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1 茶学是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是人们待客、交友的首选方式，亦是人们修身养性、颐养身心的重要方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高职英语课程，承担着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涵养学生的文化品格、培育学生的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责任，将茶学思想导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应加强对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现存问题的研究，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提升英语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将茶学思想不留痕迹地融入到英语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在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融入茶学思想的意义 1.1茶学渊源 茶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目前已经全面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之中，成为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茶学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具有优良的可传承性与传承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浓重的民族色彩。茶学在我国的起源非常之早。早在先秦时期，茶学就已经形成，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饮食文化，饮茶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待客交友的首选方式。有些精品的茶叶，在历史长河中，甚至经常被人们看作供奉皇室的贡品，同时也可被看作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来使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后，饮茶的风气在民间已经十分盛行，隋朝以后，这种风气进一步扩散到了神州大地，唐朝后，民间茶馆越发增多，很多文人墨客都会将饮茶看作一项重要的待客、交友方式，以品茶、喝茶为乐，文人陆羽甚至专门写了《茶经》用来总结唐朝的茶学，这部著作，至今仍是人们研究茶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人民对茶学的理解，往往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这为茶学的内容，赋予了更多的多元化色彩。同时随着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盛行，茶学在发展历程中，逐渐具有了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特点，吸纳了中华大地上多地区、多民族人民的智慧，这无形之中，更提升了茶学作为文化瑰宝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是茶文化的源头，我国的茶文化有着极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彰显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积淀与文化风骨，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其中尤其是普洱茶、龙井茶等知名茶类，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态势十分可观，我国的茶学、茶文化亦随着这些商品的销售，汇入了世界各地，为世界人民的饮食、文化生活带来了增色。在茶学的理论知识体系中，饮茶礼仪算是一项关键性的内容。五千年来，我国人民的饮茶礼仪随着茶学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变革，“精致”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饮茶礼仪的代名词，例如很多人饮茶都讲究“面面俱到”，甚至有很多当代人，将饮茶礼仪与西方国家的下午茶礼仪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饮茶礼仪的创新，使其更具有精致性特点。与此同时，茶学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在各类休闲、会客场合中，茶元素的存在感都很强，显现了茶文化的精神寄托性，这也是茶学的重要价值之一。 1.2茶学价值 唐朝文人陆羽在《茶经》中提出“以茶待客、以茶代酒”，显现了茶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到了现代，茶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变得更为丰富。例如，以茶健身、以茶促贸、以茶起舞等活动，就显现了茶学的多元化价值。因此，我国茶学在世界范围内，亦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很多人认为，茶学之所以吸引人，不仅是因为茶叶具有健身、养生、待客等多方面的功能，更是因为茶学包括茶道、茶德、茶文化等多元化的内容，在陶冶品茶者的情操、修养品茶者的身心上，具有极为良好的效果，例如茶文化体现的坚韧不拔、勤俭节约的精神，就对当代人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总之，茶学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亦是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在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导入茶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学生能够在学习茶学的过程中，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获得文化视野的开阔，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同时亦能够在对比学习西方茶文化的过程中，感受到茶文化的兼容并包，形成一定的传播、发扬中华民族茶学的意识；另一方面，教师亦可发挥茶学的德育功能，陶冶学生的身心，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缓解信息时代、现代社会为学生带来的浮躁心理，让学生早日成为符合社会需求的新时代进步青年。 2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现存问题分析 研究茶学与高职英语课堂的适配性，必须先研究高职英语课堂的现存问题，经实践教学，笔者认为高职英语课堂目前存在如下两方面的问题： 2.1课堂教学内容单一 目前有很多高职英语教师，受到传统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的影响过于严重，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过于依赖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法，为学生传授千篇一律的英语知识，久而久之容易降低学生对英语学科的学习兴趣，不利于促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2.2学生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 近年来现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参与者与引导者”的教育理念，逐渐得到了广大英语教学工作者的一致认可。但当前还有很多高职英语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未重视对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将自己视作课堂教学的主导，盲目依据自己的思路进行教学，导致学生的学情、学习需求，与教师提供的课堂教学的契合程度不佳，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激发，学习质量自然得不到保障。由此可见，将茶学引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利用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充实学生的知识储备，借助茶文化的趣味性、生动性、多元性，唤起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对推动学生自主学习，提升其学习效率与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得到教师的重视。 3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导入茶学思想的实践策略 3.1转变教学观念，革新课堂设计 教师的教学观念先进与否，直接影响着学生对英语知识点的吸收效果，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率与效果。因此，为真正将茶学思想导入到高职英语课堂中，发挥茶学的价值，实现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教师需加强对先进教学观念的学习，与时俱进革新自己的教学思路，对课堂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性设计，为学生带来源源不断的有效教学，从而取得更为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重新审视自己在课堂中的角色定位。教师应正确认识到，现代化课堂中，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参与者与引导者，对学生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但这不意味着教师就可以肆意为学生灌输枯燥的知识点，以说教的方式督促其学习英语知识。教师应结合现代化教育理念，重新认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对课堂教学手段做出改良，保证学生的个性化特点能够在课堂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教师应加强对创新性教学方法的学习与应用。这是因为将茶学思想引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本就是一项创新之举，教师应加强对情境教学法、小组探究教学法、翻转课堂教学法等更为先进的教学方法的应用，将茶学深刻融入到英语教学的方方面面，融合到学生对英语听、说、读、写的学习之中，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进一步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最后，教师应加强对茶学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例如，教师可提前为学生推荐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课外书籍，让学生全面了解茶学的变革历程与历史文化价值，之后组织学生开展茶学读书会，引导学生分享自己在学习茶学的过程中取得的收获。教师亦可联同校方，开展针对英语、茶学的更大规模的校园实践活动，例如可举办文化交流活动，让学生充分利用自己在英语课堂中学到的口语技巧，将茶文化传播给外国友人，增强学生对茶道精神与茶学内涵的体会，培育学生的文化交流意识与文化交流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2利用茶文化，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为切实解决传统高职英语课堂中，教学内容单一带来的多种问题，教师应加强对课堂教学内容的优化，将茶学思想，不着痕迹地融入到课堂教学内容的方方面面，为学生带来更具多元化特色的文化知识教育，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备课阶段，可通过互联网、图书馆等渠道，搜寻与英语教学有关的茶学素材，深挖茶文化的教育价值，将其体现于对学生的英语词汇、语法、篇章教学之中，为课堂教学带来一丝文化上的增色，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例如，在教学与“文化交流”有关的单元内容时，教师可在课堂导入环节，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探讨茶学，利用智能设备查找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谚语，分享给其他同学，增强学生对本节课知识内容的兴趣。如“Greeninsummer,redinwinter,flowersinspringandautumn.（夏季饮绿茶，冬季饮红茶，春秋两季饮花茶）”、“Medicineisthemedicineofdisease,teaisthemedicineofalldiseases.（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等等，都是与茶学有关的经典谚语，教师可鼓励学生，将这些谚语运用到与外国友人的交流中去，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弘扬。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将茶学思想导入到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例如在教学一些与“异国文化”有关的知识内容时，教师可适当为学生传授一些与西方茶文化有关的知识。例如，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饮茶习惯，是喝早茶、下午茶、晚茶等等。教师可为学生介绍与英国下午茶有关的知识，如人们会在有重要宾客的宴会上安放矮脚桌子等等，教师亦可告知学生下午茶的英译是“lowtea”，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中西方茶文化的认识，让学生更为地道地交流茶学知识。除此之外，教师亦可在课堂中开展对中西方茶学思想的对比教学，引导学生仔细分析中西方茶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教师可提前搜集资料，包括与中西方饮茶知识有关的图像、视频、音频资料等，制作为精美的课件，在课堂中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仔细分析、积极发言，讲述中西方茶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差异，这些差异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什么等。教师可引导学生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对形成中西方茶文化差异的原因展开思考，鼓励学生在课下，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探究，通过互联网、图书馆、博物馆等渠道搜集资料，编写调研报告。在下节课中，选派小组代表为全班同学做出分享发言，营造一种乐于分享、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学习氛围，在增强学生对茶学思想的了解的同时，培育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应用能力。 3.3加强对“互联网+”教学模式的应用 近年来，信息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断有先进的信息化教学设备，被引入到高职英语课堂之中，为教师改良课堂教学提供了诸多的帮助。教师在将茶学思想引入到英语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积极加强对“互联网+”教学模式的应用，挖掘互联网中的教学资源、教学素材，加强对互联网教学平台的应用，实现茶学思想在英语课堂中的深度融合。例如，教师可利用互联网渠道，搜集丰富的茶学知识，包括我国不同地区的茶文化特征、茶学礼仪、茶道等等，将其整合制作为精美的多媒体课件。在课堂中，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现给学生，引导学生更为全面、更为细致地领略茶文化的风采。在课堂教学结束后，教师亦可将这些课件，上传到学生的微信群中，以及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之中，让学生在课下，结合自己的学习需求，自主学习这些内容，增强学生对茶文化的认识与了解，让学生更好地领会茶文化的精神内核，得到文化素养的提升。此外，教师也应加强对微信群、QQ等互联网交际渠道的开发与应用。例如教师可将茶学视作一项长期的学习内容，组建专门的微信学习群，定期为学生发放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学习资料，学生亦可在这一微信群中，上传一些自己学习茶文化的资料与成果，分享一些经典的茶文化知识，给班集体中的其他学生。在学生分享茶学知识时，教师应重视对“引导人”作用的发挥，在微信群中，为学生带来不遗余力、不失时机的点评，增强学生分享、传播茶文化的信心，鼓励学生保持对茶文化的学习习惯，在未来获得更为优秀的学习成绩。在学生参与文化交流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亦可通过这些互联网交际渠道，为学生带来有针对性的指导，提升学生的文化交流能力、文化传播能力，引导学生积极地将茶文化，介绍给学校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外国友人，扩大茶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实现对学生文化品格的培育。除此之外，教师亦可在开发互联网教学渠道的基础上，加强对近年来十分流行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例如，教师可提前录制与茶文化有关的微课视频，将其通过互联网教学平台，发送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撰写学习笔记。在这一前提下，英语课堂成为了学生交流茶学知识、教师为学生答疑解惑的场所，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这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育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上，有着极为良好的裨益。在学生讨论茶学的过程中，教师可在班级中不断巡视，观察学生的讨论情况，对于学生产生的一些新颖的想法，应给予鼓励，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也应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如此便可进一步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在传承、弘扬茶学的过程中，培育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茶学作为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其应用于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可发挥出良好的课堂激趣作用、文化知识教育作用与德育作用。教师应加强对茶学的研究，挖掘其中适合被引入到英语课堂中的部分，为学生带来有效的茶学教学，开阔学生文化视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张晓娜 单位: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2 我国高校有着各种各样的学习实践活动，对于英语学科的学生而言，英语角的活动是最受欢迎的实践活动之一。英语角被称为是英语学习的第二课堂，在英语角的活动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将变得更加的自然与流畅。学生在英语角实践活动中，可以促进英语表达能力的提升，进而激发其英语学习的兴趣。因此加大对英语角实践活动的举办，可以有效的促进英语教育水平的提升。英语角是一种文化交流性质的活动，而茶文化又是我国杰出文化的代表，英语角活动中对茶文化的充分引用能够实现英语角活动的多样性的同时，又能营造出和谐的英语学习氛围。以全新的角度对英语角的创建进行研究，需要对茶文化内涵进行充分的运用。 1高校英语角概述 1.1高校英语角的作用 高校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作为教师必须善于采取不同种类的措施激发高校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不但如此，还应积极营造各种有利于英语学习的氛围。也正是在这些营造氛围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才会变得更加的流畅与自然。教师可以一改传统教学过程中过于偏重理论教学的现状，使口语的表达得到同等的重视，所以英语角实践活动常常被看作是英语风采展示的第二课堂。在我国大多高校之中，教师鼓励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英语角活动以及英语沙龙，集聚了大量同等兴趣的英语学习爱好者，从而提高了学生英语口语的交际能力。 1.2高效英语角的特点 重复训练高校学生英语表达的能力，是英语角活动的主要特点。通常情况下，英语角的举办都被安排在课外业余时间，对正式的英语课堂起着补充的作用。当然也可以将英语角活动看作是英语学习兴趣的实践。英语角的活动时间通常是课堂学习后进行，此时学生精神状态完全放松。从而可以更加投入的参与到英语的实践中去。英语角实践活动中虽然也有教师参与的情况，但此时的教师不再是课堂上严肃的面孔，而与学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因此学生将更有勇气与老师谈论学习上的问题。在英语角活动中，教师应充分关注每一个学生、尊重他们的想法、共同探讨英语学习的问题。因此英语角应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努力促进师生之间的交往，对频率最终促进学生英语表达能力的提升。1.3高校英语角活动的创新要求在高校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已然成为了教学活动的主要辅助形式。但对于不同的学校来说，有的活动举办较为火热，而有的活动举办较为冷清，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了英语角的举办应与实际需求相符合，并实时进行调整与创新。也只有如此，才会得到更多英语学习兴趣者们的支持。在英语角活动的创建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相应的要素，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认识到英语角对提升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从而提升学生的接受度与认知度，应对学生进行充分的思想工作。英语角平台具有对外开放性的特点，针对英语水平的高低没有特别的要求。因此活动举办必须“一视同仁”，营造友好、和谐的英语学习氛围。每一主题下的英语角活动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氛围，因此不同主题的英语角实践中，学生可以获得不同体系的文化知识，因此应丰富英语角活动的话题。而茶文化的融入，可以使英语角活动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 2茶文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思想内涵 我国茶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根据权威考证，我国茶文化最早应出现于神农架时期，当时的茶文化仅属于小众的王公贵族。直到汉朝时期，民间才开始流行起真正意义上的茶文化，并逐渐发展起来，最终成为人们日常最热衷饮用的食品之一。与此同时，与茶有关的诗词歌赋也开始大量涌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多文人墨客们的追捧。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茶文化逐渐走向成熟，并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由最初的只属于王公贵族的小众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并且在对国外贸易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我国的茶文化在海外广为流传，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已然成为传统的文化代表的亮丽名片以及传统文化的瑰宝。我国的茶文化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上，虽然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但是这一根本性理念却从未改变，并且在茶文化很多方面都有体现。茶文化中的人为本的思想，其核心只促进人的发展，以人为核心，尊重其切身利益，倡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推进个人价值的实现。我国茶文化和谐理念中的以人为本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人文方面的原因。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从古至今中国人最常用的饮品之一。茶叶品种的分类极其丰富，中外远近闻名茶叶也不在少数。在消除疲劳的同时，又可以净化心灵。我国古代众多文人墨客都以茶作为素材进行创作，因此我国历史上引用茶的名作不胜枚举。也正因为如此，才说明了我国茶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体基础与社会基础，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才成为了我国茶文化首要推动者。修身养性、关注民生、重视人的价值是人的日常饮食过程中经常谈论到的话题，也因此成为饮茶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不但如此，茶文化比较讲究礼仪，茶道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而茶道正是对茶文化的最好诠释，茶道具体内容可以包括自茶，检茶等环节。每一环节对应流程一般都比较严谨，都有其特定的规则。茶道品尝人可以慢慢品味茶的艺术，感受个体与个体间的信任与尊重，亦可以体会质朴的传统美德。通过茶道可以充分感受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茶经》是我国著名的茶文化典籍。重视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生活。各种茶叶制品是茶文化的载体。茶叶的实质便是农作物生产制作而来的。对于饮茶者来说，饮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修身养性就是要尊重、顺应自然，然后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3高效英语角活动的问题分析 3.1活动内容比较单一 英语角活动开始时，教师以及相关负责人应主动承担其丰富活动内容的任务。在每次英语角实践过程中，主要负责人严重忽略活动内容的丰富性，从而导致了英语角实践内容过于单一。还在主体上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不利于学生参与热情的调动，最终导致英语学习兴趣的降低。活动任务的单一性还可以体现在受限于传统框架之中，难以给学生创造一种轻松、自由的英语表达的平台，缺少对英语角的精心设计。在茶文化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在举办英语角活动进程中却没有将茶文化渗透到英语角实践活动中去，没有充分体现茶文化的精髓，严重影响了实践活动的开展。如果英语角活动仍然受限于传统的交流方式，则很难体现出那种轻松自由的交流状态，整个活动过程就会显得格外的生硬与晦涩。 3.2管理力度的不足 学校英语角活动的举办，要想收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分配专业的负责人，强化对英语角活动的管理。制定规范的英语角活动参与、活动开展相关制度，从而强化对参与者的支持、管理以及约束。而在实际的英语角实践活动中，通常情况下学生自行进行管理，由于管理效率较低，直接导致了整个英语角活动过程的散漫性。并且一般情况下，学生本身就缺乏英语角管理方面的经验，从而很难实现对英语角活动的科学管理。不止学生，很多教师也缺乏对茶文化内涵的了解，从而使得学校举办的英语角活动越发平淡无奇，最终丢失了自身原有的特色以及价值。 3.3参与度的不足 在英语角的活动中，虽然大部分的参与者是学生，但是在大多数学校的英语角活动中，学生的参与度普遍偏低，因此直接导致了活动成效的不足。从学校英语讲活动的实际情况出发，活动举办的水平逐渐走低，很难吸引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的参与，进而对较低水平学生的吸引力也在降低。