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专业论文:纺织高校图书馆专业纸质期刊的管理和利用 摘 要：纸质期刊是高校图书馆重要的馆藏学术资源，具有很高的参考利用价值，目前大部分高校图书馆专业纸质期刊利用的现状是“重藏轻用”，服务模式仍延续传统的“守株待兔”，在很大程度上影期刊的利用率。为了从根本上提高纸质期刊利用率，图书馆应该从用户需求角度出发，利用图书馆微博、微信、官方网站等网络工具，增加期刊的信息量输出服务工作，发挥纸质期刊应有的价值。 关键词：纺织高校 图书馆 专业纸质期刊 期刊管理 期刊，出版周期短、时效性强、情报价值高、信息刊载量大、代表着最前沿的学术动态信息，是高校科研工作者们教学与科研中不可替代的文献参考资料。在现在网络化、数字化电子期刊充斥的信息时代，科研工作者会逐渐青睐于使用简单方便，鼠标一点就可获取到最全的资料，图书馆期刊工作者如何深入挖掘、利用好专业纸质期刊文献资源，更好地为师生们服务，值得图书馆期刊工作人员深入思考的课题。 1 纸质专业期刊存在的问题 1.1 期刊上架滞后 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中的电子期刊资源由于很多原因一般会滞后3～6个月不等，按正常程序来说纸质期刊发行的时效性比电子期刊更好一些，由于该馆在期刊管理中存在很多问题与漏洞，也涉及订购，采编部，期刊阅览室分管，各个环节容易出现断层现象，再加之各部门馆员之间不经常沟通协调，你推我、我推你的推卸责任，就导致我们期刊阅览室需要及时上架的新刊在验收环节那里一直积压，进而会滞后3～4个月才上架，每次送来都是好多捆，每次将缺的期刊返给采编部，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这就造成了很多读者经常阅览时发现阅览室总是不能及时提供最新的期刊阅览，最新纸质期刊上架的时间和电子期刊出现的时间是一样的，还不如在网上下载方便，久而久之，形成惯性，读者也就不太愿意来期刊阅览室了。 1.2 期刊管理方面 该校有两个校区，因而图书馆设置金花校区图书馆和临潼校区图书馆，期刊阅览室在两校区均有设置，由于该馆99%的期刊均无副本，为保证期刊所谓的完整性、连续性，防止期刊丢失、破损，规定纸质期刊一律不外借，读者如果进入阅览室查阅资料，需要将自己的书本和包存放在外面的借阅柜子中，如果读者觉得哪一期的论文特别好，想复印一下带回去继续阅读，还得将借阅证压在期刊阅览室工作人员那里，出去复印（该馆两校区没有设置自助复印机），这样跑出去，再跑回来，学生觉得非常麻烦，一般就不太愿意复印了，管理模式过于死板，过于落后，不考虑用户使用是否方便，进而也就大大降低期刊的有效利用率。 1.3 利用不均衡 在期刊阅览室日常工作中发现，科技类的纸质期刊都是怎么上架，就怎么下架，几乎没有学生读者翻阅过，都是崭新的放置在期刊架上，无人问津，到了装订的时候又机械性的搬下来打捆送去装订，除了纺织类的期刊，经常会有学生查阅一下，总体来说，读者还是比较青睐于社科类的大众娱乐性期刊，阅读率普遍要高一些。 1.4 期刊工作人员服务方面 阅览室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言行举止很关键，该馆的期刊工作人员均是60年代的馆员，他们的服务很单一、很原始，主要以守阅览室为主的工作模式，就只是简单的将期刊上架、下架，刊架整理工作，而不会主动去引导读者找需要的资料，或者学习一些新的查询文献技巧的理念或者方法，总是认为现在都是在网上下载需要的电子资源，觉得纸质期刊没人用就算了，就干好这一点就行了，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仅仅是守株待兔，坐等读者上门，缺少积极性、主动性，也缺乏工作热情。 2 应对建议 2.1 调整期刊排架 该校的特色学科是纺织、服装，比如将利用率比较高的科技类纺织的中文、西文现刊，甚至纺织类过刊可以设置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形成一个特色阅览区，可以放置在刚进阅览室比较显眼的位置，可及时引导学生关注此区域，做的时间久了，也可做一些相关的专题咨询服务工作，不仅可以扩展学生的学术视野，也提升了对工作的满意度。 2.2 纸质期刊开放短期借阅 纸质期刊如果一直实行静态管理的模式，将使纸质没有充分利用的空间，利用率将大打折扣。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图书馆一些专业学术期刊，比如纺织类的特色刊，经常来阅览的用户也就固定那几个研究者，一般的学生由于其太枯燥基本没有人阅览，到装订下架的时候，很多期刊装订后就直接堆在过刊区域无人问津了。图书馆花了那么多钱订购学术性的核心期刊，又有那么多管理人员验收期刊，上架期刊，完后又下架装订期刊，装订回来的过刊又得上架，费时费力又费钱，到最后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全部都静静的躺在无人问津的黑房子，确实是极大的浪费。我们期刊工作人员更要克服困难，更新观念，做好期刊的短期借阅工作，根据期刊的特点，可借4～6 d不等，以保证期刊流通起来，提高利用率。 2.3 做好期刊的宣传工作 为了改变读者对期刊阅览室以守阅览室的形象，加强与读者的联系互动，做好期刊的对外宣传工作。比如，图书馆期刊工作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官方微博、微信、网站宣传期刊阅览室的布局，服务内容范围，向各个学院老师们介绍最新专业学术期刊的到刊信息，也可将学校特色学科最新的杂志、名家、学科前沿动态进行简单的编辑摘录放在宣传区，让科研工作者们及时获取最新的信息；定期做一些期刊知识海报粘贴在宣传栏。 2.4 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 期刊阅览室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整个图书馆的形象。首先，我们接待期刊阅览室读者要以非常热情、主动而友好的态度去引导读者查找所需的文献资源，有足够的耐心去满足读者的各种需求，同时可以以问卷的形式了解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都有哪些，及时改进服务模式。我们面对的服务对象基本上是教师、研究生、高年级的本科生，尤其是一些研究生，在引导其查找纸质期刊资料的同时，也可同时辅导学生如何利用中西文期刊数据库怎么查全所做课题的所有文献资料，有必要的条件下，也可开展相应的专题学科服务工作，提供相应的信息咨询服务工作。 2.5 保证最新期刊的上架率 为了保证让我们的读者可以看到最新的期刊，我们要改变以往懒散的工作作风，积极克服各种困难，及时查新刊的到架率，积极与采购部门协调，催促书商及时送刊，做到书商送刊后，及时验收，及时交接，及时上架，这样就避免了新刊滞后的问题。 2.6 建设纺织、服装特色过刊文献库 该校是以纺织、服装为特色的院校，最起码纺织类、服装类过刊收藏应做到完整性和连续性，积累几十年也就形成了自己的馆藏特色，过刊属于馆藏固定资产，具有长期的使用价值。期刊馆员更应该做好特色馆藏资源的宣传工作，可以先设计问卷，在日常工作中，可实际调查经常来阅览特色期刊的读者层次，他们经常会追踪的专业期刊，或者对期刊管理的一些好的建议等，调研完后及时统计问卷，从读者需求的角度出发改进我们的服务模式，同时也可对特色过刊进行短期的借阅，4～6 d不等，让过刊也流通起来，更好的为每一位师生服务。 3 结语 在电子期刊备受青睐的网络化时代，科研工作者越来越习惯于使用电子资源，但其缺点是：由于大部分电子期刊资源是建立在纸质期刊资源上，在时效性上会比纸质期刊滞后3～6个月，同时电子期刊资源因为版权原因或者论文作者其使用版权，也并不是全部收录了公开发行的期刊，纸质期刊可以弥补这一缺点，给科研工作者提供最新、最全、最准的学术信息，我们应该彻底改变以守阅览室的服务管理模式，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利用图书馆网站、微博、微信，提高期刊的信息宣传服务工作，期刊短期借阅，建设特色过刊文献库，提高纸质期刊的利用价值，更好的服务每一位读者。 图书馆专业论文: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构成与培养 关键词：阅读转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专业素养 摘要：文章阐述了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任务，分析了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构成，提出了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培养方法，指出阅读转型背景下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馆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成为高校图书馆面临的首要问题。 所谓阅读转型是指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以及阅读内容向数字形式转变，传统的纸质文献不再是读者阅读的唯一内容。与此同时，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方式也向数据化转型，虚拟网络平台成为阅读推广服务的主要阵地。高校图书馆所服务的对象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学生读者，因此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更要体现出阅读转型的特点和内涵。关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服务模式和发展策略，学界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然而对于具体提供服务的馆员的研究相对缺乏。实际上，馆员是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构成中最具创造力和能动性的要素，也是赋予阅读推广工作生命力的关键，对馆员专业素养构成的分析、探究如何培养并提高馆员的工作能力，将成为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研究热点。 1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任务 在阅读转型时期，高校图书馆的时代结合切入点集中体现在阅读推广活动上，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馆员不仅仅是任务的执行者，更被赋予了激发师生阅读兴趣、策划营销推广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管理、充当师生读者的阅读顾问等多方面的任务。 1.1激发师生阅读兴趣 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广馆员的素养。首先，馆员是沟通图书馆与师生读者的桥梁，推广馆员通过调查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向其推送相应的阅读内容，以激发师生读者的阅读兴趣。其次，推广馆员在推广方式上的创新也至关重要，如何准确定位、贴近读者的生活习惯，成为推广馆员的工作重点和难点。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任务更加艰巨，大数据环境和阅读氛围的改变要求推广馆员要开展与时代契合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以便充分激发已有用户或潜在用户的阅读兴趣，使师生读者真正将阅读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加强其与高校图书馆的黏性，培养高校师生读者的良好阅读习惯[2]。 1.2策划营销推广活动 高校图书馆吸引师生读者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将读者需要的信息及时、准确地进行推广，阅读推广成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营销策略，因此阅读推广馆员也肩负着营销者的责任。首先，高校图书馆的阅读营销推广需要馆员的前期数据调查与中期跟踪推广，明确师生读者的阅读兴趣，找准自身的服务定位。其次，在具体的阅读推广服务过程中，推广馆员采取何种服务方式、推送哪些阅读内容，都将成为影响推广服务工作的重要因素，这需要推广馆员的统筹规划，即将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来看待，既要考虑各要素单独的影响力，又要兼顾各要素之间的整合规划[3]。最后，高校图书馆毕竟要服务于师生、服务于科研，阅读推广馆员还应根据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特色进行推广活动的策划营销，以突出高校图书馆的科研精神。 1.3阅读推广服务的管理 传统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工作中，馆员更多的是充当服务者的角色，即根据图书馆的要求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服务工作。在阅读转型背景下，一方面读者的主体地位被凸显出来，要求图书馆提供个性化、差异化、主动化的服务；另一方面馆员的能动性也有所提升，馆员开始参与到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中，在新阅读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已成为阅读推广工作的管理者。馆员在日常工作中，不仅要为师生读者提供资源检索方面的帮助，还要对文献进行管理，同时对阅读推广内容、阅读推广平台、阅读推广成效进行监督、调整与管理[4]。实际上，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工作的目的在于促进师生读者对高校图书馆的深入了解，让师生读者体会、感受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由此可见，阅读转型时期的推广馆员在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和图书情报学理论的同时，还要对师生读者有所了解。图书馆任何一个阅读推广工作的成功，都离不开推广馆员的管理和努力。 1.4充当师生读者的阅读顾问 阅读转型背景下，资源文献的阅读方式向数据化、网络化转变，师生读者与资源的接触面更为开阔。实际上每一个高校师生都身处阅读推广的环境中，只是有的师生对自身的阅读需求不够了解，阅读推广没有对他们的阅读动机产生有效的推动力。如：有些大学生读者不清楚哪些图书更加适合自己，对自己的阅读类型缺乏明确的概念，这时就需要阅读推广馆员主动充当阅读顾问的角色，椭大学生读者选择符合自己兴趣、符合自己学习或科研需要的图书。阅读转型为大学生读者带来的另一个困扰就是图书资源过于丰富，令人难以选择，良莠不齐的资源常常扰乱大学生读者的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阅读推广馆员更应该成为大学生读者的顾问，帮助他们选取正确、有效、高质量的阅读内容。总之，大学生读者在阅读方面的经验尚浅，对资源的选择存在疑惑，需要阅读推广馆员给予他们积极主动的帮助[5]。 潘彩勤：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构成与培养 2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构成高校图书馆是高校的文化中心，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献，为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提供了资源基础。同时，阅读推广工作离不开馆员因素，馆员作为阅读推广环节中最具创新力和能动性的要素，其专业素养构成成为影响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成效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构成主要包括情报学理论专业知识、心理素质及创新科研信息素养三方面（见图1）。 2.1情报学理论专业知识 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师生读者的阅读内容不再局限于图书馆的纸质文献资源，更多的是倾向接收数字化多种类的信息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馆员只掌握基本的文献检索及文献整理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高校图书馆需要的是一支具有情报学理论专业知识的复合型、高素质馆员团队，具体包括图书情报、计算机应用两大方面。阅读内容数据化要求馆员能够掌握纸质资源的数字化处理技术，阅读方式网络化又要求馆员能够熟练应用计算机，能够实现数据推广和网络平台建设的服务工作[6]。推广馆员只有熟练掌握信息学、系统学、计算机学等专业知识，才能做好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工作。 2.2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是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必备的专业素养，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馆员是沟通师生读者与图书馆的桥梁。一方面，阅读推广馆员要指导读者进行有效阅读，提升读者对图书馆的好感与黏度。同时，阅读推广馆员还要收集读者的反馈，为图书馆推广服务工作做数据准备和营销目标。另一方面，阅读推广馆员要对图书馆的总体规划和文献构建有所了解。可以说，阅读推广馆员承受的压力是双重的，因此，阅读推广馆员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至关重要。具体来说，推广馆员的心理素质构成包括三方面：认知能力、意志品质、情感素养[7]。只有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适度的情绪调整、积极的态度建设、敏锐的信息观察力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阅读推广馆员，才能符合阅读转型背景下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要求。 2.3创新科研信息素养 阅读转型背景下，我国高校图书馆逐渐从传统服务转向现代化、数字化、网络化服务，阅读推广的内容和方式也向数字平台倾斜，因此阅读推广馆员也必须具有创新精神。此外，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师生读者，具有科学、科研的特点，阅读推广馆员要把握高校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在阅读推广内容的选择上和服务方式上突出科研特色。笔者认为，创新科研信息素养在广义范围上还包括馆员在自身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馆员只有具有不断创新和提升的精神理念，才能要求自己不断进步，从而推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信息化技术提升和创新发展。总之，阅读推广馆员是否具有创新科研信息素养，将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工作起到关键作用。 3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培养方法结合阅读转型背景的特点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特色，笔者认为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培养方法要从馆员吸纳、在职馆员培养和馆员监督三方面入手，分阶段、有重点地提高阅读推广馆员的服务水平。 3.1重视创新人才建设，提高推广馆员整体水平 首先，高校图书馆在建设馆员团队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吸纳高素质、高学历、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从入口把好关，提高入职门槛。其次，面对阅读转型背景，高校图书馆推广馆员的个人素质和创新力至关重要，提高馆员文化水平和服务能力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型人才有利于高校图书馆推广服务工作的转型，有利于契合大数据环境下师生读者的服务需求。总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才建设的关键在于对人员的筛选，应以青年创新型馆员带动图书馆整体服务水平，从而提高推广馆员的整体素质[8]。 3.2加大馆员在职培养力度，贯彻终身学习观念 对于大部分高校图书馆而言，馆员的人员流通速度较慢，从事阅读转型背景下阅读推广服务工作的大多是一些老馆员，这就带来两点弊端：①馆员的素养达不到新时代、新背景的要求，他们的服务观念陈旧被动，不利于阅读推广工作的展开。②馆员的年龄层较高，对新技术、新方式的掌握有所欠缺，不利于推动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工作。因此，笔者认为，对在职馆员的信息技术化培养，也是提高馆员素养的重要措施。以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为例，该馆2013年通过校外聘任讲师、校内人员考核选拔、集中开办讲座、馆员外出学习、在线网络培训等几种方式对本馆的阅读推广馆员进行了专业技能与计算机能力上的培训，提高了阅读推广馆员的服务水平和新型阅读推广服务模式的适应力，同时贯彻了终身学习观念，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工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9]。 3.3加强馆员管理和监督，完善阅读推广机制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尚处于发展阶段，在阅读推广工作体系上还存在疏漏与空白之处。在阅读推广馆员管理与监督方面，笔者认为可以对阅读推广馆员进行阶段考核，从推广内容的读者满意度、推广方式的创新性和阅读推广的长效性几个维度进行测评。此外，高校图书馆要在阅读推广机制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例如一些阅读推广馆员局限在理论研究方面，缺少实践经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是造成阅读推广工作开展难、成效低的重要原因[10]。因此，培养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发展是必经之路。 4结语 综上所述，阅读内容和阅读方式的转型为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对阅读推广馆员提出了挑战。新的背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不仅要激发师生读者的阅读兴趣、策划营销推广活动、管理阅读推广服务，还要充当师生读者的阅读顾问，因此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十分重要。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由专业技能、心理素质和信息素养三方面构成，在素养提升方面要加强馆员吸纳力度，重视馆员的在职培训和馆员的监督。在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图书馆服务环境中，高校图书馆唯有提高阅读推广馆员的素养和服务水平，才能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发挥图书馆文化服务的作用，为师生读者提供创新、多元的阅读推广服务。 作者简介：潘彩勤（1971―），上海健康医学院助理馆员。 图书馆专业论文: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摘要：本文在介绍了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理论中“以人为席？内容的同时，阐述了在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吸引、录用、保持、发展、评价和调整等六个环节与职能，认为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专业图书馆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吸引人才、使用人才和留住人才，而且要注重培养人才、促进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这样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专业图书馆文化管理的宗旨和目标。 关键词：专业图书馆 文化建设 人力资源开发 文化运作方式 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中的人本概念，标志着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管理重心的转变。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以人为本的内容有：①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的人本管理，将人作为专业图书馆的中心，将人的主体自觉意识以及积极性、创造性的自觉发挥放在文化建设的首要位置；②图书馆员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专业图书馆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读者日益提高的业务研究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树立图书馆员的主人翁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文化建设中的团队精神就难以实现，图书馆员和本单位的价值观就难以实现全面整合；③在处理内部关系时，强调从事情报服务的同质性，尽可能淡化等级意识；④将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理解人和教育人相结合，做到以人为本、育人为先；⑤将效率与人性相结合；⑥将制度、职务和情感相结合。⑦实施分权化管理。 一、专业图书馆吸引人才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从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看，其吸引人才的活动有以下三点：①确认本单位的工作要求；②决定岗位技术要求和所需人数；③对有资格的申请者提供平等的聘用机会。一座专业图书馆能否吸引优秀人才前来应聘，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这座专业图书馆的长远目标和发展前景、声誉与形象以及工资福利待遇等。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声誉与形象就是其文化要素之一。因此，加强专业图书馆良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是其吸引优秀人才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文化运作方式。塑造和传播良好的形象，表明一座专业图书馆不仅重视图书馆员的个性发展和全面需要，而且说明这个单位中的人际关系融洽和谐，文化性内耗少，更说明图书馆员的工作积极性高，从而吸引更多的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前来加盟，最终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使该专业图书馆所收藏的信息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日本松下公司总裁松下幸之助就曾经说过：“吸引求职者的手段不是高薪，而是企业所树立的经营形象。” 二、专业图书馆录用人员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1.对于应聘人员的录用应该考虑与该专业图书馆组织文化的变革与发展相协调。也就是根据专业图书馆组织文化的变革与发展的需要来考察应聘人员的价值观和本单位的价值观的异同和差距，并作为录用的标准之一。如果专业图书馆录用那些与本单位价值观相同或者比较接近的专业技术人才，就比较容易对这些新录用人员的个体文化进行整合，使他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与专业图书馆的其他图书馆员融为一体并步调一致；如果专业图书馆已经感到原有的组织文化不再适应发展的要求和环境变化而需要变革时，那么，专业图书馆就应该选聘那些工作态度与价值观适合新的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样有利于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的变革；而当专业图书馆原有文化已经严重阻碍本单位的生存和发展而亟待变革时，选聘新的专业图书馆领导，对于这个单位的重要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新选聘的领导者能够为专业图书馆注入崭新的文化管理观念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2.在专业图书馆的人员录用环节应该树立“择需录用”和“人尽其才”的文化观念。以科学正确的用人观念为指导，是现代专业图书馆人员录用环节当中实施文化运作方式的重要特点和前提条件。在专业技术人员录用环节当中，专业图书馆应该采用在“择需录用”的基础上，实行“择优录用”的方式。因此在专业技术人员录用环节中，首先，应该确认应聘人员是否符合单位对于员工的基本要求。其次，还应该确认应聘人员是否符合所录用岗位的资格要求。在专业技术人员录用环节中，还应该树立既着眼于专业图书馆的发展需要，又注意使受聘者“人尽其才”的指导思想，实行“最适录用”的方式。在人员录用环节中，不应该对应聘者求全责备，而应该注意发现其所长，重用其所长。前来应聘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国家和社会的人力资源财富，来专业图书馆应聘也是对本单位的尊重与信任。因此，专业图书馆领导不仅要着眼于单位的工作需要，而且也要为应聘者负责，使他们的智慧资源和个人潜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据此，专业图书馆应该采取科学的方法对于应聘者的品德、个性、才能、素质、潜力、抱负和激励动力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的考察和测评，以确认其是否具有胜任某一既定岗位工作的能力并尽最大可能发挥其长处，再决定是否予以录用。 三、专业图书馆人员保持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从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人员保持环节包括：第一，保持图书馆员有效工作的积极性；第二，保持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在这一环节上，要求专业图书馆领导者的职能责任和管理活动分别是：公平对待每个图书馆员，尊重人格，提倡协作，面对面解决争端及按贡献评奖制；酬劳及福利，健康安全以及雇员服务等。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坚持以人为本管理的理念以及营造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氛围，是专业图书馆人员保持环节中文化运作方式的重要特征。 1.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管理理念，真正做到“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信任人”。“以人为本”的文化管理理念是专业图书馆“留人”环节当中文化运作方式的根本特征。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决定了只有图书馆员才是专业图书馆的主人翁，一定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图书馆员的需要具有多层次性。只有尊重人，才会满足图书馆员自尊的需要；只有关心人，才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满足图书馆员的友谊、归属和感情上的需要，从而形成专业图书馆对他们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只有信任人，才能充分地发挥图书馆员自身的能动作用。 2.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如果一个专业D书馆中的人际关系良好，那么，图书馆员之间就会情感融洽，工作协调一致；而人人心情舒畅，图书馆员就会热爱这个单位并愿意为她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专业图书馆人际关系和谐的目的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图书馆员之间相处融洽，没有人际关系矛盾和激烈冲突；二是指图书馆员之间目标期望值的相容性；三是指图书馆员之间目标的一致性。因此，专业图书馆应该尽最大努力营造出一种亲密和谐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氛围能够把专业图书馆、领导者和图书馆员紧密地联系成一个整体，从而使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发挥出来。 四、专业图书馆人员发展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1.树立专业图书馆人员发展环节中正确的管理理念。从专业图书馆的性质来看，图书馆员是单位的主人翁；从专业图书馆文化管理的主旨看，它是“为了人而进行的管理”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从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只有将图书馆员的个人发展作为其不可或缺的环节与职能，才能够充分地调动图书馆员的积极能动作用。因此，专业图书馆不仅要树立正确的人员发展观念，而且要建立一种有利于图书馆员发展的良性培育机制，才能够让他们看到自身与单位发展的美好远景，从而发挥出最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开展各种方式的培训和教育活动是专业图书馆人员发展环节中的重要职能。进行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的教育与培训是文化运作方式的显著特征。专业图书馆在对新录用人员的培训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化建设培训。 3.对全体图书馆员进行专业图书馆文化培训。从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对图书馆员的培训一般包括态度培训、技巧培训和知识培训。对图书馆员的态度培训包括：①战略意识，也就是在做具体工作时始终不能忘记本单位的战略目标，以避免机械盲从；②彻底的“现场主义”，所谓现场就是直接面对读者的地方，也就是情报服务第一线，而服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本单位的服务品牌的建立和发展前途；③“自主管理”的意识，也就是每个图书馆员既是劳动者，又是所在岗位的管理者，要时刻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想方设法改进工作，革新创造；④“尊重人性”的管理意识，也就是要体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在以上四种意识培训中，贯彻并落实“尊重人性”的管理理念，是实现全体图书馆员态度培训目的的最终选择，而这也正是专业图书馆文化管理的主旨。 4.专业图书馆要采用各种激励方法调动和发挥图书馆员的能动作用。运用精神鼓励的方法和手段是专业图书馆人员发展环节中文化运作方式的重要特征。专业图书馆精神激励的主要方式包括：（1）目标激励；（2）内在激励；（3）形象激励；（4）荣誉激励；（5）兴趣激励；（6）参与激励；（7）情感激励；（8）榜样激励。 五、专业图书馆人员评价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在专业图书馆人员评价环节中，士气评价的指标化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1.士气评价是比较抽象复杂的工作。因此必须分清士气表现和评价的指标性结构，才能够使其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从士气的表现形式及其评价指标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首先是精神面貌；其次是对于专业图书馆的忠诚度；最后是团结协作精神。 2.开展士气调查，并为士气激励打下基础。士气调查就是要调查图书馆员对专业图书馆组织所抱的态度及其精神状态。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图书馆员对于专业图书馆发展的希望、感想和满意程度以及他们的归属意见和工作积极性。进行士气调查的主要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人事统计法、自由陈述法、态度量表法、面谈法和事例分析法等。_展士气调查对于专业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组织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以使专业图书馆了解图书馆员对工作、对同事和对单位的态度，从而为协调内部人事关系、改进专业图书馆的组织管理提供重要的依据；其次，开展士气调查可以成为专业图书馆上下级沟通的重要手段，有利于提高图书馆员对于管理工作的信赖感，实现上下级的谅解与合作；最后，可以使专业图书馆有针对性地进行士气激励。 六、专业图书馆人员调整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1.专业图书馆的人员调整环节应该坚持“因材施用”的理念。专业图书馆在进行人员调整时，应该兼顾单位发展和图书馆员个人发展的共同需要，才能够做出最佳决策。为了做到因材施用，专业图书馆应该采取允许并鼓励图书馆员在单位内部“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措施，使大多数的图书馆员找到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工作岗位，这样就能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做法不仅能够使图书馆员的个人发展目标与专业图书馆的人事规划更加趋于一致，而且还有助于图书馆员在工作变动较多且更加“符合自己心意”的情况下，加倍地努力学习和工作，使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得到较快的提高。 2.对于图书馆员的晋升应该引进功绩晋升制度文化，并建立相应的竞争机制。专业图书馆的人员调整包括职务的升降和平行调动。职务和职称的晋升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内在激励，能够使图书馆员产生较强的责任感、成就感和事业心；同时职务和职称的晋升也是专业图书馆留住人才和推广“以馆为家”精神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在干部聘用制度中引进功绩晋升制度文化并建立相应的竞争机制，依靠素质竞争上岗，根据绩效升职或者降职，从而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各个职位的择优用人，而且有利于专业图书馆不断地发现和提拔杰出人才。功绩晋升机制本身就是鼓励图书馆员积极进取，完善素质，不断提高能力，做出成绩，在实现专业图书馆的组织目标和职位要求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 3.专业图书馆对于图书馆员的退休和解聘等人员调整环节应该体现相应的礼仪文化。不论图书馆员退休或被解聘，抑或自行要求调动的，专业图书馆都应举办相应的礼仪活动，来体现单位对于人才的关心和尊重。这样做不仅能够体现一个专业图书馆成熟的人才观，而且还表明了单位对图书馆员的尊重，并且能够通过此事吸引愿意来应聘的有用人才以及让留下的图书馆员增强对单位的信任和责任感。 图书馆专业论文:高职院校图书馆围绕专业开展服务模式研究 [摘 要]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步入快车道，围绕专业教学和实训开展服务是图书馆作为教辅部门的职责体现和服务内容的革新。