学生考高分,往往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课堂上为学生讲授英语语言知识点、分解知识点,尤其是把语法知识细化成多个能力点、语法点和知识点,而教师则以这些“点”出发,展开英语知识的讲解和呈现,同时对大量的练习题进行设计,以便于促进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提高。而学生则借助于背诵、练习和听讲,通过机械的、反复的操练大量的练习题,试图提高英语水平。但结果往往是学生的阅读能力依然不高,而听说能力则更差,英语课堂教学在我国已经逐渐的变成枯燥无味的课程。在这种长期封闭的状态及传统形式主义的教学模式下,教师一味的重视培养学生系统性的语言知识,却严重忽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英语教育的价值,最终使得英语教育脱离了交际文化环境,无法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 三、英语教育中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 1.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融入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学生们提供大量的自主选择机会,以便于对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的意识及责任意识进行培养。英语教育工作者应当明确,所开展的课外活动应当尽最大限度的与个体的自主选择相满足,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对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现实状况用心体验,进而对相互协调与相互尊重的必要性进行深入的理解,使人们能够从根本上去感受“世界公民”要承担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 (1)组织专题讲座 在学校英语教育中,学校可以聘请留学归来的教师,为学生讲解关于国外的文化以及生活习俗的知识,再和我国内容进行对比。经过详细的介绍、分析与对比,培养学生对文化的了解,从而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 (2)开展外国影视欣赏活动 教师要鼓励学生观看英国或者是美国的电影,这主要是由于电影属于文化的一个侧面表现,同时也可以通过观看演员的表演,了解到非言语交际的一些方法和手段。 (3)鼓励学生收集关于国际理解的相关资料 在课下,教师布置学生搜集一些关于“我国五千年的发展史”、“人类遗产”等的资料,或者是从美式、英式的文学作品中摘抄时文、收集英美文学的一些风俗习惯等资料,形成一个国际理解教育资料库。这些资料不仅给学生提供一个获取文化养分的来源,同时能够使得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国外文化。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具有包容各种文化的博大胸怀,同时树立较强的民族意识,使学生具备国际意识,从更多方面来了解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方式等,多角度扩展学生的视野范围,从而能够真实地让学生感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 (4)利用课余时间演绎英语短剧 短剧内容既能成为学生学习英语的材料,又能帮助学生掌握一些英语国家的故事。对于英语短剧的表演,成为学生获得文化知识的一个最佳途径。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把教材内容改编成小短剧,再由学生进行表演,这样一来,学生便会在情节中感受到文化的气息。也可以结合一些西方的假日来举办相应晚会,这样一来,学生会在具体的活动当中体会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熟悉与了解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情。 我国英语教育中开展有序、合理、适当的课外活动是国际理解教育的补充,教师应当尽可能地对课外活动加以利用,从而弥补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采用多样化的途径,让学生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政治以及文化等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一来,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参加国际理解教育的机会。 2.充分开发英语课程资源 英语教师应当充分地对教育内容加以拓宽,对课程资源进行大力的开发,使日常的英语教育全面地体现出国际理解教育精神,实现英语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机结合。我国现行的英语教育所使用的教材中所收录的基本上都是极其优秀的作品,并且涉及到的英文篇章都承载着十分丰富的风土人情和文明底蕴。因此,只有英语教师对教材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在逐步完善学生的个人品质的基础上,融入时展的特色,才能够正确引导学生,使学生热爱自然环境,关注未来人类的发展,重视国际理解意识的培养。然而,单单借助于英语教材无法满足国际理解教育的迫切需要,应当尽量使学生通过各种形式、渠道对他国的文化进行了解与学习,使学生懂得如何理解与遵守各国的习惯与文化。 3.教师要树立全球意识 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时,英语教育工作者要熟练掌握国际知识,具备较高的国际交流技能,此外,理解国际的态度应该十分端正。可以说,提高英语教育者的国际理解素养,成为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可靠保障。在学校教育向世界开放的新时期,学校和教师普遍丧失了教育经验优势,因此,教师和学校应当以积极且正确的态度看待新的任务,将学校真正地创办成为能够吸引学生、留住学生的场所,同时向学生提供理解社会的信息。英语教师在日常的英语教学过程当中,必须重视对学生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思想的渗透,这就要求教师自己首先应当具备较强的全球意识,要深刻地理解“为和平、为人权和民主”教育纲领,领悟国际理解教育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对国际理解教育的诸多内容进行有意识和有目的的渗透,主动自觉地将英语教育工作与世界民族、人权和和平有机的结合起来,把英语教育者当为推动世界人民相互理解、维护世界和平的使者。 总而言之,面对我国学生国际理解能力低下、国际理解知识贫乏的不良现状,英语教育工作者应当尽快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摒弃传统英语教育中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要在增强学生的国际意识方面多做出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在英语教育中贯彻与落实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试探高中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国际理解教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已逐渐成为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际理解教育可以让各国人民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这是全球化时代人们迫切需要的价值观。