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国际金融课堂教学研究:浅谈《国际金融》课程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 摘要:《国际金融》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和时代性很强的课程,该课程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其教学过程中必须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并与优化教学内容相结合;要改革考试方法和内容,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在教材的使用上要“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等才能完成预期的教学目标。 关键词:《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国际金融》课程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和专业基础课,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和时代性很强的课程。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特别是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许多经济、金融部门需要大量既通晓国际金融理论、又熟悉国际金融实务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国内许多高等院校的经济管理类专业都十分重视《国际金融》课程的建设。在课程建设中,教学模式的改革是一个关键环节。本文根据《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探索本课程的课堂教学模式。 一、《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1.综合性强。一直以来,国内外对“国际金融”课程的研究有很大差异。在国外,许多大学的商学院和经济学院都开设此课程,但商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课程等同于“国际财务管理”(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即站在“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讨论相关的财务管理活动,因此许多内容都属于微观层次的研究;而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则以“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为主要内容,属于宏观层次的研究。在国内,国际金融课程的内容相当广泛,里面既有理论的分析(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还有实务的介绍(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也有政策的研究(如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 2.实践性强。《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从宏、微观层面更透彻地认识经济生活、理解国家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真正学以致用。如针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汇率变动的浮动和频率加大,如何强化外汇风险管理,实现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针对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和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状况这一事实,如何调整国际收支,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等问题都是国际金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通过本门课的学习,要求学生初步掌握一般的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程序,如外汇交易实践操作(即期、远期、掉期、套汇与套利、外汇期货、外汇期权、互换交易等)、外汇风险管理(进出口商如何规避汇率风险等)、贸易融资业务(福费廷业务、保理业务、出口信贷业务的运用等)。通过对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训练,为学生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投融资部门做应用型金融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3.时代性强。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国际金融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新事件层出不穷。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雷曼兄弟的破产,美国华尔街投行的“绝迹”,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融资企业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以及美国国际集团(AIG)相继被政府接管;伴随着全球出现的流动性危机与信贷紧缩,欧美掀起金融机构国有化或半国有化的浪潮,金融系统出现空前规模的去杠杆化,还有法国兴业银行事件,越南发生的金融动荡,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推进、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外汇储备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等等。 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实践也推动着国际金融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近十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发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因此,《国际金融》课程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国际金融》课程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教学不能采用传统的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的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而必须改革课堂教学模式,才能很好地完成预期的教学目标。 二、《国际金融》课程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 (一)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在高校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以文字、表格、图形图片、动画、音频、视频、录像等形式讲述课程,从而增强授课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决定了要讲好本课程必须全方位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1.在传统教学过程中融入网络教学手段。在上课过程中,可随时利用网络,结合授课内容,介绍、观看与上课内容相关的视频、图片、最新事件及评论等。如在讲外汇与汇率这部分内容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网站查看人民币汇率行情,带领学生浏览华尔街日报、伦敦金融时报等网站查看国际外汇市场行情和汇市评论。在讲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时,可带领学生在凤凰财经网上观看一些专题讲座视频,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了解最新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讲外汇衍生金融工具时,可带领学生浏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查看相关的合同交易数据。在讲国际收支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查看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在讲欧元时,可带领学生浏览欧洲货币联盟中央银行网站了解欧元的实施情况。在讲外汇储备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金融界等网站查看中国最新的外汇储备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的许多图形、表格等。在讲汇率制度时,可带领学生浏览香港金管局网站了解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等等。充分利用网络进行教学,有助于教师及时、全面地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信息和国内外金融理论的发展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添加较新的统计资料、图片等信息,也有助于学生对最新的热点问题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2.利用专题音像资料进行多媒体教学。如在讲世界主要外汇市场时,可以让学生观看“世界外汇市场交易概况”的光盘;在讲金融危机时,可让学生观看“亚洲金融风暴”的光盘等。通过观看音像资料,使学生对学习的内容有比较强的形象认识和直观体验,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3.要善于利用多媒体的PPT演示工具。《国际金融》课程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及理论的逻辑性较强,为了讲清楚、讲透彻这些概念或理论的来龙去脉,在制作PPT时,一定要简单明了,多用示意图、纲要图和简单的动画,避免将word文件中的大量文字直接贴在课件中而将PPT变成了教材的翻版。如用示意图给学生介绍汇率理论的发展脉络,用示意图将汇率理论中资产市场说的模型分类展示给学生,用纲要示意图给学生讲解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进,用简单的动画来描述套汇或套利的过程等等。这些示意图虽然简单,但却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并与优化教学内容相结合 1.要继续用好讲授法,不过讲授要改进方法,不应该灌输,而应该引入启发,将学科专业最新进展和前沿呈现在学生面前,讲清思路,引导学生思考。中国高等教育要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教师必须认识到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进入课堂,不是被动接受知识信息的容器,他们必须主动建构知识,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主动地学习;教师必须启发、引导学生学习,因而应废止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代之以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学生思考、发现、理解、生成,建立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找到知识与生活、将来工作等关联性。 2.《国际金融》课程中有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案例教学往往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国际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案例,在国际金融课程中进行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讲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时,可引入二战后日元汇率走势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的案例;在讲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时,可引入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越南金融动荡的案例;在讲外汇衍生产品市场时,可引入巴林银行破产事件、住友商社巨额亏损事件、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案例;在讲离岸金融市场时,可引入人民币NDF交易的案例;在讲最适货币区的理论及实践时,可引入欧元诞生的案例等等。 3.国际金融领域经常出现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组织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创新、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而且可以使学生所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得以相互补充,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如在讲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讲外汇储备时,可组织学生讨论近几年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原因有哪些;在讲国际资本流动时,可组织学生讨论近年来热钱流入中国的数量及途径等问题;在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三元悖论”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在讲外汇风险管理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中国外贸企业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手段来规避汇率风险;在讲国际收支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促进中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等等。 4.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运用比较教学法。比较教学法就是对于相似的或对称的理论、概念和业务等容易混淆的内容,在教学中通过绘图、列表等方式,把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罗列比较。如在讲解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期货交易和期权交易等概念时,引导学生寻找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讲站在报价银行的角度求交叉汇率的方法及站在顾客的角度进行套汇的内容的时候,由于这两部分内容容易混淆,可以将他们放在一起讲解,以避免引起混淆。 5.要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引入“问题教学法”、“研究教学法”等,对培养学生自主式学习和创新性学习的能力有很大帮助。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努力营造一种民主、活泼的气氛,采用问答式、讨论式、解决问题式的方法进行教学,把教育对象的思维活动不断引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环境之中,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育对象的思维由被动变为主动。在课堂教学中,一定要强化、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要爱护和培养学生好奇心、求知欲,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会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师将自身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融汇到教学内容之中,将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教学方法改革要和教学内容优化相结合。教学内容是教师教学的载体,也是师生授受、生成、创新的基本素材,显然,即使用最好的教学方法去教陈旧、无用、缺乏意义或价值、模糊、混乱的教学内容,也不会有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学方法改革必须与教学内容优化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更加注重学科最新知识和创新方向的介绍,注重学习和研究方法的传授。 (三)改革考试内容和方法,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 为了深化高校考试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改革《国际金融》课程的考试内容,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在考试内容方面,创新能力的考核应成为考试的重要内容。要尽量减少试卷中有关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方面需要死记硬背的内容,尽可能地增加创新能力的测试。试卷中有利于培养创新能力的论述题、分析题等要占较大的比例。考核成绩不但考虑期末的考试成绩,而且考虑平时完成作业的情况、课堂讨论等情况。要灵活采取开卷、口试、论文等形式相结合的考试方法,把学生引向独立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答题。成绩的评判要鼓励独到的见解和创新,发挥学生个性化思维在探索知识中的作用。在考核方式上不但有闭卷考核,还应有开卷考核。要制定合理的考评体系,考评体系要以促进和激励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为主导,做到既考知识又考能力和综合素质,以促进大学生积极主动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四)在教材的选用上,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教材作为课程的书面载体形式,不仅直接影响着高校教师在教学模式改革中的教材观,而且从深层次上还影响着他们的课程观及教学方法观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辩证、客观、科学、发展地对待所选用的教材,即做好教材的“二次设计、开发及实施”(指教案),而不是“照本宣科”,即要求教师按照继承、借鉴及创新的课程原则积极做好所用教材的“纠正”与“弥补”工作。即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国际金融课堂教学研究:优化《国际金融》课堂教学的思考 [摘要] 根据《国际金融》的自身特点和授课对象的知识构成,在考虑有关专业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处理好四对关系,为优化地方院校《国际金融》教学效果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供必要的保障。 [关键词] 《国际金融》 理论教学 经济散文 四对关系 《国际金融》既是我院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我院开设的选课率较高的素质课程之一。在考虑有关专业培养目标的前提下,根据课程建设的自身特点和授课对象的知识构成,在教学过程中处理好四对关系,对于优化教学效果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清理论教学的深奥性和通俗性的关系 《国际金融》是一门知识涵盖面巨大的课程。该课程对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资本流动和外债、国际汇兑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制度和国际金融组织都从理论高度上给予了比较翔实的阐述。然而枯燥、呆板的理论推导和阐述往往显得较为生硬和沉闷,尤值一提的是,这些理论由于融合了其它经济学课程的一些知识而更需梳理,加之这些理论的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假设前提与实际观察值等一系列相关关系的盘错交织,使得原本复杂、生硬的金融理论知识分析起来更显得晦涩难懂,给学生以极大的深奥感,甚至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一种挫败感。因此,笔者以为,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将深奥的理论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效果肯定会更好。而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流行一种学术论著、论文以外的轻松经济学即经济散文的写作形式可以给予我们教学上的启迪,它将理论性很强的经济学问题用简明的散文形式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尤其是一些趣味经济现象)通俗明了地演绎出来。如原北京工商大学的梁小民教授,近年来就有许多诸如《寓言中的经济学》、《经济学内外》、《读经济学书》、《话经济学人》等作品,一开印就是几万册,广受欢迎;他的《寓言中的经济学》,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寓言故事来诠释经济学的现象。《经济学内外》是经济学随笔集,基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入微,读起来引人入胜;他的译著《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等等,曾经都是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另外,目前非常畅销的《经济学家茶座》所刊载的文章获得广大读者的好评也说明了将经济学理论化深奥为通俗,化枯涩为趣味,化抽象为具体的可行性和积极意义。当然,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对教师也有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任课教师必须认真琢磨每个理论,力避繁复、抽象而取简洁、通俗,以最感性的语言、最清新的教学工具去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有助于学生(尤其是对非专业学生)对复杂深奥的理论问题的理解,也是真正将“理论是灰色的”演变为“理论之树常青”的一条道路。笔者认为,在《国际金融》教学过程中,也可以用生活中的一些常见事例来表述其中深遂的理论内涵,从而使枯燥乏味的分析变得生动有趣,使凌乱复杂的推理变得顺序简明,使深奥难懂的论述变得浅显意简。 二、理清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关系 自三百年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经济研究中运用算术方法以来,到今天以数学为工具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以至当今西方经济学界,数学已经成为最常用的经济学科分析工具,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诚然,经济学运用数学是经济学发展中的一次革命,它使我们对经济问题可以进行定量化分析,这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对经济理论的深化。就专业的金融学研究而言,的确需要运用数学抽象推理来梳理金融学理论逻辑,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才能真正成为科学”,因此,笔者也认为,在对于《国际金融》的教学过程中,笔者不排除某些章节重点运用数理模型来进行推导分析和论证相关理论。但更多时候,还应考虑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应尽量将图表模型简洁明了化而对于其表示的涵义阐述详细化(尤其对选修课、素质课的学生而言),既要避免理论教学中的单纯定性阐述性分析,更要避免盲目套用数学公式或模型,或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盲目的求新求异,忽略了国际金融作为社会科学性质下应有的人文内涵,毕竟,对于《国际金融》而言,数学只是手段,而不是唯一的表现工具。对于讲授《国际金融》的老师来说,重要的是要将它所表示或说明的特定条件下的金融学的社会科学的意蕴和思维清楚地呈现给同学们。 三、理清专题教学和案例教学的关系 所谓专题教学法,是指教师根据有关教学计划,针对教学计划中某个或者若干个重点、难点问题,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专门讨论和重点分析。但单纯的专题教学又显得理论性太强,笔者认为应以案例教学为补充,从而使得教学内容更加贴近现实。就《国际金融》而言,采用专题教学法和案例教学之前必须对某一重点热点问题进行大量的资料收集,时刻关注学术发展动态和趋势,讲课时以教材的论点和内容为基础但又不完全拘泥于教材,应结合本学科领域知名学者的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本学科职能部门有关官员的最新讲话来展开讨论。比如外汇储备过多与货币升值问题,教材上不可能进行大篇幅的分析,但是,现实生活中外汇储备和货币升值之间的关系又是如此重要,如单独就国际储备来简单地谈外汇储备,学生对这个知识的掌握程度可想而知,这明显不利于提升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和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笔者以为,可以在专题教学中尝试性的穿插案例教学来进一步缩短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还是以外汇储备与货币升值为例,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就曾经以 “中国是否会重蹈日元升值覆辙?”为专题来展开外汇储备与货币升值之间的关系讨论,从而将一个教材上没法及时涉及的热点问题用曾经存在的事实案例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有效的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掌握外汇储备过多给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基础上,以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的背景来阐述日元升值最后给日本甚至给东亚带来的结果,然后上升到目前中国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以及升值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可以穿插国内外一些权威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一些官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让学生自己来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实践证明,将专题教学和案例教学巧妙结合运用于《国际金融》教学,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有利于调动学生对该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思辩能力和分析能力。 四、理清课程设置及其相互衔接的关系 在学习《国际金融》之前,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已经学习了或者将要学习到诸如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基础会计学、国际贸易等相关课程知识,这样就要求任课老师必须熟悉教学班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现状,哪些是已开过的课程,哪些是将要开的课程,以及现在平行开的是哪些课程,理清这些课程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深化渗透的关系,还是同时开设的关系,如果不注意就会造成教学内容的重叠或者教学真空与支离破碎的情况。比如《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以及《国际金融》等课程中都会提到一个重要问题――外汇风险防范问题,那么,这就要求教师应深刻理解切入这个问题的视角,做到既有所兼顾,同时又重点特色突出。总之,理清课程设置及其相互衔接的关系,既有利于老师讲课时对有关重叠内容的权衡取舍,提炼精华,又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结构整体脉络的把握,达到节省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的目的。 就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开设的《国际金融》素质课程而言,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求理清课程相关性问题,对授课内容更要精益求精地进行科学选择。应从整体上构造一个学生易于接受的完整体系,并有意识地针对他们所学专业,及时调整增减有关内容,用最清新和最通俗的语言将有关内容展现出来,及时补充经济社会中最新国际金融的案例和事实,为它们的专业学习从一个非专业视角来拓宽思维、启迪思维和操练思维。 国际金融课堂教学研究:《国际金融学》课堂教学改革实践与启示 [摘 要]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激发其创新性思维,促进学生们更好地适应计算机组卷的考试形式,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学》教学团队在该课程的授课方式、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方式方面作了相关改革,文章就具体的改革实施过程、改革成效、启示等作一详细介绍。 [关键词]《国际金融学》;教学模式 ;教学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使得知识存储、传播的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时代的变革引发了高校教师对于教学模式的新一轮思考,本文将介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在《国际金融学》课程的改革实践过程以及改革带来的启示。 1 教学现状 《国际金融学》是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学生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以宏观的视角洞悉国际金融市场的种种现象与原理。长期以来,《国际金融学》的讲授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法,即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并没有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即学生并没有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此外,学生预习、复习知识的意识淡薄,不能主动借助互联网等工具检索相关知识,大部分学生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以为临考前突击学习或者背诵PPT中的内容便可大功告成,显然,这很难适应计算机组卷的期末考试形式。有鉴于此,在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的教学中,《国际金融学》实施了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的改革,下文将具体阐述改革的具体实施过程。 2 改革措施 2.1 弱化单纯讲授,打造高效课堂 根据每节课的特点,借助教案合理安排课堂时间,完善课堂组织方式,抓重点,鼓励学生融入到课堂中来。每堂课总共2学时,每学时45分钟,如何将课堂合理地分为导入、提问、答疑、习题精讲、讨论几个环节,就得益于课堂教案的设计。教案是对教学组织方式的安排,教师须明确课堂的重心,进而有计划地编写教案,将时间放在重点环节,使得钢用在刀刃上。比如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分析》一节中,可以在一学时中安排25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习题精讲,将课堂的重点放在学生的应用操作能力,通过对具体例子的点拨和启发,鼓励学生能运用所学公式和原理对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在《外汇与汇率》一节,可以酌情将课堂的重心放在提问环节,可就爬行钉住制、汇率目标区制、货币局制这几种中间汇率制的概念、异同、联系等进行发问,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课堂采取的提问绝非单纯地背书,而是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引发新一轮的思考,促进学生培养构建知识体系和总结归纳的能力。 2.2 拓宽知识来源,鼓励学生思考 教学不应拘泥于一本教材,在借鉴多本国内经典教材的基础上,《国际金融学》教学团队编写的讲义博采众长,这有利于学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相比学生使用单一教材进行学习,该讲义的优势在于:①讲义更具有针对性,一节课的内容在讲义中分为名词解释、本节概要和重点问题解答三个部分,使学生能从各个角度完整、系统地学习本节课的内容;②讲义的编织带有鲜明的逻辑性,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入门。名词解释部分作为本节课先导性知识,本节概要的内容很好地连接前后两节课的内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而重点问题解析直击本节课重难点;③为不同层次、特点的学生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将一种名词解释改进了书本中晦涩的书面描述,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引入例子,重点问题解答采用问题―解答的形式呈现,并在解答中采用文字说明、图表分析、箭头图、口诀、案例分析等多元方式进行多角度深入分析。学生可各取所需,在学习资源充分的情况下选择自己喜好的方式进行学习。 2.3 添加预习题目,调动学习自主性 习题作课前预习之用,旨在督促学生自主学习,在习题题目的编排上,教师注重考察学生的知识理解、迁移及检索能力。如填空题目可以设置“2013年7月28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是()”或“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从()贬值引发的”,简答题中设置“金银复本位制下有‘劣币驱逐良币’,今有‘良币驱逐劣币’的货币替代一说,试析这两种说法是否冲突”等题目,鼓励学生使用互联网来检索信息,获取知识。 2.4 加入课堂讨论环节,培养学生学习迁移能力及同伴合作能力 教师按照以往综合成绩排名,分为四个层次,并从每一层次随机抽取若干学生进行分组,每组大约6~8人,在一学期的教学中,教师按分组顺序组织讨论。《国际金融学》课程中的讨论环节为必要环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学生组队进行“有准备”的讨论,力求做到“知识+能力”的最佳状态。教师将讨论题目附在讲义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之政策有效性分析”一节中,讨论题可设置为“请结合所学试分析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学生在自学过讲义后,完成预习题目的基础之上,可进行分工,做有准备的讨论; (2)讨论时长控制在25分钟左右,其中搭配PPT演示、互动等环节,注重同组成员的同伴协作能力。在讨论结束后,教师以及听课学生可就与讨论相关的问题进行提问,随后教师就讨论所涉及的知识作一总结归纳,并对讨论组的表现进行点评并给出分数。 2.5 新增两次单元测试,完善课程考核体系 本学期开创性地采用10%(平时成绩)、50%(两次单元测试平均分)、40%(期末考试成绩),用分阶段的两次单元测试替代期中考查,定期追踪成绩,一方面可以完善考核体系,另一方面使得学生更有信心的面对最后的期末考试。一般来说,《国际金融学》的考核比例为20%(平时成绩)、20%(期中考查)、60%(期末考试成绩),实际上,该课程的期中考查以往都采用开卷的方式进行考查,故期中成绩并不能准确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此外,该课程期末考试已知采用计算机组卷,具有一定的难度与区分度,如一名学生期中成绩为92分,期末为62分,这样悬殊巨大,故很难形成学生学习成果的测评体系。在改革中,两次单元测试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单元测试为计算机组卷,题型、题目来源与期末考试一致。一学期采用两次单元测试使得学生提前适应了计算机组卷的特点与考核方式,可以更有准备地应对最后期末考试的到来。 3 改革效果 3.1 课堂反应活跃,有力激发学生创新性思维 相比于传统课堂模式,学生思维被打开,课堂不再死气沉沉,学生可以自由地提出困惑,并且教师鼓励其他同学为其解答。教师作为课堂中的引导者,让全班同学都积极参与到主动学习的过程中,这个特点在讨论环节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在讨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均衡的区别与联系”中,该讨论小组并没有使用单调的概念解释,而是用“一杆秤”的图示来描述国际收支平衡的意义,即借贷平衡,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表账面差额为零,同时,用“相互制约并促进”的图示来形容国际收支均衡,它是国内均衡与国际收支平衡相互作用后形成的均衡状态。笔者认为,“同伴互教”的模式更能促进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而这点在这次的教学改革尝试中初见成效。 3.2 作业成绩构建出学生学习效果反馈体系 根据对习题成绩的观察,大部分学生成绩都处于良好态势,这可以说明学生在适应教学改革的同时,不断调整自身状态并慢慢养成学习自觉性。教师亲自批阅学生的预习作业,并针对笔记注释、答题逻辑等几个指标给出成绩,并记录在Excel表格,期末统一算出作业平均分,作为平时成绩考核的一部分。Excel数据作为历史记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自发性学习”的主动程度。笔者观察到,大部分学生随着课程的跟进,也在慢慢地调整学习状态与习惯,开始适应自发学习的模式,作业成绩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形成了一套全面客观有参考价值的教学反馈体系。 3.3 单元测试成绩促进学生适应计算机组题 在所教授班级中,共有学生114人,笔者选取有效样本110个,并对这110位同学的两次单元测试成绩计算平均分,继而与其期末卷面成绩进行对比分析。笔者运用Excel进行相关系数的计算,最后得到,单元测试成绩与期末卷面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7213,一般来说,为中度正相关。 由此可以看出,学生的单元测试成绩与期末卷面成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在两次单元测试的基础之上,学生通过总结、查漏补缺等方法,可以在期末考试中得到更为理想的成绩。 4 启 示 改革后的《国际金融学》课堂中,“自上而下”的讲授不再作为课堂的重点,而是在学生提前自学了课程讲义、完成预习题的基础上,教师将答疑作为课堂的重点,并随后进行相关的提问与习题精讲。此外,讨论是另一个重点,通过教―学互动的方式,教师渐渐地由知识传输者的角色向学生导师、信息咨询者的角色转变。课堂的中心在于学生,引发学生的思考,使之形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是本次教学改革的主旨所在。 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国际金融学》教学团队进一步尝试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授课内容制作成可视化的电子资源,如录制微课、光盘、开展Blackboard综合教学等,为学生打造个性化的学习方案,顺利开展翻转课堂而继续努力。
1引言 现阶段,我国汽车产业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发展速度比较快,但必须要注意,国内汽车产业发展水平并非迈入世界领先地位,这仅仅是合资汽车营造的一种市场虚假繁荣现象。自主汽车产业发展中,我国走了很多弯路,比如(1)市场换技术,没获得技术还失去了市场,国家不重视跨国企业及大量外资的注入等造成的影响,市场价值评估不准确。(2)汽车产业“三大三小两微”的格局,导致三大集团成为外资和平演变对象,在贸易壁垒影响,国内新兴企业无法实现自主造车发展。 2我国汽车产业链分类与优化原则 2.1分类 根据汽车产业生产过程,将汽车产业链划分为纵向与横向两大类,其中纵向产业链是指产品从开发、零件购买、整车制造、销售及服务等完整链条;横向产业链主要是指以纵向产业链各环节为中心节点,横向衍生成与其联系紧密的其它企业,即横向产业链由纵向产业链衍生而来。 2.2优化原则 (1)基于系统论角度,对汽车产业链进行统筹安排与合理规划。当前,国内汽车产业链呈现散、乱及差的局面,组装厂为产业中心,以进口零部件为主,成本优势低。整个产业链中,都要秉承系统化观点建立并引进企业,降低投入成本,实现最大化利润目标。汽车产业链中,核心企业是龙头,汽车制造、配件生产、整车及配件销售等部门形成产业链。(2)重视地区差异,确保各地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各地区要统筹规划,充分发挥本地区资源、技术与劳动力成本等优势,以此构建以整车、零部件与上游供应商等为主的规模化经济。(3)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加强环境保护。作为支柱性产业,汽车产业发展中,必须要秉承以下原则:首先,独立自主原则。我国汽车产业要重视核心技术研发,构建民族自主品牌。其中,国产品牌奇瑞QQ等实施较早,向海外市场进军。其次,资源合理配置。汽车产业链比较长,涉及资源多,包含自然与人力等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此实现人尽其才与物尽其用的目标。最后,技术创新与环保。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节能减耗理念,汽车产业未来发展中,要积极引入新技术,更新旧技术,加强节约能源与保护环境。 3国内汽车产业链发展现状 3.1纵向供需链比较活跃,但缺乏协同性 本世纪初,汽车需求增长呈现爆发式趋势,国内汽车行业保持快速发展状态。当前,我国汽车产业进入大众消费发展阶段,在2009年,总销售量超过1360万辆,全球汽车产业领域中,整体地位不断提高。此过程中,产业供需链中,汽车行业业务快速增长,上下游企业间贸易往来频繁。在此过程中,链条敏捷、供需畅通对接及信息互动等方面比较差,特别是技术合作与市场管理方面,协调性有待提高,无法深入了解市场需求,产品创新速度缓慢,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经营成本不断增加。 3.2横向协作竞争力有待提升 汽车产业发展中,基础比较薄弱,各地区在利益与市场壁垒驱动下,汽车产业资源整合与利用率比较低,经营效率不高,存在严重的浪费。横向协作链中,在局部利益引导下,各企业竞相出现重复投资与生产,竞争水平低下或恶性竞争等行为,加大了企业经营难度、效率难以提高,资源浪费比较严重。 3.3初步形成产业集群,但缺乏创新力 全球范围内,汽车产业竞争不但是各公司间的产品竞争,更是产业集群竞争。现阶段,我国汽车产业集群主要表现为6大区域,即东北、京津、中部、西南、长三角与珠三角,集群化效应显现出来。但总体来讲,资源共享、品牌建设与自主创新方面,区域集群内优势比较低,集群并非自发形成于市场驱动,规划而成的集群雏形,集聚能力与辐射效应比较低,缺乏创新力与竞争力。 3.4上下游产业链发展比较落后 汽车产业发展中,内部结构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实际发展中,长期以来,我国汽车产业不重视零部件产业,使得整零关系不协调;同时配件销售、服务、金融、交通建设、物流运输及产业发展缓慢等,对汽车产业链扩张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3.5价值链低端多以核心企业为主 产业价值链中,各环节价值创造是不平衡的。当前,我国汽车生产企业,大多处于该价值链低端,利用大规模制造创造经济效益,但相较之国际汽车生产企业,在核心技术创新、研发、设计、品牌发展、物流及营销售后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高附加值与低代替性产业价值链中,很多企业利润创造能力并不强。 4产业链视角下,汽车产业服务平台创新现状 4.1缺乏完善的管理与运行机制 产业创新发展中,战略联盟特点主要体现为利用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的建立,确保优势互补、共同开发与做强做大目标得以实现,在技术创新、创造知识产权、分配利益及应用成果等方面,明确各方联盟主体的权、责与利,早市场机制下形成产业合理。事实上,在自身利益驱动下,行业地位不同,各平台企业或单位出现资源及权利不对称现象,制度法规对其难以形成约束力,而在联盟战略中,实力强的企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弱小企业在大企业制约下,比较被动。所以,如何完善制度与运行机制,已成为创新平台建设的核心问题。 4.2单一化服务方式与手段 现阶段,平台机构运行中,对外服务方式的建立主要是利用构建门户网站,与相关企业主动进行联合,发现企业实际发展需求,并与相关科研及中介单位与企业协调发展,从技术、人才、研究及物流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有效监测保障。因平台建立时间较短,公众还没有完全了解其具有的市场效应、社会信誉、知名度、服务功能及影响力等,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服务范围与数量的发展,所以,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服务方式。 4.3双重定位,使得服务成效被削弱了 服务平台的创新,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有偿服务,受益企业群体取得相应报酬。另外,在产业技术推广、结构调整及资源整合等方面,获得公共服务。在同一平台中,对于组织与管理人员来讲,公共服务投入中,假若资金支撑不足,运作就会朝向市场化方向发展,此种情况下,就会影响到平台支撑创新与公共服务成效。 4.4平台云行绩效缺乏科学的横梁依据 2009年10月,国家科技基础平台与科技发展计划司开始遴选全国性服务创新平台,制定出国家技术创新服务平台首批建议试点名单,同时提出了试点期间,创新服务平台完善咨询建议,这是对《针对科技支撑作用推动经济稳定发展意见》精神的有效落实,积极推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这对技术创新非常重要。但现阶段,产业技术服务创新平台中,害羞不断完善绩效评价方法、程序与体系。 5产业链视角下,汽车产业服务创新平台发展对汽车营销专业影响建议 5.1重视理实结合 汽车营销专业是近年来高校设置的重要专业,随着汽车的应用范围的扩大,专业成为热门,但部分高校教学实践不足,传统教学模式不利于人才专业素养的培养。所以,产业链视角下,基于汽车产业创新服务平台,要理实结合起来,一方面,老师要及时更新自身知识结构,为学生传递新知识,提高学生汽车、销售与人际沟通等能力,以此提升自身专业技能。同时,养成良好的销售能力,将汽车作为服务而不是买卖,提醒学生要对客户进行认真分析,无论面对哪种客户,都要提供最专业的服务。因此,老师必须要正确理解汽车销售专员知识,在实践中指导学生,以此培养其探索精神,提升分析能力,为社会培养优秀的汽车营销人才。 5.2加快职业教育发展 产业创新服务平台教学中,与企业构建联合合作机制,借助“订单培养”、“教学工厂”及“教学车间”等模式,与企业实现深层次合作。另外,产业链视角下,鼓励企业积极参与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等活动,从学生专业化培训、工学交替与就业对口等方面为职业院校提供保障。吸引企业及社会其它力量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活动,借助地区院校与企业知名度,构建教育集团,从根本上提升汽车专业人才职业技能培训能力与规模。 5.3为学生积极组织专业技能大赛等活动 汽车营销专业教学中,为了全面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以此确保进入工作岗位后,能够实现技术创新与攻关。与企业合作,每年选择代表性强的技术工种,为学生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通过比赛,及时发现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水平高的人才,条件允许情况下,还可走出校园,参与相关部门举办的技能比武,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技能实践机会。 6结语 综上所述,产业链视角下,汽车产业创新服务平台的建立,使得汽车营销专业教学中,必须要积极加强校企合作,创新教学模式,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更好的为专业技术推广、产业结构调整及生产资源整合做好服务。基于产业链视角下,为汽车专业提供全方位的产品研发、技术推广、人才培训与现代化物流等支撑,推动汽车专业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本文着眼于茶道思想与影像文化传播的相互作用,探讨了影像文化对于茶道思想的传播路径与艺术展示,指出茶道思想可以提升影像作品的文化性与艺术性,提高传媒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而传媒产业则可以丰富茶文化的传播方式与宣传力度,突破地域的限制,让更多的人了解茶文化、热爱茶文化,实现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茶文化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人们自西周时期便有饮茶的习惯,到唐朝,饮茶已经蔚然成风,社会步入全民饮茶的时代,茶在人们日常起居与待人接物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茶道作为一门美学艺术也日渐成型。茶道的系统化发展起始于隋唐,以陆羽所著《茶经》为正式开端,内涵丰富而深刻,具有高度的人文性与艺术性,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水平与科技水平的日益提升,大众媒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海量信息传递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特别是电视、电影、网络等影像文化平台凭借其特有的观感体验优势,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茶道依托其跨民族、跨文化、跨时代的特点以及高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成为了我国文化国际化传播的先行者,在传播过程中,影像文化平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步入新世纪以来,为了全面推广茶文化,展示茶道思想的独特魅力,我国相关文化部门推出了《茶旅天下》《茶叶之路》《茶缘天下》《海峡茶道》《中国茶》等电视纪录片,在电视、网络上全面推广,为人们了解与学习茶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促进了我国茶道思想以及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弘扬,也推动了我国相关文化产业与经济产业的进步。 1茶道思想在影像文化传播中的体现 中华文化发展之路源远流长,民族文化瑰丽壮美,为影像文化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与素材,也为茶道纪录片的开发与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茶道思想是我国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大众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理应成为大众传媒成长与成才的肥沃土壤,出现在影像文化作品之中,为人们带去一丝清冽甘甜。以《茶旅天下》是为例,它我国第一部与茶相关的文化纪录片,集中展现了我国各个茶区的地域特色与风土人情,将茶文化的深厚哲思闪烁于荧屏之上,开创了茶道思想与影像文化有机结合的先河,促进了茶文化的广泛传播,弘扬了传统民族文化,也促进了茶叶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茶旅天下》的拍摄场景横贯我国三十多个产茶地区,在讲述各地不同茶道思想的同时,还展示了各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与茶叶产业的发展情况,人们既能够在观赏美丽茶园、茶山风光的过程中获得视听审美的愉悦,又能够在学习茶道思想、茶艺技巧的过程中获得内心境界的陶冶,让人们感受到茶文化的自然美学性与文化厚重感,对茶拥有更加全面的认知。《茶旅天下》所呈现的茶文化内涵是多种多样的,对茶的生长环境与分布情况、茶的保健效果与药用价值、茶的思想内涵与审美艺术等各个方面均有细致的讲解,还非常难得地提到了与茶相关的人士与典故,可谓茶文化在影像领域的“百科全书”。以《茶旅天下》为代表的影像文化作品不仅追根溯源,展示了茶文化的前世今生,还放眼未来,探寻了茶文化的现实影响和时代意义。就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地域色彩越浓烈,对丰富世界文化百花园的作用也就越显著。中国茶文化是对佛家思想、道家哲学以及儒家礼教的全面融合,蕴含了中华民族对天人合一、万物和谐、中庸之道的永恒追求,为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影像文化来弘扬我国的茶道思想,可以扩大茶文化的传播范围与宣传力度,让各地人民对茶文化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促进茶文化的持续发展。 2影像文化对茶道思想的艺术展示 茶道思想是一种非常完善的文化体系,涉及的文化艺术类型多种多样,包括茶学典籍、茶艺表演、茶具制作、茶景欣赏等,茶景更是多姿多彩,茶园、茶山、茶树、茶叶、茶人都是构成茶景的基本要素,当然,还有古色古香的茶马古道。众所周知,我国是茶叶的原产国,也是茶叶生产与出口大国,欧洲与美洲就是因为茶叶贸易才有了对茶的初印象。古代,我国茶叶贸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海路运输,另一种则是通过茶马古道进行陆地运输。尽管茶马古道当时只是运输茶叶的路径,但由于路成长、地域广、民族多,在不断的沟通与交往过程中,茶文化在各个地点生根发芽,形成了更多的分支。所以说,茶马古道既是茶文化的载体,又是茶文化的内容,还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形式。在茶文化相关的影像作品中,茶马古道基本上都是一个无法跳开的课题,人们在影像中展示茶马古道的蜿蜒曲折、绵绵不尽,让观众感受到茶文化的悠远深厚,通过影音来描绘途径各个地区的文化艺术风貌,让观众体会到茶文化的丰富内涵。例如,人们以茶待客的场景能够体现出茶文化所崇尚的礼仪与和谐,人们采茶、制茶的欢乐场景则烘托出茶文化所追求的自然之乐,人们煎茶、品茶的精湛技巧则彰显出茶文化所强调的自律与适度。因此,影像文化对茶道思想的展示在直观与直白的同时又不失其哲学性与艺术性,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茶文化。当然,茶文化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文化,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的改变以及人文环境的更迭而不断萌发出崭新的内涵,以适应民族与时代的发展。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茶叶产区从宏观来说有江北茶区、江南茶区、华南茶区和西南茶区四大茶区,从微观来说则不计其数,有杭州产区、云南产区、安吉产区、黄山产区、武夷产区、云南产区等,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风情,茶与人们生活的融合方式各不相同,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地区性茶文化。影像作品相比较书籍而言,其最大优势在于对信息的整合能力与集成能力极高,对内容的还原程度和呈现力度都极强,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尽可能多的内容展现在观众面前,并且这种呈现是极富艺术色彩与情感张力的,观众会被自然而然地带入到那些场景之中,感受茶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共生共存的关系,体会茶道思想在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或细微或显著的差异,惊叹茶文化内容之丰富。同时,中华民族同根,民族文化同源,各地区茶文化在基本思想上趋于一致,观众在影像作品中可以看到各地人民对于茶的喜爱以及对于茶道思想的推崇,看到他们对于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看到茶文化在育人与育德方面的实际意义,体会到民族文化对中华儿女的强大凝聚力,增强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 3茶道思想在影像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茶道思想以影像文化为平台进行传播,可以丰富影像文化的内涵,为影像文化营造宛若山水画一般清新淡雅的意境之美,吸引更多的观众来关注影像作品,推动实现大众传媒的价值,促进传媒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共赢发展。茶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与生产过程中所创造和总结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生活的态度,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宝贵财富。饮茶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享受,还是一种精神熏陶,茶道思想讲究静与净,认为人们在饮茶时应摒弃杂念、放下浮躁,保持内心的清净与平静,细细品味茶的滋味,参悟人生的道理。茶道思想所要营造的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境界,当一个人积淀了一定的学识、养成了较好的德行,便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所以,饮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修养、一种境界提升,通过影像作品来展示真正好茶者的饮茶过程,记录其生活故事与心态转变,可以为人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当然,影响作品在传播茶道思想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对其意境美的展示,包括现场环境的营造、解说词与背景音乐的配合、茶具的选择与运用、画面的视角等,用较为直观的形式来彰显茶文化的美学色彩,吸引观众的关注与喜爱,加强观众与影像文化的粘合度,促进茶文化与影像产业的综合发展。影像产业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传媒产业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与大众的需求紧密相关的,只有当传媒产业的内容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契合人们的审美,达成信息传递的效果,才能够真正实现其社会价值。把茶文化与影像产业相结合,让传媒作品立足于真实的茶事、茶学、茶艺之上,为作品赋予强烈的真实感与现实性,让作品成为人们认识世界、解读世界的一面明镜,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扇窗户,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文化视角,呈现不同文化的内涵与底蕴,从而极大地提高影像产业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巩固和提升其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影像作品来传播茶道思想,也可以扩大茶文化的传播路径,让文化传播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在现代生活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通过这些平台上的影像内容来了解实时、学习文化或者休闲娱乐。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信息传播也开始走向了国际化,它通过互联网渠道与世界各地联通,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时事新闻或历史文化迅速传递到另一个地区或另一个国家,开启了信息传递无国界的新篇章。我国的茶道思想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和文化性,单纯的文字传播无法获得理想的效果,特别是对于那些对传统文化尚未有深入了解的青少年和外国人,他们通过文字无法领略茶文化的深刻内涵,而影像产业的融入恰恰可以打破这个僵局。