本文以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全面介绍了图书馆围绕专业开展服务的活动背景、思路、目标、内容和效果。 [关键词]高职图书馆；服务模式；专业群书库；专业服务 以传承文化为使命的高职院校图书馆，过去一直将文化教育作为基础职能，在专业服务方面较为忽略。如今高职院校图书馆面临的教育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图书馆必须根据学校的发展目标及方向调整服务内容及方式，主动融入到学校的整体战略发展过程，才能更加有效地体现图书馆的价值。 近年来，随着政府和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关注逐年提高以及外部环境逐步改善，高职院校的专业内涵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少院校把专业内涵建设当作学校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专业建设是学校办学思想和办学思路的具体落实，是实现人才培养的载体，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和学校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1]。在此背景下，作为教辅部门，如何更好地为专业建设、专业教学、专业实训提供服务成为高职院校图书馆必须面对的课题。本文拟以首批28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的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南职院”）图书馆围绕专业服务所开展的实践活动为例，全面介绍活动背景、思路、目标、内容与效果，为高职院校图书馆实施专业服务活动提供参考。 1 专业服务内容框架 依托于图书馆在文化传承、信息保障及作为大学生专业学习的第二课堂等方面的优势，建设专业群书库、毕业设计作品展厅、工艺美术基地、桂菜博物馆等一系列为专业建设服务的场馆设施，开展专业体验课进图书馆、嵌入式专业信息素养课、“教授有约同读书”等一系列活动，为学校专业建设及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服务与保障。整体专业服务活动框架如表1所示。 2 案例解析 2.1 空g布局 图书馆建筑规划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图书馆的服务职能与发展目标，将文化教育与专业服务并重，在环境营造、专业服务与文化展示等方面做了重点规划和设计。 2.1.1专业群书库。“专业群”是高职教育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常用名称，蕴含着高职教育教学组织观念和专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专业群为教学单位，将专业作为课程的组织形式，以专业群为背景开发课程，通过课程整合与重组实现更高水平的专业培养，将专业群作为学校内部资源使用与人才产出的实体组织，以专业群为单元组建二级学院[2]。“专业群书库”是将存在资源关联的专业文献信息资料包含图书、期刊、报纸、电子数据库等，通过空间分布上的“集聚”打包形成独立书库或者阅读空间，是对传统图书馆文献资料馆藏布局方式的一种变革，是基于“以读者为中心”服务理念打造的综合统一的服务平台。其完成了两个维度的整合，一是服务流程的整合，集书库、阅览室、自修室为一体，将藏、借、阅、学、赏、用融为一体；二是服务内容的整合，将专业群相关的多种载体的文献资源陈列于同一空间，专业资料一站式获取，大大提高了读者专业资源的获取效率。 南职院构建了7个重点专业及特色专业群，与广西机械制造、建筑房地产、商业流通、旅游服务、东盟国际贸易、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对接，图书馆主动适应学校发展战略，对应设置了7大专业群书库，服务师生读者（图1）。 2.1.2 工艺美术基地。图书馆与校艺术工程学院合作建立的工艺美术基地由陶艺设计制作实训室、模具成型实训室、装饰绘画与漆画实训室、雕刻制作等实训室组成。满足陶艺设计、泥模雕塑、模具制作、锻铜设计与制作、装饰绘画、壁挂设计与制作、木雕设计与制作、漆画设计与制作等课程的教学需要，同时承担室内设计行业对民族工艺品样式的研发与生产工作。基地的建设以工学结合为主线，突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创新，以学院为主体、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为机制，以重点专业建设为龙头，为全面推进课程体系、实训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教学团队的系统改革发展建立平台，创新具有工艺美术特色的艺术类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产、学、研、创一体化教育基地。 基地的建设与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和服务实现了无缝双向对接，一是要发挥基地产、学、研、创的功能离不开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支撑，打通了资源建设与资源使用的壁垒；二是中心为图书馆的场景化服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比如嵌入课程服务、嵌入实训服务、嵌入产品研发创新服务等，同时基地内大量手工艺作品形成了图书馆的实体特色馆藏，丰富了馆藏内容，用于为读者提供体验式服务。 2.1.3 桂菜博物馆。图书馆与旅游学院共建的桂菜博物馆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于一体，通过点、线、面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人物与事件结合，实物与文字结合的形式，全景式、多方位展示桂菜的发展历史和演进过程。这是以桂菜文化展示为主题，集旅游、休闲、娱乐、美食为一体的桂菜美食文化庄园，便于向读者普及桂菜文化起源、演变及发展，让读者了解学校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建设、教书育人、科研水平及图书资料等情况。该博物馆是全国职业院校第一家地方菜系展示、宣传、交流和教学中心，拉近了普通读者与广西餐饮文化之间的距离，搭建了专业读者与专业文献资源之间的桥梁，同时作为一个产、学、研、创一体化的全国学术交流平台提升了图书馆的知名度。 2.1.4 作品展厅。作品展厅以书架和展板为主要设计元素，利用不规则陈列的书架，主题相关的书籍和作品将读者紧紧包围，打造出时尚感、交互式、阅读氛围浓厚的主题图书阅读空间，为读者创造出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 南职院艺术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毕业成果以毕业设计作品为主，每年大量的建筑装饰设计、游戏动漫设计、系统仿真应用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技术含量，在展厅展出有利于学生作品的宣传和专业的传承，对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有很好的示范效应，起到指导、督促和带动的作用，引导更多学生走进图书馆、使用图书馆。 2.2 专业服务 2.2.1 “教授有约同读书”。每年的世界读书日及孔子诞辰日，图书馆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但此类活动大都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如何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学习型阅读？如何引导读者阅读更多的经典书、专业书？如何打造品牌化、持续性的读书活动？如何分享教授、专家、学者的读书方法，让更多人受益？南职院图书馆自2013年起推出了“教授有约同读书”活动，每月定时邀请校内外行业专家、教授走进图书馆，与读者圆桌座谈，平等对话，分享个人阅读经验与方法，探讨行业特点及趋势，推荐专业必读经典，用专家、教授的独特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引导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活动利用抢票平台，限制每期参加人数，还利用微信直播扩大影响力，自推出以来，受到了同学们的大力追捧和欢迎。 2.2.2 专业信息素养课。为了应对海量信息带来的挑战，适应时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已经成为大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必需的素质之一。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重要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提高信息素养对于提高其自主学习与就业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高职院校中开展信息素养教育非常必要[3]。目前，高职院校图书馆普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信息素养教育，但大都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未能做到与专业的结合，故而成效不大。笔者在《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一文中提出相对于单独设立的信息素养课程，将信息素养教育嵌入专业课程更加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缩短学生学习时间，同时有了专业教师的参与，还可显著提高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教学效果。从结合的方式来看，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部分介入，图书馆只参与专业课程的部分内容；另一种是全部介入，图书馆全程跟踪专业课程的教学，与专业教师共同完成教学大纲、教学设计与教授课程等任务。 南职院图书馆自2015年起开设了嵌入式专业信息素养课，选派图书馆教师担任二级学院联系人。一是专业课备课期间，授课教师提供推荐书目，图书馆负责图书保障，纸电同步，子书做成二维码，一键扫描即可获取；二是搜集专业课程相关信息资源，包括纸质资源（含图书、报纸及期刊等）、电子资源（含学习平台、学习资料、电子图书、网络在线免费资源等）、专业学习论坛、行业名师及相关名人的微博/博客等，在专业课授课期间，利用1至2个课时嵌入到课程教学讲授信息素养基本理论及专业学习资源，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信息服务。目前该课程已覆盖全校9个二级学院，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2.2.3 专业课进图书馆。专业群书库、工艺美术基地和桂菜博物馆的建设为专业课走进图书馆搭建了一个基础平台。一是专业群书库收集整理了相关专业的各类纸质和电子资源，为师生教学提供了便利；二是工艺美术基地、桂菜博物馆为课程教学实践部分提供了理想的场地和环境；三是主动对接人文大讲堂、插花艺术等人文类课程。以上做法不仅提高了图书馆的人气，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图书馆的学习和读书氛围，丰富了图书馆的服务内涵，增加了图书馆资源的使用率。 2.3 院馆合作，应用RFID 目前图书馆界RFID的应用正以每年30%的递增速度在飞快发展，关注并积极应用RFID技术对于图书馆实现数字化全覆盖、泛在智能化的新型服务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4]，主要体现在自助借还、自动分拣、图书查找与定位、图书上架、架位注册、图书盘点理架、图书剔旧、安全防盗、标签转换、智能书架、智能便携式找书器等方面，可以大大提高图书馆智能化管理水平和改进用户体验。随着应用及推广RFID的时机逐渐成熟，很多图书馆都在积极探索并规划行动。但是RFID高昂的建设成本对于很多图书馆尤其是高职院校图书馆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有没有可能借助于二级学院的力量完成建设升级呢？南职院图书馆大胆创新，开创院馆合作新局面，实现了共赢。 物流管理专业作为南职院国家级重点专业，2014年申请到德促贷款用于建设物流实训基地，鉴于图书馆的藏书和流通业务与物流管理是相通的（表2），图书馆与物流管理专业所在的商学院进行了紧密对接，探讨了在图书馆打造物流实训基地的可能性。调研发现在图书馆应用RFID技术建设物流实训基地的方案具有可行性，一是利用现有成熟独特的空间优势，无需再投资建设场地；二是方便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校内进行学习和实训，可以第一时间让学生体会到新技术在物流仓储中的使用情况，基地配置的自动分拣系统，手持式盘点机和智能书架，微缩了物流中的分拣、远程盘点、货物整理跟踪的所有功能；三是实现了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升级。 3 效果分析 （1）有效拉近了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提高了资源有效利用率，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2）有效拉近了图书馆与各二级学院之间的联系，在开展其他阅读推广活动时，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3）通过院馆合作模式，图书馆使用RFID技术，实现了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升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资金使用率，对于普遍缺乏经费的高职高专图书馆来说，主动寻求与二级学院的合作是一种值得参考的选择和途径。 （4）提升了图书馆在学校的形象和地位，图书馆与二级学院合作建设的工艺美术基地、桂菜博物馆等已经成为学校领导接待嘉宾的必到之地。 （5）围绕专业开展服务的模式得到了全校教职工和读者的认可，图书馆在近三年的年终考核中连年获得最佳服务部门称号。 4 结 语 从实施效果来看，围绕专业开展服务项目的模式是正确的，今后专业服务项目的开展要在这两方面进行加强：一是提升图书馆馆员专业服务的能力，通过培训、交流等措施实施馆员能力提升计划，为进一步开展专业服务提供人力保障；二是打造图书馆专业服务项目品牌，加强活动营销与宣传，扩大活动辐射面与影响力。 图书馆专业论文:高职院校图书馆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建构与实施?鄢 摘要：专业是高职院校办学育人的核心平台。高职院校图书馆从制度规划制订、实施路径建构、实施条件保障三个方面入手，创造性借鉴学科馆员制度，创新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切实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建立学校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的要求。 关键词：高职院校图书馆；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建构与实施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图书馆提供通识性信息资源开发服务多，提供专业性信息资源开发服务较少，难以发挥学校文献信息资源中心作用。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教高[2015]）14号）文件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图书馆只有全面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缺少一支专业服务型馆员队伍，是图书馆难以胜任学校教学信息资源开发服务工作的主要原因。高职院校必须适应学校信息化建设需要，建构和实施图书馆专业服务型^员制度。 建构和实施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首先是高职院校图书馆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必然。网上信息资源浩如烟海，从中获取有用的专业性信息资源犹如大海捞针。据统计，我国图书馆界和各类情报所藏的中文文献70%以上未被利用， 外文文献90%以上长期未被利用。而许多教师在教学、科研工作过程中至少要花40%―60%的时间去获取信息。第一，一方面是大量价值很高的文献信息未被开发，另一方面是教学、科研需要的大量有价值的文献信息无法获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专业馆员提供主动创新的信息服务。第二，是高职院校图书馆适应专业教学转变服务方式的必然结果。高职院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学生和教师对文献信息需求的专业性强、岗位工作关联度高，往往是在实践教学现场边获取边应用。建立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满足学生和教师的专业信息需求，也有利于专业文献信息的深层次开发和利用。第三，是高职院校图书馆适应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需要。应用研究与社会服务是高职院校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阵地。研究与服务人员从制订科研与服务计划、申报课题项目、开展研究与服务，到出研究和服务成果都需要切实到位的专业信息资源服务支撑。第四，是高职院校图书馆馆员提升服务能力的需要。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文献信息数量急剧增长，文献信息的载体多种多样，读者需求更加个性化、专业化的背景下，普适性信息服务能力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读者的需要，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出现，是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将大大激发馆员的提升信息服务能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优化高职院校图书馆馆员队伍结构。 一、图书馆专业服务型馆员的内涵与特征 专业服务型馆员是高职院校图书馆专业馆员群体中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一是要具有某种专业背景，达到本科以上学历层次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二是受过文献情报专业训练，并有一定的图书馆工作经历，达到图书馆专业硕士学历或具有图书馆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三是有一定的企业工作资质和经验，或有职业资格证书，或有企业工作、挂职锻炼经历。能够在专业与图书馆服务之间搭建相互沟通的桥梁，及时准确地收集特定专业学生学习信息资源需求信息，教师教学、应用研究、社会服务信息资源需求信息，以及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信息资源需求信息；能够熟练面向特定专业开发数字化信息资源体系，在建设、使用和管理网络化信息资源应用系统中发挥核心骨干作用；能够主动地、有针对性地面向特定专业领域学生、教师提供深层次、个性化信息获取与利用服务。专业馆员的信息资源服务有如下主要特征。 （一）信息服务的专业性。指专业服务型馆员面向专业的人做服务专业的事，具体说就是围绕学生学习、教师专业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问题、项目、任务等，定位服务目标、服务内容、服务职责、服务方式。其工作职责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与分院、专业共同制订专业信息资源体系建设规划、年度计划，开展专业信息资源体系建设、应用与管理工作，定期征求对专业信息资源体系建设和服务工作的意见；二是根据学生学习需求，教师教学、应用研究与社会服务需求，提供信息资源，开展信息资源应用培训和咨询指导；三是负责课题项目申报、开题前查新、文献检索及原文传递服务，以及课题项目研究全程中的文献跟踪服务。上述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职责要求专业服务型馆员既要具有某种专业背景，同时具有文献情报专业服务能力，能够有针对性地向特定专业领域的教师和学生提供深层次、个性化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服务。 （二）服务时空的泛在性。专业服务型馆员基于网络平台、信息与智能技术和专业性信息资源体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随时随地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2014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读者调研结果表明，80%以上学生对图书馆学习需求已经从专业知识习得、文化休闲，向解决实训实习问题和工作实践问题、完成实训实习项目和工作项目任务拓展；学习时空从课堂、图书馆向实训、实习、实践现场拓展；学习内容从系统化掌握知识向碎片化应用知识拓展；学习过程从先学习再应用向工学结合拓展；学习方式从个体学习向团队协作学习拓展。许多学生都利用电子邮箱、短信、微信相互推荐分享学习。75%以上教师对图书馆学习需求，已经从学科专业知识更新、文化休闲，向解决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问题，完成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项目拓展；学习时空从办公室、图书馆向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现场拓展；学习内容从系统化掌握知识向碎片化应用知识拓展；学习过程从先学习再应用向工学结合拓展；学习方式从个体学习向师生互动、科研团队互动、社会服务团队互动学习拓展。许多教室都利用电子邮箱、短信、微信相互推荐分享学习。泛在学习即线上线下结合、随时随地、学用融合、交流分享、召之即来取之即用，将成为高职院校师生学习的新常态。高职院校图书馆必须与时俱进，建立实施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资源获取和利用服务。 （三）服务方式的嵌入性。指专业服务型馆员将图书馆专业性信息资源服务融入学生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应用研究、社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远程教育课程教学中，馆员整个学期都与班级在一起，为学生查阅课程Email，组织图书馆利用方面的讨论；学生们认为嵌入课程中的馆员对他们的学习非常有帮助。目前国内外一些大学图书馆通过实行学科馆员制度，推动专业服务型馆员走进院系、融入学科团队、嵌入研究过程，利用手机移动服务、2RSS服务、桌面工具、学习网站服务等技术手段为读者提供嵌入式服务。高职院校图书馆应结合自身实际借鉴这一经验，建立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团队合作精神、学习协调能力的专业馆员队伍，为专业服务型馆员融入专业教学、应用研究研发、社会服务过程，创新满足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需求实际的嵌入式服务模式，促进图书馆服务更加紧密地贴近师生专业学习需求，促进馆员与师生的深度融合与全面合作，推动学生、教师加快转变学习方式，提升学习与教学效率。 （四）服务过程的共生性。“共生”一词源于生物学，共生理论和方法20世纪中叶以来被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在高职院校专业信息资源服务体系中，专业服务型馆员、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学生教师四方是一种“共生关系”。专业服务型馆员、教师学生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学习，协同进步，共同成长的共同体。专业服务型馆员的成长促进学生教师的成长、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同时，学生教师在成长过程中，也必然促进专业服务型馆员的成长和进步，促进信息资源体系的不断完善。 二、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制度，这里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维护正常工作、劳动、学习、生活的秩序，保证各项政策顺利执行和各项工作正常开展，依照法律、法令、政策而制订的具有法规性或指导性与约束力的行动的准则和行动依据。制订和实施制度的过程是国家法律、法令、政策的具体化的过程。高职院校建构和实施图书馆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依据是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规程”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与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高等学校可根据学校校区分布或学科分布设立相应的总图书馆、校区分馆、学科分馆和院（系、所）分馆（资料室），分馆（资料室）受总图书馆领导或业务指导，面向全校开放。图书馆馆员包括专业馆员和辅助馆员，专业馆员的数量应不低于馆员总数的50%。专业馆员一般应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层次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经过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或系统培训。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是根据高职院校办学育人信息资源需求特点，结合高职院校专业信息资源服务特点，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制定的，旨在充分发挥图书馆信息资源集散与服务中心的作用，保证专业服务型馆员有序高效开展信息资源服务工作，是具有指导性和约束力的图书馆工作准则和管理依据，包括专业服务型馆员工作职责职能，专业服务型馆员工作流程，专业服务型馆员工作规范，专业服务型馆员专业技术职称与评定岗位聘任办法，专业服务型馆员工作质量控制与业绩考核办法，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实施办法，专业信息资源集散与服务中心建设、使用与管理办法等，专业服务型馆员专业发展工作指导性意见，专业服务型馆员专业能力标准与测评办法等，有以下特征。 （一）指导性和约束性。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从职责职能、工作流程、工作规范等方面，明确了专业服务型馆员的责任目标、工作任务、工作路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对专业服务型馆员职业定位、职业成长、职业发展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同时明确了专业服务型馆员与其他专业馆员的区别，对专业服务型馆员职业定位、职业成长、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同时，对学校、图书馆如何建立、管理专业服务型馆员队伍，促进专业服务型馆员成长发展，也具有指导性和约束性。 （二）鞭策性和激励性。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从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与岗位聘任、工作质量与业绩考核、专业能力标准与测评等方面，明确了专业服务型馆员职业发展方向和目标、职业发展的上升通道，以及在专业知识结构、职业能力资质、职业素质等方面的复合型要求，对专业服务型馆员履行工作职责职能，规划职业生涯发展，专业学习和业务培训提高等具有较强的鞭策和激励作用。 （三）规范性和程序性。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为依据制订，经过岗位需求调查分析、专家小组起草、学校学术委员会论证、办公会校长讨论通过等工作程序，是专业服务型馆员有序开展专业信息服务工作的行为准则，相关部门实施图书馆专业信息服务工作管理遵循的依据，对专业信息服务工作程序实现规范化，专业服务型馆员岗位责任实现法规化，专业信息服务工作管理方式方法实现科学化，专业服务型馆员业绩评价标准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 协调性和保障性。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建构和实施，是一项涉及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专业建设与发展、学校信息资源体系建设、图书馆馆员队伍结构优化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一个系统性的、较为完善的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有利于协调有关各方整合优化组织资源、管理资源、政策资源、经费资源，形成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构建与实施的合力与保障机制，有序有效推进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构建与实施工作。 总之，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既是一个专业服务型馆员有为有位，实现自身价值的工作平台，也是学校对图书馆专业服务工作的管理平台，是高职院校在互联网环境下，根据专业发展需要和图书馆自身发展需要，对图书馆专业信息资源服务体系建设和实施，做出的具有合理性、现实性、发展性和预见性的制度安排。 三、图书馆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规划与实施 （一）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是对学科馆员制度的借鉴与创新。学科馆员制度在国内外有不同叫法，如学术联系人（Academic Liaison Librarian）、联系人（Liaison Librarian）、学科专家（Subject Specialist）、学科馆员（Subject Librarian， Faculty Librarian）等。最早出现在美国、加拿大等一些欧美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图书馆里，是图书馆定题服务的延伸。1981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推出跟踪服务，由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出击。学科馆员制度是图书馆外在环境受到挑战和自身抢抓机遇发展的结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读者的信息环境和信息能力得到极大改善，非图书馆的网络化信息服务以其简单、易用、交互、集成、融合等特点更具吸引力，图书馆的生存受到威胁。但图书馆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许多图书馆以读者为核心从完善自身业务流程和内部管理做起，倡导一站式整合服务，使新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上，馆员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LIB2.0的概念、理论、技术、方法和实践使图书馆管理发生颠覆性变革，IC等设计思想使图书馆成为最理想的学习场所。学科馆员制度经历了第一代制度范式――专业参考咨询、数据库检索、用户信息素质的培养、学科联络机制、对口院系联系、收集资源建设意见等，到第二代制度范式转变――建立嵌入用户科研过程的集成化学科服务机制、贯穿项目申报与研究结题过程、项目及衍生物报奖查新、新产品研发申请专利，推动学科馆员从文献服务走向信息环境的构建服务、文献信息资源与服务的推广、用户信息环境的规划设计、科研过程中资源的推送与合作，建立了基于学科的资源和服务平台、资源整合平台，以及机构仓储、学科导航、开放获取机制。当下，大学图书馆系统总分馆模式将推动第三代服务范式转变，促进学科馆员形成学科团队服务，成为专业馆员的主体，使学科化服务成为未来图书馆最主要服务；不断深化课题文献长期跟踪服务、把握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利用现代网络交流工具开展信息服务等。[3]高职院校是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主，通过输送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应用研究、行业企业服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类型，通过专业结构对接产业结构实现创新发展和办学育人功能。与研究型大学以学科为中心提升研究型人才培养能力和学科研究能力不同，高职院校围绕专业建设和发展，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力，应用研究和行业企业服务能力。因此，高职院校需要学习借鉴学科馆员制度构建与实施的思路，创新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加快推动图书馆把信息集散与服务重心放在专业平台上。 （二）基于专业信息需求特点规划制订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第一是划制度目标，把教育部对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的定位，设置学科分馆和院（系、所）分馆、专业馆员等要求，落实到图书馆近期、中长期、长期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确定专业服务型馆员服务的目标；第二是健全组织机构和制度，主管副校长牵头成立由图书馆、教务处、科研处等部门参加的专业信息资源服务工作委员会，图书馆成立专业信息资源服务中心，同时出台一系列管理规章制度；第三是遴选专业服务型馆员，条件包括具有对口的专业知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硕士学历或中级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第四是角色定位，专业服务型馆员具有专业背景、图书馆学专业和计算机应用知识，具有观察能力、沟通能力、信息素质、科研能力、综合判断能力，具有甘为人梯的精神，做图书馆信息资源服务和用户需求之间的桥梁；第五是工作内容定位，通过掌握对口专业网络信息资源，对口专业学生学习进度、信息需求，教师教学、应用研究、社会服务信息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信息资源服务工作，打通图书馆与对口专业之间的服务链，能够完成专业资源筛选、个性化集成、编写使用指南，开展用户培训、征求用户资源建设和服务意见、课题文献检索、专业导航、专业课程咨询、课题文献述评、给出科研建议和意见、重点课题文献持续跟踪等工作。 （三）基于嵌入式服务建构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实施路径。第一，建立快速流畅的服务反应机制，及时了解用户信息和服务需求，及时反馈给图书馆相关部门，提出并落实解决方案，全程监控解决过程，及时了解用户满意度及进一步需求，打通服务链，提供集成化的一站式信息服务。第二，建立馆员服务嵌入专业建设发展机制，通过教学资源库建设、运行和管理将资源与服务嵌入学生课程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过程。第三，建立馆员用户互动机制，引导用户参与用户体验，通过泛在的合作授课、合作学习、合作研究融入用户。第四，建立个性化信息服务机制，通过建立LIB2.0个性化服务平台，及时把握个性化需求，实现个性化采集集成、个性化推送呈现、个性化检索。第五，切实把握专业服务型馆员上岗后的几个重要环节，如通过专业服务型馆员推荐函寻求分院、专业的支持，与班级、教师建立联系，做好岗前培训工作，参加专业的科教研活动，定期开展学术研讨，对服务能力、服务流程、服务目标达成及时总结。总之，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实施，是图书馆信息服务从有限到无限、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环境、从整体性满足到追求个性化需求、从单打独斗到馆内协同甚至多馆合作、从数量保障到质量提升的转型升级过程。第六，建立专业服务型馆员服务评价机制，总的评价原则是用户满意。通过图书馆+用户满意的测评双向考核；评价的原则是定性+定量；定性考核内容包括是否已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专业信息服务，是否与对口专业用户初步形成密切联系、动态跟踪和不断更新的方法和机制，是否熟悉专业核心信息资源、服务系统和检索与处理工具；定量考核指标包括与对口专业建立联系的数量，重大研究项目跟踪服务数量，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用户服务数量，泛在式服务的范围和推送服务数量，用户满意度测量，培训活动数量与规模，需求调查次数和范围，专业信息需求分析和馆藏发展报告的数量和质量。 （四）全面优化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实施的保障条件。外部保障：第一，提供工作岗位保障，重点是明确：岗位的数量、类型、层次，专兼职岗位比例。第二，提供信息服务条件、设备与经费保障，优先为专业服务型馆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第三，建设服务技术平台，有效支撑专业化信息服务。第四是通过制定政策，健全规章制度，保障专业化信息服务可持续发展。内部保障：第一，通过遴选、培训、聘用、考核、激励等措施，从信息服务“广、快、精、准、特”等方面，切实提高服务能力。第二，把馆员职业生涯规划、成长成才指导、专业能力培训等纳入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建立健全馆员专业发展机制。第三，不断优化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通过不断探索和总结，把服务目标、馆员资格审定、聘任、奖惩、工作量、培训内容、服务手段、服务效果等通过制度固定下来。第四，完善图书馆组织管理水平，按《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要求安排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担任馆长，充分发挥专业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作用，有效参与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规划制定、组织实施、培训评价。第五是专业服务型馆员遴选要严格把关，宁缺毋滥，特别要重视善于沟通、主动学习、积极参与、尽职尽责等素质。 四、结语 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是高职院校图书馆在互联网+环境下，为迎接新机遇和新挑战，从自身信息服务的专业性、泛在性、嵌入性、共生性特点出发，借鉴普通高校学科馆员制度，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从制度规划制订、实施路径建构、实施条件保障三个方面入手，对图书馆服务体制、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做出的制度性安排与实践。 图书馆专业论文:关于高校图书馆管理专业问题的探究 摘要：图书馆管理在平时应用较为广泛，对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科学发展都显示出是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图书馆管理中，我们必须要对现代图书馆管理基础体系有着充分的认知和定位，本文将结合当前实际情况，针对图书馆管理专业教学问题展开分析与探究。 