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参与者都会放弃英语角的学习方式。而在茶文化融入的英语角活动中，因为茶文化融入的程度较低，很难体现我国茶文化的本质内涵，并且在具体的英语角活动中师生之间信赖关系的严重缺乏，也给英语讲的的活动带来了严重的阻碍。 4高校英语教活动的创新策略分析 4.1英语角策划工作的创新 从我国搞笑的教育现状来看，大多高校都设置了的英语角组织，但对各校构建的第二课堂的作用效果却成千差万别。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很多高校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尤其在针对规范化的条件下，很难形成有效的约束。为促进英语角活动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构建规范的第二课堂，进而发挥其核心的作用，必须实现系统化的管理。例如在对相关负责人员进行管理过程中，英语角负责人必须具备较高的英语文化素质，从而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组织所具有的服务意识与责任意识。在对相关人员进行筛选过程中，可以聘请专业的英语教师作为评委，围绕英语角活动参与者这一核心，全校范围内进行选拔，从而确保相关负责人员设置的科学性。同样在具体的活动举办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互提意见。在对整体活动进行规划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创建更为规范性的英语角活动。在具体的英语角运行过程中，必须对细节进行相应的补充，并针对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确保应与角的规范化管理 4.2英语角活动内容的创新 英语角是我国各校常设组织之一，其目的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轻松、自由的英语学习平台，让参与者在宽松的语言交流环境中，锻炼英语交际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在以茶文化为话题的英语角举办过程中，相关负责人对茶文化内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一个浅薄的层面，不但严重忽略了茶文化系统中核心要义的融入，就连最基本的茶文化内涵完全被忽略。因此学校的英语角活动必须以茶文化为中心点，并以参与者们的英语水平以及口语交际水平的高低创建具有针对性，茶文化高度融入的英语角实践活动。杜绝将茶文化生硬的添加到英语角活动中去。英语角活动设计过程中，也可充分的与茶文化相关风俗、习气相结合，通过相关茶风茶俗的融入，举办具有经典性质的英语角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大量举办茶文化英语歌唱比赛、茶文化英语演讲比赛以及茶文化英语知识竞赛。邀请相关专业英语教师作为评委，对参与竞赛的学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进行点评。在促进活动效果提升的同时，激发学生英语活动参与的兴趣。 4.3英语教师生参与机制的创新 通常情况下，高效的英语角活动是由参与者以及相关负责人自主创立的，由于其缺乏一个合理组织结构的运作体系，使得这样的组织经常形同虚设，进而导致的英语角活动对学生英语学习的推动作用在不断减弱。虽然经过调整后的英语角活动也对茶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积极的融入，然而如若根本性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管理的极度混乱以及核心领导的缺乏，都将直接给英语角的良性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因此学校英语角活动在积极引用茶文化过程中，必须先组建一个相当成熟的英语角组织，挑选较为优秀的英语角学习者作为组织的核心成员，让其能够以百分百的热忱之心参与到英语角活动的策划与运营中来，从而实现对茶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学校的英语角活动还应加强教师对整个活动过程的积极引导的作用，促进英语角活动与课堂教学之间的联系，让教师积极参与到茶文化高度融入的英语角活动中来，推动师生之间的内在交流。总而言之，学校必须促进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充分利用教师的影响力以及号召力，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到茶文化英语角的活动中来。 4.4英语角影响作用的创新 英语角属于“二次课堂”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校园活动中常见的学习形式之一。在对英语课堂辅助教学过程中，应促进应于角在全校范围内的影响力以及知名度，从而对更好的参与者带来正确的影响。例如高校英语角的塑造自身品牌的过程中，积极的融入茶文化的元素，凭借公众号、海报以及校园广播等平台，引起更多英语爱好者的关注。与此同时，还应积极与各种校园活动相结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举办更多英语类型的活动，使参与者加入活动的互动中来，从而促进英语角活动影响力的增强，最终扩大“第二课堂”的教学意义。针对英语角活动过程的设计是影响英语角活动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在具体英语角活动的开展的时间与地点上，必须进行精心的设计，从而为“第二课堂”的创建提供必要的条件。例如在我国高校英语角的策划过程中，为了实现英语角活动的教学价值，应以半个月为一周期。这样既确保了学生在轻松环境中学习，又保证了参与者连续性英语角活动中锻炼。除此之外，在场所的选择上，可根据大多数参与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考量。 5结语 英语角与茶文化貌似毫不相干的两个词语，但在文化内涵上却有共通之处。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其无论文化教育方面，还是行为意识方面，均有着较高的教学价值。所以茶文化在学校英语教育中可以看做是一种重要的研究内容，对英语角的策划不断进行优化，不断丰富英语角活动的内容，并对师生参与机制的进行调整，最后扩大英语角的影响作用，以茶文化融入的形式实现英语角活动的创新，从而激发参与者学习的热情。另外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内涵，将其充分融入到英语角的实践活动中去，从而创造一个娱乐、轻松、自然的氛围，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提高学生对具体活动中参与者的积极性。最后在茶文化视域下，将茶文化与高校活动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创新型的发展思路。 作者:申艺芳 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3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与新媒体技术在我国教育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加强了茶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深刻融入，在全面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同时，满足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大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在全球化经济贸易往来的发展背景下，促进中国优秀茶文化的宣传与推广，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要寻求合适的传统文化传播路径，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限制，掌握茶文化礼仪、深刻了解茶文化思想，丰富当代学生的知识内涵和文化素养。 1茶文化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与意义 1.1作用 通过英语知识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背景，将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进行有效应用，能够通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比分析，让学生明确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茶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宣传与推广取得了重大进步。西方的茶文化在继承与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新的特点，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享有重要地位，蕴含着独特的物质文化意义，对学生精神文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英语课堂中茶文化的融入，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有利于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履行文化传承的义务和责任。 1.2意义 茶文化是中国的文化瑰宝，蕴含着中国独有的风俗人情，在英语课堂中融入茶文化知识，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分析西方国家的风土文化，在语言词汇学习的过程中做到事半功倍。 2东西方茶文化的特征的分析、比较 2.1礼仪 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与国外本土文化进行有效融合，逐渐衍生出与中国传统茶文化相似却不完全相同的茶文化内涵，从茶文化礼仪的差异性分析东西方茶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发源地，茶礼仪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目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饮茶时间安排上不存在特殊规律，根据个人发展需求确定是否需要准备茶饮，世界各地的饮茶习惯多种多样，我国在每日的饮茶次数上不作特殊限制。结合中国茶文化相关的历史典籍分析，古代文人墨客将饮茶作为一种日常普遍的行为，根据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具有饮茶爱好的群众数量不断攀升，传统的沏茶技艺和茶礼仪得到了广泛发展，茶文化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十分理想。西方人的茶文化礼仪修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融合了西方古典文化礼仪的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其规范性和严谨性超过我国，在英国有特定的品茶时间，根据时间进行饮茶类型划分，一部分西方国家会根据当地的作息规律，不定期举办茶会。与中国饮茶方式相比，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实践机会，但毋庸置疑茶文化的基本内涵在世界各国受到了广泛欢迎，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承发展。 2.2习惯 东西方的茶文化发展存在明显差异，饮茶习惯各不相同，当代中国的饮茶方式会受到民族特色区域文化的影响，例如：汉族人们偏爱清淡的茶饮，采用开水浸泡茶叶这一传统的饮用方式，保留茶叶原始口感；一部分少数民族在饮茶过程中受到饮茶者习惯的影响，在茶水中添加牛奶、水果等其他食品，不同的饮茶方式可以满足不同地区人民的饮用需求。西方国家的饮茶习惯偏向味道香甜的红茶，在饮茶过程中添加方糖与奶制品，调节茶饮的口感，更加适合当地人民群众的食用习惯，一些西方国家还尝试在茶饮中添加酒精、食用油等材料，茶叶的适配性能够满足世界各国人们的口味需求，目前在世界流通的茶品类型多种多样。 2.3精神 茶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茶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的人生哲理，以不同的行为特点展现出来，我国传统茶文化的发展丰富了文化内涵和精神内容，蕴含着具有一定教育性的人生哲理和处事原则。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融入茶文化的精神内涵，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到东西方思想观点的不同之处，中国茶文化传达出集体主义精神和优秀的民族传统美德，西方茶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内涵主要反映在饮茶品茶的过程中的仪式感，将饮茶行为作为高贵身份的体现，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可以通过东西方茶文化精神的对比，了解到东西方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的差异。 3高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茶文化的路径探析 3.1改变传统教学观念 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教师想要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新课标教育发展背景下，明确现代化人才培养的个性需求，转变当前高职院校英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原则，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认清自身的角色定位，才能够充分发挥出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学指导者的作用，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方法创新的过程中，要融合新教学内容，明确学生综合能力与道德素养提升的重要性，在英语写作教学、口语教学、实践教学等多个环节融入茶文化教育内涵，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以茶文化作为教学指导培养学生综合素养，进行茶艺师职业技能视频演示，让学生了解茶艺师的工作流程，明确未来职业发展规划，通过与茶文化知识的有效融合，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成效。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与茶文化相关的书籍，引导学生了解中国悠久茶文化发展历史，感受茶文化所具有的深刻精神内涵，开展以茶文化礼仪为主题的英语故事讲解活动，要求学生围绕茶艺师的工作内容，以英语的形式对茶文化教学重点进行精准表达，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3.2丰富英语教学内容 为了改变传统高职英语教学课堂设计存在的教学内容单一化问题，需要丰富课堂教学资源，通过网络融合丰富多彩的茶文化英语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茶文化为主要媒介挖掘茶文化教育本质，将茶文化与语法、词汇、口语等多方面教学内容进行有效融合。通过小组合作、交流实践的教学形式，探究英语词汇组成的基本规律，将中国经典与茶相关的谚语，通过英语组织的形式进行精准表达“Greeninsummerredinwinterflowersinspringandautumn.”（在学习过程中掌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表达方式，了解颜色词语的应用技巧，掌握英语句式的组成规律），制定出适当的教学引导方案，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例如：在茶艺师职业技能培养的过程中，加强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渗透中西方国家茶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并了解中西方饮茶品茶的主要风格差异。在接待不同宾客时尊重对方的茶文化习俗，对制茶、烹茶和茶礼仪有更深层次的认识，通过中西方茶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比，要求学生以小组探究的形式，挖掘中西方文化背后所具有的语言体系。 3.3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当前高职英语教学工作开展的过程之中，存在着科学技术水平较低的问题，导致教学模式过于单一，而且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课堂知识传授方法，学生逐渐丧失对英语知识探索的兴趣，信息化教学手段在高职英语教学体系中的深度融合，能够通过多元化教学方式成立第二课堂。利用碎片化的教学时间，引导学生通过视频演示掌握重点教学内容，在教学视频设计阶段，可以为学生播放与茶文化相关的实践内容，将茶艺师工作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点，作为视频播放的重点，引导学生了解茶文化的主要特征，分析茶文化礼仪背后的特殊内涵，形成属于自己的茶道思想。在教学开展前要围绕重点英语知识，为学生布置实践任务，学生能够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完成教学资源的搜索，扩展学生的视野，明确茶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让学生在实践探究的过程中，感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第二课堂的建立，加强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之间的有效融合，全面提高高职英语教学成果，通过茶文化完成素质教育能力培养的基本教学任务，为社会输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茶文化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有效渗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加对茶文化的正面认识。 3.4阅读中西茶文化文学 想要在高职英语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合理地融入茶文化思想，教师可以结合东西茶文化优秀文学作品，要求学生自主进行茶文化文学作品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感受茶文化的艺术魅力，主动接受文化熏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茶道思想。教师要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及茶艺师这一职业的主要工作技能，向学生推荐英汉互译版本的茶文化作品，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自主完成英汉翻译，结合文学作品中优秀的茶文化教育素材，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理解能力，扩展传统的教学内容，对英语语法中涉及到的句式和句型有深刻的了解。英国许多文学作品包含着饮茶、品茶的场景，有助于教师引导学生了解西方人们的饮茶习惯，分析中西方茶文化之间的异同，提取出文学作品中优秀的茶文化元素，为英语教学流程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全面提高学生英语阅读能力、英语文章理解能力，引导学生形成优秀的文化素养。 4茶文化与英语教学的融合发展趋势 4.1茶文化思想教育 将茶文化与高职英语教学进行有效融合，首先需要做好茶文化思想教育，茶文化具有浓厚的艺术色彩，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茶文化的文化形式十分健全，茶文化思想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能够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茶文化与高职英语的有效融合，促进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全面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融入采茶、制茶的技术工艺，建立茶产品营销专业性教学场景，加强学生对英语文化知识内容的掌握，充分发挥出茶文化对英语教学的推动作用。新媒体发展背景下，茶文化的思想内涵呈现出个性化的发展特点，高职院校英语教师需要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引导学生通过英语对话交流，针对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思考，在实践中掌握英语单词和句型的组成形式。丰富学生个人的精神思想，提炼出传统茶文化的哲学概念，运用信息技术构建第二课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将复杂的英语知识通过音视频播放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4.2运用新媒体教学工作 新媒体教学工具是打造第二课堂的重要手段，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类学科，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能够丰富教学流程，提高教学质量。因此，茶文化与高职英语教学之间的有效融合，要在实践教学流程设计与文化交流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将茶文化内涵作为教学切入点，明确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职业岗位工作中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通过传统文化内涵的输出与推广，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近年来，英语语言文化教学设计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入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潮流，通过多媒体技术的有效应用构建第二课堂，引导学生掌握传统茶文化的宣传推广形式，采用茶礼仪教学实例，要求学生自主翻译传统茶文化代表的作品，加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理解，提高对茶文化精神的认识，满足素质教育的根本需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多个国家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促进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能够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高职英语教师在教学内容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出东方传统茶文化的语言文化教育优势，潜移默化的渗透茶文化思想内涵，提高学生英语知识应用能力。养成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习惯，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内容的了解，在赋予学生传统茶文化精神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邓敏.高职基础英语教学中茶文化的融入研究[J].福建茶叶,2021(03):116-117. [2]姜灿.茶文化视角下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现状与创新改革思路研究[J].福建茶叶,2021(06):112-113. [3]徐利.高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茶文化的创新路径研究[J].福建茶叶,2020(11):174-175. 作者:屠俊 单位: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途径探析 [摘要] 具有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在任何一种体制和文化下都起到引领意识领域方向的作用，因此对于包括影视、报刊、文学诸形式在内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必不可少。深入研究较为成熟的西方大众文化并充分借鉴对发展东方大众文化理论意义非凡。结合东西方大众文化发展现状，理论结合实践，通过采用对比研究方法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可以作为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关键词] 对比研究 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途径 一、了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的“大众文化”概念，指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学界的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人们对其定义提出各类解读：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化媒体的传播和表现来克服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因为受众众多，以文学、影视、报刊、网络等为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理论影响巨大，因为较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狭小受众群体，大众文化无疑在大众意识、舆论领域发挥无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 然而，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文化产品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尤其网络这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流于可控性缺失，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更多的不可确定性。站在意识领域前沿的新闻工作者、文学文化精英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先锋和发言人，需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自我建构具有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有着精深了解的外语工作者，也可利用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对比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 二、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成熟性决定其可借鉴性 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为代表的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但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范式。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尤其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尖锐彻底的批判，认为工业社会背景下大众受到工业文化彻底的欺骗。显然中国学者不能以拿来主义评价中国的大众文化，但工业化这一全球性主题确可成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目标。东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可以以西方的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为坐标，观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众文化产品是否验证或冲突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可突破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把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在自身充实的前提下向外辐射，即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可在大众文化理论方面实现适当输出。