通过影像产业,茶文化可以快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人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中国茶文化的意蕴与美感,了解到茶文化的物质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促进中国茶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形态的交流与融合,让茶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传承。总而言之,茶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瑰丽景观,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并进的今天,应当积极运用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以影像文化作品为平台,积极地向世界呈现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同时,影像产业应以传统文化为坚强后盾,充分发挥自身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作用,全面实现影像产业的社会价值,保证我国大众传媒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摘要: 虽然我国经济环境快速发展,但国内国际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大,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面对较大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风险,将影响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集团企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应客观分析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识别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预警,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和规避风险。近年来智能化、信息化不断延伸,人们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快速变化,企业应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结合企业实际运营情况,打造专业且有竞争力的财务管理团队,建立完善的财务风险管理机制,确保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健康发展。本文客观论述了财务风险管理的相关概念、程序及方法,从财务管理视角下,对集团财务风险管理现状进行分析,并从提高资金管理能力、财务预算管理能力、投融资管理能力、财务战略管理能力等几方面,提出了提升财务风险防范能力措施,并以财务管理视角下,对集团财务风险管理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不断优化财务管理流程,确保财务风险管控的有效实施,促进企业健康、良性发展。 关键词: 集团企业;财务管理;财务风险;防范策略 引言: 全球经济一体化向各行各业渗透,我国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逐步转变。随着智能移动终端普及,我国企业发展运作模式和经营管理手段不断创新,市场竞争形势加剧,经营管理、投资管理、融资管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工作。因此,企业应充分了解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充分认识财务风险,提高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为企业把控好风险、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一、财务管理视角下集团财务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1.财务管理视角下集团外部财务风险分析 财务管理视角下,企业外部风险包括政治环境、市场经济、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等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居民收入增长稳中有升,房价趋于稳定,人们消费趋于理性,注重产品个性化和体验感。技术环境上越来越多借助人工智能、移动支付技术,越来越迎合年轻客户群体的消费方式。企业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程度不断迭代升级,企业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不能顺应市场经济及社会环境变化,企业就难以建立可持续的核心竞争能力,难以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取得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公司长期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收入。 2.财务管理视角集团内部财务风险分析 集团企业运营过程中,企业应对企业运营能力和投资能力进行高质量分析与评价,包括净资产收益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销售增长率、毛利率、资产负债率等重要指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及本企业自身的横向与纵向对比分析,如果财务指标出现异常,应及时找准问题根源,洞察财务数据背后的业务实质。筹资是企业运营环节出现资金短期或者投资需求时,通过筹资活动从而实现扩大经营规模的目的,筹资有资金成本,如果企业预期收益未能达到要求,将会影响企业效益,引发筹资风险。企业筹资包括所有者投入和债务融资两种,如果筹资结构不合理、不科学,对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集团企业长期和短期偿债能力是决定企业是否能够持续经营发展的关键因素,应注重企业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等偿债能力指标分析,如果企业长期和短期偿债能力较强,表明企业当前筹资风险较小。投资是指企业以当前的运营能力对未来经营活动的投入,投资收益和风险损失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资产报酬率直接反映企业的投入产出情况,是企业资产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资产报酬率低于行业平均值,表明企业运营资产获利能力较差。净资产收益率是评价资本运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如果该指标低于行业平均值,表明企业盈利能力不足。企业成长能力包括销售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但销售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如果持续下降,表明企业发展存在一定下行风险。判断企业营运能力应注重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等重要指标的分析与评价,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越高,表明企业资金回收能力越强,坏账损失小,存货周转速度越快,表明企业现金流就越好,企业变现能力越强。如果企业投资、盈利及发展能力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表明缺乏竞争力,企业发展有下滑趋势的风险。 3.财务管理视角集团整体财务风险管理 企业应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体系,完善的全面预算管理和资金管理制度,执行高效率的企业营运管理,优化资本结构,合理地使用资金,做好投资与融资的合理安排,并制定风险识别、分析与应对管理机制,提高员工风险意识等。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财务管理部门应通过对集团企业整体运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进行分析与评价,充分识别外部环境给企业带来的发展机遇与风险,充分认识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补足劣势,发挥优势,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与风险管理能力。 二、财务管理视角下集团提升财务风险防范能力措施 1.提高资金管理能力的措施 营运资金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应健全资金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财务管理视角下,第一,企业应合理平衡资金的使用,避免资金被违规占用或者不合理的使用、低效的占用等,保障资金安全。第二,优化营运资金流程。为了提高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水平,应做好资金预算管理,加强对重大资金使用的审批、提高银行账户的集团化管理水平等。资金预算编制与审批环节应注重资金使用效率与效益,平衡好短期业务发展需要与长期发展的关系,保障日常经营活动健康、高效地运行。资金预算包括年预算、季度预算以及月度预算,应根据公司短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的需要进行合理编制和执行,严格做好资金预算控制。营运资金管理应健全资金预算管理制度,规范资金预算编制与审核要求,提高营运资金预算管理控制,防范资金缺口风险。同时,企业应密切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合理安排经营资金与投资资金,合理使用财务杠杆,控制资金风险。企业在资金管理实施过程中应做好预算偏差分析,合理调整。 2.提高全面预算管理能力的措施 企业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而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中对编制、审核、执行、调整、监督与考核及激励等活动应进行全流程管理。企业应设置预算管理委员会,企业管理层应根据内部外环境、集团自身的资源、资金与能力负责制定战略发展目标,由集团预算管理委员会对下属各分子公司全面预算进行审核,协调和解决企业全面预算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资源与资金的匹配。企业管理层应结合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和全面预算执行情况,实现对全面预算的全方位分析、评价与考核。 3.提高财务经营管理能力的措施 企业应完善财务管理和风险管理体系,提高管理层及各层级员工风险防范与管理意识,居安思危,要以企业战略视角去看财务管理,以财务战略视角去看企业战略,提升财务风险管理应对能力。企业管理者应客观分析企业运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充分识别风险,让风险管理常态化。同时,企业应合理优化企业资源配置,确保企业资产负债率保持合理区间,有效降低企业偿债风险。促进企业资金利用率最大化,发挥财务杠杆作用。企业营运能力的提升,还应制定合理的销售政策和回款政策,加大应收款项的回收;提升存货管理能力,提高存货周转率,降低存货资金占用,减少存货积压风险;应加强对新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拓宽销售渠道和销售模式,优化管理模式,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在常态化风险管控过程中,在投资方面,应平衡风险与收益、短期与长期的,制定风险管理机制。对重要事项和重要投资,建立健全的管理和决策机制。 4.提高投融资管理能力的措施 (1)融资管理 高质量的融资管理不仅可以满足企业日常资金需求及投资资金需求,而且合理资本的结构有助于抵御风险,发挥财务杠杆作用,降低资本成本实现财务目标。对于集团企业而言,在选用融资方式的过程中,应全面、客观分析企业负债情况以及当前的融资环境,而后选择出最为适合企业自身的筹融资方式。伴随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集团化企业应紧紧抓住当前的政策优势,以规避风险为必要前提,积极探索筹融资管理的新方法与新形势,从而为企业自身的稳定性、持久性赢得更具优势的条件,确保自身能够高效地贯彻企业发展战略。首先,完善资金与融资管理体系。为在最大限度上提高集团化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防范资金风险,提高集团化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效益,制定满足于真实需求的资金集中管理形式。其次,加强集团企业的筹融资管理质量,就要积极完善筹融资管理的相关制度,有利于确保集团化企业筹融资管理各项业务的良好执行,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操作风险。最后,集团化企业还需在当前的融资环境之中紧紧抓住政策机遇,争取银行优惠贷款以及融资利率,这样不但能够降低还本付息的压力,也有利于提升资金的流动性,最终达成降本增效的重要目标。 (2)投资管理 第一,企业投资管理主要是风险防控和投资活动有效性,确保资金收益达到预期水平,报表中真实披露投资活动。第二,投资管理内部控制优化设计。投资决策、执行与处置应遵循投资活动审批、方案编制、执行以及投资处置环节。其中投资重要活动包括做好项目遴选、立项审核、尽职调查、可行性分析等,确保项目预期收益率。投资活动面临一定的风险,因此,应针对各环节优化进行优化,并对各流程风险关键点进行重点把控,提高投资活动的安全性,改善投资业务风险控制能力,提高决策的质量。第三,在投资过程中应形成成熟的投资方案,一般由投资部与财务部共同对投资方案的具体内容做出明确说明,包括投资方式、内容、时间、金额以及投资收益率等,投资方案直接影响投资项目收益水平。针对投资方案中各流程易发生的风险点应充分揭示,并提出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第四,投资方案执行环节优化。投资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应加强风险控制,规范设计流程,定期分析被投资单位财务状况,完善项目记录,提高投资效益最大化,发挥财务控制作用。第五,投资处置优化设计,企业应全程追踪投资活动,针对执行环节与企业经营路线不符情况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干预,可通过建立投资评估机制,组织攻速业务部门对预期收益率进行排评估,并出具报告,规范投资处置流程,实现投资管理环节风险管控有效性。 5.提高财务战略管理能力的措施 企业应确定战略发展规划,确保企业各部门运营目标与企业战略发展规划保持同向,当企业确定好发展战略以后,应客观分析政策变化、社会发展形势、市场经营导向等,避免与企业战略目标相冲突,确保战略发展目标与全面预算进行准确衔接。各部门应对战略发展目标进行分解,落实到各岗位、各人员,使员工与企业间发展建立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确保员工个人目标、岗位目标、部门目标及企业战略发展目标具有可操作性,体现出企业的发展战略优势。企业战略目标应落实到年度、季度、月度,一旦企业战略目标与实际出现差异应及时分析问题原因,并提出针对性措施加以完善,并对市场情况进行预测,科学规避潜在风险。 三、财务管理视角下集团财务风险管理的保障措施 1.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企业发展应提高管理层重视,制定有效制度保障,根据集团披露的风险制度,设立部门、审计委员会、预算管理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等多道防线,明确各层面风险管控职责。风险管理制度应细致全面,确保涵盖各岗位员工,确保对员工行为具有约束性。企业应定期对员工制度培训,提高员工风险管控意识,调动部门人员主动性。企业应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财务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财务管理人员应及时向企业管理层汇报,确保风险控制在事前。 2.健全的财务风险管理控制制度 企业应构建符合自身运营的财务风险控制制度,明确风险控制目标,根据风险可接受程度,对风险定性识别。企业应采取定量、定性结合方式,运用合理的方法对风险进行充分评估与评价,并做出科学、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企业及各部门应结合自身运营现状制定风险控制方案,明确公司可承受范围,分析当前潜在风险制定可行性方案。企业应成立财务风险控制部门,建立科学风险管理流程,提高管理团队和员工的管理能力和经验,从而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使企业愿景的直接体现,企业只有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愿景、战略、经营理念和行为准则植入员工内心,树立企业精神为核心的理念,提高员工团队协作能力。企业通过组织员工学习,各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实施责任追究,一旦触碰企业制度底线应严肃处理,对表现优秀的员工应给予相应的激励,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让制度成为企业文化的载体。企业管理应以人为本,倡导亲情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整体战略的实现。企业文化是长期战略,应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根据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变化灵活调整,做到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 4.构建现代化财务管理流程 传统财务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当前信息化、智能化市场需求,随着市场发展形势变化,企业财务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应不断升级,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科学的财务管理体系,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企业应坚持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明确企业战略目标,树立风险意识,认清市场经济活动基础,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点,在运营各环节增强风险意识,并对潜在风险进行详细评估,做好风险防范措施,促进企业资金回报率。企业应调动员工职能作用,构建激励机制,创新思维,激发员工主动学习意识,促进企业整体财务管理水平提升。 5.加大员工投入,强化员工能力 企业侧重对部门建立规章制度,缺乏对员工个人层面的培训教育。因此,企业应加大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支出,提高品牌竞争力。企业应以员工为社会宣传窗口,应定期开展培训教育,提高员工综合素质,间接提升品牌形象。员工业务能力提升,才能扩大企业销售业绩,促进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正向影响。 四、结束语 市场经营形势瞬息万变,传统财务管理模式难以全面认知企业财务风险,企业经营过程中蕴涵的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如果不能果断识别并排除,对企业生存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客观分析了当前企业运营过程中财务风险管理现状,针对当前外部市场竞争、内部运营等环节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准确把握制约企业发展的风险点,提出了健全财务风险控制制度的保障措施,帮助企业控制潜在风险点,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田迪.基于财务风险视域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模式转型创新[J].中国商论,2022(04):131-134. [2]刘玲.新时期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内控制度建设及财务风险规避[J].中国市场,2022(06):139-140. [3]冯嘉琪.探究以财务风险防控为核心的企业财务管理策略[J].质量与市场,2021(23):90-92. [4]封敏.企业财务管理风险防范措施研究[J].商讯,2021(28):23-25. 作者:杨修串 单位:盛世纪股权投资(平潭)有限公司
职业院校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的重要机构,承担着培养现代化人才的重任。现如今的市场竞争不再是国家内部的竞争,而是国际间的竞争,因此培养的人才具有国际视野是相当重要的。其中,英美两国作为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在职业领域的发展对我国的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职业院校教育中融入英美文化的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全局观念,提升学生的整体素养。本文主要从这几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随着教学改革的逐渐推进,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再是单一的技术层面,而是包含情感世界(情商)的复合型人才。但是在当今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中,职业院校课程设计关注了专业的发展,忽视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进而造成了学生人文素养普遍偏弱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大量英美文化走进校园,学生以一种饥饿状态去吸收英美文化,极易造成对英美文化的错误认知,进而造成自身价值观念等方向的偏失。因此,对于当前职业院校的英美文化教育来说是相当必要的,毕竟英美文化是当今西方文化的主流。加强英美文化建设,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对英美文化的正确认识,丰富学生的人文素养,进一步提升职业综合能力。 一、当今时代职业院校对英美文化的认识 (一)价值观念 当今学生所获取的关于英美文化的中的价值观念,主要是来自于媒体、电影、电视剧等,学生对英美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的认知也呈现出片面化的特点。首先,关于消费价值观念,这是大多数学生都了解的——超前消费。最有名的一个故事:中国老太太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奠定钱终于够买房子了,而美国老太太终于还清房贷了。超前消费的价值观念正在影响着学生的消费观念,这是为各种非法小额贷款找到了生存的土壤。最近,有很多新闻事件爆出因为学生贷而发生人命的事情,一方面可能是学生的爱攀比的心里作祟,但是站在另一个角度,不得不说是学生消费理念的偏失,在精神上认同超前消费,才成了学生贷的目标人群。其次,便是其他价值观念,学生基本上不了解,对于英美文化中的一些忌讳不甚了解,了解也只停留在数字层面。学生对英文文化价值观念的错误认识或者是片面认识,影响到了自身的价值观念的形成。 (二)社会风俗习惯 关于英美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学生大多数也是来源于媒体和电视剧等形式,这让他们对英美文化中的社会风俗习惯的了解,也是了解比较单一的。首先,对语言习惯了解比较熟悉。一方面观看大量的英美剧,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英语教育的影响。学生能够通过电视媒体获得比较正确英美语言习惯,包含了说话方式、说话音量等等,都能够通过电视剧的场景获取相应的认知。其次,对于非语言的交流形式是空白的。比方说英美人见面的交流方式,学生给你的认知停留在:见面要以天气开始对话的原始局面,这也让对英美的文化了解停留在原地。关于社会风俗习惯来说,学生的了解呈现单一化,对很多社会风俗习惯不甚了解,带有明显的偏差和误解,职业院校英美文化教育的缺失,也将会影响学生的职业发展。 (三)当代生活状况 基于对英美文化人士来源的单一性,对英美当代生活状况的了解也是呈现出单一化的特点。首先,对当代生活中,了解比较多的便是流行音乐,这是英美流行音乐在我国盛行的原因所在。而学生对一些社会生活场景中的事物就不够了解。比方说:购物习惯、办公业务等等。在英美文化中,当代生活状态的了解,能够让学生更好地走向国际舞台。特别是在职业发展中,企业走向国际舞台是发展的必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日常的交流,这便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在了解对方文化生活状态的前提下,能够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开展业务交流活动。因此,对职业学生来说,了解英美文化,也是促进职业发展的重要方式。 二、职业院校教育中开展英美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在当前职业教育的背景下,学生了解英美文化的窗口比较狭隘,更多的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了解的相对多一些,这也是迫于自身专业发展的要求。学生没有途径去了解英美国家的基本概况与文化常识,仅从媒体或电视资源上了解的英美文化必然是片面的,造成了学生英美文化知识的匮乏,何谈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英美文化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其中有些方面能够对学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文化的碰撞在所难免。我们何不主动张开怀抱,拥抱英美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为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奠定基础。让英美文化走进校园,帮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综合人文素质,进而培养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人才。简而言之,在职业院校进行英美文化教育,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让学生了解英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概况,建立对英美文化的系统认知,这也将会纠正学生对英美文化的片面认知,进而走向全面、系统的方向,充分利用英美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促进自身发展。 三、职业院校教育中加强英美文化的策略 (一)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让英美文化走进校园 当前职业院校学生对英美文化的了解比较单一,应该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让英美文化走进校园,为学生主动了解英美文化拓展平台。首先,注重文化的筛选。对学校教育来说,最为重要的还是教育功能,在让英美文化走进小校园的时候,应该进行有价值的筛选,过滤掉那些文化中的糟粕,发挥英美文化对学生发展的推动作用。其次,便是全面性。学生对英美文化了解比较单一,通过活动的开展,学生会逐渐对英美文化有一个正确、系统的认知,纠正以前片面的认识。最后,便是活动本身。一方面,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主动查询资料,自己构建关于英美文化体系,教师必要时进行引导,保证方向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便是活动的多样性,无论是知识讲座、实践活动、还是选修课的开设,都应该从学生的兴趣出发,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活动中来,不然这样的活动形式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二)开始选修课,让学生系统了解英美文化 对英美文化的了解,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对英美文化的正确认知,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当前职业发展的国际环境,这是人才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首先,开展普遍性的选修课,对于英美文化的一些基本点进行系统化的讲解,属于拓展学生视野方面的。这种类型的选修课应该更加侧重趣味性和实用性,通过选修课的学习,能够对英美文化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其次,便是具有专业性的选修课。职业院校是培养职业化人才,在学生即将走向社会,开展具有专业性的选修课,能够让学生了解国内发展形势的同时,了解国际形势,建立国际化格局,让学生今后的发展道路走得更为持久、平稳。选修课的设置,是让学生系统了解英美文化的最为高效的方式,但是也要关注课程内容的实用性,是能够为学生发展有一定帮助。因此,内容的筛选,教师务必要发挥专业性,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 (三)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质量 在英美文化教育的时候,虽然说是选修课,但是教师呈现的内容应该是会丰富多彩的,这样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实现教学的目的。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多样化,从地理概况、人文风情到著名人物,从经济发展到政治制度等等都是选修课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复杂化、多样化,也容易造成学生学习兴趣的缺失。教师便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利用声音、文字、图片等多样性的方式呈现教学内容。比方说,讲到英国政治制度时可以为学生播放影片《女王》,虽然不能完全展现政体风貌,但仍然可以让学生从一个侧面了解英国的政治制度。其次,还有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任务法、小组讨论法等等,都是和具体的教学内容相结合的,以便为学生更好地了解英美文化做好铺垫。 四、总结 在当今全球化的驱使下,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成为日常,但是面对英美文化的冲击,有精华,也有糟粕,职业院校所要做的便是,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作用,有选择的让英美文化走进校园。在职业教育红火发展的背景下,职业院校不应该仅仅关注学生职业操作能力的发展,同时还应该关注学生精神世界的丰富。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为当今人才发展的新趋势,社会不仅需要具有较高专业能力的人才,还需要具有一定精神文化底蕴的情感型人才,是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综合型人才。不然,缺乏文化底蕴的职业教学,仅是一群会操作机器的人而已。当前,让英美文化走进校园,从学生具体专业开始,帮助学生充实头脑、拓展眼界、了解世界,为今后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静.浅谈高职英语教学中英美文化知识的融入[J].广东蚕业,2017,51(06):54. [2]杨燕.英美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07):281‐282. [3]肖春英.浅析英美文化课教学中的文化对比融入[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30(03):54‐55+57. [4]贾曼丽,郭士香.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水平测试相关性的调查与反思——以高职高专英语专业学生为例[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12,14(01):73‐75+98. [5]徐志凡.高职英语教育英美文化缺失现象的反思[J].中国校外教育,2011(20):91+96. [6]张凤丽.学习英美文化背景知识的必要性及其方式[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23(04):249+252. [7]邓建辉,郭厚文,崔洪.浅谈英美文化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J].赣南医学院学报,2005(04):556‐557. [8]邓建辉,刘伦浩.知识经济视角中的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化教学改革[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01):132‐133. [9]郭秋香.略谈寓英美文化教育于英语教学[J].菏泽师专学报,2002(03):76‐78+83. 作者:元志英 单位: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实践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思路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关于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摘 要:艺术学学科是我国的一个新兴学科。随着艺术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标志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学位论文的质量日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深深地感觉到,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关键是要从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重视学术训练、坚持认真读书三方面着手,端正学术研究态度,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修行。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近十多年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评阅校内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觉到,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以及艺术学科建设。而近几年来学位论文的质量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现在论文选题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学术训练普遍不足,读书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想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键是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的生长点。而现在一些学位论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仅从写作的角度讲,写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而笼统,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往往泛泛而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更谈不上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现在学位论文中常见的低水平重复。有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如笔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再认识》,从整体上看论文写得不差。从课题上看,研究者要论证的问题似乎比较明确,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又具有相当好的有利条件、即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素描教学实践。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加上客观条件的一些困难,关于过去国内美术界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认识(包括正确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确的认识),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原来认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明确,所以,论证起来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论文得出的“再认识”,总显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更难说有什么创新。由此可见,论文选题有无明确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有否创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当然,有问题固然不一定就有创造,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所以,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基础。不少研究生对于学位论文研究课题中的这个“题”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论文的题目,实际上应当把它理解成学位论文所要研究论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科的学位论文中,而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有关。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问题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的确,小孩子从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对大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等等,有时可能问得大人很不耐烦,生气地回答:“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当孩子上小学后,他们仍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确甚至浅薄可笑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学。然而,我们一些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注意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可贵的渴望求知的积极性,而是采取不适当的批评以至嘲讽。久而久之,孩子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越往高年级,学生提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差。现在不少研究生在听学术报告时,报告人要大家提问题,往往很少有人提问,即使有人提问,所提问题往往很肤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应当说就是我们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所种下的恶果。 其次,我国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过早地分专业,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视野十分狭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狭窄的学术视野,是很难激发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还有,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问题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对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或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入学都要求他们上一门被称为“研究之研究”的入门课程,名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门课程的目的,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实际是一个学科),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课题。从而让研究生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从事那些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种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找到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便是上述课程的教材。稍稍浏览一下这一教材的内容,就可以感觉到它对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触发问题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为,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对本学科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的,选题缺乏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比,我国的艺术学学科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不断增加,但学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程和教材,研究生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前沿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而这单凭研究生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应当从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即尽快开设和编写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那样的“中国艺术学学科概要”课程和教材。 二、重视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是需要不断训练、不断培养的。学术训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种训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阅读和写作以及学术规范的养成。关于阅读的问题,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只谈写作训练和学术规范的养成。 1、写作训练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参见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名牌大学对文科学生也主要是强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读大量的书籍。文科类博士生课程主要使文选精读和讨论,精读则要求写大量的读后分析和体会。 我国高等院校文科类本科生,一般都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写作课,或是通过写作学年论文等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他们本来就以文科类成绩高分进入大学的,但他们仍要上“专业写作”课,可见写作能力是要不断训练的。有机会读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一书,便可以看到他们对写作训练之重视。然而,同样属于文科类的我国高等艺术院样,在本科生阶段,除了不数艺术史论专业开设有专业写作课外,其他很少有开设写作课程的,即使有一点写作训练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大都不予重视。这样一来,来自于艺术类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在写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硕士生阶段再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训练,那就是“后天失调”,而写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现在,艺术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暴露出来的写作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诸如论文结构不尽合理以至混乱、缺乏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不清,论述主次不分,论点与论据脱节,论证简单,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错别字时有出现。至于论文完成后,还应当有一个修改阶段,研究生对此普遍不予重视,不懂得好文章是通过反复修改而产生的。而所有这些有关写作能力训练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艺术学学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应有的重视。 2、学术规范的养成 学术规范,对于一个学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讲,是个初级的问题。但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失范严重,以至屡屡出现的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的现实而言,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t望》杂志发表《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明确提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谓学术语法,就是学术规范。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规范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一场学术讨论的一些重要文章收录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艺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经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正式下发,学术规范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这一文件包括: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附则等七个部分。这一文件应当引起高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视。 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理解,学术规范包括道德、精神、技术三个层面。 从道德层面来讲,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守学术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归根结蒂是要求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反对和杜绝学术造假。 一旦违反上述学术道德、一些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还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国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例如,我国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文章一开头便说明他的这篇论文是受他人的启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从精神层面上讲,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认真弘扬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学术规范》)。 从技术层面上讲,学术规范要求我们遵守国家的有关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法规,如国家标准局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艺术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这些法规。因而在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学位论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绪论、结语、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明明有明确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绪论”(或称“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论文的“结语”和“参考文献”三方面。 论文主体部分开头的“绪论”中,一般应包括对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即对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前人有什么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由此来判断。所以,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审阅论文往往首先是看这一部分。而现在不少论文恰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不懂得这部分对论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写。有的则是虽懂得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对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史作一回顾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开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书目或论文的篇目,不痛不痒的评价几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统”来结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统”究竟表现在那里,根本说不出来。像这样的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写作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论文的“结语”,国家标准局的学位论文的格式中,明确指出“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可是,不少论文的结语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大多写成论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此外,不少论文结语中所用的词语,常常表现出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滥用“最”、“极其”、“所有”、“都”、“独有”、“毫无疑义”等绝对意义的词语。按常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探索性的,发表意见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应当使用一些探索性的或弹性较大的词语,尽量留有余地。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论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 论文后面参考文献的写法,现在流行一种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的做法,有的甚至将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写进去,最多的多达二、三百种。事实上,文后的参考文献只是指对论文的写作中参考过并产生了影响的书目和篇目,并不是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相反的,不分学术价值,不分主次地罗列一大堆书目,是缺乏学术素养的表现。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仅看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大体能判断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 艺术学论文:从高被引论文和期刊探析艺术学科学术影响力(2002—2011) 〔摘 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统计分析近十年我国艺术学科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期刊频次,并用h指数评价高被引作者学术观点的影响力。统计数据客观显现我国艺术学科近十年期刊和作者高被引现状,引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被引论文与学术影响力的正比关系。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高被引论文表明学术期刊及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影响力;CSSCI;艺术学科;h指数;引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和期刊客观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及个人的科研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或者一篇学者的论文若被学术界众人重视及多次被引用,说明著作或者论文本身就有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本文尝试从艺术学科高被引论文和期刊视角分析其学术影响力。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2002-2011年我国艺术学科来源文献、总被引篇次为依据,统计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源自文献类型的数据分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学术文献分为12种类型:期刊论文、图书、报纸、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信件、汇编、报告、标准、法规、电子文献、其它。本文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于CSSCI收录艺术学期刊19种(2010-2011年)以及其它相关期刊。它们是我国艺术学科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本文讨论的论文被引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类型及期刊种类。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总被引频次统计表见表1[2]。 统计结果显示,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12类总计31 097篇,其中,图书、期刊、汇编合计为29 147篇,占全部文献类型的93.37%,占绝对比重。图书占38.75%略高于期刊2.57个百分点,凸显在艺术学科领域图书仍然占第一位,期刊占36.18%位列第二。汇编占18.80%位列第三。艺术学科总被引频次为40 349,图书、期刊和汇编3项之和占94.94%,其中,图书总被引频次为19 975次,达到49.50%,已独占鳌头,这在其他学科中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与其重要学术专著更受学者青睐有关,这是艺术学科的特点。同时表明,篇均被引次数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是最近五年来,我国艺术学科学术论文发文数量及论文质量增长很快。 2.2 用h指数分析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J.Hrsch教授提出的h指数作为一种定量评估论著质量的方法[1],本文尝试用h指数进行统计。经过检索统计,我国艺术学界h指数最高的作者是作者A(王一川),其h指数为13,即作者A(王一川)发表的文献中,有13篇至少每篇的被引用次数不小于13。并给出其总被引次数的最低估计:h2=169。当然,实际的总被引次数通常会远大于h2,数据检索的结果,作者A(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达37次;《语言乌托邦》被引35次,作者A(王一川)的实际总被引篇次是564。其他h指数在10以上的艺术学专家有作者B(尹鸿)(h:指数=12)、作者C(周星)(h:指数=11)、作者D(于润洋)(h:指数=11)、作者F(乔建中)(h:指数=10);作者G(汪毓和),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被引篇次达到112次。作者M(薛艺兵),其《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篇次为49次。还有作者I(陆晔),其“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被引篇次为51次,不胜枚举。 另据笔者统计,30名高被引作者h指数合计为225,平均为7.50。总被引篇次合计5 874,平均为195.8篇次。可见作者高被引论文、尤其是学术专著在艺术学界独具慧眼、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也与艺术学文献类型统计的图书数据基本吻合。 在h指数方法中,总被引次数Nc tot与h指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方程Nc tot=ah2,其中a是系数。一般a介于3和5之间[3]。这对于统计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数据比较科学。一般而言,作者较多,h指数较高。但是,也有作者较多,而h指数较低的情况。此外,笔者在实际分析作者被引频次与h指数关系时发现,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科学、实用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h指数:就是直接把作者的全部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依次从高到低排,并用序号1、2、3…n标注排列。例如,A作者有30篇论文被引,当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至其第13篇被引论文时,序号是13,则A作者的h指数就是13。若B作者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至第5篇被引论文时,序号为5,则B作者的h指数就是5,(5=5)。此种方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商榷。 2.3 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和平均被引率分析 2002-2011年,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平均被引率见表2。(去除自引) 表2显示,30名艺术学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合计为1 208篇,平均为40.26篇;总被引率合计为155.05,平均被引率为5.16。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作品数与被引率显著正相关。其中,来源文献(作品数)最多的作者是作者B(尹鸿),有73篇,平均被引率为6.47。