关键词：图书馆管理；教学；模式 前言 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应用中，其主要目的是采用新的观点和新的审视角度出发，提高教学效益，完善学生的能力培养体系。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已经深入到各个行业，使社会技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相应的图书馆管理方法和应用都在椎陈出新。在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工作开展过程中，要充分以社会需求为目标，坚持培养高素质伏秀人才为己任。面对与社会需求发展不适合或其他实践环节中的问题，及时采取调整方案，通过不断进行科学改革与改进，实现现代教育的应用性。 一、高校图书馆管理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所涵盖的知识点数量是巨大的。在图书馆学诞生之后，教育学家开展了大量D书馆学的实际应用实验。经过了长时间的试验之后，发现很多人对文献分类法的理解仅仅局限在表面，而忽略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当前阶段，我国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负于表面，没有深入研究如何加深图书馆学的内涵，仅仅有少量的学校重视了信息用户研究，使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浮于表面，脱离实际，教学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学生与教师都不接受当前的教学方式，需要一种全新的教学形式来改变这一现状。 在最初的图书馆管理当中，图书馆学仅仅作为单一的学科出现，而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与创新，图书馆管理已经成为了集大成为一身者，涵盖了多学科、多专业的知识，在其涵盖的领域内不断发扬壮大。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当中都能看到图书馆学的身影，无论是代表人类最高科技水平的科学界，还是与人们衣食住行机密联系的基础制造业，图书馆管理都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由于人类迈入到信息行业，接收到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越来越多的专业都受到了图书馆学是研究和开发的影响，因此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发展前景是巨大的，应该在教学当中就融入科技文献检索的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图书馆管理专业构建的重要性分析 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管理专业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与办学定位方面都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图书馆管理是社会领域多个高精尖行业的基础，充分领会图书馆管理专业的精髓，并结合其他领域进行专业化应用，才能够充分体现出该专业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带动下，图书馆管理的需求量也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这就要求在高校中加强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重视。对于一些没有开设此专业的高校，更是十分有必要加强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构建认识，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传统的高校课程教学以理论为主，而现代社会需求则更加强化应用性。应用型本科教育是社会经济、科技不断发展的基础。图书馆管理专业的构建要充分以培养社会市场需求的大量能力强、职业素质高的人才。 对于图书馆管理专业的科学构建更能够实现学生自身价值的需求。在新的就业形势下，学生要想在毕业后能够快速融入社会岗位，就需要在高校内充分储备好图书馆管理专业应具备的知识，锻炼职业素养能力。在专业构建中，高校要以全方位、多层次以及多环节培养出高素质优秀人才为目标，使学生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三、高校图书馆管理构建实践 1、重视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 要通过重视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方法不断壮大师资队伍。在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管理专业，要支持与鼓励引进40岁以下的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平均每年推荐三名优秀的青年教师参加博士研究生考试，为创造引进具有博士头衔或教授职称的重点学科带头人。 要以质量为目标，加强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在系教学指导组的组织下，选拔敬业精神强、工作负责、教学质量高的副教授以下的教师为导师，发挥其指导作用，做好青年教师的引领作用。引入竞争意识与激励机制，对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指导与对比，促进其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不断进步。 2、强化课程教学改革 在图书馆管理专业教学中，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特点与社会需求，不断对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进行调节，培养出全面均衡的学省，同时注重为学生专业特长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条件与环境。一般在前两个学期安排基础性课程，从第四学期开始设置专业知识课程，同时开设图书馆管理方向的系列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特长进行选择性学习。在第七学期开始设置教育实习，以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与动手能力，以社会需求为目标，增强实践效果。 现代教学方法改革中，要充分认识到专业建设以就业为指导、以技能培养为主线，以现代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建设与完善新课程体系。将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技能教育与职业能力教育模块充分结合。在构建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与其他学科、专业的结合，不断拓宽学生的思维界线，以提高数学素质与综合素质培养与建立。 3、加强学生学习应用技能训练 所有专业课程的学习都是以应用为目标，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需求背景下，学生的应用技能培养体现出了其重要性。学院应该充分听取毕业生所去单位的意见、毕业生的建议，对培养方案不断进行改进与完善。根据专业的意见，要不断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训练。其中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是一种良好的应用模式，引进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教学指导，掌握教学实训技能。把院校安排的教育实习与顶岗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图书馆管理应用效果。要积极承担国家与各级政府、企业事业的研究项目，在项目运转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技能，提高其参与度，创造更多的价值。另外通过素质拓展活动，将专业学生的思维、品德、人际交往能力等同时进行培养，满足社会复合人才需求。 四、当前图书馆管理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专业定位不明确 图书馆管理专业的定位包含着多重因素，有基础理论、实际应用、应用领域、应用目的、应用原则、应用环境等，同时其还要遵循着数学价值优先的原则。我国高校均开设有图书馆管理专业并不多，不同的学校对专业的认知不同，且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在该专业的定位也不同，对专业定位明确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社会经济服务方面有着很大的作用，专业分位不明确的高校，培养的人才在实际应用和研究中，目标也较为模糊。 2、我国高校的教育观念和数学观念较为陈旧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教师的教育观念较为陈旧，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图书馆管理观念，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校老师对现代图书馆管理的目的和应用方法等认知不全面，在理论依据和实际应用操作方面的思考不深入，在真正的学习上和应用上都有所欠缺，直接导致高校毕业生的社会竞争力低下，实际动手能力低下等现象的发生。我国高校对图书馆管理的应用主要停留在图书馆管理的理论上，教学方法班采用死硬背和机械式学习，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学生的图书馆管理专业理论知识薄弱 我国多数高校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知只停留在图书馆学表面的认知中，同时，高校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认知不同导致其定位不明确，有的高校将图书馆管理专业定位在时代的前列，有的高校对该专业定位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中，导致不同高校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定位不同，影响学生的认知。高校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理论知识教育应该加强，必要时可以增加公共课和公共选修课来减少专业知识薄弱对学生的影响。 4、教学内容过于陈旧 通常而言，我国教学模式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教学知识、课程知识、教学内容知识、学习知识、教育环境知识、教育价值的实现和教育历史基础知识。教育课程知识和教学内容知识是整个教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图书馆管理专业的内容。老师对该专业的理解也往往较为落后，例如教育专业的课程内容知识依然停留在普通教育学和心理学，其理论和教育方式和中学阶段数学教育有很大偏差，甚至脱离。此外，部分高校开设的解题研究课只把中学数学习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实际问题的理论解决缺乏学术性探讨。 5、教学评价单一 教学评价是教育体系中检验教学是否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手段，在对教师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状况反馈中有着重要的的作用。我国的教学评价多数注重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评价，忽略了对教师的评价，过重关注学生的成绩结果，对学生们学习图书馆管理的过程评价弃之不理。科技文献检索的评估下，忽略了学生的创造性和主观主动性，评价方式过于单一，没有个全面、客观公正的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 五、图书馆管理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当前在图书馆管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高等院校必须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改进与完善。下面我们将主要从教学观念、教学方法、培养计划、教学内容、改革模式、应用能力等方面对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改革问题做出探究。 1、对图书馆管理教学观念进行改革 转变学生的教学观念，在教学中要突出高校教师的教学观念的先进性、正确性、教学性等，通过对学生的教育，教会学生如何正确的解决问题，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力的学习，同时不针对学生的反应意识、学习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等观念进行限制，突出图书馆管理的科学价值和实际应用美学价值。 2、对图书馆管理的培养计划进行改革 在教学中，需要对图书馆管理专业进行多样性、实践性教育，充分运用现代化教育模式，不断重视该专业的理论知识，还要作出应用型教育的培养，在培养计划的修订中，需要提高教育科研能力，对必修课的基础予以要求，同时，对选修课的范围予以拓宽，保证学生们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充分认知和学习。 3、制定有效合理的图书馆管理专业教学目标 教学知识目标中，不仅仅包括了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管理、信息管理概论、信息用户研究的基础知识、思想和方法，同时还包括了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世界观、价值观等，使学生对数学与数学应用专业的学习兴趣和信心、学习能力和研究、对情报学科学价值的认知和应用价值的认知有全面的提高。 4、重视学生对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管理、信息管理概论、信息用户研究专业的学术性研究 在新世纪的发展中，不仅仅要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还要有针对专业的研究能力，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对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管理、信息管理概论、信息用户研究专业进行研究，实现数学教育研究到课堂教学的转变。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撰写图书馆管理专业的论文来提高其研究能力。 5、强化教学方法 为了提高高等院校教学质量，培养创新性专业人才，必须强化图书馆管理专业学生的教学方法，完善改革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培养学习兴趣，完善教学建设，还必须转变传统的教育模式与方法，在情境教学、互动教学中，给学生足够的思维空间和学习空间，这样就能提高学生独立思维的能力，并且提高创新品质。通过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在尊重自主精神与学习精神的同时，让学生的首创与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通过打破传统的“轻实践，重理论”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树立起良好的学习观念，将课堂教学和实践过程结合起来，这样就能提高学生实践创新的能力。 六、结束语 总而言之，由于图书馆管理起源于生活，发展于生活，因此图书馆管理涵盖的知识面十分广大。在对图书馆管理的探讨中，需要充分了解各个领域的应用状况，深入了解图书馆管理的基础理论知识，结合实际情况，综合研究图书馆管理的应用，只有才能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用更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图书馆管理教学，这也是当代教育的最终目标。 图书馆专业论文:浅谈图书馆非专业馆员入职倾向及未来发展 [摘要]随着各公共图书馆新馆的建立以及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改革中的运用，近年来部分图书馆得以招聘大量青年馆员，而对馆员的选择已不再仅局限于图书馆学专业。图情领域部分同仁对此颇为担忧，认为非图书馆学专业馆员的增多易淡化图书馆这一职业，不利于图情学科教育的发展。笔者认为图书馆员非专业化的趋势是图书馆在新时期提升读者服务的产物，并不是“洪水猛兽”，适时的引导、建立成熟的继续教育体系加以培养才是解决隐忧的良策。 [关键词]非图书馆学专业；引导；常态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可分为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专业人员指取得相应学历应聘到图书馆工作的人员，非专业人员指从事维修、清洁、装订、驾驶等工作的人员；图书馆专业人员又可分为图书馆学专业人员和非图书馆学专业人员，图书馆学专业人员指图书馆学专业以及相关的情报学专业、档案学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非图书馆学专业人员指非图书馆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毕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 1馆员非专业化的趋势 图书馆员的非图书馆专业倾向是图书馆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在公共图书馆还是在高校图书馆，对于非图书情报专业背景员工的聘用近年来大大增加，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现代图书馆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方面已迥异于传统图书馆。计算机信息存储与检索系统、自动借还书系统、采访编目应用系统等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图书馆的日常工作。这些技术的应用替代或简化了部分图书馆传统工作，导致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减少，对计算机操作、外语水平等通用知识技能则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说，图书馆员正日益成为一个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职业。图书馆人才需求也因此呈现多重取向，不仅需要既懂信息技术又懂专业知识的新型图书馆员，也需要有其他专业背景、善于管理、有自主学术研究能力或者有社会影响力的各类型人才的加入[1]。 以金陵图书馆为例，该馆为江苏省副省级城市图书馆、国家一级图书馆。2006―2016年，十年来该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57人，占全馆总人数的518。其中，计算机类专业16人，图书馆学专业9人，应用语言类专业7人，新闻学专业5人，中文专业4人，教育类专业4人，会计专业2人，艺术设计专业2人，数学、法律、历史、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摄影、电子信息工程、哲学专业各1人。 由图1可以看出，2006―2016年，该馆招聘的图书馆学专业应届毕业生占招聘总人数的16，不足两成。2006年之前入职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包括本科）学历的馆员比例较低，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馆员更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1）图情学院毕业生真正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不太多；2）图情学院不仅包含传统的图书馆专业毕业生，出版、档案、情报专业占比也不小；3）图书馆专业毕业生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越来越远离图书馆实践，所学即所用并不能显现。4）图书馆实践也需要各个专业的人才参与其中，激发与活化图情专业人才的固有知识。 2公共图书馆馆员非专业化的成因与现状 21 对传统图书馆业务而言，馆员专业性需求在降低[JP] 211 采编工作。多年来，图书的采访与编目一直是图书馆传统业务的核心之一。据调查，在图书馆各种岗位上，采访编目是与图书馆学联系最为紧密的岗位，也是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最能发挥专业优势的岗位。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全国联合编目中心、CALLS、地区采编中心的建立，近年来该项工作多已外包加工，即使馆员自行加工，不少都是直接套录、下载编目数据作为参考，大大简化了编目流程，进而对于馆员专业背景的依赖也大为降低，非专业图书馆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即能上岗，专业馆员已从繁琐的编目工作中解放。 就采访工作而言，现在许多图书馆拿出一定的书经费，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除了蒙文必要入藏的文献外，其他入藏文献的决定权放手给读者，采用“你选书，我买单”的方式，降低了采访从业人员的专业要求。另外，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或学科馆员参与相关专业文献的采购工作，提高了学科专业性，降低了选书人员的能力要求。 采访工作的纲目采购也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从而影响了采访岗位职数的要求。 212 参考咨询工作。图书馆参考咨询被誉为“图书馆的心脏”，是读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政府、企业、社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咨询。 传统的参考咨询馆员，具有对各种印刷本的检索工具了然于心的先天优势，具有各类型数据库检索技巧的特殊本领，随着搜索引擎越来越强大，商用数据库开放了题录与文摘，再加上高校对文献检索课程的普及，用户检索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对图书馆咨询馆员的需求。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图书馆的参考咨询者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已不再那么明显，尤其是综合性的咨询课题，需要不同专业的学科背景作为支撑；除此之外，随着图书馆参考咨询由传统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的转变，具备相应的网络信息技术与知识的自我更新能力对于合格的参考咨询员来说变得尤为重要。 213 流通借阅工作。流通借阅部门一直是图书馆开展公共服务的主要阵地，随着图书馆信息化的沿革，早期的手工作业大部分已被数字检索与加工替代，自助借还设备、自助办证设备也已应用于各大公共图书馆，图书的顺架与上架工作仅需要基本的图书馆常识即可胜任，对工作人员的图书馆专业知识要求不高，部分图书馆的借阅工作已由编外人员、临时工、志愿者完成。另外，有统计数据表明，印刷型文献的借阅量整体占比呈现下滑态势，原因之一就是已有相当比例的读者使用在线电子资源和掌上阅读，越来越多的读者不用到图书馆就能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资源。 214 关于业务外包。为了整合资源、优化人员配置、节约人力成本，很多图书馆业务外包的范围越来越大。业务外包的范围包括专业性业务外包（如图书采访编目、图书加工、报刊装订、书目数据库建设、现代化技术）和事务性业务外包（如图书上架、整架、公共卫生、安全、消防、绿化、设备的保养维护和管理等）[2]。图书馆通过业务外包，一方面有利于节省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优化人员结构，提高工作效率，使图书馆可以选择人力资源成本更低的兼职人员或非专业人员从事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业务外包的一个主因是对图书馆核心工作的再认识，越来越多的单位在考虑进行此项工作。 22 对创新图书馆工作而言，馆员非专业性需求在扩大 221 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广泛应用，对计算机专业人才需求倍增。近年来，随着图书馆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源开发与服务已经是各大图书馆的重要工作，自建资源的开发以及商购资源的整合管理与服务逐渐成为图书馆的日常事务。移动互联网络高速发展的环境下，新媒体的发展又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空间，微信、微博、APP等已成为图书馆的对外宣传的有效传播方式，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深层次的、个性化的服务。为了扩大图书馆的服务半径，践行普遍均等的全覆盖服务，总分馆体系应运而生，无论是正在规划中的还是已经建成体系的，网络架构以及VPN技术都是保障总分馆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与支撑。为了提高图书馆运行的效率，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自助设备等各类信息设备得到启用，对于操作和维护人员的专业技能也有一定的要求。 222 阅读推广工作已然成为建设书香社会的重点与热点，需要各类型人才为其服务。雪城大学图情硕士项目（MLIS）的参与者Mia Breitkopf曾经说过：“差的图书馆构建馆藏，好的图书馆构建服务，伟大的图书馆构建社区。”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现代化图书馆的竞争已由馆藏和建筑转向管理和服务。图书馆需顺应读者需求和时代潮流做出改变，馆员不再仅仅追求图书的静态管理，而是需要根据服务人群、内容、地域的不同做出相应变化。图书馆已经肩负着公共文化传播、社会教育的职能。图书馆不断努力营造和谐氛围，树立图书馆品牌，吸引公众眼球，把握发展的主动权，通过公益讲座、名家论坛、馆报馆刊、文化沙龙、阅读活动等不同类型与形式的宣传推广活动向读者积极展示自身的形象、资源与服务。各种活动的开展从方案策划、前期宣传、项目执行、事后总结等环节都需要不同专业、不同专长的人才保驾护航，涉及的专业包括艺术设计、传媒学、会展、中文、行政管理、摄录、外语等多个领域。 当今图书馆发展的重点是读者服务和信息技术应用，而图书情报类专业并没有在以上两个方向有特殊的优势。图书馆员正日益成为一个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职业，不仅需要既懂图书馆专业知识又懂信息技术的新型图书馆员，也需要有其他专业背景、善于管理、有自主学术研究能力或者有社会影响力的各类型人才的加入[3]。图书馆需要传统专业出身的馆员，同样也需要非图情专业的馆员，人才引进需要有不同涉猎，全面发展，有机结合。 3非专业馆员在图情领域内发展的利弊与引导 31 非专业馆员职业发展中的利与弊 图书馆学专业本身应用性较强，源于多年形成的理论基础，图书馆要求馆员具有一定的学术独立研究能力。大部分非专业馆员的专业与图书馆工作基本联系不深，对图书馆学科体系和系统业务流程缺乏深入理解，许多图书馆的流通借阅服务还停留在日常事务性的工作阶段，相对枯燥，专业与技术含量较低，容易让馆员产生厌倦情绪，而图书馆的事业性质是名副其实的“铁饭碗”，淘汰机制的缺失也让较多馆员产生惰性思维。而馆员如果没能利用好时间和精力进行自我学习和充电，离开院系良好的学习环境，想再提高自身专业知识就存在困难，知识结构老化明显，图书馆在研究人员的选择上也倾向于将课题交给图情专业的馆员，非专业馆员实现自我价值也就成了一句空谈，更有甚者产生职业歧视，职业放弃。 32 非专业馆员依托专业优势走出颇具特色的职业化道路 前文中提到，现在的图书馆服务不再局限于传统模式，新理念、新思维以及围绕数字资源展开的读者服务应运而生，这也为部分非专业馆员提供了施展其专业素养的平台，从事的工作与原有专业相关，那么在夯实原有专业技能的基础上，通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在具体工作中提升专业素养，将本专业学习过程中所应用过的方法和手段，移植到图书馆建设中去。例如，在图书馆有效管理上，有管理学专业背景知识的馆员在提高图书馆管理的合理化上能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意见；具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馆员能在文献经费的有效利用上提供专业性的模型来使效率最大化；具有文学或新闻学专业背景的馆员能在图书馆宣传推广与新媒体应用中寻找热点、合理策划、整合包装，提高图书馆公众形象；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知识的馆员，则在技术上更有可能打破图情专业馆员的固有模式，在图书馆的关键技术上找到突破口[4]，为图书馆的领导者提供新思维的启迪与新方法的实现。这种基于学科研究方法和手段上的不同所具有的优势，是非图书馆专业馆员所特有的。 纵观国内外，有很多非图书馆专业的学者或馆员凭借自身的努力在图书馆界取得或大或小的成就。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早年攻读并教授数学，在其从事图书馆工作后才逐渐在印度图书馆界崭露头角，并最终凭其《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分类法导论》等著作闻名于国际图书馆界。 33 积极引导胜于负面担忧 图书馆非专业馆员的增多引起业内的担忧，一些专家认为图书馆部分业务外包，会导致核心竞争力与控制力的降低，非专业馆员的增加削弱了图书馆员队伍的专业性，图书馆的职业将被淡化，使得图情专业的毕业生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下降，不利于图书情报学科教育发展等等。笔者认为担忧不无道理，可为了合理优化人员配置、节约人力成本，图书馆部分业务外包早已势在必行；而图书馆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和思路以及其他人为因素造成了非专业馆员的存在，图书馆应建立成熟完善的继续教育体系，通过正确的引导才是消除隐忧的良策。 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外包商套用的数据都是全国各图书馆专业人员智慧的结晶，业务外包只是资源共享的结果，无损于以图书分类法为核心的图书馆相关业务的重要职业内容。从机械劳动中解放的人才可以集中到读者服务的薄弱部门，向一线倾斜，从事务技术性向信息参考咨询、信息追踪和信息挖掘的专家型转变，进行深层次的信息服务和读者服务[5]。 非图情专业的图书馆员的增多，也没有淡化图书馆员的职业特性。他们的读者服务活动丰富了图书馆的职业特性，专业学科背景也为参考咨询工作提供了广度与深度，为阅读推广活动积累了多种可能，这都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续教育方面，以金陵图书馆为例，针对近年来图书馆青年工作人员的增加，该馆除了利用自身学术优势，还定期邀请图情领域＜叶郧嗄旯菰笨展内部培训，尤其对非专业馆员进行图书馆学理论知识普及，修满学时并测评合格的馆员才有资格参与职称评定。除此之外，通过各种形式调动馆员积极性，参与未来发展规划，激发馆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从图书馆多元化的角度为读者服务，根据现有岗位结合自身专业和特长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考核，奖惩结合，赏罚分明。学术研究方面，利用团队的力量，以老带新，以弱带强，给非专业馆员提供学术提升的机会与平台。 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曾说：“最精锐最有实力的馆员是那些带着广博知识或一门专业知识背景而进入图书馆行业的人。” 4结语 随着图书馆功能进一步扩大和延伸，它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和服务技能，已经远远不是“图书馆学”这个专业所能全部涵盖和提供的。要满足当下读者多元的文化、信息、娱乐的综合性需求，图书馆必然需要多种跨边际的学科加以支持，例如文中提到的传媒学、营销学、阅读学等这样的“非专业”进入“专业”，在将来更为普遍。所以图书馆职员最好是一专多通，基于对现代图书馆和未来图书馆的准确理解和判断的基础上，给自己确立理论和技能上的思考和定位，这样才能满足工作要求。 图书馆专业论文:论高职院校图书馆与特色专业建设 摘 要： 本文对高校图书馆的工作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特色专业建设服务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特色专业建设 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 进行特色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在新的形势下求生存及获得持续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特色专业是高职院校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办学特色的基础和核心，是人才培养的前提基础和保障条件。学校图书馆作为本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文献信息中心，它的中心工作必须与学校的发展同步，这是学校图书馆存在的根本。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对促进特色专业的教学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将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与进步。实践表明，学校图书馆积极主动地参与特色专业建设，既是促进其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又是办出特色、创建品牌形象的需要。图书馆如果积极参与特色专业建设，其自身的定位就得到保证。特色专业建设是学校发展的发动机，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就是特色专业建设与发展的推动器。 一、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重要性与特色专业建设 专业建设是高职教学内涵建设的核心，是提高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首先，专业建设是教学改革的切入点，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速度较快，教育部开展的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工作有利力地推动了高职的办学条件建设和教学内涵建设工程。其次，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每一所高职院校都有自己的特色专业及面向社会主要服务的行业和企业，与区域经济有着较多的联系，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再次，专业建设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 何谓特色？“特色”指的是既表现与众不同，又显示优于众者。特色专业是指高等学校在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过程中，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特色，培养的学生在素质和能力上明显优于其他专业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有较高的声誉。只有以特色专业彰显办学特色，以办学特色显现学校品牌，才能呈现出生机勃勃，走出一条具有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如何有效运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为特色专业建设服务 图书馆作为高职院校的文献信息保障中心，其特色资源和服务应与办学特色和发展水平协调统一。为特色专业提供专业化服务是高职院校图书馆拓展服务的必然，如何运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为特色专业建设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专业化信息资源是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基础，信息资源专业化建设是高职图书馆开展专业化服务的关键因素。（1）建立特色化的藏书体系。由于高校图书馆为教学、科研服务，读者对图书馆的需求相对集中，这种以需求为导向已成为图书馆的各自不同的藏书特色，在网络环境下电子文献、网络信息数量增加、类型丰富、资源共享已成为可能。高职院校应该依据本校的特色专业，利用自身的优势密切配合广大的科研人员，及时了解学科发展动态，构建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情报价值并形成一定规模特色的藏书体系。努力使自身的藏书体系既能为本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又能为实现资源共享提供资源保障。（2）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信息网络使图书馆的资源基础突破了传统的馆藏局限，在网上获取时效性强的信息对丰富馆藏信息资源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图书馆必须在馆藏数字化的基础上加强对网络信息资源的深层开发，充分了解网络资源的基本分布状况和获取路径，形成特色专业需要的信息资源并为之提供理论基础。（3）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图书馆进行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要针对现有的馆藏特色确定一定的建设项目，将馆藏文献有计划有重点地数字化，除了将文献信息组成联机目录数据库实现馆际互借、资源共享外，还应该加强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库建设，根据本校的教学科研需求，立足自身的馆藏文献特色，建设全文数据库或专题数据库，为读者提供一次性文献。 （二）信息资源专业化建设能提高专业读者使用信息的质量和效率。在高校图书馆的用户群中，绝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及活跃在教学和科研前线的教师，他们对信息的专业性和深度都有较高的要求，这就对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增值服务，决定着一个图书馆在信息时代继续生存的能力。高校图书馆必须依靠网络环境，提供完善的创新型的服务，才能为提高学校的创新能力和科研竞争能力做出贡献。网络信息资源对读者的信息素质提出新的要求，要从根本上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培养读者的自我信息服务能力。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教育应以网络信息检索技能为主要内容，特别是对虚拟用户认识和利用虚拟馆藏能力的培养，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教育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 三、当前高职图书馆存在的问题 （一）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浪费现象。