英语教育是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高中阶段又是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关键时期,因此,在高中英语教育中加强国际理解教育责任重大。本文以高中英语教育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当前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并提出了加强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途径,以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 英语教学 一 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与体现 所谓的国际理解教育,是指随着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间的交流日益加深而出现的理解他国与让他国理解本国的一种教育形式,它是高中英语教育的重要内容。高中阶段是学生树立个人价值观与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学生基本具备了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与思考能力,并开始对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做出价值判断,但由于这一阶段学生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他们的判断往往具有片面性和非理性,需要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积极的国际理解精神和态度,挣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束缚,从国际视野去思考问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形成国际责任感,提高国际意识。国际理解教育在高中英语教育中有重要的体现,就高中英语教材的选材而言,它从不同侧面去体现了英语国家的价值观,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理解异国文化,增强民族意识。 二 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分析 1.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现目前,我国的高中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并未受到高度重视,高中英语教育中过分重视英语语言知识的灌输,还是以高考为指标,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识淡薄。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英语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与掌握,教学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学生取得好成绩而进行一系列知识点讲解和大量的习题设计,从而忽视了学生跨文化意识、国际意识的培养,也忽视了在英语教学中让学生进行交际体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然而国际理解能力与态度需要在跨文化交际体验中才能形成,导致了学生国际理解能力水平较差。此外,在我国高中英语教育中忽视了英语的表达,对英语国家的民族文化理解较为片面。 2.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首先,我国的高中英语教育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颇深,英语教育以高考为主要目标,高中英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生能否顺利进入大学,因此英语也就被当做一种工具;其次,在我国的高中英语教学中,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在英语学习时潜意识运用汉语的思维进行理解与表达,而没有形成真正的英语思维,受思维方式的局限,使得国际理解教育的认识较为片面,没有摆脱自身文化的束缚;此外高中英语教育中老师片面依赖于教材和课堂,老师的国际视野缺失,学生多元文化体验就受到限制;最后高中英语教育中缺乏国际理解教育的语言环境,缺乏多层次的信息与情感交流,学生的英语交流仅限于课堂,使学生缺乏对国际理解的能力与态度。 三 加强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对策 1.拓宽学生的交流途径 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与交往能力,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应加强英语交流,拓宽学生的交流途径。在英语教学中,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为国际理解教育服务,运用录音、录像资料及各种网络资源,拓宽学生进行国际理解与交流的渠道,或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听课与交流,深化学生在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人际交流关系。 2.英语教师要注重国际意识的培养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师首先要树立全球意识,将国际理解教育的思想渗透在学习中。不仅仅传授学生英语知识和技能,同时要在课堂上加强英语交流,让学生进行体验,在交流中体验异国文化,形成国际理解能力。 3.革新高中英语教学的评价方式 改革传统的以语音、语法、词汇为主的英语考查方式,适当减少英语客观语法知识题,增加英语语境应用的试题,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同时要增加英语活动考察,学校组织民族文化讨论与评价,或进行异民族风情演讲,在活动中让学生感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英语民族的文化,提高国际理解能力。 4.引进外籍教师,创设真实的英语学习环境 在英语教学中,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外籍教师资源,加强学生与外籍教师的交流,培养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以及国际意识,同时能正确引导学生对异国文化进行认识,加强学生对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价值观念、社交规则等的直观印象,为学生创设真实的语言学习环境,提高他们的国际理解能力。