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工作论文:论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民族文献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是有意义的工作,在民族杂居地区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文献工作,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在民族杂居的地区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工作量;民族文献工作,民族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一样有跃马驰骋的疆场。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 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解放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图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 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图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图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 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图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 7.培养民族文献专门人才。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要做好民族文献工作,有的馆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管理人才,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从目前来讲,靠学校培养分配,中小型馆没多大指望。还应以就地取材,就地培养为上策。在馆内人员的业务定向培养上,可指定负责民族文献的同志多学点民族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方志学,使他们通过学习,掌握民族文献工作基础知识,能够胜任工作,把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提高一步。 图书馆工作论文:改进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思考 [摘 要]本文分析了大中型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征集、整理、利用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了改进的设想。 大中型图书馆要想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独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必须有独具特色的馆藏文献,地方文献则是体现馆藏特色资源的一项重要标志。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积极探索地方文献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模式?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1地方文献工作的不足之处 1.1缺乏对地方文献资源的全面掌握,征集工作力量单薄 地方文献是一种文化资源,具有两个本质特征,即地区性和资料性。地区性是指地方文献以一个地区为记述范围且反映该地特色;资料性是指地方文献内容广泛而丰富。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庞杂和不规范等特点,一些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还未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在措施上健全,对文献资源没有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调查,对外不了解出版发行动向和渠道,对内没有形成专门的馆藏地方文献书目,文献征集工作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料来源多靠少数人员在外奔走收集,一般所获得的文献偏于零碎分散,在庞大的地方文献出版物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没有进行专题资料的地域横向比较,导致一些重要的行业统计资料没有及时查漏补缺,时过境迁而成缺藏;文献的搜集局限于以种、册为文献单元处理,而大量的内容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大多数馆尚未注重搜集整理这方面文献。这使得在对地方文献馆藏进行评估时,既缺乏系统、宏观的认识,又缺乏深入、微观的了解。 1.2整理工作缺乏标准化、规范化 (1)分类编目是揭示各类文献的首要方法。大多数图书馆地方文献分类通用《中图法》。由于地方文献多属非正式出版物,内容广泛,类型多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中图法》主要按知识的学科体系分类,不适应地方文献的分类要求;而且对所属各学科的地方文献没有归类说明;在实际类分中,还有些类目概念模糊,使一些地方文献无法准确归类。如《岳阳说古》一书,内容反映岳阳历史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传说和演变,可入K29文史类,也可入K92地理类。其它如史志和史料(K25与K29);史志史料和革命史(K类和D类);地方简介与地理名胜(K29与K928),都存在内容交叉、类目概念模糊的问题。致使分类人员无所适从,有时甚至只能“跟着感觉走”,造成类分不一。 (2)主题标引不完善。虽然目前各地公共图书馆均采用计算机编目,同时进行主题标引,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部分主题标引不准确,内容揭示不全面,一些地名主题和团体主题没有反映。读者不能从多主题途径查准查全文献资料,以至影响了文献的利用率。 (3)征集整编环节缺乏衔接。由于征集到馆的地方文献资料均由采编部统一验收分编,这部分文献资料内容繁杂,书型不一,又没有在版编目和任何其它数据参照,加工起来比较繁琐,使得这些文献资料不能随到随分编,及时加工入库。 地方文献除了明显的地域性和文献性之外,还有很强的时效性,尤其是各种年鉴和统计资料,是读者查阅利用的主要对象。而目前从征集到流通一般相距半年以上,造成读者不能及时查阅利用,影响了资料的使用价值。另外图书馆的购书经费由采编部统一支配,征集人员无权直接面购,对提供的出版信息不能及时采购到位,加上采购人员对地方文献工作熟悉和重视不够,对地方人物缺乏了解,使得部分地方人物资料和地方史料未能系统收藏。1.3开发利用缺乏力度 目前各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大都重藏轻用,大部分书籍搁在书架上,造成库房紧张和增加保管工作量,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度整理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除了首都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少数馆外,其它基本停留在传统的借借还还上,坐等读者上门。由于地方文献基础工作薄弱,缺乏各种专题目录,缺乏外向开拓型的措施和行动,缺乏对地方文献用户的信息需求研究,缺乏对开发利用效果的反馈研究,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系统,缺乏专业深度和历史衔接,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大大削弱了各馆地方文献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利用率。 2改善地方文献工作的对策 2.1地方文献工作应成为提升图书馆整体品质的重要管理工作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是馆内各方面的支持和协调,图书馆领导应加强地方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地方文献工作列入重点业务工作范围,明确搜集范围和搜集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远期、中期。近期工作计划,经常检查、监督执行。 2.2知己知披,加大征集工作力度和投入 征集工作是一项繁杂、艰苦、长期的“燕子衔泥”式的工作,需指派既熟悉图书馆业务又了解出版发行动态、有公关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员负责,多方面入手,如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消息、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本地内容的出版物,及时同书店和有关作者和相关人员联系预订或购买,尽量争取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委员会、社科联;科协和文联、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等的支持,采取发函征集、上门征集、委托征集、举办活动征集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对于内部出版物,需“脑勤、腿勤、嘴勤”,花大力气征集。此外,还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力度: (1)开展社会宣传,增强人们对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社会上对图书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借书还书”上,许多机关,科研单位对图书馆保存地方文献的职能意识欠缺,甚至毫无概念。虽然各省一级政府均了征集地方文献以及出版物呈缴制度的文件,但影响不大,还须靠我们利用报刊、电视、电台、互联网等一切可行的传播途径进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捐赠地方资料或提供线索,积极主动地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督促执行。 (2)建立征集网络。建立省、区级地方文献收集和协调中心(纵向为地、县图书馆代征,横向以行业主管为龙头),与本地区有关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形成征集网点,还可聘请业余征集员,代征资料根据其价值应给予代征人员适当报酬。 (3)举办有关展览。实践证明,举办地方文献展览,既是宣传馆藏,推荐文献,又是征集地方资料的有效途径。 (4)对本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派人专访,取得文献。 2.3强化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实现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 目前大部分馆采用了ILAS系统并在此平台上建立中文图书数据库。地方文献书目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深度加工,揭示文献内容特征,着重用主题词标引,以凸显地方文献的多重主题特点,准确全面揭示文献的内容,挖掘馆藏地方文献 资源的潜力。通过数据库建设,对馆藏地方文献资源有了全面、系统、准确的掌握,进而有的放矢的合理布局地方文献资源,实现跨层次、跨系统的地方文献资源共享,在高起点、高层次上开展地方文献资源的联合开发、利用。2.4开发利用地方文献 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既要重视“藏”,更要注重“用”。“藏”“用”相结合,立足于“用”,要充分发挥地方文献在本地域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设法改变传统的坐等读者上门的服务方式,而要采取更积极的模式,做好社会需求调研,找到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切人点,让地方文献拥有更多的读者。 (1)整理和编制专题研究书目。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专题研究书目是读者利用文献的门径,数据库建成后,可从分类或主题途径,析出多个专题书目,如自然资源、物产、旅游、风俗民情、文化、教育、名胜古迹、人物传记、史料等等。还应搜集整理分散在其它综合性出版物中的地方文献,编制专题篇名索引。除建立书目数据库外,还可以建立全文数据库、图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等,使地方文献信息的检索手段科学化。并逐步把旧地方志、族谱、旧平装书内的地方资料以及地方报纸、期刊等所有地方资料书目数据全部集中,编制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为地方文献网络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2)编制地方文献不定期刊物和专门网页。为扩大馆馆藏地方文献的传播区,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地方文献部可编制不定期刊物,介绍馆藏及新入藏的地方文献、编录成果等,还可登载一些读者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心得、意见等,此刊以内部赠阅形式为妥,花钱不多,而能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此刊的内容也可同时制成网页链入本馆主页。 (3)与有关机构建立较稳定的地方文献交流和相互补充的协作关系。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与有关机构建立协作关系,特别是与政府有关机构和政策研究室建立起专人专题定向联系。既可为其提供已有的文献,又可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文献,真正起到“资政”的作用。还可与有关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建立特约专题服务,提供二、三次文献,既有利于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学术索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宣传。 (4) 积极向各公共媒体推荐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地方文献资料。关注不同时期的不同宣传重点及时向报纸、电台、杂志等推介相应的地方文献,主办不定期地方文献专题讲座,以提高广大群众对地方文献征集和保存意义以及综合利用的认识。 2.5稳定队伍,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由于地方文献的不规范和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等环节的特殊性,对工作人员的索质(包括业务索质和思想索质)有更高的要求。首先各个岗位必须配备专业特长和性格特点适合的业务人员;其次应该保证人员相对稳定,不能频繁更替;第三须定向培养专业人才,更新知识结构,以保证业务工作的延续性和开发利用的深度,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术,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整理文献,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源,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 图书馆工作论文: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 文章通过介绍中山大学北校区医学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和网络化服务的情况,从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和馆员三方面论述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环境 信息技术 高校图书馆 考察20世纪末直到现在的新技术革命形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可以发现目前信息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深刻。高校图书馆不但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也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教育学术性机构,现代信息技术是影响图书馆发展最深刻的环境因素。高密度的信息储存技术,高速度的信息传递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的信息查询技术,在变革了人们生产、收集、组织、传递和使用知识信息的方式的同时,也使信息服务的机制、结构以及服务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将一些先进的信息技术结合运用到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中,用这些技术来促进日常工作,改变图书馆的传统模式,致力于营造以知识导航为服务观念的发展环境,不再只局限于向读者提供馆藏文献,还提供所有网络上的可利用的文献,协助教学和科研是目前我们高校图书馆的工作重点。 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进程,计算机日益成为图书馆的主要设备,图书馆采用了各种自动化集成系统建立自己的内部网络环境,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社会化的特征。我馆在1991年已经基本完成了大部分馆藏书籍和期刊回溯数据的建库工作,后来采用深圳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实现了采购、编目、流通的自动化管理,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迅速查到所需的书刊资料的存放和借阅情况,同时工作人员也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采编书刊可以一次输入多次输出,编目的格式整齐规范。2001年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后,南、北、珠海三个校区图书馆数据合并,统一使用深圳图书馆的ILASⅡ系统进行管理,成为CALIS 华南中心书目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国内外书目数据资源共享。本校读者可以在网上查寻三个校区的图书馆资源,三地图书馆通借通还。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一方面由于开展网上预约、催还书、推荐新书等业务,解决了紧俏文献的供需矛盾和逾期罚款的问题,使流通工作更具人性化,另一方面建立起图书馆工作的信息网络,可以合理配置文献资源﹑网上协作采访﹑集中编目以及馆际互借,管理所需的工作统计也变得非常方便快捷。与传统的手工操作相比,信息技术的使用促进完善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二.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改变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结构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促进图书馆传统功能模式向开放式、网络式的信息服务模式转变,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改变了服务的理念。图书馆业务手段日趋多样化,服务范围日趋全球化。引进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是加快信息服务进程的重要一环。 众所周知,在医学图书馆,期刊在众多种类的文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技术、新成果大多首先在期刊上发表,据统计,80%的文献信息来自于期刊。期刊是医学图书馆中最活跃的因素。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文献检索、定题服务以及馆际互借服务等工作都是以期刊作为主要信息源和工作对象的。但是,由于期刊(尤其是外文期刊)的涨价幅度大与图书经费短缺的矛盾,外刊订购的品种每年都在递减,满足不了读者日益增长的要求。为了提高期刊的利用率,充分发挥馆藏期刊的作用,我馆很早就引入了“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和美国的MEDLINE 光盘数据库,并且免费提供给读者使用,这大大的提高了读者的检索效率,并且质量非常高,真正确立了我馆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医学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在2001年合校后,我馆的馆藏资源得以不断完善,自动化建设和网络服务水平也有了提高和改善。近几年,我馆先后引进了“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 、中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SCI 、SPRINGER、OVID等电子数据库,还不断在购买国外的医学数据库,馆藏重心逐步向数字化方向转移。据2003年统计,我馆的医学数据库有28个,合校后引进的医学及其他学科数据库增加到64种,期刊全文型数据库有13个,各种可供检索利用的电子期刊的种类迅速增加,在国内高校医学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读者通过网络可获取的医学全文期刊超过2000种,印刷型文献和电子型文献各领风骚。这些数据库更新速度快,收录期刊全,如美国著名的Elsevier Science出版公司就有1200种的全文学术期刊,多种检索入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数据库进行检索浏览期刊文摘或全文,方便而快捷。通过引进综合性全文数据库和网络信息资源导航的建设,图书馆信息服务领域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本校校园网的用户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通过校园网的任何一个终端使用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信息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也解决了因书刊价格不断上涨而经费短缺停订书刊的实际问题,使用网络资源和数据库产品成为获取信息的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 另外,图书馆开始有针对性的开展信息导航服务、网上咨询、文献传递等服务。例如在图书馆的主页上建立“医海导航”栏目,对医学资源网站和医学信息资源建立链接,并提供网上电子期刊的网址;用e-mail、留言板等形式接受参考咨询,传输检索结果,解答有关图书馆馆藏和服务的问题;提供下载申请查新的表格;向读者推荐使用新购买的数据库;征集读者对图书馆的建议或意见;图书馆的新闻和通知等等。最近,参考咨询部又向读者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实时解答读者的疑难问题。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网上资源越来越丰富和网上参考咨询工作、网上教育的开展,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也使图书馆的用户教育在时代的潮流中显示出其重要性。为此我馆还专门成立了文献检索课教研室,在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程,对学生们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培养学生们的文献信息获取、识别、接受和利用的能力,使其在今后 信息化、网络化的学习和科研环境中游刃有余。除此,参考咨询部定期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用户教育,面向全校师生、各附属医院员工,介绍馆内现有一些光盘和电子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各种数据库的特色及其检索使用方法,介绍网址的搜索方法和文件下载的方法,对网上检索工具进行评估,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水平不断提高,反过来对图书馆用户教育和参考咨询服务要求也更高,这样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促进图书馆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和用户教育﹑服务水平的提高。2000年我馆开设了设备先进的电子阅览室,每周60小时向师生们提供馆藏书目数据、光盘数据库、引进电子资源和联机数据库的检索和利用以及INTERNET信息浏览等服务。电子阅览室投入使用后,利用率非常高,2002年一年就接待读者超过5万3千人次。 三.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的对原有的图书馆服务思想和服务体系带来冲击,图书馆管理人员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环境下,要明确图书馆的使命并没有改变,信息技术并非取代图书馆管理人员,相反,图书馆管理人员作为桥梁、导航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信息技术使图书馆工作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使资源共享更容易实现,只有传统的方式与现代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人和机器相协调,才能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提高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对自身的学习完善,必须具备精深的图书馆专业知识;必要的网络及信息技术知识;必要的计算机应用知识和外语知识,才可担任起“信息导航员”、“网络咨询员”等新角色。对馆员进行继续教育是图书馆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馆员可通过在职进修﹑报读学位﹑学术研讨会议﹑讲座﹑短期培训等等形式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层次﹑全方位﹑复合型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只有拥有这样一批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网络技能,又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同时还具备获取、组织、传播信息能力的新型图书馆员,图书馆事业才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服务及其馆员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将成为高度发达的信息集散地,图书馆必然将朝着“数字化图书馆”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搜集与利用工作探讨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地方文献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日俱增,成为图书馆完善藏书体系、丰富文献资源、形成特色馆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系统地搜集和合理地利用地方文献,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相应的良策。缘此,本文就如何搜集和利用地方文献谈点浅见。 一、求“尚方宝剑”重自身建设 馆藏地方文献是市级公共图书馆利用文献资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物质基础,也是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前提条件。地方文献利用的深度、广度和产生的实际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馆藏地方文献的质与量。因此,加强地方文献搜集,发掘地方文献源流,充实和丰富馆藏意义重大。 客观上说,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需要地方文献为之服务;地方领导决策、制定长远规划,也需要地方文献当参谋。只要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有成效,必然会引起领导重视,得到支持。如江苏盐城市图书馆、山东淄博市图书馆积极利用地方文献为地方建设服务,及时为市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井明文规定地方文献由图书馆负责搜集,要求市内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编印出版的图书、论文集、杂志、地方志、地方名录、地图、报纸,以及未正式出版而汇编成册的重要会议文献、各种内部参考资料都应向图书馆提供样本,优先保证其入藏,建立了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从此该两市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有了很大起色,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各自都建立起地方文献的专库。可见,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建设上不能眼光只盯在向上伸手要钱上。争取政府的支持,得到政策的实惠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然,搜集地方文献仅仅依靠“地方文件”的威力还是不够的,“地方文件”只是一个良好的外因条件,且受到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因为地方文献搜集不但有历史的上溯性——从古至今;还有现实的广泛性,搜集范围遍及各地。这些都是“地方文件”难以提供保障的。 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市级图书馆实际收藏量与应收藏量相距甚远的状况,立足点仍应放在自身建设上。首先,要提高图书馆人对地方文献工作意义和工作的认识,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要制定具体的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献的近、远期规划和目标,把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作为藏书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贯穿于整个藏书建设的始终。要重视地方文献的特殊性,正视地方文献是图书馆文献中利用率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需求广,直接服务多的现实,给地方文献工作定位,组建独立的地方文献工作部门,建立地方文献典藏库和地方文献阅览室,改变目前大多数馆未配备地方文献工作专业人员,工作元计划,无明确目标,藏书分散管理,难以形成系统的状况。 要从实际出发,确立以征集为主,以选购为铺的方针,克服以往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习惯于等书上门和期望收藏者无偿捐赠的消极做法,实事求是,征购结合。要注意捕捉信息,加强与出版界和收藏人士的联系,舍得花精力和经费,保证各类地方文献能及时地得到补充。我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征购结合,收到良好成效。如本地藏书家孙金振先生,是我馆的老读者,临终前表示愿将所藏古藉(其中许多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无偿捐给图书馆。我们就积极助成此事,利用新闻媒介广泛予以宣传,又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将其所赠700余册古籍更新换面,对外陈列。此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少人士主动与我馆联系,愿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图书馆。又如丹徒民间收藏孔不入有清道光《润东萧氏宗谱》十九册,内有昭明太子后裔在镇江活动之详情,又有镇江山地区丰富的人文与分珍贵。我们多次联系,最后以500元收购入藏。此后,当亚洲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135工程金河纸业有限公司落户镇江山时,有关设计人员专程来我馆调用这部文献,考察当地的上质情况和江岸坍塌演变的历史资料,为他们科学地制订设计方案提供史鉴。 二、 直服务经济扬地方特色 搜集地方文献是基础,而利用地方文献才是目的。当前,地方文献的服务应当围绕当地的经济建设来进行,从事地方文献研究和服务的人员应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出馆门,深入社会,确定服务重点,提供跟踪服务,使地方文献服务在本地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科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效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这几年来,江苏一些市级公共图书馆注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地方文献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新途径,在扩大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上做文章。他们利用图书馆的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联系,在广泛征集地方文献的同时又争取获得本地在海内外工作或定居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人员的线索,建立较为完善的地区人才信息网,通过编制专家人名录、人名大辞典等,为当地政府及经济界提供人才信息资源和对外联系的纽带,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如江苏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宁、镇、扬等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商会、经济恳谈会、经济对策研讨会等,邀请本地籍贯而在外地工作的企业家、科学家出席会议,其中不少人的应邀就是缘于图书馆人才网提供的信息。这些专家学者、企业界名人应邀后,积极为家乡发展提供良策或引进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苏有些市馆还专门编辑地方经济动态简报,或利用剪报形式收集外界评述当地经济发展的文章提供给市政府有关领导,为他们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受到了好评。 把握地方特色,针对当地城市特征、发展趋向、重点投资项目,利用地方文献开展对口服务也前景广阔。这样做更能贴近经济发展的脉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馆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注重发扬地方特色,围绕振兴当地的 旅游经济发展做文章,见效比较明显。我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称和旅游城市。市内有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很大。著名的金山、焦山、北固山风景秀丽甲东南;白娘子水漫金山寺救许仙;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甘露寺刘备招亲等传说均典出于此。城南的南山风景区,为国家森林公园,坐落着招隐、竹林、鹤林诸名刹,有梁昭明太子编《文选》的增华阁和读书台。因此,市政府决定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每年都有投资项目,用于对古迹景点进行维修或复建。为了更好地服务旅游经济,我馆从地方文献中辑出许多有关古景点的历史人文资料和各种目录,及时向城建、文馆及古建筑设计部门通报,为北固山长廊复建等工程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去年,市里投资1200万元开发南山风景区,我馆除积极提供资料及图录外,还专门编注了《南山诗征》一书,融诗文、掌故、人文景观于一炉,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拨专款出版,并作为我市对外交流和南山开发的宣传品,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我馆利用地方文献,服务旅游经济,取得了良好成效。省《新华日报》和本市《镇江日报》曾先后对此进行了报导。 三、 重服务质量 向利用倾斜 图书馆多年来传统的“重藏轻用”观念,在地方文献工作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不少馆地方文献量虽丰,但往往宝藏自珍,不轻意为外人知晓,难以发挥其社会效能。因此,在加强地方文献建设中,要改变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地方文献的收藏,忽视地方文献的利用的倾向,树立立足于“用”的指导思想,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措施要跟上。首先要抓好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只有建立一支稳定、专职、高效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才能适应工作需要。要抽调一批通晓文史、掌握现代化技术和具有公关能力的复合型业务骨干充实到地方文献工作人员队伍中去。今后一个阶段,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培养应成为日书馆人才培养的一项重点。这项工作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积极创造各种机遇,加快人才培养的进程。目前,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工作人员培养方面力度不够,用人不精,有的馆甚至没有专职人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二要抓好读者工作。读者工作是开展地方文献服务工作的核心。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热情服务外,更重要的是鼓励和发挥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的积极性。应采取让读者开架查询和自由人库选书等宽松的服务手段,吸引更多的读者利用地方文献。在某种程序上来说,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相比图书馆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要树立读者至上的思想,把读者视为图书馆的主人,让读者以主人的身份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并在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过程中,注重传授其有关检索方法和技巧,为读者在书海中导航,提高读者的检索能力。还要注意了解读者的心声,通过召开读者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倾听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读者更多地、更自觉地参与地方文献的管理和利用。 三要抓好宣传报导。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是信息源的重耍组成部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及时提供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不少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宣传不够,整理乏力,以至于部分本应发挥作用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淹于书海之中。如古代一些地方名人的手稿、笔记、日记中,均有许多珍贵的地方史料,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颇具价值,若加以整理、宣传,就能对指导现实有史鉴之效。 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发掘、整理外,宣传手段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前,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大地方文献的宣传力度。可将搜集到的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及时把有用信息向有关方面通报;可搞地方文献陈列,或地方名人著述展;可举办地方文献服务成果展;可借助于新闻媒介,推荐介绍地方文献中的精品;还可通过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文摘等,向社会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传递,造声势,扩影响。 四要抓好研究开发。要加强地方文献利用的理论研究,探索利用地方文献资源的新途径,及时对反馈的地方文献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寻找规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地方文献研究会,探讨地方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交流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服务成果,从而开拓地方文献研究的新局面。地方文献的研究,要善于“量体裁衣”,体现特点和个性。要注重抓住地方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做文章,这样有目的的开发研究,易见成效,出成果。同时,通过研究,能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加图书馆的学术性,引起全社会对图书馆的重视。如江苏南通市图书馆抓住其馆藏中拥有大批的张骞手稿和著述这一特色,选定这个南通籍清末状元、全国知名教育家、实业家作为研究课题,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编辑成《张骞全集》巨书,首次将张骞许多从未发表的手稿资料披露于世,不仅在弘扬当地名人风范方面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对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经济史均有经济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在地方文献工作中要“量体裁衣”,发挥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多出研究精品,增加对社会的贡献。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优势与发展前景 [摘要] 本文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发展历史,从其多年积累的经验、取得的成绩说明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并用事实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志、记载地方各种内容的各类文献、地方出版物、地方作者作品等等。时间上要求从古至今,科学分类上要求涵盖各个门类。它以内容、地域限定文献,而不受文献载体限制。地方文献工作就是对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后,实行集中管理、集中开发,使其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公共图书馆,尤其建馆时间较短者,其文献入藏受各种因素限制,很难有自身特色。但是如将地方文献作为其入藏特色,则既得天时地利,又得人和,其他图书馆无法与之抗衡。而且,公共图书馆多年服务实践也证明社会对地方文献需求率极高。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 1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是文献、实践经验及由实践经验升华而成的理论基础。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几十年工作实践中,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已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 1文献基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各地都有丰富的地方文献传世,如地方志、舆图、地理、民俗等文献资料及近现代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报刊、档案类文献资料等等。在没有图书馆之前,地方文献多分散于当地私人藏书家手中。自各地有了公共图书馆以后,它取代私人藏书成为集中入藏地方文献的机构。1988年开始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结果表明, 51个参加调查的公共图书馆中“地区研究文献居各地图书馆之首。”而且,经过多年的收集与积累,地区研究文献“至今已构成我国地区研究文献保障系统,”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果汇编》一书的统计:在公共馆申报的148个研究级学科文献中,有26个是有关本地区研究和地方史志方面的。这说明申报馆对这方面文献的入藏具有系统性、广泛性。据同书表41“自报研究级学科分布单位一览表”整理统计:自报研究级学科中与地区研究有关的学科为42项;其分布单位有30个公共图书馆、8个院校图书馆、9个社科院图书馆、2个资料室。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文献基础十分雄厚。 1.2实践经验的积累 自图书馆出现于中国近代,它很快就承担起收集、入藏地方文献的任务。1916年教育部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寻乡土艺文;1941年广东图书馆即建起“广东文献特藏”。馆长杜定友的建馆宗旨为“广东省立图书馆此次复馆之初,即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并制定广东文献分类表,编出与广东文献有关的《广东方志目录》、《广东族谱目录》、《东西南沙群岛目录》等地方文献目录。 解放后,许多图书馆前辈非常重视地方文献工作,如杜定友、刘国均等。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图书馆利用人力、物力优势,征集大量地方文献加工整理后入藏。并整理出许多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以便供读者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1957年1月,上海人民图书馆成立图书选购委员会后,将地方文献征集列入图书选购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亲自做“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使用”的专题讲座来推行这项工作;60年代首都图书馆即已设立北京地方文献特藏书库,还曾于1963年6月24日举办“北京地方文献展览”进行宣传。这期间,广东馆编制了《广东杂志目录》、《广东舆图目录》等20种地方文献目录;首都图书馆编制了《北京地方文献分类表》;云南省图书馆编制了《云南省地方志目录》、《馆藏云南地方文献目录》、广西第二图书馆编制了《广西农业资料索引》、《广西文史资料索引》、《广西地方资料索引》、《馆藏太平天国革命报刊资料索引》;浙江省图书馆编制了《论浙江农业耕作制度》文稿、索引10余种;甘肃省图书馆与兰州大学等校联合编制了《兰州各图书馆馆藏西北文献联合目录》等等。可以说在“”前,广东中山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已为公共图书馆如何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探索出一些可行经验,但由于“”,这项工作一度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工作焕发生机,地方文献工作再度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为配合当地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一些图书馆设置地方文献部门集中开展服务工作。以东北为例:辽宁省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组、哈尔滨市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专室、大庆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部、佳木斯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题阅览室、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库等等。许多图书馆还编辑印制一批以地方文献为主题的二三次文献,如:《广西气候史料》、《广西民间气候农谚》、《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哈尔滨史志资料索引》、《黑龙江公共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等。这些二三次文献将各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较好地揭示给读者,为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一些地方文献工作走在前面的图书馆,更将已完成的二三次文献加工输入到计算机中,建成地方文献数据库。如首都图书馆除将以往完成的报刊索引回溯录入外,还定量录入新信息。这一切表明,许多公共图书馆已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成型经验。 此外,各公共图书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50年代初,一些热爱、关心地方文献工作的前辈即经常撰文论述地方文献工作。80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与地方文献工作有关的文章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1997年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的论述地方文献的文章约有140余篇,初期以介绍征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文章居多,后期以涉及地方文献工作概念、理论及现代化应用的文章为主,这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2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优势 图书馆是整理、保护、利用各类文献服务于社会的地方,而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所在地区的政府及其他行业。因此图书入藏必须考虑综合性及地区性特点。地方文献以地域确定文献归属,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及入藏不发生矛盾。这表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地方服务优势和地方文献征集优势。此外,图书馆的设备、设施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日趋完善,工作人员也都受过良好的业务培训,这些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人才及设备优势。 2.1地方服务优势 公共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有:地方政府 机关、地方经济建设、地方科研单位等,其地域特点十分明显。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地方历史状况、现实状况的掌握。如地方政府确立经济开发项目前,首先要论证其项目的可行性,而论证的依据离不开有关地方文献。如辽宁省的本溪市原以矿业、钢铁业为经济发展龙头,在矿源面临枯竭需要重新立项时,省市领导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文献数据,制定了以化工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方针。外商投资,也要首先了解当地有关情况。美国汽车通用公司在向沈阳、上海投资时首先对当地汽车行业及市场情况进行调研,这些情况有许多来源于地方文献。地方科研单位的研究项目多数围绕地方这一地域主题或与之相关的主题。据辽宁省社会科学院1985~1995年《科研成果目录》统计,10年中14个部门130名专业人员共完成科研成果近3500项,其中约1150项是围绕地方这一主题。经济、历史、党史3所的科研成果一半以上与地方主题有关。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曾对“丝绸之路”、“石窟艺术”、“敦煌学”、“西夏学”等地域性专题研究提供很好的服务。而地方有关单位在开展某些工作时,也需要利用地方文献了解一些相关情况。如沈阳园林旅游公司在确定建立满族民俗博物馆时,即从辽宁省图书馆获得系列满族民俗资料作其项目实施的文献依据。黑龙江日报社史志办在编写《东北新闻史》过程中,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东北各大图书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资料。辽宁省图书馆曾利用馆藏有关资料为其整理出1949年以前东北地区的报纸名录202条。从读者利用图书馆情况也能看出其对地方文献的需求。笔者1997年完成的73项社科咨询中,有49项属于地方文献咨询范畴。 2.2地方文献征集优势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优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①地方政府干预优势。图书馆直接隶属于当地政府,它可以通过政府向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征集地方文献。1960年1月,中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转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关于征集地方文献资料办法”; 1978年、1985年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 1989-1990年黑龙江省先后三次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文献和地方出版物征集和收藏的通知》、《关于公共图书馆征集地方文献的报告》、《关于商谈地方财政部门补助征集地方文献经费的函》,其他省份也发过类似的通知。这些文件的下发,方便了各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的征集。②图书馆之间的协作优势。各图书馆除入藏当地文献外,也入藏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均藏有辽宁省图书馆未入藏的辽宁方志、东北刊物等。因此,辽宁省图书馆可根据需要,通过复印补充入藏。③图书馆内部政策优势。图书馆领导因其服务地方的宗旨,对地方文献的采购多给以大力支持。如辽宁省图书馆的领导在购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地方文献的购入依然给予保证。④地方文献入藏基础丰厚的优势。许多图书馆早在50-60年代即已着手采购征集地方文献。如广东、北京、甘肃、上海、辽宁等地。辽宁省有“东北地区研究”文献资料25.135种,“占本学科文献总藏量的40.34%”。辽宁省图书馆1990年建立地方文献书库时,仅从基藏书库提取中日文图书复本(不包括古籍),就入藏近4000种地方文献。⑤地方人士热爱家乡的地缘优势。爱家、爱乡、爱国的情缘不分种族、国界,无论人在何方乡情不变。许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捐赠给家乡图书馆。如黄荫普曾捐赠大批广东文献给广东中山图书馆。许多图书馆利用这种地缘优势建起地方作者库如广东、遵义、临清、佳木斯、沛县等等。 2.3人才及其他相关优势 在图书馆能够将文献与使用文献者有效挂接的关键是人,是一批业务能力强,又有敬业精神的工作人员。目前各公共图书馆重视对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素质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及精神面貌都有较大改观。80年代起又补充进一批具有学士、硕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经过几年的实践,这批人已能利用所学驾御图书馆业务,其中佼佼者已成为图书馆中的业务尖子,并走上领导岗位。可见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基本具备了人才优势。就开展地方文献工作而言,这种优势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对外服务人员有多年为地方服务的经验,对地方需求比较清楚;多数人生于斯、长于斯,对多年生活工作的地方有较深厚的感情,对当地历史及各方面情况也有较多掌握;加之对馆藏的了解掌握,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无疑十分有利。 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采用,各项先进设备的配置,亦为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目前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多数已系统配置缩微复制、视听、计算机、扫描打印等设备,与之相配套的现代化技术及技术人才也相继到位。许多图书馆已利用这一优越条件着手做地方文献的基础建设工作。如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已具一定规模;1996~1997年辽宁省图书馆开始建立“辽宁近当代作家、作品资料数据库”,已输入数据近4000条;“《盛京时报》数据库”已完成数据单近万条,并开始录入工作;“东北图片数据库”的图片及数据录入工作正在进行等等。总之,随着社会信息意识的增强及邮电通讯事业、计算机产业、印刷事业的全面发展。图书馆这一规模庞大的信息产业系统的信息优势也在不断地显示出来。 3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工作虽然早已引起图书馆界重视,但地方文献不以文献载体或学科分类的特点却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这项工作在公共图书馆内的开展。以往在多数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被分散在不同业务部门,如采购征集由采编部负责;二三次文献开发及咨询工作分散在社科、科技部门;读者的文献利用则因其载体情况分散于有关部门。由于这种分散状态使地方文献的入藏、目录及服务特点无法集中体现。一方面读者不知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一方面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无法深切体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近几年,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许多公共图书馆中,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被落实到实处。他们纷纷将其作为一项独立工作来开展,而且取得较好效果。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几起几落举步维艰的局面已经改变,而且很有发展前途。 首先,地方文献需求市场极有潜力。这种需求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还会产生经济效益;不但具有国内市场,而且具有国际市场。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大量文献资源为依托,如屈原、黄帝陵、话说黄河、话说长江等影视作品的完成。各地开展无污染的旅游业,需要将地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结合,他们愿意付出报酬得到可供参考的系统的地方文献。首都图书馆多年来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服务除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外,每年还可为图书馆创收十几万元即说明了这一点。我国自改革开放后, 引起世界极大关注。出自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各国在与我国建立往来关系的同时,也需要了解各地情况。沈阳东北亚研究所抓住这一机会,凭借对东北地方文献线索的掌握,对国内、国外市场需求的了解。编辑出版了这方面的系列资料。如《东北考古资料集成》、《高丽、渤海史料集成》等等,以此占领国内外市场,其年收入可维持70余人的开支并有盈余。其次,公共国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充。这些地方文献极有开发利用价值。以东北地区为例:哈尔滨市图书馆入藏的《远东报》(1916-1945)全国仅此1份,此外还有其他极具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大连图书馆的满铁资料及日文报刊,一直是国内外读者长期利用的资料;辽宁省图书馆的东北地方志及解放前中文报刊也长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青睐。此外,现代化技术已被社会广泛应用,图书馆为适应社会需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发馆藏文献资源。如利用计算机将文献信息整理加工成不同专题数据库。将已开发出来的数据库与现代通信技术结合服务于社会等。 综上,不难看出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经过多年实践,已总结出部分成型经验,有了一定基础。而且从文献入藏到服务对象、服务设施及服务队伍,公共图书馆都占有优势,加之国内外对地方文献信息的需求,故其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修史撰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一。除了史官编纂的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地方文献散诸民间。这些地方文献与正史相印证,成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地方公共图书馆来说,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妥善保存、充分利用这些地方文献,既是重要任务之一,又是藏书建设的一大特色。 本文将以天津图书馆为例,谈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命名天津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天津市成为一座地方文献的“富矿”。本文的主旨,即在于进一步开发这座“富矿”,对天津地方文献的概况,市馆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市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及今后的设想,加以初步探讨。 1 天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天津历史悠久,其地方文献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以前。战国时期,天津主要归属燕、齐两国。在近郊发现的战国遗址和墓葬达50多处,并挖掘出大量铁制工具、陶制渔具以及刀币。这些遗址和墓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地方文献的一大富源。 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反击北方乌桓贵族的侵扰,在天津平原上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把水路从四面八方连接起来,奠定了天津日后航运枢纽的地位。隋代,大运河开通,氵瓜 河尾(今日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沟通。唐朝建立,又按照泉州渠故道,开凿一条新的平虏渠,使经过大运河或渤海湾北来的船只,由氵瓜 河尾进入平虏渠,直抵渔阳郡。杜甫在《后出塞》和《昔游》两诗中,作了生动的描绘:“渔阳豪杰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输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沧海凌蓬莱。”那些有关挖掘河道的传说,运输物资的轶闻,以及墨客的诗稿、典籍的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宋朝没能统一中国,在北方形成了与辽和西夏对立的局面。当时的天津平原,处于宋、辽交界之处;今日的海河,便是当时的界河。宋朝的沧州知州何承矩在界河以南引种南方早稻获得成功,开创了天津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与此有关的原始资料,是天津农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金王朝强大后,老三岔河口一带是漕运的中心,建立名为“纲户”的专业船队。宝坻县至今还有个“纲户庄”,回响着历史的涛声。 元朝泰定三年,建天后宫,以祈求航海平安。当时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的张翥,曾来此进香,并写诗一首,道是“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色满宫袍。”由此可见民俗文化之一斑。类似的文化古迹。尚有城隍庙、文庙、玉皇阁等,文人骚客,题咏颇多。 “天津”之名,始于明代。解放后,天津旧城南门外发现一块明代的石碑,碑文为“成祖文皇旁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天津有很多具有文献价值的碑文,如“镇仓关王庙碑”,碑文中记载有关关羽的生平事迹和历代封号;“聂公碑”,表彰聂士成抗击外夷,为国捐躯的功绩。 明朝末年,大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托病寓居天津,引育南方稻种与山芋,其间必留下珍贵资料,抗倭与防辽战争中,军械制造、船只征募、兵将调遣等,都在天津进行。那些制造军械的图文、征募船只的公告和兵将调遣的令谕,都有收藏引用价值。 清王朝建立后,天津成为北方的商贸中心,也成为西方列强的凯觎之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天津有关,诸如“天津条约”的签订;“天津教案”的发生;太平天国北伐军曾攻打过天津;天津义和团运动震惊世界;启蒙思想家严复曾在天津的《直报》连续发表《原强》、《辟韩》等著名论文。天津也是洋务运动的北方基地。北洋军阀集团是从天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由此产生了“北洋实业”,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献,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 至于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关的地方文献,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某一地域具有文史价值的资源,还不能直接成为文史资料。只有这些资源形成文字或图片等,才成为真正的文献——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天津的出版事业起步较早,明末清初,私人和官方的编书、刻书、印书活动,日益兴盛,为形成丰富的地方文献提供了必要的也是优越的条件。 1886年11月6日,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了天津第一张中文报纸《时报》。1887年10月,严复等人又创办了《国闻报》,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天津第一份近代报纸。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发行的报纸,已达60多种。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影响较大的革命报纸。到1948年底,在天津出版过的报纸,多达140余种,以《大公报》最为突出,与上海《申报》齐名。 这一期间,政治事件,社会风潮,商场动乱,军界纠纷,列强入侵,百姓抗争……无不在报刊杂志上得到反映,当时的新闻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积为珍贵史料。即使是街头小报,花边新闻,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病变与溃疡,使当今的社会学家怦然心动,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信息。 解放后,天津的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先后成立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仅1965年,共出版图书475种,总印数达4960万册(张),其中有不少属于地方文献,或从中可以“提炼”出地方文献。 “”期间,图书出版事业既受到严重摧残,也得到畸形发展,产生了一批“派书”、“派刊”、“派报”、“派文”,它们成了编纂与研究“史”的“绝妙好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的出版事业飞速发展。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12家出版社,该年出版各类图书杂志2930种,总印数达20130册。地方文献,成为众多出版物中的一枝奇葩,如《津门杂记》、《天津建设四十年》和《天津软土地基》等,在全国图书评比中获奖。 总之,天津地方文献资源丰富,而开发这种资源的重任,已落在了地方文献收藏中心——天津市图书馆的肩上。 2 地方文献收集范围探讨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其收集范围,收集范围确定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而收藏质量的好坏,又将制约地方文献对本地区各项事业所起的作用。 地方文献简言之是在内容上涉及某一地区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具有地方研究性质的文献,“记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记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记 经济则有户口、田赋、关锐;记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奇观、详异;记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①其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了各种学科。 关于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历来意见不一,争论颇多。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有关本地区的一切资料,不论它的载体形式如何,凡古今中外关于本地区的一切情况的记述资料,本地区一切人士的著作、古今名人事迹、传记以及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外地人士的事迹、传记,本地区的一切出版物(包括本地区发行的非正式出版物),都属地方文献范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地方文献应是内容上具有地方特色的著作,凡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内容上没有地方特点的,都不是地方文献资料,这两种意见的分歧,给从事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者带来苦恼,使他们莫衷一是。针对于此,笔者以为,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应着重以下几方面: 2. 1地方志 地方志是一种以区域为中心,记述某一区域的地理地形、气侯环境、历史沿革、历代政治、经济、历史事件、历代地方人物、艺文、名胜、风俗等历史性资料的总汇。由于地方志在地理上的区域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史实资料上的可靠性,因而对于本地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以往,一些研究地方文献分类的文章,都不把它单独立类,而附于地方资料内。其实,地方志既是地方资料,又是地方著作,一般还是地方出版物,又是横跨这三类的重要部分,而且今后数量上亦不会太少,所以应单独立类,放在地方文献各类的首位。 早在1958年8月就曾说过“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地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的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一语道破了地方史志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加以它是一个地方资料的总汇,更显出它的独到之处。所以它是地方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重点搜集,力求完备。 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有关天津地区的地方史志,我们应重点收集,如清代修志十分普及,除省、府、州、县志一再续修外,不少村镇乡里也编有志书,如《杨柳青小志》等。其他有关天津的方志,如《天津县志》、《天津卫志》等,都应重点搜集。 2.2历代地方人士著作 地方人士包括原籍在该地的,也包括原籍虽不在该地但曾在该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论文、诗词、信礼、日记、奏折等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状况,故应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明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虽是山东蓬莱人,早期在浙江、福建一带抗击倭冠,他的事迹、著作被收入浙江、福建地方文献。但他于隆庆元年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加强战备,在镇十六年。他对练兵、治械、陈国等都有创见,著有《纪郊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所以戚继光及其事迹、著作亦列入天津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之列。 又如,严复是福建人,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这时期,他用自己熠熠闪光的思想,为中国人民点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彩。因此,其著作亦作为天津地方文献的着重收藏。 2.3地方出版物 地方出版物是指某一地区刻印、出版、发行的一切资料。包括解放前本地区刻印出版的书刊和解放后出版的地方报纸、刊物和各系统、各部门编印的书刊资料。就天津图书馆来说,就应收藏天津地区范围内的一切书刊资料,包括正式的、非正式出版物、内部资料等。如我馆就完整收藏从创刊号开始的天津《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等。 关于地方出版物,还有个争论问题,即内容与地方无关的,算不算地方文献?本人认为,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馆不必规定的那么死,只收录地方出版物中内容与该地有关资料。因地方出版物是研究地方史、地方文化、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地方出版事业的盛衰,反映了该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状况。地方出版物切合本地区生产、科学、教学的实际,用途较大,因而应把地方出版物看作一个整体来收藏。 2.4地方史料 简言之,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天津为例,近百年来,天津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为天津地区的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的北伐军前队曾驻独流,林凤祥的北伐军的后队曾驻静海。清末义和团首领张德成于1900年4月在静海独流镇设拳坛,曾在紫竹林抗击八国联军,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又如,天津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地方,如、邓颖超、马骏等等在天津领导了爱国运动。这期间留下许多革命文物和资料,正是我们编写天津地方党史所最需要的材料。其它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地方资料我们应着重收集。 3 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设想 地方文献的征集,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更加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著述资料、信息资料,而地方文献正是当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记录”它为强化图书馆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必须搞好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我馆在地方文献收集工作上,路子尚未打开,方式方法上亦有欠妥之处,这直接关系到收集工作的成效。参见他馆经验,结合个人体会,本人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有如下几方面: 3. 1要细心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 一般说来,地方人士的著述,有关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专门著作都较易见到,而夹杂在其它著作中的有关资料就难以发现,尤其在新闻、出版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并不只见于本地出版物,也散见于外地的书刊上。因此,除了平日认真、细心、又能持之以恒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之外,没有其它捷径。 3.2建立地方文献呈缴制 图书馆要争取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要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说明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争取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当地各种文献编辑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出版机关,有向图书馆呈缴文献资料的义务,并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主动呈缴各种地方文献。要争取本地政府对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请政府下发有关文件,确定征集内容、宣传图书馆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我馆89年始把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列为重点来抓,由采编部采访组直接着手。为此,我们自行起草了一份“关于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的 通知”,内容包括征集地方文献的宗旨、意义、呈缴与接收的办法等,并取得了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由他们下发正式文件,靠着新闻出版局提供的天津出版单位名称,仅89年一年,我们就与市120家杂志社及百花、教育、科技等7家正式出版单位建立了缴送样本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成效。3.3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线索,广泛联系 图书馆应组织一定的人力,深入到政协、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了解本地区有一定知名度人士(包括在国外、港台地区的人士)的通讯地址,这样可主动去函索取这些人士的著作,还可到文联、文史办、各学会,了解他们地方文献信息,及时收集资料。 3.4开展以搜集、宣传地方文献为主题的活动 图书馆可利用节日或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地方文献的内容、范围、作用,让更多的人士了解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同时召开征集地方文献的座谈会,从个人或团体的角度向广大读者进行宣传,争取支持。亦可采取边收藏边展出的方式,将已征集到的地方文献选展,进一步宣传地方文献,扩大其影响。在展阅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征集工作。 3.5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相当一部分是非正式出版物,又绝大部分散失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召开有关人士座谈会,取得其支持和协助,提供有关线索,反复访问搜集,对数量极少的珍贵文献,更要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登门访求或征购,尽量征集到社会上或私人保存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3.6历史文献部分,可到如下单位收集: 档案馆。多藏有地方志书和大量的地方文献。可部分复制,或掌握目录,供参考咨询用。 民政局。有关近代革命活动、革命烈士的文献,有可能从民政部门索获。 公安局。历次政治运动,使某些地方文献或有价值的地方资料集中到公安部门,幸运地保存下来。 博物馆。本地的历史、文物方面的情况,博物馆资料最全,结论也最有权威性。他们的公开出版物、内部出版物、简讯、说明、展览等资料全属地方文献,务必收集齐(种类)、全(完整、连续)。 其它如广播站、电台、电视台、城建局、民委、文化馆、艺术馆、科委、科协、科技馆等等,从中都可索获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 此外,在搜集地方文献时,我们的触角,不应局限于本地,也应该伸向异地,甚至异国。外地与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 总之,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要不懈地坚持下去。 4 地方文献管理工作初探 这里主要讨论应否建立专藏库的问题。地方文献专藏库是为了突出本馆特色,适应特定读者需要而建立的,是否建立专藏库,应视各馆具体情况而定。以天津馆为例,以往,我馆地方文献资料是分散在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并由这些部门根据各自特点分别进行管理的。比如:地方出版物中的图书一项由典藏部保管,地方报刊杂志由报刊部管理,解放前的地方史志由历史文献部保管。这种分散管理模式,使地方文献资料整体被报刊、古籍、典藏、阅览等部门分割得不成体系。一方面,不便于地方文献工作者了解和熟悉馆藏;另一方面,也不便于读者充分利用这部分宝贵资料,为此,本人认为,现有的这种地方文献的分散管理模式,应通过适当的集中管理来加以改进。那么,如何对地方文献进行集中管理呢,在地方文献的藏书布局上,我馆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建立地方文献专藏库,把分散在各部门中的地方资料全部集中在所设置的专藏库中,即对地方文献实行绝对的集中管理,另一种主张:分散管理,无需设置地方文献专藏库,只要在现有管理机制下,通过编写地方文献目录,使地方文献系统化,整体化,即对地方文献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本人认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 将地方文献集中于一库,虽然方便了读者,也使得地方文献整体性、系统性得到极大加强,但就我馆目前条件来说,并不切实可行。 理由之一,绝对集中管理将会破坏我馆的整个藏书体系。 理由之二,将地方文献集于一库,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理由之三,由于地方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仅地方出版物一项就会使得该库规模日益膨大,难以支持。 理由之四,从历史文献部角度考虑,我馆现存线装图书40余万册,列为善本和特藏的有8000种,其中仅地方志一项就有4000余种,其中不乏珍本、善本、甚至孤本。如果从中析出地方文献资料,去充实地方文献库,那么,历史文献部自身完整的藏书体系就会被打破。如果把历史文献部门中的全部地方文献资料进行复制,虽是一项好措施,但目前我馆并无充足的物力、人力、财力保证它的实施。况且,古籍图书的保管,较之普通图书要精细得多,必须做好防虫、防盗、防火、防潮等工作,其设施条件要求很高;而我们地方文献库并不具备这些良好的设施以保证珍贵的古籍资料长久存放。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古籍的咨询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历史知识、古汉语知识等,历史文献部门的同志,更熟悉自己部门藏书情况,因而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所以,这部分文献仍由历史文献部门妥善保管为宜。 理由之五,我馆是一个综合性图书馆,不仅要考虑地方文献部门,还要考虑其它更重要的内容,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既可以方便读者,使读者通过查阅目录,即可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也会使地方文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大大加强,同时避免了绝对集中管理的诸多不利。 因此,对于地方文献,应通过编写目录方式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实施: a 授权某一部门负责地方文献的编目工作,由该部门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目录的编写。 b 所编写的地方文献目录应突出地方文献的重点和特点。 c 建立有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负责今后地方文献的收集和管理,把一些独具天津特色的资料集中起来,如太平天国革命史料,义和团革命史料,等领导的革命斗争史料。一些重大历史时期的珍贵图片资料,重要的统计资料等集中起来,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以突出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 总上所述,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 要部分,证史补遗大有可为。应当引起重视,持之以恒,全面规划,日积月累,由点到面,积浅入深,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资料体系。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民族地区图书馆除了负担着为科研和生产服务,为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服务的任务外,突出的是还应担负起收集和整理、提供民族地方文献这一特定的任务。近年来许多民族地区图书馆,在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对地方文献收集的范围,类型以及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的认识和做法上,都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探讨的地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民族地方文献的范围和类型 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首先应该掌握该民族的历史概况,社会发展与地方文献形成的关系,再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调查了解地方文献资料在民族地区的流传形式、保存情况,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挖掘。 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文化、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建国后从原始社会跨越到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时期较长,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内地,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汉族地区相比也相应的有许多不同之处。 地方文献的形式又与语言文字有密切的联系。有些民族的社会发展较为迅速,文化上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所以地方文献中正式出版物占的比例也较大。而有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把本民族的各种历史事件、传说故事、风俗习惯采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记载,如采用不同符号代替的、象形的、摹仿汉文字的。有的民族还用手势、队形及各种表现方式对事件进行反映,有的则以口头形式流传。 各民族地方文献形成与形式的差异,必然带来民族地区图书馆收集工作的特殊性,收集范围也不能限制于地方志、人物志、革命史料、科技史志及本地区发行的一切正式出版物,还应该包括民族地区采用不同方式方法记载流传下来的一切能反映民族地区风貌的,反映政治、经济、山川、自然资源方面的资料。如果根据各民族地方文献的形式进行划分,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收集。 (一)正规出版物。民族地区由于受社会发展、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的局限,正规出版物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能同内地公共图书馆相比,许多民族地区解放前从未纂修过地方志。所以这方面的地方文献主要是建国后的国家出版物中涉及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以及民族研究单位收集整理的有关资料,民族地区政府部门有关法令、材料汇编及外地著者反映民族地区的作品,及各种调查报告,资源考查等。 (二)非正规出版物。非正规出版物是构成民族地方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份。民族地区图书馆要根据自己民族地区地方文献形成的特点及与一股性公共图书之间的差异,确定收集的范围,根据对某个民族地区的非正规出版物的调查统计的分析,一般非正规出版物包括: 1、民族中为了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纪念历史人物等各种事件记载的碑刻、石刻,民族自然村的乡规民约碑、人物题记等。这些碑刻可以复制为拓片、照片进行收集。 2、由于边域纠纷冲突引起,对边疆领土划分、冲突事件进行详细记载的各种抄本、图册。 3、各个民族家庭中、自然村中对各种事件记载的家谱、村谱、户籍册、统计表。 4、至今流传在民族群众中的各种经卷、史诗及各民族采用不同方式对本民族事件记载的各种抄本、稿本。 5、能够为研究民族历史、民间艺术提供一定研究资料的画册、画卷及能够反映某一历史风貌的照片图册。 6、民族中受语言、文字限制,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记载的实物。 (三)口头流传的“资料”。严格说来,不属于文献范围;但我认为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能仅限于文字的东西。口头流传下来的,把它记录整理出来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多。收集时要保持原貌。口头流传的“资料”包括:民族地区的民间艺人演唱的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曲谱、曲调及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等。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工作更要着眼于实物资料和口头流传的活资料。 二、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 民族地方文献一向为民族地区图书馆所厚爱。有的民族地区图书馆把所收集来的地方文献资料称之为“镇库之室”。一般说来,民族地方文献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用于研究民族族源问题。有些研究人员一直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资料,只能借助于考古来开展研究工作。但它们仅是出土文物,没有文字根据。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家谱、族谱、村史对这方面有着详细的记载,家谱中记载着家族的变迁。有的家族采用的父子连名制依据等,对研究该民族与外来民族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文字根据。 (二)用于研究民族历史人物。地方文献资料中的碑刻、名人题记中对此就多有记载。如白族著名诗人赵藩的家乡,村口所立的“故里碑”中对他的生平简介,就为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原始资料。 (三)用于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及民族文学的演变过程。例如:沐氏统治云南时期的地方典册、民族文史资料都已焚毁,流传至今的正规出版物几乎没有,但依靠大理州境内的洱源西山公社保存的白族民间演唱曲本、谱本、民歌抄本、稿本及流传在民间歌手口中的各种民歌却能找到与那个时期有关的许多文史资料。大理喜州的“山花碑”,文字方面借用汉字记白语,书写采用“三七一五”的山花体民族形式刻在碑上。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为研究白族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民族的历史和语言的发展,民族诗歌的源流及文字使用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四)用于研究民族中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由于民族文化的落后,对自然界侵袭造成的各种灾祸得不到理解,各民族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进行崇拜。有的民族从各种不同渠道传入了宗教。由于宗教的传入,加上民族中对自然界崇拜,民族地区工、农业各方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各种传说故事、经卷、神话、叙事长诗、还有在部分民间艺人中演唱的曲抄本、民歌,对各时期宗教的兴盛、自然崇拜的形式都有记载。 (五)用于研究民族艺术史、音乐史。例如: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南诏国时期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及各种不同形式记载的大本曲本、吹吹腔谱本及民间艺人口中流传的演唱曲谱,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所展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开国的传奇神话历史故事,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些珍贵的资料被研究人员称为“南中瑰宝”。 (六)用于研究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地方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民族建筑风格,建筑形式及建筑过程的数据,地方疾病的防治以及历史上民族地区有特色的各种生产技术资料。它们的作用往往是考古所难以达到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图书馆工作论文: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横谈 湖南馆是1904年3月成立的,越92年风雨历程,筚路蓝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基本上形成了馆藏特色。 一、整体思路和规模化格局的形成 作为地方性图书馆,必须全面、系统、长期地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必须是坚定不移的。湖南馆的地方文献收藏达到现在的规模,是几代湖南图书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刚解放时,湖南馆所藏图书报刊不到13万册。解放后,图书馆历届同仁坚持不懈地从事乡邦文献的访求、征集、购买,其效果是明显的。40多年来,藏书量有过几次大幅度的增加。一次是50年代,征集、接收湖南革命文献、着作版本、古旧书刊60余万册;另一次是“”期间,征集、抢救、接收书刊资料、字画20多万册(件)。这两次增加的书刊,大都是湖南地方文献,其中不乏珍品,为馆藏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80年代,对地方文献工作的认识完成了质的飞跃,由不自觉行为转变为自觉行动。1981年建立湘版书库和地方文献征集组,特别是1983年,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征集地方书刊资料的通知》,以文件形式确定由湖南馆担任全省征集地方文献的具体工作,饬令全省各地、各单位出版(含非正式出版)的书刊资料都必须缴送给图书馆。由于形势的发展,1995年“两办”文件经过修改,重新颁发《关于做好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通知》。 1984年独立建置地方文献部,专门设立地方文献书库,从组织上保证了地方文献工作的有序进展。 10多年来,工作局面不断拓开,成绩斐然。 1.征集是地方文献工作的前提 如何征集地方文献历来存在宽严不同的两种办法,湖南馆是灵活掌握的,凡是湖南出版物、湖南人士(包括长期在湖南工作的客籍人士)着述和内容涉及湖南的出版物,都属于征集范围,“宁宽勿窄”;而地方文献库的收藏则是以内容反映湖南的、经济、文化等一切有研究、保存、参考价值的史料性文献(不限作者籍贯、出版地区、出版方式、载体形式),“宁窄勿宽”。为使各项工作逐步规范化、标准化,先后制定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条例”、“湖南名人文库征集、管理办法”、“地方文献库收藏标准”、“地方文献分类表”、“地方文献分编细则”、“‘’资料分类表”以及“地方文献部工作条例”。在征集工作中,一靠“红头文件”,包括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省新闻出版局的文件,“文件”的出台,给征集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作用无疑是很大的,但不能依赖“文件”,“文件”实施的效果与征集人员的主观努力是紧密相关的;二靠征集人员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动脑要勤,动腿更要勤。例如,为了搜集已经出版的县、市志,因为大多数县市志是与省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无法得到缴送本,只能写信去要,派人去取,仅1995年,就派出两个征集组,分赴29个县市,行程一万公里,征集到县市志60余种、专业志70余种,还有各地出版的地方年鉴和地方史料;三靠广泛联系,湘音湘情牵湘人。这里面包括信函联系,每年春节前寄赠贺年片,纸短情长;到各地召开湘籍人士座谈会,邀请海内外湘籍人士来馆参观,如台湾《湖南文献》发行人刘修如先生多次到馆,回台后,撰文介绍湖南名人文库,动员海外湘人捐书;邀请着名作家、画家来馆举办笔会、鉴赏会、展览等。 2.建立较完整的地方文献保障体系 在宏富的地方文献中,地方史志,解放前出版的湖南地方志约450种左右,湖南馆则藏有410种,另有缩微胶卷本20多种,此外还藏有山水、古迹、宫殿、陵墓、园林、书院志近百种;民国湖南省志稿汇编资料2000余种。近几年已经陆续出版的省、县、市志和各种专业志以及地方年鉴、专业年鉴几近全部收齐。馆藏湖南家谱、族谱1000余种,占已知存世家谱、族谱总数的3/5。地方报刊,解放前出版的1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近2000种。地方版图书,民国时期出版的平装书2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10000余种。湘人着述,包括解放前的抄本、稿本、刻本,约20000种。 3.珍贵文献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湖南馆因其特殊的地位,因此珍藏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其中包括着作版本2600多种、 20多个文种、 11000多册;徐特立同志书写的诗词条幅、学习笔记、会议记录、批注圈点的图书等等;湖南革命文献500余种,如刊于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刊于1927年3月20日《向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新民》(部分)等;陈天华的《猛回头》,《湘江评论》、《新湖南》,《湘省大汉报》、《湖南通俗报》等;湘军着名将领曾国藩的奏槁、批犊、信札、日记、诗文和湘军史料100余箱、几千万字;左宗棠手札70余件;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手稿《养知书屋日记》(200多万字),还藏有王船山、何绍基、王闿运、彭玉麟、胡林翼、陶澍、王先谦和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谭延闿、杨树达、张舜徽等一大批湘籍名人的稿本,其中有着述、信札、日记、诗文以及大量的书画作品。 4.颇具特色的“”资料 “”是历史的逆转,但它毕竟还是历史的存在,此期间生产的成千上万种纷杂的出版物自然也有其收藏的价值。“”时,湖南馆的同志独具慧眼,搜集、价购了近百万份小册子、小报、传单、画刊,其中涉及湖南的二三十万份,将为后人了解湖南“”的发生、发展以及研究“”中的重点人物、重大事件、重要群众组织的情况提供原始资料。 5.湖南名人资料中心的创建与发展 为增加地方文献工作的特色,拓宽文献搜集的渠道, 1989年创建湘籍名人文库,1992年改名湖南名人文库,目的在于加强与一部分不属湘籍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的联系。1995年又易名湖南名人资料中心。“文库”成立以来,搜集到海内外湘籍人士(含湘籍华侨和外籍湘人)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5000多人的资料,与3000多人建立了联系,收到2000多人寄赠(捐赠)的着作、手稿及个人藏书5万册左右(不含徐特立同志的藏书15800册),建立了一个综合文库和“着作版本藏阅室”、“徐特立同志藏书阅览室”、“湖南作家文库”、“张舜徽先生文库”、“蔡仪先生文库”以及吴相湘、谭戒甫、陶懋炳等多人的专柜。“文库”的建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普遍认为,这对弘扬湖湘文化、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对亮丽图书馆形象也不无裨益。 6.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已经起步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编目初步实现了计算机管理。为了建立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湖南馆自行研制“人物自动化管理系统”,目前已投入试运行阶段。 二、逐步深化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 1.编制了一批书目索引 据不完全 统计,先后编制出《湖南各专县市报工农业经济重要资料索引》、《馆藏湖南地方文献资料目录》、《湖南着者及其着述简表》、《馆藏湖南地方志目录》、《湖南家谱、族谱目录》、《湖南报刊大全》、《洞庭湖开发书目》等等。 2.为修志提供馆藏资料 80年代中期,全省修志工作全面铺开,地方文献的需求陡增,各级各类修志人员涌向图书馆,湖南馆应接不暇。为了缓解“供求”矛盾,与省志办联合下文,安排预约来馆,增加阅览座位,延长开放时间,帮助组织力量代查代抄。平均每天接待读者100人左右,持续近4年时间。那时候只考虑“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没有搞与经济效益挂勾的“改革”。为修志提供资料,起到了全省任何单位无法替代的作用。 3.发掘、整理、编辑各类地方性、史料性图书40余种 一是参与整理,如《曾国藩全集》、《王闿运诗文集》、《湖南青运史》、《湖南女运史》、《湖南工运史》、《湖南党史》等;二是提供稿本,由出版社编辑或影印出版,如郭嵩焘《养知书屋日记》、《船山全书》、《湖南全省掌故备考》、《湘城访古录》等;三是主持编辑出版《湖南地方志太平天国史料》、《湖南地方志中的少数民族史料》、《自立军史料集》、《湖南地方志提要》、《湖南资料手册》、《当代湖南人名辞典》等。其中《湖南资料手册》全面系统地反映湖南和平解放以后至1989年10月, 40年间的各方面的情况,资料宏富翔实,编排合理,是一部大型的资料性工具书,一部浓缩的湖南史志。出版后,各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5年出版的《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收录海内外湘籍人士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2652人,是全面研究湖南人物的开山之作。 4.开放地方文献阅览室 集地方性图书、期刊、报纸于一室,既接待研究型读者,也接待普通读者。同时,各专门阅览室也实行对重点读者的服务。 三、廓清迷雾,统一认识 问题与成绩同在,成绩越多,问题也相应增加和突出,不过有些问题有待于探讨: 1.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没有理顺 地方文献是馆藏文献的一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全馆业务工作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局部的作用只能是完善整体,不能削弱和损害整体。而这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长期困扰着湖南馆。例如地方文献是集中入藏,还是分散入藏?是适当集中与分散入藏相结合,通过书目索引集中揭示,搭桥铺路,还是必须搞“小而全”的地方文献库?几种意见争论不休,决策处理时态度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致使具体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地方文献既有图书,又有报纸、期刊;既有近现代、当代文献,又有古代文献;既有大量纸质载体文献,又有其他载体形式的文献。根据一定的藏书体系,已经分藏在各个业务部门,如果一味强调集中入藏,势必会彻底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藏书体系和布局。目前,湖南馆采取的是在不影响全馆藏书体系的前提下,实行适当集中,而大量的还分散在各业务部门。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分散,但必须整体揭示,恰恰在整体揭示上,10多年过去了,还只停留在准备上,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这是一项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建设,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被耽误了。 2.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 主要表现在:文献的搜集局限于省内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和能通过出版目录了解到的外省出版的图书,是以种、册为文献单元搜集处理的,而大量的内容具有“湖南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湖南馆并没有全面开展搜集整理。这项工作要求高,难度大,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去做,否则地方文献的收藏是残缺不全的。在文献阅览上,目前仍停留在一次文献的借借还还,而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而湖南馆近几年没有编过地方性专题目录。严格地说,湖南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 还有许多的问题,诸如人员群体素质不理想。没有好的人员素质,要求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那是一句空话;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不能只简单地提供“原料”,还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深加工,提供“半成品”或“成品”,进而转化为“商品”;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和负面影响,社会环境对地方文献征集的支撑力愈来愈小,征集工作的难度愈来愈大,又缺乏相应的对策;工作手段落后,设备严重不足,活动经费短缺,等等。 四、创造地方文献工作新局面 地方文献工作是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终结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文献工作的规模效应程度决定着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文献工作在全馆工作中的重点观念和重点意识,遵循既定方针,不断调整工作策略,努力创造出新的局面。今后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湖南馆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完整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体系 目录体系应含古今各种载体的书刊资料,有分类、题名、主题、责任者4种,从不同侧面全面揭示馆藏,特别要注意目录与目录之间、藏书地点之间的联系,为读者利用地方文献提供全方位的良性服务。同时,编撰各种为湖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大、中、小型专题文摘和书目索引。 2.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文件”效力,广泛寻求社会支撑,在地方文献搜集上采取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的战略 凡新闻出版部门出版发行的书刊,要通过做工作,该缴送的都应及时缴送,把漏缴率降到最低程度。视听资料生产部门发行的电影拷贝、录像片、录音带等也应根据“文件”要求缴送,起码要缴送属“地方文献”范围的产品。凡是地方文献收藏的重点,如地方志、地方史料、地名资料、地方水文、气候资料、地方物产资料、地方人物传记资料、地方报刊等的收集要基本做到准、齐、全。 3.切实建好湖南名人资料中心 使之上档次、上规模、出特色,变“自封”为“他封”,让“中心”存留湘人心中。建设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创办《湖南人物》,修订好《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成立湖南名人研究会和基金会,逐渐把湖南名人资料中心办成湖南人物的中心,资料中心、研究中心。 4.全面实现计算机管理 采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地方文献的搜集、书刊的编目整理,文摘、目录、索引的编制。在建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之后,建设湖南地方文献数据库,起点要高,规划要严密,实施要视实际情况分阶段、分步骤。先完成书目数据库,再完成篇目数据库,最后考虑全文检索数据库。这是一项展现湖南馆实力的工作,务必要下大力气做好。 5.努力培养一支素质精良、优势互补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 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历来为识者所重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人员,不仅要求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掌握现代化手段的能力;不仅要求具有事业的奉献精神,还要求具有务实的工作作风,“板凳须坐十年冷”,事业的成功才会向你发出微笑。 6.建立健全全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地方文献征集网 为推动省、市(地)、县(市)三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全面展开,扩大地方文献搜集的地域范围和种类,要注意搜集利用光盘、电子出版物等载体的地方文献媒体。共同建设自动化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地方文献资源共享。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倾向 我国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起源于本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杜定友先生为代表的广东地方文献工作,迄今己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尽管有关地方文献事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就其事业发展和社会影响而言,还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毋庸讳言,我国各地的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起步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其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局面。这种现象,与各馆对地方文献事业的认识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进而与各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机构定位、业务定位,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地方公共图书馆是否一定要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换句话说,地方公共图书馆是不是有从事地方文献事业的责任和义务?开展这项工作对社会以及图书馆有什么益处?地方公共馆是否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其次,这项工作的性质和方法与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能否使用图书馆常规业务的方式和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地方文献业务与图书馆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认识基础上逐步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进程。 一、从事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公共馆的责任和义务 1.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凡涉及到地方文献生产、传播和开发利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应纳入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如对于地方文献的考古发掘、编辑制作、出版播放、展览、保管和研究等等,都属于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由此角度看来,地方文献事业是一项跨行业的社会事业,尤其是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地方报刊、广播电视部门,都在不同程度地从事着地方文献工作。但是对于图书情报界来说,其狭义范围则只包括地方文献传播过程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部分环节,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具体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通过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典藏、流通,以及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向社会各界提供适用的地方信息和地方史料。这实际上和一般图书馆工作的内容是完全相通的。 2.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 ①与地方新闻出版行业的关系 地方新闻出版行业包括地方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杂志社、出版社等机构,它们从事地方信息的采集、加工与传播,是地方文献的生产源之一。其产品是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原材料。在地方文献信息产生和流通的完整流程中,此二者是上下衔接的两道工序。 ②与地方档案工作的关系 “档案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归档集中保存起来的文件材料[2]”。所谓地方档案,不过是在档案的内容方面加以地域的限定,而这一限定与地方文献的地域限定是基本一致的。从地方文献基本概念的角度来看,地方档案当然可以归入地方文献的范畴,而且还应该是地方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大体上分为文书档案和技术档案两大部分,与地方文献关系密切的主要是文书档案这一部分。在实际工作中,因各地都有专业的档案工作系统,他们以有关档案收缴与管理的法规为行为依据,所以地方档案的收集和保存,主要还是由这些专业档案部门来完成。 然而地方档案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侧重于生成于各级政府系统的现时档案,对于全部地方档案的收集,尤其是产生于民间的大批档案材料,和偶见于流通领域中的历史档案,则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因此,地方博物馆和地方图书馆从各自的角度去收集这类地方档案,还是大有必要的。 档案行业与图书馆行业是姊妹行业,它们同样要收集、整理、保管,并向社会提供有关的地方信息,仅仅是处理的文献形式和具体的工作手法略有不同而已,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表现为分工协作的关系。 ③与地方文博工作的关系 地方博物馆是陈列、研究、保藏本地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各类博物馆根据各自不同的性质、方针、任务,有系统地陈列文物、模型、标本等展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丰富人民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为促进生产、科研以及艺术创作提供资料和借鉴。 地方考古工作是通过考古发掘去发现本地方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对这些实物史料进行研究,阐明本地方古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地方文博机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研究、保管和陈列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文献。对于文献内容的传播,只采用实物陈列的方式。其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一种局部交叉的关系。 ④与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关系 广义上的地方社科情报工作需由地方档案工作、图书文献工作、专业情报工作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合力完成。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等社会机构都应是地方社科情报服务系统的子系统,这里所说的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主要指地方专业情报机构所从事的二次,三次文献的编制与报导。 地方社科研究和党政领导部门决策的需求,决定了地方情报工作必须具有地方特色。“各地区的社科机构的研究对象和各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所采取的种种对策,无不受本地区的民族、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人口、教育、能源、生态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各地区的社科情报工作必须立足于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了解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又有开发意义的问题,进行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直接为社科研究服务,为当地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服务[3]”。而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社科情报工作的基础,则是收集具有地方特色的情报资料。在这一方面,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社科情报实质上是由社会领域和学科领域里产生的两部分情报(社会情报和学术情报)构成的。[4]”。如果说专业社科情报机构是以社会科学情报(或称社科学术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而图书馆、档案馆等子系统则是以社会情报(或称社科基础资料或社会动态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二者的关系大部分是交叉的。 ⑤与方志编修工作的关系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 综合性著述。按其涉及的行政区域,可划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区性的通志、州郡府县志和乡镇志;按其涉及的内容,可分为综合性的志书和专业性的志书。地方志是有关地方的百科全书。它“具有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等特征[5]”。实际上,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种。但方志这种特殊的著述体材仅仅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不是全部地方文献。 方志的编修是连续的,一部方志修成,若干年后又行续修。修志时所使用的原材料完全是地方文献;可以认为,方志是按一定方式纂修起来的地方文献汇集。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要为方志编修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原材料,然后又将新的方志收入地方文献专藏。地方文献信息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值。 小结: 以上行业的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密切相关。然而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亦即地方文献的采集、整序、典藏、流通,以及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却只能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机构独家承担,因为完成文献的情报过程是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3. 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 在图书馆系统内部,各馆的性质及其在图书馆网络中的层次各不相同,决定了各馆的社会功能不同,用户类型不同,因而信息需求也不相同。借用市场科学的观念来说明,各类型、各层次的图书馆各有其适宜的市场范围。各馆都应研究本馆的用户类型、使用目的、专业分类、情报需求类型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本馆在用户心目中的特殊价值。 在地方领域内,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其他类型图书馆,受其性质与社会职能的局限,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社会义务。基于本馆主体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一般来说,也不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 地方公共图书馆则不然。它的常规经费来源于本地方的财政收入;从综合文化的角度服务于本地方是它的基本社会义务;基于本馆常规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而这种资源积累能够相对全面地代表本地的地方文化。因而,从理论上讲,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顺理成章,无可取代的。反之,地方公共图书馆若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或开展不力,则可能会被地方社会认为是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义务。 从现实中看,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效益前景。 ①各地的地方文献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内容界限,对地区或国家的文献系统而言,可以各自构成特色鲜明的子系统,基本上不存在业务范围的竞争,也不存在资金的重复投入问题。地方公共馆在普通藏书、古籍、连续出版物诸领域,除具有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读者优势外,并不具有任何文献资源方面的优势,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无可竞争的一号拳头产品。 ②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理想的投入产出比。与母馆需要采购的其他类型文献相比较,地方文献的数量相对较低,其中还包括相当比例的非正式出版物,所需经费只占全馆采购经费中极为有限的比例;而地方文献专藏由于系统内容方面的唯一性,对于地方公共图书馆所产生的效益,是其他类型文献系统所无法替代的。 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经营,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能够产生多种附带效应,具有良好的持续发展前景。除可针对本地、国内、国际各类用户开展传统的阅览、借阅服务,和专题咨询、定题服务以外,还可以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文献开发和编辑出版;建设地方信息数据库,定期情报刊物,进而通过专门的地方文献信息网页,在更广大的领域内开展地方文献事业。 ④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事业的过程中,会逐步培育和造就一批有关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的专家。这些人将在各类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 图书馆的学术形象和社会地位也会得到地方社会的进一步确认和提高。 二、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业务格局 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事业的发展水平不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没有把地方文献工作正式列入本馆业务范畴和工作日程。 ·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但没有设置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和读者服务工作分别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或者说是地方文献工作融入了其他业务工作。 ·没有地方文献工作机构。但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工作仍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地方文献机构只从事辅助型(或称被动式)的书目索引工作和一部分参考咨询工作。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分成了两条线运行。 ·没有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并没有专职的地方文献业务人员,开展与地方文献事业相关的一切业务。 造成事业水平发展不一的原因,固然有对事业宏观认识上的偏差,但也有对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程度认识不足的因素存在。 1.地方文献具有独特的概念、性质、形式、作用与价值观念,这使得它在采访、分编、书目、咨询等一系列信息处理工作中,与公共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存在着原则差异。 ①地方文献是一个独特的文献群体,它指的是“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6]。只要文献具备了以上两个特征,则无论其出版地、出版期、文种、 文献形式、文献载体如何,都可纳入地方文献的范畴之内。从地方文献的内容来看,它反映的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事物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人类对该事物的主观认识。它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地方特性,而不是该事物超越地域范围的共性。因为一旦上升为共性,也就失去了“地方性”。 ②地方文献的内容体系包括本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各项地方事业,但这并不等同于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等诸般学科。它所容载的内容并不是学科信息,而仅仅是地方事物的客观记录,这就是地方文献的本质。 ③地方文献的类型多种多样。依据各不相同的文献编纂方式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渠道,地方文献可以分为书籍、报刊、会议录、文件汇编、学位论文、科技报告、舆图、谱录、统计图表,簿记、票据、证券、画册、印谱、照片、乐谱、文告、传单、 商标 、戏剧说明书,以及地方文献专用的参考工具书等形式。从文献载体的类型划分,图书馆地方文献主要包括纸本、光化学制品和磁记录品。几乎包括了当代图书文献的所有载体类型。从文献的生产者或是文献的出版发行方式来划分,地方文献中包括公开出版物、非公开出版物和非书资料三个部分。”[7]2.概念、性质和形式决定了地方文献的作用和地方文献用户需求的特点,从而导致对专业化操作方法的需求。 ①读者使用地方文献,其目的在于了解有关某类事物的地方特性,而非此类事物的共性,地方文献用户并非不去使用地方文献以外的文献资源,他尽可以在其他文献资源中获得有关事物共性的信息,而反映事物地方特性的信息却只能在地方文献中获得。 ②地方文献的形式和载体多种多样,但其价值并不表现于个别的珍稀版本,而是体现为一种信息的群体优势,即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它是对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诸般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全面系统的综合纪录。由众多的文献共同反映出某一项地方事物的全部发展历史,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现实文献,无论是什么样的文种、出版地、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它们的内容都在连绵不断的史料长河中占有固定的位置,上承前,下启后,不可缺少,也不能替换。 ③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和公共图书馆常规的藏书建设之间,在目标与模式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公共图书馆要在读者对象的公共性和藏书内容综合性的前提下去合理使用经费,其藏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只是相对而言,因而漏采和误采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晰;而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则应全面反映本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藏书建设的水平要具有权威性。在理论上,其采访对象应该是所有存世的相关文献,而不是碰得到或买得到的那部分文献,漏购现象是应该努力避免的;反之,一旦采进了非地方文献,也决不能含浑入藏。在采访方式上,公共馆大部依据征订目录,采用市场订购的方式;而依靠这种方式所能得到的地方文献,却只占地方文献生产总量的较小比例,其余部分不一定存在征订目录,所以要靠采访人员去努力访察文献的生产、流通信息,然后通过订购、采购、征集、交换,复制和纂辑等手段,个别处理。这项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不可能要求公共馆的常规采购人员完全掌握并代为处理。 ④分编工作中,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图法》的分类思想基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及其读者的使用目的而言,其总体效果显然是利大于弊。然而地方文献的基本性质并非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而仅仅是关于地方事物的客观描述。地方文献中不可能有哲学,以及马列主义、思想,不可能有社会科学总论和自然科学技术总论,因为这纯粹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宏观认识,不属于某一特定地方;地方文献中不应该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方法论,因为这些内容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共识,并不具有任何地域特征。使用《中图法》或其他同类的方式来类分地方文献,显然会在读者与文献之间造成明显的沟通障碍,因而是不合适的,反之,以客观存在的地方事物作为地方文献分类依据,编制出专用的地方文献分类表,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⑤多数公共图书馆都是以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和文种等外部特征作为的典藏分布结构的依据。这种方式与公共图书馆的读者需求相适应,有利于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但基于地方文献的整体价值和读者的需求方式,其典藏配置应尽可能采用专藏库的形式。 ⑥从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工作中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一个独立于公共图书馆常规业务之外的完整子系统,至于地方文献读者服务工作,如地方文献的研究、整理与开发,专题书目与索引的编制,以及专题咨询和定题服务中所表现出的专业化倾向,就更加明显。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了解服务对象所从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论,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处理文献,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工作更近似于参考图书馆或研究图书馆的性质。因而,将地方文献工作完全融化在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各个部分里,不利于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开展,亦不能完成公共图书馆所应承担的地方文献情报过程这一社会责任和义务。 公共图书馆中的古籍工作要使用独特的分类、排架方式,从事专项工作的人员要接受有关古籍整理的基本训练,多数人已经从习惯的角度接受了这一事实。然而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却并不在于习惯,而是起因于古籍的独特内容与形式,以及读者的需求角度。从这一点出发,地方文献工作具有同等程度的专业特征,以及更加理想的开发前景。基于以上认识,地方公共图书馆应将地方文献工作作为本馆工作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其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专业的地方文献工作部室,使其在业务发展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一般是指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文献。主要包括地方志、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及地方性的其它研究资料、调查报告、档案、薄录、碑记、家谱、族谱、地图、照片等等。由于地方文献与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及专业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文献在记录某地区历史、现状、为某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服务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已越来越广泛地得到重视。早在1982年文化部颁发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就有“搜集和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的规定,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地方文献工作和地方文献理论的研究日趋繁荣。本文拟就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实际情况对它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河南省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 河南省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人杰地灵、文化鼎盛之地,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今天,它正以新的姿态焕发青春。纵横古今,河南省地方文献资源十分丰富,作为省图书馆,我们理所当然地担负着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们便设立了专门的地方文献部,十几年来地方文献馆藏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地方文献在藏书建设方面的独立系统。为了方便叙述,我从时间上以1912年为界线将地方文献划分为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两部分。 1、现当代地方文献 主要包括河南和籍贯属河南的现当代各界人士与河南有关的著述,各种出版社、学协会及史志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与河南有关的各种正式、非正式出版物等。 ①图书:目前集中存放的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地方文献图书约七千余种一万五千余册。这些图书包括现当代省内各地市县地方志、各地邮电志、粮食志、商业志等专业志、各地经济统计年鉴、文史资料、历史考古文献、河南人物传记、地方作家文艺作品、河南民间艺术、风光民俗、科研资料等。 ②期刊:地方文献期刊已装订成合订本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达470余种。内容包括党史资料、省情统计、改革论坛、经济探索、社会科学动态、河南内参、医学动态、地质情报、农林科技、交通运输、化工、能源、建筑、烟草等等。仅省内各大、中专院校校报就有50余种。 ③已装订成册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报纸合订本88种,包括地市县机关报、晚报、区报、地方文化报、各地教育报、学报等等。 ④解放初期至七、八十年代旧报合订本345种2999册。 ⑤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出版物。如民国间漕运、矿业资料、国民党政府工作报告等地方文献资料近40种,《东京梦华录》、《中州人物考》等地方文献资料十余种。至于散见于旧平装目录中未及挖掘的地方文献资料如《河南财政说明书》、《太行区财政工作》、《河南警政》等未有准确数目。 综合以上现当代地方文献馆藏状况可看出:(一)我馆所藏地方文献比较全面、集中。文献涵盖面广,涉及到河南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二)期刊连续性不强。由于期刊采购人员变动、期刊改刊等原因,期刊资料虽种类繁多,但就某一种期刊而言,资料不够完整系统,有不少缺期现象。(三)民国期间地方文献资料比较散乱,有待整理。(四)馆藏地方文献特色不够突出。大多是在地方文献广义范畴内泛泛收集,缺少重点特色收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是地方文献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一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尽可能广泛收藏地方文献的基础上,要有着眼点和重点,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省情出发,搞特色收藏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途径。例如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农业方面的资料可以是个重点;河南豫剧全国闻名,豫剧资料也可作为馆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来收藏。(五)与我馆一百多万的现当代中文图书藏书量相比,地方文献所占比例偏低。 2、古代地方文献 我馆1909年建馆,是全国建馆最早的图书馆之一,长期的历史积淀,数辈图书馆人的努力,我馆古籍地方文献也较为丰富。现有专门目录的河南古代地方志260余种,包括民国后据旧刊本重印的及解放后影印出版的。其中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万历)辉县志》、《(康熙)许州志》、《(顺治)息县志》等都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孤本。我馆还藏有90余种河南地方志缩微胶卷。这些历代纂修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深入到河南各地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变革、典章制度、文化渊源,小至百姓衣食、民风民俗等大都有翔实的直接资料记录。至于更为具体的书院志、寺庙志等,更是一方水土某时某地的详细文献见证。这些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料能够有幸保存至今,对于我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专 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其次是分散保存于经史子集书目中未集中整理的古籍地方文献资料,数量不可低估。先以我馆古籍藏书集部为例。总集中(金)元好问辑的《中州集》、(清)苏源生辑的《国朝中州文徵》、集丛中(明)刘昌辑的《中州名贤文表内集》、(清)宋荦《商丘宋代三世遗集》等,几乎网罗了元明清河南地方文献文学类的主要部分,是研究我省乡邦文献和风土人情重要的资料室库。别集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更是十分丰富。其中北周著名诗人庚信(南阳新野人)的《庚子山集》有清康熙、道光、光绪及民国等各种版本20余部;杜甫(河南巩县人)各种诗集著作各代版本60余部、800余册;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河南孟县人)之《昌黎先生集》等各种版本40余部、500余册,这些馆藏地方文献对于研究这些文学家的艺术成就及他们在河南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很大价值。在宋代政治活动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北宋大臣相州安阳人韩琦、南宋民族英雄河南汤阴人岳飞、元代中书左丞、馆阁巨手汤阴人许有壬、明初文渊阁大学士滑县人宋讷、清代学术家孙奇逢(祖籍河北容城,明亡隐居辉县)、豫东商丘人侯方域、宋荦、贾开宗等人的著作都馆藏甚丰。其中侯、宋、贾之著作构成清代前期豫东商丘文化极富特色的体系。再如我馆所藏子部中的小说《歧路灯》深刻反映了清康熙、乾隆年间的河南地方社会生活,被认为是河南前清时期的风俗史。史部中馆藏善本《捻军闻见录》记载了清末捻军在河南夏邑、永城、商丘等地的斗争情况,是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等等。这些古籍中丰富的地方文献对于河南历史上各方面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我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集工作直接关系到藏书的质量和特色。由于经费紧张、从事收集工作人员少及地方文献本身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等诸多原因,给地方文献的收集造成许多困难。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1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①明确地方文献收集范围,制定收集计划。 在工作中我们规定凡是与河南地方有关的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资料不拘文献载体及文献形式之不同皆在收集之列,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应本着“重地方特色,稀有及重要者首先入藏”的原则。例如省内方志、专业志、核心地方期刊及其它较少见的反映河南地方特色有独特价值的文献资料都在首先收集之列,而一些虽由地方人士著述或由河南本地出版社出版但与河南地方性联系不大的文献可不予收集。这样分出轻重缓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适当的地方,有利于提高文献的质量和价值。每年初,我们根据社会需求及经费多少,制定出较详细的收集目标和计划,进行有步骤的收集工作,并预留少部分经费,以备收集到计划外优秀地方文献资料时之需。 ②与省新闻出版局及地方文献出版部门建立联系,多方获取信息。 为了在收集工作中占主动,我们与主管河南地方出版物的省新闻出版局建立联系,这样不仅能及时全面了解省内地方文献出版情况,而且能获取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做好防止地方文献资料流失的截流工作。例如97年10月我们从省新闻出版局了解到他们有一批历年来呈缴的河南省旧报纸资料准备处理,立即组织工作人员数次去分拣挑选,从中筛选出数百种地方报纸补我馆馆藏之缺。其中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合订本及早已停刊的地方报纸等不易收集到的文献资料,非常难得。这种收集还节约了大量经费。我们还与省内各出版社、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各史志办等有关单位建立起长期联系,对其所出书刊进行全面了解,再取其地方性强,有收藏价值的悉数收集。还通过报纸、广播、广告及其它可能的信息渠道来了解地方书源,努力拓宽收集途径,并利用一切机会对不成系统的缺藏部分进行可能的补充。 ③采取灵活多样的收集方式 地方文献的收集方式比较灵活,除一般的订单订购、外出采购、接受上门推销外,让可采用摘抄、复印甚至对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口述录音等多种方式,其中以搞各种地方文献展览、开座谈会等形式来宣传馆藏,进行免费征集也是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注重信息的今天,许多公司企业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及多种内部资料,这些资料地方性较强,直接为各条战线经济建设服务,创办者的目的不在于赢利而在于宣传,他们一般很愿意借助于省图书馆这样一个拥有大量流动读者群的单位来扩大影响,因此免费收集这些地方文献资料是双方都何乐而不为的事,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扩大宣传使这种收集更广泛化和经常化。 ④面向社会基层,深入调查采访。 地方文献中相当一部分非正式出版物因不被重视,印数较少等原因仅保存在某些单位和个人手中,特别是一些年代久远的资料。工作中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线索,深入到社会基层进行调查访问搜集。例如走访本地一些利用地方文献搞研究并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从他们那里了解某方面地方文献的线索等。 ⑤培养地方文献采购人员素质 任何一件工作,人是重要因素。