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 【摘 要】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循环依托的直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长性、无形性等。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关系 1.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循环依托的直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长性、无形性等。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1聚集资本功能 虚拟经济通过各种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形式,经由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分散在个人和单位手中的资金聚集起来,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 1.2循环流通功能 所谓的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总而言之,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由此可知,虚拟经济的实质就是循环流通。倘若一旦停止了其循环流通活动,就无所谓虚拟经济了。 1.3引导资金功能 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前期存在形态是生息资本,而当生息资本一旦社会化以后,就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当各种有价证券进一步市场化以后,不仅能使人和单位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而且大大提高了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的目的性和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1.4 扩张经济功能 国民经济要发展,各类企业要扩大,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另一个则是通过发行各类有价证券直接融资。企业通过各类有价证券直接筹措到的资金,除了用于原有的技术改造之外,其余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方面。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了,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张也就由此得到了实现。从现实和发展的趋势看,这一点将会越来越突出。 1.5增值价值功能 一般而言,就价值增值来谈,有下面两种情况。其一是:某甲急需从事一项经营活动,但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量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款与还欺的循环活动而取得增值。这时,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另一种情况是:某甲将借来的钱投资于一项具体的经营活动从事经营,当该项经营活动结束之后,他获得了比原来投资时大若干数量的收益。这时,某甲从事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其前提仍然是虚拟经济的作用。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却是相通的。 2.实体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传统的观点认为,实体经济就是指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最典型的有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种养采掘、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以下四点: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下降性。那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其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2.1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功能 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2.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 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2.3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 再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增强,亦即人们不仅要有高层次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要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保证人们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质的根基。 3.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3.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 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 3.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 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 4.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原则 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很好的处理,不然就会影响到它们的正常发展。那么,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原则有哪些呢?一是一视同仁原则。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功能,因此,我们就应对它们坚持一视同仁的原则,而不能对任何一方采取歧视态度,以免顾此失彼。二是统筹兼顾原则。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因而就不应该对它们任何一方采取偏颇的态度,在宏观经济的规划上,在战略的部署上,在人才的培养上,在措施的运用上,都应统一谋划。三是均衡发展原则。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对整个市场经济有促进作用。这就决定了在它们的速度发展上,在它们的规模形成上,在它们的比例确定上,在它们的计划安排上,都应相互兼顾。四是协调一致原则。经济发展的实践己经并将还会告诉我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形式或形态,它们各自的运行方式、经营特点、行为规范、内在要求、营销策略、服务对象等,都是不尽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就有极大的可能会出现或产生矛盾。其具体表现是,要么是实体经济脱离虚拟经济而独自发展,要么是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而“突飞猛进”。事实证明,后者是主要现象,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因此,为了防止和遏制泡沫经济的产生或出现,就必须要强调协调一致的原则。综合上述,为了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坚持一视同仁原则、统筹规划原则、均衡发展原则和协调一致原则。 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摘 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理论关系研究、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研究、实体经济的实证研究。探寻详细刻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的预警研究方法,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和方向。 【关键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研究综述 引言 现代经济是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组成的一个辩证统一体。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和核心内容,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考察,虚拟经济最初的发展动因是源于实体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以推动实体经济增长为目的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虚拟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随着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虚拟资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虚拟资产的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呈现非协调发展。目前,世界虚拟经济的总量和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总量和规模。 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研究大多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大量学者展开了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探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经过深刻反思,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政策关注点再次聚焦到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上,理论界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研究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理论关系研究 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和讨论的焦点。国外尚没有有关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及相互影响的直接论述,国内学者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并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问题,对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大量定性、定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国外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主要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国外关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作用机制方面的相关研究,可追溯至魏克赛尔及凯恩斯的研究,他们对以货币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方面做出了先驱性分析。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累积过程理论,该理论揭示了以利息率为中介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方式。在魏克赛尔之后,凯恩斯用资本边际效率代替了自然利率。他认为可以将资本边际效率看作投资收益,而货币利率(或市场利率)看作投资的机会成本。与魏克赛尔不同,凯恩斯将投资者预期考虑进分析过程,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行为趋于复杂。当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市场利率,投资扩张;反之,投资缩减,但利率的传导机制并未发生变化。延续凯恩斯的思想,希克斯提出了著名的IS-LM模型。托宾进一步丰富了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托宾Q理论(企业市场价值/资本重置成本),托宾认为风险规避者在面对不确定的资产报酬率外,对资产的组合行为,除考虑资产报酬的预期值外,还须考虑该资产的风险程度,托宾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这一理论运用到货币需求的研究中,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古特曼(Guttmann,1994)通过研究美国1972-1982年萧条期间的重大结构调整,认为这十年虚拟资本的爆炸式增长,为美国经济结构转变带来巨大动力。古特曼实际描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投机泡沫经济的发展。相关的研究可见于卡特(Carter,1989)、克罗蒂和戈德斯顿(Crotty与Goldstein,1993)、戈德斯顿(Goldstein,1995)、托宾(Tobin,1984)和济恩(Zinn,1993)等文献,他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对实体经济部门造成负面冲击。M.宾斯维杰(Binswanger,2003)认为投机泡沫可以持续的三个前提条件是实体经济面临动态无效约束、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使得金融约束得以放松以及实体经济中的总需求面临约束。 国内学者对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多数学者认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随着虚拟经济的高速膨胀,更多地侧重于研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成思危(1999)认为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损害,其最大的危害是造成金融危机,并有可能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导致社会动荡。李晓西、杨琳(2000)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起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刘骏民(2001)认为,虚拟经济高速膨胀会带来高额利润,会导致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外逃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容易引起灾难性的泡沫经济。谢太峰(2001)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从三方面理解,即虚拟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差异、虚拟经济的崩溃会导致实体经济的动荡。林兆木、张昌彩(2001)分析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负面影响,认为正面影响主要有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负面影响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投机风险;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减少了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率;虚拟经济的扩张可能出现经济泡沫过度,引发泡沫经济;虚拟经济的跨国扩张严重危及世界经济安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杜厚文、伞锋(2003)认为虚拟经济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过度背离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刘霞辉(2004)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经常会出现矛盾,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及经济增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辅相成,从长期的经济增长看,任何一个方面的偏废都对增长无益,从短期看,任何投资的不均衡也会引起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王千(2007)认为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而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在逐渐加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非对称性影响。 二、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研究 国外从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对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观点大致分为三类: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抑制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背离实体经济发展。 1.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 戈德史密斯是最早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者之一。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的代表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分析了35个国家100年间(1860一1963)的经济统计数据,通过比较金融结构与经济数据,得出金融部门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结论。Rajan和zingales(1998)认为,金融发展因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对社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利用计量分析工具实证检验了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Barro(1990)、sehwert(1990)、Fama(1990)及Lee(1992)研究了美国经济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现实体经济能够预测股市收益,即股市收益能通过实体经济情况反映出来。Atje和Jovanovic(1993)认为股票市场对经济发展具有水平和增长的双重效应。Levine和Zcrvos(1996)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发展水平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eiro(1996)对几个经济发达体的实证分析也得出类似结论。RossLevine、Demirgue-Kunt(1996)利用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程度的四个指标,发现人均实际GDP和资本市场发展之间存在正对应关系。Levine(2003)认为,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和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Harris(1997)对研究样本作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发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而发展中国家二者关系非常弱,统计意义上不显著。Chang(2002)从需求推动和供给拉动两方面入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vine(2004)证实了长期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的发展关系显著。Crochane(2005,2006)通过建立以股票溢价和消费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金融市场的回报率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 2.金融抑制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机制使金融发展产生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其中,凯恩斯(Keynes)、托宾(Tobin)等人的观点具代表性。凯恩斯(1936)和托宾(1965的观点都表明,金融资产的回报率高于实物资产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分离的原因,而金融投机活动的盛行,吸引更多资金流向金融部门,从而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斯特兰奇(strange,1986)认为,西方金融资产的膨胀和金融交易量增长加速了金融系统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必将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埃里希尔(Ehrhcher,1989)认为金融部门的扩张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如果“货币上层建筑”发展不成比例的话,其积极的分配功能将可能变为破坏性的因素。 特南鲍姆(Tenanbomu,1994)认为金融部门吸引大批人才和资金,会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破坏。蒂迈耶(Tietmeyer,1998)认为,至少在某些阶段,不能排除由于过度投资而造成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分离(Tietmeyer,1998)。Aiestie和Demetriades(1997)研究发现,由于股票市场缺乏效率,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定价机制和接管机制的功能,即使是“完善”的股票市场也很难促进经济增长。 3.金融背离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功能被弱化。大量研究表明,金融资产价格、股票市场都与实体经济出现严重的背离。Minsky(1986)提出金融脆弱性假说,认为资产价格长期收益的预期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背离是导致资产价格脱离实体经济的主要原因。Bingswanger(2004)关于七国集团的实证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投机泡沫是弱化股票收益与经济产出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Estrella和Mishkin(1996)、Domian和Loutan(1997)研究发现股票收益率在经济萧条期和繁荣期对工业生产增长率的预测能力不同。Stiglitz(1990)、Kindleberger(2000)和Shiller(2004)等认为非理性投机行为的诱导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运行,使资产价格不断背离实体经济基本面,进而引发资产泡沫。 三、实体经济的实证研究 国内众多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联性,对它们的关系给出定量分析。 刘俊民、伍超明(2004)从虚拟经济角度解释“股经背离”,通过构建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关系的修正模型框架,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呈现出相互偏离的现象,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股经背离的根源在于股市和实体经济结构的极端不对称以及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刘金全(2004)通过计量检验发现货币供给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也具有显著的反馈影响。刘霞辉(2004)认为从长期经济增长看,任何一方面的偏离均对增长无益;从短期看,任何投资不均衡都有可能引起宏观经济大幅波动。曹源芳(2008)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虚拟经济还远未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晴雨表”。袁国敏、王亚鸽等(2008)建立了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表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关联度不是很大,反而是虚拟经济中的股票与债券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最强。如果实体经济中的服务业不能很快发展起来,就会制约虚拟经济的发展。吴德礼(2009)实证结果证实了当前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实体经济,同时发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反而表现得并不明显。杨姣(2010)认为,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影响并不对称。何宜庆、文静、袁莹莹(2010)研究了长三角地区与中部六省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影响机制,为中部地区崛起提出相应对策。温畅、陈国平(2010)探寻了常州市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其本身存在的问题。杜斌、李建伟(2010)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非接触途径对天津实体经济的影响。 四、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在理论探讨中,国内外学术界主要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着重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选择了不同的样本采用计量方法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代表变量并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标准。借助相关的定量分析方法,详细刻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探寻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的预警研究方法,提高预警方法对经济现实情况的解释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和方向。 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与展望 摘要: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命题已做了大量研究,本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概括和述评。从国际趋势看,借助定量分析工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今后的研究方向;具体到我国,研究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度、二者间的协调效应、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对经济系统各层面造成的影响、虚拟经济泡沫膨胀率测算及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预警分析等是目前重要的研究内容。 “虚拟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虚拟经济源于虚拟资本。十九世纪70年代以前,产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从资本批判的角度,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货币经营资本和借贷资本发展变化的新形式。二十世纪以来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逐渐引发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发展研究的关注。成思危(1999)将虚拟经济定义为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国内学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一般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界定虚拟经济研究范畴和理论框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以及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等研究方面提出了诸多见解。国外关于虚拟经济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文献主要是关于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影响方面,侧重于金融市场的收益分析及实际产出分析。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虚拟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经济运行方式影响的研究较少,有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产价格与实际产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以及相互影响方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作用机制方面,可追溯至魏克赛尔及凯恩斯的研究,他们在以货币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方面做出了先驱性分析。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累积过程理论,该理论揭示了以利息率为中介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方式。凯恩斯将投资者预期考虑进分析过程,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行为趋于复杂,认为当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市场利率,投资扩张;反之,投资缩减,但利率的传导机制并未发生变化。 Guttmann(1994)通过研究美国1972--1982年萧条期间的重大结构调整,认为这10年美国虚拟资本的爆炸式增长,为其经济结构转变提供了巨大动力。Carter(1989)、Crotty与Goldstein(1993)、Goldstein(1995)、Tobin(1984)和Zinn(1993)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对实体经济部门造成负面冲击。Binswanger(2003)认为投机泡沫可以持续的三个前提条件是实体经济面临动态无效约束、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使得金融约束得以放松以及实体经济中的总需求面临约束。Green(2003)通过研究资金流量、利息率和资产价格之间的密切联系,提出了金融部门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思路。Caporalea和Spagnolob(2003)通过构建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产生机制。 卢卡斯,门克霍夫(2004)通过对德国金融资产比率分析,认为以金融部门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已经与实体经济分离,并辨别了三种分离假说,对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分离现象构建了典型的“背离假说”论证模式。“背离假说”认为,过去实体经济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虚拟经济部门扮演辅助实体经济发展的角色,但现在这种支配地位发生了颠倒,金融市场依据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运行,实体经济不得不适应虚拟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卢卡斯,门克霍夫等总结了三类分离假说,进一步拓展了对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分离现象的认识,具体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及独立信用扩张能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分离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这种分析思路较接近于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将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看作是必然的。Strange(1986)引用Minsky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从金融市场不稳定性角度分析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必然性。Chick(1993)通过对银行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认为信用扩张促使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日益分离。Schulmeister(1996)通过分析日益增长的政府贷款及相对下降的私人投资现象,认为债务上增加的利息支出必须由相对减少的实物资本及公司利润弥补,从而产生了利息与利润的分离。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部门应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趋势对实体经济具有根本性破坏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Tobin(1984)、Schlesinger(1987)、Ehrlicher(1989)、Hesse等(1994)、Filc(1996)以及Emunds(1996)等。其中Tobin(1984)着重从金融市场中的短期投机行为进行分析,在《关于金融系统的效率》一文中,通过分析信息套利效率、基本价值效率、完全保险效率及功能效率,认为金融部门逐渐关注存货与交易量,持续的交易和具有最小交易成本的金融市场吸引了短期投资者,大量的投机行为扭曲了价格并引起了负面的外部效应。Schlesinger(1987)通过分析企业融资行为改变的动因,认为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金融上层建筑出现不成比例的增长。Emunds(1997)认为,由于“羊群效应”及“权益要求”的外生增加促使投资者兴趣转向金融资产,从而使有限的金融资源以限制实物资产投资的形式被金融部门吸收,最终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由此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会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 第三种观点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性,但破坏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政策选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Tietmeyer(1995)、Stottner(1997)及Borio等(1994)等。其中Stottner(1997)总结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情况,主要从价格泡沫引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角度进行分析,并认为如果存在绝对支配,投机者们可能更为富有,但实体经济却可能遭受严重损失,造成的后果是金融部门的投机破坏了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基础;相反,在不存在绝对支配的情况下,因价格泡沫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存在一定极限而不可能无限扩张。Borio等(1994)通过对资产价格膨胀进行分析,解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现象,其通过对13个工业化国家1970-1992年间资产价格变化的分析,认为资产价格与实物资产价格的脱离主要源于解除管制导致的信用扩张。 Sachs(2004)研究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两者的发展逐渐背离,在宏观经济体系内,实体经济处于首要位置,其次是金融。Krippner(2005)提出金融化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 易和商品生产渠道的一种积累模式,并利用数据分析验证美国经济正深入地进入金融化发展模式。Crochane(2005,2006)利用时间序列及横截面数据,通过建立以股票溢价和消费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关系,并认为金融市场回报率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 Jacobson等(2005)从宏观及微观角度具体分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问具有联动效应,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对金融市场波动会造成直观影响,而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Hudson(2008)分析二十世纪以来多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探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问的关系,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需与实体经济发展规模保持在一定水平范围内,在该范围内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需防范超出该范围而引发的危机。Gregoriou等(2009)运用ARCH模型,利用1980年1月至2004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分析美国股市回报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股市波动情况能较直观反馈实体经济变动状况,并对金融部门决策产生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消费及短期内实际货币供应量情况,并认为消费在短期及长期内都是相较于股市回报更为敏感的经济变量。 二、国内研究 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学者纷纷展开了对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及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刘骏民(1998)给出一个加入证券交易的新货币公式,进一步说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分流向两个市场即代表实体经济的产品市场及代表虚拟经济的证券市场。