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与西方进行对比研究，探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之路，可发挥先进文化对思想意识的导向作用，为未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首先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对比，然后通过列举中国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产品来作为与理论相结合的实际范例，通过把理论和文化产品进行对照，以理论来检验实际并得出结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来进行分析和解构，文化产品可采用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和电影等模式，搜集畅销小说和最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来总结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同样对代表西方国家最高文化成果的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好莱坞电影节电影大奖（Hollywood Awards Gala）作品进行汇总分析，以总结西方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最后将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可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包括横向和纵向对比，如：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对比，找出相异之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理论语境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产生语境相对比，找出相异之处；西方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相对比，找出相同之处以发现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理论的适用性；西方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对比后的异同，在进行多组对比研究之后，分别找出各组对比中对于推动中国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独到之处。 文化的体现大多以语言为媒介实现，以对比分析为主要途径，可以探讨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异同并挖掘其结论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的启发性。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摘要] 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对比研究包括电影、电视、报刊、网络传媒、文学等形式在内的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良莠不齐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使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任务迫在眉睫，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应用于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精英的必备武装。 [关键词] 东西方 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 一、大众文化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主要包括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执政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为根本目标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识分子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工业化背景下由消费意识引导的、以普通大众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会大众为受众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异军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际增强的大环境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跨越东方和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更加成为焦点。 大众文化建立在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反映大众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思想、体验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样化、商品化和娱乐性等特征。它是一种借助大批量生产、面向大众传播，使大多数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趋同的需要并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最终在趣味、意义、信仰和价值上共享的后现代文化现象。 二、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形成高潮，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并从不同层面或视角对大众文发表见解。但总体趋势是我国学者更多地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持“拿来主义”，以启蒙者身份自居，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简单横移，用以批判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理念，必然由于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差异产生西方理论的语境脱离，带来内容和思想上的双重错位。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出补充或反对声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兰西（Gramsci）费斯克（Fiske）、旅美华人徐贲等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新思路。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首先，研究大众文化的意义重大。任何一种体制下、任何一种文化下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众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巨大，对于大众文化的正确界定、预测、和建构、改造对于我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对大众利益与幸福的人文关怀等意义重大。既然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实际是属于非大众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精英们完全可以在引领大众文化向正确健康方向发展的事业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语境下对于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他人为镜，知己知彼。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带给我们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出现某些弱势文化趋同于强势文化的现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大众文化向东方的辐射，对于应该在大众文化中起到引领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探究本土大众文化的发展格局，并对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走向及内部规律进行破解，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抗争西方大众文化的霸权话语，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并最终服务于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标。 现今，我国对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在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视社会、历史与文化差别，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的现象。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第二，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梳理，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基本特征和独特功能的系统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层次发掘，无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三，主要是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理论上的不足。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它所针对的时代和大众文化状况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在其《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说：“向一个人建议他应当成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议说他应该停止成为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守护他个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变他的事项与感觉的模式，这也只是当这一项改变能够进入他精神世界，这一项变动必须发生在他个人的连续体之内。”其核心在于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坚持本我文化、思维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对之进行渗透、引导，只能以进入其精神内核的形式和强度促使其自我潜意识的革命，通过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则可以改变大众文化个体精神世界。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浅析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摘 要：西方大众文化通过媒介、图像等形式参与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无处不在的背景。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角。进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关键词：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文化主义；视角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对象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注重满足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该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产生了不同流派。主要分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对以往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借此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和阐释，提出了新的理论。 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转换 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资产阶级艺术的作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就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而被当作商品创作出来的。艺术今天明确的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法兰克福学派所讲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现象。在当时许多欧洲学者的眼中，美国是文化自由生存的最好空间。然而随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深入，他们渐渐发现，欧洲法西斯的高压统治，在美国以另外一种和缓的强求一致的方式进行着，这种高压在文化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此，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心转向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是最早将眼光投注到大众文化的人，他“最早把大众文化和高等文化同时纳入到现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视野”。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业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文化不再是标志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而成为异化劳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样机械的节奏和标准化的情节操纵着大众的口味，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窒息了个体的生命力。 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理论的转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市场高度完善、资本走向国际化，福利制度和物质生产的丰富在技术上消灭了饥饿和贫困，工业制造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物质世界的支配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末有的地步。与这样的时代相呼应，后现代文化形式诞生了。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使得讨论“大众文化”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体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面临“批判”的尴尬。此时人们会发现，过去所说的“大众文化”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文化彻底走出了“象牙塔”。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即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批判”视角转向了“理解”的视角，从彻底的否定转向了接受和融合。他们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特别是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即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力图从英国文学批评的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伯明翰学派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以此开展他们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意图将大众文化放在与社会相关联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 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中国的影响 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享乐以为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的中国化。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人话语的变迁就是一定程度上从“传统话语”向“革命话语”的转变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术语产生与流变研究，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描述，而且可以明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论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进路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精英主义；文化工业；后现代主义 论文摘要：以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为研究视角，从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三个阶段，对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进路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众文化研究都已经成为理论界的一门显学。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的新兴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必将呈现出新的特征。纵观国内外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无非是从批判理论的视角、符号学研究的视角和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三个阶段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进路进行归纳梳理，力图从宏观上把握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的整体发展脉络，以期对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 大众文化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马修·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阿诺德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论”、“是对美好的追求”，在社会中肩负着主导、引领文化发展的作用，这些文化仅仅掌握在少数“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手中，而广大的工人阶级被认为是“没有受过教育、缺乏教养”的人，大众文化就是这些“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修养的民众发展壮大的文化”，是一种离散的“无政府主义”的文化，它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处于一种对立的态势。阿诺德的这种观点流露出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艾略特继承了阿诺德这种文化观，认为文化只能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所理解，并对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抱严厉的批评态度。1930年利维斯出版了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在书中他把当时流行的电影、流行小说、广告等文化现象统称为“大众文化”，他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消费的商业文化，已经大规模地充斥于社会文化领域，它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巨大的威胁，使传统价值受到挑战，少数文化精英的地位日益式微。他号召“精英们”武装起来，以抵制大众文化。 德怀特·麦克唐纳也是一个文化精英主义者，在他的视野中“大众”(mass)是没有个性的、彼此之间失去精神联系的群氓…。1944年他撰写《大众文化理论》，他通过对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比较后认为，民间文化是来自下层、直接反映民众生存经验、不受高雅文化的恩惠、与统治阶级的阴谋没有关系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则是从上面下达的文化，是面向市场成批制作出来的，包括广播、电影、电视、卡通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大众文化并非大众主动生产或接受的文化，是统治阶级赚取高额利润维护其统治而开发的，是文化商人花钱雇佣技术人员制作出来的文化。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它破坏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寄生文化，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和庸俗作家们赚钱的工具。“大众文化是上面强加的，是商人雇佣技术人员创造的，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仅限于在买与不买之间选择。简言之，庸俗作家们利用大众文化需求来赚钱，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统治……民间艺术是人民自己的风俗，是他们的私人小花园，与统治者的高雅文化深墙壁垒的大公园格格不人。但大众文化拆掉了这堵墙，把大众纳入了一种庸俗化了的高雅文化，从而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工具。”可见，在阿诺德、利维斯、怀特·麦克唐纳等人的视野中，文化是完美的思想和言论，是理想的人性和谐发展的状态，是人们谋求实现完美的智慧和道德的过程，是对完美思想的传播；文化只能为少数人所拥有，而一般社会大众是反文化的，是粗俗的群氓，他们根本不可能拥有真理，必须要靠文化精英来引导。由于这些文化精英主义批判观对大众文化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社会称之为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利维斯精英主义”。文化精英主义以一种“文化贵族”的身份，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极力的排除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认为只有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才能达到改造人性、以使人达到“高贵化”目的，其内心渗透着“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文化工业”这一概念的提出，首次出现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在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工业”进行全面批判，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本雅明先是默默无闻，死后因阿多尔诺等人介绍而名震天下。杰姆逊说：“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本雅明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尽管本雅明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大众文化”一词，但本雅明的美学思想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雅明认识到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对艺术品“韵味”的强烈冲击。他说：“即使是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复制品，也会缺少一些成分，即它的时空存在，它在其偶然问世的地点的唯一无二性的存在。艺术作品的这种唯一无二的存在决定了它的历史，在它存在的全部时间里是历史的主旋律。”但总的来说，本雅明对大众文化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了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机械复制理论作为一种艺术生产力将推动艺术的进步。但诚如德国学者布罗德森所言：“本雅明对于他对机械复制为大众带来了理解和领悟艺术作品的新的可能性这一估计是过于乐观了”。 在本雅明之后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杂志等)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批量生产的艺术品等。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直接把这些“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他解释说：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离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块，结果使双方都深受其害。纵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道：“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的确，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一方面，意味着文化艺术成为获取利润的手段，意味着文化艺术必须服从市场机制和商品价值规律，服从于经济规则，这样艺术必然受制于他者，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纯粹个人的精神领域，不再履行着批判与否定的职责，而是屈从于现实法则以证实自己的社会效用，结果艺术也就将自己终结了。另一方面，由于大众化的商业化文化，使文化丧失了真正的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即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这些商业化特征导致的恶果是使“大众文化成了一种可怜而贫困的美学产品”，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言：在文化工业中，普遍存在着“个性的虚假”无论在文化艺术创作中，还是在艺术欣赏中，创造性的个性都不复存在。 2．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需求，它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无限的娱乐消遣来消解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这样在大众文化“虚假幻觉”的笼罩下，人们习惯于无思想的平面生存模式，艺术家很少能创作出具有个性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而且，人们也不愿欣赏严肃的艺术品，而满足于和习惯于平庸的无个性的大众文化消费品。 3．