平均被引率最高的是作者D(于润洋),虽然,其来源文献有30篇、不是很多。但是,平均被引率高达12.33。究其原因,其《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引篇次高达62次;还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0年仍然持续被引,被引篇次高达76次,独显其平均被引率相对最高。还有作者H(修海林),平均被引率也高达10.04,其《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引56次;《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被引26篇次,等等。凸显其学术研究成果被艺术学界普遍认可,学术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注意到,有些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比较多,但平均被引率却较低,主要是其个别作品被引率较高,而多数作品被引率较低所致。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跨国经营论文: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核心竞争力培育 内容摘要:跨国经营中企业如何培育核心竞争力,是每个跨国企业面临的课题。 本文提出了跨国企业应以提高技术能力为核心,通过企业的制度创新、战略决策、组织管理以及市场营销、企业文化的整合培育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关键词:跨国经营 核心竞争力 随着入世的深入,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热潮不断升温,我国企业如何开展跨国经营、利用国际市场发展壮大自己,已成为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跨国经营中企业如何培育核心竞争力是每个跨国企业不得不解决的课题。 企业跨国经营需要培育核心竞争力 跨国经营战略的全部内涵归结到一点,就是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特点是以提高企业技术能力为核心,通过企业的制度创新、战略决策、组织管理以及市场营销、企业文化的整合才能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一)坚持制度创新,激发企业的竞争活力 制度创新是企业整个创新活动体系的基础,它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主客体联动建立给企业造成动力和压力的体制和机制,使企业有一个培育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和成长环境。就市场竞争主体而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体制转换机制,激发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提高竞争力的内动力。 (二) 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建立企业发展目标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现代企业应制定一个发展规划或战略,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市场定位、产品定位、利润定位、资源定位、技术定位、战略定位的整合。企业只有具备一个完善而科学的发展战略,并对企业发展战略随时组织实施、校正和管理,确保企业的发展战略科学合理、切实可行,才能为企业培育核心竞争能力提供最基本的条件。把企业的战略管理能力作为一个构成要素来考核企业竞争能力的大小,在目前的考核指标构成中尚属一个创新。现代的企业不同于传统的企业,传统企业的发展依赖于机遇性和投机性,现代企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发展的计划性、前瞻性和科学性。 (三)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是获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企业竞争能力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在核心竞争力的各种能力中,最根本、最关键的是具有领先技术且不断创新的核心产品,要具备强大的自主开发能力,要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品牌形象。而这些技术又必须具备独特性、不可仿造性,即异质性。如果核心竞争力不具备这种最起码的特点,就不可能成为企业的核心。在企业内部资源中最能体现“核心”二字的应该是企业的核心技术,而企业今天的核心技术不等于是明天的核心技术,在异质的基础上求发展,从发展角度出发,通过不断地发展,企业的技术才能始终走在科学的前沿,成为企业的核心。 (四) 健全完善营销网络,提高企业竞争实力 企业核心营销能力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根本。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实际是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应体现在企业的“营销能力”方面,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必须通过市场配置才能体现。我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常见方式是低价销售,但这种最为简单原始的营销策略很难构筑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反倾销日益严重的今天还容易遭受别国的反倾销起诉。只有将企业生产的合适产品以合适的价格及时的送到消费者手中,企业才可能在维持既有市场地位的同时,不断开拓出新的市场。因此独特的营销竞争力能够为企业巩固现有的市场份额,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提供竞争优势,为新产品开拓市场提供客源保障,化解各种潜在的威胁。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中谋求到竞争优势必须拥有自己的国际营销网络。 (五) 扩大企业规模优势,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地位 企业通过联合兼并,组建行业集团,扩大企业规模优势,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地位。企业在目前的无序市场竞争中应具备一定的规模优势,只有具备这种规模优势,才能在企业跨国经营中具备竞争力。这种规模不是一种企业自己的生产规模,而是一种通过资本经营、品牌经营,所能控制的一种生产规模、市场规模、资本规模,即是现代意义上的规模。 (六) 培育塑造文化精神,打造企业竞争优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正日益成为体现企业竞争实力,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内在需求。可以说,文化竞争是市场竞争的载体,市场竞争是文化竞争的表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集中表现在文化竞争力这个层面上。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理念、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国际市场文化多元、宗教信仰各异、生活习惯不同,企业只有在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国际化人才才可能满足消费者差异化的需求,因此如何使这些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性人才在认同企业既有经营思想同时,又能创造性地融合当地文化习俗是企业确立跨国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 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企业而言就是核心生命力,它是企业综合实力的反映,这种综合实力包括了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企业的信用、信誉、形象、文化,无一不囊括于核心竞争力之中。企业核心竞争力战略的终极目标应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价值的最大化是企业战略的最终目标。 我国跨国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遇到的问题 (一) 宏观方面的问题 1.体制、机制滞后。跨国企业在培育核心竞争力时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需要政府的鼓励和各个方面的支持。目前,我国跨国企业在培育核心竞争力时受到了现有经济体制和管理机制的制约,有些机制甚至对于跨国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产生了阻碍。特别在税收制度问题上,我国的现行税制对跨国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有抑止作用。目前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主要是增值税和所得税,并不能有效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对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前期研究和开发的投入比较大,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但投资资本支付的增值税却得不到抵扣。同时,前期的研究开发成本不能计入当期成本,导致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加值较大,这样需要交纳的税比较高。这样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没有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各种原材料和能源等消耗,没有鼓励少投入多产出。另外,目前我国合资企业的所得税是“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而国产自主品牌的企业,从盈利之日起,就必须缴纳33%的所得税。这种税赋不公的状况,显然不利于国内跨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利于他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自主品牌产品。 2.行业集中度不高。企业要走向世界,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需要具备很强的资金、技术、人才力量。根据创新的企业规模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一个企业只有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具备创新能力。国内很多行业都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市场应该具有的集中度。行业内企业规模大多很小,生产的产品竞争力很差,企业没有能力持续创新。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很难在国际竞争中获胜。 3.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国内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创新活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政府对于侵权、仿冒的企业处罚很轻,有的紧紧是赔款了事。这就使得侵害其他企业的知识产权成本很低,因此有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基本上靠仿冒生存。政府如果不加大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那企业就没有动力去创新,没有动力去打造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 (二) 微观方面的问题 1.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不足。创新是现代企业动力的源泉,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我国的企业在生产中应用的新技术较少,而且大多数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技术,自己研发的技术设备就更少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技术大都比较落后,即使是三资企业,引进的也大多是以机器设备为主的“硬”技术,以工艺流程、图纸、专利、专有技术为主的“软”技术比较少。由于自主创新的难度大、技术开发周期长、投入资金大,很多企业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创新中去,而是选择引进现成的技术,所以创新的动力不足。 2.知识产权成果和制度落后。技术专利和标准是企业自主创新成果的标志,企业通过专利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从现状上看,我国的专利状况在整体上处于一个“低端”水平,企业很少意识到制定自己专利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虽然近年来国内对于知识产权越来越重视,但是和国外相比,无论从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专利的申请上都有很大差距。我国在加快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步伐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国际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 3.企业内部缺少激励机制。 人才是科技创新过程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而激发人的创造性要靠科学的机制。在我国因科技创新缺乏激励机制,以致目前创新不足。国内科技企业特别是国有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一般没有分取股权的权利,所以留不住优秀的人才。除了期权激励外,目前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创新的风险过高,而这些风险没有其他相关方面来承担,导致创新信心和动力不足。 跨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的策略选择 (一)加大r d投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要形成核心竞争力,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在信息、知识和智力上的大胆投入和高新技术的推动,从而以雄厚的资金支出来支撑智力资源的占有。因此,必须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机制,采取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创新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积极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工艺升级,用科技创新提高自身综合实力。而政府应从资金、环境、政策、服务等方面加强对其的孵化与培育:给予融资方面的担保支持,不是直接资助,而是在信贷方面为企业向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担保;通过法律法规手段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减少行业进入壁垒,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构筑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针对当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人才缺乏等矛盾,依靠政府力量,强化中介服务功能。 (二)加快组织管理变革,建设组织管理体系 企业要加快制度改革的步伐,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建立有利于跨国经营的组织治理结构:企业的组织管理系统是指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和组织系统体现的对生产经营和研究开发活动进行组织、激励、控制的系统。其中规章制度是企业管理体系运行的基本依据,而企业的组织系统是管理体系运作的载体。管理体系是否合适,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企业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参与市场竞争,也包括是否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因此要适时进行组织创新,以配合技术创新的需要。只有拥有了基于全球市场的科学的组织管理体系,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才能拥有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制度保障。 (三)探索全球化营销战略,推进企业品牌建设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激化和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企业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不仅要靠它能提供优良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要拥有众所公认的品牌。因此,创建品牌也是我国跨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和战略重心。由于我国的大多数企业主要是以模仿创新为其主要生产特征的,自主创新的品牌产品较少。随着我国与国际规则的全面接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注重,这无疑对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产品的跨国企业构成了最直接的生存危机,因此我国跨国企业必须加强品牌建设意识,开发出自己的核心产品,可以通过对目标市场的细分,采用品牌的扩散和多品牌战略即率先拥有较强的品牌优势的企业,在其已取得名牌称号的产品周围,构建“卫星式”的多品牌系列,从而阻止国外跨国公司的进入。 (四)注重企业适度规模,构建跨国经营联盟 跨国企业不一定都得把规模做大、范围铺得很广,这主要看来自于企业自有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滚动发展能力。因此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把增强自身竞争优势放在首要位置。当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相比,我国的跨国企业实力还过于单薄,单凭自身既有资源开拓国际市场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我国的企业要进入国际市场与世界跨国公司展开竞争,还必须充分发挥好本土联合优势,构建各种企业跨国经营联盟,这对于提高规模效益、扩大技术优势,从而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产品成本的降低无疑起到巨大作用。跨国企业集团可在集团内实行垂直分工的专业化生产,调整和改变原有企业“小而全”的不合理结构,实现集团核心层、紧密层甚至在半紧密层之间的人流、财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合理流动,优化组合生产要素。 (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营造独特的文化优势 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人员价值观和信念的体现,可以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已形成了一个既具时代特色又体现组织内在特点的企业文化。创建企业文化的关键在于“激励”,即充分尊重员工的利益动机与创新意识,承认员工的创新成果,鼓励并支持员工进一步创新,使其自我价值能够不断得以体现;在创新的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员工将其对利益的追求与创新冲动最终化为企业的一致行动,达到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双重实现,从而产生与企业荣辱与共的主人翁意识,形成凝聚力。另外,还要抓好员工知识技能的学习和积累,满足员工自我发展的需要,这些也是培育企业文化的重要方面,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才能逐步建立自身的企业文化,并使企业已建立起来的核心能力得以保持并不断拓展。 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大的跨国企业仅靠产权、物资利益方面的纽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还必须有文化、精神方面的纽带,以统一企业的理念。塑造企业文化需要企业全员的主动参与,全员既是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又是企业文化的继承者,只有全员认可特有文化,才能激励全员为之奋斗,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跨国经营论文:从摩擦走向磨合——跨国经营中的跨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包括一个企业独特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民族文化的特色并从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是民族历史文化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浓缩和凝结。这一方面意味着企业文化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给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跨国公司是跨国体、跨民族、跨地域、跨政体的特殊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就是跨国文化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决定着跨国经营的成败。跨国公司必须在异域文化环境中努力建设具有本国公司特色的企业文化,树立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等,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员工凝聚起来,共同实施公司的经营战略。 一、文化差异:“广州标致”之解体 目前,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在中国投资或设厂。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有不少是由于跨文化的差异而导致企业管理的困惑。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中,有15%左右的企业预定寿命提前终止,其中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企业不稳定占主要成分。 美国学者曼姆在分析北京吉普的案例时也指出:中美双方发现文化差异比任何一方在合资企业开办之前预想的都大。由于文化差异导致合资失败的企业个案,影响较大的莫过于广州标致的解体。 广州标致是由广州汽车集团公司(控股46%)、法国标致汽车有限公司(控股22%,主要以技术入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控股20%)、国际金融公司(控股8%)、法国巴黎国民银行(控股4%)合资经营的汽车生产企业。广州标致共有员工2000余人,由广州汽车制造厂和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共同管理。截止1997年8月,广州标致累计亏损10.5亿元人民币,实际年产量最高时才2.1万辆,未能达到国家产业政策所规定的年产15万辆的标准。同时,中法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合作无法继续。1997年9月,中法国签订协议,广州汽车工业集团与法国标致汽车公司终止合作。广州标致的解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汽车造型失误是关键因素,但合作后期由于文化的差异,双方目标不一致,未能及时更换车型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广州标致合资双方在企业文化建构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表层-物质文化的差异 物质作为种实物形态,在合资企业中为中外双方所共有,是企业赖以生存、不可缺少的基础。建设合乎企业自身文化特色的企业物质外壳是合资企业构建企业文化的重要外在因素。法国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现代化大生产管理方式移植到中国后,必须面对大量低水平的手工劳动操作。法方人员要从习惯于高技术、大规模生产的工作环境回落到较初级的汽车生产方式中。这需要一定的心理和文化适应期。 内层-行为文化的差异 广州标致采用了法国标致的组织机构设置,实行层级管理,强调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同时沿用法国标致的全套规章制度。但是,这套规章制度有很多地方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法方人员在许多情况下采取强制的方式要求中方人员贯彻实施其管理模式,这往往使中方被管理者对规章制度产生逆反心理,并在管理的空隙中尽可能地应用中国的管理方式,使制度化管理难以贯彻实施。 深层-精神文化的差异 企业精神是合资企业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合资企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合资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机结合体。广州标致建立12年来,中法双方的高层管理人员并没有致力于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塑造,没有意识到共同价值观的塑造可以减缓文化冲突,没有提炼出比较符合广州标致实际情况的企业精神,这就使中法双方未能齐心协力、统一行动。加之中法合资双方没有致力于协调投资目标期望的差异,导致许多决策出现意见分歧,使决策权共享这一合资企业的重要特征无法实现。 透过广州标致解体的全过程,可以看到表面上由各方资本、技术、人员、劳动有机组成的合资企业,其深层次的内涵则是文化的交汇、冲突与融合。更多的合资企业管理实践表明,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中外双方在交流与合作中常存在以下问题: 1、中外双方对各自的政治、经济、法律、尤其是社会文化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文化敏感性差,双方往往依据自身的文化,对来自对方的信息做出分析和判断,从而产生了不少误解和冲突。 2、对对方的公司文化及管理方式缺乏了解,或完全照搬外方模式造成“水土不服”现象;或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造成“双重指挥系统”现象。 3、双方对合作中可能出现的困难的程度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文化适应能力、解决文化冲突的技能都差强人意,同时未能建立起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协调机制。 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严重影响了双方的准确交流,加之翻译的水平还不尽如人意,因而造成了许多误解。 再者,由于高含蓄文化中(如中国、日本)许多信息的传递不是用明确的语言、文字或符号,而是通过肢体语言、上下文的联系、场景等进行的,这对于上述这些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难以妥善解决,一些合资企业最终走上了“离婚”或“解体”的不归路。即使像上海大众等这样一些成功的合资企业也往往是在经历了“炼狱”般的文化磨合后才走上坦途的。 可见,合资企业要获得健康发展,中外双方就必须重视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好文化差异问题。实践表明,合资企业表面、浅层次的文化融合比较容易,但深层次的文化融合则比较困难,这需要中外双方长期的努力。因此,中外合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更要注重决策目标、共同价值观等深层次文化因素的沟通与融合。 二、文化冲突:深层诱因及负面影响 不同的群体、地域或国家的程序互有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程序”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教育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思维。可见,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价值观念、信仰、态度、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显著特征。正是这种文化在群体上的差异性导致了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导致文化冲突的诱因主要有五种: 种族优越感 指认定一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认为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较其他优越。如果一位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以此种观点对待东道国的人,他的行为将可能被当地人所记恨,也可能遭到抵制,引发冲突,造成管理失败。 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 管理是一种艺术,而非一种教条。精明的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不仅需要具备在本土管理公司的能力,更应具备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从事综合管理的能力。如果片面以自我为中心,死守教条,不知变通,势必导致管理上的失败。 沟通误会 沟通是人际或群体之间交流和传递信息的过程。由于语言或非语言障碍的存在,人们对时空、习俗、价值观等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充分沟通往往有一定难度,容易产生沟通误会。例如:西班牙人想将百威啤酒(budwelser)翻译成“啤酒国王”,使用了“cerveza”这个词,可是啤酒(cerveza)在西班牙语中是一个阴性名词,因而翻译的结果是“啤酒女王”。 不同的感性认识 感性认识是通过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局部的、现象的和外在的认识。一个人独特的感性认识是在自己特殊文化背景中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并发展起来的,存在某种惯性,其变化不及环境变化的速度,一旦进入异域文化,这种惯性常常导致错误的估计和判断。 文化态度人的个性是基于一定的生理素质,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当管理者从一个文化域进入另一个文化域时,必然遇到与自己个性特征不完全相同的人群。能否正确理解受特定文化影响的员工的特点,就成为异域文化中管理者成功驾驭文化冲突的关键所在。 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在异域文化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以上五个方面的问题,必将引发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对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1、文化冲突影响了跨国公司管理者与当地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甚至产生“非理性反应”。 管理是“管”与“理”的有机统一。如果跨国公司管理者不相信工人,只“管”他们,而不会“理”他们,就会造成管理者和职工关系的疏远和社会距离的增加,就会影响沟通,甚至造成沟通中断。管理者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这种文化冲突,对职工采取情绪化的或非理性的态度,职工也会采取非理性的行动,这样,误会越多,矛盾越深,对立与冲突就成为必然,后果不堪设想。 2、文化冲突导致跨国公司市场机会的损失和组织机构的低效率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同一公司内部便会产生文化冲突。随着跨国公司经营区位和员工国籍的多元化,这种日益增多的文化冲突就会表现在公司的内部管理上和外部经营中。在内部管理上,人们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目标和行为规范必然导致管理费用的增大,增加组织协调的难度,甚至造成组织机构低效率运转。在外部经营中,由于文化冲突的存在,使跨国公司不能以积极和高效的组织形象去迎接市场竞争,往往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丧失许多大好的市场机会。 3、文化冲突使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实施陷入困境 从一般的市场战略、资源战略向全球战略的转变,是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步骤。为保证全球战略的实施,跨国公司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以全球性的组织机构和科学的管理体系作为载体。但是,目前大多数跨国公司普遍采取矩阵式的组织机构,由于文化冲突和缺乏集体意识,导致组织程序紊乱,信息阻塞,各部门职责不分,相互争夺地盘,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离心力加大,使得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难上加难,从而造成跨国公司结构复杂,运转不灵,反应迟钝,大大不利于全球战略的实施。 三、跨文化管理:文化融合与成功运营 跨国公司是一种跨文化的特殊企业,其管理必然就是一种跨文化管理。所谓跨文化管理,又称为交叉文化管理,是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事、物的管理,是研究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利用企业的潜力和价值。据调查资料显示,约82%的跨国公司的失败是因为跨文化管理失败而导致的。目前约有1/3的著名跨国公司因为多元企业文化管理不善而面临内部关系紧张的状况。 跨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既表现为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或离散过程,又表现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汇或融合。所谓“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其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所谓“文化融合”,则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变化因素之间的相互结合、 相互吸收的过程。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作为文化交汇的两个方面,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两种文化交汇的过程中总是共存其中、相伴而行。因为异质工作团队的现实,使文化冲突和离散不可避免,而现实利益与目标的同向选择又使文化融合成为可能。通过有效的跨文化管理,降低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实现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双重适应,使文化适应走向经济融合,已成为跨国公司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解决组织跨文化冲突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1、凌越 所谓凌越是指组织内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而扮演统治者的角色,组织内的决策及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而其他文化则被压制。该种方式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时期内形成一种“统一”的组织文化,但其缺点是不利于博采众长,而且其他文化因遭到压抑而极易使其成员产生强烈的反感,最终加剧冲突。 2、折中 所谓折中是指不同文化间采取妥协与退让的方式,有意忽略回避文化差异,从而做到求同存异,以实现组织内的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很小时,才适应采用此法。 3、融合 所谓融合是指不同文化间在承认、重视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一种你我合一的全新的组织文化,这种统一的文化不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且极具“杂交”优势。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循环中如何建立新型的企业文化,避免文化冲突成为企业管理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首先,中国的三资企业需要跨文化管理。一方面,建立在中国境内的三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必然要受到中国大环境的制约,它不但要遵守中国的有关法规、制度,而且其组织管理体制必须与中国的文化相适应;另一方面,三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具有双向性,其员工多来自中国本土,对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的管理方式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中外双方的沟通可能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不同管理方式的融合也是长期的。但是,东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及融合将促使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走向多元化和全球化。其次,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也需要跨文化管理。随着中国企业在现代化的基础上越来越向国际化方向发展,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市场。目前,我国已在境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企业。通过跨国投资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因此,中国企业如何在异域文化中实施沟通和合作是当前急需研究的课题。 对中国企业而言,在跨国经营中实施跨文化管理关键是要做好以下工作: 识别文化差异 由于文化冲突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必须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识别。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赫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正式规范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判别是非的标准,它能抵抗来自外部企图改变它的强制力量,因此正式规范引起的冲突往往不易改变;非正式规范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习俗等,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克服;技术规范是指人们的知识、技术、经验等,它可以通过人们技术知识的学习而获得,很容易改变。由此看来不同规范的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跨国公司管理者首先要识别和区分文化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进行跨文化培训 跨文化培训是为了加强人们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反应和适应能力,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对文化的认识、文化敏感性训练、语言学习、跨文化沟通及冲突的处理、地区环境模拟等。这种培训的目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减轻驻外经理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使之迅速适应当地环境并发挥正常作用; 促进当地员工对公司经营理念及习惯做法的理解; 维持组织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 保持企业内信息流的畅通及决策过程的效率; 加强团队协作精神与公司的凝聚力。 不仅如此,跨文化培训与其他培训一样,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留住企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这是因为公司花钱或提供培训,不仅是对业绩出色的员工的激励,而且也显示了公司对员工长期发展的诚意。 建立共同的经营观和公司文化 通过识别文化差异和进行跨文化培训,公司员工提高了对文化的鉴别和适应能力。在对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环境的要求和公司战略发展的原则要建立起公司的共同经营观和强有力的公司文化。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减少文化冲突,使得每个员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同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宗旨结合起来,也使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结合更为紧密,同时又能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增强跨国公司的文化变迁能力。 跨国经营论文:中国企业如何创造跨国经营竞争优势 内容提要:根据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详细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缺乏竞争优势的成因,提出了构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竞争优势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跨国经营,竞争优势 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角,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各国跨国公司的竞争。但是,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500强企业,绝大部分处于产品出口阶段,进行海外投资的极少,能够利用全球性资源跨国经营、进行全球性生产销售、具备全球性发展战略和组织管理的企业更少,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 要提高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就必须积极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竞争优势对培育中国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跨国经营与竞争优势 跨国经营和国际化经营是两个不同的企业经营学概念,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企业跨越国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一现象。 跨国经营是指企业以母国企业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以此为基础所展开的跨国界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一个仅在国内配置生产要素的企业,面对许多在全球范围内调配生产要素的竞争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跨国经营已成为企业成长的一般方式。企业面临的已经不是能否跨国经营的问题,而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如何赢得优势的问题。 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首要战略问题就是:如何建立持续的竞争优势?即凭借什么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立于不败之地?由于跨国经营比之于国内经营有更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额外成本,因此,跨国经营企业必须通过各种优势的发挥,克服国际市场的分割性和不完全性,最终取得竞争优势,实现企业发展的目标。 跨国经营竞争优势是指跨国公司(跨国经营企业)在跨国经营活动中相对于本国国内企业、东道国和第三国企业所具有的生产、营销、组织、技术(研究开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跨国经营优势必定有一个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一家原来没有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学习和积累国际经验,逐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优势。而原来具有某些经营优势的企业,随着国际经营环境的变化,其经营优势也会发生变迁。 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也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寻求优势的活动。获得国外有利的经营条件从而增加自己的优势,实际上是各种类型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普遍存在的动因。中国企业不仅要关注获得跨国经营的条件,更要关注如何通过跨国经营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尝试性起步阶段、缓慢发展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经过20多年的发展,跨国经营已初具规模。到2002年6月底,我国在境外投资设立非金融类经营机构6758家,协议投资总额132亿美元,中方投资额近100亿美元。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有着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完全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背景和特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其他国家企业相比,是在两个特殊条件下层开的: 1.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属于后发展型的,在竞争优势等方面与传统跨国公司明显不同 (1)加入wto使中国企业按照wto的规则普遍享有各成员国提供的最惠国待遇,增加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许多国家对原有的国家垄断行业陆续放松管制,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2)国际贸易壁垒的重点正向技术壁垒转移。发展中国家因其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和检验能力较低,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技术壁垒正以一种超乎关税壁垒的力量,阻挡着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弱势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3)加入wto后,我国有关国际投资的政策性壁垒将逐步拆除,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必然被不同国家企业间的竞争所代替,国内企业将无法独享本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投资环境等方面的优势都将由国内外企业分享,尤其是激烈的人才竞争。竞争环境更为公平,我国企业的资源优势将受到影响,竞争更为激烈。 (4)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走出去”是我国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结构性的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高出市场需求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 60%,1996年空调生产厂家的开工率只有30%,洗衣机厂的开工率只有43.4%:电子产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已由 1995年的18.3%下降到1996年的15%,供不应求的产品已由14.4%下降到10%,供大于求的产品已由66.3%上升到75%。一批企业开始眼睛向外,到国际市场寻求出路。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等各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来推动境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根据外经贸部的统计,到1999年底,我国的境外加工贸易投资项目共有151个。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集中在轻工、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行业。 2.中国是一种过渡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都面临着逐渐转变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 (1)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普遍具有为国内经济成长服务的倾向,这同我国跨国经营的主体是国有制企业有关。国家作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不可能不用自己的利益追求来影响企业的决策,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其对外投资活动更直接地贯彻和体现了国家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意图。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并不仅仅限于谋求企业本身的个别优势,而是谋求我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综合优势。 (2)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企业经营机制进一步转换。相当一部分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到2002年,520户国家重点企业改制面达到83.7%,一批国有大型企业相继在海外上市,得到国际资本市场和战略投资者的认可。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远未得到根本解决,大部分企业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营的主体,政企不能从根本上分开,行政干预因素较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产权界定不清晰,国有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尚未健全,使跨国经营的国有企业机制僵化,难以适应变化莫测的国际经营环境。 (3)国家政策导向不明,缺乏统一的管理。虽然原则上鼓励企业跨国经营,但是尚无对外投资的整体战略和明确的倾斜政策。《对外投资法》尚未出台。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管理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来统一协调,境外投资项目审批程序繁琐,多部门、多层次,限制很多,时间过长,通常一个项目审批需要4~6个月时间。 有关部门的问卷调查结果及其他资料显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只是处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的初级阶段,投资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且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和纺织、简单食品加工等,缺少名牌产品,较少的广告费用支出,并且大多数采用合资经营的形式等等,尚处于跨国经营后起者地位。 三、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的问题及其成因 虽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有着广阔的空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中国企业普遍缺乏跨国经营的竞争优势却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表现在: 1.投资规模小,海外企业效益差 目前我国企业所进行的海外投资规模较小,近90%的海外投资项目在300万美元以下,技术水平及设备要求不高,基本上是投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集中在家用电器、机械、轻工和纺织服装等几个行业。现阶段尚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能力。 大多数海外企业仅是国内在外的窗口和接待站,经营业务很难展开。据不完全统计,海外企业中盈利的占 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盈亏平衡的占28%,亏损企业占17%,以生产性企业居多。从上海市的情况看,到 1999年底,上海获正式批准的境外投资项目达545家,投资总额为4.27亿美元。但其整体效益为,大约2/3的海外企业步履维艰,甚至亏损。在国际市场上难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 境外企业的效益不理想,这一方面由于在跨国经营的初期阶段,跨国经营时间短,缺少经验,企业内部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与我国政府的海外投资管制和外汇管理制度有直接关系。使得不少企业化整为零,采取先生存后发展的策略。 2.研发水平低、缺乏技术优势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只有1%~2%,即使是2002年中国电子百强企业,研究开发的投入平均也只占到3.8%。而“全球500强”美方上榜企业是5%~20%。现在,约有2/3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没有建立研发机构,新产品销售额的比重平均只有8%。这表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国内企业还远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直接结果就是,我国的对外投资多数为贸易加工型,产品也大多进入低端市场。 由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对下降,而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的作用急剧增大,导致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竞争优势的减弱。 3.许多跨国经营成功的企业尚未建立起持久的竞争优势来源 我国大多数企业缺少跨国经营的经验,管理手段落后,高层次的跨国经营人才匮乏,受技术和资金的局限,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品牌优势。加之信息不灵和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使许多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步履维艰。此外,企业管理水平较低,缺乏制度化的管理系统平台。如许多企业领导人都有自己的远景,但是这些个人远景却没有转化为大家共同的远景进入组织的血液。 四、构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竞争优势的对策 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可以发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企业可进行跨国经营的优势已经多元化,除技术和资金优势外,销售能力、区位因素、低成本生产、综合经营能力等价值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均可以成为跨国经营的竞争优势来源。比如我国的海尔和海信,在进入国际市场的初期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创造企业的全球价值网,其现实的选择就是根据企业已有的能力系统和外部环境选择价值链上的一两个关键环节,集中资源,建立相对竞争优势。海尔选择的关键环节,即市场销售和服务环节。而海信则将关键环节选在辅助活动的技术开发环节和基本活动的生产经营环节,以形成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生产出性能价格比极优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中国企业当务之急是加快内部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改造,建立健全公司治理、财务管理和内部监控,这是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的前提条件。 1.建立母国的体制优势:尽快确定国家的对外投资模式 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仅靠企业本身是无法完成的。竞争优势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还是一个社会范畴的概念,它反映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优势对经济运行规律的适应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母国优势对企业跨国经营的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1)制定政策,帮助本国企业提高跨国经营的竞争能力;(2)与东道国谈判,为本国企业跨国经营争取比较好的待遇和条件。如法国电信、雷诺、威望迪等法国国有跨国公司,其优势是具有政府背景,可与东道国政府直接洽商,解决在当地所遇到的问题。为了体现法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法国政府对企业的海外投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鼓励,支持它们与美、英等国的跨国公司争夺国际市场。在必要的时候,政府甚至挺身为本国企业做资信担保,大大加快了法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速度。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业绩同样得益于不断改善的宏观政策环境,但现行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中“部门多、手续繁、效率低、周期长”的无序状况使不少企业坐失良机。因此,(1)有必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规范,建立全国统一高效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实施有关促进、保护、监管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使企业能及时获取权威性政策咨询服务。