刘骏民(2003)指出,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虚拟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实体经济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相互作用关系。 刘骏民和伍超明(2004)通过构建货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三部门关系模型,推导出货币量增长率是实体经济增长率和虚拟经济增长率的函数,通过对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分析,描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经常性背离关系。伍超明(2004)认为世界经济虚拟化的趋势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成为一种常态,由于货币循环流模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资金流量占比和其规模之比不能保证保持相等状态,虚拟经济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消极影响。近年其他学者的研究如表l所示。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李宝伟等(2002)提出资产定价的微观基础是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联的重要途径。彭卫民等(2002)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以及虚拟资本中的长期资本会以某种方式与产业资本融合。刘东(2003)认为实体经济良性运转将有力支撑虚拟经济发展,虚拟经济的稳定性最终以虚拟资本是否能够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财富为基础,虚拟经济发展需与实体经济发展保持协调关系。 刘霞辉(2004)利用资源转换概率模型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认为从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来看,任何一方面的偏离均对增长无益;从短期看,任何投资不均衡均有可能引起宏观经济大幅波动。刘金全(2004)通过相关定量研究,进一步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规模与活性上的相互作用,认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具有显著的反馈影响。 王国忠等(2005)利用1919-2004年的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实证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的时变特征,验证了经济虚拟化后虚拟经济作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的经济系统的独立性特征。马卫锋等(2005)利用我国27个省市区1978-200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我国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投资总量而非效率提高的途径实现。周业安等(2005)在国外学者现有研究基础上构造我国金融市场化指数并将其引入标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型中,发现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实体经济增长,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相反关系。近年其他学者的研究如表2所示。 (三)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 国内一些研究认为需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形成泡沫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关系的研究,不能只关注虚拟经济引发泡沫经济这一负面影响,需进一步研究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间的更深层次关系。刘骏民(1998)认为,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存在密切关系,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泡沫经济是虚拟资产价格膨胀的结果。陈文玲(1998)认为,当虚拟经济脱离实物经济过度膨胀时,形成了虚拟经济的经济泡沫;但把虚拟经济等同于泡沫经济并不确切,只有过度虚拟部分形成经济泡沫,并认为决不能抑制虚拟经济的发展。李晓西等(2000)在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过程中,引入泡沫经济形态的中介作用,认为泡沫经济主要体现为产品名义价格与基础价格的严重偏离,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结果。近年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总结如表3所示。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侧重于研究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贡献在于:(1)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奠定基础。(2)从经济发展的宏微观层面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关理论已较成熟,应用的具体实证方法对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此外,国外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主要体现在:(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定量研究较少,关于应用何种计量方法判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状况尚未有统一定论。(2)对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的原因提出了背离假说,缺乏应用于实际经济分析的有利论证等。 国内学者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二十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理论模型的构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及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等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了具体研究。对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这一命题的研究贡献在于:(1)探析了虚拟经济这一命题的研究意义,并指出了虚拟经济命题需要研究的内容,构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2)构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相关理论模型,并借助定量分析工具,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对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3)对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如何导致泡沫经济、金融危机发生等内容进行了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了虚拟经济命题的研究内容,对深入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然而,国内学者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这一命题的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及需进一步研究的方向:(1)对“虚拟经济”的内涵尚无统一概念,且对虚拟经济定义界定的不同,学者的研究范畴亦不同,从而对虚拟经济发展的认知不同。(2)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度测算可借鉴的研究很少,在协同学理论基础上,需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探索较优的协调度测算模型,展开对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度测算的研究。(3)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效应,尚需借助相关定量分析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详细刻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效应情况,针对我国经济实际的具体研究,判断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状况,并理出非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4)已有一些学者研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但对于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系统、实体经济系统各层面的影响仍需细化分析。(5)一些学者提出了对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泡沫膨胀率的测算模型,但基本停留于理论推导方面,模型的实际可操作性低,且未应用于具体测算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的泡沫膨胀率。(6)对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预警方面的分析,应用不同的模型、方法构建的预警系统不同,实际应用效果及对背离情况的解释不同,尚需探寻更优的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的预警系统研究方法,提高预警系统对经济发展情况的解释能力。 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考略 摘要: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落后的虚拟经济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又会引发泡沫经济导致金融危机,阻碍实体经济发展。 关键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经济虚拟化;泡沫经济 一、对虚拟经济概念的界定 国外对虚拟经济的界定大体有三种范畴。(1)用Fictitious Economy 来表述,是指股票、债券、期权、期货等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2)用Virtual Economy来表述,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也称信息经济或数字经济;(3)用Visual Economy来表述,是指采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建立经济模型对实际经济运行过程进行的模拟。目前国内学者对虚拟经济的界定大都属于第一种范畴,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种观点:(1)“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成思危,2002)。这一虚拟的经济系统的构成可以比喻为:虚拟经济的产品就是各种金融工具――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及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的工厂就是各种金融机构,虚拟经济的交换场所就是各种金融市场。(2)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行为为基础的价格系统,是观念支撑的价格体系(刘骏民,2003)。(3)虚拟经济就是金融(李扬,2003)。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金融是虚拟经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认为,第一种范畴更为合理。该概念反映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共同之处:追求价值增值。同时又揭示了虚拟经济价值增值的特点。第二种观点没有体现出虚拟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第三种观点虽然反映了金融是虚拟经济运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虚拟经济并不等同于金融,金融中的许多活动的价值增值过程是直接参与了实体经济的运作的,其增值过程并不是“虚拟”的。基于以上分析,对虚拟经济作如下定义:虚拟经济是以金融系统(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为主要依托,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一种虚拟资本独立化运动和价格决定的经济形态。其本质内涵是虚拟资本以增殖为目的进行独立化运动的权益交易。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分析 (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决定虚拟经济,同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反作用。 1.从起源的角度看,虚拟经济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都隐藏在商品中。因此,分析虚拟经济也应从剖析商品开始。通过剖析可知,能够虚拟化的只能是商品的价值形式。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值形式即价格是其后一切价值符号的根源,同时也是以虚拟资本为代表的价值符号的根本基础。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伴随着信用制度、股份制度、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每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种货币收入的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52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随着收入的资本化,虚拟资本便产生并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2.从经济运行状况看,虚拟经济运行状况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如果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则虚拟经济必然茁壮成长;反之,假如宏观经济不景气、微观经济缺乏活力、结构失调等因素使实体经济出了问题,那么虚拟经济最终必然萎缩。 3.从发展的角度看,虚拟经济发展的规模与程度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规模与程度。作为虚拟经济载体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是实体经济中经济主体根据实体经济中资金的需要而发行的,因而发行的规模是由实体经济决定的。有价证券的发行制约着证券二级市场的交易规模。尽管虚拟资本中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与实体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依托于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因而也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规模与需要。 (二)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双重影响 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可能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增加。 1.积极影响。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产生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一,虚拟经济可以看成是实体经济的货币蓄水池,它既可以吸收大量的实体经济的过剩资金,也可以补充实体经济流动性的不足,从而化解实体经济的物价不稳定的压力。资金是实体经济的“血液”。虚拟经济以其高流动性和高获利性吸引着大量暂时闲置和零散的资本投入到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上,沉淀资本由此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满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要。而虚拟资本的便利流动性, 加速了货币资金的周转、转移和结算的速度, 也提高了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由于金融市场上融资渠道拓宽、融资技术提高、融资方式灵活、融资成本下降,可以在时间、数量、期限、成本等方面同时满足生产者的要求,使储蓄和投资在数量上和时间上都进了一大步,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融资支持,加速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二,虚拟经济提供了分散经营风险的工具,降低交易成本。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使个体风险趋于分散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分散实体经济的风险。如经营者可以采用发行股票的方式将经营风险分散到各个投资者身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产生的最初的动机就是为了套期保值和转移风险;虚拟资本的多样性、可转换性和高流动性又使企业能够以比较低的风险成本实现实物资本存量的累积。 第三, 虚拟经济可以通过财富效应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加。股市上涨等造成的财富效应能够有效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推动实体经济增长。此外,金融市场的活跃,也会带动企业投资需求的增加。由此,虚拟经济从两个方面给实体经济提供强劲的需求拉动力,并通过扩大的乘数效应拉动实体经济增长。 第四,虚拟经济可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股票等有价证券,能够使社会资本迅速从效益低的领域流向效益高的领域、从效益差的企业转向效益好的企业,并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不断地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和重组。这样,虚拟经济对资金的配置效应增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对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虚拟经济活动可以对企业形成一种压力,使资金和社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形成合理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以至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协调和健康发展,提高整个实体经济效益水平。 2.消极影响。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会引发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阻碍实体经济发展。 (1)虚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和投机风险性。虚拟货币一旦以膨胀的信用化形态进入生产或流通领域,虚拟经济就渗入了实体经济,并形成了两者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2)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时,会阻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降低资源利用率。(3)虚拟经济的过度扩张会引发泡沫经济,导致对实体经济的巨大破坏。(4)虚拟经济的跨国扩张严重危及世界经济安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业务国际化、自由化,使国际资本流动急剧增长和快速扩张。特别是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以各种对冲基金为主的国际投机资本也应运而生,严重威胁全球金融安全。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1.充分认识适度发展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正确认识和对待虚拟资本、虚拟经济,不能因为它们有可能产生泡沫经济或导致金融动荡而限制其发展。应该认识到,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意味着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高级化。 2.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演变成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正确处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关系,把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度”,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投机虽然是重要的原因和导火线,但实体经济的内在失衡才是导致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投机是泡沫破裂乃至引发金融危机的催化剂,是外在原因;而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和泡沫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才是内在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牢实体经济的基础,把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度”,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3.注意防范和控制中国经济的泡沫风险,抓紧化解已形成的过度经济泡沫。中国实体经济运行的泡沫风险主要有: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和国有企业较大面积亏损造成的泡沫。集中反映在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上。 4.建立经济预警系统,增强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完善市场法规,加强金融监管。为了使虚拟经济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防止泡沫经济的产生,应加强对虚拟经济运行的监控,控制其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度,使虚拟经济形成的资产、交易量与实体经济的对应从发散变为收敛,促进与实体经济运行的良性互动。 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 摘 要:就目前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式而言,对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问题,只有清楚的了解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前进,积极发挥经济形势中的优势作用,避免两者之间的相互削减作用,这对于国内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关系研究 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就目前的经济局势而言,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时代,逐渐被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共存的局面所替代,形成了一个两种之间共存的新经济局势,并且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共同发展的机遇,同时存在着一定的竞争经济竞争局势,只有清楚的了解到目前经济局势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作用,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与缺点,才能够良好的利用当前经济局面,维护经济局势的良好发展,将优势作用发挥极致,形成国内经济良好的环境。 近几年在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之中,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虚拟经济发展的一定影响,只有正确认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正确促进目前经济发展环境中的良好的发展前景,削弱或者清除对于经济发展中制约作用,在经济发展中,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联系最紧密,虽然两者之间也有互相限制发展的条件,只要能够正确两者之间的经济发展局势,就能够正确发挥良好的互助作用,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一、就目前经济体系之中,虚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优势作用展开讨论 1.对于目前经济体系之中,虚拟经济的存在局面是对于资金的共同运用,为经济发展中的资金局势形成良好的重新分配,在马克思的理论之中就曾经对于虚拟经济有过这样的推断,如果只能依靠时间作为资金积累的唯一方式,等到某个经济累积到能够修造铁路运输的时候,就可能要无限期的等下去,可是,如果能够以集中资金的方式,对于修建铁路运输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达到,这种时间上的区别是体现在经济拥有形势以及利用方式上的。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将资金体系中细碎的经济资源共同利用,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所用,而且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保证,满足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在虚拟经济中通过不同的经济手段以及经济发展利用方式,实现多种多样的虚拟经济规模,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良好的资金保障,同时对于经济体系中的各个方面形成良好的促进,实现各个方面的经济利益共得。 2.就目前的经济体系发展之中的虚拟经济而言,降低了在经济发展之中的分配经济危险度,同时削弱了资金发展中的交易难度,能够拥有这样的优势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就是能够为经济形势利用的多样化的资金选择方式,这样是能够降低资金的运作危险的,在目前的实体经济运营过程中,可以利用多种虚拟经济手段,发挥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作用,以灵活的经济资源利用方式,在多样的经济发展途径之中,实体经济寻找到利用虚拟经济逃避资金风险的优势途径。其次就是对于资金途径的多样化而言,只有高效率的资金流转方式,在能够将危险的资金运转方式逐渐转变为比较可靠的资金运用方式。目前的市场体系之中,资金拥有者可以选择的经济手段比较多,可以通过债券等方式实现资金的安全的增长手段,同时也能避免资金运营中的危险因素,通过不断的运用虚拟经济的方法,增长的经济环境中的资金运营速度,通过一段时间内的循环,不仅能够取得经济利益,同时也能够避免经济风险,实现稳定的经济资源增长,这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提升经济利用效率。 3.在经济体系之中,虚拟经济是可以通过有效的经济手段,增加资金的运转速度,拉动内需的前提下,增加经济流通作用,促进经济运营中的相互促进,这是对于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的拉动作用。对于资金的数目变化过程之中,在一致的条件之下,将资金的需求引起足够的变化,这不仅能够刺激资金的拥有者对于资金实现良好的流通效果,同时也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增加资金拥有者的资金拥有数量,在拉动资金拥有者内在经济运转渴望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作用。 二、就目前的经济系统而言,虚拟经济也有限制实体经济发展作用 1.经济虚拟化的过度发展会直接威胁到现实经济的发展,从传统的实体经济而言银行无异是最大的实体经济支持者,在建设和发展方面都具备极高的价值,随着信用货币的发展这类银行的实体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制约,实体经济在虚拟经济泡沫的威胁下已经走进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一味的放任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只会导致国家社会的经济主体发生偏移,从原本的稳定发展走进一个相对看似美好的经济发展误区,最终导致的还将是资产化社会和针对中国社会经济导致的金融危机。 2.虚拟经济的扩张会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资本市场会产生泡沫,从根本上说与进人资本市场的虚拟资本的价值决定机制相关。马克思说过:“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值)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泡沫经济的形成是由虚拟资本价格膨胀所拉动的。从证券市场来看,在信用关系高度膨胀的情况下,虚拟经济极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而大规模发展,当虚拟经济的单独扩张超过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度时,甚至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 3.各种投机获利行为的产生,降低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各种投机获利的可能,而投机行为和炒作活动的过度,必然会减少进人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关于证券市场的投机性,马克思曾说:“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人决定的。”可见,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投机活动的产生。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只有良好的利用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保障的基础上,同时也为经济环境中的资金流通形成良好的发展局面,实现经济资源的良好分配效果,避免在虚拟经济中出现制约实体经济的因素,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系统而言,多种经济发展因素共同发展,曾经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被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所替代,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共同发展的机遇,同时存在着一定的竞争经济限制条件,只有清楚的了解到目前经济局势的内在作用,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与缺点,才能够良好的利用当前经济局面,维护经济发展,促进优势作用的良好发挥,更好的服务于国内经济环境。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 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以创造力为核心的创意文化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创意经济迅速崛起,并席卷全球。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壮大。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学校通过积极开展广泛的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各方面知识,为以后学生成功创业铺平道路。 2.满足音乐学专业教育内在要求 音乐学专业教育是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重要来源,在音乐学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对音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也要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创业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就是一种创新。任何真正获得成功演出作品只有依靠创新,才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创业教育,让学生不仅能领悟创新对于创业的重要性,也会激发学生自身创新意识,同时还能让学生从创业者成功的事例中得到激励和启发。并结合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3.增加就业途径、缓解就业压力 随着高校扩招,音乐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递增,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远远超过传统的就业市场需求,传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推行多年,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学生也逐年减少,音乐教育师资也逐年超编,传统的音乐教育人才需求趋向饱和,就业市场日渐萎缩。音乐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就业面相对较窄,就业压力也更大。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转变教育理念,改革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引导音乐学专业大学生积极创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缓解和解决就业压力。 二、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创业观念滞后、缺乏科学的创业理念 中国的创业教育发展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大部分高校对创业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教育体制改革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充分,缺乏对有关学生创业教育的专项课题研究,对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区分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在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势必缺乏科学的、标准化的指导思想,学生得不到真正的创业方面的培训和提高。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之后,喜欢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认为市场前景广阔,以期待更大的发展。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已接近饱和,创业业机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音乐学专业的毕业生要转变创业观念,适应社会需求。 2.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匮乏 大学生成功创业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前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够完善。音乐学专业的学习只要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方面的。在创业能力、创业素质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没形成创业所需要的独有品质。毕业的音乐人才在虽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面学有所长,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学生对社会、对市场、对产业、对经营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在创业过程中毫无头绪、到处碰壁,甚至导致创业失败。从近几年毕业生创业的反馈信息来分析,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创业素质不容乐观。受传统择业观的影响,学生大胆创业的意识不强,即使参加创业活动,往往是头脑发热、跟风创业,一旦遇到挫折,就缺乏长久坚持的创业意志。一些学生眼高手低,只到条件好的大中城市创业,不愿意到拥有广阔天地的乡镇基层创业,创业情感投入欠缺。这些充分显露出学生的创业知识层次和结构不完善,创业素养要不断加强。 3.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学生创业实践缺乏 创业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创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媒介,在国外有着较为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国高校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还不普遍。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接轨的统一教材。在教育方法上以以校园为中心、教师为中心,忽视社会实践环节,忽略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势必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业教育中提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冒险精神的培育还相差一段距离。音乐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技能性很强的专业,在常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践,以实践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实习、校外实践演出等都只是专业实践,并不能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创业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创业经验的缺乏使得学生对于自主创业缺乏评估、顾虑重重,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对市场潜在风险的防范不够,在创业过程中把握不了方向,创业难以成功。 