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影响下的语文阅读教学 本文站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大背景下,高层建瓴地从“国际理解教育背景下的阅读教育现状”、“国际阅读教育比较研究”和“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下的班级阅读环境建设”三个方面,试图探寻出一条“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影响下的语文教学”之路。 国际理解教育;语文阅读教学;影响 国际理解教育,是在培养本民族青少年主人翁精神以及对自有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在了解其他国家、民族、地区文化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并能够做与其平等交往、和睦相处,认识与研究全世界共同价值观念,增进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国家、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宽容为旨归的一种教育。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读书热潮的兴起,国外经验的积极引进,认知心理学、心里语言学、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等相关学科的渗透以及中国传统读书经验的积淀和整理,阅读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经形成了阅读原理论、技术论、教学论、工具论和阅读史学等几大板块构筑的庞大体系。 随着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语文阅读教学的研究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局面。因此, 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深入其中, 便成了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语文教学中, 阅读最为基本”(于漪语),在以读写为核心的语文教学中,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叶圣陶语)。那么,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影响下的阅读教育的本质该是什么?这样的阅读教学核心与精髓所在何方?阅读活动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过程、组织形式?如何从根本上将阅读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真正地紧密结合?这些都是当前语文阅读教学所面临的难题,以下一些不成形的想法,希望能从感性的理想化中寻求一条理性之路。 一、国际理解教育背景下的阅读教育研究现状 纵观当今的基础教育体系里,阅读教学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与关照。各国都纷纷形成了各自比较成熟的阅读教育理念,并且在本国的阅读教材编写、阅读训练操作、阅读成效评价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各国的语言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不一样,这就使得各国的阅读理念与阅读教学行为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 西方的阅读学及阅读教学理论与我国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这和他们的语言、发达的心理学和社会形态是分不开的。目前西方阅读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阅读心理及能力构成理论 西方阅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丰厚,包括阅读的两种基本心理流程:视觉——文字和音位的交换——听觉形象——心里词汇;视觉符号通过语音的激发,直接和心理表象挂钩。前者是合成认知方法也称为间接阅读,后者是整体认知方法,也称为直接阅读,被认为是真正有效的阅读。 此外,根据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可以把阅读理解的过程分为三种模式:①高夫模式(课文基础模式);②古德曼模式(概念驱动模式);③安德森模式(图示理论)。其中“图示理论”综合了前两种模式的可取之处,指明了读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选择注意点、解码、填空、重构、记忆等主观能动性,这是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当代构建主义心理学在阅读研究领域的运用。 (二)阅读的发展阶段理论 该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家Jeanne Chall提出。他认为阅读能力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0~6岁为零阶段;小学一、二年级为第一阶段;二、三年级为第二阶段;小学高年级至初中低年级为第三阶段;初中高年级至高中为第四阶段;大学以后为第五阶段。在该理论中,每一阶段阅读能力的提高都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任何一个阶段的失误都会削弱今后阅读发展阶段中潜能的发挥。 (三)阅读个体差异的矫治理论 该理论由美国学者鲁泊利等人在1989年提出,他们从阅读教学诊断与矫治的目的出发,把构成阅读能力的变量分为“促进性因素”和“功能性因素”两类,阅读能力变量的区分,揭示了促进性因素对于发展阅读能力的重要作用。而许多促进性因素超越了教师影响所及的范围,对于每个学生来说,这两种阅读因素水平是有差异的。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个别化指导。 (四)阅读教学策略理论 运用建构主义的思想,把读者的原有知识背景、主体建构和阅读策略教学结合起来。阅读策略主要包括:激活原有知识策略、确定重要信息的策略、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策略、故事语法策略、概括信息策略、监控理解策略六个方面。研究表明,阅读策略教学对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有效的,其中一部分策略对学困生尤其有效。 (五)读写能力教学的动态中介模式理论 教师不必简单地向学生传递文本含义,而代之以通过社会性的交往作用去中介学生的学习。教师的这种中介作用应该多于对如何做某事的模拟和暗示。当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时,他可以不断分析学生是如何思维的,他们用什么策略来解决问题与建构意义。教师可以从这些分析出发,决定给予学生多少支持和什么类型的支持。 (六)出声思考法 “出声思考法”(think aloud)由德国心理学家Duncker在1945年首先提出,最初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在研究阅读中认知加工问题时,代替早期的内省或口头报告等方法。后来,柯林斯和史密斯等人在1982年开始用于阅读教学。其策略主要有教师示范策略、学生词语表达策略、问题解决策略、自我提问策略、合作讨论策略等。