大众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表面上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而实际上却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是通过文化上的麻醉来使大众接受资本主义秩序，大众文化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按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说法，文化工业给大众提供感性的满足，但实质上只是以不断的许愿来欺骗大众。“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它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它(文化工业)刻意地由上而下，藉着一种意识形态将消费者收编进去，让人以顺从替代主体意识，压根儿不允许人脱离规范而存在，文化工业整体效果是违反启蒙原则的，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阿多诺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纯粹是谎言，这种谎言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而是用诱惑的方式和锤炼的方式——大众文化表达出来的”。 作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他认为： 1．大众文化缺乏否定性和批判性。马尔库塞将文化的发展历程划分出两个阶段，即前技术时代和后技术时代。他认为前技术时代的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文化，“它的合法性得自于一个因技术社会的出现而不再存在、也无法恢复的世界的经验”。到了技术时代，文化与社会的“间距”已经消弭，文化不仅是“韵味”消逝殆尽，而且文化丧失了批判性的立场，沦落成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这样“艺术的异在效应在艺术中的消亡使今日艺术的革命性大为失色”。 2．大众文化压抑人的自由，以虚假性、幻象性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马尔库塞认为人类社会不是根据劳动建立而是根据需要的个体满足建立的。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仅存在理念中。因此解放乃是一个精神的事件。”¨刮但大众文化以“假的”幻象性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所谓“‘假的’需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它们是通过社会对各人的压抑的特殊影响附加到他头上去的，这种需要使得劳苦、侵略性、困境及非正义永恒存在。”大众文化以广告、购物指南等形式向大众灌输消费意识造成了人的精神需要是不自由的，导致了人的需要的异化。 3．大众文化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工业化”文化商品。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到发达工业社会阶段。高层文化沦落成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资产阶级的艺术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甚至是作为上市销售的商品而被创造出来的。”它们的特点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快乐原则与物质享受结合起来，“它被结合到了厨房、咖啡馆、商场，它为工作提供松弛与快乐……快乐原则同化了现实原则。”人们沉浸于物质享乐中，接纳了这种文化，“它创造了这样一种形象，这些形象与既定现实原则不可调和，但作为文化典型形象，它们就变得可以容忍”。 20世纪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对现代文化工业也持激烈批判态度。他认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机器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大众文化成为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的，心理学的影响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哈贝马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否定辩证法为基础的否定主义大众文化观。一方面他充分肯定霍克海默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修正了本雅明对于大众文化的乐观主义立场。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的功能，在这个公共领域所培养出来的公众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大众，文化在他们那里不仅仅是消遣或愉悦的对象，更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市场规律在文化商品领域的广泛蔓延，文化的内在规则遭到了彻底破坏，市场最终成为了文化创造的内在法则，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文化由作为批判的武器落入到交换关系的魔爪，异化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它迎合的是教育水平很低的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和消闲需求，追求的再也不是知识或社会责任，而是剩余价值。文化不是被导向大众，而是屈从于大众；在市场规律渗透和支配下，批判意识逐渐转换成了消费观念，在拜物教潮流的支配下，“大众传媒塑造起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即便是它对消费者保障的完整的私人领地，也同样是幻象”。文化工业造就了缺乏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的消费公众，他们不再是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而只是丧失了交往方式和文化共识的消费大众。 三、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后现代”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术语，它既是一种文化景观的描述，也是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更是一种理论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许多理论家都对后现代文化进行过探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其中重要的代表。研究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研究进路，我们不能回避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詹姆逊批判地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完全商品化的社会。商品经济极度扩张，彻底打破了文化与商品的界限，商品已进入一切领域，并产生出遵循商品逻辑的新的文化工业。在新的文化工业中，文化彻底商品化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及商品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以及大批生产的录像带、录音带等消费文化的出现，消解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他同样认为大众文化具有阶级压迫性，它们宣传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同时又具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性质。詹姆逊说：“所有的当代艺术作品——不论是那些高级文化和现代主义作品，还是那些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艺术作品——都把我们对社会生活(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骨子里觉得应该有的生活)性质的深刻幻想作为它们潜在的动力——尽管常常采取被歪曲和压制的无意识形式。” 詹姆逊还从后现代社会呈现出来的特征人手，具体分析了大众文化在后现代社会中表征形态。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异化、焦虑、资产阶级个体化、文化生产的个别风格、艺术以及社会的中心主体等因素的终结。而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社会的主体在特征上是一致的。它缺乏统一性、逻辑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呈现出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的特点。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距离正在消失，艺术品成为商品和消费品。从艺术的审美形式来看，有创造力的形式和风格，被机器复制的类象所代替，当代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视像文化社会，文化文本成为一种一系列毫无关联的因素而拼凑起来的类象，这种现象已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独特徽章；从艺术的价值内涵来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作品呈现出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等表征。大众文化沦落为纯粹的形象或幻象，话语或游戏，并表现出自我与社会的精神分裂症状态。无疑，在现代主义立场上，詹姆逊与法兰克福学派站在了一起。他对与现代主义同质的精英文化情有独钟，而对大众文化及其与之同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有贬损，他有时干脆将大众文化叫做视听文化、商业文化、通俗文化、文化工业。但詹姆逊反对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绝然的对立起来，认为大众文化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能用精英文化的伟大作品作为永恒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为“低级”状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不是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两种文化形态，应该充分重视二者共存的合理性。他强调：“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精英文大众文化的对立，使传统上流行的对评价的强调——这种由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运作的评价倾向于在绝对审美判断的某种永恒领域里发生作用——被一种真正是历史和辩证的探讨这些现象的方式代替，这样一种方式要求我们把精英和大众文化读作客观上相联系的、辩证地、相互依存的现象，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学产生裂变的孪生子或不可分离的两种形式。”这表现出詹姆逊辨证文化批判立场和宏大的文化视野观。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目的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 摘 要：儿童文学是成人给儿童的爱的礼物，是儿童成长的精神粮食，儿童文学的翻译需要遵循“功能对等”和“翻译目的论”，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本文运用《小王子》等几部英美儿童文学名著的不同译本为例，分析了儿童文学汉译的策略。 关键词：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目的论；翻译策略 1 . 引言 儿童文学是儿童了解世界的早期启蒙食粮，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翻译好一部儿童文学，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字有深刻的见解，对原作风格的精确把握，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和生理世界，并且能用一颗童心去体会，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儿童语言来翻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性，译者需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功能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将文化以及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纳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功能对等理论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将读者客观反映作为衡量译品好坏的标准。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此产生。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功能”二 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在“目的论”中，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以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在心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修养、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2 .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有其特殊性，译者为了更好地符合儿童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经验，在词汇选择、修辞的应用上应采用相应的策略，从而使译作充满童趣，更贴近儿童读者。本文通过对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分析对比，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揭示本文的主题――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以儿童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小王子》《柳林风声》《绿野仙踪》《冠军的童年》等著作几个译本在语言、修辞、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译法，明确了好的译文常常考虑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事实。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译者应遵循以下几点：（1）选用口语化色彩强的词汇，化抽象为具体，少用晦涩难懂的词语；（2）注重语言的幽默性、趣味性、音乐性和节奏感；（3）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双关、排比等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4）在文化层面的翻译中，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儿童文学的翻译者要更加了解儿童、关注儿童的特点，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提高译作的可接受性。 2 . 1 语言层面 2.1.1 简洁可读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时刻记得具体目的是为了孩子，译本必须易于理解，符合儿童语言特点，同时必须生动，充满原文的童趣和快乐。 例1（选自《小王子》） ―“Were they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they were？” asked the little prince. ―“No one is ever satisfied where he is，” said the switchman.（林珍妮，2011：195） ―“他们对他们的居住地不满意？”“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扳道工说。（林珍妮，2011：83） ―“他们不满意所待的地方吗？”“人们从来不满意自己所待的地方。”扳道工说。（郑克鲁，2014：90） 林译用了中文的一句俗语，使得对话更流畅生动，避免了郑译的重复唆。翻译的时候运用小读者非常熟悉的成语来翻译近似的意思，可以起到言简意赅的作用。 例2（选自《冠军的童年》） What was certain was that Grandpa Chook and I wer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and needed to make some urgent escape plans.（青闰、王晓平，2013：82） 值得肯定的是，我和楚克爷要苟延残喘了，因此需要做出一些紧急逃跑的计划。（青闰、王晓平，2013：83） “苟延残喘”描写了小主人公和一只鸡陷入绝境后无法逃跑、无限忍耐的情形。青闰、王晓平在译注中用到大量的四字成语，“诚惶诚恐”“形影不离”“了如指掌”“按部就班”“举棋不定”“一本正经”等，恰如其分地简化了英文原著中的修饰、描写成分，熟悉成语文化的小读者一看就懂。 2.1.2 口语化 口语化指日常对话而非正式场合的，易于接受的词、短语和发音方式。儿童文学著作应该采用以清澈透明的语言来吸引孩子，易于理解。 例3（选自《柳林风声》） ―“I’m looking，” said the Mole， “at a streak of bubbles that I see travelling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at is a thing that strikes me as funny.” ―“Bubbles？ Oho！” said the Rat， and chirruped cheerily in an inviting sort of way. （Grahame， 2010： 10） ―“你看，那水面上有一串泡泡正在漂动，蛮有趣的！”鼹鼠说道。 ―“哦？泡沫？哈哈！”水鼠兴奋地叫了起来，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李智、杨晶，2014：22） ―“我在看一串气泡，”鼹鼠莫尔说，“我看见他们在水面上移动，觉得挺好玩儿。” ―“水泡？啊哈！”话音刚落，水鼠兰特就开始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张炽恒，2014：14） 李译“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显得平淡无奇。张译“好玩儿”的“儿”化音是北方中国人经常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特别是当他们和孩子说话时，它成功地选择了孩子熟悉的语言，比“蛮有趣”翻译得好。“啊哈”“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运用了象声词，语言有声有色，形象地描绘出水鼠看到水獭来分享食物时的神情，高兴至极，津津有味。语言亲切而富有感染力，使得小读者非常享受这种氛围。张译将文中的人物翻译为“獾子”“鼠仔”“蛤蟆仔”“鼹仔”，比李译的“灰獾”“水鼠”“蟾蜍”“鼹鼠”更富有情趣，充满了孩子气，适合小孩子的审美水平。 2.1.3 音乐性 如果原著中的表达听起来很有乐感，就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兴趣。此外，美好的旋律可以使孩子快乐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永远不能忽略原作的音乐性，而应该尽力在目标文章中改写。韵脚、重复、排比、对偶和头韵是在儿童文学中产生音乐性的一些常见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本也应如此。 例4（选自《柳林风声》） Ducks’ Ditty All along the backwater， Through the rushes tall， Ducks are a-dabbling， Up tails tall！ Ducks’ tails， drakes’ tails， Yellow feet a-quiver， Yellow bills all out of sight Busy in the river！ … （Grahame， 2010： 16） 野鸭谣 静静河湾碧水流， 长长水草舞纤腰， 河里野鸭做倒立， 只见尾巴高高翘。 公鸭尾，母鸭尾， 抖抖两只黄色脚， 一张大嘴不见了， 原来正在水中泡。 ……（李智、杨晶，2014：30-31） 鸭谣 沿着回水河汊， 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 看那戏水群鸭， 全都尾巴朝天！ 母鸭公鸭尾巴， 还抖动着黄黄的脚丫， 黄黄鸭嘴皆不见， 全都忙活在水下！ ……（张炽恒，2014：23） 张译和李译都有一些押韵的音节，张译的“汊”“鸭”“巴”“丫”“下”；李译“腰”“翘”“脚”“了”“泡”，与原作有相似的效果，朗朗上口，基本满足了原文诗歌押韵的特征。但张译明显比李译要口语化，容易被小读者理解。 2.1.4 充满童趣 翻译儿童文学意味着为孩子重新创造童趣和快乐，不能将充满天真乐趣的儿童文学著作翻译为严肃的成人文本或教学元素的儿童著作。具体来说，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的心理特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使用幽默的风格和孩子化的语言，使孩子产生亲密感，刺激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使他们看得懂，看得有兴趣，并能充分感受原作的魅力。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 。 例5（选自《绿野仙踪》） 当多萝茜带上金冠念咒语时： “Hil-lo， hol-lo， hello！” Dorothy went on， standing this time on her right foot. “Hello！” replied the Tin Woodman calmly.（青闰，2013：192） “希-罗，霍-罗，哈-罗！”多萝茜这次右脚站立着继续说道。 “哈罗！”铁皮樵夫平静地回答说。（青闰，2013：193） “黑-罗，霍-罗，哈-罗！”多萝茜接着念道，这一回她单用右脚立地。 “哈罗！”铁皮伐木人平静地应答道。（张炽恒，2014：140） 在张译中，加了一个注解“咒语中的这一小节发音与英语中的hello相同，铁皮伐木人误以为多萝茜跟他打招呼，所以这样应了一声。”通过加注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童趣，否则读者很可能把铁皮人的回答这一细节错误理解。 2 . 2 句法层面 就英语儿童文学而言，描绘和叙述的长句并不少见，但是在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很不同，因为一方面，中国孩子无论听说读写都习惯于短句或短语，另一方面，简洁的句子更适合孩子的短暂注意力。因此，译者将长句分解为有逻辑的短句，可以简化和重组句子结构或增加标点符号。 例6（选自《小王子》） There before me， facing the little prince， was one of those yellow snakes that take just thirty seconds to bring your life to an end.（林珍妮，2011：208） 黄蛇正仰头朝向小王子。这种蛇最毒了，三十秒钟内就能要你的命。（林珍妮，2011：94） 那儿，有一条能在三十秒钟内致人死命的黄色的蛇朝小王子树立起来。（郑克鲁，2014：105） 郑译将原文的定语从句一长串地放在“蛇”这个中心词前面，显得累赘，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林译将这个定语从句单独翻为一个句子，表意简单清晰，小朋友易于接受。 2 . 3 修辞层面 例7（选自《柳林风声》） I’ve only broken out of the strongest prison in England， that’s all！ And captured a railway train and escaped on it， that’s all！ And disguised myself and gone about the country humbugging everybody， that’s all！ Oh， no！ I’m a stupid ass， I am！ （Grahame， 2010： 161） 我不过是成功地从监狱里逃出来而已；不过是搭乘了一列火车逃避警察的追捕，并从车上跳下来而已；不过是乔装打扮了一番，骗过了想要抓住我的人而已！（李智、杨晶，2014：166） 我只是从英国最牢固的监狱里逃脱了，仅此而已！俘获了一列火车，乘着它逃亡，仅此而已！乔装打扮，在乡间到处跑，骗过了每一个人，仅此而已！（张炽恒，2014：218） 原文中的“that’s all”排比句被张译为“仅此而已”，被李译为“不过……而已……”，也都是排比句式，但张译听起来更简单易懂，而“不过……而已……”句式对小孩子来说插入成分太长，因此难于理解，排比效果不是很好。 2 . 4 文化层面 采用归化或异化的方法来处理两种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归化就是翻译尽量向目标语语言文化靠近，异化即译文尽量向源语言文化靠近。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文化背景，适当地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使译文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又能展现异域文化的风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4.1 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8（选自《绿野仙踪》） They all bowed so low to the little Queen that they almost stood upon their heads.（青闰，2013：104） 它们都向小皇后深鞠一躬，头都快着地了。（青闰，2013：105） 他们都深深地向小小女王鞠躬，差一点就变成拿大顶了。（张炽恒，2014：78） 鞠躬只是单纯的弯腰这个动作，并不形象！拿大顶技巧运动，指头朝下脚向上，双手贴地，身体或倚墙或不靠任何物体，这一译法符合儿童的理解力，译文画面更形象，更具有夸张感！贴近了儿童的理解力，使读者感到亲切有乐趣。 完全采用归化会使译文缺乏情调，读者感觉不到外国文化的新鲜感，使作品缺乏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儿童读者喜欢了解外部世界，因此在翻译时还需要适当的异化法。 2.4.2 采用异化的译法 例9（选自《柳林风声》） A long half-hour passed， and every minute of it saw Toad getting crosser and crosser…Nothing that he could do to the things seemed to please them or do them good. He tried coaxing， he tried slapping， he tried punching； they smil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tub unconverted， happy in their original sin.（Grahame， 2010： 138）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短短半个钟头的时间，在蟾蜍看来却是那样的难熬。无论蟾蜍怎样努力地揉搓，那些脏衣服都丝毫不领他的情，没有一点变干净的趋势，这使得蟾蜍大为恼火。（李智、杨晶，2014：140-141） 长长的半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每过去的一分钟，托德的火气就大一分。似乎无论他怎么弄，都无法讨那些衣物的欢心，把他们弄好。他哄它们，拍它们，用拳头砸他们，他们却以嘻皮笑脸来回报他，在盆中快乐地坚持着他们的原罪，毫不悔改。（张炽恒，2014：187-188） 李译没有逐字按原文翻译，只是简单地意译了一下，漏译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内涵“原罪”，而张译则逐字进行了翻译，因此非常生动，把原文的拟人色彩也翻译出来了，使得衣物也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动作形态，很有情趣，而且张译将“sin”做了一个异化处理，在脚注处给出一个文化注解：“作者用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来比喻脏衣服洗不干净。