学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主要是指馆员，是指具有专业技能的或者有较高工作能力的或者有较雄厚学科背景知识的馆员。特色专业资源建设要求图书馆提供专业人才保障，要求馆员必须是既懂信息技术又具广博的专业知识的新型图书馆员，必须具备利用各种检索系统检索和捕捉信息的能力，能指导用户有效地利用信息系统的资源，从而实现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综合保障。就目前情况看，学校图书馆在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着浪费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是闲置浪费：表面看每个职工都有岗位，都被安排了，但实际上有的职工的岗位不明确，信息资源深层次开发和研究的业务工作却没有组织人力积极开展。第二是配置浪费：在图书馆人事安排的过程中存在人为因素，不是因岗要人，而是因人设岗，岗位人员的搭配不合理等。第三是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得不到有效发挥而造成的浪费。在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中，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实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等政策，馆员的工作潜力、积极性等得不到正常有效发挥而造成的浪费。可见这种人力资源状况根本就不能保证为特色专业建设提供服务。 （二）组织机构不完善不合理。图书馆业务运作以其机构设置为基点，图书馆的组织机构是其业务运作的保障。图书馆传统的组织机构以“文献信息为中心”，按文献类型和加工利用时序及行政职能设立采访、编目、流通、阅览、参考咨询、现代技术（或称为系统部）和综合办公室等部门，这是一种职能部门化的物流管理结构，这种机构设置模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了稳定性。但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随着图书馆现代化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也日显突出。比如，数字资源发展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有必要设立数字资源开发与服务的一个组织。学科服务是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提升读者服务档次和图书馆形象的重要方面，有必要设立专门组织或设专人实现这个功能。所以图书馆传统组织机构模式不可能为特色专业建设提供良好的业务运作环境。这就需要图书馆调整或增设一些信息服务部门并对其进行有效地管理。但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有不少图书馆在设立专业岗位时，还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模式，普遍存在因人设岗、因人录用的现象。因为岗位设置不合理、不完善，使员工产生不满情绪，失去工作热情，对工作产生许多不良的影响。 （三）文献信息资源缺少规模和保障。学校图书馆为特色专业建设服务的运行系统中，提供服务人才保障和良好的业务运作环境是基本的前提条件，而文献信息资源系统是专业建设的物质和保证。学校专业建设需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同时需要有全面支撑能力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系统。学科的发展定位决定了学科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规模和层次，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层次影响着学科文献信息的深度，相关学科及其发展定位与水平制约学科专业文献信息，尤其是交叉、边缘学科文献信息的丰富程度更是制约学科专业文献信息建设。其次，读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水平、文献信息资源的获取渠道、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水平等都是影响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因素。以专业建设为轴心，建立特色专业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系统是必要的。 四、结语 高职教育专业建设与高等学校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与高校图书馆的建设更是密不可分。作为学校三大支柱之一的学校图书馆是教学、科研及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学校要办出特色，关键是加强专业特别是特色专业建设。在特色专业建设中，图书馆要积极参与，对提升图书馆服务工作，提高学校知名度和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书馆专业论文:论新时期基层图书馆馆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及职业精神与专业水准 摘 要： 图书馆工作的主体，是信息资源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图书馆事业要全面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现代化的管理人才。要求图书馆馆员从图书保管员的角色转变为知识导航员和信息服务员，要求解决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因此，要胜任新时期图书馆工作，图书馆馆员不仅要具备专业的基础知识，还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更具有较强的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 关键词：图书馆 馆员 基本素质 专业水准 在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事业要全面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现代化图书管理人才。特别是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普及应用，传统图书馆正朝着自动化、信息网络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要求图书馆馆员从图书保管员的角色转变为知识导航员和信息服务员，解决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本文从事图书馆工作多年，对此感受极深，图书馆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其中人员 素质问题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一、图书馆馆员具备的基本素质 1.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 1.1是应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扎实的理论知识，较高的理论研究能力和服务水平。图书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图书馆馆员向读者进行思想、道德、纪律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宣传教育，帮助读者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首先应该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明确的政治方向、清醒的政治头脑、扎实的理论知识等，应坚决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做到对社会主义抱有坚定必胜的决心，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1.2是应热爱图书馆事业，工作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图书馆内的资料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记录，是知识的宝库。没有图书馆里的各种资料辅助，没有馆员对图书的收集、整理、保存、传递，就没有大批科学家的出现，就不会有大量的科学技术成果流传于世。 1.3是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周到的服务态度、团结合作的集体的意识。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是图书馆的根本宗旨，也是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的核心，图书馆员应热爱本职工作，对读者热情周到。图书馆的工作从采购、分类编目、登陆上架到阅览、借还等等是一项系统工程，图书工作人员应由集体意识，团结合作、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各尽其职，做好所在部门的工作，这样才能搞好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2.业务水准 2.1为较高的文化素质。图书馆收藏着众多古今中外图书报刊，并各有不同的文字、载体、版本和内容，浩如烟海，如果没有广博的文化素质，馆员工作起来一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图书馆社会文献的整序工作是具有独特的科学性，购置、收集的图书文献杂乱无章，处于无序状态，经过馆员的整序工作，图书文献可变成井然有序、联系紧密的文献整体系统。为此，馆员应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必须向“博学家”的方向发展，博览群书，有了渊博的知识才能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 2.2为熟练的业务技能。应精通本职业务，熟练的掌握图书情报学的理论方法和技能，用科学方法把搜集到的文献分类、编目、整理的有条不紊，然后提供给读者。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图书资料越来越杂乱，管理手段和管理设备也在不断的更新，计算机管理已进入图书馆工作，需要馆员熟练的使用计算机对图书资料进行管理和应用。 2.3为掌握新知识新方法。馆员应不断学习新知识，跟上时展的步伐，在现有的业务素质基础上，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新知识，探索新方法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不断创新，努力增强本职工作的基本技能，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数据库、文献信息服务类产品，为读者提供信息资源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做到优质服务，在开发人类智力资源的工作中发挥作用。 3.现代科技素质 3.1是应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悉馆藏资源。图书馆馆员应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既能开发网络信息资源，又能对图书馆文献进行整序的能力。对于在流通、阅览部门工作的官员来说，应懂得图书分类法，掌握文献借阅服务的工作内容、工作规律，了解馆藏、熟悉馆藏。作为称之“活动图”的书库资料室工作人员来说，应更好地做好“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工作。 3.2 是应有独立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随着文献信息业的发展，文献信息技术发展很快，图书馆馆员应尽快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全面掌握计算机操作、维护及软件研制、开发等方面的知识，使计算机成为文献信息管理中的重要工具。 3.3 是应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及较强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读者进入图书馆的目的是获取得知识，求助于帮助的，但不同的读者其需求不同，作为图书资料工作者应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机智的反应能力，应该主动热情地根据读者的不同心理和需求积极地为读者服务，这样才能使读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二、提高基层图书馆员素质的途径 1.加强教育，提高思想素质 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经常性的组织馆员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反方针政策，提高图书馆员的政治理论素养。要强化职业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高尚的道德品质是开展图书馆工作的前提，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搞好图书馆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职能，提高读者的思想品质。 2.参加培训学习，做好继续教育工作 目前，基层图书馆员大多数是从其他岗位改行来的，缺少图书馆业务基本知识和技能，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应做好继续教育工作，对馆员应根据不同业务素质进行不同的岗位培训，使馆员的知识不断拓宽和更新。 2.1 全员普及培训。对全体馆员的培训学习，应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一是走出去。让全体馆员走出馆门，轮流参加省图书馆每年举办的业务培训班，系统进行的图书管理理论知识的学习，提高综合素质。二是请进来。邀请有关专家和学者来基层图书馆，对图书管理人员进行图书管理知识和现代设备管理的讲座，在培训中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要学习计算机管理和网络管理的技能，尽快地适应图书馆现代设备的管理工作。 2.2岗位专项培训。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根据各项工作轻重缓急及每个人的知识层次，岗位要求来确定培养目标进行岗位培训，使馆员有针对性地补充、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综上所述，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较强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以及现代科技素质，才能胜利和适应新时期图书馆工作。馆员素质提高了，图书馆的能动作用才能发挥的更好，也才能在图书管理工作中争创一流成绩，推进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图书馆专业论文: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浅议 摘 要: 本文作者对军队院校图书馆专业人才的要求、图书馆目前专业人才的现状和管理作了客观分析,就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军校图书馆 人才培养 管理 随着全军军事训练网的建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军校图书馆正在经历着一场由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转变的历史性根本变革。院校图书馆是院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院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地,是实施现代化教学的重要支柱,那么,图书馆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呢?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取决于图书馆专业人才。笔者就专业人才培养和管理问题谈点认识,与同行商榷。 1.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的要求 21世纪的军队院校图书馆将是一个电子信息资源网络化和藏书体系逐步电子化、数字化、集多种文献于一体化的信息资源系统,成为利用最新技术手段获取信息和机读载体信息源的独特的信息服务中心,这给图书馆的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常言道,“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正常情况下,每年要有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转业到地方,又有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补充到图书馆队伍中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军校图书馆现役干部受编制名额的限制,一大批专业技术干部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先后补充相当数量的非现役文职人员,这就是军校图书馆与地方院校图书馆的不同之处。所以,军校馆专业人才队伍在梯次衔接、专业配置、结构合理上,要有长远规划。这支队伍在层次结构、学科结构、职能结构和年龄结构等方面的比例要有比较合理的搭配,即既要有从事现代管理方面的人才,又要有用现代技术从事信息收集、加工、整理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年富力强的管理人才,又要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专业人才。只有这样,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队伍才能适应新世纪信息时代的需要,才不至于如遇有干部转业,造成人才梯次断档的现象。笔者认为,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 1.1甘当无名英雄的思想素质 军校图书馆专业人员首先应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热爱图书馆事业,有积极进取、乐于奉献、治学严谨、谦虚谨慎、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思想。 1.2全面厚实的知识智能 图书馆工作人员不是以他们的工具迎来读者,而是以他们的渊博知识迎来读者。那么在新世纪信息时代,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知识包括军事信息结构,则提出更高、更全面的要求。面对广大读者需要提供的知识领域,图书馆专业人员必须具备广博的学科知识,能为读者提供所需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能解答各类读者各门学科领域性的知识咨询,提供文献综述、信息分析等层次较高的信息服务,指导读者充分利用馆藏资源。 1.3开拓创新的工作能力 图书馆专业人员各方面的知识都是通过工作能力来体现的。只有通过能力,才能服务于具体业务工作,因此,图书馆专业人员应具备以下能力。 1.3.1信息搜集、加工、处理的能力。根据读者的需要,把握最新动态,勤动脑、勤思索、善于研究、分析新问题。在文献信息资源开发服务工作中,通过综合分析的专门研究来挖掘信息资源的各种价值,并对信息进行筛选、整理加工,向读者经常不断地提供专题目录、信息研究报告、课题与方案论证等二、三次文献信息服务。 1.3.2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信息的表达是靠语言文字来体现的。图书馆有很多语言文字方面的信息,语言文字表达尤为重要。专业人员要将搜集、筛选、深加工后的信息准确地向用户传递,则必须要求文字表达精练、流畅。 1.3.3组织、协调能力。新世纪信息服务对图书馆人员来说更高、更深化,图书馆业务工作也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专业人员能够根据当前图书馆面临的新形势,紧密结合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的新情况,把任务落实到人头,形成组织严密、分工协作的集体行为。 1.3.4信息管理能力。信息管理主要包括管理信息的处理过程和管理整个系统和数据库资源两个方面,强调的是要充分运用技术的手段来实现信息有效管理。在信息资源管理中又对涉及信息活动的各个要素(信息人员、技术、机器、机构等)进行合理组织与控制。因此,这也是一种集成化的管理手段。技术人员必须具备这种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 2.目前军队院校图书馆专业人才队伍现状 目前军队院校图书馆专业人才队伍,从总体上看政治素质是好的,也有一定的业务水平。特别是近几年来,总参军训部通过不同的形式举行图书馆专业和计算机网络培训班,他们的现代技术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图书馆专业人员为我军院校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从新世纪信息时代的要求看,图书馆专业人员队伍与时代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队伍的总体能力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2.1队伍结构层次失调 从军校图书馆调查情况看,高学历、高职称的图书馆专业人员比例偏低,大部分为中、初级职称。有一部分同志水平达到了高级职称的水平,但由于名额受限,很难被评为高级职称,队伍结构不够合理。21世纪,军校图书馆随着院校教学深化和部队训练的不断改革,图书馆应有30%以上的高级职称专业人才作为业务工作的带头人,60%的大批中级职称专业人员作为业务骨干,一小部分初级职称作为辅助人员,形成较合理的专业队伍结构,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 2.2现代专业人才缺乏 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将图书馆馆藏的文献载体发生变化,而且影响着图书馆传统业务工作程序和技术的变革,图书馆大部分人员中仍然习惯于传统的管理和陈旧的服务方式,而对现代管理知识、电子计算机和光盘技术、网络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应用方面了解不多,多数人成了新技术的文盲。为此,工作需求与人才供需矛盾还比较严重。所以,应尽快在图书馆管理专业人员中,更深层次地普及计算机等现代新技术知识的学习和培训。除此之外,计算机专业和图书馆专业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员偏少,经调查得知,有很多馆近三年内招聘非现役文职人员5―15名不等,其中计算机和图书馆专业的也只有一至两名,30%的馆招聘的文员中100%是非图书馆专业,所以,现有的计算机专业和图书馆学专业的同志就成了“宝中之宝”,他们工作离不了,进修深造走不了,久而久之必然造成知识老化,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3.培养新世纪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对策 近几年来,虽然总参军训部通过不同形式,分批分期培训过专业技术骨干和馆长,但参加人员还是只占少数,面对目前的形势和图书馆人员素质,还是有一定差距。图书馆专业人员只靠现有的知识来完成新世纪赋予的任务是远远不够的。在目前,大批淘汰低素质人员或大批引进高新技术人员都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要高度重视,并尽快地加强图书馆中、青年在职专业人员的培养教育。 3.1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教育内容 3.1.1科学管理知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仅要靠先进的技术,而且必须依靠科学管理。科学管理出效益、出人才、出成果,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军校图书馆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大多数都没学过管理,加之平时重技术轻管理,因此图书馆专业人员必须加强对现代化管理科学理论和管理技术知识的学习,尤其要加强管理者――军校图书馆馆长和各业务部门主任(组长)科学管理知识的培训。 3.1.2专业理论知识。军校图书馆专业人员中,占很大的比例来源于不同的行业,对图书馆专业理论知识缺乏系统的学习,往往是在干中学、学中干,在工作中逐步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理论。实践证明,他们理论基础根底较薄,所以,对军校图书馆专业人员专业理论知识补充和更新,使其及时了解和跟踪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最新发展,吸收和掌握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领域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尤为重要,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3.1.3情报处理技术。军校图书馆专业人员必须掌握先进情报处理技术和方法,通常包括情报信息加工、情报信息服务、用户的研究和了解,以及计算机在情报处理方面的应用,计算机数据库及其使用,网络技术、远程通信技术等。 3.2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途径 军校图书馆专业人员的年龄、学历、职称、知识结构千差万别,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专业人员的教育方式也多种多样,因此,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3.2.1学历、学位教育。军校图书馆每年将需要接受学历、学位正规教育的干部名单、专业、院校等情况及时上报学院干部部门,争取到指标后,将其分期分批安排到地方高校培养接受教育。考虑到军队院校图书馆人员编制较少和文献资源服务保障等因素,每年到高校学习的数量以一至两人为宜。 3.2.2在岗培训。军队院校图书馆应根据工作情况需要,集中时间、集中人员、集中内容,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这样时间短而见效快。 3.2.3参加军队和地方学术机构举办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图书馆领导要与军队院校协作中心图书情报协作联系会和军队院校所在地的省市图书馆学会保持联系,了解和掌握办班信息,及时选送馆内有关人员参加培训班。 3.2.4参加学术交流会。学术交流会是专业人员交流学术思想、科研成果的好场所,也是图书馆专业人员获取最新信息的好机会,只要条件允许,图书馆专业人员就应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学习借鉴别人之长,补己之短。 图书馆专业论文:简述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 摘 要: 古籍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是高校专业图书馆,尤其是历史学专业图书馆的重要馆藏文献,对其进行多方位的保护,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为此,本文着重对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方向和重点展开了论述。 关键词: 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 古籍保护工作 开发 利用 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是高校内由掌握专业历史知识的专门人才系统地、有针对性地采集、整理、加工、收藏专业文献,为教学和科研单位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专业发展提供文献利用及信息咨询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文献效益的机构。它收藏历史学科(主题、领域)文献信息的图书,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是学校图书情报信息系统的终端部分,与学校图书馆在馆藏建设、信息收集及服务对象等方面既有共同之处,又各自有所侧重。 为了适应教学科研的需求,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加大了对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以提高专业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水平。而古籍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高校专业图书馆尤其是历史学专业图书馆的重要馆藏文献,旨在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完备与多样性的图书资料、多途径和多方位的信息服务,是研究、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成果的宝贵财富。随着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高校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看重古籍的学术参考价值。客观形势要求历史学专业图书馆必须做好古籍图书保护工作,使馆藏古籍尽可能以其完备的形态呈现于读者面前。 古籍一般是指1911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实际工作中也把民国时期影印排印的线装书籍如《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等列为古籍。古籍材料从甲骨、石头、竹木、绵帛到后来的纸张,其装订形式也从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而至后来普遍流行的线装。古籍是我国历史文化的记录者和见证者,某些善本还具有文物价值。作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在现代图书馆藏书中占有特殊地位。但由于长期以来的主客观原因,大多数馆藏古籍文献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利用。 古籍的主要成分是植物纤维素,在阳光照射或高温潮湿的情况下,纤维素易发生氧化反应和水解反应,这样古籍就容易发黄、发脆、易碎。另外,霉菌、蠹虫、水火灾害等也是影响古籍保护的因素。 长期以来,各高校专业图书馆都着力健全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但对古籍的管理却处于空白阶段。而且由于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受一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对古籍的保护需要权衡利弊,并采用切实可行的“性价比”较高的方法。 一、采取严密的防火安全措施 安全防火对图书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必须采取一系列严密的防护措施,具体如下:修建和维修书库时,首先要考虑到电路的合理安装和利用,以及负荷量的成倍增加。存放古籍的书架,宜用不燃材料制做,若使用木质书柜,应对其进行防火处理,珍贵的古籍善本库,最好能用防火墙隔绝开;图书馆内除安装防火报警系统,书库内还必须备有简易手提式灭火工具,以便随时使用。 二、加强防光措施 如不能把书库建成无窗书库或地下书库,则应当减少窗户的数量和窗口的面积,以减少进入库内的光通量。书库东西向墙不宜开窗,南北向的窗户应小而少,古籍阅览室应防阳光直射。此外,还应设法阻止光线尤其是紫外线直接射入书库。可采取在书库窗户上加设窗帘、不透光遮帘、百页窗等,在书库窗户上设置永久性外遮阳设施(如遮阳板、搭凉棚等),用毛玻璃、花玻璃等安装窗户,减少光的透过量,使用彩色玻璃或在玻璃上涂布紫外线吸收剂等措施。 三、严格温湿控制 适宜古籍保存的温度为16℃至22℃,相对湿度45%至60%。古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温度湿度控制只能采取很简单的方法,如开窗通风、定期晒书、藏书不放底层、用石灰石撒地、建立厚墙体保持恒温恒湿。现代高校专业图书馆除建立符合密闭、隔热、防潮要求的库房外,还需投入一定经费,购置空调设备、除湿机等控制温湿设备,力求创造恒温恒湿的室内环境。不过由于古代通风和晒书的办法,对于维持空气流通,去除潮气都很重要,而且经济简便,也特别适合高校专业图书馆日常采用。 四、做好古籍防虫工作 现今较通行的杀虫方法包括物理杀虫法、微波杀虫法、化学熏蒸法等。而其中微波杀虫法最环保,符合绿色理念。γ射线辐照杀虫法是利用放射性元素钴60产生的γ射线来照射介质杀菌。波长极短的γ射线能穿透固体物品,通过破坏细胞壁来杀死微生物,达到古籍除虫除菌的目的。这是一种“冷处理”,即处理过程中古籍并无明显升温现象。γ射线辐照消毒具有灭菌彻底、无污染、操作简单迅速、可以连续作业等优点,是值得在高校专业图书馆推广的一种古籍保护方法。 五、植入科技理念,加强现代化技术在古籍保护中的应用 用电子扫描等方法生产出电子版古籍文献,可以防止原始文献的被毁。所谓电子扫描就是用扫描仪将文献扫描进计算机从而进行数字处理的一种现代技术,对古籍文献的保护很有现实意义。扫描后,古籍原件的数字图像可在计算机内进行多种修复处理,弥补古籍原件的缺陷。譬如,古籍原件的字迹模糊、褪色,可以通过改变数字图像的亮度,调整画面反差,增强图像效果,从而加深那些淡化的字迹,最终使之恢复原貌。扫描后的古籍图像还要进行存储,并刻制光盘。有了光盘版,读者不会舍易求难,再去翻检那些古籍。因此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应加强这些现代化技术在古籍保护中的应用和推广。 此外,作为高校专业图书馆的管理者,也应在保护古籍的行动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高自身业务素质,进行科学管理。管理人员要定期检查书籍的虫蛀破损情况并维护好室内环境卫生,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日晒,室内最好配置吸尘器,对古籍定期除尘、消毒。与此同时,从在校学生抓起,通过举办讲座和实物展示等活动,让广大师生明白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和正确保护古籍的方法,使之成为古籍保护的宣传员和实践者,为古籍保护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同样不能忽视提高管理人员业务素质,适当投入一定的资金,培养和稳定一支古籍修复队伍,强化他们的敬业精神,用专业化的理念、知识和技能来补救、完善这项工作。 古籍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馆藏古籍进行多方位保护,无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因为,只有在保护古籍的基础上,才能谈及对古籍进行最大程度的开发与利用。 图书馆专业论文:论新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对专业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 摘 要: 文章讨论了什么是信息素质与信息素质教育,阐述了信息素质教育的几个层次及其区别,并重点探讨了对专业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指出实施信息素质教育的主体是高校图书馆。 关键词: 信息素质 信息素质教育 专业研究生 网络环境 高校图书馆 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必须不断更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被社会淘汰。知识的更新必须以信息为基础,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才能实现知识的更新。信息的获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网络环境下庞大的信息量会造成信息过剩,人们在信息的海洋中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获得所需信息。要获取有价值的信息,除了信息获取动机的强度、信息意识、信息环境等因素之外,还包括具备一定的信息能力,即在对所需信息及问题所在的了解与确定的基础上,掌握信息检索技术,培养从各种信息源中检索信息、分析评价及筛选组织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等。简单地说,要更新知识,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素质。信息素质是信息社会劳动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实现终身学习和更新优化或重构知识结构的基础,是进行创新的基本要求。 一、信息素质与信息素质教育 什么是信息素质?信息素质的定义有很多,如:信息素质被定义为从各种信息源中检索、评价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是信息社会劳动者必须掌握的终身技能。[1]有从将信息素质定义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定义是通过列举具有信息素质的人有哪些特点或能力来对信息素质进行描述;第二类定义是通过信息素质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来描述信息素质;第三类定义是利用现象学研究方法来分析信息素质的内涵。[2]美国图书馆协会在1989年提出定义:具有信息素质的人能够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能够有效地获取、评价和利用所需要的信息。[3] 虽然信息素质的定义很多,但是基本都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信息意识与信息观念。信息意识即能够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和作用,对基本信息源有所认知,能够明确自身的问题所在及信息需求,并且能够意识到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信息观念是指对信息及信息价值的认识、对信息持有的态度。(2)信息能力,包括能够掌握一定的信息检索技术,制定相应信息检索策略,从相关信息源中检索获得所需信息,并且能够对检索出的信息进行评价、组织、使用、更新现有知识结构,乃至有所创新。(3)信息道德,简要地说,是指人们在信息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如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个人隐私、抵制不良信息等。[4] 从什么是信息素质及其内涵中可以说明什么是信息素质教育。简单地说,信息素质教育就是通过教学使学生具备信息素质以适应知识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信息素质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高校图书馆。 