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鼓励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随时说出自己的感想并相互交流,从而学会如何在阅读中思考。 二、国际阅读教育比较研究 英国的阅读教学注重围绕的主体和重心是学生。“阅读与反应”的教学方法是英国阅读教学的典型方法,它强调学生的个人发展和参与意识,要求学生在阅读与反思中感受、体验、理解人物的思想、性格以及作品中展现的各种关系。阅读与反应教学的做法可以按照以下顺序梳理:首先,适当的讲解将要阅读的文本,在此基础上,学生通过阅读和讨论进行比较学习;接下来学生对教师下发的多样的阅读材料进行选择性的精读,并能在教师设计的与此相关的写作训练中得到提高。这种阅读教学方法在阅读技巧的传授方面注意对阅读的流畅性、准确性、趣味性把握,能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自主空间,使他们能够为不同的目的选取不同的参考资料进行辅助。 自主是美国阅读教育的主要特征,他们的阅读教学最终想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让一个成人能够流畅的阅读,并且乐于通过阅读来获得自身的不断发展,并通过国家、社会、家庭等多角度、多层次的关注来实现对阅读教育的重视。布什政府通过的阅读优先计划明确关注低年级的阅读,实施早期儿童阅读教学,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为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的儿童建立了综合阅读课程。美国2002~2007年教育部战略规划提出“在这片被称为美利坚的伟大土地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战略目标,其中“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的目标中,将阅读作为首项提出来,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布什政府为施行教育改革计划还推出了《新学期指南》,重点提出推行高效阅读教学法、推行阅读先行计划(Reading First Initiative)。目前,美国语文教师所采用的阅读教学法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小型课——学生每天一小时进入阅读作业教室,教师大概花10~15分钟进行阅读指导,这种阅读教学法让学生有自我选择教材的权力,采取先理解后操作的教学方法、渐进积累的模式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诊断——处方”阅读教学——围绕明确的教学目的组织学生进行阅读,设计各种形式的活动练习来实现阅读教学,从而关注学生作为读者的个人反应,发展学生的阅读技能,使学生成为卓有成效的阅读者。 阅读教学合作性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围绕明确的目标任务设置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将学生分为若干兴趣小组,学生在分组情况下进行合作性学习,教师在巡视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指导,使学生充分发挥各自的潜能,这种方法因为各有分工而不会出现“搭车”现象,每个学生都有参与的权力与要求,通过分工合作来实现全体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批判性阅读策略——善于让学生提出问题,通过各种问题的疑问,学生展开自我思考,提出富有创建性的理解,从而拓展学生的阅读思维。另外,还有比较灵活多变的阅读教学方法,如朗读感悟日记活动法、个别化阅读法、语言体验故事法、演绎阅读法、归纳阅读法、SQ3R(Scan、Question、Read、Repeat、Recall)阅读法等。 将阅读与写作联结形成“生活作文”的概念是日本语文教育界对阅读教学的总体思路,他们主张加强阅读与其他门类之间的联系,阅读方面受美国实用主义影响,要求通过阅读教学达到“适应生活、形成功能”的目的,自觉地居于读者的立场理解文章,在分析过程中体现批判精神和交流能力。在阅读教学的操作上,他们将阅读理论与解释性理论相结合,生成了一些有特色的阅读教学法,包括石山修平的“通读——精读——味读”三读法,芦田惠之助的七段教式法,西尾实的“直读——解释——议论”三层次法,等等。 三、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下的班级阅读环境的建设 从容的阅读需要适合的场所,阅读的场所和读者阅读的乐趣、情绪甚至专心程度都有极大的关系。比如,当我们躺在床上阅读,感觉是舒适而放松的,所以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枕边书”系列来帮助失眠者放松精神,找回睡眠。不同的环境对阅读效果的影响是巨大的,冰天雪地和烈日当头的户外、熙熙攘攘的闹市之所以都不能算是良好的阅读环境,就因为这些环境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同时,阅读效果的好坏也不是仅仅取决于场所的好坏,它和所读作品的内容、阅读者的心情、阅读时间等都有很大关系。其中,阅读的态度和阅读的动机更是制约阅读效果的重要因素。 总之,由上面众多元素构建的阅读社会背景就是广义的“阅读环境”,作为阅读教学中的成人主体,教师和家长想要在发展孩子的阅读能力,提高他们的阅读技能,帮助他们学习适合自身的阅读方法,培养他们生成健康有效率的阅读习惯等方面做得更好、更有成效,就得结合孩子的需要,共同为阅读教学提供一个能起到促进作用的环境土壤,从而辅助养成教育理念关照下的阅读教学策略效率得到最大实现。 (一)选书与成人协助 每一次阅读都可以归结成一种循环往复的阅读循环过程,读者的阅读并不是像公交汽车一样的直线循环关系,而是首尾相接、结果和开端相互转换的过程。 一位在书店里晕头转向的家长最有可能向店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书适合我7岁的孩子看?这位家长的困境和他提出的问题基本概括了“分级阅读”的大致概念。换句话说,正是应这位家长所代表的庞大群体的需要,才产生了“分级阅读”的概念。判断一本书是否适合某一个人,要从书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成年人读什么书是由自身决定的,是个人行为;但是判断一本书是否适合一个儿童,就没法让他自己全权决定了,因为不但要考量书的篇幅、生字、词汇难度、主题深浅、背景知识、所属类别等等书的因素,还要考虑到阅读者的年龄、性别、词汇量、理解能力、有无他人协助阅读等等的因素。儿童阅读环境的建设真正急需的,首先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成人,他可以在儿童阅读遇到障碍时帮助解决这些难题,在适当的时候分享孩子的阅读体验,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这个“有能力协助的成人”的角色,有时候需要关心学生阅读习惯养成的家长来扮演,然而更多的时候,教师还是担任这一角色的主要人选。 (二)藏书及陈列方式 教师协助孩子选书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批近在手边并且容易取得的书,那么这就需要教师在班级中为孩子准备一定数量的藏书。这些藏书从哪来?教师可以发动孩子们把他们喜欢的阅读材料带到班级里来,也可以利用班级管理经费购买一些书籍,甚至有些教师乐于为班里的孩子收集一些新奇的读物,将这些阅读材料汇总起来之后不难发现,这时的班级藏书数量已经颇具规模了。通过这样多种多样的方式鼓励班里的每一名学生都投入到班级图书角的藏书建设中去,不但拓展了课堂阅读教学的时间与空间领域,还使得学生更加留心生活中与阅读有关的元素。 