地方文献收集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掌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基本理论,更应该增强他们对社会需求和服务对象的了解,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资料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性。并鼓励工作人员建立广泛的以工作为目的良好人际关系,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这样才能在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把收集工作做得得心应手。 我们的收集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缺乏详细采访条例,不同的工作人员有自己一套不同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建议扩大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支持,建立起各种地方文献出版物向我馆送交的“呈缴制”,这样有利于省图书馆在全面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得到经费和质量的保障。 2 古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我馆现藏古代地方文献大多是经前辈们收集保存下来的,我只略谈几点。 ①我馆古籍线装书是在“大粱书院”和“明道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后政府拨款委托新华书店到民间收集大量古籍由我馆收藏。几十年前,我馆工作人员曾以论斤购买的方式深入基层访求到不少古籍。想必其中地方文献占一定比例。 ②我馆曾以购买缩微胶卷的形式对缺藏的河南方志90余种进行了收集工作。其中《(康熙)新乡县续志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顺治)滑县志十卷》、清顺治十一年刻本等,都唯有北京图书馆藏有,对于我省来讲,是弥足珍贵的地方文献,缺藏的遗憾能以缩微胶卷来补偿,也算是件幸事。 ③对于全国范围内重新出版的古籍资料,只要是与河南有关的地方文献,我们也采取购买的方式来补充馆藏。例如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本《许州志》等等。 ④凡是到我馆来要求鉴定和出售古籍的读者我们都热情接待,并说服他们将古籍交由条件较好的省图书馆收藏。对于价值较高的古代地方文献我们也不排除购买或复印的可能。 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是件长期的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它需要通过工作人员代代 相传的辛勤努力积累才能逐步完善馆藏,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地方文献藏书结构。三、我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整体而言,馆藏和收集是基础,整理是前提,利用是主要目的。我认为地方文献的整理包括加工与开发整理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针对新书刊借阅前的处理而言,后者则是针对文献中不够集中不便利用的地方文献资料进行二次发掘开发而言。 1.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加工整理与利用 ①加工和整理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而言,加工主要是指对新书刊等的分类、登记、做目录索引、入库、上架等投入流通前一系列工作。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分类准确,加工及时,尽快使新的地方文献资料与读者见面,投入使用。 整理一方面是对于过期资料进行回溯性整理。例如我们为了使自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河南地方报纸得以利用,在97年组织人力对这些存放已久的散乱报纸进行了大规模分拣整理工作,最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共有345种2999册。其中某些报纸数次改名、停刊、复刊,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加以耐心查证,进行了创刊、停刊、改名、缺期等方面的详细记录。虽然有些报纸有缺期现象,但这些报纸历经数十载,尤其是经过的一场浩劫,能保存下来已相当不易,十分珍贵,这些旧报纸作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了解和研究河南这几十年间的政治历史等有很大文献价值。这项整理工作还为国家缩微中心进行缩微保存创造了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是对现当代地方文献进行专题开发。由于地方文献在为政府机关决策提供参考,为公司、企业发展提供动力,为科研人员研究提供材料和论据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与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等建立联系,有目的地搞好地方文献专题开发利用是地方文献整理的重要方面。 ②利用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集中表现在阅览室借阅及咨询服务方面。以97年为例,地方文献阅览室接待读者7165人次。借阅对象包括党政机关干部、教师、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以增长知识为目的的普通读者。例如在97年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郑州晚报社联合主办的《“红桃K杯”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知识竞赛百题》活动中,我馆地方文献阅览室发挥馆藏优势,为读者提供诸如《河南大辞典》、《郑州市情》、《郑州古今要史》、《郑州市教育志》等大量相关资料,仅此活动期间,就接待读者数百人次,在宣传郑州、热爱家乡这一活动中实现了馆藏地方文献的利用价值。我们还多次为来河南考查地理环境的日本学者提供资料,为日本留学生提供河南名胜古迹资料,为来自福建甫田到河南寻根的读者查找家谱方面的资料。这些咨询服务的例子举不胜举,是对我馆地方文献实用价值的最好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地方文献作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直接的资料服务于各行各业,阅览室地方文献利用率逐年增高就是一个证明。领导干部在这里寻找某些决策的依据,专家学者在这里为学术研究找到材料和论据,普通读者在这里了解河南各地的方方面面。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我有两点建议:①建议在馆藏达到一定规模、复本量有所保证时开展书刊外借,方便读者。②建议利用现存馆藏地方文献与某些单位搞联合开发。也即将前面所谈到的经过二次整理开发的地方文献资料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其得到更好的利用。 2.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十分丰富,但在整理和利用方面存在不少缺憾。原因之一是此项工作要求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较高,而年轻人缺乏专业培训和经验;二是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整理起来耗时耗力,工作量较大;三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做过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变动等原因被湮没,不为后人所知,许多工作要重新开始。 ①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 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任重而道远,它要求工作人员有沉潜于中的能力和素质对这项必须付出大量劳动短期内却未必有明显成果的工作有足够的兴趣和热爱。古代地方文献整理大有潜力可挖,根据我馆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对于古代地方文献中本已成书的地方志等反映历史上河南某地某方面的地方文献资料。择其对于当代有一定意义和利用价值的可以点校、翻译等形式重新出版,使它们从图书馆的书架上以新的面貌走向社会,更易被接受和利用。还可结合馆藏与出版社联合编印“河南地方文献丛书”等,有计划地系统开发馆藏文献。(二)从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选取各种角度搞地方文献汇集。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其中的地方文献资源难免会湮没其中,利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只有进行有目的的专门地方文献汇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例如需查河南某地古人资料,如常备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未收入此人,人们便会想到此人籍贯所在地的河南方志,但如果不清楚此人具体籍贯就难办了。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河南各地方志人物卷中的河南人物编成《河南名人辞典》会是件十分方便有益的事。至于再对散见于其它古籍(例如河南人诗文集序跋、传记)中的人物资料做一收集以补方志之不足,则可使此项资料汇编工作更为完备。(三)建议编印我馆地方文献目录及提要揭示馆藏。将我馆所藏地方志、乡土资料及经史子集中其它地方文献资料先集中编制完备的目录,再逐一以提要形式揭示出来,不仅是摸清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家底的有力措施,也可大大提高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程度。 ②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 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是紧密相联的,搞好了开发整理也就自然方便了利用,目前我馆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向读者提供资料等方面。例如辉县市文化局某同志来信咨询百泉书院明清两代题写碑刻十八位官员简历,我部从《河南通志》、《续通志》、《卫辉府县志》、《辉县志》等馆藏地方文献中查到此方面资料,满足了他的研究需要。再如一位日本留学生来我部要求查阅河南武术方面的资料,我部工作人员从《河南府志》、《洛阳县志》、《新安县志》等地方志中帮他查到所需资料,解决了他的困难。多少年来,不计其数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从古代地方文献这块沃土中汲取营养,提高了素养,增长了才干,在各行各业进行着辛勤耕耘。 3.综合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 考虑到现当代地方文献与古代地方文献连续性等原因,我馆于1994年将主要负责当代地方文献的地方文献部与古代地方文献归属的古籍部合并为历史文献部以便统一管理和开发。我馆所藏大量地方文献记载了河南地区自古至今的灿烂文化,反映了河南历史发展和现状,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社会需求促进了地方文献的发展,而地方文献的繁荣又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因此根据社会需求搞好地方文献综合开发是进一步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必然趋势。就我馆情况而言,打破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界线,合理开发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专题特藏。可将集中反映河南某方面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以专题特藏的形式予以揭示,可设专门书架、专门的目录索引。(二)专题资料汇编。我们可以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科研课题的需要,将散见古今地方文献中的某类专门资料以摘抄、复印等形式整理汇编成册,提供集中的原始资料依据,为广大读者服务。 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实行现代化技术管理,利用计算机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进行存贮、检索、二次文献整理等工作都将是事半功倍的。 地方文献资料从古到今,涉及到河南地区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其间凝聚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和智慧,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开发都会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财富。其实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人们根据以往的地方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其间又形成大批新的地方文献。这样不断开发,地方文献愈加丰富、详细,形成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详尽资料记载并流传下去,又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和前进的台阶。 以上主要谈了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及在收集、整理、利用等方面的经验和不足,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恰当与否,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是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仅公共图书馆应当做好这项工作,高等学校图书馆也应当重视做好这项工作。高校图书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教学、科研均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而地方文献也是其中一种不可缺少而又独具特色的文献类型。现在,在高校日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鉴于当前一些高校对地方文献工作尚不够重视,本文拟就此谈谈看法。 一、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 地方文献是反映一个地区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状况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对当地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毫无疑问应当做好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 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一些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不够重视,造成地方文献工作薄弱,有的馆甚至不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抓,造成地方文献收藏残缺不全。 2、管理制度不健全,影响开发与利用 不少高校图书馆没有对地方文献实行专室专人管理,也没有编制地方文献的专门目录,更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例如华侨大学图书馆依据地方文献出版类型的不同,划归不同部室管理,将地方古籍划归古籍库,现代地方图书划归流通部,且同类型文献因出版年代不同又分藏不同的库室、这样造成师生借阅地方文献极为不便,影响了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 二、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地方文献工作 1、更新思想观念 多年来,不少高校图书馆将地方文献工作视为公共图书馆的事,认为它对高校图书馆可有可无,无关大局。只有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做好地方文献工作,保证高校图书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如不久前,有一位读者来馆要借有关福建竹枝词的书,我馆没有,只好向兄弟馆四处求借。我校已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理工科系,还设有社科、中文、外语、旅游、工商、法律、艺术、英语等系,还有华侨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日常工作中,我们已发现读者对地方文献资料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图书馆应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2、领导重视是关键 积极争取领导的重视是搞好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应当主动汇报情况,争取领导重视,并给予增拨专项经费,设立专室,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派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管理工作。 三、加强地方文献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士著作与地方出版物,高校图书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 地方文献的收藏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而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则是做好地方文献收藏工作的重要保证。 高校图书馆应设立专门机构,选择业务能力较强的人员负责抓此项工作,制订收集、收藏地方文献的有关制度。在收集工作中,应采取以征为主,征购结合的办法。要结合实际订出征集细则,其中又分无偿和有偿(奖励、鼓励)征集。征集不到的则采取购买或复制收藏。要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多方访求,尽量将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收集到馆。 对收集到的地方文献,要进行认真分类、编目、整理上架,妥善保存,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发挥地方文献的价值作用。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针与方法。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应如杜定友先生所说的“宁滥勿缺”、“片言只字,巨细无遗”,尽可能收集,然后系统地整理收藏。对于那些散见于报刊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进行剪辑、摘抄,按类装订成小册子。 地方文献的收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征订。即通过出版社、邮局及其他发行单位征订单采选订购。2、函购。对已知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文献,可发函订购。3、访求。即派人上门,向有关机关、单位、团体、个人收集地方资料。4、交换。与有关单位建立文献资料交换关系,互相交换出版物及资料。5、复制。对本馆所需的地方文献可通过抄写、翻摄、复印等方式复制。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文献大多是非正式出版物,分散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有关线索,主动登门访求。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并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地方文献搜集工作不应局限于本地,外地或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图书馆应主动向政协、统战等部门了解有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搜集地方文献。 在收集地方文献工作中,还应注意从现有馆藏中筛选,将其中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每种抽取一册集中于地方文献书库,这样有利于地方文献的集中管理与开发利用。 3、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 收集范围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以及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根据我校特点与需要,笔者认为,我校图书馆除了应收集地方志和地方出版物以外.还应侧重收集以下两类: ①历代地方人士著作。地方人士包括原籍本地,也包括曾在本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外籍人。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诗词、信札、日记、奏折、墨迹、碑帖、手稿等都应注意收藏。到海外经商、居住的本地籍人士的著述也应注意收集,这点对于象华侨大学这样的高校尤为重要。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有几百万人到海外谋生,他们对海外居住国也作出许多贡献。华侨大学有华侨研究所,对此尤其需要。 ②地方史料。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泉州为例,泉州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 著名侨乡和不少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有关论述泉州的一切资料都应努力收集。 四、加强科学管理,充分开发利用 目前,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多采取分散管理的办法。实践已证明,这种方法既不科学,也不适用。高校图书馆应当建立有本校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集中收藏,妥善保管,编制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努力开发和利用馆藏地方文献资源。特藏室不但要努力为前来查阅地方文献的读者提供方便,还应主动向各系科和各单位发送本馆编印的地方文献专题汇编、目录、索引,并主动地有针对性地上门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特别是为老教授、老专家服务。如我校先修部老师王建设正是利用我馆为他提供的地方文献,撰写并出版了专著《泉州方言与文化》上、下册;我校老教授陈允敦不但在地质矿产、化学等方面是专家,而且在地方史等领域很有造诣,近年来,他积极利用地方文献搞科研,参加编写了《泉州地名录》,并已出版《泉州古园林钩沉》、《泉州名匾录》两部书,现正在撰写《泉州清末民初遗事》一书,不久将正式出版。我馆积极配合,充分满足他对地方文献的需求。 总之,高校图书馆在地方文献的搜集、管理和开发利用方面大有可为。只要领导重视,全面规划,持之以恒,就能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藏书体系,让地方文献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它是形成公共图书馆富有地方特色的藏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为本地国民经济、科研生产和广大群众服务的物质基础之一。因此,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料,为当地国民经济建设和科研生产服务,促进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各地公共图书馆的一项费省效宏,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改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的重要工作。本文就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谈点看法,求同行们斧正。 一、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 地方文献是指记载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历史、山川、气侯、风俗、物产、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图书、印刷品及声像资料的知识信息载体。由此可见,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是宝贵的地方资源。 收集地方文献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累和保存地方史料,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馆藏体系的重要途径。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区书刊文献情报的集散中心,担负着保存国家、地区有价值的文献资源,开展社会教育,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开发智力资源,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重任。切实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仅是实现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完成图书馆的任务的前提,而且是丰富馆藏,为读者服务工作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 2、为本地区各项地方事业提供文献情报服务。由于地方文献是本地区各行各业历史和发展的综合记载,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首先,它为地方史志的编撰提供基础素材。经过地方文献工作者收集、整理后的地方文献资料,可作为地方编撰各行各业史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资料源。其次,为地方领导机关制订决策、计划提供情报依据。由于地方文献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物产等各个方面,因此对本地区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决策时,提供重要的情报依据,为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文、管理等各项事业建设提供各种形式的文献服务。 二、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和范围 1、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 第一、地方性原则。地方性就是指文献所记载的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第二、史料性原则。作为地方文献必须是具有历史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具备了这两个价值的地方文献才有收藏的必要,那些稍纵即逝,时间性很强的信息资料不能作为地方文献收藏。 第三、兼收并藏的原则。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地方的藏书中心,地方文献是永久保存的文化遗产,收集的过程中不能以当地政治标准作为收藏标准,应以文献的地方性和史料性来衡量,只要符合地方性和史料性原则,不管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应兼收并藏,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以供后人研究、借鉴。比如:时期的各种小报,内容虽然五花八门,但它记载了那个时期特定历史阶段下特定地区内所发生的人和事件,故应加以收集和保藏。 第四、适用性原则。根据本馆方针、任务和本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与保存当地文化财富的要求,收集符合本馆藏书原则与体系的地方文献,对一些虽属地方文献,但保存价值不大,使用对象极少,又耗资费力的可不收或慎收,以保证收藏质量,优化藏书体系,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事业。 2、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 根据地方文献的定义和上述收集原则,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综合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历史状况的方志和乡镇志、县志、市(行署)志、省志,如我馆收藏的《绵州志》、《绵阳县志》等就属于这类综合性地方文献。(2)系统反映本地区内某部门发展变化历史的专业志,如《粮食志》、《水利志》、《林业志》、《图书发行志》等,如我市王孝清主编的以粮食流通领域为重点,客观记述绵阳市粮食事业今昔发展的历史状况的《绵阳市粮食志》便是。(3)全面系统积累本地区某方面成果的公开或内部出版物,如《绵阳民间文学集成》、《戏剧集成》等以及我市文化局局长陈明星编写的歌舞剧《新娘写》和川剧《华清池》剧本和有关评介文章等属于此类文献。(4)本地区名人学者撰述的回忆录,人物传记资料及文章等,如《四川革命烈士传》、《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红四方面军在绵阳广元斗争纪事》等文献,集中收集起来加以整理,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5)散见于报刊上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工农业生产等情况的文章及图片等,包括发表在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报版上的文章。(6)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反映本地区情况的图书、报纸和期刊,如《绵阳日报》、《绵阳文化报》、《图书工作通讯》、《绵阳论坛》、《绵阳审计》、《群文园地》等。(7)本地编辑印刷的学术论文,会议文献等,如《绵阳文化发展战略论文选》、《绵阳师专学报》、《人大、 政协会议文件集》等。(8)本地区党政部门制定的有关本地区社会、经济近远期发展规划,如《绵阳发展战略》、《绵阳市八五发展规划》等等。(9)本地区的名人书法、画卷等,例如《益州书画名人录》。(10)介绍本地自然资源,山水风光旅游景观的地图和文章等。(11)有代表性的反映本地区科研生产新成果,新产品的科研论文资料,产品样本、说明书、目录、广告机构名录等,如《绵阳市工商名录》等。上述是就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而言。从文献形式上看,地方文献不仅包括出版物,还包括手抄本、碑贴、墨迹等,不仅有装订成册的,也包括零张散页。从载体上看,不仅包括印刷型文献资料,还应包括本地的各种声像型文献资料(录音、录像、电影、电视)等。 三、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各行各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竞争生存能力,都较注重收集积累历史资料,以便向社会宣传介绍本行业的发展变化情况,研究探讨各行业的发展规律,总结交流管理经验,预测未来的变化,研究之风日益浓烈。在科研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都编辑出版了一批批记录和反映本地各方面建设成就及其活动的地方文献,其品种不断增多,数量越来越大。以绵阳市为例,仅90年度登记注册的内部发行报刊就达200余种,内部交流的小报67种,每年临时编印的图书达142种,如果加上国家正式出版的书刊,品种和数量就更大了。从目前情况看,一个地区的地方文献分散在各行业中,由于国家尚缺乏统一明确的收集分工,一些文献众家争相收集,一些文献却无人问津,形成重复收藏和无人问津并存的情况。公共图书馆只要弄清收集的途径,掌握收集的方法,积极主动做工作,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定会有所成效。 1、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 1)各地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是指导管理编辑地方志和专业志的职能部门,图书馆依靠他们收集市志、县志、部门志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仅可以节约费用,还可以收集齐全。绵阳市馆89年以来,多次同市地方志办公室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联合行文市内各县(市)和市级有关部门,要求将出版的志书一律送市图书馆一至二册,使收藏志书工作有了一定保证。 2)各地党史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是专门研究编写当地党的组织成长等史料的职能部门,他们不仅收集占有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而且还编辑有相关的刊物和图书,如得到他们的支持,定会促进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使地方文献(党史资料)成为进行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3)政协文史资料室。各级政协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当地名流、学者,这些老同志将其经历回忆整理出来,编印成书刊或资料,如(政协文史资料等)很有地方特色,是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献,图书馆可与其联系,收集入藏。 4)社科联、科协和文联。这些部门是联系本地区各类学会、协会的组织,一般地讲,学会协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而当地的学会、协会主要是从本地情况出发研究某门学科的,只要得到支持,收集地方文献就会如鱼得水,根据我馆收集地方文献的经验,一般的学会协会都乐意将成果送图书馆保存和向社会宣传。 5)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是代表政府管理新闻出版的机关,随着国家对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加强,出版和印制图书与期刊,都要经过出版管理机关审查,并附送样书样刊,图书馆同他们联系,可收到部份地方文献。 6)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地方特色的书画,及时到书店预订和采购。 7)废旧物品收购站回收的大量废书废刊中,可沙里淘金,寻找到部份地方文献。 上述部门占有地方文献各有侧重,也有交叉和重复,图书馆应分别不同情况,积极争取得到上述部门支持,解决地方文献收集的渠道和途径,这样,就能较好的完成地方文献的收集任务,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形成馆藏特色。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法 根据本馆和各兄弟馆的工作实践与经验看,收集地方文献大致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和措施: 1)按本馆方针任务和当地科研生产等需求制定收藏原则和计划,制定采访目录,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的藏书中心,它担负着为本地区社会提供各种图书资料的任务,藏多少书,收藏什么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状况,同时,将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图书馆的方针、任务的完成。因此,在进行地方文献收集前,必须根据本馆的方针、任务、社会需求,制定出收藏原则与计划,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结合掌握的文献信息,编制采访目录,有的放矢的搞好收集工作,通过长期努力,使馆藏地方文献和藏书体系形成特色。 2)加强图书馆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宣传。公共图书馆由于缺乏向社会宣传,在一般人眼里多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性机构,对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不甚了解。特别是中小城市,人们受文化修养、物质条件等的限制,图书馆意识淡薄,加之公共图书馆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因而,给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大多未得到法律、经费等方面的保证和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所以,在文献收集中,我们应加强向社会宣传,不断向人们普及图书馆意识,增强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人们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和依赖性,使人们觉得将自己的作品著作,本行业的研究成果送图书馆保存,不仅能更好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将对丰富人类文化遗产作出重要贡献。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和骄傲,以进一步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3)争取政府部门重视。图书馆收藏地方文献资料既是一种图书文化积累,又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收藏图书,流传后人。在社会主义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不仅重视积累编写地方文献,也重视收藏保存工作。公共图书馆应该争取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对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领导与支持,通过利用政府部门发文,规定有关部门向各级公共图书馆呈送地方文献的呈交本制度等法令形式,使公共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的工作受到法规保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4)在“主动”二字上下功夫,收集地方文献靠等人送上馆门是不行的,必须靠图书馆工作人员迈开双脚,深入下去,一有线索,就 应跟踪收集,在主动“二字”上狠下功夫,才能获得成效。负责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人员,要克服怕麻烦,收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真正把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当作繁荣祖国图书馆事业,振兴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等事业的重要工作来做。5)举办地方文献专题书展,扩大收藏影响。当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有了一定的品种和数量后,可以举办专题书展,邀请有关部门将收藏的地方文献带往参展,并请当地领导部门和各行业的领导及有关人员,当地名流、学者前往参观指导,以扩大收藏工作的社会影响,促使更多的作者和单位将自己的文献送图书馆入藏,以促进收集工作更进一步的开展。 6)印发地方文献的收藏证。为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对凡是向图书馆捐赠了地方文献的个人或集体,图书馆都应该向他们致谢,并寄送设计精美的收藏证书,以资纪念,还可以考虑向他们提供借(查)阅图书的优惠条件。 四、地方文献收集应注意的问题 1、明确地方文献收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该看到,地方文献收集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地方文献是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的出版物,多数是内部发行,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并且时间跨度大,一经出版一般不可能再版,收集工作稍不及时,便可能造成漏收,无法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公共图书馆应确定专人负责,长期地、不间断地将收集工作开展下去,不能时断时续,凭兴趣办事,也不能因人员更换而起伏,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形成特色,满足读者查阅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地方文献的收集又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地方文献内容涉及各行各业各学科门类,具有内容广博、分布广泛、信息难以捕捉。同时,从出版形式看,既有正式出版物,又有内部出版物;既有装订成册的,又有单篇单页的;既有印刷品,又有声像资料等,在一个地方,出版或拥有地方文献的部门众多,他们又隶属不同,这就导致了地方文献收藏的复杂性。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充分认识收藏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性,认真分析、研究、区别不同情况,采用适当对策,不怕麻烦,不怕冷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做好收集工作。 2、建立健全收集制度和机构。地方文献是形成馆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份,公共图书馆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收集制度和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来保证收集工作有秩序地进行。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制定机制,确立收集的范围,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两种地方文献确定收集重点和范围。②落实经费,收集地方文献除积极争取有关部门赠送外,还应从全年购书经费中抽出一定比例来保证地方文献收集的需要。③建立保藏和查阅制度。收集起来的地方文献应根据本馆实际,设立专门的书库,妥善加以保藏,同时,为使到馆的地方文献不遗失,要严格查阅制度。④专人管理。地方文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专门负责,实行收集、管理、查阅一条龙,没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指定专人或兼职负责,并作为工作考核内容之一。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管理、利用都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作保证,有专人负责。 3、注意加工整理工作。地方文献收集的目的在于开发和利用,要使馆藏地方文献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各馆应注意对所收集的地方文献及时进行加工整理。对不同时期的各种地方文献应按一定的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编目、登记、加工并合理的划分书库,分类排架专库保管。以改变地方文献同其它书刊混同存放和分散于各部门的零乱现象,建立馆藏地方文献目录,采取有效的方式或交有关部门投入流通使用,在地方国民经济和科研生产中发挥作用。 4、注意提高人员素质。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十分辛苦而又见效不宏的地方文化积累工作,文献收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和关系到馆藏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和质量的好坏。因此,各馆在确定采访人员时,应注意挑选事业心强,工作踏实肯干的同志,同时还应通过送培、进修、自学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这些同志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提高他们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学科知识及语文知识的水平,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切实搞好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服务工作。 图书馆工作论文:甘肃省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 “收集保藏利用图书报刊、地方文献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这是省(市)公共图书馆的一项光荣任务。地方文献资料是指某一地县的历史资料和社会的记录,这些资料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语言文学、民族宗教、矿产资源、水文气象、农林牧副等等。其记载形式,有图书、报刊、图片、画册、地图、文告、表报、拓片、胶卷等。 关于文献,首先要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其次才能依据“地方范围”确定资料的收录内容。甘肃地处西北五省区中心。凡通往西北各地区的工程勘测人员,科学研究工作者,大多路经兰州时,都要查找有关西北地方的文献资料。因而设立西北地方文献专室,收藏西北五省(区)的地方文献资料,提供党政机关、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使用,这不仅是图书馆任务的贯彻执行,而且是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效方式。现就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分述如下: 一、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 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先以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为前提。“地方范围”的概念,应以现今的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的变更和本地区自然条件来确定。就西北来说,“地方范围”是指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区域范围。我国历史悠久,历代行政区划变更很大,但以西北来论,却无多大变化。自汉代以来,西北多时为同一军政区划,清初甘肃仍系陕甘总督所辖,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始分设置陕西、甘肃两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置新疆行省,又于一九二九年将青海、宁夏划出另建行省。解放后,西北五省(区)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管辖之下;宁夏与甘肃又有分有合,同时兰州又为通往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必经要地,自古以来,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建国后,甘肃有了巨大发展。三十年来,横贯西北的天兰、兰新、兰青、包兰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更大大加强了西北五省(区)交通、联系和协作。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将上述地区的有关资料集中起来,供党政部门、研究单位参考使用,以加速本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进展。这就是甘肃省图书馆在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中,“地方范围”概念的理解,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若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考虑,其情况更为复杂。地质学家、地貌学家、动物地理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从他们各自角度划分“地区”的标准,又各不相同。他们划分的标准原则与行政区域划分的原则又不完全一致。自然地理的“地区范围”比行政区划的“地区范围”更为广大。如“黄土高原”这一地貌特点,就不仅是甘肃的问题,还包括陕西北部和山西的一部,即其一例。所以确定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这一概念,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化和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来确定。在确定了地区范围概念之后,凡现今行政上属于这个地区的有关资料,历史上与现今区域有关的资料,还有与本地区自然地理有关的资料,都属地方文献资料。但自然地理方面,如河流、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资料,搜集的尺度可适当放宽。甘肃省图书馆在确定西北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就以此为依据。其他各省(市)图书馆,如何确定自己馆的地方文献范围和内容,则依其各自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但我们认为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基础,再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化为依据较为合宜。 二、地方文献的材料内容 关于地方文献资料的范围上面已经提到,但地方文献具体材料内容的确定,则较为复杂。那些材料属于地方文献,那些材料又不属于地方文献?这就要求图书馆工作者把最容易混淆的问题加以区分,即地方文献、地方活动家传记、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等几种不同情况的材料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地方文献”是指内容带有地方为特点的一切著作,这些著作不论是何人著述,也不论是何地出版物。就其形式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书籍、报刊、图片、画册、地图、表报、文告、传单、拓片、碑卷、以及唱片胶卷、录象等,至于地方活动家传记,以传记主人公的活动与本地区有无关系和关系如何为取舍原则.例如《刘志丹传》主要是论述了刘志丹同志在陕北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所以他的传记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处理。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如果内容没有地方特点,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但为了研究本地区的文化史和地方的出版情况,可专门编制地方人士著述目录和地方出版物目录,以备专门研究地方文化史者参考。地方文献材料内容的确定,有些十分明显,但也有些则容易混淆,因此就需要区别对待。 1、地方剧种材料的处理:关于地方剧种的论述性资料,例如有关某一地方戏的发生、发展、唱腔、服饰以及脸谱等材料,是研究改进、提高发展地方剧种必不可少的资料,应当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研究秦腔的产生、发展、唱腔、服饰、脸谱的资料,应当作西北地方文献,但地方戏的剧本和戏文,内容反映了本地区的真实事件,地方性特点较强者,可作地方文献,其余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如秦腔《游西湖》、《游龟山》等均不得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另外,非地方剧种而内容与本地方有关的剧本,如《丝路花雨》、《西出阳关》,电影剧本《响导》、《天山红花》等可做西北地方文献。对非地方剧种而内容的地方真实性又不突出,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 2、地下文物记载的处理:地下文物记载是指有关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地下文物材料的处理,以其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有关的记载,作地方文献处理。如青海发现的《三老碑》等。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区无关,或虽无文字内容的出土文物,而有考释记载的,因其与出土地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的关系,亦作地方文献处理。如对甘肃彩陶的研究和《大秦景教流行碑》等碑文的研究,均可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至于外地区出土,而内容与本地区有关的记载也应作地方文献处理。 3、现代文艺作品的处理: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资料,但好的文艺作品,通过作品的形象与细节描写,反映了社会现实,可以与历史资料互为补充,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三军过后》一书,描写了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路过陇南地区时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书中真实的描写了陇南地区风物概貌,生活习俗,特别是我军战士团结当地人民同反动派搜捕围剿开展斗争的事实,最后,一部分指战员沿红军的脚印北上与大部队会合,一部分继续留守,进行更加雄壮威武的斗争。本书的特点是地方性强,风土气息浓郁,作品可视为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达甘肃南部这一段历史的补充,颇有参考价值,故作地方文献处理。至于本地区的民族史诗、民歌,或以本地区一定地方的人和事所写的报告文学或特写,均可作地方文献来处理。但文艺类作品搜集,应审慎精当,尺度不宜过宽。 4、集部有关材料的处理:四库分类法的集部相当于现代分类上的文学类。在这类的文 集里,有不少地方历史地理、奏章专论、边关事务和文物古迹等材料,这些材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地方活动家的集子里,这类材料既多又好。如《左文襄公全集》中,对陕甘事务的记载,对平定新疆地方分裂势力,沙俄侵占新疆的事实,以及筹响用兵,进击沙俄侵略军的函牍、手扎、奏稿等,至今仍不失为有用的参考文献。再如《龚定庵文集》中有关青海边事的稿章,《林则徐文集》中有关新疆农田水利的文章、《杨忠憨公集》(杨继盛)中关于开发临洮的记载等,都是很可贵的资料。就是在诗集里也有不少很有用的材料,如岑参有很多描写河西酒泉一带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情况的诗,既可了解当时河西一带的富盛繁荣,又可了解天山南北自然景象的磅礴雄伟,沙漠气候的变幻奇异,真实地描写了西北地区风貌、军旅生活、慷慨悲壮、气势磅礴,成为唐代诗歌中对边塞真实情况记录的不朽杰作。又如杜诗中就有很多唐代长安的材料。但在集部里,材料不多也不集中的情况下,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处理,可是对材料特别多而且又很集中的,就以地方文献处理。总之,对集部中有关地方文献的处理。要细心审核,处理恰当。5、丛书类中地方文献的处理:丛书类中收集地方资料的情况很多,如《二酉堂丛书》,其中不少是河西的有关资料,而作者又是甘肃武威名士,故该书作为地方文献处理。但有些却不能这样处理,如《九通》中有不少西北材料的记载,但不能因有地方的资料就一概按地方文献处理。为了更好地发掘丛书、类书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最好将有关地方资料的部分作出分析片,排入地方文献目录之中,注明来源出处,以便研究人员使用。或将丛书、类书中的地方资料,采取复制和油印的方法来处理,这样既不使丛书类书失去系统完整性,又能将其中的地方资料选出另行处理,使地方资料得到了发掘,更便于读者使用。但这种作法涉及人力、时间,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事业心、责任感,是一项非常细致艰巨的工作,但对减轻科研人员的前期劳动俾益甚大。 6、关于敦煌学和汉晋西陲木简材料的处理:敦煌学内容包括佛教艺术和莫高窟古籍书卷。古籍书卷内容庞杂,其中除《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少数材料具有地方性外,其他所有材料都不具有地方特色,内容上与地方文献无关,但敦煌学在世界上的学术价值很高,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它不仅是甘肃在祖国文化上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所以凡属敦煌学的一切材料,不论是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或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材料,都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 西北地区因其地理条件特殊,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保存了不少古代文物,汉晋木简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简策多为古代的公文函牍和文书档案,它记录了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状况,史料价值很高、其中如边关设防、烽隧记载等,地方性很强。有的虽无地方特点,但这些木简却出于西陲沙漠地带,它与当时西北地区的物质文化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凡是研究考释汉晋西陲木简的材料一律当作地方文献。 另外,丝绸之路是人民用血汗浇灌而成的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东西方人民间物质文明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增进东西方人民的友谊,加强了东西方人民精神文化的传递,故丝绸之路实为中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见证。对丝绸之路研究材料的处理,不仅要把葱岭以东至长安的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对待,即葱岭以西地带有关丝绸之路的材料,也要作西北文献来处理,丝绸之路尽管分为东、中、西三段,但它是一条完整的整体路线,它们之间互为连贯不可分割,所以对这三方面的文献处理,宜宽不宜过严。 三、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地方文献的搜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因此在工作中,要贯彻“日积月累”的方针,这项工作常常需要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见到显著成效。因此,搜集过程中,既要千方百计,又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访”、“求”,还要作认真细致的考证与整理,以确定其价值,发挥其作用。三十年来,甘肃省图书馆已积累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六千二百多种,报刊七百五十多种,报刊题录一万九千七百余篇,这些资料,为西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文献资料是采取什么方式搜集的呢? 第一,是从馆藏已编未编的一般书刊中,挑选地方文献资料,这是地方文献专室建立的开始。再就所有的图书报刊中检出有关本地区的一切材料,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这是地方文献资料的主要基础(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的对待和处理原则,上面已经作了说明)。地方出版的期刊,地方特点比较突出,应作地方文献尽量搜集。另外,还采取选辑办法来积累地方文献,除了现成的发行书刊外,要随时作好零星文章资料的选辑剪贴工作,对有多余复本的图书,其中如有本地区的有关资料时,可以拆开另订成册,以供使用。总之,要想方设法多方进行搜集。 第二,加强与省内外新旧书店联系,特别要加强与本地古旧书店的密切联系,并利用其各种目录进行选购,这是一项逐日经年,长期持久补充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途径。甘肃省图书馆通过这一途径,搜集到不少罕见珍贵的地方文献。当然,对国外出版的有关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特点的论著,不论是属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物考古、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或农田水利、地质矿产等等方面的材料,应尽量设法预订,注意搜集。 第三,对机关单位编印的内部书刊,要通过函索或派专人访求的方式进行征集。具体要求是:在平时要注意本地区文献资料收藏和散失情况,对内部资料要通过上级领导部门征求或采用直接订购、还要有计划、有重点的派人前往各县(市)调查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并随时作出目片摘要,以备传抄复制;对本地区产品商标、特种工艺品的图照、地方歌谣、地方剧目说明等,也要留意搜集。此外,还要加强邻近省(区)之间的协作,采取代购、征集等办法,以互通有无,彼此不断积累充实地方文献资料,甘肃省图书馆采取这种方式收集到了不少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充实了地方文献库藏。 第四,资料的复制和交换也是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一环。历史上,在印刷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少文献资料多系辗转传抄,即使有了木版印刷,也因纸张缺乏,技术落后,不可能大量印刷流传,天长日久,因各种原因,如水灾、火灾以及自然损坏等,使文献资料有的佚亡,有的成为孤本。因此加强对稀有资料和孤本图书的复制工作实属必要。甘肃省图书馆为了作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曾在历年收到的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所编的馆藏目录五千多种中,选编了西北地方文献草目,这样,既可找到复制文献线索,又可作为今后编制西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参考。仅依此草目,就先后复制和交换了西北地方文献七百三十余种。另外,还编制了《西北地方志待补目录》,收录未入藏的地方志253种(其中陕西246种,甘肃3种,宁夏2种、青海2种),查明了收藏单位,计划用五、六年时间完成这项补齐配残工作。如清道光六年所刻的宁夏区《隆德县续志》国内早已佚亡,却流传于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珍藏保存。去年,借美籍图书馆学专家丁应积回国探亲之便,曾委托代为复制,复制品预计不久即可从美国寄来,甘肃省图书馆还准备把馆藏的西北地方志中的稀有方志,陆续进行复制,以备与全国各图书馆互相交换和补缺配套。 另外, 教育全体职工,引起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人人协助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凡省内外出差,特别是对县(市)馆进行辅导时带搜集地方文献资料任务,这也是搜集资料的一种渠道,不能忽视,必须群策群力,长期积累,才能逐渐丰富起来。 地方文献搜集的目的是为了使用,通过使用,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乡土,熟悉本地区的历史地理,自然财富,从而促进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本地区的“四化”建设。为此目的必须对资料工作进行系统的整理,科学分类,作好地方文献的目录组织,使目录工作真正对读者起到参考和指导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分类编目,沿用刘国钧所编《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统一分编,并附“西资”字样、以示区别。至于地方文献目录共分两种,即读者目录和公务目录。读者目录反映了全部地方文献资料,以便利科研工作者和专家在参考上的使用,这套目录包括有分类、书名、著者及专题目录和索引等。公务目录是为管理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使用,这是一种地区性目录,先按地区分,再接分类排。至于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的管理方法,采用了专库保存,集中典藏,分省区排列,按类排架的管理方法。首先把图书、杂志、报纸分为三个系统排列,图书先以省区分,然后再按类号排架,杂志、报纸先以解放前后区分,再按接笔划排列,这样的优点是节省排检时间,易于根据读者研究的问题,查找需要的参考资料,也便于系统全面地向读者推荐资料。其次,对舆图、图片、碑拓等均另设书架、书柜分别典藏。这样既索取方便,又便于保管。这种管理方法不仅取归方便,同时也可免去各类资料的混淆,从而做到管理与使用两便利的要求,也便于管理人员系统了解资料,提高专业知识和培养研究能力。 四、地方文献的发掘工作 地方文献的形式有各种各样,地方文献资料又分散在各种类型的新旧书刊之中,要使这些文献资料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必须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发掘工作。编制各种书目索引、题录、文摘等,是发掘工作的有效方法,甘肃省图书馆三十年来就先后编印过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达七十五种之多。虽然这些书目、索引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配合为研究服务方面,曾收到一定效果。近年来,甘肃省图书馆根据兰州地区1959年所编印的《甘肃地区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96~1949)》,在所收的3405种期刊中,析出有关西北五省(区)的资料8415篇,并按省区编印成册,分送西北五省(区)的有关单位使用,既便利了读者,又发挥了资料的作用。甘肃省图书馆还根据北京图书馆1961年编印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在所收录的19115种期刊中,有计划有重点地配专人向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图书馆调查了解,补作题录,以便汇集下列有关研究西北问题的专门论著: 1史前时期的西北 2西域史地研究考证 3汉晋西陲木简的研究 4丝绸之路的研究 5石窟艺术调查研究 6敦煌学研究 7西夏学研究 8西北民族宗教问题 9中俄关系属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 10西北的冰川沙漠 11西北水利问题的研究 12西北的畜牧业 13西北的自然特征 根据上述专题,逐步编印篇名索引或题录,并在此基础上,编印专题论著汇编,以利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编辑《西北地方文献联合书目录》,此一工作,初稿已经完成,共收录各种图书资料四千五百多种,按省(区)已编印成册,正分送西北五省(区)各兄弟图书馆进行补充,预计明年即可出版。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编辑《西北文献综录》,即把古今书刊中有关我国西北地区的图书资料。尽可能的将全部目录集中反映出来,以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编排,使《综录》成为研究西北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使用时无论从总目、分类、书名、著者及其子目任何一个角度去检寻,均可一索即得;同时确切地反映出书刊收藏情况,使读者可因目求书,就地借阅。这样,既可节省人力时间,又使全国各地所藏的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得到充分利用。此项工作从1960年即已开始,并已补配目片11619张,今后将根据人力情况,争取早日完成。 地方文献的辑佚。这是把有关某一问题的零散资料集中起来,便于了解其来龙去脉,在参考工作上有很大价值。辑佚也是发掘文献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甘肃省图书馆的一些同志,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的研究,在馆藏书刊资料中,辑成约80万字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为了介绍这些资料的内容,充分发挥作用,已完成七万余字的《丝绸之路资料题录》初稿,这对发掘馆藏文献资料甚为重要。另外,甘肃省图书馆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写中国伊斯兰教的需要,今年在馆藏的期刊资料中,已完成了《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约十二万多字,并已油印成册。为了配合西北民族宗教的研究,正在编制《西北民族宗教文摘》,已完成了甘肃、青海部分,约60万字之多,预计年内初稿可以完成。 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工作,除过去已陆续编制了70多种书目、索引外,最近又采用编制文摘和辑佚资料的方式,对西北文献资料进行发掘,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一项尝试,仅《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在小范围内发行使用的结果来看,颇受专业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三十年来,在地方文献工作中,从地方文献资料的使用情况来看,甘肃省图书馆在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和整个图书馆工作是一致的,同时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 第一,注意“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特点。许多项目,包括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等,都具有一定的积累性、持续性、连贯性及服务性。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既是以书刊为工具来服务于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那么就必须重视文献资料的积累、保管和流通。 第二,为了更好地向读者提供地方文献资料,必须熟练掌握文献资料。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也是熟悉资料的过程。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题录和辑佚工作的过程,更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掌握文献资料的过程。图书馆工作者只有下苦功夫了解掌握资料,才能更准确有效地为读者提供资料。 第三,收集效果是进一步了解资料的参考价值,更准确地提供读者利用资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事实上馆藏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内容庞杂,任何一个馆员不可能做到了如指掌,何况某种文献资料的内容及参考价值,更是心中无数。因此,当读者阅读某一项资料,或研究某一问题结束后,图书馆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和读者进行交谈,征求意见,了解效果,这样可以使图书馆工作者进一步掌握文献资料的内容和价值,同时还为有目的补充文献资料提供依据。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图书馆工作论文:试论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影响的思考 论文摘要:阐述了儒学基本思想的创立与内涵,探讨了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论文关键词:儒学伦理思想;现代社会;现代图书馆;教育作用 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是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的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叉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我们向来认为:孔子、老于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去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 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点、长处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总之,处在今天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时代,只有重建儒家的“政治儒学”传统,挺立儒家“魅”的精神,追求儒家“中和之魅”的圆融理想,才能有理有气有力地回应铺天盖地的“无魅”世界的挑战。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也是很大的。 1儒学的创立与内涵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佛家3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构成的。而儒家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主要有仁、义、礼、智、信等方面,而“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容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即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它包括:仁者爱人,为仁之方,为仁由己。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也就是说,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始终坚持道德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学即儒家之学亦即儒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儒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淮南子·要略》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的说法,这里的“儒者之学”即指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从发源处看,内圣外王并不始于儒家,而是由《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外王则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前者讲修养,后者讲事功。可见儒学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修养与事功的合一。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用“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来概括儒家的内涵与意义。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落实到真实的生命中去,是具有真实感、确切感、客观感的内容真理。它的要义是要培养生命的强度与韧性,成圣成贤。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单是将其当作一客观之对象来研究,而是真正将其落实到、贯彻到个体的生命中去,以实践的、笃实的精神来实现之,彰显之。 儒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的另一进路。它以人的道德性为依托,反观自身,取其良知,浸润人本质。儒家哲学即本体即工夫,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合一,是一种更为简捷的境界(工夫与本体的合一)。 2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儒学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精神力量之翼。它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延续,是能在各个社会中找到痕迹的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儒学就是由中国历史延续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优秀中华民族意识。中国儒学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类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精华,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思想以及价值取向对现代社会有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所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 首先,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一个现代化企业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理想和信念,是很难长久立足于社会和在竞争中取胜的。然而这种理想和信念一旦渗透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企业不竭的力量源泉。这种动力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要建立这样的企业精神,一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导思想,二是离不开对儒学的弘扬。 其次,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提供思想基础。我国儒学中勤劳、仁爱、诚信、国家至上等道德观念及其伦理体系至今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要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能正常运转,就必须借鉴、汲取其(儒学)精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当前社会道德建设滞后,与对儒学的简单、粗暴否定有关系。社会道德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是文明的象征,一个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社会,是无道德可言的。用儒学来塑造现代人的性格,用儒学作为纽带对现代人进行道德教育,以前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进行理想教育,用传统道德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道德相结合,培养和造就“四有”人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三,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儒家讲的“仁”,实质是要求人们处理好本身与他人的关系。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仁”不仅是爱他人,还有爱社会、爱自然,把爱他人与爱自然高度统一的思想,是儒学中“仁”思想闪光之处。以这种思想为借鉴来正确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施可持续战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乐山乐水”是孔子带哲理地对“仁”的引申,赋予“仁”深刻内涵,把爱从社会扩展到自然;孟子发展了爱的思想,主张爱物,把爱物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扩大到大自然,以宽厚仁慈之德包容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物、自然环境被无止境地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要求保护自然,确立和尊重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环境道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世界道德有关专家预测,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环境的文明。人类的道德要达到环境文明的境界,使道德跨人现代文明的层面,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新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历史必然选择。总之,汲取儒学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3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精神的。现代图书馆员应有为图书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如热情服务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怕苦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团结奋进、文明服务、甘为人梯、尽职尽责等精神。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应做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图书馆事业,热爱读者。同时工作作风要过硬,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纪律严明,忠于职守,团结互助,雷厉风行;业务要精,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总之,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图书馆员。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儒学对于每个人的修身涵养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儒家提出的“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员仍具有现实意义。图书馆是人们讲文明、树礼貌的公共场所,图书馆员的礼仪是图书馆礼仪的形象代言人,其礼貌、礼节、仪表、仪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一言一行,起着图书馆的教育作用。 “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使图书馆员成为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高素质人才,新时代的图书馆也迫切需要这种人才。 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远不止这些。笔者写此文章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引起大家更深入的讨论。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论阅读享乐化属性对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针对阋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和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提出了建立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的设想。 关键词:阅读享乐化;高校图书馆;阅读习惯 1阅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源于西方的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巾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学生也开始受到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传统的精英式大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后,进一步加深了大学生的消费主义心理意识,大学生的阅读越来越多地呈现}n一种消费主义属性,阅读开始呈现出享乐化的发展趋势. 1.1阅读享乐化消费特征对阅读方式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的直接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阅读的选择减少。《华盛顿邮报》在不到3年的时间订l划人数下降了6%,从77万人下降至72.01万人。美国在线出版商协会调查示:l8—34岁的人,46%的人喜炊网络浏览阅读,只有l1%的人选择读书、阅报、看杂志。在中国,m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2003年中国国民保持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阅读习惯的只有5%左右。其次,以接受知识和教育的崇高的学习型阅读心理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休闲、消遣和娱乐主导了人们的阅读心理,阅读者开始追求视觉感观上的刺激,艺术的通俗主义和图文主义盛行。阅读兴趣集中在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缺乏深度的生活时尚类图书、报纸和杂志上。 1.2阅读的浅层化和意义泛化 阅读呈现出享乐化发展趋势后,阅读的本质不再是一种纯精神的陶冶,它已经变成一种大学生多重消费融合的消遣方式。文化阅读的意义正在淡化,以接受知识为主的学习阅读掺杂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费主义的异化物。如声讯阅读、视频阅读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重要阅读方式.学生们在交通工具上阅读、存餐厅里阅读、在影视里阅读、在网络中蒯读,这种与休闲、消遣和娱乐相结合的享乐阅划读方式使大学生的阅读意义泛化,阅读者的阅读行为也由“读”转变“肴”,阅读开始变得浅层化,读者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思考,文字所表达的知识和语言艺术的审美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情感共鸣。 大学生阅读浅层化和意义泛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文木阅读和学习兴趣的下降,而争业化学习又不可能为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图文和通俗化阅读,专业理论更多的是在枯燥的文本阅读过程巾实现的。这样,阅读的享乐化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本文的研究试图要解决这对矛盾。 2阅读享乐化对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大学生阅读需求的享乐化已经是一种不可同避的现实趋势,在全方位、全天候、多元流动的网络信息供给状态的冲击下,在网络媒体视频化的影响下,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逐渐向图义化方向发展大学罔书馆的管理工作也必须去适应这种需求的发展要求,才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的阅读方向。 2.1阅读享乐化对文献采访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直接导致图书、报纸和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需求量的下降。随着读网,读陶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文本义献的装帧、版式过时,不能适应浅层化、读图化阅读方式的要求。文献采访部门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图书、报纸和杂志复本采购量,注重对装帧版式新颖、图文并茂的义本文献的采购,协调文本文献和超文本电子图书、专业数据库的采购比例,电子版、网络版文献载体替代学生阅读兴趣相对集中的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生活时尚类文本载体这样既能节约罔书采购经费,又能在满足学生阅读需求的同时引导学生养成图书馆阅读的习惯,避免学生在公共网吧阅读。有利于学生的管理。 2.2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对大学生文本文献使用的影响 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会使大学生语言艺术的审美能力弱化,用轻浮、玩味和厌烦的心理状态对待文本阅读。过分追求图像的感官刺激导致传统的文本文献阅读兴趣下降,不仅使文本文献的使朋率下降,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大学生专业学习能力的形成。 阅读享乐化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一种阅读特征,高校和图书馆不可能用行政的方法和手段去改变这种阅读习惯,只有通过积极的引导才能收到良好的管理效果。在多年阅览管理实践中,我们通过举办“读书节”“主题读书活动”等方法,培养学生对文本文献的阅读兴趣,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建立积极引导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 阅读享乐化改变了大学生的蒯读行为习惯和文献需求方式,特别是对网络和电子文献需求的上升直接导致了大学图书馆电子文献采购经费的急增。据统计,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经费比大约为l:l,电子文献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但电子文献的质与大学生阅读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大学校圃网上运行的数据库的知识点重复牢太高,既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又容易造成大学生知识审美的疲劳,还会对学生的文献阅读兴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学图书馆必须满足学生的“信息阅读”(信息阅读的要求是不重复阅读和超文本的比较阅读)需求:学习型数据库正是对这种阅读需求满足的一种尝试,它克服了文本文献和全文数据库重复率高的缺点。 3.1全文数据库对大学生学习的利弊 目前,在大学校园网上运行的大多数是全文数据库。如中国期刊镜像站、数字化期刊网等。这些数据库对师生员丁的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全文数据库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诸多的不便。Windows虽然能为学生提供多视窗的比较蜊读,但全文数据库并没有文现超文本链接,且多数数据库是全义扫描,内容良莠不齐,相当数量的劣质义献和重复文献影响着学生的正常阅读。 3.2学习型数据库 学习型数据库是通过将“争业”归纳为若十个知识点,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组织编排知识体系。学生存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学习的过程中.避免了文本学习的重复,还可以通过数据库的超文本链接进行比较学习。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后,可以利用学习型数据库的多检索途径的功能进行研究型学习。这种数据库不仅可以避免全文数据库重复阅读的弊端,还可以利用网络数据库的设汁优点活跃贞面、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和阅读兴趣,实现信息化阅读。 目前,巨大的考试市场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型数据库的编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证,学习型数据库首先部分地应用在中小学生的各种应试科日的学习中。除去应试教育的弊端不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数据库存中小学生的学习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大学生主要是通过学习现存的知识体系来完成学业的。大学图书馆可以根据本校的专业情况,通过“一家牵头”“联合编制”“网络共享”的方式解决单一编制成本过高的问题,可以从用户多的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做起,这样既有益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也有利于节约资源和资金。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实践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思路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关于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摘 要:艺术学学科是我国的一个新兴学科。随着艺术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标志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学位论文的质量日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深深地感觉到,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关键是要从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重视学术训练、坚持认真读书三方面着手,端正学术研究态度,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修行。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近十多年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评阅校内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觉到,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以及艺术学科建设。而近几年来学位论文的质量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现在论文选题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学术训练普遍不足,读书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想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键是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的生长点。而现在一些学位论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仅从写作的角度讲,写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而笼统,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往往泛泛而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更谈不上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现在学位论文中常见的低水平重复。有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如笔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再认识》,从整体上看论文写得不差。从课题上看,研究者要论证的问题似乎比较明确,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又具有相当好的有利条件、即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素描教学实践。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加上客观条件的一些困难,关于过去国内美术界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认识(包括正确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确的认识),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原来认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明确,所以,论证起来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论文得出的“再认识”,总显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更难说有什么创新。由此可见,论文选题有无明确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有否创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当然,有问题固然不一定就有创造,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所以,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基础。不少研究生对于学位论文研究课题中的这个“题”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论文的题目,实际上应当把它理解成学位论文所要研究论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科的学位论文中,而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有关。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问题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的确,小孩子从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对大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等等,有时可能问得大人很不耐烦,生气地回答:“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当孩子上小学后,他们仍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确甚至浅薄可笑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学。然而,我们一些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注意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可贵的渴望求知的积极性,而是采取不适当的批评以至嘲讽。久而久之,孩子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越往高年级,学生提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差。现在不少研究生在听学术报告时,报告人要大家提问题,往往很少有人提问,即使有人提问,所提问题往往很肤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应当说就是我们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所种下的恶果。 其次,我国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过早地分专业,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视野十分狭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狭窄的学术视野,是很难激发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还有,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问题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对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或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入学都要求他们上一门被称为“研究之研究”的入门课程,名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门课程的目的,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实际是一个学科),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课题。从而让研究生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从事那些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种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找到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便是上述课程的教材。稍稍浏览一下这一教材的内容,就可以感觉到它对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触发问题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为,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对本学科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的,选题缺乏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比,我国的艺术学学科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不断增加,但学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程和教材,研究生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前沿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而这单凭研究生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应当从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即尽快开设和编写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那样的“中国艺术学学科概要”课程和教材。 二、重视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是需要不断训练、不断培养的。学术训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种训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阅读和写作以及学术规范的养成。关于阅读的问题,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只谈写作训练和学术规范的养成。 1、写作训练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参见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名牌大学对文科学生也主要是强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读大量的书籍。文科类博士生课程主要使文选精读和讨论,精读则要求写大量的读后分析和体会。 我国高等院校文科类本科生,一般都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写作课,或是通过写作学年论文等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他们本来就以文科类成绩高分进入大学的,但他们仍要上“专业写作”课,可见写作能力是要不断训练的。有机会读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一书,便可以看到他们对写作训练之重视。然而,同样属于文科类的我国高等艺术院样,在本科生阶段,除了不数艺术史论专业开设有专业写作课外,其他很少有开设写作课程的,即使有一点写作训练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大都不予重视。这样一来,来自于艺术类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在写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硕士生阶段再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训练,那就是“后天失调”,而写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现在,艺术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暴露出来的写作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诸如论文结构不尽合理以至混乱、缺乏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不清,论述主次不分,论点与论据脱节,论证简单,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错别字时有出现。至于论文完成后,还应当有一个修改阶段,研究生对此普遍不予重视,不懂得好文章是通过反复修改而产生的。而所有这些有关写作能力训练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艺术学学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应有的重视。 2、学术规范的养成 学术规范,对于一个学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讲,是个初级的问题。但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失范严重,以至屡屡出现的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的现实而言,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t望》杂志发表《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明确提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谓学术语法,就是学术规范。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规范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一场学术讨论的一些重要文章收录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艺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经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正式下发,学术规范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这一文件包括: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附则等七个部分。这一文件应当引起高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视。 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理解,学术规范包括道德、精神、技术三个层面。 从道德层面来讲,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守学术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归根结蒂是要求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反对和杜绝学术造假。 一旦违反上述学术道德、一些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还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国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例如,我国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文章一开头便说明他的这篇论文是受他人的启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从精神层面上讲,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认真弘扬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学术规范》)。 从技术层面上讲,学术规范要求我们遵守国家的有关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法规,如国家标准局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艺术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这些法规。因而在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学位论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绪论、结语、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明明有明确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绪论”(或称“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论文的“结语”和“参考文献”三方面。 论文主体部分开头的“绪论”中,一般应包括对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即对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前人有什么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由此来判断。所以,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审阅论文往往首先是看这一部分。而现在不少论文恰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不懂得这部分对论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写。有的则是虽懂得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对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史作一回顾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开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书目或论文的篇目,不痛不痒的评价几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统”来结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统”究竟表现在那里,根本说不出来。像这样的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写作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论文的“结语”,国家标准局的学位论文的格式中,明确指出“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可是,不少论文的结语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大多写成论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此外,不少论文结语中所用的词语,常常表现出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滥用“最”、“极其”、“所有”、“都”、“独有”、“毫无疑义”等绝对意义的词语。按常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探索性的,发表意见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应当使用一些探索性的或弹性较大的词语,尽量留有余地。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论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 论文后面参考文献的写法,现在流行一种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的做法,有的甚至将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写进去,最多的多达二、三百种。事实上,文后的参考文献只是指对论文的写作中参考过并产生了影响的书目和篇目,并不是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相反的,不分学术价值,不分主次地罗列一大堆书目,是缺乏学术素养的表现。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仅看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大体能判断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 艺术学论文:从高被引论文和期刊探析艺术学科学术影响力(2002—2011) 〔摘 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统计分析近十年我国艺术学科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期刊频次,并用h指数评价高被引作者学术观点的影响力。统计数据客观显现我国艺术学科近十年期刊和作者高被引现状,引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被引论文与学术影响力的正比关系。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高被引论文表明学术期刊及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影响力;CSSCI;艺术学科;h指数;引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和期刊客观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及个人的科研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或者一篇学者的论文若被学术界众人重视及多次被引用,说明著作或者论文本身就有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本文尝试从艺术学科高被引论文和期刊视角分析其学术影响力。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2002-2011年我国艺术学科来源文献、总被引篇次为依据,统计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源自文献类型的数据分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学术文献分为12种类型:期刊论文、图书、报纸、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信件、汇编、报告、标准、法规、电子文献、其它。本文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于CSSCI收录艺术学期刊19种(2010-2011年)以及其它相关期刊。它们是我国艺术学科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本文讨论的论文被引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类型及期刊种类。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总被引频次统计表见表1[2]。 统计结果显示,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12类总计31 097篇,其中,图书、期刊、汇编合计为29 147篇,占全部文献类型的93.37%,占绝对比重。图书占38.75%略高于期刊2.57个百分点,凸显在艺术学科领域图书仍然占第一位,期刊占36.18%位列第二。汇编占18.80%位列第三。艺术学科总被引频次为40 349,图书、期刊和汇编3项之和占94.94%,其中,图书总被引频次为19 975次,达到49.50%,已独占鳌头,这在其他学科中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与其重要学术专著更受学者青睐有关,这是艺术学科的特点。同时表明,篇均被引次数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是最近五年来,我国艺术学科学术论文发文数量及论文质量增长很快。 2.2 用h指数分析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J.Hrsch教授提出的h指数作为一种定量评估论著质量的方法[1],本文尝试用h指数进行统计。经过检索统计,我国艺术学界h指数最高的作者是作者A(王一川),其h指数为13,即作者A(王一川)发表的文献中,有13篇至少每篇的被引用次数不小于13。并给出其总被引次数的最低估计:h2=169。当然,实际的总被引次数通常会远大于h2,数据检索的结果,作者A(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达37次;《语言乌托邦》被引35次,作者A(王一川)的实际总被引篇次是564。其他h指数在10以上的艺术学专家有作者B(尹鸿)(h:指数=12)、作者C(周星)(h:指数=11)、作者D(于润洋)(h:指数=11)、作者F(乔建中)(h:指数=10);作者G(汪毓和),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被引篇次达到112次。作者M(薛艺兵),其《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篇次为49次。还有作者I(陆晔),其“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被引篇次为51次,不胜枚举。 另据笔者统计,30名高被引作者h指数合计为225,平均为7.50。总被引篇次合计5 874,平均为195.8篇次。可见作者高被引论文、尤其是学术专著在艺术学界独具慧眼、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也与艺术学文献类型统计的图书数据基本吻合。 在h指数方法中,总被引次数Nc tot与h指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方程Nc tot=ah2,其中a是系数。一般a介于3和5之间[3]。这对于统计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数据比较科学。一般而言,作者较多,h指数较高。但是,也有作者较多,而h指数较低的情况。此外,笔者在实际分析作者被引频次与h指数关系时发现,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科学、实用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h指数:就是直接把作者的全部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依次从高到低排,并用序号1、2、3…n标注排列。例如,A作者有30篇论文被引,当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至其第13篇被引论文时,序号是13,则A作者的h指数就是13。若B作者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至第5篇被引论文时,序号为5,则B作者的h指数就是5,(5=5)。此种方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商榷。 2.3 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和平均被引率分析 2002-2011年,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平均被引率见表2。(去除自引) 表2显示,30名艺术学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合计为1 208篇,平均为40.26篇;总被引率合计为155.05,平均被引率为5.16。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作品数与被引率显著正相关。其中,来源文献(作品数)最多的作者是作者B(尹鸿),有73篇,平均被引率为6.47。平均被引率最高的是作者D(于润洋),虽然,其来源文献有30篇、不是很多。但是,平均被引率高达12.33。究其原因,其《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引篇次高达62次;还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0年仍然持续被引,被引篇次高达76次,独显其平均被引率相对最高。还有作者H(修海林),平均被引率也高达10.04,其《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引56次;《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被引26篇次,等等。凸显其学术研究成果被艺术学界普遍认可,学术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注意到,有些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比较多,但平均被引率却较低,主要是其个别作品被引率较高,而多数作品被引率较低所致。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青海省旅游景区规划中需注重的几点问题 【摘要】文章从旅游规划的角度,阐述了在青海省的旅游景区规划时需注重的四大问题,一是注重生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二是注重整合、低碳节能、合力发展,三是注重文化、旅游文化、文化旅游,四是注重细节、以人为本、共建和谐。 【关键词】青海旅游 旅游规划 注重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逐步增强,对区域经济的拉动、社会就业带动,以及对文化和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引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部,生态环境多样、地里地貌复杂、文化积淀深厚、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青海的旅游发展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建设高原旅游名省”重大战略部署并开始全面打造“大美青海”旅游精品品牌,旅游业发展已经成为全省的重要战略,青海省旅游业也迎来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全省掀起了旅游发展的热潮,旅游业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11年,全省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407.2万人次,同比增长15.2%,国内旅游收入达到90.57亿元,同比增长30.1%;接待入境游客51692人次,同比增长10.5%,旅游外汇收入2658.5万美元,同比增长30%,实现了“十二五”规划的高点起步,良好开局①。 旅游要发展,规划要先行,好的发展离不开好的规划,我省自始至终都在坚持高起点、高水平规划,积极构建青海省旅游规划体系,截止2011年底,先后有100余项旅游规划成果通过了省级评审,实现了全省所有8个地(市、州)和46个县(区、市、行委)在进行旅游开发时都有相应的旅游规划可依②。已完成的规划也囊括了旅游规划的各个阶段,总体发展规划有《青海省旅游业发展与布局总体规划(2001—2020)》、《青海省环西宁旅游区总体规划》、《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等;旅游区规划有《青海湖景区旅游整体策划》、《年保玉则景区旅游整体策划》、《青海省坎布拉旅游区总体规划》等;专项规划有《青海省乡村旅游规划》、《青海省旅游标识系统规划设计》、《青海省自驾车旅游产品开发规划》等;修建性详细规划有《日月山旅游区修建性详规》《互助北山修建性详细规划》《黄河源头旅游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等等。这些诸多旅游规划的完成实施,同时也是我省旅游业高速发展的对应写照,体现出了旅游发展的速度,规划视野的广度以及规划研究的深度。 旅游区规划是指为了保护、开发、利用和经营管理旅游区,使其发挥多种功能和作用而进行的各项旅游要素的统筹部署和具体安排③。笔者作为省内从事旅游规划工作的一份子,对省内的旅游规划工作也小有研究,现提出在我省旅游区规划中需注重的几点问题,供探讨: 一、注重生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是一个多民族、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境内山脉纵横,峰峦重叠,湖泊众多,峡谷、盆地遍布,全省地貌复杂多样,五分之四以上的地区为高原,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生态环境异常脆弱,一旦遭到破坏,一时很难恢复。为此,青海省确立了“生态立省”战略,“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建设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任何项目的规划建设必须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努力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故此,笔者认为在旅游区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必须注重景区生态环境问题,坚持环境保护第一、坚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开发旅游资源;尽量避免规划大体量的、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建筑设施,尽量做到适度开发,避免旅游区的大拆大建;尽量顺应自然生态,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且应该限定大众观光游客活动区域,科学控制景区的环境容量,不过度依赖传统大众观光旅游市场;再者,旅游设施设计建设应突出生态化、集约化,充分保证规划建设项目的原生态型和高度体验性,既节约建设资金,也将对自然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二、注重整合、低碳节能、合力发展 青海是经济欠发达省份,一些项目的落实来之不易,旅游业又是新兴产业,可争取的项目资金更是有限,因此,在旅游规划当中,要有整合项目的全新思路,大胆创新,突破产业传统边界,走项目整合之路,让旅游项目“借力发展”、“借船出海”;大力延伸产业领域,深度拓展涉旅要素体系,强调旅游业与城镇建设、农牧、交通、文化、林业等其他产业发展和布局的整合协调,促进旅游业与农业、商贸服务、科教信息、文化体育和城乡基础设施业的资源共享,实现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整合项目,还有利于避免重复建设,提高设施利用效率,也是实现低碳节能的有效手段。整合项目,是借力发展,也有利于与其他项目形成合力,对项目本身有更好的促进推动作用。 三、注重文化、旅游文化、文化旅游 青海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从昆仑文化到石器文化,从卡约文化到热贡文化,从民族文化到宗教文化,无不彰显出青海文化的博大精深,青海省委省政府也实时提出了建设高原文化名省的战略。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和旅游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旅游的文化就没有活力,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文化是旅游的活力源泉,在旅游规划工作中,必须注重对文化的凝练,做到生态景区与文化资源开发相结合,深度挖掘景区文化内涵,努力升华景区文化精髓,全力打造富有文化底蕴的旅游景区。 景区规划时对文化的把握至关重要,规划注重提升文化的同时,所规划建设的项目也应该是彰显文化、弘扬文化最好的现实载体,民族文化的体现、宗教文化的表现、历史文化的展现,都需通过规划建设项目来传达,故此,规划中注重文化、深挖文化,实现文化旅游,彰显旅游文化,才是“文化活旅游,旅游促文化”的双赢之举。 四、注重细节、以人为本、共建和谐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为旅游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本质上讲,发展、和谐是以人为出发点、以质量为基准要求、以文明为基本要素、以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那么在我省的旅游规划过程中注重细节,就是要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以游客为中心,满足各种层次的游客在旅游全程活动中的需要,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整体创新,促进高原旅游名省建设。 旅游是游客与景区的互动,其活动的核心是人。坚持注重细节、以人为本具体表现为:要建立以“游客为中心”,周到、安全的服务体系,使游客愉快、满足和享受。结合我省景区实际情况,个人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划是体现注重细节规划的典型案例: 1、供氧设施规划 青海省位于“世界屋脊”之上,大多景区海拔较高(如青海湖湖面海拔近3200米),内地游客易出现高原反应,为此,在旅游规划时,要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在旅游区需规划建设吸氧室、氧吧或车载氧吧,此类设施还应按照应急服务半径配备,要具备在突遇游客高原反应时能够及时救治。 2、观景、摄影平台的规划 青海广大的三江源地区及柴达木盆地,地势广袤,一望无垠,景观对象有组合多、尺度大等特点,如果只是“身在此山中”,断不能看到“庐山真面目”,故此,在此类地区需考虑选址建设观景、摄影平台,才能让游客“大块朵颐”、“大饱眼福”。 3、寺院规划 青海省世居的民族中信仰藏传佛教的有藏族、蒙古族、土族,其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近30%,全省各地也是佛教寺院林立,此类宗教文化资源也是绝好的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在对寺院的旅游开发时,尤其要注重规划三个方面:一是注意寺院环境卫生整治,加强布局建设旅游厕所、垃圾箱等环卫设施,打造佛教“净”地;二是做好寺院内部的游览组织,游览线路尽量多的串联各个殿宇,既不走回头路,又能实现顺畅游览;三是寺院的电力线、电信线等线路尽量规划为地下敷设,以消除摄影时的视线干扰。 4、标识系统规划 青海省多数景区出行旅游线路较长,地处偏僻,不易到达;近几年来旅游市场逐步趋于成熟,自驾车、自助游客增多,青海省作为自助体验式旅游目的地,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因此,特色化、个性化的标识系统规划显得尤为重要。 注重细节规划,本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贯穿至旅游规划中,就能够通过旅游产业开发,促进旅游景区的宜游性,提高本地人民以及周边地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落实和谐社会和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规划研究 【摘要】旅游景区的标识系统是一个旅游景区的名片,也是旅游景区自身的重要部分之一,这种标识能够更直接、更直观的使游客对于景区有一个认识,也能够有助于游客更有主题、有目的的去完成旅游项目,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由此可见,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本文从介绍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概念以及国内外的现状出发,对于国内的一些旅游景区标识系统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文章的最后做出优化的对策。目的是为了使国内的旅游标识系统的设计规划更趋于合理。 【关键词】旅游景区 标识系统 规划设计 优化对策 旅游景区标识涉及到旅游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景区的浓缩展示,是通过符号或是标记的方式对旅游景区的一个抽象说明。通过标识可以让旅游者对于景区有直观的感受,并且能够有助于旅行者完成旅游,它是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旅游景区标识系统概述 在中国的古代,标识和标志没有明显的区别,几乎可以认为是含义相同的。在现代汉语中,标识与标志存在这一些细微的分野,主要体现在使用的领域与使用的习惯上,在私人的活动或是受众面比较小的领域,一般采用“标志”,而在一些受众面比较大,且与商业活动有关的领域,一般叫做“标识”。所以,代表一个旅游景区的符号或是标号,我们就称之为旅游景区标识。简言之,旅游景区内能够客观的反应旅游景区特点的图片、文字、标记等等,我们称之为旅游景区的标识系统。 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功能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引导功能。也就是使游客通过对于标识的认知,继而对于景区有一个直观了解,旅游时更有针对性。 其次是管理功能。从宏观的角度看,旅游管理部门能够通过旅游标识的统计,对于旅游景区的服务项目以及主营项目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便于以后开展管理工作。 再次是宣传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普遍较快。旅游的过程中,如果让一个人去耐心看一本旅游的宣传册,可能一般的人会拒绝。而每个人都能通过最简单的方式,用最少的时间去认识一个旅游标识,无疑后者的优势是明显的。好的旅游标识系统,可以起到广告的作用,为旅游景区增加客源。 最后是解说功能。旅游标识系统除了具备上述三种主要的功能之外,还可以起到解说的功能,游客通过对于旅游标识的阅读与欣赏,会大概的了解该景点的重点在何处,该景点的特色是什么,有的时候旅游标识系统可以代替导游员的一部分作用。 按照旅游表示系统所起到的作用不同,我们可以将旅游标识系统分环境保护标识、引导标识、管理标识、宣传标识等等。 二、国内外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规划综述 旅游景区标识系统发展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国内与国际的两方面分别进行探究。 首先是国内方面。对于旅游标识系统的知识,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比较匮乏的,由于当时没有大规模的商业项目与旅游项目的结合,所以就导致了旅游标识没有很好的被开发,许多景区都是一些简单的标牌设计,比如“欢迎光临”、“XX景区欢迎您”等等这些,没有特色,不能够通过这些标语去展示一个景区的特色。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旅游开发的重视,旅游标识系统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一些地区将自身的文化特色或是历史名人融入到旅游景区标识中,还有一些地区将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品纳入到了旅游标识系统。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旅游标识系统规划的进步。 其次是国外方面。对于国外方面的旅游标识系统,从以下几个比较典型的国家的例子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国外的旅游标识系统的合理之处与先进之处。 丹麦属于北欧地区,由于是童话的故乡,丹麦政府以及丹麦旅游部门对于童话的元素运用的十分到位。在丹麦的发行的纪念币上,就有一款是“撒尿男孩”的图像。丹麦还根据“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将一位擦亮了火柴的小女孩的形象作为哥本哈根市的旅游象征。 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属于移民国家,每年去美国旅游或是探亲的人数很多,美国的旅游部门对于美国景区旅游标识的设计从美国文化入手,比如在纽约的哈德逊地区,其旅游部门就以哈德逊河口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为标志,而对于纽约市区,就以帝国大厦作为标志,再比如在美国景区随处可见的“山姆大叔”,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有美国特色的符号,看到这些符号就很自然的想到了自己身处美利坚。使旅游标识的设计达到了目的。 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家,法国的旅游标识系统可以说是全球最为丰富的,比如在法国很容易的见到一些用“法棍”(法国主食面包)的造型设计的一些旅游标识牌。还有比如方尖碑的造型、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等造型,都会很恰当的出现在相应的旅游标识中。除了这些之外,法国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音乐作为旅游的标识,到了一些严肃的场合或是关系到了法国国家荣誉的场所,都会奏响马塞曲(法国国歌),激昂的旋律,让游客同样感受到来自法兰西的荣誉。 三、国内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规划存在的问题 国内的景区关于旅游标识的开发与设计越来越重视,但是由于国内外交流比较少,自身的研发能力不强,创新能力有限等因素,旅游标识这方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下面以甘肃天水的著名景区以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伏羲庙为例,从一个具体的层面看一下中国旅游景区标识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标识系统缺乏整体性。 在国内的大多数景区中,标识的设计随意性很大,缺乏了整体的考虑。伏羲庙在标牌的设计上也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标识牌在景区中散布,有的游客形象的称之为“补丁”。还有的一些旅游标识牌,只是纯粹的之路或是纯粹的景区说明,没有艺术效果,使游客看了十分乏味。 (二)英文标识问题。 由于改革开放的原因,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为了使其能够在旅游期间“零障碍”,伏羲庙也同样设置了一些英文的标识。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问题却出现了很多,没有尊重英文的习惯方式,使一些外国游客在看了标识后摸不着头脑,比如“游客止步”,简单了译成了“visitor stop”,这种中国英语也许只有中国人能够看得懂,而英语国家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参观的景点,因为在英语中,“stop”与“station”都是站点、景点的意思,英文直译为“游客的景点”。正确的翻译方式是按照其功能将游客止步的原因写在上面,比如“stuff only”(员工使用)或是“no admittance”(未开发)等等。还有的标牌导游词将史书记载翻译为“SHIJI”,而英语中的“SHIJI”单指的就是中国的《史记》。造成了文化上的误会。 (三)标识的特色性不强。 对于天水的伏羲庙,在设计标识的时候应该将其当地的元素考虑进去,比如这是中国境内唯一的一座有伏羲像的庙宇,就应该以此为特色进行旅游标识系统的规划与设计,但是在其旅游标识系统中,却很少能够看到这类的元素运用其中,取而代之的是很多的塑料、不锈钢等等元素的运用,将其古朴的、传统的文化氛围打破,没有起到好的效果。 四、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优化对策 (一)做好前期调查工作。 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设计与规划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在旅游景区设计出合理的、能够融入景区的旅游标识,必须对于景区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现代人文等方面做以充分的,全面的了解,结合现代的旅游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以及材料学,对景区的标识进行规划设计。 (二)标识系统的管理与完善。 景区的标识系统还是以应用为目的的,在设计与规划的过程中,要注意其应用性。要满足引导、管理、宣传以及解说四个方面的功能。并且在此基础上,使游客能够通过旅游标识来认识和认可景区,这样就达到了目的。 (三)外文标识要规范。 这个问题是需要重视起来的,对于外文标识,一定要准确、详实。可以根据当地的特点,除了英文之外,可以适当的再考虑一些国家的语言,比如在东北地区,可以考虑在旅游标识牌上加入朝鲜语和俄语;在内蒙古地区,经常会接待一些蒙古国的游客,可以在旅游标识中加入一些蒙古语;而一些西部地区,比如西藏等地,法国、德国的登山队很多,在旅游标识的设计上,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法语和德语。景区的管理人员中,如果没有熟悉外语的、或是外语水平不高的,可以同当地的高校合作,组织旅游标识的翻译工作。防止出现错误,影响国际形象。 五、结论 旅游标识系统是一个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一个景区的门面。一定要具备引导、宣传、管理与解说的功能,协助游客更好的进行游览。但是我们国家的旅游标识系统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的问题与不合理之处,这些都是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整改的,从培养人才、规范设计的角度出发,提升旅游景区的管理与服务,获得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财富。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基于文化景观的乡村旅游景区规划方法探索 摘要:乡村旅游为城镇居民提供了一种新的休闲度假方式,乡村旅游的开发,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城乡之间的互相交流。随着旅游业发展的逐渐成熟,如何有效平衡旅游开发、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问题,成为当前乡村旅游景区规划的主要任务。本文针对我国乡村旅游景区开发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从文化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 关键词:文化景观;乡村旅游;景区规划;方法 一、开发乡村旅游的重要意义 乡村旅游的发展,为旅游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受人青睐的旅游类型。其重要意义体现为: 扩大旅游发展领域,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进程中,乡村旅游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文化差异较大,促使形成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空间较大的优势,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也为发展乡村旅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解决了农村的就业困难问题,还为乡村开辟了新的致富道路。 加强城乡交流,繁荣乡村文化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性不仅仅表现为空间物质上,更体现在文化背景的差异。正是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异性,才使得城乡之间的居民被彼此吸引。开发乡村旅游,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相互交流,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居民到乡村观光旅游,体验不同乡村的自然风光和文化景观。还带动了乡村的经济发展,让村民开始认识到文化的价值,从而形成文化保护的理念。 二、我国乡村旅游的现状探析 早在上世纪末期,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农村,建立起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供人们欣赏、游玩,这就是我国乡村旅游的雏形。在98年的时候,国家旅游总局举行了“98华夏城乡游”的活动,全国各地的很多乡村抓住有利时机,开发乡村旅游,一时间,乡村旅游受到人们的热捧。随后各种形式的乡村旅游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发展起来,如度假村、休闲农场、民俗文化村、农家乐等。但是,乡村旅游热的兴起,在开发建设中也暴露了许多缺点和问题: 旅游开发认识片面,资源开发浪费 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片面开发自然景观,对乡村文化、民俗等非物质层面的资源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能正确认识乡村的原生态和一些文化资源的真正价值,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造成重要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缺乏市场研究,追求当前利益 发展乡村旅游,就是把农村的旅游资源投放市场,以满足游客的需求,最终获得经济效益的商业过程。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必须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根据市场的发展方向开展工作。但是,在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只把眼光停留在了当前的市场中,忽视了对潜在市场的开发。这使得乡村旅游景区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着眼于眼前的市场,没有长远的规划,使得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制约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产品单一,缺乏特色 与国外的乡村旅游产品相比较,国内乡村旅游产品较为单一,缺乏特色,文化内涵不够丰富,农业生产、乡村文化、地域特色与旅游结合不紧密。未能挖掘乡村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管理经营水平不高,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 很多乡村旅游项目是由当地的村民或者企业直接经营,缺乏管理、经营等方面的经验意识,一般采取的都是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很多诸如服务、环境卫生问题也逐渐暴露。 基于文化视角的乡村旅游规划方法 根据国内外乡村旅游的开发经验,从文化的角度开发乡村旅游,充分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的历史价值以及美学价值,增强文化景观对游客的吸引力。 保护文化资源与开发旅游相结合 对于城市而言,乡村资源的特性主要表现在空间区位的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和生活习俗的不同,这是分析乡村旅游资源的出发点。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利用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乡情民风,例如:传统的服饰、歌舞、文字、习俗等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文化资源。在开发乡村文化景观切实做好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防止文化景观的过度商业化,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中的内涵,提供可以代表乡村文化的乡村旅游产品。 充分认识景区特征,尊重景观格局 景区规划不只是为满足游客单方面需求而做,也不只是为拉动一时的经济而做,而是为了满足景区当前需要以及未来发展而做的,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和前瞻性。因此,景区规划的前提就是尊重景区原有的格局及肌理,通过项目合理安排和空间布局,与景区有机结合,使旅游项目、设施安排与基地融为一体。这样才能为游客营造一个原汁原味的乡村旅游环境,在保护和继承的认识基础上,健康有序的发展乡村旅游。 旅游项目的合理安排 旅游项目是旅游规划的重要内容,也是规划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文化景观出发,旅游项目是游客和景区环境的交流。