(2)落实企业的跨国经营自主权,尽快使具备“走出去”条件的企业享有外贸、外经、外事审批权、资金融通等自主权,使企业得以在国际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3)财金政策的配套改革。通过税收、信贷和保险等手段鼓励跨国公司的发展。(4)政府应积极推进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建立良好的国家间的关系,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践证明,良好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民间文化的交流和认同往往为企业跨国经营敲开大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保护。 2.增强规模优势:跨国并购 (1)基于中国跨国经营企业的平均规模不大,应先在国内同一产业内形成内聚力强大的几个产业集团,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如企业之间的横向兼并与收购等,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规模优势,尤其是跨国并购国外的中小企业,能拓展经营能力,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对方的市场份额,了解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情况。通过兼并、收购、控股、中外合资等多种形式与国内外企业进行战略联盟,形成优势互补。例如,浙江万向集团生产的汽车万向节1984年由美国舍勒公司领进门,打进美国市场。在经历了“产品走出去”、“人员走出去”阶段,于1994年建立了万向美国公司,开始了“企业走出去”的历程。万向美国公司勇于创新,以“股权换市场、参股换市场、设备换市场、市场换市场、让利换市场”等多种形式,迄今已成功收购了英国as公司、美国舍勒公司、id公司、lt公司、qai公司和uai公司等8家海外公司。先后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欧美7个国家设立、并购、参股了18家公司,构建了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营销网络。 (2)品牌的策略性收购是许多跨国公司在外国市场攻城掠地的有效途径。在进入他国市场时,应用品牌兼并的方法购买当地的知名品牌可以避开当地的种种心理和行业中的进入障碍,迂回进攻,最终占领市场并从对当地领导品牌的战略投资中获利。如新疆德隆,在美欧拥有3家企业和销售网络,其主导产品番茄酱产量已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 10%。 3.培育管理优势:战略与变革 (1)适当的跨国经营发展战略。根据国际经验,跨国公司的成长将经历跨国经营、多国化和全球化等主要阶段,企业应从长远发展的战略管理高度不断强化跨国经营战略意识,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市场进入战略和循序渐进的市场拓展战略。 企业应对自身的能力系统进行详细分析,充分考虑企业的各种资源的客观能力和企业文化、经营理念、领导者风格等主观能力,并结合企业所在行业的结构和特点,作出最优抉择,然后集中优势,选定全球目标市场,确定相应的战略。作为后发展型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注意“避实就虚”、“以速度抗击规模”,选择关键环节,争取形成相对竞争优势。tcl在国际市场推广自己品牌时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李东生说,在欧美、日本这样比较成熟的市场,自己打品牌风险很大,胜算不大,tcl就以外包、oem、odm为主,来扩大市场份额,而在东南亚、中东、俄罗斯、东欧,就以推广自己的品牌为主。 (2)组织的灵活性。国际经验表明,从开始从事单一产品的出口贸易到最终成为一个著名的跨国公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期间企业不仅需要进行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而且需要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只有具备持续创新的能力,企业在关键环节上形成的竞争优势才不能被模仿,企业优势才得以保持。如完善组织机构,增加组织结构调整的灵活性,建立信息网络,加强控制和绩效考核:与西方跨国公司在某些领域结成战略联盟等等。 4.提升技术优势:扬长避短 中国企业在适用技术上比较成熟,集中体现在家电、纺织、轻工、电讯设备制造等产业。低成本优势较为突出。虽然在附加值高的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业方面的竞争力尚处于劣势,但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已具高水平竞争力。在中国向海外的投资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制衣、鞋类和电器等行业。他们瞄准产品市场的低端,这些公司在这一领域具有竞争优势。 (1)实施错位竞争,发挥适用技术和产品的优势。任何市场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差异性。产品有不同技术层次的差异,同种产品也有质量,价格、花色品种等方面的差异。在竞争力相当有限的条件下,企业应实施错位竞争战略以开拓市场空间,建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如应用产品差异化策略,以产品的差异化来开发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失为一个低成本的方法,这种差异的机会在一个产业的发展中比比皆是,可以是价格的差异、性能的差异、销售渠道的差异等等。 (2)增强企业跨国经营的技术优势。虽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技术优势主要是小规模、灵活性和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技术优势,这在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中是有效的,但仅靠这种技术优势很难实现规模化、全球化的战略目标。即使这种优势本身,也需要加强投入,继续保持和增强。另外,我国在中医、中药、餐饮等领域具有特有的技术优势。因此,企业应提高科研开发能力,尽快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把技术的商业化研究放在头等重要地位,并重视和逐步开展海外企业的r d活动,以进一步拓宽投资技术的适应性和竞争力。比如同仁堂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摸索出一条以“品牌、技术投资为主,部分资金投资为辅”的跨国经营之路,发挥同仁堂优势,坚持特色发展,以绿色药品为切入点,扬长避短绕开壁垒。1999年,北京同仁堂股份公司控股70%在美国成立了北京同仁堂(美国)有限公司,现已有4个产品完成了美国fda的通关工作,并在美国各大超市开始销售。 (3)开拓小规模市场,不断开发这类市场所需的生产技术以获得竞争优势。 (4)在主要市场或技术先进地区建立研究设计中心。如华为在美国硅谷、达拉斯等地建立了研发中心。 5.挖掘区位优势:寻找国际市场的突破口 企业应根据所处的产业及自我的跨国经营发展战略来选择区位。一般地,原料开发利用型的产业区位在澳大利亚、拉美和非洲;成熟的加工制造业适宜选择非洲、东欧、中亚和东南亚,第三产业如金融、信息业,适宜选择美国、中西欧和东亚。 广东省对“走出去”企业的调查表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是设立贸易公司和科研开发机构的首选地,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热点地区。 上海市经委在2000年底对该市企业海外投资的调研报告中提到,上海企业发展海外经济首先是开拓东南亚市场,主要集中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其次是开拓南非市场,在南非兴办了20多家生产加工企业,把上海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带出去,在当地组装和加工生产,销往南非和非洲南部市场。 据统计,目前中国在越南的投资项目达142个,合同投资金额达到2亿多美元,像tcl集团、新希望集团、江苏江动集团等,在越南市场已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力帆从1999年进入越南摩托车市场,在2001年销售额达1.17亿美元。力帆、海信、华为、广州卷烟一厂等在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代价创出了名牌。海尔的跨国经营战略目标不是出口创汇,而是出口创牌,海尔的张瑞敏认为,美国、日本、西欧市场与我国市场的互补性强,如果我们“避实就虚”,低端产品高端市场走,就会找到生存空间。因此,海尔在市场开拓上先难后易,在发达国家打响品牌。 6.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加入跨国公司全球制造网 通过有策略地与有实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进入跨国公司全球制造网,作为网中的一个节点,可以分享、获得和利用更多的资源:利用网的接近资源的能力,实现自身的资源,利用网的学习能力,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利用网的技术转移机制,获得更多的先进技术:利用网的市场反应能力,提高市场意识和市场运作水平,利用网的本地化经营,培养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利用网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最终达到增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竞争优势的目的。如创维集团和格兰仕的oem(定牌生产),即外方的品牌+中国的制造能力,大大加快了企业打入国际市场的步伐。 7.保持跨国经营竞争优势:本土化管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各大跨国公司从90年代末,纷纷实施本土化战略。本土化战略最关键的因素有三个:高中级经理的当地化、研究与开发当地化、公司风格当地化。 海尔在海外发展的“三位一体本土化”模式,即设计、制造、营销都要在当地进行,通过当地融资、融智、融文化,实现创造本土化名牌的目标。在人力资源本土化方面,海尔的雇员上至经理下至普通员工没有一个中国人,主要依靠近400名全球聘用的“洋经理”运作其海外网络系统。 “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等独特的“海尔文化”已成为维系海尔海外员工的纽带。 8.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根源于其内部长期成长过程中所积累的核心知识和能力的差异。在当前的超强竞争时代,企业之间的对抗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产品与产品之间的竞争,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即在任一时刻,企业之间的竞争都是层次展开的。 在动态的环境下,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是一个由最深层的基于战略逻辑与远景的竞争优势、中间层的基于战略资产与核心能力层面的竞争优势、基于作业流程与价值链配置层面的竞争优势以及表层的基于最终产品与市场层面的竞争优势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支撑而构成的动态的层次体。 我们如果去看大多数500强公司的成长过程,会发现他们通过企业家的某种创造才能获得成功后,通常会采取三个步骤来获得持续的能力:(1)为企业树立一个长期的企业目标,为员工树立一个人性化的核心价值观。之所以需要核心价值观作为员工长期激励的动力,原因在于只有价值观才能提供超越时空的力量。(2)建立与比较竞争优势匹配的核心竞争力,在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建立企业扩张模式,而不是盲目扩张。比如sony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是精密技术的小型化能力,sony的业务扩张基本是围绕这一核心竞争能力建立起来的,比如麦当劳的核心竞争力是标准化的经营管理能力与在不同分店的食品递送能力,麦当劳在全球的扩张显然都是依赖这一能力建立的。(3)建立基于今天、明天和后天的三层业务链。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持续其强大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能够同时考虑企业今天、明天和后天三个业务层面的发展机遇,即在第一层面发展和保有核心业务(今天的业务),在第二层面建立新业务(明天的业务),在第三层面选择企业长远发展的新生业务(后天的业务)。 跨国经营论文:我国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对策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实施跨国经营战略已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加入wto使民营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但同时,这无疑也是民营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一个绝好机遇。本文对我国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发展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其动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民营企业跨国经营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发展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和我国全面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新形势下,民营企业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力量。因此,研究我国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及其特点,揭示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对促进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 1.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发展迅速。我国拥有进出口自主权的民营企业,其跨国经营主要是通过产品的直接出口贸易来实现的,而大部分没有取得进出口自主权的民营企业则依附于一些专门从事对外贸易业务的国有外贸公司来实现其出口贸易。此外,诸如许可证贸易、补偿贸易、契约合作生产、国际加工与装配贸易、工程承包等方式也逐渐在民营企业中日益盛行。中国外贸200强企业出口值有70%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至2004年底,上规模民营企业2119家,其中出口生产企业989家,占46.67%;在国外建厂的企业62家,占2.93%;在国外设立研究开发机构的企业47家,占2.22%。全年实现出口总额339.49亿美元,比2001年的86.20亿美元增长了70%多,年均增长达24%。目前,民营企业外向型经济已成为我国对外经贸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外贸出口的重要增长点。但总体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还处于低端,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进行产品竞争,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大部分民营企业还处在跨国经营的初级阶段。根据企业跨国经营阶段理论(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l),企业跨国经营应该被视为一个发展过程。该理论代表学者johanson和vahlne在对有代表性的制造公司海外运营过程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这些企业的海外运营战略都采取了基本相同的步骤,即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口活动的增加,母公司掌握了更多的海外市场信息和联系渠道,出口市场开始通过外国商而稳定下来;再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和海外业务的扩大,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以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上述过程被归纳为:不规则的出口活动,通过商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从事海外生产和制造四个阶段。johanson等人认为,这四个阶段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分别表示一个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卷入程度,或由浅入深的跨国经营程度。在我国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发展进程中,尽管也有一部分具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开始尝试用收购兼并、买壳上市等现代对外投资的形式进入海外市场,但这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主要是为了拓展产品出口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比较优势来建立原材料生产基地。而大多数民营企业还停留在以“边贸活动”为主体内容的进出口贸易和加工贸易上。所以说,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还处在跨国经营的初级阶段。 二、我国民营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企业自身方面。我国民营企业起步较晚,在社会偏见与政策准入等条件的约束下,多数还处于初创期,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总体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经营管理落后等方面的缺陷,使其进行跨国经营面临的困难和风险要大于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小,优质产品少,品牌效应低,核心竞争力弱。虽然中国在海外的总体投入不少,但真正称得上跨国公司的企业却为数不多,海外机构普遍“小、散、乱”,开拓当地市场的能力差。并且民营企业对科研开发的热心程度不高,其研发费用仅占产品销售收入的1-2%,而全球500强企业的研发费用占到了其产品销售收入5-20%。技术落后、研发水平低导致民营企业产品技术含量极低,这样的产品即使在国内市场都很难有竞争力,何况在变化多端、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而且民营企业很少创立自己的品牌,进军国际市场的常见方式是贴牌生产,缺少品牌效应,不仅使得企业利润率非常低,而且不利于树立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良好形象。 (2)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资金缺乏,融资渠道狭小。2002年对江苏民营企业的专项调查显示,45.1%的年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困难是企业发展的头号障碍,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民营企业认为获得金融机构贷款难的则高达86.5%。民营企业由于资金、规模等多种因素制约,往往不得不忍痛放弃千载难逢的国际市场发展机遇,即使历尽艰辛跨入国际市场,也难以持续经营发展。 (3)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落后,经营管理者素质较低。跨国经营需要的是具备国际经营技能、国际风险管理、跨国文化管理、国际法律体系、国际市场营销等多方面知识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而我国民营企业采用血缘、亲缘或者地缘关系纽带式组织管理模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不仅限制了企业人才的使用,也妨碍了企业主自身素质的持续提高。 2.国内环境方面。(1)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已成为制约其跨国经营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的金融制度结构和相关政策的歧视性限制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和利用外资的范围和规模。在我国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出口信贷、买方贷款、卖方贷款、出口押汇等业务的服务对象一直只有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融资方面除了短期信贷以外,其他融资渠道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度很低。诸如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利用外资、政策性融资、产业基金、项目融资等融资方式并没有对民营经济开放,更不用说通过海外资本市场渠道进行融资了。不公正的所有制歧视使得民营企业很难获得应有的信贷、保险、担保等国际化经营所必需的金融服务支持。 (2)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缺乏应有的政策支持。我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集体和私营企业,长期以来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无法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相比,资源分配一直是向大中型国有企业倾斜。因此,相对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缺乏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再加上人才匮乏,管理水平落后,技术水平低,企业规模小,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没有明显的区位与内部化优势,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 (3)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缺乏法律法规保障。我国至今没有制定诸如《民营企业基本法》、《海外投资法》、《海外投资保险法》、《跨国公司法》之类的规范与保护海外投资的基本法律以及有关保护民营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法律法规,在金融借贷、技术开发、人才引进、反不正当竞争、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保险、跨国经营等方面缺乏对民营企业的专门扶持和保护,这不利于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开展跨国经营。 (4)缺乏为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服务的中介机构和为跨国经营服务的信息和研究中心。我国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企业走出去多凭热情,缺乏对海外投资环境的深入考察和对境外市场的调研能力。因此,在跨国经营战略布局上缺乏长期的战略规划,导致许多失败的案例。缺乏国际市场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信息以及缺少提供跨国经营服务的中介机构是目前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一大障碍。 3.国际环境方面。从我国中小企业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韩国、东盟、印度等国的出口产品存在严重的同构性。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低价促销的营销策略不仅压缩了自己的利润空间,而且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常常招致东道国的反倾销起诉。而民营企业正是最近几年多起反倾销案的主角。并且国际市场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自然环境、文化习惯等方面都会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等等,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实现跨国经营所必须面对的。 三、发展对策 1.加强国家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宏观调控和引导。政府应当尽早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做出总体战略规划,并将其列入同期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统一领导、管理和协调,尽快结束海外投资的多头管理局面,可由中央政府委托相关部委共同组建全国性的专管机构,专司对外投资行政管理事务,负责制定海外投资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确定不同时期海外投资的规模、方式和重点,统一领导、管理和协调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为民营企业正确制定对外投资战略提供宏观决策依据。并通过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从宏观上加以引导。在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产业方面,应引导其投向有比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其跨国经营提供技术优势和管理机制优势。对于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区域选择、布局等方面,政府应根据我国的战略部署和各国的投资环境提供指导性意见,引导其进行合理的布局和选择。 2.政府要在金融政策方面予以必要的扶持。融资难是我国民营企业实施跨国经营战略的一大瓶颈,政府应在金融政策上进行扶持,发展和完善对外投资在融资、保险等方面的服务体系,为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1)改革金融制度,提高银行系统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支持力度。首先,通过政府的金融政策创新,不断强化银行系统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支持,鼓励商业银行扩大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贷款,拓宽国家进出口银行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服务的领域,放松利率管制,发展中小民营商业银行。其次,鼓励中资银行开展跨国经营。中资银行应该大力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银行跨国经营的成功经验,积极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融资提供服务。第三,大力培育、完善和发展股票、债券、票据和融资租赁市场。我们应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成熟经验,制订一系列配套政策法规,建立健全我国的股票、债券、票据和融资租赁市场体系,积极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融资发展创造条件,拓宽民营企业融资发展渠道。第四,政府应赋予条件适合的跨国企业以必要的海内外融资权,并由国家给予必要的担保,鼓励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以扩大对外投资的金融实力。第五,加快组建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银企财团,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参与国际竞争。第六,应该允许跨国投资企业在境内和境外设立自己的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逐步强化其金融自我扶持功能,使之成为企业的金融核心。 (2)改革跨国投资项目的外汇管理制度。目前我国仍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政府应当允许投资项目的外汇自由输出,对于创汇大户,银行应为其建立对外投资专用账户,使其可以自由地提取并用于跨国投资项目。另外,为了便于企业用实物资产、工业产权进行投资,应对非贸易性跨国投资项目的实物、技术投资部分实行免收保证金的鼓励性政策。 (3)设立对外投资基金,完善民营企业跨国经营信贷担保体系。对外投资基金是指由基金成员单位注入一笔原始资金并由基金成员单位委派专业人员组成跨国投资发展基金运作机构,进行具体的投资操作,将基金的各种组合投资获利部分对跨国投资活动进行参股。其好处是既可以分散投资者的风险,又可以做到小额资金的集中使用。从我国已经走出去的企业看,在跨国经营中会遇到诸如商业、汇率、政治等很多风险,由于其自身实力有限,很难独自承担这些风险。因此,政府应在政策上进行扶持,通过设立对外投资基金和国家政策性跨国信用信贷担保机构,鼓励对外投资保险的发展,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3.完善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目前,在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和对外投资方面,我国还存在着审批程序烦琐、时间损耗过长、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国家应迅速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基本法》、《海外投资法》、《跨国经营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完全的微观自主决策权,大幅度简化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投资审批程序,放松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外汇额度管制,确保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加快《海外融资法》、《跨国公司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等基本法律法规及配套实施细则的出台,使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融资和开展跨国经营拥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基础和保障体系。 4.建立健全为跨国经营服务的信息和研究中心、中介机构和风险防范系统。 (1)考虑到对外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抗御性,政府应尽快建立国家级的国际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和防范系统。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政治、汇率、罢工、法律、恐怖主义、战争等风险的预警服务,一旦发生风险,应发挥国家影响力,为陷于巨大国际市场风险中的民营企业提供一定政治、经济、法律、道义上的支持与援助。同时,加快与各国签订诸如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贸易投资协定、社会保险协定等政府间协定,多方位、多角度地保护和推动我国民营企业开展跨国经营。 (2)鉴于多数民营企业缺乏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法律、经济等投资环境的跨国经营信息渠道,政府应建立具有高效的信息收集、加工及传输功能的全球性信息资料研究中心和信息服务网络系统,为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比较全面、及时、准确、系统的国际市场环境资料和权威的咨询服务。与此同时,还应组建为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以及充分发挥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信息渠道作用,为民营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提供投资地区及项目等相关信息和中介、指导与服务。 跨国经营论文: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选择 摘 要:自从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文章以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为中心,在回顾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组织文化、战略定位、职能管理、资源配置等四个视角归纳了跨国经营中存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提出了以经营绩效为选择标准、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为制约要因的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选择模型。 关键词: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海外子公司;走出去战略 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存在哪些不同的模式?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企业的组织文化、战略定位、职能管理、资源配置等视角,归纳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同模式,从企业经营绩效、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等方面探讨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一、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人力资源管理新问题 自从2000年中共中央正式确定“走出去”为我国一项开放战略、“十五”计划启动“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2万家,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343亿美元,年末境外就业人数达102.6万人,其中外方雇员45.5万人;在此基础上,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额有所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逆势而上,在全世界排名第13位,在所有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排名第三位。金融危机导致汇率剧烈波动和国外资产价格下跌等原因为中国公司创造了走出去的机会。 实际上,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经营已经有十余年的经验,1996年海尔集团在印度尼西亚、金城集团在哥伦比亚开始投资、1997年万象集团在英国、华立集团在尼泊尔投资经营,成为第一批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近年来,以联想收购美国ibm家用电脑业务、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多媒体公司全球电视机业务、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为代表,大批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并购海外企业,跨国经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大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同时,大批中小企业也走出国门,开始了跨国经营之旅,经过多年的跨国经营实践,中国企业在海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面临着与国内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尤其是海外子公司的雇员绝大多数来自于东道国,如何在海外子公司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面临的新课题,总结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形成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选择适用的管理模式的一般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关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理论综述 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主要涉及跨国经营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国内外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 1 跨国经营模式的研究。perlmutter(1969)提出了企业跨国经营epg三模式,后来发展为跨国经营的eprg模式,即本国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多中心主义(polycentricism)、地区中心主义(regiocentrism)和全球中心主义(geocentrism);近年来,schuler(1992)、dowling(1999)提出了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模型,指出“外生”和“内生”因素影响着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形成,并围绕跨国经营模式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 2 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关系研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跨国经营母子公司关系的研究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理论的重要分支。prahalad&doz(1987)提出了跨国经营的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i—r)分析框架,batlett&ghoshall(1998)在这一框架基础上将企业分为多国企业、全球企业、国际企业和跨国企业四类,在这一研究领域,以morris etc.(2009)、edwards(2010)为代表,对海外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母公司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3 跨文化经营管理研究。hofstede(1980)提出了国家文化模型,用五个维度对50多个国家的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trompenaars(1993)用七个维度测量各国文化差异,围绕文化对经营管理的影响这一问题对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一万五千人进行了调查,此后,以doucet etc.(2009)为代表,许多学者运用定量的方法比较不同文化下管理实践的特点。 4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围绕国际人力资源管理(ihrm)和战略国际人力资管理(sirm)有大量的研究,takeuchi(2009)等人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绩效有相关关系,guest(2001)等运用了管理人员主观判断法来评价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解决了问卷调查时难以获取企业财务数据的难题。 随着日本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多,关于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是否可以移植到国外的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安保(1988)通过对在美国的日本汽车、电机企业的调查,提出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在美国具有适用性;近年来,大前研一(2009)、古泽昌之(2009)等从不同侧面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研究,所总结的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海外管理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由于大量外资企业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关于跨国经营的研究主要是以在华外资企业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赵景华(2002)通过对140多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进行的问卷调查,将海外子公司的初始战略角色划分为资源获取型、生产基地型、市场开拓型、利润重心型、知识提取型和风险分散型等6种不同类型陶向南和赵曙明(2003)通过对在华的51家跨国子公司调查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本土化程度也在显著增强,但是都以总部接受的形式出现。朱晋伟(2006)通过对62家在华运行5年以上的外商独资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其人才本地化的现状和实施人才本地化战略的原因。薛求知(2007)从子公司的角度出发,按照子公司创造知识的能力以及所创造知识的可转移性两个维度,把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划分为知识的提供者、吸收者、深化者以及修改者等四个角色。鲁桐(2007)指出要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应注意把握跨国经营战略不同特性、恰当地选择目标市场、选择合适的进入方式以及使企业的组织结构与跨国经营战略相匹配这四个关键环节。但是,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比较短,关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实证尚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跨国经营的人力资源管理,赵曙明(2002)以动态的眼光对美日韩德四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了多维度的比较,郑海航等(2002)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人力资源管理的三维立体模式,陶向南等(2003)根据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分析框架,构建了子公司的战略角色以及绩效表现对子公司人力资源本土化配置的路径模型。拉尔松和赵纯均等(2009)以20多家我国知名跨国企业为典型案例展开了分析,近年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问题受到国内学者的瞩目。 国外学者积累了大量关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而针对在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本等方面比较优势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其跨国经营的相关研究则少有涉及,尤其对中国跨国经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随着金砖四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的研究将丰富跨国经营的理论。 在我国,虽然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主要关注在华外国子公司的研究,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人们会越来越重视中国跨国经营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发展问题。同时,关于对“走出去”企业研究的重点,将从跨国经营的动机、“走出去”的战略战术和政策环境等方面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走出去”企业内部深层的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这样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将成为一个重要领域。 三、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分类 传统的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以eprg模式为基础提出来的,这一分类方法不能完全概括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从上述文献研究中,我们发现可以从多角度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进行归类,对企业而言,组织文化、公司战略、职能管理、资源配置是基本分析单元,我们从这四个视角出发,归纳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 组织文化视角——人力资源管理的跨文化特征模式。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对待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时的组织活动方式是有差异的,可以从普遍主义对特定主义(universalism vs,particularism)、个人主义对共同主义(individualism vs,communitarianism)、情感内敛型对情感外露型(neutral vs.affective)、具体倾向对扩散倾向(specific vs,diffuse)、业绩型对属性型(achievement vs,ascription)、序列时间对同步时间(sequential vs,synchronous)、主观能动对外部影响(inner-directed l vs,outer-directed)等七个维度进行比较。 2 战略定位视角——海外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集权与分权模式。分析母公司在处理与海外子公司关系时,是以集权为主还是分权为主,从海外人力资源部门的地位、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标准的设定情况、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方式的采用情况、母公司对子公司偏离目标时调控的及时程度、宽严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 3 职能管理视角——人力资源职能管理的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模式。在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i-r)分析框架基础上,评价国内外研究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倾向于母公司的做法、还是倾向东道国的做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包括录用和选择、培训和发展、业绩评价、晋升、薪酬、沟通等。 4 资源配置视角——海外子公司的人才来源模式。根据本国中心、多中心、全球中心的分类标准,分析海外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母国、东道国、第三国等来源分布情况,对中国企业而言,有录用当地华人、留学生的倾向,所以应重点考察华裔有多少、是否存在“华人中心模式”。 四、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选择模型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选择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根据schuler etc(1992)提出的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模型和dowling(1999)提出的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如图1所示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型选择分析框架。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可以决定特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所选择管理模式恰当与否,又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绩效。我们可以通过已经实施跨国经营的企业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这一假设;如果这一假设成立,我们可以通过经营绩效的好坏,来评判特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否适用,从而提出在一定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制约的条件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中,外生因素主要指影响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宏观要素,主要包括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所属行业、在东道国与其他组织间网络关系等。内生因素指内部条件要素,主要包括母公司所有制性质、母公司跨国程度、母公司的规模、母公司的跨国经营的经验,股权经营方式、母公司的经营战略、海外子公司的规模、公司的组建模式、目标市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规模、海外子公司的成立时间等。衡量企业经营绩效最直接的方法是企业的财务指标,但是,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难以获取企业的财务数据,国内外的研究中一般采用管理人员主管判断法来评价海外子公司的业绩,主要从市场占有率的增长率,利润率,资产回报率、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来考察。同时,对不同管理模式在竞争力、全球化的效率、国际灵活性、世界范围的学习等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分析。以上内生因素、外生因素及企业的经营绩效各类指标,我们可以通过针对主管人员的调查获得相应数据。 五、案例分析 为了比较跨国经营企业海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决定因素,我们选取内生因素基本相同的两家知名企业进行分析,一家是海尔集团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工厂(以下简称海尔工厂),一家是tcl集团的越南同奈省工厂(以下简称tcl工厂),母公司海尔集团和tcl集团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开展跨国经营的代表性企业。分析资料来源于访谈调查、企业的官方网站、研究性论文、新闻报道等,两家工厂的内生因素、外生因素、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经营绩效情况如表1所示。 从内生因素看,两家工厂都是由母公司独资经营,成立时间都是1999年,目标市场均是东道国,员工规模均少于1000人。两个工厂的母公司均有丰富的跨国经营经验,海尔集团创立于1984年,先后实施了名牌战略、多元化战略、国际化战略和全球化品牌战略,在全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6万人,2009年实现全球营业额1243亿元。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81年,2002年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2003年收购了美国高威达、2004年并购重组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在中国、波兰、墨西哥、泰国、越南等国家拥有近20个制造加工基地,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全球员工总数超过5万名员,2009年tcl全球营业收入443亿元。 从外生因素看,海尔工厂生产电冰箱,tcl工厂生产彩色电视机,两者均属于家电行业。区别较大的是海尔工厂所在的美国是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成熟,有丰富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劳动力成本高;而tcl工厂所在的越南是与中国毗邻的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差异较小,劳动力成本低,但是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尚不成熟,企业需要的高级人才较为紧缺。另外从企业的经营绩效看,两个工厂均经历了建厂初期的亏损和近期扭亏为盈的过程。 从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看,海尔工厂和tcl工厂大相径庭。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海尔工厂的经营层和员工均为当地人,尤其是最高经营层,海尔美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杰麦尔、负责海尔工厂事务的大卫·帕克斯均不是来自母公司;而tcl工厂的经营决策层是从母公司派遣的,第一、二、三任总经理分别是易春雨、邓伟文、王成,均来自母公司。在组织文化方面,两者都引入了母公司的文化,但是海尔工厂更多融合了东道国的管理文化;而tcl工厂更多采用了母国的文化。在战略定位方面,海尔工厂有更多的自主权、以分权为主;而tcl工厂经营管理层的流动性大,决策权集中于母公司,以集权为主。从职能管理视角看,在录用和选择、培训和发展、业绩评价、晋升、薪酬、沟通等方面,海尔工厂强调适应当地的法律和文化习惯,以当地反应性为主;tcl工厂强调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养,推行母公司的管理方法,是以全球一体化为主。 为什么海尔工厂和tcl工厂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呢?运用图1所示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可以作如下解释:在内生变量和经营绩效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由于外生变量中“东道国”的不同,决定了管理模式的不同。从中我们可以推论:现阶段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如果在美国这样与中国文化差异大的发达国家开设工厂,人力资源管理更适合于本土化模式;在越南这样毗邻的发展中国家设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适合于母公司统一模式。 六、结束语 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看到,通过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划分,可以明确不同类型企业海外管理模式的特点,借助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可以找出决定企业选择管理模式的关键因素,进而指导企业选择适用的管理模式。通过海尔工厂和tcl工厂的对比,说明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客观上存在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根据东道国的不同,企业可以选择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跨国经营论文:浅析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战略 【摘 要】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我国企业要想在全球性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走跨国经营的道路。文中分析了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中国企业 跨国经营 问题 战略 跨国公司既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又是全球市场大舞台上的主要竞争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跨国企业的发展从无到有,至今已经初具规模。但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起步比较晚,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 一、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 2000年我国确立了实施“走出去”战略后,国内许多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寻找发展机遇。中石油、中石化、海尔、华为、联想、新希望等一批企业积极开展跨国经营,无论是国有企业外还是民营企业都积极拓展国际市场。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65.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3%,截止2007年底,中国近7000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l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1179.1亿美元。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48.4亿美元,同比增长40.9%,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379亿美元,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1189亿美元。2008年,我国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63.6%。截止2008年3月底,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1131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超过1.2万家。 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存在的问题 1.宏观上 (1)缺乏总体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 主要表现在对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不健全,我国未建立统一、权威的专门管理机构,也未制定系统、稳定的海外投资促进法律法规体系。国家在总体上缺乏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政策上也没有形成成熟的导向机制。由于国家的宏观信息系统不完备,现有的海外投资项目多数是根据多种渠道得到的非系统化信息决定投资的,致使我国的海外投资项目无论在行业还是地区布局上,都没有统筹安排的主攻方向和目标,投资行为上表现出无序性,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影响我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 (2)政府各部门协调不力 我国政府对跨国企业的宏观管理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及措施。举办海外企业的现行做法是经计委、财政、经贸、外汇各部门的批准,各管一段,互相协调不力,项目审批程序复杂,职能交叉,导致效率降低,各部门、各级别的层层审批加大了项目的成本,没有有效的审批和管理制度,以致常常出现政令不一,企业无所适从,从而影响了企业海外发展的积极性。 2.