藏书的数量达到之后,教师接下来就应该注意图书的陈列方式了。图书的陈列方式不但会影响图书本身被读者注意到的机率,也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然后就是究竟由谁来进行班级藏书管理的问题了,其实教师付出多少并不能决定学生是否有所收获,学生对于不需要他们参与的活动很难打起精神,更别说积极投入进去了。因此,教师适当放手,将管理藏书的任务多多交给学生去做,反而能让他们感受到教师悉心营造的阅读环境。 以东北师大附小的养成教育教学模式为例,在学校的班级建设工作中,作者发现几乎每一个班级都拥有自己达到一定数量的藏书,班里的图书角都被同学们布置得活泼而温馨,班级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很爱护藏书,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轮值成为图书角的管理员。在成为图书管理员的时间里,学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整理图书,选择能表现自己阅读兴趣的图书陈列方式。这样的班级藏书建设可以说是养成教育理念关照下的典范模式,不但能帮助学生产生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还能让他们在建设班级藏书的过程中生发对书籍的喜爱,自然而然地激发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三)阅读时间 英国著名儿童阅读活动研究者艾登·钱伯斯说过:“如果让我指出培养孩子成为读者所需要的阅读环境中几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那么阅读时间的安排就是其中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的确,一个班级的藏书角无论建设的多么华丽,如果孩子没有时间去阅读,藏书是无法发挥它创造阅读环境的作用的。“我们甚至可以从一个学校安排学生阅读时间的长短和稳定性,保证学生阅读时间不受其他活动干扰的决心,看出这个学校的好坏。”东北师大附小正在实施的,由熊梅博士所引进的学校教育弹性时间理念,在实践中就很好的为儿童提供了合理的阅读时间。这一弹性时间表安排学生在午餐和户外活动之间,要保证15~20分钟的间隔区域。由于午休时间有限,小孩子又做不到饭后不进行剧烈运动,所以在这15~20分钟左右的间隔区域里学生们都被要求留在教室中。在实际考察中作者发现,在这15~20分钟的间隔区域中,各个班级的学生并没有呆坐或是立即午睡,他们大多数都会从教室后方的班级图书角中选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在阅读中度过这段时间。这样一来,虽然并非每个班级都被要求在午餐后必须进行15~20分钟的阅读指导,但是这段弹性时间的存在却巧妙地激起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可以说是对时间安排的一个简单精细化处理,最终达成了可喜的效果。 (四)儿童的阅读与讨论 美国书商协会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对图书的选择理由中,最普遍的是从朋友处听说。这一信息看似跟小学阅读环境建设毫无关系,但的确是值得教师深思的。设想一下,如果成人的阅读兴趣是可以由朋友激发的,那么如果我们多鼓励学生交流自己的阅读体验,是不是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至少如果学生花时间凑在一起讲一讲昨晚看来的小故事,对于听故事的孩子来说就等于是多了一份阅读体验,虽然这种体验不是自己的,但事实表明,学生对于书籍的二次阅读,基本都是在经过了与同伴分享阅读体验之后,想通过二次阅读来证明一些讨论中遇到的争议问题。可以说,鼓励学生在群体之中谈论阅读过的书籍,通过影响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使他将这种影响传播到整个群体中。 新世纪的地球村公民应具有深刻的同情心和博大的胸怀,同时具有独生子女的父母、独生子女的教师、独生子女的学生——所谓“三独”属性的学生中,在心理和生活方面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深入理解与践行,可以有效地指导孩子们如何走出封闭的自我圈子,同时,增强对与自身存在差异的个体与集体的理解与尊重,并与之合作也是我们的教育继续解决的问题。“知识改变命运”,而阅读是获得新知最聪明、最有效率的方式,那么希望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深入推广能给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指出一条打破常规的新路。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作用 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具有跨学科、综合性、范围广的特点,内容极其丰富。课程学习通常是从国际理解教育课中提出各种问题,引导学生到各门相关学科知识中寻求答案。这些问题不同于单纯的学科问题,而是围绕国际理解这一主题,体现出综合性、基础性、选择性。该课程所追求的不是教给学生一些答案,而是教会学生探索问题的方法,养成关注人类命运、关心地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公民的素质和态度。这门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学习与互联网信息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媒体化的特点,和开放、共享、交互、协作的特征。运用信息技术学习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既可以为学习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中的某一问题收集信息,也可以使学生掌握上网查阅资料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为学生学习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打开无限广阔的空间。 一、运用互联网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尊自信 1. 培养传播中华文明的使者 首先是学习者。在中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还应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播。主要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国近年来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等内容。通过学习让学生养成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们平等友好地交往,形成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团结合作精神。 其次是传播者。向世界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明,是每个中国人让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重要使命。