旅游项目的实质是游客与游客、游客与村民、游客与环境的行为活动的安排。而规划的目的就是强化这种行为的组织,使之有序和创新。通过合理安排旅游项目可以引导游客对旅游项目的参观、参与,从而实现体验、认识和交流的功能。 结语 文化景观是历史沉淀后的一种展现,需要被重视、保护和发扬,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文化景观与旅游的关系,以文化景观为基础的乡村旅游不但可以使乡村景观资源得到充分认识和利用,同时也是实现文化继承和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基于景观生态思想的旅游景区规划设计 摘要:将景观生态学原理用于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中, 既先了解景观格局, 在此基础上进行景观功能分区, 按照生态安全格局的原则在各功能区进行景点设计, 使各分区发挥各自的旅游功能, 又更利于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更符合生态旅游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目的, 因为景观生态学原理与生态旅游的目标是一致的。 关键词:景观生态; 旅游景区; 规划设计 前言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在生活的闲暇, 人们都有一种渴望回归自然的想法, 生态旅游应运而生。但是生态旅游不仅仅是自然旅游, 它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先, 通过减轻环境压力、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来平衡经济利益。生态旅游的规划就是要把地理自然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而在规划建设中要靠什么来指导呢? 这就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景观生态学。景观生态学把具有空间属性的景观作为研究对象, 以协调统一生物学和地理学这两个领域为目标。它能很好地指导生态旅游规划设计,使旅游景区永续发展。 一、生态旅游的含义 生态旅游的兴起引发了研究热潮, 从众多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中可总结出生态旅游的三重含义。一是哲学理念的, 即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观;二是科学层面的, 指科学技术的研究, 着重环境容量和旅游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 三是商业意义的, 指一种旅游产品。在旅游规划规程中, 生态旅游既被看作产品, 也被看作是理念和科技的支持。 二、景观生态学在景区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1、景区规划设计的景观生态学原则 旅游是由主体、客体和媒介三大方面组成的一个系统。旅游主体是人。媒介则更多体现在交通网络的形成和信息的交流上,是旅游结构的网络和信息流。客体是旅游活动进行的载体。对其规划的目的是保护景观的特色和品质,适度调整景观的格局与功能,保证旅游网络的畅通,同时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景区规划与设计应未雨绸缪,在其开发模式中,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融人开发理念之中,坚持生态保护与自然修复相结合,紧扣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这正是当今生态旅游发展的迫切要求。 1.1 整体优化原则 即把景观作为系统来思考和管理,实现整体最优化利用。生态整体性和景观异质性原理是景观生态学中的核心理论。生态整体性认为景观是由景观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独立的功能特性和明显的视觉特征。景观要素的时空分布总是不均匀的,从而构成了景观的异质性。异质性同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抗干扰和恢复能力密切相关。旅游景区规划是对基地景观生态系统及其内部多个组分、要素进行规划设计,因此,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应遵循景观生态学二大基本思路:保证景观生态整体性和设计空间异质性结构。同时景观生态系统在结构和功能方面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着变化。而景观的变化具有不可逆性。这就要求旅游开发必须走可持续利用的道路,要对旅游设施和游客数量进行严格控制;要设计合理的旅游生态容量和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要对旅游活动进行严格的功能分区等。从整体的高度上,强调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自然修复。 1.2 个性与特殊保护原则 景观具有区别于其它景观的个体特征,进行景观规划设计不能简单重复套用、沿袭旧模式,否则景区的个性魅力将散失殆尽。特殊指旅游景区内有特殊意义的景观资源,如历史遗迹或对保持景区生态系统具决定意义的斑块,应进行有效保护以及规划设计再利用。 1.3 保持多样性原则 景观多样性是指景观单元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多样性。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存在并与异质的立地条件相适应,才能使旅游景观的美学效果达到最高水平,构成异质性的景观格局,形成具有不同功能的旅游景观,使旅游景观的稳定性达到一定水平,保障景观功能的正常发挥。一个理想的旅游景区应是含有各种景观成分所组成的综合体,这样既可增强景区整体的抵抗力和恢复力,提高生态系统的总体稳定性,又能保证旅游类型的多样性,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因此,旅游景区规划设计的重点是景观的多样性的维持、旅游空间多样化的创造。 1.4 综合效益原则 即综合考虑景观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注重生态平衡,结合自然,协调人地关系,体现自然的生态和谐美、生趣美及艺术与环境融合美,这在旅游景区的人文景观规划设计中尤为重要。再把旅游服务设施和景观生产价值的有效利用融于山水之中,使旅游地的景观美不被减弱又能产生经济效益。 2、景观生态学的在旅游规划中的宏观设计 旅游生态系统是一种非独立性的景观生态系统。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充分强调景观的自然属性,本质上是对资源进行空间配置。有效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对保持旅游地的景观特色、景观品质以及确保景区可持续发展十分有益。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旅游规划在其开发中把可持续发展思想融人开发理念之中,而旅游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则是基于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关系之上的一种规划,是运用景观生态学中相关原理,在景观水平层次上对旅游景区的旅游景观、环境景观等所进行的一种规划。本质上,它是一种包含“旅游”、“景观”、“生态”三方面的综合性规划设计。其中,“旅游”的规划核心是对旅游资源进行分析与评价,以及对游客行为心理进行揣摩、分析和设定;“景观”的规划核心是对旅游项目、游客活动、设施建设进行空间布局、时间分期和设施设计;“生态”的规划核心是对旅游地的自然环境要素与因旅游开发建设而引起的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影响,进行识别、分析和保护。要从景观结构和功能上进行景观生态规划,主要包括对旅游产品市场的需求及特征分析,自然保护区自然、社会要素等基础资料和相关资料的调查搜集,景观分类和对景观结构功能及动态的诊断,然后通过不同类型的结构规划,构建不同的功能单元,从整体协调和优化利用出发,确定景观单元及组合方式,选择合理的利用方式。 3、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的微观设计 在景观生态学的景观结构理论中,景观的结构通常用斑块、廊道、基质和缘来描述。在旅游规划中同样可以以这四元素建立一个网络结构。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的微观设计主要体现在对景观结构要素斑一廊一基的具体设计上。景区斑块的设计要与环境融为一体,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共生程度高,真正做到人工建筑的斑块与天然的斑块相协调,旅游基础设施,要充分实现生态化,并注意与当地的自然、文化景观的特征相协调一致,切忌以城市化、商业化的浓重气息破坏自然保护区各种景观的原有文化内涵和特色,更应防止一切扭曲文化形象的景观污染事件发生。而在对自然风景区进行斑块设计时,除了考虑其旅游美学功能外,对于负有保护物种的功能区域,应该注意保留一定面积的斑块,避免因生境面积过小而造成物种灭绝。对于廊道,斑块内廊道的设计要以林间小路、河岸、滑雪道等为廊道,并注意合理组合,互相交叉形成网络,强化其在输送功能之外的旅游功能设计,以便延长游客的观赏时间;区内廊道的设计要避开生态脆弱带,尽量选择生态恢复功能较强的区域,充分利用自然现存的通道,如河流等。 结束语: 景观生态学注重研究人类活动对景观结构、功能及其变化的影响,而生态旅游是在生态景观中引入人类活动从而在生态旅游景区实现其旅游经济效益。将景观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运用于生态旅游规划设计中,既有利于景观生态的保护又可达到生态旅游的预期目标,它能够提供许多有益的启迪,有利于规划与自然的协调,体现规划结合自然的本质。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浅谈旅游景区规划中的导视系统 【摘 要】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感受是检验一个旅游地是否合格的标准。导视系统作为一种服务系统,旅游景区中的信息设计和导视系统设计是主要的战略性成功要素。旅游景区的导视系统拥有导向功能、解说功能、教育功能和警示功能。 【关键词】导视系统;旅游景区;规划 1. 绪论 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消费力提升,旅游业也蓬勃发展。每到小长假,各大景区都出现了爆满的情况。旅游再不是是单纯的某一类人群的专属。因为旅游消费力的提升,日益增加的旅游人数,各种旅游景区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和课题。 与之同时旅游景区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那么只有提高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在竞争中,如果环境资源和人文历史是人们选择旅游目的地的第一参照“硬实力”,那么在“硬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软实力”就变得各位重要。“软实力”直接影响到体验者的满意度。一个游客在旅游目的地体验感受是检验一个旅游景区是否合格的标准。 2. 旅游地导视系统现状分析 一个好的导视系统并非突然产生,就好比城市公共机构一样都需要不断的曲折变化。有一句格言很适合用于这里:变化时一种独特的永恒(隆格,2010)。 2.1 导视系统分类。 2.1.1 标识类。标识系统是建筑内部和建筑外环境、景观环境、城市交通等所有空间中,具有信息指示功能的所有标识设置的总和。说到标识系统,在一部分人的观念里面标识系统和导视系统是同样的概念,虽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包涵的范围是不同的。导视系统在刚开始提出的时候是“Way-finding System”(也有国内的一些学者将其翻译为导向系统),而标识系统是“Sign system”光从字面上来解释导视系统包涵的内容更加丰富,不单纯的只是标识而已,是以“Way-finding System”为研究基础建立的系统。标识系统应该属于导视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一种寻路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标识,所以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 2.1.2 辅助助手类。 除了标识系统,其他的导视内容笔者将它们归纳成辅助助手类,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导视系统的研究深入,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逐渐完善着导视系统。例如GPS定位等可以实现体验者随时查询自己所在位置,但是并非每一个体验者都有配备GPS设备的能力。旅游地导向咨询也算是辅助类导视系统的资源之一,灵活机动,但是游客众多,旅游景区不一定能配备足够的咨询台和人员来满足需求。辅助类的导视系统虽也有不足但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标识系统的不足,是体验者的体验更加流畅与方便。 2.2 旅游景区规划导视系统设计准则。旅游景区导视的设计原则可以归纳为五个:系统化、、规范化、个性化、人性化、协调性。我国于2006年完善了GB/T10001《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系列标准,为我国的标识设计提供了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按照该系列标准中规定的图形符号建立的导视系统,能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各种公共空间内方便、快捷、自如地活动,从而达到以人为本,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的目的。一般来说,导视系统的建立应该是和旅游地规划设计一起考虑的,这样就能将导视系统更好的融入到旅游地当中。 2.3 国外导视系统简析。 在一些发达国家,导视系统设计相较我国比较科学、成熟、规范。所以在我国许多学者的研究中也是以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外国学者编制导视系统的原则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会对当地的历史、资源条件、生态环境深入研究,同时还根据游客对旅游地的需求、期望和行为为依据。例如汉诺威动物园按照体验式动物园的结构模式进行了改建设计,这个设计给游客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觉信息获取方式。导视系统设计表现的是本世纪初的非洲风光,这样的导视系统形象醒目,造型牌造型多样,使用的新颖的材质,质感相当丰富。人性化的设计才是适合体验者的优秀设计。 3. 导视系统对于体验者的作用 3.1 体验者的需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旅行意义和目的。在前辈的许多研究中都 在旅行过程中,游客们在吉尔摩和派恩的《体验经济》这本书中将体验分为了4种类型:Entertainment(娱乐)、Education(教育)、Escape(逃避)、Estheticism(唯美主义),又可以简称为4E。从性质上看,旅游体验类似于一种“镜像体验”,通过目的地这面镜子,旅游者在凝视“他者”的同时,也在认识着自我。从结构上看,旅游体验具有多重层次结构:其一,从时间结构上看,旅游体验包括预期体验、现场体验和追忆体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并随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升华,进而演化成人们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其二,从深度结构上看,旅游体验呈现出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基本上可分为感官体验、身体体验、情感体验、精神体验、心灵体验五个层次,越是深度的旅游体验,越能让游客感到旅游的意义;其三,从强度结构上看,旅游体验通常可分解为一般性体验和高峰性体验两个层面,越是能达到高峰性的体验,越能使游客感到旅游的价值。但是不管体验者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顺利以及愉悦的过程都是体验者需要的。 3.2 导视系统的作用。 (1)那么导视系统在旅游体验中又是一个什么角色呢?答案就是导视系统在体验者不知不觉中顺利完成旅游体验。打个比方就如同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中的裁判,他即需要规范球员的行为,但是又不能过多的干预比赛的节奏,让看完整场比赛的人只留下裁判的映像。导视系统就是对于旅游体验者再体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许多人对于导视系统有刻板的印象,认为就是环境空间中树立的各种各样的指路牌子,设计和设置这些标识是什么简单的事情,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2)导视系统解决的用最简单的问题来叙述可以归纳为三个问题:“在哪里?”“去哪里?”“怎么去?”。人们在按照行动路线图移动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含有计划性和目的性。“当人们在环境中行进时会运用不同的寻路策略来导航他们的群路行为,这些策略包括有注意地标、使用地图、或者留意环境中的空间配置。”如何利用空间中的配置高效、有序地指引人们在公共空间环境中自如行动,如何让体验者安全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这对每个旅游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4. 导视系统与旅游地旅游形象设计 4.1 旅游地旅游形象规划设计。 (1)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过程中,旅游形象(TIS,又叫旅游地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一个旅游景区的形象模糊混乱,则很难对潜在的旅游客源群体造成吸引效应,同时还会使旅游体验者的体验经历平淡,降低其回头率。而个性鲜明、亲切感人的旅游地形象是行程庞大旅游市场的源泉,应可以是其在旅游市场竞争中保持较高的竞争力和持久力。 (2)旅游形象设计的内容繁多,如果单从CI的理论角度出发可以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旅游地的理念识别系统,它本质上是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的精神体,属于思想文化的意识层面;二是旅游景区的行为识别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将旅游地理念识别系统的具体化,主要体现在旅游地的政府、民众和企业的行为;三就是导视系统,它包括最为直观的标识识别系统,旅游地的建筑造型、员工制服、公共标志牌等。导视系统是其中表达形式最多;接触范围最广;产生效果最直接的部分。一个优秀的旅游景区旅游形象规划非常有利于旅游地形象的推广和传达, 也有利于旅游景区的品牌化建设。 4.2 旅游地导视系统。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的存在是体验者的需求为前堤的,旅游区的导视系统也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导向功能:帮助旅游体验者在陌生的空间中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解说功能:景区的标识系统有着丰富的信息,游客们能从上面了解到有关景区的信息,还能了解景区;教育功能:在特定的景区对于各种知识的普及是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也收到教育启发;警示功能:警示危险的地段和危险的行为,确保体验者在旅游过程中安全。 5. 结语 综上所述,每一个导视系统的目的是不变的,由于导视系统也可作为一种服务系统,旅游中的信息设计和导视系统设计是主要的战略性成功要素。导视系统是旅游景区规划中重要的一部分,一套完整的、人性化的、有特色的、美观的导视系统即能辅助体验者顺利完成美好的旅途,又能提升旅游景区的形象。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红色旅游景区规划个案研究—《谢维俊故居红色旅游景区规划》 摘要:本文以《谢维俊故居的红色旅游景区规划》为例,对红色旅游规划如何突出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如何运用红色旅游资源特色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原则,如何以现代旅游思想为规划理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以图对红色旅游规划的编写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谢维俊故居;红色旅游;旅游规划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外出旅游。除了风景优美的自然名胜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革命胜地和遗址去参观,因此,很多地方都在对原有革命遗址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规划开发,以促进当地红色旅游业的发展。而红色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又不同于一般的景区规划。它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不仅应该与生态旅游、名俗旅游、战争题材旅游等形式相结合,而且更应体现出其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的内涵,并按照能让参观者产生对革命先烈无限追思和缅怀的理念,让人们在参观的过程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对革命先烈产生敬仰之情。 一、项目现状 (一)项目概况 谢维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红军年轻将领、在井冈山早期秘书。谢维俊故居是他从小生活、学习的地方。谢维俊1908年10月出生,1921年13岁的他到衡阳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学习,1922年4月见到了,并在听取讲演中大受启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湖南年关暴动,后随、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1932年任江西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1934年随中央军委第2野战纵队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调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1936年任中共陕甘宁三边特委书记,在吴起镇一次剿匪战斗中被叛徒出卖而光荣牺牲,年仅28岁。为了表达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纪念,也为了勉怀耒阳市在这次湘南暴动所牺牲的3700多位烈士,更充分地利用耒阳市丰富的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响应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倡导,耒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以谢维俊故居为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规划设计。本文所研究的就是由衡阳市地球村旅游规划设计研究所对该项目所编撰的概念性详细规划。 (二)项目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谢维俊故居坐落在湖南省耒阳市肥田乡肥美村南岸的一块区域,规划面积为22.5亩,地势北高南低,故居坐落在山腰岩地上,背靠森林郁闭度很好的山丘,迎面是开阔的池塘,河滩农田,远处峰峦叠翠,环境十分优美。 根据实地考察调查,该规划区域环境保护的较好,树木、池塘及故居建筑保持基本完好,但作为红色旅游开发,仍存在不少问题:如规划区内除谢维俊故居保护较好外,还有几处住房破损十分严重,同时在故居两侧还凌乱新建有几栋农民住房。对外交通不发达,进出均不很方便。故居内有数量较多的珍贵文物,但堆放凌乱,缺少必要的文物保护措施。 二、规划特色 经规划小组的努力,半年时间规划通过专家评审,我们认为该规划有如下特色: (一)主题定位特色鲜明 本规划设计在整体上尽量避免了一般纪念性园林常用的设计手法,而是力求营造出平易近人、舒适亲切的景观环境,真正让参观者融入其中,以看一个常人的心态来看待革命先烈,从他的平凡生活中看他的不平凡。这种设计理念,成为本规划不同于其他红色旅游规划的独特之处。所以本规划的主题定位力求重点反映谢维俊烈士少年时代的学习成长历程,尤其在井冈山期间坚持维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正确路线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成熟并成长起来,成为一位闻名于世的政治家、革命家。引导广大旅游者,尤其青少年接受教育,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规划理念清晰明确 根据规划区的地域环境特点,以及耒阳市政府的规划要求,确立了本红色旅游景区的规划理念: 1、互为依托的景点布局。景区分为谢维俊故居核心区、生态休闲参与区、旅游接待服务区。各景区都有独立的主题,而又彼此联系、互为依托。 2、有地域特色建筑设计。故居的整修坚持按照湘南特色,青砖黛瓦、修旧如旧,其他建筑业一律要求青砖坡顶。新老建筑之间相互协调,搭配得体。 3、丰富色彩的功能思考。作为纪念性的景区规划,首先体现了是纪念功能,其次是满足参与者在瞻仰和体验过程中得到感悟的心理功能和教育功能,再者就是生态休闲的静心功能。 4、自然生态的园林景观。兼着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理念,总体设计时突出了与自然结合的园林之美,通过草坪、树木、花卉、廊道、小桥、河塘、小径、亭台等造园要素来表达亲切、安静的环境氛围,为参观的人们营造一个休闲、冥想的场所。 5、以人为本的细部设计。在景区内草地旁、湖水边、大树下、风雨长廊中都设有大量坐凳供游人休憩,多处设计有独具特色的烈士成长小品,以借景抒情的手法衬托了烈士从平凡走向伟大的一生,也为广大游人在景区中提供了与烈士留影拍照的人性化场所。 (三)总体布局有效合理 1、传统的轴线序列与现代的非对称观念相结合。轴线在规划设计中往往能使整个环境具有严肃、恬静的气氛,本规划布局核心部分由一条南北走向的贯穿景区的主轴和一条东西走向的横轴控制。景点布置随轴线有序展开,并结合地形变化,空间层层递进,使人们在参观过程中随着地势的不断增高,情感也得到不断地升华。 为了让游客在紧张、严肃的瞻仰活动之后能尽快的放松下来,规划了几处非对称性圆弧形的布局,如表现烈士足迹的一组小品按园形展布,休闲区域设计的荷塘月色、风雨长廊均成圆弧状,配上绿树、花卉、灯光、音响,很好的把人们带入了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现实的幸福生活境地。 2、因地制宜的功能分区。由于规划面积较小,根据人文资源和自然状况规划因地制宜的将其分为几个功能区;1)、故居核心区;2)、旅游接待服务区;3)、烈士足迹游览区;4)、生态静心休闲区;5)、农家乐休闲区。分区力求达到疏密相间、弹性有机的布局效果。 (四)内容丰富的景观设计 根据景区的主题定位,让人真正的融入其中,创造亲切的景观环境,规划独具匠心的设计了几个不同主题景区: 1、烈士故居生平事迹景区:包括故居、烈士展览馆、半身塑像及由聆听教诲、参加红军、走上井冈、反对极左、长征路上、保卫延安六组雕塑组成的雕塑群,构成整个景区的主体。 2、休闲游憩回味景区:以故居前面的水体为中心,设计拱桥流水、风雨长廊、荷塘月色、古树曲径等景观元素为主体的休闲景区,供游人静心歇憩、联想回味。 3、人性化的游客接待服务区:精心设计的景区大门、宽敞明亮的迎宾大道、生态停车场、功能齐全的接待服务楼,声、图并茂的景区介绍,使游客对游览活动有所了解,能使游人按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的游览路线。 三、规划的不足 本规划范围过小,很难通过旅游乘数效应,拉动旅游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规划中对如何解决景区的可进入问题缺乏实质性的意见;如何遵循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对旅游产品进行合理包装,使红色旅游的发展顺应旅游产业的发展,使游客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能够游得开心等方面仍存不足。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旅游意象图:基于游客感知的旅游景区规划新设想 [摘要]受启发于“城市意象”理念和图论学说,文章从游客感知出发,提出“旅游意象图”的旅游景区规划设想,认为旅游意象的基本要素包括旅游道路、旅游节点、旅游边界、旅游标识和旅游区域5个方面,旅游意象图的构建过程可分解为旅游意象点旅游意象线旅游意象链旅游意象面旅游意象图5个基本步骤,指出可从资源类旅游意象、产品类旅游意象、市场类旅游意象3个层面确定具体的旅游意象,并分析了旅游意象调研的4大基本方法:传统问卷调查、绘制心智地图、旅游意象游戏法和旅游意象访谈法。 [关键词]旅游意象;游客感知;旅游景区规划 旅游规划理论属应用性交叉学科理论,是对旅游系统在规划范畴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凯萨(Kaiser)、赫伯(Helber)的旅游地演变生命周期理论,范利尔(Van Lier)、泰勒(Taylor)的旅游地资源配置与设施建设门槛理论,摩菲(Murphy)的旅游地和谐发展社区思想等。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总结或提出了一些旅游规划的理念,如1993年4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由《旅游学刊》编辑部和北京旅游学会联合发起的“旅游规划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陈传康指出,在旅游规划中,项目的确定很重要;毛赞猷认为,在搞旅游规划时应该把旅游地图列为其中的一部分;尹泽生强调了旅游规划“规范”的问题;周盼、赵克非、于英士、李明德、白祖诚、刘德谦、毕凤祥等与会专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共谈旅游规划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此后,一大批专家、学者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吴必虎认为,区域旅游规划的理论基础有旅游系统理论、旅游人类学、景观生态学、区域科学与区域发展规划;吴人韦指出,旅游规划理论范畴可概括为经济、环境、人文3大板块;顾朝林等认为,旅游规划基本理论表现为旅游规划目标、旅游规划理念、旅游规划层次、旅游规划系统以及规划设计技术路线等层次;韩光明提出基于文脉、地脉的区域旅游规划思想;此外,还有“超旅游”规划理论、“反规划”理论,等等。 旅游景区规划是旅游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根据旅游景区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和资源特点所进行的有关保护、开发、管理等内容的设计、布局与安排。关于其理论研究,刘沛林提出了文化旅游地规划的“景观信息链”理论;郑迎红总结了旅游景区规划的模式问题,认为比较典型的有资源导向型模式、市场导向型模式、形象导向型模式、产品导向型模式和体验导向型模式;罗光华探讨了地域文化在旅游景区规划中的整合运用问题;牟红就旅游景区规划多维视角的纵向转换进行了研究;其他还有旅游景区规划中客源市场的定位研究、生态旅游景区规划问题等。在景区游客感知方面,也存在一些探讨,如汤普森(Thompson)、斯科菲尔德(schofield)指出,游客对旅游地交通的感知评价与总体满意度及重游意愿关系密切;杨斯(Youngs)、怀特(White)、渥德瑞希(Wodrich)从旅游者视角研究如何将交通服务融入文化旅游;霍华特克(Howat)、默里(Murray)、克里利克(Crilley)从消费者视角研究旅游地的评价工作;陈(Chen)从供需双方的视角出发分析如何构建多维度旅游问题等。国内关于游客感知的研究仍处于个案分析及理论推理阶段,如程兴火基于游客感知价值研究了森林生态旅游景区的竞争优势;毛端谦等从旅游者映象的角度研究了他们对江西4座名山形象感知的差异;黄震方从旅游者的心理和消费行为角度研究了旅游者感知的特点;宋章海等对游客感知的形象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等等。整体上,将游客感知与景区规划相结合开展的相关理论探讨仍不多见。本文在既有研究案例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受启发于“城市意象”理念和图论学说,尝试从游客感知出发,探讨“旅游意象图”的旅游景区规划设想。 1 旅游意象图的提出背景 目前的旅游规划是基于资源和发展目标的规划,很少将意向理念应用到规划中去。从意向图的角度进行规划,将游客的感知作为构建意向链的关键要素,从游客感知出发进行规划是旅游规划应该探讨的一个新角度。 “意象”一词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是“意”的寄托物,因此,一般认为“意象”因人因物因时因情的不同而不同,但从内涵来说,整体意象的获得都是把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几种意象沟通起来,互为转化。美国学者凯文·林奇(KevinLynch)通过多年细心观察和调查,在对美国波士顿、洛杉矶和泽西城3座城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城市景观归纳为道路(path)、边缘(edge)、地域(district)、节点(node)和标识(landmark)5大组成因素,即“城市意象”;并引入空间(space)、结构(structure)、连续性(continuity)、可见性(visibility)、渗透性(penetration)、主导性(dominance)等规划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图论起源很早,早在18世纪就出现了图论问题,它是研究由线连接的点集的理论。点集中的点称为节点,连接两点之间的线称为边,一些由节点及边构成的图称为线图。线图可以用来表示和研究一个系统的结构及它的性质。图论研究主要关心的是事物的节点、有多少个节点、在哪些节点间有边相连以及整个线图具有的某些特性。图论作为一个数学分支,它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和广泛的内容,应用范围也很广,不但能应用于网络、编码、交通、测量等自然科学,也能应用于社会结构、经济、运筹、行为等社会科学。 本文中的“旅游意象图”设想就是受启发于“城市意象”理念和图论学说,融合了“城市意象”的5元素分析视角和图论的构图、解图思想。 2 旅游意象的基本要素 在旅游意象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5元素,本研究认为旅游意象的基本要素是:旅游道路(tour-path)、旅游节点(tour-node)、旅游边界(tour-edge)、旅游标识(tour-landmark)和旅游区域(tour-domain)。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创新模式下的旅游景区规划设计 摘 要:通过中华商圣文化园的可行性方案的论证、规划、设计过程,侧重新型文化园的概念,以旅游文化为基调,建设集多种娱乐商业项目于一体的旅游文化商业园地。 关键词:开发项目;中华商圣文化园;规划设计 1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设计思路 1.1 项目规划的主体定位 “中华商圣文化园”开发项目将在商圣故地——山东省定陶县境内建成一个集“文化研发、影视制作、高端论坛、动漫创作、演艺娱乐、产业金融、休闲度假、景区观光、商业居住”于一体的旅游文化商业地产项目,将满足“行、住、游、食、购、娱”等六大旅游环节的需求的影视娱乐文化综合功能产业园区。 1.2 总体设计理念 文化园坚持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人与历史人文、人与人和谐相处,给游人提供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陶冶,给游客最大的愉悦。在此理念的引导下,将实现景观、生态、文化三大资源要素的完美整合,竭力创造中国文化旅游的典型,塑造鲁西休闲度假的第一品牌。 1.3 开发与管理理念分析 1.3.1 保护是开发的前提 资源是旅游产业的生命线,而生态的好坏则决定了企业的可持续经营,没有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中华商圣文化园”就无法持续创造效益。因此,该项目在投资开发之时就把“在保护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人文遗址资源的前提下,实现高起点、高规格的规划、设计,以及大资金的投入,规范化的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作为开发“中华商圣文化园”的基本原则,并把保护落实到开发的每一步中。 1.3.2文化旅游是开发的主旋律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旅游不仅仅指观赏历史文化景观的旅游活动,它还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文化的互动交融在旅游开发中的代际均衡。“中华商圣文化园”将先后开发出商圣影视文化基地、陶朱公祠、儒商文化博物馆、儒商文化广场、范蠡湖、定陶古城、儒商文化研究院等文化、影视娱乐主题公园旅游项目,并在开发经营中把商圣文化展示、演艺、娱乐落实到实处。 1.3.3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开发要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落实到景区开发经营的全部过程中。经营者认识到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文遗址是人类的瑰宝,是园区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旅游产业发展壮大的基石。因此从景区规划开始,就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和人文遗址保护放在开发之前;在经营中,开发文化型旅游产品;通过儒商文化的宣扬,促成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高度关注,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商业伦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业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项目规划设计 2.1 项目规划概述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项目规划格局为古今各区,动静分离。文化立意,人文贯通。项目规划策略是滚动开发,均衡布局,维护生态,兼顾效益。项目规划内容为规划“影视基地”“历史人文”“互动娱乐”“古镇旅游”“度假疗养”“商贸居住”六大功能,结合现有资源状况开发八项旅游、度假板块。 2.2 景区规划设计 2.2.1 景区划分的原则 本景区根据规划对象的属性、特征及其存在环境进行合理划分,在划分过程中遵循同一景区内的规划对象的特征及其功能分区基本一致;同一景区内的规划原则、措施及其成就特点基本一致;规划分区尽量保护原有的自然、人文、线状单元的界限的完整性的原则。 2.2.2景区划分的结果 根据以上景区划分原则,考虑到“中华商圣文化园”资源的分布和未来发展的情况,将“中华商圣文化园”区划分为:商圣文化展演区、定陶故城观光及购物游览区、商圣朝拜区、影视文化娱乐体验区、高档生态居住生活社区、儿童欢乐谷游乐区、度假小镇区等七大园区。 2.2.3分区规划分析 2.2.3.1商圣文化展示区 商圣文化展示区的规划面积为250亩,为儒商文化的核心区之一。规划按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元素,建设与陶朱公事迹有关的人文景观,以艺术性的手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传统工艺,通过雕塑、蜡像、动漫和电、光、声、影等糅合一体的艺术形式,全面介绍和展示陶朱公的生平业绩和商业理论,让游客充分感知和了解陶朱公这一商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重点建设陶朱公文化主题公园。恢复和建设主题“商圣文化馆”,以及商圣庙、陶朱公祠、红蓝寺、陶朱公亭和陶朱公故居等重点项目;同时,以雕塑、蜡像、动漫和电、光、声、影等相配套。全面介绍和展示陶朱公的生平业绩和商业理论。让游客充分感知和了解陶朱公这一商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以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2.3.2定陶故城观光及购物游览区 定陶故城观光及购物游览区规划面积为66.6hm2,为全园精华之一。在整合散落的景观资源的同时,在区域内建设春秋战国时代建筑风格的定陶故城,把发生在古曹州及古陶都大地的春秋历史浓缩在定陶故城内。 核心区为定陶故城的开发建设,以实景和春秋文化元素展示繁荣800年的有“天下之中”盛誉的第一流都会,定陶故城整个城池充满战国后期及秦汉遗韵,共分:城楼、城墙区;行宫;贫民区;曹王府;曹氏祠堂;陶朱公故居;左丘明故居;军营区;街道、广场等区块。 在城内建设仿古特色文化旅游购物街区。按春秋至汉初的建筑风格营建各类商业店铺、客栈、酒吧、小吃街,销售地方民族特色商品和各种旅游商品与陶朱公文化有关的自制旅游纪念品等,在商业街内建一个广场和几个古戏台,以地方戏曲和现代歌舞等文艺形式,每天滚动式的演出,让游客了解定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开挖范蠡湖、西施井、陶朱公养鱼处及菏山、布鸽山、白头山等山水景观。恢复建设定陶古景,根据史料和民间传说,特别是古八景和新八景,再现昔日定陶水乡泽国、林翠水秀的秀丽风光。 2.2.3.3商圣朝拜区 商圣朝拜区用地面积3.33hm2(约50亩)。为儒商文化展示区之一,在陶朱公出生日和卒葬日,推动形成“商圣节”和“追思节”。届时,每年邀请海内外商业家、国内外著名文艺团体、地方文化文艺界人士和四方游客等参加大型祭拜活动。 景区重点建设三级商圣台,上塑十九米高的陶朱公像,以喻示陶朱公在定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塑像基座刻有陶朱公商训、生意经等。塑像前广场地面以地刻形式表现陶朱公经商活动地图。 2.2.3.4影视基地和影视娱乐景区 该景区规划面积33.3hm2(约500亩),为体验式影视娱乐区,拍摄电影和电视剧《一代商圣》冗余的场景、道具和新建的高科技影视娱乐项目等人文景观。 建设规模宏大的“影视文化城”,配套各种现代设施,使影视城成为国家级摄影基地。同时为游客开放,让游客在影视城中亲身体验现代影视大片的拍摄场景和拍摄营地,体验乘车历险游、飞越时空隧道、上刀山下火海、八级地震、星球大战、魔幻世界、地球未来等拟幻场景。通过体验让游客充分享受现代科技文明成果,追求未来文化文明。 2.2.3.5儿童欢乐谷游乐区 该区域用地面积6.66hm2(约100亩),建设为青少年儿童娱乐、游玩的最佳场所。开发建设螺旋滑行车、世纪之星滑行车、空中自行车、旋转陀螺、水族馆、飞碟、大荡船、飞行塔、大海贼、新干线、旋转苹果、激流勇进、吃惊房屋、旋转秋千、大观览车等项目。 2.2.3.6高档生态居住社区 该区域规划范围66.6hm2(约1000亩),由于定陶暨菏泽地区没有一个高品质居住社区,本项目规划建设一个区域规模最大的高尚居住小区和商业商贸区。整个小区采用花园式规划,以景观为核心,融合休闲泳池、风情园林、景观小品、特色雕塑,休闲广场等,营造稀缺的自然景观和南加州风情生态居住环境,吸引周边人群入驻,形成人气,拉动消费,对旅游、文化产业长期的支撑。 总建筑面积约100万m2的大型生态居住区,配套二个幼儿园、一个小学、一个社区医院,以及邮政、银行、农贸市场、大型超市等配套设施。 2.2.3.7度假小镇区 该区作为“中华商圣文化园”景区的配套设施,是集休闲、度假、养老、商务、参观、餐饮、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度假区,现规划面积为33.3hm2(约500亩)。 开发建设五星级酒店,国际华侨大厦,老年公寓、疗养所、温泉会所,设有客房中心、餐饮中心、康乐中心、会议中心、购物中心、服务管理中心、温泉度假、温泉疗养别墅区等。核心建筑设计力求做到环境与自然的融合,在公园与溪水旁,让人在感悟独特文化的同时,呼吸清新的田园气息,营造一种把瞬间的美凝聚在心底的意境。 2.3 旅游商品发展规划 2.3.1 旅游商品资源 本景区旅游商品资源十分丰富,主要以土特产品为主,以及陶缣、陶布、绳艺牡丹、勾边工艺、书画作品等。这些土特产品是建立风景区内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基础。 2.3.2 旅游商品规划 旅游商品规划总的指导思想是开拓创新、形成规模、发展产业。开拓创新就是要发展系列旅游商品,改变一些原材料的用途,用来制作旅游商品,形成规模就是摆脱那种小打小闹的状况,形成气候、形成品牌。发展产业就是开发的旅游商品要让旅游者喜欢,要适销对路,才能产生好的效益。 图1-空间规划图 图2-功能规划图 3 结语 “中华商圣文化园”开发项目所蕴涵的丰富历史内涵,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文化园这一特殊的载体,将文化与旅游、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有机结合,融合影视、娱乐、旅游景点,是一种现代化新型的文化展示形式。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红色旅游景区的景观规划 摘要:“红色文化”蕴涵着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历史传统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新的民族精神。文章简要分析了红色文化与旅游景区结合前提下的景观规划具体措施。 关键词:红色;旅游;景观规划 2004年12月19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正式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这是关于红色旅游定义最具权威的概念说明。 进入20世纪,在地理学基础上产生的景观生态学说(land-scapeecology),将景观看作由不同生态系统组成的异质性地理单元和空间单元,将在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由许多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即景观)的空间结构、相互作用、协调功能及动态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反映气候、地理、生物、经济、文化和社会综合特征的景观复合体则被称为区域。 一、景观规划设计总体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开发红色旅游中的景观问题实质上是景观的规划设计问题。从总体系统的角度,景观规划设计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并以之为核心原则。单纯基于经济的驱动力而盲目开发旅游必然导致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甚至掠夺性开发,对旅游区点的粗放式经营管理;旅游设施建设的病态膨胀等等,这些无疑直接威胁旅游业进一步健康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是非可持续的,是不可取的。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概念渗透和影响到旅游业的发展。1995V4月24日至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旅游组织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兰沙罗特岛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会议确立了许多被普遍接受的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上所通过的《旅游可持续发展宪章》和《旅游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指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红色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发展,产值增加,而应是人类生活、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所构成的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二、景观规划设计的前提――资金筹措 由于红色旅游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红色旅游最区(点)的建设首先要争取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2005~2006年国家在国债资金中共安排红色旅游专项资金11亿元,支持了101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专项资金依然是红色旅游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仅仅依靠政府的投资来发展红色旅游是远远不够的。 开发红色旅游所需资金的融资渠道不能脱离市场化道路,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一方面,通过采取灵活的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各类民间机构投资,正确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红色旅游开发:另一方面,应面向旅游市场,树立现代经营理念,既服务于广大游客的需求,也要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借助合适的机会考虑从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 三、景观规划设计核心要素――生态环境保护 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无疑会产生影响。首先,旅游资源开发行为诸如开山辟路,大兴土木,乱垦滥伐对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一方面直接破坏景观资源,另一方面还可造成水土流失。其次,游客旅游活动本身的影响,比如旅游者的踩踏造成土壤板结,树木枯死-更有甚者,由于部分游客自身素质偏低,乱折植被造成植被损坏,乱扔废弃物造成水源以及景点的污染。第三,当地居民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不利影响,相当数量的红色旅游点位于偏僻、经济不发达地区,当地居民仍处于半封闭半开放的发展状态中,生态意识薄弱,保留了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譬如乱砍乱伐,使用对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燃料,乱扔垃圾等缺乏文明的不良行为相当普遍。景观规划设计必须竭力杜绝对生态环境潜在的不利影响。 四、景观规划设计的抓手――突出地方特色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旅游规划中心主任石培华向准备发展红色旅游的城市指出:“红色旅游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仅仅是基础,红色旅游产品还要精心设计,要结合旅游规律。不是所有红色旅游景点都能成为红色旅游的热点,要经过红色精神的挖掘,红色文化的展现,防止红色旅游开发中的庸俗化。要明白红色旅游的文化意义是什么,整个产品的卖点在哪里,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什么,要将红色旅游的特色产品以及与此相关的消费方式挖掘出来。” 五、景观规划设计的创新――参与式设计理念 当前,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简单,以静态观光的内容居多,大多采用博物馆陈列、橱窗展示等,内容空泛,展示方式单一。表现手段落后,单纯以文字图片为主的平面介绍,枯燥乏味,不符合现代审美观念和游客的消费心理,容易产生视觉、心理上的疲倦,难以对游客产生强烈吸引力,与市场需求的差距较大。 因此,在景观规划设计过程中有必要注重体验、参与、互动元素的挖掘、开发,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融入注重游客体验、参与的休闲旅游项目,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单纯依靠传统的观光式旅游。体验参与式旅游能够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游客在精神层面的对话与互动,通过策划富于趣味性和参与性的活动项目。能够帮助参与者更深刻地领略和体会红色文化资源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寻根类文化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初探 [摘要]李家龙宫是唐太宗在李氏的发祥地陇西宝地建立的宗祠庙,现存为明建李家龙宫遗留下来的中部祭祀区部分建筑及院落。目前面临发展滞后,规模过小、改造资金投入大等问题。规划在充分论证景区发展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扩大景区范围,调整用地空间结构等措施,形成以“寻根祭祀、文化展示”为主题,全方位展示盛世李氏文化内涵的文旅型景区。 [关键词]寻根;文化旅游景区;李家龙宫 李家龙宫是唐太宗在李氏的发祥地陇西宝地建立的宗祠庙,是中华李氏寻根祭祖的文化圣地。它位于陇西县城区西北部,南侧为已建成龙宫仿唐商业步行街,东侧为原住村民住宅,北侧为生态农田。 景区占地4000m2,建筑面积1491m2,除钟楼、鼓楼为新建建筑,其余九龙殿、李崇殿、李琼殿、两座过庭、聚贤楼、郡公楼、戍边楼、头天第一门等均为古建筑。建筑上的屋脊砖雕出自北宋镂空雕法,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目前相继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十余个国家和我国各省区李氏族人约10万余人次到此旅游观光和寻根祭祖。 1.李家龙宫历史演变 其始建于唐初,因唐太宗李世民御笔钦书“李家龙宫”而闻名海内外,唐末遭毁。宋、元时期修复了部分建筑,亦因战火遭毁。明万历年间只在原李家龙宫的旧址北面恢复了龙宫部分建筑,亦称“北极宫”。明建李家龙宫总体建筑布局为“前五楼”、“后五山”和“中部祭祀区”。外围建有北天第一门、第二门、第三门。清顺治五年毁于兵灾,仅留“北天第一门”牌坊。康熙元年重建,康熙三十七年吕培高任知县时,撰写“仰弥高”竖匾额悬挂在“北天第一门”上,同治五年陇西城陷,李家龙宫再遭劫难。清末及民国初年又陆续增建维修一新,规模虽远不如前,却也山水相依,楼殿参差,别有天地。解放后龙宫绝大多数殿宇楼阁均遭人为拆除,三座假山夷为平地,后改为学校才得以保存至今。1985年陇西县人民政府公布李家龙宫、北天第一门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发展优势与制约条件 2.1发展优势 区位交通优势明显,景区为新亚欧大路桥的必经之地,同时处于陇中四县丝绸之路人文景观长廊风情线的重要区段;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与敦煌文化、天水伏羲文化、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齐名,为甘肃四大文化之一。 2.2制约条件 景区规模过小,游览功能单一,配套设施缺乏,未能从整体上形成形象和品牌效应;景区周边以自然村庄风貌和现代仿唐建筑为主,建筑风格各异,缺乏有效的规划引导; 景区周边村民住宅建筑面积约为7.3万,人口密度大,未来开发建设将面临系列的拆迁安置问题,协调好各方面的诉求是景区建设实施中的重点和难点。 3规划构思理念 3.1规划构思 规划在还原李家龙宫历史原貌的基础上,通过拉大景区框架和格局,形成“以道教文化为渊源,以祭祖寻根为脉络,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多元型、复合型文化旅游景区。 3.2规划目标定位 以“李家龙宫”为载体,以“李氏寻根”为主题,以“寻根祭祀、文化展示”为核心产品,集“旅游观光、寻根祭祖、文化交流、文化展示、文化研究”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型旅游景区。并最终实现以下目标: ⑴ 天下李氏族人敦宗、睦族、祭祀先祖的大宗祠,海内外李家组织和李氏族人旅游观光和寻根祭祖的文化圣地; ⑵ 与陕(西安大唐贞观文化)、豫(鹿邑老子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三大优秀文化遗产区; ⑶ 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全方位演绎“李氏文化”的AAAAA级旅游景区的核心区; ⑷ 甘肃省文化旅游新地标。 4规划方案探析 4.1特色分区及项目策划 规划形成“一轴、三心、十区”的功能区划与总体结构形态。 ⑴ “一轴”:南北向景观延伸轴,将仿唐商业街中心轴线延伸至北环路,形成南北向与威远楼相呼应的绿色开敞通廊; ⑵ “三心”:北极池景观中心、伯阳广场景观中心、关帝庙景观中心; ⑶ “十区”:广场集散区、文物保护区、祭祀活动区、李氏寻根文化游览区、李氏文化交流区、李氏文化展示区、李氏文化创意区、李氏文化研究区、古玩艺术品交易区、民俗商业区。 ①广场集散区:龙宫广场―――集旅游服务、集散、游憩、休闲为一体的李氏文化文明展示的大窗口。其打造应与李家龙宫整体规格协调统一,突出皇室的尊贵及气势的恢弘。在形象及景观的设计做足“龙”文章,广场中心轴线铺设汉白玉龙形浮雕图腾,浮雕两侧布置18根汉白玉龙雕景观柱,代表“十八子李”,象征李姓子孙繁茂昌盛。广场地面雕刻李氏族谱以及李氏名人诗词歌赋等。 ②文物保护区:为现存明建李家龙宫文物保护区,应严格保护,并适当修缮整理;同时在龙宫大门及陇西堂大殿中轴线上新规划戏楼一座,并以戏楼为中心对称规划子奇亭一座;将现有“沙柳”列为“古树名木”进行定期修剪和养护,修护其“龙”的姿态。 ③祭祀活动区:结合陇西堂大殿及规划的两侧配殿,在殿前形成开阔露天祭祀活动场地,同时为了满足游客更衣沐浴需求,规划涟漪苑一座,以仿明清建筑风格为主。 ④李氏寻根文化游览区:园林游览区―李家龙宫的历史传承区,根据历史记载构架“后五山”格局,并在构园过程中将李姓文化元素通过景观布置的手法进行全方位展现,此区域将成为陇西县最大的文化主题公园。具体布局手法为: a 以老子朴素辩证法“道法自然”思想为主线,将佛教、道教中的元素进行集中体现。运用中国古代园林布局方式创造微地形景观,将太乙峰、普贤崖、文殊岭、白衣岩、接引山等五座假山和北极池、九州同李阁等历史景观进行重新诠释,形成一副山水相依、别有洞天之美幻胜境; b 将各地李氏先贤中有影响的李氏宗祠,如闽越江王祠、西平郡王祠、吴王祠、渔阳滕王祠和入闽始祖祠等围绕北极池形成若干院落。并对其赋予一定的文化内涵,如茶道、养生体验、诗社、曲艺表演等项目,使主题景区不仅具有祭祀游览功能,更多的是一个大众市民休息娱乐参与的主题公园; c 以祭祀大殿为背景,规划水秀表演区,并运用现代声光电科技手段策划情景舞台剧《李颂》,如秦王破阵乐、霓裳雨衣舞等,表达陇西李氏的发展繁衍过程; d 园内广植牡丹、李树。陇西与牡丹有着异常久远的渊源,陇西牡丹早于长安牡丹,每年“五一”节前后,恰逢陇西民间四月八朝山会.又称“浴佛节”,时值春花正茂之际,田园苗青花放,各处牡丹勃发怒放,争奇斗妍,生机盎然,真有“一展倾城色,骚人费评章”、“贵游赏牡丹,每春暮,车马若狂”的壮观景象。 ⑤李氏文化交流区:礼唐宫(景区的标志性建筑)―以龙宫游宴、歌舞演艺、商务吧等为特色功能的集演艺、展览、休闲、娱乐和食宿于一体的高档星级酒店,是最能表现和反映陇西当年商贾云集、大唐繁荣盛景的一个重要业态。同时也是政府接待中外嘉宾及展示城市风采的接待中心。 ⑥李氏文化展示区:陇西李氏博览馆――世界李氏族谱收藏研究中心,为全国最大的单一姓氏族谱收藏研究中心。该馆是集收藏、动态展示、阅览于一体的文化展示馆。以“追本溯源”为主题,将李氏文化的起源与李氏文化中的精华充分展示。具体展示手法可通过文物,小型室内场景,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展示几种,以再现李唐文化的华丽场景,使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有耳目一新的直观感受。 ⑦李氏文化创意区:引进知名美院等国内外机构,开展系列创意设计活动并落户文化创意园,对文化创意园中的各个建筑院落进行相应的主题化,并利用国内外设计大师的创意水准和知名度,吸引高端设计群体关注李家龙宫文化遗产,开展国际化的创意设计活动。将文化通过产品形态进入文化创意园各个院落,这些产品将带有鲜明的国际时尚色彩、李氏文化和陇西传统文化要素,并通过国内外游客的旅游购物和体验模式,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 ⑧李氏文化研究区:李氏文化研究会馆,除正常的文化研究室之外,兼具文史资料开放阅读功能,内置相应的图书检索系统以便游客参观时实时查阅资料。馆内定期开设大众讲堂,邀请知名教授讲授与李氏文化相关的文化课程,使游客可以更加深刻的了解李氏文化,并在当地形成相应的文化研究氛围,弘扬和传承李氏文化。 ⑨古玩艺术品交易区:集文物商店、鉴定评估中心、拍卖行、典当行、古玩艺术品展厅、艺术画廊、民间艺术品集市、古玩经营配套店等于一体,打造甘肃省档次最高、功能最齐备、服务设施最先进的专业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 ⑩民俗商业区:由美食沙龙、特色小商品零售及作坊区和休闲娱乐时尚街区组成,在此集中展示陇西特色美食、小商品、茶楼客栈、手工作坊等民间文化载体。 4.2节庆活动策划 对于旅游景区而言,节庆活动的策划及宣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李家龙宫景区主要从两方面开展节庆活动策划。一是主题节庆:以“盛世话李氏,名城祭始祖”为主题的“寻根祭祀大典”系列活动,既弘扬光大了李氏始祖文化,又传播了城市文明和城市形象,使古老文化与城市文明交映生辉,节庆品牌与城市品牌联动增值,借助李氏文化的张力有望将活动办成一次城市文明与城市品牌传播的盛会;二是专项节庆:在主题节庆的支撑下,开展多种专项旅游活动,如牡丹花卉节。在节会期间,举办赏花、灯展、书画、摄影展、洽谈会等活动。同时开展云阳板舞、陇西秧歌、戏曲、草编、土陶、剪纸等民俗文化主题活动, 5结语 李家龙宫景区的规划与建设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举措,它对于体现陇西古城历史发展、突出地方文化特色、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促进旅游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景区的开发建设应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投资开发,并建立合理的运营模式,积极引进先进的经验与理念,使景区显示出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李家龙宫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刘航,建筑师,陕西省旅游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规划师
本文拟从中国地方文化的价值内涵分析入手,结合独立动画艺术创作的时代诉求认知,综合探究中国地方文化对于独立动画创作的多种启迪,并且分析融入中国地方文化创作独立动画艺术的实践思路。结合独立动画艺术的发展历程看,正在经历从独立个性化向大众化发展的全新阶段。独立动画艺术,不仅需要诠释必要的设计艺术,更要注重选择合适的文化素材,通过诠释具体的文化理念,选择合适的文化符号,实现独立动画艺术的理想创作。结合中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与内涵性看,其中所呈现的理念精髓,恰恰是当前独立动画创作过程中,所需要借鉴的重要因素。 1中国地方文化的价值内涵分析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内在,良好的文化内涵,反映的是本地区的风情面貌,更是本地区独立性的价值展示,我国作为极具文化气息的文化国,地方文化既是一种文化辨识度,更是展示该地区文化优势的关键所在。中国地方文化,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大众生活的文化综合,基于大众生活习惯由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系统化文化,深层次影响了不同地区大众的审美认知与文化诉求。我国是文化大国,地方文化是一种地域属性的诠释,同时也是一种定性表达,在当前对中国地方文化进行分析与应用时,能够通过选择合适的文化素材,展示系统化的文化特征。在我国地方文化中,其通过与区域属性相融合,从而造就了极具自身影响力的文化类型。当然,在地方文化形成过程中,通过与各种文化素材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所以,在当前我们理解与认知整个地方文化时,可以从大众惯性认知出发,通过分析文化理念启迪与创作影响,从而实现对这一独特文化机制的有效认知和合理应用。地方文化,不仅是一种“标签”,更是一种融入多种文化素材的内容,除了物质性文化因素外,也包含了精神理念与多元文化。当然地域环境、人口群体与文化迁徙等等,都会对地方文化形成层次性影响。当然,这一系列复杂因素,也成为地方文化差异性的标签。在多元文化传承发展的今天,地方文化需要寻找到良好的传承机制与展示方式,地方文化如何才能实现自身传递与诠释,就需要选择与该文化相结合的载体,通过立足大众的诉求与关注点,从而让不同地方文化实现“共生”、“并存”。 2独立动画艺术创作的时代诉求认知 独立动画艺术创作过程中,通过对电影艺术中“独立制片”这一理念进行有效借鉴,从而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商业动画作品的艺术形式。在独立动画创作过程中,我国所具有的地方文化,不仅成为一种独特的素材,更通过自身创新精神与包容艺术的有效表达,实现该艺术的有效传承与展示。独立动画艺术是整个动漫产业的“另类”现象,尤其是其中不以“商业属性”为目标,同时更容易表达和诠释创作者的个人意愿与创作认知的动画创作活动。所以,独立动画艺术更能展现自身特征,也更具有文化气息。风格独特、内涵丰富、形象生动,这既是独立动画艺术的全新风格,也是其价值内涵的生动表达。当然,这也是该动画艺术不同于商业动画的独特性所在。独立动画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其中充分整合了绘画艺术与漫画艺术,同时也诠释了相关文化内涵,尤其是作为一种真实情感的独立诠释,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优势,选择合适的文化素材,就成为该艺术创作的关键基础。通过对不同类型动画艺术作品的特征进行分析之后,我们看到但凡经典的动画作品,一定是融入了时代特征与文化气息的作品,尤其是良好的文化元素,甚至是一种“符号”,更是能够诠释大众的感知与回味,所以,在独立动画创作过程中,融入恰当的地方文化,就极为重要。 3中国地方文化对于独立动画创作的多种启迪分析 在文化市场成熟发展的今天,动画艺术作为一种基于想象力与独立美学的艺术方式,其为当前大众文化消费活动开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与空间。随着当前新媒体技术应用不断成熟,独立动画艺术作为一种相对“小众”的艺术形式,在新的文化传播氛围中,呈现出全新的传播方式,并且逐渐被大众所关注与认可。对于当前独立动画创作活动来说,中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与生动性,对该活动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具体来看,集中体现在动画制作与动画艺术传播,乃至动画艺术表现诠释等各个方面。当然,结合我国文化特征看,悠久的文化传承机制,造就了多样性、多元化的地方文化,这不仅成就了独立动画艺术创造的多种素材,更重要的是影响了该艺术的创作理念。通过对我国独立动画艺术创作历史与发展现象,进行全面分析之后,中国地方文化不仅为我国独立动画艺术创作主题与叙事方式,形成了合理梳理与有效分类。在今天独立动画艺术创作过程中,这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虚拟现实或者模仿活动,而是将动画艺术作品与受众的艺术品知等多种理念相融合,实现独立动画艺术的理想诠释。对于独立动画艺术创作活动来说,创作的物质与技术基础是新媒体,文化内涵与精神理念,则是该艺术的价值内涵,新媒体与地方文化相融合之后,全面影响了独立动画艺术的创作理念,更是影响了独立动画艺术的表达形式与传播特征。除了我国多样化的地方文化之外,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也大大颠覆了独立动画艺术的创作理念,所以,独立动画在创作过程中,在新媒体技术与中国地方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独立动画创作者在进行具体创作时,整个创作理念与设计思维也出现了全新变化。对于独立动画艺术来说,其不仅表现形式出现了变化,整个独立动画艺术的媒介载体也出现了全面性变化。因此,在新媒体技术发展影响下,通过融入中国地方文化的价值理念和思维启迪,从而使整个独立动画艺术逐渐向展现方式数字化、动画内容多元化这一现代方向转型、升级。 4融入中国地方文化创作独立动画艺术的实践思路 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良好的地方文化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其中不仅诠释了大众生活习惯,也诠释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因此,了解地方文化时,既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价值态度。随着当前多元文化融合不断加速,如今人们对待地方文化的态度,也出现了全面变化。尤其是对文化个性与独特性的关注,恰恰为当前地方文化与独立动画创作过融入,提供了多层次可能。在当前开展独立动画创作时,除了要注重使用合理的创作元素外,也要注重诠释独特的创作理念。当然在整个独立动画诠释上,也需要对动画创作活动的细节,进行有效处理。独立动画指的是相对于商业动画艺术,其具有独立的艺术特征与精神内涵。在文化市场成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动漫艺术消费日益成熟,在这一背景影响下,就为独立动画艺术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理想空间。结合文化内涵的价值特征看,这为独立动画艺术的创作,形成了极为重要的价值与影响。通过对我国独立动画艺术的创作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其逐渐从最初的文本核,再到简单模仿西方“视觉文化”创作理念,直至今天所形成的全新创作风格。所以,当前独立动画创作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动画影像,更需要从独立动画表象与大众理解、社会文化等元素之间的关联性出发,通过赋予独立动画艺术的“生命内涵”,结合多元文化的生动融入,从而诠释新的审美内涵。当然,在独立动画艺术创作时,不能过多依赖大众的审美诉求,要结合独立动画的本质特征等等,通过探究合适的审美内涵与传播特征,选择合适的文化元素,进而满足当前独立动画艺术创作活动的实施诉求。 5结语 地方文化是一种极具地域属性和自身特色的文化形式,良好的地方文化内涵,不仅影响了独立动画艺术的传播方法,更是形成了全新的艺术传播逻辑。从动画艺术角度看,在其创作过程中,想要实现理想的创作效果,就离不开文化的内涵启迪,特别是对于独立动画艺术创作活动来说,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不仅造就了动画创作的素材内容,同时也为动画艺术的传播发展,造就了全新的艺术形态。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论文 一、人文地理学专业的课程要求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从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本科专业的人文地理学专业课程要求以文化地理学为基础,以研究人地关系为核心,课程体系涵盖社会、人口、经济、语言、宗教、民俗、自然、行为、政治等诸多内容,是高等学校地理学本科专业基础课。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紧随时代步伐,具有鲜明的时空性,涵盖当前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城镇一体化、新经济技术开发、旅游开发等诸多热点问题。因此,人文地理学专业研究范围广、知识面宽、学科之间的综合性与交叉性强,老师和学生都需要具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知识。在现阶段,综观各高校的人文地理学教学手段和方法,主要还是采取“课堂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没有体现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适应性的教学改革应围绕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将教师与学生紧密联系,将实践教学融入到各教学环节中。 二、CDIO指引下的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课程教学是由师生共同完成的双边活动,教师的教学方法选择、应用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起着关键性作用。适应性的课程教学方法要有利于达到师生双边交流的良好效果。 1.注重多学科知识的融合,突出“人才工程理念”。 人文地理学需要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体系需要打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壁垒,进行宽口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GIS、测绘等实用技术教育的传输,还要使得学生具备人文历史、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学、管理学学科的基本素养。学生不仅具有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还要具备团队协作能力,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是人文地理学在专业课程设计时需要具备的基本理念。 2.加强启发式教学,培养综合素养。 启发式教学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与学习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主人翁意识的建立,注重激发学生的主导精神。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教师通过设问、指导等方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及时总结学习方法、发表看法、参与讨论,发挥教学和学习的主体地位,使得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相得益彰,课堂气氛处于最佳状态。因此,在人文地理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大力开展课堂与课后讨论,启发和引导学生积极运用所学理论去思考和分析社会热点问题,给他们创造发表不同见解的环境和平台,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拓展学生的应用性思维。师生在相互讨论的基础上都能获取新知识、解决新问题,教师根据反馈信息及时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或进一步的指导,使学生们能够抓住兴趣点,促进学习。 3.强化实践教学,密切联系产业。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实用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教学非常重要。人文地理学学科要求学生能够解决诸如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土地价值评估和旅游资源开发等社会问题,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需要用到调查、模拟、考察、比较和模型分析等多种的方法去加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教师和学生运用这些方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研究方法的训练过程。很多基本概念存在于课本中,它们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大多都比较抽象,通过教师的口头讲解或课件演示虽然也能帮助学生理解,但是其效果去远远不如让学生在实践中自己去体验、探究、理解与总结。通过实践学习,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学生理解理论知识的难度。因此,相关的高等学校教学机构不能把师生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应该花力气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外教学研究合作基地和建立校内实验教学中心。校外的研究基地能够给学生提供调查与考察的环境,校内的实验中心则可以帮助学生进行比较和模拟。 4.注重案例教学,提高技术能力。 案例教学法通过让学生去分析和研究已发生的问题个案,把现实案例应用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教师案例讲解、学生讨论、撰写分析报告、教师归纳总结等环节,提高学生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案例教学将能够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形象,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结语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旅游专业、城乡规划专业、建筑学专业学生应该掌握的一门基础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现实指导性。同时它还是一个与多学科理论交叉、综合性十分强的学科。因此教学机构要下大力气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科学设置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教学体系。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灵活选择和使用教学设施,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科学合理地设计授课内容。人文地理学教学要加大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多样化教学方法的使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其创新思维与能力,使学生成为社会需要的具备专业动手能力与时代关怀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黄娅 单位:贵州理工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谈人文地理成因教学实践创新 一、对人文地理成因教学中上述两阶段的反思与批判 第一阶段的成因教学以教材为本,在因素即原因的教材逻辑下,教师主要从例证的角度对现有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因进行淦释与说明。整个教学过程没有真正的师生对话,主要以灌输为主,缺乏知识的生成,学生处于被动地接受状态。学生认为教师在人文地理的学习中可有可无,对于人文地理学习的兴趣远远低于自然地理。第二阶段的成因分析教学开始尝试案例教学,采用教材所提供的北京城市功能区的案例,在功能分区成因分析时主要采用“因素分析法”,从历史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出发找原因。这种人文地理的成因分析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对地理诸因素具体作用于人文地理事象的过程分析不清,不能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诸因素在人文事象的区位与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不能让学生充分理解地理诸因素在人文地理事象区位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只能僵化地从自然、社会诸因素出发生搬硬套地“找”地理成因,而不是“分析”原因。这样零碎的、不深刻的成因分析导致人文地理成因教学过于简单化、机械化,整个教学过程难以形成真正的师生对话,降低了学生对地理学习的兴趣和动机。这样的成因教学也缺乏真正的思维活动过程,很难全面认识地理规律,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反而使学生的思维简单化、僵化。这样的课堂将很难让学生理解人文地理之“理”,难以进行有理有据的理性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 二、批判基础上的创新即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的提出 为了消除人文地理成因教学中静态的、机械的“因素分析”所带来的弊端,必须将人文地理的成因分析真正过程化。过程化的成因分析必然建立在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比较完整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基础上。教学时,应该运用时空一体化的案例,运用“历史分析法”〔’〕,引导学生理清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影响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形成、发展变化的诸因素,以及分析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明确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最后概括出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即一般性的发展机制。其关键不是找出有哪些影响因素,而是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过程。换句话说,就是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因此,笔者将这一人文地理成因分析教学法命名为“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只有引导学生学会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的内在机制,才能真正理解并学会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原因。 三、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实现 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要转化为现实的教学,必须有一定的教学环节,每一教学环节还必须能够细化为可操作的、体现教学规律的教学流程。甚至每个流程再细化为一般性的教学活动的安排,从而构建出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在课堂中实现的教学程式。这样的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才能具有课堂的生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从理论知识的分类来说,人文地理成因教学所涉及的主要知识为人文地理的概念性知识。皮连生教授等人认为,概念性知识的学习主要是要求学习者对其进行理解,并提出了6个环节的概念性知识教学策略〔’〕。笔者借鉴这一思想,根据自己的人文地理成因教学的实践与反思,认为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的落实需要5个环节。这5个环节是“编呈案例一理清过程一找出因素一分析机制一情境迁移”。(1)“编呈案例”环节主要是教师选编和呈现有组织的人文地理案例。该环节的实现方法为“历史分析法”。要实现课堂教学中的机制分析就必须选编能够反映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机制的案例。这样的案例选编不仅要关注人文地理事象时空间性,更需关注它的时间性即历史性。只有具有历史性,人文地理案例才能够丰满、生动,才能够比较完整、典型地展现人文地理事象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体现机制;只有具有空间性,人文地理案例才立体,学科特色才鲜明。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编呈的案例应该以时间为线索,以空间为节点,突出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相对完整与绝对典型。编呈时空一体化的反映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机制的案例是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法成功的基础。(2)“理清过程”环节主要是教师引导学生初步阅读分析案例,运用图表等分析工具理清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初步感知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的发展变化,了解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为进一步的分析打下基础,在运用“人文地理成因机制分析教学法”的整个教学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与过渡性。(3)“找出因素”环节主要是教师引导学生在理清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变化脉络的基础上,在时空分段的基础上,教师示范与学生分组合作相结合,运用因素分析法找出影响人文地理事象发展变化的每个发展阶段的重要因素。这一环节已经初步进人人文地理成因分析阶段,为进一步深人的机制分析做准备。(4)“分析机制”环节主要是教师设置并呈现一系列具有梯度性的问题,然后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探究与对话。在师生共同探究与对话中逐步透彻地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所有阶段中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找出影响各阶段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及根本原因和非根本原因。最后引导学生跨越案例所涉及的所有时空,概括出最具一般性的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演变规律和动力机制。(5)“情境迁移”环节主要是知识的巩固和一般性规律的运用阶段。这一环节中教师提供相近的案例材料,以问题为引领,以问题解决为目标,促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完成问题。从而实现知识的巩固和一般性规律的再理解与运用。 作者:裁教破 单位:江苏省大港中学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思想的转折概述 作者:叶超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起:作为一门空间科学的地理学 康德(ImmanuelKant)告诫研究者认识事物应该先从考察其起源开始[1]。这对常常忽视认识起点及其过程的国内学界无疑是一个好的忠告。地理学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的地理学家已经提出了很多涉及地方和空间的思想,地图对空间定位和表达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较系统地将地理学界定为一门空间科学并进行持续讲授的是大哲学家也是地理学家的康德[3]。康德的地理学思想形成于1775年的讲座,但到1802年才正式出版。地理是康德最喜爱的课程之一,由于当时康德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担任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伦理学、物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教师),使得康德能从整体科学和哲学的角度对地理学进行研究;康德的地理学成就在当时已获得承认,彼得堡科学院在选举康德为院士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他的地理著作[15]。在《自然地理学》中,康德将知识分为按照概念(逻辑)划分的系统,按照时空划分的历史和地理(这是自然的划分),将地理学定义为专门的空间科学,认为空间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时间是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并指出,“地理学这个名称表示一种自然描述,确切地说是对整个地球的自然描述。地理学和历史学填满了我们的知识的全部范围;也就是说,地理学填满了空间的全部范围,而历史学填满了时间的全部范围。”[1]康德的这种空间观点常被地理学家引用,然而,事实上康德的地理学思想和空间观很复杂,至今仍然是地理学家和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16]。康德空间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次的、专门的(享有专属权)、三维的和哲学的。它对于地理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历史学地位高于地理学,地理学常被视为历史学的“侍婢”;而康德界定使得地理学学科地位得以提升,从历史学的附属上升到与历史学相提并论的地步。他对于知识由概念、时间、空间三部分构成的划分方法也成为一种重要思想。他的空间思想还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等著作中,显示出与哲学的密切关联[17]。 承:从空间到区域 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赫特纳(AlfredHettner)、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为代表的区域学派继承和发扬了康德将地理学视为一门空间科学的传统,视空间为“被填充的容器”[3,18-20]。比如,赫特纳在其《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这一方法论巨著中曾满怀欣喜地引用康德关于地理学是一门空间科学的经典论述,认为“空间本身只是一种观念形式,只有通过它的内容才能获得实在的意义”,并三番五次地强调,“地理学不应是关于各种不同事物地区分布的科学,而应是关于充填空间的科学。它是空间科学,正如历史学是时间科学一样”[18]。此后,经由哈特向添砖加瓦式的巩固,区域学派的空间观长期主导地理学界,成为二战以前地理学的主要范式。区域学派视区域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那么,从空间到区域转换的逻辑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缺乏数量方法的空间科学毕竟只是抽象的界定,它没有具体的方法基础,与地理学历史和现实的接洽也有一定距离,区域却是一个体现空间并将其“落地”的概念,而且划分不同区域的类型学方法也有着很强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地理学发展历史显示出“方志”传统,无论东方西方,都有大量的方志和旅行记等。将空间科学这种抽象的界定与方志传统的历史结合起来,考虑到区域概念能统率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从而打破二元论,并有类型学方法来体现,于是就衍生出将区域作为地理学研究核心的思想。大体来看,从康德、赫特纳到哈特向,他们所持的空间观都是绝对空间,也就是视空间为容器,把空间看作可以装很多东西,但是是独立于系统之外的东西。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赫特纳所强调的,地理学所具有的综合性使得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密切,它非常依赖其他学科却又需要独立,这就奠定了一种紧张的基调。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地理学家始终得面对和应答学科身份这一问题。哈佛大学取消地理系可说是质疑地理学存在价值的极端表现。 转:从空间几何学到空间的生产 空间几何学第一次转折发生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其渊源却可追溯到19世纪就已萌发的区位论思想。这种可被归结为空间几何学的思想范式,主要探讨空间的形式法则(比如杜能环、韦伯的三角形模式、克里斯塔勒的正六边形中心地模型等),它是一种相对空间概念,以追求“空间秩序”为目的,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理念,并且大量借助经济学、管理学和数学来发展地理学理论。以舍费尔1953年发表的挑战区域学派的论文为开端[21],倡导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遍法则的科学的实证主义地理学逐渐于1960年代兴起。这一学派的地理学家倾向于诉诸区位论的传统,并力图借助数学模型等工具发现空间“模式”或“法则”[22]。舍费尔非常推崇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该理论以及区位论在实质上是一种空间形态学或几何学。但是,实证主义地理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范式,是一种“物化”(fetishism)的空间理论[23],它尽量避免对空间的价值判断,因而忽视了塑造“空间”的个体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比如,克里斯塔勒宣称事物围绕中心集聚不但是一种生物物理秩序,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方式[24]。但是,对于这个“中心”是谁的中心,中心—边缘结构中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如何等问题却不予考虑。归根结底,杜能—克里斯塔勒等古典区位论者及其后的空间分析学派的“空间”主要是完全理性经济人的空间,“人”的社会政治属性、行为、个性、情感和价值观等重要问题,却被回避了。这不足为奇,因为无论是冯•杜能、阿尔弗雷德•韦伯还是克里斯塔勒等,都强调他们的理论与经济学的密切关联,所以,其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上,这一理论出发点既是这些理论成功的基点,同时也是其被人质疑和否定的焦点。所以,实证主义地理学试图通过计量分析的工具摒除个人感情和价值判断因素,以追求所谓“科学”的结论,其实是一种狭隘的“科学主义”主张[25]。人文空间性空间几何学范式的缺陷在于,这个空间结构或秩序中的人只是经济人或机械的人口数量,而不是社会人、道德人和充满个性的“个人”,导致塑造空间秩序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和个体因素被忽视,使得地理学与现实世界空间问题的差距越来越大[26],因而出现了一系列反思和批判。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中的一种。人文主义,顾名思义,也就是讨论个体的、个性的(人)与集体的人(文)发展变化的思想或学问。人文主义地理学因而也有两个对应,在个体这个层面,它强调价值观、个性、感情、心理与地理学的空间、地方之间的关系;在文化这个层面,它强调从历史、哲学、社会和组织行为、经济与政治集团综合思考它们与地理之关系。我们可以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空间观归为人文空间性。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如段义孚、拉尔夫(TedRelph)、布蒂默(AnneButtimer)等[27-30]。他们更重视空间概念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并借助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联系人文学科和历史来阐发人文主义地理学。比如,段义孚认为在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中,他最看重“家园”这个关键词,因为它不仅是个物理和建筑空间,而且也是象征的空间,是社会政治、美学和精神寄托的场所[31]。人文主义地理学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主要思潮,但它的渊源却很深广。概括而言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于地理学本身的文学、艺术传统和景观学派等的人文思想和美学观念,另一个是存在主义与现象学(这两个源泉也预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宽泛性)。前者比如《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地理学发轫时期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洪堡和李特尔将地球作为“人类之家”以及索尔、赖特等的思想,班泽的美学地理学等等;后者则是始自尼采,并经由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形成的重要哲学思潮。激进的空间与空间的生产在20世纪70年代,相对更加严厉地批判实证主义空间几何学的是激进地理学者,因此他们的空间观可称为激进的空间。中文的激进往往有过激的、不可靠的意思,但是在英文里激进是根本、彻底的意思[32]。皮特(RichardPeet)、哈维(DavidHarvey)等早期的激进地理学家都强调地理学必须关注社会问题,认为空间是什么取决于人类实践[33,34]。所以说空间并非价值中立的空间,而激进主义地理学,激进的空间的核心要旨在于发展地理学成为一门批判的空间科学。这个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一个号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35]。它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地理学家自身和学科内部,因为地理学家往往受文化制约,文化可以具体体现为种族、阶级和性别划分,这使得地理学家研究的空间不是客观的[36];另外一个是针对我们身处的社会,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早期激进地理学家也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不平等的社会。后期激进地理学家则批判资本主义空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37,38]。典型案例剖析是理解这种抽象思想的好方法[39]。皮特的“现代地理学思想”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它恰当地反映了激进的空间和空间的生产的思想。“那时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年会是在主要城市的有名的酒店举行的(现在依然如此)。这些酒店通常会有一个中央大厅走廊,那里挤满了喜欢社交的学术会议代表。学科权威结构也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心地的等级结构。在这个权威的空间模式中,一些人在大会发言席上给另一些人作报告,交流是在学术权威之间,研究生们则像鸟儿一样四处盘旋,啄食着权威们偶尔故意表现出来的、谦逊的惊叹。”[33]这个案例典型而饶有趣味,蕴含和反映了不同层面的空间(的生产)关系,很值得从激进地理学或“空间的生产”的批判视角予以“解构”(表略)。具体来讲,主要城市是一种复杂空间,意味着一种优势属性和权能的集聚;中央大厅这个权力空间意味着中心和支配地位;有名的酒店这种社会空间往往是上层阶级的聚集地;发言席这个符号空间意味着话语权,为少数人所把持;而代表这个词意味着身份空间,它的拥有者是精英;权威和研究生之间构成知识空间,也反映了一种支配和被支配、中心和外围的关系。知识空间及其生产是作者论述的核心,但是知识空间是在与其他诸种空间的互动影响中产生的,它生产其它的空间,同时也被其它的空间生产(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要旨),意味着学术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也不存在“纯粹的”或纯然客观的知识。在这些空间之外,还需要我们注意两种动态空间,也就是时间影响下的空间。“举行、挤满、交流”及“盘旋啄食”等动词,反映了空间生产的过程;而“现在依然如此”这个时间上的强调,反映了这种空间秩序的牢固性。在这个空间生产过程中,“中心”是突出的,有名有姓且堂而皇之的,它对应于特定的物理和象征的空间样态和形式,这些空间也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把持和支配;而“外围”则是缺省的或者边缘化的,它对应着处于从属的、被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空间。此外,应该注意这段话中隐含的空间。作者通过一个比喻“像鸟儿一样”来反映研究生群体的边缘、流动和依赖性,这是一种想象的空间。还有另一种容易忽视的想象空间在于作者身上。我们可以想见,能把这一场景描绘的惟妙惟肖的作者肯定处于这种空间之内,但是却反省、反对或批判这个空间,因此它是另一种矛盾的想象空间。由于激进地理学对于空间价值中立的批判和对社会空间的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彻底批判,契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所以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它的核心概念是空间的生产,由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Lefeb-vre)提出,强调“(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40],其中的主要内容三元辩证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41],而且已有较多中文文章论及[42-45],所以本文不展开论述,只强调如何把握它。简而言之,空间的生产主要讲资本、权力和阶层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空间成为了介质、产物及过程[46]。因此,空间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容器的或反映相互关系的绝对和相对空间概念,而反映了更多的关系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采用的方法是社会空间辩证法[47,48],并力图以此整合社会空间。一些热点新闻,比如真维斯楼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与知识空间生产的关系[49];某大学竟然把雅典娜和女娲的神像都换成了校董的面孔[50],反映了资本对于知识空间的侵蚀有多么的巨大! 合?:后现代空间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潮流是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空间研究有一个背景,就是人文社科界的空间转向。它的核心词是“解构”,强调时空的特定和不确定性、时空的碎裂等,试图通过文本的重新解读来发现某些东西[51];在学科关系上,人文地理与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关系再一次被强调。在后现代空间思想中,詹明信对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逻辑进行了“解构”[52],卡尔维诺则用艺术的手法想象了各种各样“看不见的城市”[53],福柯和桑内特对权力和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有精深论述[54,55],国内学者对此也有探索[56]。后现代地理学也有一些经典案例,对于洛杉矶、巴尔的摩等城市,迪尔、哈维、索加也有解读[57-59]。后现代空间到底是一个转折,还是对以前的空间范式的契合?这一问题不好回答。某种程度上,后现代空间与康德的空间界定有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空间地位的上升方面,由于众多学科的介入,空间又成为大家的注目焦点,人文地理的学科地位也因而得到提升;其次是它与哲学的关系趋于紧密,尤其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调密切相关;最后是它们都是三维空间。但是,这些相似却有不同的内涵:在空间地位的上升这一点上,以前把地理学视为专门的空间学科,现在是其他学科也开始切分这一块空间研究的蛋糕;在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点上,康德以理性批判为主要特点的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拒斥理性的哲学截然相反;在三维的内容侧重上,以往的三维非常强调物质性维度,而后现代却强调社会性这一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联。所以,正如索加所说,“空间太重要以致于不能仅仅留给那些专门的学科(如地理学和建筑),或者仅仅作为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空隙填充剂或事实背景。人类生活的空间性就象历史性和社会性一样,渗透在每一个学科或话语中。”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空间思想演变历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专门的空间科学到其他学科切入空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不再拥有空间研究的特权和优先权。这似乎会使一些强调学科特权和知识垄断权的人感到失落。然而它确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正在强化的趋势。其实,并非人文地理学如是,其他社会科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也面临这一问题。破除学科和知识特权正是后现代思想提供给我们的强大营养。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走向泛化的极端。毕竟,一门学科长期历史的积淀会给她自身打上独特的烙印。研究者必须承认、承继这种历史,然后才能打破它。在思想与历史、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个体与文化之间常常是一种辩证、紧张的关系。所以,对于人文地理学而言,我的最后结论是:有特点,没有特权。人文地理学空间研究特点正在于它的多重面向。也正是因为不同空间认识论都有其价值,价值大小也难以评估[60],使得在学科史上引起持续争论的人文地理学学科地位与身份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结论,这种争论也在淡化。可以明确的是,人文地理学依赖哲学和其他学科为其做依据和工具,它们在使人文地理学身份陷入迷离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活力和魅力,这是人文地理学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关于未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已经予以提示:“到我明白所有象征的那一天”,可汗问马可,“我是否就终于真正拥有了我的帝国?”“陛下”,威尼斯人答道,“别这样想。到那时,你自己将是众多象征中的一个。”[53]致谢:本文是在2011年12月17日广州举行的第六届人文地理沙龙的报告基础上形成的。作者感谢沙龙组织者以及主办方华南师范大学的同行以及柴彦威教授、朱竑教授、李九全教授、吕拉昌教授等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人文地理论文:我国人文地理学的进展及前景 1、历史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活动(精神和物质)或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所形成人文现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同现代社会一样,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政治、军事、经济、人口、民族、聚落、商业、交通、文化、旅游和社会生活等,这些历史上的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的空间分布、变迁及其规律,都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1]。当代人文—经济地理现象是历史时期的人文经济地理现象的延续和发展,不了解历史人文地理,无疑会阻碍真正了解当代的人文地理。反之,如果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地理学在时间维度上的回溯,那么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现状就是衡量历史人文地理学的标尺[2]。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学与当代人文—经济地理学是两个密切相连的学科领域。中国历史资料保存相对丰富,时间较为久远,这为发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提供了各种可能。自20世纪90年代初谭其骧发出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倡议以来[3],相关学科领域日益得到重视,学科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许多分支方向的成果相继问世。伴随着学科体系的完善,研究群体和梯队的培养形成,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正经历着分支方向多元化、方法交叉化、成果科学化、理论系统化的不断转型过程。近5年来,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历代疆域政区研究、城镇研究中的古都研究、近代经济地理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研究等方面的深化,此外生态环境史研究也已全面展开,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取得重大进展。 2研究领域和成果 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学成果相对集中地表现在历史疆域政区、移民史和人口史、城镇和乡村聚落、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区域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 2.1历代疆域政区研究 从2007年起,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2卷,作者18人)开始陆续出版。它涵盖了自先秦至民国的漫长时期,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历代政区沿革的考证,对一些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而且在某些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复原的详细程度可以达到逐年。这套著作的完整出版,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目前正式出版的有总论先秦卷(周振鹤、李晓杰撰)、隋代卷(施和金撰)、宋西夏卷(李昌宪撰)、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撰)、明代卷(郭红、靳润成撰)、中华民国卷(郑宝恒、傅林祥撰)[4-9]。 商朝是中国出现较早王朝,唐晓峰认为商代领土不同于后世成熟国家的领土,不能将商朝辖区看城一片单纯的地域[10]。先秦是中国历史政区萌芽时期,待考问题颇多。徐少华对楚国国都陈城[11],钟炜对秦国的洞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12],晏昌贵对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县与迁陵县[13],李晓杰对战国时期三晋和秦国的设县情况、齐国和楚国的疆域变迁[14],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考证。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诸多全新的看法,其中包括秦始皇三十六郡、两汉州制、高阙、直道、秦汉之际的西北和东南边界等内容,多有创见[15]。古代的城市行政建制研究者向来不多,韩光辉等在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的演变方面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16]。 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展开和推动,有关清代疆域政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产生。段伟着重探讨清代分省问题[17],傅林祥探讨清代政区制度一些人们较少关注的方面[18],侯杨方依据清宫档案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等问题[19],韩昭庆则对清初政区的改制及影响发表了看法[20]。徐建平出版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力图将传统的政区地理逐步深入到政治地理的层面[21]。 2.2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 在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6卷本《中国人口史》出版之后,近年有关移民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虽然减少,但仍有新著出现。吴松弟《南宋人口史》全面探讨南宋户口统计制度、考证人口数据,并探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路的人口变迁及其对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著文探讨辽宋金元时期南北人口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并指出人口增长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受此影响生产工具进步缓慢,导致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22]。路伟东著《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及相关论文,理清了清代陕甘回民的人口数量变动和人口管理制度、清代前中期陕甘人口迁移等问题,并首次利用宣统人口普查的“地理调查表”进行人口研究[23]。 此外,安介生对明代北方的灾荒性移民和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24],侯杨方对乾隆时期的民数汇报[25],杨煜达对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的若干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郭声波多年致力于西南民族地理的研究,新著《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在此方面有新的推进[26]。需要指出,安介生所著近70万字的《历史民族地理》[27],表明了作者尝试建立历史地理新方向的努力,引起较大的关注。 2.3城镇和乡村聚落研究 西安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向为古代城市研究的重点所在。李令福的《秦都咸阳》[28],王社教的《汉长安城》[29],肖爱玲的《隋唐长安城》[30],史红帅、吴宏岐的《西北重镇西安》[31],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咸阳或长安的都市面貌。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32]和李令福的《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33],则将古都西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研究,前者深入研究了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城市更新模式,后者对秦都咸阳到隋唐长安的城市发展与城郊布局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史红帅推出37万余字的《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墙、水环境、坊里街巷、城市布局、人口规模等多方探讨,为西安“后都城时代”的最新研究成果[34]。 上海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代表,张晓虹对上海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市镇以及乡村聚落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5]。王列辉论述了双岸城市形成这一近代全国滨河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邹怡探讨了民国海宁硖石镇的区位条件与空间结构,以及皖南屯溪镇的发展动力[36]。刘景纯立足于城镇实体进行的“景观与文化”的考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清代黄土高原不同等级、不同区域城镇文化景观的特征[37]。李孝聪著《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则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城市体系或几个中心城市核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城市布局形成的原因和演化的过程,剖析区域中心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成长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38]。 乡村聚落地理的论著向来不多,王社教主编的《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首次对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进行系统探讨,其中涉及对明清民国时期黄土高原的乡村发展、城乡关系、聚落、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均以实证方式进行开篇论述[39]。 2.4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引人关注的重要方面。吴松弟及其带领的团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力军,强调近代开埠通商和外来生产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口岸城市与其腹地的双向经济互动,对塑造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巨大作用。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40-41],并发表十余篇论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兼及唐朝到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民国时期“市”的兴起与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重要问题、并揭示了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机制及其8个表现。近年来,吴松弟又利用在浙江泰顺县地域考察所获得的资料,以泰顺为例,探讨明清近代东南山区的经济结构、地域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的特点[42]。 戴鞍钢在近代经济地理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2006年又出版《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一书,详细地论述近代以来东西部经济差异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并著文深入探讨长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的相关问题[43]。王列辉著《走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从多个角度探讨上海和宁波这两个长三角主要港口不同发展轨迹[44]。方书生对两广港口—腹地的空间形态和长三角经济区演变过程,张珊珊对汉口的对外贸易及其腹地,姜修宪对闽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变迁,唐巧天对上海的埠际贸易,毛立坤对香港的埠际贸易的研究,构成了近代南方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架构。此类研究以往不多见。樊如森所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及一系列的论文,揭示了开埠以后天津口岸的贸易发展过程及对北方经济的促进作用,论证天津在北方经济的龙头地位,清楚地勾勒出北方外向型产业结构和城镇体系等重要问题[45]。樊如森的研究和姚永超所著《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0)》[46],以及陈为忠关于山东的多篇论文[47],构成了近代北方经济地理研究基本架构。 值的一提的,还有王元林对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48],韩茂莉对明清以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及其种植制度的形成[49],蓝勇和杨煜达对清代滇铜生产和运销[50],韩昭庆对青海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程龙对北宋沿边军区的粮食补给问题[51],辛德勇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等问题的研究。张萍著《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采用商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为例,建构了颇为周密的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框架[52]。 2.5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近年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的深入探讨上。张伟然在佛教地理方面发表多篇相当深入的论文,包括佛教宗派的地域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吴淞江两岸寺院发展的时空进程、清末至民国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等[53]。张晓虹对南宋首都临安节日活动的空间特征、近代陕西宣教区的划分原则都作过探讨,又以陕南的杨泗将军为例讨论民间信仰的区域化与本土化问题[54-55]。王元林等人对明清伏波神信仰的地理分布、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国家祭祀的关系、金龙四大王信仰、湖南湘江流域水神信仰等问题,都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王元林还揭示南海神庙的兴衰发展历史,以及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和广州港变迁和国计民生的关系[56-58]。朱海滨主要研究浙江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地理,成果颇丰,继2008年出版《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2010年又出版《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对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和胡则信仰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及与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关系[59-60]。此外,蓝勇对巴蜀的休闲好赌风气[61]、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62],马强对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63],郭声波对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蒟酱食用习惯和开发历史等,进行研究[64]。 2.6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王振忠长期从事徽州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并有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新安江的路程歌及相关歌谣,对徽州的交通、商业、地名、日常生活、村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65]。此外,晏昌贵著《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考察历史时期丹江口水库地区的政区、人口、城邑、经济开发和环境变迁状况,为近年另一项区域研究的成果[66]。 2.7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研究中国生态的日益恶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由于自人类出现以来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参与的结果,对其演变进行历时性的空间考察,自然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或称为“环境变迁”)和灾害史的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过去按照单一人文要素进行研究的模式,进入到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上。 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是近年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丛书选择若干比较典型的地区,对近500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人地关系的复杂过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主旨在于通过这些地区的研究,粗略地反映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全貌。目前已出版了《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陈业新)、《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冯贤亮)、《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尹玲玲)、《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杨伟兵)、《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谢丽)[67-71]系列著作。有关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的研究论著为数不少。段伟通过对禳灾制度的发掘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推进了秦汉灾害应对制度的研究[72]。 张萍的研究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城堡的废毁主要在晚清民国。她并从人口、民族、经济结构入手,探讨了边疆内地化过程中陕北沿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及其影响[73]。张莉在前人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74]。 土地利用是人类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方式,在这方面韩茂莉、杨果、满志敏、王社教、侯甬坚都作出自己的贡献。韩茂莉探讨了辽金两代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从游牧业为主向农业占主要地位转变,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75]。杨果、陈曦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从农田垦殖、资源利用等诸方面探讨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76]。王社教考察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认为总体上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但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的配合。 王建革致力于水利史和农业生态史的研究,继出版《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又出版《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77-78],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他又将目光投注江南,发表一系列涉及这一区域的农业技术、圩田土壤、水环境、乡村社会等论文。王大学系统探讨了区域海塘修建的过程和技术变化,以及与政权、水系、海潮等方面的关系[79]。韩昭庆关注西南地区的石漠化、西北地区毛乌素沙地形成与扩大的人类因素,杨煜达探讨清中期滇东北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都发表过若干篇论文。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师大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长期流行的人地关系的某些表述进行反思。侯甬坚认为百年来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自然因素更显重要,人类只是一种参与力量[80]。此外,他探讨新疆南部尼雅从聚落到废墟的演变过程,认为尼雅河来水等水源逐渐匮乏,最终迫使一批居民点因彻底无水接济而废弃[81]。他还分析渭河流域的人民生计,认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较多地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富源和人民的勤劳之外,还在于要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物尽其用的致富之道。李大海的研究也表明,明清以来陕西黄龙山区因垦荒导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并非完全可以人地关系矛盾激化角度来加以解释[82]。张力仁通过探讨清代陕南流民行为的基本取向,指出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从而对备受非议的流民刀耕火种与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重新认识[83]。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2.8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历史地理学领域对GIS运用方法的讨论日渐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一文,该文通过讨论小区域GIS数据框架建立的方法,提出了三点非常重要的认识[8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是将地理信息系统用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实践。它按照网络数据和Web地图的要求设计了数据模型和数据库关系结构,开发了基础数据地图浏览、地名查询界面。与基础数据相配套的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政区地名释文数据库,基础数据中的每一个地名,包括全部地名和空间定位的原始史料、研究结论和专家意见,以保存迄今为止对中国政区地名的知识和认识。已完成的四期数据已经在哈佛大学网站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禹贡网”上公开,至今已有数以万计的用户注册,并下载了基础数据。CHGIS项目的研究成果,被有关专家学者公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CHGIS为标志的历史地理数字化研究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3学科发展展望 不少地理学家在探寻地理学研究深度时,都看到历史地理学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自觉关注历史地理学研究并寻求双方的合作,这无疑为历史地理学未来的更大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在地理学或历史学的旗帜下,集中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力量都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坚持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两大主干的研究,不仅要善于用自然解释自然现象、用社会解释社会现象,还需要用自然解释社会现象、或用社会解释自然现象。并且,在最后的判断表达上,这种解释应是方向对应、阐释适度,而不是偏离了方向、对论题进行过度的阐释。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专业校外实践教学研究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不仅仅局限于是专业技能以及实践创新能力,还有个人的思想政治品质与社会责任感,即“德才兼备”才是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高校在以才育人的同时更要注重以德育人,培养具备优良品质的创新型专业人才。专业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志愿服务是增强学生思想政治品质、提高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平台,志愿服务与专业实践教学项目相结合将成为高校不断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 二、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的现状 随着我国志愿服务意识的不断增强,大学生已经成为青年志愿者行动的中坚力量,在教育、扶贫援救、环保、医疗卫生、维护治安、法律援助等诸多领域贡献者自己的力量,在促进社会文明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大学生志愿服务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1.志愿活动形式单一、专业性不强。志愿者进行社会服务的过程不仅是思想品行教育的过程,也应该是专业知识技能实践的过程。目前大多数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内容较为狭窄,专业特色不明显,难以满足不同工作岗位的需要,形式较为单一。志愿服务内容多集中在体力劳动上,停留在较浅层次的社会公益服务和便民服务上,学生的专业技能不能在志愿活动中体现。 2.志愿活动缺乏合理规划,管理工作不到位。大学生志愿活动大多数在工作日,往往会与学生的课程安排产生冲突,学生在志愿活动与课程之间很难抉择;另外,志愿活动通常为短期,志愿活动组织缺乏长期的规划,难以持续开展。 3.志愿活动动机多元化、缺乏正确引导。部分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动机不纯,为了获得奖状表彰等个人荣誉,表现出急功近利的特点,在志愿活动中着重于自身发展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对于志愿服务精神缺乏正确的认识与理解。 三、专业校外创新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意义 1.学科教学的需要。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课程设置复杂且实践教学环节多,校外创新性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能够满足日常实践教学需求,利于学生提前接触社会,尽快适应社会工作。 2.高等院校建设专业校外实践基地的作用。实践教学基地是学校开展创新性实践教学的重要平台。校方与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可以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通过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师资队伍水平、丰富实践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素质、培养创新性人才,扩大校企双方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促进学校与社会的沟通交流,提升学校开放性教学效果。 四、志愿服务纳入校外专业实践教学的实践 校外专业实践教学着重于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巩固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往往缺乏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实践教育。而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是进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平台,学生参与公益性的社会实践,可以有效进行自我思想教育。将志愿服务纳入校外专业实践教学中,可以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系于2014年在南京高校中率先与“南京规划建设展览馆”签订合作协议,将志愿服务与实践教学完美结合,建立了“公共管理学科综合训练中心城乡规划教学实践基地”,每周六、日南京农业大学向南京规划建设展览馆输送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优秀志愿者,学生志愿者指引游客、维持参观秩序、对部分展厅内容进行简单介绍,学生在巩固自身所学规划知识的同时促进了展览馆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效促进了校企协同发展。 五、保障专业志愿服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实践的教学措施 1.规范合作关系。校方和实践基地应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实践基地作为志愿服务与技术支撑单位需在各个教学环节给予支持,尽可能的提供便利条件。以南京农业大学的城乡规划教学实践基地为例,学生在不影响展览馆正常工作的基础上利用所学专业知识为游客进行南京规划情况讲解,缓解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展览馆方为学生志愿者营造良好的实践环境的同时并为其提供食宿等便利条件。真正实现了实践教学基地和实践教学活动的双赢。 2.切实调整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为加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的社会适应性,需要根据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变化的实践内容来调整本专业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此外,基于志愿服务参与的实践教学不同于普通的实践教学,校基双方应注重加强学生志愿服务的培训工作,增强学生自身的思想政治品质与社会责任意识,将志愿精神真正落实到实践活动中。 综上所述,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一门涉及多领域的交叉性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应用性,将志愿服务活动纳入本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将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手段,满足当代社会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作者:孙华 吴瑶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地图学教学方法研究 地图学的研究对象是地图,探讨地图的实质、地图制作的理论与技术、地图应用的理论与技术等问题。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测量学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学好地图学是学好地理科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关键,也为其他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目前地图学已被确定为我国高等院校地学各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依托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隶属于地学,立足国家城市化快速发展对城乡规划人才的需求,以培养“通地理、精规划、强实践”的高素质本科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地图学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 一、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注重地学与管理学知识的交叉与融合,但就教学现状而言,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教材版本单一,不同专业侧重点不突出目前,学生使用的教材大多是《地图学原理》或者《新编地图学教程》,不同专业之间没有区别。地理信息科学、测绘工程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所用教材基本相同,没有侧重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教材。 2.各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地图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共有131所高校开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但地图学在很多学校只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选修课,甚至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培养方案中有的学校开设48学时理论课,2周的地图学实践,但是大部分高校往往只强调经济管理及规划课程的学习,对用于空间信息表达与分析的地图学课程重视不足。 3.交叉学科基础知识准备不足,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学渊源极深,同处于大地学背景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要适应发展,必须具备扎实的地图学知识。目前,学生由于对地图学知识了解不够深入进而影响地理信息系统原理的学习,对基于数字地图的信息分析方法难以理解,甚至对在城市规划时如何考虑空间信息模糊不清、无所适从。 二、教学改革 1.构建教学体系,组织教学内容不同专业的学生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不同,过去只考虑教材不考虑学生的因素,而以往地图学教材编制主要针对的是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和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从而导致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地图学时“共同语言”太少,主动性较差。因此,地图学要根据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改革教学内容。地图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课程,迫切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做到因人施教、因专业施教,编写符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实际的地图学教材。地图学的教学内容包括理论地图学、地图制图学和应用地图学三部分,地图学教学内容改革也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针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特点,教学内容的改革应将教学目标与专业特点结合起来,既要介绍传统地图投影方法、常用地图投影转换算法,又要让学生对当今竖版(中国,地球东、西、南、北半球)地图有充分的了解,更要结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特点将普通地图制图方法和专题制图方法的计算机技术教授给学生。同时,地图符号在地图学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城乡规划能力,能够制作规划图。因此,地图学课程中地图符号的教学应该与城乡规划图相结合,尤其要加强符号设计部分的内容。 2.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教学地图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实践内容主要是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具体包括地图的识读和电子地图制作。地图识读主要培养学生认识地图类型,了解地图图面内容,熟练掌握地图三要素(图例、比例尺、指北针)的能力。电子地图制作是地图学实践的主要内容,采用现有的制图软件训练学生制作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利用GIS软件的地图制图功能训练学生进行地图符号化、专题图制作与地图制图输出等能力。 3.储备基础知识,培养创新能力对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说,地图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既包含大地学的投影等基础地理信息,又包含专题地图制图等与规划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因此,地图学知识掌握扎实才有可能应用到后续城市规划、乡镇规划、土地规划管理方面,也才有可能与后续地理信息系统知识与技能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在具体教学中,需要讲授传统地图学的基本内容,同时结合现今地图学发展的新趋势、新内容(如竖版中国地图,竖版世界地图)引导学生学习现代地图学的主要内容,使学生较为扎实地掌握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将现代地图发展的新内容与自身专业方向结合,增强交叉学科创新能力。 我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以培养具有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接受严格科学的思维训练和良好的专业技能训练,立足于宏观、中观区域规划和土地管理,从事城乡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管理、教学、开发或应用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标。地图学作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基础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精通地理知识,精通现代地图学知识,并能够将地图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城乡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过程中。本文针对目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地图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该专业的教学改革,包括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学理念的改革。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地图学教学方法研究还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改,以形成富有针对性、系统性的地图学教学理论与方法。 作者:李文梅 江畅 张海涛 单位:南京邮电大学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建设 2012年国家对高校本科专业招生目录进行了调整,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拆分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等两个本科专业。由于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以下简称资源专业)的内涵较丰富,涉及面较广,截止2012年,全国已有150多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但各高校又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建立了相应的课程体系,这就导致同一专业,由于不同学校的课程体系不同,学生的知识结构差别很大。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将以地理学为背景,提出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建设的一些建议和思考。 一、专业定位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定位应从学科特色和学生就业方向两个角度来考虑,定位于地理学学科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和旅游规划。 (一)学科特色第一,在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本科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教高1998[8])中,地理学一级学科下设地理科学、资源、地理信息系统三个二级学科。虽然2012年从资源专业拆分出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但新专业仍属于地理学一级学科,故以地理学为学科特色的高校仍应坚持地理学的基础学科地位。第二,新专业命名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事实上是强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结合。实际上,人文地理学正是用地理学的眼光来看待人文科学,属于理学的范畴。而城乡规划在学科划分中曾属于建筑学一级学科,授予工学学位,后来在学科调整中提升为一级学科,仍是工学学位,在业界认同其建筑学出身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地理学思维在规划中的应用,所以在城乡规划教学与实践领域中,地理学出身的专业城乡规划人员越来越多,尤其是宏观层面的城乡规划,更加强调地理学的学科背景。另一方面,由于人文地理的理学范畴,使其更偏重于理论研究,在当下的实际应用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部分较少。同时,旅游学又因为与各类自然和人文类的旅游资源天然的联系而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人文地理学也专门有一个学科分支为旅游地理学。近年来,各高校在学科建设上强调面向市场的需求,有条件的高校纷纷在地理学的基础上设立旅游学院或在地理学院下设立旅游类专业,其中一大依据即是以地理学为基础的旅游规划与管理。当前的专业目录中并没有旅游规划专业,旅游规划行业的从业人员来源较广,旅游管理、地理学、城乡规划、园林景观等专业都成为旅游规划的相关专业,故从专业性和综合性两方面来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与旅游规划行业的切合度还是很高的。