原罪是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而衣服是可以洗干净的。这种比喻中显然有调侃的意味，表明作者的宗教思想比较积极。”张译保留了异域文化的特征，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激发了小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国小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世界儿童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 3 . 结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强调儿童文学译作作者要考虑目标读者儿童的特殊性，提升译语读者的地位，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具体实践中，译文需简单明了、口语化，利于儿童阅读、有乐感、充满童趣、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使小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启发和教育。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论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及对翻译的影响 内容摘要：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作品及文学译作。本文将从特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文学评论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翻译论出发，以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为例，探究儿童文学文本中存在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 安德烈・勒菲弗尔 绿野仙踪 意识形态是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这当然也包含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在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学理论家提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文学界得到了较多的认同，甚至有的学者将其规定为“文学的第一原理”。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伊格尔顿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学评论中，批判地继承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奠基人路易・阿图塞（LouisAlthusser）关于文学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的文本的产物”的学说，提出了“文学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的观点。“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意识形态观”是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基石，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影响深远。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文学文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同时也是具有权力性的社会话语体系。文学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文学既属于经济基础，有属于上层建筑。无论是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读者，都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局限。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 对于文学的界定和评论，也是受意识形态所控制。并不是所有书面的文字都可以定义为“文学”。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且没有结论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评定什么是文学的标准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曾经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变迁、或在其他意识形态下，就不是文学作品了。这自然会引起对于文学评论的变化，“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是可以不加变动而被另一群读者所接受。这或许是一种不明显的过程”（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 2004）。 伊格尔顿将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分为“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和“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在任何社会形式当中都存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一套连续性的价值话语组成，反映个体从属于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它维持着社会的生产与生产关系，伊格尔顿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是由作者本人的社会阶级、性别、国别以及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作者本人的复杂的思想观念，它事实上是作者以自我经验“插入”当前一般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其结果。因此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两者相同时，即作家的作品符合当前的潮流，作品就被认为是“文学”甚至为经典；反之，作品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相悖，就会遭到贬低甚至禁止出版。 从伊格尔顿的理论出发，意识形态贯穿于文学的创作、发表、阅读、评论、翻译，是文学的“本质”。 一.《奥茨国历险记》与意识形态 《奥茨国历险记》，中文又名《绿野仙踪》，是1904年美国作家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创作的幻想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多萝西是住在堪萨斯州的小女孩，被一阵龙卷风吹了魔法世界奥茨国，并无意杀死了的一个恶女巫。奥茨国的居民芒奇金人十分感激她，希望她去除掉另一个恶女巫。多萝西一心想回到家乡，必须借助大法师的法术。在去找大法师的路上，主人公遇到了一个没有脑子的稻草人、一个没有心的铁皮人和一只胆小的狮子。主人公和他们结伴而行，稻草人希望大法师赐予它脑子，铁皮人希望得到心，胆小狮渴望获得勇气。一行人在路上相互帮助、战胜了各种困难，并杀死了恶女巫。大法师满足了多萝西和她伙伴们的愿望，主人公回到了家乡。 《奥茨国历险记》已经出版就深受读者喜爱。自出版至1920年左右，共推出13部《奥茨国》续集，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动画片。《奥茨国》是当代经典的儿童幻想小说。 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小说《奥茨国历险记》产生于1900年代的美国，正值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末期和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正是人们寻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美国梦”的时期。小说介绍了主人公和叔叔婶婶一起居住。小女孩为什么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小女孩的父母又在哪里？书中并没有交代。主人公多萝西就是背井离乡的移民或者西部淘金者的形象，她善良、自立、不怕困难。美国一共有五十个州，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堪萨斯州，作者是处于一番考虑的。堪萨斯州生产石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怀揣“美国梦”的人们涌入堪萨斯州寻找石油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小说中的其他角色，稻草人需要的脑子（智慧）、铁皮人需要的心（爱心）、狮子需要的勇气，正是追寻“美国梦”所需要的精神驱动。 因此，弗兰克・鲍姆在《奥茨国历险记》中采用的传统冒险故事，表F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愿望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相符，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肯定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二.《奥茨国历险记》汉译本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翻译实践属于人类活动之一，自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冲突的集散地，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矛盾后的产物。 首先对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研究的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他的论著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当语言学的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时候，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 勒菲弗尔首先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系统放置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分析，并⒁鞘叫砸与翻译文学关联起来。早期的勒菲弗尔收到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响，试图通过阐述翻译结果中词语的运用及译作对原文的改动来说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策略的影响。通过意识形态考察译作文本，强调了意识形态直接参与到文化的构建中。意识形态作为“看不见的手”，影响和操控了译者的词句决策以及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陈伯吹（1906-1997），中国著名儿童文学创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事业。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论》等。其翻译的《绿野仙踪》于1953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陈伯吹的学习和创作生涯几乎横跨整个二十世纪。10岁那年，陈伯吹离开私塾，进入镇上的一所高等小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在陈伯吹求学期间，恰逢五四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起步的阶段。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改变，为陈伯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提供了条件。陈伯吹对尚处在幼嫩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有着切身的体会。可以说，陈伯吹是见证、并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一同成长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复杂多变，这无疑影响着陈伯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陈伯吹于30年代末，即抗战时期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翻译。在战争年代下，陈伯吹的翻译面临着诸多困难，1944年，在《一家人都飞去了》的序中，陈伯吹写到：“正在付印的前夕，太平洋上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本书就终于没有印出来……从新看过一遍之后，使得它能够和祖国的孩子们见面，实在是不胜喜悦的，并且有着说不出的感概。”关心着祖国儿童成长的陈伯吹克服政治上的困难，用文学给战时的中国儿童带来了一方宁静的天地。 将陈伯吹1953年汉译本《绿野仙踪》与2015年译林出版社童飞译本《奥茨国历险记》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考察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例如： 原文："Yes， indeed，" answered the little woman."But I am a good witch， and the people love me. I am not as powerful as the Wicked Witch was who ruled here， or I should have set the people free myself."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2） 陈译本：“是的，真是的，”小老妇人回答说，“不过我是个好女巫，人民都爱着我，我不像这里坏的女巫那样强壮有力，不然，我早就把这里的人民解放了。”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真的。”矮个老太太答道，“但我是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邪恶女巫统治着这地方，她法力比我强大，不然我自个儿早就让这些人自由了。” （《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陈伯吹将文中的people翻译成“人民”，将free翻译成“解放”。“人民”、“解放”这类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阶级所指。小说原文的这段话出自奥兹国一个善良的女巫口中，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符号。一个西方的女巫，说出“人民”、“解放”这类时代感强烈的词汇，从今天的翻译理论视角，这显然容易招致诟病，但这却非常符合当年的时代特征。陈译本出版自1953年，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对外进行着朝鲜战争，对内进行着、“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历史大背景无疑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将陈伯吹的译本置于今天的语境下加以探究，确实能够发现很多例子中所呈现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词汇的语句，这些用法和现在惯用的儿童文学话语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考虑到意识形态对译作的影响，那么这种随时而来的政治倾向，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陈伯吹认为应当维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但这种纯洁性不等同于与当时的时代向隔绝。实际上，他仍将政治思想性作为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试图将其用艺术的手法予以加工。或许，译者在选择其翻译策略时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例如，陈伯吹在《绿野仙踪》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路野仙踪》也被苏联作家奥勒科夫改写成《翡翠城的巫师》，自然，经过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家的手笔，内容必然地比原著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苏联作家翻译的美国作品会比原文“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影响。1953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或者刚结束不久，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成立的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美国的译作，作品必然要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服务。 上文介绍了，原作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产生的背景和表达出的意识形态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目的的“美国梦”，这种思想显然不符合陈伯吹所在的时代。当原文和目标读者群的意识形态冲突矛盾时，译者必然要在两种意识形态中做出抉择，例如： 原文：Among them was the Queen herself，who asked， in her squeaky little voice：“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 14） 陈译本：那猴王在多萝茜面前低低地鞠躬，并且问道：“你有什么命令？”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女王自己也一同来了，她用尖细的声音问：“我能帮上朋友们的忙吗？”（《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将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翻g成“你有什么命令？”显然不符合原文中的所指意义及语体用法。当然，译者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陈伯吹将原文中恶女巫解读成“将战俘当做奴隶供他使唤”的“反动派”，将她塑造成压迫阶级和剥削者，而善良软弱的芒奇金人视作被奴役的、渴望解放的劳苦大众。这种通过译作对原文的重塑显然有悖于“美国梦”的主旨。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考虑到当时文艺界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作为译者的陈伯吹很难真正用符合儿童心理的语言、从儿童的角度进行翻译。这是陈伯吹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今天的读者再阅读陈伯吹1953年版本《绿野仙踪》会感到“奇怪”，甚至会发现更多的翻译中的问题。因为经过六十多年的变迁，现在的读者和陈伯吹处在不同的历史方位，意识形态已不尽相同。从今天的视角、今天的翻译理论来评判陈伯吹的译本，很难说得上这是一部上乘佳作，它抛弃了陈伯吹自己所推崇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童飞的版本更符合儿童的语言特征，并且较为忠实地体现了原文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假设，如果童飞所译的版本放回到1953年，能否出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会招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正如前文提到的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维尔所提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翻译中语言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时，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这并不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 三.结论 首先，在文学翻译创作方面，不同的时代、不同政治实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具体实践。原文的作者、译文的译者是在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从事文学活动，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译者如何理解、再现、表达原文中的意识形态将直接决定作品宏观上的基调。同时译者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在两种不同语言读者群中的冲突，特别在两种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环境下。这不仅关系到作品能否被译语读者群所接受，甚至关系到作品能否能被出版。 其次，意识形态也具有相对性，它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作品及其译作亦是如此。译者受到所在时代无形的局限，翻译的作品必然会被烙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当意识形态随着历史的向前而变化，今天的读者来评论当年那些看上去有些“奇怪”的作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对译作进行赏析时，理解译者所在的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考量参数。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儿童文学的概述和其特性，对接受美学的定义展开了简单的介绍，并以接受美学为着眼点，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希望可以为儿童文学翻译的有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接受美学 儿童文学 特性 原则 方法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也日渐增多。尽管如此，但是相对于其他文学翻译而言，儿童文学翻译依然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及认可，所以有待翻译学者们探究的角度依然特别多。接受美学为学者探究儿童文学翻译供给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导入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与指导意义。 一、儿童文学概要与其特性 就中国而言，“儿童文学”一词源自时期。儿童文学即与儿童年龄特性相符，适合儿童阅读，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各式文学作品。 至于儿童文学的特性，则往往包括如下几部分：第一，儿童性。儿童文学的作者为成人，读者为儿童。优秀的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核心，与儿童心理特征相符，其创作目的理应为助推儿童的健康成长；第二，教育性。儿童文学必须理应囊括兼具广义及无形特性的教育。比如说语言教育，价值观教育与集体思想教育等；第三，文学性。既然其名为儿童文学，那么文学性肯定是其必须具备的一个特性；第四，结构简单。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所见的世面是特别窄小的，所以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所描绘的画面、意境，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理应站在儿童的角度，以儿童的认知去观看全文，以童心去阅读，以童趣去领悟原文，最后以简单的儿童语言展开翻译，以确保原文的风格与童趣。 二、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又名接受理念，抑或接受研究，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一大文艺美学思潮，亦属于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新式方法论之一。德国的姚斯与伊瑟尔是接受美学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此理论最大的突破便是明确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帮助西方文论完成了自“以作者与作品为中心”至“以读者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接受美学注重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重视读者的需求与审美理念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调节机制。该理论指出：就由作者、作品与读者共同组成的总体关系而言，读者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反之，就根本意义而言，文学作品天生就是为读者而生的，读者属于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姚斯表示：接受美学层面的读者方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真真实实地参加了作品的存在，且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由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决定的。作品只有在得到读者阅读后，其价值才能得以展现。 接受美学拓宽了文学探究的空间，亦为文学翻译探究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它跳出了传统翻译理念的束缚，给翻译探究供给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及探究方法。从儿童文学翻译层面来看，接受美学的出现对于其理论与实践发展均具有特别大的指导意义。 三、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一）接受美学环境下儿童文学翻译需遵循的原则 1.将儿童读者视为翻译的中心 与以前的“作者中心论”及“作品中心论”不一样，当代西方文论注重“以读者为中心”。在阅读时，读者并非被动地做出反应。恰恰相反，读者自身便是历史的能动构成部分之一。若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不曾有读者的积极参与，那么这部作品也必然无法成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唯有借助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方能进入一种持续变化的经验视野里。在接受理论环境下，读者的阅读反应与创造性理论属于文学意义及文学内涵形成的基石。文学的目的即让读者接受，若读者不存在，那文学作品便无从谈起。读者并非被动地接受思想，而是积极地创造加工。此理论不仅较好地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探究空间，并且也给文学作品翻译探究指明了l展方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是儿童，所以儿童文学翻译必须将儿童读者视为核心，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全面了解儿童独有的特性，对其期待、视野展开分析及预测，探究他们和成人接受能力的区别，选用灵活的翻译方法，确保译作可以让儿童读者理解、接受。 2.迎合儿童的视野期待 期待视野即文学接受活动里读者已有的各类经验、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等共同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不管是哪位读者，不管他们欣赏的是哪部文学作品，他们在进行作品欣赏前便早已处于某种先在理解，抑或先在知识的状态了。