让学生在了解别国文化、了解国际发展动态的同时,反观本民族文化及发展前途,加深理解和认同,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在与国际先进文化共存与融合的同时,培养学生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辐射能力。如开通专题网站,建设主题网页,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2. 培养诚信儒雅的国际交往品格 学习吸纳世界先进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和科学前卫的现代意识,东方文明的独特神韵和西方人文的哲理思辨和谐地融为一体,让学生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通过各种渠道让学生形成高尚人格,懂礼仪,明是非,做人诚信,处事踏实,举止文明、儒雅、得体。 二、运用互联网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拓宽国际视野 1. 丰富的网络资源,可以让学生了解丰富多彩的世界先进文化,形成海纳百川的国际理解态度。在互联网世界的遨游中了解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变迁,同时也让学生在学习国际知识的基础上学会接纳、关心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开阔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2. 快速的搜索引擎,可以让学生非常便捷地探究学习重大国际问题,如和平、人权、发展、环境等。当今世界,科技和经济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了解和把握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以及它们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学习掌握代表未来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向的新事物,这是对国际化人才的素质要求。了解各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了解各种社会制度的不同和联系,了解全球生态状况等,关心人类共同问题,互联网搜索引擎为学生的探究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地球村”的概念,培养国际责任感,增强国际意识。 三、运用互联网开展人际交往活动,培养国际交往能力 加强人际交往技能培养,促进个体人际关系的形成,改善个体的人际交往状况,帮助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克服自己的个性弱点,塑造健全稳定的人格,和谐人际关系,使学生的人际心理健康发展,克服人际交往障碍,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教学的人际基础,学会与人友好交往也是国际理解的第一步。互联互通的网络世界为网络人际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对促进国际交往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网络人际交往扩大了学生人际交往的范围。网络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校园以外跨国界的世界,了解到更多更新的信息,而QQ、ICQ以及MSN等聊天工具能够使他们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地结交网友,在和世界各地网友的交往中,增长了知识和见闻,加深了学生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培养了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关于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解 半年前,写过《还是要理解国际教育》。如今又写《关于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解》。乍一看这是在“玩儿”文字游戏,其实真不是,更真不敢。因为自从前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以来,人们就开始把它纳入素质教育,进行了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通过“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正在成为不同层面探索和研究的共同追求。其中,如何对待国际教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教育,自然也在探索和研究之列,于是引发了前面那篇议论。所以,绝不是耍个什么“花活”,把一个偏正短语“重组”成一个动宾短语,拿来“蒙人”,甚或捣乱。 这个主题虽然想了一段时间,但是真动心想写,还是在不久前的一个开题会上。当时,接到一项任务,说是“指导”几位“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学员的开题报告。说实话,“指导”是人家给面子,“交流”倒是真能长本事。正是这次“交流”的机会,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刁雅俊校长的研究课题,再次为我点燃了思考这个主题的火花。 其实,过去咱们也没有忘记世界,也很关心国际。记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就一直挂在嘴边。祖国倒是时刻挂于“胸怀”,世界还是无法“放眼”。因为那时知道的“世界”实在太少了。改革开放以后,“走向世界”又成了国人之梦。特别是1986年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真是让咱们大开眼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和咱们来来往往的国家和地区也有200来个了。30年前别说出国,就是听说谁去了趟香港,没有一个不眼热的。30年过去了,现在去趟香港、澳门、台湾,就跟去趟北京、上海、广州差不多,走出国门,来趟北美、西欧、澳洲,也是抬腿就走,不在话下。而且,在人家眼里,咱们已经不再是30年前的咱们了。眼睁睁GDP的真金白银“拍”在那了,“G2”不扩大成“G8”行吗?如今,谁都得高看咱们一眼。可话又说回来,人家到咱们这里来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勤了。过去是咱们在马路上“围观”老外,现在是老外在网络上“围观”咱们。因为老外已经不再满足访问、旅游,更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机会”和“实惠”。应该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咱们国家进入这个国际大家庭,并不说明咱们国民已经融入这个国际大家庭。那些连咱们自己也觉得“丢份”的事情,尽管仍属个例,也影响着咱们的国家形象。看来,教育规划纲要要求的“国际理解教育”还真得从娃娃抓起。 在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的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定义“国际理解教育”大概尚无定论。但是,如何“理解”国际理解教育,似乎思考较多。因为,这是具体“推进”的关键所在。当然,答案并不唯一,不同的视角自然有不同的“选项”。但是,至少下面三个应该可以讨论。 