4.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大多音乐学专业的创业教育由学校招生就业部门的科员及一部分音乐学专业教师担任创业教育课的工作。前者虽然直接在招生就业部门工作,了解就业市场的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毕竟也缺乏专业的创业教育学习,创业教育课也只能是就业指导课。不能把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很好地融会贯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指导。后者由于传统学校管理中,限制在职教师开展第二职业,部分教师有一定的本专业的社会实践经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经验,创业教育也只是专业教育的的拓展。即具备的教学经验又有创业经验的创业师资比较缺乏,成为制约高校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向深层次发展的瓶颈。 三、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策略 1.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学生性格和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今后的人生有着非常强大引导和激励作用。学校在常规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学生不出校园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浓厚的创业氛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利用校园信息平台、广播站、宣传栏、展览馆等校园媒体积极宣传创业教育,使创业意识渐入人心。举办以围绕音乐学专业的模拟创业大赛,让学生通过模拟创业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定期举办创业讲座,邀请音乐界创业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给学生讲述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在校园成立学生创业协会,邀请各个系部学生参加创业协会,并通过协会成员在各系部宣传创业教育,培养学生锐意进取、敢于创业的创业精神。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 音乐教育应重视并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优化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设置改革和实践,培养学生合理的创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增强学生自主创业能力。把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技能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纳入到音乐人才培养方案中去,把培养创业型人才定为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围绕培养音乐创业人才的目标进行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在创业理论教学中增加创业理念、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等知识的教学。通过创业案例进行讨论交流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拓宽其思想认识。在实践教学中,组织学生到文化传播公司、音乐培训学校、地方演出市场、工商、税务部门等实地了解熟悉市场导向、创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为学生将来创业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3.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培养出具有创业精神的音乐人才,需要一支专业素质高、创业知识、创业经验丰富的教学师资队伍。音乐学专业要想改变当前创业教育师资不足的现状,学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努力构建一支符合本校、本专业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音乐学专业教师自身创业知识相关教育培训,选拔一批具有创业意识的青年教师到在创业教育走在前列的院校去调研学习。安排有创业潜力的青年教师到企业去兼职,鼓励专业教师直接参与到创业实践中去,并定期开展创业教育案例示范教学和研讨会。另一方面,可以从校外聘请创业成功人才作为特聘教授对创业的学生进行现场指导,现身说法,让学生熟悉创业过程中市场运作方式,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 4.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在校学生虽然想创业敢创业,但缺乏创业所需要的环境和资金,这就使得一部分有自主创业意识的学生对创业望而却步。音乐学专业学生在创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资金就成了他们创业最大的障碍。学校应该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建立创业综合实训基地,更新实验实训设备,拓展校企合作框架等,为音乐学专业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创业后续保障。此外,学校制定出台相应的激励保障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成立创业教育协会,出台创业资助计划等。将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保障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设的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设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梦”的崛起,中国将进入崭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预示着创业市场大繁荣的到来,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综合社会优质资源,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积极开展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不断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前进。 作者:廖星麟 单位:湖南郴州湘南学院 音乐学论文:现代教育技术下音乐学院学校管理论文 一、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应用的科学内涵 实际上学校管理中将涉及大量信息,如学校的基本要素:教师、学生、财务、设施、信息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些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学校运营就将变得混乱,如果学校本身混乱,教学质量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仅一项要素就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如仅靠人力进行管理十分困难,且极易出现失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有效优化了管理环境,为学校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中的各项要素信息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处理功能便可实时、快捷、准确的进行处理,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学校管理中的重要管理手段。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管理信息量猛增的今天,学校管理信息处理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才能保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对音乐学院学校管理必不可少。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一)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包括:课程编排、课表调度、选课、教学档案管理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通过软件将学校所有的教学信息建立教学信息数系统。教学信息系统实时、精准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学生成绩,查询学生在校期间各科目学习成绩,通过教学信息系统可以直观了解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教学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信息系统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有效性。 (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发展的基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学生管理中从招生、教学、升学都会产生大量信息,学校管理信息中,学生信息量是最大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招收信息、学生基本信息、毕业去向信息、学习成绩信息等都进行了处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教职工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管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对教职工的管理,教职工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教师,学校无从谈起,保障学校的发展必须做好教职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教职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教师信息管理效率和水平。此系统由基本档案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两部分组成。基本档案系统包含着教师本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着任教时间、教学能力、科研成果等信息。教职工信息系统的分类、索引功能可精准调取教师信息。 (四)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学校财务管理都由人工进行统计和核对,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财务中不仅要涉及到学校自身财务、物资、开销等等,还要涉及到学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所以学校财务信息不仅量大并且既散又杂,人工处理十分容易出现错误,传统人工处理效率也十分不理想,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利用电子技术进行财务管理,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更提高了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学校资产、财务的有效管理,避免了人工核对中的财务风险问题。 (五)图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物资中书籍资料最多,并且种类繁多,在借阅和调度时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人工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中图书资料管理信息系统的采编管理、流通管理系统来辅助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对书籍资料的实时管理,通过查询功能便可清楚了解到图书使用和调度情况,省去了繁重的人工查找作业。 三、结论 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中心,为了保障音乐学院的健康发展,加强学校管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音乐学院学校管理有效性,提高了学校管理水平,保障了教学质量。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学校管理中必然趋势。 作者:刘春园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高校音乐学钢琴教学论文 一、普通高校音乐学与社会钢琴普及教学现状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部颁发的高师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以培养中等学校合格的音乐师资为主要的办学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音乐文化的要求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对于音乐教育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往单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目地的师范音乐教育系统,既要满足学校教育体系的需求,又要满足整个社会音乐普及教学的需求,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1999年3月《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在此之前,部分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就已开始设置音乐教育类课程,《意见》以后,各类综合大学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当前已形成了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各类文理科综合大学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态势。随着从事这一专业的师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社会人群中能够提供音乐普及教育服务的群体总量大幅上升,缓解了人才资源的供需矛盾。但是,随着各高校招生规模连年扩大,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办学单位不断增加,招生数量膨胀,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均受影响。办学单位的增加,大幅扩招已常态化。“2011年,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110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外省计划)280人…一些本来不以音乐教育见长的理工院校或综合类院校,招生人数也不少:山东农业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80人……而除了本科扩招,研究生层次也有扩招趋势。音乐学专业在校学生呈几何数增长。”争抢生源造成招生门槛放低,生源质量随之下降,教学质量的滑坡难以避免;其二是教学目的混淆。师范类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学院虽同属艺术教育系统,但究其本源在教学目的和方法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是“上讲台与上舞台”的差异。专业音乐学院和师范院校在培养音乐教育人才这一大的前提下,应多加考虑如何发挥各自固有的教学特点和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模仿和复制。在师范院校中当前普遍存在“教育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目标更倾向于单一专业的发展”。在音乐学院中,则多模仿和复制了师范教学的一般模式,没有发扬在表演和创作等专业领域形成的教学传统,更多地进行着“通才教育”,事实上抛弃了“专才教学”的优势。其三,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培养模式相悖于市场需求,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就读本专业学生的增多,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部分高校音乐学专业实际就业率连10%都达不到,少数高校出现零就业率现象也并非只是个传说。”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目地,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多元化的音乐教育需求,学生的就业角色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成为少年宫、文化馆、私立音乐学校等社会音乐培训部门的专职教师,已成为众多毕业生的首选。其四,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长期以来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专业本身课程系统庞大,仅与教育学相关的理论课程就多达十余种,钢琴虽然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比重也只是略高于其他公共课程,在学程和课时上都受到限制。学生的钢琴基础条件有限。如果按照钢琴艺术固有的艺术规范要求衡量,对于多数人,在本科阶段能够真正掌握中级(相当于车尔尼练习曲Op740)要求都非常困难。虽然本专业的钢琴教学不以培养演奏人才为目的,也并不要求很高的钢琴水平,但是,钢琴教学作为一个传承了300多年的艺术学科,其艺术规范不容颠覆,教学要求也不容人为降低。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与其让学生泛泛了解钢琴艺术,不如把钢琴基础教材使用、基本奏法要求、教学法等方面内容予以强化,将钢琴教学系统中的基础性部分实在地掌握好。自上世纪80年代“学琴热”兴起后,历经30余年的发展,当前社会钢琴普及教育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社会钢琴普及教育师生供求比例逐步转变。在对全国教育群体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教师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实质性变化,二是结构性变化。教师供求关系由过去的绝对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这种态势对于普及性钢琴教学影响非常明显。在“学琴热”初期,由于能够承担教学的从业者较少,求教者众多,在较长时期内“一师难求”,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如今,大批接受过较正规钢琴教育的毕业生开始从业,钢琴教师已不再稀缺。加之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整体人口数量得到控制,钢琴学习的主体—儿童大为减少。如今对于相当多的从业者来说,寻找生源成了较大的问题,钢琴普及教育已由原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其次,学习者开始趋于理性,选择学习音乐的方式逐步多元化,学习钢琴的规格要求大为提高。 1.随着社会音乐生活的越发丰富,音乐学习的内容变得多样,对于许多人来说,钢琴已不是第一选择,近年的社会音乐考级就直接地反映了这种现象。“上音管弦乐系主任孙铭红教授说,上海的管乐考级目前每年按增加千余人报名的速度在增加…现在,不但音乐类考级涉及到各种乐器,还出现了舞蹈考级、美术考级等,钢琴考级‘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2.钢琴学习者的学习规格开始提高。早年“学琴热”的琴童们已长大成人,这一群体,基于自身的学习经历,已具备相当的分辨能力,对于自己下一代的学习会有高于自身的要求,这种要求同时还影响着身边大范围的人群,对于钢琴教师的选择也自然由过去的“盲选”变成了今日的“精选”。 3“.新手”现象亟待改变。钢琴启蒙阶段的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前,从事钢琴启蒙的大多是教学上的“新手”,他们虽具备一定的钢琴弹奏能力,但在教学上基本没有相应的从教训练。在这些“初教者”和“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相关的教学监督和指导,几乎完全依靠“新手”们自己探索来解决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他们真正能够驾轻就熟,难以想象要付出多少学习者的失败为代价。在这些“新手”当中,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窘境对于钢琴事业的发展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负能量”。 二、培养基础教学能力为目的的钢琴教学系统 教师教育专业注重于各个音乐学科从事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从根源上将各种艺术规范在社会上加以推广和应用。综前所述,原本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教学目标,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就钢琴教学而言,探寻一种既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又能够让毕业生快速融入其中的教学系统,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本专业的钢琴教学,要适当调整教学思路,在提升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同时,侧重钢琴基础教育的实用性教学,尤其是启蒙阶段的内容,诸如钢琴音乐基本知识、教材选择与搭配以及如何使用、奏法架构和运用规则等等,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构建一个以培养普及性钢琴基础教学人才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这不仅能够促进钢琴教学本身,同时更具社会意义。首先,在当前高校师资和生源两方面,已经为这一教学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师资方面:当前在高校从事钢琴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接受过钢琴表演专业的系统教育,能够在教学上系统化地传承钢琴艺术较高的规格和要求,是教学质量重要的保证,同时也是重要的教学优势。生源方面: 1.入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多为全日制普通高中的学生,知识体系比较健全,理论学习能力较强,他们能较快地理解和掌握钢琴教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2.这些学生要经历艺术联考,部分院校还要进行自主招生的业务考核,有相对较好的钢琴基础。 3.当前许多高校采取的专业必修课和主修课两段制教学流程,能够筛选出更为适合钢琴学习的学生。因此生源质量有较好的保证。其次,就如何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在此借用黄瑞科先生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即“系统地学到一些钢琴演奏理论与钢琴教学法知识。这些知识包括钢琴及钢琴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性法则;钢琴技巧训练的基本要领与方法步骤;各类作品弹奏的技术运用与艺术处理原则,以及教学中‘常见病’、‘多发病’的纠正处理,特殊技巧与疑难间题的研究;教材的选择与教材教法;心理素质培养与心理操作机能锻炼等”。以上这些都为教学系统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这一教学系统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二是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三是教学实践。 就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1.学时的要求、基本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在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对于钢琴课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均有表述,在此不加赘述。关于教材使用,自198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针对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程后,国内陆续出现了多套类似教材,如《高师钢琴教程》(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世纪高师音乐系列教材钢琴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在本系统中推荐使用的主体教材是《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钢琴必修课教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熟悉钢琴教学系统的基本内容;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音乐风格,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提高技术运用和艺术处理的能力等等。力求在提高学生们原有钢琴弹奏水平的同时提高其对于钢琴艺术理解和表达的综合能力。 2.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以当代钢琴专业的教学法理论为指导,按照钢琴艺术规范化教学的基本要求,将钢琴学习初始阶段的常规教材引入日常教学,通过对教材的梳理,明确钢琴基础教学系统的内容和要求,逐步掌握钢琴基础教学的整体流程。基本构想是,从新生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以《钢琴全面训练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为主干教材,遵从“立体化全面训练”的教学理念,搭配汤普森、沃特曼等常用教材。争取在两年的钢琴必修课时间内,让学生们了解从钢琴入门到车尔尼Op.849阶段的主要内容,如基本奏法、识谱与读谱理解、作品的搭配使用等。通过这种对基础知识系统化的学习和梳理,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如何学”,同时为将来“如何教”进行准备。经过两年的学习,在三年级钢琴主修课阶段开始进行教学实践。 3.教学实践。是帮助学生进入社会自主教学前做好准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互溶,形成整体教学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实施方式可采取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校内实践可采用:在主教教师的监督下,进行如声乐、民乐等其他专业的钢琴副科课教学;小组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进行内部教学演练。校外实践则是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当前钢琴普及教学单位林立,通过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为此类学校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标准,又为学生找到实践平台,也在根本上保证社会业余教学与专业教学标准的一致。这一系统的构建,希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教学—成效反馈—专业督导的有机架构,使本专业的学生既能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又能为将来走向社会进行充足的从业准备,从而培养出合格的钢琴基础教师,继而成为承担推进和提升社会人群整体音乐修养的新一代教育者。 作者:束谦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论文 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兴趣培养论文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声音来打动人的心灵,使人们在“音”的行进中得到情绪的抒发和心灵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的身心素质。 在音乐教学中一般是通过学生的“听”.“看”“悟”来增强教学的效果。而这些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否则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激发兴趣”。若教音乐仅仅让学生依赖于课本上的文字、符号、乐谱等内容的学习,那只能把学生带入枯燥无味的文字怪圈当中,使学生逐渐失去想象中音乐对他们心灵的启迪和感情的抒发。随之就会产生乏味、厌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态度涣散的可悲现象,而教科书只能记述文字、符号、乐谱这类可看、读的内容;而不能表现出这些文字、符号、乐谱所代表“音”的实质性东西,也就是“听”的内容,我们只有解决好“看”和“听”这两方面的问题,使“看”和“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经常处于一种声、韵、义融为一体的兴奋状态,加强对乐音的感受,曲艺的理解,乐境的体验,以乐激情,动情生悟,才能达到增强教学效果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呢? 前人已在实践中尝试过各种辅助方法,运用了如,幻灯机、投影仪、CD、VCD等各种手段来为教学提供帮助,并且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已成为我们社会各领域主要运用工具,它也毫不例外的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的“得力助手”,它能包容大量的信息,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诸如此类的教学工具和教学设备,我们都概括为“多媒体”,怎样更好的把多媒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了解多媒体的特殊功能,对运用这些功能为音乐教学更好的服务十分有益。 一、幻灯机、投影仪的运用。 在经常的教学中,要引入大量文字、歌曲、乐谱、图片和相关的辅助资料,仅仅依靠板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接受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课前把需要板书的内容以幻灯片的形式精心设计制作出来,在课堂上适当时机用幻灯机、投影仪放出来,那么,在课堂上就能节省更多时间去讲授更丰富的相关内容。 另外,由于“新、奇”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利用幻灯机、投影仪可以将鲜艳的图片,新颖的谱面、重点突出的文字说明,引入学生的视野,这将给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大的刺激,从而把“教”与“学”推向一个较高的境界。 二、CD、VCD的运用。 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在对一首乐曲进行情绪方面的讲解和调动时,教师在讲台前讲得精精乐道,而学生则可能听得无精打彩,并没有和老师达成共识,这就是“教”与“学”的脱钩,学生经常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只是“讲”,学生只是“听”,讲与听不能融为一体,这就不能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种脱钩现象,我们必须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让他们参与其中,如采用CD、VCD配合教学,就会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更能在音乐的情绪、节奏上受到深刻的感染和教育,例如:我在给学生分析《二泉映月》这首乐曲时,便采用了CD、VCD辅助教学。一边让学生了解阿炳《华彦钧》坎坷遭遇和当时历史背景的同时,一边让学生聆听乐曲的演奏,努力使学生体会乐曲表现出的那种痛苦、忧伤、呻吟、愤恨的情绪,使学生被作者在乐曲内所表现出的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光明的追求所打动,并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对作品的分析探讨中,这样,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不断提高对乐曲的感受和理解,提高音乐鉴赏力,为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CD、VCD与磁带、录像带相比,在音质、音色、画面上更有优势,在选曲方面采用数码编辑系统,灵活快速,十分方便。快进、快退、定格、慢速播放,可随心所欲,大大方便教师的操作。 三、电脑的运用。 当今电脑已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为其强大的功能所叹服,同样,在音乐领域也毫不例外的运用到它。现在有很多关于音乐制作的软件,如《世界乐器大百科》就较全面的介绍了乐器外型、音响效果,代表的文化习俗,《震撼2001》大量的记载了各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生平介绍,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教学。另外《Encore》为我们作曲、写谱、制卷提供帮助,它可显示多种谱表,可随意改动,点动音符的同时,实际的音高也会随之发出。能和《Cakewalk》配合使用那就再好不过了,它具有丰富的音色储备和方便的制作程序,能使作曲家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原来由几十人演奏的曲子,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独自完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曲式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软件共同使用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分析舒曼的《梦幻曲》时,运用《震撼2001》调出作家的肖像,生平以及创作初衷和历史背景,利用预设的MP3进行乐曲音响的播放,采用《Encore》打出不同格式的谱面和各乐段,乐句的曲式划分,这样整个乐曲的分析就很容易的在电脑前完成大半,同时采用这些手段、方法又能给学生在视觉、听觉上造成更强烈地刺激,对提高学习的兴趣大有益处。 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给音乐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的广润空间,为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长期坚持,对促进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产生与研究对象论文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研究宏观总体分析论文 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设立意义论文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N颐敲挥醒刑殖鲆惶子泄乇究啤⒀芯可⒉┦可际钥颇俊⒛谌菁八蕉ㄎ坏牟馐员曜肌SΩ盟担杂谝衾盅ёㄒ档目纬躺柚谩⒉煌愦嗡降难芯浚唤瞿芄槐阌谥贫ㄒ衾盅ёㄒ笛难翱颇俊⒎较颉⒛谌莸龋遥苑且衾盅ёㄒ等嗣堑囊衾盅У难耙簿哂屑匾囊庖濉K裕颐鞘紫纫饩龅氖且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侍狻9赜谝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欠窨梢宰饕韵录父霾愦危?nbsp;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ㄒ当弦档难鹂础U庖卜稀耙虿氖┙獭钡慕逃枷搿S捎诶返脑颍写笈且衾盅ёㄒ档难芯可乇鹗欠且衾盅г旱难芯可蛐枰股细有枰衾旨寄芊矫娴目纬獭8荼究扑ёㄒ担凳虑笫堑恼攵匝芯可那榭鲋贫ㄑ凹苹C运车募忧恳衾旨寄艿牟钩溲啊6遥捎谀芄唤胙芯可锥窝暗难壤⒉淮螅裕衾盅У闹饕纬毯湍谌萦Ω迷诒究平锥瓮瓿伞L乇鹗且衾旨寄芎图际蹩纬谈Ω迷诒究平锥瓮瓿桑蛭杂谝衾中翁旧淼牟涣私猓苣焉钊虢幸衾盅У难芯俊R环矫妫绻衾掷砺鄣难芯柯畚模皇谴罅科桌亩鸦挥械览砜山玻蚪驳亩际谴蟮览怼⒕傻览淼龋鞘遣恍械摹5牵硪环矫妫绻皇谴永砺凵稀⑽幕辖擦诵矶嘁衾值牡览恚荒芤砸衾值氖导世又髌涞览淼目蒲浴⒑侠硇裕踔谅畚闹辛芯俚囊衾掷踊蚯灼桌肫淅砺鄄幌辔呛希蚋尚ΑR虼耍⒁桓龌境商逑档摹⒂胁愦蔚囊衾盅Ы萄Э纬碳匾R韵钟械囊衾盅У慕萄Э纬躺柚媒械髡⒉钩洹F┤纾肥涤幸恍┦粲谝衾盅У目纬棠谌荩怯值娜防胍衾直咎灞冉显叮衾治南籽У木褪鞘粲谡庋囊桓隹纬獭R严低车囊衾治南籽У慕萄谌莘旁诟呒兜牟愦谓逃腥淌凇F涫担夜澄幕难芯恐校丫幸徽壮商逑档姆椒ǎ凶懦墒斓奈南籽啾冉希颐强吹皆谝衾掷砺鄣难芯恐校;咕啦谘芯康亩韵蟆⒎较虻任侍獾奶致壑惺呛苡字傻摹T谌鲜读宋南籽У幕痉椒ㄖ螅颐蔷筒坏貌凰伎既绾伟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盅У难芯恐校绾谓⒁衾治南籽У任侍狻N南籽欠椒郏跹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掷砺鄣难坝胙芯恐兄档盟伎肌?nbsp;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浅论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特性 内容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本文将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作为关注点,浅论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中的几点重要特性。 关健词:民族音乐学 学术论文 特性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 “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其学术论文的写作研究,则是其理论成果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用著述的形式予以展示。学术论文的最终形成则被看成为所研究课题的成果体现,无论是国内国外,学术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始终受到高度重视。 一.实地考察性 民族音乐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学的内容,注重研究各个民族不同的传统音乐及发展。由此,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大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一种搜集学科资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就是田野考察法。 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实地考察性。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采风”是民族音乐研究者研究过程中最为熟悉词语,对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民俗音乐进行实地的考察,是中国音乐研究的传统之一。例如,乔建中先生在其论文集汇编《土地与歌》一书中,去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了解“花儿会”;到达壮族聚居地探寻“三声部”民歌等。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实地考察性,是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二.科学描述性 当我们从田野中考察得到的相关民族音乐资料整理后,将所见到的音乐事象转化为学术论文上的文字,这就需要科学的对音乐事象进行客观叙述和真实描绘。 在我们的学术论文中,科学性的描绘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描绘前,需要写作者的合理构思,并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画面。