微观上 (1)企业机制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环境 我国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其处于半政府状态的企业机制,决定了国有企业在管理上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受地区、部门、行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所制约,再加上市场机制还不够成熟,企业还没有成为中国市场的主体。 (2)企业缺乏技术优势,产业结构仍停留在较低层次 我国的海外企业普遍缺少产品的技术优势,研发水平低,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虽然跨国投资和经营的行业不断拓展,但低层次的格局仍未改变。 (3)缺乏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 企业国际化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人力资源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企业的成败。目前,中国海外企业的外派人员多以外语人才为主,这其实只是符合了企业海外发展的最低要求,而国内既懂外语又懂专业的高级人才目前还不多,懂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领导人才更少。 三、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战略 1.政府应加快改革管理体制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市场我国政府应改革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跨国企业日常业务的行政干预,避免政府角色的越位、缺位与错位,应作为市场的组织者和监管者,加快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建立政府与企业新的协调配合关系,打破行政权力分割的局面,理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对产业结构、地区分布、投资规模等作出规划、指导和协调,使跨国经营活动纳入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 2.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跨国经营的企业要转换企业机制,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高效的决策系统,实施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政治可靠、业务过硬的经理团队。 3.寻求差异化优势,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差异化优势是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是与产品相关的技术优势、研发创新优势,也可以是组织和管理技能优势,与市场相关的营销管理优势等。 4.打造产品本土化 我国企业应研究开发本土化,不仅要创出国际品牌,还要使品牌在跨国经营中“本土化”。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时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将研发中心设在所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把对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培养我国企业的品牌,培养当地消费者对我国企业核心产品的认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辟新业务和扩大市场份额。 5.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就没有办法摆脱“低质量产品-低价竞销-遭遇反倾销或知识产权侵权”的梦魇。但企业在国内投资搞研发,往往事倍功半。到欧美发达国家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已成为部分企业获得成功的途径。 6.加快培养跨国经营所需的专门人才 我国发展跨国经营的关键是人才,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惯例和市场环境,又具有在海外从事经营和管理能力的人才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当务之急。要着力培养一批既懂外语,又懂法律;既善于管理,又通晓财务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担当公司海外经营的管理和业务骨干。同时应制订严格的选择、任用、轮换、淘汰和退休制度,改革现行任期轮换制,对海外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任期,应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业务性质和发展需要确定。 跨国经营论文:跨国经营中融合中外文化差异的跨文化管理 摘要:跨国经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员工构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它要在两种管理文化、文明的基础上整合成一个企业的管理过程。因此,跨国经营企业必然会经历一个两种管理文化、文明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企业文化的管理过程。该过程的开端,企业具有明显二元组织文化的特点,因此无法达成统一的管理过程,并极大地危害企业生存发展;随着实施有效的跨文化管理,逐渐使“二元”淡化,进而形成新的企业文化。在界定二元组织文化的基础上,从战略管理入手,以消除二元组织文化为目标,通过“战略认同—行为互动—制度创新”的跨文化管理模式,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跨文化管理界定,并探索了新的跨文化管理模式。 关键词:跨国经营;企业文化;二元组织文化;跨文化管理 一、跨国经营中二元组织文化的形成及其危害性 1.文化与企业文化是管理范畴。在中国“文化”一词产生时就是一个管理的范畴,“观文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说,将一个人群的行为本质展示出来是为了“化成天下”,是用人的本质整合成组织行为并实现组织的整体生存、发展。与“文化”相对应的则是“文明”,“文明”是测量“文化”的尺度,它反映人的本质特征在“化成天下”时的历史发展水平或人类的进化水平。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组织的文化,是指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所形成的、为本组织所特有的、且为组织多数成员认同的价值观、道德观等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及其在组织活动中的反映。企业文化存在于组织活动背后,并对“化成”组织行为起着重要的本源作用,即通过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规范实现为员工的行为互动,也约束和规范着每个成员的组织行为。 2.跨国经营导致二元组织文化的形成。跨国经营企业的经营管理环境与员工构成,决定了它要在两种管理文化、文明的基础上整合成一个企业的管理过程。跨国经营企业的管理过程同一般的企业管理过程一样,都需要一个统一的管理体制和行为规范;需要一个统一的宗旨、信念、经营哲学;需要一个一元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一个管理范畴,它是通过其包涵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规则“化成”企业员工的行为互动和组织行为。当不同本源的文化在某一企业组织内处于交遇状态时,它们通过各自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分别化成不同的行为互动,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管理过程。跨国经营企业中,当来自不同国家的员工分别按照他们本国文化和环境的经验来整合各自的行为时,企业内部就必然形成两种组织行为和二元的企业文化,而两种组织行为和二元的企业文化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企业管理过程。所以在跨国经营中,当两种本源文化和文明被人为地组合在一个组织中,不同的文化主体在行为互动中所遵循的不同的行为规则就必然形成组织文化的“二元组织文化”形态或“二元企业文化”。 3.二元组织文化对跨国经营的危害。企业跨国经营的开端,企业具有明显二元组织文化的特点,而二元企业文化必然无法使企业达成统一的管理过程。具体体现在: 二元组织文化的存在,使企业无法达成统一的战略。企业在跨国经营之前所形成的战略无法在跨国经营的新的环境中实施,这是由于企业现行的二元组织文化使员工无法在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形成共识,使企业丧失了共同的经营理念,因此既不能贯彻原来的经营宗旨,又不能达成新的统一的经营哲学。 二元组织文化的存在,导致员工失去了共同的经营宗旨,也就无法使全体员工形成共同的企业信念和准则;一旦企业失去了统一的信念和准则,也就无法“化成”企业的组织行为,无法凝聚员工的行为取向并实现员工的行为互动,无法整合出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战略发展方向。 二元组织文化的存在,形成企业事实上的两套信念和行为准则,必然导致员工无法共同遵守原来的规章制度,使企业的规章制度名存实亡。企业规章制度的破裂,其危害小时,也会造成企业的内耗增加,管理成本上升,管理效率降低;危害大时,甚至会使无序的组织行为发展为混乱,致使组织结构破裂、企业解体。 二、跨国经营消除二元文化的有效措施是跨文化管理 1.跨文化管理的界定。跨国经营中必须消除二元组织文化,在跨国企业中实行跨文化管理则是唯一有效的对策。中外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跨文化管理的概念。国外学者认为,跨文化管理比较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组织行为,并试图找出理解和改善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同事、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工作效率。它可以用来解释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组织中的行为,并指导人们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一起工作。国内学者认为,跨文化是指具有两种及其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跨文化管理是指与企业有关的不同文化群体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在企业管理的各个职能、方面中加入对应文化整合措施,有效地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从而高效地实现企业管理。也有学者将跨文化管理定义为管理者在不同的文化里,有效地协同不同文化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有效地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良好的沟通。 这些概念总体来说没有追寻到二元组织文化的本源文化,没有追寻到跨国企业中“矛盾和冲突”行为背后的文化要素,而是将重点放在如何消除员工的行为矛盾和冲突上,只是试图通过各种硬性的手段措施来消除员工之间(因文化差异而形成)的行为冲突,没从深入到文化本源进行跨文化管理。 鉴此,本文将跨文化管理界定为一个企业文化塑造和战略管理的过程,它并不是要消除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源文化的客观差异,而是要在企业的战略管理和企业文化塑造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新的企业文化,以取代企业跨国经营时形成的二元组织文化,使二元组织文化逐渐淡化和新企业文化不断成长的跨文化管理过程。 2.跨文化管理的实施。首先,实现跨文化管理要从企业跨国经营后的战略转型开始,新的跨国经营战略的形成必须以所有员工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为基础,逐渐形成蕴涵二元文化的经营哲学,进而树立起企业统一的使命、宗旨。一方面,价值观、道德观是提供员工行为动力、行为取向、约束和收敛员工行为的基础,通过寻找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并使全体员工达成最基本认同,才能使员工的行为互动形成最基本的组织行为;另一方面,价值观、道德观上的认同使得企业宗旨、使命、愿景逐渐形成,员工在战略管理过程中,在新企业文化的成长中,逐渐明确了企业存在的意义、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而树立起来的企业宗旨、使命、信念、准则不仅使员工逐渐淡化了二元本源文化的差异,而且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也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组织行为规范。跨文化管理的第一步,正是在企业战略转型重塑企业文化的战略管理入手,首先使全体员工在经营哲学上达成共识和认同。第二,在战略管理的基础上,将已经达成的共识和认同不断实现为企业的组织行为。以员工的认同与共识为内在核心,以企业的组织结构为形式,让全体员工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将共识和认同从行为的背后淡出前台,并使之先成为员工行为互动的约定俗成,后成为员工行为互动的行为准则,最终使蕴含在员工头脑中的新文化转变成企业新的行为规范、新的形象和新的组织行为。上述过程中,一方面,企业的组织结构(通过岗位关系和组织行为联系)使员工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依照企业的宗旨、信念和准则(共识和认同)不断地进行着组织行为互动;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组织员工开展各种活动,包括文化、体育活动等,可以增加员工间更广泛文化空间的沟通交流,增加共识,拉进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从而形成更广泛文化空间的行为互动。第三,将稳定的组织行为中可以固化的约定俗成、行为准则,通过民主形式,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与规章制度。一旦约定俗成、行为准则被提炼成规范化、程序化的企业管理体制和制度,也就把企业的经营哲学变成了可以指导实践的经营程序、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管理体制的完善,不仅能够深化发展企业的经营哲学,也使企业的使命、宗旨和员工的经营理念、觉悟都随之得到了加强和完善。 跨文化管理实质上是战略管理和企业文化塑造的过程,因此也必然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渐进过程。通过战略的转型,全体员工在新的战略目标和企业经营宗旨下达成认同、共识,塑造出新的企业文化内核;行为背后的文化的改变必将推动企业行为的整合,并形成新的员工行为互动和新的组织行为;新的行为准则及其组织行为,又将沉淀为企业新的规章制度;新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则会进一步完善企业战略和企业文化。这个“战略认同—行为互动—制度创新”的循环过程——跨文化管理模式,最终会使跨国经营企业摆脱二元文化的困扰,会使其二元文化在上述的循环中不断淡化、变小;而能够融合两种本源文化的新企业文化便随之生长壮大。 跨国经营论文: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入世和经济全球化,使我国企业面临的诸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主要是海外投资的立法滞后、海外投资管制和外汇管制不适应发展、跨国经营的信息不灵、国际知名品牌不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跨国经营 对外投资 国际竞争力 对策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具有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例如,投资规模小;外国市场进入方式以合资企业为主;海外经营集中在贸易领域;海外投资技术水平低;跨国经营的地理选择以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等等。 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投资决策不够谨慎。一方面表现在参与跨国经营的企业对国际市场投资的新环境不适应。一些投资决策者在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宏观)环境和(合作者的)生产能力、资金筹措以及各种可能的风险等没有进行认真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就草率确定项目,造成立项不当,使企业先天不足。有的企业甚至仅凭官员意志办事,结果一些不符合经营条件的企业也设立了投资项目,结果导致项目受挫。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海外投资的合作伙伴选择草率。 海外投资管制和外汇管制不适应企业跨国经营发展的需要。根据规定,中方境外投资在1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由外经贸部审批,凡需要向中央申请贷款(包括外汇、人民币)的项目,均由外经贸部审批,必要时会同国家计委审批。境外项目的审批程序比较繁琐。在外汇管制方面,我国对外汇的收入和支付实行较为严格的宏观管理制度。企业向境外投资之前,要先由外汇管理部门对投资外汇风险、投资回收计划等进行审查,此类审查结论和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投资项目的合同或其它证明境内投资者应汇出的外汇资金数额的文件,作为向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和投资外汇资金汇出手续的必备材料。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集中表现在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规模结构三个方面。在地区结构上,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区和美国、欧盟、日本等二十余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非贸易性投资就占了70%以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明显偏少,这对于中国开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实现市场的多元化是极为不利的;在产业结构上,中国的跨国投资过分偏重于对加工、制造等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在规模结构上,中国的跨国投资项目规模一般偏少,绝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投资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仅占不到30%。 企业跨国经营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可以获得的资金来源主要有银行融资、财政融资、证券融资、商业融资和国际融资等5类。但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我国跨国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中国从事海外创业活动的企业缺乏技术优势,创新能力不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缺乏后劲。 中国企业拥有的国际知名品牌不多,已有的名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现代商品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名牌产品争夺的市场,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调查表明,名牌在整个产品品牌中所占比例不足3%,但其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以上。在这方面,中国跨国公司距离很大,世界上按商标价值排在前50位的名牌产品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产品。 对策及建议 成立国家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研究制订跨国公司总体发展战略。跨国经营,归根结底是一个带有前瞻性、全局性和综合性的问题,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需要成立一个权威性的国家海外投资管理组织,其基本职能是负责对全国的跨国经营企业进行战略管理,即通过对国际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动趋势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制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跨国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并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适时加以调整和完善,从宏观上统一对跨国经营活动进行指挥、控制与协调。 在信贷、税收、外汇管理政策上制定优惠政策,简化经商人员的出国出境审批手续。应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境外投资项目行业指导目录。对国内生产能力明显过剩、能弥补国内紧缺的资源供应、战略资源开发、有良好的技术能力和明显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企业,应给予优惠政策。简化经商人员的出国出境审批手续,对外派劳务仅由公安部门进行犯罪记录审查,免除政审程序。放宽对经商人员的出国管制,是中国企业和产业实现国际化的前提,也是必须得到满足的基本条件。 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化改造,形成企业法人治理机制,是中国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制度性保证。现代企业的根本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以保证企业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根本利益,使企业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近一段时间内,获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资源应是海外投资的主要战略选择。其中,获取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源(先天性资源)是现阶段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投资重点,这主要包括在生产活动中日渐短缺的铁矿、石油、木材等资源。高精尖的技术(获得性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同时又是21世纪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的主要制高点。中国经济实力不强,科研投入有限,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此,中国海外资源性投资的另一个重点,应是寻求高新技术的资源。 坚持比较优势原则,提高产业和产品竞争能力。一是要遵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生产成本较低,具有较长期的价格竞争优势。其中,传统出口产品的出口依然是低层次的,在质量、款式、品种、营销手段等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如果在这些方面加以改进,竞争优势将更强。其次,劳动密集型产品种类丰富,可以得到持久的开发。二是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彻底改造和重组。中国应该放弃对大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保护和扶持,采取市场导向、政府推动的办法,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处置,尽快实现跨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界限的产业重组,做到优胜劣汰,提高竞争能力。同时可以保留对少数本国基础较好又具有或接近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扶持,但必须严格限制范围和程度,并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使其比较优势得到提高和充分发挥。 在技术方面,注重创新。虽然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市场的开拓和科技的新突破,但技术变动性使企业又能够在适当范围内加以改革,使之适合于当地条件,从而使技术本身得到发展和提高。这种技术的变动过程遵循一定的发展程序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创新的性质。 在企业组织结构的选择上,应充分体现灵活、创新的要求与特点,组织为企业发展战略服务,并随战略目标的调整而变化。 在融资方面,加大对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首先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实行以银行为主导的产融结合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规范完善的资本市场制度,逐步向市场主导型的产融结合模式过渡。其次,大力发展国际产融结合的方式,为我国的产业资本寻找与国际金融资本结合的途径。国际融资是跨国公司非常重要的一条融资渠道,但现在我国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还不足2%。因此,今后我国应重新调整利用外资战略,积极引入当今世界各种现代化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合理选择并制定运用国际融资渠道的对策。一方面要更加完善对外借款融资方式的管理,如优化借款期限、品种结构和汇率结构等等;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和利用新的融资方式,大力发展如bot、tot和abs等项目融资方式。 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培养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在人事上稳定海外企业干部队伍,实现一般管理人员当地化。首先应着力培养一批既懂外语,又懂法律;既善于管理,又通晓财务的复合型人才,并选派他们到海外企业工作。同时应制订严格的选择、任用、轮换、淘汰和退休制度,改革现行任期轮换制。对海外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任期,应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业务性质和发展需要确定;对一般工作人员可实行轮换制,并由海外企业按当地法律签订聘任合同。 加强企业跨国经营的立法,提高法规的透明度。我国有关企业海外投资和经营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且缺乏透明度。各部门颁布的管理办法零散,且不配套,降低了管理效率。境外投资管理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在境外项目的审批、资金筹集、税收制度、外汇管理、财务管理、投资保险制度等方面,应增加法规的透明度。 跨国经营是经济全球化在其发生、发展中为解决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置身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取得“后发优势”而不得已举起的大旗,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起来之前,不啻为一剂趋利避害的良方。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应当认真去考虑如何尽早实现跨国经营的问题,以便让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跨国经营论文: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路径选择 摘要: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选择正确的跨国经营路径,对中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十分重要。本文从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内外部环境出发,分析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中国企业 国际商务 路径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将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带给企业,也同时要求企业面对开放的市场并接受更多的竞争。因此,从事国际化经营就成为企业生存乃至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为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有利条件 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市场需求旺盛,因而形成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出口猛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大多数贸易伙伴国内的经济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日本1998年的增长率为负,欧盟国家的经济也呈低迷状态,但是美国的经济却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由于中国政府实行了刺激出口的政策,从而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低迷状态下依然实现了出口额的增长。进入21世纪,国际经济形势逐步回暖,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中国企业出口再度猛增。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达到1154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商务部统计,2004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首次超千亿达到101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8.6%。这说明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了外贸领地,更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商务活动,进行跨国经营。 fdi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首先,入世后,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2000年407亿美元,2001年486亿美元,2002年527亿美元和2003年535亿美元。2004年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再上一个台阶,突破600亿美元,达到606.3亿美元。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为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据多项调查,投资者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均排名第一,而且60%以上的企业将中国作为海外研究开发投资的首选市场。其次,近几年来,伴随“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断扩大,增长速度不断加快。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有2000多家内地企业在16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8299家企业,中方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370亿美元。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领域也不断拓展,从初期的简单从事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到现在拓展到生产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开发、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农业合作、研究开发等领域。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层次也不断提升,初期对外投资主要是通过建点开办“窗口”,而现在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已发展为投资建厂带动国产设备材料出口、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研发中心、创办工业园区和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和战略合作关系等多种方式。 企业全球化经营潜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更早,中国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就已经走了出去,如改革开放之后一度兴起建立海外“窗口企业”,就是国际化早期的一个形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中国企业国际化也逐渐多样化。目前中国约有6000家境外企业,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2004中国企业500强与美国《财富》杂志2004世界企业500强的有关资料对比可以看出,从营业收入比我国企业虽然相对于世界500强企业相对比较低,但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涉及的行业领域极为广泛,从制造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到餐饮、旅游、科技开发、咨询服务、以至贸易、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是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的,见表1。 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不利因素 与世界经济接轨使国内经济波动可能性增大。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2003年,中国每天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流量平均达到22亿美元,每天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平均达到1.5亿美元。通过这种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和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世界在影响中国,中国也在影响世界。基于这一大背景,中国经济及跨国经营的稳定,不仅取决于内部环境,而且受到外部环境的巨大影响。如国际商品市场(如石油等)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中外汇、股票、债券市场价格波动,甚至引起金融危机,同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反过来引起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而这两个市场的波动都会引起世界经济波动,从而引起各国经济与政策的变动,会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吸收外资、对外投资等,进而影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 无形的壁垒限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近年来,来自海外市场的反倾销、过高的技术标准和卫生检疫标准以及知识产权诉讼等方面的阻碍加大,已成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绕不开的壁垒。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海外收购有67%不成功。几乎中国企业的每一次海外并购,都会在东道国遭遇到政治方面的责难,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就是对国际政治阻力的估计不足。而且中国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86起。 国有企业改制不彻底,跨国经营缺乏应有的自主权。改革开放以来,旧体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束缚已逐渐减少,但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有企业参与世界市场激烈竞争,尤其是企业功能不完全和行政部门对跨国企业及海外企业的经营活动限制和干预过多,使企业失去必不可少的经营自主权,这是目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出现种种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也是影响今后中国跨国公司功能能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中国企业频频以“大买家”的身份亮相于国际市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最大的500家企业中,约有60%在2005年以前就已经有各种形式的海外经营活动。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公司,如联想、tcl、华为公司的海外营业额已经超过国内。 目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各方条件尚不完备,选择经营方式切忌盲目,要从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状况,采取相应的“走出去”方式和策略。通常应以产品出口为先导,取得经验,了解市场,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经营环境后,再循序渐进,逐步开展合资、合作乃至独资、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方式。经营方式的选择,关键要看市场情况。 品牌先行。实行名牌战略,比较适合在国内市场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资金雄厚,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建厂,以自己的品牌来扩大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如青岛的海尔集团等。 合资经营。同东道国举办合资合营企业,有利于减少中方资金投入,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可以利用东道国企业熟悉当地资源、市场条件、政府政策、法律,比较容易获得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有利于减少风险。 非股权安排。企业凭借在技术、工艺、产品、劳务各方面的优势,通过特许权协议、经营合同、销售合同、提供管理性劳务等参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采取这种方式,往往受到发展中国家欢迎,中国企业可选择适当的非股权安排方式,机动灵活地进入国际市场。 建立独资企业。独资的好处是有经营自主权,可与母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术和工艺,能充分发挥母公司的优势,也可以减少或避免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但它对管理的要求较高,风险较大,是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企业应慎重采用的一种方式。 实施战略联盟。在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必须走战略联盟的发展道路。 实施战略联盟一般以契约协议的方式实现,常见的类型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生产制造联盟、联合销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战略联盟等。战略联盟的好处在于降低成本、减少竞争、分散风险、适应性强等。战略联盟比母子公司的关系要松散灵活,在联合的多个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既有内部贸易的性质,又有外部贸易的特征,兼内外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收购或兼并国外企业。跟国内企业收购一样,利于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国外公司发达的营销网络,实行跨国经营,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尽快地推向国际市场。如浙江的民营企业万向集团,已收购兼并了16个国外企业,并涉足国外金融保险业,其产品万向节已打入欧美和非洲市场。 利用政府外援途径。每年我国政府都要援助一些落后国家,如南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一些企业可以先通过提供无偿设备,然后逐渐打开该国市场。如深圳华为集团的通讯产品就是通过此途径打入了南非市场。 利用国际活动促销。可以利用国际上的一些比赛,作自己产品的广告,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的产品,直到家喻户晓,这样,自己的品牌就树立起来了,在该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就容易多了。例如,力帆摩托车就是用此方式打入了越南市场。 企业在确定目标市场,选择跨国经营与直接投资的优势区域时,应充分利用地缘文化、种族因素等优势,积极发展周边地区或临近地区的跨国经营,可以免除各种障碍,直接带动我国的技术、设备、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转移,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跨国经营论文: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选择 摘 要:自从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文章以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为中心,在回顾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组织文化、战略定位、职能管理、资源配置等四个视角归纳了跨国经营中存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提出了以经营绩效为选择标准、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为制约要因的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选择模型。 关键词: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海外子公司;走出去战略 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存在哪些不同的模式?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企业的组织文化、战略定位、职能管理、资源配置等视角,归纳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同模式,从企业经营绩效、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等方面探讨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一、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人力资源管理新问题 自从2000年中共中央正式确定“走出去”为我国一项开放战略、“十五”计划启动“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2万家,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343亿美元,年末境外就业人数达102.6万人,其中外方雇员45.5万人;在此基础上,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额有所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逆势而上,在全世界排名第13位,在所有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排名第三位。金融危机导致汇率剧烈波动和国外资产价格下跌等原因为中国公司创造了走出去的机会。 实际上,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经营已经有十余年的经验,1996年海尔集团在印度尼西亚、金城集团在哥伦比亚开始投资、1997年万象集团在英国、华立集团在尼泊尔投资经营,成为第一批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近年来,以联想收购美国ibm家用电脑业务、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多媒体公司全球电视机业务、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为代表,大批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并购海外企业,跨国经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大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同时,大批中小企业也走出国门,开始了跨国经营之旅,经过多年的跨国经营实践,中国企业在海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面临着与国内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尤其是海外子公司的雇员绝大多数来自于东道国,如何在海外子公司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面临的新课题,总结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形成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选择适用的管理模式的一般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关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理论综述 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主要涉及跨国经营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国内外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 1 跨国经营模式的研究。perlmutter(1969)提出了企业跨国经营epg三模式,后来发展为跨国经营的eprg模式,即本国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多中心主义(polycentricism)、地区中心主义(regiocentrism)和全球中心主义(geocentrism);近年来,schuler(1992)、dowling(1999)提出了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模型,指出“外生”和“内生”因素影响着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形成,并围绕跨国经营模式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 2 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关系研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跨国经营母子公司关系的研究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理论的重要分支。prahalad&doz(1987)提出了跨国经营的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i—r)分析框架,batlett&ghoshall(1998)在这一框架基础上将企业分为多国企业、全球企业、国际企业和跨国企业四类,在这一研究领域,以morris etc.(2009)、edwards(2010)为代表,对海外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母公司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3 跨文化经营管理研究。hofstede(1980)提出了国家文化模型,用五个维度对50多个国家的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trompenaars(1993)用七个维度测量各国文化差异,围绕文化对经营管理的影响这一问题对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一万五千人进行了调查,此后,以doucet etc.(2009)为代表,许多学者运用定量的方法比较不同文化下管理实践的特点。 4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围绕国际人力资源管理(ihrm)和战略国际人力资管理(sirm)有大量的研究,takeuchi(2009)等人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绩效有相关关系,guest(2001)等运用了管理人员主观判断法来评价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解决了问卷调查时难以获取企业财务数据的难题。 随着日本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多,关于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是否可以移植到国外的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安保(1988)通过对在美国的日本汽车、电机企业的调查,提出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在美国具有适用性;近年来,大前研一(2009)、古泽昌之(2009)等从不同侧面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研究,所总结的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海外管理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由于大量外资企业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关于跨国经营的研究主要是以在华外资企业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赵景华(2002)通过对140多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进行的问卷调查,将海外子公司的初始战略角色划分为资源获取型、生产基地型、市场开拓型、利润重心型、知识提取型和风险分散型等6种不同类型陶向南和赵曙明(2003)通过对在华的51家跨国子公司调查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本土化程度也在显著增强,但是都以总部接受的形式出现。朱晋伟(2006)通过对62家在华运行5年以上的外商独资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其人才本地化的现状和实施人才本地化战略的原因。薛求知(2007)从子公司的角度出发,按照子公司创造知识的能力以及所创造知识的可转移性两个维度,把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划分为知识的提供者、吸收者、深化者以及修改者等四个角色。鲁桐(2007)指出要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应注意把握跨国经营战略不同特性、恰当地选择目标市场、选择合适的进入方式以及使企业的组织结构与跨国经营战略相匹配这四个关键环节。但是,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比较短,关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实证尚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跨国经营的人力资源管理,赵曙明(2002)以动态的眼光对美日韩德四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了多维度的比较,郑海航等(2002)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人力资源管理的三维立体模式,陶向南等(2003)根据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分析框架,构建了子公司的战略角色以及绩效表现对子公司人力资源本土化配置的路径模型。拉尔松和赵纯均等(2009)以20多家我国知名跨国企业为典型案例展开了分析,近年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问题受到国内学者的瞩目。 国外学者积累了大量关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而针对在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本等方面比较优势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其跨国经营的相关研究则少有涉及,尤其对中国跨国经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随着金砖四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的研究将丰富跨国经营的理论。 在我国,虽然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主要关注在华外国子公司的研究,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人们会越来越重视中国跨国经营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发展问题。同时,关于对“走出去”企业研究的重点,将从跨国经营的动机、“走出去”的战略战术和政策环境等方面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走出去”企业内部深层的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这样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将成为一个重要领域。 三、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分类 传统的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以eprg模式为基础提出来的,这一分类方法不能完全概括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从上述文献研究中,我们发现可以从多角度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进行归类,对企业而言,组织文化、公司战略、职能管理、资源配置是基本分析单元,我们从这四个视角出发,归纳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 组织文化视角——人力资源管理的跨文化特征模式。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对待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时的组织活动方式是有差异的,可以从普遍主义对特定主义(universalism vs,particularism)、个人主义对共同主义(individualism vs,communitarianism)、情感内敛型对情感外露型(neutral vs.affective)、具体倾向对扩散倾向(specific vs,diffuse)、业绩型对属性型(achievement vs,ascription)、序列时间对同步时间(sequential vs,synchronous)、主观能动对外部影响(inner-directed l vs,outer-directed)等七个维度进行比较。 2 战略定位视角——海外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集权与分权模式。分析母公司在处理与海外子公司关系时,是以集权为主还是分权为主,从海外人力资源部门的地位、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标准的设定情况、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方式的采用情况、母公司对子公司偏离目标时调控的及时程度、宽严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 3 职能管理视角——人力资源职能管理的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模式。在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i-r)分析框架基础上,评价国内外研究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倾向于母公司的做法、还是倾向东道国的做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包括录用和选择、培训和发展、业绩评价、晋升、薪酬、沟通等。 4 资源配置视角——海外子公司的人才来源模式。根据本国中心、多中心、全球中心的分类标准,分析海外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母国、东道国、第三国等来源分布情况,对中国企业而言,有录用当地华人、留学生的倾向,所以应重点考察华裔有多少、是否存在“华人中心模式”。 四、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选择模型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选择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根据schuler etc(1992)提出的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模型和dowling(1999)提出的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如图1所示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型选择分析框架。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可以决定特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所选择管理模式恰当与否,又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绩效。我们可以通过已经实施跨国经营的企业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这一假设;如果这一假设成立,我们可以通过经营绩效的好坏,来评判特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否适用,从而提出在一定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制约的条件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中,外生因素主要指影响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宏观要素,主要包括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所属行业、在东道国与其他组织间网络关系等。内生因素指内部条件要素,主要包括母公司所有制性质、母公司跨国程度、母公司的规模、母公司的跨国经营的经验,股权经营方式、母公司的经营战略、海外子公司的规模、公司的组建模式、目标市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规模、海外子公司的成立时间等。