第三,在学科发展环境上,随着近年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调整,在城镇规划与建设领域也不断提出新的理念,如新型城镇化战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三规合一、数字城市等,均对城乡规划的地理学思维提出新的要求。同时,旅游业作为一项无烟产业,在我国经济社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和地方均表现出对旅游业的极大热情,旅游规划无论是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层面,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上,都正是用人之际,这其中对旅游地理学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二)学生就业方向从学生就业方向来看,以前的资源专业由于专业定位不明确,涵盖内容太多,学生的就业方向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包括在政府部门,如规划局、国土局、发改委、测绘地理信息局等相关单位就业的,另有一部分进入规划设计单位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从事与专业无关工作的。考研的学生主要有三个方向,即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系统、人文地理等。从以上就业方向可以看出,由于专业定位的不明确,该专业学生毕业后有较少的人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多数从事完全与专业无关的工作。由此说明,如果能明确专业方向,强化专业教学,将会对学生的就业产生极大的促进和影响,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专业方向在应用领域直接表现为城乡规划与旅游规划。 二、课程体系建设 就专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当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最大的三个方面的要求是专业化、实践性与文化内涵。 (一)专业化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专业化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地理学的专业化。此前的资源专业,虽然归属于地理学一级学科,但又不同于地理科学专业,故在课程设置上强调以地理学为基础,兼顾资源学、环境学、管理学、城乡规划等学科,开设的课程很杂,没有方向性,可以说缺乏明确的主干课程。如在某校资源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可以看到地质学、自然地理学、测量与地图学、人文地理学、环境科学导论、土地资源学、遥感技术、经济地理学、资源科学导论、城市规划原理、城市地理学、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管理学、土地评价与管理、计量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经济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等,各各领域均有所涉及,但呈现出泛而不深的特点。在当前的专业定位下,地理学的专业化应强调自然地理的基础地位和人文地理的方向地位。首先,不论是城乡规划还是旅游规划,均是以对自然地理条件的深刻认知为工作基础,故自然地理方面的课程必须开足、开实,如自然地理学、地球概论、测量与地图学、地质学基础、气象与气候学、地理信息系统、地貌水文学、遥感导论等。第二,地理学与专业方向的联系在于人文地理,故人文地理的方向课需要做好,如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经济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计算机辅助制图、地理信息系统等。其二是城乡规划的专业化。原资源专业中,城乡规划仅作为专业中有限的一部分存在,并非专业的方向,故专业课程的设置很少。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中,城乡规划成为了专业的方向,虽然从专业性、学制年限、教师配备等方面难以完全照搬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方案,但仍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将城乡规划专业的核心课程开齐,如城市规划原理、城市总体规划、城市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道路与交通、市政工程规划、区域分析与规划、建筑初步、建筑素描等。 (二)实践性地理学是一门验证性的基础学科,城乡规划则是一门实践性学科,所以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讲,实践教学是该学科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第一,在综合自然地理方面应延续地理学教育的实践性,让学生在学习了理论知识后有条件在现实中对其进行验证,取得相应的感性认识。第二,在各层次的专业规划上,更应强调其实践性,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必须以实践教学为主,强化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第三,在规划思想的表达上,应想办法增强学生的表达能力,如手绘技法、色彩运用、CAD等。 (三)文化内涵地理学与文化融会贯通产生了文化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民俗地理、语言地理等分支学科。同时,城乡规划也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涉及城镇的发展历史、文化变迁、文物保护、人口迁移、地方认同、城市特色等方方面面。正是因为城乡规划超强的综合性要求,仅仅是建筑出身的从业者难以完全胜任城乡规划,也正是由于地理学者对文化大多有一些涉猎,使得地理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深地理解规划,或者做出更有特色的规划。基于此,为发挥地理学在规划领域的优势,应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强化诸如文化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等文化类课程,这也是城镇、乡村及旅游区特色最直接的彰显之处。 三、与现有教学体系的矛盾及对策 (一)教学课时不足新的学科定位下,要求开设诸多的城乡规划专业课及地理学专业课,这就面临着教学课时不足的问题。与城乡规划专业相比,工科的城乡规划为五年学制,有充足的时间来安排专业课。与地理科学专业相比,学制相同,但我们要留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开设规划类课程和文化类课程。所以,很自然地,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会遇到课时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有以下两个解决途径:一是尽量减少与地理学、文化类、城乡规划无关的边缘课程,将课时集中于核心课。二是在开设一些专业课时,提出更加明确的教学要求,不一定要按照该门课程自身的课程体系完全讲完,可根据专业定位对该门课程的需求来展开,相应地,该课程的课时也可以缩减。如对于GIS课程来讲,系统地学习该软件需要很多时间,但城乡规划日常使用到的GIS功能主要为缓冲区分析、坡度分析、坡向分析、日照分析等实用性非常强的部分,其他关联不大的部分则可作了解或直接带过即可,当然具体讲哪些、讲多少需要专业负责人与带课老师深入沟通,要小心把握这个度。三是让公共课为专业课让路。各高校现行的课程体系大多是大一上公共课,大二、大三上专业课,大四象征性地上课,使得大学四年中真正学专业的时间只剩一半。针对这种情况,国内已经有高校进行了课程体系的改革,将专业课提前至大一,从大一入校即开始开设专业课,公共课则每学期都开设,由学生自己挑选上课时间。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所面临的课时不足的问题较为严峻,对专业课时更有着迫切的需求。 (二)师资力量不足由于是地理学背景下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各高校在师资力量上普遍面临着地理强、规划弱的问题,尤其是在开设规划类专业课的时候,规划专业的师资力量更是显得捉襟见肘。针对该问题,现有可行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积极引进人才,如城乡规划专业、建筑学专业、旅游管理专业等;二是与其他院系合作开设一些课程,如请美术系老师开设手绘课程,请历史系老师开设历史文化类课程,请建筑系老师开设建筑类课程等,既实现了学科交流,也缓解人才不足的矛盾。 (三)实践教学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说,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勿庸质疑,当前的关键在于如何整合现有资源,将实践教学安排到人才培养方案中去。针对当前高校课程设置的特点,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结合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这也是是简单的方式,但也存在与理论课抢课时的问题;二是在学期中专门安排一段时间用于实践教学,这需要对整个教学计划进行调整,且因为时间较短,只能组织参观式的实践教学活动;三是大幅度调整教学计划,安排出半个学期以上的时间用于集中式的实践教学,这是对实践教学最直接的落实,也是对学生实践能力最好的培养方式。以上三种实践教学的安排方式均对传统的理论课教学模式产生影响,需要学校的专业负责人仔细斟酌。 (四)教学资源在传统理论课教学模式下,学校基本都能保证教学资源的投入,但现在涉及到专业教育、涉及到实践教学,对教学资源有了新的要求。首先,对机房的要求。规划专业的各类制图式的实践课程占到了实践课程的一半以上,对机房的使用率很高,需要专门的机房,保证上机时间;第二,对专业教室的要求。涉及到规划方案的教学与讨论、规划图纸的绘制,不仅需要有室内教学空间,而且对教室有专门的要求;第三,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如果能选择规模适中、有特色、有大比例尺地形图、有全面资料的镇、村作为实践教学基地,将其作为规划对象,开展实践教学,将对实际的教学工作产生极大的促进;第四,考虑与地方的规划设计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将其建为实习基地,既为设计单位降低生产成本,也为学生争取实习机会,增加日后工作的筹码。以上四项教学资源是当前地理学背景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普遍欠缺的,其中前两项需要由院系争取,学校提供,后两项则需要专业老师的努力。 (五)产学研互动产学研互动是对该专业建设的进一步考虑。产学互动方面,高校在城乡规划和旅游规划领域为地方的服务,既加强了高校与地方的联系,又能够为高校的教学提供一些素材,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规划项目中来,对高校和学生都是很有帮助的。学研互动方面,城乡规划在中国仍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规划领域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为城乡规划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普通高校必须跟上这一潮流。同时,作为四年制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如想在这个行业里取得较高的成就,考城乡规划的研究生是必不可少的,对学生来讲,越早地参与到科研项目中去,对其考研就越有帮助。产研互动方面,任何一个规划设计单位想要迅速发展,都必须重视科研,以科研促生产,以生产带科研。在高校里,如果这二者产生了良性的循环,对教学的带动作用将不可估量。该环节对普通高校地理学背景下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讲,不是简单的矛盾问题,是整体水平较低的问题,必须三个角度共同发展,互相促进。 四、结束语 借助于专业目录变化的东风,从专业化、实践性和文化内涵三个方面入手,定位于地理学学科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和旅游规划,将使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作者:王吉昌 屈康庆 单位:陕西省灾害监测与机理模拟重点实验室 宝鸡文理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在成人通识教育中的体现 摘要:文章界定了成人通识教育的内涵,探讨了成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明确了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选取原则,论述了人文地理学知识作为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适宜性,最后提出了人文地理学知识在通识教育中的体现策略。 关键词:成人通识教育;人文地理学;体现策略 一、成人通识教育的内涵 成人教育狭义上是指国家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类教育形式,与电大教育、自考教育、业余教育、函授教育并列,经考试录取,学成后发放统一的毕业证,而广义上的成人教育就可以理解为:学习对象为成人的教育形式,其内涵可以扩展到非国民教育体系。所谓成人通识教育就是在成人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具体来说就是成人教育中通识类知识的教育,并且此处所指的成人教育是广义上的成人教育。国内外的学校教育中,通识教育往往作为一种常态课程内容,并有日趋增加的趋势。目前,通识教育在我国成人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虽有所增加,但过分注重专业知识培养的价值取向明显,通识教育内容长期被认为是成人教育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且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设置也存在诸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探讨成人通识教育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成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探讨 (一)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总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知识更新速度也很快,学校教育背景下的个人存量知识已经很难满足人们长时间的应用需求,接受再教育已经成为人们适应社会发展步伐的必然选择,再教育过程中除了要进行专业化的知识培训外,通识教育内容也应该有所体现,而且出于非就业目的的成人教育中,成人通识教育则是其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智能手机、电脑等高新科技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千家万户,而很多人缺乏甚至没有相关知识的储备,自主学习还存在一定困难,此类成人通识教育便能够帮助人们摆脱困境,以适应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求。现代科技在不断变革和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很显然深刻影响着成人教育,给成人通识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1]。 (二)人们主动学习的需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接受教育已经不再完全是出于谋生等功利性的目的,越来越多的人把学习作为一种自我提高的需要,这恰恰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相契合。随着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今天成人的学习已由原来为了学历和文凭的提高而逐渐转变成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2]。成人教育往往过于注重专门化的职业训练,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道德、文化及生活通识性知识的传授,而这与人们时下的学习需要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离,恰当的成人通识教育知识能够满足人们在这些方面的需求。 (三)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 建国后至今,我国国民文化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必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提供多种途径的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成人教育因其特殊的人群背景使其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目标下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成人通识教育无疑是成人教育中的重点内容。通过向成人传授通识类知识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知识存量,而且还能够增强他们的学习能力,从长远来看,起到了“授人以渔”的效果,可谓是一举多得,事半功倍。 三、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选取原则 (一)生活相关性原则 成人社会有成人社会的特征,成人教育也是如此,和其他形式的教育一样,成人通识教育最基本的功用就是提高成人学员的社会生存能力,当然成人通识教育还有其他功用,在此不再赘述,但从基本功用探讨成人通识教育的内容就应当具有生活相关性,因为与生活无关则意味着某种专业深度,而这与通识教育基本内涵并不相符。生活相关性知识在成人通识教育中有所体现,就减少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摸索、甄别所花费的时间,同时,这也符合人们认知的一般心理规律,“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将知识引向深入。 (二)综合性原则 所谓综合性原则就是摒弃学科分化的偏见,从综合视角去学习知识,这也是通识教育在世界各地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成人教育对象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学科专家,即便是学科专家其专业性教育也可以从非通识教育内容中获取。可以说,综合性原则既是通识教育的内在属性,又符合成人教育的一般特点,当然是成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广泛适宜原则 广泛适宜性原则指的是成人通识教育的内容对其教育对象应该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不应因学习基础差异而使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呈现较大差别,这就需要成人通识教育内容首先具有一定的基础性,而且教学方式等也应符合这一原则,比如说成人通识教育内容应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性过强的专业术语,授课教师的教学语言要通俗易懂,并做到深入浅出,以利于学员理解和掌握。 四、人文地理学知识作为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适宜性探讨 (一)人文地理学知识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 人文地理学也称人生地理学,它是探讨人文现象和规律的一门科学,故而与人们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这一点我们从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名称中就能够窥知一二,人文地理学按其研究对象可以划分为如下分支学科:人口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军事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同时,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此,人文地理学知识作为成人通识教育的内容非常合适。 (二)人文地理学知识具有综合性的特征 地理学科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人文地理学知识也有着同样的特征。人文地理学知识综合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与复杂性,人文地理学侧重于从区域的视角探寻人文地理事物、人文地理现象,而这些事物、现象内容复杂,并且彼此间或与其环境间亦同样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由此而提炼出来的知识体系当然也就遗传了这种综合性[3]。人文地理学知识综合性的另一个来源就是学科交叉性,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都涉及到诸多学科的交叉,从文理分科的角度看,人文地理学本身就是文理综合学科,总之,人文地理学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综合体,一个区域的内核将诸多人文、自然学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学科间的碰撞与融合又通过人文地理规律体现出来。 (三)人文地理学知识通俗易懂,具有广泛适宜性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知识结构明晰,人们的已有生活经验,中小学相关领域的知识都可以作为人文地理学深入学习的先前学习基础,人文地理学课程呈现也大多都是从直观到抽象,对于成人通识教育学员具有广泛适宜性。另外,人文地理学的前沿问题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认识基础。 五、人文地理学知识在通识教育中的体现策略 (一)广播电视中播放人文地理学专门课程及科教纪录片 广播电视具有受众广泛,播放灵活的特点,是传播通识类知识的有效渠道,人文地理学专门课程就可以通过广播电视专门课程的方式加以体现。目前此类专门课程在我国电视节目中已有所体现,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着人们学习观的逐渐进步,这类节目的收视率一定会越来越高,电视台在获取良好口碑的基础上也能收获不错的经济效益。科教纪录片是人文地理学知识在广播电视中体现的另一种方式,并且在国外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国《国家地理》和《探索》在全球145个国家通过有线网络等各种渠道播出,成为覆盖全球的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之一,中国很多电视台也采购和播出《国家地理》和《探索》频道的节目,但是这些节目中涉及中国的题材很少。可以说,增加人文地理学相关科教记录片的制作,对于传播人文地理学知识是大有裨益的。 (二)在网络课程中增加人文地理学相关课程 网络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各种形式的网络课程也日益增多,在网络课程中增加人文地理学相关课程适应了时展的步伐,也是人文地理学知识推广的有效途径。网络课程形式各异,有各高等学校、初等学校的网络精品课程,也有各大网站推出的各类免费课程,还有个人自主开办的相关课程,甚至有些课程学习内容是通过社交通讯工具、博客等传播和推广的,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人文地理学相关课程的有效载体。当然,目前网络上一些课程资源的传播游走于法律、法规的边缘,比如很多网络免费数据库采取上传者自主上传的方式获取课程相关资源,然而这些资源往往未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内容的可靠性很难甄别,这样并不利于包括人文地理学课程在内的网络课程的可持续供给,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制,总之,清洁的网络课程资源环境更符合网络课程学习者的利益。 (三)将人文地理学课程纳入到成人学校课程中 诚如前文所述,人文地理学适宜作为成人通识教育的学习内容之一,而且鉴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成人学校中普遍存在“重专业、轻通识”的特征,将人文地理学课程纳入到成人学校课程中是必要的,在操作层面上也是可行的。成人学校教育中的人文地理学课程属于通识课程,与一般学校地理科学相关专业课程应该有所区别,课程内容除了人文地理学经典理论的内容外,还应该增加人文地理学实践案例,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课程中设置部分实践课程,从而更好地激发成人学员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人文地理学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成人学校的人文地理学教师也应该不断探索和革新教学方法,增加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这一点主要是考虑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时空尺度都比较大,传统教学手段不利于学生的充分理解[4]。 作者:卢万合 李朋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论文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兴起的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日益成为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它以地球表面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其分支学科主要有人口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等。为此,人文地理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指不包括经济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学,广义的则是指包括经济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主要特征是社会性、区域性以及综合性。社会性是指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社会性较强的地理学科;区域性是指人文地理学包含了区域研究的特性,重视了区域特征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综合性的特点来源于地理事物的多样性、整体性,是指人文地理学在综合研究一个区域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聚落等各方面形成发展的条件、特点、分布规律和人地之间地相关以后,在一个更高地层次上发现问题,提出解决矛盾的构思。 本课程是在强调人文地理学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突出以人地关系为中心,文化理论为基础的特点,构建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框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提高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深层理解,并能够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正确分析,树立科学的人地观。 本课程所讲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在学习过程中将全部内容划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对象与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人文地理学的思想进程和学习要点。 第二部分以TerryG.Jordan的TheHumanmosaic一书为基础介绍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分布区,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五个方面,并对相关的人地关系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从人的群体性特征出发,分别介绍“人口与发展”和“人口的分布与迁移”。 第四部分介绍农业与工业。基于对农业和工业本身就是文化产物和二者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空间的格局作为其发展的空间表现来阐述。 第五部分是人文地理学的主体部分,包括种族、民族、民俗、语言、宗教、聚落、旅游、行为、政治七方面内容。这七方面均是把每个要素作为人文地理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系统全面进行阐述,而且把文化作为人地关系的中介,强调其横向联系。 第六部分根据20世纪的变化,从人文地理角度,以人地关系为核心,分别对环境问题、政治地理“合”与“分”的空间格局与景观建设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使学生了解人文地理学分析问题的观点与方法以及对未来问题的关切,增加社会责任感和增强社会责任心,达到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 本文关键词: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论文:高校人文地理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究 摘要:高等院校的地理专业教学中人文地理学科相关的课程是属于关键的专业课程,学好这门课程地理专业的人才得打实专业基础,为专业水平的提升做好准备。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地理教学的方式方法都面临着改革,这不仅是提高高校人文地理教学质量的需要也是培养创新型和实用型人才的需要。笔者将在下文中针对人文地理教学方面存在的有待完善的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教学措施;教学质量;改革和创新 国家十分重视教育质量提高,因为教育的发展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靠人才,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提高国家的整个教育体系的教学质量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国务院在2010年就21世纪头2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深化教育教学的改革,尤其是优化本科教学阶段的人才培养模式。而要深化改革并提高教学质量需要从完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等方面入手,作为高等院校的教师更是要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教育一线工作者的重任,将这些教育改革的措施应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的目的。 自上世纪末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出现了极大的变革,科技推动经济的腾飞。就人文地理方面来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但是,全球各个经济区域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而且,生态环境背负着经济增长带来的后果,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失衡,自然资源出现匮乏等一系列问题日渐显著。人类社会发展至20世纪后半叶,不仅出现人口膨胀、城市化进程加速、工业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人文社会问题,而且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资源匮乏等重大环境问题也开始显现,成为各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在科技革命不断向前推进的大趋势背景之下,怎样实现生态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之间的和谐则是国际地理学界现在正在面对的重要任务。高等教育学院作为人文地理专门性人才的重要培训基地,高校要主动肩负起这样的社会责任,积极建设重点学科,提供专业性人才的培训阵地。就在地理类、资源环境类课程教学的改革和建设来看,《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是两个比较重要的基础类课程,其中《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该课程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出发,对不同的人文现象、人类生产和生活所在的地域结构构成和变化的特点进行分析,该过程会涉及到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学习和探究,总的来说,是一门内容丰富,极具社会性、地域性和动态性特点的学科。该课程涉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其内容丰富多彩,具有社会性、综合性、地域性、动态性的特点。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人文地理教学方面的教学实践将在下文中从如何提高人文地理教学质量的问题出发,简要探讨开展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方法的几个重要环节的改革,总结出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今后的人文地理教学提出相应的参考性意见。 一、人文地理学教学方法改革思路 人文地理学是以文化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研究人地关系为核心,涵盖社会、人口、经济、语言、宗教、民俗、城市、政治等诸多内容,且涉及现实中许多热点与焦点问题,如文化现象、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所以如何能让学生多领域、多学科、多方位地去了解和学习知识,主动拓宽视野,以及培养学生从多个角度综合动态地分析事物的能力,是人文地理学教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真正传达人文地理学思想理念的深层意义。如今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充分适应现代教学的要求,要按照针对性、效率性和可行性的原则,正确、恰当地选用教学方法,把多种教学方法优选组合,将素质教育融入到各教学环节中,才是提高人文地理学的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手段。 二、人文地理学教学方法改革 1.大力开展启发式教学。人文地理教学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广泛,单一的教师授课方式会加深学生对一些抽象知识的理解。教学授课方式由单一性授课转变为启发式授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措施之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兴趣的指导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将会更加增强。教师在人文地理教学的时候就要认真地设计好教学内容,通过实例启导学生深入到课本的理论知识中去寻找答案,然后通过设问引导学生对自己所学习的知识进行思考分析。由此帮助学生在学习人文地理知识的同时拓展学习的思维,积极地创新和探索。 启发式教学进行的过程中教师要做的工作就是积极地发挥其主导性作用,教师为主导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突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例如,在学生通过自由讨论活动表达自己对知识的理解以及质疑的时候,教师不是直接为其解释和答疑,而是要引导学生利用手中可以利用的课本和资料,通过参加学习小组、活动团体等方式积极地交流来实现自己对问题进一步理解,这样一来,教师在做知识的分析和总结的时候学生理解起来就更加容易了。合作性的探讨有利于学生深入地获取新的知识,教师的引导性问题有利于对学生的探索性学习做进一步的指导并及时地对其知识的理解做出评价和纠正,有利于学生及时改正错误;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这个进程的观察实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步骤和教学思路。 2.运用多媒体引导教学。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应用型的综合性的学科,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其课程的内容设置一般都比较多,涉及到的知识包含各种方面,所以学生学习起来就会感觉到抽象难懂,此时,多媒体教学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以PPT、音频、视频等形式将具体的人文地理情境真实地再现,学生通过这种能够刺激感官的逼真学习环境能够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多媒体教学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带动课堂气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所以,运用多媒体教学是提高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措施。 3.合理采用对比式教学。在人文地理学教学中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一般包括地理区域的地形地貌、气候状况、生态环境、人口分布、民俗文化、经济状况等,区域之间有相类似的情况也有其具体的差异存在。要让学生对地理区域的人文地理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就需要一个分析的过程,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可以采用差异性和相似性的对比分析,因为针对特殊的差异一定有一些历史的人文和地理相关的深层次的原因。例如,教师可以做一个分析城市间地理差异的PPT文件,提供比如香港和澳门两个城市的地理景观图片,让学生从每个城市的不同人文特色判断其所在城市,再比如对比东、西部人们的饮食习惯,同学们可以从不同地理区域人们对于酸辣甜咸等口味的偏爱进行判断,并针对这样的口味偏好进行其自然元件、民俗习惯等方面的特色的了解。教师采用对比式教学引导学生通过不同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来思考问题并探索其中的原因,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 4.重视地图教学法。地图,宏观地反映地理事物空间分布,地理教学中离不开地图教学。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若是用语言进行描绘的话会比较烦琐和抽象,而图像比较直接而客观,地图教学法是一种形象的讲解法。运用地图案例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特色,学生在学习地理知识的过程中,很多复杂而抽象的知识可以通过图像形象、直观地获得,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还能培养读图、识图的能力和思维的拓展。例如,岩石的变化、地壳的运用、星体的运行等知识的讲解就可以通过版图、版画讲绘等方式将地理事物的时间和空间变化展现出来。又如,人文地理中涉及到的人口、民族、宗教等都可以通过其分布图轻松地掌握。地图是地理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媒介,通过读图获取知识,再通过用图将所学的地理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在人文地理教学中很重视地图教学法。 5.教学手段、风格与技巧改革。教学手段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相互传递信息的工具、载体或设备,人文地理学课程内容具有动态性、交叉性、综合性等特点。而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符合此门课程的教学要求。因此,可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能提高教学效率。 教学风格是一个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技能、技巧的合理组合和运用,是教学活动个体化的重要表现。教师要培养自己良好的教学风格就得注重教学技巧的学习:首先是发挥好教师的导向作用,每个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内容的设计都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引导和启发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学习活动;其次是要提高查阅文献能力,阅读是扩展一个人的知识和生活领域的重要措施,学生要获取知识就得在课堂教学活动之外积极地扩大阅读量,独立地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科学地运用相关知识。在人文地理课程教学过程中,交代实践部分的布置分析、研究工作内容后,采用查阅文献指导法,给学生列出一些查阅文献的任务,让学生能通过阅读和写作,完成自己的实践报告、论文等任务。 教态的完善。教师教态是在教学过程中的形体动作以及教师的语言、语调、面部表情的综合体现。教师的教态不仅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影响到教者本身的讲课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注重教师的教态,将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师生互动配合默契,课堂气氛生气勃勃,春意盎然,学生学得轻松,教师教得愉快。 三、结语 随着新课程理念的推广和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师在进行人文地理教学时,只有转变教育观念,将这几种教学手段紧密结合、衔接一致才能达到人文地理教学方法的创新,才能真正达到培养社会需求型人才的教育目标,才能够培养出一批具有独立思考、创新意识及创新才能的复合型人才。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探索* 摘要:本文针对“人文地理学”的教学特征,对其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客观要求、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和实践过程进行了理性分析,并对其教育效应进行了客观评估。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问题导向;能力培养;人文地理 一、“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 1.课程特殊性的客观要求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基础性核心课程,是一门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不仅对揭示地球表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包含了文化、人口、经济、语言、宗教、民族、民俗、政治、军事等内容,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现实问题、热点问题、焦点问题。人文地理学主要特征是社会性、区域性以及综合性。通过研究性教学可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文地理的特殊性,实施“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性教学能真正体现人文地理的教育意义。 2.课程时代性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环境、人口与发展问题,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文化、宗教冲突问题,局部地区政治、军事动荡不安等问题,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性教学提供了广阔空间。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实施研究性教学可使严肃、枯燥的理论说教变得生动,激发学习兴趣,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深度,提高教学效果与人才培养质量。如在人口地理教学中,可开展我国人口问题的形成与解决对策的研讨;农业地理教学中,可紧密结合我国的三农问题、县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农业产业化等热点,促进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3.课程实践性的客观要求 实践应用能力是人文地理课程学习的基本要求。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人地关系,所有对人文现象形成与发展的观察分析,都建立在对自然界现象的观察分析之上,理论知识框架体系构建、最基本的研究手段都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各种人文地理事物、人文现象、人文景观都能在实际中得到证实;扩大学生视野,使学生能接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各种真实、具体的环境与人文地理事物关系的知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课本上枯燥无味的知识生动形象化[2]。 二、“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实践过程 1.“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实施目标 一是应关注学生及其发展。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必须发挥学生主体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独立性、参与性,把学生的个性健全发展作为研究性教学的出发点和目标。二是应关注“人文地理学”问题及其解决。研究性教学以对“人文地理学”问题的研究为切入点,把“人文地理学”方法的应用、能力的培养、思维的发展渗透到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让教学过程成为探究、质疑、思考、设计的开始。 2.“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 “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的基本要求:一是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要求教学内容选择应体现“人文地理学”的问题性、实践性、参与性、开放性;重视人文地理学的科学性、奇特性、生活性和实用性。二是实施“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的可行性要求学生具有相应研究内容的“人文地理学”学科背景、知识储备、生活经验、实施研究的条件等。研究性教学选择的具体内容,包括经典性人文地理问题、社会性人文地理问题、前沿性人文地理问题、生活性人文地理问题、乡土性人文地理问题、时事性人文地理问题等。 3.“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实施要求 教学形式的多样化:研究性教学的方式、方法要多形式、多渠道、多层面。教学过程的有序化:在研究性教学实施的过程中,要按照“问题的提出―引导―准备―指导―实施―展示―评价―理论提升―实践应用”的思路、层次逐步落实完成,使研究性教学过程是有序的、开放的、主动的、互动的、探索的、求真的。教学目标的多元化:真正实现人文地理学科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研究与创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全面教育。 4.“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应协调关系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应协调好以下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是主导,是问题的激发者、教学过程的策划者、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学效果的反思者;学生是主体,是问题的解决者、教学过程的实施者、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学效果的体现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理论的实践化”到“实践的理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得益彰。课内与课外的关系:时间安排、信息来源、问题分析与解决。基础与拓展的关系: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实践、应用、拓展。有序与无序的关系:集体组织研究与自主性研究,研究结论形成与研究质量评价。 三、“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教育效应分析 1.教育教学效应的多元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具有多层面、多维度的多元化目标,覆盖教学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和环节。①基于学生。研究性课堂教学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培养自主、合作、反思、自我监控的“建构者、探究者”群体,使学生从被动的人文地理知识的接受和吸纳转变为主动建构人文地理知识和探索客观世界。②基于教师。培养研究性的教学者,在教学观念与思想、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充分显现“组织者、学习者、参与者、研究者”的地位与作用[1]。③基于教学过程。充分渗透人文地理学的动态性、空间性、综合性、创新性的教学思想,配合学生研究性教学的认知规律,形成以人文地理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多渠道、大数据信息来源、开放情感交流互动的教学模式,确立问题性质―寻找解决信息―反馈认知思路的教学程序。④基于教学环境。创设人文地理研究性的课堂情境,在课堂氛围中充分体现平等、自主、合作的教学本质特征,激发学生的积极反应,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提供自由空间。 2.教师引导教学行为的主导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教师的角色、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人文地理教学活动的开展起指导性作用。主要表现为:①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即教师对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学的内容、实施、评价等方面起组织作用。②教学行为的引领者,即教师在人文地理研究性学习实施的各个阶段给予学生指导和引导,而不是全程包办、灌输,导致学生失去主体地位、自主权力。③教学实施的参与者,即教师在研究性学习实施的全过程与学生一起进行研究、探讨,并进行反思和评价。④教学效果的评价者,即教师通过研究性学习的实施,对教学的研究性内容、教学效果、学生受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科学评估。⑤教学全程的研究者,即教师在参与整个研究性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观念与思想、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反思、研究。 3.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体性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人文地理学”教学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学习活动的顺利进行。研究性教学蕴含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培养人的价值、尊严,关心、理解和信任每一个学生,把“人文地理学”的学习建立在学生能动性的层面上。学生是研究性教学的中心,通过学生对人文地理知、情、意的深层投入与参与,使学习与研究并进,让学生成为自我反思、自我发展的主体。 4.知识生成过程的体验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重视学习、研究的过程价值。研究性教学过程中蕴涵着巨大的教育价值,对学生的成长、全面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研究性教学注重学生人文地理思维方法的学习和思维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让学生掌握社会调查、实地观察、文献检索、文献研究以及运用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等科学研究方法与技能,激发学生探索和创新的兴趣与欲望,逐步培养学生主动质疑、独立思考、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积极学习方式。研究性教学强调学生在知识探究过程中的各种心理体验,通过心理体验明白人文地理知识创造的过程,在体验、内化、生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创造行为的观念体系。学生的人文地理科学态度、情感、价值观等只有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方可形成。 5.教学系统的开放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强调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为学生创造宽松、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教师由管理者、评判者转变为合作者、学习者和服务者,主要为学生创设友好宽松的学习、发展环境。学生之间是合作关系,师生之间是平等关系。思维方式也从单纯的教师思维到复杂、多向、多元的师生共同思维,从封闭走向开放。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学对教学形式的要求是开放的,即拓展了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时间上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空间上教学的地点可以是多样的,课堂、社会、野外相结合。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学的内容是开放的,表现在教材与其它知识资源的结合。研究性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是开放的,有弹性的。教学的视野绝不仅限于课堂、教材、考试,而是随时能把师生引向外在的社会与自然界的关注之中,这会大大拓宽教学的空间,师生得以在更广的视野中寻找、发现、把握和研究“问题”。 人文地理论文:地方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摘要:以地方院校――菏泽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为例,在介绍该专业设置现状的基础上,对地方需求与专业特色进行了分析,进而从专业定位、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和教学手段革新四个方面构建了地方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地方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应用型;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是高校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而适合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是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在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基础上调整而来[1-3],该专业涉及地理科学、人文科学、城乡建设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内容,培养既善于宏观区域经济层面机理分析又精于中微观层面规划设计的应用型复合人才[4],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应用型专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毕业生提供了大量就业和创业岗位,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为学科专业发展和提高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带来了机会。由于专业设立较晚,目前关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研究并未深入展开,对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研究较多[5-7],部分学者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专业定位、实用人才培养模式等进行了研究[8-10],但关于地方院校该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较少。因此,笔者以菏泽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构建有地方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求为社会培养大量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地方院校该专业人才提供借鉴。 一、菏泽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设置现状 2004年菏泽学院升本后,为适应菏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于2006年申报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本科专业,2007年首次 招生,至今已有4届毕业生顺利毕业。专业设立以来,我们积极致力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并逐步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在2006年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分别于2008年、2010年对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作了两次大幅调整,完成了从单一的培养方案到分城市规划与管理和旅游规划与管理两个独立方向的培养方案,再到分城市规划、旅游规划、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三个模块的培养方案,培养目标日趋清晰,培养方案日趋完善。2012年,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年)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的要求,结合学校的实际,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相应调整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070503)专业,并组织精干力量修订完善了相关培养方案。2013年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首次招生。2014年该专业被评为菏泽学院特色专业。 二、地方需求与院校专业特色分析 (一) 地方需求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规划行业的人才需求一直处于旺盛状态。从国家层面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新农村建设到区域层面的都市区规划,再到某个城市乃至最微观的村镇或社区发展规划,亟需一大批既善于宏观社会经济层面机理分析又精于中微观层面规划设计的应用型复合人才。从目前来看,发达地区及大城市人才聚集密度较高,竞争激烈,而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城镇人才严重匮乏,城乡规划人才地域分布严重失衡。菏泽市地处鲁西南,是山东省城镇化水平最低、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市区之一,人才引进困难,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尤为匮乏[11]。 在全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菏泽市城镇化也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由量变到质变,中心城市、县城和小城镇同步呈现出爆发式发展之势。审时度势,菏泽市新一届政府确立了今后一段时期城镇化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高标准推进新型城镇化。围绕构建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农村社区“四位一体”的新型城镇体系,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确保在目前城镇化率43%的基础上逐年提升。二是按照“产城融合、设施配套、突出特色、宜商宜居”的要求,完善市县城镇发展规划,搞好功能区划分,优化城市布局。三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完善城镇水、电、路、暖、气、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学校、医院、市场、公交、绿地、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在菏泽市城镇化推进的同时,借助乡村文明建设契机,菏泽市旅游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原有牡丹观赏旅游的基础上,本着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依托菏泽各县区的生态、文化、地域等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打造一批特色旅游小镇和乡村旅游品牌,实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目标。以上城乡建设、乡村旅游目标的实现及后续工作不仅需要高起点的规划设计,更需要关注“人地和谐”、城乡一体化和人文关怀等问题。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具备了从城乡实体空间规划到“人地关系”人文哲学的多层次素质,拥有从宏观城乡规划,高起点做好城镇规划设计、构建和谐宜居的城乡环境,到微观项目设计的综合能力。因此,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为菏泽市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 专业特色 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基础上,学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 立足小城镇、面向新农村 专业建设从菏 泽 市及周边地区城镇化发展迅速,小城镇数量众多,建设滞后的实际出发,坚持以小城镇规划和新农村建设为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专业设置的社会需求和市场化趋向,这些内容在培养方案制定及平时作业训练中均有体现。 2. 注重动手实践技能的培养 该专业为学生开设了两个学期的美术基础课程,以加强学生的手绘表达能力,在此基础上开设了AutoCAD、Photoshop、3DMAX等专业所需的各种城乡规划计算机软件课程,并配备专业教师加以辅导,以加强学生在计算机应用上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图件制作和图像处理能力,强化对规划图件的综合表达。培养计划中从“建筑单体” 到“城市详细规划”, 再到“城市总体规划”,最后到“区域规划”的课程结构设置,更体现了对学生循序渐进的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过程。 三、结语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刚刚脱胎于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新专业,其人才培养模式尚处于探索之中。学校立足于地方院校的实际,从专业定位、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学改革等方面对其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构建。但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是一项艰巨任务,该专业发展与完善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为此,在专业发展中,紧密结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优势、以及人才需求的新变化,不断优化本专业培养理念和培养方式,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真正使该专业毕业生适应社会需求,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文地理论文:大数据给人文地理学带来的影响 大数据是由数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众多数据构成的数据集合,是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处理与应用模式,通过数据的整合共享,交叉服用,形成的智力资源和知识服务能力。“大数据”的主要特征涉及数据规模大,数据生产速度快,数据来源与类型多元化,数据覆盖面广,数据细节丰富,数据间存在相关性,数据有弹性及数据的空间属性等。 从人文地理学发展历程看,大数据迎合了人文地理学“计量转向”与“社会转向”的发展规律。1950年代,得益于计算机处理数据能力的提升,人文地理学研究出现了“计量转向”。数量模型的引入提供了空间研究的方法基础,避免了简单、抽象、定性的约束。特别是舍弗尔 (Schaefer) 等为代表的学者倡导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遍规律的实证主义科学,并力图借助数学模型等工具发现空间法则。大数据提供了丰富的、详细的、实时的信息,有助于社会科学家更加全面、大尺度、精细化地研究各类社会科学问题,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大数据携带的地理空间属性,无疑也为关注空间的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在当前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大前提下,大数据为人文地理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争取更多的关注与重视提供了新的契机。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由早先的以定性描述分析为主到计量革命后的定量方法兴起,到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再到大数据环境以数据驱动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这其中通过对人与自然交互活动过程的实时、精细、动态感知,使从原先只能由结果去推断过程的研究模式转变为可以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实现可感、可知、可控的革新。这就是以数据驱动,特别是大数据环境人文地理学研究范式的一个创新。 大数据给人文地理学带来的变革除了思维模式以外,对现象与要素数据的实时性、覆盖面、精细程度(实时监测数据)也是一个极大的补充。传统统计数据由国家权威部门提供,而大数据时代到来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统计数据的提供者与者(VGI),这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发数据收集形式,可能促使传统统计数据采集方式有所革新。带有空间信息的大数据给人文地理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大数据与计量地理革命以及社会转型不应该被忽视,因为其提供了大量带有时间与属性信息的人类行为数据。新的数据源:大数据时代向通常以传统统计数据为研究基础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方法论、思维方式。数据采集方法也已经从传统的统计年鉴数据、调查问卷数据、访谈数据转变为网络数据(社交网络数据)与新的空间定位数据(GPS,智能手机,位置服务等)转变。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数据对研究的重要性,促进多学科之间的深度合作与信息整合:共享―整合―创新。新的研究核心:大数据时代为以“人”、“地”为核心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基于个体或群体活动行为理解、地理环境要素过程及作用分析的手段。借助传感器,采集并量化(如感觉、情绪、经验、文化、思想等)。新的研究转向:空间信息是连接大数据与人文地理学的关键要素、通过空间信息人文地理学研究将关注重点从“位置与空间”转向“人、活动与空间”。 甄峰,南京大学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城市规划与设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注册规划师、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信息化与智慧城市、宜居城市。参加过多项国家、部、省级重大课题研究工作,主持完成江苏省”十二五“规划城镇化课题,南京、银川、清远等大中城市的宜居城市测评与规划项目。已发表中英文核心以上刊物百余篇,出版、参编著作4部。完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与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让历史知识传播方式改变 历史电视片是以掌握历史概念,探求历史发展动因和宣传历史为目的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没有理解的记忆是不会长久停留在脑海中的,这样就会出现观众掌握得不够牢固,不久就会忘掉的现象。而历史电视片将历史知识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片中动态内容代替抽象的说教,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很快地去欣赏、去鉴别、去认识历史。 如历史电视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国观众对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以及苏联红军的战略反攻,因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所限,对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军事分布、战争激烈程度、战略进攻目标和进攻方向及战役进程往往难以理解。然而,在历史电视片中,电视工作者利用电视画面、利用现场音响、通过3D或AE技术将流动的箭头把敌我双方的攻防路线及战略态势进行演示,再配上战役中影像记录的素材,观众在鲜明生动的影像的刺激下,就能清楚了解战争进程,理解敌对双方作战方针和意图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电视画面的直观效果,让观众一目了然;其次是历史电视片中的知识点,被电视片编导按照一定的编辑手法有规律、有层次了,这样一来观众就比较好理解;第三,历史电视片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被条理化了,一个事件、一场战争它的前因后果被条理化后,让观众理解起来就清晰明了。这样一来,观众的抽象思维就变成了立体思维,理解起来就变得简单容易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电视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导运用画面演示,运用解说词点拨,运用音乐烘托,使观众在愉悦的心境中轻松地获取知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比单一的说教或是枯燥地“啃”历史书籍,对观众生理和心理来说,无疑会产生更深的刺激,这种刺激经过转换变成了记忆,深深刻录在观众的脑海中。 如:历史电视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反映19世纪末两大军事阵营形成时,用世界地图把两大军事阵营的国名在屏幕上呈现出来后,通过解说词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它们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一个规律,到法国与德国、英国与德国、俄国与奥地利的三组矛盾,再由三组矛盾升级,形成同盟国、协约国两大集团斗争,最后导致世界大战。正是这些动态图像、图形,把抽象的内容转化为直观的,观众便于理解的,全面系统的认识,生动准确的演示,将错综复杂的关系化解了,让观众了解到这些互不关联国家为什么会形成两大阵营的一些历史。 影像技术的综合运用改变了传统的历史传播方式,传播中历史电视片成了观众接受历史,认识历史的引领者、指导者。历史电视片的内容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互动,看起来观众的接受方式更随意了,但这种方式更方便、更直接、更灵活、更有针对性,促进了观众学习历史方式的改变,使观众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和自主学习。 在历史电视片的传播中,通过运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表现手段,将综合艺术形成的“场”信息,设置给观众,让观众不仅置身于某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还会让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故事随着情节的展开入脑入心。使观众的观看不仅是在享受,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历史知识的启迪、精神的升华。 实质上利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传播,还会逐渐改变观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历史电视片生动有趣的历史情景,逐渐转化为养成教育的一种形式,以及一种特有的接受信息的素养,养成良好的观看习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让观众由单一地观看转化为想要动脑思考、反复琢磨,让观众在学会学习的基础上对历史信息加以提取、整理、加工,得出正确结论。 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应用,使影像艺术或者说历史电视片与观众之间,观众和观众之间能够实现交互,能够使观众由过去单纯的强灌式学习历史知识,变为观众自己主动参与的过程,充分领悟历史知识的内涵,在原有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引申、积累,这样观众不仅了解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各种能力,学会了学习。例如,一些80后学生观众在观看历史电视片《》时,由于该片对发起“”的动机没有定论,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后就对“”的产生非常不解,他们就从网络上搜集有关“”的资料,并针对资料提出相应的问题,在网络上进行讨论,这样一来不仅形成了资源共享,而且通过他们搜集、思考、讨论,加深了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多媒体环境下的接受,获得了充分展现自我的空间,激发了观众的主体意识,使观众积极、主动、全面地参与到某一历史过程之中,做到了享受与学习相结合,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社会群体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提高。 科学技术史论文: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初探 摘要: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缺乏科学技术史了解,在工程实践中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通过科学技术史教育宣讲增强科技意识、树立科学精神,专业课程教学与科学技术史相结合培养学生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提升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探索出了适合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学实践方法,提高了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创新活动能力,推进了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职;制造专业;科学精神;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学科。是以自然科学技术为对象的一门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是学习《自然辩证法》、《科学思想史》、《发明学》、《创造学》等课程的基础,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导向性,是一门对学习、创造、成才的养成教育课程[1]。高职制造专业的学生主要面向生产现场的技术管理、工艺改革和新产品、新工艺实施,有必要养成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勇于探索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因而对高制造专业的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对培养高职制造专业学生实事求是的辩证自然观、科学观,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增强技改、创新能力,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目前我国针对高职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实践经验还比较匮乏,笔者经过大量的研讨,在高职制造专业中开展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活动,并经过三届学生的尝试,极大的增强了学生的科技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教学计划 高职学生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学科内容,初步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可以接受科学技术史教学而不会存在知识障碍;其次,大多数高职学生不存在升学压力,有条件注重培养兴趣爱好;最后,科学技术史教育对未来职业发展、能力提升有重要作用。这就为高职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根据高职教育活动规律和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在制造专业经过连续三届学生的教学实践,制订了分阶段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培养计划,分为3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采用开科学技术史讲座的形式,达到科学技术史普及教育的目的。主要针对历史上一些有重大影响的科学事件进行分析、讲解,达到让学生了解科技史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激发学习兴趣。第二阶段是在专业课程内容教学中融入相关科学技术发明内容,帮助学生理解专业技术的形成、发展规律,逐步养成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论,增强专业理解和专业自豪感。第三阶段是开展科学技术史专题研讨,组建兴趣小组,与企业共同研讨新技术,养成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创新意识,提高提高创造能力。 二、科学技术史讲座 在第一、二学期开设科学技术史讲座。这个阶段以典型、有趣的历史事件为主,通过教师讲授案例、参观学习、上网查阅资料等手段,组织学生讨论、总结、交流感受等形式完成。也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展览和现代化企业,观看相关的电影、录像等影像资料,了解科技发展的规律和最新技术,感受科技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有条件的还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介绍新学科、新思维、新理论、新技术,全方位的立体感受科学技术对社会活动的深刻作用。由于该部分案例通俗易懂,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并且趣味性较强,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学生乐意接受。通过这个环节,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专业的了解,激发了专业兴趣,感受了科技的力量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对今后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然案例的选择应该紧紧结合专业,要根据学生情况和行业最新技术的发展及时的进行适当的更新。活动后要求学生写心得体会,并进行交流。通过这些活动,学生消除了科学技术史“无用、无关”、“无能无力”等错误观念。 三、专业课程内容与科学技术史融通学习 在第三、四学期的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增加科学技术史内容,尤其是一些与制造专业相关的重大发明创造。如在高职制造专业中讲连杆机构时,可以引入卧轮水排、水击面罗、人力砻、脚打罗、脚踏纺车、脚踏车[3]等;在链传动中引入翻车,高转筒车,木斗水车和管链水车,天梯[4]等;在讲齿轮机构与轮系时讲轧蔗糖车的结构、指南车的构造原理[3]等;在讲加工与工艺时介绍古代的压力加工,拉拔加工,钻锯刨剪,车璇镗、陶轮和琢玉车等[3];在讲金属切削机床时介绍秦陵铜车马,水运仪象台[3],近代机械的引进与仿制[3]等。通过这些古代的发明创造的介绍,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各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技术的演变过程,培养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让学习活动变得生动有趣;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感受专业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激发专业自豪感,提高学习兴趣,更加努力学好专业理论知识,最终养成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 四、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 在第五学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中,应该注重创新思维、能力、技巧的培养是一种兴趣爱好的养成,可以组织一个研讨班。通过一些先进技术应用的案例(如叶片加工技术的发展、核电转子的制造技术等);与专业相关的企业真实案例(如多轴加工与高速切削技术等)或者历史上还存在异议的科学技术发明(如水力天文仪器的驱动和传动机构等)展开专题研讨,采用教师重点介绍、自主查阅资料和共同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切实改变单向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注入式教学法,更加注重启发学生、引导学生、激励学生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对以上类似问题,通过教师介绍相关知识,让学生在课后查阅资料并开展小组讨论,再专门组织了一堂探讨课,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理解力,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科学技术史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让未来的科技工作者,工程师,技术人才体会到“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与进步的灵魂,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就业岗位以及课程安排,通过科技史讲座、专业课与科技史融通、科技史专题研讨等形式,完成了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目标。让学生深刻领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情,有效的提高了学生在专业技术活动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实践证明,高职制造专业开设科学技术史教育是有益的、必要的、可行的。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必将与素质教育的改革紧密结合,这对于以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应用人才为己任的高职院校将是一场挑战和机遇,只要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努力实践科学技术精神,就可以有效转变学生的创新观念,激发学生专业学习中的创新意识,培养出高技能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科学技术史论文: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与研究进展 摘要:机械领域是由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构成,三者息息相关:构造较为单一和固定的原动力系统为机械提供了动力,而执行系统呈现多样性,传动系统则将原动力系统与执行系统有机结合,具有枢纽作用。机械中的传动系统是必要的,依据传动系统的科学性和效率性对机械的优劣进行评价。因此,最近几年,传动系统成为机械制造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 关键词:机械传动;传动系统;机械制造 1 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历史 1.1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介绍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包括:机械传动、流体传动、电传动。目前,电磁轴承、电磁传动等非接触式传动也逐渐出现,将传动技术的范畴拓宽。但具备了机械传动系统必须的要件的“机械传动”仍是最主要的传动形式,如恒功率输出、速度影响、效率等都很好。 1.2 机械传动技术的特性 高效、高速、多功能、精密是机械逐渐达到的范围,那么就必然要求传动机的功能和性能也达到一个高端和精准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传动技术对机械的工作性能、寿命、能源的消耗、振动的噪声等影响很大。机械传动的形式包括齿轮传动、带链传动、摩擦传动等。 1.3 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最近几年,机械传动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作为组成机械设备的重要部分之一,与机械诞生及其进步、更换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更新换代,有助于解决一系列的生产难题。在我国早期,指南车有着类似于齿轮传动的装置,美国在20世纪中期将指南车模型进行展览。战国到西汉期间,机械传动的重要标志就是齿轮已经诞生,指南车的发明早于宋代,中国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认为,三国时期的马钧发明了指南车。 据相关文字记载,表明了机械传动装置大约3000年的历史。在罗马时代,人类文明逐渐进步,谷物碾磨的木制齿轮是在水力驱动下运作的,传动随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瑞典人在谷物磨中率先采用了传动技术史上称得上是突破斜齿轮传动,斜齿轮是由石头制成的,在材料上稍为原始。 14世纪,由于时钟较为精细,传动齿轮逐渐精密、小巧,人们开始研究金属齿轮,以减小尺寸。 18世纪初,蒸汽机进入使用,相续在矿井排水、铁路机车、加工制造等领域。蒸汽机本质上是机械的动力系统,它的发展对于传动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的金属齿轮传动在之后得到应用。 19世纪末期,电动机和内燃机出现。 20世纪初期,摆线、渐开线齿形的齿轮传动先后出现。40年代左右,渐开线和非渐开线齿轮传动的齿形计算方法、齿轮刀具、被加工齿轮、相互啮合的齿轮之间关系及齿形计算方法、空间三维齿形及其啮合计算方法,逐渐发展开来。20世纪50年代,初步形成了齿轮传动的表面接触和轮齿弯曲强度,以及动载荷的传动设计方法。20世纪60年代,宇航技术的发展要求机械传动更加精确。90年代,人们开发了被广泛用于冶金、船舶、电厂等关键设备及故障诊断的齿轮传动系统的状态监控。这一开发是基于传动系统动力学研究,并在故障诊断与失效预报两个方面也开发了相关的诊断系统。 2 机械传动技术的相关研究 2.1 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多方面,机械传动领域也如此。根据原动力系统的效率特征和执行系统的功能,结合了机械传动技术与计算机控制技术,实现了信息化和智能化,通过计算机控制技术,精确实现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使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趋于融合,这一研究也成为机械装备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重要基础。 在科研人员的研究下,传动系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和机械装备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已获得了重大进步,在汽车、工程机械和军工机械生产领域被广泛使用。在结合了信息、计算机和控制技术与机械传动技术的基础下,出现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使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出现,在车辆中广泛应用,包括机械自动变速传动、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和无级自动变速传动三种形式。 2.1.1 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由液力变矩器和行星齿轮传动构成的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AT),液力变速器不仅仅可增加扭矩、吸收冲击振动,也可在较小的范围内将无级变速变为现实。机械自动变速传动采用液力变矩器,使得车辆起步换档平稳、舒适。 2.1.2 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实现“发动机一变速器一道路负载”的最佳匹配和汽车动力传动系统的最佳燃油经济性和动力性,就是无级自动变速传动(CVT),即带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和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 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日产汽车公司与日本山一润滑油有限公司合作,率先研究并成功开发了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将装车运行实现。由于无级自动变速传动的承载能力较大,被广泛用于大排量的汽车、工程机械和重型装甲车辆,作为未来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及部分地区的研究重点。 2.2 械传动装置的高性能、低成本、小型轻量化 从传动原理和结构出发,采用高强度的新材料,喷丸、冷挤压、表面涂层和表面复合处理,均可提高传动系统的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小传动系统的体积和重量。 显示在诱导传动部件微点蚀的表面微缺陷和裂纹扩展和热处理交变应力,微点蚀的影响下和裂纹扩展;啮合传动副分析负载条件下,负载分配和牙齿评价之间的关系压力,牙齿牙齿表面改性和负载分布和应力强度,传动部件,如每一个的实力,如寿命设计,是提高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少了重量和所需要的传输容量研究的传输系统主题。 现代机械工程的发展对于机械传动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宇宙空间的真空高、重力微、温差大,海洋环境下的海水腐蚀,强磁场或强强电场等特殊环境下的机械,就需要与该环境相适应的传动系统。 3 传动系统新材料的突破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先进材料对高科技的发展影响很大。在机械传动技术领域,性能特点鲜明且独特,如梯度、纳料、陶瓷、高分子聚合物、智能、表面涂层,以及自修复材料等,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和性能被这些独特的性能推进发展。作为多学科交叉与结合的结晶——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并且在全世界的排名中也位居前列。 4 提升机械传动的适应性 真空高,重力微,高温,腐蚀性海水的海洋环境,以及强磁场或强电场作用下的空间特机械环境,我们需要适应传输系统的环境。 此外,微型传动系统作为微机械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微型传动系统与普通机械传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征受到尺度效应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当传输系统的微米或纳米级的小尺寸,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新的科学问题。表面积的传输副成分增大,表面力学,表面物理效应,摩擦学,传输和不同规模的常规热传导体积比,我们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5 结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信息和控制、新材料、能源和环保以及先进的制造技术,已逐得到创新和发展,科学在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以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的机械传动。在很大程度上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影响着机械传动的发展与振兴,对机械传动的研究必将更加深入。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与证据裁判:一种历史进路的研究 [摘要] 神明裁判运用证据的特点是将证据问题与案件事实认定分离,证据问题由法官裁判,其他则交由“神”裁,结果导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连接断裂。中世纪后,学术理论与经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制度构建和个案处理,为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智识支持,因而法定证据制度进步性明显:证据与案件事实认定的对应使人们可检视事实认定的错误;在经验基础上归纳的证明规则有助于实现裁判公正。“高精技术证据时代”给现代证据裁判原则带来的冲击正推动证据制度发展。 [关键词] 证据裁判;科学证据;法定证据;神示证据 现代证据裁判原则,也被称为证据裁判主义,基本含义是指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证据裁判原则作为抑制法官恣意心证的重要措施在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中首次得到确认,此后该原则又得到2012刑事诉讼法的肯定。然而,早期的证据裁判并非针对法官恣意而设,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于推动证据裁判原则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神示证据制度下证据的作用 关于人类社会早期人们是如何解决纠纷这个问题,霍贝尔有过非常著名的描述:“这种超自然力还作为一种法律程序的救济手段,渗入到法律的习惯之中。应该指明,它不是作为实体法规则的渊源,而是当人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判决的方式和执行手段。求助于它的方法是立誓、占卜和神判。”[1] 求助于超自然力的做法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初的国家,“当国王用判决解决纠纷时,他的判决假设是直接灵感的结果。把司法审判权交给国王或上神圣人,万王之中最伟大的国王,就是地美士(Themis)。”[2] 由于这些描述浓缩了裁判的过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包括证据收集、运用的过程,更无法了解何为古人所理解的“确凿的证据”,而只看到了裁判的方法和运用这种方法可想而知的结果,因而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即早期人类的裁判既然是“任性的”,甚或“简直是天外飞来的”,[1]当然完全与证据无关,与对错或真假无关,只与信仰有关。笔者并不否认“神启”等超自然力在其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即便是霍贝姆也不能否认,早期人类解决争议也首先是依赖证据的。“在爱斯基摩人范围狭小的社区中,证据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充分而直接的有关材料通常就在手头。但当事实情况不明时,就必须求助于占卜。然而很明显,只有这种非法的行为包含有违孽的因素时,或者至少如同在科珀爱斯基摩人中的情况那样,即发生了妖术致人死亡的事件时才进行占卜。”[1] 根据这段描述,生活在“原始无政府社会”的爱斯基摩人解决争议时首先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是运用证据弄清事实,“原始无政府社会”是霍贝姆对爱斯基摩人生活状态和社会生活的描述。(美)E·A·霍贝尔著;周勇译:《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而占卜反倒并不那么像描述的那样得到运用广泛。可见,依赖能够找到的证据,证明或说服裁决者或其所生活的社会的人们,是一个简单社会关系中的诉讼最为基本的方法。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事实的证明多数只能依赖言词证据,职业辩护人还没有出现,一套验证和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方式和规则尚未发明,两个机制在保证言词证据(包括传闻和品格证据)的真实性,一是以血缘为中心建立起来熟人社会关系,二是早期人类普遍的对神的敬畏。另外,早期社会中犯罪形式相对简单,人们更容易从熟人人际关系中获得有关犯罪的信息。这些条件往往能避免让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从而避免了使裁决者作出的裁判一般性地具有“天外飞来”或“任性”的特点。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李蓉:科学技术与证据裁判:一种历史进路的研究 神明裁判时期同时存在的裁判方式至少有三种:共誓涤罪、神明裁判和决斗。共誓涤罪的特征是,如果一个人被指控犯罪,被告人除了自己发誓证明自己清白,还需有一些支持者以誓言加强,这些支持者被称为“共誓涤罪人”。通常,一个有着好名声的人通常能够找到12个人以共誓涤罪的方式为其洗清罪名,但如果被告人嫌疑较大或名声不好,则需以神裁(ordeal) 来决定其是否有罪。[3] 这个裁决的过程事实上与今天并无二致,同样是要寻找足够多的信息,让裁判建立在更为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上,区别仅在于证据的形式和获取方法不同:古弹劾式下证据的形式不受限制,传闻、品格等任何与案件有关的信息都可能成为裁判的证据基础;据以裁判的证据信息的获取也与今天存在较大差异,裁判者可以将在任何场所获得的信息用于裁判,而今天则要求其必须来自于法庭,且通过合法性审查。即便是神裁,也不是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和逻辑依据的。 一些研究神裁下举证问题的学者发现,在神裁制度下举证是项权利而非义务。马克斯·韦伯说,在古代,提出证据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权利,和当今的举证责任相反。[4]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决定允许哪一方当事人行使这种特权,而这个问题恰恰属于法庭裁判而非神裁的范围。人裁意味着裁决需要按人的方式为之,在既有条件下充分利用环境证据、证人证言、控辩双方的陈述和信誉等,以获得分配举证权所需要的信息,是人裁的基本特点。或许对神示证据制度下的裁判进行这样的解读是恰当的:当神示制度趋于完善、神裁程序日益稳定和明确时,程序的形式理性开始发挥作用,稳定和明确的程序能确保举证权分配、证明方式选择等程序问题的大体公正,而这正是神裁制度下通过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的最为原始同时也是大体有效的机制。换言之,早期的裁判同今天一样,也是要求法官依照证据裁判,只是今天依据证据裁判的主要是实体问题,而在早期,依证据裁判的是程序和证明方法问题。当然,两者也存在重要差别,今天依证据裁判是精确的和具体的,而那时的是概括和模糊的,法官依情况证据和熟人社会中获取的相关消息无法清晰地认定案件事实,但却足以令其产生大致准确的认识,从而较为公正地分配举证权和选择证明方式。 相对于今天的裁判,我们不能不承认,神裁时期的事实认定方法缺乏严谨的、对外的证明过程,案件事实在作出裁判时也常常模糊不清;同时,由于证据的运用和采信也无任何规则限制,裁判者认定的事实通常缺乏逻辑支撑,事实(裁判者认定的)与证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偶然的、不可反查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神的启示”,赋予判决神的光环,判决才是可以接受的。 二“人裁”正当性的建立: 法定证据下的证据裁判 (一)“人裁”建立的基础 在欧洲历史上,以1215年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宣布禁止神职人员参与神明裁判为标志,神示证据制度结束了长期的统治退出历史舞台。从“神裁”到“人裁”,其正当性建立于三个基础: 1.“神裁”的消失。神明裁判相继被禁止为“人裁”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第一,神职人员被禁止参加神裁活动。“1215年英诺森三世会议立法规定,禁止教士介入单边的神裁,世俗当权者立即随之做出反映,禁止用火审和水审的方式决定解决法律争议的结果,从而导致主宰西方基督教世界三百余年的司法程序顷刻间进入法律史的阴影中,这就要求世俗当权者必须立即寻找出新的审理程序以替代神裁的作用。”[5] 第二,宣誓裁判无法继续。由于宣誓裁判必须借助于宗教本身——教堂神秘的氛围,教义神圣的地位以及教士良好的声誉,而这一切随着第四次亚特兰宗教会议的召开逐渐瓦解,教士不再参与世俗的裁判活动使宣誓裁判缺少了最受信任的裁判者;经济的和战争的原因导致的人口流动,破坏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居住格局,当事人往往无法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数量的宣誓帮助人,使宣誓裁判常常无法展开。第三,决斗作为裁判方式在这一时期相继被欧洲各国禁止。到16世纪,决斗这一野蛮的审判方式终止走到了头:1557年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宣布:无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或者关乎绅士们尊严问题,一律禁止决斗;1559年巴黎议会颁布文告:任何人如果从事、协助或怂恿决斗,那他就是国王的背叛者,法律的违背者及和平的破坏者。此后,其他欧洲国家也先后颁禁令明确反对决斗。[6] 2. 大学的兴起。各种神裁方式的相继消失更深层的原因应归功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大学的建立使学术论证方法不仅被运用于审判制度构建或存废,同时运用于个案的处理,使案件处理方法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而更为直接的是,大学里的法律专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法官知识和权威的不足,为“神裁”向“人裁”顺利过渡奠定了智识基础。 11世纪后西欧各地先后建立了一批世俗学校,如巴黎大学、萨加曼加大学(西班牙)、海德堡大学等。大学的兴起不仅促进了理论科学的发展,还培育了一批享有声望的学者和专家,这为诉讼专家意见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法律专家对案件的参与对于恢复罗马诉讼传统,增加审判活动的理性,解决神职人员退出世俗法神裁活动后世俗法官缺乏权威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3. “人裁”基本方法的确立。科学理论的发展为审判活动提供了理性、可靠的方法。13世纪后期神明裁判被取消,欧洲大陆并未能如英国一样幸运地发展出陪审团来解决危机,何者来主持审判成为一个难题,“法国与英国的差别在于政府行动可以凭藉权力和资源……当考虑到召集6名或者12名甚至更多可信的人集中到某个地点、并让他们宣誓后作出一个判决的困难时,一个更容易的、也更为可取的选择一定是单独分别地向那些人被当事人提交的或者有某种理由相信他是清楚案情的人提出问题。”[3] 选择这一进路的思想基础有两个:一是人能够认识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二是调查、推理以及更广泛地使用证据的方法能够确保法官找出案件事实,而这正是启蒙思想家(包括教会的启蒙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逻辑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指导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智识支持。逻辑学在中世纪后期已被广泛运用于宗教神学的理论论证之中,著名的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逐步发展为欧洲大陆国家进行法律适用的传统,而数学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逻辑学的发展,数理逻辑为人们推导和证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更科学的方法。这一切推动欧洲大陆走上了一条以准确发现案件事实,以确保实体裁判准确性的道路。“在欧洲大陆,教会撤走了体现温和教义的证明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构筑了一套旨在准确发现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7] 这套“旨在准确发现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是赋予普通法官调查权和裁判权,并准许法官走出法庭调查,允许他们除了使用人证,能更广泛地使用包括实物证据在内的证据。 (二)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据裁判的特点 法定证据制度中的证据裁判以“量化”为基本特征,即立法不仅明确量化单个证据证明力,也量化证明标准,如两个可靠证人的证言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达到“一个完整的证明”方可定罪。任何两个证明力达两个二分之一个的证据证明力相加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任何两个证明力为四分之一的证据证明力相加为半个完整的证明。[8] 这种机械的、僵化的规则尽管违背了人类认识的经验,但历史地分析,却无法忽视这一制度中隐含的进步性和合理性。首先,神裁制度下法官运用证据并不在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建立一个清晰的联系,而仅仅是在证据与判决之间建立起联系,因为法官运用证据仅限于审理活动开始前作为分配举证权的依据,而一旦完成这个任务,证据也就失去了作用。这样,人们在审视一个案件究竟是否为错判时就无法沿着事实与证据间的关系进行检视。而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则将证据与案件事实认定对应起来,使人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法官误判到底错在哪里,从而为上诉制度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法定证据制度将经过积累和检验的经验法则进行归纳和提炼,并上升为约束法官自由裁量的规则,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态度。法官作为人,其判断力是有限的,人性的弱点也不可避免,以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规则指引和约束法官,无疑是对智力、经验有限、无法抵挡各种诱惑的法官的有力支持。尽管经验法则的多变性和盖然性影响了其作为固定规则的准确性和适应性,僵化地运用这些规则也违背认识规律,但法定证据制度的许多证据规则仍有其合理性。如“数量规则”对于“孤证”——一个证人证言——定案的否定,“经验告诉我们,两个没有‘串证’而且正直的证人就其直接感知的案件主要事实做出的相互吻合的陈述,可以证明该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这一规定符合司法证明的一般规律。”[8] 又如“证明力递减规则”,即“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个人信誉有瑕疵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减半”,“受到对方有效质疑的证据的证明力再减半”,这些规则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有其实践合理性。第三,承认情况证据的证明力。情况证据是指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需要进行推理才能对要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的证据,在当今的英美诉讼理论上,情况证据用来证明对诉讼认识产生后果的事实,对诉讼认识产生后果的事实主要包括以下三类:(1)构成原告主张或被告辩护要素的直接证据事实;(2)可以从中推断出相当于起诉或辩护要素事实的那些事实,即证明起诉或辩护要件事实的中间事实;(3)有助于对诉讼中其他证据的证明作出分析评价的证据性事实。肖建华. 美国证据法上的情况证据[N]. 人民法院报, 2005-1-21 (6) 它对于印证直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主要证据事实和中间性事实的存在有证明价值。“中世纪的教会法和大陆法学者也认识到,某些类型的犯罪不能产生符合质和量要求的证人证言,因此允许法官在不能达到正常的证明标准的特殊犯罪中使用情况证据。在这些犯罪中,情况证据能被用以获得法律上的完全惩罚。比如像通奸、鸡奸、杀婴等犯罪,可被推定和1/2的证言所证明。”[9]情况证据的适用巧妙增加了法官对证据的裁量权,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僵化和刻板。 应当说,法定证据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证据在裁判中的作用,对于巩固证据裁判这一规则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当神职人员从世俗法院退出后,如何使无信仰支撑的世俗的法官的裁判被普遍接受即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立法明确规定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一个必然的出路。学者认为,法定证据制度预先明确的只有证据的证明力,事实上,欧洲的法定证据制度除了量化证据的证明力,并不排斥对证据能力的规范。以当时的法国为例,尽管刑讯已是主要之侦讯手段,但法律仍对拷问的要件、程序、程度以及口供的记录方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不符合要求的口供将在程序上产生失权的效果,在实体上拷讯者将被追究相应责任。王亚新. 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J]. 比较法研究. 1993 , (2) 此外,它能有效防止法官依据不可靠的证据误断案件,“防止法官专断”。[10] 法定证据制度中所包含的要求按可靠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思想即便今天看来进步性也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规定,如“在欠缺法律所预定的必要的证据的时候,不许论罪”,[10] 在证据达到法定要件时仍允许法官保留怀疑的态度并继续搜集证据(或对被告人作其他处分),即要求裁判者在严格遵循证据规则的同时,仍须遵循其形成内心确信定罪,等等,加洛林纳法典规则,对于被告人之自白允许法官继续调查取证;1670年王令要求要有其他半证据来排除怀疑。这些规定较之早期的法定证据制度,其刻板性已减少了很多。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严格依量化证据标准裁判的情况已不多见,许多法典都作出规则,要求法官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定罪量刑,如1853年《奥地利刑事诉讼法》规则,对被告人自白,“必须与重要各点和有关犯罪行为的现有资料相符合”才能认定;1857年《俄罗斯帝国法规全书》规定,对口供,只有“所陈述的行为情况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不能使人有所怀疑”才能认定。张友好. 经验与规则之间:为法定证据辩护[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 (6) 距今天的证据裁判原则的距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远。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从两个层面界定证据裁判原则:一是从历史意义上,否定神裁,强调证据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认定事实的根据;二是从规范意义,强调法官必须根据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而且只有经过调查之后才能认定构成犯罪核心内容的事实。[11] 法定证据制度为现代证据裁判原则确立提供了重要基础。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所体现的理性精神与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而带来了理性复苏有着紧密的关系。 当然,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据裁判的非科学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形式主义在证据法典化运动和依案卷裁判的推波助澜下迅速使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偏离了正确的航向。 三“高精技术证据时代”的证据裁判: 主体与方式的困惑 (一)谁是裁判主体?现代科技带来的裁判主体困惑 1923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就Frye 诉美国一案作出判决,宣布辩护方提供的测谎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因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没有能够证明心脏收缩压理论被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所普遍承认,由此确立了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标准——“普遍接受”规则,即“在其所属的特定领域中已经获得普遍的接受”。Frye案涉及了一项新科学技术——心脏收缩压检测。其原理是,当一个人试图进行有意的欺骗时,这个人的心脏收缩压会发生改变。因此,通过仔细监控测试对象的心脏收缩压,专家就能够确定某人是否是在说谎。Frye案中,辩方聘请的专家对被告人进行了测试,并向法官提供了被告人在中止实施犯罪时是诚实的意见。但法官判定该专家证言不具有可采性。 “普遍接受规则”尽管未被立法所明确,但自产生后影响不断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美国法院压倒性的多数意见。[12] Frye规则事实上谕示了判断科学证据可采性的主体不是法官,而是该专业领域或相关领域内的专家。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1993年的Daubert 诉Merrell Dow 医药公司案,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推翻了Frye标准,确立了新的经验有效性标准。代表联邦最高法院撰写裁决意见的Blackmun大法官在其意见中提出:审判法官肩负着重要的“守门”职责,应当对所提供的科学证据进行可靠性审查。从Frye规则到Daubert规则,科学证据可采性问题的决定权从专家手中又转回了法官旗下,在这场谁为证据问题裁判者的斗争中,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变化令人迷惑:科学证据一般具有原理专业、内容艰深、形式多变的特点,因而人们无法依普通人的经验和知识判断其可靠性,法官在知识上的优越性一般体现于法律及相关的社会实践知识领域,判断科学证据可靠性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证则并不必然优越于常人。换言之,科学问题交由法官判断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才能可靠? 在对抗制下,解决科学证据问题的重要辅助制度是专家证人制度。源于14世纪的专家证人制度目前在英美国家适用范围广泛,将“具有本行业知识、技术、经验和教育的专家”吸纳到诉讼中来弥补了法官专业知识的不足,美国学者富兰西斯·威尔曼在《交叉询问的艺术》中写道:“早在十四世纪,英国就承认诉讼中需要有专家证言,在依赖普通证人的证言之前,法官们就要求专家证人给以帮助。”[美]富兰西斯·威尔曼,周华,陈意文. 交叉询问的艺术[M].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控辩双方“争斗”的案件事实发现机制能有效激励双方尽力去揭示对方所提供的证据中存在的问题,发掘对方不成熟或不正确的理论或技术。与此同时,证据可采性认定程序的开放性能保证法官获得充分、全面的信息,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一前提下,坚持将科学证据可靠性交由法官判断,还能避免专业人士裁判的弊端,如专业垄断,以伪科学或不成熟的科学技术作为裁决依据,任意裁决(如通过任意扩大或缩小相关领域的范围满足可采性判断标准)。 大陆职权主义模式下,鉴定人被视为帮助法官解决专业问题的人,是法官的助手,法院有权从法院或官方授权的有鉴定资质的人或机构中聘请鉴定人,而一旦确定了鉴定人,案件中的专门性事实的确定权即交给了鉴定人。当需要鉴定的事实是案件的主要事实时,鉴定人即可能成为案件事实的实际裁判者。当然,为了防止这其中的技术垄断,解决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公正性和中立性的疑虑,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制定了特定的制度,如法国实行“双重鉴定原则”,除极为简单的鉴定事项外,预审法官都应聘请两名以上的鉴定人分别对同一事项进行鉴定;德国推行“参与鉴定”制度,允许当事人在不妨碍官方鉴定人工作的情况下聘请自己的鉴定人参与官方的鉴定活动。[13] 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到底应当由谁来决定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更有助于实现诉讼的价值,各国的实践令人迷惑,亦或者裁判者是谁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构建能确保信息充分展示,鉴定意见被充分论证和参与的机制则更为重要。 (二)依什么证据方法证明?科学技术带来的证据方法困境 科技时代刑事诉讼证据裁判之武器——证据不仅类型层出不穷,证据收集之方法也有别于传统社会,证据类型在科技时代变幻莫测。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新的技术不断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成为描述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和载体,记录人们的行为和状态。而如果这些生产和生活环节中出现犯罪行为,这些记载和描述都可能因记载了犯罪信息或有与案件处理有关的信息而具有事实上的证明价值。因此,一个国家的证据形式制度对于充分、有效、合理利用这些证据有重要影响:一个相对开放的证据体系对充分、合理利用新类型证据大有裨益。英美国家采取的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立法中对证据形式并不做限制,界定证据仅为规范取证行为、帮助审查判断之用。而关于具体某个种类的证据是否可采,则通过判例和证据规则补充。这样既保证了制度的稳定性,也能克服立法过细造成僵硬、机械的缺点。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为例,《规则》中粗略地规定了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和司法认知、推定,但这几类证据均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涵盖力,许多新类型证据可被解释入这个证据形式系统。另外,可采性规则作为调节工具,使法官成为证据可采性的真正守门人,这样既有利于新类型证据在诉讼中发挥证据价值,又能防止不谨慎地认可。英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样,新类型证据可通过律师及法官的解释自然地被吸纳到包含力极强的现有的证据类型系统中。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重视证据体系的构建,其中包括证据种类的划分,因此往往有一个明确的、细分的、成体系证据形式系统,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涉及到的证据形式包括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物证、勘验笔录、书证、鉴定等,[12] 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包括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物证、书证等,但两国立法均未规定诉讼证明只限于这些证据种类,法官能根据已提交并经过双方辩论的证据作出自由判断。《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编第二章中规定了七种典型的证明方式(或称证据种类),但如果案件中出现了法律未明文规定的证明方法(称为非典型证明),一些条件下非典型证明方法也可以转化为典型证明方法。[14]显然,即便是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也不采取封闭的做法。 相比之下,我国与俄罗斯所建立的证据形式体系相对封闭。2001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4条第2款规定:“允许作为证据的有:(1)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陈述;(2)被害人陈述、证人的证言;(3)鉴定人的结论和陈述;(4)物证;(5)侦查行为的笔录和审判行为的笔录;(6)其他文件。”[15] 只有符合这六种类型的证据才允许适用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 第2款规定更为严苛,连例举式立法中常用的“兜底”条款也没有。这一体系明确排除了新类型证据的合法性,从而将科技时代可能出现于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新型科学证据排除在外。从司法证明角度看,不仅极大地影响证明的效率,给司法人员完成指控增加难度,而且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司法人员充分利用科技证据及其他物证的积极性被遏制,证明不得不依赖口供和证人证言,这对科技时代的诉讼活动是十分致命的。 四结语 我国目前正在致力于刑事证据制度建设,致力于将我们的刑事程序建设得更加文明、更加民主、更加有规范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科学技术影响。上世纪初,新的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贪腐和侦讯野蛮等问题的解决,今天我们同样处于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样面临着提振社会对警察及司法人员信心的环境,大胆、充分同时又谨慎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无疑是一个理智的选择。然而,在刑事证据制度构建中同样不能忘却的是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带来了刑事司法证明方法的革命,从而极大提高了证明犯罪准确率和司法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伪科学或错误的科学理论又会对诉讼证明实践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在美国西弗吉尼亚,一种错误的基因测试方法在10年间被数百位案件的专家证人使用,导致数百名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16] 因此,公正的程序,当事人充分有效的参与,合理的专家参与制度对于正确利用科学技术完成司法证明至关重要。 科学技术史论文:范例式教学法在科学技术史课程中的应用 摘要: 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实际例子,分析了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的原则,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史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范例教学;科学技术史;高等教育 0 引言 科学技术史是高校培养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大学生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演变,掌握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方法,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培养科学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科学史能打破文理隔阂,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能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因为如此,科技史教育在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有着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功能。[1]74 1 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 传统的科学史教学方法,大都是采用“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在被动的教学地位。科学技术史的内容包罗万象,内容涵盖面广,如果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主体地位得不到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难以发展,学生往往忽视科技史在实际中的应用,最终导致厌学和怕学。 学习方法是学好一本课程的关键。好的学习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范例式教学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方式。它是通过模拟真实的事例,在特定的情景中进行体验,分析和解决。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1]78范例式教学以典型范例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学习典型的范例从而掌握一般,进而借助于一般原理和方法形成积极有效的学习。科技史由许多史料组成,许多史料就是典型的范例。范例教学法和科技史结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把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例作为引导学生发现规律的突破点,利用这些突破点将科技史的知识串成一个整体,学生通过将学习过程中前后问题、模糊的知识有机联系,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教学目的。在科技史的教学中应用范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探究性和创新性。 2 科学史教学中典型范例的选取和搜集 范例式教学中的范例是教学的关键点,教师应根据科技史教学的内容和教学对象,精心搜集筛选范例,这是范例教学法应用的关键。一般来说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范例要生动、有趣、具有代表性 选择生动有趣的案例能调动大学生积极主动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积极思考,唤起学生原有知识结构,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积极分析思考问题,理解新知识。 2.2 范例的选取要难度适中、贴切 范例的选择要符合大学生认知特点,难度适中,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的空间,让学生能够有效参与到课堂中。 2.3 范例要具有较大的迁移效应 范例的选择要能够让学生从特殊个案推演到一般,在讨论和分析范例时往往会引起学生的联想,类比,这就是知识迁移的过程。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易于同化和顺应新的知识,建构一种有意义的教学过程。 2.4 范例要和科技史专业相联系 范例的选择和本学科相联系,一方面有利于本课程教学的开展,另一方面也更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所学的内容。例如在讲述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对物理学的贡献时,浮力定律的发现是一个重点,可以采用范例教学法。教师首先讲述浮力定律发现的过程,提出问题:“中国曾经利用过浮力定律,你们是否知道?”通过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引出“曹冲称象”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引导学生思考:第一,中国传统思维和西方科学思维的异同。第二,通过范例,教会学生两种思维“替代法”和“综合法”。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使用了替代法;曹冲称象就是使用综合法的典型例子。教师通过引导,带领学生分析,培养学生的发散式思维模式,带领学生分析,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和曹冲称象这两个大学生耳濡目染的故事。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典型范例,这两个范例本身就比较生动有趣,能够激起大学生的兴趣。两个范例具有较大的知识迁移,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在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科学方法。 3 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 范例教学过程中范例是教学的中心,教师应在课前首先选择,分析好范例。根据教学目标和任务,选择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的典型范例。再根据范例的基本特征进行教学分析,为范例的分析讨论和范例教学的实施作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时、适度地提问引出范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通过学生思考,相互讨论,各抒己见,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积极发言,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思维能力。当学生的思维走向误区时,教师要正确加以引导,但是不要给学生过多的提示,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这样学生能更好地从范例学习中掌握知识和规律。通过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讨论,进一步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对范例做出总结,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 对范例进行充分讨论后,教师要对讨论及时作出总结、评论,指出优点和不足之处,对讨论中有代表性的观点,给予及时的表杨。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其他学生的不同观点,懂得欣赏别人,注重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帮助学生进行知识迁移,理解所学内容的重难点,达到教学目标。 4 范例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4.1 正确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范例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由于教育对象是大学生,教师往往会把学生的主体地位绝对化,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整体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具有一定的掌控、调剂教学进度和课堂气氛的能力,通过适时、适度的提问,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使案例教学法在课堂上能得到充分发挥。 4.2 注意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科技史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积累,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大学生掌握和运用科技发展的规律。科技史一方面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史后面还隐藏着在这些科学事件背后起支配和影响作用的方法论,科技史本身也是一门科学方法发展的历史。例如,欧几里得建立使用公理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演构成了逻辑演绎体系;亚里士多德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形式逻辑;伽利略建立了研究物理的数学方法,牛顿在经典力学研究中建立了微积分方法,现代物理学中形成和完善了对称方法等。教师在使用范例进行教学时,要让学生学会掌握、运用和更新科学方法,并能将这些科学方法学以致用。 在科学史的教学中还要培养学生尊重科学,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能力。科技史的讲授如果完全使用传统的公理化、逻辑化的讲授方式,就会忽视学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合理使用范例教学,能加深学生对科学原理实质的理解,给学生以科学创造的启示。例如:在有关原子核物理学的内容时,涉及的内容凌乱复杂,可以以原子结构的探索发现过程作为范例,引导学生将电子的发现、汤姆孙模型、α散射实验、卢瑟福有核模型、玻尔量子化原子模型、薛定锷方程的建立等知识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提示学生:“直到今天,人们仍没有停止对于高激发态、高电离态的原子结构以及粒子与原子碰撞时的行为的探索,仍然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对未知科学的探索欲望,尽量避免如爱因斯坦说的“几乎总是以完成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体验不到探索和发现的喜悦,感觉不到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也很难达到清楚地理解全面的情况”。 4.3 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素养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适时使用范例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性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5 案例 以下是“基本粒子物理学的进展”范例教学案例。 5.1 课程导入,引入“个”案 在章节的学习内容中,学生最难于理解并掌握的内容就是本章节的重难点。教师在课前要设计一个与范例相关联的个案,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学习的重难点,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大学生来说,通过对范例案的学习,让学生懂得敢于根据客观事实冲破传统观念,是科学发现的关键。对此在教学中,以“杨振宁和李政道对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为例,首先简要介绍宇称不守恒的规律发现的简要过程。之后,教师向学生提问:从宇称不守恒的故事中,你学到了哪些有价值的学习的方法?这个故事对你有何启示?通过这些问题,激发学生思考。引出范例,通过教师从具体的个案范例中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范例,也就是整个教学的重点。 5.2 引导学生进行“类”的探索 通过对“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个案例的研究讨论,学生理解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位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冲破了传统观念。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在科学史中找出类似的科学发现的案例,这就是从“个”案阶段向“类”的阶段过渡。在科学史中类似的事例很多,哥白尼冲破“地心说”,爱因斯坦冲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创立了相对论等。 5.3 理解普遍规律 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学生成功地找出隐蔽在“类”后的内容,即冲破传统的思想束缚是科学发现的关键所在。把从个案到类的认识提高到对规律性的认识,从而理解科学发现的普遍特征和一般规律。 5.4 学与致用 经过前三个阶段的升华,学习重点转向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开拓、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过程,教师让学生回答第一阶段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并掌握资料检索法和协作法。并学会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最后是评价阶段。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小组对学生评价,最后老师评价。通过综合评价来确定学生的综合成绩。 总之,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科学技术史论文:论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历史变化关系探寻二者动态平衡 摘要:设计是人类的智能性活动,艺术与技术是设计的两大重要特征,在设计发展历史上,艺术性和科学技术性一直左右着设计的发展方向;在艺术史上每一次新的风格都会给设计带来新的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的科技进步也无不给设计带来新的飞跃;科技进步,社会文明,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也赋予了设计新的内涵。人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要求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统一起来,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是应清楚认识到,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与时俱进的过程,任何使艺术与技术的分离或者艺术与技术不恰当的结合都会造成设计的根本失败,因此设计师应分析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历史关系,探寻二者之间变化规律,把握时代特征,顺应时展潮流,真正实现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动态平衡,设计出真正社会需要的设计作品。 关键词:设计艺术;科学技术;平衡;统一 人类原始时期、手工艺时期、现代工业化时期因生产力水平不同,设计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为适应社会生产力需要,设计要不断的变化发展,艺术与技术为适应设计时代要求,也在不断寻求二者之间平衡关系。 一、人类早期“实用性”设计 从广义上讲设计是人类一切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原创性活动,设计是人类的智能性活动,当人类产生以后为了生存便有意识有目的进行加工活动,由此设计便产生了,在设计萌芽阶段,以石器为代表的原始设计阶段,在此时期石器是最主要的工具,石器设计是原始设计最主要的设计内容,生产工具的设计创造对早期人类由猿向真正人的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生产工具的创造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人类造物活动的初始时期,人类智慧性活动完全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这个时期“实用性”是设计的主导倾向。 二、手工艺时期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 在新石器时代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人类完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成为独立的行业,手工工匠专心于器具的制作,建筑、手工艺、服饰等专业、独立的行业性设计逐渐出现和发展完善起来,创造了辉煌的手工业文明。在手工设计阶段,手工制作中设计与生产是密不可分的,设计者在富于艺术构思的同事也精通材料和技术,因此手工业时代是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造就了传统设计的辉煌。在这个时期设计师不仅是技术人才同时又是艺术家,设计作品不仅是技术材料的体现,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在这一时期,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希腊和罗马、古代中国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手工业时代的设计最重要的特征是对金属材料的运用,以及纯粹依靠手工工艺的生产过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封闭性、稳定性、保守性也造成了手工艺设计的完整性和延续性的突出特点。 三、工业化时期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之间变化关系 进入工业化时期,科技的进步,生产方式的改变,打破是传统手工设计中艺术与技术结合模式,该时期艺术与技术之间变化关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艺术与技术逐渐分离阶段;第二阶段是艺术与技术矛盾时期;第三阶段是探索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新的统一。 1.艺术与技术逐渐分离: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科学观念渗透在技术领域,技术知识逐渐走向理性分析阶段,与艺术感性思维产生距离;而该阶段艺术的概念也在开始强调艺术类的精神属性,艺术也逐渐与使用的概念和技术的概念产生分离。18世纪初期荷加斯的著作《美的解析》为最早的设计理论专著,荷加斯分析了以线条为特征的视觉美和以使用性为特征的理性美,认为使用的理性美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使用者的使用需要为目的。18世纪艺术家巴托把艺术分为实用艺术,美得艺术,以及一些结合了美与功利的艺术;伴随着美术感念的出现,产生了大美术和小美术的区别,由此混为一体的技术与艺术才略有了区别。1750年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鲍姆嘉通创立了“美学”使的艺术与技术分离更加明显;在西方18世纪中期哲学家黑格尔否认使用艺术作为艺术的特征,并且当时许多艺术家认为美的艺术高贵于使用艺术,由此许多艺术家不愿涉足于使用艺术领域,出现技术家不在干涉艺术,艺术家不再关心生产生活,最终导致艺术与技术的分离。 2.设计产品中艺术与技术矛盾时期: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好处的同时,技术与艺术分离似乎更加明显,在产品中集中反映了艺术与技术之间的矛盾,虽然工业革命带来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的上产方式,却没有给设计带来适合的新艺术可供借鉴,于是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与手工生产相比,机器的批量生产带来产品艺术质量的急剧下降和消费者艺术品位的降低。1851年英国水晶宫博览会作为世界工业化时代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暴露出设计的严重不足。人们在使用工业产品的同时,审美趣味却停留在古典装饰风格之中,促使设计师在工业产品上装饰古典风格样式,导致艺术与技术的严重不协调,如何处理艺术与技术之间分离带来的缺陷成为设计师,艺术家,理论家开始考虑的时代问题。从而设计作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的时代即将到来。因而水晶宫博览会所展示的成就和暴露的问题成为工业设计理论和实践起始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直接原因。 3.探索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的新统一:1、工艺美术运动主张艺术与技术的结合的原则,它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莫里斯倡导的在英国掀起的影响深远的设计运动,该运动主张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要求美术家从事产品设计反对纯艺术,该运动的本质是通过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来改造社会并建立起以手工业为主导的生产模式。工艺美术运动虽然有他的局限性,但它唤醒了人们对设计的重视,探索了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以及设计与艺术的伦理道德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前瞻性工作, 打开了现代设计的大门,在之后的设计发展中,设计艺术与技术之间不断的寻求新的平衡。2、新艺术运动虽然不怎么反对机器生产,积极探索适应现代工业技术的艺术装饰,但是由于艺术装饰过于复杂,所以该设计风格并不适应现代工业批量生产,设计艺术与技术之间并没有实现统一;3、装饰艺术”运动几乎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同期诞生,具有手工艺和工业化的双重特点,在设计上采取折衷主义立场,由于它考虑到了人们对产品形式的多样化需求和对精美手工制作的热爱,还部分照顾到了批量化生产的要求,所以在短期内风靡一时。然而,以当时尚显稚嫩的工业技术水平,要让大机器批量生产的产品兼具手工之美实非易事,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的产品设计少之又少,因而,“装饰艺术”运动经过短暂的流行后很快销声匿迹。无论是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还是欧美的“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都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它们的中心是逃避乃至反对工业技术,反对工业化,反对现代工业文明。而且以上三个设计运动在艺术上借鉴的都是繁杂细密的传统装饰。但是,大工业生产初期的技术水平和批量化的生产方式显然无法完成产品的这种艺术追求。与手工技术相比,大工业生产技术无疑是一种进步,问题在于找到能与这种先进的大工业生产技术相匹配的艺术加以整合,创造出能代表大机器时代的优良的设计。4、人们希望在保持物质进步的同时,也能享受机械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如何掌握机械的艺术潜能,探询的目光投向了最具活力的现代艺术。