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型社会,要想在这样的社会立足,首先要不断掌握新知识以更新知识结构,其次要具备创新精神,最后,无论是调整知识结构,还是能够做到勇于创新,都离不开终身学习,只有做到终身学习,才能够不断获得新知识,实现知识结构的调整,有了经常更新的知识结构做基础,创新之泉才会源源不断涌来,不会枯竭。 更新调整知识结构、创新与终身学习都要求具备信息素质:信息意识与信息观念能够明确对知识与信息的认识与需求,在浩如烟海的知识和信息中迅速明确所需知识信息的性质;信息能力能够帮助更好地获得、掌握所需知识信息,是调整知识结构、创新、终身学习的基础保障;信息道德保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正确利用信息,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调整知识结构、创新与终身学习。 因此,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培养信息素质是十分必要的。 二、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的层次及其区别 信息素质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持久性的教育,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包含了七个维度,每个维度又有若干指标,由此可以看出信息素质教育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性质。 信息素质教育的对象不同,教育对象具备的信息素质不同,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也不同,信息素质因此呈现出多层次的局面。 在高校中,信息素质教育对象包括学生、教师、图书馆员,不同对象信息素质教育内容与侧重点各不相同。对学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辅助学习,比如专门进行图书馆资源的利用技巧,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的讲授,等等;对教师进行信息素质教育的目的是辅助教学与研究,比如开办有关科技信息检索的讲座;对图书馆员进行的是专业的信息素质教育,帮助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如信息环境、资源环境、用户需求的变化),以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高校学生又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对这两个群体的信息素质教育也有区别,对本科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又可分为对大一、大二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与对大三、大四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 本科生主要是学习某一专业的基本知识,在完成本科阶段学习之后可以具备从事该专业相关工作的职业素养。对本科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主要注重其信息意识、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以及与进一步深造或是走向社会的准备与衔接。大一、大二学生主要是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大三、大四学生重点学习专业核心知识。根据专业学习侧重点不同,信息素质教育内容也不同。对大一、大二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其信息意识、信息观念,授予信息的基本知识,使其能够了解认识基本信息源,掌握信息素质的基本内容;对大三、大四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是培养其信息获取能力(主要指信息检索能力及初步的信息组织与评价能力)和信息道德的教育。通过信息素质教育,学生在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之后,能具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研究生主要是对其专业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生经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已经接受过上节所述的信息素质教育,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根据研究生的需求特点与信息素养基础,对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与本科生的信息素质教育应有区别:(1)纵向上,对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更深入,层次与要求更高,包括掌握一定的专业检索技能与检索策略,能够对检索结果进行组织、评价并利用结果调整或重构知识结构或知识体系;(2)横向上,对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更倾向于为专业服务,通过信息素质教育具备的信息素养,能够实现独立或团体合作解决某一专门研究问题或完成某一课题、项目。 可以说,对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是对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中最高层次的教育,下面就此进行探讨。 三、对专业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的探讨 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对某一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信息素质是开展学术研究必备的基础能力。具备了相当的信息素质,研究生在该阶段的学习和科研中,能够具有强烈的信息意识和明确的信息需求,灵活运用掌握的信息技术与信息检索技巧查找信息源获取所需信息,根据信息需求与专业知识评价、判断、筛选、组织、管理检索到的信息,将最终确定的信息融入自身的知识体系中,重构新的知识体系,并且能够有效地利用信息来完成该学习阶段要求的任务或研究项目。可以说,专业研究生要求具备更加全面和专业的信息素质,以更好地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科研任务。因此,对专业研究生进行全面、深入、专业的信息素质教育是十分必要与重要的。 1.对专业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新环境的探讨 这里所论述的新环境有两个意思:一是教学方式上除了传统的课堂中采取面对面授课方式对学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外,还可以采取网络教学方式。二是信息环境不仅包括传统的信息,而且包括丰富的网络信息,进行信息素质教育除了传统信息源之外也不能忽视丰富的网络信息源,网络信息源所占据的分量越来越重。 因此,对专业研究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要从专业研究生自身的特点与需求出发,采取传统授课与网络授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要包括传统信息与网络信息,更加侧重于网络信息。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与计算机、网络密不可分,网络已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尤其是现在的学生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已十分频繁和熟练,根据这些特点对学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注重网络环境下的信息素质教育,将事半功倍。 2.新环境下对专业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的探讨 传统授课与网络授课都有符合其自身特点的教学方式与教学方法,下面就两者分别论述。当然,无论是传统授课还是网络授课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信息素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一,也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1)对传统授课的探讨 根据专业研究生学习、研究的特点,采用传统授课方式进行信息素质教育,可以将开展专门的信息素质教育课程这一方式与将信息素质教育融入进专业课教育这一方式结合起来。采取结合教育的方式,既可以帮助学生掌握信息知识、信息技能,解决专业学习、研究中遇见的问题,又可以通过与专业课教育的融合进一步巩固信息素质教育的学习内容,具备将信息理论运用于专业实践的能力,提高信息素养。 专门的信息素质教育课程一般是在固定的场所,由高校图书馆员进行授课,由浅入深,授课内容主要包括大型数据库知识及其在专业方面的资源与利用的知识、检索工具及检索知识、专业数据库及电子资源知识等方面的内容。 将信息素质教育课与专业课教育相结合,由实施信息素质教育的图书馆员与专业课教师在进行商讨、交流、沟通后,选定一个与专业课教育相关的议题,明确专业目标,由图书馆员制定具体教学步骤,最终帮助学生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提高信息素质。具体来说,专业课教师与图书馆员沟通之后,专业课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就某一知识点向学生布置一个研究课题,由学生自行完成,在完成这项课题的过程中,图书馆员不断引导学生,明确需要哪些信息,获得这些信息的信息源有哪些,如何去寻找、选择、使用这些信息源,对获得的信息如何进行评价、鉴别、筛选、组织、管理、使用,并最终将有效信息融入到现有知识结构中,调整、优化知识结构,完成作业。最后,由专业课教师对最终结果进行评讲,深入讲解该知识点,学生重新修改研究课题作业并提交给专业课教师评分。通过学生自我解决问题,再由专业课教师有针对性地评讲,对知识点作进一步讲释,学生不仅印象深刻,而且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该知识点,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同时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这一教学过程中,信息素质教育涉及到检索知识与技术、信息组织知识、信息道德规范等方面。这样的教学方式一方面能培养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另一方面能提高了学生的信息素质,为学生在以后的工作研究中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更加明确了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深入强化信息意识和信息观念。 (2)对网络授课的探讨 网络授课主要是在图书馆主页上设置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开通信息素质教育课程,保证学习地点和时间的自由性。 网络授课,可以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设置不同的权限,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实施不同层次的教育,也可以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水平设置不同起点的学习培训课程,控制学习效果和进度。例如,先对学习者进行在线测试,依据测试结果,进入不同层次水平的学习,学习结束后,对学习者进行测试,以确定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这样做,可以避免重复学习,也可以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网络授课有专门的在线平台,可以保证教学的全面、丰富、个性化、多样化、针对性、灵活性。网络授课由于不受时间、课时的影响,具备传统授课所没有的优势,学习自由度和选择性较大,灵活性强。所包含的授课内容可以由多个图书馆员从各个方面来设计,保证授课内容的全面、丰富,如图书馆馆藏资源在线使用课程、网络资源使用指导、数据库资源学习指导、检索技术等,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也可以根据其它要求进行学习。网络授课在线平台可以实现在线咨询,通过实时咨询、E-mail、网络留言等方式对学习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由于可以一对一地解答问题,对学习者的指导更加具有针对性,通过对学习者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学习者产生困惑、疑难的原因,并对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在网络环境下授课,同样可以在网络上布置相关的作业,在网络上进行学习指导,将传统授课的内容在网络环境下实现,图书馆员与专业课教师都可以在网络上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体现网络教学的个性化,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网络信息素质教育还可以实现联合共建,类似于资源共享,由多个高校图书馆联合进行。各馆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设置专业的或通用的信息素质教育课程,课程通过网络设置权限,允许其他高校学习者培训,也允许本馆用户通过网络学习其它高校的信息素质课程。这样,可以发挥各个学校的专业特长,丰富信息素质教育课程的内容并保证其专业性,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到更多需要和感兴趣的知识,还可以互相进行专业交流、借鉴。联合共建网络信息素质教育课程不是简单地实现课程的共享,通过网络,各图书馆的信息素质课程其实是联合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综合性的信息素质教育课程,建立一个管理中心统筹协调课程的设置和建设,使得这个综合性的信息素质教育课程具备系统性、组织性,同时也避免了课程的重复建设。网络信息素质教育的联合共建除了上述的综合性之外,还可以是专业之间的联合共建,各馆分别设置与专业相关的信息素质课程,以满足专业研究人员更深层次的需求。无论是综合性的联合建设还是专业之间的联合建设,都保证了专业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资源的充足,为专业研究生提高信息素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素质是信息社会人们所必备的技能,开展信息素质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对于专业研究生来说,信息素质是学习与研究的基本保证。在新环境下,信息素质教育通过传统授课与网络授课两种方式的结合,实现教学手段的灵活性,教学内容的丰富、全面,教学富有个性化和针对性的特点,教学效果显著。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信息素质教育也将不断发展,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手段和方式、教学平台,都将不断改进和发展,以满足人们不断产生的新需求,同时,实施信息素质教育的图书馆员也要不断学习、进修、研究,从实践中总结提炼,促进信息素质教育更好地发展。 图书馆专业论文:试论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对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影响 摘 要： 本文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例，浅谈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对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影响，介绍了美院的发展阶段，分析了美术学科体系对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专业美术学科体系 图书馆 美术院校发展 影响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自1928年创建以来，一直是中国美术学院教育、教学、科研、创作的重要辅助机构，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美术院校中最好的专业图书馆之一。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发展的成功，固然可能可以归功很多方面，但是本文认为紧紧围绕专业美术学科体系来发展图书馆是成功的关键。所以，本文通过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发展历程，来揭示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对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影响，为其他专业性高校发展专业特色的图书馆提供些许新思路。 一 在中国美术学院80多年的辉煌岁月里，随着一代一代老艺术家对美术专业的执着研究，中国美术学院的专业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紧跟专业学科需要，历经风雨，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创阶段（1928年―1937年）。中国美术学院创立，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也相应建立，早年称图书课，最初的科主任为刘开渠先生。首任院长林风眠等有识之士仿效西方美术学院办学方式，组建相关系科和班级，“以美育代宗教”，发展为班级、专业化授课制，以便于更多学生接受美术教育。同时坚持以“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学术目标，设置了中国画、西画、雕塑、图案等专业，主要采取了调和中西绘画教育的方法，课程设置除本专业教学内容外，还涵括了相关其他专业的技法课程，并增设了中外美术史论、美学等一系列艺术理论课程。图书馆内的藏书不仅有中国传统书画，而且包括了一批留学欧美或日本的美术家带回的书籍。整个图书馆规模不大，但是专业性很强。 第二阶段，苏化阶段（20世纪中叶―改革开放前）。这个时期中国美术学院的美术教育也是围绕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术主流，全盘学习前苏联，引进前苏联系统性与科学性的美术教育方法体系，特别是全面推广契斯恰柯夫素描教学法。专业学科体系更加细化、科学化、有序化。图书资料相对单一，基本与西方前沿的美术信息绝缘。名师的画室教学制度更是回归到了中国传统的师徒授受教学，进一步压制了图书馆的发展。 第三阶段，多元发展阶段（1978年―20世纪末）。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西方美术突破了以前的现实主义主流走向，把艺术个性与风格多元化作为追求目标，给我国封闭多年的美术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中国美术学院也顺应潮流发展，提出了艺术教育的多元发展，并在1997年明确归纳为“两端深入”思想：中国传统艺术及其精神要精，西方现代艺术及其思想要通。以此，构筑了中国绘画新的学科发展，创设了书法系、史论系、新媒体系，扩展了工艺系。此时，图书馆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学院集中了全年经费的10%，购买了9万元的国外美术图书资料，并开设了一系列的展览，吸引了大量在校学生和国内的艺术青年。这不仅一举改变了学院专业图书匮乏的状况，而且使得学院的艺术教学蓦然置入了国际艺术视野之中，置入了中西文化互动激荡的格局之中，影响着一代学子。此后多年，学院一直将图书采购作为重点，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以两位数的速率不断递增，藏书类型也不断丰富，各种国外杂志、新书也不时地出现在书架上。 第四阶段，全新发展阶段（21世纪初至今）。新千年以来，中国美术学院树起了“多元互动、和而不同”的学术旗帜，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一人双环六学科”的学科构架：一人指的是以美术史论为心脏、以中国画和书法为头脑、以油画和版画为左膀右臂、以雕塑和新媒体为迈动的双腿、以综合艺术为联通四肢的躯干的工作室人形结构，将造型艺术创作的多元追求孕育而成共生互动的生命整体；双环六学科是指以这一人形结构为内环，以设计艺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建筑学、艺术学为外环的双环结构，强调高点学科和人文关怀对于六个学科的核心的引领作用。随着新学科体系的构架成为新千年中国美术学院未来的发展目标，图书馆也迎来了它新的发展机遇。截止目前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由南山校区总馆、象山校区分馆组成，总建筑面积约15221平方米，设有各类阅览学习场所，总阅览座位1320个。图书馆藏书以中外文美术专业图书为重点，囊括了美术学、设计学、电影学等多个学科门类的图书，并配备了丰富的数字化文献资源库。现有文献资源累积量达118万册，其中纸质图书58万册，电子图书65万册。外文原版期刊及报纸近400种、中文期刊及报纸900多种。馆藏纸质文献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中外名作精品复制品和22600余册古籍善本书，以及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捐赠的私人藏书5000余册。 二 通过分析中国美术学院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和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互动关系，我们认为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对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界定、删选的作用。美术院校图书馆与社会公共图书馆和综合性大学的图书馆的功能是有很大区别的。社会公共图书馆的功能主要是保存和提供图书资料，满足普通读者的休闲娱乐，提升公民基本文化素质；综合性大学的图书馆为教学科研服务，满足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师生的需要；美术院校图书馆除了上述的功能外，还承担了艺术品的保存、修缮。所以，要实现美术院校图书馆的专业功能，不是任何图书资料都可以成为馆藏图书。那么如何判断是否可以成为馆藏图书呢？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就是最好的标准，它起到了界定、删选的作用，凡是符合这个学科体系的就可以进入，不符合这个学科体系就一定要拒之门外。当然学科体系也是不断变化的，如近些年来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美术与材料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交融，所以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地按照学科专业体系的变化调整馆藏书目。 2.指导作用。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对图书馆馆藏图书和资料的上架、分类也具有指导作用。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决定了（1）学科发展的侧重、从属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2）招生的数量、生源的知识水平和结构；（3）教师的专业层次和知识结构。所以，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具有指示指导图书馆的发展，如要增加什么书、增加多少量的书、流通速率等。 3.促进图书馆存储方式的变化。通常认为，当代的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已经不仅是传统的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等，而且出现了工业设计、平面设计、染织服装、建筑艺术、景观设计，还有动画、摄影、影视、音乐等专业或方向，迫使图书馆的存储方式从传统的纸质存储介质向数字化存储方式转变，图书馆也从收集整理单纯的书籍、画卷向获取电子数据、整合数据库信息等方面发展。中国美术学院正努力建设数字化图书馆，包括将馆藏图书电子化并购买了其他数据库资料，形成传统图书馆服务和数字化图书馆服务两不误。目前，馆藏电子资源除“书生”、“超星”等电子图书外，还包括“故宫在线”（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资料）、“世界美术资料库”、“皮影数字博物馆”、“美术学学科资源导航”、“EBSCO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网上报告厅”等多个数据库。 总之，虽然影响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因素很多，如人的因素、社会的重视程度、技术的革新等，但是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却是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根基，如果没有专业学科体系的支撑，美术院校图书馆就是无根之树，无特色可言，也将失去存在的价值。所以，专业美术院校要发展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图书馆，一定要立足于专业美术学科体系。由此推之，其他专业院校要发展具有自身特色图书馆自然也离不开专业的学科体系。 图书馆专业论文: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暨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综述 摘 要 论文记录了2016年7月17日至20日在甘肃省张掖市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暨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的概况，并对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今后的工作规划做了全面的介绍。 关键词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 全国民间读书年会 阅读推广 全民阅读 书香社会 2016年7月17日至20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张掖市图书馆承办的“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暨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甘肃省张掖市举行。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部分委员及国内图书馆界专家与同行，以及阅读推广导读刊物主编、民间读书刊物主编一百余人参与了此次盛会。 1 主旨报告话“阅读”，说“书香” 7月18日上午，会议于甘州区演艺中心正式开幕。张掖市甘州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洪清主持开幕式。张掖市副市长王向机在欢迎辞中，对“金张掖”的历史、地理、人文和书香建设情况做了简要介绍。著名作家、藏书家、苏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王稼句在嘉宾致辞中，回顾了历届民间读书年会的成就，并认为本次年会将对“书香张掖”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接着，南京大学教授徐雁代表中国阅读学会研究会，分别授予了甘州区“书香甘州”，以及甘州区金中学、马神庙小学“华夏书香校园”荣誉牌匾，并向张掖一中、张掖二中、金安苑学校等8所学校赠送了由中国阅读学会研究会参与编纂的《华夏书香校园论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开幕式结束后，徐雁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最是书香能致远――“全民阅读”行动与“书香社会建设”构建》的主旨报告。徐教授近年来大力倡导“四分阅读推广”理念（即分类、分众、分级、分地阅读推广），在业界影响广泛。报告围绕着“全民阅读”行动与“书香社会”建设两个主题娓娓道来。 首先，徐教授结合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的主题，对《张掖阅读》《今日阅读》《阅微》《书林驿》《开卷》等读写类报刊做了推介。例如创刊于2000年的南京民间读书刊物《开卷》由南京凤凰台饭店主办，是凤凰读书俱乐部的指导阅读刊物，作为民间读书类期刊，至今已出版一百多期。董宁文先生以业余时间编此小杂志，记载报道当今学人的行踪、研究动态，写作计划以及有关书稿的评析。在《开卷》一周年、《开卷》百期、《开卷》十周年、《开卷》十五周年的时候还分别举办了研讨会，并将其中的“开卷闲话”栏目结集出版了《开卷闲话》（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开卷闲话：续编》（岳麓书社2005年版）、《开卷闲话三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开卷闲话四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开卷闲话五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他指出，此类报刊对于全民阅读风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他从阅读文化学的专业角度，为大众普及了“分众阅读推广”“分类读物推广”“分级阅读推广”“分地阅读推广”等专业概念，吁请阅读推广人和图书馆馆员以及家长、教师面对不同对象、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受众，采取不同的推广方式。他结合书目推荐、亲子阅读、书香家庭、书香校园的话题，为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提出了三点转型升级的建议： （1）从以往侧重倡导“阅读情意”（重要性）的培育，转向夯实“阅读价值观”的人文基础（如阅读需要、阅读兴趣、阅读爱好等）； （2）从努力追求“全民阅读推广”领域成就的全面开花，向不断争取“分众阅读指导”（如公共图书馆的读者工作，不仅要重视对儿童而且要重视对老龄人的阅读指导；不仅要重视对“新市民”而且要重视对公务员的阅读指导等等）的实证成果方面努力； （3）要以“读者自主型阅读”为基础，努力开创“阅读推广人导航式阅读”（如“好书漂流”活动等）的新局面。 最后，徐教授从家藏的百余件形态生动的“书偶”中，选取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如诵读《圣经》的小天使等十余件藏品，一一讲述其收藏故事、背景典故，在旁征博引中，阐述了“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冰心语）的文化内涵。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主任、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钱军研究馆员对徐教授的报告作了总结点评，认为该报告主题深刻，内涵丰富，富有前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报告启发我国当前的全民阅读工作从外延式行动走向内涵式行动；从局部性行动走向全局性行动；从外化式行动走向内化式行动；从民间性行动到融入全社会力量的合力行动；从精英行动到大众行动。 2 读书年会精彩纷呈，畅所欲言 全国民间读书年会自2003年在江苏南京开办以来，先后在湖北十堰、北京、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西进贤、山东淄博、内蒙古鄂尔多斯、四川成都、浙江温州、广东东莞、上海、湖南株洲、天津等地举办了十三届，每届读书年会均有不同地区的读书刊物发起、组织系列的读书活动，国内著名学者、专家、作家和读书人多有出席。每一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都有自身特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影响深远，对建设书香社会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2003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自办读书报刊讨论会”是民间读书年会的前身，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余家自办读书刊物代表参加了会议，交流分享了创办民间读书类刊物的经验，探讨了民间读书刊物今后的发展[1]。第二届读书研讨会在湖北十堰举行，芜湖的倪建明先生专门为年会制作了藏书票。会议成果由《书友》工作室全程记录，并选粹编印了特刊《民间书声》。第三届年会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召开，姜德明先生、袁鹰先生、文洁若先生等名家云集，更有珍贵民国书刊展览，满足了广大读书人的心愿。第四届年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让书友们了解了塞北的浓郁读书氛围。 从第五届开始，“民间读书报刊研讨会”改名为“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第五届年会在江西进贤县举办，也是目前唯一一届在县级城市举办的年会。农耕笔庄鼎力支持，特为这届年会创刊《文笔》杂志，目前仍在印行。第六届年会在《日记报》的创办地――山东淄博举办，《日记报》是最早的专业民间报纸，现名《日记杂志》。第七届年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召开，会议期间举办的小型拍卖会主要拍卖旧书，包括民国的、解放后的，还有一些珍稀的报刊，让书友们有机会得到喜爱之书，成为该届年会的一大亮点和特色。第八届年会在四川成都的毓秀苑宾馆举办，和第一届在书香氛围浓厚的凤凰台饭店举办有相似之处。凤凰台饭店在每间客房摆放了《开卷》等读书报刊，而毓秀苑宾馆则组织了书刊展览，总台还放置了琳琅满目的作家签名本。《开卷》《点滴》《温州读书报》《清泉部落》获得了民刊民报优秀奖。崔文川先生特意为该届年会制作了藏书票两枚。第九届年会在浙江温州举办，承办方温州图书馆编印有《温州读书报》，并长期寄赠全国各地书友，开创了民间报刊界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办会的新模式，向全国书友展示了图书馆服务全民阅读的理念。第十届民间读书年会在广东东莞举办，承办方东莞图书馆还得到了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与社会阅读委员会的支持，民间读书活动与图书馆全民阅读工作进一步携手合作。第十一届年会由巴金故居《点滴》杂志在上海承办，这次盛会也是刊物《点滴》的作者座谈会，与会代表就民间读书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广泛探讨。第十二届年会在湖南株州市召开，由株洲新闻网和株洲市图书馆共同承办，会上探讨了民间读书刊物的生存状态，会外热议株洲“湘江边的旧书摊”，并有书签、藏书票展览，让全国书友大饱眼福。第十三届年会在天津举行，该届年会由天津市问津书院承办，书友们参加了藏书票艺术论坛，《开卷》杂志十五周年研讨会以及民刊发展的困境与突围主题讨论，参观了藏书票名家“书”主题设计展，还首次邀请国外书友意大利那不勒斯孔子学校校长安娜・玛丽亚、东方大学历史系教授朱里罗和设计师马戴奥・拉尼等人来到读书年会的现场，并与问津书院进行了中意图书交流，给读书年会带来了特别的气氛。 今年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甘肃张掖举行，不但有常规的书友新书首发，还举办了中国藏书票精品展、崔文川藏书票艺术展、张掖书展，交流分享了《金猴集》《厦门文艺》《张掖阅读》《易读》《书林驿》《阅微》等一批读书类书刊。五湖四海的读书人以书会友、饱览书情书色。7月18日下午，本届年会的新书会及分组会议在张掖图书馆举行。《我在书房等你》《问津书韵》《袁定邦诗文集》等在版新书首发。黄岳年、朱晓剑、王振良等就所编新书的缘起、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和推介，并向与会代表赠送了新书。 《我在书房等你》（古吴轩出版社2016年版）的执行主编朱晓剑在序言中说，该书“其实更像是一个文朋诗友聚会的场所，在这里分享阅读体验，交流新旧书资讯，都在还原一个爱书人的最日常的生活。”[2] 《问津书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是2015年春第十三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的记录文集，全书分为“渤海书声”“问津书事”等八辑，收录了与会代表记录该年会的种种文字。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代表性的人物。能代表张掖，也能代表张掖文化的诗人中，袁定邦是十分突出的一个[3]。于是，张掖人编纂了《袁定邦诗文集》（敦煌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以纪念这位教育家、书法家、佛学家和诗人。 接下来的开放论坛将场上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就读书报刊的发展，网络环境下“读书型城市建设”“非虚构文学”与“真人图书”，读书类著作的编写、出版与发行四个专题畅所欲言，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3 专委会工作会议承前启后，务实开拓 7月18日下午举行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成立会及首次工作会议。来自全国11个省（市、区）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会的十余名代表参加了成立会。本次会议的主题为“阅读推广常态化建设”，会议由专委会副主任、金陵图书馆李海燕主持。 作为专委会的分工指导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徐雁教授在致辞中，首先说明了新一届专委会的成立背景，然后表扬了上一届专委会的工作，高度评价了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的“馆员书评征文活动”及其获奖书评文集《书读义见》（李海燕主编，华龄出版社2015年版），同时还提出了新要求――既要继承上一届专委会的工作成果，也要探索前进，不断创新，建议在本届专委会的工作中，积极探索实践“阅读推广人文空间建设”及“校园阅读推广”“分地阅读推广”。 作为上一届专委会的主任，原南京市金陵图书馆馆长严峰，总结了前五年专委会的工作和体会，并和与会代表交流了对阅读推广外延与内涵的认识，提出要认清阅读推广的目的，以打造阅读共享空间、编辑内刊等形式固化阅读推广成果。 新任专委会主任钱军先生在主旨发言中提出了新一届专委会工作的新要求：一是要顺势而为，提高对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工作关系的认识；二是要承前启后，创新性地做好新一届专委会工作，并提出了新一届专委会的工作思路。他认为，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是图书馆内涵建设的重要部分，也是图书馆导读工作的延续和弘扬，馆员书评活动可以作为图书馆工作的抓手、提高馆员队伍业务素养的手段。当前的全民阅读工作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更加注重均衡化发展；二是更加注重阅读推广的个性化和针对性。