衡量企业经营绩效最直接的方法是企业的财务指标,但是,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难以获取企业的财务数据,国内外的研究中一般采用管理人员主管判断法来评价海外子公司的业绩,主要从市场占有率的增长率,利润率,资产回报率、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来考察。同时,对不同管理模式在竞争力、全球化的效率、国际灵活性、世界范围的学习等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分析。以上内生因素、外生因素及企业的经营绩效各类指标,我们可以通过针对主管人员的调查获得相应数据。 五、案例分析 为了比较跨国经营企业海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决定因素,我们选取内生因素基本相同的两家知名企业进行分析,一家是海尔集团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工厂(以下简称海尔工厂),一家是tcl集团的越南同奈省工厂(以下简称tcl工厂),母公司海尔集团和tcl集团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开展跨国经营的代表性企业。分析资料来源于访谈调查、企业的官方网站、研究性论文、新闻报道等,两家工厂的内生因素、外生因素、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经营绩效情况如表1所示。 从内生因素看,两家工厂都是由母公司独资经营,成立时间都是1999年,目标市场均是东道国,员工规模均少于1000人。两个工厂的母公司均有丰富的跨国经营经验,海尔集团创立于1984年,先后实施了名牌战略、多元化战略、国际化战略和全球化品牌战略,在全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6万人,2009年实现全球营业额1243亿元。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81年,2002年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2003年收购了美国高威达、2004年并购重组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在中国、波兰、墨西哥、泰国、越南等国家拥有近20个制造加工基地,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全球员工总数超过5万名员,2009年tcl全球营业收入443亿元。 从外生因素看,海尔工厂生产电冰箱,tcl工厂生产彩色电视机,两者均属于家电行业。区别较大的是海尔工厂所在的美国是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成熟,有丰富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劳动力成本高;而tcl工厂所在的越南是与中国毗邻的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差异较小,劳动力成本低,但是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尚不成熟,企业需要的高级人才较为紧缺。另外从企业的经营绩效看,两个工厂均经历了建厂初期的亏损和近期扭亏为盈的过程。 从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看,海尔工厂和tcl工厂大相径庭。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海尔工厂的经营层和员工均为当地人,尤其是最高经营层,海尔美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杰麦尔、负责海尔工厂事务的大卫·帕克斯均不是来自母公司;而tcl工厂的经营决策层是从母公司派遣的,第一、二、三任总经理分别是易春雨、邓伟文、王成,均来自母公司。在组织文化方面,两者都引入了母公司的文化,但是海尔工厂更多融合了东道国的管理文化;而tcl工厂更多采用了母国的文化。在战略定位方面,海尔工厂有更多的自主权、以分权为主;而tcl工厂经营管理层的流动性大,决策权集中于母公司,以集权为主。从职能管理视角看,在录用和选择、培训和发展、业绩评价、晋升、薪酬、沟通等方面,海尔工厂强调适应当地的法律和文化习惯,以当地反应性为主;tcl工厂强调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养,推行母公司的管理方法,是以全球一体化为主。 为什么海尔工厂和tcl工厂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呢?运用图1所示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可以作如下解释:在内生变量和经营绩效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由于外生变量中“东道国”的不同,决定了管理模式的不同。从中我们可以推论:现阶段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如果在美国这样与中国文化差异大的发达国家开设工厂,人力资源管理更适合于本土化模式;在越南这样毗邻的发展中国家设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适合于母公司统一模式。 六、结束语 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看到,通过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划分,可以明确不同类型企业海外管理模式的特点,借助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可以找出决定企业选择管理模式的关键因素,进而指导企业选择适用的管理模式。通过海尔工厂和tcl工厂的对比,说明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客观上存在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根据东道国的不同,企业可以选择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跨国经营论文:论企业跨国经营中的知识管理 摘要: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体现出来的单向的阶梯性的以输出为主的知识管理模式已经过时了。事实上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竞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全球经营所需要的知识并不偏于一隅,跨国公司必须学会识别分散在全球的知识,加以整合和创新,在此基础上创造出适合全球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上推广和销售。而这正是全球化经营战略的核心。 关键词:跨国公司,知识管理 20世纪末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新世纪跨国公司都把如何更好地全球化作为自己的经营战略。在全球化过程中,知识管理显得越来越为重要,以前跨国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往往只是按其本国需求而设计,然后到世界市场去销售,到现在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却是全球知识管理的结果。比如,一个it企业提供的最新计算机产品其设计是在美国硅谷进行的,芯片是在韩国生产的,软件是在印度设计的,整机组装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营销活动则是在香港进行的。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在世界各地建立一套生产、分销和销售的有效网络并不能构筑其竞争优势。只有通过识别、整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设计出符合全球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这才是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之所在。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向世界学习来创新。 一、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中的知识管理模式 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西方较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由美国学者海默(stephen h.hymer)于1960年提出,其中心观点为垄断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企业的垄断优势分为两类:一是包括生产技术、管理技能、营销能力等所有无形资产在内的知识资产优势;二是企业凭借规模巨大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 vernon)于1966年提出,他主要从产品和技术垄断的角度分析了产生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企业必须为占领国外市场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应首先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小进行,因为在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以及国内市场容量上这些国家都具有优势地位,在产品成熟阶段,随着国外仿制品的出现,创新企业就应到海外设立子公司。西欧经济、技术水平和消费需求与美国比较相似,而生产成本低于美国,所以美国的企业首先投资于西欧。在产品的标准化阶段,创新企业的垄断优势逐渐消失,生产的相对优势已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和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为发展中国家。 从上述两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知识管理模式为单向的知识输出,即跨国公司带着其在母国市场上获得的技术诀窍、管理技能以及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东道国市场上进行制造、销售来充分利用这些经验。这样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获得全球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母国市场和东道国市场间技术诀窍和管理知识间存在的差异跨国公司可以进行套利活动。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国经营时既可以为其他的跨国公司顾客提供服务,又可以利用其能运用全球资源的能力对当地的竞争者施加压力。其知识管理模式可以用图1概括如下: 图1 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中的知识管理模式 由于以往跨国经营理论存在的某些局限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ohn h.dunning)在综合了各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其核心是强调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这三项优势整合的结果: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国外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包括对无形资产的独占和企业经济规模两方面所产生的优势,或泛指任何能够不断带来未来收益的东西。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有能力将所有权优势在企业内部配置、转让和有效利用。区位优势是东道国具有的,指跨国公司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点和国别时,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的生产要素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包括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而且包括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外贸和税收政策等,跨国公司总是把资金投向那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国家和地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沦对于前面提到的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有一定的改进,即除了强调跨国公司拥有的垄断知识优势的转移,也强调利用东道国市场的知识和资源。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及其他低价值的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获得成本优势,而将高附加值的活动,如研究与开发、生产设计、营销、战略、融资等活动留在国内。从知识管理的角度,仍然只是一种稍加改良的单向知识输出模式,即在知识输出的过程中要和当地的知识和资源结合起来,适应当地化的需要。 这种单向阶梯性的以输出为主的知识管理模式在跨国公司中屡见不鲜。全球运动服饰的巨人耐克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的彼凡尔顿(beaverdon),是研究与开发、产品设计、品牌管理、质量控制系统、财务和其它相关职能的神经中枢。它在一些低成本区位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契约的方式建立了稳定的生产网络,并在这些亚洲国家建立了质量控制和采购网络。同时它还在全球重要的市场建立了营销中心。其他跨国公司如西门子、宝洁、通用汽车等也是如此发展壮大的。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也在不断改进这种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发展到了极致。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学会了根据当地市场的差异调整产品、服务和管理系统,同时他们依然寻求保持全球一体化战略和运作的优势。“从全球着眼,从当地着手”这句口号正是最好的说明。然而无论这种模式有何改进,隐藏其中的一个逻辑是:全球化意味着用母国产生的产品、服务和优势去征服世界,然而这在知识经济时代已显得过时,“向世界学习”成为全球竞争的主旋律。 二、知识经济时代跨国公司知识管理新模式 1996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首次正式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这一新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认同。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都认识到知识对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工业经济社会里的战略资源是资本,而在知识经济则是知识和信息。知识经济改变了全球竞争的环境,并对传统跨国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一种新的全球知识管理模式呼之欲出。 (一)知识经济对传统跨国经营模式的挑战 1.知识经济大大改变了全球竞争的环境 (1)竞争优势的来源是建立在知识的识别、整合和创新基础上,而不是其它。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正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的财富”。这个说法毫不夸张。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规模经济和以此为基础的成本降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必须通过知识的积聚和创新来实现。代表美国新经济的微软公司、甲骨文公司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超过了通用汽车、福特等老牌跨国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值。因此,知识是长远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源泉。知道如何利用其知识优势的个人和组织将增大其产品在整个产出中的份额。(2)企业全球化经营所需要的知识来源不再偏于一隅,而是分布在世界各地。过去,跨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时多半是将国内市场的生产、销售管理经验带到东道国的经营活动中去,并适当根据当地的情况加以修正。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得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市场,若还是依赖跨国公司总部的做法已不能满足企业全球化经营的需要。其中最明显的迹象是企业间的技术联盟和合作的日益增多以及许多跨国公司将研发机构设置在靠近顾客的市场。(3)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运输成本的大大降低便利了商品、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美国管理学家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谈到铁路和电报的出现是促成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同样现代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发展也是促成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革命要素。空中运输、电信和计算机的成本自1950年以来已大幅度下降,以计算机和电信业为例,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像电视会议和电子邮件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使得对范围广泛的经营活动的协调不仅更加可行,而且更加可靠和效率更高。运输成本由于集装箱的发明也大大降低了。这一切都使得商品、资本和信息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更为方便、快捷和廉价,从而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知识管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知识经济对传统跨国经营中的知识管理模式的挑战 (1)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并不能构成全球经营的竞争优势。一个有效的全球生产、分销和销售的网络是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全球化经营不能确保其有全球竞争优势。90年代初,百事可乐公司制定了一个将其国际软饮料收入增加两倍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从1990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50亿美元。为实现这一目标,百事可乐公司发起了勇敢的冲锋。到90年代中期,该公司的经营遍及全球广大地区。不过这种全球扩张并没有转变为增长和赢利。实际上,到了1997年,百事可乐公司已经从诸如南非这样的一些主要市场上撤出,摆在面前的是国际饮料经营近10亿美元的亏损。此外,大部分产业中的主要竞争者都已知晓如何进行全球化经营,更有许多进行数字革命的公司已经在使用互联网迅速地为全世界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2)单一国内市场的需求不再是许多产业的主导力量。过去,跨国公司都是根据本国市场的需求来开发产品和服务,并将此产品和服务销售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市场由于其消费能力高、国内市场容量大往往成为新产品和服务的诞生地。但这决不意味着美国市场的需求就可以完全代表世界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许多引导市场的需求出现在一些跨国公司经营网络的边缘市场。比如对移动电话的新需求更多地出现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跨国公司不能比竞争对手更好地识别这些分散的和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并且利用其全球知识管理的力量,则将会在竞争中败北。(3)跨国公司仅利用从母国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垄断知识和诀窍已不能在全球竞争中取胜。基于母国市场上建立的垄断知识和技术诀窍不再能保证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胜出,因为可以令跨国公司超越竞争对手的技能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具有专长的专家手中。今天的获胜者必须能够懂得识别和获取分散在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能力和技术诀窍,并将它们整合,从而创造出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服务。(4)有价值的知识通常是复杂的和棘手的,因此为知识管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由于有价值的知识通常是细微的、复杂的和棘手的,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深深地隐藏在远距离和不熟悉的环境当中,无疑为知识的识别、整理和积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比如了解总部设在世界另一端的顾客企业的内部运转,或者弄清楚先进计算机模拟技术和机器人在药品开发中的应用就是这样的例子。先进的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或许能为复杂知识的传递和互动提供便利,然而这并不能保证对复杂知识的理解。企业需要新的组织结构和运作过程来获取、解码、编码和整合利用这些复杂知识,并将其有效地传递给能有效应用这些知识的人。 (二)新的知识管理模式 由于传统跨国经营模式中的知识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知识管理模式。这种新的知识管理模式主要是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知识管理,而不是从母国出发。该管理模式分为三个阶段,如图2所示: 图2 知识经济时代跨国经营的知识管理模式 虽然大部分的跨国公司还沉醉于过去的成功,已有不少企业正在运用新的知识管理模式取得了惊人的经营绩效。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就是一例。该公司是1987年由意大利的sgs微电子公司和法国的汤姆逊半导体合并而成的。在半导体业务上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大大落后于同在欧洲的其他牛导体公司,比如德国的西门子、荷兰的飞利浦公司,而日许多专家认为欧洲的半导体业务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欧洲的企业已在芯片竞争中丧失了优势,当时领先的竞争者是美国、日本及环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对于欧洲的半导体生产商还不利的条件是其主要顾客市场并不在欧洲,而且半导体核心技术的发源地和制造专家遍布在美国的加利福利亚、日本的东京以及中国台北。然而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证明了怀疑者的担心是多余的,到2000年其销售额达到78亿美元,净利润超过 14亿美元,公司股票市值也超过了500亿美元。之所以取得如此不俗的经营业绩,可以说与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的知识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当许多竞争对手将注意力集中在为专用设备设计和生产专门的电子元件,这些电子元件将被集成在一块电路板上用来执行一个特殊的命令,比如硬盘驱动控制(hdd),这往往需要多达十块芯片和 100多个电子元件才能解决问题。但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却能从全球知识管理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综合了美国加利福利亚的圣何塞、日本东京、芬兰的赫尔辛基对主要顾客的调查结果,由位于法国的格勒诺布尔、意大利米兰、印度诺达 (noida)、新加坡、美国德克萨斯州等地技术专家组成的开发团队共同攻克了这个难题,提出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即仅用三块芯片组取代了过去复杂的电路板才能进行硬盘驱动控制的问题,这样帮助顾客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产品一经推出就立刻受到好评。1996年第一次销售hdd芯片就创造了5000万美元的市场记录,并从美国公司那里夺取了 27%的市场份额,大大超过了从前的竞争对手。对于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来说,不仅把它的业务从起初的几百万美元销售额扩展到现在的几百亿美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全球知识的管理建立了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 (三)新的知识管理模式的优势 1.新的知识管理模式是真正的全球化战略 全球化战略不只是指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而且同时还要建设并维护跨国界的基础设施,并使一个企业的所有职能,包括研究与开发、采购、生产、后勤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以及金融财务国际化。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向全世界的顾客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新的知识管理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在所有的市场上参与竞争,因为它们不断地在全世界寻找任何可能的市场并从全球的角度来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即使是它们尚未涉足的领域也显示出潜在的优势和威胁。 20世纪90年代诺基亚公司通过开展全球知识管理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全球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超过了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要知道美国是移动电话技术的发明国,而摩托罗拉公司也是最早大规模生产移动电话的公司之一。诺基亚公司80年代只是芬兰一家进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1992年才决定专注于移动通信领域。对于诺基亚而言,移动电话和蜂窝网络业务并非产生于芬兰然后向国外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外生产和销售,这就意味着要在全球同步发展。诺基亚必须要向美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全球营销技巧,向日本学习掌握顾客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心理,比如小型化和数据应用,同样它也要向东南亚国家学习低成本制造的管理技巧。芬兰的管理层被派遣到世界的关键区域,构成了整个公司知识共享的网络。正是通过对全球知识网络的有效管理,所以,诺基亚总是能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市场的需求,从gsm的发展到最早提出“把互联网装进每一个人的口袋里”到“移动电子商务”,诺基亚的概念和行为总是领先于竞争对手一步。摩托罗拉公司因为将其创新思路局限于美国,丧失了向数字移动电话和gsm标准转向的先机,从而被诺基亚抛在了后面。 2.新的知识管理模式有助于跨国公司重构核心竞争力 (1)全球知识管理是企业创造差异化战略和独特优势的新途径。现在太多企业的战略是雷同的,真正在产品绩效、服务价值和降低成本方面的突破来自于不同地理环境发展出的技术和能力的结合,其中有些可能还是来自于别的产业。通过全球知识管理,可以帮助企业脱离原有地理界限和企业视野的局限性,最早发现顾客的新需求,找到技术创新的来源,从而生产出全球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此外,能够识别和整合来自多个地方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困难和成本高昂的,只有少数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公司才做得到。尽管其投入要比在一地开展经营要大得多,其回报当然也是惊人的。我们前面谈到的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和诺基亚公司就是很好的证明。(2)全球知识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开启全球顾客的潜在需求。许多新的顾客需求或者对已有产品的新用途可能都出现在母国市场以外的地方。企业除了在满足这些特殊地方需求时获取利润,更为可观的是将这些特殊的需求引用到全球的顾客市场中,从而创造更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3)全球知识管理也意味着具备迅速开展全球新业务的能力。一个企业能接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和技能,了解母国其他市场的变化,这就说明企业具备了迅速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能力。通过整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和技能,企业能很快从全球的研究、开发和经营中获取收益。 三、中国企业的全球知识管理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又向全球化迈进了一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既打开了通向世界之门,又迎来了全球的竞争对手。然而只有融人世界经济的洪流,才有可能取得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互依赖。知识经济同样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在世界银行2001年10月31号的最新报告《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21世纪》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索。针对中国的现实条件,世界银行对中国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提出了包括利用全球知识的六项建议。这充分说明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可以在全球自由地流动,我们必须把握这个契机,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 1.转变思维方式,将全球知识为我所用 对于中国大部分企业来说,通常的思维逻辑是希望以中国的市场获取别人的技术转让,而主动利用全球知识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是我们的企业大都没有走出国门,对世界市场完全缺乏了解和认识。事实上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已使了解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企业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和能力,只是视野的局限和思维方式的智障阻碍企业跨出这重要的一步。因此,转变思路,拓宽视野,真正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对待企业的知识和经营,就可以将全球知识为我所用,转变成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将全球知识管理纳入企业的战略 比较传统跨国经营中的单向阶梯性的知识转移模式和全球性知识管理模式,可以明显地发现在前者我们处于被动和不利的位置,而在后者我们和跨国公司处于相同的位置,只是在全球知识管理的三个层面跨国公司更具有经验。由此,中国的企业应将全球知识管理纳入企业的战略思考。 诚然,能拥有全球知识管理能力的企业要有一定规模和实力,但并不是只有世界500强的企业才具备。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成为全球知识管理的先行者。浙江的万向集团2001年9月份在美国收购了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vai公司,从而成功进入了世界汽车主要厂商的采购网络。这是中国汽车零配件厂商在国内难以做到的。海尔在美国和欧洲的子公司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当地研究开发、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比如为欧美人特制的酒柜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如果用传统的跨国经营理论是难以解释的。 跨国经营论文:浅议我国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现状与发展战略 论文关键词:跨国公司 投资经营 投资战略 论文摘 要:本文以跨国公司与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为论述的主线,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认为,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必须进一步引进跨国公司投资,同时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战略和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战略。 一、引言 西方学者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是从国际投资开始的,然而,在世界经济史中,国际贸易的历史远比国际投资悠久,国际贸易的理论也比国际投资的理论成熟得多。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和被称为“赫—俄—萨模式”(h-o-s model)的要素禀赋理论等比较公认的权威学说,而在国际投资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西方学者通常运用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国际投资现象,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各自的运行机制有所不同,国际贸易理论难以对国际投资做出较为科学的解释。 二、我国国有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海外经营中的问题主要是与企业的内部自身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相联系。这其中企业产权制度不明晰,海外企业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主要原因。 (一)产权制度不明晰 目前我国境外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实行的是承包经营制度。这本身是在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管理机制不完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问题是这种承包性制度往往建立于并不明晰的产权制度之上,在产权、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深层次的改革远未到位。 首先,按常理,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理应保值和增值,但从实际情况看,相当一部分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不仅没有增值,甚至连保值也未能做到。企业资产管理中存在漏洞,主要有:一些企业的国有资产以个人的名义在当地注册,造成产权关系不明确,给国有资产流失造成隐患。其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健全不仅存在于国内母公司,一些企业的境外子公司也沿袭了传统企业的经营机制。在该制度安排下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间的收益权与使用权划分没有得到合理且清晰的界定,进而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企业的管理机制尚未根本改变,国内企业可能过于强调了对海外公司的我国国有企业跨国经营问题研究管理与控制,而海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与决策权力被大量剥夺;另一方面,对于海外企业的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与业务发展漠不关心,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海外企业缺乏国内母公司的相关支持而孤军奋战,海外业务的拓展活动显得后劲不足。同时国内母公司的这种态度在产权制度不明晰的情况下极易造成境外企业管理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甚至导致管理者设租、寻租与企业资产的海外流失。 (二)政企不分与所有者主体缺位 我国国有企业历来是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其关键问题就是政企不分与所有者缺位。应该说,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之间是委托关系,这在产权制度上是相对明晰的。简单来讲就是,机构作为所有者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中管理国有资产的是机构中实实在在的人,而这些人在事实上的责、权、利等方面与其所管理的国有资产并无百分之百的利害关系。这样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国资委还是财政部充其量也只能还是国有资产的一个人而己,而相应的委托人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方面仍然处于缺位的状况之中。 三、推动我国国有企业跨国经营的战略 (一)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企业在一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下,成功地进行国际生产与经营活动的能力。具体表现为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从事设计、生产、销售产品和服务,其价格和非价格特性较国外竞争者更具有市场吸引力。我国国有企业必须提高国际竞争力,只有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更有效的开展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 (二)把软技术创新作为提高国有企业科技开发能力的突破口 把软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突破口是是因为: 第一,投资少,风险小。硬技术创新需要的投资较大,潜在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也较大,而软技术创新是对产品本体的延伸部分的创新,投资较少,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也相对较小。 第二,容易实现技术创新的目标。软技术创新从构思开发到具体实现都是以企业内部为主,只要充分利用企业自身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销售人员、生产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的努力,就可以达到技术创新的目标。 (三)加大国有企业科技开发资源的投入力度 首先,加大国有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力度。科技开发是高投入、高风险活动,没有较大投入,很难进行创新。其次,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内部创新机制。最后,大力培养科技开发人才。科技开发是一个由知识技能的积累到创造性地应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靠承载知识技能的各种人才来完成的。国有企业为了获得高水平的科技开发人才,一方面要值得投资自己培养,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国有企业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有用武之地。 四、结论 我国国有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之一前,应强化我国国有企业自身素质,明确自身的优势、劣势,克服自身劣势,认真地做好知识准备和相应的人才准备,要全面地熟悉和把握国际惯例以及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产业政策变化以及法律政策等。根据我国国有企业的核心实力来决定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开展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明确投资方向。通盘考虑项目的条件和直接、间接效益,减少盲目行动,规避和减少风险。 跨国经营论文:浅析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绿色营销战略 论文关键词:跨国经营;绿色贸易;绿色营销 论文摘要:绿色营销符合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符合全球绿色消费兴起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和贸易中绕过东道国的绿色贸易壁垒,更有利于提高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公民形象。跨国企业的绿色营销战略包括:绿色文化建设、绿色营销组合以及绿色企业形象的宣传和公关三个方面。 如何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实现跨越式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必须解决的课题。绿色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巨大市场,使我国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是我国追赶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巨大契机。据统计,2005年全球绿色商品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 574亿元。美国克里兰夫市场预测公司200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绿色消费正以每年平均12% -15%的速度递增。目前,全球已出现一个由环保技术和服务业构成的庞大的绿色市场,并是世界经济贸易结构调整后的四大市场之一。做好跨国绿色营销不仅可以帮助我国企业赢得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可以避免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之类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一、绿色营销在跨国经营中的重要性 (一)绿色营销符合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社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酸雨、土地沙漠化、全球气候变暖、地球臭氧层遭到破坏、对重要生态资源的过快掠夺等。在生态间题日益紧迫的今天,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如何在不牺牲环境的条件下持续、快速发展全球经济已经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绿色营销要求企业不仅承担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而且担负起推动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的责任,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因此,绿色营销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手段,无疑已成为现代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绿色营销符合绿色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 人们的消费观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追求健康的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世人关注,绿色消费群体正在兴起。1998年世界环保组织的一项统计显示:67%的荷兰人和80%的德国人表示在购买商品时会考虑环境因素;77%的美国人表示企业的环保形象影响了他们的购买倾向。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2000年的一项专项调查也显示:53. 8%的人愿意消费绿色产品;37. 9%的人表示购买过绿色食品、绿色建材或绿色家电等绿色产品。我国应该认清这一巨大的发展契机,顺利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三)绿色营销有利于绕过绿色壁垒 在国际贸易中,环境标志产品标准正在替代关税与配额壁垒,成为国际贸易中越来越重要的绿色壁垒。其内容有国际环保公约、国际环保法规标准、自愿性措施、加工生产方法标准和环保成本内在化等。在全球4 917种产品中,受绿色壁垒影响的3 746种产品的贸易额达47 320亿美元,其中直接受影响的达6 790亿美元。全球共计有137个进口国采用了绿色壁垒措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出口国之一,我国出口产品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绿色壁垒。 (四)绿色营销有利于提高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公民形象 绿色营销使企业将自身的利益目标融人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中,企业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不仅获取了利润,而且可以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在社会各界中获得良好声誉,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因而,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既符合消费者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也符合东道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同时兼顾了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当地环境。其结果理所当然是跨国企业赢得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支持。 二、跨国经营中的绿色营销战略 (一)建立并完善绿色企业文化 绿色企业文化以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思想为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并将其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它是以发展企业清洁生产为基础、以开展生态营销为保证、以满足需求为动力,实现企业、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文化。利用绿色企业文化的凝聚力、激励力、导向力能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具体而言,跨国经营企业在建立绿色企业文化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建立并完善企业绿色管理制度。在培育企业职工整体价值观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完善必要的规章制度,使员工既有价值观的导向,又有制度化的规范。二是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对绿色企业文化的认同感。企业从招聘员工开始就应招聘对企业的绿色文化内核认同的人,并通过不断的培训,与奖金、晋升条件挂钩等措施,加强员工对绿色企业文化的认同,提高员工实施绿色文化的积极性。三是积极强化,持之以恒。企业员工的价值观、信条、口号、作风、习俗、礼仪等文化要素,是不断进行积极强化的产物。在建设企业文化时也应遵循趋乐避苦,趋利避害这些人类行为的基本法则。 (二)制定高效的绿色营销组合战略 1.选择合适的绿色产品。跨国企业经营者通过情报信息网络广泛捕捉绿色资源信息、生产信息、技术信息、产品信息、消费信息、价格信息等,分析出国际绿色市场的变化动向,再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资源配置情况选择合适的绿色产品,为绿色技术和产品的开发提供依据。 2.绿色价格的制定。企业在制定绿色产品的价格时,应将生产开发绿色产品过程的环境成本内在化,在价格上反映资源和环境的价值,绿色产品价格应略高于一般同类产品的价格。如芬兰政府允许绿色产品的价格上扬30%;日本绿色产品的价格比一般产品高20%以上。 3.绿色促销。企业应利用促销宣传,建立起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渠道,可以通过举办绿色产品展销会、洽淡会的形式,来扩大绿色产品与消费者的接触面,通过有影响力的宣传媒介和公共活动,宣传企业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实际行动,树立良好的绿色企业形象。 4.绿色营销渠道的选择。企业应根据绿色产品的特殊性,选择不同的分销渠道,精心挑选有信誉、有良好公众形象、对绿色产品达成共识的商、批发商、零售商,提高销售渠道覆盖面。 5.绿色营销服务。企业应将绿色营销服务贯穿于整个销售过程,尤其是售后服务。既要满足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也要节约能源和资源,鼓励重复使用、回收利用和循环再生,减少污染和二次污染。 (三)作好绿色企业形象宣传和公关 1.积极参与绿色认证。积极参与绿色认证既是执行绿色企业文化的表现,又有利于形成绿色行业进人壁垒,更有利于避免绿色壁垒。国际标准化组织在19%年正式颁布 is014000系列国际环境标准—国际贸易中的“绿色通行证”。“环境标志”正成为国内外贸易合作的重要内容,成为国际贸易的“通行证”。许多国家不仅将其视为保护环境的新举措,也将其作为一种非关税壁垒。我国出口商品因无环境标志,每年损失约80亿美元。 2.建立并维护绿色企业形象系统。在企业内部,营造出一个崇尚自然、回归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建立企业形象策划和研究机构,对绿色市场不断进行深人的调查和研究,制定各种绿色宣传和销售行动计划;定期对员工进行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培训,加大企业对环境保护和绿色营销方面的管理和监控;积极创造条件,申请取得相关贸易国或地区的环境标志,并积极争取获得is014000国际环保认证。对外,企业应大力推广企业特有的绿色产品,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公共媒体,向公众传播企业的绿色经营理念和绿色企业形象;同时积极参与与环境保护和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社会公益文化活动。 3.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环保组织和贸易组织的活动和谈判。通过活动公关、谈判和深人沟通,让世界了解我国企业的环保努力,扩大我国企业在一些国际环保立法和贸易立法中的影响。 跨国经营论文:企业跨国经营中知识管理 摘要: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体现出来的单向的阶梯性的以输出为主的知识管理模式已经过时了。事实上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竞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全球经营所需要的知识并不偏于一隅,跨国公司必须学会识别分散在全球的知识,加以整合和创新,在此基础上创造出适合全球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上推广和销售。而这正是全球化经营战略的核心。 关键词:跨国公司,知识管理 20世纪末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新世纪跨国公司都把如何更好地全球化作为自己的经营战略。在全球化过程中,知识管理显得越来越为重要,以前跨国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往往只是按其本国需求而设计,然后到世界市场去销售,到现在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却是全球知识管理的结果。比如,一个IT企业提供的最新计算机产品其设计是在美国硅谷进行的,芯片是在韩国生产的,软件是在印度设计的,整机组装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营销活动则是在香港进行的。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在世界各地建立一套生产、分销和销售的有效网络并不能构筑其竞争优势。只有通过识别、整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设计出符合全球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这才是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之所在。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向世界学习来创新。 一、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中的知识管理模式 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西方较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由美国学者海默(StephenH.Hymer)于1960年提出,其中心观点为垄断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企业的垄断优势分为两类:一是包括生产技术、管理技能、营销能力等所有无形资产在内的知识资产优势;二是企业凭借规模巨大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Vernon)于1966年提出,他主要从产品和技术垄断的角度分析了产生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企业必须为占领国外市场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应首先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小进行,因为在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以及国内市场容量上这些国家都具有优势地位,在产品成熟阶段,随着国外仿制品的出现,创新企业就应到海外设立子公司。西欧经济、技术水平和消费需求与美国比较相似,而生产成本低于美国,所以美国的企业首先投资于西欧。在产品的标准化阶段,创新企业的垄断优势逐渐消失,生产的相对优势已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和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为发展中国家。 从上述两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知识管理模式为单向的知识输出,即跨国公司带着其在母国市场上获得的技术诀窍、管理技能以及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东道国市场上进行制造、销售来充分利用这些经验。这样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获得全球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母国市场和东道国市场间技术诀窍和管理知识间存在的差异跨国公司可以进行套利活动。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国经营时既可以为其他的跨国公司顾客提供服务,又可以利用其能运用全球资源的能力对当地的竞争者施加压力。其知识管理模式可以用图1概括如下: 图1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中的知识管理模式 由于以往跨国经营理论存在的某些局限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ohnH.Dunning)在综合了各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其核心是强调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这三项优势整合的结果: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国外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包括对无形资产的独占和企业经济规模两方面所产生的优势,或泛指任何能够不断带来未来收益的东西。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有能力将所有权优势在企业内部配置、转让和有效利用。区位优势是东道国具有的,指跨国公司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点和国别时,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的生产要素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包括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而且包括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外贸和税收政策等,跨国公司总是把资金投向那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国家和地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沦对于前面提到的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有一定的改进,即除了强调跨国公司拥有的垄断知识优势的转移,也强调利用东道国市场的知识和资源。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及其他低价值的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获得成本优势,而将高附加值的活动,如研究与开发、生产设计、营销、战略、融资等活动留在国内。从知识管理的角度,仍然只是一种稍加改良的单向知识输出模式,即在知识输出的过程中要和当地的知识和资源结合起来,适应当地化的需要。 这种单向阶梯性的以输出为主的知识管理模式在跨国公司中屡见不鲜。全球运动服饰的巨人耐克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的彼凡尔顿(Beaverdon),是研究与开发、产品设计、品牌管理、质量控制系统、财务和其它相关职能的神经中枢。它在一些低成本区位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契约的方式建立了稳定的生产网络,并在这些亚洲国家建立了质量控制和采购网络。同时它还在全球重要的市场建立了营销中心。其他跨国公司如西门子、宝洁、通用汽车等也是如此发展壮大的。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也在不断改进这种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发展到了极致。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学会了根据当地市场的差异调整产品、服务和管理系统,同时他们依然寻求保持全球一体化战略和运作的优势。“从全球着眼,从当地着手”这句口号正是最好的说明。然而无论这种模式有何改进,隐藏其中的一个逻辑是:全球化意味着用母国产生的产品、服务和优势去征服世界,然而这在知识经济时代已显得过时,“向世界学习”成为全球竞争的主旋律。 