大工业技术与现代艺术中的客观化趋势相结合,直接促成了一场现代设计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现代主义风格的确立,是现代工业技术与艺术走向结合的必然结果,现代设计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艺术与技术的辩证统一关系是现代设计师们的基本设计理念,但是,设计中技术与艺术的平衡永远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的精神需要也是复杂多样化的,当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多样化的需求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后,设计也就从以现代主义为主而走向了多元化。 结束语 且不管何种形式、风格、流派都是围绕着艺术与技术之间相互关系中进行和开展的。如在以上设计几种主要风格中,每一种风格的盛行都显露出了艺术与技术之间微妙的关系。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的综合,在设计中,技术和艺术是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完美结合,造就优良的设计;当设计中的技术与艺术达到动态的平衡时,设计表现为一种较为稳定的风格。技术在革新发展,艺术在不断变化,设计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数字化时代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关系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需要重新思考定位。新时代背景下,虽然有人性化设计、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设计等不同价值取向,但设计仍然以艺术与科学技术为实现手段,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关系在新的时代依旧存在并更加紧密,而技术与艺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科学技术史论文:学习科学技术史的意义 [摘要]科学技术史不是单一学科的历史,它不仅是一部综合的历史,而且是科学历程的历史。科学技术史从哲学方面来说是做事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人文方面来说则是科学精神对人生观的影响和科学家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关键词]科学发展 哲学 意义 科学史研究是描述和记录各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还揭示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一、科学技术史使人的世界观改变并让人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科学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就是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马克思很早就说过,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形式更为有效影响和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 回望人类思想的每一次变革,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改变总是影响着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和新的开拓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具体表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1)科学术语到处被运用;(2)科学方法被广泛使用;(3)科学理论到处被引证;(4)大科学家被人们爱戴。 从科学史与方法论的关系上来说,首先我们看到:每一部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史;再者,科学的不断发展促使着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逐渐融为一体。研究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很好地开拓世界观的改变和开拓性思维方法的形成,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科学技术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景图,以全球的视角详述了西方、东方等文明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传统。从人类进化到旧石器时代,从巴比伦到亚里士多德,从中国象形文字到地动仪,从玛雅文化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从笛卡儿到法拉第,从工业时代到工业污染,等等,向我们展示了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 学习科技史不仅是对科学成就的崇敬和对科学精神的思考,更多的是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创新的深入理解。学习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使我们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三、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够更好地认识科学,从源头上透彻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还可以促进科学的创新 从人类的进化到最早的科学研究,一路走来领略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巴比伦的文字体系,埃及的数制。从毕达哥拉斯定理,柏拉图立体,亚里士多德元素,到哥白尼的地心说,笛卡儿的世界体系,法拉第的力线,达尔文的燕雀,从人类旧石器时代的文明到中国的象形文字,玛雅文明,再到工业时代,科技史徐徐地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画卷。从这幅画卷里我们温故而知新,站在历史的肩膀上而创新。 四、学习科技史增强集体主义的责任感 科学的发展是一项集体的事业。“集体”二字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科学需要我们和同时代人同心协力,需要我们像一个集体一样合作,而且需要我们世代相传的前赴后继的合作。在不同的条件下,科学的历史发展能够导致类似的行为。让我们回望科学几千年的发展史,不管是古老的东方还是西方世界,都曾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古代文明,不管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在近代科学中一度占据中心位置而对之做出过巨大贡献。从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技对于近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从开普勒在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又在开普勒和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立足于法拉第实验定律,现代遗传学重新发现孟德尔定律等一系列科学史事实,我们可以体察人类智力接力的承继性,牛顿因而感叹:他所以能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科学技术史是一门伟大的交叉学科。十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加强科学的普及工作,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学习科学技术史,不仅让人们全面了解了科学的发展历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其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使我国的发展更快更好。 科学技术史论文:简论科学技术史 摘要:从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入手,简要论述了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几种不同的取向。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历史科学 内史 外史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1 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 科学技术史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描述的是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ONTON.1884-1956)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史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为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越来越生疏。 事实上,科学技术史,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较熟悉;若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他更倾向于社会科学。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科学技术史都有自己的某种局限,这正是科学技术史作为边缘学科的一个特点。 2 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internal 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所谓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 内史外史问题,也不免要牵涉到上面所谈到的三种科学史研究方法。其实传统的编年史方法正是以前作纯内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国内以往大量的科学史论著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真正的深湛之作,却也不能不适度引入思想史方法),而成功的外史研究则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 从内史到外史,并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扩展,而是思路和视角的重大转换。就纯粹的内史而言,是将科学史看成科学自身的历史(至少就国内以往的情况看来基本是如此);而外史研究要求将科学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同一个对象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它所呈现出来的情状和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第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 第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 第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 3 科学史的三种研究方法 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学术活动一样,是一种智力活动,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按照学术规则运作,这就是科学史研究应有的方法,同时也就使科学史研究具有了意义。而比较有成效的方法,至少已经有3种。 第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古代史学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现代形态的科学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在目前国内科学史界则仍是最主要的方法。在中国,这种方法与当年乾嘉诸老的考据之法有一脉相承之处。编年史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对史事进行梳理考证,力图勾画出历史的准确面貌。此法的优点,首先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它。其弊则在于有时难免流于琐碎,或是将研究变成“成就年表”的编制而缺乏深刻的思想。 第二种是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使用,大体到20世纪初才出现。这种方法主张研究原始文献——主要不是为了发现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献的作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视的是思想概念的发展和演化。体现这种方法的科学史著作,较著名的有1939年柯瓦雷(A.Koyre)的《伽利略研究》和1949年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等。巴特菲尔德反对将科学史研究变成编制“成就年表”的工作,认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这部科学史的整个结构就是无生命的,它的整个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事实已经证明,了解早期科学家们遭受的失败和他们提出的错误的假说,考察在特定时期中看来是不可逾越的特殊的知识障碍。甚至研究虽已陷入盲谷,但总的来说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 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科学史界影响很小。至于国内近年亦有标举为“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则属于另外一种路数——国内似乎通常将“科学思想史”理解为科学史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种指导科学史研究的方法。 与上述两种方法并列的,是20世纪的第三种方法,即社会学的方法。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这种方法此后得到一些左翼科学史家的追随,1939年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而几乎与此同时,默顿(R.K.Merton)的名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也问世了(1938年),成为科学社会学方面开创性的著作,这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史的更重要的派别。 以上三种方法,从本质上说未必有优劣高下之分,在使用时也很难截然分开。至于思想史和社会学这两种方法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可以有如下的认识: 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有它们各自独到的地方,但也都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虽已被广泛而且深入地讨论过,但是一种新的对内史和外史的更高层次的综合尚未出现,也许,以新的综合取代它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许在理解科学的发展方面,它们都享有基础地位,唯有两者的互补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 总之,科学技术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的描述常常可以有许多侧面或采用多种方法。取向侧重的不同,其描述就会有不同的面貌和内涵。假若几个取向都能兼顾到,这当然很好,是较全面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是几个取向难以兼顾,有时甚至连一个取向也难以做好。对于科学技术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科学技术史论文:高职院校可尝试开设科学技术史课程 摘要: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程开设方面,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视不够的问题。科学技术史体现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桥梁。科学技术史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开设对人才的全面培养有积极作用,而且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科学技术史;课程设置 高职教育是区别于学科教育的高等专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是适应我国经济迅猛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本世纪以来,我国的高职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到2011年,我国具有招生资格的高职高专院校已达1228所,除高专类124所外,职业类院校1104所,其中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共100所。从学校数量上来看,高职院校与2011年普通本科院校(有1112所)相当。但是,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尚属年轻,在课程设置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对人文素质教育不够重视。笔者认为,人文科学课程的开设在高职院校中是必要的,并拟以“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学科——科学技术史为例,就该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开设做初步探讨。 科学技术史及其教育功能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既涉及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所以,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而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史作为一门学科,一般认为产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1957年,我国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科学史为理学大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标志着科学史这一学科在我国正式被确立。 乔治·萨顿(George Alfred Leon Sarton,1884~1956)是使科学技术史成为一门现代的、独立的专业学科的奠基人,他认为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桥梁。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C.P.Snow)指出: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对社会是一种损害和损失,他在《两种文化》中提出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对立的问题。他认为,作为西方整体文化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正在被分割成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当代教育中构成了一种封闭的态势:两种文化各自培养出单面化甚至片面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限于各自的专业训练背景,只了解一种文化,而很难对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形成共识。如科学工作者只认公式、标准化和因果关系,而人文学者更在意一种诗意境界。由此导致他们对待同一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情感方面也难以达成有效的沟通。真正的后果是,人文学者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或加速度的确切涵义,而科学家则对司马迁和莎士比亚一无所知,知识的片面造成了理解和信任的危机。知识分子内部的对立,是对人类文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大威胁。 20世纪初,随着科学史的发展和人们对其作用的认可,科学史教育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开展。我国的科技史研究稍晚一些,科技史教育于20世纪末期才在高校有所普及,一批科学史博士点、硕士点及本科教学在一些大学相继出现,我国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科学史选修课和通识课,并举办了相关论坛或讲座。 科学史的功能有很多,而且各家的看法大同小异,笔者可略举几个被普遍公认的、有关教育方面的功能。 (一)科学技术史对科学教学自身可以提供帮助 科学史的雏形只是简单地对某一学科的发展过程的记述,这类文章多见于科学专著的序言中,对了解及理解本学科的历史和发展很有帮助,因而这种序言至今仍屡见不鲜。科学史的这类作用被人们广泛认同。 早在1922年,法国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Paul.Langevin,1872~1946)在一次演讲中就专门论述了科学史的教育价值。他发现,在教学中忽略课程历史的一面而仅注意到实用的一面,会使科学教学表现出一种“教条式畸形发展”的倾向。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法(即科学史教学方法——笔者注)才可以培养出继承科学事业的人们,使他们体会到科学的永恒运动和它的人道价值。这种需要对于将来创造新科学的人们是很明显的,对于教育家和对于各种事业的先导者们也是同样重要的,而对于广大群众,对于那些只能满足于在学校读书的那几年所获得的一点文化的人们则是更为重要的。” 科学史教学除了有助于对科学本身的理解外,还可以从中学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这方面尤其体现在近代科学技术的教学中。例如,将天文学革命放到当时神学宗教的大环境中,就更能体现它的革命性。这样将科技的发展放入历史的框架中,既可以加深对科技革命的全方位的理解,也可以培养学生判断的头脑,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并学习真正的科学精神。 人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从多个角度理解一件事情显然要好于单向思维。对科学有立体丰富的认识不论从科学知识本身还是从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都是有益的。简言之,科学史就是要使科学变得丰满、真实、立体化,而不是孤立、片面地被人迷信追随,就像研究历史人物,要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处于当时复杂社会大背景中的人,而不单单是有某一项成就的职业化的人。 (二)科学技术史对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科技的伟大作用,这样就难免出现一个极端:“科技宗教化”。一方面,认为科学技术是最伟大的,无所不能的,它可以解决人类任何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机械地套用自然科学规律加以说明,这种现象类似于牛顿力学之后,近代物理学家之间形成了“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恩格斯语),认为科学的万能性、技术的完美性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认为科学发展有其独立的规律性,不受社会、经济、文化、哲学等因素的影响,某一科学定律的出现、技术的发明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单一性。显然,这两种片面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通过对科学史的学习,人们会了解到科学的发展不仅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更受社会各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更加认识到某项技术的发明需要经历很多历史的与社会的选择,包括技术多样性、延续性和选择性的因素,例如军事、经济、文化、人的心理、兴趣等各种条件。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在相当阶段对西方的影响就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原因在于我们的汉字符号比26个字母要多得多,另外中国人对文字的艺术性即书法美的鉴赏要比西方人更为热衷。 不仅社会的发展会影响科技的发展,同样科技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的变革,人们利用科学的口号对社会进行变革的史例比比皆是。例如,利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阐述社会变革,用物理学史中打破“元素不可变、原子不可破”的事实为推翻陈旧的社会体制提供思想来源等等。 总之,科学与社会是联系紧密的,学生应该对二者有正确的认识,而科学史的教学会对此有重要的帮助。 (三)科学技术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学生了解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就更要深入理解诸如“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的问题。科学技术本身没有是非,关键要看人类怎样利用,这就需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掌握了科学技术之后,如何利用它,这更是至关重要的。原子能既可为人类造福,亦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武器。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生态的破坏使得人类居住的环境恶劣、臭氧层被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大气质量下降、克隆技术的泛滥使用、病毒的变异等等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所以,正确合理地利用科技造福人类,不仅是技术问题。加强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应该长期伴随学习与掌握科技的整个过程。就这一点而言,如何利用科技要比如何掌握科技对人类而言更为重要。 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的必要性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具有教育的一切共性。高职院校是进行职业教育的场所,而不是一般的“培训班”。“教育”是指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而“培训”是指培养与训练。教育与培训的核心都是一种学习,但并不意味着教育等于培训。培训是社会机构面向特定的受众,针对社会发展所特有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实践性的训练方式所采取的旨在缩小目标与现状间潜在差距的措施,重点是提高受众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强调工作能力的提升与物化。教育是教育机构面向广泛的受众,针对个性成长所特有的普适性问题,通过引导性的传授方式所采取的旨在夯实现实与未来发展基础的措施,重点是培养受众满足个性需求的能力,强调人类文明的传递与转化。教育是长期的、关注系统理论和人类普遍价值的活动,而培训是短期的、关注具体技术和组织自身文化认同的活动。培训更多地发挥着改善和提高个体具体的技能、知识、态度、工作能力、工作绩效的作用;而教育则更多地发挥传承和提升普适的人类道德、科学、技术、知识储备、精神境界的作用。因此,职业教育更强调的是对从业者长期的、全面的教育,不仅使之学会技能,还要使之具有文化素质。 然而,现在众多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有断章取义之嫌,曲解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涵义,忽略了该理念提出的背景,导致了“纯粹职业教育”的极端。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的一段话: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转变,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 这段话是针对办学思想而言的。不难看出,“以就业为导向”是针对传统的以升学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是针对以前政府直接管理,“市场驱动”是针对原先的计划培养。整体理解这段话之后,便可知“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是办学理念,而不是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更不是高职高专课程安排的准绳。 可见,高职教育应该是对学生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全方位的教育。高职院校不应办成“培训班”,应该有也必须有校园文化和学校精神,作为一个地域性的高校甚至是当地的“最高学府”,除了培养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高级技术人才之外,引领当地先进文化也责无旁贷。教育是终身的,“教是为了不教”,教会学习的本领才是教育的本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除此之外,让学生以科学的精神掌握科学技术、正确使用科学技术并与社会相结合,是教育与培训的根本区别。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数高职院校(其实有些综合性大学也有类似情况)偏重于“技术”教育,喊着“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口号,删减人文科学课程。就业和服务固然重要,但忽略了对学生的人文教育亦是教育的悲剧。学生学会了开锁技术就会乱开锁,就技术本身而言,开任何一把锁的技术可能没有太大区别,但打开未经允许的锁和打开允许打开的锁的后果显然大相径庭,这就不是技术的问题了。这当然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学习技术技能时,往往忽略了技术的两面性和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简单地迷信技术。这是对科技缺乏全面了解的表现。 爱因斯坦曾于1931年2月1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有过如下讲话: 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力度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是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些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因斯坦提出关心人的本身要比懂得科学更为重要,这一点应为我们学习职业技术的学生认真体会。关心人自身、关心社会、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都是科学史探讨的问题,而目前的教育正存在这样的问题。科学史不仅关注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更关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另外,科学史除有以上三点功能外,其科技普及功能也是被大家普遍认同的。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高职高专学生的知识面更浅、更窄。文科生不懂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不了解纳米技术、克隆技术,理科生不懂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甚至搞不懂“唐宋元明清”的顺序。对于一些常识性的知识,如简单的天文历法、公元纪年法的原理和来源更是“听之任之”,不去管它。多数人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是按阳历还是按阴历划分的,既不懂“年”和“月”的天文意义,更说不出“夏至”、“冬至”、“秋分”、“春分”的天文意义乃至时间。笔者就曾遇见一位高职专业教师搞不懂“为什么秦始皇要把自己的立国时间定在公元前一个不是特殊数字的年份”。这绝不是个案。 由此看来,在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之类的课程是非常必要的。 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的困难与可操作性 随着科学史学科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以及人们对科学史及其功能的进一步认识,科学史教学已在我国高等院校逐步展开。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相继成立科学史系。之后,又有多所院校成立了科学史研究与教学机构,并在师资上做了必要的调整。在中学教材上,也适当地增加了相应学科的科学史内容。相对于综合性高校,高职院校各方面的资源要差一些,有的高职院校由职业中专升格而来,有的则是从无到有。之前,由于我国高职几乎忽略科学史的教学,所以无论从师资上还是从教材上或是观念上,都在科学史教学方面不能和综合性高校相比。 在课程设置方面,因为科学史教学与学生的就业几乎没有关系,所以很少有学校将科学史教学纳入教学计划;在师资方面,由于教育体系、观念等原因,高职院校基本没有科学史专业教师;在教材方面,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发现专门为高职高专院校编写的科学史教材。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首先,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有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他们在高中阶段已经学习了一定的比较系统的科学内容,可以接受科学史教学而不会存在太大的知识障碍。其次,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不存在高中时期的升学压力,有条件注重培养自己的兴趣。 在课程规划方面,尽管职业教育课程中要求有更多的实践课时,但以讲座、专题报告的形式做科学史教学还是很具有可操作性的。我们不可能要求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对科学史有多深的理解和研究,实际在本科生中这也是很难实现的。在课程内容的设置方面,科学史教学不必追求系统化,只要讲授一些大众的科普知识和科学史上的典型人物和经典实例即可,一方面,可普及当前的科学前沿,另一方面,可学习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在师资方面,随着高校培养的科学史专业学生越来越多,虽然不能全部满足高职院校的需求,但可以通过培训、外聘、兼职等方式进行授课。由于科学史课程不像其他专业课程一样需要大量的固定课时,所以一座城市内的几所学校可以共享师资资源。这样既可节省人才资源,又有利于学校间的交流。另外,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不定期地聘请知名专家学者做讲座,既可普及科学史知识,提升科学史教学水准,也可丰富校园生活。 在教材方面,现有的科学史教材大多是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编写的,有学科史如物理学史、数学史、技术史等,也有通史如中国科学技术史,但这些教材都不适合高职高专教学。笔者认为,专题形式的教材适合于高职教学,内容一是偏于技术,二是涉及普通常识即可。笔者曾于两年前与一位资深科学史家探讨编写高职教材问题,答曰“给我一年时间,就可以编一本满意的教材”。可见关键是导向问题,如果相关部门予以考虑,设置“课题”之类,适合于高职高专院校的科学史教材定能及时出炉。 由此看来,开设科学史课程主要在于人的观念和认识问题,而不是其他。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是有益的、必要的、可行的。用人文科学为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营养不良做补药是必需的;对于已掌握了技术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用科学技术史帮助他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也是必须的。 科学技术史论文: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方法探析 【内容摘要】基于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做了一定的迁移性思考,本文分析了田野调查方法对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从具体方法上阐述了民族学中的田野调查法和科技史中的田野调查法之异同,进一步说明了对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的应持的态度。 【关 键 词】少数民族科技史 科技史 田野调查法 一、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侧重点 1.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目的 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隶属于科技史研究的范畴,是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知道,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科技史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与制约因素,是为了认识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然,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其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如此。 2.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思路 基于科技史研究目的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审视,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从产生至今,少数民族科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与社会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而要研究这两个方面,必须获得一定的资料,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概况与猜想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分类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朔因与预见的方法,控制论思维方法,数学思维方法,模型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等等)加以整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内隐其中的规律。因为只有有了资料,我们才能进行分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取资料,尤其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更显重要。 3.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侧重点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会有不同,但都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关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各门学科获取第一手资料有不同的方式。自然科学多以实验为基础,社会科学多以调查为基础。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学科。所以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也应以实验和调查为基础,这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主要从文献中获取方式。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而问题恰恰就在此,正如万辅彬教授在《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往人们主要通过手头现成的科技文献从事科技史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则大都处于空白状态。”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内,恐怕我们最应该做的就只有田野调查了。 二、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适用性 (这一部分主要说明田野调查对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普适性) 1.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概述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 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 aw Kasper 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适用性 该过程用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者身上同样有效,训练有素的科技史工作者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可以弄清该科技或工艺在该地区该民族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和具体的使用方法以及其祖辈们使用的具体情况等等。(先说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方法探索过程,再提出借鉴田野调查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补充)。 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少数民族科技史田野调查法有其独特的特点,不能够把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硬生生地套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民族学理念下的田野调查法的使用,其结果是使得我们对科技的相关社会因素有了较透彻的认识。但工作仅做到这里远远不够,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从这些被看清的社会因素出发,再来审视少数民族的科技,社会因素哪些起了积极作用,哪些起了消极作用,便更清晰。被这些积极和消极因素影响后的科技又是怎样影响了社会,导致社会因素中的哪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往返分析,则更适合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不像民族学的研究,注重文化。我们关注的是科技,或许文化和科技有时也在较量中共存共荣。 3.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运用田野调查法的异同 定量分析指分析一个被研究对象所包含成分的数量关系或所具备性质间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对几个对象的某些性质、特征、相互关系从数量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的结果也用“数量”加以描述。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石是实证主义。从研究的逻辑过程看,定量分析比较接近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研究,既保留重视观察实验、收集经验资料的特点,又保留重视逻辑思维演绎推理的特点,应用假说使得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演绎形式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定量分析往往比较强调实物的客观性及可观察性,强调现象之间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同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努力做到客观性和伦理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在应用时往往都有一定的程序化。如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社会测量法、问卷法、描述法、解释法、预测法等等。 因为科技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学科的交叉即思想的交融,必定会产生特定的研究方法,前文我们提到,自然科学注重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注重调查的方法。既然科技史有自然科学的特质,就少不了要做实验,定量的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要为日后做定量的分析做足准备。在调查过程中,该测量的一定要测量,该取样的要想办法尽量取样,该记录的工序一个也不能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定量的研究,分析科技内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呈现形式往往是以工艺的形式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也应遵循上面的阐述,也应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至于很多学者讨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认为不应该纳入到科技史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发现,要传承和保护的往往是某种文化层面的内容,应该由文化学界的学者来探讨。科技史要探讨的是科技层面的问题,至于某种工艺要消失了,从科技的角度,或许它已经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某种工艺被传承了,或许它也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都要被保护,科技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旧科技的博弈,没有淘汰,也就没有科技的进步。所以,我对很多科技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中看到的牵强的传承与保护感到不解。似乎这已成了传统工艺方面写作的模式了, 笔者觉得不可取。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史”教学的思考 [摘要]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文章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入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教学 原则与方法 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本文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人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产生、发展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作为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学科,对于大学生有着特殊的意义。笔者认为,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助于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史记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学生把科学技术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现成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历史分析,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原理的演变过程,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继承关系。分析科学技术产生、发展的脉络及历史演变;可以帮助学生较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生长点、突破,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2 有助于学生从社会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它不是象牙塔中的知识,科学技术史不仅对科学技术发展本身进行逻辑分析,而且对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被法西斯用来杀人;人们在享受着科学技术带给人的丰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种种威胁,这即是科学发展付出的代价,它的最终解决也必然依靠科学技术。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性、人文性以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学生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使学生对科学技术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于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面向21世纪的技术人才不仅需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而且需要有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即文理兼容的复合型人才。科学技术史作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错的综合性科学,可以起到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这是科学史特有的优势,因而科学史的教学对于文理渗透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3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简单地说,科学态度就是面对实际问题时能遵循事物本身的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科学技术史教学,使学生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重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都与社会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其本身又有自身的规律。任何脱离社会、违背规律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存在。如造纸术的发明就是适应了汉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发明后又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精神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科学技术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决定因素,而且科学活动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正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构建因素。科学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至少可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互助共进的协作精神。而科学技术史正是科学精神的最集中的载体。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这些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修养对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的大学生的世界观形成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4 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纵观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从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得出的必然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信心,明确自己肩负的重担,努力掌握科学技术。为将来投身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作好知识准备。 5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我国古代在农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桥梁、矿冶、陶瓷、纺织和造纸等各技术领域都有博大精深的技术成就,在大学各有关专业里开出各种技术史课程,不仅有益于各专业的学习,更可以。细雨润无声地对大学生们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具体来说,船尾舵、指南针、水密舱壁和车轮舟,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术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造船技术的进展。大学生们在学习和掌握中国造船史资料的同时,爱国主义的情怀持续不断地浸润他们的心田。对于学习理工科的大学生来说,这也是―个极好的人文科学素质的培养和锻炼,对于后续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也是有益的。 二、科学技术史教学需要把握的三个原则 (一)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技术史属于历史范畴。但又是介于科学技术与史学问的边缘学科,是联系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科学技术内史要求了解和研究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原理、造就过程和内部规律性,科学技术外史又要求我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和社会作出统一的研究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得益于它的创始人对近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而今天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也理应渗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立统一的教育。 (二)中与西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说:“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他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许多西方学者,或由于对中国的无知,或出于种族偏见。或出自对科学技术定义想当然的解释,或采取了以已今日之长掩盖昔日之短的思想方法,始终无视、贬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甚至一些国内学者也自我贬低。因此,加强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展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本来面貌,就成了科学技术史义不容辞的任务。中西结合就是要注意横向比较。在古代部分,既应弘扬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指出西欧中世纪科学技术的落后,又应突出古希腊科学的开放和理性传统;在古代向近代的过渡部分,需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少数科学。如物理 学与技术如水轮、钟表中长期积聚的潜能与对中国四大发明的研究和改造相结合,再辅以古希腊优秀科学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形成了西欧天文学、力学、机械学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近代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第一次技术革命。而同时期的中国却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转化。循此前进,一方面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几乎垄断了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源头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半殖民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本上已是西方的舶来品。 (三)古与今相结合的原则 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技术近现代史内容量的增加,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大。以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也只是到了当代才能提出;另一方面,距离当代愈近,科学技术与现实生活的贴近度愈高。对受教育者的启示更直接、更亲切。因此,要古今结合,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既从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汲取经验和教训。也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汲取力量。 三、《科学技术史》教学方法 科学技术史是一个蕴含着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巨大宝库,从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中。大学生不仅可以接触到大量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可以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想,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科学的教学方法。笔者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以下方法: (一)启发式教学方法 强调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相结合。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和引导对科技史的理解和掌握,重视非智力因素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把握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使学生在科技史学习中实现掌握知识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同时。重视教法和学法的结合及其转化,培养学生学会学习。 (二)计算机辅助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信息量的特点,实施计算机辅助教学,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综合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一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优化课堂教学艺术。讲究教学艺术,教师不但要向学生倾注感情。要有激情,要注意语言的规范、简洁,并配合教学内容适时的声情并茂,还要注意板书的工整、扼要,同时还要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结合知识点巧妙地设计一些小故事和生动的画面,创造出美好的情境。二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通过有效创设情境。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科学技术史是一个静态的已经发生的历史,将其放在一个动感活泼的环境中,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计算机系统有优美的图像、动听的音乐,有趣的动画,是创造这种情境的最佳工具。在多媒体计算机的辅助教学下,使静态变为动态,抽象变为形象,教学效果较好。三是运用计算机充分及时出示课堂练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课堂练习巩固中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省去板书和擦拭的时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提供大量的信息,提高学习效率。四是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让生活走进数学课堂,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现实的生活材料,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科技史的兴趣,使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中隐藏着丰富的科技问题。 (三)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me一hased teaching),案例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而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不像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扮演着传授知识者角色。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开放、互动,强调大学生的高度参与。教师的重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持大学生的学习动力,从而保证科技史教学的顺利进行。 案例教学法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如下:(1)收集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情境资料;(2)将所收集资料形成教学案例;(3)进行班级团体讨论或班级小组讨论;(4)讨论中,成员轮流担任领导者角色;(5)归纳各组或团体意见。在案例讨论过程中,可以质疑他人的想法,学习如何发问,进而学习到独立思考、与人相处、解决冲突、尊重他人等能力。 (四)共同讨论教学方法 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灵活性。通过共同讨论,不但可以强化学习的效果,而且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同时方便教师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水平。
对于大学生的国防思想教育体系需要不断地更新,目前最适合学生的一种思想就是结合茶文化,本文通过对大学生目前的国防教育的认知程度提出了一些在茶文化的基础上而展开的相应的对策。 1引言 大学生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学校的教学理念不断地丰富,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因素,在健全教学理念及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完善国防教育的体系,让学生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让思想教育的工作融入新的茶文化的内涵。大学生的思想得到教育才是保证国防教育成功开展的基础。 2大学生国防教育的欠缺以及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各大高校对于教育体系以及教学的规模都有很大的改进,并且教学的理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更新进步,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国防教育来说还是不够完全的。知识为核心内容的教育体系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并不是比较科学的,高等教育就更加注重于思想教育和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现在高校对于思想道德教育这方面还不是特别完善,特别是国防教育,还存在许多的不足,这样就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环境以及教学课程的开展。总的来说,这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尤其是国防教育方面,没有与实际的综合素质相结合。思想与实践的脱节,让学生没有准确的掌握到学校想要传播的教学理念,然而对于大学生来说,学生的实践活动是比较系统化的,系统的教学模式不允许脱节的产生,这样必定导致学习的不连贯,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国防教育的发展。再者,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没有准确地与时代接轨,并对时代的内涵没有掌握,这样使学生的学习层面仅仅存在于表面,没有深入。思想教育没有满足实际的教学需要,这样对学生身上出现的众多问题都得不到最合适的解决方式。而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导致很多教学因素出现不稳定以及复杂的状况,学生对于应对这种元素缺乏认知。传统文化作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基石,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的各大高校对传统文化的涉及程度调查发现,高校对于传统文化的涉及不超过46%。这样的教育现状无疑是不太乐观的。对于大学生而言,思想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教学活动,更是一种引导性教学。所以,国防教育的内涵想要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引导性,就需要增添一些新鲜的活力。教师需要在传导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时候,要积极有效地引导,让大学生能够主动的自愿的去参与进来。但是针对于目前的教育方针以及教育理念,这方面的元素还有很多欠缺。 3茶文化的内涵 茶文化是从唐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具有悠久的历史。饮茶,作为一项大众的嗜好健身活动,其在历史的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理论体系。随着人们对茶文化的不同的理解,茶文化元素也在其中不断地被丰富,内涵也逐渐明确。当今,茶文化已经被应用于生活中,在国防教育中也可以看见茶文化的核心元素。茶文化体系从表面看来是对饮茶、泡茶、斟茶等等的一种文化,但是从其核心可以看出茶是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的,能够借助于茶杯、茶具等去表现这一核心。在茶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去探索与之相关的艺术,比如说茶画、茶歌、茶乐等等。这样的茶文化内涵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能为教育提供一个特有的方向与启发。当然,茶文化的精神理念也是十分丰富的。茶文化相对于那些比较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具有极大的优势,因为茶文化比较系统,能够在运用中让人们形成比较系统的精神价值观。特别是在快节奏的时代,茶文化里面所倡导的内涵能够针对时代的弊端提出一系列的方案。茶文化在我国目前存在的文化精神体系中来说,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4茶文化融入国防教育中的对策及益处 4.1茶文化融入国防教育中的对策 对茶文化融入国防教育中的应用需要针对于学生的培养活动出发,并让大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进来。所以,首先需要在国防教育中加入茶文化的多种元素,从而创新目前的教育理念和机制,着重从以下一些方面出发:第一步应该对大学生目前的精神状况以及思想教育体制现状进行剖析,去发现大学生在这些方面思想教育的不足之处。在这个过程中首要注重是否融入茶文化元素,让综合的素质能够得到提升,这样的国防教育能够让大学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促进自身在思想教育方面的发展。然后要注重于创新,创新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体系以及实践方案。要及时将时代的新要求融入进去,还要充分地结合茶文化的积极元素。因为伴随着大学生思想环境的多样化,让思想教育变得更加复杂,而想要立足于这样的时代要求,就需要创新。引导学生去了解和应用茶文化的内涵,主动地与思想教育相结合,从而帮助大学生能够从自身的成长环境出发,让自己能全面发展起来。其实总的来说,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的精神风貌面临一些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思想教育中没有融合传统的文化因素,这样就达不到古今结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学生的自身兴趣爱好,在紧密结合茶文化因素的时候,也需要掺杂学生的喜好,将学生的兴趣特点加入在里面。要做到茶文化对于大学生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元素,最重要的是茶文化里面的精神内涵,这些都是学生在成长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想要最大程度上发挥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就需要从茶文化的体系内涵出发,让大学生在思想教育学习中去探寻属于自身最好的国防教育机制。从学生的思想教育培养的整体性以及复杂性看来,想要让学生更好的发展出一套属于自身的思想教育体系,就要全面地融合茶文化的内涵。要让学生主动地参与进去,尽可能把茶文化的因素应用到整个教学过程。所以,面对我国拥有的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因素,需要最大限度地应用起来,融合进我国的国防教育中去。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只有青少年意识到国防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地去接受思想教育,才能对我国的国防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2茶文化融入国防教育中的益处 众所周知,茶文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可以估量的,特别是在近几年,我国的国家主席也在发言中多次提到茶文化,并在国外都大肆推崇我国的茶文化。很多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认知比较片面,认为喝茶,看一些茶的相关资料就是对茶文化彻底了解了。其实,学校要引导学生在了解茶文化时,让学生知道茶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博大精深,这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以及国防教育都很有帮助,能够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茶文化从古至今与文学、艺术、教育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传播茶文化能够将更多的未知的领域都打开,能够借助于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建设,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传承下去。将茶文化充分地融入到我国的思想教育中去,能够让大学生增长他们的见识,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在时代的发展中,能够充当引路人,能够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茶的功效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不陌生的,特别是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富足。人们就逐渐开始注意养生,茶对于养生而言就是最好的补品。茶不仅仅是减缓压力、健胃消食的良药,茶文化更是学生们精神的桥梁。在茶文化中,人们逐渐自发地形成一种情操,结合于思想教育中就更加明显,能够让学生在国防教育的学习中增强自信,陶冶情操,促进身心发展。大学生面对现在互联网时代丰富多样的信息,较容易迷失方向,容易放弃课堂上以及课本上的知识,但是茶文化就能在其中指明方向,让学生在繁杂的知识中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茶文化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能够帮助学生的思想建设,能够通过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增强对国家发展以及国防建设的信心。 5结论 信息技术的应用让教学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这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国防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面临着更巨大的挑战。所以,为了迎接挑战,需要借助于茶文化的力量。学校需要通过了解和融合茶文化的内涵,创新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方针以及体系。把茶文化的内涵价值发挥到极致,让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够得到提升,思想体系能够得到完善。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教育思想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政治经济学论文: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着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着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 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理论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音乐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 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 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 New 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 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概述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的研究焦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本文以方法论为标准对西方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归类与评介,评述了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历史主义下的考克斯与斯特兰奇的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 键 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政治经济学论文: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内容提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现阶段我国道德尺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健词:宗法礼教 价值瞬间性 主体性人格 论文摘要:转型经济国家的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与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织与冲突使社会道德与价值尺度显得异常复杂。法治、贵任意识的加强与“人情”、特权思想盛行相并存;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与个人主义金钱意识相并存。道德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间相互矛盾与相互渗透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揭示三种道德尺度经济根源的同时,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历史性提升与道德警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德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国在转型期同时存在着对人身的依附、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尊重三种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表现得异常复杂,严重干扰着我国公民人格确立和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对我国现阶段三种道德尺度的差异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谓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其宗法联系和等级关系的家长式权威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对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最初对自然法则的认知与控制。它主要表现为尊从权威和重义轻利,这种道德现状和我国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在对人的血亲等级、本末第次的关注中,大众追求一种重义轻利脱离事功的消极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标准。以少数权威意志和利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行为的依据是与自然经济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标准,它是人类对自然界权威直接依赖的反映。 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生产周期是由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人们从事生产的区域是由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决定。这种“天人合一”结构中,劳动者个体能力在强大自然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只能作为群体结构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级权威和见利思义的道德尺度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行为的惟一尺度。 小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商品经济还未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人们还不能以商品的价值手段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这是人身依附道德观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和交往手段上的彻底变革,劳动者个体不再以尊从权威意志作为公众行为的标准,而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交往的尺度。它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在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减少,客观性、科学性和明确性的加强。平等独立,开拓进取,以法代情的现代社会风尚也必将随之形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旧道德标准抱有情感上的依恋,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类血缘关系的诱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然经济时期的人情内涵是以生命的血亲模式为核心、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和朋友关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权威范围。“父母在上,兄长在先”原则是人情交往关系的永恒原则。以商品交换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确立了劳动者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平等竞争的新型人情内涵,在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旧有的血亲模式被扬弃。独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的主体人格构成现代文明的新型主体间关系。 但传统道德关系对于刚跨人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它毕竟反映的是人类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应该警惕的是一些人将这种传统“人情”关系和金钱关系结合起来,津津乐道地去结成裙带关系或者建立称兄道弟式的关系网,它必将对社会法治建设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隐蔽式破坏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丰富性”的诱惑。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经济时期人的行为特点进行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人们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性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鱼虫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现象的崇拜和依恋,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极被动的非主体特点作为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模式。节奏缓慢、保守平稳的田园诗般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以人类创造的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内容。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社会自然性被社会的经济性所替代。人们创造商品的无限丰富性打破了对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丰富性”,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大胆创新、讲究效益已成为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实际上,人的“原始丰富性”隐藏着一种缺乏竟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隋性,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极不相容的。 最后,旧体制温情的诱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摇了旧体制中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权威地位,为劳动者独立与平等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物的关系”即商品的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中“人的关系”,更容易被误解为对人自身的关注被物的丰富性所替代,而留恋旧体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为什么人会依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的物化关系所替代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表现,它展示了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创造的物完成了对血亲服从和等级统治的否定与超越,对人创造物的服从标志着人对自然物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道德尺度二:所谓对“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相对而言的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反映人类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物的依赖关系是交换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它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规律的关系。商品的经济独立性打破了血缘和等级关系的非经济约束,社会成员个性需求的实现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社会关系中这种对物的依赖是对人身依附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国劳动者个体的道德及价值尺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赋予社会成员独立平等的道德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完成社会及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换回自己的需要。人们凭借商品的权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为的主体地位,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过劳动编织进自己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够得以实现。交换中任何非经济强权都无法替代商品生产者的意志。因此,强调个性独立,自尊自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成员道德内涵的基本内容。 第二,商品的交换原则赋予社会成员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种生产的他人性决定每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和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服务。市场交换原则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关心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就等于关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轻视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最终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经济关系会很快教会人们拒绝权威盲从以及放弃傲慢无礼,迅速建立主体间平等、尊重、互利的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商品竞争的天性赋予社会成员锐意进取的道德风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成本,使自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能保证自己商品价值的实现,任何非经济的等级权威和“人情关系”都无法替代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支出。市场竟争的无情迫使社会成员必须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懒惰习性,只有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特殊的个性需要和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动摇了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养成的被动等待、求同保守行为的经济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单纯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完成商品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后才具备现实的经济意义。当货币取代商品价值的权力后,人钱易位便拥有了异化的可能性空间,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现象并不是交换经济的逻辑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货币转换中的两次矛盾冲突时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使用价值普遍替代的环节。货币的万能作用是商品生产者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时,必须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独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换的各种限定,使交换更加普遍和公正。“货币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价值脱离使用价值中使市场交换获得生命;另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这种将一切事物的性质进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钱易位等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货币的替代作用虽然能制造人的价值和货币形式分离的假象,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创造属性不可能随着货币的替代而产生丝毫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自觉认清这种假象,在行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价值普遍超越的环节。“货币代表商品价值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当商品交换货币时,“商品的价值规定会在商品实现时消失;当货币交换商品时,它的价值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货币无论代表价值实体还是代表价值形式都具有瞬间性。但货币存在意义在于它必须立刻打破其瞬间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价值本身,又“通过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时拥有了“增值”的可能。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货币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单纯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行为只能加剧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尖锐化,破坏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就是要帮助人们自觉消除商品活动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会主体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谓对人的尊重为尺度的道德观是以消除商品交换过程中人的盲目性为前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原则。对人的尊重反映人类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创造者本身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超越经济人限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这一本性与市场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历史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性中君子不苟言利的道德标准是自然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制度缺陷产生的,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受经济法则制约的非主体性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创造一种不仅能够控制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同时要建立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规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换经济中单纯经济制约时主体人的无奈。正如人类从来就没有满足被动接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不断探索,创立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界对人的限定,社会人的科学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经济法则对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限定,克服经济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异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有序的生产活动。 第二,缓解市场失灵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交换而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关系是市场经济发生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市场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交换中,国家宏观调节政策最终会被各种利益的对立关系所左右,巨型跨国公司由于资源争夺的对立关系所展开的国际竞争,最终是以社会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部分企业的有限利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为企业营造高起点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高效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机制。 第三,减轻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低成本发展。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市场动机驱使下必然发生人与金钱易位的现象。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目的也仅仅是将人作为资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钱对人所形成的压力破坏了人类对劳动能力提高的自觉性,而是将金钱的积累视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实现。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浪费。因此,对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和劳动能力的尊重,人的劳动能力开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条件。 面对我国现阶段多元道德尺度现状,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传中把握好对三种道德尺度的不同态度: 首先,消除宗法礼教关系的道德约束。迷恋“人情”关系,受制于等级特权、轻利重义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违背的旧道德。以人的等级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旧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经济的制约,人性的内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别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韩国政府所谓重建儒学,是想通过儒家的道德观整治腐败。对此,除了公众表示冷漠外,并没有起到医治韩国病的作用。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人情和金钱交易,特权和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替惕对传统文化宜传中的误区,是当前理论宜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尺度的道德观。市场交换的经济形式说明人类生产和生活已经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赐获得满足的限定,开始享受自身不断创造的无限丰富的物的属性。这种生产力式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内涵,为人类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能性。但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必要手段,它无差别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属性是产生用金钱代替一切的拜金主义根源。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忽视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发展,为滑向腐化堕落的道德深渊提供通道。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后树立对物的创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标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身依附的两种道德观,虽然都体现对人的关心,但后者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早期对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恋,而前者则体现对具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它也清算了人在创造物过程中人钱易位的现象,把人的劳动创造力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准则。这种道德尺度弘扬的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薄重,体现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抵制,弘扬的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在对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社会道德观。 政治经济学论文: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 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文关键词: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启蒙 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论文明启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何谓启蒙?霍克海默开篇就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就是使人们从恐惧、神话、宗教的统治和支配下摆脱出来,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确立人类对自然、社会、精神的支配权。但是,启蒙却由于其内在的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蜕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神话。启蒙、理性成为工具性理性,“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首先,启蒙推翻了中世纪宗教所追求的创造万物的神,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前面驱逐了创造万物的神,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神取而代之,这就是管理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结果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神相像的人”。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谓具有主权的主人。人性本应替代神性,从神的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而不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结果却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从奴役下完全解放出来。人虽然不再受神的统治,但人在推翻神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为统治这个社会最高的主宰万物的主人。这就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成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纪是神、信仰、盲从支配一切,启蒙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代替神的信仰与非理性的盲从。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从,从神坛上驱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坛。理性铲除了人类的迷信,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理性自身成为人类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结果出现了一个工具性的与人相异的异化世界。理性统治取代了中世纪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对理性的这种统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对神性时那样,它恰好说明理性的统治已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样的神。 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像魔术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纪的神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的地狱。商品、货币本来是人们生产出来用来交换的产品,但是,“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昔日,人们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现在却相反,人们却拜倒在商品货币的脚下,不仅商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这种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它仍然是以一种对统治权的选择代替另一种统治权的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统治权的产生。如人与自然,要么是自然统治人,要么是人统治自然。这就是说,一种旧的统治推翻了,一种新的统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而是用一种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启蒙理应带来自由、文明和进步,但是,恰好相反,启蒙是用“新的野蛮状态”代替旧的野蛮状态,并且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这种野蛮状态的神还在发展壮大。人性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变成了非人性的状况,它正像《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诱人的歌声,他自己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他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既反对自己欲望增长,又反对拒绝本身的享受。这就等于启蒙越是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增长,它越是坚决拒绝去享受财富,去掌握权力、知识,等等。一切都因为启蒙而走向了倒退,由旧的极权走向新的极权,由旧的统治奴役变成新的统治奴役。启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所带来的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负面影响。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工具性,这是其消极因素。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启蒙的伟大意义则是不容否认的。启蒙最突出的划时代性的意义,就是为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制造了舆论准备。毫无疑问,启蒙具有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的伟大意义。启蒙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启蒙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启蒙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这不是启蒙的罪过,而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局限带来的。尽管时代进步了,而启蒙对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认。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完全否认历史,也就不会再有历史。历史不是虚无的,历史应是客观的事实。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对启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知识、政治、理性、宗教等间题的总机关,其意义不在于从旧的启蒙引出新的启蒙。他认为,旧的启蒙是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新的启蒙就是对新的理性和技术统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对启蒙的否定旨在从否定中生发出新的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即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何谓“欺骗”?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有哪些?欺骗群众的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业的“欺骗”。文化本来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广义来看,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狭义的,即指精神产品,指宣传、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从人类使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开始,文化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痕迹的精神产品。文化与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人类从那里开始,文化也就从那里发端,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就生产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不可分离,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除了需要吃穿住这些生活资料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文化?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类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间接的、社会的需要。间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为根据提出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们就会把这种需要逐渐从狭隘的需要中驱逐出去。比如原始社会的人食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残杀和毁灭,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就产生了。还有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等犯罪现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对犯罪惩罚无疑是人道的,它维护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质上应是根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战争,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的却会受到赞扬呢?因为战争被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要褒奖,非正义的战争引起人类生灵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应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义的呢?在这里,它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阶级概念,因为不同阶级对战争就有不同的标准。可见,阶级利益与文化相互关联。霍克海默看到了这一点,即认识到文化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文化成为一种工业。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成为了一种像“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因而,出现所谓“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与“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同样成为了工业。“从利益方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本应是艺术性,它的本质是创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区别开来,就在于不同民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特质只能模仿,无法等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创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它把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二)文化工业改变了启蒙的本来意义,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启蒙本来的意义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一切违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统治的反叛。因为,中世纪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这种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关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本性,人的独立个性,在神的统治下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启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这些只是一种虚假的反叛。因为由启蒙唤醒的文化工业,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质。文化本应是对现实的反叛,从而使文化创新。但是,文化工业完全违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使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模式的人。文化本应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但文化工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每个人个性的抑制者。文化应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自发性,但现在却使人们的想象渐渐萎缩。文化工业用一些陈词滥调、固定的模式来消除人们的创新能力,用一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流行的作品来占用人们金子般的时间,致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机械工业生产出来的是物的产品,文化工业却不同,它生产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人。这种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评或批判)现实的文化。工业文化成为失去反叛性质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带来与启蒙本来意义相悖的结果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这是正确的。因为,文化本来的意义是创新,而反叛(批判)则是创新的起点,反叛也是创新的动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反叛则是创新的杠杆和动力。没有反叛,创新就不会有动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继承性。只有继承才有发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继承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带来的后果是画饼充饥。文化工业利用电影、电视、广告、报纸等媒体,制造一些虚假信息,不断地向人们许诺、欺骗,把人们推向了虚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费,“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演,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地向人们挥舞橄榄枝,用许愿、承诺来欺骗顾客,使顾客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堕入云里雾里,但最后一无所获。在自由时代,文化工业揭露封建专制的落后、腐败、颓唐,鞭挞封建专制野蛮、扼杀人性、违反人道的行径,唤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攻的号角,动员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争得一块又一块地盘,把封建神权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动摇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基础,然后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现代“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文化工业也在发牢骚,面对现实社会,抱怨倍增,对当代资本主义,奋笔疾书。但是,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实质”。这是因为文化工业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仅仅只是表面的,它只触及资本主义的皮毛,而不会伤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与它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相互矛盾。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它只诅咒资本主义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诅咒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牢骚。这样,享乐是一切,一切在享乐中沉沦,一切在享乐中度过。文化工业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见,找回和发扬这种反叛性,就是实现新的启蒙的途径。 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反启蒙的性质,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时,实际上也是对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导致了在批判文化时也对整个文明的否认和批判,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误。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启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认为,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仅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霍克海默就是从文化批判功能开始,逐渐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在他看来,文化批判是走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总机关和动力。当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强大,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文化批判对文化建设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辩证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们的理论中,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因为有了肯定就没有否定。阿多尔诺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当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总机关,这当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应是辩证的否定。从文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阶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继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扬弃。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积极的合理方面,文化就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就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进的。因此,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辩证否定,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绝对的否定,这就抹杀了文化的继承性,必将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论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对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质是创新。霍克海默认为,文化是对现实的反叛,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现实绝对对立,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此而已。其实,文化与现实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从同一性来看,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产生于现实,又服务现实;都产生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是一致的。但文化与现实又有非同一性,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时,文化甚至还徘徊在旧时代的基地上停滞不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创新,通过文化批判使旧文化从它的基地中走出来,创造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创新不是重复,也不是雷同。创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的批判功能时认为,哲学史的实质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哲学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他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黑格尔是对的,哲学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文化前进和发展。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是这样,我国先秦文化发展也是这样,没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没有先秦文化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如此,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等。所以,没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出现。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继承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重复和雷同。继承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前主要缺少的还是文化批评。时期,学术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评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来清扫。其实,批评和批判,决不是打倒一切,正当的文化批评和学术争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和审视,尤其是对欧洲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可见,颂扬和批评,批判和继承,肯定和否定,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两种动力。 (二)当前文化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因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双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适应市场平等自由交换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它是文化建设中正面的东西。但是,市场经济也对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边缘化等倾向的产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那些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正面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扫除那些污染环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业的反面消极影响揭露出来了,对这些东西进行否定,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业时却否认了一切文化,这就等于否认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没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财宝,什么是垃圾,那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当前应对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为幌子的伪气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批判和打击。总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务必弘扬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而我国的文化建设能否健康发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从教学指导思想、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改革 建议 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遇到问题提出的看法与观点,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多达上百种。教材内容和体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这一教材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在内容和体系上依然有不妥之处。 1、目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教材的特点:内容广泛。从这一特点的积极效用看,它不失为一本或者说更适宜做为高校教师备课的参考用书和学生自学教材。但目前,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比如教材第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页表11-1“197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不能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现实。这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 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8章。这种体系构架中,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其内容主要由马克思《资本论》一部分理论,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一部分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理论,还有编书者自选编辑的其它内容,共同合成。这种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使有些章与章之间缺少理论承上启下的内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一章第四节与导论中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有重复。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与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也属于这种问题。另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章内容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七章“竟争与垄断”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 总之,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地位的片面认识给政治经济学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是做为政治经济学教材之用的。随我国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不再作为教科书了。而以《资本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目前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们中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并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有一定社会群体。这种意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倾向,认为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说教。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论基本过时,难以解释现实。这种倾向和思想给教与学增加了难度。 3、研究对象、层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以及运用的主要方法都有着重大的差别。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和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运用的主要是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规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有关。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而要证明这一点,在逻辑上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逻辑只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中。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历史性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资本主义抱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价值取向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总结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管理经验、甚至个别论点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与现实经济问题有着结合,有些理论有一定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这些表层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接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 其次,政治经济学以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4、教师原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1、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我们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例如,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和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与价值既有量的背离,也有质的背离,这就从经济学原理上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却会有价格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只看经济现象,却永远不会发现价格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理论,更不无法懂得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看作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看到了这是各要素的报酬形式,同时看到了这种报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权主体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据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是万能的和能自动充分实现就业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他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采取了对比法教学方法,又更新了对比角度。这种从经济现象和理论本身进行比较和对比,角度发生了变化,会引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兴趣。学生在这种对比中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但这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又非常广阔。经济学不能是黑板经济学,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政治经济学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情趣。贯彻始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便潜移默化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他们思考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自然发挥其中。第五,加强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优秀教育论文:论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在新课程三维目标中的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之中,语文传统教育似乎正面临 日益严重的危机,许 多优秀教育典籍正被淡忘,优 秀的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但改革注重的是“改”而不是一种颠覆 ,改革始终是在“旧”的基础上寻求 “新”的改 变。 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必然存在交融点。本文就如何找到新课程理念与带有浓厚 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语 文传 统教 育的交 融点加 以探讨 。 新一轮课程改革,由于影响的是庞大的社会群体, 加之刚性 的政府行为推动 ,已经将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向了新 的高潮 ,必将是一场对社会有限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与之配套的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 、教学研究机构 、专家的强势能量导向,各学科的课程改革理念应当说已经渗透到了教师的教学行为之中,一种课程改革精神正影响着我们的教学。从教学行为主体定位到教学手段多样化,从互动关系到多元的评价体 系,都给我们的课堂和教学带来 了新的活力。对广大教师而言,这场改革也是教师与学生 、与课程资源共度的生命历程和共创的人生体验。广大教师走下讲 台,走进学生,互动交流,教学氛围浓厚 ,师生关系融洽。特别是在语文学科中,《标准》关于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 目标的论述 ,其根本 的 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新的课堂强调注重学生的体验 ,因为没有学生 自己去读 书 、感受 、理解 的过程 ,任何语文教学行为都是无效的。在与新课程共同成长中,在感受到课程改革取得初步成功 的欢愉中,在对待语文这一带有浓厚 民族文化的学科教育之中,教师应当多一些反思和 自省。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语文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语文到底是什么?向无定论 ,但是相当专家学者都强调语文教育有以下几个层面 :①语言文字 ,主要是语言的实践和运用 ;②语言文学 ,这是比较高的形态 ,关注学生 的精神 、态度 ;③语言文化 ,是让学生对世界有独特的认识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还是几种说法的综合,都不可否认传统语文是一种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 ,语文教育不同于其他化学物理等 自然学科 ,带有深深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烙印。作为中华 民族文化的延续纽带,语文是我们生存生活的一种方式 ,是根植于我们血液之中的一种民族基因。而文化始终通过语文潜移默化维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 、礼仪社交 、文化教育价值等诸多方面。可是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要贯彻 《标准 》,就必须破除旧的传统理念 ;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保守落后,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传统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落后的代名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并不矛盾 ,对现代教育有着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可 以说 ,没有传统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 ,今天新课程理念就失去参照和基础,“忘记历史 ,就注定要犯历史的错误”,这是有教训的。而且,基础教育改革也不可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必然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过程。 二、新课程理念下,做好语文教育优 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已经深人人心,其实和现在常说的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在实施新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任何轻视忽视语文教育传统这一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传统、割裂历史传统与现实的血脉联系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彰显优秀教育传统,重视民族文化 自觉性的回归。而《标准》的三维 目标无不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影响。 1.关于知识与能力。从总体上说 ,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 ,绝大部分教师改变了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传授的不足 ,而将学生学习能力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突破。确实,在千年的 “学而优则仕”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下 ,传统语文教育这一块出现了 “繁、难 、偏 、旧”的局面,老师实施的是 “题海战术”,有的是 “头悬梁 ,锥刺骨”的精神 ,搞的是“口舌生疮”、 “皓首穷经”的苦学。而且在训练的内容上,传统语文重读重写而轻视听说 ,甚至以 “沉默是金”、 “口讷不能言”为美德,强调灌输 ,这些 当然已经和现在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巨大影响意义。新课程三维 目标之一就是 “知识与能力”,反观我们的课堂 ,学生敢于质疑 ,大胆评议 ,整个课堂氛围浓烈,这的确有利于弥补传统语文教育死气沉沉的不足,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新 的活力 。但是 ,大部分课堂学生没有写字 、没有练习,呈现出虚浮的热闹。试想:学生基本功没有了 ,还谈得上什么能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再隋指出:这些语言训练不落实 、不到位的课堂很 “虚”。 因此 ,在新课改理念下必须重视学生写字 , 加大对学生书写指导 ,写字习惯的培养。现在学生识字效率低,学生字也普遍不好,在家也没有练字习惯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再不指导练习,结果就无法想像了。我国语文教育传统有一套训练认字识字方法,应该将基础知识重新放到应有的地位 ,否则能力就失去了基础 。可喜的是 ,新课标理念下语文教育重现 “书声琅琅”,比以往更加重视写字 ,要求 “以读为本,以读为根”。而且从国家发行的教材来看 ,仍有许多我们祖先遗留的精华 ,比如在小学 就增 加 了文 言文 ,在课 文后面 就增加 了 “我会认”、 “我会写”等项 目,反映了新课程对语文优秀传统的吸收,这不能不是说一种 自觉的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关 于过程与方法 。在 “过程与方法”这一块 ,可以说这是新课程在提法上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最大特色。 传统教育强调结果 、轻视过程 ,教学方法单一。新课程理念下 ,教师更新 了观念 ,提升了课程意识 ,学生 “自主 、合作 、探究学习”,多媒体调动学生兴趣 ,不能不说 这 比传 统 的语 文教 育进步 了些 。但是 ,对 照 《标准 》,我们发现在新课程理念下倡导的教学思想、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对传统语文教育继承了更多 ,或者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因此 ,我们更加关注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教育传统渗透于现在的课堂。 (1) 《标准 》具有浓厚的关注全体思想 ,关注全体学生,而传统教育中早有 “有教无类”思想。我们要在承认学生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着重关注全体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2)关于个性发展。传统教育中的 “因教施教”早已成为教师学生耳熟能详的词语 了。古代私塾中更有利于因材施教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将班级授课制和培优补差结合 ,怎样组织课外活动来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新课程理念下要进一步大力倡导个性化学习和个性 化评价 。 (3)师生关系。新课程要求每一位教师进行民主教学 ,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进而才有良好教学的氛围。 孔 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 师焉 。”