有一种“理解”是学习。在国际大家庭中,各国都有值得咱们借鉴乃至学习的因素。虽然彼此的文化背景不同,甚至价值观念各异,但那些国家能够形成良好的“长效”机制,必然有他的道理。就拿垃圾分类问题来说,谁都知道,它已经取得国际共识。事情似乎不大,意义确实不小。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资源节约,于公于私都有益处。于是,或桶、或箱的“分类”设备逐渐普及开来。咱们尽管跟进不久,从居民小区到公共场所,各式各样的“分类”容器也已随处可见。然而,实施起来差距就出来了。人家那里执行就是到位。据留学回来的学生介绍,哪怕一小团儿塑料薄膜,也会放在一边,准备集中起来装入“可回收”容器里边,绝不会乱放,更不会乱扔。咱们国家有些人的做法就让人“遗憾”了。有时,你要往“分类”的垃圾箱里瞅上一眼,无论哪边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充满汤汤水水,商场、公园、车站、路边尤甚。有人说,和过去使用“土筐”没有什么两样。如此形容倒也不算夸张。再说吸烟问题,人家和咱们所持“态度”也是截然不同。公共场所没人吸烟,无论是谁,不准就是不准,烟瘾上来也得忍着。其实,欧洲有些国家的烟民也不少,街头吸烟就是常事儿,可只能“吸”在街头,不会“吸”在室内。有的国家禁烟更加严厉,就是露天可能也不准“吸”。难怪总会提醒咱们:“违规吸烟会有警察罚款,千万别找麻烦。”咱们这里如何,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一个会议下来,弄你一身烟味儿,已经司空见惯。至于你“吸”多少“二手烟”,谁也不会测评。至于什么原因所致,谁也不去追究。类似这样有章不循的小事儿又何止这些。咱们在境外经常入住的酒店、就餐的饭店,你看到用汉语写的“温馨提示”:请不要随地吐痰、请不要大声说笑……哪里还有丝毫“温馨”,汗颜之余只有窝火。“于细微处见精神”,生活细节反映修养水平。再少的人排队,也难免有人“加塞儿”;再多的人开会,也难免有手机响起。人家说咱缺乏“修养”,咱总觉得小题大做。原因是这种无视规则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但问题是这些少数毕竟无视规则。国际社会之所以把这些生活小事由道德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或者说是法制层面),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培养社会责任。实践证明,它的确为社会进步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对此,咱们真应该充分“理解”。在共同规则面前,自觉约束自己,自觉形成习惯。这种“自觉”本身就是对社会负责、对自己负责。所以,这方面的“国际理解教育”,应该把“理解”理解为学习。比如,制度背景下的公民权利意识,变遇事找“人”为遇事找“文”,使管理凸显公平;制度环境下面的责任意识,变粗放管理为精细管理,把质量推向极致。如此等等,只要有利于咱们的,该学的一定要让学生学到手。 还有一种“理解”是尊重。在国际大家庭中,每个国家都有或长、或短的成长经历,并凝聚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各自的宗教信仰。当然,也由此衍生出独特的生活习俗,发展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里绝对没有先进与落后、原始与现代,更没有高贵与低贱、正确与错误,都是在自己特有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人类文明。即使某个时期有些外来影响,也离不开自己文明的坚实基础。其实,咱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尽管地域辽阔一些、民族众多一些,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同样经历了这样的成长。如今,“多元化”(或是“多样化”)开始成为世界形容“世界”的高频词语,咱们这里也是一样。应该说,是世界的“多元化”使人们切身感受到了世界的五彩缤纷。面对这样的“多样化”的世界,咱们在“国际理解教育”中,还可以把“理解”理解为尊重,以一种宽广的心胸、宽厚的心态,欣赏人家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乃至生活习俗、艺术风格,让咱们在感受世界五彩缤纷的同时,分享那里的美丽和美好。其实,尊重人家就是尊重自己,因为咱们同样是“多元化”中的“一元”。此外,对于尊重还有另外的“理解”,专门用于处理国际关系。比如,某个国家发生某种变故,执政党换了、领导人变了,甚至国家体制改了、意识形态变了,别人总得有所表态。一般情况下,咱们总是会尊重对方人民的选择。不管人家怎么“选择”,都应受到“尊重”。因为人家人民的任何选择都是自己的意愿,谁也干涉不着。用句老百姓的话说,各家过各家的日子,你用不着多操心。当然,该操心的时候你也躲不开,遇上天灾人祸咱还得帮他一把,谁让这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呢?帮他这把,更是具体的“尊重”。所以,这种非常必要的“尊重”,自然也要在“国际理解教育”中体现出来。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高校中外合作办学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国际理解教育的意义日益明显。国际理解教育旨在谋求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它有两个基本着眼点:合作与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在教育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已逐渐成为我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 1 设置促进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教育课程 现今,全球正倡导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国际化,高等教育院校和机构应承担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责任与义务,同时要使学生认同和欣赏本民族文化以及异域文化,理解文化多元和文化存在的合理性。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境外合作办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以笔者之见,应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多方面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主动适应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设置与合作学校相适应的国际化课程: 1.1 本科高校的课程体系与合作学校相一致课程 我国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方面,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实用性、互补性不足,专业设置有一定的滞后性,学生进入国外的合作学校,不适应学校节奏,有些课程设置重复,而另一些却没有涉及。这就需要日常间的交流常态化,在课程设置方面相一致,学分学位互认。