其次,在对论文进行合理布局后,论文则开始了文字描述工作。一方面,写作者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全面,详细性的描述和陈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经过自己的筛选,提炼精华,将所看到的音乐事象用总结性的描述方法体现出来。最后,当搜集到的音乐资料有曲谱、器乐等声音形态或演奏时所用的乐器,写作者更应该注意声音资料和乐器资料的专业描述术语和描述方法,需要时用乐谱或照片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三.理性辨析性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普通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从学术论文的前期准备,搜集材料到论文形成,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研过程,它需要研究者的理性辨析。在采风时,研究者可能会面对各种繁杂的音乐现象,这时理性的辨析力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够帮助研究者从繁乱中看到音乐事象的内在本质和形成规律。 正由于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型音乐学科,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一样,需要写作者对其论点进行不断的解释和论证,那么,经过理性辨析的具有实际证据的音乐资料则为这些论点和创造性的观点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创造创新性 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要有创造性。“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只要在研究过程或结论中显示出它是一项新成果,那么它就具有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者从论文准备,写作至完成,在这期间运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理性辨析思维都是为了使其学术论文中的过程、结论或成果具有创造性。按照伍国栋先生所说,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有新的创造,也可以在论文结论中有创新性的成果。 此外,当我们在判断一篇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创造性时,应注意它是否符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否突破了固有的观点和理论,站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去发展和创造。当这些方面的某一点得到满足,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和创造性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民族音乐学重点研究各民族音乐性质、规律,其学术论文是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用论文的方式解释具体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有理性辨析能力、创新创造力、坚持实事求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不断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扎实写作功底、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只有这样,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才能不断的蓬勃发展,人类的科学事业才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学科视野下《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构建初探 摘要: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该专业学生独立完成各类音乐论文写作的能力,培养学生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这也是音乐专业学生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认为音乐专业的《论文写作》课程应贴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顺应学科发展需要,在向学生传授基本写作技巧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音乐学各学科内容,从而构建完善的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 关键词:音乐学 论文写作 学科知识 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作为名词来看的“音乐”研究涉及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图像学、音乐音响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创造的一切音乐;作为动词来看的“音乐”则涉及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 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一切与音乐有关的行为。俞人豪先生的《音乐学概论》①一书中认为音乐学所研究的范畴应该是包括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事物。书中将音乐学的各个学科总分为三大类,即历史音乐学②、体系音乐学③与民族音乐学。由此可见,音乐学涉及的各门学科中有“双重”或者“多重”的研究范畴亦有“边缘”或者“中间”的学科知识交叉。因此,针对音乐专业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皆应囊括上述各学科知识,以便启发和引导学生更好的选题和撰写音乐专业论文。 一、文献搜理是起点 文献“是记录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一切载体的总称”④。因此,对于撰写音乐论文来说,确定一个选题后,首要任务便是搜集相关音乐文献,并通过案头整理、分析和研究进行适当的取舍。因此,在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还应讲授有关文献与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音乐文献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文献虽有共通性但更具其学科的特殊性。音乐文献不但包括以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类资料,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各类实物乐器、乐谱、图像以及录音、录像等,上述种种都应纳入文献搜理的范围之内。 目前音乐专业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搜集文献的途径一般以图书馆藏书和网络资源为主。相对于图书馆中书籍类的文献来说,网络上的文献资源更加多元多样,但其中也不乏谬误和糟粕之说,因此鉴别网络文献真伪以及针对选题筛选可用材料也是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应当授予学生的重要内容。目前常用之网络文献资料较多,如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即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即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等,皆可从中获得相关学术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纪要、年鉴等作为可靠的文献参考。 二、历史研究奠基础 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了解任何事物之基础,就是想要明了其历史,音乐也不例外。对于音乐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在其必修课程里安排的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或欧洲音乐史)等史学类课程都是与历史音乐学密切相关的,是音乐学学科中关涉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内容。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中单纯的阐述某一音乐现象或某一乐种历史的研究算是最初级的追源溯流,对于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程度的相关历史便可完成。然而,若上升至对某一音乐历史的研究,则不但需要熟悉历史,更要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步骤,包括对前人已有研究的分析与总结;对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使用的能力;对史学研究状况的通达与展望等。 此外,与音乐历史有关的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也对研究历史有极大的帮助。利用考古学的学科知识对与音乐相关的实物史料进行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是历史音乐学中的一个范畴。东方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罢,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音乐,都或多或少留存下相关的实物材料,即经历了历史淘涤留存至今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遗物或者遗迹。这些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古物,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与挖掘,在音乐学家的辨析与整理后得以重见天日,像当代世人展现出古代人类社会中音乐的面貌,比如墓穴中挖掘出来的古代乐器、棺椁中的生活用具,再比如石壁上绘述音乐的壁画、雕刻,亦或是图书馆、博物馆中收藏的乐谱等,对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来说皆是重要的实物史料。 三、学科交叉助认知 在音乐学学科分支中有不少是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授粉的。其中有的涉及自然科学,有的涉及人文科学;有的涉及社会科学,有的涉及精神科学。 一般认为自然科学是增加人们对所生活的整个自然界的认知、总结众多自然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本质的学科知识。当自然科学类学科与音乐学交叉授粉后,就形成了诸如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等分支学科。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在选题时关注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若要展开此类研究,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比如物理学、解剖学、数学等,这也是较少有音乐学本科毕业生倾向此类选题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知识也有助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好的认知音乐的本质。比如音乐音响学有助于音乐专业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体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甚至电鸣乐器的发声原理,从而在演奏时有更好的感受和领悟。再如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则有利于学生认识人体发声的原理以及大脑接受音乐的感知过程。这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对于音乐专业学生不但在实践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在论文写作中也会有所帮助。 音乐学学科中还有一些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这些边缘学科有的是从哲学角度探究音乐的内容和本质,如音乐美学;有的是研究社会与音乐关系的,如音乐社会学;还有的是以实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挖掘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存在与发展的,如民族音乐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学科知识是音乐专业学生撰写论文时极大的理论支柱。不但引导了学生的选题方向,更促进了学生理论研究的深度。在思考和撰写论文时,若能准确结合这些学科的知识,则更有助于学生把握论点,充实论据,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四、结语 音乐专业教学中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专门针对各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因此在传授基础写作技巧的同时,更应当紧密的结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突出该专业特色与亮点,引导学生选题和撰写。音乐学学科范畴极宽泛,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情况也较多,这也是音乐学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创新的体现。 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相关的音乐表演或实践能力,也不能忽视自身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尝试性的提出在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糅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其目的在于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以期学生在该课程中形成健全的学科理念,在进行选题和撰写论文时能充分的体现音乐学的学科特征。同时,愿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之效,与诸多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共探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音乐学论文:幼儿音乐学习教育论文 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应该重视幼儿的音乐教育,用音乐来丰富幼儿的生活,陶冶儿童的情感,使儿童的性情通过音乐的洗练,而达到至精至纯的陶冶,以至于引导儿童以快乐的精神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这种“情感”牵动着无数颗童心,使他们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在唱唱跳跳中受到美的熏陶、形成活泼开朗的个性。让幼儿在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中情趣盎然地学习,具体的有下面几点: 1引入情景故事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经常趋向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并具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达尔文曾说过;“就我记得,在学校期间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而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入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可见,兴趣对学习是很重要的,语言在音乐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音乐艺术的造型基础与创造核心。如果在音乐教学中失去了优美、生动的语言、就会使其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俗话说“言为心声,音为心语。”。如:《抬花轿》这首歌用的是流行歌曲的旋律,我们给它配上一个有趣的故事,歌词是“八只小狗抬花轿,老虎坐轿把扇摇,一只小狗跌一跤呀,老虎狠狠踢一脚……小狗抬轿到半山腰呀,……一二三,向上抛,老虎跌个大老跤……”孩子们边听故事边学歌曲,学的可认真了,并且孩子们自发的加上了相应的动作,很快的就学会了这首歌曲。 2设计打击乐伴奏促进幼儿学习 教完歌曲的词曲后,我一边让孩子们演唱,一边用打击乐器伴奏。这样增强了幼儿的参与意识,不但能主动地去参与音乐实践,去直接感受音乐,并克服了音乐课以唱为主的枯燥乏味,使活动氛围生动活泼;同时也巩固了节奏概念,增进了幼儿对音色的了解,掌握了乐器的使用方法,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如中班活动《加油干》中,孩子们学完这首歌后,重点让孩子们用铃鼓、碰铃、圆舞板合奏这首歌,孩子们兴趣十足,在愉快地劳动中都能较熟练地掌握节奏,并引导幼儿不断地完善创新,幼儿在探索的过程中,会初步感知节奏、音色、情绪的不同变化,进而把这些体验逐步升华并加以理解。幼儿从内心品味着成就感,渐渐对用打击乐来为歌曲伴奏更有兴趣了。 3歌曲表演激发幼儿情感表达、体验 幼儿天生好玩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往往是喜欢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所以,要提高音乐活动的质量,就应根据孩子好动好游戏的心理特点,把孩子的音乐学习与游戏、舞蹈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孩子通过自身的活动,在音乐世界里蹦蹦跳跳、轻轻松松的获得知识、技能。如《找小猫》是小班幼儿非常喜欢的音乐游戏,在游戏中我扮演“猫妈妈”、孩子们扮演“小猫们”,躲的时候提醒他们可以躲在小椅子后面。而当游戏进行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不满足于仅仅藏身于椅子后面,有一部分孩子一唱到“找个地方躲躲好”的时候,就已经往边上的小桌下、钢琴后面躲藏了。见此状况,我也未加阻止,依旧扮演妈妈吗“镇定地”去找小猫,而被我摸到头以后,小猫们也乖乖地回到了座位上。可见孩子们在游戏中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他们的兴趣很可能会转移到躲藏的地点上去。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以适当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让他们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有所创意的游戏。通过有趣的“找小猫”游戏,培养了幼儿听声音迅速躲藏保护自己的能力,幼儿在愉快欢乐的游戏中学习音乐,发展音乐听觉能力和节奏感。 4通过创编歌词激起幼儿创编兴趣 让幼儿给熟悉的歌曲增编新的歌词或改变部分歌词,这既能提高幼儿唱歌的兴趣,也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在活动中,我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增强幼儿对创造型活动的兴趣方面,如小班音乐《小手爬》里唱“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头顶上;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小脚上”。这首歌曲的音乐以它特有的活泼、轻快的节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活动中采取边唱边和幼儿一起玩的形式,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歌曲和动作。在我发出“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变到歌里去?”的问题后,孩子们的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孩子们大胆地创编:“脸蛋、辫子、肩膀、膝盖、小背、小腿”等都跑到我们的歌里来了,孩子们越唱越高兴,都愿意到前面表演给大家看了。这个活动在孩子们愉快的情绪体验中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首趣味无穷的歌既激发了幼儿对音乐的兴趣,又开阔了幼儿的眼界,还打开了幼儿思维的窗户,充分发挥了幼儿的思维想象能力。因此在大量的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智力得到了很大地发展。 5音乐在一日活动中的渗透,让幼儿潜移默化受熏陶 我将音乐渗透在幼儿一日生活之中,早晨来园时,播放一些轻松活泼的音乐,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园,使孩子一进园就进入一个快乐的氛围中;在每次集体活动前我都会弹一首小律动歌曲,让孩子们做律动安静下来,告诉孩子们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午餐时轻声播放一些悦耳的世界名曲,给孩子一个安静、舒适的氛围,陶冶幼儿的情操,丰富幼儿的生活内容;组织幼儿洗手时,一边放《洗小手》歌曲一边组织幼儿排队,“伸出小手比一比,看看谁的最干净”,既杜绝了等待的现象,又达到了培养良好生活卫生习惯的目的。 总之,幼儿能从音乐的学习中受益,音乐不仅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更可增强其学习能力,协助其建立情绪技巧。在教学实践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的教育效果,它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方面,有着其他教育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希望孩子们能在跳动的音符中,丰富更多音乐经验,健康快乐的成长!! 作者:高丽娜 单位:山东省莘县实验幼儿园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改革论文 钢琴教学是高校音乐学当中一门较重要的课程。对于钢琴教学的模式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努力实现完善的教学课程系统话,丰富课程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科学性,实战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需求的日益加大。逐步反映出现在如今的钢琴教学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学,忽视学生对钢琴技能的实战。高校音乐学专业其特殊性,使其在教学过程当中占有既特又重要的地位。由于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其专业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音乐教育者。这就要求合格的高校音乐学专业师资必须要有好的钢琴基础。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会影响到音乐学的前途和发展,会对今后的钢琴事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钢琴教学的改革是在新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教学应向多样化发展趋势进行。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发展,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即兴伴奏能力,同时还要学以致用,这些也是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的。在这就钢琴培养的目标,钢琴教学的内容,钢琴教学的理念来浅析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 一、钢琴培养的目标 当下,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的钢琴的学生也多。原来传统的钢琴培养目标是就是单一的练好钢琴作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可以即兴演奏钢琴的人员。而目前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不太会弹奏即兴这部分,这就使得大多数学生不可以积极适应社会,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这就使得我的钢琴培养目标该进行调整,在保证正常的钢琴作品的演奏情况下,也熟练掌握即兴的演奏.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音乐学专业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音乐教师。《新课标》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钢琴上要好的演奏教学能力,同时还要有好的钢琴教学能力。而学生到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缺乏实践锻炼,心里素质差,一上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更多的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大好良好的基础。音乐学的学生必须要会往实践中走,而后又返回学习当中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我国一直都在开展素质教育,大大地增加了音乐学科的课外活动。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培养音乐学学生在钢琴方面的登台表演经历和艺术实践活动能力,那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必需作出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中,多去校外实践基地实习。 二、钢琴教学内容 传统的钢琴教学当中,大量的都是世界名家做的钢琴作品。比如有拉赫马尼洛夫音画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等。更具不同人的喜好有些同学喜爱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有些学生喜好拉格泰姆,爵士,布鲁斯等黑人音乐风格音乐元素的借鉴。在音乐学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即兴伴奏的强与弱,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钢琴的课程,更开设即兴伴奏这门课程。但是这门课开设,在这些年也反应出。由于学生钢琴基础水平的高低不一样,使得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即兴伴奏是钢琴技能,基础课程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科目。在学之前应该要学生具备车尔尼599,849水平,学习内容该重点强调说有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同时还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和声基础。在钢琴教学内容中多多了解内容,情绪,风格。好的伴奏能力是通过多次的实践长期练习获得的。学生该主动多完成谢曲目,在完成老师留作业以外,还要多去找比较生疏的曲目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提高识谱能力。生选用的教材上太单一化。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巨大的包括性,把钢琴基本的弹奏技能知识与即兴连起来,进行重新编写。那这样的教材也大大提升的教学效果。授课时时会对学生进行集成练习部分,有音阶,琶音,和弦以及哈农还有各种练习曲以外,可以加入伴奏音型,和弦的连接训练。这样使我们学生在刚刚开始学习内容中就得到丰富。同样要严格要求学生弹奏内容同时,更该让学生多多弹奏乐曲的伴奏部分。让学生多听旋律和声以及伴奏织体。例如学生弹拉赫马尼洛夫的作品时,就应该注意多多分手练习,多体会和领悟旋律的走向。 三、教学理念 破原有思维模式,敢于创新。音乐学的学生是要求钢琴,即兴伴奏,艺术实践活动三个大方向合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依托关系,缺一不可。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三课程由不同主教老师分开教学,但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这三门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课程的老师应相互协商,相互探讨。如何让这三门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突破我们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多交流,多合作。并长期教师之间形成很好的交流,大大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三门课程的教师该多多找找科目的通性,及不同的地方一并解决。在基础和的同学生身上要多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让老师和同学共同总结和完善教学方法。这样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度。同样在每个学期中,举办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摩。根据音乐课的特点,定期开展以系部,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观摩,同时也较强的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以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对于考核我们要多样性发展,把艺术实践的成果也计算学生的成绩之内。这样学生会更主动的学习。对于高校的音乐学钢琴的改革,必学坚持以科学为主导,主动放弃陈旧的课程观念,使钢琴这个大学科能够互相促进,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虑的面广,量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勇于突破和大胆创新。这样的音乐学钢琴教学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才可以真正推动我国高校音乐学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稳,更科学,更有活力。最终使学生好老师都满意,社会高度认可的改革。 作者:方飞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史教育对于生物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作用 摘要:人文精神培养是生物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加强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学中的趣味性,并可以帮助学生继承优秀的历史传统、树立优秀品德,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要遵守客观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 关键词:科技史 生物教学 人文精神 生物学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生物教学对于学生生态观、环境意识的树立,以及生物学科在现行高考制度下的重要地位,我们就不能不对生物教学加以足够的重视。 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推进、科学的不断进步,如何在生物教学中体现人文精神,成为了广大教育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寻找到对于现代生物教学有所帮助的宝贵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育中的趣味性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诗句、谚语、民谣与故事等不仅会使学生有效记忆,同时还可以增加趣味性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在给学生讲解草本和木本植物时,我们就可以使用《诗经・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及《卖炭翁》中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简短的诗句中包含了物候学、植物学以及爱情观等多方面内容,从中学生中朦胧的感情认识入手,对于草本植物以及木本植物的区别可以激发学生对于科技教育的兴趣。 在世界科技史上类似的内容也很多,例如如孟德尔发现豌豆的遗传规律、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沃森以及克里克创立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在讲伴性遗传病时,我们就可以向学生讲道尔顿在圣诞节时想给给母亲买长筒袜,从而最终发现色盲症这一伴性遗传病的故事,把相对枯燥的理论知识发现历程转化为趣味性较强的故事,这样学生听了之后便会想知道“色盲症”的发病原因,这样,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学习欲望就会更加强烈,也就更容易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继承优秀传统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关生态的优秀传统,例如“天地君亲师”虽然有明显的封建说教色彩,但是它在客观上对于人们生态保护意识树立、国家立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学生经常使用的“网开一面”、“以时入山林”等词语,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始的生态保护观形成以及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入手,调动学生积极性,为环境保护献言献策。 再如在中国的正史中,也有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明史・职官志》中就记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岁下诸司采捕:水课禽十八,兽十二;陆课兽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网罟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类似的资料我们可以联系“网开一面”等早期环保政策,强调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于环境保护的延续性,为学生理解贯彻国策方针提供帮助。 (三)科技史教育有利于高尚品德的塑造 德育教育是我国整体教育方针的中的基本组成部分,生物教育同样也不例外。在科技发展历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关的科学家爱国主义品质、良好道德风范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道德教育的良好素材;讲解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就能够使得学生明白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不平道路上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科学的顶峰,生物科学的发展凝结了众多科学家艰苦的劳动,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具体到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从诸多生物科学家的生平简介、重大成就及其影响入手,尤其是在生物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迹,重点突出在科学创造过程中的背景,体现了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将这些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在生物教学中运用起来。并且还可以在讲到一个科学家时,还可以把同期这方面研究和发展都系统地进行讲解,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构建知识框架,把握生物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 应该说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是广大科学家们在崎岖山路中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历史,是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一个个神秘现象被逐步破译的过程。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完善过程及背景,充分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并通过科学家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塑造学生的优秀品德是十分重要也是必要的。同时广大教育者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内容充分挖掘利用生物科学史实创设问题情境,增强教学效果。 (四)科技史教育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的具体方法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生物教学中进行科技史教育也可能会存在着主次不分、条理不清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扬长避短,最大限度的发挥科技史教育在生物教学中的长处呢?我们如果从内容选取上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入手。 科学史教育的内容去粗取精,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选取材料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第二、选取的内容应该具有教育价值应较高,并能给学生以多方面的启迪,避免为强调史而介绍史。 第三、削枝强干,使教材中的科学史线索明确不枝蔓、脉络清晰准确。 (五)小结 学习科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科学史作为一种珍贵的科学教育资源,其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介绍科学知识本身,还在于提供了学习使用这些知识产生的过程与背景。如果在科学课程中能将科学史知识全面有机地融入科学教学过程中,并将其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精神展现给学生,就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科学知识,学会科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深入理解科学的本质,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将科学史的内容融入到科学课程中,也就是将人文精神带入到了自然科学的领域。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相互补助,会有利于学生在将来的科学探索中形成正确的追求目标。所以,虽然是科学教育,但是使人文精神的渗透其中是不能被忽视的,通过科学史的教育可以架起被视为理性的理科教育与被视为感性的人文教育之间的桥梁。 中国科技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重大发展 摘 要:科学、技术、生产力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 关键词:历史;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创新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关性的历史演进 1.