他提倡“不耻下问”、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种传统的思想可以说对后代特别是现在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传统教育中“教学相长”思想 的体现 。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学一定要 民主 ,师生要 “对话” ,特别是要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实现共生共创,师生互相促进 ,双向成才。 (4)学习方式和教学方法。本次课程改革 ,凸显了对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视 ,提倡 自主 、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 ,但是现在课堂出现 了 “虚 、假 、杂 、闹 、偏”的现象 ,这实际上是对我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的认 同和吸纳不够。在新课程理念下 ,一定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落到实处和注意老师的引导 。这也是与语文教育优秀的传统一脉相承的。①启发诱导。孔子说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第一原则就是启发原则。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要将语 文课上得充满感情 ,充分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第一老师”,要用生活中的例子加上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互动,真正将学生调动起来 。②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在新课程理念下,必须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根据认知规律 ,强调 “反复学 习” ,强调知识再现。③重视文本 ,挖掘课程资源,扩大阅读量。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一些教学手段多了起来 .多媒体教学摆到了重要的地位 。但是不可否认,作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文本却被置于一旁,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一些专家教师为此进行 了呼吁。 《标准 》要求“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相比 《标准》出台前,这已经是提高了要求。尽管如此 ,与传统语文教育的阅读量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传统语文教育强调“博闻强识”, 朱熹强调 “读书百遍 ,其义 自现”就是这个道理。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必须遵守从“积累”到“感悟”的学习规律。人的语文综合素养 的提高必须是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上积累起来的,如果斥之以“死记硬背”而加以指责甚至彻底抛弃 ,既是对传统 的不尊重 ,也是对《标准》的误读。在新 理念下,要将各种阅读方式结合起来 ,注重思考,提高学生语文能力。④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这两种学习方式都是学习的重要方式 ,在知识获得方式 、师生作用关系 、知识结构水平 、学生年龄等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发现性学习注重学生对获得知识的体验和获得知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但是 由于接受性学习的高效性以及发现性学习存在对学生基础的要求 比较高的局限性 ,注定了教师要将二者整合,真正贯彻 “以人为本”的过去和现在都奉行的思想。 3.关于情感 、态度 、价值观 的问题 。《标准 》的核心理念“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总目标是基于人的终身需要和谐发展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而提出来的,它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 的统一思想,思想性与审美性 的统一”。 《标准 》精神和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相 比,二者是统一的。 (1)都非常重视德育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思 想道德放在首位 ,无论是 《三字经 》、 《名贤集 》还是 《弟子规》等 ,相当多内容都是进行思想道德说教的。当然 ,以孔子 《论语 》为代表的教育典籍更是如此 ,其核心是 “仁”的思想,他提出 “君子务本 ,本立而生” ,这里 的 “本”就是做人的根本 ,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而《标准 》对人的发展要求不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吗?可以说,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中,道德的基础是相同的,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课堂 中,相当多的教师并没有根据文道统一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感染渗透。因此 , 《标准》将 “情感 、态度、价值观”作为一个不可少 目标 ,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传承,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2)重视教学情感磨砺志气作用。“情志作用”是非智力因素 ,传统语文教育对此是非常重视的,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也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说 ,说明兴趣和情感是推动学习的巨大动力 。所以,《标准》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激励性评价,保护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特别是现阶段,影响学生学 习的不 良因素很多,加之学 习本身就是一项很苦的劳动 ,如果教师经常将 “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 (《尚书》)、“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头悬梁,锥刺骨” (《孟子 》)等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的故事用来激励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以“知识 改变命运 ,”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的志向,以各种课程资源中的人文精神,融合新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兴趣, “学 以致用,身体力行 ”,加上教师的言传身教, 一定可以为学生的不同发展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 当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 、“学而优则仕”、赚大钱 、娶美女 、做官是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功利性的表现,而且在传统语文教学过程当中,传授知识方法过于机械,传授手段过于陈旧,容易让人封闭保守 、墨守成规而变得迂腐,这的确是与现在社会发展对人的多方面素质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不可否认 ,传统语文教育无论是道德文化传承上还是教育思想上 的巨大作用 ,对今天的教育影响是深远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今天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要求其实就是语文教育传统的另一说法或者是与传统交融后衍生新的意义。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 ,我们不仅不能对传统语 文教育理念全盘否定 ,还要时时刻刻将传统中优秀的思想和做法发扬。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新课程与语文教育传统的交融点并加以吸收和发扬,这样就会实现我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 自觉性回归。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人格教育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论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 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认为最高人格的体现为圣贤。而圣贤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是要与天同德,与大道同行,克己复礼,兴国安邦的高尚品格。儒家圣贤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仁与礼的统一。道家的理想人格。在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提倡隐士。即真人,至人,神人。主张淡薄本性,无为不争,已达到人性和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在道家的思想中,提倡返璞归真,无为而治。法家的理想人格即为英雄。认为要追求自身的实际理想,凭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地位。提倡法不阿贵,唯法所在。在法家看来,法令制度高于一切,无论君臣,在法令面前一律平等,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佛家的理想人格提倡超尘绝俗,认为万物皆空,明心净性。在佛家的思想中,佛就是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在生活中做到宠辱不惊,万般皆空像的心态。 2.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的特征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表面天地之间人之性命最为珍贵,体现了人的价值。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人的追求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表明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行为模式,注重挖掘人的价值,获取他人的尊重,一方面做到自爱,自尊;另一方面做到理解人,尊重他人。第二,崇尚仁爱理念。孔子特别注重“人”的突出地位,仁爱是人性之基本,通过自身的美德,达到人与万物的统一。在理想的人格教育中提倡,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德行,另一方面也要将德行推向社会,造福社会。第三,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作为自身的追求根本,通过道德理论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累积达到人身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阶段人格教育的融入 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整理,塑造高职学生优秀的人格,以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为重点;以仁人志士为榜样加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励志教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 1.思政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在现行高职思政教学体系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导向性融入思想道德修养课,用心弥补现行课程的人文精神的不足,增加课程的育人功能。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不能被文化课的知识性要求所取代,教学与评估只能以育人为中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来引导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人格健全和道德品质优秀的大学生。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网络、影视建设 网络、影视等公共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在专门优秀传统文化网站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个干净绿色、健康有益的网络和影视环境,转移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 3.在校园人文环境中融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高职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战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对高职大学的道德人格培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校园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追求能改变学生的价值观、理想和道德信念。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北大的兼容并蓄,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才俊。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 在择业观方面,高职的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就想着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事而信“,“建功立业”的精神是值得当代高职学生借鉴的。很多成功者和建功立业的人都是从很艰辛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案例引导学生调整就业期望值,保持达观的择业心态,“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最终会被发现。保持不断进取的信心是帮助高职学生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 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往往造成与同学交往胆怯、与教师“顶牛”、与父母关系不合;还有一些学生交往重实惠不重原则,请客送礼、拉帮结派,这种友谊自然不会长久,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交往能力。因此,利用传统的道德中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能够明白尊重他人,勇于承担,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3.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 诚信是做人之根本,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对于高职学生来讲,诚信品质的培养在整个人格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良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整个社会道德文化进步的需要。因此,通过传统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诚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4.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道德自律。 在如今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强调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这就导致道德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也就表明,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有自律意识的人。在道德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 四、结语 综上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人格的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着至大至刚的人格,乐天坦荡的性格,天性仁厚的性情,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华人民高尚人格的形成。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世界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我们不仅要吸取丰富的世界文化,更要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格和人格教育的传承。 作者:葛金平 李霞芬 赵璇 单位:湖南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 1.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我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种形式在给我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思想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当代大学生作为思想最为活跃的人群,容易受到一些价值观念的冲击和影响。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也在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着改变,有些高校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抵制不良思潮的影响;有些高校却忽视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就导致部分大学生不能有效抵制经济利益的诱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盲目夸大社会功利,而缺失了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诚信意识。 2.严峻就业形势的影响 由于高校连年扩招和经济发展规模的速度不相适应,导致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数量逐年递增。有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有应届毕业生700余万人,加上往年未就业的大学生,实际数量有750余万人。如此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一方面是由于高校扩招导致,另一方面也与高校的教育观念和技能培养等原因分不开。当前高校片面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导致部分大学生走向社会之后不能承受社会压力,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甚至出现对就业缺乏信心的情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未能与大学生实际情况相衔接,更没有充分利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就业观念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网络化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更多的大学生愿意从网络中获取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沟通,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不可获取的途径。网络传播对当代大学生在教学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不良网络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带来了负面作用。部分大学生在利用网络便利性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养成了对网络依赖的习惯,导致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深入学习和研究问题。有些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耽误了学业;有些大学生对网络信息不能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分辨,被错误信息所误导;有些大学生被错误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所影响,改变了自己正确的价值取向。这些现象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缺失的结果。 4.学分制改革带来的影响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教育体制也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和调整,全国各大高校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行学分制,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也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虽然学分制对于激发大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具有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对于专业进行选择性学习的要求,但同时也导致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忽视,对实践知识的忽略,而只是片面追求理论和学分,进而走上社会之后会出现政治意识不强的现象,不愿意承担一些社会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学分制度下每个学生选择的学分和课时不同,上课时间和地点也不相同,传统的教室和班级的概念被打破了,导致学生流动性增加,班级集体意识却逐渐淡化。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勤劳勇敢、诚信友爱、谦虚互助以及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包含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对全社会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对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教材,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学生可以感受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感受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热爱祖国,勇于现身祖国的博大情怀。 2.有助于改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教育大学生要首先提高个人内在思想道德和修养,进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教育当代大学生要培养和树立人道主义精神,培养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 3.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为人处世观念,从而正确处理好自个与集体、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只有让当代大学生明白了对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才能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爱护,也才能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为走上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政治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必要条件,一方面要将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去,另一方面还要从高校的角度去从制度和课程等方面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1.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理论课程中 以课堂为主渠道的课程教学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中更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起来。一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二是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中。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制度建设中 俗话说,一个好的领导,不如一套好的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高校的制度是一种隐性的文化软实力,对全校教职工和学生有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好的校风、学风、教风的形成中,制度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高校制度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有效的方法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价值观作为高校制度的内容。比如,在学生管理制度中、奖学金选定标准中加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比重。在高校制度建设中,提倡道德第一,既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又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3.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社会实践中 实践是将学习内容内化的有效途径,是将所学内容转化为自身价值观的重要桥梁。我们可以设计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相配合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生深入爱国主义基地参观考察,通过到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的参观学习,有效地调动社会力量,使广大学生在领略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再如通过严格的日常管理和礼仪要求,规范大学生的行为,培养他们的思想道德意识。 四、总结 总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中,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高校要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就要寻找最佳切入点,在学校制度建设和理论实践中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作者:徐凯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与教育路径 一、阐释传统文化的维度:立国、处世、为人 在当代社会,从什么视角来梳理总结悠久的传统文化,如何凝练概括出适切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邓小平说过,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教育培养的学生既要有世界眼光,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同时他还应当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中国人。然而,中国人的“根”在哪里?现在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小孩子从小吃着麦当劳、看着美国大片,学英语现象在幼儿园就出现了,长此以往,用有识之士的话来说,五百年后、三百年后的“我们”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不能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自生自灭,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进行整体规划,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优秀的传统文化,挖掘既能够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同时又有助于当代青少年精神成长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教育不是为了复古而进行教育,同时,它和国学又有所不同。国学,涉及所有传统文化的研究,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当代青少年甚至子孙后代成长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因而它肯定不是全部的、整体的传统文化体系,而是要把现实中最紧迫的、最有价值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凝练出来,传授给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定是面向学生的未来发展、面向整个世界、培养现代公民的教育,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体系。面向现代化,即是说不是为了传统的延续而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现代和传统是有一定的相对区分度的。因此,用“三个面向”来对待传统文化,深入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滋养,为社会提供教育资源。姜义华先生提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从立国、处世、为人这三个维度进行挖掘。笔者将从这三个维度来思考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人的发展的关系。 1.立国方面,处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 这关乎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价值需要,在西方有的国家叫作立国价值(regimevalue),在我国传统中则称为“治国、平天下”。儒家倡导“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以孝为先、由孝而敬,注重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体成长过程。倡导社会民众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讲求经邦济世、民为邦本、选贤举能、人文化成、和而不同、天下一统。在立国方面,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积淀,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在家国梦想方面,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角度来说,在国家层面,倡导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笔者有这样的疑问:从富强的角度,强国富民能不能作为富强的主体内涵,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是否蕴含着这样的价值要求?再比如说民主,我们的传统文化似乎是比较缺乏的,“民为邦本”、“尚贤举能”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我们当代民主建设提供借鉴。关于和谐,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教师如何把这一思想传授给学生;在多元化的世界当中,在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的时候,大家都面临着“自尊和尊重他人”的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要讲依法治国,同时在传统文化当中,倡导的是德主刑辅,对德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因此,严格来讲,这个法应该是德的外在保证和体现。总而言之,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能够让青少年学生认识到中国的富强是每个人富强的重要保证和依托,国家的富强和个人的富强、家庭的幸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对于学生而言,自然就会有拳拳爱国之心。国家繁荣是共同的荣耀,个人不能仅仅是为了自身和家庭而学习。在一些世界名校的招生面试中,一些高材生的回答为什么往往令人失望,因为他们只是想到自己和父母,此外无他,这样的学生被录取的鲜有。由是观之,个人成长要和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而形成民族复兴的共同的理想。这个共同理想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根本的就是道路认同,就是认同社会主义道路。 2.处世方面,处理的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处世就是如何对待这个世界、如何与他人交往,它是一种社会情怀。在传统文化中,推崇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怀,信奉仁者爱人、先忧后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胞物与,内含的就是一种同理心,吁求和而不同的包容、守望相助的友善,讲求克己奉公、忠恕之道、礼乐教化、德法相济。在社会方面,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层面,我们依然会有一些疑惑,比如,是不是秉持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仁爱共济、利己达人”的社会情怀,就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思想反映的是不是平等的人际关系?“天下为公”是否就是一心为公,公正无私?再如,“自强不息”要求有所作为,“先忧后乐”实际上体现了主体的道德自由,它不受制于外物、欲望、权力、地位的诱惑,而是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但这是不是一种独立的人格自由?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与教育,在处事方面,培养青少年学生守望相助、友善乐群的精神,涵养学生的宽容心,让学生认识到,在社会共同体中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 3.为人方面,就是作为个体应该具有哪些精神品质,这关乎自我的追求与境界。 国家的精神风尚也好,社会风气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个人的个人品格上。个体如何确立自己的人格?传统文化中强调正心笃志、礼义廉耻的人格修养,倡导正心诚意、厚德载物、进德修业、恪尽职守,推崇刚健进取、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精神。其中,非常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忠诚与孝敬。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竟然到了要为“常回家看看”立法的地步。传统文化当中,品德修养的重点是不是就是礼仪廉耻?管仲把它视为“国之四维”,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对此也非常重视,近代的孙中山、也都非常重视。《了凡四训》中特别强调如何做善事,个体作为社会主体如何增益自己的潜能。再比如诚信的品质,有没有更好的表现方式?儒家经典强调民无信不立、厚德载物、修齐治平、化成天下。“化成天下”就不仅仅是独善其身,还要使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其实就是让社会个体不能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他应该在实现自己价值的同时,为国家、为世界承担自己的责任。个体的修养,也即温良恭俭让,彰显的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现在社会整体比较浮躁,尤其是在网络生活中,充斥着情绪性的语言和暴戾之气。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温良恭俭让的品性对于涵养人的品德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总之,从立国、处世、为人这三个维度进行挖掘,可以看到优秀传统文化中涉及共同理想、集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等。基于这些维度与内容,如何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二、关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教育路径的思考 如何科学设计具体的教育内容,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的过程,这既涉及科学地提炼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框架,也涉及教育实施的规律和逻辑。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身心特征来设计,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层次上必定是一个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过程,但是,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课程里,又该如何来体现?比如,在“小学”启蒙阶段,学习为人之道,到了“大学”,学习成人之道,学习如何为人处事。这需要一个系统的逻辑框架设计,并且它在学术方面能够立得起来。这个框架里的归类、分析、提法,虽不可能包罗万象,却是当代学校教育中最需要的,也是相对全面的、比较周延的内容体系。这就是我们设计具体的教育内容的指导方针。上文论述的立国、处世、为人三个维度,可以作为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解释性框架,它不能说是全面的,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教育框架的设计,要经得起推敲,学术界能够认可它,教育界能够认同它,然后教师能够把它体现到教育教学中去,对学生的成长也能有帮助。同志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前,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源于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这就讲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三个重要来源。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研究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从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视野中,从历史发展的积淀中,审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操守?既然是中国人,就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质,而现在国人更多地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度不高。一些有识之士就在担心,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是中国人吗?他们对传统文化还认同吗?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不能为传统而传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要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回过头来审视传统文化为我们当今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国人的信仰、信念等方面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分析哪些是值得弘扬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这需要做一个认真的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谈到了友善,或者说友爱,那么这种友爱能否推广到陌生人之间?在传统文化当中,十分强调仁爱之心,但是到了现在,有人摔倒时,他人连扶都不敢扶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可能有制度方面原因,试问我们的制度是不是能帮助这些人解除助人为乐的后顾之忧,或者免除他被法律追究“责任”的可能?2013年,深圳出台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就是要避免“活雷锋”被敲诈的可能,在制度上给予助人者保护。 在西方,《好撒马利亚人法》规定如果善意救助造成损害,则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责。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需要从做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维护中国人的“根”的角度来入手,但更要看这个“根”对于现代人、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什么价值。熟悉为人之道、人际交往准则对每个人而言都非常重要。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和”的理念,但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个体自我意识膨胀,到了社会上和他人相处就会格格不入。西方讲社会资本,这其实与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密切联系的。传统文化教育的设置不是为了抒发怀古的幽情,而应该是站在当代来回观返视传统,看看现代和传统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张力,以及传统能够给当代社会提供哪些好的借鉴。在这方面可能会有几个参照系,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国家的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人格精神层面,传统文化中都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精神资源,如家国梦想、仁爱之心,还有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人格修养的要求,都可以为现在青少年学生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教育资源。之所以强调“当代的”中国人,是因为“当代”有着非常重要的涵义。当今社会的道德难题之一就是人们缺乏敬畏之心。英文单词“modern”,中文翻译成“近代”或“现代”,这是和“传统”相对的概念,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中间有很大的差别。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体独立,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个体始终依附于家庭和家族。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比如在西方,奴隶依附于奴隶主;在中国,人是依附于家庭和家族的。作为家庭成员,必须为家庭服务,服从于大家长,所以古代有“株连九族”一说。《白鹿原》反映的就是典型的传统社会,有什么问题要裁决,家族成员到祠堂里开会,族长说什么,其他人都要服从。进入近代,建立在血缘宗法基础上的天然联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摧毁了。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表述,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这样,传统的天然的联结纽带没有了,社会以彼此冷漠的、孤立的、算计的个人为基础,人和人之间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交易。中国有句古话“举头三尺有神明”,反映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因对“神明”自然的敬畏之心而进行自我约束的道德观。丹尼尔•贝尔说,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的缺失。旧的支点没有了,新的在哪里?敬畏之心没有了,良心问题由谁来裁定?这是摆在当代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坑蒙拐骗一次就别想再立足;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违背道德的行为未必会受到惩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变了。传统社会里,族长、教会说了算,到了现代社会,他们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威,社会运行的规则由谁来制定?这个责任,落到个人头上。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大家对公共事件提出意见、表达看法、形成共识,社会就有了规则。所以现代社会要求它的成员具备自主性、理性化、自律化的品格,否则规则就难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现在很多概念,诸如现代、公民、权利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在中国播下了种子,但对“人”的理解,公众可能还没有完全觉醒。我们常说当代的中国人高扬了自我意识、主体意识,这是一个进步,但其实我们还没有到达真正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度。从表面上看,我们现在高扬了“主体”意识,个人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与强化,势头汹涌,结果反而使良知与底线丢失了,这怎么解释?在笔者看来,“高扬了主体性”这一判断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不完整的。如果丧失了价值底线,是我们缺少真正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不是所谓的自我意识已经唤醒。“觉醒”,那是表象,还没有达到爱因斯坦说的“超越个人利益”的状态,也就是还远未成熟。如果个体没有走出个人狭隘私利的窠臼,就仍然是未成熟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缺少的可能就是成熟的公民,欠缺的就是公共性的品质。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公民层面提出了价值准则的要求,目的就是要塑造现代公民、现代的中国人。作为当代的中国人,就要有现实感,要有历史感。所谓当代,就是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我们培养的公民应该具备的品质,第一是要有政治认同,第二是要有国家意识,第三是要有文化自信,第四是要有公民人格。从这些角度进行系统设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就非常丰富。以政治认同为例,政治认同有何表现,怎样才能做到政治认同?毫无疑问,政治认同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认同造就的是“当代的”“中国人”。作为当代中国人不能是狭隘的、鼠目寸光的,而应该“有世界视野”。也就是说,要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中,考察全球各国是如何开展本国的公民教育的。英国在政治认同教育上做得非常到位。英国有十条核心价值理论,第一条是法制,第二条就是君主立宪制。英国人把国体、政体作为核心的内容来教育。反观国内教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非常大的优越性,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把它作为教育内容?再看核心价值教育,美国非常重视政体的价值,公务员必须要成为政体价值、宪法价值坚定的维护者和切实的捍卫者。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可以对抗上级的命令,理由就是这个命令是违背宪法的,这也就同志所说的以宪执政、以宪行政,即是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教育者有了正确全面的认识,学生才会有健全的眼光,才能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学生自己切实的心理认同和认识,才会实现社会价值。 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这一意义上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与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高国希 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教育思想对幼儿教育的启示 摘要:陶行知,中国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研究探讨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推进当前教育改革、丰富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研究和实施新的课程改革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幼儿教育;教育思想;教学改革;启示 一、生活教育思想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幼儿教育相比于普通的中小学教育,它不需要面对繁重的课业,不需要为了应对升学考试而进行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它更需要注重于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能力的培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包含三个重要思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作为一名现代化幼儿教师,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以下认识和理解: 1.生活即教育。 在幼儿教育中,生活就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小朋友在学校中最应该学习的是如何融入集体生活,这也是为他们在未来的学习,生活,社会活动中打下基础,在原来的生活中他们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是父母掌心的花朵,但是来到了学校,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学生,都是生活在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即是合作,有些小朋友很聪明,什么事情都想要一个人完成,久而久之合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渐渐不太可能,在幼儿教育中应该加大力度培养小朋友团队合作的能力。 2.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社会即学校”所要阐述的观点是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各类社会现象都会对学生自身的发展产生影响。随着信息化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获取实时的各种社会热点,这些热点或好或坏,但是它们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同样的,现在的小朋友很小就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iPad等高科技产品,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特别快,过去的教育更多的是源于书本,但是书本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信息化社会的教育应该要源于网络,源于社会。作为幼儿教师,如果我们不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现象,给予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对于他们未来之路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3.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三个环节,如何让这三者结合,真正提高学生的能力素质,成为了一个教学难题,对于教师来说,并不是只要注重“教”这一个重点,学和做也是推动教育进步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以学养教,以做育教,才能真正意义上提高,教而不学,师之惰也,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得过且过,必须让学生真真正正学到所教之物,“做”是检验学的标准,对于幼儿教学,没有考试这种检验学习的手段,就更加需要学生在“做”的过程中运用师之所教,己之所学。近年来,在幼儿教学过程中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老师布置的小作业,往往由孩子的父母代孩子完成,使孩子失去了锻炼自身的机会,久而久之教学由于缺少实践而失去了意义。所以作为幼儿教师,应该督促小朋友在做作业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多的依赖父母,这样才能使教学变得有意义。 二、创造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对于教育来说,行动是教育的根本,知识是教育的结果,创造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创造教育,就是要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更注重孩子创造力的培养,幼儿教育处于教育过程的最初期,是培养创造力的最佳时期。 1.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正如陶先生的这句话所说,纵观古今中外各种发明家,无一不是通过不断动手实践,并加强思考最终取得成功的。 2.我们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认识了儿童有创造力,就须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儿童的创造力毋庸置疑,但是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创造力往往由于传统教育的限制而被忽视,并渐渐消失,最后能保持这种创造力的孩子少之又少。作为现代化的教育,不仅应该更注重孩子创造力的保持,并且应该使孩子的创造力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发挥。 3.培养学生的自动力,注重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探求。传统教育的模式决定了它必须遵从老师教,学生学的框架,但是仅仅依靠老师课堂上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作为现代教师,应该更注重学生学习自动力的培养。 三、师德思想 作为现代化的教师,师德是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本,师德的建设也是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教授知识,更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做人的道理,师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 1.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众所周知,人的成长离不开教师,教师可谓是人类发展的明灯,二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中重建,并从一个弹丸之地发展成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就是因为他们大力推行教育。 2.爱满天下。 幼儿教育在需要我们给予知识的同时,更需要的是我们的爱,这是一个缺少爱的社会,人们经常对着周围的弱者视而不见,这种现象需要改变,只有让我们这最年轻的一代感受到爱,才能让他们学会如何爱人。 3.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教室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小家庭,而老师就相当于这个家庭里的家长,特别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个小家庭里的家长就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楷模,作为教师必须以身作则,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将是小朋友模仿的对象。现代的教师已经具备了很高的素养,所欠缺的就是如何把这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小朋友,让他们真正从学习生活中学习到这些优秀的品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时间就是在课堂,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必须保持最好的姿态。新课改的理念是贯彻新的教育观、新的学生观、新的教师观、新的课程观,我想这与陶行知思想教育的本质是一致的,因此,新课改也应该成为实践陶行知思想教育的舞台。 作者:杨欣妍 单位:昆山市新镇中心幼儿园 优秀教育论文:英语专业大学生与优秀传统道德教育 一、优秀传统德育教育在英语专业学生中的缺失 1.传统文化素养缺失,跨文化交际出现“失语”。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加大了对文化的教学比重,但英语课程的设置主要涉及英语国家的文化,忽视了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传统道德教育及其英语表达,只偏重学生对英语语言技能的掌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语表达力则较低(中国文化英语表达力指用适当的英语形式和表达法来诠释中国文化的能力,其水平高低取决于是否具备良好的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的能力),甚至出现了“失语”的状况。教师在英语课上也以讲解西方文化为主,忽略了对学生传统道德教育的渗透。教材中中国文化知识严重匮乏也导致英语专业学生普遍传统文化知识匮乏、跨文化交际低效。 2.一味向往西方,西化明显。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存在重英语,重英美文化的传授;轻中文,忽视对学生优秀传统道德的教育,英语教育所造成的“文化逆差”导致对优秀传统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和审美在现代社会失去认同感,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一味顺应英美文化,“言必称希腊”;为提高英语水平不惜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对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的阅读却大大减少。很多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内容已经过时,对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推崇备至,吃西餐,过洋节,听英文歌曲,看好莱坞大片,不论在穿着打扮上还是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西化痕迹。 3.思想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较差。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不少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在文明礼仪、伦理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整体素质都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诚信意识淡薄,考试靠作弊,文章靠抄袭;公民道德意识不强,对待很多事物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际关系紧张,没办法与一个宿舍的同学和谐相处;不能体恤父母的辛劳,一味拼爹;在价值选择上重利轻义,以自我为中心,过多地关心自身利益,缺少对国家、社会、他人的奉献精神;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控能力差,经不起一点挫折。更有甚者,威胁他人生命:马加爵事件刚刚被人们遗忘,又出现了“复旦投毒案”……因此,英语专业大学生很有必要接受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教育。 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的功能与作用 优秀传统道德是几千年来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指“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在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其核心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刚健有为的进取观,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和崇礼重德的伦理观。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积极利用传统德育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对其不断改造、创新,在以下方面将发挥其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1.塑造良好道德品格和健康人格。传统道德重个人道德修养、道德自律、礼义廉耻;重理想人格、人际关系、社会和谐;重视刚毅自强、抱负远大、持之以恒;鼓励好学笃行、豁达乐观,鄙视奢侈享乐的生活态度;传统道德不排斥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但强调以合乎道德为前提;提倡诚信。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和品格的形成就是根植于传统道德文化这一土壤中的。我国传统道德文化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人格,通过传统德育逐步渗透于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利用传统道德中这些优秀的思想精华来教育英语专业大学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有利于塑造大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良好道德品格。传统道德教育结合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大学生健康心理和人格的塑造。 2.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树立正确文化观。传统道德教育“是思想的基石,是人的根基和家园。它最终将融入个体的血脉和精神,内化为人的心性品质。”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身处中西两种文化之中,兼顾双方的文化视角,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外来文化的借鉴者和批评者。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有利于他们拥有丰富的传统道德文化知识背景,从而可以更好地领悟和思考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通过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比,增强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和理解,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做到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的“文化自信”。同时,加强传统道德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又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坚守自己的优秀文化,又要通过交流和交融,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的正确文化观。 3.培养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其主要内容是儒家伦理教育,儒家的道德教育一定意义上也是品德教育。挖掘儒家思想中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从集体主义出发,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觉抵制西方自由化思想和利己主义,培养集体中团结协作的精神和能力,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传统道德中崇尚“和为贵”的思想,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这一思想在今天有利于大学生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和谐共处的思想理念,最终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生力量。 三、加强优秀传统德育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百育德为先,成才先成人。“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育和培养好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工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与心愿。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1.充分发挥课堂的作用。任何专业都不能忽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大学英语教学要在教学目标、计划、内容和方法上作出必要调整,选取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合理内容,弥补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不足和传统道德教育的缺失。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加深学生对本民族文化本质特征的深入了解,对异国文化能采取理解、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教学目标要层层深入,不仅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还要考虑将来学生有可能从事的职业。在教学方法上,要彻底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尊重学生主体性,忌“满堂灌”或讲授与实际相脱离的枯燥理论,在活动中开展教育。教育者要围绕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正确认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繁荣富强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讨论、演讲、专题讲座等,还可以在课堂上播放跟传统道德教育相关的电影或动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不仅要贯彻在学校教育的“显性课程”(第一课堂)中,而且要渗透在校园文化等“隐蔽课程”(第二课堂)中。先进的校园文化不仅能够形成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而且能够塑造良好的学校形象和学习生活环境,其本身具有育人功能,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校园文化是学校内部客观存在的各种文化元素,它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等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校园文化还可分为“精神层面”和“环境层面”,它的最主要表现是校园的特殊性、多元性。校园文化的完善,就是充分发挥教育导向、开发创造、娱乐调节、激励凝聚等功能,为育人营造最优化的环境,从而实现教育目标。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能使身处其中的人,在精神上受到一种熏陶,一种点染。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有很大帮助。 3.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德育网络建设。加强德育工作是学校、社会和家庭教育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的一项全民性、社会性的系统工程。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应试的天才,而是适应社会发展,促进各方面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人。要转变旧有的单一学校教育观念,形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大环境网络教育观念,在此基础上制定教育的目标、要求,促成教育合力的形成。认识到学校、家庭、社会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中起到的不同作用,全面了解学生年龄特征、心理发展规律和现阶段的思想实际,多渠道对学生进行教育,保证教育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形成网络式育人环境,促进学生的发展。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使之不要一味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使他们从传统道德中吸取有益经验,提高自我创新能力;不断融通、消化外来文化,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不断提升自我。以保障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处于主动地位。(本文来自于《黑河学刊》杂志。《黑河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李秋菊雎密太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 一、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教育内容 1.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社会、家庭、自我息息相关,融为一体,没有国家、社会、便没有家庭和自我。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面前,应以“舍生取义”为原则。我国古代哲学家强调为民族整体献身的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屈原在《离骚》中的忧国忧民、眷恋故土的爱国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显示了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提倡自觉地为整体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本质和灵魂,是我们主体的价值观念。为中华民族稳定、社会和谐和发展进步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还是一种人生的精神支柱和价值信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每一代人同心协力,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同心同德,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天人合一”的和谐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境界是以追求真、善、美相统一为目标的,倡导以“和合”为准则的统一发展观,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发展。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能够塑造学生的人文关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非常注重自然,尊重自然的力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先贤们看来,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应该是相应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种宽容仁爱、真诚和谐的思想能够引导学生热爱自然和社会,并能将自身和谐地融入自然和社会,培养一种宽容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加自然更加顺利地融入将来的社会生活。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天、地、人”整体的和谐理念,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整体,各组成要素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保护和谐的生态环境,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进一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3.追求理想人格的人文主义精神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意味着必将实现人的现代化。我们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理想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形成。这是中国儒教、道教和佛学一致追求的目标。儒教主要强调人格的“内圣”方面。“内圣”的基本精神是以“仁”为其内容的。所谓仁,即仁爱,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一再把人格的“仁”的内在规定突出地放在“义”和“节”这两个方面。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得”,“君子以义为上”,“君子以义为质”,可见,孔子把行“义”,看成是君子的行为,是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体现。崇尚气节、看重情操的修养,也是重要表现。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后来的孟子亦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对善的人格理想的追求,使中国人重气节、讲情操的品德特别突出,在目前物欲横流的中国社会中,多宣传些“德”的精神、“义”的道理和情操与气节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大有裨益的。 4.自强不息的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君子应效法天的意志品格,自强不息,努力向上。荀子也认为人必须自强不息,强调“学不可以已”,注重坚持不懈、专心致志的态度。儒家学说倡导积极进取和谦虚谨慎的实用主义精神。在历史长河中,自强不息的精神不管是对国君、人臣、封建士大夫,还是对一般民众,都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不少身处逆境的人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今天,大力提倡和发扬自强不息的奋争精神,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自强不息的思想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过程,成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要敢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压力,有不怕吃苦和顽强拼搏的精神,积极进取,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充实自己。 二、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教育方法 祖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古代和近代的思想家们对思想品德教育的方法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刻的启迪。 1.因材施教的方法 “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差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特点因人而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2.示范教育的方法 孔子最早提出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教育方法,他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既要言传,更要重视身教,要言行一致,时时处处努力做学生的楷模。 3.陶冶教育的方法 环境对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古代教育家十分注重人的陶冶教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和班风,充分发挥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这样教育效果必将更显著。 4.内省的方法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学生的内省相结合,灌输是外因,内省是内因,没有学生的自我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5.情感教育的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以情动人“”以情化人”的教育方法,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重情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这对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意义无疑是深刻的。 三、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健康心态和良好品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在一种共同环境中生活、创造出来的精神内容。大学生当前要承担艰苦而繁重的学习任务,毕业后要面临复杂而激烈的社会环境,这个阶段需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作为指引,帮助大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和树立良好的心态。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深入开展教育,引导广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认识个人的社会责任,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必须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我国现代新文化的创造,只有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才能赋予其鲜明的民族性,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有巨大活力和中国特色的新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极其浩繁,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取之不竭的源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深厚的土壤,从中发掘宝贵的精华,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郭欣郭玲霞单位: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探索 一、创设教育情景,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 为了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笔者组织人员在校园内的宣传栏、楼道、入口及走廊等处分类悬挂传统文化宣传标语,要求风格典雅、统一,令人赏心悦目。学校的电子屏幕不定期滚动播出一条条的国学标语。利用早、午、晚的课余时间开展专题广播节目。教室布置要主题鲜明,内容要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办公室也进行了相关的布置,体现人文关怀,烘托教育氛围。环境育人,活动育人,文化育人,通过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以感恩教育为突破口,引领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开展 在开展传统德育文化教育活动过程中,如何找到突破口是关键。笔者结合学生实际,以感恩教育为突破口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除了在校会、晨会、班会开展感恩教育,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外,还定期举办《关爱生命,伴你成长———感恩我们在行动》的大型激情励志演讲,使学生懂得感恩,学会爱父母和教师,并用行动回报他们。 三、采用“典型引路”的方法,引导学生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 不加任何指导阅读具有相当深度的经典著作,诵记拗口的文言文或古诗文,别说是学生甚至语文教师都感到很困难。因此,加强阅读指导成为当务之急。诵记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对有些句子的解释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办?笔者译出通俗易懂的现代文,并下发到学生手中,然后组织讨论、交流,在大体了解名人名言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感悟、见解,以及自己独特的创意和风格。在经典阅读指导中笔者采用“典型引路”的方法,渗透爱心教育、责任感教育、纪律教育、诚信教育、养成教育等,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阅读指导更注重理解、感悟,以“每周一句”的形式,在经典阅读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将名句的选择与解读的权利交给学生,共同领略经典之美,同时增加积累,提高理解能力。鼓励学生将这些理解和体会写到日记里,写到作文里,同时联系生活实际谈体会,说感受,特别是将孝文化与感恩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效显著。 四、与主题班会、学科教学相结合,全方位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思想 要把弘扬传统文化与主题班会、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其强大的德育功能。围绕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开展主题班会,并举行评比活动。每个教师都应在教学中讲究方法,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思想,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的人文教育思想,从而形成全方位育人的强大网络。主要开展以下主题教育:①开展感恩教育。引导学生学会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教师、感恩同学、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感恩自然;②开展信用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表里如一、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诚信品质;③开展礼节教育。引导学生养成举止文明、谦虚礼貌、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④开展孝道教育。引导学生学会用良好的表现给父母、教师带来欢乐,主动和父母、教师交流,主动为父母分担家务,懂得尊重父母和教师的劳动,自觉接受父母和教师的教导;⑤开展廉洁教育。引导学生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是非观、荣辱观和价值观,形成踏实做事、诚实做人的职业道德意识;⑥开展仁义教育。引导学生学会尊重和关爱他人,养成团结、互助和协作精神。 五、以活动为载体,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 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笔者主要开展以下活动:①每天早晨安排15分钟诵读《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内容;②举行班际朗诵比赛;③举行讲故事比赛,让学生展示自己所学;④举办“读国学、诵经典、谈感悟”征文比赛,让学生畅谈自己的感受和变化;⑤举办传统文化艺术节,通过书画、小品、戏剧等形式展示自己的收获;⑥鼓励学生参与诗歌、辞赋等多种形式的创作;⑦学期末举办一次全校性经典美文诵读展示活动;⑧给家长印发通知,介绍诵读活动,请家长协助搞好此项活动;⑨围绕特色校创建活动,逐步形成彰显学校人文特色和育人品位的校园文化;⑩利用多种手段,围绕特色校创建开展系列配套活动,达到育人目的。 六、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需遵循的原则 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有:①科学性原则。全过程设计都应遵循科学性原则;②整体性原则。要面向全体学生,从整体上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③活动性与自主性原则。整合德育有关内容,通过开展系列活动,促进学生自主发展、主动进步。 作者:梁峥华单位:广东省罗定市技工学校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生治理教导教育 在学校,大凡对各方面比较差的学生治理较严,而对品学兼优学生的治理则有些放松,致使在一些好学生中出了问题。因此,加强对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是老师非凡是班主任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好学生发生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是不同的,但究其犯错误的根源,无外乎是内因、外因两个方面在起作用。从他们的本身看: 1、思想不成熟,经不起挫折。由于青少年学生处在成长的过程中,各方面都没有完全定型,非凡是在这大变革的年代,社会上五花八门的东西像冲击波,一阵阵波及并非世外桃源的校园,他们觉得什么都新奇,什么都想接触、学习。喜欢在头脑中编织顺利到达理想彼岸的梦幻,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挫折,都考虑得不多,形成了与成年人不同的特点。如他们爱学习,接受新事物快,又容易轻听轻信,缺乏独立思索。顺利时,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看不起其他同学,以致听不进不同意见,慢慢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先进行列中掉了队;碰到挫折时,又容易片面地分析问题,消极地接受教训,觉得万事皆休,自暴自弃,失去进取的信心。 2、理论根基浅,拒腐能力差。他们虽然通过学习自然科学和政治常识,以及必要的道德教导,但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贫乏,缺乏丰富的人生阅历。因而看问题易看现象忽视本质。有时凭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优势,和青少年固有的自尊心、好胜心去做事情,缺乏对事物的深刻分析了解和认识,当碰到是非界线不清,良莠不明的事物迎面而来时,就会出现犹豫、彷徨,甚至作出不正确的选择,错误的追求,好恶并吞,以致走了弯路或是陷入泥坑不能自拔。 3、进步的动机不纯,目的不明确。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是父母的普遍的心理,但有的家庭、亲友不恰当地施加压力,使学生上进心掺杂上“私利”的成份,背上了“只有学习成绩好才好向父母交代”的包袱。这样,当他们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后,就认为万事大吉,不再继承努力,自我陶醉在已取得的成绩里,而一旦受到挫折和碰到困难,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感到没有前途,有的甚至走向反面。 除以上三个主要的自身原因外,老师、学校领导,非凡是班主任对他们的治理教导不严,方法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思想上偏信偏爱。个别班主任往往不是积极地维护三好生、优秀生的威信。对他们的表扬、批评缺乏辩证法。即使他们有了缺点也怕公开批评会影响他们的威信,而往往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即使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不触及思想实质。如某班有几个学生,自习课不请假上街,其中有个学生是三好生,这个班的班主任对其他几个平时表现一般的学生,当面进行了严厉批评,而对他只说了声“今后要注重”。另外,有的班主任对反映三好生、优秀生的问题往往听不进,以为是对他们的嫉妒,吹毛求疵。这样的事也是很多的。二是治理上忽视、放松。有的班主任对如何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分析研究很多,而对如何搞好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都重视不够。往往是督促学习、交待工作多,思想上提要求少,总以为他们的觉悟高,表现好,能自己治理自己。放松教导治理,还表现在对他们的思想变化重视不够,不能及时教导引导。某班有个班干部,班主任对他过分信任,放松了对他的要求,结果与班上的一名女同学谈起了恋爱,违犯了学校纪律。 事物总是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也不例外,假如放松对他们的治理教导,他们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必须加强。 (1)要辩证地看待优秀生。在调查中,普遍反映三好生、优秀生思想基础比较好,积极要求上进;学习刻苦,接受新事物快;尊重老师,团结同学,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学习工作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是班级建造的排头兵。但是,也由于他们与其他同学所处的地位不同,成长进步的条件存在差异,在思想上理想上的追求不一样,决定了他们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治理教导中要做到有的放矢,使治理教导具有针对性。 从整个优秀学生的群体分析,有稳定型和摇摆型两种表现形态。从我调查的五个不同类型的班级看,两种类型分别占先进层的62%和38%。稳定型的优秀学生,思想基础比较牢固,对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既定目标,一般不易发生动摇,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在学习成长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自我修养比较好。对待这部分优秀学生,在治理教导中要注重引导,帮助他们逐步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使思想境界不断有新的升华。摇摆型的优秀学生,表现为思想基础不牢固,他们之所以要求上进,一般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某种目的,一旦受到一些挫折,目的和愿望没有达到,思想就会出现波动。对这部分学生要注重调动积极因素,帮助他们端正争当优秀生的动机,引导他们向稳定型发展。在治理教导中要研究工作方法,以鼓励为主,批评要恰当、适时,答应反复,防止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在教导内容上,应从基础抓起,逐步提高;在要求上不宜过多,起点不且过高,要为他们的学习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2)要把握住治理教导中的几个环节。一是考察关。在培养优秀学生和树立典型时,要注重全面了解考察,做到心中有数。可以采取走访、座谈、谈心等方法,把握第一手材料,力求一个“准”字,不能把一些道听途说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更不能凭一时一事的印象一锤定音。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研究治理教导的重点,树立过得硬的典型。二是宣扬关。这个关把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优秀生的质量。所以在宣扬他们的事迹时,要果断反对和防止“假、大、空”,要实事求是,注重分寸,不夸大,不掺假,不任意拔高。哪方面突出就宣扬哪方面,不强拉硬凑,对待典型不能消极地保,要积极地帮,否则将适得其反。三是荣誉关。对待荣誉,绝大多数优秀学生是能够正确对待的。但也有部分优秀学生,当荣誉、赞扬的话接踵而来时,就象走进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感到头晕目眩,由此沾沾自喜,飘飘然起来,使荣誉成了这些学生沉重的包袱。所以必须做好表彰以后的思想工作。要针对他们对荣誉的不同思想反映,积极帮助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荣誉观,鼓励他们把荣誉作为学习进步的新起点,不断进取,向新的高度冲刺。 (3)要正确地处理治理教导中“严”与“爱”的关系。“严是爱,松是害”,这是许多班主任的经验之谈,也朴素地说明了严与爱的辩证关系。对优秀学生的治理教导,要爱护其学习、上进的积极性,要从有利于健康成长出发,对他们严格要求,加强治理教导,做到严得合理,爱得真诚。爱要以严格要求为基础,体现在对他们真正的关心帮助上,做到放心不能放松,表扬不忘批评。既要防止超越客观实际和优秀生思想接受不了的要求的“严”,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又要反对放松治理,搞迁就姑息的所谓“爱”,助长他们一些不良思想的滋长。 (4)要引导优秀生开展好“两个互助”活动。在优秀生的治理教导中,开展先进与先进、先进与后进的两个互助活动。先进与先进互助活动,有利于先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有利于相互团结,更好地发挥先进层的群体作用。先进与后进的互助,可以有效地防止先进、后进两脱节的现象。在互助中先进学生可以不断向后进学生传播知识和先进思想,做好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学生一道成长进步。 优秀教育论文:刍议艺术教育传承地方优秀文化路径 一、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在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使用的教材应适合中小学生的年龄和心智状况,如果在校本教材中融入他们熟悉的地方文化资源无疑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澄海区中小学艺术课校本教材的编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澄海位于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的韩江入海口,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县,后几经易制,2003年成为澄海区,隶汕头市,现有面积402.5平方公里,人口75万(2008年)。在澄海民间,保存了大量具有浓厚潮汕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主要有:潮剧、潮州大锣鼓、丝弦乐,潮汕童谣、方言歌、版画,剪纸、纱丁、抽纱、嵌瓷、灯谜、香包艺术等,还有极具澄海地方特色的西门的蜈蚣舞、永新的鳌鱼舞、隆都的西头鹅舞等动物舞蹈。这些地方民俗文化、民俗风情的艺术门类,富有强劲的生命力,为澄海学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近年来,澄海中小学通过对潮汕民间艺术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归类,根据学校自身办学特色引进了大量民间艺术教育资源,并经过教学实践形成了众多的教学案例,成为地方、校本教材建设的雏形。如澄海实验学校的《少儿潮剧演唱基础训练》、《潮剧欣赏基础》、《潮语语音与合唱训练》、《潮汕动物舞蹈欣赏及训练》等音乐课校本教材,《潮汕儿童版画教程》等美术类校本教材,《硬笔书法》、《书法楷书训练》等书法艺术校本教材。又如建阳小学,通过对众多教学案例的整理、提炼,编写了《艺术教育校本教材资源包》,内容涵盖《潮汕童谣歌》、《潮汕民俗歌》、《潮汕锣鼓》、《潮剧行当》,《潮剧欣赏》等。再如华侨小学的《木刻版画教材》等。在教学中运地方艺术教材,可使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把一些有较高艺术性的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素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和经过改编的民族民间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可使学生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是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维护、发扬光大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意识会对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乡土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通过学习乡土艺术教材,可加深学生对家乡的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对培养学生热爱家乡与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辐射作用。 二、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师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知识和技能、认识艺术世界的过程。澄海区的艺术教师们会在音乐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强介绍潮乐、潮剧、潮曲的特色和技巧,师生有时还会进行即兴表演。例如,树础小学的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先选择《天乌乌》、《桃花过渡》这样一些有吸引力的歌曲、短剧,让学生欣赏,然后利用《客鸟声客客》、《新编桃花过渡》等地方音乐素材进行示唱、演奏、表演等形式进行教学。在美术课上,他们会介绍澄海作为“版画之乡”的文化历史,使教学内容具有地方性和实践性,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在教学方式上,他们根据教材的基本内容,进行“经典引导”与“乡土渗透”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把现行国家教材与乡土教材进行高度整合的成功之路:例如,澄海区建阳小学在音乐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现行教材与乡土教材融合的大胆尝试,他们以现行教材作为教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师生们把从周边社区采集来的音乐素材引进课堂,并对曲调节奏、歌词进行规范,对内容、形式进行修改、整合,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师生的创造力,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共整理出校本教材8个资源包;莲下中心小学的古筝队在各种比赛中以演奏潮筝曲而大获成功,这得力于该校音乐教师对古筝的创造性教学,他们既遵循古筝演奏的一般规律,又改进了潮筝演奏技艺,编配新的潮筝曲;实验学校教师则安排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课时的潮州音乐教学,课余时间则加强潮乐的集体训练;莱芜中学把当地工艺美术引进了美术的课堂教学,如丝网版画、羊毛编织、民间玩具等地方工艺美术,均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他们的艺术素养直接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效果。澄海区现有中小学艺术科教师大多受过系统、规范的高等艺术教育,又主要来自潮汕地区,自幼受潮汕文化熏陶,对利用潮汕文化资源进行艺术教学有着天然的优势。 近些年来,澄海区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潮剧、澄海灯谜,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蜈蚣舞等为主要传承项目,重点突出蜈蚣舞、潮州大锣鼓、澄海版画的传承,为此加强了对中小学艺术科教师的地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把一批本地民间艺人、艺术家被请进校园,为全区中小学艺术科教师举办潮汕地区音乐、曲艺、美术工艺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讲座。学校艺术教育将地方传统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后将有助于学生具体生动地感受家乡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变迁,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大力推进地方艺术进课堂,营造校本艺术教学的浓厚气息,在家乡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体验生活、升华情感,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这才是教育之根本所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让优秀的地方艺术内容走进课堂确实不失为对民间艺术传承和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 课外艺术活动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适当地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澄海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昌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活跃。民间艺人队伍庞大,业余艺术团体遍布城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业余剧社(团)最多时全县达到60多个,大量新旧剧目上演。澄海还享有全国“民族民间艺术(版画)之乡”、“民族民间艺术(灯谜)之乡”的美誉,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在澄海这样一块具有浓厚地方艺术氛围的土地上,中小学生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澄海区中小学校组建了大量业余课外兴趣小组,每所学校至少有5个以上的兴趣组活动,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些课外艺术活动既符合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十分符合当地农村学校的艺术教学现状。例如,澄海区教育局自2003年来,坚持每年举行学生潮剧演唱比赛,参赛选手众多,为潮剧事业的发展挖掘了一批批新苗;华侨小学课外艺术活动以版画见长,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学生版画作品集《大师的画》、《太阳花》,美术作品集《心灵的画》,五十多件学生作品发表于各级刊物或收集于画册;建阳小学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引进潮汕音乐教育,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办学特色,潮汕民间艺术在该校开展活跃,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涌现出一批潮艺爱好者,他们多次参加当地重大节日晚会,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建设贡献了力量;澄海实验小学以“传承潮汕地区优秀文化艺术”为课题,积极探索自制的具有潮州音乐特色韵味的“竖吹竹笛”进入课堂,将澄海动物舞蹈和潮州锣鼓引入课堂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该校自编地方舞蹈、自创潮语童声合唱节目、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澄海地域特色的美术作品,连续四届参加国、省、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取得了两个全国一等奖,四个省一等奖的佳绩;莲下中心小学将潮汕儿童版画和书法引入课堂和课外兴趣小组,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在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一举取得了一个全国一等奖,五个全省一等奖的佳绩。 一直以来,许多散落于群众中的传统优秀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由于受地方方言的局限,使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兴趣越来越少,许多民间优秀艺术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更有一些民间音乐己经到了“人走歌息,人去艺绝”的程度。澄海区传承优秀地方艺术从中小学抓起,笔者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值得提倡。地方艺术是当地文化土壤中的一枝奇葩,优秀艺术的传承是文化传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地域的标志,积极将地方优秀文化艺术引入学校课外兴趣活动,是让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得到传承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澄海区中小学将地方文化艺术资源纳入到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中,通过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从而使学校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在途径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艺术不仅能够把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传递下去,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爱家乡、爱故土的健康情感,同时引领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当然,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认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喜欢,感兴趣,才有传承弘扬的可能。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家庭要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家人在与孩子的言谈交流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一点一滴讲给孩子听,教给孩子学,引导青少年认识传统文化,这对青少年的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校应当发挥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诸如聘请民间知名艺人,在课外或课内担任艺术辅导员,开设民族民俗文化知识讲座或课程等,这是地方优秀传统艺术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关键。教育、文化等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设文化公益设施如博物馆、文化馆、书画院、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联合社区、村居加强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基地建设,创造一个展示认识传统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是地方优秀艺术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域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地方艺术往往比较质朴,因此,我们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人文素养,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既能走进地方艺术的殿堂,又能摆脱它的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中的优秀成果更好地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服务。 作者:钟晖 单位: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音乐系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文化精神与创建大学文化教育的模式 本文作者:樊海源 陈丽媛 郑相家 单位:黑龙江工程学院思政部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统一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文化”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钱穆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2.高校工程文化教育模式工程文化,是指工程人群共同体(工程决策者、投资者、工程师与工人等)各成员之间在工程活动中所体现的共同语言、共同风格与共同的办事方法(包括工程理念、决策程序、设计规范、生产条例、建造方法、操作守则、劳动纪律、安全措施、审美取向、环保目标、质量标准、行为规范等),它反映了工程与自然、社会、人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关系。高校工程文化教育要致力于培养学生从业价值观、人生信念、理想、思维方式等,使工程文化教育范式从关注有形的、外在的因素转向关注隐性的、深藏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化因素。最终实现工程文化教育的“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的目的。工程文化教育要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目标必须通过一定教育模式来实现。所谓教育模式是指课程观、课程内容、课程结构及其评价体系等的特定组合形式,即教育模式是由一定课程观指导下的课程内容及其进程和时间、空间方面的特定组合方式。工程文化教育的实质是文化育人。因此,充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于探索高校工程教育的有效路径,构建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是目前摆在工科院校面前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高校工程文化教育的统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工程文化教育最终要培养的是优秀的工程师,当工程师们在面对工程利益与社会利益,或者说是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问题时,他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来对待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一个人感情的发展,会受到文化的规定,即感情定向。”因此说,以什么样的文化做底蕴进行教育,必将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感情发展方向。作为工程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兼有的专业教育。作为一种创新的工程教育,工程文化教育从知识目标发展到知识、能力、素质三维目标,必然要求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在辩证统一中的基础作用。这种人文科学所传递的文化,必将影响和规定着大学生的感情发展。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不可旁贷地成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基础。 二、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支点,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操作路径 1.“以人为本”是工程文化教育思想的根本工程文化教育要以人为本,既要注重工程科学知识体系的学习,更要注重工程文化的陶冶。在解决工程中的科学与技术问题之上,更加关注人与工程的和谐、工程与自然的和谐,把工程放到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培养学生正确对待工程,让学生感受工程文化。工程师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状况,对工程的设计、建设、实施等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即所谓的工程的人本意识。工程师把自然科学与工程组合起来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重要力量,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坚持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观,坚守工程伦理准则,学会在工程活动中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增强工程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 2.多角度、多渠道构建工程文化教育内容及形式一是通过定期举办中国传统文化讲堂或不定期举办文化学术讲座,增加学生的工程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工程人文情怀,提升职业道德。二是开设公共艺术选修课程和创新教育系列选修课,提高学生的工程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成为实践能力强、有创新精神、可持续发展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三是通过文字、实物等形式展现专业发展、技术进步、业绩积累、精神传承的历史过程,营造与创建和谐的文化氛围。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尝试建设工程文化博物馆,使学生从中受到工程文化的熏陶,提高工程专业素质和工程专业能力。四是通过举办由学生参与制作的各类工程文化作品展览,提前使学生感受工程文化的真谛,学到从事工程职业需要的文化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五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多学科、多门类构建工程文化教育的课程教学体系工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工程师,因而高等工程院校的课程目标应为培养优秀的工程师而确立。因此,工程院校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来设计、组织课程体系,课程教育要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其中,一个突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工程教育的课程应体现出工程的本质,而不是完备的学科。因为,作为学校教育,课程的第一目标是造就掌握工程科学技术的“人”,而不是展示学科的知识。为此,立足于中国的文化积淀,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伪存真,选择符合当前实际以及学生所能接受的优秀文化,实现工程文化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合统一,是当前工程院校应该破解的难题。这就要求工程院校在开设课程时不仅要有自然科学课程与专业课程,而且还要有传统的经典文化素质课程,并开设新兴的如工程哲学、工程伦理、工程生态、工程美学等工程文化教育课程。此外,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发挥教师资源的优势,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研究基地建设,不断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4.重体验、重感悟是工程文化评价体系的核心通过工程文化课程体系的构建,形成选修课、讲座、社团、文艺活动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方式,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检验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人文品格。教师在评价学生时,应注重检验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体验和感悟,摒弃单纯以知识的积累作为考评的唯一标准。激发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侧重于学贵力行的评价标准。通过采取学生在课堂上分享体会的形式,加强学生之间学习的交流,以此把握学生的学习收获。 三、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对中国高校发展的战略意义 1.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实现中国高校文化育人的目标高等教育肩负着为我国未来发展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这有赖于高校德育工作的成效。而工程文化教育则是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实施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教育。它与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百年大会上特别强调的“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从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目标是一致的。 2.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有许多国外学生渴望到中国留学深造。中国高校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国外合作院校积极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尽早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 3.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提高中国高校未来竞争力众所周知,高校属于社会系统中的文化领域,要想提高学校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应该注重对外的社会性和对内的学术性。未来的中国高校若想在国际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所应具有的核心力必须体现出中国特色。这就需要构建高校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精神,而这种文化传统是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基的。 优秀教育论文:不良家庭教育对学生优秀人格构造影响 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建立起与现代化要求相一致的人格范式。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告诫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财富、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改善,但同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倒退,人们在惊呼“:经济的发展是否要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经济领域里的“见利忘义”带来了某些人的人格缺失,出现了传统人格失效、现代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等表现的“人格危机”。部分中学生的理想人格状况也不容乐观,表现出社会责任感缺乏;重考试分数,轻道德实践;艰苦奋斗精神淡化;诚信意识淡泊;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需要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与培养。 家庭是爱的港湾,父母是孩子生命的创造者,也是孩子心灵的塑造者。可以说,孩子不是父母教出来的,而是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潜移默化影响出来的。皮亚杰指出“:人作为主体都具有可塑性,而青少年尤其大,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等外界刺激,往往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可以说,不良的家庭教育是孩子产生心理问题的温床,制约着孩子理想人格的塑造。 1教养方式不正确 现今的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多样化,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不正确。不正确的教养方式主要有:溺爱型,有的家长对其宠爱有加,无原则地迁就子女的要求,形成了他们自私、任性、骄横、暴躁等不良习惯。放任型,由于父母工作忙、嫌孩子拖累、对子女教育问题知之甚微等各种原因对孩子的行为不加约束,任其自然发展。忽视型,家庭过分关注孩子的成绩,忽视人格培养,致使有些孩子缺乏应有的责任心,缺乏行为养成教育,造成是非不清、为所欲为,以自我为中心等,导致人格错位。专制型,父母对孩子控制得很严,并且要孩子无条件服从自己的各种要求,一旦孩子违反,就会严厉地惩罚孩子。严厉型或者粗暴型,一旦孩子答不到家长的要求,对子女非打即骂,使孩子的心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2家庭结构不完整 大部分现代家庭的结构就像个三角形,父亲——母亲——孩子。和睦美满的家庭的三角形坚实可靠,给孩子提供和睦的氛围,让孩子的身心沿着正轨健康发展。而当因死亡、离婚、遗弃等原因而造成父母一方或双方都不在的家庭时,就产生了家庭结构的不完整,三角形就失去了稳固性,这类孩子的身心往往不能得以平衡发展,稍有不甚就会对孩子的发展、人格的健全带来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身的关注越来越多,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有些人让自己“跟着感觉走”,加上受到西方性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对人们的婚恋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我国的离婚率逐年增高,据分析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件离婚案例需要处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家庭的结构发生了变异:有的重组;有的断裂,只存在父子(女)或母子(女);有的名存实亡。在这种状态下,有些离异女性会把愤怒发泄到孩子身上,根据弗洛伊德理论,这是防御机制中的替代。通过使用防御机制,健康的自我能成功地防止引起焦虑的东西进入意识,但它容易导致孩子的人格障碍。另外,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留守青少年,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家庭结构不完整。在这种变化下,家庭的和睦氛围逐渐走远,欢声笑语越来越少,看到别人的健全的家庭,孩子产生了自卑,有时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心理,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如小A同学父母在深圳创业,幼时随父母在深圳生活。因父母担心南方的不良环境尤其是未成年人吸毒问题可能会影响小A的成长,便把孩子送回苏州就读,随祖父母生活。小A同学思维敏捷,每次在课上总要捣乱,探其原因是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课上捣乱是为了引起关注。国内外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双亲离异的家庭是向社会输送精神上和道德上畸形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北大博思心理咨询中心接待的众多来访案例证明,离异家庭子女会出现的心理变化有以下几种: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被遗弃感、怨恨感等消极情感;出现较严重的性格缺陷,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比如自我封闭,导致人际交往障碍和社交恐惧,嫉妒心强,悲观绝望无助,迷恋网络等不良心理现象;缺乏生活和学习的自信心,问题行为的发生率较高;离异子女的心灵创伤持续时间较长,难以平息和恢复。 3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 “望子成龙,望女成风”是许多家长的愿望;有些家长自己的理想没能实现,总感觉遗憾,于是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也加在孩子身上。这些无形中都增加了学生的压力,产生了严重的考试焦虑,对学习产生恐惧、甚至厌学、流连于网吧等场所。维果茨基认为,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能起到主导作用和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发生的基础是要确定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儿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把握“最近发展区”,能给孩子提出合理的目标,让孩子看到成功的希望。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大部分家长只重视智力教育,忽略了培养孩子的人格、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其实“,人的成长过程,就是文化的历程,就是雕琢和学习文化的历程。世间没有自然人,因为人性的由来就在于接受文化的模塑。” 4家长自身不良的素质 有的家长自身的不良行为,往往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某些不良习气。有些家长业余时间基本是在牌桌或麻将桌上度过的,有时三缺一,还要拉上孩子应战,还会说诸如“: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有的家长在训斥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拿人家的东西?我从单位拿回来的东西还不够你用吗?”“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都对孩子有耳濡目染的影响作用,家长的思想、观念、兴趣、习惯及为人处世的态度都给孩子暗示着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 优秀教育论文:国学教育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摘要:随着“国学热”席卷全国,人们对国学的关注越来越高,学界对“国学”这个概念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国学教育也越来越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国学教育的重新定位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形式。在弘扬国学教育的实践中,我们要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和开拓,将改革创新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增强国学教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国学教育也要以传统文化的特征为基础,根据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相关的教育探索和改革。教育工作者要合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甄别国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异同。认识到弘扬国学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关键词:国学教育;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改革创新 1引言 二十世纪初期,“国学文化”以及“国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都相继创办了国学院,并开展系统化的国学教育。当时就有梁启超、吴宓、梁漱溟、王国维等著名的国学大师。改革开放以后,国学传统文化又被重新发现,国学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也被重新评估。在教育领域,国学文化都受到了教育工作者的关注。近年来,教育改革越来约深入到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国学教育新模式也具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 2国学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之根 一种文化要想能够长久发展,就必须有扎实的根基,如果文化没有根基,那么就如同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木之无本,则必成枯木,水之无源,则必成死水。朱熹也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回到古代的生活,而是为了在新的时代里创造更好的生活,创造更高的文明。中华文明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夯实中华文明的根基。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国学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国学文化资源也非常丰富。在国学教育中,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有利于国学教育模式的创新,有利于提升国学教育的感染力。国学教育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长远的意义,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涵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国学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依托 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国学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体系的土壤为依托,以中国历代文明体系为基础的优秀文化资源。国学文化资源与我们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当前,我们正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遥相呼应的。例如,“爱国、民主、文明、和谐”其实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相得益彰,《大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孔子有“君子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理念,这些都是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的文化联系的。 4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完美人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也塑造一方人的品格。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品格。在进行国学传统教育时,我们要鉴别传统文化的优劣。在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例如,“三从四德”、“愚忠”、“愚孝”的观念,这些糟粕都要被阻绝在国学教育内。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则要大力弘扬,积极探索其文化价值。例如,“仁义礼智信”“爱国精神”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则要结合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要求,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国学教育的体系中,增强国学教育的引导性,塑造人们的优良品格。此外,我们也要探索国学教育的新形式,开展丰富的国学教育,建立完善的国学教育模式。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将优秀的国学经典读本纳入到必读文本中,引导学生从小就接触优秀的国学文化,从国学经典中学习优良的文化和精神。同时,还可以挖掘国学文化的广泛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学文化学习活动,如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国学故事会等。在各个阶段的教育体系中都要重视国学教育意义,引导学生自觉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5结语 综上所述,国学教育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丰富传统文化的内容,完善传统文化体系具有现实的作用。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学教育有机融合,改革国学教育的基本形式,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和发展性。弘扬国学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认识到国学教育的具体内涵,以国学文化为主要内容,引导学生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理念。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学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教育手段。国学教育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激发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运用多元开放的教育形式,开展多种国学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文化探索,培养文化涵养,在文化传承中进行文化创新。 作者:侯雨;张蕾 单位: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摘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本文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意义,通过剖析目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与存在的问题,系统地探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具有重要意义。[2]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体组成部分,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祖先所创造的、世代继承发展下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并为当代中国人所广泛认同和践行的传统文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中华传统思想理念、中华传统道德标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遗产等几个方面。[2] 1.中华传统思想理念。中华传统思想理念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关于天地自然、人类历史、修齐治平、为人处世等基本思想理念,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如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和治理理念,其中被历代中国人所崇尚并孜孜以求的包括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2.中华传统道德标准。中华传统道德标准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如精忠报国、敬业乐群、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集中体现了人与家国、人与事业、人与他人的道德标准和个人行为规范。 3.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遗产。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如处世方法、教化思想、美学追求和生活理念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等文化遗产。如语言文字、传统文学、琴棋书画、戏曲武术、传统节日、民间工艺、中医中药等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人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途径 (一)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意义 1.补充和完善教育主题。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为主阵地,其中包括本专科4本教材和研究生5门课程教学大纲,另外辅助以形势与政策课程和世界经济与政治选修课程。[4]其目的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因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强调的是政治意义和理论性,对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品德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强调的不够,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还有待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主题有益而必要的补充,使教育主题更加完善。 2.有助于实现教育目的。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多样多变,面对各种思潮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多样中求得共识,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增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阐释力,这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4]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呼应的部分为形成这种共识提供了突破口,有助于实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 3.巩固和发展新的教育途径。当前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发达的思想舆论传播途径。在全媒体的时代背景下,掌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特点和行为方式,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势力抢占新媒体的舆论高地是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新的任务和使命。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媒体这种教育方式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但90后大学生很快会产生审美疲劳,在新媒体中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巩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途径,甚至在未来会产生更新的受大学生欢迎的教育途径。 (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与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主要依赖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校内外环境、朋辈影响和新媒体等途径。各种途径各司其责,并相互呼应与补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目前该体系仍有诸多问题与亟待改进之处。思想政治课程体系作为主阵地,理论性太强,趣味性稍差,实践性不够;多数高校教学形式刻板陈旧,缺乏灵活性,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一场思想文化的盛宴有时候反而成了鸡肋。目前在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而不是全体师生,其他非思想政治工作专职教师和优秀学生的主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失,个别思政工作者对大学生的管理和引导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到位,言传多于身教,广大教师良好的师德师风和文化修养以及优秀大学生的示范作用对大学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还有待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环境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还没有完全形成,部分是脱节的甚至是相悖的。社会环境与学校、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使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也使一部分大学生无所适从。大学生相互之间的熏陶和影响的程度往往大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效果,但负面的居多。互联网和新媒体相结合形成的全媒体时代也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带来极大的挑战。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探索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通知要求,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其中对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做出了具体指示和要求。[2]各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主要途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学科建设 1.在高校设置传统文化必修课程 在所有高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必修课程,作为通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必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大学生中文运用能力的培养和考核,把汉语设为高校基础必修课,制定和实施大学生语言教育大纲,在高校开展好国民语言教育。大学生通过形成语言自信、文化自信促进其思想道德修养。 2.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设“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系列选修课 目前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程。