高校应针对境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学生管理制度、课程与教学制度及财务管理制度,寻找合作双方的契合点和合作方式,建立既满足合作办学需要,又与合作高校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保障和促进双方更好地开展合作与交流。 1.2 本科高校的课程设置与合作学校相融相通,具有连续性 在连续性方面,可以有计划地采取视频会议、3G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等,它们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着相同学习需求的学生搭建了信息沟通的平台。克服因时间、空间造成的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深度不够的局限,提供更为便捷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网络视频技术,进行实时交流,使我国高校学生可以学习境外合作学校的课程,甚至享受国际一流大学的师资,聆听名师指导。重视合作学习,“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保持自我的个性的同时,既树立了牢固的合作意识又学会了必要的合作技能,同时树立了良性的竞争意识。远程教育的核心是“交流”,定期的远程的视频学习,可以及时掌握合作学校的动态,了解合作学校的校园文化。远程合作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了解双方的文化背景。 1.3 重视语言学习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意识与能力的全球公民,其首要前提是具有与外国人交流的语言能力,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更是尤为重要。而世界各国的的语言皆有不同,原本发明用来沟通的语言,在全球化时代,竟成了沟通的障碍。这就要高等学校重视外语教育,外语学习既是学习一种语言工具,又能在学习中了解到语言文化的深刻内涵,有助于了解其他国家的知识,加深对差异文化的理解。 1.4 重视本国文化培养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厚重的文化承载,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推动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我们依然要保持教育的民族特色,必须注重人文教育,保持民族优秀文化传承。 一个注重本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教育体系,一般是不会轻易丧失自身的民族特性的。 通过民族乐器、茶艺、篆刻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特色社团的开设,使学生认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他们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责任。教育国际化不能照搬西方,不能变成某国化,不能变成他国教育的附庸。 1.5 加设国际热点、文化冲突、地区差异课程 民族差异的存在,宗教派别的争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大,社会冲突的呈现,近期,国际热点问题突出,叙利亚局势不稳,朝鲜半岛形势恶化,帮助学生理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提倡和平崛起的现实意义。各国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共同承担在全人类心灵深处播种“ 理解”理念的重大使命。 与此同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应该安排教师互访,加深对不同文化的认同,提升教师的国际理解素养,不仅能带来及时的信息,更加重要的是让我们的教师在原有知识储备上,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国外的文化历史,对于理解、认同、感知外国文明起到推动的作用。也正由此,在老师的指引下,让学生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一直推行理解教育的意义。国外文化和我国文化的差异,两者的相同之处,要注意什么,要学习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在了解自我的同时,又能熟知自己生存的大环境的要求。 2 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影响与反思 我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提高我国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最终目的是在全球建立一种“和”文化。何谓“和”文化呢?简而言之,就是“和而不同”,尊重差异,促进和谐,倡导和平,谋求共生。“共生”作为儒家“大同”思想的理想,是社会理想的现代形式。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使学生能到双方的国家学习、交流,在异域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对方的文化知识,理解其中的价值观念,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身临其境的体验要优于文本的阅读和理解,更能够体验到异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了解别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发展现状,对民主政治、社会经济、个人人权有独特的认识。使来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了解东方文明,对儒家文化的认识会更深刻,不会产生出于无知的傲慢和偏见,不会认为儒家文化对西方文化构成威胁。国际间,各国日渐重视彼此的依赖,学校教育因而需要在国际理解、全球共同利益、消除地区及民族间冲突展现政治功能。 从国际理解教育的视角看,我们应该强调反思教育,学生在认识、理解多元文化的同时,有一种批判思考能力,从而反思自身。学生通过对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比较来反思本土文化,反思文化冲突,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促进文化交融和不同文明的融合。 但是,现在地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还存在不少问题:地方高校存在主观上不重视,态度不积极;教育资源良莠不齐,总体水平不高;高水平国外师资难以引进,管理模式落后,缺乏与国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的平台;招生管理存在漏洞,生源不均;不重视“合作”“交流”意识的培养;对国外合作学校或者研究机构审核不严,致使办学质量下降。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既不能符合国际理解教育的宗旨,也不能满足国家以及世界对人才的需要。应该认真对待这些问题,规范办学秩序,加强学生质量管理,做好合作办学的质量监控,维护中外合作办学的声誉。应坚持引进优秀教育资源,建立严格审核机制,完善国外学位和办学机构信息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