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这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也极低,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关系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 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关联”阶段 工业社会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 (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只有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原子能技术才得以产生;没有无线电电子学和数理逻辑的重要发展,就不会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与发展 1.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发展 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但他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认识也是明确的。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而奋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所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ZW(DY]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9.[ZW)]并号召向“向科学技术进军”和进行“伟大的技术革命”。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极为丰富、深刻和卓有成效。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ZW(DY]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ZW)]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3.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和提高。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实践和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高度重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思想,以此为基础结合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的科学论断和理论创新。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高度重视创新,把它视为民族之魂。“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ZW(DY].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0.[ZW)]他的科技创新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系统地思考了科技创新体系,把科技创新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都是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作用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往往会引起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从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事业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 记者从科技部获悉:近五年来,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举措,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我国科技事业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一,科技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科技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计2670亿元,比前五年增长一倍。全国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从509亿元增加到10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64%提高到1.1%,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央财政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知识创新工程等专项投入。科技投入成为国家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二,科技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基本解决。一是《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使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大量涌现。“龙芯”系列通用芯片研制成功,CPU方舟3号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使我国结束信息产品“无芯”的历史迈出了关键步伐;联想万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使我国超大规模计算机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比重达到65%,已经成为研究开发活动的主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一大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崛起。三是应用型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的研究开发新格局,使其创新能力和活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大幅度提高。四是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取得进展,确实需要国家支持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得到切实加强,一支稳定服务于社会公益型事业的精干科研队伍正在加速形成。五是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我国科技结构和力量布局更加趋于优化。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对学科结构、管理体制等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中国工程院在国家工程科技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高校科技事业发展迅速,在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园和基地建设以及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高校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地方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效显著,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在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外商创业投资发展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五年来,我国政府在国家高新区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以及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生物技术、光电技术、新材料等专业孵化器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我国53个国家高新区共有企业2.5万家,2002年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0%,1998年至2001年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5.2%,是全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速度的3倍。1999年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以来,政府共安排资金近30亿元,资助项目近3800个,平均资助强度75万元。 我国依托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初步建立了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支撑服务体系。现拥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460多家,数量居世界第二,在孵企业1.5万家,育成科技企业4000多家;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865家,服务企业近8万家,增加社会就业48万人;一大批充满活力的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超过10万家,总收入近1.9万亿,从业人员达650万人,增加了社会就业。我国政府积极推动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2001年风险投资额已达119亿元,投资项目超过1500个,促进了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此外,通过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结合国民经济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城市智能交通、高附加值船舶、绿色纺织技术、镁合金、稀土应用、汽车新材料、镍氢电池等应用开发与产业化,推动了相关领域的产品换代,使产品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近年来,程控交换机等大批高新技术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远大溴化锂直燃空调、地奥心血康等一批科技产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 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第四、加强原始性创新初见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度关注和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不断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环境,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1998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为12.2万件,2001年达到20.4万件。2002年,SCI、EI和ISTP三大国际科技检索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6.5万篇,国际论文数排序跃居世界第六。我国科学家在有机分子薄膜上实现了超高密度的信息存储;具有独创性的“量子避错码”和“量子概率克隆机”等研究,被国际权威专家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一批重要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新品种的诞生,使我国在人工晶体研究开发方面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此外,我国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和“神舟”号系列飞船发射等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前沿科研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超级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塔里木克拉2号、苏里格等大型油气田勘探、三次采油配套技术和先进钻井采油技术的开发应用等,使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对解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老油田稳产增产等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第五,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技术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农业领域,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奶业等专项,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农业领域科技攻关计划的实施,一批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成功,促进了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全面增产,丰富了优质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目前,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已超过40%。另外,通过节水农业、生态农业等项目的实施,使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共培育农作物新品种600余个,开发新产品近1000项,建立试验基地近2000个、示范点近5000个,为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工业领域,建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多家;五年共认定新产品7094项;积极推动制造业信息化,目前CAD技术已在29个省市、3000个企业得到应用和普及,CIMS技术已在20多个省市、10多个行业、200多家示范企业得到应用,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已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46个中心城市、近2000家企业推开;一批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克,解决了三峡、“西气东输”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高效连铸技术关键装备等一大批共性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和《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推动清洁能源汽车、洁净煤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应用;开展了水资源及其污染治理、工业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农业和工业节水、海水利用以及洪涝灾害减灾等科技攻关;针对城市大气污染、气象预报等开展了综合对策研究;开展了中药质量标准、新药创制、重大疾病诊断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六,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启动实施了“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通过积极推进人类基因组计划、全球环境变化计划、欧洲核子中心等双边、多边科技合作,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使我国科学家更多地走上国际科学舞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局面已经形成。 五年来,我国政府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6个国家签定了政府间合作协定;共加入了100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 目前,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港澳台专家已达44万人次,派出培训人员已达4万多人次,并且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兴办留学人员创业园、实施海外学子创业工程、举办大型海外学子创业周活动、设立海外学人基金和专项等,使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以每年平均13%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重点城市已经形成了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热潮。 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战略,支持技术与经济结合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使我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更加开放;推动各类高技术企业走向世界,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批准了10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对外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IBM等一大批世界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了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推进中美马里兰创业园和中俄、中新科技园等国外科技园建设。 目前,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已成功地纳入APEC合作和亚欧科技合作的倡议框架,丰富了国际科技合作的内容,并在推进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促进“南南合作”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科技史视野中的“同文馆之争” 摘要:通过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揭示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关键词:洋务运动;同文馆之争;技术管理;科学观 史学界对“同文馆之争”的原因、经过、性质等问题,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析,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争辩过程中洋务派提出的“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张少有论述。本文试从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一、从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体的扩大 在古代中国,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传承科学技术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中国历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对士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和“西学东渐”的序幕。作为“西学”重要内容的西方科学文明,开始传人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很快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共识。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学文明的器、技层面(即所谓“坚船利炮”和“长技”)。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在时人的言说中,工匠成为当然的引进西方器、技的群体。如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师夷长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人们渐渐认识到,“坚船利炮”和“长技”的背后隐藏着科学原理,而高深的科学原理却是中国工匠难以掌握的。 成书于1861年的《校邻庐抗议》(冯桂芬著),即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主张,标志着先进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已从器技层次进到学理层次”这里的“西学”是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以往论者所忽略的地方),冯桂芬还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素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冯桂芬指出,输、佳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普通工匠很难掌握精深的科学原理,而能够掌握科学原理的“聪明智巧之士”,却鄙薄体力劳动,不屑将之应用于生产实践。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冯桂芬在洋务运动的前夜,从理论上预料到了即将兴起的近代军工企业发展中的难题。 几乎与《校分庐抗议》问世同时,洋务派掀起了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创办军工工厂的浪潮。据统计,于1866年底“同文馆之争”发生前兴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有:1862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3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在生产实践中,洋务派果然遇到了冯桂芬所料到的困难: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就不能不去学习作为这些技术之基础的科学原理,但高深的科学原理又是工匠难以掌握的。1864年’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弹虽与外洋规模相等,其一切变化新奇之法窃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认识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劣势:“今之入局学造者,内地正匠耳。执何伐柯,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工匠科技素质的落后,造成军工企业生产的枪炮、弹药等很难达到西方先进水平。“愿为者不能为”的难题,成为洋务派实现自强理想的障碍,迫使洋务派拿出解决方案。如上所述,冯桂芬认为只有士人才具备掌握科学原理的智力条件。洋务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试图将士人引入学习西方科学的队伍。 二、“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漏洞 1866年12月,洋务官僚奕新奏请朝廷于同文馆中“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并建议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此举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官僚的反对,遂引发了一场围绕同文馆应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而展开的论争。这场论争被后世史家称为“同文馆之争”。在论战过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主张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它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理层面晚清国人有时称际西方科学为“理学”、“理科”“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范畴,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领悟(即所谓“格物穷理”),属于人的心智活动。奕新等人奏请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天文、算学,正是基于智力条件的考虑:“查天文、算术,义蕴精深,非夙知勤学用心之人,难以渐窥底蕴,与专习外洋语言文字之学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员“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洋务派还进一步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家“格致”之学的范围,认为“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这就对士人研习西方科学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能够在文化心理上减缓引进西学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一方面,洋务派为了吸引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一再强调“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体力劳动的心理。这对于消弭“能为者”(士人)的顾虑,进而解决“能为者不屑为”的难题,无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务派之所以选取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乃苦于“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人手”的现实,认为“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说,士人学有所成后,须用所学知识来攻克军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关以及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一按照冯桂芬的说法,就是“从受其法,以授众匠”。洋务派相信,“愿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识方面的指引,其“不能为”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论上不失为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逻辑思维E的误区和漏洞。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这套方案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给洋务运动带来消极影响。 首先,洋务派高估了士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方面的优势对引进西方科学的难度认识不足。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与西方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经史之学见长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学方面,并不如洋务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顽固派就曾敏锐地指出,“窃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细,本系专门之学,与策论等项不同。每有学问索优而不明历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词章,盖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数学必归于实测,聪明异用,难易攸分”。洋务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学习西方科学的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深受“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的华夏文明中心观的影响。而顽固派否认士人的优 势,并不能说明顽固派已经摆脱了华夏文明中心观的束缚。因为顽固派否认士人学习科学的优势,是为了论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较洋务派更为狭隘。 其次,洋务派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将西方科学形而上化,客观上规定和强化了士人以冥思、领悟的方法来学习西方科学。这种方法与西方科学注重实验和操作的实证方法背道而驰,却被广泛地应用到洋务学堂的科学教育中,最终严重限制了科学人才的培养。1896年,李端椠在总结三十年来洋务学堂办学经验的奏折中就指出,“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器图,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自无实用”。直到1897年,梁启超还强调用“触悟”的方式去学习西方科学:“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栋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洲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嗍。从深处说,这是“空谈性理”的传统文人心态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务派精心挑选的士人,将面临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学习西方科学,二是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但洋务派似乎始终忽略了一点:学习西学是一回事,指导工匠又是另一回事。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样是顽固派观察到了这一点。顽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员明其理,悉其源,将来造轮船时,势必引绳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纷纷探明江海水势浅深,教水手运用制敌之法,有如是之劳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认,顽固派确实看到了某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同文馆之争”还关涉到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引进科学的人呢才要素、技术管理等问题进行的论辩。而这正是以往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三、余论 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还有助于深刻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 洋务派用“理”、“事”这一组互为形上、形下的范畴,确立了科学对于技术的基础地位。需要指出,技术科学化、技术以科学为基础是近代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洋务派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表明他们的时代观察力是深刻的、敏锐的。但是科学对技术的基础作用,不能简单地归为科学直接地指导技术。很难想象基础自然科学(如洋务学堂开设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就能够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因为“自然科学规律仅仅指出解决技术问题的可能性,技术具体的发展方向、规律和速度主要取决于社会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需要以及资金、政策、人的素质等各个方面”。过分地强调科学对技术的指导意义,表面上看是对科学的推崇,实则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是工具主义的科学观了。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 [摘 要]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不相关到弱相关,再到相关联,最后到强相关的演进过程,阐明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立足于历史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关键词] 历史 科学技术 第一生产力 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倍受理论界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多认为,这一论述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邓小平同志这一伟大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这一论断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研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实践的相互关系,探讨科学技术是如何逐步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是极其必要的。 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智慧和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最美丽的花朵。科学(know-what)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体系;技术(know-how)则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所应用的知识的系统;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在自然界活动形成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三者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邓小平同志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大体经历了不相关、弱相关、相关联、强相关四个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正是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阶段。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当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极低。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初民靠采集和渔猎为生,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先民在采集和渔猎时,主要是靠天吃饭,智力作用是微弱的。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 在远古采集和渔猎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甚小。生产力系统与技术系统互不相关,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由于当时严酷的环境,劳动者非群集就无法生存,劳动资料又简陋,劳动对象的多寡就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应列在公式的首位。哪里的自然条件优越,哪里就聚集较多的人群,哪里的生产力水平就相对高一些。因此,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长江、黄河流域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阶段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基本上结束了一万多年迁徙不定的生活,步入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以金属农具为代表的全套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因此,在人们被分为不平等阶级或阶层的同时,科学和技术也就分割开了,科学受到窒息,技术也多被湮没在历史的青冢里。 尽管如此,技术仍然在生产力中显示了初步的作用。冶金、纺织、建筑等技术的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说,技术已构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非实体性要素。科学系统和生产力系统仍未产生直接联系。这时生产力公式中增加了新的内容,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技术。由于生产工具是以手工工具为主,其动力主要是人力、畜力,而劳动者的智力因素远远比不上体力因素的作用,劳动者在体力方面的差距又极为有限,所以劳动者的人数就成了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首要因素,劳动者也理所当然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列在公式之首。农业时代的统治者大都鼓励人们生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相关联”阶段 多少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是受生产―技术―科学这种传统的经验模式支配着,在盲目摸索中前进。在工业社会里,这一单向运行的模式遇到了挑战,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反方向运动,开始了先有科学实验再有技术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以19世纪中叶为界的工业社会的前期和中后期,这一情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工业社会初期。在农业社会时代,尽管“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因科学和技术长期被分割开来,只有技术是生产力。16世纪以后,以牛顿力学为首的科学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了科学与技术结合的时代,人类步入工业时代,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倾向,科学开始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蒸汽时代,科学与技术已初步结合,科技的生产力功能也表现出来,但从历史的发展看,这种关联性尚不十分明显。生产力可以象征性地表示为:生产力=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其中,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取代劳动者而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原因有二:一是在蒸汽机械为标志的大机器生产中,机器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生产过程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较大提高;二是因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还处在较低层次上,作用尚不十分明显。 