今后要通过在所有高校开设“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系列选修课,如诸子百家、传统蒙学、中国伦理思想等,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客观地呈现在大学生面前,并通过适当的引导,培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态度。同时,通过开设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比较研讨课,增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 3.在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 在条件成熟的高校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专业教育。通过设置高校示范专业和特色专业,促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沃土和营养源泉。 (二)通过提高高校教师的传统文化素质进行言传身教 高校教师是大学生学习的榜样,模仿的对象。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因此,高校教师不仅要有高尚的师德师风和人格魅力,还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尤其要具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高校要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使之对传统文化知识融会贯通。通过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尤其要做到知行合一,主要通过身教来提高大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素质。 (三)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大学生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最终形成和巩固的关键的时期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高校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各高校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形地融入到校园文化中,在校园内外大力支持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社团和活动,让学生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内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高校还应加强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或庆典,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大力挖掘传统节日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在当今的现实意义,通过宣扬传统节日的精神和展示传统节日的魅力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的认同度,并使其对洋节日和当代商业节日有更加理性的认识和实践。高校还要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勤工助学岗位为依托,培养大学生自强自立的优秀品质。 (四)建立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展示和奖励机制 高校在招生、就业、课程和活动设置等方面鼓励形成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多举办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特长(如书法、国画、民族舞等)和成果展示活动。高校应以学术活动为载体搭建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以文体活动为载体提升学生践行优秀文化成果的能力,并开展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家庭传统文化育人协作作用,做到知行合一。各高校通过实施学术活动、校园活动、社会实践和家庭协作等各方面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形成的制度,逐步建立优秀传统文化奖励激励机制,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合力。 (五)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 在当今信息技术和新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结合我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际,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教育经验,努力形成与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相吻合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式。各高校要积极占据网络和新媒体教育阵地,打造绿色网络教育环境,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对大学生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 四、结语 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力量、获得营养。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今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用之不竭的教育源泉,我们应汲取精华,去除糟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等,通过巩固和完善课程和专业主阵地,加强教师和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发挥高校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建立成果展示和奖励机制,利用网络和新媒体的教育形式,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全方位合力等相对完整的教育途径,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在大学生思维模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等方面进行主题鲜明的教育,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主要内容积极贯穿到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之中,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宋达 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新时期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探究 摘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新时期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对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思想启迪,精神引领和道德提升的重要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加强新时期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1] 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2]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历程中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民族特质和历史风貌的反映。中华民族在中华文明的创造过程当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成果的结晶,是由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创造、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质和历史风貌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大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一)对传统文化认知不足 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最富有活力、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代,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程度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当代大学生自身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薄弱、根底不深,易受各种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西方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金钱至上、盲目崇拜、唯利是图等思想屡见不鲜。因此,大学生要不断地学习和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自己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投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中。 (二)当前大学生的教育观念意识淡薄 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淡薄,部分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他们对文化的关注大多集中在通俗文学、卡通漫画、时尚杂志方面,对传统人文经典、文史哲类的书籍关注比较少,积极主动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少之又少。调查发现,在大学阶段,能够真正的读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很低,对中国一些传统节日的来龙去脉了解透彻的大学生亦很少,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度很低,对本民族文化知之甚少。另外,部分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存在部分偏见而对西方文化却顶礼膜拜、狂热追求,认为西方文化都是精华,以自己知晓西方文化为荣。当今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不深、掌握不够,观念意识淡薄,认知存在偏差,迫切要求探索相关路径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三)践行能力欠缺 坚持内、外化相结合是当前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由于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存在偏差,观念意识淡薄,因此,在实际学习和生活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能力欠缺。实践活动既是理论学习的延伸,更是大学生养成教育的深化,大学生只有在观念意识上形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才会积极主动的躬行实践,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外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 二、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意义,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宝贵而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内容,能够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只有在大学生中大力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才能使中华民族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民族发展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民族精神,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大学生了解祖国的过去、今天,有利于让学生亲身领略中华民族的风采,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恢弘气度,激发大学生对本民族的热爱,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油然而生,促使大学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另外,“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外,“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爱国情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使大学生形成自觉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观念、意识。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社会上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新一代,学习和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大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精神追求。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利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以中华文化的精神积淀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行、人格。因此,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意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因素,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化为学生内在的精神素养和价值理念。 (三)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其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宝贵而丰富的价值资源,例如“仁”“义”“礼”“智”“信”“和合”“中庸”等思想,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养成,对大学生学习、生活以及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与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要加强在大学生中宣传、推介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以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内核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品行、人格,发挥文化的人才培养和引领作用,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路径选择探究 新时期的大学生大多数是80、90甚至00代,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认识不足、观念淡薄和践行能力欠缺等问题,因此,切实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路径的探索,提高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一)开设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相关课程和讲座 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传承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要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巧妙地引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课程以及其它专业课程中,发挥课堂教学对大学生教育的基础性和主渠道作用。大学教育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重要作用,使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适时引导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另外,要积极利用好讲座对大学生教育的特殊形式,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课堂教学形式相比,讲座形式的教育更加的开放和灵活,更具有感染力和渲染力。更能够引发大学生的情感共鸣,激发大学生学习和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因此,要积极举办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教育讲座,发挥好讲座对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以此来推进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要把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作为载体,使大学生时时处处都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校园文化活动以大学生为主体而组织和开展,他们既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既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活动既是理论学习的延伸,也是课堂知识的升华,更是大学生养成教育的深化。”[3]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积极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积极组织和举办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主线的校园文化活动,也可举办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报告会,通过演讲、知识竞赛等形式,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激发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营造浓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文化环境氛围,扩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深度与广度,使大学生时时处处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要切实举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文化沙龙活动,例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展览会、演出活动等等,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大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 (三)组织开展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实践活动 课外实践活动具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优势,通过组织大学生亲身参与到蕴含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中来,使大学生亲身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更能够激发大学生学习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和热情,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应结合实际情况,利用当地场馆资源,有计划地组织大学生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参观民族历史博物馆、文化馆或其他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旅游景点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等,使大学生能够在实地观赏与参观游览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从而加深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激发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四、结语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抓手。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要提高对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的意识,积极探索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外联动路径,增强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大学生形成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作者:贾艳芬 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落实 《四川教育杂志》2015年第Z1期 一、教学师资:不拘一格用人才 由于多年忽视,中小学国民教育中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非专业研究者很难胜任其传播重任。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建立一支专业的教师队伍尤为重要。但在专业队伍尚未建立之前,为了切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教学师资上可以“不拘一格用人才”,如《纲要》所言,“鼓励民间艺人、技艺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职业教育教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双向进入’机制,设立技艺指导大师特设岗位”。 以四川的绵竹年画为例,绵竹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齐名,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被列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绵竹年画南派掌门人”的著名老艺人陈兴才,有民谣如此:“村名叫做射箭台,住个老汉陈兴才,伏羲南派他掌门,年画技艺传下来。”陈兴才10多岁时便师从父亲学习年画制作,在70多年绘画生涯里,其年画不仅被当地人在过春节时张贴,还被美国、日本、欧洲的爱好者收藏,如今他的手艺正在两个儿子手中发扬光大。此外,四川还有能在25秒内变14张脸的“变脸大师”彭登怀,有从事蜀绣50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郝淑萍,有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这些或藏于民间或驻于馆内的大师,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师进校园”并非难事,我校就曾在教师节、艺术节邀请过川剧院的艺术家为师生表演《贵妃醉酒》《三岔口》《昭君出塞》《拾玉镯》《盗库银》等传统剧目,共享国粹盛典。 二、教学形式:知行结合重入脑 《纲要》指出,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和督导机制,研究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标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通俗来讲,即以考试方式加强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与落实。如果考查中能避免死记硬背,注重方式的灵活多样,则可以有效引导中小学的教学。不过笔者以为,传统文化的教育重在激发兴趣、联系生活、入脑入心,只要精心设计教学方式,合理采用教学手段,有效抓住教学契机,用好多种社会资源,也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体现学段特点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当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充分利用学科特点进行有机渗透,尤其是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除此之外,还应当“根据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区分层次,突出重点”,灵活变换教学方式。小学阶段重在寓教于乐,多采用故事、游戏、歌谣等活泼有趣的形式。如石家庄市大谈小学以配乐、舞蹈的形式,编排了一套《三字经》课间操,孩子们一边诵读《三字经》,一边做操。中学阶段则可以采用文化讲座、实地参观、实践体验、知识竞赛、歌咏比赛、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使传统文化的教育多样化、生动化。如北京四中设定专门的国学日,在当天开展祭孔活动和礼仪剧展演。 2.教学时间抓住契机,用好常态生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传统节日和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和成人礼仪、祭祖礼仪等传统节庆和礼俗。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用好这些传统节日,组织学生进行文化探寻。如了解春节的来历,熟悉春节的习俗,学习春联的写作等等。又如在学生年满十八岁时举行成人礼仪,帮助了解古代的成人礼仪文化。成都的杜甫草堂每年正月初七都要举行祭拜诗圣活动,主祭人仪态庄重地完成净手、奠帛、诵读祭文等环节后,都会有中小学生集体诵读祭文。 3.教学场所物尽其用,开发社会资源《纲要》要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中,“要利用学校博物馆、校史馆、图书馆、档案馆等,结合校史、院史、学科史和人物史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育人作用”,要“充分利用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站)、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剧院、故居旧址、名胜古迹、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的街区等,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除了课堂这一固定场所,传统文化的教育还可以大力积极拓展教学场所,大力开发社会资源。 以四川为例,在杜甫草堂感受杜甫心忧天下的儒家思想,在武侯祠领略诸葛亮运筹帷幄的兵家智慧,在广汉三星堆和金沙博物馆探索古蜀文化的奥秘,在望丛祠追寻古蜀文明的起源,在青城山的香火中走近道教文化,在都江堰重温李冰治水和文翁化蜀的历史伟绩……用好身边的这些社会资源,便可让传统文化和历史遗迹在现场教学中重新焕发出活力。 作者:田间 赵清芳 单位:成都市石室中学 优秀教育论文: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探索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主要的思想理论体系,思想理论的主体是儒家文化,不同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分析大学生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深远意义;接下来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基本精神、内容和实质,目前加强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要求以及作为大学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最后介绍我们在传统文化学生讲坛、孔子学堂专家讲座、传统文化社团活动的开展、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方面开展的实践、探索以及取得的成果。 关键词:传统文化;孔子学堂;大学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的积淀、智慧的结晶、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穿越时空、价值不朽,它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着[1]。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其主体是儒家文化,另外还包含着道、佛、法、墨等其他各家学说,唐宋以后儒道佛三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理念等纷纷进入中国,冲击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文化信仰等,处于价值观和思想形成期的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反应尤为剧烈,部分大学生甚至将对传统的背叛视为进步的标志,不明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大业的重要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有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此,加强当代大学生中华优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热爱、传承、创新,并使大学生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那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基本精神内容呢?张岂之认为: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四方面的基本精神: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奇偶精神、会通精神。[2]第一、人文精神,重视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第二、自然精神,中国古代各个学派都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即所谓“天人关系”;第三、奇偶精神,从阴阳、五行、八卦到孔子的“中庸”说、老子的“抑损举补”理论,从哲学到其他文化,如中国古建筑、古代都城布局等等都体现了“奇偶”变化的辩证思维;第四、“会痛”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有能加以消化吸收用以丰富自己,体现出“会通”精神,如先秦时期许多学派间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还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如印度佛学被改造而融汇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中国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3]他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时总结认为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纪宝成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八大精髓: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为政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社会秩序建设上的和谐意愿、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事业追求态度上的自强精神、解决矛盾方式上的中庸选择、个人理想追求上的“修齐治平”、社会理想上追求“小康大同”。[4]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是相对于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的,文化的具体表现包括物质、制度、行为、思想意识等层面,无不和内在的文化精神相关系,优秀传统文化实质上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和要求 古人的智慧,很让人赞叹,比如说哲学,我们有很多的哲学家,却很少有人能如老子一样写一本《道德经》传承久远,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文字,被世界各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所研究;有很多的历史学院和历史学家,却很少有人能如司马迁一样写出一本《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多的军事院校、军事科学家,又有谁能写出一本书,如《孙子兵法》,仍然被西点军校奉为教材,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其实中国古人的智慧,不能说是后人没有办法超越的,但是它确实是后人难以超越的。诸如这样的经典,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数不胜数,曾说:“要把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这个经典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价值取向,还有人格、人生境界都包括在经典里面。”人的修养、文化的素养、汉字书写能力、口语表达能力也都包含在经典学习当中。我们要建立的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学习、传承和创新的问题,这需要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人,要认识客观事物,要认识得清楚,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心先清静下来。一个好的老师,能让他的学生变化气质。而有一个人,有一本书,能让一个民族变化气质,这个人就是孔子,这本书就是《论语》,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种气质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气质。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它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什么才是民族智慧的结晶。1988年,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巴黎,曾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的中国的儒家文化那里去寻求智慧。在联合国的总部也刻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党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将其融入中国发展道路,将实现对传统文化完美的“超越式传承”,开启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治国理政情怀的新篇章。比如: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改革发展作为主题,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讲到有关传统文化问题: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制定本指导纲要。阐述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和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入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教育部于2014、2015、2016年连续三年组织开展了“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各地各高校高度重视、积极响应,依据每年的主题紧密结合大学精神凝练和校园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效果好、影响大、有特色、可推广的品牌活动,对引导高校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反响。 三、大学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大学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至少承担着四个方面的职责与历史使命。第一、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倡导者。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首先应认识、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系统研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学生读经典、读原著,深入系统地学习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第二、文化多样性的推动者。增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融汇,而大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从本义上讲,大学就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含义,代表着知识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大学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应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应通过各种交流、活动、竞赛、报告等促进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第三、传统文化创新的实践者。传统文化创新至少应包括以下两点:一是促进人文学科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二是促进人文与科技生活之间的交融;第四、先进文化引领的先行者。一方面,大学应对落后、消极、低俗的通俗文化进行学理上的、建设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大学应通过加强对高雅文化的追求和传播,对真、善、美、爱的阐释和倡导,创造性地引领大学生。大学应成为先进文化引领的先行者,成为新时期民族精神的象征。2013年3月同志在中央党校80年校庆时的讲话: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2013年11月同志在考察山东曲阜孔庙时提及传统文化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2014年2月24日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和探索 1、传统文化讲坛传经典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明进步理念,我们在学院内组织大学生开展“论语小讲坛”系列活动。《论语》是“四书五经”之首,是世界了解和研究中国的重要典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2014年下半年着重开展的“论语小讲坛”,共举办了八期系列活动,主要由对传统文化富有浓厚兴趣并潜心钻研的16名学生代表从道德、修养、处事等多方面为广大同学解读经典内容,并邀请相关老师和专家对活动进行评析和指导。分享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人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趋向的基本思想。《三字经》小讲坛于2015年6月19日首次开讲,共举办三期,先后有九名同学选取《三字经》中的经典语句进行深入浅出、周到细致的讲解。他们或围绕孟子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主张展开叙述,或以“勤学”为主题讲述主观努力对于成才的重要性,或以“修身”为主题为同学们指明修身之道。《三字经》作为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贯穿着“仁、义、诚、敬、孝”的核心思想,有利于使世人更好地达到“德行合一”的“圣人”之境。 2、孔子学堂扬传统 “孔子学堂”是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目标,以“写好字、读好书、做好人”为宗旨的公益性社会教育基地,致力于探索孔子教育思想与现代学校教育、社区建设、企业发展相结合的特色文化发展之路。孔子学堂落户学校后,学院于2015年上半年开始承办学校孔子学堂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校内大学生主讲的《三字经》小讲坛和校内外专家学者主讲的传统文化讲座。《三字经》小讲坛响应了党中央关于弘扬传统文化教育的号召,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积极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山东中医药大学郭瑞华教授专题讲授《黄帝内经中的四时养生观》、齐鲁工业大学刘新利教授专题讲授《孔子与琴》、陈京伟教授点评《三字经》等校内外专家学者也应邀做客孔子学堂。孔子学堂作为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的工程立项建设,全面系统设计校园文化系统,打造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精品工程,将努力把系列活动做大做强,引导学生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礼韵汉服颂文化 2013年,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的礼韵汉服社成立。在学院团委的指导帮助下,礼韵汉服社近一年来开展了一系列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易学文化沙龙、汉服科普讲座、趣味纸汉服活动、中秋月夜祭活动等等取得的非常不错的效果,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4、创新形式建体系 接下来将积极探索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形式和新办法,以不同载体和依托,内修内涵,外树形象,持续推进各项相关工作。致力于着力打造以本校同学讲解为支撑;以专家学者讲座为重点;以读书沙龙活动为基础;以专题文化展演为依托;以网络阵地推广为突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体系化建设。 作者:吕丽红 郭玉晶 李翠 刘文龙 高欣明 单位:齐鲁工业大学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启示 摘要:提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大学礼仪教育 礼仪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学教育是塑造理想人格的关键期,礼仪教育则是通往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将礼仪教育融入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是进一步落实价值观的重要举措。 一、大学礼仪教育的本质 要回答什么是大学礼仪教育,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礼仪教育。礼仪教育则是将礼仪的内涵、观念、表现形式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手段进行传递,使受教育者感受到礼仪文化的博大,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礼仪教育的价值所在,有三个层次:首先,对于个体来说,是对仁德的追寻,让个体的行为更加符合道德规范;其次,对于社会来说,是在人际互动中更懂自我约束,更懂尊重与理解,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再次,对于国家来说,礼仪则是用完整的规范体系,建立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使国家和而不乱。依据上述论述,我们认为大学礼仪教育是指:高校根据礼仪规范及道德建设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大学生的言行举止、内在素质进行必要的礼仪指导、修正和教育的社会活动。其主要是向大学生传递礼仪文化知识和常识,指导大学生践行礼仪,从而转化为个体的行为或价值规范。其根本目的是推动大学生知美德、塑美型、养美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界定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演变与融铸中,在与外来文化的不断交流、冲突与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自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在11年间,全球已建立孔子学院和课堂700余所,普及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它们将汉语和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五大洲,可谓是21世纪的文化“新丝绸之路”。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保护和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竟如何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切实提高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实效性,这是值得所有人关注和深思的议题。 (一)中国传统儒家礼文化的启示 1.要将儒家礼仪要义与现代的礼仪规范有效融合发展 传统礼仪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精神痕迹,无论是礼仪的起始发展还是礼仪的行为方式,一些积极的礼仪行为,比如“诚敬、“孝亲”、“敬长”等都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因此,我们在从事礼仪教育的时候,万万不能丢弃传统礼仪,不能否定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否则,在学习现代文明礼仪时,总有文化内涵缺乏,像是空中楼阁之感。 2.对儒家礼文化进一步溯本求源 部分大学生热衷于日剧、韩剧,大部分原因是被剧中人物的礼仪举止及其透露的礼仪文化所吸引。假若大学生礼仪教育中进一步深谙儒家文化,就会了解到日剧、韩剧中的礼仪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曾经受到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教师要能够将当下大学生流行和追求的时尚元素整合和分析,追溯其在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始末,这样既可以使得学生既能了解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历史背景,又能够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 (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礼仪的原则 中华礼仪的内容很复杂,条目虽多,但也不影响人们对它的记忆和践行。因为中华礼有它的提纲挈领,不难把握。这个纲领是什么,这个内涵是什么,在前人智慧结晶的总结下,大体可将礼仪的原则归纳为敬、静、净、雅、慎五个字,也供大家讨论。 1.敬 所有的礼仪,都包含“敬”的原则,没有敬就没有礼,可以说“敬”是礼的核心。《孝经》一言以蔽之:“礼者,敬而已矣。”《礼记》开卷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古代所有的礼,都是试图培养人们内心的“敬”,对父母、对兄长、对配偶、对事业,都不能有不敬之心。 2.静 一个修养很好的人,身上都有“静气”,神定气稳,沉静从容。《大学》开卷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古今成大志者,皆懂得“宁静而致远”的道理,俗话说:“宽阔的大海平静,浅窄的小溪喧嚣。”所以说,静是君子的气象之一。 3.净 越是文明的民族,对居住、食品、衣服等卫生要求很高。中国人自古讲究卫生,甲骨文中的“若”字,是一个人洗完头之后在梳理头发的样子。头发梳理整齐后,还要挽成发髻,插上用骨或玉做的笄,把它固定住,发髻外面还要用一块帛巾包好,然后再带上冠,很是讲究。至迟在唐代,政府工作人员都有每旬一沐浴的规定。还有,在祭祀中,人们往往格外注重祭祀场所、祭祀牲畜、祭祀器具等的卫生情况,因为,人们往往通过“净”来表达内心修养和尊敬之意。 4.雅 生活文明而又有教养的人,言谈举止必然都很文雅。《礼记》就有文雅用餐的规定:吃东西不能发出声响;汤要小口喝,不要弄得满嘴都是;吃骨头时不要啃出声音来等等。此外,关于坐姿、站姿、服饰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都说明古人在交往中对典雅的辞令的运用十分讲究。 5.慎 我国古代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德范畴——慎独,即个人闲居独处时,也要守礼自律,不可有越礼的非分念想。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信仰之神。中国人要通过礼来把握自己,礼是道德的具象,是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不需要神的监督它也存在。这个监督者就是“慎独”,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就是内心坚守的道德和良心。 作者:陈莉莉 单位: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摘要] 思维和语言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性,语言是思维的外在体现,而差异化的思维方式则体现出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二者之间发挥着相互促进和影响的作用,长期以来,中西方思维方式则存在本质差异,体现在主体与客体、形式逻辑与辩证思维、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直率与含蓄等多个方面,对英语翻译和教学产生深刻影响。对此,为提升高校英语翻译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良好语言表达能力和英语思维,提升英语翻译水平,需采取以下几点教学改革策略,即:明确思维差异,克服翻译障碍;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学习热情;夯实词汇基础,建立同义词网;借助具体案例,培养英语思维;注重日常积累,形成对比习惯,以此探索英语翻译教学新思路。 [关键词]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英语翻译;教学改革 引言 由于历史发展进程中,中西方人民所处地理环境不同,形成差异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语言作为思维传递的载体,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在语言表达上体现十分明显。在对比和解读中西思维方式差异性的过程中,能够发现语言差异的根源,继而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英语翻译,提高翻译技巧运用能力。 一、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解读 (一)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反映的过程,通常情况下,是立足于概念表象的基础上,展开综合性的判断、推理、分析等认知活动过程,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活动,在社会实践中产生。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是通过特定符号进行情感与意愿表达,继而实现思想交流和人际交往的作用。换言之,语言是人类思维与认知的组织和体现,亦是思维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形、义、音相互组合,在大脑皮层细胞中储存,并正常参与人类的思维活动。由此可见,思维和语言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语言材料是思维的重要组成,同时思维对语言组织和体现具有支配作用。具体而言,若缺少语言的支撑,思维则难以形成特定的形式,并难以得到证实。相反,若缺少思维的支撑,语言则难以体现出其功能。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功能,且在彼此推动和促进中发展。 (二)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体现 思维作为人类共有,会由于历史、文化、环境、地域、民族等因素的影响,继而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思维定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主体与客体差异,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性,中国以人本文化为主,强调以人为中心,在人本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民族特有的主体思维方式。而西方文化则注重物本文化,强调以客观物体为主体,注重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西方特有的客体思维方式。两种差异化的思维方式,在语言上的体现有明显差别,汉语表达中通常将有生命的名词为主语,而英语中则以无生命名词为主语,汉语中主动语态应用较为广泛,而英语中被动语态的运用频率较高。第二,形式逻辑与辩证思维,在英美国家的文化背景下,更强调形式逻辑,汉语民族受到传统文化影响,更注重辩证思维。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差异,在语言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别,即形合与意合在英语语言中强调语句、语法的逻辑严谨性,需要准确选择语句之间的连接词。且这些连接词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完整表达语句含义的关键。汉语语言表达的过程中,强调其内在含义的完整表达针对语言的句子形式,并不注重通常会将其中的连接词和关联词省略。第三,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这也是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最明显的体现。在英语语言中要含诸多笼统概括的抽象名词,进而用于呈现复杂的情绪,而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却难以在汉语语言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和表达方法。在汉语语言中,习惯于运用形象语言将虚无的抽象概念表达和呈现。所以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将抽象化的词汇以形象化形式表达出来,才能增强译文的生动性和可读性。第四,直率与含蓄,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西方人通常会直接表达内心情感,而中国人则不注重内心感受的直接表达,主要是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在英语表达的过程中,通常直接直入主题,将重要信息率先阐述,其次补充其他的次要信息。在中国人的语言表达中,通常会先描述事件的背景与环境,在渲染后进入主题,句子的重点大多在后半部分。 二、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对英语翻译教学的影响与应用意义 (一)影响 翻译主要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分别为客体主体与工具。而思维是作用于翻译客体与主体的关键,亦是语言转换的基础。所以,在语言翻译与转换的过程中,思维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必然会对语言转换产生一定影响。对此,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把握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思维方式差异,才能做到精确的翻译。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对英语翻译产生较大影响。首先,由于思维习惯差异性,学生在词义理解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在一定程度降低翻译的准确性。在英语语言表达中进行形象比喻的语句,与中国传统的成语典故具有较大差别。继而需要翻译主体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比喻对象进行更换,才能符合汉语的思维习惯,并完整表达原文语句的含义。例如,“asdrunkasamouse”,其含义并非“烂醉如鼠”,而是“烂醉如泥”。其次,由于思维风格的差异性,导致语言表达的侧重点不同,对译文质量具有较大影响作用。所以,需要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适当调整原文词序,呈现出符合目的与逻辑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译文。再次,思维中心差异性,语态表达的显著差别,容易在学生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造成译文的错误性。由于中华民族以主体为思维方式,更注重主观感受,对客体现实是否符合逻辑形式的重视度相对降低,这种思维方式和习惯,容易出现语态变化的翻译错误。最后,思维侧重点存在差异性,在语言表达形式方面有较大差别,对英语翻译的流畅度产生影响。由于英美的思维方式中更注重形式逻辑,所以在语言的句式结构中,通常是主从扣接式,在汉语的思维方式中,对形式逻辑并不重视,所以其句式结构为流散铺排式。在进行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因思维方式差异而使句式特点具有较大差别,需要对英语语句的句式结构进行转换,满足汉语的思维逻辑。 (二)意义 高校在开展英语翻译教学的过程中,将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性融入其中,能够培养学生英语思维和跨文化翻译意识,切实提高学生翻译水平和译文质量,为学生未来参与工作和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在英语翻译教学的过程中,根本教学目标并不是提升英语翻译质量,而是在反复的英语翻译练习活动中,使学生形成英语思维能力。将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融入英语翻译教学,通过英汉思维对比使学生深入认知和解读西方英语文化,继而形成良好的英语思维和跨文化翻译意识。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不断拓宽知识学习视野,使自身具备跨文化翻译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和分析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性,有助于使学生了解西方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和逻辑思维,正确认知两种不同语言的口语表达形式,继而在英语翻译时能够准确进行词语替换,呈现出准确的译文语句,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翻译水平。 三、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背景下英语翻译教学的改革策略 (一)明确思维差异,克服翻译障碍 在英语翻译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为有效克服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而产生的翻译障碍,首先,需正确利用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因素,挖掘其目的语的语言特色,深入解读社会文化的背景知识。在此基础上实现信息有效整合,理解语句及文章表达的内在含义,培养学生英语翻译能力。其次,注重了解目的国的历史地理以及文化。历史地理具有很强的时空感,对文化的影响极为深刻,在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需加强西方历史地理知识的学习和了解,达到更为理想化的英语翻译效果。与此同时,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与取向,这是理解文化行为的基础和前提。英语教师通过带领学生解读中西方价值观念差异性,帮助学生理解语言现象,提高译文翻译质量。此外,解读西方风俗习惯,了解西方的重要节日、特色等,如圣诞节与中国春节相似。最后,正确审视语言学习和翻译过程中容易出错的文化因素。长期以来,高校英语翻译教学过度注重语言形式,却忽视其社会意义与实际场合运用。例如,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过程中,通常会以关心对方生活的形式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但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却认为,这是对他人私事的干涉。这样一来,学生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则不会过度解读西方人的语言表达,避免出现不符合思维方式的译文。 (二)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学习热情 中西方思维方式之所以存在显著差异性,是由于文化历史背景和长期社会生活所导致,在中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已经形成固有的思维模式是很难改变的。在开展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若教师一味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兴趣不断减弱,不利于学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提高英语文化和思维的理解能力,难以培育良好的英语思维方式。因此,在英语翻译课堂教学过程中,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播放英文电影和视频片段,营造良好的语言学习氛围,在学生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能够了解西方文化生活和生活习惯以及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与中国人存在的差异,在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中掌握更多英语翻译相关知识,增强学生语言灵活运用能力。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播放“EllaEnchanted”英语电影,让学生在观影过程中,了解西方人的见面语以及语言表达形式的差异与现实文化生活中中国人的语言表达进行对比分析,自主探究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性,继而形成良好的思维对照习惯。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于英语翻译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的学习和了解西方思维,发掘中西方思维的差异性,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视野,形成良好的跨文化思维能力,继而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准确运用,提高英语翻译水平。 (三)夯实词汇基础,建立同义词网 具备扎实的英语词汇基础,是翻译的基础和前提,但在英语翻译课教学过程中,缺少充足时间对学生展开系统化词汇教学,而引导学生自主建立词汇系统和同义词网络具有必要性。对此,可以借鉴PaulaJullian学者提出的词汇产出课理念,将教学氛围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为学生提供中心词,引导学生采集与其相关的词汇,继而形成词汇子集。第二,按照学生所区分的一般语义特征展开词汇的合理分类。第三,让学生根据中心词构建横向或纵向关系的同义词网络。第四,对目标词的使用语境进行识别和分析,继而寻找与其相匹配的语义。第五,加强新词运用,使学生能够根据联想提供有助于体现目标与语义内容的例句。第六,展开英语词汇的深入研究,并在课堂中展示自身的研究成果。具体在英语翻译教学中的运用。对学生英语翻译过程中,同义词翻译所运用的不同词汇为学生布置学习任务,引导其查阅词典和探讨,选择与语境最相符的词汇,继而形成词汇子集。在这样的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能够使学生形成扎实的词汇基础,不断扩充自身的词汇量,并通过英语思维的分析,形成良好思维能力,为学生英语翻译过程中的准确表达奠定坚实基础。 (四)借助具体案例,培养英语思维 由于传统英语翻译教学模式枯燥无趣,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普遍学习兴趣和热情偏低。对此在教学改革时,教师需引入具体案例,通过讲故事的教学方式,充分吸引学生学习兴趣和注意力,继而在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对比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翻译意识和能力。由于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其语言表达各具特色。中国人的语言表达相对客气和委婉,会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彼此谦让,并使用礼貌用语,例如您请、您先来等。但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中,通常运用“Afteryou”表达礼貌,体现出中西方思维在先后方面的差异性。所以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使得英语翻译过程中会出现差异化的语言表达内涵,需要结合具体语句展开分析,才能完整呈现原文的语言含义。例如,针对语句“Nowonderthegirldespisesme,thewayyouencourageher.”在这一语句中,实质上encour⁃age原本并不存在贬义含义,但是作者在该语句的含义表达时,却略带讽刺意味。因此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完整地呈现作者的讽刺含义,可以借助口语化的词语,将真实原文含义完整表达。 (五)注重日常积累,形成对比习惯 在日常开展翻译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需指导学生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加强日常知识累积,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继而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呈现出良好的英语思维能力,切实提升整体翻译水平。例如,在日常翻译课堂教学中,教师可让学生准备专门的笔记本,用于日常知识积累,将英语阅读和学习过程中,所发现的英语思维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进行记录,定期查阅和复习,不断促进知识巩固,掌握更多的英语翻译技巧和方法。此外,英语教师可以在课堂中组织英译汉、汉译英的小活动,引导学生进行多样化翻译训练,考查学生的翻译技巧,使用情况是否能够准确表达英语语句含义,提高翻译教学活动的灵活性与实用性。客观公允地评价,既要肯定学生,又要指出学生需要提升的地方。在这一过程中,英语教师还应当以谦虚的态度获取学生的反馈意见,以改善和调整自身的教学设计。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高校英语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需要时间探索和检验的,在短时间内必然还会出现各种各样新的问题,既需要教师的主动推进,又需要学生的积极参与,更离不开学校和全社会的有力支持,只有各方共同努力协同推进,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合力,多措并举,才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等教育结合提供助力,达成人才培养目标,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 作者:官印 陈魏芳 单位: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一、新课改背景下对中学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对中学历史教师专业发展有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教学目标,他们已经不再是简单地以教授学生历史知识为主,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正视历史,从历史的发展轨迹中探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未来服务。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从教师层面入手,让他们的教学思想、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都满足要求,这样才能保证后续工作步入正轨。 (一)教学内容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 就历史教学过程而言,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对学生学习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中学生来说,教材上的内容有的很有吸引力,但是有的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这就需要教师懂得取舍,在不违背教学大纲条件下可以适当地添加一些具有趣味性的教学内容,也可以适度抛弃一些不重要而且很枯燥无味的内容,这样处理教学内容不仅有利于教师专业发展,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听课兴趣,完善教学过程。学习历史是个既庄严又具灵活的过程,庄严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尊重层面上,要尊重历史真相,让教学内容更受学生欢迎,这也很考验教师的专业讲课能力。 (二)知识体系不完善需要教师重视自己的专业发展 当前,学科综合是教学的一个主流方向,一名教师只懂得自己的专业知识是很难有发展空间的,因为单一的研究一个领域、一个方向而忽视其他学科对历史教学的影响,就会把历史教学限定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从而制约历史教学过程的健康发展。历史并不是一个单一化的过程,其与地理、传统文化等内容息息相关。但是大部分的中学历史教师在其他方面的知识都较为薄弱,对实现综合教学有一定的困难。所以,知识体系不完善需要历史教师重视专业的发展,扩大对其他学科内容的学习,提高自身教学能力。 (三)教材内容的添加要求教师加强专业学习 在新课改环境下,学生所使用的历史教材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仅知识结构、编排顺序有所更新,而且还添加了一些新的知识。如果历史教师不及时补充相关知识而故步自封,那么就很容易陷入知识陈旧的泥潭,难以自拔。教材内容的添加需要教师根据自身的需要及时补充养分,避免被历史淘汰,影响教学。 二、新课改背景下中学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 针对新课改背景下,中学历史教师专业发展要求,教师有必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完善教学,以自身现有基础为参考,改变教学策略,按照专业发展严格要求自己,扩大知识体系,加强与其他相关科目教师的教学,实现综合性教学过程。 (一)教师要扩大自身知识结构 要摒弃传统的教学理念,不要把教学范围限定在历史这个小圈子里,要尽可能地把其他内容添加其中,让学生借助于其他科目知识深入理解历史内容。帮助学生找到不同科目知识与历史知识之间的联系,让学生能够有计划性地学习。历史知识内容体系庞大而冗杂,很多时候都需要教师把这么复杂的内容抽丝剥茧才能让学生理解得更为透彻。 (二)合理选择、分配教学内容 历史教师要学会合理选择和分配教学内容,根据学生兴趣和知识对学生影响力的大小进行划分,当学生听课兴趣高涨时,要把重点知识进行讲授,而当课堂氛围沉闷的时候,教师要尽可能地选择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教授。这就需要教师熟练掌握不同章节内容之间的联系,做到运用自如。 (三)尽可能保证教学语言具有幽默性 看过《明朝那些事儿》的读者都知道,不仅内容引人入胜,而且语言风格十分诙谐幽默,给读者一种很轻松而且愉悦的读书享受。所以,历史教师也可以借鉴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尽可能地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给学生创造一个欢快的课堂环境,促进专业发展。 三、结语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学教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使人们逐渐意识到,更新传统教育教学理念,有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由此可知,探究《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中学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1]黄虚峰.关于中学历史教师的素质要求和培养模式的建议[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4). [2]冯章葆,严红妹.试论新课程背景下中学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J].江苏教育研究:实践版,2009(1). [3]吴红霞.高师历史教育专业培养学生教学基本功的思考和实践[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 作者:戚庭跃 邢昌明 单位:通化师范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宁省抚顺市第五十中学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浅谈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农村建设 图书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乡镇 产业结构调整 文化建设 和谐发展 精神动力 论文摘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乡镇图书馆作为最贴近农 民的基层图书馆,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它在提高乡镇农民的文化素质 ,促进农民知识更新 、创新 ,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农民所需竞争情报和对称信息,创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促进乡镇和谐发展等方面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营造读书氛围,提高农民素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八亿多人 口在农村农 民文化水平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必须看 到,我国许多贫困乡镇 的农 民,文化程度都偏低 ,文盲和初 中以下文化人 口所占的比例很大。这不仅直接影响农村人 口的终生教育、知识创新与致富脱贫,而且制约着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对竞争情报 、对称信息的需求。要改变这一落后状况 ,在成年人 中单纯依靠成人教育 ,显然不现实 ,也不太可能。作为基层文化活动的依托和载体,乡镇图书馆已被群众视为知识的大课堂、思想 的加油站 、精神的栖居园、孕育和催发文化创造的发祥地 ,是增进身心健康 ,调适社会关系的文化港湾。乡镇 图书馆既是农村中最基层的公共 图书馆 ,又是传播科学、文化、教育知识的重要阵地。它面向基层 ,无偿或者部分有偿地服务于社会大众 ,涉及到每个社会成员及其整个人生历程。它丰富的藏书,是农村的一个知识宝库 ,通过书刊流通,可以逐步培养一大批喜欢读书的读者群,进而在农村营造 出良好的读书氛围,发挥社会教育、情报 服务和文化娱乐的职能,开发读者智力 ,提高农 民文化素质。在信息化社会中,随着各类教育的开放与融合 ,乡镇 图书馆还将成为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及其他社会教育的技术支撑和有机组成部分 ,成为学校 以外 的社会教育 、继续教育的重要场所。此外,它还能为农村学生提供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如科技知识、天文、历史、地理 、动植物学 、英语电脑知识、科幻故事、侦探故事、幽默故事、人文故事和小说等书籍以及视听资料,有助于农村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优秀人才的培养。 二、振兴农村经济。实施科教兴农 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广大农民要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人,参予市场竞争,就需要可靠的产 品信息、技术信 息和加工信息 。乡镇 图书馆通过报刊 、图书借阅及编印农业技术信息资料,举办科技讲座 ,开展 定题定点跟踪 服务 ,解答信息咨询等服务 ,让农民群众广泛地接受信息、开拓视野,增 长科技知识和生产技能 ,使传统的经营方式和生活观念逐步得以改善和更新 ,让广大农 民生产有方、销售有路、致富有 门。科技兴农是发展我国农业的长期战略方针。农民是发展农业的主体 ,又是农业科学技术的最终载体。乡镇图书馆能够积极 引导农 民主动地学科学、用科学 。通过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 ,用现代科学文明打破他们的传统心理,引导他们转变思想观念,激发起强烈的科技意识和商品生产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培养了一代有文化、有理想、有智 慧、有创新能力 的新型农 民,但城市社区的继续教育之风尚难以吹遍乡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在 乡镇难以为继 ,众多已经毕业的初 、高中生其所学的书本知识随着繁杂 的农 事劳作不 断退化,所剩不多 ,创新能力难 以萌芽。乡镇 图书馆可以充分发挥 自己的功能和作用 ,多为农 民采集 和输送新的科学技术知识 ,帮助农 民更新知识 ,提高创新能力 。利用馆藏信息资源,通过摘录、摘要汇编等方式,编印适合本地农业生产特点的科 技信息资料 ,及时提供给农 民和专业 户等等。在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中,农民们能够开阔视野 ,增长知识 ,更新观念、学到致富本领。 随着我国加人世贸组织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愈显迫切和重要 。目前,我国大宗粮食产品的品质优势不如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小国,而价格优势亦不如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大国,因此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已势在必行。而产业结构 的调整必须以对称信息和农业订单为依据,由于信息不畅和因特网尚未普及到农村,利用乡镇图书馆网络,可以为农 民输送种植、养殖,提高农副产 品附加值的信息 ,同时也使乡镇图书馆走向千家万户。当前我国农副产品的发展面临着 巨大 的挑战 ,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面I临着巨大的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谁最先掌握了竞争情报 ,谁就 掌握 了发展 的先机 ,赢得竞争的优势。有识之士看到,不对称信息是农村致贫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农 民对现实 中存在的事实缺乏 了解,另一方面是涉农 当事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掩盖信息 ,甚至提供虚假信息,以致农民上 当受骗,造成农 民不必要的损失。面对这种矛盾,乡镇 图书馆可以在对称信息方面给农 民提供定额服务 ,送信息上门,从而减少或杜绝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 三、丰富乡村生活。构建和谐家园 图书馆以文献资源丰富、知识门类齐全而著称,常被人们称为“教育机关”、“没有围墙的学校”,它不但具有传播知识信息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思想教育的功能。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些农村歪理邪说盛行,封建迷信 回潮,严重地腐蚀着一部分农 民群众 的思想。坚决抵制和摒弃落后腐朽 的文化和思想糟粕 ,全 面提高广大农 民群众的科 学文化素质和现代 文 明程度,事关新农村建设之成败。乡镇 图书馆通过主动为农民群众提供健康而优秀的报刊书籍,使他们在阅读 中陶冶情操 ,获得愉悦,汲取知识,从而使通俗文化得到引导,“黄、赌 、毒”遭到打击 。丰富的书刊与各种读书活动 ,吸引农 民走进图书馆读书看报,使其远离牌桌、赌场和低级庸俗的活动,让文 明健康 的文化活动 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乡镇图书馆不仅是党的路线、方针的宣传基地,也是提高广大农 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教育基地。 利用报刊、图书积极地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用老少皆宜,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通过报刊阅览、板报、读书心得展览、图片展览、演讲会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知识,反对封建迷信、赌博及一切不良行为,引导农 民创建一种健康的、积极 向上的先进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大力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 ,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提倡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农村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健康发展。”乡镇图书馆在提高农 民文化素质、更新农民传统观念、帮助农 民脱贫致 富、促进农 村经济腾飞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农村的主体文化,乡镇图书馆只有健康协调蓬勃的发展,才能实现广大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的全面发展,也才能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目标,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随着国家的富裕,农村乡镇财力的增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是我国乡镇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世纪,乡镇图书馆将真正成为广大农民自由获取知识信息的最佳场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必将出现新的高潮。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浅谈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乡镇图书馆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农村文化、经济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此,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以乡镇图书馆为核心,探究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进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乡镇 图书馆 新农村建设 作用 作为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乡镇图书馆可以有效推动和谐农村建设,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进程与建设速度。同时,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分支,乡镇图书馆是实行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设施,调动农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营造农村浓郁的文化氛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乡镇图书馆可以为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提供更为快捷的信息服务,进而实现新农村建设。对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研究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一)信息作用。图书馆是知识储存与文明传承的主要方式,并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渐丰富和多样,作为人类知识沉淀的结晶,具有无法取代信息功能。在这一思路延伸下,乡镇图书馆作为农村信息资源核心,以各种类型文献信息为平台,为农村生产、生活等内容提供重要的信息依据。在实际运行中,这种信息依据不仅包含印刷纸质产品,还涉及到音像产品、网络信息产品、电子产品等内容,以满足农民群众的多样化信息需求,为农村继续教育事业提供重要保障和依托。对此,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可以起到重要的教育职能、服务职能以及文化职能。 (二)文化作用。实现新农村建设要以发展农村文化特色为基础,而乡镇图书馆可以促进本土文化的传承。我国具有庞大的文化资源体系,其民族多样性与地域的复杂性形成了各个地区庞大的文化资源,并散步在我国的各个地区中。作为文化财产的一部分,农村文化可以借助乡镇图书馆的形式得以传承与发展,建立具有文化特色的新农村,进而促进农村的长久健康发展。从另一方面上看,乡镇图书馆可以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科技能力,尽可能缩短城乡文化差异,消除二者的隔阂,将朴实农村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城市文化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以实现城乡文化的共同发展。 (三)工具作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乡镇图书馆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继续教育的重要途径,肩负着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首先,乡镇图书馆要充分发挥出自身使用性和工具性,在调研农民信息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知识收藏和知识传播等特点,做好文献信息管理工作,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所需的知识资源。其次,乡镇图书馆拓展农民获取知识的渠道,建立参考咨询平台,可以让农民及时了解和掌握先进技能和知识,并应用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提高农村整体生产水平,进而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提高。 二、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发挥乡镇图书馆作用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规划方案,加大宣传力度。乡镇图书馆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对农民思想意识和知识技能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相关政府部门要做好乡镇图书馆规划工作和宣传工作,进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与发展。首先,相关政府部门要将图书馆乡镇工作划分到农村整体规划中,重视乡镇图书馆建设与管理,并将规划方案进行细分,落实到各级政府单位和基层工作人员中,实现乡镇图书馆规划方案的落实。其次,制定地方性信息服务政策,将乡镇图书馆建设事业划分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系统中,为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政保障,促进乡镇图书馆的快速发展。最后,加强乡镇图书馆宣传工作,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对图书馆形成初步认知,提高农民对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关注度,并积极鼓励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到乡镇图书馆建设管理中,进而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功能。 (二)做好经费筹措,加大投资力度。在乡镇图书馆经费筹措方面,一方面可以采用众筹方式,发动群众进行筹资办馆,根据当地农村人口明确图书馆规模,并做好建馆预算,现有政府出资,不足的由群众进行筹资补齐,充分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企业投资办馆。在相对较为发达乡镇地区,可以引导和鼓励企业进行投资办馆,或者是企业与当地政府进行合作,图书馆可以为企业员工进行自主培训,实现企业内部员工的自我优化,提高企业整体经营水平和运行效率,促进乡镇图书馆的稳定发展。同时也为政府投资有限弥补不足,政府可以与当地企业形成合同合作,予以企I运营一定的优惠政策,进而实现双赢格局。 (三)优化管理方式,提高运行效率。为了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和优势,可以实行分层次管理方式,建立图书中转站,提高乡镇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各个乡镇图书馆可以定期进行图书调配,实现资源共享,文献数量与类型要根据当地图书馆实际供应需求而定,将农村文化特色融入到图书中转站中,使其可以充分体现出农村文化与民俗风情,形成乡镇图书馆特色,提高信息服务的针对性。同时,要建立乡镇图书馆业务辅导机构,规模较大的乡镇图书馆可对综合实力较弱的图书馆进行辅导,优化图书馆管理结构,完善管理制度,进而提高乡镇图书馆规范化与服务化。 结束语:本文通过对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研究,从信息、文化、工具等方面论述乡镇图书馆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提出制定规划方案,加大宣传力度、做好经费筹措,加大投资力度、优化管理方式,提高运行效率等有效措施,不断优化乡镇图书馆的管理结构和运行模式,进而在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及传播与服务 【摘要】乡镇图书馆作为农村知识中心,对提高当地人民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以乡镇图书馆为核心,探究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传播及服务,进而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乡镇图书馆 文献资源 建设 传播 服务 乡镇图书馆作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落实“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有效措施,进而完善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从微观角度上看,农村建设要以农民为核心,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需要大量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就要不断学习和掌握先进农业知识,以科学知识丰富大脑,以突破农村发展困境,而其中乡镇图书馆为新型农民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平台。对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探究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传播以及服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思路 (一)设立专项经费,丰富文献规模 在进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当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扶持力度,设立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专项资金,并安排专门管理人员进行的经费拨款和管理,为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供重要的资金保证,进而保证乡镇图书馆的整体发展。从乡镇图书馆的角度上看,在得到政府扶持资金后,要创设文献资源经费项目,由专门的财务人员管理文献资源资金,防止图书馆将文献资源建设资金用于别处,保证购买农用图书、更新设备、培训馆员等支出,为农民有书读、读好书提供条件。同时,乡镇图书馆要与其他公共图书馆加强联系和沟通,建立文献资源共享运行模式,二者可以根据现有文献资源情况,签订文献资源互借协议,实现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共享,节省一定的文献购置费用,进而有利于乡镇图书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优化资源结构,提高运行效率 在现代化信息社会的视角下,乡镇图书馆可以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引入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中,由于乡镇地区电子阅览室的不足,乡镇图书馆可以将乡村网吧划分到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中,以代替乡镇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实现乡镇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现阶段的,乡镇网吧多是私人经营,在管理运营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影响电子阅览室策略的实施。对此,政府部门可以介入,使得私有经营转化为政企合作经营方式,这样不仅为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提供重要基础,还拓展图书馆经费来源渠道,同时网吧经营者也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一举三得。文献购置是图书馆主要支出之一,在文献资源购置方面,相关管理人员要根据农民实际文化娱乐兴趣和学习需求进行图书引进,并购置针对儿童、青少年的有益图书。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服务于农村文化事业与经济建设,对于农民身份和工作属性,图书馆在开展文献资源建设中,要重视农村技术等方面文献资源,根据农民群众综合阅读水平、书籍基本属性、学术水平等方面进行考虑,进而实现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最终目的。 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 (一)完善激励制度,强化馆员素养 在进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完善图书馆激励制度,不断提高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综合素养,以实现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服务水平的提升。首先,图书馆要根据现有资源特点和经营情况,对馆员开展一系列培训工作,重视馆员知识与的技能的培养与提升,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展业务培训,组建高素质图书馆管理队伍,提高乡镇图书馆管理水平与服务水平。其次,丰富培训方式与内容,省、市县级图书馆应该对基层图书馆通过小型的研讨会、培训会、讲座以及大型的年会等形式组织培训。并在实际培训过程中,提高馆员的综合性信息处理能力,灌输人本化服务理念,树立正确的服务意识与服务认知,在解决农村生活问题与农作问题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建立长期激励制度,加强乡镇图书馆馆员的整体薪资待遇,激发出馆员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服务工作的热情与积极性,为乡镇图书馆快速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 (二)做好宣传工作,拓展传播途径 在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中,为了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乡镇图书馆要做好知识宣传工作,强化当地农民的图书馆意识,以促发农民学习行为。首先,乡镇图书馆要与当地广播电视台进行合作,加强传统媒体宣传力度,积极组织农民开展下乡送书活动,以达到知识宣传目的,获得广大农民的P注与重视。其次,结合农民知识需求,根据农村发展的态势和方向进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结构调整,不断挖掘农民的知识需求,将图书馆发展与乡镇经济文化发展融为一体,用乡镇图书馆的快速发展带动乡镇整体发展,拓展图书馆文献资源,以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功能与作用。最后,由于乡镇交通存在一定的便利性,图书馆要加强物流体系构建,实行上门送书模式,与当地电子商务企业进行合作,拓展图书馆销售渠道,扩大乡镇图书馆的影响范围,进而实现乡镇图书馆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结合农民需求,创新服务模式 针对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服务方面,为了实现农民素质和农村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图书馆馆员要走出馆门,加强与当地农民的交流与互动,了解农民实际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有效避免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浪费,进而提高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服务水平。一方面对农民读者进行细分,制定农村阅读标准,优化文献资源体系,创造和拓展图书馆读者群体。另一方面图书馆馆员要专门创造一批读者,利用实地考察、发放问卷、电话热线、QQ 咨询等方式,把握不同读者群的信息需求内容,并且建立数据库,适时进行数据更新,为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更新提供有力的依据。 结束语:本文通过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及传播与服务的研究,在分析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思路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激励制度,强化馆员素养、做好宣传工作,拓展传播途径、结合农民需求,创新服务模式等有效措施,进而实现乡镇图书馆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浅谈乡镇图书馆地方文献在“两个文明 建设中的作用 摘 要 通过开发地方文献,探讨地方文献在发展地方经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乡镇图书馆 地方文献 开发利用 当代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也显得至关重要,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尤其是地方文献资源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利用,地方文献在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为本地区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进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领导决策离不开国情、地情,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文献中的地方史志,就具有这种“资政”的功能,不仅如此,史志蕴藏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尤其是志书,记述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基本面貌与历史发展趋势,领导者可从这些发展变化中找出规律,借鉴历史,吸取教训,避免决策时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如《伊克昭盟志》系统地记载了伊盟的地理环境、资源、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所载事业的盛衰得失,人物的是非功过,对当代及后世均有借鉴。又如《鄂托克旗志》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大历史问题,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既记述了清代始建旗制到新中国成立300年的历史,突出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4O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结历史经验,反映客观规律,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就、新变化、新气象,真实地反映了鄂托克旗今昔面貌及历史发展过程,为我旗各级领导全面系统地了解历史和现状,以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资料依据,为各级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改善领导作风提供历史借鉴。由此可见,志书类地方文献所提供的借鉴作用,能帮助地方当政者着眼于整体、全局、长远,避免全局决策上的失误和独断专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类地方文献为决策者提供的作用将更加明显。 二、为本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信息 地方文献特别是有关矿藏、物产、畜牧业、农业、冶金工业、气候水利、人口等有关经济发展资料的原始记录和官方统计资料,翔实可靠。人们可以通过了解地方文献所提供的有关经济发展的信息,透过事物现象看本质,从而制定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1、利用地方文献开发地方特产,发展 地方经济各地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沿革的不同,决定了各地经济发展的途径不同,有的地区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有的地区以发展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为主,有的则以发展传统的手工产品脐身国内外市场。例如根据《鄂托克旗志》记载我旗以畜牧业为主体。曾以“水草丰美,土宜产收,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称著,经过长期选育,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定型为“内蒙古白绒山羊阿尔巴斯型”。阿尔巴斯白山羊绒,是轻工业最佳高档原料,在国际市场被誉为“纤维宝石”。1985年获意大利柴格纳纺织公司“国际白绒山羊生产奖”,1989年获国家农牧渔业部“白绒”增长技术应用—等奖,不失时机扩大影响,成为知名品牌,走向世界,为鄂托克旗经济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2、利用地方文献,发展地方旅游经济 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地方旅游业正在悄然兴起,各地根据地方文献的记载,可开发修复历史文物遗迹,风景名胜等旅游景点,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根据《鄂托克旗文物志》、《鄂托克旗志》记载的百眼窖遗址、百眼井、阿尔寨石窟探秘成吉思汗遗迹,等历史遗迹,通过对这些地方文献的挖掘可以制定具有鄂托克订旗特色的旅游发展计划,将对鄂托克旗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为研究历史文化遗迹提供资料 在古代,中国天文学研究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卓越的天文学研究成果与各地人民长期观测记录有一定关系,《内蒙古历史文化遗迹》一书中介绍,“在今呼和浩特市‘金刚座舍利宝塔’(既五塔寺)内砖砌照壁的东侧嵌着一副阳线雕刻天文图,图上用蒙文标出各种天文学名称”。这幅少有的蒙文天文星座图的刻制,说明蒙古族对天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早的,为研究蒙古族天文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四、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宝贵的乡土教材 地方文献所记载的爱国英烈和革命传统,灿烂文化以及先进思想等观念和史实,是生动活泼的乡土教材。恩格斯说:“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这些是发生在自己家乡的史实,易于激发人们的爱乡,爱国之情。《伊西革命根据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伊盟西部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蒙汉各族人民群众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地方志是一座内容丰富的文献宝库,具有很高的开发利用价值,是图书馆重要的文献资源。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地方文献载体日趋多样化,因此,除继续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外,不断扩充和补充视听、电子文献和网上信息的收集已成为在新技术环境下,确保地方文献内容和系统完整的重要途径,尤其是网上地方文献信息的收集,它不仅需有高新技术硬件设备的支持,更要求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对工作要有求实精神,不断掌握新知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图书馆工作的需求,尽快实现本地区地方文献的网络化,进—步提高地方文献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要:欧美文学中有一个常见的、且永恒的特性命题是“个性自由”。在人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人类在努力探讨和追求的人生最大价值和人生幸福感使欧美文学的专注和永恒。欧美文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方向性的启迪,其意义极其深远。 关键词:欧美文学 个性自由 意义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肉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欧美文学论文:分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 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美文学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及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文学及科普作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学及科普作品能够更容易读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文明发展、文化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在现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中,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古典著作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键词】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文化差异;翻译 但是,就近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影响力对比看,由于中文文字及语言处于高语境文化,理解与书写较为困难;而以西方诸多国家为代表的英语(语言)作品传播渠道和认同感较强。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我国的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大(当然,经济力量的薄弱、政治扩张力不足也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大国梦想”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特别是能够反映我国当代优秀文化内涵和科技水平的作品一定要走向世界,展示给全人类。因此,这些作品的传播就离不开对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现代文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也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然要进行文化进步,就必须研究人类文明,必须透彻的了解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本质内容以及它带来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对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翻译的过程进行探讨,找到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一、早期的中西方文学交流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解,我国早期的翻译家陈季同翻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详尽的在书中描绘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1884)和《中国人的快乐》(1890)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特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年由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瓦依出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六次。英译本中介绍的中国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相雷同。这说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文化相似之处。当然,很多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在不同时代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效的强化了不同语言的运用技巧,在使用语态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些简洁,有些直白,有些甚至在中国的一些“阳春白雪”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的,粗俗的字眼的语言。然而,却更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同时也强烈的、明确的弱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虽然不同民众之间相隔万里,语言习惯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都无可避免的归属与人类的范畴,遇到好事欣喜万分,遇到坏事痛苦不堪,对好坏的标准也是有一定想通之处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科普作品在通过多方和双方的交流过程中,作品的本身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展示了不同语言文化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和对人的内心的冲击,从而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其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对其文化的认同,至少体现在这一作品上。反之亦然。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而言,能够使得它们与欧美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在相互间交流与传递,并且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说明欧美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内容、形式、文化的认同。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在中英语言之间交流、互动。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学及科普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人物性格和思想特点的把握。要翻译出好的作品,必须掌控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行为过程的关注,作品结局的把握,思想内容的精炼等。这其实要求翻译者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和对源语言的良好学习,甚至对该民族的发展历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否则,可能达不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也是衡量译作是否为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提。 二、文学与科普作品的翻译特点 从建国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科普作品在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欧美文学读者更少。由于我国大多数译者均来自高校,而高校的老师是做为教学主力的,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而我国的自由译者人数并不多。因此,科普作品翻译在我国的数量是凤毛麟角,不敢相比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应该说,同样容量的译作,从语篇、词汇、读者三方面来说,科普作品翻译的难度甚至高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如果原作者在书中以大量实例来说明科幻、科普作品,那翻译者就要具有同样或更高的专业知识、储备,甚至于领悟能力都要高些。在此基础上,科普作品的翻译还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或者根据读者的水平进行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人掌握了语言能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科普知识,那翻译出来的作品会脱离“科普”轨道,或许更像是一部说明书。而如果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术,却没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疏于语言习得,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了解不深,同样不能够把科普作品翻译的像样子。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欧美文学作品都是个庞大的体系,属于科技文体类,两者的层次多、范围广。要对它们进行翻译,通常来说更需要了解它们的语域和语篇问题。在了解了翻译词句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情况下,才能够着手去翻译。这是一项综合技术融合度较高的工作。相比于与科普作品,文学作品则显得很灵活,提成则更是多种多样。就语言标的的风格来说,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本身的精彩程度、语言外在的吸引力,让读者阅读非常的时候是通俗易懂的,从而达到让大家都喜欢阅读的目的小说和诗歌等。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可能在语言上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另一面则是追求语言的内涵;而一些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通俗平淡的语言也可能蕴含了强大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内涵丰富,语言精彩。这说明文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提示给翻译,但译者却不能只看到差异并做为窠臼,重要的是以内容的表达为主。 三、欧美和中国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的翻译 要正确的对欧美和中国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中英差异。首先,既然本文说的是作品的翻译,就离不开词语。因此,下文强调“英汉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1)独特文化孕育了独特的词汇。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相对应的就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而独特的语言包含了独特的词汇。北京人把走街串户的小商贩叫“胡同串子”;等等。(2)文化差异导致相同词汇表达的含义有差别。英文中的“red”和中文中的“红色”有时就含义不同。如词组“TheRedNose”意指为婴儿猝死。直译成汉语则是“红鼻子”,词意相差甚远。(3)文化差异影响到语义和要表达的内容不对等(不等值)。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叫巴思的妇女,作家把她刻画成一个风流的女性,其中在描写她的装束时就用了“脚蹬深红色长筒抹”(译文:Herdosewereofthefinestscarletred,garteredtight)。这里scarletred带有红色,可是在英语里,却也有“放荡”的联想意义。再如,英语中形容红男绿女们的放荡生活用aredwasteofyouth表达。Isshereallysored意思是说“她果真那么不检点吗?”因此说,相同的词汇,如果用汉英两种语言来表达,可能会出现差异。即使用同样语言不同语境下意思也可能不一样呢。那么,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翻译异同在哪里呢?显而易见,是内容不同。文学作品可以极度渲染甚至是编造,科普作品则不能;其次是,语用词汇不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做处理。但是,科普作品往往有固定的词汇和语用规律、搭配。最后,科普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文学作品只要遵循一般规律就可以了。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在语域、语场、语旨上。因此,翻译文学和科普作品,不但要了解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习惯,还需要了解不同文体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绚丽多彩的瑰宝和重要组成。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也有不同的营养蕴含其中。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联想、诙谐等等态度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进行比较,从而深动地刻画事物,传递信息,说明道理。我们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对各种形象的联想和喻义的相似、相异及相同之处后,才能正确地使用和翻译英汉词语。 作者:苗国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欧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精神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赤裸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五、结论 欧美文学就是如此孜孜不倦的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不论是古老的神话主义,还是现代的理想主义,都倾注了人道的精神。神话故事的梦幻美好,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人道主义都是它们表现的主题。原因是,它们清楚的知道文学以人为表现主题,而人也注定最美丽的风景。 欧美文学论文: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核心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与高校生人文素质培育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辨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间题;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逆境生存能力,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环境。关键词欧美文学;大学生;素质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爱因斯坦说的正是在学科教育之外,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国家提出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大学语文的教学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它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成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所在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至今已经有10多年。目前我校在大学语文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欧美近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课的延伸,也必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谈谈欧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人文素质培养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在人的全面素质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应主要包括:知识素质、道德素质、情商素质、行为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全面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应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之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较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在大学语文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借鉴的问题。它们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项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形象、生活画面和社会知识、是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欧美文学,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么,欧美文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欧美文学教学的结果,究竟要使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的,它是大学生成才的“发动机”和“导航器”,为其提供成才所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正确的目标方向。它要求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是谓“积小善而成大德”;“学会做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人。从而克服感情的混乱和失调。扫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迷障,以便把握人生,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中的“寓教于乐”正是指这一点。关于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欧洲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丁渴望祖国统一和复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国家民族做了好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就予以赞扬,哪怕是自己的政敌。欧洲文艺复兴巨人多,其中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哈姆雷特》,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也将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而从理论上讲,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净化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要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轨道。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辩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求善,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善者,在于祟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道德素质是与“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相对应为什么说欧美近代文学可以教会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在欧洲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欧美文学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讲解,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作品,更加能够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分析本身就是典范。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代表作《神曲》虽然采用中古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包含着中世纪繁琐哲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说教,但它却是中世纪文学中最先创造出广泛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思想认识价值的伟大诗篇。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经过莎翁的改编,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变成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突出文学的教育功能,丰富的欧美文学正成为大学生认识欧美历史、培养辩证思维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立足当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以及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促使学生解放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合理、更有活力,也是欧美文学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把欧美作品中的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件有成效的事情。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回归自然思想 一、希腊神话中的遵循自然 希腊神话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它的好多做法对欧美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回归自然的思想当然不能不从它的源头说起。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而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的身上,既倾注了他们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他们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知识和智力都极其有限的原始初民们来说,要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作出解释,谈何容易,他们甚至对物的兴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终于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妙的神话。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而不着边际,而是他们也在以“此”推“彼”,企图以人类自身的经验寻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码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着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主宰着,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神”。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即“神”尽管神奇,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但他们必定也与人一样有来处,有习性,有情感。于是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中,便有了这样的描述,即一切皆从混沌开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该亚,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苍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该亚结合,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这样一来,世间万物便各归其主,各有其属,而且还各行其责。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则掌管着冥界,而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农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别掌管着世间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便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冤有头债有主”,显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这样的一种构想中直让你感到不论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神”在统领着,绝对不会无序。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神话中古希腊人还将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们描述得不仅有计谋,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儿,比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不断迫害她的情敌。当然,既然是“神”,就必定与“人”有区别,这就是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总之,我们读希腊神话,可以感到古希腊人处处都在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每一种事物的“对应物”,而且极力想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前因后果”的推导的思路,是完全照着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腊人遵循自然、描画自然、展现自然,最终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思维定律。正因为源头就与自然密不可分,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回归”自然。 二、中世纪的违反自然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美文学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它不仅“时间最长,成就最差”,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暗无天日”,让人不愿回顾。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欧美文学完全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民众。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它宣扬世间万物由上帝创造,引导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谈不到实现所谓的“现世价值”,而是为了赎罪,为了死后灵魂进天堂。这即所谓的“原罪意识”。应该讲,在基督教文化里,绝对包含着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伦理的追求,绝对包含着对人性的执着提升的意义,否则她是绝对不会成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东西的。然而在当时,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动”了,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对上帝的服从,利用这种“原罪意识”把他们的意志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让人们实行禁欲,甘愿接受他们的奴役。 很显然,正是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这种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来实行神权统治,其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杀,长期发展起来的那种张扬人性的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文化也被当作了神学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积极或正面的东西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教会文学为主流。它一味地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完全沦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说到底,中世纪文学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为人们迷失自我崇拜神权起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自然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14~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中世纪的黑暗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而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之前那种长期被宗教蒙昧思想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创的那种张扬人性的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情欲、争取自由的行为等统统被封杀的可怕状况。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常说矫枉必过正。正是由于中世纪太黑暗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也就在一片释放之中显出了“过正”之嫌。比如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描写人性解放的《十日谈》里,高尚的爱情和低俗的情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纵欲都被认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得到了肯定与提倡。莎士比亚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后期的创作中,写下了大量由野心、私欲导演出的一幕幕罪恶的悲剧。比如他的四大悲剧《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莱特》就深深地反映出了纵欲的可怕。 他的这种表现是发人深思的。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寻找着一种情感与理性间的平衡,是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双向选择,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启蒙时期的回归自然 毫无疑问,与“回归自然”思想最吻合的就是启蒙时期作家们的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欧美文学,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和谐。我们知道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就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一场新的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可以说西方世界一向炫耀的就是他们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他们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向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扫清了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简直无法估量。所以康德曾经在谈论启蒙的著作中说,一切皆在启蒙!由于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密切结合,它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比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它倾向鲜明,饱含哲理,把“理性崇拜”作为旗帜,涌现出了一大批真正从骨子里追随自然的作家和思想家。 其中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代表。卢梭的一生,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美好、纯粹的人生境界。他所有著述的轴心问题就是阐述“返回自然”,以此针砭和抗拒那个专制的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自然”社会。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还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甚至《忏悔录》,里面都充满了对不自然的人为、专制、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然、本真、善良的赞美。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通过对一切自然美好的呼唤,让社会变得自然美好起来。比如《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的哲理小说,“爱弥尔”这个名字是作家在书中拟定的一个学生。据说作家写这部书构思了二十年,撰写了三年,可见它的重要。小说于1762年出版。卢梭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全书分为五卷,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顺乎自然”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整部著作夹叙夹议,其主线就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比如卢梭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他说,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唯一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他为什么倡导在乡村进行启蒙教育呢?因为乡村是最少工业文明浸染的地方,是最接近自然的。为什么要读《鲁滨逊漂流记》呢?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最能体现自由冒险精神的,也就是最鼓励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的。为什么要学习木工呢?那是因为木工是最能体现“心灵手巧”、最符合“自然天成”美的规律的一种工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处处想着“自然”。至于被称作“卢梭主义百科全书”的《新爱洛依丝》,就更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为自然的东西(这点我在《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在赘述)。总之,卢梭告诉我们,要找回美好,那就是也只有是“返回自然”!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西方宗教文化与欧美文学教学 一、我们都知道,欧美文学来源于两大系统,这就是来源于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和来源于具有唯灵主义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情欲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情欲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情欲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法国古典主义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时代,贵族们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奢华并不粗俗,反而由于他们审美趣味的高尚显得相当的雍容华贵,他们不仅衣着得体,举止文雅,而且逐渐培养出一种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高贵、典雅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路易十四本人就是这种新风尚的典范,相传他在参加舞会时还对他的侍女们脱帽致敬。