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工作要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注重特色化、品牌化和实效性，避免阅读推广千孔一面的发展怪圈[4]。 钱军主任还就专委会的工作计划做了部署：一是专委会要发挥好平台作用，搭建委员单位交流平台、资源共享平台、学术交流平台；二是加强微信群建设；三是开展阅读共享空间建设条例的制定；四是发挥委员单位在各地的引领辐射作用；五是继续做好馆员书评活动；六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适时开辟阅读共享空间前瞻学坛建设，结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等院校校园阅读氛围危机干预研究》（项目主持人徐雁）、《泛在知识环境下校园经典阅读推广体系构建研究》（项目主持人钱军）进行实证研究；七是逐步推进专委会工作会议的常态化，将工作会议和各地阅读推广亮度展示相结合；八是做好中国图书馆年会分会场的工作，在阅读推广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与其他专委会合作。 接着，来自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与会委员，就阅读推广常态化建设、阅读推广导刊与书香校园建设、阅读共享空间建设等方面作了交流发言。 张掖市图书馆馆长黄岳年先生被聘任为本届专委会的副主任。他在发言中介绍了张掖市图书馆的历史及新馆阅读空间建设，以及编辑《张掖阅读》报的经验。李海燕副主任介绍了馆员书评工作以及金陵图书馆阅读推广品牌活动“朗读者”的工作经验。李军委员介绍了新疆克拉玛依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基本情况；卢礼阳委员介绍了温州图书馆建设情况，以及民间读书会联盟和微信推广经验，强调民间读书报刊的建设关键在于连续性；周冬英委员介绍了常熟阅读促进会的工作经验；李金瓯委员作为宁夏图书馆学会秘书长，与浙江图书馆学会秘书长吴荇委员共同表示，将积极利用省图书馆学会的平台，开展阅读推广工作；聂凌睿委员谈了书评对于馆员自身业务提高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互相促进的感想。 在来自高校图书馆的委员中，周金林先生介绍了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打造的“吴文化阅读空间”的经验，以及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侧重点；黄群女士介绍了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与校宣传部合作开展的读书日活动，并表示努力恢复馆刊建设，开展分类、分时阅读推广活动；周婷女士介绍了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导读类馆刊、阅读推广平台《书林驿》编刊特点以及一年三季常态化书香校园建设和阅读推广共享空间建设情况。 通过交流，与会代表达成共识：本届专委会与上一届相比，名称由“图书评论专业委员会”改成“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外延更加广泛，工作也将更多元化；新一届专委会委员不但包括公共图书馆、高校高职图书馆的馆员，还吸收了部分省图书馆学会成员，来源更广泛，年龄层次更丰富，覆盖地域更广，新一届专委会的委员将发挥在各地的影响作用；同时本次会议在甘肃张掖市召开，也展示了西北地区阅读推广的亮点。 图书馆专业论文: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研究 摘 要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是图书馆队伍专业化建设工程的“重点工程”。应强化以人的发展需要为动力的专业化建设顶层设计，优化和完善业务部门领导专业任职条件、专业任期考核和职称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制度规范，创设激励专业人才成长发展的环境，促进专业化建设的延续性。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业务领导 专业化 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及其建设虽然是个老课题，研究成果也不少，但近年来相关研究仍热度不减。之所以引人高度关注，除了问题本身研究领域比较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近年来许多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的“非专业化”现象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加重之势。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变化？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本文拟就此开展相应的调研分析，并对此提出相应对策。 1 调研目标与思路 许多专家学者对图书馆专业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刘晓英认为图书馆立法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缺乏、现代信息技术的挑战、信息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图书馆员职业自信心的缺失是造成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弱化的主要原因[1]。陈传夫等人认为营造图书馆员终身学习环境、慎重对待核心业务外包、变革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是防止图书馆员非专业化倾向发展的有效措施[2]。张峰认为建立图书馆员专业化标准、提高馆员素质和创设良好的专业化制度环境可以有效加强图书馆队伍的专业化进程[3]。专家学者的研究为“综合治理”图书馆行业“非专业化”问题提供了学理层面、制度层面、方法层面和多理论视角的有价值的分析和对策。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处在承上启下、带动群众的重要支点位置，同时也是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基层“把关人”和业务骨干，其专业化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的整体水平，决定着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整体质量高低。以往对图书馆专业化的研究多专注于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体制机制、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分析和建设，而从人的需求层次进行价值取向的研究还有较大空间。由于人对各层次需求的追逐，具体集中表现在对资源平台的渴望、对事业成功的期盼和对身份地位的追求，因此实证研究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任职、晋升、流动等变化的状况和原因，对队伍专业化建设有一定价值。 高校类型、规模不同，图书馆及其队伍情况各异，选取调查样本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检索有关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文章，并进行作者单位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大数据分析，以及与部分学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进行初步访谈，判断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非专业化”现象普遍存在，比较严重的主要是中小型高校和新建新晋高校。因而选取调查样本主要以具有典型性的中小型高校和新建新晋高校作为对象；按照地域南北中分布，选取了成都、北京、南京三地的6所高校；部属高校2所，省属公办高校3所，民办1所。考虑到管理干部4年一个任期调整，调查内容为近5年（2010年至2014年）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背景情况、职位变化情况，以及他们职位变化受价值取向影响的情况。调查研究方法：一是通过固定关系人，具体详细了解6所样本高校图书馆领导和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背景和职位变化，以及变化的基本原因；二是跟踪6所高校图书馆网站，了解和佐证固定关系人提供的信息；三是与部分样本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进行访谈，深度了解他们职位变化与价值取向的关系；四是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研究结论。 2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背景和影响力 2.1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背景 专业背景，通常指某人学习过的专业和从事过某种专门职业的经历，因而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背景，既是衡量其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图书馆业务部门工作质量的保障。业务部门领导是队伍的管理环节干部，业务部门工作的专业工作要靠业务部门领导去一一推动和具体落实。因此，图书馆业务部门干部要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才能胜任专门业务工作。对6所学校调研的结果显示，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大多数有专业学习（表1）和工作经历，业务素质较高。特别是他们的专业化水平高于馆领导的平均值，也高于普通馆员的平均值。可见，各校对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任职的专业背景比较重视，建设措施能落实到位。这是保证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质量极其重要的一环。 2.2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影响力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大多是各个业务部门的业务尖子，也是因为业务工作水平高、业绩优秀、职业素养高而被选拔到领导岗位的。因而，他们的工作标准和工作业绩，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发展道路，对其业务部门下属员工的工作质量和成长发展，具有直接和显著的引领示范作用。公平、公正、公开的良性竞争发展机制和环境一旦形成，就会促使整个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并取得明显成效[4]。从6所学校图书馆调查情况看，馆员们对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干部的专业化水平认可度较高，但个别学校、个别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影响力较低，仅占11%的比例。 3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中层领导的发展前途与专业化程度相关性弱 发展是硬道理，每个人都有全面发展的追求，这是人类万世不竭的发展动力。在以阶层、地位、职级划分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下，发展最直接的显现即是职位、职务、职级的变化。尽管我们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内心的成长和成熟，但发展毕竟是要看的见、摸得着，能够被感受到的现实。因而，一般而言，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发展的主要标志，一个是职称的晋升，一个是行政职务的晋升。然而，根据调查统计，6所院校近5年内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职称晋升明显低于同级普通馆员平均值，行政职务晋升与专业背景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职称晋升低于同级普通馆员平均值，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性事务繁忙，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在职称晋升成果准备方面明显不足。大多数馆领导不是从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中产生，而是由学校从其他部门任命而来。行政职务晋升与专业背景的相关性不明显，各校图书馆领导产生方式和现任领导班子结构，与图书馆管理专业化要求难以适应，也会导致一些业务部门领导把许多精力甚至是主要精力放到拉关系、搞政绩上面，对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非常不利。 3.2 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任职的专业背景要求不明确 从6所院校情况看，多数学校在业务部门领导的任职条件上没有明确的专业背景要求，并没有把业务部门领导当作专业能手和标杆要求，而是当作普通行政管理者对待。虽然非图书馆学及相关专业的仅占20%，没有专业经历的仅占23%（见表2），但不明确作为任用条件，不仅会使实际任用干部的选择范围和不合理可能性增大，还会使人们对这一岗位的重要地位和核心作用产生认识上的模糊，认为什么人都可以干，对图书馆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危害性很大。根据6所院校的调研，图书馆骨干队伍稳定性堪忧，特别是新进馆的博士和硕士，大多有谋求其他发展的意向，一有机会就会离开图书馆岗位。南京某校图书馆连续3年每年进1名专业博士，可目前1名也没有留住。根据前人经历，无法明晰和确定个人发展目标会导致工作缺乏动力，也将导致对队伍整体发展目标难以认同，难以齐心协力。 3.3 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能力没有作为考核指标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在管理队伍中的地位特殊，作用重要，专业能力要求较高，应当成为业务能手和标杆，为队伍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5]。而进行规范的业务考核和专业能力评价，正是不断提高专业素质的关键环节。从6所学校情况看，对业务部门领导的年度工作考核，所有的学校虽然依照德能勤绩廉干部考核要求，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专业标准和专业能力评价，将专业能力考核混同于一般的能力考核之中，也就很难根据专业能力和业绩的评价，来进行奖优罚劣和落实竞争机制了。不把专业能力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并要求不断达到更高的标准，会导致图书馆管理人员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是图书馆管理队伍建设，特别是专业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6]。 4 优化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的建议 4.1 图书馆专业化建设要把握人的发展需求这一重要动力 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是这个系统工程中的重点工程，也是带动全局的有力抓手。要破解制约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就要不断优化和改进以人的发展需要为动力的专业化建设思路和顶层设计。 美国著名心理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David C.McClelland），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该理论的核心概念“自我实现”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他认为，人类的许多需要都不是生理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人的社会性需求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得自于其生活的环境、培养教育和人生阅历等；人的需求很难从个体的角度得出共同的、与生俱来的心理需要，不同人在不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下，其需求不同，“自我实现”的标准也不同。麦克利兰在其代表作《渴求成就》和《权力的两面性》中进一步阐述了作为社会人的三大类社会性需要：对成就的需要、对（社会）交往的需要和对权力的需要。根据麦克利兰的这一“成就需要理论”，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要认真解决好中层业务部门领导的发展需求问题，解决好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队伍人性化发展和提升这个关节点，培养选拔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领导者，创建公平合理的良性竞争发展机制和环境[7]。 4.2 充分保障业务部门领导的晋升优势 按照专业化标准建设图书馆管理队伍，必须有专业水平高的带头人、领头羊负责队伍建设。作为图书馆领导的后备干部，业务部门只有在组织上、制度上和实际任用上具有馆领导的晋升优势，才能保证图书馆领导班子里有源源不断的内行和专家型领导，才能带出专业化的队伍。从6所院校情况看，多数学校对图书馆领导竞聘者进行任职条件考察审核时，虽然都会对其专业方面是否对口和业绩情况进行审查，但是都没有作“具有图书馆学专业或有图书馆工作经历”的硬性规定。实际情况是，有3所学校图书馆领导班子中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领导，另有3所学校有不到一半符合。其实，充分保障业务部门领导的晋升优势，既符合图书馆队伍专业化发展的人性化导向，也是解决图书馆诸多复杂性问题的有效措施。 4.3 严格进行业务部门领导的任职考核 既然按条件任用了业务部门领导，就要要求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水平要始终达到标准和不断得到提升。所以，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和考核程序，对业务部门领导进行年度业务考核，组织专家对业务部门领导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同行评议和论证。通过专业任职考核，维持和促进队伍专业化水平提升，有力支撑高校育人工作。从6所院校情况看，多数学校对业务部门领导的年度考核中虽然有“业绩考核”一项，但是都没有明确的专业、职业标准要求，个别学校仅有行政领导管理要求。专业人员行政化的考核方式，助推了高校图书馆专业管理队伍的行政化。严格进行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任职考核，才能从导向上保障图书馆专业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4.4 明确限定业务部门领导的任职条件 鉴于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在队伍专业化建设和全局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任用业务部门领导的要求要更高、更严格，在专业能力上要达到规定的任职条件。从6所院校情况看，各校对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仅有学历方面的任职条件要求，而没有图书馆及相关专业学历或经历的任职条件要求。尽管这样的要求做到很难，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专业条件的限制，或者没有相应专业优先的保障，就难以把住图书馆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关口，就会造成许多心理上的不平衡，对队伍建设的破坏力很大。 4.5 充分保证业务部门领导不断“充电加油” 作为业务骨干和中坚力量的业务部门领导，要站在自己所从事专业和所负责业务的最前沿，了解和参与学科前沿研究，随时学习和研究应用新的科技成果，跟上时代脚步，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部门领导要想掌握自己所从事专业和所负责业务的最新动向，不仅要注重平时的学习和积累，还要经常与国内外高层次同行专家进行交流和合作，从而提升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的内涵和品位，提升专业化建设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从6所院校情况看，所有学校对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外出开会、交流等进行学术活动都持支持态度，但有一半的学校因经费问题不能完全满足相关需求。因而，提供业务部门领导更多“充电加油”的机会，也是高校图书馆专业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5 结语 关注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的特殊性，从实际出发，根据对象的特点和建设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实事求是地对症下药，把高校图书馆队伍专业化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做好，能够带动全局，推动高校图书馆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建筑图论文:关于计算机设计智能建筑图的建议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计算机技术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建筑施工企业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建筑施工现代化已成为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本文着重介绍了建筑施工图中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的应用；然后分析了在智能建筑施工图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再次提出了相应的实现程序与策略。 【关键词】智能建筑；计算机辅助技术； 优化设计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智能建筑以快速的步伐发展，计算机技术等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是在现在的智能建筑施工图中，AutoCAD等通用绘图软件的应用仍然处于主要地位，这样的施工图绘制与设计存在很多不足。因此，积极寻求相应的解决策略、促进CAD技术与优化技术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深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 计算机辅助智能施工图设计现状 目前，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与建筑设计全过程一样，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智能化系统设计与建筑设计同步进行时最佳的做法。方案设计后经评审进入初步设计，然后再经评审进入施工图设计，之后再经有关部门的质量审查，进入施工招标投标，由施工单位进行深化设计，这样设计过程才算基本完成。在施工过程中，再对建筑装修和功能调整等进行局部的修改和完善。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除少数工程项目能保证按照上述步骤进行作业外，大部分工程项目的智能化系统工程施工图由系统集成商设计。由于系统集成商参与招标时，建筑的设施施工图大部分已经完成，所以，系统集成商只是急于施工，并没有对设计施工图进行仔细研究与确认，因此，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这一过程也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初步设计与评审这个阶段也往往会被忽略。 2 智能建筑施工图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 成套性、完整性欠缺 一般来说，智能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主要包括图纸目录、主要设备及材料、设计施工总说明、平面图、系统图、原理图、弱电机房详图、弱电竖井详图及其他会议室等详图。在深化设计阶段，可能还会需要安装图、线缆图和基础图等图样文件。部分工程项目智能化系统施工图设计文件不能成套，有的是缺少系统图，有的是缺少设计施工说明，有的是缺少主要设备及材料表和各种详图。这不仅对施工过程带来了多种麻烦，也是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没有得到充分应用的表现。 2.2 图面质量不符合设计文件表达清晰的要求 这主要表现在图签栏不完整，甚至不能达到国家标准、缺少会签栏、对建筑设计单位提供的建筑平面图未作处理、没有注意线条的粗细，图形的符号和文字字体以及没有对图幅大小充分重视。这说明传统的设计手段与方法已不能满足工程的需要，而AutoCAD等绘图方法未得到充分的运用，因此，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不能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体现其优越性。图面质量不符合设计文件表达清晰的要求也影响了智能建筑的正常施工。 2.3 图纸目录与工程实际不相符 这主要表现在工程名称和项目名称与图纸不一致、图纸名称和图纸不一致、图幅和图纸不一致以及未将设计文件全部列上等方面。这也是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应用中出现的问题，造成施工过程中出现效率低、反复等现象。 2.4 主要设备及材料与工程实际不相符 这主要表现在不完整、没有注明设备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数量与图纸有出入、规定中对设备产品型号是否标明的问题存在矛盾等方面。一些单位认为智能建筑已经有了完整的施工设计图，所以会这一部分内容不太注意，导致施工过程中出现失误。这也说明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并未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得到充分的运用。 2.5 设计施工总说明中存在缺陷 这主要表现在涉及范围不明确、实际标准罗列存在问题、分子系统的说明存在混乱以及管线敷设易遗漏采用管子规格和桥架规格等方面。因为设计施工总说明是智能建筑施工的依据，所以，设计施工总说明不完整或存在缺陷，将会对施工过程带来诸多麻烦。 3 应采取的策略 面对以上问题，相关部门应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3.1 因地制宜，采用先进的系统设计方法 由于各地智能建筑的施工也会存在一些地域、气候等方面的差异，因此，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系统设计方法、再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进行优化设计是十分有必要的。就结构化布线而言，结构化布线系统一般划分为六个子系统：工作区子系统、配线(水平)子系统、干线(垂直)子系统、设备间子系统、管理子系统、建筑群子系统，全系统所选的电缆线、连接硬件、跳线、遗接线等必须与所选定的类别相一致。 3.2 结合网络技术，完善设计 工程中的优化问题，其实质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求目标函数的极值问题，约束条件是根据不同工程对象的技术要求、投资耗用及维护管理的多方面的因素而提出来的。整个结构化布线系统是一个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智能建筑结构化布线系统CAD设计中，优化技术的应用之一，比较突出的体现在解决结构化布线系统路由的优化问题上。针对不同的具体研究问题，网络优化的具体算法有许多种，在实际工作中，网络优化常用的算法有：最短路问题、最大流问题、最小费用流问题和匹配问题等类。 3.3 采用优化设计的程序实现系统的运行及其目的 结构化布线系统是智能建筑施工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进行优化设计时，要选择功能齐全、运行通畅的程序，以实现系统的运行及其目的。结构化布线系统的路出是一个较复杂的系统，其实用优化设计模型具有递阶（多级）结构的特点，即结构化布线系统规范要求采用开放式星型拓扑结构，且每一个子系统都互相独立，因此，把结构化布线系统分解成几个子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即建筑群布线子系统、干线子系统、水平子系统、工作区子系统在线缆走向设计时分别独立进行优优，最后得到整个布线系统的最佳布线路由。结构化布线系统路由优化设计模块化结构为：第一部分，考虑机房、设备间、交接间和弱电竖井优化位置的选择；第二部分，考虑廊道内布线优化设计；第三部分，考虑房间内布线优化设计。 4 结语 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最终会使其逐步完善。 建筑图论文:浅析AutoCAD绘制建筑图的技巧 摘要： 本文阐述了建筑AutoCAD绘图环境的准备流程，探讨了建筑AutoCAD绘图的基本方法，并总结了建筑绘图的基本技巧。 关键词： AutoCAD制图；实用绘图技巧 AutoCAD已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领域，建筑工程人员利用CAD的辅助设计功能，改变了传统的绘图方式。国内建筑行业在AutoCAD的基础上，已开发出天正等专用软件。 采用AutoCAD辅助建筑制图时，需要深入分析建筑图的结构特征、构图规律和图形要素，提炼和归纳较复杂的制图过程及制图方法，进而达到优化设计的目的，可方便地进行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与绘制，设计工作变得轻松而高效。掌握AutoCAD的应用技巧，更有利于对二次开发的专用软件的理解和应用。本文针对AutoCAD绘制建筑图的技巧进行了浅析。 1AutoCAD绘图环境的准备 1.1 设置单位和精度 因软件默认使用环境不同，单位设置中的工程制和建筑制不符合我国的工程习惯，设置时可选择十进制，可依据所绘制的具体对象来选取所需的精度，一般情况下精确到毫米。 1.2 设置图形界限 所设置的图形空间的大小与所绘图形相匹配。在理解模型空间的基础上，对比模型空间和图纸空间的使用范围，理解AutoCAD制图与手工制图的基本区别。 1.3 设置图层 为不同类型的图元对象设置不同的图层、颜色、线宽、线型和线型比例，而图元对象的颜色、线型及线宽都应由图层控制。对通用图层的命名要简明遵循一定的规律，以便利用图层特性管理器查找和使用，实现有序而快捷地对不同类型图元对象的修改、编辑与管理。 1.4 设置文字样式 根据制图标准采用仿宋体，长宽比设置为0.7。 1.5 设置标注样式 按建筑制图标准，分别设置尺寸线、尺寸界线、尺寸起止符、标准文字等相关参数。 2 AutoCAD绘图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2.1 建立自己的模版文件 遵循国家相关规定和规范，将图纸幅面、标题栏、会签栏、线型、字体、尺寸标注、图层设置、线型、线宽、图形单位设置等绘图环境保存为模版文件。用模版绘图以提高效率。 2.2建立自己的块素材库 拥有的素材库越多，绘图速度往往就越快。平时注意收集绘图所需的重复图形，如国家和地方的标准图集，室内设计中的门窗、家俱、设备、洁具等，予以分类管理，并将这些重复图形其定义为一个基本单位的块。若相对固定的图形，仅在图形的一定位置标有不同的文字。可以将其定义为属性块。可解决相对固定图形的反复输入。通过插入块可避免许多重复性的工作，提高绘图的效率与质量。 2.3 摒除不良习惯，熟练掌握修改命令 切忌随便炸开块和尺寸标注、随意改变图元的颜色和线型、随意用scale对图形进行缩放、在工程图中使用过多的颜色等。经由绘图熟练修改命令，并总结修改的快捷方法。 2.4 修复乱码文字 由于计算机上安装的字体库不同，在某个计算机上绘制的AutoCAD图纸，拿到别的计算机上打开变成了乱码文字，无法识别。有时候花了很多时间重新定义字体，还是不能把所有的乱码都纠正过来。对此，可以用recover命令修复乱码文件，在弹出的字体选择的对话框里选择正确字体，文字即可正常显示，而且不会有遗漏。但是要注意，如果乱码图中应用的是非GB码的字体，则必须要有相应的字体方可。 2.5 善于使用图层管理器 利用图层管理器可提高工作效率，使修改变得简单而快捷。如：改变某类图元线型，只需改变图层的线型设置；，关闭或冻结不需要修改的图层可避免误操作；各专业的图纸可设置不同的层等。 2.6 善于利用设计中心 对于绘图员来说，一幅图30%是作图，70%是修改。设计中心提供了管理、查看和重复利用图形的强大工具。如：在设计中心选择需复制的图层、图块、文字样式、标注样式等，将所选内容以鼠标左键拖曳方式拖动到当前图形中，所选内容就被复制到当前图形中。 2.7善于利用图纸空间出图 CAD中的图形输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在模型空间中打印输出，二是在布局中打印输出。图形的打印输出是难点，利用图纸空间的布局方式打印图纸非常灵活好用，调整非常方便，可通过创建多个视口来实现一张图纸中输出多个比例的图形，具体操作时应掌握好状态栏中“模型” 和“图纸”状态切换与当前活动视口的关系。这种方式的几何意义就是在图纸的状态下可以对模型空间的实体对象进行编辑，再将状态，真正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操作效果。 2.8 善于总结和交流绘图技巧 掌握AutoCAD的基本绘图和编辑命令后，绘图者就可结合建筑绘图的特点，总结出一些比较快捷的绘图方法，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设置多线样式绘制墙体或平面图窗单位样式等。俗话说“熟能生巧”，只要多使用，善于总结，就能在AutoCAD的使用过程中，摸索出很多技巧。因每人总结出来的技巧各有所长，多与同行学习交流，在最短时间掌握更多的绘图技巧，简化AutoCAD绘图的操作程序以提高绘图速度，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建筑设计上。 2.9与专业软件相结合 建筑设计单位往往使用专业绘图软件，如天正系列。它具有智能化菜单系统，专业化标注系统、综合全面的图库、增强的立剖面绘图功能等强大功能。专业软件使绘图更智能化更快捷。在系统学习AutoCAD后，可适当学习专业软件的使用方法并向专业软件制图过渡。 3 结束语 本文所提出的绘制方法的有效性和便捷性得到了工程实践的验证，对AutoCAD建筑制图有重要的工程价值。随着AutoCAD在建筑设计中的广泛应用， 建筑工程人员应通过大量绘图来练习熟悉AutoCAD基本操作命令和快捷图标的使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一些建筑绘图的快捷方法，以提高自己的绘图速度。另建议注意与建筑方面的专业软件相结合。 建筑图论文:传承文化服务大众――第三届建筑师与建筑传媒新年论坛暨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启动侧记 时光荏苒，2008年1月15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A座签约大厅迎来了参加第三届建筑师与建筑传媒新年论坛活动的嘉宾，同时也拉开了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及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的序幕。 论坛使交流更具有穿透力，使关注的问题更具有持久活力和生命力。由《建筑创作》杂志社组织召开的“建筑师与建筑媒体面对面”交流活动自2006年举办以来，得到了建筑界和媒体方向的支持，活动在建筑师与媒体的沟通与交流方面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表达了媒体人与建筑师共同的渴望与期待。新一届的活动通过以建筑图书媒介，愈加能显示出建筑学人在思想和观念上新的追求和探索，以期寻找到自己心灵上的精神慰藉。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譬、建筑学资深编审杨永生、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以及建筑界、出版界的众多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多家媒体代表也参加了论坛。 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在致词中说：“建筑创作的繁荣离不开传媒，媒体的宣传是建筑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依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作为建筑设计行业的国有大型机构，其旗下的BIAD传媒一直致力于对建筑服务社会核心理念的宣传，致力于将建筑思想、建筑文化更好地传播给广大公众，在反映时代建筑特色、发表建筑师之声的同时也非常非常注意倾听来自行业内、外专家和公众的反馈，现已经发展成为与业内外进行友好沟通的交流平台。”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也表示，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在做好业内学术交流活动的同时，也需要与外界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以使建筑创作走向新的繁荣。现在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合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能够加强与各行各业的交流，倾听各种反馈意见，在繁荣建筑创作的同时，为建筑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8年新年论坛以“建筑图书”为题，说明建筑师与媒体面对面已有了新的更加具体的内容和方向，这也表明BIAD传媒所搭建的交流平台正在不断延伸、发展及变化。张宇副院长希望BIAD传媒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要不断扩大，工作要更加务实，更加贴近建筑师，不仅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要加强，在全社会建筑文化普及方面也要更上一层楼。 极具意义的大众文化传播活动 对2008年人们有着太多的期盼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所有这些都需要理性的梳理，需要学术与文化的智慧凝聚，需要观念与成就的反思和求索。《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认为，建筑图书出版业作为重要的文化产业，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是被动迎合市场，更要主动引领市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努力追求社会效益。通过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开出优秀建筑著述书单，是让公认的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读物，更多地引领建筑师与公众走进思想殿堂。如果说2008奥运建筑营造了中国当代建筑的新气象，那么作为建筑传媒人，更要在建筑文化宣传和普及方面营造出更好的氛围与环境，并使之得以发展和提高。 