2.工业社会中后期。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19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由落后技术和生产的局面一跃而处于领先地位,彻底摆脱了生产―技术―科学的传统模式的支配,使科学―技术―生产的新模式趋向明显增强,科学越来越起到推动和指导生产和技术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和直接的是电磁理论对生产和技术的影响,导致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使劳动者成为掌握了较高科技知识的劳动力,使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使具有高质量的足够数量的劳动对象的供应得以保证。总之,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理论源自实践,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新情况和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大发展了唯物史观。当然,这一思想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75年9月26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见解。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它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由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广西现代科技史研究 摘要:通过访谈调研,文章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广西在少数民族科技史、学科史等领域的研究历程,概括了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特色,同时也提出了促进广西科技史研究的一些举措。 关键词:广西;科技史;发展历程 广西最早涉及科技史研究的学者是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大学教授石兆棠(1909―,广西柳江人)先生。1938年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较长时间从事世界科技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将国外科技史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的工作,这些都凝结在1942年出版的《科学概论》1中。该书“以自然科学为经,以社会科学为纬”,1943年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评价该书为“一本用新观点来写的科学理论书”,该书是中国学者较早将国外科学技术按历史发展脉络介绍到中国的书籍之一,对当时广西乃至全国科技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科技史的研究曾一度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室升格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制定大型系统的研究计划2(P1)。广西也迎来了科技史研究的春天,并逐步建制化。 一、建制化 20世纪80年代后,广西的科技史研究逐渐形成了建制化、特色突出的两大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一)研究单位及概况 1.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85年,黄汉儒(1943―,广西忻城人)倡导成立了以挖掘整理、研究提高壮瑶等少数民族医药学为目的民族医药研究所。1986年至1992年的6年时间里,该所在广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及民族医药史料收集工作,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医学史料,并编撰了少数民族医学史书籍,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1993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作为该院的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研究基地之一,加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牌子。黄汉儒也因其在民族医药研究与实践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该研究所已成为集科研、临床、医疗、教学、办报、科技成果产品开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科研机构,承担和参加各级各类的科研课题近200项。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自治区乃至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198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由广西卫生厅厅长蓝芳馨陪同,在南宁西园饭店亲切接见和宴请黄汉儒和部分民族医药专家并留影纪念。1985年以来该所与广西中医学院合作招收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 2.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早在1983年,广西民族大学的前身广西民族学院,先后在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开设专门史,并在文科系部开设自然科学概论和科学技术简史课程。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成立,共有研究人员15人,万辅彬(1942―,安徽繁昌县人)担任研究室主任。 2000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依托该校民族学与社会科学学院民族学专业招收科技史硕士研究生,2002年,该研究室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科学技术史”硕士授权点并于2003年正式招生。2006年11月,研究室与广西民族大学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成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现有研究人员23人,有在校硕士研究生35人。目前受聘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并为研究生开设课程的知名学者,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和苏荣誉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李晓岑教授和广西大学梁国钊教授等。 该中心(包括其前身)20年来,在学科带头人万辅彬教授的带领下,将少数民族科技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包括南方民族技术史、科技考古与科技文化、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等。涉及南方少数民族的冶金铸造、农业技术、水利、造纸、建筑等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优势。现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科学史系形成一南一北两个主要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基地。并在教学、研究和社会咨询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几年曾多次应用跨文化的知识,参与世界银行投资项目社会评估、政府决策咨询、区域科技经济策划等研究,成效显著。研究室自创立以来,已承担了多个国家与省级项目以及其他横向课题,特别是2001年以来,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取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出版各类著作10多部、论文200多篇。 该研究中心与美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并主办和合作主办了五次国际学术会议。2005年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国科技史学会将该研究室作为中国有特色的八家科技史研究机构之一推荐给《科学时报》3。中心现正在积极筹备2007年第11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 3.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系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983年,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药史研究室从事医学史研究,黄汉儒任主任。1985年,该校的全国首批知名老中医班秀文教授、黄瑾明教授与黄汉儒等一起招收了第一届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在壮医药史研究室基础上,2003年广西中医学院获得了壮医史硕士点,与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壮医医院等单位联合招生,2005年4月正式成立壮医药系,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改名为壮医药学院。该学院是挖掘、整理、研究和继承壮医药优秀遗产及培养壮医药高级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基地,其中多数教师就是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进行壮医史研究的同时,也为今后壮医史研究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于1998年获得授予权。该点将科技史与科技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代表人物有梁国钊教授和蒙绍荣教授。 (二)研究刊物――《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年,兼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主编的万辅彬教授带领同事完成对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改版工作。将科技史和科技文化研究作为主打栏目,由知名科技史家担任主打栏目主持人,并以著名的科技史专家学者做封面人物,目前已介绍的专家有席泽宗院士、柯俊院士、李迪院士、吴文俊院士、朱清时院士、刘钝教授、刘广定教授、江晓原教授、张秉伦教授、何丙郁院士、杜石然教授、陈美东研究员等。该刊现已成为科技史界宣传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 的阵地,有关科技史的论文目录与摘要被国际科学史领域最权威的杂志ISIS(爱雪斯)收录,为全国乃至国际科技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被专家誉为“独树一帜”。该刊2004年获得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二等奖;2005年获得第五届广西优秀期刊;2006年被评为首届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这是广西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学报。 (三)学会民间研究组织 1.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1988年,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会上万辅彬教授被选为常务理事。会议还决定编纂《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从书(现已出版7卷)。出版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丛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是广西出版界第一次正式介入科技史研究。 1998年第四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出会的代表有美国、法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有正式代表83人,收到论文、论文提要70余篇,其中广西的论文有8篇。 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改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同年10月,在西昌举行的第五次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上进行了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工作,万辅彬教授被推选为理事长,蒙绍荣教授任秘书长,黄世杰任副秘书长。自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学院。 2.广西科技史学会。“广西科技史学会”成立大会,经万辅彬教授等人一年多的筹划,于1987年10月在广西区科技馆举行,大会有来自全区各高等院校、研究所及政府有关部门的84名代表参加。会议参加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57篇,专著4种。会上万辅彬被推选为学会会长。 广西科技史学会作为一个专业委员会现隶属于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万辅彬教授任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3.广西民族医药协会。1987年1月5日,在黄汉儒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黄汉儒任会长。该学会现有会员2000余人,主要吸纳民族医药与民族医药史专家和有关人士。学会成立至今共举行了12次全区学术研讨会,3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并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资料。 二、各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及所取得的成果 (一)少数民族科技史 1.铜鼓研究。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和广西博物馆联合成立了以万辅彬为组长的铜鼓研究课题组。他们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铜鼓取样进行矿料来源考证,首先在北流型铜鼓矿料来源的考证上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北流型铜鼓的铜矿料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这一结果在第二次早期金属国际会议上发表,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接着课题组又用实验证明灵山型铜鼓的铜矿料也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位研究生参与了万辅彬教授的课题,陆续弄清了各类铜鼓的矿料来源。最后确认最早期万家坝型铜鼓原料来源于滇池附近及滇西地区,从而否定了泰国、越南的观点,得出铜鼓发源于我国云南的结论。还理清了铜鼓传播线路,认为铜鼓是以云南(滇西)为起点,向东、北、南三个方面传播和发展的。李世红教授等通过考察发现广西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背有辐射状刻痕,刻痕作同心圆状排列,这种排列形状符合现代声学里所说的圆板振动模式,并发现北流型铜鼓的基频都调到浊黄钟(相当于低音1)。该项成果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被认为是该刊成立10周年来重要的有影响的文章之一。万辅彬教授与李世红教授还发现铜鼓分为公、母,从声学上看,其依据是基频的高低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在英国剑桥“第六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第一至第三届“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铜鼓与青铜文化国际会议”、“早期金属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科学通报》《物理》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转载。对铜鼓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并被认为填补了铜鼓研究的多项空白,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铜鼓研究课题组,至今已主持和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多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古代铜鼓研究通讯》上100多篇,其中部分成果已结集为《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北流型铜鼓探秘》等专著出版。铜鼓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反映,铜鼓研究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特别是冶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理交融的研究方法也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鉴于万辅彬教授在铜鼓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1992年10月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2.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技术史的活化石,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除了研究铜鼓的铸造工艺外,还涉猎了壮族、瑶族造纸及酿酒等方面的研究。韦丹芳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广西贡川壮族纱纸工艺的研究”就是诸多成果中的优秀代表,发表在2004年《中国科技史料》上,她的研究成果还有“融水县杆洞苗寨水碾调查”、“广西壮、瑶、汉民族传统造纸比较研究”等。目前该研究室的师生正与英国剑桥大学合作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濒危传统工艺进行调查研究,已有十几人投入到该项目的田野调查中,目前已对广西隆林苗族的蜡染工艺、广西三江侗族传统建筑工艺、钦州坭芯陶的传统工艺、壮族造纸传统工艺和瑶族草医草药进行了调查,这一合作项目将长期进行下去。2003年,万辅彬教授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研究,目前正在结题。 3.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1982年,广西第一位医学史硕士学位获得者黄汉儒毕业后回到广西中医学院工作,将目标锁定在对少数民族医药史料整理及建立系统理论上。但由于壮族、瑶族等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千百年来,大量历史积累下来的壮、瑶医秘方、验方、疗法散落民间,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这使得史料收集异常艰难。黄汉儒等人通过了大量田野调查,搜集、翻阅了数以百计的地方志、正史和野史,考察了绵延数百里的花山壁画、铜针、银针等民族史和医史文物;并将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运用在研究中,如1985年,广西文物考古队在武鸣县两座古墓中发现了两枚金属针灸用针,黄汉儒和他的研究生们对两枚针灸用针作了详细研究,发现了骆越民族2500年前使用的医疗用具。 黄汉儒等人历时6年,搜集到民族医药验方、秘方1万多条,民族医药手抄本、民族医药古籍及其他民族医药文物一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药物标本室和民族医药陈列馆,并对长期散居于民间的 5500位民族民间医生进行了造册登记,整理编撰了《壮族医药史》(1998年出版),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全国优秀民族图书一等奖,并被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医史专家蔡景峰誉为“壮族医药史上的里程碑”4。《壮族医药史》填补了壮医史上医药专著的空白。 此后,黄汉儒等人整理编撰的《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共收集了失散民间的民族药方几千条,是壮、瑶、苗等民族医学史的宝贵资料,并编纂了《中国壮医学》《中国瑶医学》等民族医药专著10多本,发表了数百篇关于壮、瑶医药的学术论文,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2002年,黄汉儒等人主持的“壮医理论的发掘整理与临床实验研究”顺利通过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等组织的权威专家委员会鉴定,壮医药从此可称为“壮医药学”,提高了壮医药的地位。 4.壮族科技史研究。2000年,在自治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覃尚文等30余名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壮族科技史课题组开始了《壮族科技史》的编写工作。历时2年多时间,《壮族科技史》一书于2003年出版。该书以研究壮族科技发展史为线索,贯穿了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多学科内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图文并茂,在地域处理上讲究古代与近代的结合,使古代的壮族先民与现代民族相互连接,相互印证。该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编撰的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第一部壮族科技史。我国著名的科技史家陈久金先生在《广西日报》评价道:“这样规模的专门论述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专著,到目前来说尚属首次。”4可见其价值和意义。 目前,编写《壮族科技史》的专家学者们正在为研究编写《广西科技史》而紧锣密鼓地工作着,这将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又一个大飞跃。 (二)学科史 1.骨伤科技术史研究。在广西医药史研究中另一个有突出贡献的是韦以宗教授,现任北京光明骨伤医院院长。 1974年2月,在广西平南县工作的韦以宗被派往广西医学院进修西医骨科。在这里,韦以宗对西医骨科学进行了系统的研习。韦以宗发现,虽然我国的中医骨科学历史悠久,但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缺乏,且大多零散地存在于其他学科著作中。韦以宗萌发了撰写一本关于中医骨科发展史的想法,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广西医学院、广西玉林医学情报所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对其中中医骨科学的内容进行了收集整理。1981年,他撰写的《中国骨科技术史》5终于完稿,两年后,时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的施杞先生慧眼识珠,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中国骨科技术史》得以出版。该书填补了骨科领域的空白。如今,这本书不但成为国内大中专院校的教材,还被翻译成日文,进入日本中医教育的课堂,促进了中医的国际交流。韦以宗凭借这一著作先后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出贡献知识分子奖、广西科技成果二等奖、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等奖励。《中国骨科技术史》一书的成功给韦以宗极大的鼓励,1988年他又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骨伤科教材《中国骨伤科学》610卷本。2001年、2003年,韦以宗主编的《中国骨伤科学辞典》7和《现代中医骨科学》8相继出版。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连续两天播出“韦以宗仁心铁骨”,介绍韦以宗发掘整理中医骨科学及中国骨科技术史的成就。 2.电磁学史研究 广西在物理学史方面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是宋德生(笔名宋佰谦),曾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8年,宋德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幸成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著名磁学家李国栋教授的弟子,西方电磁学发展史成了宋德生的研究方向。 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的第二年,宋德生被分配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工作,一方面负责电子工业部的“现代化电子工业发展模式研究”的课题,一方面从事电子工程史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通过多年对中外电磁学史的研究,宋德生对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战略策略有独到的见解,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 宋德生的处女作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技术史著作《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该书虽只有5万多字(走向未来图书系列之一),但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他在电磁学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是和其导师合著的《电磁学发展史》,该书是他在读硕期间阅读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外文文献积累的成果,该书1981年完成手写稿,1987年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关于静电学、静磁学、电力力学和经典电磁场论发展的科学史著作,是我国电磁学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该书出版后,全国有88所高校邀请宋德生做学术报告,北京大学一位资深的物理学教授给予的评价是“我为我们中国人能写出世界级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宋德生在电磁学史方面的研究紧紧围绕一个“电”字,分电磁学史和电子技术发展史两条主线。单在电磁学史方面他的论文就有200多篇。 (三)科学技术与社会 1.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属于科技战略与科技管理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科技史研究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把握企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以解决企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为目标,开展科技战略的宏观研究,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特点。 2003年,万辅彬教授带领研究生共14人,开始研究编写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技术进步发展史――《技术进步――企业发展的永恒的动力――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科技进步简史》(以下简称《动力》)一书,在教学与科研服务于社会方面作了有益的偿试。该书历时一年半时间里,六赴茂名石化,四易编写大纲,五易书稿,才完成了该书的编写工作。该书不仅记载了公司技术进步的历程,梳理了公司各阶段技术发展脉络,而且还总结了公司以技术带动整个企业发展的经验,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2005年该书正式出版,获得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高度评价,并认为是“献给茂名石化成立50周年的一份厚礼”。《科学时报》记者贺根生在《科学时报》2006年5月18日“科学・文化版”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不仅是第一部记载茂名石化科技进步的史书,也是迄今出版的首部中国企业科技史书,为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专门为一个企业技术进步立碑树传的专著,《动力》在我国却是第一本……它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为科技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9 企业技术进步发展研究可谓是给科技史研究开拓了又一片新的天地。 2.科技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属于科学文化研究范畴,科学文化研究是科技史研究的延伸,有助于进一步凸显科技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以科学发展与文化演进的互动为研究对象,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传播和整合。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万辅彬教授就和南开大学的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生田松等人倡导开展科技人类学(科学人类学)的研究。2002年,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南宁举办了中国首届科技人类学研讨会,到会的有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北京大学刘华杰副教授等许多著名专家。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万辅彬教授、秦红增教授和韦丹芳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科技人类学的论文,如万辅彬的《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秦红增的《天人合一:从神话到哲学的文化嬗变》,黄世杰的《揭开蛊毒之谜》等等。 (四)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科技重大事件往往是科技发展的里程碑。每当世界出现重大科技事件,梁国钊都会以特有的专业敏感性密切注意事态进展,从自己研究方向的视角给予理论思考,如超导热、克隆热、非典的出现都引起了他密切关注。其中关于超导热的《超导研究突破的方法论启示》,一发表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中对超导材料选取的哲学预言很快被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宏宝的实验证实。“非典”期间,梁教授密切注意非典病原探索的进展,并适时组织了《论钟南山精神》、《非典病原发现的方法论反思》、《非典病原探索中假说方法运用的反思》3篇论文,分别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医学与哲学》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连同《浅析日本“诺贝尔奖计划”的可行性》、《从结构方法学到面向对象方法学》一起5篇论文,一年内在科技哲学全国四大专业杂志发表,这在广西科技哲学界处领先地位,在全国科技哲学界也不多见。 现代科技重要人物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现代科技舞台的主角,研究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梁教授第一篇专门研究重要科技人物的论文《爱迪生科学方法研究的特点》发表在《学术论坛》上,迅即被多杂志转载。其专著《科研与道德》是国内出版最早的科学道德方面的著作之一,而《失败的科学》则作为国内第一本从方法论视角系统研究科学失败的案例式专著。 梁国钊教授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著述约170万字,包括5本著作(其中1本2人合著)。论文约70篇,科普文章120余篇。这些著述有18篇(部)被《新华文摘》等7家报刊转载、索引。 从事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研究的还有广西大学物理系的阳兆祥教授,他的论文如《爱因斯坦与马赫》《牛顿的绝对空间的再认识》等都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1992年,阳兆祥教授负责组织了该年在广西大学逸夫楼举行的“纪念德布罗意诞辰暨量子物理史学术讨论会”。 (五)其他 广西民族学院的李瑶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科技史研究。她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科技史学的第一人,曾先后师从教育家陈鹤琴、史学家扬荣国等先生。其著作《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问世后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她的科学史方面论文涉及了教育、天文、医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如《珍重先进成果正视落后原因――中国古代科技教育初探》系列文章等20余篇。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容志毅教授师从姜生教授从事中国道教文化史研究,主攻道教科技史。完成国内外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4项,出版道教史专业著作4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 1987年,原广西科协副主席王铭洛等人进行了陶瓷科技史方面研究,发表了论文《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殷商“白陶”的科学探讨》,该成果1988年获自治区科协优秀论文奖;郑连第等人还对广西的灵渠进行过较详细的研究,1986年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广西大学的罗汉军对中国建筑史研究有较深造诣,曾在《中华建筑》上发表《中国建筑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995年第2期)等多篇论文。 另外,蒙绍荣教授的科技史方面代表作《历史上的炼丹术》获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并于1996年被评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4月与人合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晋卷》列入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课题。 三、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与特色 (一)经验 回顾60多年来广西科技史研究发展历程,广西科技史研究人员由少到多,研究方向由一元到多元,研究范围由区内到国内再到世界,研究成果不断,在国内外同行中影响日渐增大。其经验可概括为: 1.科技史研究者重视打实打牢基本功。科技史家杜石然提出搞科技史研究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西科技史研究成果突出的学者,如梁国钊、万辅彬、宋德生和黄汉儒等,虽多是理科出身,但正是因为他们读书破万卷,在文科方面有深厚的功底,科研时坚持文理兼融,所以,在多个领域研究都取得可喜成果。另外,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交叉点上寻找生长点,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等,也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经验。 2.紧紧抓住少数民族地区特色选题开展研究,并不断推陈出新。如黄汉儒的医史研究,从壮族医学史研究发展到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医学史研究;万辅彬教授从早期的铜鼓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再发展到如今的科技管理与科技战略、科技考古、传统文化研究等,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抓住了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的基础上,不嚼“别人嚼过的馒头”,推陈出新,从而开拓新的领域。 (二)研究方法特色 1.注重田野调查 由于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瑶族等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故千百年来,这些民族的“科技史料”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而主要以传统工艺、民间传说和口碑史形式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第一手资料往往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得,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开展的少数民族医药资料挖掘整理工作,资料的重要来源就是田野调查;广西民族大学进行的科技史研究,田野调查是重要的方法。像铜鼓研究、《贡川壮族纱纸制造传统工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和《壮族医学史》等等研究都得益于田野调查。 2.注重科技考古 黄汉儒等人开展的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运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手段。万辅彬教授领导的极有地域特色的铜鼓研究,运用金相分析、频谱分析、同位素分析等一系列现代科学实验手段,对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进行二次信息提取,揭示了其技术奥妙和科学内涵,并先后在《科学通报》《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核心期刊,这都是运用科技考古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3.注重与人类学结合 人类学在地方性知识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积累,很多方法值得借鉴,如壮族医学史研究、瑶族巫医与草医研究、南方巫蛊的科技人类学考察等,都是科技史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四、建 议 推进广西科技史研究深入发展,除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外,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应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 不断进行交流总结,是科学创新精神得以永续不衰的保证。如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该实验室能培养出11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其经验就是该实验室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倡导自由的学术氛围下,频繁进行学术交流和问题讨论。