二、知识经济时代跨国公司知识管理新模式 1996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首次正式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这一新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认同。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都认识到知识对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工业经济社会里的战略资源是资本,而在知识经济则是知识和信息。知识经济改变了全球竞争的环境,并对传统跨国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一种新的全球知识管理模式呼之欲出。 (一)知识经济对传统跨国经营模式的挑战 1.知识经济大大改变了全球竞争的环境(1)竞争优势的来源是建立在知识的识别、整合和创新基础上,而不是其它。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正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的财富”。这个说法毫不夸张。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规模经济和以此为基础的成本降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必须通过知识的积聚和创新来实现。代表美国新经济的微软公司、甲骨文公司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超过了通用汽车、福特等老牌跨国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值。因此,知识是长远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源泉。知道如何利用其知识优势的个人和组织将增大其产品在整个产出中的份额。(2)企业全球化经营所需要的知识来源不再偏于一隅,而是分布在世界各地。过去,跨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时多半是将国内市场的生产、销售管理经验带到东道国的经营活动中去,并适当根据当地的情况加以修正。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得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市场,若还是依赖跨国公司总部的做法已不能满足企业全球化经营的需要。其中最明显的迹象是企业间的技术联盟和合作的日益增多以及许多跨国公司将研发机构设置在靠近顾客的市场。(3)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运输成本的大大降低便利了商品、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美国管理学家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谈到铁路和电报的出现是促成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同样现代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发展也是促成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革命要素。空中运输、电信和计算机的成本自1950年以来已大幅度下降,以计算机和电信业为例,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像电视会议和电子邮件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使得对范围广泛的经营活动的协调不仅更加可行,而且更加可靠和效率更高。运输成本由于集装箱的发明也大大降低了。这一切都使得商品、资本和信息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更为方便、快捷和廉价,从而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知识管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知识经济对传统跨国经营中的知识管理模式的挑战(1)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并不能构成全球经营的竞争优势。一个有效的全球生产、分销和销售的网络是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全球化经营不能确保其有全球竞争优势。90年代初,百事可乐公司制定了一个将其国际软饮料收入增加两倍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从1990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50亿美元。为实现这一目标,百事可乐公司发起了勇敢的冲锋。到90年代中期,该公司的经营遍及全球广大地区。不过这种全球扩张并没有转变为增长和赢利。实际上,到了1997年,百事可乐公司已经从诸如南非这样的一些主要市场上撤出,摆在面前的是国际饮料经营近10亿美元的亏损。此外,大部分产业中的主要竞争者都已知晓如何进行全球化经营,更有许多进行数字革命的公司已经在使用互联网迅速地为全世界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2)单一国内市场的需求不再是许多产业的主导力量。过去,跨国公司都是根据本国市场的需求来开发产品和服务,并将此产品和服务销售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市场由于其消费能力高、国内市场容量大往往成为新产品和服务的诞生地。但这决不意味着美国市场的需求就可以完全代表世界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许多引导市场的需求出现在一些跨国公司经营网络的边缘市场。比如对移动电话的新需求更多地出现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跨国公司不能比竞争对手更好地识别这些分散的和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并且利用其全球知识管理的力量,则将会在竞争中败北。(3)跨国公司仅利用从母国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垄断知识和诀窍已不能在全球竞争中取胜。基于母国市场上建立的垄断知识和技术诀窍不再能保证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胜出,因为可以令跨国公司超越竞争对手的技能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具有专长的专家手中。今天的获胜者必须能够懂得识别和获取分散在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能力和技术诀窍,并将它们整合,从而创造出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服务。(4)有价值的知识通常是复杂的和棘手的,因此为知识管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由于有价值的知识通常是细微的、复杂的和棘手的,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深深地隐藏在远距离和不熟悉的环境当中,无疑为知识的识别、整理和积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比如了解总部设在世界另一端的顾客企业的内部运转,或者弄清楚先进计算机模拟技术和机器人在药品开发中的应用就是这样的例子。先进的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或许能为复杂知识的传递和互动提供便利,然而这并不能保证对复杂知识的理解。企业需要新的组织结构和运作过程来获取、解码、编码和整合利用这些复杂知识,并将其有效地传递给能有效应用这些知识的人。 (二)新的知识管理模式 由于传统跨国经营模式中的知识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知识管理模式。这种新的知识管理模式主要是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知识管理,而不是从母国出发。该管理模式分为三个阶段,如图2所示: 图2知识经济时代跨国经营的知识管理模式 虽然大部分的跨国公司还沉醉于过去的成功,已有不少企业正在运用新的知识管理模式取得了惊人的经营绩效。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就是一例。该公司是1987年由意大利的SGS微电子公司和法国的汤姆逊半导体合并而成的。在半导体业务上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大大落后于同在欧洲的其他牛导体公司,比如德国的西门子、荷兰的飞利浦公司,而日许多专家认为欧洲的半导体业务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欧洲的企业已在芯片竞争中丧失了优势,当时领先的竞争者是美国、日本及环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对于欧洲的半导体生产商还不利的条件是其主要顾客市场并不在欧洲,而且半导体核心技术的发源地和制造专家遍布在美国的加利福利亚、日本的东京以及中国台北。然而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证明了怀疑者的担心是多余的,到2000年其销售额达到78亿美元,净利润超过14亿美元,公司股票市值也超过了500亿美元。之所以取得如此不俗的经营业绩,可以说与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的知识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当许多竞争对手将注意力集中在为专用设备设计和生产专门的电子元件,这些电子元件将被集成在一块电路板上用来执行一个特殊的命令,比如硬盘驱动控制(HDD),这往往需要多达十块芯片和100多个电子元件才能解决问题。但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却能从全球知识管理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综合了美国加利福利亚的圣何塞、日本东京、芬兰的赫尔辛基对主要顾客的调查结果,由位于法国的格勒诺布尔、意大利米兰、印度诺达(Noida)、新加坡、美国德克萨斯州等地技术专家组成的开发团队共同攻克了这个难题,提出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即仅用三块芯片组取代了过去复杂的电路板才能进行硬盘驱动控制的问题,这样帮助顾客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产品一经推出就立刻受到好评。1996年第一次销售HDD芯片就创造了5000万美元的市场记录,并从美国公司那里夺取了27%的市场份额,大大超过了从前的竞争对手。对于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来说,不仅把它的业务从起初的几百万美元销售额扩展到现在的几百亿美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全球知识的管理建立了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 (三)新的知识管理模式的优势 1.新的知识管理模式是真正的全球化战略全球化战略不只是指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而且同时还要建设并维护跨国界的基础设施,并使一个企业的所有职能,包括研究与开发、采购、生产、后勤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以及金融财务国际化。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向全世界的顾客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新的知识管理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在所有的市场上参与竞争,因为它们不断地在全世界寻找任何可能的市场并从全球的角度来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即使是它们尚未涉足的领域也显示出潜在的优势和威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0世纪90年代诺基亚公司通过开展全球知识管理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全球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超过了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要知道美国是移动电话技术的发明国,而摩托罗拉公司也是最早大规模生产移动电话的公司之一。诺基亚公司80年代只是芬兰一家进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1992年才决定专注于移动通信领域。对于诺基亚而言,移动电话和蜂窝网络业务并非产生于芬兰然后向国外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外生产和销售,这就意味着要在全球同步发展。诺基亚必须要向美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全球营销技巧,向日本学习掌握顾客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心理,比如小型化和数据应用,同样它也要向东南亚国家学习低成本制造的管理技巧。芬兰的管理层被派遣到世界的关键区域,构成了整个公司知识共享的网络。正是通过对全球知识网络的有效管理,所以,诺基亚总是能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市场的需求,从GSM的发展到最早提出“把互联网装进每一个人的口袋里”到“移动电子商务”,诺基亚的概念和行为总是领先于竞争对手一步。摩托罗拉公司因为将其创新思路局限于美国,丧失了向数字移动电话和GSM标准转向的先机,从而被诺基亚抛在了后面。 2.新的知识管理模式有助于跨国公司重构核心竞争力(1)全球知识管理是企业创造差异化战略和独特优势的新途径。现在太多企业的战略是雷同的,真正在产品绩效、服务价值和降低成本方面的突破来自于不同地理环境发展出的技术和能力的结合,其中有些可能还是来自于别的产业。通过全球知识管理,可以帮助企业脱离原有地理界限和企业视野的局限性,最早发现顾客的新需求,找到技术创新的来源,从而生产出全球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此外,能够识别和整合来自多个地方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困难和成本高昂的,只有少数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公司才做得到。尽管其投入要比在一地开展经营要大得多,其回报当然也是惊人的。我们前面谈到的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和诺基亚公司就是很好的证明。(2)全球知识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开启全球顾客的潜在需求。许多新的顾客需求或者对已有产品的新用途可能都出现在母国市场以外的地方。企业除了在满足这些特殊地方需求时获取利润,更为可观的是将这些特殊的需求引用到全球的顾客市场中,从而创造更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3)全球知识管理也意味着具备迅速开展全球新业务的能力。一个企业能接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和技能,了解母国其他市场的变化,这就说明企业具备了迅速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能力。通过整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和技能,企业能很快从全球的研究、开发和经营中获取收益。 三、中国企业的全球知识管理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又向全球化迈进了一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既打开了通向世界之门,又迎来了全球的竞争对手。然而只有融人世界经济的洪流,才有可能取得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互依赖。知识经济同样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在世界银行2001年10月31号的最新报告《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21世纪》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索。针对中国的现实条件,世界银行对中国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提出了包括利用全球知识的六项建议。这充分说明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可以在全球自由地流动,我们必须把握这个契机,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 1.转变思维方式,将全球知识为我所用对于中国大部分企业来说,通常的思维逻辑是希望以中国的市场获取别人的技术转让,而主动利用全球知识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是我们的企业大都没有走出国门,对世界市场完全缺乏了解和认识。事实上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已使了解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企业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和能力,只是视野的局限和思维方式的智障阻碍企业跨出这重要的一步。因此,转变思路,拓宽视野,真正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对待企业的知识和经营,就可以将全球知识为我所用,转变成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将全球知识管理纳入企业的战略比较传统跨国经营中的单向阶梯性的知识转移模式和全球性知识管理模式,可以明显地发现在前者我们处于被动和不利的位置,而在后者我们和跨国公司处于相同的位置,只是在全球知识管理的三个层面跨国公司更具有经验。由此,中国的企业应将全球知识管理纳入企业的战略思考。 诚然,能拥有全球知识管理能力的企业要有一定规模和实力,但并不是只有世界500强的企业才具备。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成为全球知识管理的先行者。浙江的万向集团2001年9月份在美国收购了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VAI公司,从而成功进入了世界汽车主要厂商的采购网络。这是中国汽车零配件厂商在国内难以做到的。海尔在美国和欧洲的子公司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当地研究开发、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比如为欧美人特制的酒柜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如果用传统的跨国经营理论是难以解释的。 跨国经营论文:企业跨国经营文化准备 摘要: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从企业文化的哲学与理念体系的构建、企业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过程中文化准备的重要意义,认为企业中的文化因素走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中国企业应下大力气进行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同时有意识培养跨文化的经理人,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 1跨国经营文化准备的两个重要方面 新的世纪,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这就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般而言,跨国经营是一个国家加入WTO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事跨国经营将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目前,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政府已明确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全方位开展海外投资,中共“十五大”提出并确定了鼓励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方针。1998年主席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中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从事境外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实现成熟产业的国际转移”。 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海外投资的条件。据外经贸部统计,自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中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793家贸易和非贸易型企业,协议投资总额约100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65亿美元。中国已被联合国评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国,中国有数家公司已经被联合国列入来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行列。中国一批优秀企业,如海尔集团、上海广电、万向集团、杉杉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格兰仕、森达、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跨国经营。 在讨论企业跨国经营文化准备的有关问题时,一般企业很容易想到文化冲突、跨文化沟通、文化变革等与跨文化沟通和管理相关的事项,但本人认为,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的构建是更加重要的一方面,它对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文化准备分为两个部分,一为企业文化的哲学与理念体系的构建,二为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下面分别对这两方面作一探讨。 2构建适合的企业哲学与理念体系是事关企业跨国发展时期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 决定企业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内部管理,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公理与常识之一。但文化因素对企业命运的重要意义许多企业界人士认识不够,不少人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几句口号加一些职工文娱活动,不能没有,但意义不大;而国内学术界则对此缺乏切身体会。因此,对这一问题目前还有论述的必要。 2000年中期,笔者有幸与国内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书记陈珠芳女士就企业文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言谈间,这位前华中理工大学教授说了一句令人印象至深的话――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 华为公司是中国少有的在电子信息领域技术与生产规模方面都达到世界级水平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更是少有的“在管理思想上有很多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管理哲学”的企业。其四万余字的《华为基本法》标志着华为公司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基本经营政策体系的确立,也标志着其接班人确立原则与机制的确立,标志着华为公司由创业者个人色彩浓郁的企业家型管理向职业型管理的重大转变。 2000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实现销售额超过220亿元,管理员工16000余人,其中85%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目前,华为在全球建立了40多个海外代表处,产品进入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美国和印度设立了研究机构和生产基地。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公布的2000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行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9亿元,在利润排行榜上超越联想、方正等知名企业居百强首位。 陈珠芳女士所言的“企业的理念体系”就是广义的企业文化,而“核心能力或称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这一概念源自80年代后期欧美学术界。当时,面对日本企业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美国不得不放下架子去研究日本。经过埋头研究与思索,他们发现日美管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对管理因素的认识有所不同。美国管理过分强调技术、设备、方法、规章、组织结构、财务分析等这些“硬”的因素,而日本则比较注重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美国人发现这些差别后,又回过头研究美国经营成功的企业,发现美国的成功企业也同样注重这些“软”的因素。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这些“软”的因素,即企业中的理念体系和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 因此,“核心能力”概念的提出其重要意义就在于明确了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广义的企业文化――企业的理念体系即构成企业的核心能力。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管理学》中也将管理与文化明确地联系起来。他认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效率依赖于价值系统、管理哲学等文化变量。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因素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二是文化因素中企业哲学和理念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文化因素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公司创业初期,重要的是生存与扩张,是产品和市场,企业文化并不是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因为它不构成企业发展的重要变量。但当一个公司的规模扩展到相当程度,即它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已成为或即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时候,文化的探讨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时对企业文化的探讨既成为内部管理问题,也成为对外营销问题。对内而言,随着企业的扩大和员工的增加,企业领导者迫切需要一个发挥增强企业内聚力、形成企业思维以统一员工思想、确认工作评价标准、确认接班人标准等作用的企业自身价值体系――即企业的文化体系、理念体系;对外而言,此时随着企业在业务过程中触及的社会利益日益广泛复杂,人们已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其合理性和利益的得失,企业文化中的使命与宗旨、服务精神、社会意义等因素凸现出来,文化又成为对外营销问题,部分企业甚至以自身的企业哲学作为营销主要述求点之一,使之成为企业形象的重要部分之一。 因此,世界许多成功的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阶段时都已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管理文化”或“管理哲学”,并发展出一整套“企业理念体系”。如IBM公司“尊重个人、服务、追求卓越”企业哲学;日本松下的“自来水哲学”及由此而来的企业定位;美国麦当劳的“质量、服务、清洁、价值”的理念及由此而来的标准化操作体系和销售欢乐的营销特色;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构筑无界限的组织、成为所进入行业内数一数二企业”等独特理念体系。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因素中企业哲学与企业理念体系的区别。企业哲学是企业理念体系的纲领,而企业理念体系是企业哲学的具体细化,它既包括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也包括工作评价标准、操作要求标准、工作方法、组织构建原则等这些与企业实际运作直接相关的“硬”的因素。 如美国麦当劳公司的企业哲学可以简单表述为“质量、服务、清洁、价值”(QSC V),但其企业理念体系则十分复杂,包括厚达385页的《营运手册》(即《麦当劳手册》),包括“细心、关心、爱心”、“顾客永远第一”、“大胆、充满兴奋”、“立即动手”等七项基本政策,也包括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创造欢乐的就餐气氛、每晋升一级都必须接受的职业训练课程(共计有BCC、ACC、ACX、SIP、SWTP等多种)等管理方法,在此理念体系的指导、激励下,麦当劳井井有条地管理着全球超过15万家连锁店、200多万名员工,成为全球第一品牌。 又如在《财富》杂志近年组织的“全球最受推崇的公司”评选中连续数年名列榜首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其企业哲学可以简单表述为对下属企业要求“数一数二”、对内部管理要求“精简、速度和自信”,以构筑“无边界”的大型企业集团。但其企业理念体系则更加复杂,不仅包括其“通用电气价值观”,即痛恨官僚主义、开明、讲究速度、自信、高瞻远瞩、精力充沛、果敢地设定目标、视变化为机遇、适应全球化对领导人的要求等,还包括其全球化、服务和六个西格玛质量标准等三大增长措施、对领导人的4E品质(Energy、Energizer、Edge、Excute)要求以及对管理的三手段T(技术)、P(政治)、C(文化)的同等重视等。其中,仅六个西格玛质量标准就是一个颇为庞大系统的、规范化的工作方法,该方法规定了GE员工应如何工作,以使其产品与服务的满意率达到统计学中正态分布的“六个西格玛(即Z值所对应的面积)”。在正态表上,一个西格玛是68.27%,两个西格玛是95.45%,三个是99.73%,四个是99.9937%……六个西格玛与100%已差别很小,GE藉此活动基本消灭了公司每天在全球从事生产的每一产品、每一道工序和每一笔交易的缺陷和不足。至于其具体方法与操作,外界则难以详细了解。 有“20世纪最伟大的经理人”之称的韦尔奇认为企业文化与价值观是企业管理中最模糊的领域,也是迄今为止最具挑战性的一环,它关系到如何指导组织行为,有难以言传的价值和意义。每个组织都需要有价值观,精干的组织尤其必要,价值观的形成是长远的挑战。 朱?基总理曾于2000年5月组织中国20多家中央直属超级国企领导人赴GE设在美国克罗顿维尔的培训基地,接受杰克?韦尔奇及其管理团队为期两周的培训,以学习通用电气公司卓越的管理之道。 国内企业对文化因素重视不够的主要原因是混淆了企业文化中企业哲学与企业理念体系的区别,将企业文化等同为几句口号和一些职工文娱活动,以致许多人认为搞企业文化就是“玩虚的”,不实在,不能赚钱,没用;此外,还有一个现象是有相当多企业对于提出几句口号、整理几句价值观等文化活动还是颇为热衷,认为这就是重视企业文化,却忽略了扎实、艰巨的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 事实上,企业理念、价值观等企业哲学实质已成为企业文化中的显性部分,主要发挥企业文化中的对外营销作用,社会大众较为容易接触并了解;而企业理念体系则是企业文化整体冰山海平面下的隐性部分,发挥着对内的管理、指引、协调等功能,是构成企业管理独特性的重要部分,其中有些管理方法和系统甚至是企业知识产权与KNOW-HOW的重要部分,外人一般难以详细了解与掌握。 综上所述,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处于跨国发展时期的企业,在注重企业规模与效益扩大的同时,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以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特别是加强与企业实际运作密切相关的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否则,如果没有适合自身的“理念体系”、“管理文化”,或仅有几句口号,或者“理念体系”不符合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企业就难以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较易发生各种意外事件而崩溃,或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消亡。 3加强跨文化的研究与管理以适应企业跨国发展的需要 企业要跨国发展,除必须了解进入国家的市场及其运作规则外,还必须了解其社会文化、人际交往规则、企业管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等。为此,我们需要对影响企业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的文化层面进行分析。 根据荷兰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史特德(Hofstede)的研究,对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有影响的文化层面主要有五个方面,它们是: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②权力差距;③不确定性的规避;④阳刚与阴柔;⑤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它们分别表明人们对他人、对权威、对不确定性、对自我、对时间的价值观。 个人主义是指一个松散的社会结构,假定其中的人们都只关心自己和最亲密的家庭成员;而集体主义则是在一个紧密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分为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人们期望自己所在的那个内部群体照顾自己,而自己则对这个内部群体绝对忠诚。 权力距离是指“一个社会对组织机构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所能接受的程度。”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下属对上司有强烈的依附性,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上司是开明专制君主,是仁慈的独裁者;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中,员工参与决策的程度较高,下属在其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有相应的自主权。 所谓“不确定性的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对不确定和模糊态势所感到的威胁程度,试图保障职业安全,制订更为正式的规则,拒绝越轨的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忠诚和专业知识来规避上述态势。” 阳刚与阴柔是指:“社会中‘男性’价值观占优势的程度,即自信、追求金钱和物质、不关心别人、重视个人生活质量”;其反面则是“女性”价值占优势。 长期导向性、短期导向性表明一个民族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具有长期导向的文化和社会主要面向未来,较注重对未来的考虑,对待事物以动态的观点去考察;注重节约、节俭和储备;做任何事均留有余地。短期导向性的文化与社会则面向过去与现在,着重眼前的利益,注重对传统的尊重,注重负担社会的责任;在管理上最重要的是此时的利润,上级对下级的考绩周期较短,要求立见功效,急功近利,不容拖延。 研究表明,中国的大陆、香港与台湾均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范围,它们的文化层面和管理形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倾向于集体主义,保持了较大的权力距离;从不确定性规避方面看,台湾属中等,香港较低,大陆在由低向高的方面发展;从男性与女性价值观方面看,港台更倾向于男性价值观,而大陆则属于一种中性的、混合型的价值观。 美国和加拿大是高度实用主义的国家,强调利润最大化、组织效率和生产率。它们是个人主义化和行动导向的国家,对风险具有高度的忍耐性,具有低程度的不确定性规避的倾向。美国属于高成就需求型,强调个人的自我成就,重视民主领导方式,倾向于集体决策与参与,权力距离很小,男性化的指标是中等的,倾向于体贴人的、关系指向型的领导。 日本社会和企业高度重视集体主义,在权力距离方面,保持了一方面扩大、另一方又缩小的两种倾向;日本人具有高度的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的倾向;在男性化与女性化价值观方面,日本人保持了一个高度男性化的文化价值观。 欧洲的情况比较复杂,大体上可分为英国系、日尔曼系、近东系、北欧系、拉丁系等几种类型。 因此,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发展的过程中,应详细了解拟进入国家的市场与文化情况,根据所在国家不同的文化层面特点,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的管理措施与策略,具体建议见本文下一节。 此外,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母公司与分公司利益冲突、外国分公司负责人国籍选择等问题,根据帕穆特(Perlmutter)的著作,世界主要跨国企业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跨国企业起步时属于“种族优越主义”阶段。企业赴海外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谋求母公司的利益,由公司所在的某国发号施令,指挥在外国文化下的分支机构如何行事。 (2)跨国企业进入愈来愈多的国家后,不能再以母国的利益为重,必须转向“多轴心主义”阶段。外国据点的营运重任愈来愈由当地管理阶层主导,他们比单纯的外国人更受到当地政府及文化的左右,但也能掌握母国公司的文化精髓。 (3)进入第三个阶段,公司开始“以地球为中心”(geocentric)阶段。也就是说,只要和企业成长及生存相关,都是从公司利益出发,任何国家(包括母国)的压力和其他国家一样,公司不会特别优先考虑。此时,经理成为公司的一员,他的国籍反而不被重视,任何人可以凭功绩在全球化企业中步步高升,不会因国籍而有不同待遇。新的企业文化诞生,经理人不再担负任何包袱,其中包括国家文化方面的包袱。 4关于文化准备的几点具体建议 (1)下大力气进行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由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较短,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在企业理念体系的完善与创新方面都仅处于万里长征的开始,大部分企业在企业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只是关于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而在工作评价标准、操作要求标准、工作方法、组织构建原则等这些与企业实际运作直接相关的“硬”的因素方面,细化具体的东西较少,形之于文字且直接指导操作的,就更少。 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中国许多企业仍处于粗放经营阶段,而跨国公司是一种高度组织性的超巨型企业,客观上需要有高度严密的管理,世界上跨国公司早发展国家已经积累了上百年的经验,具有成熟而不断创新的管理理念体系和规范化的管理技术。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标,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还需付出艰辛的探索和努力。 (2)确定合适的国际化发展思路,确立“以地球为中心”的国际化经营理念,尽量缩短企业文化的成熟过程,在开始阶段尽量减少文化冲突。 具体措施包括:选择进入地区与国家时考虑文化因素,以香港为桥梁,或先与国外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介入跨国企业经营等。 (3)有意识培养跨越文化的经理人,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充分考虑到文化因素。如对方国家权力距离指数较低,则应选派民主型、关怀型领导;反之,则选派权威型领导。如对方国家不确定性回避指数高,进入该国后首要工作就是树立稳定、专业、规范的企业形象,并制订好各项规章制度;如对方国家不确定性回避指数低,则可以优先考虑市场机会等。 (4)积极引导企业内部的文化变革,适度降低权力距离指数,提高个人主义指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企业文化只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具有社会文化的特征。因此,国内企业的内部文化往往具有“权力距离大、个人主义指数低、长期导向明显”等特征,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不仅需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还必须适当调整自己,使自身的企业文化特征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与可塑性,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和工作人员感到适应与亲切。 为此,中国企业应积极引导内部文化的变革,使之与国际主流文化趋同,适度降低权力距离指数,提高个人主义指数。具体措施包括:鼓励经理人员的参与式、协调式、平等交换式风格与系统有条理的工作作风,讲究实际,鼓励员工的不同意见,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等。 (5)加强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方面的研究与培训,有意识地培养跨越文化的经理人,大力提倡、推广应用国际化工作语言,在公司内部形成学习与使用多种语言的风气,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以加快企业国际化的进程。
文章从美育发展的四个维度进行构建并形成审美教育的基本内涵,以“审美教育创新思维”“美育课堂创新”“美育育人体系”与“美育实践支撑”四位一体体系建设为起点,探索新时期审美文化中创造性认知思维的新探索。美育,谓之审美和教育,人类自原始社会以后便有了审美的意识,在我国古代尤为重视,其是以诗教和乐教为主。“教育”最早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1]。上古“乐教”《尚书》记载:八种乐音均可调和,尤以秩序为准,则神人通达合一[2]。西欧中世纪成为七艺,源自古希腊的传统(六艺、七艺、骑士七技均是审美教育的传统形式),美育概念的形成根源于《美育书简》一书,在17世纪由德国诗人席勒所提,站在学科建设的视角下提出“审美”观念,被称作审美教育的先行者。 席勒提出关于审美教育的认知,意义在于使人们能够养成感性思维与理性精神的整合,创造合而为一的融合,将美学教育界定为情感教育的特质。中国现代美育的真正开创者和奠基者是蔡元培先生,依据席勒曾经使用过的德文词组,最终确立了“美育”中文概念。中华传统美学源于华夏礼乐文明系统的审美判断,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教化同一的系统,培养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的多能完备人才,纵观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培养与当下综合教养本质相同。现代“教育”范畴已经从单一维度向多维转换,将全面育人以德育为本。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维度出发,将健康体质、认知广度、道德素养、鉴赏能力的拓展作为教育内涵。符合设计教育培养目标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开拓创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核心精神。 一、审美教育,创新思维的核心教育 审美文化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是营造知识更新迭代的主导路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艺术审美创新、创造的主导,更是从事专业设计研究的核心。同时,审美文化以及创新活动能够激发大脑皮层,增加神经元的连接形成大脑高效工作,设计教育创新思维的培养离不开审美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美学教授王旭晓在第三届全国美育大会上的学术报告中,以《蔡先生美育代宗教组长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思想分析》为题,通过科学数据阐述对蔡元培先生在美学教育方面的理论思考与践行。“美”的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缓解当时的现况问题,最重要的是为了中国的前瞻发展,纵观史镜、预设未来。审美文化,可以提升情感感受力、激发道德反思,拓展创造性思维,是审美教育的核心。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将审美教育纳入道德素养的范畴之中,要将美学内涵融入高等院校培养的始终。面对目前教育现况,重新审视设计教育的责任与意义,即什么教育要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思考美育视域下设计教育如何引导学习者创意思维能力的新探索。将美学思考融入思想道德素养、文化知识内涵、社会实践能力各环节。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进行了重要发言,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确立了新时代的教育路线,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的总纲领、总灵魂、总遵循。依高等院校的教育规范要求,明确教育改革的发展思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学术界与教育界将美育的意义在当前一个时期做出了充足的认知以及具体的实施工作。为此,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建设的目标中着实按照当下新时期的务求,广泛接收教育学、美学、心理学等交叉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成绩,建设新的美育理论与实践,突出时代特点和现实属性,从美育关怀的角度正确处理专业教育、艺术教育、理论教育与美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实现新的时代要求下审美文化诉求的创新探索。 二、崇德尚艺美育课堂是设计教育的和谐之本 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为美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建设指明方向、清晰思路,将审美教育作为高校发展的重要内容,重点突出内涵建设是学校各项工作稳步发展的生命线,设计教育的和谐本源是在美育认知的基础上,思考审美的价值、传播美学的内涵,同时融合广度思维与深度思维进行较为全面的渗透式、参与式、互动式建设。在加强设计教育创造性思维建设过程中,美育工作面向在校大学生建立“班导师”指导制度,带领新进校园的学生共同参观校史馆,举办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党日实践活动等,从美学教育的角度审视,美育的融入可以纠正现代教育中存在的目的机械化与功利化的现象[3]87。审美教育已然成为人们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同时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增强,站在一名高校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的视角下,提倡一种和谐为本的审美人格教育、根植本土的审美视野教育以及崇尚创新的审美人格教育,有利于强化人文性和精神性取向[3]87。2015年开设《设计认知与思维导入》课程是在一年级搭建的多学科、跨专业的基础平台建设,艺术方向新学员是扎实基础认知和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关键时期,此课程以建筑专业、城乡规划专业、艺术设计、工业产品等多个专业创建审美教育的基础平台,依托大设计平台的建设着力培养交叉融合的创新型、复合型高级人才。使设计教育文化的多样性被新一代学子所了解和掌握,从而缔造出跨越专业与文化界限的交流沟通能力,培养学生多元、和谐的平衡向心力。其目的在于将设计教育课堂搭建人文精神素养提供了持续动力,使创造性思维贯穿于美育课程的各项环节,体悟设计的魅力,培养青年学习者创新续航能力,这也正是审美教育的目标。教育不只是知识传授,教育的根本是具有创造性素养的人格力量,而美育课堂是重要审美人格的和谐本源。审美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尊崇道德、归尚艺术、具备美学素养的健全人才,美学文化的前沿基础是专业知识与设计实践。依循美学文化的源头建设高校审美素质、审美视野以及审美诉求的表达是艺术设计教育的和谐根源。课堂为此应结合设计专业课程进行美育教育,着重对高校学习者艺术想象力、审美判断力、理论逻辑能力的培养,运用开放式引导、互动商讨以及主、客体转换角色的教育授课形式开展。其次,开展美育课堂跨专业教育,将审美人格教育作为核心目标,发挥不同专业的特点及优势,提升在专业教育中的美育传播,将美育内容有机整合,增强课程的综合性和美育文化传播的新内容,实现审美诉求在教学发散过程中创新思考的探索与开发。 三、全程式美育育人体系是设计教育的发展动力 全程式美育育人体系遵循的夯实基础就是美育文化的传播,培养与建设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站在设计学、美学的视角下形成价值观和审美能力。深度挖掘传统与现代,融合民族与世界美学视野为一体的教育体系,统筹思考全程育人的质量管理,为实现高等院校育人环节的优质化、梯队化建设,形成审美素质的文化体系,同时为创造性思维在审美教育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强化国际视野对现代教育的意义,不断建立和扩大对外交流的渠道,紧抓创造实体的双文明意识[3]88。在我国审美文化的发展体系中,将审美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是新时展的必然,更是民众对美育的文明盼求。审美教育的育人体系源自于发现美、认知美、实践美的能力培养,依据不同受教育者的外部因素以及内在需求作为发展动力的原点,将“审美”的抽象概念具象化,感性情绪理性化、从事物的表征走向本质,挖掘审美主体背后的文化发展脉络以及历史现实意义。审美教育是客观存在的恒定量服务于受教育者的变量,美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来自于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的习惯养成以及现实影响等因素。基于此需要建立健全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基础,为受教育者搭建艺术赏析平台等系列活动,为实现全程式的美育育人体系和培养高水准的审美能力提供依据[4]。 (一)美育文化与专业课程建设 美育育人体系需寻找并结合学科自身的特点,我们对美育文化进行顶层设计时,要站在大设计的思维视域下进行规划整合,审美教育不仅是融会贯通的,更是连接高等教育综合发展的纽带,将美育体现在各学科、各专业以及各门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形成认知审美课堂教学建设的育人合力,创设具有美学素养的专业建设。蔡元培不止一次指出,“自由、平等、友爱为德之大纲,而所以育之者,仍不外科学、美术”[5]。审美教育扎根于专业课程,“以符合审美规律的教学方式,来帮助受教育者增加知识,提高修养,陶冶性情,升华人格”[6]。基于课程建设吸取了不同方向、不同思维模式碰撞下诠释对于美的理解,创造出一个具有直觉意象的审美空间,激活受教育者创作的热情。将审美人格的内涵建设与艺术教育有机融合,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在大设计的维度下,重新理解艺术设计与审美教育之间的关系,其中教学实践环节与审美行为也具有内在依托关联性。作为信息传播与审美认知的前沿,切实提升审美教育与专业素养建设高效统一。以《信息设计》课程实践环节为例,运用了案例引导方式、互动讨论程序、结构化研讨、练习实践环节、逆向思维训练、市场调研数据等综合交叉的授课方式。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使学生在愉悦中感知美、在探索中获得新知,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激发学生创造美的兴趣和欲望,提升了他们对民族艺术的热情,较好完成课程设置中学生整合信息能力的审美判断,不断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9]。信息图表设计环节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学生独立完成设计命题的调研任务,通过互联网、图书馆以及实地现场问卷调研数据采集,使学生形成直观的审美认知与判断。第二部分为信息草图方案计划,通过前期调研资料作为依据,形成明确主题并进行创意思维草拟出方案雏形,学生通过自己讲授选题并分享、形成预判以及方案反馈信息,以推出较好的成果信息图。学校艺术学科需要重新审视美育文化对于受教育者创造性思维的内涵,依托OBE教学理念,教学成果已不仅仅局限在专业成绩、就业率、以及专业技能的成熟度,程式化的标准准则并不是判断一个受众的单一尺度。可尝试将美育纳入学生的综合指标,此评测指标使专业教师考虑到教学过程中不同阶段如何将美学教育更为科学且更具实施性和操作性,实现创新要求高标准、强优势的成果展示。审美教育传承中华文化且与时俱进,艺术设计专业建设以更高要求满足社会的传承,与新时代社会发展进程相统一,在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强调美育文化在专业课程建设中对新生代学子的身心发展、素质要求以及专业精神提出了希望与要求。高校教师需在专业发展的角度,根植于受教育者综合设计能力的协同发展,以四个自信严格要求并付诸行动,变为名副其实的审美文化的播种人、实践派和缔造者。 (二)美育文化与学生培养 审美文化教育是培养学生崇高的信仰、社会道德观以及思想和行为的习惯[7]。5G时代道德教育成为最重要的突破口,文化发展趋同的背景下,我国第一次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并以最高级别的文件作为国家教育重点内容,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从党的领导到国家政策,对学校审美文化建设重点培养与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美育关系到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更高水平的精神追求[8]。作为接受审美认知的主要载体,更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不同的专业方向以及不同区域环境下的单元个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艺术设计专业门类的学生大多性格突出、思维活跃,执行力强、善于沟通,授课主题融合文化延伸至课堂,将学生个体的差异细化思考,深入浅出地引导并积极带动学生受教的乐趣,从而使学生获得审美判断、感知力以及创造美的能力,使学生在具备专业能力的前提下同时健全审美人格。设计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其核心是品味和审美的诉求,在社会和未来发展中还有一些新课题,如:品牌设计的人性化服务、产品包装的情感化审美、展示空间的实体体验环节、大数据的信息系统视觉概念、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实验、数字媒体与新材料应用的安全设计、公共空间的儿童关怀导视以及设计可持续发展等,如何提升学生审美能判断,营造一个欢愉、智趣、高效的课堂,艺术设计专业以较为丰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美育培养的是受教育者对自然、人文和社会的美学观、欣赏观和消费观。致力于培养学生拥有赏心悦目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艺术设计等内容,兼具了审美、时尚和实用的多重艺术功能[10]。总上内容,审美教育追求严谨科学的态度与理性逻辑的思考、创意成果的呈现与设计思维培养,应明确审美教育内涵的方向,达成文化共鸣,为受教育者获得审美的判断创建平台,这其中夯实文明发展的民族自信是建立审美教育的基本前提条件。美育的本质是审美情感的教育,鲁迅先生认为,如果没有审美活动,人类社会就会陷入片面性,人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人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对于美的核心是在探寻关于人的素质本源,剖开物象外化形式还原本貌。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11]。 四、立足本源的美育实践是设计教育的价值体现 在美育环境下实施并展现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是师生共建人文素养与审美品位的重要载体,搭建开放的美育平台,开拓与高校、社会企业公司、艺术传播团队等合作的广度,为创造“大美育”的设计理念,创设高等院校美学实践需要扎根于育人环境的各项活动,文艺活动的传播、校史馆历史沿革的发展、专业方向主体性汇报会、社会调研实践策划等系列内容建设,是坚持美育实践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依托校园环境的熏陶使得美育文化培养有了更丰润的土壤,对审美教育的开展有着深远意义的影响。2018年本院党委组织党员教师、学生共创社会实践活动,围绕张家口仝家窑村墙体形象改造计划,实施计划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师生共建创造新认知[12]。设计实践分主题、分形式、分团队开展活动,将文化艺术的思考与乡村建设相融合,使团队成员体悟传统艺术与审美判断的重要性,村容村貌艺术墙体彩绘活动,重塑团队基于创新主体意识与文化传播的指导意义,明晰艺术方向美学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呈现。人类的审美表达自古有之,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受伤的野牛》便见证了艺术审美的地位,呈现出对大自然的探索认知,随着时代推演审美范畴延伸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中,当下以高等院校在校生为主要群体的审美活动越来越成为5G时代下的新内容,者不仅仅是承载着大学精神和崇德尚艺的文化传统,营造浓厚的大学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通过美育平台传播大设计的核心理念。2014级毕业生围绕艺象·意向主题,意指艺术印象,从象征意义到内涵诠释艺术设计创意的无限可能性与创造性。企业实践平台参展并反馈当下艺术设计毕业生实践能力及内在潜力,特别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成果展以实体设计整合包装、海报、书籍,将毕业生的设计作品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展览,创建营造出校园美育文化传播的一道独特风景。历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随着全党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的日益清晰,随着全党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作为今后工作方向的部署,以高雅的审美提高全体公民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将成为当代美育工作者的新使命和新任务……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才能顺应新时代的新发展。 五、结语 设计教育培养创造性思维新探索是广泛的、多元的,新青年的一代是祖国的明天,这一代的审美底蕴彰显着明日发展的核心驱动,需要设计者要有坚持使命担当,高校教育者是核心原动力。基于“审美教育创新思维”“美育课堂创新”、“全程式美育育人体系”与“美育实践支撑”四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全面建设,继承蔡元培先生“美育代宗教”的信仰诉求[13],实现特定人格的塑造和健康心灵的达成,还能得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14]。