邵韦平总建筑师说“建筑师是关乎民生的热点职业，需要不断补充新思想、新观念，了解社会发展潮流，因此建筑师需要读书：但执业建筑师也是一个繁忙的职业，忙碌的现实又要求建筑师只能读精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更多的优秀著作，需要借助图书馆学会的推荐和传媒的力量，使建筑师对图书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在阅读中加强修养。” 将面对大量烦杂而艰辛的具体工作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对“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表示极大的支持。作为每天都在欣赏、感受并享用凝固艺术品的普通人，她感慨建筑界拥有丰厚的智力资源和文献，能够提供丰厚的书籍成果贡献给社会，同时她表示：“之所以选择和建筑师分会合作，选择与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合作，是因为已经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案例。《建筑创作》杂志社创造了许多好的机会，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活动也是如此。配合世界图书日举行颁奖典礼，是向社会普及建筑文化的良好契机，相信此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何完成大量书籍的甄别评选，将是摆在组织者及评委会面前的难题。为此，中国图书馆学会将提供技术支持，资深建筑学编审杨永生先生介绍了他在以前工作中的一些做法及经验，同时希望将评选工作落在实处，以在建筑文化宣传方面取得成绩。 预祝评选活动圆满成功 中国建设报社社长肖家保、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惠珍、天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韩振平、《城记》一书作者王军、三联书店编辑张志军等人也在会上发言，他(她)们希望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活动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他们认为，评奖只是一种形式，目的是要真正做好建筑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将国内外优秀的建筑技术、建筑文化通过书籍的形式介绍给广大的读者，更好地提高社会大众的鉴赏水平和文明素养，使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认为：“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是在编者、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更好地传播并吸收西方优秀的建筑文化，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创造并总结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是建筑图书在文化学术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使命，希望活动在不断完善中办出特色，结果达到预期目标!” “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定不仅架设起建筑师与图书之间、公众与建筑图书之间的桥梁，更在于通过建筑图书的宣传将中国建筑学术的创作与文化成果展示在世界舞台上。相信通过建筑界和传媒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对建筑作品、建筑文化(含文化遗产)、建筑人物、建筑事件等方面的宣传，得以寻找中国建筑文化的根基和振兴之路，为建筑图书的发展确立起中国精神。 建筑图论文:中国建筑的文化盛典: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等 2008年4月23日，在联合国第13个“世界读书及版权日”到来之际，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建筑创作》杂志社联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厅举行了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马国馨院士，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资深建筑学编审杨永生，出版局副巡视员王萍，文化部社会文化与图书管理司陈胜利，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项目官员卡贝斯女士等领导和嘉宾参加活动并为获奖图书作者和出版社代表颁奖。颁奖仪式由《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共同主持；张宇社长宣读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获奖图书名单，胡越副理事长宣读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推荐书目。 这是全世界写书人、读书人、出版人、藏书者和所有爱好读书的人的节日，是所有人的节日。建筑类图书的作者、译者、编者和读者济济一堂，著名建筑学者、东南大学刘叙杰教授、清华大学吴焕加教授、陈志华教授、李秋香教授、中国文物研究研究员所殷力欣等以获奖作者及家属的身份出席了颁奖典礼，同时出席典礼的还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代表以及北京地区和全国公共、高校、专业等八个系统的图书馆界代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新京报、博览群书、新华书目报、中国建设报、中华建筑报、中国图书商报科学时报、中国文物报等三十余家媒体进行了报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首都生活”《读书俱乐部》栏目进行了专题访谈，FAR2000进行了网上报导。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馆长首先致辞，他谈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全民阅读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是全民享有普遍均等的阅读权益的需要。阅读可以丰富人生，知识因传播而美丽，知识被利用才能显示出力量。在全民阅读事业中，图书的传播是连接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的中介环节，图书馆是一个致力于知识和信息的社会性传播的公益机构，是读者――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中国图书馆界愿意与社会各界精诚合作，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职责，完成自身的社会使命，为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合法、有效传播，为繁荣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为推动全民阅读事业、建设阅读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国馨院士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表示感谢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建筑创作》杂志社，他认为这是为广大建筑师和建筑界做的“功德无量”的事情。建筑被称作是石头书写的史书，已说明建筑与书籍之间的不解之缘。随着北京奥运会一天一天的临近，很多出版单位编纂出版奥运建筑丛书，同时剪彩开幕的“北京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即是用照片的形式展现奥运场馆的建造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建筑蓬勃发展的态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境外建筑师不断学习和交流，我国在城市建设中从建筑形式、设计理念到施工技术、建筑材料等各方面都呈现出的巨大进步。“世界读书日”的宣传活动，唤起社会大众对奥运建筑的关注，了解奥运建筑，了解建筑行业。 单霁翔先生以获奖作者的身份畅言，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立意义在于起到嫁接建筑界和文化界两方面的桥梁作用。他看到这次在获奖图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很多图书都表现出了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理解，而且动态的发展着的保护理念都在图书中有所展示，这是令人可喜的希望。他还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他还说，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图书都是载体，把自己的真实感受都写出来，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卡贝斯女士认为，图书在构建和维护我们社会的教育、文化和经济体系方面起着多方面的基础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一个大型网络，将编辑、图书销售商，图书馆、学校、文化机构，作家协会以及其他对书籍和阅读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今年的第13届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2008年被联合国大会宣布为国际语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希望强调出版事业在语言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当一种语言不能被应用于出版业时，这种语言和使用它的人们将无法参与某些很重要的社会知识与经济活动。”因此她借此机会传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号召，“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伙伴和朋友们与我们共同努力，通过实践来充分认可书籍和阅读对真正语言多样化的世界所带来的利益做出的贡献”。 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对我国的建筑图书进行专项评选，意义重大，不但全面体现了2005―2007年中国建筑图书出版工作繁荣发展的状况，也必将对促进建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引导阅读产生一定的影响。此次参评图书数量大、品种多、涉及领域广，基本上可以说明建筑图书学术及文化普及的盛况。评选活动从2008年元月15日开始启动，得到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别授权中国大陆使用的4・23“世界读书日”标识(10go)首次在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评选活动中亮相，这也是中国建筑图书出版界的荣耀。经过近三个月的申报，共收到来自全国40家出版社和专家推荐的近200种(套)书籍，基本上涵盖了建筑学各个领域。经由建筑师、建筑界学者和图书馆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进行评选，产生了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的10种(套)图书。 对此，殷力欣研究员评价到，在获奖人中，已故老一代中国营造学社先贤刘敦桢、陈明达师生二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同时在此次评奖中获奖，堪称一段学界佳话；吴焕加教授毕生从事西方建筑史研究，矢志不渝、老而弥坚，令人肃然起敬，正值年富力强的王贵祥、赖德霖教授等，学贯中西，思路开阔、严谨译著、成果斐然，正说明建筑学事业后继有人、前途无量。 颁奖典礼上还公布了面向不同层面和人群的三类推荐书目。《梅县三村》等68种(套)图书入选向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建筑理论》 等26种(套)图书入选向专业院校学子、学者和建筑设计院专业人士推荐书目，《一代宗师梁思成》等8种(套)图书入选向青少年推荐书目，这将有利于指导各级各类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有利于促进传播建筑文化，有利于引领和推广全民阅读。 金磊主编在主持时归纳说，从一般意义上讲，传播好书，旨在推动阅读。“中国建筑图书奖”不仅要推动全社会对建筑文化图书的阅读，还要关注业内外人士的建筑精神的成长。纵观科技文化类图书市场，建筑类图书属小众读物，但建筑文化图书则是大众的，拥有广大的非建筑专业的读者。据调研，海外建筑人文类图书有较大的规模，如果国内建筑文化出版从选题到标准体现出高品质，国内一定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只要有思想、有文化、有趣味且厚重大气，会极大地在建筑旅游及文化珍藏两方面得到发展。从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上看，图书评奖本身是一种文化守望，但它更是开启对优秀建筑图书的关注，因为有不少的空白需要耕耘者继续“劳作”和“填补”。他还表示，希望“中国建筑图书奖”能成为一个品牌，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通过第二届图书奖的评选过程，对中国建筑图书大系作一次梳理，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发现和新贡献。 “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定，不仅架设起建筑师与图书之间、公众与建筑图书之间的桥梁，更在于通过中国建筑图书的宣传将中国建筑学术与文化置于国际性阅读活动的大背景下，通过建筑作品、建筑文化(含文化遗产)、建筑人物、建筑事件等寻找中国建筑文化的根基和振兴之路，为建筑图书树立起中国精神，这是中国建筑界和中国图书界的幸事。 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的目的是为传播建筑文化，即将举办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盛会将传播和谐、共同发展的体育文化，魅力无限的奥运场馆建筑是承载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最好载体，与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同时开展的还有“北京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该展览由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委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策划主办，是迄今为止国内在奥林匹克建筑文化方面举办的首个展览。单霁翔局长、詹福瑞馆长、罗哲文先生、马国馨院士、王萍局长、张宇副院长和卡贝斯女士为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剪彩。展览分第1－28届建筑文化和第29届建筑文化两大部分，不但全面回顾了自1896年第1届雅典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至2004年第28届雅典奥运会的城市建设与场馆文化的场景，而且详细展示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历程，以照片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北京奥运会“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所成就的崭新风貌。公众在共同欣赏奥运建筑场馆的精美图片的同时，享受“阅读”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精神愉悦。会上还首发了《建筑师的非建筑阅读》一书。 中国建筑摄影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分会成立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分会成立大会，于4月26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行。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马国馨院士到会祝贺。 自100多年前摄影术诞生之后，建筑摄影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记录城市的变迁、发展，到表现建筑工程的建造过程，直至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建筑自身的魅力所在，可以说建筑摄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建筑摄影不仅能表现出建筑的外在形象，好的建筑摄影作品还能够表达出建筑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清华大学教授楼庆西先生介绍说：中国的建筑摄影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进步的。早期时，梁思成先生为更好地记录中国传统建筑的现状，在考察建筑期间曾经拍摄了许多建筑摄影作品。同济大学金经昌先生早年留学德国时拍摄了许多国外优秀的建筑摄影作品，20世纪30年代时，就已经是著名的摄影家。东南大学童离先生早年间拍摄了许多中国江南园林照片，除了用于出版著作之外，还为记录和表现中国优秀园林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先生早年在欧洲考察时也拍摄了许多摄影作品，在他们参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之后，用10年时间走了200多个县，考察了全国多个优秀传统建筑，拍摄了大量摄影作品，这些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49年后，梁思成先生在繁忙的公务及教学之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照相机。在考察及出差之余拍摄了许多建筑摄影作品。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先生从内蒙古视察后回到北京，与著名摄影家郑景康先生联合举办了摄影展览。正是在梁先生的倡导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广大师生员工都非常重视建筑摄影，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建筑摄影，几十年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许多人与摄影有着深深的不解之缘，他们运用手中的照相机，除了记录中外优秀建筑并用于教学、科研方面之外，许多前辈拍摄的摄影作品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建筑摄影除了用在记录、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拍摄建筑的同时发现了美，寻找到美，创作着美，用照片展示出建筑之美，让人们欣赏到并认识到建筑的美。可以说，美的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学生的重要环节。 此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建筑摄影分会，得到了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选送了优秀摄影作品，参加了摄影展览：建筑学院老领导也积极参与此次活动。 成立大会上，与会者们畅谈了自己对建筑摄影的认识、体会和感受，许多人还将自己拍摄的作品逐一展示给大家，与众人共同分享摄影所带来的快乐。 中国・加拿大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8年4月2日下午1：30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刘晓钟工作室、加拿大联邦住房署、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主办的中国・加拿大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研讨会在北海公园内上林苑召开。 加拿大联邦住房署一直致力于绿色建筑技术和可持续性的开发，自2007年以来与《建筑创作》杂志社保持密切的联系，将加拿大的绿色建筑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介绍给中国的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是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型建筑设计研究单位。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国庆工程到80年代的亚运会场馆，再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建筑，都标志着BIAD的综合实力与设计水平。 中加双方专家，围绕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展开了轻松而又内涵深刻的探讨。《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主持会议，首先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致辞。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刘晓钟工作室主任刘晓钟演讲的主题是湿地建筑的设计实践，加拿 大KFS国际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任总经理、首席建筑设计师傅国华针对加拿大建筑设计和技术在上海地区可持续生态社区建设中的应用做出了深刻的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围绕绿色建筑这一话题进行发散性探讨，明尼多巴水电公司公司规划及事业开发部总经理Tom Gouldborough讲述了走在世界前列的明尼多巴水电公司办公大楼的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刘晓钟工作室总建筑师吴静对于可支付性宜居生态社区进行研究。另外，加拿大Ramsay Worden建筑事务所项目建筑师、英属哥伦比亚建筑科学院会员、加拿大皇家建筑科学院会员Peter Reese以及加拿大EVisionwall公司总裁，物理化学博士Albert Hung也做了精彩的演讲。 加拿大作为一个积极推动和发展绿色建筑节能的北美国家，建筑科学理论与应用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本次研讨会进一步加深中国建筑师对北美最前沿的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与建筑技术的了解。 《西班牙建筑1997-2007》新书首发活动在京举行 2008年4月18日，西班牙驻华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携手文筑国际，在北京隆重举行《西班牙建筑1997－2007》的新书首发活动。本次活动是去年“中国一西班牙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大师之旅”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建筑专著。 《西班牙建筑1999－2007》是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根汉姆博物馆建成至今这整整10年内西班牙建筑的集大成者，收录了当前最为著名的国际建筑师在西班牙境内的70个最出色的建筑作品以及西班牙知名建筑师在海外的作品。 “大师之旅”是由文筑国际创始人马卫东先生早在2005年首倡的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包括大师之旅系列建筑讲演会、系列建筑专辑和国际建筑考察活动。旨在号召充满创作激情的创意从业者、建筑与旅行的爱好者及各界社会精英踏出国门，寻历建筑，探访大事足迹，追寻个人猛醒。在短短3年时间里，已经累计出行亚洲、欧洲各国二十次，得到各界近300人次社会精英的广泛响应与支持。 此次活动不仅标志着“大师之旅”西班牙系列已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呈现于世，同时也是两国建筑文化最高层次的交流与合作，而《西班牙建筑1997-2007》一书的推出，更意味着中国建筑界开始以开放的视野、严谨的态度，看待世界建筑体系的积极探索。 “2008”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十一) 2月15日(正月初九)，2月23日(正月十七)前后形成了两次奥运工程建设者返京高峰，到2月25日，在施奥运工程建设者已从春节期间的1000多人升至10200人。其中：在施的国家体育场、国家会议中心、奥运村、媒体村等场馆及相关设施工程约6000人，新奥集团公司负责的地下通道、地下车库、地下商业、中轴树阵、景观铺装和绿化、龙形水系、多功能演播塔等工程约1500人，市公联公司负责的大屯路、成府路、湖边西路、景观西路、南一路等13条道路工程约1600人，世奥公司负责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工程约1100人。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五个项目获广东省第四次优秀建筑创作奖 由广东省注册建筑师协会组织专家评选的第四次优秀建筑创作奖评选活动日前已落下帷幕。经网上结果公示，已于近日正式了获奖公告。这次参评已建成部分的项目55项目，经评选及三轮投票表决，评出优秀建筑奖9项，佳作奖14项。参评未建成部分的86个项目中，评出优秀建筑创作奖14项，佳作奖20项。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申报的十二项建筑工程设计项目共有5项获奖。获奖作品分别为深圳港西部通道口岸旅检大楼及单体建筑(佳作奖)、渡江战役纪念馆(优秀建筑创作奖)、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佳作奖)、安徽省高速公路九华接待中心(佳作奖)、建科大楼(佳作奖)。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我国援坦朱利叶斯・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设计工作 近日，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经济商务代表处刘玉林代表与坦桑尼亚外交和国家合作部常务秘书蒙博，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国援坦朱利叶斯・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对外设计合同。该项目将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设计工作，场址位于坦桑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建设规模约1.2万m2。该项目是继我国政府援建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之后，坦桑尼亚又一重要标志性建筑。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庆典 2008年4月26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在本院设计中心楼举行。活动由庄惟敏院长主持，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方惠坚、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凤昌、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解沛基等领导出席。庆典活动包括2008设计作品展；院《作品集》、《论文集》、《纪念文集》首发；新老员工座谈会以及院历史回顾多媒体演示等。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于1958年7月24日，建院之初即成为当时国内高校最有影响的土建设计院，现已成长为拥有200余人的国家甲级设计企业。五十年的长足发展，硕果累累，自1984年以来，我院共获得国家，省部、直辖市等各种优秀设计奖200余项。 庄惟敏院长在致辞中说：半个世纪以来，全员职工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严谨求实，继承和弘扬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和清华设计人“匠人营国”的优良传统，为我校建设一流大学做出了新贡献。 庆典活动中新老员工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共同祝愿清华设计院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亚洲最大A380机库竣工 2008年3月18日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举行了新建A380机库的落成典礼，宣告了亚洲最大的A380机库的落成。 AMECO新建A380机库是国际竞标项目，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唯一的一家中国设计单位参加项目投标并一举中标，最终独立承担并完成了此项目的设计工作。 此次设计任务艰巨，难度之大。A380机库大厅跨度176m+176m，净跨度350.8m，进深110m，均为亚洲之最，机库下弦高度30m高度在同类机库中最高。由于机场限高为40m，而机库下弦高度达到30m，同时机库屋架需要悬挂吊车和升降平台等重量达两百多吨，在有限的高度范围内实现设计是一个挑战。经过多次的优化设计，屋架设计选型为焊 接空心球接点斜放四角锥三层钢网架，网架高度仅8.0m，屋架的结构方案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08年中国奖 《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日前公布了第二届双年奖――“Good Design is Good Business”，以表彰那些重塑现代中国的优秀建筑和城市规划项目，由编辑组成的评审团根据项目设计的运用而取得的战略性商业效益和社会意义，从100多个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参选项目中评选出了13项获奖作品，并将本届的“最佳业主”授予了富有创新精神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章宜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大规模改扩建 1981年开港的第1航站楼，在本次改扩建工程中将拆除已有的部分主体和屋面，附加新的设计和功能。包括增建工程在内，整个改扩建面积约有160000m2，增建面积约21000m2。计划工期2008年5月－2011年7月，在严格的空港安全规定之下进行施工。工程期间机场的一切功能都不停止，将对使用者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该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为日本竹中工务店。 非穆斯林也可以进入的阿布扎比新旅游胜地――谢伊库・扎伊德清真寺 该清真寺是目前规模位列世界第3的伊斯兰建筑的杰作，收藏有世界最大的波斯地毯。它也是麦加的世界最大的大清真寺，它与麦地那的第二位预言者清真寺不同，允许伊斯兰教徒以外的人进入。自2007年12月开放以来，每周都有数百人来访，很多都是手提相机的外国游客。 用意大利大理石修建的清真寺由4个高107m的尖塔和82个穹顶构成，可以容纳4万人。建筑物内有96根柱子，建筑物外有1048根。清真寺建在一个小高丘上，总建筑面积达22000m2，从很远就可以眺望到。寺内有一个可供9000人祈祷的祈祷室。该清真寺有2个看点，一个是世界最大的穹顶(高75m、直径32.2m)，还有一个就是悬挂在主厅内的巨大德国产花枝吊灯(高和直径都是10m，重9吨)。该清真寺的总工程费用约5亿4500万美元，预计最终竣工在2009年11月。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解思考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图解设计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图解；建筑设计 “自由地画，通过线条来理解体积的概念，构造表面形态…首先要用眼睛看，仔细观察，你将有所发现…最终灵感降临…”-----勒•柯布西耶 20世纪的后半叶期间，建筑知识的基本技术和工序产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转变，从Drawing(制图)向Diagram(图解)过渡。当然，如果图解只是像过去一样在建筑设计中被当成一种普通的工具来使用，那么这种转变就不会非常明显，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然而，在最近的十几年时间里，图解的概念却作为建筑学讨论中的一个主要术语成为西方建筑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图解的使用在许多世界知名建筑师的设计实践中频繁出现，这样，图解就作为一种设计手段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在最近近30年的时间，图解理论开始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而被逐渐运用，与形式、语言、表现，以及将要看到的与程序、动力、行为同等程度的纠葛而掷镯前进的同时，在千禧年的时刻，图解作为建筑生成与讨论的终极工具，以孤注一掷的姿态隐约浮现。（彼得•埃森曼著陈欣欣何捷译《图解日志》2005年8月第一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7页第2段）。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状态下，图解推动了一系列的建筑实践。 一、 图解的概念 在维基百科全书中“diagram”被解释为:图解是对概念、想法、结构、关系等进行简化和组织后的视觉表达，它被广泛地使用在人们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它能够使论题变得更加形象和更加清晰。图解(diagram)在建筑设计领域中一般被认为是用图形进行解释的工具。 一般地说，图解是一种绘画式的速记。它是一种表意符号，但不一定是抽象的。它是事物的再现而不是事物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在它试图表达形式关系和它们的构成过程的时候，它也需要被具体体现，也是具有外延或内涵的。同时，图解也不是结构或结构的抽象表达，虽然它解释某个建筑客体中的关系，但它却不能等同于客体。彼得•埃森曼著陈欣欣何捷译《图解日志》2005年8月第一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图解的概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图解的概念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同。“就像所有将要发生变革的时代，总会有新的图像标志突在前面，好像照明的灯塔。这就是图解的概念。”这就是彼得•埃森曼对图解的最直白的解释。从历史上看，建筑的图解概念就像建筑本身一样古老，可以从两种方式进行理解:一种解释性或分析性的工具以及另一种生成性的工具。 图解(diagram)在建筑设计领域中一般被认为是用图形进行解释的工具。图解创作法做为一种建筑设计方法，几体来讲是以建筑相关域知识为基础，运用图解思考，借助建筑图示语言这一工具，获取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图解思考”的本意为用速写或草图等图形方式帮助思考，是一个设计思考模式的术语。速写或者图画应该并且能够帮助设计师思考，这一见解即是图解思考概念产生的基础。只要去翻阅一下己经出版的达•芬奇L(oenardodaVinc)i的速写本，我们就可以深刻领会到“图解思考”的真正魅力所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线条和图形，把当时达.芬奇的设计思考过程一一再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思维的跳跃，演进，一切都是轻松而随意的。当然，还有很多伟大的建筑设计师如路易斯.康、勒.柯布西耶(LeCobruseir)，他们所保留下来的设计草图也让我们对“图解思考”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那些建筑大师的图解经常使用简单的笔触来表达清晰的概念。密斯的图解是紧绷的、优雅的和宁静的，图解是他完美建筑的前奏。勒•柯布西耶的图解是明确的、强劲而有力的，讲述了其作品的普遍性。阿尔瓦•阿尔托的图解是抒情的、有机的和流畅的，可以把其空间感情表达出来。 二、图解设计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虽然世界上许多知名建筑师在各自的设计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图解设计方法。如彼得•艾森曼，雷姆•库哈斯，伯纳德•屈米，妹岛和世等,他们的作品是当代设计的典型代表，这几位都在尝试用图解的设计手法进行设计，或是阐述自己的理念，但是他们的图解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图解具有解释的功能，可以把形式、结构或程序清晰地解释给设计这本身和其他人。例如在2002年建成的横滨国际游客中心（Yokohama International Port Terminal）项目让Foreign Office Architects在国际建筑设计界得到了很好的评价。这不仅仅是因为建筑本身，更多是因为他们的设计方法和设计理念。FOA的两位合伙人在他们关于横滨码头的专著中写道：横滨的项目是一个码头，在这里你永远都不会折回你的脚步。这个设计产生于一个功能图解，它努力避免码头特有的线性组织特征。无论在哪个方向穿过码头，你一直都不会有走回头路的经历。这个设计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形式的特征或是文化的陈述，而是在于它空间的性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图解的发展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是如此重要。在这个项目中，通过物质‘地面’的展开，把‘无返回流线图解’转变成三位图解。这样人体工程学和功能上的信息就结合在图解之中，由此决定了表面变形的尺寸和几何形态，还有那些承重结构尺寸的技术信息也结合在其中。而只有在图解吸收了所有这些信息之后，它才成为一张图纸，才能获得量度上和几何上的决定。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羊皮纸绘图，到柯布西耶的九宫格，再到埃森曼的新图解设计手法，可以发现图解一直在影响着设计。通过对图解这一设计理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一些西方知名建筑师在其设计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和建筑理念，从而为我们自身的建筑设计时间带来反思和启发。 建筑图论文:探析木建筑图形设计教学的革新 一、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1.