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在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积极活动下,广西科技史研究异常活跃,参加研究的人数多,人员覆盖面广,从而培养了许多广西今天的科技史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如侯德彭、万辅彬、梁国钊等等。如今,虽然研究会还在,但各种活动却相对少了很多。所以,应重新发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作用,以它为纽带,推动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并交流经验,鼓舞斗志、相互启发、共同发展。 (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一是组织一支热爱科技史的多学科青年队伍,在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尽快成长起来;二是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优秀的本科生是研究生良好的生源保障,优秀的研究生为研究工作的开始创造有利的条件。三是提倡业余和兼职研究并重。 (三)建立科技史图书档案馆 档案馆可以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众多的图书资料,还可收集广西濒危的传统工艺品、档案资料、民俗民歌、古籍和仪器等,另外也可以收集著名科学家的手稿、书信等。这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技史论文:经国以自强为本教育以人才为先武汉大学:自强 弘毅 求是 拓新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让我们看看武昌起义前后,湖北自强学堂向武汉大学的转变历程。 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朝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这座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4门,重视科技教育。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1896年,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自强学堂是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建立的一所新式科技工矿学校。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方言学堂因教育经费紧张被迫暂停办学。此后湖北时局动荡,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迅速灭亡,方言学堂无法立即复校,办学中断。 1913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规划在全国设立6所高等师范学校,决定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汉大学,下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929年2月,法学家王世杰成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位正式校长。他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能满足于现有的4大学院,提出要把学校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的万人大学。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l期工程正式开工。1932年3月,学校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1934年武汉大学由于体育成绩显著曾受到民国教育部表扬并通令全国大专院校,授予时任体育、卫生主任为教会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体育教学方案执行人。1935年,学校开办研究生教育。1936年,学校成立农学院,从而发展成为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2个研究所的综合大学。 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统一进行招生考试,从而跻身“民国五大名校”。同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发动“七七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此后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占领,武汉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共两党大量政治军事人士云集珞珈山校园指挥对日抗战。1938年,因日军攻打华中地区,国立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四川乐山继续办学,农学院并入国立中央大学。武汉沦陷后,日军将武大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复校委员会,1946年10月,学校迁回武昌珞珈山,恢复农学院。1947年,学校设立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21个系8个研究所。国立武汉大学是武大百年历史中办学质量最高、国际影响最大的阶段,至今仍无法被超越。 1950年,武大副校长吴于廑教授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以《学大汉武立国》为题,作精彩讲演,使师生员工深受鼓舞。“学大汉,武立国”从此名满天下。武汉大学的理工科也一直有着优秀的传统。 1993年,自强学堂建校100周年之际,校务委员会审议决定,武汉大学新校训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自强”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自尊自重,不断自力图强,奋发向上。武汉大学前身为“自强学堂”,其名也取此意。 “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意谓抱负远大,坚强刚毅。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校训“明诚弘毅”就含此一词。 用“自强”、“弘毅”,既概括了上述含义,又体现了武汉大学的历史纵深与校风延续。 “求是”即为探索规律,追求真理。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拓新”,意为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概言之,武汉大学新校训的整体含义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树立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积极奉献的伟大志向,以坚毅刚强的品格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绩,办好社会主义的武汉大学,不断为国家作出新贡献。 目前,在科技教育方面,武汉大学积极利用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方式,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共同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平台,联合创办了7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学校还参与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在南北极科学考察、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科技攻关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马协型、红莲型杂交稻,高频地波监测雷达,GPS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高性能混合动力电池等应用型科技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则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积极探索关系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智力支持。大型汉语工具书《故训汇纂》、译著《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学术专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等成为新时期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积极探索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自1893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至今已经历了118个春秋,这悠长的历史纵观全国高校也难有几个能匹敌。这些年岁中有进步、有失败、有革命,更有发展,武大人心中那厚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常常是其他大学的人无法拥有的,而闻名遐迩的珞珈山校园中随处散发的文化底蕴更仿佛是自然天成。 百年名校,人文荟萃;珞珈山下,卷帙飘香。值得特别一提的是,600多万册馆藏图书,居全国高校第2位。曾在武大任教的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是当时吸引他来到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科技史论文:十七大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带来历史机遇 2007年10月31日下午,科技部三里河机关火炬中心会议室。北京用友软件集团、北京启明星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微点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华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等10余家民营企业代表与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们共聚一堂,共话“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科技日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与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共同承办。 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振堂主持。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长韩德乾在会上指出:“民营企业要把十七大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以十七大精神为动力,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创建美好明天。”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汤东宁介绍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和心得体会,他认为,学习十七大要明确十七大有哪些新观点、新思想、新主张、新任务。 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张序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七大召开是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意义非常重大。主要体现在:第一,十七大是一次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意志的会议,确定了今后党和国家路线。第二,十七大准确指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审时度势做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同时,明确了奋斗目标: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三,十七大把科、教、文、卫明确提出,并将科技与经济紧密联系一起,提出科技是国家战略核心,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以科技为支撑。 针对民营企业发展,张序国指出:十七大完善了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民营企业迎来大好发展机遇。张序国指出:“民营企业应做好思想准备,把握十七大机遇,认真理解十七大精神,为进一步谋划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做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品牌。”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习委员会主任彭树堂说,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自己很有感触:民营科技企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成果。改革开放30年,民营科技企业这条路是科技工作者探索出来的,是科技知识分子的一个创举!” 在聆听各领导谈话后,企业代表根据自身体会和企业实际情况讲述了各自看法。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赵武进书记说,自十七大召开以来,公司员工都在关注十七大、学习十七大。此间,员工受到很多教育和鼓舞。为了贯彻十七大精神,企业将加大力度搞自主创新,在自己强大同时不忘回报社会。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感言道,民营企业发展真正敢上了好时代,国家给予了自主创新战略性高度,这给了我们民营企业发展机遇,民营企业的创业、生存、成长之道,就是自主创新。但是,民营企业发展着实有很多困难,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呵护,需要好的创新环境和成长空间,呼吁国家能够在这方面给与更多支持。这引起了与会企业代表共鸣。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十七大给了民营科技企业以历史性机遇。现在正是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黄金时期,民营科技企业应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握机遇,继续担当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自己贡献。 史家小学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享誉全国的京城名校。1991年,学校明确提出了“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明天”的指导思想和“三全三爱三服务”的办学宗旨。1992年,卓立校长确定以“和谐教育”为学校的办学理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屡经修缮改造,以“绿色校园,科技校园、艺术校园,和谐校园”为指导理念的现代化史家小学新校舍于2005年5月8日建成,学校在原有基础上迈上了新的台阶。 近些年,学校先后被评为东城区以及北京市中小学校园环境示范校,东城区科技示范校,市级德育先进校、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外事工作先进单位、教育科学研究先进学校、少先队工作特色校,先进教工之家、小学学生营养工作好单位,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评优成果突出校。学校少先队大队获市“星星火炬”奖。同时史家小学还成为中国最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成员之一。 这是一所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无论在艺术、体育还是科技方面,学校师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6年3月,中国科协与史家小学共同投资建设的一个试验项目――史家小学科学教育资源中心成立。资源中心的主体为学校科技馆,由科技馆主馆、科技长廊、创新工作室、木工房以及三个科技教室组成,它不仅为史家小学及周边社区青少年提供免费科学实践的机会,更为学校的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多年来,学校坚持将科技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朱一帆同学设计的夹心肥皂,曾获得北京市优秀发明奖。刘岸同学发明的刻度毛衣针,获得了第八届北京市发明展览铜牌,并获得国家专利。石天旭同学设计的新型饮料瓶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异想天开》栏目播出。潘丹琳同学发明的防“非典”游戏棋和讲卫生好习惯游戏棋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30分》《东方时空》《大风车》等栏目报道;她于2006年5月发明的奥运礼仪棋获得了第五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银奖;在《中国少年报》《北京晚报》《中国科技奖励》杂志和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拍摄的《小小少年的发明故事》中,分别刊登和报道了她的事迹。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伟大祖国即将迎来60华诞之际,在国际天文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史家小学的师生们充分发挥聪明智慧,在天文科学知识普及和创造发明活动中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绩,为学校的70周年大庆献上了一份厚礼。在张培华老师的辅导下,刘健庭同学发明的绿激光寻星仪获得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金雨晴,李珏菲发明的新型光路演示箱获得了二等奖,刘听睿,吴惠琳、李昕钰发明的夜光书在北京市中小学生天文观测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师生申报了5项国家专利,另有4项发明正在设计之中。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型教师,史家小学拥有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的科技教师队伍。孙雷老师不仅在模型制作方面是个行家,在发明创造中也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发明的书包曾获得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金奖。张培华老师不仅在天文科普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创新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辅导的学生频频获奖,获得专利,他本人也拥有多项专利,曾获得香港国际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 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翻译史上的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之比较 摘 要:从明末清初至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即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它们在翻译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在延续时间、译者队伍、著述情况及翻译主张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科技翻译 西学翻译 相同点 不同点 1.引言 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会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由此引发起科技翻译高潮,被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有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及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与这次科技翻译高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向西方探求真理,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掀起了西学翻译即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我国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与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略谈两者的相似点,着重讨论两次翻译活动在延续时间、翻译形式、著述情况、翻译主张、翻译影响和意义方面的不同之处。 2.两次翻译高潮的相同点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前的西学翻译都采用过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在科技翻译时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了“中西合译”之先河,熊三拔、汤若望皆仿效此法与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陆续译出一些西方典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翻译高潮前期,不审西文的中国士大夫与粗通中文的来华传教士也使用了中西合译的译书之法,他们中比较有名的是英国的伟烈亚力、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鸦片战争以后 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著问世。 3.两次翻译高潮的不同点 中国翻译史上第二、三次翻译高潮由于涉及不同的翻译实践,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 从延续时间上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将近一二百年的时间。而西学翻译活动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止于1919年前夕,持续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 两次高潮的译者队伍也存在很大差异。科技翻译时期,在我国从事翻译的主要是外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罗明坚、熊三拔,西班牙的庞迪我和日耳曼的邓玉涵、汤若望等以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冯应京、李天经等。西学翻译时期译者队伍比前一时期得到壮大。冯桂芬把翻译工作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著名的翻译评论家马建忠主张振兴翻译事业以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在当时的维新派领袖人物中较早地译介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严复被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学贯中西,首倡翻译标准,一生译著颇丰,是近代卓越的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林纾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他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P91-92)康有为赞之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从著述情况来看,明末清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共译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30种左右,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译著就多达75部。[2](P447-448)从学科上来说,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科学的中心。“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耶稣会士翻译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徐光启共译历书一百几十余册。这一时期的典型译著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等。在西学翻译时期,国人主译或国人与国人合译作品大大增加。严复独自完成了11部译著,其中他所译《天演论》、《原富》等“八大名著”最为有名。林纾一生翻译的西洋小说约有180余种,共一千数百万字,是其他译者无可企及的。[3](P120-121)林纾的代表译著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录》、《伊索语言》等。 从译论发展情况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家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在一些著述中所阐述的对翻译的看法却极具创造性。徐光启强调求知,求真理,和抓重点,抓“急需”。他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主张“借我华言,翻出西义”并指出“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闻胜己,四也。”杨廷筠指出了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急迫性,“……而我华人,又鲜肯虚心参究与其功力者。所以后先数辈,率皆赍志以殁,而学不尽传。”王徵提出了翻译资用思想,并指出在翻译材料选择上,应重“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时期,则在我国的翻译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马建忠提出“善译”说,指出译文应“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他还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道:“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议之理;三曰,养能译之才。”“三义”论从译材选择,译名统一及译才培养三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理论论述,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明确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4](P65-71)他还提出了“达旨”或“译述”的翻译方法并主张重视“译才”。林纾主张“存旨”,要求翻译达到“神会、步境、怡神”境界。他 强调指出,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5](P48-51) 4.结语 明末清初进行的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宝贵的翻译理论财富。从鸦片战争至前的西学翻译时期,中国的翻译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翻译论争非常激烈,翻译理论精彩纷呈,取得重大发展。总的说来,两次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需要把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课堂教学在中学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对学生进行科技教育的主阵地,历史教学在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探讨: 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科技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对科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机械的传授只会使学生静态、被动地吸收知识,变成科技知识的“存储器”,而不是科技观念的传承者和科技意识的实践者。只有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和直接经验,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对科技正确的价值观。 在七年级下册《科学技术(上)》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将课后的思考题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引用大量的资料,仔细分析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详实地论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帮助学生树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观。 二、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养的培养首先取决于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掌握程度。现有的历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史内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各种手段,在课堂上营造出浓厚的求知氛围,激发学生对科技的持续兴趣,进而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学生领略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从而提高对科技知识的理解能力,这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体现。 如在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课中的“詹天佑与京张铁路”一目时,教师上课时用预先制作好的青龙桥地段的复杂地形模型,给学生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请他们提出减缓坡度的方法,并根据当时的条件选择最佳方案。同学们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由于是亲自动手实践得出的结论,印象就特别深刻,物理学上的力学等概念也显得容易理解了。通过动手实践,学生领悟到科技需要学习,更需要创造的道理。 三、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探究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探究者。而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新课标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的基础是探究,没有探究就不可能有创新。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为了人类的光明,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究、失败、再探究,终于发明了电灯。科技探究是新课标的灵魂,科技探究能力是在学生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教学中,教师必须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体验科技探究过程的曲折和乐趣,学习科技方法,发展科技探究所需的能力并增进对科技探究的理解。在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时应注意通过各种教学资源,以保证活动的落实,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究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经历科技探究过程,使学生在不断的活动中,学会科技探究,在探究中提高自己的科技素养。 四、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实践能力 同志曾经说过:“实践出真知”,自然界丰富多彩、奥妙无穷,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面对教师苍白的讲解和书本的文字,对历史学科就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不可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因此,教学必须注重它的实践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走进大自然这一魅力无穷的殿堂。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实践活动。如在讲到“改革开放”时,指导学生调查了解自己家庭或家乡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化。或问自己的父母长辈,或走访乡镇企业,或看城镇街道楼房的日新月异,或了解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学生自己去感受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写成历史小论文或调查报告,最后组织学生把各自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实践活动能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往合作能力,使学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学科在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中的广泛作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科技研究的方法,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通过历史课堂的科技教育,提高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养成科技思维的习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科技价值观,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寓科技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以积极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他人和自己,同时以科学家的敬业精神鞭策他们,增强学生迎接挑战的能力。 (作者单位 江苏省沭阳县怀文中学)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创新及会计理论发展:历史轨迹与基本影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客观规律和物质世界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造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并由此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自十六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就与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管理思想和方法推陈出新,会计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也在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后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本文沿着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结合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分析科学技术创新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并从成本管理会计的视角系统地阐述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重大影响。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 (一)近代两次技术革命及其影响 ―是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十八世纪60年代,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革命的中心在英国和意大利。这次技术革命揭开其序幕的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而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1712年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使热能转变成为机械能。后经瓦特的改进和创新,在1765年首创单动式蒸汽机和在1782年制成双动式蒸汽机,并能够驱动机器直接进行生产。其大大推动了纺织、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交通运输工具实现蒸汽动力化,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也正是从新兴的纺织业开始并于1830年达到高潮,到十九世纪60、70年代,美、法、德等国也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将社会生产推进到机器时代。二是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70年代,主要标志是以电机为代表的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1866年,号称近代德国科技之父的西门子,以电磁铁制成了发电机,为电器工程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1866年电机发明并在1875年前后用于工业生产,大大改变了动力设备和生产过程,随后又解决了远距离输电问题,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条件的限制。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机、电话和电灯这三大发明在美国兴起了一场电力技术革命。188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实现了电力技术产业化,完善了欧洲的钢铁、化工和电力三大技术,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也完成和发展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人类历史跨进了以电作为动力、照明、通讯生产的“电气时代”,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张,并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发生了飞跃。 (二)现代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40年代,是以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首先发生于美国,其后发展至欧洲及世界各地,世界科技的中心转向美国,美国开始领导世界科技的潮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又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发生了原子物理学的革命,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揭开了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并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开始了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给人类带来了生产自动化、科学实验自动化、信息自动化,生产效率成倍增长。