若缺少此种先在理解和先在接受，无论是哪一类新事物均无法被读者的经验所接受。此种先在理解便属于文学的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环境下，惟有儿童的阅读方可让儿童文学的意义具象化。 3.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就接受美学而言，原文作品不仅具有相应的开放性，亦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原文开放，抑或封闭程度受作品图式化构造的影响。所以，面对各式各样的翻译文本，除了站在历史环境、译者人文修养等角度展开恰当的解释外，我们还需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标准对其展开研究、对比与判断，总结出每个译本的优势与不足。原作属于翻译活动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亦属于对译本展开评价的基准。因为历史、环境和个体的差异，译本的接受和理解度或许会和原文存在差异，不过翻译活动理当将原文视为基础，我们也应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二）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方法 1.词汇 鉴于儿童词汇量特别少，生活经验不足，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以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为依据挑选词汇，尽可能地做到语言简洁易懂。比方说在《Wind the Willows》里有“toad”一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把这一词汇翻译成“蟾蜍”，而把它译成了小孩子熟悉的“癞蛤蟆”，如此译文便极具生活趣味，同时小朋友也很容易理解。又如在《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里有Jack-o-Lantern一词，该词的意思为“南瓜灯笼”。就西方儿童而言，他们对南瓜灯笼是特别熟悉的。然而中国儿童却显少见过此物，因此若在翻译这个词时，译者可以以中国儿童的心理特性、接受能力为依据，把它翻译为“鬼火”，如此不但可以较好地展现原著的意思，并且还有助于中国儿童的接受与理解。 2.句式 与中国文学崇尚短句不同，西方文学作品倾向于使用长句与复合句，然而此种句式对中国儿童而言不但晦涩难懂，并且十分拗口。所以我们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过程中理应以儿童接受能力为基础，把长句与复合句转变成简单、易懂的短句。如此不但能够为孩子们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同是也可以有效的促进其阅读兴趣的提升。 3.修辞 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儿童语言理应极具生动性与趣味性。因此儿童文学作品时常选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以提高文本的趣味性，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例如在《The Lambkin and the Little Fish》的译文中，押尾韵的运用让文本极具节奏感，此种朗朗上口的文章自然可以获得小读者们的青睐。又比方说在《The Secret Garden》的译文中，译者将简短的分句、诸多修辞手法运用到了翻译里，彰显了原著的童趣。 4.归化与异化相融合 语言属于文化的载体，鉴于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考虑文化间的异同。异化与归化系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经常用到的两种翻译方法。归化倡导翻译将目的语视为核心，把异域文化转变为目的语文化，此种翻译方法就目的语读者而言通俗易懂，不过却没办法使读者感悟异域风情。异化倡导将原语文化视为核心，觉得翻译理当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特性，尽管此种翻译方法能够让读者对异国风情有所了解，不过其译文理解难度却特别大。就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而言，我们理应从儿童的立场出发，选用以归化为重心，异化为辅助的翻译方法。比如在翻译《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时，译者可以选择将“vinegar”译成“酸梅汤”，“sugar”译成“大麦糖”，以有效地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及色彩性，促进孩子们阅读兴趣的提升。 四、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看上去特别简单，实际上却非常难。鉴于接受美学这一理论的出现拓了儿童文学翻译者的视野，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站在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儿童文学作品展开本位翻译，同时还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受众为儿童，应以儿童的独有特性为着眼点，给予儿童接受能力应有的关注，尽可能地翻译出适合孩子们读的儿童文学作品。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作出深受孩子们青睐的译作，儿童文学翻译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摘 要： 自从显化概念被提出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一现象，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概念作为翻译共性之一，在翻译界吸引了诸多学者对其探讨。文学领域没有国界，但由于儿童文学读者群体独特的认知、心理特征，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使得儿童文学翻译有其独特之处，译者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会有意无意地使用显化手段，以使其译文能被读者接受。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理据 显化 一、显化概念 显化， 又Q明晰化，这一术语是由Vinay和Darbelnet 作为翻译技巧最早提出来的。作为翻译技巧的显化， 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但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条件推导的信息加以明示。它与增词法、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暗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技巧密切相关。显化的译作由于添加了原作不曾有的信息， 因此译作一般比原作长。Blum-Kulka对显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于1986年提出了显化假说（explicitation hypothesis），即翻译过程会使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显化程度提高（Blum-Kulka，2004：92）。此处显化概念仅指翻译过程中衔接关系明晰化程度的变化，关注的是语篇层次上的“显化”，强调“显化”与衔接和连贯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关系。 关于显化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学界仍未达成共识。Vinay和Darbelnet将显化分为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Klaudy则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包括句法显化和语义显化，使目的语文本合乎目的语语法语言规范。非强制性显化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所致，若不运用非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虽然合乎语法但不地道。语用显化则指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显化是指翻译过程固有的显化，与源语和目的语无关。 二、显化研究现状 （一）国外显化研究现状 西方译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学者注意到并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由于显化既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原文发现，又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目标语非译文获知，研究者有的采取了前者，有的采取了后者或两条途径兼考察显化现象。Olohan和Baker通过统计和比较英语文本和英译文本中报告动词（如say， tell）后选择性关系词“that”的使用情况，发现英译文本中“that”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在英语文本中的使用频率。Olohna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英译文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显化程度高的句法形式。Puurtinen基于小型平行语料库对芬兰语原创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连接词（如关系代词、连词和具体副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未能充分证实显化假说，因为原文和译文均未出现频繁地使用连接词的趋势。2013 年，Margherita Ippolito出版的学术著作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作者依托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工具和方法，通过自建儿童经典小说翻译语料库及儿童经典小说非翻译语料库的可比语料库，探讨了Mona Baker 提出的翻译语言的简化、显化、范化等普遍规律是否适用于儿童书籍的意大利语翻译，指出翻译儿童文学的地位、源语及译入语的关系，以及所有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翻译选择。 （二）国内显化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显化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在对英汉翻译的显化探讨中，贺显斌最早进行了实证研究，贺显斌以《最后一片叶子》作为实例考查，证明了英译汉中有较高程度的显化，并指出了汉语译文明晰化的主要手段包括使用增词、改用具体词、转换人称和转换辞格。柯飞指出，显化不应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臧光亚通过自建小型汉语原创儿童文学语料库（OCCLC）和汉语翻译儿童文学语料库（TCCLC），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诸如“恶意欧化”等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胡开宝、朱一凡依据Halliday提出的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显化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并以此为依据对莎剧《哈姆雷特》的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的显化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总体看来，迄今为止，国内外显化研究最新文献，其实质都是验证显化假说的合理性。 三、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其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英汉两民族在思维和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并按照译入语规范进行翻译。儿童文学翻译由于读者的认知、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对于源语中的很多文化特有信息，译者会有意识地运用显化技巧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加以明示，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吸引目的语读者。下文将从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以及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两方面探讨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一）不同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 文学没有国界之分， 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而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间的转换， 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历史上或从当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来看， 儿童心理发展各阶段的顺序、 各阶段和年龄的相应关系， 以及各阶段中变化发展的顺序和速度， 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各国儿童后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传统观念及所接受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因而要求译者在将国外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同时， 既要考虑到信息的正确性，更要注意文化的移植。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直存在着异化和归化之争，对于知识经验浅显的儿童读者来说， 前者虽然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但是理解难度大， 因而容易失去阅读的兴趣;后者可以使他们容易读懂作品， 但是了解不到异域的风情， 从而丧失了翻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很显然，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是偏向哪一方面都会顾此失彼。译者可以通过添加标识或说明，这样在异化和归化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使儿童读者既能读懂文章又能了解异国的情调， 有利于他们知识的积累。 邓红顺认为在处理内在的文化意象所蕴含的意义时，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策略体现不同文化特色，在文化意象的处理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又要尽量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意象，以使儿童读者更多地了解异域文化。向儿童读者传播异域文化，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时需要添加注释性文字，这就是显化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英语的度量单位“feet， inch”等常用异化直译成汉语“英尺、英寸”，可以使儿童读者了解英语中的度量衡单位。但对中国儿童来说，他们对一英尺、一英寸到底有多长没有概念。为了保留原作中的形象，同r使译文易于理解，可以加上注释以便于儿童读者了解。 （二）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 专门给儿童创作的适合其阅读的文学便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具备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性。若是儿童文学作品比较优秀，不但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发展思维、提高其语言能力，还能够提高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儿童文学的翻译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保持儿童童趣和传递异域文化是译者面临的双重挑战。 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在认知能力、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方面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儿童心理学中通常把儿童期限定在6、 7～11、 12岁。这个时期，儿童的身体有了相当发展，脑的发育也基本完成， 能较自由地完成各种动作， 基本掌握了本民族的语言。儿童心理发展包括两个重要部分， 一是认知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二是社会性发展过程（兴趣、动机、情感、价值观、自我意识、能力、人格等）。 研究表明，儿童的感知、思维、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初步的发展 （许政援， 1984：67） 。在儿童期，儿童的记忆从机械记忆向理解记忆发展，思维从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这种抽象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凡是生动、具体形象的事物，形式新颖、色彩鲜艳的对象，都比较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和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是儿童才开始认识世界，加之他们的人生经验少，因而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感性的层次，即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以具体思维――具体的形象为主。同时，儿童的语言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儿童对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的反映尚未完善，而且抑制力差、注意阈限较短，易受外界的干扰，不像成人那样有很强的自觉性、目的性。虽然这时期注意力正逐步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发展，但主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 颜色、 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林礼元， 徐胜三， 1981：41）。 儿童文学译者应该时刻考虑儿童的接受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英国语言学者及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曾着重指出，要获得圆满的翻译效果，必须根据不同的读者要求，提供不同性质和风格的译文。也就是说，在动手翻译之前，应该首先解决为谁翻译的问题。 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曾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换言之，儿童文学翻译家应该用风趣幽默的笔调，用富于儿童特色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儿童生活、心理的各种特点描写出来，使小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激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语言应该是生动形象、简洁优美的。只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才能让儿童读者喜欢阅读，使他们将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与自身经验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使事物之间的联系以感知的形式显现出来，以促进其对作品的理解。而要译出生动、形象的语言，译者往往得借助显化这一手段。 袁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文本在词语的选择上就得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易于激励儿童联想有关的具体形象。加之由于儿童文学语言是艺术语言，它必须与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或通过词语的选择，或通过语法关系的多样组合，唤起读者的形象感，形成读者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选择词汇，通过这个词汇唤起读者对具体形象的联想。 由于儿童读者特殊的认知能力，译者常常有意识地使用关系词以明示句和/或段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降低文本阅读难度，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郑洪波用语料库方法对《海的女儿》叶君健、任溶溶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是叶译句子较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较多使用谓词性指示代词使语法关系更明确，使逻辑关系更明晰。 谓词性指示代词使用频率比较――引自郑洪波（2013） 对于译者而言，儿童文学翻译要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也就要求译者洞悉并欣赏儿童独有的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真正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唯有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在充分研究并把握儿童读者语言认知能力、独特审美能力和想象力的基础之上，把握儿童文学原作品中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或保持或再造传入译作之中，以满足儿童的原初生命欲求和成长需要。 当然， 我们所说的显化只是一种总体性的翻译现象。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遵循程度，不同体裁的文章显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高职语文教学篇1 高职院校教学体系中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教学的比重较大，而作为基础性学科的语文课程却始终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这既会严重影响高职语文教学实效性的提升，也会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通过传统文化中的语文教育元素的有效利用，可以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进一步提升对于语文教学的兴趣和主动性。 一、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的内在联系 1.传统文化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媒介 作为大学阶段的语文教学，教学的重点应向阅读和写作能力倾斜。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养成学生的阅读习惯，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有效地渗透传统文化，就赋予了高职语文教学以更加丰富和生动的载体和媒介，让高职语文教学的效果和方式更加灵活和丰富，这对提升语文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2.传统文化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从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来看，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高职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在教材的编写和选择，还是教学内容的拓展和凝练，高职语文教学都承担着宣传、推介、实施、引导学生熟悉传统文化、亲近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职责。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教学创新和探索的一种途径，更是高职语文教学的一种必然使命，这让语文教学可以更好地承担起文化传播和传承的重要作用，对学生产生更加积极的文化熏陶。 3.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德育功能 需要看到的是，语文教学不仅仅是一门重要的文化课程，更承担着较强的德育功能，通过实施科学有效的语文教学，可以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素质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高职语文教学不可能是通过灌输等方式而实现，必须要借助更加积极有效的内容来实施。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借助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德育功能和内容，进一步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道德水平进行正面和积极的引导，更加有效地推动语文教学德育功能的发挥。 二、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1.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从高职语文教学的对象来看，很多高职在校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相对不足，有的甚至对语文存在一定的畏难和厌学情绪，这给语文教学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而通过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特别对传统文化中一些故事、人物、风俗、传说等元素的引入和讲解，让学生能够更加感受到语文教学的魅力和温度，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对于语文学科的积极性，有效地激发学生参与语文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2.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随着网络的普及，高职在校生的网民数量不断提升，学生依托网络进行学习和生活的时间不断增加。而在网络环境中，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影响效果不断强化，很容易让学生产生错误的思想意识，进而产生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盲目贬低。而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可以让学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地位，进而树立起较强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这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个人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 3.