虽然古典主义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回归,但在文化风俗方面它却使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在传统的欧美文学体系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常常被阐释成是与基督教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是对基督教抽象的、违反人性的教条的批判,而对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基督教人文主义,则不但没有抛弃,反而通过阐释,把它植根在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属性,即由信仰外在的上帝转变为信仰人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基督教信仰属性的改造由法国作家卢梭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神学,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新神学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因此,从宗教理念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宗教的某种回归和超越,通过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对内心体验的宗教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又具有人文理念的属性,它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纯洁性的赞美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种宗教性与人文性的交融正如奥克塔维奥·伯斯所总结的:“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是欧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并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努力,因而使得这时期文学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和反叛传统等精神素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摧毁,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更加需要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获得灵魂的安宁,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祈求宗教来拯救社会危机的精神意向,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紧密,这时期作家不仅表现了浓厚的宗教理念,而且还自觉地承担了宗教的救赎功能,从而使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欧美文学论文:女巫叙述与欧美文化及文学创作 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女巫而出名。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对男女小孩,声称看到了异象。紧接着他们人形大变,呻吟作苦。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哪肯就此善罢甘休,“女巫”干脆将邻里中略有桀骜之气的女子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也给整个美国历史带来耻辱。 女巫审判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官――约翰・哈索恩(Judge John Hathorne)。他痛剿女巫,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做了冤鬼。之所以提到哈索恩法官,还缘于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家深以祖先为耻,给自己的姓氏里多拼了个字母W,以示与家族决裂。祖辈的耻辱,反倒让霍桑对清教传统重压下的妇女寄予同情,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还有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也根据萨勒姆审判创作出影响戏剧史深远的《炼狱》(The Crucible,1953)。在麦卡锡恐怖时代,该剧逆风而动,因深藏讽刺而成为名剧。名著、名剧演绎的女巫迫害,主旨大都是控诉美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与压制,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暴露愚顽氓众的人性泯灭。但是,女巫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还不能说它早已落套为历史旧谱,或权当授古诫今的逸事。发达、现代的美利坚,虽然科学技术很先进,功利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深入骨髓,但女巫文化还有一线生机,深植于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之中。时光荏苒,它虽饱经世变,却并未在快餐文化里委靡。 纽约州界有一处叫“燕尾服”的地方,是全美第三的“恐怖森林”,其实只是个运营成熟的游乐园。看到“燕尾服”的地名,我想起一句老话: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在一本研究女巫的著作《女巫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itches)中,我读到中世纪女巫午夜聚会时,魔鬼总化身公羊或人形,虽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却常露出公羊的角和脚来。 该书作者巴罗伽(Julio Caro Baroja)是位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人类历史学家。虽然形式上是学术专著,但该书内容生动,纪事写景都很丰富,兼有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如果想对巫术历史溯流寻源的话,可以在两千年前凯尔特人对时间交替轮回的崇拜里找到蛛丝马迹。与主流文明不同的是,古凯尔特文化相信“一日之际在于晚,一年之际在于秋”,所以在一天的“开始”(即黄昏时分),或一年的“开头”(即晚秋时节),凯尔特人会祭天狂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会在十月底过万圣节。《女巫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欧洲大陆女巫历史的生动侧面。作者收集了大量教会图书馆珍藏的巫术审判档案,有一段17世纪初的巴斯克女巫审判最为精彩。1609年,国王亨利四世指派法官德・兰克(De Lancre)去巴斯克审理堆积如山的巫术案。这位法官是个有心人,在血腥裁断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用审判记录做素材进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叙述。 《女巫的世界》就是以德・兰克留下的档案史料和“创造性叙述”为对象,分析16世纪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书中罗列的档案里可以看出,这位法官很擅长把犯人的口供惟妙惟肖地呈现给读者。《女巫的世界》一书援引了兰克法官完整的审判记录,大大增加了可读性,而且还配有不少插图,更显得情趣盎然。该书的分析和阐释部分试图发现巴斯克女巫盛行的根本原因,于是从风土人情入手,展现出巴斯克与西班牙和法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里一直比周围地区落后、贫穷,基督文明未能扎根于民间。在以渔业为主的巴斯克沿海地区,男性对家庭缺乏责任感,除了经济上供养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或海上捕鱼或寻欢作乐。因此,巴斯克妇女主导着社会生活,她们以特有的方式――巫术维系着集体认同和信仰生活。但我想女巫历史也许还有另一层,就是以女巫为题材的绘画、文学和文献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女巫审判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还有男权社会对女巫叙述的需求。在教会统治的压抑时代,德・兰克将女巫审判的档案,添枝加叶转述成奇闻逸事,绘画作品也借诅咒巫术为名,渲染女性的身体和性幻想,满足男性的窥淫欲望。从根本上说,德・兰克不过是唱着维护世道人心的高调,行着声色货利的实务。 逃到北美的女巫也许后来颇有建树,因为八十年后新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出场面宏大的女巫审判。17世纪的萨勒姆异常贫瘠荒凉,诸果不实,杂木丛生,森林敝日,颇显荒野蛮风。从“五月花”号上登陆美洲的部分移民,早在此安家立业,开荒拓土,传宗接代了。他们终岁辛劳耕作,敝衣恶食,光景绝望。但因久客而恋异乡,定居于萨勒姆的清教徒,与宗邦英国越来越疏远,与荒蛮的异乡越来越亲近。虽然坚守加尔文清教,但时移世变,人心不古,本地荒原的风貌和土著迷信渗透到萨勒姆人的血脉之中。他们的信仰也开始芜杂混乱,既虔诚信主祈福,又怕鬼神妖怪附体,于是占卜符咒,避凶趋吉。美国作家霍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小布朗先生》(Young Goodman Brown),正是以那个时代的萨勒姆为背景,以巫术为题材,创作出一个梦幻般的午夜聚会场景。 小说主人公布朗先生是个基督徒,卑微平庸,循规蹈矩,却鬼使神差地答应参加一个可疑的午夜聚会。他在日暮时分踏上山路,伴着教堂钟声,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接下来的怪事连连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布朗发现村上的善男信女和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的显赫名流等悉数到齐。哀婉亵渎的巫教大合唱,应和着篝火的起伏升腾。魔鬼被召唤,口出狂言,污秽神圣……曙光渐散,布朗先生回到萨勒姆小镇的街道,昨夜看到的少女、老妇、牧师像往常一样在镇上忙碌着……布朗先生糊涂了,不知昨夜巫术大会是真是梦,可耳中分明还回荡着黑夜啼血的杜鹃鸣声。 霍桑的叙述很是精彩,让人思索玩味。他虚构的新英格兰巫术聚会,完全不同于欧洲人对女巫的想象。在德・兰克这位法兰西法官的笔下,欧洲巫术更具有自然崇拜的神秘色彩,充满巴斯克民间幻想、市井风俗,是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而霍桑笔下的萨勒姆巫觋,相形之下更社会化,或者说具有“现代文明”特征,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偏狭乖张,虚伪荒唐,在巫觋与教会的博弈里,明若观火。霍桑虽然对世道人心痛下针砭,却少了德・兰克的天真、蒙昧与率性。从巴斯克巫术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之美,而从萨勒姆女巫审判中,却读到了人事之丑。 我曾特意感受过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巴斯克风情、言语和传统。巴斯克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被西、法肢解成了两部分,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巴斯克独立运动。据考古发现,六万年前由克鲁麦农人演化而来的巴斯克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后来,印欧语言影响扩大,上升为欧洲主要语言,而巴斯克语却特立独行。当现代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划入不同的语系时,巴斯克语却茕茕孤立,无法归类。更有趣的是,巴斯克人的血型也与其他人群不同,“Rh 阴性”血型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遗憾的是,这个文明没有记录自己的传统,关于巴斯克的叙述和记载,往往来自像德・兰克这样的主流欧洲人。半个多世纪前,巴斯克地区还是躬耕捕鱼,瓦屋纸窗,与欧洲其它地方的生活迥异。现在素朴清淡早已了无痕迹,现代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街上随处可见一幢幢雄伟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原来巴斯克异教巫术既然如此盛行,天主教会必苦心孤旨收拾人心,好让巴斯克人持护名教,皈于圣道。巴斯克人现在终于得了正果,过上欧洲一体化的后现代生活。 打听起巫术的情况,当地人说有巴斯克学者做专门研究,但不大有人关注了。相比之下,北美对巫术的关注和利用从来没有绝迹。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女巫一直是娱乐消费的符号,每年不断有女巫故事和童话大量出版。好莱坞每年万圣节档期不断推出女巫或僵尸影片,更不用说《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异教传奇全球热销,至于里面到底有多少传统文化元素,则另当别论。女巫、魔法可能只充当着后现代消费生活想象贫乏的空洞能指罢了。 灵鬼、巫术是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剿杀的目标,它们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早已无缘,但未必不能与审美相映成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和传奇,曾是古典创作的重要源泉,《封神演义》《西游记》可谓古典文学的重要脉络,曾开拓中国文学想象的广阔空间。当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对鬼怪题材热情不高,“封建迷信”或“愚昧不化”两个尖顶高帽,足以让“现代知识分子”自惭形秽。但是,这个全民奔竞躁进、阔步前行、心急求变的时代里,能否驻足回望,在灵异鬼怪文学的资源中披沙拣金,重新思索玩味那些已随时移世变、早有隔生之感的人情物理,让生活在这个想象贫乏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自然万物之美?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 要:“个性自由”是欧美文学作品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命题,将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人类生命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欧美文学;个性自由;个性特点;个人主义;特征 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欧洲文学的开端和典范,在作品中大幅度描写个性自由的内容,对人类的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欧美文学的辉煌灿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阐述早期欧美文学中的个性特点 (一)古希腊传说和古罗马文化 古希腊传说为早期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古希腊传说中,除了极少部分属于神祗传说,无论是关于爱情、王位还是财产争夺等方面,大部分英雄人物都将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毕生的追求,都不会以民族利益或者是集体利益为个人动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荣誉是英雄人物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生活的意义,很多英雄为了追求荣誉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价值,不惜采取极端的方式,个性十分张扬,这种极端的追求方式和张扬个性逐渐占据了古希腊文学的主流,成为其创作的核心内涵和文化基点。尽管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本主义具有原欲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以“我”和“人”为中心,张扬个性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特点极为鲜明和突出。 (二)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既继承了传统古希腊文学中的部分文化,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中世纪文学中,重视人类理性的回归,鼓励和提倡人类通过励志来对原欲进行控制,更加强调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挖掘其本质内涵,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人文主义文学 在中世纪基督教中,所弘扬的观念主要就是人本来就是有罪的,出生主要是为了赎罪,只有控制和禁锢各种欲望,才能在来世有更好的人生,这种教义使得当时的神本意识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时期的人本意识,在起初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发挥了一些很好地作用,但是后期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文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活动,反动各种封建行为和教会思想,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文化复兴目标。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推广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诞生了众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开创了人文主义文学先河。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导一切的思想,反对神的权威,要求立足于“人性解放”角度审视历史。从本质上讲,人文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突出个人的价值,将个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对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予以充分强调和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否定了中世纪文学禁锢原欲的行为,肯定了传统古希腊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复兴和发展,进一步弘扬和推崇个人自由,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皮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学”观念,鼓励发展“人学”,强烈反对“神学”,其代表作品――《歌集》中,对其爱情进行了全面抒写,推崇和表现了对自然自爱的追求和向往。再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中世纪的各种封建宗教观念特别是禁欲道德思想进行了抨击和完全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大师无一例外的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体现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传统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兴和重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正确观念进行吸收和融合,例如人人平等以及仁慈宽恕等观念。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对古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结合、继承和发展,是这两个时代文化结合的综合性体现。文艺复兴思潮的发展被看做是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关键和转折点,结束了中世纪文化统治,使人类社会文化逐步走向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 随着后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评论价值观都出现了巨大变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多重因素,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后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因。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且多变,文学作品面临着严重的叙事危机,同时各种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也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义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学主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时,也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角度,而应该进一步从科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方位角度去对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判定。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推崇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英国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印度文化,处处表现出对印度的歧视和不满,体现出英国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为了消除这一观念而进行努力,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和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再如女权主义,将重点放在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消解方面,解放女性自由和权利,使女性所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视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女性解放以及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女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例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偏激的行为等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是反映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欧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自由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人类命运发展和社会前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欧美文学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一、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及理解构筑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二、全球化的文本旅行使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欧美文学论文: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影响的研究 摘 要:在欧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会以修辞的手法表达其生动的内容。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欧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方面,就会以修辞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该论文着重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音乐通史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公共必修课之一,在学生的审美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音乐通史课的设立旨在让学生在了解中西方音乐流脉的过程中了解音乐,走进音乐,感受音乐的艺术美,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感悟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一、音乐通史课的具体内容 音乐通史课自二十个世纪六十年代就被设立为高校的必修课之一,并延续至今,说明了这一课程在提升学生审美素养方面一直起着基础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重视这门课程对学生综合素养培养方面发挥的作用。这门课程的教材有几个不同版本,教学内容也有一定的添加和修改。这门课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西方音乐通史和中国音乐通史。课程的两个方面,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比较东西方音乐的差异,融贯中西,感受中西方音乐的艺术美。中国音乐通史从远古音乐开始,到中国当代音乐结束,概括了我国大约八千年的音乐历史,学生在这门课程中可以基本把握中国音乐的萌芽、发生、发展、成熟、创新的历史脉络,了解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古代到今天音乐理念的变化发展。中国音乐通史课程中既包含我国早期音乐的发源,也包含着我国古代各种不同的音乐,其中,雅乐和俗乐的为最主要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并且在这门课程中包含我国各个不同区域的音乐发展史,香港、台湾等地区的音乐在这门课程中也有所涉及,还有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史。西方音乐通史课程的内容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音乐开始,到西方的现代音乐结束。西方历史大体经历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几个阶段,西方音乐历程和西方历史的发展脉络大致相同,主要包括古代希腊和罗马音乐、中世纪音乐、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巴罗克时期音乐、古典主义时期音乐、浪漫主义时期音乐、20世纪音乐这几个音乐发展阶段,在每个音乐发展阶段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音乐家,伴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音乐主要采用的乐器也不相同。在音乐通史这门课程里,教学目标主要是使学生基本掌握西方音乐发展脉络,培养其对西方音乐的欣赏能力和对西方音乐的领悟能力。 二、音乐通史课开设的目的 音乐是人们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每天都或多或少的接触音乐,涉及音乐,音乐是我们生活的一抹染色剂。开设音乐通史课程的目的不在于仅仅使学生了解乐理知识,掌握音乐发展历史,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不断学习音乐通史的过程中提高审美眼光,增强美的感受力与领悟力,从而丰富人生观,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首先,音乐通史课最直接的作用在于使学生掌握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音乐常识。人类的发展历经千年,所形成的文化浩如烟海,数不胜数,而音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瑰宝。在音乐中人们可以抒发情感、感悟生活,是一项超越自然的自为的精神文化活动,了解音乐的发展有助于学生对人类文明有更全面的角度。其次,音乐通史课程能够使学生在音乐史的学习过程中提高人文素养。天地万物,人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人天地万物还是万物,没有天地万物,人却不再为人。人既坚强又脆弱,人就是那支有思想的芦苇。音乐学习从根本上来讲是人学,是一门关心人心灵,慰藉人灵魂的学科,音乐通史课程的学习,能学生的人文素养,更加关注到人本身。音乐通史课程的学习能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调节学生的情绪。就目前的大学生群体来讲,大部分没有经历过人生挫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进入大学后,就业、择业、适应环境等种种问题一下子提到大学生的日程上来,学生难免有点措手不及,容易形成心理压力,甚至导致一定的心理问题。开设音乐通史课程可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放松心情,领略艺术魅力,舒缓心理压力。音乐通史课程教育不应只局限于音乐通史教材中,应结合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和成功的民族音乐实践进行音乐通史课程教育,从而使大学生的音乐素养得到全面的提升。 三、音乐通史课对学生的影响 音乐通史课作为我国高校的一门必修课,学生必须学习该门课程,取得学分,学生其实是一个被动接受音乐通史教育的一个过程。但音乐通史这门课有其特殊性,作为一门艺术类课程,这门课程的学习过程其实是一个审美教育的过程,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自觉地投身到寻找美、发现美的过程中去,从而达到心灵的解放,精神领域得到释放。音乐作为世界八大艺术之一,是一门反映人类现实情感的一门艺术。大学生学习音乐通史课,可以对音乐的发展历史有一个系统化的了解,音乐史是人类艺术史最光辉灿烂的一部分,在音乐史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想情感会随着对音乐历史的了解不断丰富,不断提升。对音乐通史课程的学习,既是艺术的学习,也是对历史的了解,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音乐史是人类的情感脉络史。音乐本身不能进行物质生产,但它依然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主要表明了人类情感抒发对生命个体的重要意义。当然,学生在学习音乐通史课程中,也是一个知识学习的过程,学生在面对这类知识的学习,理性逻辑是必不可少的,但就音乐通史的课程来讲,最主要的是对感性思维的训练。音乐通史课程中选择了众多的优秀音乐作品,教材的编写花费了编者极大心血,反映了编者的情思和感受。学习音乐通史这门课程时,学生需要理解音乐,读懂音乐,和音乐家产生情感共鸣,在不断欣赏音乐作品的过程中得到熏陶,使大学生的人生境界得到升华。在音乐通史课程的不断学习中,培养提高学生艺术鉴赏能力,使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情感发生积极的变化,在获得音乐基本知识的同时,把音乐培养作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在音乐通史课程的不断学习中逐渐提高自己的形象思维能力。通过鉴赏丰富多彩的音乐作品,启发他们的感性思维,激发潜藏于学生心灵深处的直觉思维,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四、音乐通史课的授课建议 音乐通史课程虽然在很多学校开设,但具体的授课情况并不好,由于学生学分课程的安排,导致音乐通史这门课程课时量少,音乐通史课内容相对来讲比较丰富,需要学生用比较多的时间学习,若课时量少的话,教师对课程的教授就变成选择式的了,音乐史的条理性就没办法让学生完全掌握。以当前的人才需求形势来看,当今社会越来越越需要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音乐教育是关系到人才全面性发展的关键一环。大学教师在进行音乐通史的课程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教学目标,按照教学目标扩展大学课堂。大学课堂不同于中小学课堂,纪律性不再重要,调动学生发现问题、理解问题的能力才是大学课堂的重点。与中小学不同的是,学生不再强制性要求作某事,这虽然给给学生很大的自由,但大学生课堂的参与度低了,学生在课堂的学习效率也不高。音乐通史课的教师在上课时应注意调动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使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把音乐通史这门课程上活。发挥教师的能动作用,采用计算机、网络、电视等多种多媒体教学手段丰富教学方式,不能使音乐通史这门课程仅仅沉睡在教材中,音乐课一定要伴随音乐进行。音乐通史的审美教育要贯穿于音乐通史课程教学过程中,音乐通史课程的教授,要注意遵循一定的音乐美学,重点是使大学生了解什么是音乐美,什么样的音乐是优秀的音乐,怎样辨别音乐的优劣,不同时期音乐家表达情感的方式有何不同,音乐家是如何处理音乐中的各个部分的,并在音乐通史课程中把音乐通史课程的教育与审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使大学生既掌握了音乐史知识,又提高了大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得到全面提升,实现音乐通史教育的美育功能。总之,音乐通史课作为我国高校必修课之一,是我国高校审美教育领域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音乐通史课的教授过程中,教师应采用更加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感,落实音乐通史课程的教学目标。高校应重视音乐通史课程的教学水平和质量,在音乐通史这门课程进行更加多元化的改革,加速音乐通史这门课程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这门课程的美育作用,激发学生音乐兴趣,主动参与到这门课程的学习中来,学习音乐,感受音乐,了解音乐历史,使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
美术类论文:职校美术类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摘要】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的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革新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已经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职业中学;美术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大多数学生对历史课程都没有兴趣。因此教师要起—个引导者的作用,改革传统的填鸭式的历史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把学生引入历史的殿堂.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 一、结合学生个性特征和专业特色 美术专业职中生大多活泼好动、思维活跃、性格外向、想象力丰富。特别渴望展现自己的长处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欣赏和称赞,对感性和形象的东西尤其感兴趣,但虚荣心强、情绪波动较大、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难以持久,对理性和抽象的知识往往会敬而远之。所以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教学内容,结合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美术专业特长,让他们能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展现自我的能力和特长,品味成就感,这样就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在给学生讲授《祖国的统一大业》一课时,安排了一个课前预习的教学活动:请学生临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设计今后台湾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区旗。所教的两个班级的学生都积极参与了该活动自觉设计了未来的台湾区旗,而且在活动中这些学生都主动了解已有的香港、澳门区旗的设计特色和理念,查找能体现台湾地域特征的标志性物体,设计出的区旗有的还十分优秀,我立即将该活动升级为一次竞赛活动,对优胜者进行一定奖励,该次活动一方面转变了学生的历史课程学习观念,另一方面也较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历史不仅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也指人们对客观存在过的史实有意识有选择地记录,故而历史内容生动具体丰富多样,故事性强,趣味性足,知识面广,容易激发学生感情,激励意志,又因其内容都是真人真事,有血有肉,富哲理于史实,寄智慧于真理,有利于激思明理,获取人生启示。”但在教学中过程,教师往往因为教材的制约,突出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意识等内容的讲述,使历史失去了生动性,变得枯燥、艰涩,学生难以产生学习的热情。所以,教师要积极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视野,增强课程趣味性,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 (一)补充与美术专业有关的课外内容,拓宽学生视野 教师要注意学生美术专业的学习热情极大高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尽量补充与专业有关的内容以迁移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在讲授《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一课时,讲授到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时,挂出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青铜礼器的挂图,讲授完他们的基本状况后,让学生寻找与其他两者具有不同风格的青铜器,当学生找出是三星堆青铜礼器时,就向他们讲解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来源于印度,从而再引入现在史学研究领域从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探索出远早于西汉张骞的丝绸之路的由四川蜀道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来丰富课程内容,能通过专业内容(设计风格)学习热情的迁移激发学生探究热情,同时也增强了历史课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而且可以使学生感到历史课程的学习有利于自己美术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提升,从而强化历史课程的自觉性。 (二)增加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提高学生人为素养 历史上,古代居民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知识,一方面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与美术设计有较大的联系,是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予以丰富、加强的内容。例如:在讲述民族融合史的时候,我们可向学生补充胡、汉服饰比较的历史知识: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优点,对汉族的衣服进行改进,现在汉族仍然使用的马靴、马甲等物品最初来源于少数民族。这样来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既能增强历史知识与现实的联系,增强历史知识的可读性,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程学习的兴趣;也能促使他们掌握更多的与美术专业技能相关的历史知识,至少在他们今后进行影视剧务服务和舞美设计时,再也不会出现让曹操大军踩踏玉米地的谬误了。 三、革新课堂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的落后,是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不愿意学习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教师要积极革新课堂教学手段,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增强他们的认知途径。 (一)改变教师一言堂局面,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 教师要做的就是精心设计好课堂活动方式、认真选择学生容易上手的活动内容,做好活动后的反馈。笔者曾经在学校组织的面向苏南地区公开教学活动课中展示过一节“殖民主义与殖民地发展之我见”的历史活动课,要求学生先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定位自己观点和写好维护自我观点的辩论稿,在课堂上先设立三个投票箱,分别标上“促进说”、“阻碍说”、“促进、阻碍并存说”,然后由学生进行投票,将自己归入三个阵营中的一个,然后唇枪舌辩进行论战,活动效果十分明显,学生感到自己成为了课堂主人,而且通过活动使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的能力获得较大提高,学生在课后的反馈中希望老师多组织类似活动,可见,将学生纳入教学过程是一种成功的方法。 (二)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加强学生历史感性认识 美术类职中学生由于其专业学习内容的特殊性,对声音、动作、色彩等形象的东西具有特别的敏感度,采用具有声、形、色等立体感受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更能调动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如讲授中国古代制瓷业的发展状况,我们就可以用多媒体课件来向学生呈现历代的瓷器精品图片,用表格展示近年各大拍卖行进行的公开拍卖的古代瓷器的价格,这样就可以通过感性认识使学生对中国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精妙绝伦形成认同感和自豪感。近年逐渐流行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要求教师能够为学生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自我构建知识体系,现代化教育手段无疑是历史课程教师帮助学生构建真实的历史情境,吸引学生入境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加强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建设的有力助手。 总之,“当前课改在课堂教学层面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无效和低效的问题。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中职美术类专业的历史课堂教学并无定法,贵在有效,只要我们认真钻研,肯定能够找到激发中职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教学方法。 美术类论文:美术类院校图书馆期刊管理现状 1美术类院校图书馆期刊管理现状 1.1期刊的种类不够丰富在期刊发展多样化的形势下,电子期刊将在所藏期刊数目上占去越来越大的比例。目前国内美术类院校中有名的八大美院图书馆期刊服务工作仍大多以纸质期刊为核心开展。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八大美院对综合性电子期刊资源购买重复率较高,几乎都购买了CNKI中国学术期刊,部分购买了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人大报刊数据库。而艺术类电子期刊由于价格较为昂贵,订购数量很少,种类较为单一。 1.2期刊的服务方式单一相比国内3所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院校图书馆,八大美院图书馆期刊服务发展落后,由表2可以发现大多数美术院校图书馆期刊服务仅为陈列、整理、阅览、复印等传统方式,仅中国美术学院可外借馆内期刊;嵌入式学科服务环节薄弱,仅提供留言板、QQ咨询、联系邮箱等一些基础的方式来解决日常简单的读者咨询,学科服务没有开展,少有微信图书馆、馆际互借、原文传递等服务,服务层次不够深化、不够与时俱进,不适应日益发展的读者需求。就服务方式而言,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走在八大美院的前列,目前已开展了原文传递、馆际互借等服务,读者反映良好。以本馆为例,纸质期刊服务多以展示、提供阅览为主,缺乏与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电子期刊则死板地陈列在图书馆主页上,缺乏宣传与指导,利用率不高;学科服务还尚未开展。 1.3馆员的服务效率低由于历史的原因,美术类院校图书馆员中工勤类人员比例较大。以本馆为例,图书馆学专业人员仅为4人,专业结构极不合理,馆员整体素质不高,信息能力薄弱,缺乏复合型的馆员,因而直接影响期刊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同时,缺乏计算机专业人才影响了期刊网络服务的有效开展。 1.4读者的文化信息素养亟待加强国家重视文化的发展,艺术教育事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美术人才不仅需要一定的艺术素质,还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在应试教育背景下,美术类学生普遍重视专业课的训练而忽略文化知识的积累,造成学生综合文化信息素养偏低;同时,美术类师生多半从事创造性活动,对文献需求较小,阅读需求少,获取灵感的途径多样化,对图书馆的利用率较低。 2美术类院校图书馆期刊管理的措施 美术类院校图书馆期刊管理正经受着新时代的考验,面对期刊类型多样化、期刊管理自动化、期刊管理人员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读者需求深化的挑战,笔者提出如下提高期刊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建议。 2.1改革期刊管理体制,实现期刊管理综合化期刊从签收、上架、整架、打捆装订到再次上架,离不开整个图书馆各部门馆员的协同合作。期刊管理一条龙体制在手工检索、印刷型文献作为载体和自给自足的保障体系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中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优点。但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读者需求的深化,其已经影响采访、编目、网络技术、参考咨询工作的整体性、科学性、连续性,已经不能适应期刊工作的需要,为了以读者为中心,以服务为重点,提高“采、编、阅”的工作质量,精简机构,节约经费开支,减少重复劳动,便于开展图书馆学科服务,应该实行综合性期刊管理模式。例如:采编部门负责导入、套录MARC数据、采购期刊;阅览部负责整理、验收、登到期刊;网络技术部负责电子期刊数据库的日常维护及其他技术型问题;参考咨询部则负责面对读者,及时答疑,引导读者,方便解决他们对期刊信息的各种需求。如果期刊实行外借服务,流通部也应参与期刊管理工作。 2.2简化期刊工作流程,加快期刊管理数字化计算机取代传统手工方式对期刊资源进行管理是信息时展的必然趋势。期刊的加工、MARC数据采集、装订属于重复性、机械性工作,应外包给期刊供应商,减轻馆员工作负担,从而更多地投入到期刊“采、编、藏”等业务的现代化管理,整合期刊信息资源、建立特色期刊数据库、提供嵌入式学科服务等。 2.3丰富期刊服务方式,加快学科服务进程网络时代,我们需要转变观念,采取新的服务方式,强化期刊特色服务。应从方便读者利用和最大限度发挥期刊馆藏资源作用的角度出发,实行部分期刊外借服务,拓宽读者服务领域。在原有的信息参考咨询部基础上,馆员应针对读者需求在社会网络大平台上,深度挖掘期刊文献信息,对信息资源及时进行二三次加工整合,形成知识单元,通过微信、微博、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推送最新的期刊信息;开展文艺类文献查新服务、定题跟踪服务、专题期刊文献展览、专题读书会等服务或活动。图书馆还可以与各院系合作,利用图书馆硬件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知识补充扩展,将图书馆服务主动融入到师生的研究、学习过程中,方便读者,提高效率,实现艺术文献的学科特色服务。 2.4科学组织期刊信息资源,加快特色资源建设期刊信息的组织由期刊征订、特色数据库建设、期刊分类排架3方面组成。美术类院校有别于普通文史理工科院校,在专业设置上更偏重于戏剧、美术、文史、设计等门类,所涵盖的内容与其他院校相比有其特殊性。因此,图书馆在购置期刊资源时,应以本校专业设置和科研特点为前提,根据师生信息需求有重点地购置期刊文献,并合理配置中外文电子期刊,减少冗余,避免资源重复与浪费,与纸质期刊优势互补,相互融合。电子期刊采购可通过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联合区域美术院校或者全国八大美院图书馆联合的方式,采购美术类的电子期刊资源,特别是针对价格很高的国外电子期刊资源;还可通过网络补充学校电子资源,比如ELF⁃WOOD、麻省理工学院的开发网站等。在此基础之上,加快本院校特色信息资源库的建设,完成对图书馆美术类专业期刊文献资源的补充,为资源共享打下基础。分类排架方面,针对本馆读者及馆员的信息素质特性选择合适的方法设置期刊排架号。例如:使用分类号+著者号为索书号,对每一类现刊进行分编,并按索书号排架,并将索书号所代表意义及排列次序以简图的方式展现给读者,过刊则可采取年代+分类排架号排架。 2.5实施期刊评估,科学续订期刊目前,这一流程被国内许多图书馆忽视。在实践上,期刊的选择和订购需要采访人员、专业学科馆员、学科专家的参与,针对期刊的学术性特点、价格变化、期刊影响因子的研究分析,结合读者满意度调查,定性和定量地使用统计数据来续订期刊。其中,读者参与评估计划及数据库收录期刊的影响因子研究分析由信息咨询部门承担。 2.6提高期刊管理人员素质,培养复合型人才美术类院校图书馆普遍缺乏专业人员。期刊文献资源的利用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期刊信息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期刊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期刊文献类型的多样化、期刊文献信息服务的深层次化要求期刊管理人员必须加强自身以美术类为主的多学科文化素质,并能够对网络美术类期刊信息进行有效重组、浓缩和深层次加工,进一步开发新的信息产品,使用户获得信息精品。图书馆应按照期刊管理的实际需要,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人才培养计划,培养适合图书馆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2.7建立二级分馆,加强与读者的联系以本馆为例,二级学院资料室虽然在隶属关系、经费划拨以及职能上已经成为图书馆的二级分馆,但在管理上仍为传统的资料室服务模式。应打破传统,充分利用其教学科研人员集中、专业期刊使用频繁的特点,将专业性较强、读者面专一的学术期刊提供给二级分馆,并号召成立相应的学科专家小组,选派富有学科背景的馆员或者培养相关专业高年级学生或者研究生至二级分馆进行嵌入式学科服务,同时也利于搜集读者反馈及建议等,不断改善期刊服务。 2.8加快全国美术类院校图书馆联盟的建立据笔者了解,目前尚未成立以美术类院校为主的图书馆联盟,目前国内更多地建立了一些以片区为主的高校图书馆联盟,比如首都图书馆联盟、重庆图书馆联盟、陕西公共图书馆联盟等。美术类资源价格较为昂贵,由于图书馆购书经费的限制,为了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互惠,应该建立国内美术类院校图书馆联盟。联盟成员受协议和合同制约,相互提供定题服务、馆际互借、原文传递、通借通还、代查代检等服务,从而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2.9培养读者的“主人翁”意识,成立图书管理委员会合格的美术类专业学生不仅应包含专业技能,自身文化信息素养也相当重要,他们更需要文化知识的沉淀,并在此基础上获取灵感进行高质量的艺术创作。图书馆是美术院校学生的主要信息源。美术院校学生除了使用图书馆内的艺术书籍外,还使用了期刊、视听资源、报纸、儿童图书、参考资料以及其他特藏。图书馆还应借助丰富的馆藏资源结合读者的专业特性,组织开展信息素质培养教育、美术类信息资源开发等主题相关的活动;利用美术类院校专业优势,征集师生创意,建设更为舒适的、适合读者阅读的图书馆环境,并从软硬件设施上不断完善。除此以外,鉴于师生的信息素质参差不齐,图书馆应选拔出信息素质较高的读者成立图书管理委员会,作为普通师生和图书馆之间的联系纽带,激发师生建立与图书馆的深厚感情,方便读者的管理与图书馆业务的顺利开展。 3结语 美术类院校图书馆期刊管理工作还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期刊管理人员与多方合作,与时俱进,不断开创新的管理与服务模式,以有效地提高美术类院校图书馆期刊服务质量。 作者:马毓 单位: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 美术类论文: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析 一、东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历史 秽貂系中各民族在陶瓷、金银、绘画和建筑等方面成就较高。高句丽的建筑既有本民族特色,又有中原的建筑风格,从某种程度来讲,高句丽的建筑艺术成就能和敦煌相媲美,具有很高的价值。到了近代,在各民族互相影响、沟通交流的情况下,不管是建筑、交通,还是服饰、美术,都有很大的发展。以上所举的只是众多历史文化中的少数例子,这些艺术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历时代的冲击,使得传承人越来越少,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处于濒危状态。就当前形势来看,民间的传统艺术的发展阻碍重重,我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应该加大保护力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非物质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有效融合,为我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东北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立 自从我国政府开始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后,各级部门深入调查分析,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划分为国家、省、市和县级。在分类上可以分为文学、美术、音乐、医药等几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我国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相继采取措施,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且拟定了各种方案和相关保护措施,以确保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三、东北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 省级文化部门相继成立了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中心和机构,各种非遗机构的成立为东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相关部门的督促下,东北地区的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但就保护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人员不足的问题,专业的收藏人员缺少,研究专家稀缺,这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很难高效展开,不能引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这与遗产的丰富内容不相匹配。其次是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较少,虽然有些建设项目提上了工作日程,但却没有实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专业且系统的研究、宣传与保护。虽然有些分散在各个博物馆,但是数量很少,且并没有被大量展出,而是保存在仓库内,如果没有较好的保存条件,还会使其遭到破坏。 四、结语 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见证者之一,是劳动人民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面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将消失的情况,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完善各种规章制度,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变成全民参与的事业。社会要加大投资力度,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藏、研究工作有效进行。其他行业人员应该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艺术的特性,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加以创新,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作者:宫丽慧 王思儒 单位:渤海大学 美术类论文:美术类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探讨 一、美术类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时代要求 创新群体中当代大学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最具创新和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针对美术类专业大学生开展创业教育,积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是高等教育系统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服务于现代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文化战略举措;这也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当代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有效途径;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方面。创业教育的开展可以使大学生创新创造能力、人文科学修养等综合素质得以提升,从而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促进大学生灵活就业;通过创业教育的开展,培养出一批敢于创业、能够创业、成功创业的高素质自主创业者,通过他们的努力,带动更多的大学生就业,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当下,校内外美术类专业大学生创业教育调查情况显示,培养高素质知识型创业人才,以创业带就业,具有很强的时代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培养创业人才对社会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意义,这就要求从本质上培养学生内在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同时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在此过程中,国家、社会、学校、教师、学生从不同角度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只有统筹各方力量,才能培养更多知识型高素质创业人才。开放办学(创业教育的产学研一体化教育模式)——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引导学生拓展创业视野,了解美术类专业在社会中的行业发展趋势。走出校门,组织学生进行企业考察、实践等,如学生可到艺术设计公司,通过考察和学习了解艺术类企业运营方面的知识,以深化课堂专业教学的课程学习。依托高校所在地区人才资源(美术系毕业生创业成功者),聘请艺术设计相关领域企业家、高端设计人才来创业实践基地讲学,讲授创业规则、就业趋势等实践专题内容,加深学生对专业相关领域的社会化认识和了解。这就需要我们建设: 1.能够培训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观念和自我评估的指导教育。 2.在学生进行探索创业的过程中,积极为学生提供能够进行创业认知的机会,为其提供相适应的实训基地、艺术产业实践机会。 3.为学生提供具有个性化的创业培训和指导,将创新创业教育的个性化学习实践平台环境和创业氛围融合在一起。 二、构建合理的创业教育模式体系的依据原则 面对创业,美术类大学毕业生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是重点。要切实提高道德文化、业务素质、心理身体等素质,培养社会交际能力、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独立工作生活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组织管理和开拓创新等一系列现代社会需要的能力素质,在社会竞争中增强竞争力和自信心,使自身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美术类合格人才。美术类大学生创业模式(多种模式)的建立,拓展了学生专项创业技能,提高了学生就业综合竞争力。这是创业教育模式研究的现实支撑,创业教育模式的建立将成为文化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源之一。美术类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的建立需要有以下的条件支撑: 1.美术类大学生创业模式的教学机制建设,坚持就业教育与创业教育方向的一致性。创业教育和就业教育互为体现、互相促进。 2.进行美术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培养学生内在的创业素质。 3.创业教育模式的教育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高度契合。 4.探索创业教育实施的规范性与保障性,在现有素质教育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加强自主创业实效评价规范建设。 三、美术类专业创业在当前市场体系下的解析 美术类专业的核心本原就是创造创新,不但在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动漫设计等设计专业中体现,而且在油画、国画、版画等纯艺术专业更需要原创性,甚至艺术产业管理、创意文化等美术边缘学科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而创造创新观念。大学生的艺术创作、设计能力是其就业的首要条件。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在美术类专业学生的创业教育体系建设中,更要全面系统地思考,这就需要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培养以及现代社会需求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中。让美术类大学生了解现代社会艺术需要的变化和专业的最新发展,在创业教育体系的教学要求下,及时调整自己的创新创业的方向及目标,根据现代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充实、拓展拓宽自己的能力素质,为将来步入社会创业做到有的放矢。创业教育模式与社会需求接轨就是时代的要求,研究当下美术类专业市场以及市场需求,对于创业教育模式的研究是必须的、不容逃避的时代教育课题。 (一)美术类专业市场和美术类边缘专业市场的种类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美术类专业市场随着社会的发展,创业教育要适时转变自身发展模式。研究市场就是研究创业教育发展的市场和内容。下面罗列一些美术专业可以涉足的行业(或未来的发展行业):美术类专业:职业艺术家、绘画装饰、美术教育、美术培训、平面设计,家装,环艺、城市雕塑;美术类边缘专业:墙画、插画师、色彩咨询师、艺术咨询、艺术资讯、画廊经营、美术用品营销、艺术品营销、美术写生基地、民间工艺品传承以及营销。在这些专业发展的同时就形成相应的产业,创业教育模式就要跟相应的产业对应才有最优的社会、教育资源配套,才能将教学和市场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二)美术类专业创业模式相对应的产业发展方向 艺术文化创意产业动漫艺术创意产业社会专职画家产业艺术教育培训产业艺术设计咨询服务时尚潮流咨询培训艺术文化志愿活动传统艺术文化继承环境艺术工程设计市政文化志愿活动民间美术资源传承新兴艺术门类探索艺术文化产业管理非遗申请研究保护地方文物管理保护艺术收藏拍卖产业美术类专业应根据当前社会文化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兴文化创意产业的布局、毕业生创就业形式的转变,积极适时地调整课程培养体系。不但要加强对美术类大学生的专业基础教学和训练,也要根据当前社会美术类行业不断出现的新兴产业以及文化时尚元素的发展,开展针对性教学和培训是完全有必要的。在创业教育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方面更要加强,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美术类专业创业教育模式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创业教育所包含的内容是广泛的,不能做狭义的求职技巧指导的理解。创业教育对学生的学习、成才乃至人生的事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创业教育在美术类大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中的教育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更不能把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割裂开来,尤其要避免全程化的创业教育变成毕业前的应急指导。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学生所得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求职技巧层面,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就业,使创业教育的实效落到空处。创业教育的开设有着以下作用和价值: 1.加强校企合作建设,促进学校与社会的有效沟通。产学研一体化理论研究成果具有推广借鉴的价值,可改进高校所在地区美术类大学生创业就业现状。 2.大学生内在精神即终身研究性学习精神培育的教育教学机制的建设,是当代大学精神培植的有机组成部分。 3.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融入美术类专业教学体系,构建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开拓美术类专业教育新内容。 4.就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互为体现、互相促进,以创业带动和促进就业,解决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5.美术类专业大学生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天然有机的联系,创业教育不是美术类专业教育之外的教育,是现代教育所要求的创新性教学、研究型教学,也正是创业人才教育培养工作的内容之一。 6.创业教育是开拓性的研究领域,应用性强,参研人员具备美术学、教育学以及社会活动、组织管理等多方面的教育教学和社会实践能力,需要创业教育课程教师全面发展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 五、创业教育和模式创新的生成机制 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实用性的诉求更为迫切。艺术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凸显出艺术教育的价值。美术类专业大学生也渴望把自己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社会生活中,运用于改造世界的过程当中。当代大学生富有创意,团队合作中能够用富有创意的方式,将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当前国际艺术教育主张提高艺术实践在艺术教育中的地位,艺术学习以创新为核心,创新要以实际应用为基础。 1.创业模式创新和实践以及和就业创业政策之间的关系是模式创新的现实重要依托条件。 2.研究现有创业模式,进行产学研一体化途径的探索,引导和激励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参与研究创新、创业实践,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3.深化以创业素质培养为核心的创业教育模式创新的理论建设。 4.创业教育与模式创新要同步,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与社会和谐融合。 5.创业教育模式创新的前瞻性和现实诉求的系统化建设。 六、创业教育模式的现有形式种类 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角度看,当代高等教育要提供更为广泛、系统、全面的创业教育,帮助美术类大学生做好创业乃至人生发展规划,从而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之路,获得自主进行创业的技能,能够具备应对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对人的压力的能力,帮助美术类大学生建立创业的心理自我调试机制。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发展提供有效的理念框架、前景预设和教育规划。 1.依托学校教育教学体系,以学校为主,面向市场的创业教育模式。 2.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进行专业实训基地建设,产学研一体化的创业教育模式。 3.学校—市场,或者本校—外校、国内—国外分段学习(实践)创业教育模式。 4.学校对口企业委托学校培养创业教育模式。 5.大学生毕业后市场(企业)在自我需求的现实诉求下进行的岗前培训。在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研究中,可以展开各校外和校内各系之间不同层次的合作,发挥各自学校优势,提高院校尤其是地方院校的综合竞争能力。创业教育模式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为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当下,市场导向和政府调控并重、学校推荐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模式逐渐形成。全国各高等学校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给予高度重视,积极拓展就业市场和渠道,进行行业发展预测的信息化建设,深刻认识到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教育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方面,是学生就业问题中带有根本性、长远性的教育规划。 作者:徐亮董怀晶高一帆单位:唐山师范学院美术系 美术类论文: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课程研究 摘要: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将学前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落实,落实《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社会对高质量的学前教育的呼吁声音也越来越高。搞好学前专业美术课程建设,明确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目标,面对如今社会呼吁高素质学前师资的形势,找准定位优化课程结构,建立具有幼师专业特色的课程体系。适应新形势下对幼师美术能力的要求,对原有的传统授课模式进行创新,丰富教学形式、加强课内外活动,适应新形式学前教育的美术教师需要寻找创新的路径,扩展美术内涵,强化实践环节。美术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表达方式,需要我们科学的去引导,确保每一个社会个体从幼儿时期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本文首先介绍了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课程学习的重要性,然后对我国目前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课程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根据美术类课程的特殊性受到了启示,提出了有效的措施。 关键词: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特殊性;启示 美术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课之一,教育部颁布《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美术类课程在学前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术教育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原始社会原始人就用简单粗糙的线描图形表现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个人的发展与幼儿时期对想象力的培养是分不开的。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被推上了日程,社会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和投入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开展“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使美术课成为培养学生美感、美德、美术技能的阵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学前教育的关注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建立一支具有较高美学素养、美术技能的教师队伍是目前的重要任务。发现传统的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对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课程进行改革创新,通过有效的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成为新形势下合格的幼儿教师。 1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课程学习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长开始重视对婴幼儿的教育,其中早期的启蒙教育深受重视,因此,学前教育专业越来越受到重视,也逐渐从教育专业中凸显出来。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课程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能够综合的发展,确保幼师不但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还对艺术课程进行吸收和运用。针对学前教育专业面对的人群,为社会更好的服务。学前教育面对的群体具有特殊性,主要为0~6岁的儿童提供教育,包括婴幼儿教育和幼儿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学前教育是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早期经验影响大脑结构,人的终身发展受学前教育的影响,合理的学前教育可以为儿童未来的发展带来一个良好的开始学前教育是儿童教育的开始,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人力资源水平做基础性贡献。美术类课程的学习是非常有必要性。我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中明确了学校艺术教育的审美价值取向,确定了美术类学科的重要性,通过美术教育架起传统与现代相互连接的桥梁。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能够在在校期间学习美术类课程,掌握课程的基本要领,促进学生们综合能力的提高,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们的艺术素养,培养学生们的审美能力,学前教育专业开设了一些基础的课程,通过基础的艺术课程来对幼师进行综合的培养,学前教育基本的艺术课程包括声乐、钢琴、舞蹈、美术。其中美术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所开设课程中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美术课程作为学前教育基础课程的一门专业,贯穿学前教育美专业始终的基础能力培养的课程,美术类课程即是技能训练,又是审美素养的培养,美术类基础知识与基础造型能力的训练,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结合各种视觉形象的特殊特性。激发学生们的个性思维,使其创造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为后续的工作奠定基础。确保其视觉形象的表达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使幼师学生掌握美的规律,正确的认识美、欣赏美、翻译美、理解美、并有能力创造美,为今后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视觉图像文化成为了社会文化大背景,使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有限的在校学习时间内,掌握丰富的美术类课程的特征,熟练运用这些特征,去完成将来的儿童美术基础教育重任。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充分的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将孩子引进艺术殿堂的起点,美术课程的学习不仅使学生掌握了专业的知识,使学生的修养和内涵得到提高,还能够使学生通过美术教育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懂得爱美之心,在以后的教育工作中起到积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更好的教育学生。 2目前我国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课程的现状 2.1缺乏专业综合素质高的教师队伍目前我国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教师多是从综合大学的艺术院系毕业的学生,没有进行系统专业的幼儿美术心理知识的学习,缺少幼儿园美术教学的实践,只能从“专业美术”角度来对学生做要求和指引,为其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后果很严重。做为一名幼儿教师,所学的美术课没有培养幼儿教师所需要的美术能力,另外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没有接受到高考的特殊训练,一般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美术的基本功,只传授专业美术技能,会严重打击到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由于学生们没有接触到幼儿心理与生理的相关知识,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能很好的因材施教,没有掌握适应不同学生的教学方法。从课程设置上来讲,专业的艺术院校分科比较细,可是学前教育美术类的基础课程一般只是素描和色彩,一般情况下专业院校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窄。手工、美术欣赏、绘画、图案等在以后的工作中经常应用得到,但是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并没有专门开设这四门课程。有很多青年教师走上工作岗位后都是通过自学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在自学的过程中很难完全掌握其中的教学技巧,很难完成所有的教学内容,为未来幼儿教师的学生来说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2.2教育理念落后,缺乏适应新形势的专业实践型美术教材无论任何一学科都是依据教材来实现教学的,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学科还沿用传统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幼儿师范学校美术教材,这套教材内容之间联系比较密切,系统性强。过于强调美术造型技能、技巧的教学与训练,但是这套教材据今年已经快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本无法与当下人们追求的教育目标同步。这套教材的内容,美术鉴赏的内容单一,把技能训练作为美术课程的首要任务。理论知识的介绍占了教材的绝大部分,根本没有与现代媒体结合,教师只是着重讲述造型的基本方法,同时还缺乏对优秀幼儿美术作品的介绍,忽视了学生对于绘画造型美感的认知体验。内容较多,难度偏高,课时安排不够科学,学生仅仅局限于教师所引导的写生造型上,学前专业的普通学生,没有接受过高考美术训练,根本没有专业的能力去完成。在美术类基础课的教学上,没有针对绘画造型的形式美感做出深入鉴赏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感受美、翻译美的基本审美体验,教学偏重技能,学生使用的基本教材严重不足。 2.3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落后,课程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学前教育专业的素描课程上所传授的都是传统的内容,单一的素描课程教学内容,很难满足文化社会大背景下美术基础训练课程的需求。虽然当前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课程教学专业性强,但是学生们在枯燥的教学过程与教学内容中很难激发学习兴趣,很难适应丰富多彩的文化大背景下形式多样的需求。当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层次不同,学生们的年龄不一样、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不一样,教材和评价标准却不存在差异。不同层次的学生要达到同一水平的理论能力是很难的,无差异的评价标准也是不科学的,让学生头痛更让老师们难以适从。有一些学校对专业美术课的认识不足,评价局限于保持课堂高度的纪律性,忽视对学生创造性作品的鼓励,美术有了开阔性,才能够培养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过分的强调保持卫生清洁,在一定程度上严重的限制学生的创作能力。 3在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课程的特殊性中得到的启示,并提出了有效的措施 3.1明确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目标,建设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师资队伍美术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主要包含绘画、图案、手工、美术鉴赏等四方面内容来培养学生的教学思想。根据幼儿的思维特点引导孩子进行艺术活动,感染幼儿的心灵,开发幼儿的心智,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加快对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美术教师进行专业的幼儿知识的培训与学习,学生们在课堂上学到扎扎实实的与幼儿美术教学有关的知识。幼儿园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美术素养,将幼儿心理与生理特点有效地融入到学前专业的美术课中来,实地参观和学习一线幼儿园的美术课堂,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从素质教育的理念出发,有经验的老教师带领和指导下,要积极主动的去适应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师这一角色。幼儿的思维具有具体形象性的特点,幼儿教师要牢固的掌握,当幼儿园开展活动、环境布置还是玩教具制作的过程中,都需要幼儿园教师具备美术技能。增强幼儿审美情感,在平常的生活中去发现美、感悟美,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教师一定要发现自己所处的状态,掌握幼儿园需要的美术技能技巧,侧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幼师美术教学必须立足于幼儿园的需要,创新美术院校的传统教学模式,能够实现美术专业中的业余、业余中的专业水平,促进教学更贴近实践。 3.2优化课程结构,建立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课程体系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为三年,制定新的课程结构,可以尝试将专业基础训练与幼儿园教学需求相结合,为将来指导幼儿进行美术活动打下基础。增加美术欣赏课的比重,将欣赏内容融入教学中,增强学生的美术素养。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绘画基本功,应强调结构素描,减弱明暗关系,加强线描写生,可以将各种生活用品作为描绘的对象。鼓励学生从生活中的色彩美汲取灵感,减弱写生色彩教学。精美的图册、可爱的玩具、时尚的装饰品,都可以作为学生鉴赏色彩搭配的对象。应结合幼师的专业特点融入可爱的卡通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学习素描的热情,使其自信心得到增强。还可以绘制童话故事,促进实现素描教学的活学活用,还能实现学生延伸相关的美术技能。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进行设计制作,将体现个性化美术设计与幼儿园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还可以使用环保材料加工成玩教具范本,提供给幼儿园。在实践中,学生在锻炼了能力,激发了学习的兴趣,满足了幼儿园的教育需求。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鼓励学生们在手工教学中不断挖掘新材质,使无价值的东西重新焕发光彩,在幼师手工课教学中,应不断学习,将好的资源、好的创意纳人到课程中来,在手工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审美创造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3.3完善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课程的评价体系,全面提高幼师的综合能力教师需要作出调整。调整各个阶段学生的评价标准,将评价标准分成不同的层次,理解能力强,对理论类知识的掌握更容易的,应该提高课程设计类的美术作业。起点低对理论知识掌握不好的,对实践性强的技能知识更易把握,可以先提高技能方面。幼师美术教学评价要体现能力为目标的价值观,不应该是单一的标准,应该进行创新能力和专业应用能力进行多元评价。更不应该仅限在常规期末考试,绘画比赛、画展、基本功过关等各种形式的测试手段都可以采纳,通过有效的手段促进学生美术综合能力的发展。根据幼儿园所必需的美术基本功,增设一些卡通简笔画、折纸等技能方面的小测试。通过多种形式来鼓励学生掌握美术技能技巧,不但保证学生利用美术知识完成课堂教学,还能够凭借自己好的技能完成教学。学校建立更加合理的美术课程评价系统,在实践探索活动中,综合能力得到提高。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进程,艺术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造型美感解析能力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的增加,学前教育也更加的趋于科学合理,绘画造型美感解析是美术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针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学习艺术课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研究和探讨,随着当下对学前儿童教育的重视程度,培养学生在观察基础上感知美、翻译美、欣赏美等全方面的审美能力,制定出适合专业的美术课程,更全面地在绘画造型美感解析研究的基础上来完成技能训练。进一步促进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提高自身的专业的综合素质,同时相关的教师要在造型美的认知中给予正确的引导,使学生掌握审美经验,制定出适合该专业学习的艺术课程,提高对艺术审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表现力,为社会培养专业素质高的综合型人才。 作者:李莎 单位: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美术类论文:师范类美术教育的影响因素和未来发展 美术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据人类发展的要求,来满足社会对不同人群的美术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美术教育适用于社会各领域,如地域、民族、经济、时代等,同时它的发展又能促进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提高公民的自身艺术素质,利于发展社会审美意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师范类高校美术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术教育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学校的教育方式,使教学途径增多,教师的角色也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而改变,他们改善了以前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理念,不断地创新和进步,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信息的发展促进了艺术在各方面的进步,如创作、传播方面,使艺术家的创作思维有了更大源泉。艺术家可以通过计算机的图像功能进行不同于以往的艺术创作,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拓展艺术创作形式。人们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出有兴趣的艺术作品进行艺术体验和传播。现代艺术和声像艺术的发展都依靠信息技术来实现。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价值观。因为,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传递形式多样,好的和不良的视觉现象渐渐影响着人们在价值观上出现偏差。美术教育如何在信息社会下更好的发展,受教育者如何拥有健康的审美观和较高的审美能力,对信息有正确的处理能力,是信息社会下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多元文化认同观念与美术教育 伴随国际间各领域交流的日益密切,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日益明显,优势文化形态侵蚀弱势文化形态的现象日益明显,便会出现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并存。西方文化作为当前的一种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体系的发展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造成影响。世界的各个地方都进行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促进原文化的发展,还能发展新文化。人类文化的进步离不开多种文化并存发展,每种文化都有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我们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避免文化和经济一样,形成一体化现象。 (三)我国现行基础艺术课程改革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影响 师范类高校美术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社会输入美术教育人才和基础教育师资。因此,基础艺术课程改革影响着美术教育师资的知识结构,这样,势必引起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在师资培养方面的改变。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课程更加人性化和合理化,以学生的自身发展为基准,通过分析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兴趣来划分绘画领域,各阶段设计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实践活动,充分培养学生对艺术的情感认知,更加注重民族、民间美术传承,使美术教育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现状。基础美术教育思想的改革满足了新时代的文化需要,新标准不仅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更培养他们的艺术实践能力。新标准对教师的要求也更高了,不仅要传授给受教者美术知识和技能,还要培养学生的艺术情感和艺术修养,让学生能自己构建美术知识和文化。加强师范教师的人文素质教育,明确师资的培养目标,使教育体制更适合时代的需求。高师美术教育正处于新的变革期,要明确时代因素对高师美术教育变革的影响,以此为方向进行改革,使其更适应社会的发展。 二、我国师范类高校美术教育的未来发展与途径 (一)树立正确美术专业艺术观 要明确师范美术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要认清师资队伍的培养目标,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把握培养美术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本质和特点,要清楚的知道美术教育的终极培养目标是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而不是简单的艺术人才。要改变以往的育人轨道,转向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在美术文化素质和美术教育能力等多方面得到协调发展,这样,才能发挥培养社会所需的发展型人才的功能。 (二)改变现有不合理的教学模式 单一的美术教学模式已不适应时代的需求,单一的美术教学模式有很多弊端,它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供学生创造和创新,学生永远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只会成为传统美术教学的牺牲品。因此,高校的美术教师要改变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在传授给学生美术知识和技巧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自己构建美术知识的能力。采用多种丰富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丰富学生的文化内涵,为学生营造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去创作,让学生的创作灵感更敏锐,从而进行美术创新。 (三)构建科学规范的课程体系 我们要改变师范美术教育的课程结构,不能只是单纯的讲解知识,要将教育理论、学科专业课、学科教学法和教学实践完美结合起来。高师美术课程要明确培养学生的目标,以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美术教育教学能力为重点,以美术教学课程论为纽带,构建包括美术专业技能、艺术基本理论、艺术心理学、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心理学、教育实习、美术教育研究以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在内的课程链,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了角色转换和定位,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中,为以后更好的融入到基础美术教育工作做了坚实的铺垫。只有这样,才能将高师美术教育与基础美术教育统一起来,共建美术教育的美好未来。 (四)实现知识与技能的结合与创新 我们要明白美术的学习是陶冶人们情操的过程,不只是简单的动手绘画,只有将人最真实的感情注入到美术学习中去,才能体现美术真正意义上的美。美术教育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和熟练绘画技巧,还要让受教者的感情注入到美术学习中去,真正体会美术教育的美,才能更合理的掌握和应用美术知识,也能更透彻的理解艺术的理论知识,还能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素质和综合素质。反之,我们只注重感情,而不注重艺术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也不能真正改善美术教育,所以要将“技”与“道”结合起来,相互配合和补充,两者缺一不可。此外,还应注重教育理念以及作品创作技能的改革与创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术风格也不同。创新是美术教育的核心,也是美术的一个重要属性,在以后的美术教育中,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只有不断地进行创新,才能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作者:罗小博 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类论文:美术类学科新教学理念以及实施 摘要:近期,南京晓庄学院发展规划处组织安排了研修课程,建立了一个开放式的、启发式的平台。本次课程学习过程中多位教授、博导的精彩讲座和学员之间的互相学习交流,拓展了教师的教学思路,这也将是未来各类具体专业课程教育教学改革与变通的起点。对于高校美术专业教师来说,不断思考与更新美术类学科教学理念,接纳并吸收新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是本职所在。笔者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教育教学品质,也将更多地关注美术类学科学生的学习需求,根据需求制订教学方面的系列培养方案,进行教学相关变革,使得自身的教学与科研水平齐头并进,继续努力博学善教,平衡精英教育、拔尖教育与普及教育、通识教育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美术学学科;教学理念;具体实施 2015年10月份,南京晓庄学院发展规划处陆续精心安排组织了“骨干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修班”和系列讲座形式的课程。通过对此阶段系列讲座课程内容的学习,笔者获益匪浅。通过听取各位教授与教学相关的各类体悟与经验,笔者加深了对于如何做一名优质高校教师的思考,了解了大学生学习心理方面的常识和生师互动的重要意义,亦更深入地理解了信息时代对于教学新技术运用的大趋势及其具体操作方式、方法,使得自身原来较为狭隘的教学思路得到拓展,眼界亦得以提升。如何持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是每一位高校教师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笔者作为一名有着将近十年教学经历的美术专业教师,通过本次课程内容宏观与微观方面的引领(宏观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启亮教授从师德、学科专业、教师专业三个方面提出对大学教师发展与成长问题的理解;东南大学教授、博导李霄翔对于信息化环境下教师职业发展的挑战与思考。微观方面:南京大学教授王自强对于将技术与教育的相结合具体混合式教学的实践经验分享与再思考),结合日常教学,反思了以往的美术类学科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其中,笔者思考最多的便是如何在提升自身美术专业水平与教学能力的同时,融入信息时代新的教学方式、方法,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将笔者在本次研修班中的学到的知识最大化地运用到实际教学工作中。 一、师生关系的优化 1.密切关注新时期学生的学习心态 教师应了解学生学习美术专业的动机(如就业、兴趣爱好等),在提高美术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同时,发掘其未来可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可通过网络问卷调研,或设立类似美国特拉华大学的观察辅导员岗位,师生面对面进行课后交流,教师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端正学生的学习心态。 2.教师对于新教学方式的理解与师德传承 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方式将影响学生的学习,甚至影响学生将来的校外工作、生活的思路与方式,这种影响对于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完善人格与良好师德的教师对于学生具有人文感召力,教师的恰当鼓励与润物细无声的精神熏陶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动力。教师应具有正确的美术教学理念,应清楚地认识到教师的教学能力不单单包括美术专业能力、学术科研能力,还包括将其他跨学科知识运用于美术课程教学的能力,以及与学生交流沟通的能力、将美术认知融入现代教育新技术的能力。这些正确的美术教育教学基本理念有利于教师传承传统的艺术教育学识,以开拓性的思维不断更新教学理念,迎接新时期教学所面临的各种机遇与挑战,及时获得美术教学的相关信息,并将其迅速转化为相关教学改革的新动力。 3.师生主客体的变换 教师应做好课堂内外主次关系和师生主客体关系的转换,将以往美术课程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转换成以学生在课堂上提问、教师解答为主,将课堂教学时间扩展到课后,并以课后的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导。相关的绘画实践练习也以学生课后大量练习,教师课堂上进行有针对性地解答学生绘画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问为主。学生课后根据教师提供的网络教育教学平台搜索所需的学习资料与知识,其间所积累的问题留在课堂上提出并作相应的探讨,这就将学生的学习重心移至课后,而非课堂上的几十分钟。 二、对新教学方式的接纳与创新式运用 教师应充分结合传统美术学识与互联网时代教学方面的高科技。如,教师可了解新技术和学生的具体需求,在实际教学中运用好慕课、微课以及翻转课堂等。在现代电子信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美术类学科应该进行改进与革新,以打破固有的授课模式,教师应以更加包容、开放、积极的心态融入互联网技术时代。教师应将优良的艺术传统与高科技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有利于师生互相促进与共同发展。另外,教师还应将教学与科研高度统一起来。要做到以上几点,一方面,教师在对美术专业的学生进行基础教学时,应时刻提醒学生在市场的大环境下依旧可以冷静思考,并力争创作出优秀的美术作品。优秀美术作品的本质是艺术,市场价值是附加在艺术之上的。市场价值与艺术水准并不完全等值,美术类课程教学应立足于创作高艺术水准、高品位的艺术作品,而非随市场的高低涌动,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改变作品的格调。另外,在美术学科建设以及美术相关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过程中,教师应兼顾社会需求与就业需求,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美术从业人员的文化、技术等基本素质的要求,以及美术行业发展对从业人员的特殊素质要求,鼓励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教师还要关注美术专业学生将来专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拓展,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重视专业与职业相对接的部分,关注行业发展趋势。 在人才辈出的今天,教师应当依旧遵循“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古训,在重视精英教育、拔尖教育的同时,顾及多数学生的普及教育、通识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自我,完善教与学,与学生共同成长。 作者:周晔 单位: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 美术类论文:美术类大学生就业指导课改思路 一、当前美术类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够,课程被边缘化 高校开设就业指导课程,目的是引导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就业观,认识自己,了解职场信息,掌握求职面试技巧,积极参与社会竞争,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尽快完成学生向职业人的角色转变,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帮助学生树立创新创业的意识,激发学生的创业激情,引导部分有能力的同学走上自主创业道路。目前,多数美术类高校或美术院系对就业指导课重视程度不够,尚未充分认识到课程在促进美术类学生就业率,提高就业质量方面的积极意义,一些美术类高校或美术院系并未将其纳入教学计划,或者虽然纳入教学计划,但是在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下一种非自觉的行为,并未成立专业的就业指导教研室,也未设置系统的教学大纲,课程定位不清楚,缺乏相应的师资选聘和培训制度,未设立与课程配套的就业指导咨询制度,鲜有高质量的教学教改研究,课程随意性很大,缺乏必要的规范,有些高校仅将其设为选修课,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晚上或者周末,课堂出勤率不高,很多的美术类大学生认为就业指导课只是应聘前的包装课,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不强,大部分美术类学生在校只重视专业课学习,对就业指导课程不感兴趣,不重视,不认可,学生去上课只是为了赚学分,课程没达到预期目的和效果。 (二)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 就业指导课强调实用性,课程设置要充分考虑学生专业就业特点和就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直面和解决学生就业过程中的迷茫和困惑,有针对性设置课程内容,才能实现课程的独特价值。美术类大学生在就业方面的突出问题表现在,“综合素质不高,文化基础薄弱;专业技能较强,求职技能生疏;自我期望值较高,心理抗挫能力不强”。【1】目前,美术类大学生的就业指导课多限于传统的授课方式,授课内容多是对就业政策的一般性介绍和求职技巧方面的指导,帮助学生在企业招聘过程中笔试、面试能取得成功,学校开设这门课程,主要目的仅是提高就业率,完成上级行政部门下达的就业指标,缺乏系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缺乏个体针对性和专业针对性,忽略了美术类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突出问题和学生在校期间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忽视求职心理调适和求职过程中学生心理障碍的疏导;此外,美术类大学生自主创业意愿比较强烈,选择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的毕业生的比例比较大,但目前美术类大学生就业指导课没有针对这一特点,开展行之有效的创业教育和指导,个别高校或学院即使开设,也仅体现在创业理论的传授,缺乏创业成功人士的经验传授和指导,学生的创业意识不浓,创业能力和水平缺乏。 (三)教学形式缺乏吸引力 教学形式是联系教师教与学生学的重要纽带,是完成教学任务的必要条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就业指导课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和专业针对性很强的课程,强调学生参与课堂,强调互动式学习和体验式学习,相比传统的课堂讲授式授课方式,该课程更需要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模拟现场、参观企业、专题讲座等多种教学形式,目前,美术类学生就业指导课教学形式多数还是课堂“填鸭式”授课形式,课堂教学中,缺乏师生互动的良好氛围,缺乏针对性的典型案例分析,缺乏紧密结合学生个体的兴趣、性格、能力、价值观及美术类学生目标行业特点的职业选择指导,学生在课堂上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探讨、思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教学形式理论化,缺乏必要的实践教学,导致课堂教学和实际需要“两张皮”现象,学生很少有机会能走进招聘会,亲自体验求职过程,或走进企业,切身感受职场氛围,课堂上,学生也很少有机会能听到企业管理人员、人事工作人员或校友的现身说法,因此教学过程缺乏吸引力,学生对枯燥的课堂教学不感兴趣,课堂气氛沉闷乏味,课程内容陈旧,有效信息量小,学生仅能从课程中获取关于求职礼仪、就业形势与政策等理论性知识。 (四)师资力量薄弱,专业化程度低 “就业指导课是一门综合应用型学科,涉及心理、法律、求职技巧、礼仪、创业教育等多个方面的内容,需要有多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要求授课教师既要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教学经验,同时又要熟悉就业政策,了解用人单位情况,掌握人才需求信息”。【2】该课程是兼具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素质教育类课程,需要高素质、专业化师资团队。然而目前美术类学生的就业指导课程缺乏专职、稳定的师资团队,就业指导课师资队伍多是由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或就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组成的,他们曾直接从事过毕业班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就业工作,就业指导工作经验丰富,但是缺乏相关理论基础和企业工作经历,缺乏创业实践经历,对职业生涯规划和企业用人标准等很难有透彻全面的理解,整体素质与课程发展的需求相差甚远,同时,这些现有师资经常忙于事务性工作,很少能投入时间和精力认真从事就业指导课程的备课和相关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就业指导课程多为实践性教学,教学效果评价标准比较模糊,授课教师评职称困难,直接影响就业指导课任课教师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由于管理体制不顺畅,学科归属不明确等问题,就业指导任课教师也很少有机会接受专门的、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战培训,这些因素导致美术类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师资专业化水平低,课程尚处于低水平重复的经验教学阶段。 (五)课程体系不健全 学生大学四年学涯都是在为求职做心理准备,知识铺垫和能力积累,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等特点,与此对应,就业教育也应是一项长期、复杂和系统的工作,应贯穿于学生整个大学阶段,从大学新生入学开始抓起,视学生的具体情况分阶段、有重点地进行,内容应涵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知识,形成长效教育机制。目前,多数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课并未被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贯穿于大学期间,课程体系不完善。就课程开设时间而言,就业指导课程只在大四开设,课时数偏少,学生在大一接触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但是缺乏大二大三阶段学生职业规划的跟踪调研和阶段性就业指导,课程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根本满足不了学生实际需要;就内容设置来看,课程一般仅涉及职业生涯规划理论知识和就业技巧培训等方面,就业指导课程重求职技巧培训,轻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属于学生求职前的“突击课程”、“包装课程”和“应试课程”,属于“季节性快餐”,仅能在学生毕业前对其提供就业信息、政策讲解、组织校园招聘会、就业技巧讲座等服务,“没有触及学生正确职业观的树立和职业素质准备等深层次问题”,【3】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二、对美术类大学生就业指导课教学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一)课程设置个性化 学生毕业去向不同,对自身和职业世界的认知水平有异,现行就业指导统一的课程设置难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应朝个性化方向发展。个性化的就业指导模式是就业指导课程发展的必然趋势。美术类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应不断调适课程设置,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迎合求职市场,从根本上提升毕业生的求职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个性是艺术的生命线,与其他专业学生相比,美术类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开放,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和自我意识,他们不喜欢按部就班,人云亦云,崇尚个性和独立,因此,就业指导教学改革中,任课教师要充分研究美术类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就业实际情况,分析他们的生涯发展要求和发展水平,实施灵活的授课方式与授课内容,采取就业意向分组讨论、实习工作经验交流、案例分析、就业讲座等灵活多变且学生喜闻乐见的授课形式,针对学生的个性需要,尽量小班教学,开设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课程,满足学生对课程的个性化需求,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为巩固和促进教学效果,课程还可以辅以就业指导咨询和职业生涯团体辅导,解决学生个体的疑惑;任课教师还可以为每个学生建立生涯档案,时刻关注学生的成长,督促学生适时调整求职目标和就业去向,并为求职目标做出实际行动。 (二)加强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搭建创业平台 大学生创业不但能解决自己的毕业出路问题,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而且能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吸纳其余毕业生就业,即便学生毕业后不走创业之路,包含首创精神、冒险精神、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创业精神对美术类学生岗位成才也十分重要。崇尚自由的美术类大学生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自主创业之路。但目前美术类大学生的创业教育还存在着领导重视不够、课程设置缺席、创业平台狭小等问题,应高度重视美术类大学生创业教育,强化创业辅导,增强美术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提升他们的创业能力。一方面,加强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将创业教育内容纳入就业指导课程体系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策略,通过系统知识传授、典型案例分析、美术类专业创业专题报告会等形式强化学生的创业知识,在工商注册、企业管理、营销策略、融资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给予指导,培养学生创业理念和创业能力;另一方面,学校和院系要主动搭建创业平台,鼓励有意向、有能力的学生进行创业尝试,美术类大学生创业形式一般为提供美术培训、销售美术用品、宣传资料设计印制、开办个人工作室,提供个性化产品如手工漆艺作品、个性化婚纱摄影等,这些创业形式需要有经营场地,学校应根据美术类学生专业特点,开创创业基地,搭建创业平台,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支持,为学生创业提供实际支持,并努力将校内相关业务交给创业学生做,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平,锻炼学生创业能力。 (三)教学形式多样化 就业指导课强调实践性、可操作性,教学方式应多样化,将理论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讲授与学生体验相结合、就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相结合,教师启发与学生探讨相结合,形成立体就业教育的教学模式。美术类高校可以通过开拓市场资源,促进就业指导课程建设。一是可以邀请有实力的大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知名招聘网站人事经理或往届校友给学生做讲座或开展“就业沙龙”“毕业展演”等活动,融学术交流与就业指导于一体,借助相关校外人士的现身说法正面引导学生更新就业观念、扎实专业技能,提升综合实力,更有可能通过他们推荐或引荐一些就业单位,提高就业指导的实效性,二是建立稳定的就业指导课程实习基地,畅通参观用人单位的渠道,经常带学生到用人单位实习,夯实美术类大学生专业应用与实践技能,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了解当前专业的技术要求,积累实践经验,实现美术类院系与美术市场的对接;三是课堂教学改变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增强师生互动,通过图片解说、精彩视频、名人名言、统计数据、权威调查、故事分享等教学手段,采取职业测评、案例教学、模拟面试、体验教学、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认真体验,主动分享,促进学生及早了解就业形势和求职择业状态,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四)师资队伍专业化 师资队伍素质是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目前美术类就业指导课的任课教师仅限于院系从事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辅导员和校就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等,师资来源单一,且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就业指导专题培训,缺乏与课程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打造专业化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多形式、多渠道地选聘师资。美术类院系应尝试在校内教师中选择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扎实的理论知识,同时具有丰富的就业指导经验且关心学生事务的教师从事就业指导工作,同时,可以吸收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制定和实施就业导师聘用制度,通过校企合作、校际合作等形式,扩大师资来源。聘请对美术行业用人有深刻体验的人力资源专家、优秀的校友作为特聘就业指导导师,定期为美术类大学生授课或开展专题讲座,解决师资问题的同时还能密切学校与企业的联系,将企业发展前沿动态带进学校,促进学生学习;另一方面,要强化现有师资培训。美术类院系要加大培训经费支持力度,改进就业指导课培训的内容和形式,提供机会让任课教师到相关企业和社会机构参观、交流和访问,以了解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分批选拔优秀教师参加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类专题培训,建设优秀的师资队伍,强化培训效果,扩展培训规模,拓宽培训内容,建设好保障美术类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建设水准的长效机制。 (五)课程体系全程化 “全程就业教育”,是指“将大学生顺利就业并立业必须掌握的相关知识、理念与能力形成全面、系统的一门学科,循序渐进地贯穿于大学教育全过程中,以培养学生自我规划、自我设计、自我学习、自主就业的意识,以及不断发展的立业能力的专门教育”。【4】职业生涯发展和就业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研究美术类各年级学生心理特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和就业能力的水平现状,分析总结美术类专业特点、美术类学生将来可能从事的行业、职业特点,在此基础上分专业、分年级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大一时要引导学生觉知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唤起他们自主自觉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指导他们通过多种途径认知自我,认知职业世界,初步确立职业理想和毕业去向,明确学习的目的性,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大二大三阶段,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核心就业竞争力,鼓励学生多参加专业相关赛事,如全国大学生广告大赛、全国文科计算机大赛等,强化学生专业技能和实践动手能力,为学生创设各种平台,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锻炼自己的可迁移技能和自我管理能力,为顺利求职和求职后的职业适应打好基础;大四阶段,为学生讲解就业形势与政策,传授求职技巧,包括简历制作技巧、笔试面试技巧以及就业心理辅导等,帮助学生顺利就业。就业事关国计民生,党的十八大关于就业的报告论及,国家要“推动实现高质量的就业”、“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5】这对大学生就业指导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协调各方,全面加强教学内容、教学管理、学科研究等方面的建设。作为高校就业指导工作者,就业指导课教师应提高认识,深入研究美术类学生特点和美术专业就业特点,为提高美术类大学生就业率,改善就业质量做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作者:叶扶荣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美术类论文:美术类职业学校的学生心理问题浅析 摘要 美术类职校学生的年龄、个性、经历都有其特殊性,如果在教学之前不先解决好这些问题,教学活动几乎无法开展。如何找到一条能够解决这些艺术类职校学生心理问题的方法,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本末不能颠倒 艺术兴趣可以培养 社会的介入 就业问题 这是摘自《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综述: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中的一段话:“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家发展已经进入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继续加强职业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被列入国家重要议事日程。 国家发展迫切需要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作为支撑;就业是民生之本,当前人民需要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就更需要加强职业教育。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已经初步具备了大规模培养中高级技能型人才的基本能力,具备了服务国家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基本能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也获得了可喜的发展,10年来,高等职业院校培养毕业生近1300万人,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① 然而,我在职业技术学校教学期间,教学过程中,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些孩子的就业希望。种种学生的心理问题,更使我感触良多,我默默地思考着,如何找到一条能够解决这些职校学生心理问题的路子。国家十分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曾多次向各种各类学校提出要求:“通过多种方式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健全人格,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之所以觉得解决学生心理问题如此重要,是因为艺术职校学生的年龄、个性、经历都有其特殊性。如果在教学之前不先解决好这些问题,教学活动几乎无法开展。经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我了解到有几个重要的心理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这些问题像一个无形阴影笼罩着他们,使他们几乎透不过气来。现在,把其中最主要的几个问题拿出来分析。 误区一:都忙着要打工挣钱。挣钱第一,学习第二。本末颠倒。 对于第一个误区,下面有一个案例,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一次上时间管理的课上,教授在桌子上放了一个装水的罐子。然后又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些正好可以从罐口放进罐子里的“鹅卵石”。当教授把石块放完後问他的学生道:“你们说这罐子是不是满的?” “是,”所有的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真的吗?”教授笑着问。然後再从桌底下拿出一袋碎石子,把碎石子从罐口倒下去,摇一摇,再加一些,再问学生:“你们说,这罐子现在是不是满的?”这回他的学生不敢回答得太快。最后班上有位学生怯生生地细声回答道:“也许没满。” “很好!”教授说完后,又从桌下拿出一袋沙子,慢慢的倒进罐子里。倒完后,於是再问班上的学生:“现在你们再告诉我,这个罐子是满的呢?还是没满?” “没有满,”全班同学这下学乖了,大家很有信心地回答说。“好极了!”教授再一次称赞这些“孺子可教也”的学生们。称赞完了后,教授从桌底下拿出一大瓶水,把水倒在看起来已经被鹅卵石、小碎石、沙子填满了的罐子。当这些事都做完之后,教授正色问他班上的同学:“我们从上面这些事情得到什么重要的启示?” “我想告诉各位最重要的信息是,如果你不先将大的“鹅卵石”放进罐子里去,你也许以后永远没机会把它们再放进去了。”② 从以上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工作中林林总总的事件可以按重要性和紧急性的不同组合确定处理的先后顺序。做到鹅卵石、碎石子、沙子、水都能放到罐子里去。对于人生旅途中出现的事件也应如此处理。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处在哪一年龄段要完成哪一年龄段应完成的事,否则,时过境迁,到了下一年龄段就很难有机会补救。例如一个美术专业的学生如果在学习阶段没能掌握好技能科学知识。如各种应用软件的运用,如摄影基础、造型训练等,到社会上工作你能完成好各种设计任务吗?就算有就业机会,能把握住吗? 误区二:对上学不感兴趣,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 对于第二个误区,其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的兴趣上,我在一所美术类职业学校调查中发现,几乎每十个美术类职业学校学生中都有四个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每个班级都有两个以上的学生希望转专业。这说明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爱好选择比较模糊。学校在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方面需要多想些办法。(1)改善学校环境,在这一方面,艺术类学校的学生老师都是强项,但真正能去实行的却很少,例如在学校征集CI策划,在学校的整体视角传达方面尽量做到庄严整体。如学校标识、教室识别牌、学校动线牌、各科室识别牌、学校雕塑、对外开放学校作品展示厅等。这既有利于学校的整体形象,又能促进学校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一举两得,这方面也可以参考中国美术学院。有了这些,学校才能有一个浓厚的艺术氛围,而这种氛围是感染学生使其产生艺术兴趣的重要途径。(2)增加户外艺术实践活动,如环境设计类的实地考察、摄影类和写生类的外景练习等。通过户外实战练习,既可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提高教师的凝聚力,建立良好的教育秩序。在古代的中国,许多的教育都是在室外进行的。现代西方国家的户外教育发展水平也较高,许多课程经常在户外进行,夏令营一类的户外教育活动也较多,有的国家还有专门的户外教育学校。相对而言,我国现代的户外教育发展水平偏低,近年来比前些年更甚。有专家为此呼吁,为了民族的未来,中国学校教育也该改革进步,增加户外教育活动。对于孩子的户外教育,也许我们也应在观念、制度、经费乃至执行细节上下点工夫了。 误区三:来自家庭的问题,信心危机。 目前我国的单亲家庭正在不断增多,家庭结构的改变,家庭成员的远离等现象。给这些家庭中孩子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使孩子的心理、学习、行为等方面的发展都受到了制约,这些成长于特殊家庭的孩子在学校心理教育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点。对于这些家庭有实际困难的孩子,教师的正面鼓励很重要,但仅仅是教师和学校的关怀实在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的介入,如民政局或者希望工程等。要让孩子们学会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去克服困难。在这些困难家庭中还有些家庭因为特殊的原因,处于非常艰难、温饱都几乎无法解决的境地,有的还住在几乎就要倒塌的危房里,有些家庭父母亲人有疾病。虽然这些家庭的孩子读书都不用交钱,但影响他们学习的主要因素还有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对自己生活的担心。对于这些家庭来说,短期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现实是不可能的,他们需要外界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居住或生活条件,让这些孩子能够吃饱饭、穿暖衣、安心去上学。 误区四:就业难,认为所学知识与将来的就业问题关系不大。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有着许多暴发户,富二代,以至于学生有一个错觉,知识解决不了将来的经济问题,职校毕业后就是去打工,用不了许多技能。事实上,在目前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步入就业市场的今天,就业毫无疑问是一个社会难题。在这种大背景下,学校和培训机构都不是万能的,学员一定要调整好心态。以为交了学费,就会分配一个工作,这个思维方式显然行不通。正确的做法还是要与时俱进,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实践,通过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在就业的优胜劣汰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目前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性难题。但一些大学生没有选择消极等待,或者转嫁矛盾,而是选择了就业不错的职业教育进行短训,从而顺利就业,起薪也不错。这种积极的方式不仅有效,也值得鼓励和提倡。相反,一些职校生在就业面前,或仅仅寄希望于学校,或者父母的关系,或对就业信心不足,或是要求过高,最终的结果真是很令人担忧。对此要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一味埋怨别人,埋怨社会。③ 我们不禁要问,把握命运航向的是什么呢?贝多芬耳朵聋了,他说:“我听到我的心在演奏”;霍金要不是一肚子的学识,没准会在哪个疗养院终此一生呢?答案找到了,是知识,是知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一个有知识的人确实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群有知识的人就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国家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曾多次向各种各类学校提出要求:“通过多种方式去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健全人格,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 当然,我们所希望培养出的是身心健康的孩子,但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从小不停的被迫读书考试,不良的竞争造成诸如“实感冷漠”④等等的心理因素已经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了。希望在全社会的努力下,这些孩子们的身心能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的发展,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有知识有理想的人,使他们真正成为未来社会的生力军、接班人。综上所述,解决艺术职校学生的心理问题刻不容缓,他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关注。 美术类论文:20世纪西方美术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现代主义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印象主义。20世纪以来具有前卫特色、与传统文艺分道扬镳的各种美术流派和思潮,又称现代派。 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后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画家们提出的“艺术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绘画不做自然的仆从”、“为艺术而艺术”、“绘画摆脱对文学、历史的依赖”等观念,是现代主义美术体系的理论基础。所以法国后印象主义画家塞尚这位在作品中追求绘画语言的几何结构和形体美感的画家,被人们称作“现代绘画之父”。较为明显的现代主义绘画风格首先是在法国野兽主义画家们的作品中出现的。以马蒂斯为代表的一群年轻画家,在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中,展出了一批风格狂野、艺术语言夸张、变形而颇有表现力的作品,被人们称作“野兽群”,由此“野兽主义”得名。 1908年,另一群年轻画家以毕加索、布拉克为代表,在法国推出立体主义绘画。立体主义的原则最初出现在毕加索的油画《亚威农少女》中。这幅画被认为是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分水岭。立体主义用块面的结构关系来分析物体,从单纯绘画到画面立体分割法,表现体面的重叠、交错的美感,是立体主义追求的目标。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都从非洲雕塑中吸收了养料,它们的艺术语言与传统法则相去甚远,标志着20世纪西方美术已进入自我确立的阶段。与此同时,在德国1905年组织的桥社、1909年成立的青骑士社等表现主义社团崛起。它们的美学目标和艺术追求与法国的野兽主义相似,只是带有浓厚的北欧色彩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特色。如果说表现主义受工业科技的影响,表现物体静态的美,那么在意大利兴起的未来主义则在现代工业科技的刺激下,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运动的场面和动的感觉。他们还热衷于用线和色彩描绘一系列重叠的形和连续的层次交错与组合,并且试图用线来描绘光和声音。 上述思潮和运动,特别是未来主义,在雕塑领域内均有所反映。未来主义的画家和雕塑家博乔尼于1912年4月签署关于雕塑艺术的宣言,并把未来主义的原则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代表作有巴拉的《被拴住的狗的动态》,表现在运动中的物体。反对一切,作为社团它必然要走到自我否定的境地。达达的虚无主义和反传统的精神,贯穿在整个西方现代文艺的进程之中。在平面绘画中采用拼贴手法,把偶然性、机遇性运用在美术创作中,是达达对现代美术的贡献。超现实主义的社团是从达达内部分化出来的。它用建设性的态度对待艺术创作,以取代达达主义的破坏和挑战。它直接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中汲取思想养料,并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这一艺术运动的指导思想。 超现实主义的美术家们从儿童、精神病患者、梦境中汲取灵感,致力于探讨人类经验的先验层面,试图突破现实观念,把现实观念与本能、把梦境与现实想结合,潜意识和梦的经验相糅合,以幻想、希望等人的主观思维来表现画面,以达到一种绝对的和超现实的境界。超现实主义者常常采用出其不意的偶然结合、无意识的发现、现成物的拼集等手法。写实与抽象的语言在他们的作品兼而有之。从1924年以后到30年代末,是超现实主义美术的活跃期。30年代以后,作为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逐渐冷寂,但许多重要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仍然活跃于欧洲和美国画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在美国产生的抽象表现主义,是集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成的流派,也是重视个性、重视风格的现代派绘画顶峰。抽象表现主义强调创作者行动的自由性、自动性和无目的性,把创作行为本身提高到重要的位置,已经孕育着以创作者的行动作为艺术传播媒介的因素。继抽象表现主义之后产生的硬边抽象、后绘画性的抽象是几何抽象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化和发展,也说明艺术从强调主观感情到侧重于客观表现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与抽象表现主义完全相悖的波普艺术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波普艺术的兴起,说明西方的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 但是,历史本身似乎在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发展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艺术的本身进程犹如社会本身的进程一样,本身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它要在上述列举的种种两极之间寻求平衡。当然,平衡是短暂的、临时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永久的。唯其不平衡和充满着矛盾,艺术才不断向前发展。即使在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曲折,整个趋势则是向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艺术应该被认为是对现实主义的一个有力补充。或者说现代主义是一个新的艺术表现体系,它有别于现实主义,更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时代节奏相吻合。至少它已经获得了与现实主义共存的力量。这样,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似乎是超脱社会、超脱自然的人,他们不直接描写社会和人生,但他们的作品影射着社会和人生,采用的语言是荒诞的、寓意的或抽象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些艺术家表现了现代人们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感觉到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消极、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感觉到他们思想上强烈的虚无主义。正是现代主义美术作品的这些特征,使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历史的和审美的价值。因为它们正是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生活重要方面的写照。 很多作品创造了荒诞、怪异的新境界。现代主义多流派标榜自己是反传统的,实际上它可能完全抛弃传统。它竭力否定和排斥的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含有学院派特征的写实主义传统。在对待历史遗产方面,它们更重视对原始社会艺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美术、希腊古风时期美术、欧洲中世纪美术的研究。自印象主义之后,西方美术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绘画、工艺品的表现语言上,探索写意的表现手法。野兽主义、立体主义的美术家们直接受益于非洲雕塑。同时,中东的伊斯兰教美术和大洋洲的艺术遗产,也是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研究的对象。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美术类论文:2D卡牌类手机游戏的美术设计 摘要:近年来随着手机性能的提升,手机游戏也开始从轻量化的休闲游戏向着大型游戏转变。手机游戏在整个游戏市场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已经开始形成游戏市场的新一个发展点。2D卡牌类手机游戏也在不断的成熟发展中。比较成熟的有三国杀和我叫MT等。 游戏的成功离不开成功的美术设定,而随着游戏技术研发的深入,手机游戏的设计也不越发精致。2D卡牌类手机游戏好的美术设定是整个游戏的精华,所以需要在前期设计时进行充分的考虑与表现。好的前期美术设定可以吸引观众的眼球,而2D卡牌类手机游戏的亮点就在于人物设计的精美与道具场景的演绎。 关键词:2D卡牌类手机游戏;美术设计 2D卡牌类手机游戏,玩家可以通过收集不同的角色卡,强化自身实力寻找出适合自身的卡牌组合。每个角色都有一套独特的法术和技能。2D卡牌类手机游戏希望通过丰富多样的游戏设定、充满色彩的故事情节、与玩家之间不同阵容的相互较量的新鲜感来吸引玩家。 在2D卡牌类手机游戏中美术设计,可以从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搜集大量各类图集资料与服饰发饰资料。力求将游戏的主题和氛围充分体现出来。一个好的游戏角色不只是需要设计精美吸引玩家,而且还需要能够贯通整个游戏脉络,甚至是带给游戏本身一种升华。作为整个游戏的精髓与灵魂,整部作品中的美术设计直接影响着整部作品的优劣,好的人设既可以满足玩家的愿望和幻想,还能丰富游戏情节,给予游戏玩家更加愉快的游戏体验。 一、人物角色设计 根据故事时代背景和剧情发展。角色造型需要符合时代特点,在创作中也要适当融入现代元素,兼顾到故事设定与美感。美术风格多以半写实的画风为主,其中的人物需要基于写实的基础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漫画化处理。即弱化物体表面的文理及细节。对角色造型适度的进行变形和夸张。设计主要运用重造型而轻细节的扁平化风格。会有大面积的纯色作为角色主体色。通过加入较少的补色来让整体观感得以均衡。并通过将毛发等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绘制,进而突出角色整体的体块感。通过对肩部、四肢、手部及脚部等部分进行夸张变形,以求能够突显出角色的轮廓。务求让玩家在最短的时间接受并记住游戏中的角色。 角色的造型在进行单独角色设计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设计的合理性,每个角色因其自身的定位与作用不同,如果不能将设计考虑严谨的话,很有可能会让玩家产生对角色甚至于是对游戏整体的质疑。 二、武器装备设计 武器装备是指可以装备在角色身上的道具。需要根据不同的游戏角色不同的职业以及种族特点,来设计出符合角色自身特点的装备类道具来。就如同男女服饰不同一样。当然,这其中也可以有一部分各种族通用的,如披、风戒指等。根据2D卡牌类手机游戏的剧情的发展,游戏中的各色人物均有自己的武器道具,在设计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角色的身份以及种族甚至是性格特点。2D卡牌类手机游戏中各个角色的武器要有可辨识度。名字易记为宜。道具设计要有自己的特点。 道具设计要依据游戏风格和故事背景。道具的造型、大小以及武器装备需要和谐统一。根据角色的造型和服装统一设计。才能够很好的展现整体的美术风格。道具在不同阶段的造型要有所关联。在丰富玩法的同时兼具视觉美感。在进行单独道具设计的时候,也需要考虑设计的合理性,每个道具因其自身的定位与作用不同,如果不能将道具设计考虑严谨的话,会让玩家产生对角色甚至于是对游戏整体的质疑。 三、场景设计 2D卡牌类手机游戏场景设计是指游戏中的背景。根据美术风格和时代背景,设计主要场景和小场景。场景设计要对应好正确的时空关系,营造艺术氛围。在整个游戏的美术设计中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 2D卡牌类手机游戏由于2D的平面属性,并没有更好的空间营造体验,使玩家有更好的代入感。这就更需要我们在简化真实场景的同时加入更多的美术设计。把平面的场景通过光线、虚实等手段进行艺术化处理,更好的带来视觉体验。 在色彩的设计中,不要颜色过于饱和。在能够衬托卡牌的同r,保证视觉导向的统一性。 美术类论文:美术类特色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模式探究 广州市美术中学 美术生文言文的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基于美术特色高中这个特殊的环境及其学生的特殊学情。特别是文言文作为记载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宗教、教育、文化、伦理道德等社会学科知识的语言载体,容纳的是先哲们对世界探索与认知的智慧结晶,从美术生的职业发展来说,如果他们学会从文言文中寻找文化之根,有助于他们提高其美术作品的文化底蕴。 一、从哲学文化分析古代诗文 美术生整体的特征是自我意识比较强,较强调自我的感受,比如经常更改校服、佩戴特别发饰、不守规则等等。“自由”“自我”是他们所推崇的,再加上青春期的身心特点,所以他们时常挣扎在因自由被约束而产生的愤懑中,觉得老师、家长的认识短浅。但是如果引导他们走进历史长河,在一些能引起共鸣的问题上探讨,那么学生收获的不只是古代哲人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和观点,更会在其思想和行为上有所改变。 比如自由的问题,庄子的《逍遥游》即论及“绝对自由”“相对自由”,这个话题就是哲学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命题。结合文言文中对大鹏鸟与四种人的描述,学生明白了自由是有条件的;同时也明白美术生想特立独行,想突破现实的条条框框,追求“绝对自由”,这是“形而上”的。但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有所凭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就必须做些不情愿的事,来获得“相对自由”,这也是一种“形为心役”。而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逍遥游》中的借助风力才能起飞的大鹏鸟得不到,现代生活中“有待”于各种便利条件的我们,更得不到。所以,“形”与“心”是人生中的哲学矛盾。 二、从民俗文化分析古代诗文 从职业发展来看,美术生以后就业大概是设计、绘画、动画等方向。无论是环境设计还是服装设计,都离不开对本土环境的了解。对民俗文化了解越多,文化底蕴越厚,其作品就可能更有r值。中国的民俗文化,折射了古代人民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上古时代人们尊神祭鬼,所以有大量关于祭祀的词语,例如“社”“祖”“年”等。针对美术生擅长画画的特长,按照文言文中所提及的内容,让学生去调查、研究茶、酒、建筑、戏曲、对联、谜语、服饰等民俗文化,再以绘画的的形式将民俗文化表现出来。例如笔者在讲授《离骚》前,让美术生去研究各地端午节的风俗习惯,然后以“民俗文化手抄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理解。手抄报中的屈原或峨冠博带,或香草裙带,或神情悲愤,通过画作的方式,学生对《离骚》的作者已经有了较好的了解,课堂上再以香草美人为切入点讲服饰、谈寓意,学生与文本的距离,与文本所传承的文化就缩短了不少。 1. 饮食文化。比如李白《行路难》的“停杯投箸不能食”。“箸”,课文解释为“筷子”,那为何李白不说“停筷”?这就牵涉饮食文化。《说文解字》:“箸,饭欹也。从竹,者声。”可见,最初的筷子是用竹子做成的。而“箸”与“住”同音,寓意与愉快进餐的氛围不太切合,到了宋代改成了“筷”,寓意快乐。李白在《行路难》中用“箸”,取义其谐音意:停止不前。饮食文化中的筷子文化在今天也时有看到,比如餐桌的公筷文化与礼仪,女孩出嫁时携带筷子的习俗等。 2. 服饰文化。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青衫”在文中解释为低级官员,衣服与官职有何关系?这就涉及古代官员服饰问题,古代官员的品级与其服装的颜色、质地、配饰是一一对应的。比如三品以上穿紫色,八品、九品穿青色。 3. 器皿文化。司马迁《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的“符”。现在常说的“符合”即从古代的“合符”这一军事术语发展来。 4. 礼仪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义之邦。比如《鸿门宴》中的座次安排的礼仪:“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他们的座次体现了与会人物身份的尊卑,宴会中东向最尊,其次是南向、北向、西向。还有“南面而事之”“虚左以待”“箕踞以骂”等都包含了古代礼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