审美教育的核心目标能够成为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因素,实质是提升受教育者审美素养的内涵,更是新时展进程中对高校教师提出的新要求,艺术设计美育范畴不仅仅涵括创造性思维引导、理论原理以及设计方法,而是在共创交融的过程中不断为社会提供艺术审美资源和创新平台,为适应国家文化发展进一步完善美育视野下创造的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 [1]赵建玲.孟子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5(3):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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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影响比较研究 摘要:金融危机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之一。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本世纪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产生的原因、影响范围和程度不同,但是两者都对严重影响了香港的对外贸易。本文实证分析分析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从对外贸易的主要指标和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从汇率机制影响香港对外贸易,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是外部需求下降和周边国家发展疲软。 关键词: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香港对外贸易 1、引言 金融危机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之一。1997年由国际投机资金冲击泰国货币泰铢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平均贬值25%-70%(何慧君,1998),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香港为维持汇率稳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亚洲地区及受此影响的其他国家经济衰退也对香港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巨大损失,香港对外贸易出现了将近一年的负增长。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但由于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范围不同,导致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也有差别,香港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措施也不同,通过对比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有利于香港在世界经济运行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和政策,从而更好的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 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再到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佛农的产品周期理论等,理论界对国际贸易的运行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国际贸易属于一种经济活动,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贸易活动。Cantor和Mark(1998)、Baxter和Crucini(1995)等人的早期研究确认了国际经济波动中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石红莲(2010)认为在全球化经济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经济波动都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进而向全球范围扩散。经济波动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以及资讯等渠道传导的。陈学彬、徐明东(2010)金融危机短期内对国际贸易最直接的两个主要影响渠道为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王会强、于飞(2010)重要从收入、价格、汇率、外商投资等方面研究了金融危机对河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其对外贸易的三个部分比较分析两次金融危机对其影响。 2、对外贸易指标变化比较 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不但使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还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衡量对外贸易的指标主要有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以及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等,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周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环境以及汇率等方面作用于对外贸易。本文主要从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和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等三个指标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2.1 对外贸易规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贸易额进入全球前十,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转口贸易地。金融危机影响对外贸易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外贸规模的减小,东南亚金融危机中,1998年1月份香港进口和转口贸易开始出现负增长,1997年11月开始出现港产品出口负增长,并持续十多个月。国际金融危机中,港产品出口负增长首次负增长出现于2008年3月,进口和转口贸易均于2008年11月开始负增长,并持续将近一年。分别取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三年的月度贸易额增长率,东南亚金融危机从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国际金融危机从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其进口贸易、港产品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增长率变化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见,两次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香港对外贸易规模,但是影响的范围和时间长度却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的影响力度明显比东南亚金融危机强,但后者影响持续的时间更长,国际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74%,港产品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50.64%,转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44%,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38%,港产品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1.96%,转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16.73%。国际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2个月,港产品出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22个月,转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2个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6个月,港产品出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26个月,转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5个月。此外,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影响波动明显大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对港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先于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属于暂时性的冲击,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则属于长久的影响。 2.2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是指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额的地区分布和国别分布的状况,即该国的出口商品流向和进口商品来自哪些国家或地区,说明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或区域集团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或地区进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来表示。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通常受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的形式与贸易政策的影响。从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分别取6个月香港十个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额增长率数据,如表3所示。 从表3可见,香港进口贸易中,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香港从日本、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瑞士以及泰国等国家的进口,而从中国内地和韩国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国际金融危机中,主要影响香港从中国内地、日本、新加坡、韩国和瑞士等国家,而从台湾、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泰国等国家的进口影响则相对较小。港产品出口贸易中,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影响香港与中国内地、新加坡、日本、韩国、澳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对香港与美国、台湾、瑞士和英国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不明显;国际金融危机对与香港贸易的前十大国家和地区都有较大影响,但影响的时间先后有差别,对香港与瑞士、澳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相对较晚一点。转口贸易去向中,东南亚金融危机对香港与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的贸易影响比较大,与中国内地、美国、德国、台湾和英国等国家的影响较小,而与英国的贸易额还处于上升之中;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与美国、德国、韩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比较明显,对香港与中国内地、日本、印度、台湾和越南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较小。 2.3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以份额表示。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自然资源状况和贸易政策决定的。香港实行高度开放的贸易政策,服务业发达,制造业份额相对比较小,使得香港产生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香港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如表4所示。 从表4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主要商品的进口、港产品出口和转口贸易均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对出港产品的出口影响较大,杂项制品、矿物和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和电动机械、仪器用具及零件等降幅均超过或接近30%,转口贸易中降幅超过10%的有四种产品。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非金属矿物制品进口、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的出口,而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的进口和转口均有所上升。 3、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影响的机制比较 3.1 金融危机的收入效应影响比较 金融危机对贸易最直接的影响是以收入效应降低贸易对象的实际购买力,即主要影响香港的出口贸易,香港的出口市场主要是中国内地、美国、东南亚以及西欧国家,两次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影响东南亚的经济,从各国实际GDP增长率可以看出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1998年实际GDP增长率迅速下降,日本1998年增长率为-2.05%比1997年下降了3.61个百分点,韩国和印度尼西亚1998年增长率分别为-5.71%和-13.9%,比上年下降了11.48%和17.84%。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机会影响了香港的整个出口市场,美国收入减少后,对香港的产品和劳务需求就会降低,直接导致香港出口的减少。同时,美国是全球进口大国,与诸多国家保持高度相关的直接或间接贸易,通过国际间的贸易进而影响香港对欧盟、日本等国家的出口。 3.2金融危机的价格效应影响比较 价格效应主要影响香港的状况贸易,由于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两次金融的价格效应对香港对外贸易的机制具有差异。亚洲金融危机的价格效应主要表现为东南亚各国的货币贬值,而20世纪末香港主要是与中国内地、日本、西欧以及美国之间进行转口贸易,与东南亚的转口贸易比重比较低,故而通过价格效应的影响不大。国际金融导致全球商品价格下降,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率,直接导致本地生产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出口减少。但是,美元的贬值降低了包括石油、矿产品、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从而降低一些企业的进口成本,这个有利于香港的转告贸易。所以,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是综合性的。 3.3金融危机的汇率效应影响比较 东南亚和韩国、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对香港的出口竞争力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由于实行联汇制,港元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7.749~7.730之间,相对其它亚洲国家货币间接有大幅度的升值,使香港产品的出口价格竞争力有相当大幅的减弱。在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的影响下,国际市场的一些商品价格下跌,如1998年初国际市场工业制成品价格比1997年9月降低了10%,涤纶切片、纤维和棉纱等产品也因韩国和印尼等国的低价倾销而价格下跌。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大幅下滑,美元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有利于美国的出口,从而影响香港对美国的出口。 4、结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产生的原因不同,但都对香港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而且反应迅速,但是其影响力比国际金融危机小。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导致香港的实际汇率上升导致香港对外贸易下降,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影响香港的对外贸易环境,欧美国家的实际需求下降,转口贸易和港产品出口贸易受到冲击,日本、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疲软进一步加大了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中香港的对外贸易政策比较及时和完善,从而比较迅速的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从两次金融危机中可以发现,内地和香港出口中受冲击最小,能保持出口价格和销量不变或增长的是高新技术产品和优质名牌产品。陆港合作开发高科技的提法早已有之,全球的知识化、高科技化和香港出口竞争力的相对减弱都不容香港再迟疑不前。由于香港本地技术、人才、资源和成本的限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仍要借助内地,因此应充分发挥香港本地信息、资金筹集、服务方面的优势,相互合作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共同防范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金融危机对广西—东盟区域贸易的影响 【摘要】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国际市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金融危机对广西和东盟区域贸易同样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文章通过对金融危机前后广西-东盟区域贸易情况的对比,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研究了金融危机后广西-东盟将面临的新形势。以期为广西-东盟今后的区域贸易合作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金融危机,广西,东盟,区域贸易 中国与东盟同为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中,对外贸易都受到较大的打击。金融危机前中国—东盟区域贸易量以年均27.12%的增长率快速增长。1而金融危机使两者间进口贸易额剧烈波动,增幅同比迅速下降,贸易逆差也呈现出进一步缩小的趋势。作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沿地区,广西与东盟的区域贸易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怎样的影响?金融危机后,两地区间区域贸易发展前景如何?本文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以期给广西—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做出经验总结。 一、金融危机前广西—东盟区域贸易发展状况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开办,极大促进了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据广西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0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439,500千美元,占广西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1.57%。其中,出口总额为310,110千美元,进口总额为129,390万美元。2007年,广西与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908,459千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9.1%,是2000年的6.6倍,占广西对外贸易总额的31.3%。其中进口贸易额为1,174,292千美元,是2000年的9.07倍,出口贸易额为1,734,168千美元,是2000年的5.59倍。东盟迅速成为了广西最大的贸易往来对象地区。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之前,广西与东盟国家主要是以边境贸易为主,贸易商品主要是农副土特产、工业品、生产资料、中药材、木材等一些低值附加商品。广西出口到东盟国家主要是自行车、缝纫机、手扶拖拉机等工业品。从东盟国家进口的主要是水产品、干鲜果等农副土特产和木材。自2002年开始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随着贸易的深化和发展,商品重要性的先后顺序发生了变化。从东盟国家进口到广西的产品还是主要以农产品、水果、资源性商品为主,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机电产品成为了广西重要进口商品之一。广西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也在不断优化,资金、技术类产品的比重占主导地位,机电产品的比重最大。 二、金融危机对广西—东盟区域贸易发展的影响 (一)区域贸易总额所有波动 中国与东盟都是实行外向型贸易政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对外贸易同样增速放缓。具体情况见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南宁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2006年以来广西对东盟的进出口贸易额不断上涨。 2007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速明显所放缓。自2010年广西对东盟的进出口总额恢复迅速,而且环比发展速度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由于南海问题和东盟个别国家国内政治动荡,使得2012年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进出口发展速度有小幅度下降,但进出口总额仍比上年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但广西与东盟的贸易逆差却在不断上升,2006年,广西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为1.42亿美元,到2012年,广西与越南的贸易逆差为6.6亿美元。 (二)广西对东盟出口的变动 自2007年下半年, 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已经感受到美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东盟国家对欧美国家贸易下降,使得国内经济受到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其货物的进口。 资料来源:根据南宁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自2006年以来,广西对东盟的出口额有了快速的增长,以平均每年45.48%的速度增长,到2012年,广西对东盟的出口额是2006年的9.5倍。金融危机前,广西对东盟的出口额增长速度达到了76.1%。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到2010年的出口额增速明显放缓,增长速度下降了20-40个百分点。2010年出口额环比增长速度仅为26.84%。 广西与东盟的最大贸易国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2012年的贸易额来计算,仅三个国家与广西的出口额就占广西与东盟国家出口额的95.8%。2007年广西对越南的出口增长率为89.9%,而2008年就仅为59.23%。广西对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增速下降更为严重,而且在2009年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 (三)广西与东盟的进口额变动 广西从东盟的进口主要是农副产品等,相对于出口额,进口额增长量较小,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也较小。 资料来源:根据南宁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广西从东盟的进口额相对出口额的发展较慢,2012年比2006年仅增长了2.22倍,年均增长21.52%。但是,广西从东盟的进口对经济波动较为敏感,2008年的环比增长速度比2007年下降了30个百分点,2010年经济恢复后,进口额环比发展速度就恢复到145.61%。 广西与东盟地区的三大进口国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广西从越南进口额最大,受金融危机影响,广西从越南的进口额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环比发展速度由2007年的133%,回落到2008年的90%。 三、金融危机后广西—东盟区域贸易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的萎缩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但是,中国和东盟市场广阔,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发展潜力巨大。 (一)世界经济复苏缓慢。2008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各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世界经济的恢复并不如预想的这么快速。从金融危机后广西与东盟区域贸易的发展状况来看,广西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恢复迅速,在后危机时期可以发挥促进经济,转移东盟对欧美国家对外贸易依赖性的重要作用。加强广西与东盟的区域贸易合作不仅有利于东盟对外贸易的复苏,而且有利于广西经济发展。 (二)贸易保护不断抬头。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出口下滑,国内失业率增加,贸易竞争不断加剧,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强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东盟国家和中国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国之一,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以来的一年多里,坚持贸易自由化,共同抵制贸易保护,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中国和东盟共同坚持贸易自由化的一系列努力都为广西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出现将会促使东盟国家开始寻求自由宽松的贸易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为广西-东盟贸易合作提供一个畅通而自由的平台。 (三)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亚洲各国合作趋势。21 世纪以来,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这给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而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越南、泰国的农副产品、木材、矿产,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等是广西经济发展所需资源,广西廉价的纺织品、工业品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低成本的原材料和消费品,广西的机电产品、交通设备为越南、泰国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工业消费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广西参与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加深了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区域贸易合作。 (四)东盟经济持续好转和一体化进程的稳步推进。2009 年3 月,东盟签署了《关于东盟共同体路线图的差安华欣宣言》(2009—2015年),把经济共同体的实现期限从2020 年提前到2015 年,进一步加速东盟一体化进程,这将将为其与中国的自贸区建设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基础环境,也为与广西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 (五)广西企业继续推进面向东盟的外向经营 广西企业要扩大国际经营能力,东盟无疑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加上广西政府这几年来对东盟企业的大力宣传及积极引入政策,广西企业将来还会继续推进面向东盟的外向型经营。另外,广西也将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这不仅将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而且还将为东盟国家提供双多边合作更多的市场机会。 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浅谈国际金融危机对苏州加工贸易的影响 [摘要]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全球贸易出现急剧下滑态势。结合苏州加工贸易近一年的统计数据,通过论述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下苏州加工贸易的现状及原因,以及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苏州加工贸易的影响,提出促进苏州加工贸易发展的解决方法和对策。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苏州加工贸易 对策 苏州加工贸易是以外资带动出口加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模式。自2000年以来,苏州直接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尤其是加工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经过近十来年的飞速发展,目前苏州加工贸易规模已居全国第二,从而大大促进了苏州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近两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苏州外贸总额增长较为缓慢,甚至一度出现过负增长。作为苏州贸易最大组成部分的加工贸易也受到了此次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 一、苏州加工贸易发展的现状 (一)苏州加工贸易的发展渊源 加工贸易是当前苏州对外贸易方式中的重要组成成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苏州的加工贸易业呈现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对苏州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从三十年前政府抓住机会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开始,到现在加工贸易总额已经是仅次于深圳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二位,占全省加工贸易额的72.2%,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15.68%。苏州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超过4000家。图1为近十年苏州加工贸易发展轨迹。 图1 苏州加工贸易发展轨迹图 (二)苏州加工贸易的地位和作用 其一,苏州加工贸易的发展促进进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对内通过招商引资能够迅速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改变当地经济面貌;对外苏州加工贸易一直领先,先进的经验和模式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二,苏州加工贸易促进了就业,缓解了当地劳动力就业压力紧张问题,培养了一批熟练劳动力队伍。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从而大大提高了苏州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最后,苏州加工贸易解决了苏州工业发展初期的资金短缺问题,增加了工业原始资本的积累。因此在苏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加工贸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苏州加工贸易的影响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不断的深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苏州加工贸易业不断恶化,贸易数额增幅缓慢,发展受到了挑战和制约。图2给出了近两年苏州加工贸易单月发展趋势情况。 图2 近两年苏州加工贸易单月发展趋势* * 资料来源:苏州统计局统计月报 二、苏州加工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苏州加工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工贸易与其他产业间的关联程度低 加工贸易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存在着附加值低、替代效应强等特征。因此,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加工贸易就容易受到影响。为了加强加工贸易抵抗风险的能力,就需要进行产业升级,整合产业链,积极向上游和下游两个方向延伸。 (二)本土自主创新不足,对外资的技术依赖性强 外资企业容易受到国际危机的干扰,当初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廉价的土地、人力和政府税收,因此外资企业的根不在中国,本部也不在中国,外资企业来中国完全是利益的驱使。而如今金融形势和市场发生了变化,外企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积极发展本土经济,自主创新,推动自主名牌战略才是王道。 三、促进苏州加工贸易的解决对策 (一)完善和延伸产业链,抓住机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对于外资企业,苏州加工贸易应向“总部经济”方向上伸下延转型升级。政府要鼓励跨国公司在苏州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机构)、营销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等高端产业链环节。对于已初步形成生产制造中心、研究开发中心与管理运营中心、具备地区总部性质或雏形的加工贸易龙头企业应加大培育指导力度。 2.以发展服务外包为契机,完成苏州加工贸易价值链的完善。在以服务外包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下,外资企业成为苏州加工贸易的主体,而这种以外资为苏州加工主体的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原因有三:其一是成本上升;其二是外贸依存度已经过高;其三是国际环境的变化风险。因此,要发展服务外包,首当其冲是必须发展本国的价值链。通过构建本国的价值链发展国内贸易,将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向型转变为内外并重型。 (二)积极发展本土企业 1.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配套协作战略,完善和延伸产业链。由于外资企业根植性较差的问题,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本土企业加入外资企业的生产体系,真正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实现本土经济与外资经济互动和一体化发展的最好选择,具有发展的战略意义。因此要鼓励外资企业逐步实现产品、人才、技术本地化,推动本市企业积极与外资企业配套协作,主动接受外资企业产品、技术和管理的辐射,加入跨国公司的生产体系与销售网络。 2.本土企业要自主创新,推动名牌战略,成为苏州加工贸易的主导。自主创新是提升科技水平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企业的活力所在、生命所在。长期以来,我们依靠廉价的人力和资源转化为“苏州制造”的产品价格优势,对外经贸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劳动力以及资源环境成本的逐步提高,长期处于低端产品环节的发展模式隐忧也日益严重。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中,我们耗费人力、消耗资源、精工细作,但因为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大部分利润和市场主动权仍被跨国公司掌控。以苹果公司为例,一台iphone共创造360美元,硬件为美、日、韩、台等创造187美元,我国参与的是组装、制造大概是6.54美元。所以,经济要想长足发展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有自己真正的核心品牌。 3.发挥政府部门管理效能,着力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首先,政府应该积极支持本土加工贸易企业发展,在资金等生产要素以及税收上给予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优惠待遇;其次,政府要完善加工贸易中新兴产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辐射带动强、技术溢出能力明显的龙头骨干型项目;最后,要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创立内销品牌,逐步建立国内营销网络与物流体系,不断扩大国内分销业务。总之,政府应不断促进和提升加工贸易发展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益的协调性和产业竞争力,为苏州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四、结论 加工贸易是苏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力和资源成本的提高,苏州加工贸易遇到了发展“瓶颈”。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发挥政府效能,立足发展本土企业,推动品牌策略,不断延伸产业链,真正做到从“苏州制造”转变为“苏州创造”。 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面对金融危机时期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国策略 [摘要] 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迅速蔓延,世界经济出现明显衰退。发达国家迫于国内就业压力,以种种借口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美国国会通过的“购买美国货”条款顺势而生,并被视为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标志。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再度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并或将引发全球贸易大战。危机当头,笔者拟通过关注本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呼吁政府积极动用国际力量,在WTO框架下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贸易保护主义 对策 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出现明显衰退。许多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纷纷出台紧急就市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有些国家迫于国内就业压力,以种种借口设置贸易壁垒,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而有些国家在“以邻为壑”政策的指导下,竞相效仿出台一些违反WTO规则的产业发展政策,中国成为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最大受害者。仅在2008年12月,美国就先后对中国的纺织品、冰箱、药品、化工品、环状焊接钢管、厨房用金属隔板和网架展开反补贴调查或征收反补贴税;同月,欧盟先后对中国产味精、柠檬酸、紧固件产品和焊管发起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并通过了新的玩具安全指令(DIRECTIVE 88/378/EEC),矛头直指中国;2008年10月以来,印度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17起贸易救济调查,并于2009年1月和2月先后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和对中国铝征收保护性关税。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的“购买美国货”条款由于极具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而被视为此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标志,但是,由于该条款将购买范围扩大到了WTO《政府采购协议》缔约各方生产的产品,这样不仅技术性地避免了欧盟的反弹,而且因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已加入)并非缔约方而合法地排除了最具竞争力的中国产品。 随着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增多。作为本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最大受害者,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已然明显受阻。据商务部统计,自2008年11月份开始,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月度进出口总值自2001年10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的月度进出口总值的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9%,-11%,-29%和-24.9%。在利用外资方面,自去年四季度起,吸收外资呈回落态势,10月以来实际使用外资连续同比负增长。面对这样的严峻考验,我国必须认真研究对策,积极采取措施以应对日渐加强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一、积极扩大内需,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强劲增长,贸易规模不断加大,外贸依存度也随之急剧攀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统计,2001年,中国全年进出口总值5097.68亿美元,到2008年,该数值达到了25616.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近26%。伴随着对外贸易总值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攀升,从2001年的38.5%快速增长到2007年和2008年的64.4%和58.2%。虽然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曾极大地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攀升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高度依赖。当综合贸易影响率超过贸易摩擦警戒线的时候,世界各国把高度防范和警惕的矛头都指向中国,中国外销产品成了众矢之的。从上文中美国、欧盟及印度等国针对中国外贸出口产品发起的种种调查和贸易保护措施,已经如此可见一斑了。 时下,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国外市场急剧萎缩,中国长期形成的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国民经济中一直存在的消费率偏低和外贸依存度偏高的失衡问题迎来有效解决的好时机。因此,我们应该抓住时机扩大内需,有效提高消费率,切实调整内外需比例,逐步降低外贸依存度,渐进地从开放带动改革和发展转变到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统筹协调,逐步建立以内需为主导的循环经济、以进出口贸易为辅助的二元经济结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危机中从根本上有效抵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损害,继而降低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程度。 二、充分利用多边场合,呼吁联合防范贸易保护主义 众所周知,二战以来,商品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范围不断扩大。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在拓宽国际经济的传递渠道和加强国际经济的互动作用同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经过60多年的经济融合,多边贸易自由化取得巨大成果,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虽然如今危机当头,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在进一步贸易自由化上达成共识,但是,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金融风险积聚长期积累的结果,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世界各国必须加强磋商、增强合作,保持国际贸易渠道畅通。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和本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最大受害者,除了本身要发扬大国风范,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外,还应该充分利用20国金融峰会、经合组织(OECD)、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世界经济论坛等多边场合,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共同抵制许多国家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国际社会转嫁危机的做法,呼吁各国携手共克时艰,以开放迎接挑战,以合作应对危机,让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复苏的重要力量。 三、促进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利用WTO规则规避贸易风险 虽然多哈回合谈判自2005年中止以来已经数次陷入僵局,甚至有人对WTO的公信力,以及其能否在协调各成员的利益及制定新的贸易规则中发挥作用产生过疑问。但是,多半个世纪的贸易实践证明,作为一个管理国际贸易的国际组织,WTO一直担负着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在制定“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方面更是发挥着关键作用。如今,金融危机阴霾下的多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遭到威胁,发达国家带头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作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再次痛切体会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实施的现行国际贸易规则的不公正性。因此,值此采取共同救援行动之机,我们更应该呼吁重启多哈回合谈判,通过多边协商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并利用WTO的原则与规则防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推进全球自由化贸易进程的发展。 除此以外,中国还要积极参与谈判,善于利用WTO的规则,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特殊措施和补救措施,就世贸组织主要成员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的不公正待遇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公平、客观、合理地解决我国遭遇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积极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经济利益。例如,中国可以转换思维,从被动的保护措施的受害者转换成积极主动为自己的产业争取公平待遇的战士,认真分析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刺激计划中是否有违反WTO规则的产业发展政策内容,并通过适度增加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工具,为国内产业(特别是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不断加强和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加大,针对我国的各种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外贸出口企业单打独斗去拼抢国外市场的行为早已无法应对国外以经济联盟形式展开的贸易战。而行业组织具有协调同行、避免过度竞争及自主对外沟通的功能,在协助政府管理对外贸易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协调和监督作用。危机来临之时,行业组织更应该发挥其服务、咨询和桥梁职能,适时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科学分析行业信息、壁垒信息和行业竞争力,在提出合理建议的同时,团结行业力量共同对外游说和公关。 如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或将掀起新一轮的全球贸易大战,针对中国的“两反一保”也顺势增多。虽然我国的行业协会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但是相对于势单力薄的企业而言,行业协会更能代表行业产业利益。凭借其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行业组织应该以解决贸易摩擦问题的组织者和代表者的身份,尽力争取国家政策研究、经济研究、统计调研和信息处理等职能部门的支持,通过与各级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帮助企业申诉或应诉,维护行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能力。 当然,作为本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受害者,中国的出口企业仅仅依靠政府或行业组织从以上四个方面下功夫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危机来临之时,中国企业短期内不仅要采取措施紧急应对,长期上更要修炼“内功”。例如,从短期来讲,中国企业应当要加强制定技术标准,及时了解WTO的有关规则和最新规范,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操作。从长期来看,中国企业要关注开发新的市场,并通过产业升级,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进一步增强产品的竞争优势。总之,只有在商务部、地方主管部门、有关商会协会等中介机构、企业的“四体联动”工作机制下,通过政府、行业和企业的上下通力合作,中国经济才能彻底走出金融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迎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另一个春天。 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考察国际贸易的变化是测度金融危机影响的一种直接手段。通过比较借鉴经典的银行挤提理论和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视角下的金融危机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筛选了20个国家2008年的双边贸易数据、宏观经济数据等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有显著影响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同时探讨了我国可以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引力模型; 金融危机;国际贸易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着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意在寻求防范金融危机传染的策略。普遍认为国际贸易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关于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如果金融危机不影响国家的进出口,如何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呢?所以,需要弄清楚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等(2003)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国际贸易所受的影响程度是测度金融危机传导的一个前提条件;国内学者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影响。这些工作对国际贸易视角下的金融危机影响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但仍需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完善: (1)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尚未形成有说服力的系统理论;(2)缺乏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为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此展开研究:首先,对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进行梳理;其次,用引力模型定量测度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 Diamond和Dybvig(1983)发展了一个银行挤提的经典框架。在一定假设下,认为投资者可通过建立一个银行来集中风险从而提高其效用。所有的投资者在银行中储蓄他们的财产,根据无耐心的投资者的数量,银行划出一部分存款准备金,把其余的进行项目投资。但是,由于投资者的类型是私人信息,所以有耐心的投资者可能会自称是无耐心的而在项目到期前提取其存款。正常情况下,他们没有动力这样做,因为较早收回资金会降低他们的效用。但是,如果出现经济恐慌,有耐心的投资者会希望收回他们的存款。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银行的存款将不足以满足这种提取。银行不得不在长期项目到期前进行清算,因为项目的销售回报少于最初的投资,结果是出现银行挤兑和一些投资者什么也得不到。 上面的框架没有分析银行挤提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 和Leonard K. Cheng(2003)通过提出四个假设,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包括国际贸易的情况,即在下面的假设下,就可以分析金融危机对进出口的影响了。 (1)假定投资者分为两类: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本国投资者拥有本国商品,外国投资者拥有外国商品,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是有耐心的或无耐心的概率是一样的,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买卖。 (2)生产本国商品的长期项目需要外国商品和本国商品作为投入。由于总投资增加,所以对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为了简化,假定外国投资者的储蓄少于对外国商品的投资需求。所以,为了进口外国商品,不得不出口一些本国商品。 (3)外国投资者仅消费外国商品,本国投资者既消费本国商品又消费外国商品。投资者从银行收到的回报是本国财产,所以他们需要用一部分或全部回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外国商品。 (4)存在有重叠的后代。新一代的投资者像前一代一样,把其财产储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储蓄投资到一个长期项目中。假定本国投资者的数量是固定的,但外国投资者的数量依赖于前一资者的经历。如果以前出现银行挤提,新外国投资者的数量将会减少,即银行挤提后资本流入会减少。 如果在项目到期前出现银行挤提,所有的投资者都会提取他们的存款。由于项目的非流动性,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能取回存款,通常投资者会遭受损失。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如果没有银行挤提,只有无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带着提取的存款离开这个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入减少了。 综上,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国际贸易。 (1)外国资本流动渠道。在没有银行挤提时,有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在项目到期后提取存款,且存款将会被下一代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投资的流入抵消。但是,银行挤提会使他们较早收回资金并减少未来的新外国资本流入。所以,金融危机在危机期间能刺激出口,但是在危机后会减少出口。 (2)投资需求渠道。随着总投资的降低,对外国商品的投入需求也随之减少。所以,通过这种渠道,金融危机对进口有长期的滞后负影响,短期内这种负影响不会显现。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投资的降低,经济必须出口更多的本国商品以便进口外国商品以增进投资投入。因此,金融危机在危机后将会促进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