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的独立性 高职语文教学虽然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的范围之内，但是语文教学的目标却是终身的，如何更好地拓展语文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意识，树立独立阅读的习惯，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特别是随着学生对传统文化逐渐产生了学习兴趣和正确认知，就会大大提升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未来的个人成长和发展中，也可以不断强化自身对于语文的自主学习，从而对学生个人成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传统文化在高职语文教学渗透中存在的问题 1.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存在偏差 作为高职院校教学管理者来讲，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文化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的意义和作用认知不足，没有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不仅对高职学生语文素养提升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也对学生的人格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在语文实际教学中更愿意照搬照抄普通高等教育的语文模式和教学内容，没有从高职语文教学的任务和目标出发，有针对性地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有益的文化元素和教学内容。这就造成语文教学的任务和目标相对模糊，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德育等功能的有效发挥。 2.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作为高职院校教学体系来讲，语文教学的地位和作用无法与专业技术理论和实践教学相提并论，很多高职院校更加注重校企合作和顶岗学习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因此，导致高职语文教学的教学资源相对不足，资金投入等各方面也存在短板，这就使高职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显得相对单一，特别是随着高新技术教学手段的不断发展，多媒体、新媒体、大数据、云平台等网络技术的普及，高职语文教学的手段则显得更加落后，无法为高职语文教学质量提升注入新的活力。 3.教学的载体相对不足 由于高职院校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专业技术教学方面，因此，语文教学的载体则相对有限。由于课堂教学的时间有限，教学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无法有效完成语文教学的全部任务，无法激发学生对语文教学的参与意识，导致语文教学的持续性和深入性大大不足，让一些学生一旦离开语文课堂就将语文学习抛在脑后。 4.教师素质还存在短板 相较于专业技术教师来讲，高职语文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方面还存在短板。一方面是优秀教师人数不足，常常一名教师要承担较重的教学任务，导致教师的精力和积极性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语文教学在高职教学体系中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语文教师的成长和发展前景相对不足，因此，高职语文教师从事教学探索和创新的动力大打折扣，导致很多优秀年轻教师常常跳槽，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 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结合的实现路径 1.不断强化和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思维 语文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教学，更重要的任务则是文化的熏陶和传承，作为高职语文教学也是如此。一方面，高职语文教学教师要通过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引入传统文化元素和内容，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在渗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传统文化思维的培养，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引导学生树立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2.努力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创设传统文化环境 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等教学方式，将语文教学内容转化为直观具体的视频影像资料，并将传统文化内容融汇其中，让文本内容变得更加感性，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教学内容，体会课文背后蕴藏的深层次含义，也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加深传统文化的印象。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语文课文中蕴藏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重点强化讲解，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文化感染和熏陶。 3.努力开阔学生的传统文化视野 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来实现语文教学目标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是非常不现实的，必须要扩展教学资源，开拓学习视野。一方面，要通过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和传统文化内容，给学生布置有针对性的课后作业，并通过有效的激励手段，鼓励学生高标准地完成，巩固课堂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推送传统文化相关知识，让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一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作为课堂教学之外的重要补充。 4.努力发掘培养传统文化的德育功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包含了大量的物质文化元素，更有很多优秀的精神文化元素，这些内容涵盖了历史、人文、精神、礼仪等各个方面，教师要善于从中发现适合语文教学的内容，提升传统文化的文化影响力和德育功能。比如，在学习一些爱国题材的课文时，教师要通过对课文作者、时代背景、历史背景、文化风俗等传统文化的拓展介绍，进一步引导学生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自觉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进而树立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5.组织丰富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由于高职语文教学的时间相对不足，因此，教师可以通过与学生社团等组织进行合作，利用节假日等载体，在校园内组织丰富多彩的以语文为内容，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学生活动，比如：语文经典诵读大赛、诗词朗诵会，通过拓展课外活动，渗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物质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参观、实践活动，并让学生写出参观感受等，使其在各色语文活动中，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综上所述，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既需要广大教师提升责任感和紧迫感，也需要广大教师提升创新能力，探索创新路径，让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促进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与传承。 作者:张华 郝建英 单位: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语文教学篇2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要求所有课程都要发挥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要承担育人职责，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这样才能与思政课程形成同向同行的育人合力，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协同效应。高职语文作为面向全体高职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程，是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和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高职语文教师应当与时俱进，主动出击，积极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为培养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革新课程理念目标，注重价值引领 （一）革新课程理念，树立发展性课程观 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指导下，高职语文课程应当树立发展性课程观。长期以来，受到“以技能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念影响，高职院校非常看重教育的实用功能。在公共基础课程要为专业、就业服务的语境下，高职语文在实际教学中不得不弱化自身的人文性，被大量地加入应用写作、实用口才、职场语言交际等内容。发展性课程观就是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既重视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又关注学生人文素养、思想品质、综合素质的培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服务。 （二）明确教学目标，着眼价值引领 理顺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思路，要从明确课程教学目标着手。一直以来，语文教师都很熟悉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备课时撰写起三维目标驾轻就熟，可是一旦回到教学实践中，知识讲授、传授还是成为了课堂的重心，在无形之中形成了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轻价值引领的教学现状。人民教育家于漪说过：“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人，培养有人性、人品、善心、善行的人，是人之完成、追求以达到真善美的境界。”高职语文教师应当深刻认识教育的本质，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尤其是要明确课程思政目标，在教学中充分体现语文的人文性特征，注重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引领。 二、提升教师素质内涵，增强育人能力 （一）重新定位角色，坚定理想信念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高职语文教师不能简单地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思政课教师的事，要努力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不仅学习了相关知识，而且实现了精神成人。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著作《大学》开篇就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师要教育学生弘扬高尚德行最终达到至善的境界。传道者要先明道、信道，这就要求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坚持把“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教育的使命。 （二）提高教师素质，拓宽文化视野 教师的素质高低决定了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改革的成败。高职语文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教学能力和德育能力，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语文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还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努力修炼自己，争取成为智慧型的教师，具备学习、生活、为人、处事等方面的智慧，能够给学生提供方方面面的指导。同时，高职院校要启动语文卓越教师培训工程，在注重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培训的同时，增强对高职语文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能力和德育方法的指导，为教师素质的全方位提升创造条件。 三、精研教学内容模式，挖掘育人元素 （一）找准思政契合点，注重当代阐释 在高职语文课程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在于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熏陶感染，切忌机械灌输和空洞说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高职语文的重要教学内容，是最值得挖掘和阐发的契合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更要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例如在《渔父》一课中，我们不是要学生简单地评判屈原和渔父的选择孰是孰非，而是要引导学生理解屈原和渔父所代表的两种人生态度和处事原则，让学生在面临人生抉择时能多一分思考，多一分坦然。 （二）开展模块化教学，推进全过程育人 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还要系统整合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那些特色比较鲜明、主题比较一致的作品编制成一个模块，进行模块化教学。例如按照家国情怀、自强不息、公正法治、与人为善、诚实守信、敬业奉献这些模块来进行教学。同时注意结合高职学生的专业背景，培育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模块化教学能够使高职语文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更加明确，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贯穿于高职语文教学的全过程中，强化德育效果。 四、创新教学方法手段，关注学生获得感 （一）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要在高职语文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创新教法是核心。教师要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各种教育教学方法，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无形之中，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教师要善于在传统教学方法中发现新方法的生长点，例如，将传统的讲授改造成有师生互动的讲故事。高职语文课堂本该是充满生动故事的课堂，其中有古今中外作者的故事，有文学作品中的故事，还有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故事。教师要善于用这些故事和故事中的情感来引导学生向上向善，求真求美。比如，介绍作者苏轼的生平，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生动地呈现给学生，除了教师讲，还可以请学生讲。学生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了解了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宦海浮沉的经历，更体会到了他在逆境之中“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坦荡旷达，在无形之中引导学生乐观面对挫折，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观。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问题导向。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需求，善于收集学生的各种问题，还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他们主动发现问题，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在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求知的火焰被点燃了，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获得感和成就感也得到了增强。 （二）利用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学习环境 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今天，学习方式日趋多样，陈旧的教学手段已经不能吸引学生，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想方设法以新颖、便捷的形式吸引学生。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要充分探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智慧学习环境。例如，借助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结合网络平台开展教学。上课前，教师在超星“学习通”平台网上建课，建课时要提前做好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把富含思政元素的内容巧妙地安排进课程中，学生进班后，可以利用教师发布的视频、课件链接等资源自学，并完成课前测试；在课中，教师可以布置学习任务，学生也可以提出疑问，再利用平台进行小组讨论等活动，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在课下，学生可以在线进行拓展阅读，或者检索自己感兴趣的学习资料，利用平台私信功能与教师交流讨论。教师可以随时观测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数据，及时帮助学生改善学习行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关注学生的互动体验，尊重他们的学习需求，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在增强学生的获得感的同时，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 五、丰富课程实践活动，延展育人空间 （一）师生现场研学，实践悟出真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才能悟出真知。教师结合高职语文课程内容，运用项目化、探究式的学习方式，带领学生走进马王堆汉墓、岳麓山景区、橘子洲景区、杨开慧纪念馆、第一师范学校等历史文化遗址，引导学生记录研学过程，撰写心得体会，增强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热爱和认同，让他们在实践中触摸历史，尊重历史，感知现实，把握当下。 （二）师生共读共赏，坚定文化自信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广泛阅读优秀作品可以陶冶情操，润物无声地滋养学生的心灵。在语文课堂之外，教师要鼓励学生多阅读，多思考。教师可以给学生开书目，鼓励学生利用新媒体读书打卡；开展线上线下“诵读我最喜爱的红色家书”“中华经典诗词朗诵会”“当代文学读书会”等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家国情怀和人文涵养，坚定文化自信。总之，要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必须要革新课程理念目标，提升教师素质内涵，精研教学内容模式，创新教学方法手段，丰富课程实践活动。如此，高职语文课程才能发挥好育人功能，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有机统一，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夏侯南希 高职语文教学篇3 前言 我国拥有极深的文化底蕴，所以语文教材当中含有很多人文知识，特别是在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当中，含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有关内容。伴随素质教育以及课程改革逐渐深入，高职教育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视度不断增强，而思政课程就是把思想当作出发点，对语文教材当中含有的思政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在培养学生道德素养的同时不断助推学生实现全面发展。为此，对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教学模式展开探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的意义 1.有助于塑造高职生的健全人格 众所周知，高职院校主要培养的是实践操作性、应用型、有效服务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人才，其人格以及素养对祖国未来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伴随着经济实现信息化以及全球化，西方文化渐渐渗透到国内社会当中，对我们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一直以来，高职院校开展的语文教学都具有对传统文化进行传递的作用，承担着潜移默化培育熏陶高职生的健全人格、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高尚健康道德情操等职能。在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师可结合教材当中包含的名言警句帮助学生树立起健全人格与坚定信念。 2.有助于激发高职生思政课程学习兴趣 高职教师以往进行思政教育期间，主要对一些理论知识进行讲解，此种教学方法过于枯燥，和学生生活严重脱节，教师单一性的理论讲解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同时还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一般来说，语文教学主要是让学生对文学作品当中生动、活泼、与学生生活十分贴近的语言艺术进行学习，促使学生循序渐进主动学习和接受思政知识和理论，让学生通过欣赏语言艺术，逐渐感染其心灵，促使学生产生共鸣，在对语言艺术进行欣赏的同时，对语言艺术当中的乐趣进行体会，并且对一些思政知识进行理解以及掌握。 3.有助于培养高职生科学的历史观 如今，高职院校选用的语文教材当中多数文学作品全都代表某一历史时期著名人物的智慧与思想，对这些作品进行讲解之时，教师可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运用，借此引导学生，促使其对历史材料进行充分体验。通过教材当中包含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发高职生的民族认同感以及责任感，在情感上接受我国历史，从而养成正确历史观，可以通过切实体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行体验。 4.有助于帮助高职生树立高远志向 现阶段，高职院校的语文教材当中含有各个类型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当中含有不少名言警句以及励志文章。特别是励志文章，高职生进行学习期间可以产生极大的情感共鸣，将英雄人物当作自身榜样，进而树立起一个远大志向，不断严格要求自己。语文教材当中的优秀作品有助于促使学生全面发展，不仅帮助其树立一个远大目标，同时还可以帮助学生认清自身得失以及进步，培养其宽广胸怀，并且树立正确三观，培养其越挫越勇的精神品质。 二、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教学模式 1.对网络课程进行开发利用 在信息时代之下，语文教师需学习前沿教学观念，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建立更加创新化、多元化的网络课程，借此来进行文化传承，对思政教育当中含有的精神加以渗透，促使教学品质不断提高。站在学校层面而言，应当和其他院校进行联系，构建语文学科思政教育的联盟，创设一套高职院校教育资源网络共享系统，对数字化这一平台加以运用，借此实现慕课、微课、文档与图书这些资源共享。而且，学校还需投入更多资金，给高职生提供一个更加丰富的网络课程，及时存储网络上的优秀案例，借助现代教学软件实施辅助教学，协助教师浓缩课堂之上没有必要讲解的一些理论知识，让教师能够集中有限时间和精力对学习重难点进行突破教学，进而增强语文学科的思政教育的针对性。 2.对信息技术进行利用，加大教师的培训力度 实践表明，信息技术有助于激发学生语文知识的学习兴趣。而且，现代心理学也指出，多变新奇的事物有助于强化大脑皮层刺激强度，让学生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就现阶段来说，各地高校当中的语文教师普遍存在着年龄较大这种现象，高校普遍缺少具有较强的专业素养，同时教学经验较为丰富的年轻教师。此种情况之下，必须把实际当作立足点，对信息技术加以充分利用，构建年轻化的师资团队。同时，还需对各类新兴技术加以运用，给教师创设一个良好学习以及再教育的环境，给其提供数字化以及智能化学习平台，并且在日常管理期间开展关于语文知识和思政教育进行融合的培训，逐渐建立完善科学实用的培训机制，高效服务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3.实施翻转教学，积极借鉴吸收新的教育模式 针对翻转课堂，实际上并无固定教学形式，翻转课堂的核心就是帮助教师打破以往教育形式的束缚，对以往教学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弥补，构建应用价值较高的思政教育系统。语文教师可主动利用好多媒体技术，精心制作和思政教育有关的视频或者PPT，并且在其中添加一些有趣新奇的内容，如年轻学生非常喜欢《秦时明月光》这部国产动漫，教师可在字幕当中添加一些古诗词和思政教学结合的内容。这样一来，在课堂之上，高职生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吸收其中的知识点内容，进而实现翻转教学。同时，语文教师还可对网络微课以及网络教学这些形式加以利用，借此打破以往教学空间以及时间限制，促使高职生在寝室或者家中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教育服务。除此之外，此种教育形式可以促使高职生主动学习，更加准确的找到自身想要的内容。对于学习中产生的疑惑，高职生可以及时借助线上提问这种方式得到答案，这样可以促使教学效率有效提升。 4.把学生生活和社会热点进行结合 把语文知识和高职生生活以及社会热点进行结合，除了有助于激发高职生学习兴趣之外，还有助于提高高职生思政水平和道德水平。思政教育、文学修养以及生活实践相互促进、有效衔接，三者必须进行紧密结合。比如，开展爱国主义这个专题教育期间，语文教师可关注相关的社会热点和时事政治，紧密结合具体教学内容与高职生生活组织相应的教学活动。例如，教师可对《燕歌行》这个文学经典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对怎样做到理性爱国这个问题展开深入探究，及时纠正一些学生的过激想法，站在和平角度看待战争问题。结论：综上可知，把高职院校的语文教育与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有助于塑造高职生的健全人格，有助于激发高职生思政课程学习的兴趣，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同时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高远志向。