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空间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式。第三次技术革命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它不仅显著地改变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而且改变着社会阶级状况和国家关系,为战后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第一产业急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 二、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影响 (一)新科技革命的概况与基本特点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学革命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在以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横向科学、综合科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下,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信息科技(IT)革命(有人称其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于二十世纪70年代兴起,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后得到发展。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九大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新能源新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环保技术。新科技革命的特点表现在:一是规模大、范围广。这次新科技革命在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和生产技术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整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科学揭示了自然界更深、更广、更久远的层次和各种极限状态下的物质运动规律;另一方面,系统科学与生命科学正逐步阐明与人类关系更密切的各类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律。三是综合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基础自然科学新成果为先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技术体系中的领导者。各门类技术相互渗透与促进,并在某些技术领域围绕一个大问题或大目标的解决与实现而形成庞大的综合性技术群。四是科学对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指导了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过程大大缩短,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如果说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工业化社会,那么这次新科技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即信息社会。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的趋势大大加强。 (二)新科技革命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出现了高度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一方面科学的分支越来越多且细;另一方面,在各个学科之间又出现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些学科的产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产技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迅速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对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交错点进行研究,在两门以上学科的结合上成长起来的学科。它们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外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使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揭示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二是综合学科。综合学科是以特定的物质世界的客体为对象,采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之进行研究的学科。例如:计算机科学、空间科学、环境科学和材料科学等,它们都是原有学科在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的基础上又产生的一批综合性学科。这标志着现代科学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反映了人们希望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三是横断科学。它不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某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为对象,而是以许多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的某一个特定的共同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其研究对象覆盖各门学科的横断面,带有方法论的性质。例如: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老三论”)与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新三论”)等。“三论”所代表的新兴基础科学不同于以往的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对象是许多物质运动形态和过程中某一共同的侧面,即从不同侧面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三、科技创新对会计科学体系发展及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一)科技创新对近现代会计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是近代会计。会计之所以能从古代会计跃进到近代会计阶段,科技进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要求改进和提高记账方法。1494年,卢卡・巴其阿勒《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的出版被认为是近代会计开始的里程碑。但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仍比较缓慢,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才有了较大地发展。特别是适应大生产需要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引起了会计服务对象和内容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业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社会化和激烈的竞争要求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核心是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随着泰罗制的广泛应用,“会计如何为提高企业的生产和工作效率服务”的问题产生。作为初步尝试,一些与此相联系的方法开始引进人到会计中来,如“标准人工成本”及其延伸出的“标准材料成本”、“标准制造费用”和“成本差异”等。1919年美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成立,推动着标准成本会计突飞猛进。这一时期,会计方法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比较成熟,而成本会计的产生也被认为是会计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二是现代会计。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分离。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战后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生产力迅速提高;资本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日趋扩大,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经营更趋复杂。特别是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很快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外部利益人”所有者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同时,为适应企业内部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的需要,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直接冲击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而代之以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功应用,为现代管理会计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早期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拓展了会计的管理职能,即从解释过去转为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基于管理当局的对内部会计信息的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地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独立的领域。二十世纪60年代,管理会计的各种专门方法和基本体系初步确定,现代管理会计的出现是近代会计发展为现代会计的重要标志。会计新学科的出现。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信息技术特别是Intemet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更是使人类跨入到信息时代。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也必须融入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中,以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所以会计呈现出新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国际会计的产生发展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会计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电算化会计,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促进电算化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电子商务会计,电子商务作为商品贸易形式中的新兴方式,已逐渐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它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空间限制,使企业与消费者、合作伙伴及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得到极大的增强,大大加速了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作为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及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科技创新对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簿记完成了向近代会计的历史跨越,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那么,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现代会计学科体系,而新的科技革命则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我国学者王开田指出,会计管理范式的创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会计假设虚拟化与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会计假设虚拟化。会计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之间相互渗透,很难分清会计主体的边界,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主体假设已不复存在,相应地持续经营与分期核算假设也就失去了基础。二是会计程序及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会计程序的创新。由于会计假设的动摇,传统“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的会计行为程序已不再适用,而是改为事件驱动方式(Event Driven),即平时只是将原始信息分类输入数据库中,把信息使用者所需信息按其动机分类,并按分类设计程序。当使用者需要某种信息时,使用不同的事件程序,就可获得不同的信息,实现会计信息的及时组合。三是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传统的现金制和权责发生制已经不适应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金流动制的确认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全面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损益状况,又能反映现金流量、存量、流向和流速以及企业的偿付能力和应变能力,能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客观的信息并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此基础上,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也必然更广泛使用。四是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信息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因而无形资产或虚拟资产已经成为会计反映的主要对象。五是会计规范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社会中,会计规范标准有逐步趋同的趋势,逐步趋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应该成为全球会计规范的准绳。六是会计报表的创新。会计报表格式上多样化,项目编制上按会计要素创新能力和获取知识能力、信誉度进行排列,体现会计要素的质的区别;内容上不仅反映有形资产、历史成本信息、财务信息,还应反映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方式上即采用适时报告、互动式按需报告和报告的无纸化。 四、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影响:以成本管理会计为例 (一)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及其对成本管理会计的冲击科技创新与发展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具体体现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是由各计算机功能软件集合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电脑辅助工程(CAE)、弹性制造系统(FMS)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多个系统,将“人”、“设备”、“信息”汇成一个协同的整体,以实现生产自动化、弹性化,达到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和灵活生产的目的。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弹性 化适应了市场消费的个体化;企业中对信息系统特别是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要求更高;使企业生产高度自动化,大量需求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也要重组,改变以往的部门而以作业组(Work Team)为中心组织。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发展使成本管理受到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成本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在新制造环境下,成本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变化,电脑辅助生产系统使得人工成本比重大大降低。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以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另外,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也会大幅增加。二是成本控制与管理困难,控制方法发生变化。传统成本管理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变化。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为获得有利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宗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库存积压等。因此,成本控制方法将发生变化。例如:成本控制中心由各责任中心变为作业组;作业成本法得到应用等。 (二)科技创新引发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创新及其带给成本管理会计的新技术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就源于企业制造环境的变化以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成本管理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一是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asting,ABC)与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作业成本计算是指以作业为间接费用归集对象,通过资源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资源费用到作业上,再通过作业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作业成本到产品或顾客上去的间接费用分配方法。作业成本计算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制造费用的分配上,它克服了单纯以直接人工成本等标准分配制造费用的局限性,按引起制造费用发生的各种成本动因将间接费用和辅助成本更准确的分配到作业、生产过程、产品、服务及顾客中。因此,ABC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作业基础管理就是利用作业成本计算所提供的信息,将成本管理的起点和核心由“产品”转移到“作业”层次的一种管理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求、实现投资者报酬价值最大化而运行的一系列有密切联系的作业的集合体,企业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而资源消耗的同时又是价值的积累过程,即价值从一个作业转移到下一个作业,最后全部累积到最终的产品或劳务―全部作业的集合也是全部价值的集合。因此,作业链又表现为价值链。从购买产品或接受劳务的顾客那里收回的价值,形成企业实现的收入,收入补偿完成各有关作业所消耗资源价值总和后的差额,即为企业利润。作业成本管理要求成本管理深入到每一作业,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防止资源的消费,最大限度地提高从顾客那里回收的价值,以实现预定的经营目标。它将企业的工作流程视为一系列作业的集合,根据市场的需求,以顾客订单为起点,从后向前确定相关作业,核定作业消耗量、作业成本,揭示成本动因,进行成本动因管理、作业管理,以提高作业运行效率,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 二是适时制(Just In Time System,JIT)与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 Management,TQM)。JIT是一种严格的需求带动生产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紧密协调配合,原材料、零部件、产成品要保质、保量并适时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销售)环节。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等各类存货保持在最低水平,尽可能实现“零存货”,以降低存货成本。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即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TQM是二十世纪60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和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是一项通过多种政策和实务确保产品或服务超过顾客期望的技术,包括提高产品功能、可靠性、耐用性和服务性。成本管理被用来分析不同设计的成本后果、质量和提高质量的各个方面,包括停产、生产缺陷、浪费的人工和原料、服务电话的数量、顾客抱怨的性质、质量担保成本和产品召回。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从而建立品牌忠诚度并帮助企业更快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三是是目标成本法(Target Costing)与生命周期成本法(Life-cycle costing)。目标成本法是从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直接产生的一种方法,它以给定的竞争价格为基础决定产品的成本,以保证实现预期的利润。即以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和企业目标利润倒推出目标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法是估计和累计产品或设备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方法和程序。这里的“生命周期成本”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只是从产品和生产企业角度看成本问题,即所谓生产者成本,而进一步拓展到同时从产品的使用者视野看成本问题,即使用者成本。也就是说,生命周期成本识别的是一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到产成品的配送及服务的全部步骤),而传统的成本仅仅关注第三个步骤生产成本。 四是标杆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又称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日文为Kaizen)。所谓标杆(或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标杆管理是一个过程,企业通过它识别关键成功因素,研究其他企业(或企业内其他部门)的最佳实践,然后实行改进措施以追赶或打败竞争对手。Kaizen具有“持续不断改进”之意,持续改进是一种管理技术,起源于日本生产商对质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持续改进常与标杆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联系起来。它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持续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基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Kaizen成本计算是指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而致力于现有产品的制造阶段逐步降低成本。为此,经理人员和管理会计师必须深刻洞察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改进的潜力,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使生产经营经常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中。 五是企业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与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BPR是一种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企业按客户的需求对现有经营过程进行思考和再设计,重新组织其生产与管理职能,利用新的制造、信息技术及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打破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建立全新的过程型组织结构。在全球竞争压力激增的情况下,许多企业都视流 程再造为降低管理生产成本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对企业战略竞争优势的再思考,而成本管理通过提供相关的信息支持流程再造实施。与科技创新与发展历程相联系。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经历了从MRP、MRPⅡ到ERP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MPR主要对制造环节中的物流进行管理,使企业达到“既要保证生产又要控制库存”的目的;而MRPⅡ则集成了物流和资金流,将人、财、物,时间等各种资源进行周密计划,合理利用,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MRPⅡ主要面向企业内部资源计划管理的思想逐步发展为怎样有效利用和管理整体资源的管理思想,ERP随之产生。ERP在功能和技术上超越了传统的MRPⅡ,它是以顾客驱动的、基于时间的、面向整个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资源计划,将供应链、企业业务流程和信息流程都囊括其中。ERP的核心管理思想就是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将设计、制造、销售、运输通过集成进行各种相关的作业,为企业提供了对质量、适应变化、客户满意等关键问题的实时分析能力,是实现制造企业整体效益的有效模式。也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了工具,将财务和成本管理纳入到系统中来,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预测、计划、决策、控制、分析与考核,并进行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六是约束理论(Theory 0f Constraints,TOC)。约束理论是帮助企业有效改进“周期(cycle time)”即原材料转换为产成品所需要的时间的一种战略技术。根据TOC,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其发展,约束理论可以识别并消除这些瓶颈。约束理论把企业看成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约束理论认为产品开发、配送和生产的速度是最重要的。约束理论使得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在企业的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以求得总体效益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七是大规模定制(MassCustermization)与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ing Management)。许多企业发现,顾客希望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他们各自独特的需求。大规模定制(或称作大规模个性化生产)中,营销与生产流程均被设计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问题。这些重新设计包括大量小型的生产流程和特别的营销服务职能。在大规模定制下,多样化复杂生产会增加生产成本,尽管其营销和服务成本会降低。对于顾客众多且顾客对价格和质量期望不一的行业,大规模定制十分适合,也贯彻了顾客为本的理念。战略成本管理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为了获得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成本管理,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明确企业成本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定位,开展企业价值链和成本分析,重视和控制战略成本动因,从战略上寻求取得成本优势的途径。在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中同成本因素紧密相关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三个: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 五、科技创新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结论及启示 (一)科技进步对会计学科产生的重要影响 会计学科经过古代、近代而发展到现代的过程中,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科学技术水平制约着现代会计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对会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脱胎换骨的改变,促进着现代会计学的变革与发展,进而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逐渐完善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会计在未来接纳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了准备。会计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推动力量是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其进化规律可以概括为:科技革命一经济发展――会计发展――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所以,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会计革命是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对会计发展的影响已超越经济等其他影响因素,成为第一会计环境因素。科技进步在促进会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使会计学科的发展更加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应与高科技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以更好地发挥加强经济管理的作用。 (二)高科技影响下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的产生 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具有共性意义的产物。我国在科技发展上经历过曾经辉煌的古代、停滞落后的近代和奋起直追的现代,纵观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新问题日益增多,企业会计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深化改革。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因此,我国应抓住机遇,在推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结合实际国情,进一步引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会计技术、会计方法及管理思想,以促使我国会计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模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技史论文:高中科技史教学需要人文主义导向 摘要:高中科技史教学的困境并非是科技成就的不理解,而是教师观念缺陷。而理解了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标,就能以人文主义的要求来统率课堂的教学内容,解决高中科技史教学中的难点。 关键词:科技史;人文主义;导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学历史新课程应该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但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被教师简单带过,教师并非不重视,而是觉得科技史教学难度大、又枯燥,所以只把重要科技成就按书本的逻辑告诉给学生了事。科技史教学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 一、科学技术史教学的困境与不足 困境首先来自教师对科技内容的不理解,因为历史教师一般高中读的是文科,所以对科技史中的科技现象、科学规律、重大科技发明原理等等知之不多,甚至一窍不通。所以课堂上教师常常照本宣科一带而过。因此,科学课的味道浓厚,没有体现历史学科的特性。但是中学科技史的具体成就按照书本表述就可以,不必再深入去探讨。按笔者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师在科技史教学中观念错误,没有理解科技史的特点与教学目标,所以教学内容唯一关注的就是科技成就本身,这就是科技史教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的出发探求科技史教学内容的选择策略。 二、科技史的特点 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科技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但也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作为中学科技史的教学方向除了了解重大的科技成就外更要关注历史学科的教学特色,即更要关注学生的人文需求。 三、中学科技史教学的目标 1.为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将科学史赋予意识形态的功能 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更好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更自觉地投身于“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实施中去;再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还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2.科技史学科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科技史的基本功能是打破文理隔阂,让理科学生懂得一些历史,让文科对自然科学有一个基本的概览。 四、中学科技史的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1.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内容首先要有人及科学家本身的活动 因为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正如人文主义传统的其他分支一样,科学史研究的焦点是人,却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科学家。有了人,课堂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当然,科技史课堂中的科学家必须有科学家的特征,他们的特征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崇拜。他们主要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他们的卓越代表。 2.科技史教学必须大力宣扬人的创造精神 科学史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对科学知识有一个明智的看法:科学是人类的创造,人不应成为自己成就的奴隶。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在介绍具体科技成果内容的时候,必须交代这些成果取得是科学家并没有被本已存在的思想或技术所束缚,而是超越前人的经验与成就有创新性地发现。蔡伦改进造纸术、牛顿的万有引力提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莫不是这种创造的体现。让学生了解这些科技成果,不但使学生认识创造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而且能自觉不自觉地培养创造的意识。 3.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贻害人类 科技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自己,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人如何运用它。科学技术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开启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因此,科技史教学中必须有科技影响的内容,当然其影响既有对人类社会发展积极影响的内容,也该提示科技发展对人类的负面作用。让学生思考人类该怎样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积极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作用。而科技带来的对地球资源无节制的利用、环境的破坏,甚至于核武器威胁全人类等等此类科技的消极性,更是需要学生去深思的问题。 总之,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如科技史杰出学者萨顿所说:“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因此课堂上有了科学家的活动才是真正的科技史教学,才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课。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五乡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