为此，教学期间，高职教师可对网络课程进行开发利用，实施翻转教学等创新模式，丰富和发展自身教学模式，积极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不断强化突出教育育人这一功能，对学生的道德素养进行全方位得有效培养。 参考文献： [1]杨扬，王德祥.中医药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改革实践与思考[J].卫生职业教育，2021，39(14)：40-42. [2]石淼.探究大学语文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现代职业教育，2021(30)：20-21. [3]王淳婷.大学语文课程思政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J].新课程研究，2021(18)：47-48. [4]傅瑶，林赛.课程思政理念下大学语文课程建设探析[J].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9(03)：91-93. 作者:德吉曲珍 单位: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997年学科调整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信息一体化的全球化氛围中，再现勃勃生 机，很快从原来的危机状态下走出，经过几年发展，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三级体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动了该学科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层进展。但学科合并后的高层次整合并不理想，两个老学科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议，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依然不少。文章就学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理念目 标、教学新模式建构以及近年来的教学改革试验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 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 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 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 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 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 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 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跨文明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比较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蔚为大观，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既要树立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重的文化观念，又要成为人类精神相互对话和沟通的语境和操作平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与文化中介与交流媒体的角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过程，都在作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鉴别，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让人们即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文学的共同走向与共同规律，这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预见，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将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何玉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的内外研究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从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这一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就可以发现，比较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究竟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还是固守中国本位，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思考，特别是后者。在一个本位主义极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里，奢谈走向全球化，奢谈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只能造成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积重难返。比较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表面上显示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也是本位主义与外来主义之间的冲突。 本文作者：许相全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小议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宋虎堂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一、法国学派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顺庆先生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充分地关注了李凯尔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学的异质性原理在现实学术与东西方文明中的呈现,才找到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彻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学同质性范式的壁垒,比较文学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终寻找到世界文学“共同的诗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浅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单位：集宁师院中文系 比较文学论文: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较文学陷入了教学危机，危机首先源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定义不清，其次因理论化倾向导致晦涩难懂，师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知识和理论学习，同时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并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谈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的冲突: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冲突 摘要：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文化冲突 一、 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 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中国人见面通常问：“你多大年纪？”“你能挣多少钱？”“结婚了吗？”在英语文化中，年龄、地址、工作单位、收入、婚姻、家庭情况、信仰等话题属个人隐私范畴，忌讳别人问及。 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间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3、客套语与寒暄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二、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 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Guantanamo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以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警失误。 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锁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饭顶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既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什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三、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际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是在课堂中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交际运用，也没法获得跨交际能力，因此授课教师必须要切实人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加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修养，拓宽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2、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事却能表达出比语言等强烈的含义。例如：中国人信仰“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是，听者一般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睛，以示认真和对说话人的尊重，但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对方长时间盯着自己看。 综上所述，中西文化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冲突，为我们顺利交往带来一定的不便，而我们只有了解到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并努力避免这种冲突，才能能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谈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的冲突:中西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交际 摘要：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主要研究不同文化间的交际。东方和西方是世界主流文化的二个代表，由于受两种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交流时会产生文化上的冲突。本文从中西文化冲突的实例入手，着重讨论造成文化差异的因素是什么，进一步分析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原因所在。文章结尾指出如何避免文化的冲突，并且提供了一些对于外语学习和外语教学的建议。 关键词： 中西文化 文化冲突 跨文化交际 一、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背景及其定义 近年来，随着国际间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增强，国际合作的持续加强、跨国公司地位不断巩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际、友好往来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如何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有效、恰当的交流逐渐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此外，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以英语为主导的外语专业也随之成为高校热门专业之一，大学英语和各门外语课的重要性也正逐步得到了国内教育界的重视。对于外语教学而言，学生学习了一门语言，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能有效地将其运用到与目的语国家人士进行有效的交流之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成为了大学英语及其他外语类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并研究跨文化交际，以此来减少文化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在各文化间进行有效的交际。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跨文化交际。关于跨文化交际的定义，通常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它是一门边缘性学科，与其交叉的主要学科有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语用学、民俗交际学、哲学和符号学等。（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1997） 二、中西文化冲突的实例 众所周知，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进行交流时，除了语言方面的差异外，还存在着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的差异。下面列举一些文化冲突的实例： 对于同样一个物体或概念，在一个国家可能象征着吉祥、幸福；而到了另一个国家它可能变成灾难、厄运的代表。比如中国人偏爱“龙”，视其为吉祥的动物，因此在喜庆时节，街头巷尾举行舞龙表演，龙灯展出等。婚庆的场合，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也会将新房贴上龙凤的图画，象征婚姻的喜庆。甚至中国古代的君主帝王等也将自己视为是“龙”的化身。然而，如果我们对西方文化稍有了解就不难发现，“龙”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原型是“恐龙”(dinosaur)，因而“龙”(dragon)这一动物，在西方总是被描述成身强体壮、爪牙坚硬、眼中充满邪恶、腾云驾雾、嘴里喷出熊熊的烈火。这样一个动物，在西方人的眼中几乎没有什么好的象征含义，往往代表着邪恶、灾难。 此外，对于一些相同的数字来说中西方同样存在不同的偏好。中国人，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偏爱数字8，因为它和“发”谐音，被视为发财的意思；而数字4，由于发音和“死”相似，所以遭到人们的厌恶。这两个数字在西方文化却没有什么额外的含义，也不会给人其他的联想。数字13，对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在西方国家，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耶稣殉难时的最后一次晚餐是13人，因此西方人对于这个数字是十分厌恶的。在酒店宾馆里，楼层的设计会避开这一数字，在西方高层的建筑物里，12层以上就是14层或者用12-B，14-A来表示；此外，房间号也是尽量避免使用以13为房号的数字。 中西方文化间的冲突除了体现在图像、数字上，还体现在语言结构方面。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交流时，除了感到己方的语言同交际对方的语言存在语音、书写等表层方面的差距外，还会感到对方使用的语言在表达、语气等深层结方面，也同自己的语言存在着天壤之别。 比如在和外国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碰到没有听清楚对方的哪一句话，或者哪一个词的情况。这个时候，为了避免理解上的差异，我们也许会问对方“你能重复下刚才的话吗？”在汉语里，我们会说“什么？”但是如果把“什么”的对应词“what”放在这样的语境来询问对方时，按照西方人的思维，外国朋友可能会觉得你是在命令或是训斥他，而不是用客气的语言来询问刚才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在色彩方面，中西文化也有不同的偏好。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吉祥、喜庆。所以新婚夫妇会身着大红色的衣服，新娘子的头上会罩着红色的盖头，新娘的化妆也是以鲜艳的红色为主调。然而在西方人的眼里，红色是血液的颜色。它暗示流血、厄运等。在西方，新娘结婚时，绝对不会用红色作为自己的婚纱，取而代之的是选择白色作为婚纱的颜色。原因在于白色在西方人的眼里象征纯洁、清白，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新娘新婚前的身份。白色在东方，尤其古代的中国，传统上来讲，白色象征着死亡、丧事。将白色作为婚纱的颜色，是无论如何让祖先也想不到的事情。只有在吊丧或人死之后，人们才会身着白色。（近年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我国也开始流行西方白色的婚纱，这一点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渗透、影响。） 中西文化方面的冲突还体现在会话交流方面。中国人见面时，会礼貌地寻问对方“你吃饭了吗？”这样的话如果用来询问外国朋友，他会觉得你是在询问他的隐私，或者会被理解成是在邀请他一同吃饭。同样，在国外尤其是在英国，对话常常以询问天气开始“Lovely day， isn’t it?”不了解这一现象的人，初到国外的时候，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明明是下着大雨，对方为什么还说“Lovely day”呢？这是由于不了解文化差异，便会回答“No， it isn’t.”从而造成了双方误解的尴尬局面。西方人在对方打喷嚏之后，往往说“Bless you.”实际上是 “May God bless you a healthy body.”的省略形式。因为在他们看来，打喷嚏是身体虚弱的表现，因此他们会为你祈福上帝保佑。不了解这一习俗的人，在面对对方所说的话，往往会觉得不知所措。 三、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在文化方面存在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冲突数可谓举不胜数。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在此我们按照价值观、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来做个分析和归类。 1.价值观念系统的差异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系统，它告诉人们什么行为是社会所期望的，什么行为是社会所唾弃的，学者们把这套系统称之为价值体系或价值观念。东方人的观念是“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主张“天人分离”。这种不同的价值观念造就了东西方人在人与人交际中，文学作品里及哲学主张等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行为准则。 2.世界观的不同 世界观是指人们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总结来说，东西方人在世界观上最大的差别在于：东方强调统一、和谐；西方强调分离、独立。 3.民族性格的不同 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也塑造了他和其他民族在进行交流时的不同特征。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是以人和人为中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做人，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顺应自然成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西方人主张去客观地看待世界，乃至改造世界。 4.思维方式的不同 东方人，又以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代表，习惯“归纳式”的思维方式。所谓“归纳式”思维方式指的就是讲话人总是先陈述原因、背景，以便使对方有个思想准备，引起对方的同情和理解，之后才提出自己的要求。（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1997）而西方人习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先陈述具体事实，再交代其原因、条件等。 四、文化冲突的应对策略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东方和西方在文化的根源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交际时尤为突出。为了确保和外国文化进行有效、友好的交流，我们有必要去学习、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交际时尽量去避免这些差异，求同存异――这些也正是跨文化交际学科研究的重点。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尽量在交际过程中，尊重对方文化的特点，尊重对方。交际时采取积极的态度。向对方表示感兴趣，从而建立一个好的交际前提和基础。其次，在涉及到己方观点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采取描述性、非批评性和非判断性的态度；这一点要求我们尽量避免以自己民族的标准来衡量交际对方，避免交际的误解或伤及对方感情。除此之外，我们在交际时，应尽可能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同样的问题，如何处理才能给对方带来愉悦。 这些方法归结到实处，就是我们在学习外语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去区分目的语国家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差别。在学习语言知识之外，要尽可能地去了解国外风土人情、民族特点等。除此之外，广泛地阅读外国原著、欣赏外国电影等都是很好的方法。 最后，中西文化间的冲突也留给外语教学很多启示。作为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地给学生传授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不能只传授语言知识和基本技能。教师在教学时，应该将词汇、短语放到大的文化背景下去讲解。碰到英汉翻译练习也要注意讲解东西方思维的不同，启发学生在翻译时加以注意。 谈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的冲突: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研究 【摘 要】语言是根植于社会和文化中的,得体恰当的语言交流必然建立在对英语国家文化的理解上。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语言交际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文化冲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我们加深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一、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喜欢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往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谦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中国人常常是自我否定来表示谦虚。当受到别人赞扬时,自己却贬损自己,中国人在听到别人赞美自己的长相、衣服漂亮时,往往会谦虚一番:哪里,哪里。当这种赞扬遭到中国人拒绝时,美国人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之间跨文化的接触很可能是以交流失败而告终。在送礼物时,中国人常谦虚地说:“Here’s something little for you, it’s not good.”不太了解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自然不知道这是“谦虚”的说法,他们会很纳闷为什么要送一件自己认为“not very good”的小礼物给别人。因此,老师在教学中应教会学生当听到英美人士赞扬时,可以用:“Thank you./Thanks.”来回答。如,A:Your skirt looks nice. B:Thank you. 又如,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中国人听到别人赞扬时,往往用否定口气回答,而英美人士却乐于接受。例如,一个中国人买了件新衣服,一个外国人见了,就说:“Very beautiful.”中国人答到:“No. It’s not beautiful.”这使外国人感到很困惑:难道我不懂好坏?难道我说错了? 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5.打招呼方面的冲突 同样是接待顾客,不同国家的商店,营业员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 中国:你买什么?(或“您要点什么?”) 日本:いらっしべいませ。/欢迎光临。 美国:Can I help you?/我能帮助你吗? 韩国:어서 오세요. 무얼 도와 드릴까요? [Eseo oseyo. Mueol dowa deurilkkayo?] 欢迎光临。能帮您什么忙吗? 中国的营业员接待顾客纯粹从买卖的关系出发,日本的营业员把顾客当客人,美国和韩国的营业员把顾客当作要帮助的对象。 二、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4.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有所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损失。有一个词是propaganda为了一种政治利益而鼓吹和煽动,是一个贬义词,而褒义词则是publicity,宣传部大多翻译成propaganda department,而实际应该译为:Publicity department. Dragon(龙),我们可以看到在媒体上讨论这个英文单词要改变,因为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贬义词,是邪恶和凶残的象征。而dragon 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是个褒义词,是吉祥、高贵和力量的象征。我们常说我们是龙的传人(the descendants of dragon /the offspring of dragon),显然是一个褒义。所以很多人就把dragon这个词改掉。改为什么词好又有争论。有两个词成为后选词:一个是long另一个是 loong,但多数赞成用loong因为这个词读音上是龙,另外从形状上看还是个象形文字,中间的两个oo像龙的两个眼睛;用long 则不好,因为从读音上读(狼),这和英文的读音差不多,从外形上看只有一个o像个独眼龙。 三、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2.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3.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西方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4.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