教学内容的改革 1.1遵循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原则 以往教学模式注重课程的各知识点教学，缺少课程知识点之间、课程与其他基础及专业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教学目标不够明确。因此，课程改革应该遵循“教学系统性原则”，将教学系统性原则贯通于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与实践全过程。应注重建筑图形设计课程各章节各单元之间的连续性、交叉性和系统性，使教学系统性原则在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中发挥其指导性和调节性的作用。 1.2遵循设计课程与相关专业课程相结合原则 针对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特点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与完善专业课程内容，优化与调整课程的结构体系，将建筑文化及不同类型建筑形式如住宅建筑、园林建筑及商业建筑等融入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和设计创新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专业人才的实际需要。 1.3合理分配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课时数 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总课时为48学时。以往教学模式的课时分配是理论教学24学时，实践教学24学时。改革后的课时分配是以实践教学为主（36学时），以理论教学为辅（12学时），并将理论讲解贯穿于实践教学全过程。另外课时少可通过加强课后训练来弥补课堂实践的不足。实践表明，这样分配课时符合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特点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木建筑作品优秀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1.4合理设置案例构建教学内容 合理设置案例，将案例贯穿于课程教学各个单元，以加强其与课程理论知识的联系，明确各单元知识的重要意义。以往教学中设置案例仅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综合性较强，教学效果一般。改革后将案例设置于各教学单元，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由简单到复杂，并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案例的设计。根据各单元内容，案例可以设置为建筑的局部（如基础、墙体、屋面等）或建筑木制品（如建筑梁、柱、桁架、门、窗、楼梯灯），此部分要求学生根据课上训练的内容在课后完成，设计方法不拘一格，鼓励自由发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完成训练情况。这成为了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部分。 2.教学方法的改革 2.1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建筑图形设计课程内容多、教学过程复杂、需完成的实践任务重等，宜在传统的注入式、启发式，讲解和示范等教学方式方法中，引入现代的互动式、讨论式、案例式、多媒体等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多种具有互补性的教学方法，使其在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应该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凡是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有利于教学进步的，具有积极启示作用的，都应该继承。因此，传统与现代的教学方法应有机结合，融会贯通。 2.2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课程教学中，图形构思设计时启发学生在紧扣主题的前提下，突破传统建筑和现有模型的思想限制，大胆尝试，不惧失败，先整体后局部，由粗略到精细，使其在理论上可行，经反复实践、调试，使其成为一件先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并总结作品的优点与不足。在出图软件教学中，将各命令的学习与可实现的建筑或建筑构件造型相联系，突破命令本身功能，启发学生灵活运用命令。 2.3传授知识与传授学习方法相结合 以往的教学方法在达成的教学目标上比较单一，大多数只关注课程系统知识的掌握，从而出现了教多少会多少的现象。采用传授知识与传授学习方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不仅能让学生掌握系统知识，而且还能让学生获得独立学习与更新知识的方法和能力。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学习变被动为主动。 2.4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教师的素质主要包括教育理念、专业知识、文化知识、教育知识、实践知识、教育能力、科研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等。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与有效实施，会影响到学生专业综合素质与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影响到教学质量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效果。另外，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教师现有的知识、技术会逐渐淘汰。因此，教师应该与时俱进，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和教学水平，使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二、课程教学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1.教师的教学能力 采用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以设置案例构建教学内容的方法，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教师应当在熟练掌握设计软件操作的基础上，要具有在木结构建筑领域良好的业务素质。同时，教师还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教学组织中，及时了解学生动态，分析学生所讨论出来的信息，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加以引导。为了使木建筑图形设计过程更好地衔接，教师应掌握多门涉及二维、三维图形设计软件，这样方便利用设计软件短时高效绘制图形表达设计意图，进而设计出优秀木建筑图形作品。 2.案例引入 在案例引入方面，要求教师到木结构建筑企业或建筑工地去搜集，把握好案例的难易程度。案例应清晰明了，既不能太简单，又不能太复杂，以达到实际的教学效果。案例的引入要以大家熟悉的建筑为主并作一定讲解，案例安排上由浅入深。 3.成绩考评 改变以往的卷面和上机考试作为评价标准，将成绩考评的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学生的日常评价，提高平时成绩比例，把过程评价和学生的上机考试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过程考核中按照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及项目的完成质量给予相应的分值。考试只注重实践操作，成绩比重由80%降低至60%，以此激励学生重视学习过程。 三、总结 从课程改革的教学效果来看，这种以构建案例为教学内容为导向的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组织形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在改革后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目标更加明确，能够熟练掌握建筑图形设计的方法和规律，学生的创新意识得到了锻炼，木建筑作品优秀率得到了明显提高，同学们在由南京林业大学和浙江荣事集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荣事’杯木结构设计大奖赛”中取得了前三甲，其作品得到了专家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学生的专业素质满足了木结构建筑企业的用人要求。课程的改革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老师授课的效率大大提升。当然，在今后的授课中还可能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和改进。 作者：杨小军 阙泽利 孙友富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图论文:景观设计教学与徽派建筑图式的融合 摘要：本文从徽派建筑图式的概念及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出发，以黄山学院景观设计课程为例分析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理由，最终探讨了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前提、原则与途径。 关键词：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思考 黄山学院地处古徽州地区，徽州大地上蕴含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中徽派建筑文化是一朵奇葩。将徽文化引入到景观设计教学中，让徽派建筑图式介入到课程教学活动中来，应是一种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工作。 1徽派建筑图式的概念 据社会心理学百科全书中的解释，图式是“代表个人对事物、人或环境的知识的认知结构。是对一个整体的抽象，侧重于许多事例的相似之处。图式可以帮助人们简化现实，帮助人们把外在刺激的若干细节与一个总体概念相联系，而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则会被过滤掉[1]”。在艺术创作中图式既是指作品的外部形态，也指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给艺术家规定的心理定式[2]。因此，本文将徽派建筑图式描述为：在古徽州地区的民居、祠庙、牌坊、园林等建筑物的特征给人们带来的具有显著地方特色与可传承发展的传统建筑艺术总体形象和样式，其有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当然，图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沉淀的体现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有价值东西。 2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教学 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它要求对景观设计的理论学习和设计实践都应该从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获取养分。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给培养景观设计人才的教育教学带来启发。景观设计课程作为黄山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景观设计也是该专业两大人才培养方向之一（一为室内设计方向，二为景观设计方向）。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让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我校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景观设计人才，这既是我校办学定位所需，也是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所需，介入方式合理，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3具体措施 3.1两个前提 首先，参加课程教与学的主体（师生）要理解徽州建筑图式特征，就如我们要欣赏一场篮球比赛，首先我们要懂篮球比赛规则一样。作为学习者和传承者要了解和掌握徽州建筑图式特征，诸如粉墙黛瓦、马头墙等。其次，参加课程教与学的主体（师生）要理解徽派建筑及其图式蕴含的文化内涵。要让景观设计学习者真正理解和汲取徽派建筑图式精华，为我所用，这需要学习者对徽派建筑及其图式的文化内涵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徽派建筑蕴含了古徽州的积极社会发展和变迁，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通过学习，最终能设计出具有黄山地域特色的景观设计作品，为黄山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3.2原则 时空转移，对象变化，现代景观设计应该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找灵感、汲营养？这是我们要正视的问题。在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中要强调,学习和传承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不能简单的复制挪用与拼接，更不能毫无章法的变化。教学活动前提是学习汲取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中的精华,过程是彰显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的主要特征,目标是促进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历史传承,价值诉求是达成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的创新发展。 3.3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途径 （1）要将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活动，不仅是一场景观设计教学活动，而且是一场深刻的徽文化尤其是徽派建筑文化教学活动。文化指导教学部分应包括：①徽派建筑特征：尊重自然山水大环境、富于美感的外观整体性、较灵活的多进院落式布局、精美的细部装饰等；②这些特征映射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徽派建筑蕴含了古徽州的积极社会发展和变迁，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它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生动展现深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美妙画卷[3]。（2）寻找传统徽派建筑图式与现代景观设计的契合点。现代景观设计作品要求体现出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反映该地域的风土人情和审美取向。景观设计的构成要素要契合当地的人文风俗和人们的生活状态，需满足景观的三十几使用功能，此外，还应让景观富有更多的文化象征等人文色彩。地域文化是景观的内在精神，景观则是地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徽派建筑的其特色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古徽州的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园林等反映和体现徽派建筑风格特征的建筑载体。其中少数民居村落最为典型，建筑图式特征为：从外型上是粉墙黛瓦、马头墙；小门窗；结构上是曲折迂回、门楼重檐；风格是自然、古朴、隐僻、典雅。它蕴含着古徽州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观赏和使用价值。那么，我们在景观设计的教学中，要把古徽州民居图式典型特征粉墙黛瓦、马头墙，门窗、家具、盆景，以及它们所抽象出来的图形转化成现代景观设计的元素融入教学活动中，或是让学生完成与此相关的景观设计作品，或是创设条件让学生参加当地景观设计项目和过程，接受实践的锻炼和检验……这都需要我们将徽派建筑图式的特征与内涵内化于心，自觉地将徽派建筑的典型造型样式、图形等外化于景观设计的设计实践中，成为创作者由内而外的一种本能的文化表达与流露，达到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境界。最终培养出能传承和创新徽派建筑文化的景观设计师。 4结束语 对于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课程教学活动中，依托地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具有本土文化色彩并具有重要审美意义的图式，并进行合理的运用，使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作者:耿佃梅 谢家荣 单位:黄山学院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像走偏管理论文 多个灭点 同一图像中出现多个灭点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比比皆是，早已不足为奇。然而早在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画家兼建筑家阿尔伯蒂（Alberti）在《画论》一书中曾整理出的透视法只具有单一的灭点，表现的空间均为室内，似乎暗示透视的意义在于确定人在空间中的位置。而后来发明的双灭点透视则通常示人以建筑外部，无形中将观察者推出建筑也是空间之外。反观当今中国的建筑图像时，我们不难在建筑表现图上看到迅速风靡的片段的拷贝和大量地拼贴的痕迹，同时许多看似正常的表现图中存在多个灭点。 那么同一幅图像中为何会存在多个灭点？建筑表现介质——电脑，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建筑表现的生产者——人，使得这一现象得以产生。 在建筑图像的制作过程中，存在着建模、渲染、后期三个阶段，一般使用AutoCAD，3dsMAX，Photoshop等软件。这些软件本身具有充分的精确性，然而，却又都处于人的操控下，因而最终的结果就自然有了人为的痕迹。并且在制作建筑图像时，一般都是将渲好的图像在Photoshop软件中进行处理，加入配景（天空，树木，人物等等）。由于Photoshop软件的局限性，在操作过程中只能依靠操作者的眼力使得加入的配景与渲好的图像基本保持同源，这样就很难表现出和建筑设计要求相同的严密的逻辑。如此这样也就炮制出了看似合理其实不符合科学透视法的图像。 两种空间系统 在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中国山水画的背景加上科学透视法的建筑，这种做法早已成为时尚，似乎这样生产出的图像更加具有意境，更具有文化底蕴。然而，这种意境的背后却隐藏着两种不同的空间观念：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透视学。 中国山水画：由于受中国古代儒道思想的影响，中国艺术所依存的美学基础就有了儒道思想极深的烙印，因此中国山水画家的心中讲究的自然就是要容纳天地万物，才能做到吞吐自如、来去无阻。于是“因再现的艺术而追求表现，因表现的艺术而追求再现”便形成了中国画的一大特征。中国画所要求的画面意境是以有限的画面，表达无限的空间；这样，我们就不能把中国画中的空间理解成科学的透视空间。为了表达这种感觉，中国画家相应地又以散点透视法代替焦点透视法，这是在中国文化背景和思想中形成的视觉上的心理空间，即所谓的“心视”。 西方透视学：西方艺术则是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神圣的价值在人和世界之外存在，需要去看，去听。他们所认为的三维与二维的相互关系是：“二维平面中的像是三维空间中的物在二维平面上的投射。”正如达芬奇所说的：艺术家必须“以镜子为师”，因而西方透视图像对于空间理念的认识，就是对自然实实在在存在的空间的认识，即科学的空间。而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这样一种具有科学品格的技术——焦点透视（也被称之为几何透视或中心透视）理论，更是从方法上为这种美学追求提供了技术保证。 然而存在着中国山水画与西方科学透视法两种空间系统的这种做法，被大量应用于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可谓古为今用，中西合璧。这种做法既违背了西方科学透视法也与中国山水画的“心视”相去甚远，但这种手法在当代中国的建筑图像界却极有市场，甚至于成为图像工作者的追求。“建筑设计的起点是问题的发现，终点是一种直指人心的境界。”建筑图像的作用是在建筑建成之前让人体会它的直指人心的境界，其实真正好的建筑在图像中并不需要过多的手法来表现，太多的手法只会画蛇添足。 渲染器里产生的光 光照亮并呈现出一切，而它自身却不可见。光既照亮了世界，又给人许多幻影。正是光的这种神秘特质，使它长久以来作为一个原始的隐喻符号象征着人的灵魂和精神。在柏拉图的洞喻中，囚徒从黑暗到光明的跋涉过程被看作是对自身灵魂的认识过程，只有在阳光下，人们才能认识到自身最真实的存在。然而当今的世界正逐渐进入图像与信息的时代，时间和距离正逐渐被消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真实的场所体验可以被栩栩如生的画面所代替，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也由过去的叙述与体验变为图像与信息的获取。并且对于建筑而言，光不再是精神的传达者，而成为一种客观的媒介，在建筑表面呈现出各种不同表现。 光作为一种反映建筑的手段而存在着，但是当代的建筑图像中，建筑的光影主要来自于在3dsMAX软件中的渲染。在这个软件中设置模拟太阳光的平行光，从而使图像中的建筑产生光影效果。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配合3dsMAX软件的渲染器不断地开发问世，现今的建筑图像已经能够逼真的模拟现实中光产生的效果。这种渲染器运用全局照明技术（GlobalIllumination），建立在MonteCarlo算法上，用于模拟光线的传播。MonteCarlo算法在光照分布计算中，通过光的能量传播介质——光子，直接模拟场景中光线的传播情况。光子由光源发出，贯穿于整个场景，每当需要重新定义参数的时候，就会依据MonteCarlo算法在可能的范围内随机进行定义，模拟光子的发射。光子生成之后，光线会一直追踪它，直到与场景中其他物体接触转化为第二次传播。当光子发生接触时，MonteCarlo算法会随机决定光子的反应，是高光、漫反射、反射还是折射。当某个带有漫反射属性的光子接触表面后，光子的能量就会附加到这个表面的光能分布上，存为光能贴图（illuminationmap）或者转化为这个表面的材质贴图。整个照明模拟计算可以大致分为三步：产生光子；光子在场景中运动；光子被表面接收存为光能贴图或是改变表面材质。运用这类渲染器得出的光影效果几可乱真，完全能够再现或表现真实场景，但却与古代西方所追求的光的精神寓意相去甚远。 注重科学减少“中国特色” 西方透视法传入中国已有五百多年，在不断流传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被加入了一些中国的文化特征，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透视法。 但不论怎样，建筑图像最重要的应当是其“科学属性”，是对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真实描述。衣服是不是好看要和人相配，建筑好不好要和环境协调。建筑图像可以追求意境和理念，但同时应当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完成。重环境、重城市是设计的关键，那么为之服务的建筑图像也应如此。 建筑图论文:论建筑图像传播中的身体意象 建筑作为城市典型符号，成为承载当代人关注、评判城市及情绪表达的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城市关切的逐步加深，大众传媒也开始介入原本属于专业传媒范畴的建筑与城市评论。北京《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创办十年，坚持定位大众阅读和大众视角，以身体和建筑组合式图像为传播主要元素；在建筑图像传播中建构信息和身体同在现场，强调身体对建筑和城市环境的感受力，充分调动阅读者的身体和心理反应，把一个个单独的建筑物同一群城市人的生命意义建立了内在的关联，进一步实现了图像与观者之间的能量交互。同时，在超越技术为核心的工具化思维，创新传播方式，实现建筑传播向人文关怀、社会审美甚至是大众情趣方向转移，形成建筑传播的多元化等方面，都做出了有价值的实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涉及千家万户的城市大规模改造和重建，造成大众对城市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并不断形成焦点。建筑因其图像化视觉表现，势必成为人们对城市直接、典型而具体的评判对象。建筑本身图像化的媒体特征，在建构大众观看、扩大其大众影响力的同时，建筑也就超越了居住的实际物理功能，构成了文化和社会意义。同时，建筑对大众形成的单向和强制观看，一定程度上也侵害了大众观看和审美趣味的选择权。 建筑以其公共性和文化性特征出现在大众的观看和评判视野，大众媒体的强势介入，使得原本圈子化和专业化的建筑传播封闭格局被打破。近十年来，建筑传播形态开始分化、重组，原本以专业、技术为核心和进入门槛的工具化思维及其传播方式，开始实现向人文关怀、社会审美甚至是大众情趣方向转移，边界逐渐模糊和重叠，形成了建筑传播的多元化态势。 北京《新京报》创办十年的《北京地理》副刊，以建筑图像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强调建筑与人的关系，突出人的身体对建筑、城市空间的体验和感受，不但创新了大众媒体的建筑传播方式，也构成了很强的文化批评性隐喻。媒体的文化立场和专业禀赋，基本消解了建筑图像传播的明星化、娱乐化倾向，坚持了思想和艺术层面的品质和高度，构成了一次有价值的建筑图像传播实践。 一、 从“言语行为”到“形体行为” “影像在膨胀。回溯北京城市记忆，最好从影像开始。现在、过去、未来；黑白、彩色、数码，漂浮不定，一步之遥。”①建筑无疑以图像为第一表现形式，建筑图像除了纯粹信息传播，还具有事件性特征。当《北京地理》连续性图像在大众眼前出现，图像就成了（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历史、生命过往的证人。图像证史，它不但在同我们讲述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曾发生过的事，而是进一步把事转换成一个“事件”，并通过图像真实记录下的所有细节，还原成事件本身（包括时空）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图像传播的就是一个现场，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当下。每一次呈现，就是一次事件的还原过程，也就是一次“当下”的消逝和回归。 当然，《北京地理》的建筑图像的现场性呈现，具有描述性和评价性。并通过身体的同在现场才能实现这种描述和评价。建筑图像对城市的当下性意义建构，会使媒体观看者的经验认知中的当下和现场发生位移，这种视觉逻辑和观看节奏产生的转移，同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自我丢失。也就是说，当媒体建构的图像方式，与自我真实的感知之间和观看心理产生了一定距离，建筑图像构建的当下性，对观看者而言，它就隐藏着一种作用强大的感知转换甚至反转能力。因此，这就是媒体化图像的虚幻性和虚构性所在。尽管媒体没有虚构的主观故意，但这种因时差和空间变化，以及媒体二度创造的事实上的复制，就同彼时一次性真实发生的事实之间，总会产生间隔和距离。“从瞳孔到镜头到玻璃、橱窗和后视镜，街景是扭曲还是还原？直射或是通透的胶片提供了不同于日常的‘正视’经验，当左和右颠倒，前和后叠加，常规的观看效果被改写。虚幻、眩晕、辨认――是直射造就了蒙太奇以及叠影之间奇异的关联。但一定有什么东西消失了，桑塔格在《注目他人受刑》中抑郁的写道：‘然而图片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可以轻而易举地蒸发’。”《新京报》之《北京地理》编者按：《影像的建筑和城市构成的历史想象和现实场景》，2009年4月30日。由此，也就是人们常常感觉再现事实中的虚构和真实难于分辨的困惑。 其实，任何事件的当下性都是依赖身体性建构的。因为，当下只有直接作用于身体的直接感受才能产生现场和空间存在感。因此，《北京地理》绝大部分建筑图像，都充分使用了人的身体符号，通过不同人物、不同状态，产生不同的表现和情绪，同时，故意在图像使用上显得随意，让图像避免规整、呆板、空洞感，让图像内容不断活化产生动感，进而，传递出建筑图像内容的存在和拍摄者的身体感受，与观者共同创造媒体呈现图像的当下性和现场感。 当这些建筑D像在人的身体感受中成型，并产生符号化的图像传播时，图像中浸润着丰富的人的情节开始感染观看者，对观者产生身体到意识的诱惑和影响，观者在此时的当下，就会自然产生在现场的弱化想象，而对图像提供的感受产生更深的认同。显然，这种图像现场，是经过媒体处理并提供给观看者的加工过的现场。而媒体需要的正是催生弱化的想象，让观看者产生在现场的感知，才真正到达由媒体创造并控制的现场效果。 用建筑图像建构现场、占有现场、进而控制现场，这就是《北京地理》传播的事实路径和产业逻辑。当媒体控制了现场，就产生了视觉暴力，并顺势制造出观看者的注意力。显然， 《新京报》巧妙地使用了媒体技术，由此一直能产生正面催化力，让这种现场一个接一个产生并发生作用。当观看者一而再地产生在现场的幻觉时，观看者也就产生一种与媒体同向的判断能力，这就是对现场的强化效应。“这一现场的时光再现，被本雅明理解为‘是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③[德]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著：《行为表演美学》，余匡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150页。。当“一个观者试图抓住这个瞬间出现的光芒，本雅明认为：‘这是有呼吸的光芒’”。③也就是说，媒体用图像再现了身体性感知下的现场，就让观者重新经历一次这个瞬间的现场。而这个过程，无异于人的呼吸一样随意而经常。虽然这是虚构的当下，但仍然产生现场的感知。 媒体用图像建构的现场，成功地兑现了对当下的承诺：建筑、身体、风景，这些城市关键性元素，非常巧妙地组合在图像呈现中，就产生了逼真的现场效果。但问题是，媒体的这个建构过程，走的却是反现场反当下的路径。这种悖论在于，真实的现场往往有一个最重要的生成元素，即身体首先是以物质形态出现，形成身体与环境的直接对应，并进而产生能量气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这种有机构成也是一次性的，制约了有机构成过程和环境的被复制。因此，这种感受也是不可重复的。而我们在看《新京报・北京地理》所呈现的建筑与人的图像时，就能明显地感到，媒体建筑图像还是虚构的现场，图像中的身体已经是非物质化非肉体化了，因此，作为观念上、学术上和美学上的现场，还是造成了一个非在场的在场性。 显然，建筑图像传播，是需要通过身体和关系的植入，建构一种社会性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当一个镜框式结构图像，通过媒体广为传播，人为设计的关系图式依然会传递信息和建立叙事语境，顺利突破图像的限制，图像自然就在展示和观看模式中，顺势扩大了图像的信息和意义边界。而观看也是观看者再完成的一次自我判断。虽然，传播效果的不可控，是来自于观看者的身份的不可控，以及观看者的状态和情绪的动态化特征，因此，观看者并不能很一致地靠近传播者所主观设计的意图和现实场景中，这种不一致，就会产生认知上的俗性和神性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反而构成媒体传播的丰富性和复合性效果。由此，人们可以面对的每一次传播和观看，就会产生这种一次性效果，而这种一次性效果就构成了媒体传播和观看的魅力。 二、 信息和身体的共同现场 身体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并成为体现特定文化和历史实践的过程，构成身体从生理行为到心理行为的印记。因此，媒体在图像传播中，植入身体和建筑、环境的关系，来制造、回访历史过往。而生动的传播和真实场景再现，需要身体和建筑共同生产出媒体的表演性和选择性。 而媒体设定的表演和大众的观看，通过图像会共同建构一种目光游戏。《新京报・北京地理》中有一组图像，在同一个场景中，植入不同的身体感受，而这种丰富而多元的感受信息中，目光会产生多元化分层，记忆的目光、同情的目光、渴望的目光、监视的目光、惋惜的目光、木讷的目光，虽然这些现场是媒体主观设计，但所有的目光都能不断突破媒体的主观控制，透射出观看者自身的态度和他们的判断。 《北京地理》建筑图像不断建构信息和身体的共同在场，在信息源流传播中，形成了从传播到大众娱乐层面媒体特有的表演性特征，并进而生产出观看的兴趣多次方叠加和评判的多元化形成。但媒体最终并没有让观看者终止在娱乐层面，而是把身体的状态和情绪深深地扎入图像的内在结构中，使图像观看穿透娱乐化表层，深入到媒体期待的社会价值判断的思考和评价过程之中。 显然，媒体传播的信息是被身体感受的信息，犹如建筑是承载身体的容器一样，信息始终通过身体符号发出和回收。这样基于生命感的信息来回流通，就带上了生命的温度，此时的媒体再造的现场，就能通过图像的完美创作得到当下的再现。 媒体在努力呈现并试图不断再现这些现场感受过程，其实，媒体调动的是观看者们产生观看的自我反应，让图像观看者生成视觉自动认知链条。当身体始终成为信息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机地镶嵌在建筑图像信息之中，信息和身体同在现场就成为信息源和信息体的基本组合方式，信息传播才能防止观看被无意中断，并产生排除信息观看接收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形成视觉观看自身保护气场。当观看者在身体和建筑环境构成的封闭式观看行为中，就会进一步调动并激活观看者的经验和过往记忆，内心产生情感和价值共鸣，由此，观看行为就转换为观看者自身的内心冲动和情绪付出，才真正实现观看新价值的再生。 虽然，这些媒体行为中有明显的图像制作和传播技巧痕迹，可一旦调动起观看者自身情绪，使得观看者在观看瞬间沉浸在图像的现场氛围中，这些人为的痕迹就会被观看者忽略，甚至被遗忘。公众需要关注并十分警惕的是，媒体制作和的图像，是否严守图像元素和细节的真实性原则，高度体现媒体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因为，当媒体的图像使得观看者进入状态时，实际上媒体的立场会非常明显地影响到观看者的态度，观看者的内心自我反应受到了媒体期待的一种特殊的意识控制，观看者自我审视能力和独立判断力会降低甚至某种程度的丧失，他们会置于被媒体建构的情绪调动并安排的低位。媒体虚构并不等于虚假，虚构是出于艺术表达的需要，而虚假就是误导观看者，这是要严格禁止的。这种由媒体发动，到观看者的自我情绪、情感甚至意识生成，反映了媒体通过图像制作技巧和传播，达到了制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一个观看反应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净化。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媒体图像制作和传播的操作系统，最终会归并到一个从兴趣共同体到价值共同体的整个价值系统产生的轨道上。当传播与美学趣味、社会性、政治性话语连接，也就会在身体同在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物质性存在，形成观看和价值判断的共同体。因为身体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身体的在场与缺席表现为具体与抽象的重叠，当身体超越个体和具体，抽空了具体内容的身体符号，就成为一种历史存在和抽象存在，身体就产生象征性。而媒体在图像中不断重现身体的存在感，是要唤回已经抽象进历史的身体，进一步强调的是观看主体和客观的图像客体之间，重新建立连接个体、具体的身体经历和体验，回归到感官再来一次经历的当下。虽然，我们知道图像所描述的现场与我们曾经看到并感受到、经历过的现场，已经被媒体提供的身体经历所替换了，但价值共同体欣赏和认知的一致性，会撇过这种差异，而追求认知的相对一致。这种经历重现形成的共同体，会随着媒体的导演和安排，进一步把身体经历和象征形成混合，产生一种新的历史判断。 虽然这种图像生产是媒体设计安排，并“预先规定”的。但事实上，在制作和传播中，人们仍然会遭遇三个问题：（1）媒体、图像与观看者的角度互换所产生新的解读意义；（2）媒体试图与观者形成价值判断共同体的未知性；（3）观看者不同姿态、不同方式的观看，会产生多元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看关系。这三个问题不约而同涉及的是，当图像从生产的私密性质转化为公开的大众观看，目光与对象会产生冲突和矛盾。由此，在媒体期待建构认知和价值共同体的愿望同时，由于角色转换、共同体建立的动态性调整、彼此观看的接近性与距离设定，在不同的观看者观看的亲身经历中，会分化、重构甚至会解体。这种传播观看过程，就犹如一种表演，其中的图像呈现和传播不可控地进入到了一个社会化的处理过程。当图像传播从相对专业、封闭的观看进入大众、开放的观看视域，任何社会化偶然因素都会导致传播结果的改变，不可控带来未知性。当传播构成社会化大众事件时，建筑图像就跃出了专业精英的范畴，沟通交流的标准势必上下跌宕。毫无疑问，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美学的因素都会纠缠在一起，这种大众化观看的“联接”，其基础依然是身体的共同存在。观者身份的混搭导致图像解读权力多元，甚至会产生互换。但这恰恰是大众媒体在建构图像传播需要预设的风险。但无论结果是同流或者分流，未知性也正是媒体传播的另一种魅力所在。 图像观看以及价值共同体，是通过接通图像再现的身体与观看者身体的感觉联系，而这种连接过程，构成时间性。时间性身体聚合，产生社会化场景的时空挪移，历史事件的内容就来到时间意义上的现在和当下。 进入这种状态，观看者与制作者的角色都是重合的，甚至产生一定的转换。此时，以身体共同存在为基础，建筑和身体会进一步苟合，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上的二元对立也会趋向缓和。至此，通过共同行为形成的价值共同体，不能完全被理解为是一种媒体虚构。作为一种被媒体导演而产生的观看判断的共同行为，到成为一种共同的经历形成，会产生一时的身份模糊，每个人的身份也就被暂时重构了。当观看者在不断调整他们的目光定位时，观看者身份也一定在断裂和重建中，被不断地定义和再定义。 三、 生命同在的能量交换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的命名就是空间性概念。人群在空间聚散，看的感受和流动的节奏，产生身体动作和观看的视觉频率。其所选择的图像基本都有身体性动作，或者是一种动作想象，都构成动态特征，这类图像往往能使相同或者近似的人看得满足，甚至心醉神迷。这就形成气场，实现了能量交换。观看者即使到不了心醉神迷的状态，仅仅是构成观看与对象关系，其过程也会循环并释放传递某种信息。整个过程中，能量交互会形成兴趣和关注点为特征的视觉中心。观看反应，比如心跳、呼吸加快，身体的生物性反应，会导致产生阅读心理节奏的调整和变化。因此，图像的结构、视觉语汇、图像内涵和元素的对位性刺激等，都是导致并形成能量产生交换的起点。 尽管图像制作和是人为设计的，但这些能量交换的后果却是图像制造者和者无法预料的。因为在观看时，表面是图像的文本解读和学术、艺术判断行为，这些知识性判断及其逻辑是通过概念和理性思考获得的，仅是外在的表现，但人的内在动能却是受到生命力感应的支配，是身体对图像提供的信息产生直接反应。人们在看一些图像时，会产生共同的愉悦和满足，进而循环产生正面能量交换，并推高各自的愉悦感。同样，人们在面对另一类图像时，也会产生观看的抵触，因为理解的不一致，观看者会有身体不舒服的反应，甚至有厌恶感，产生能量冲突。 这种观看能量的循环和交互，不需要特别的安排，就是依赖图像本身，自然形成过程。只要图像出现，并形成有效的观看，相互之间就会产生能量循环。当观看者进入观看过程，其身体就开始输出和吸收能量，包括正能量和负能量。当退出观看过程，就意味着能量输出和交互的中止，一切都源自身体对图像的直接感受。 因为，看是一种目光的碰触，也就是一种媒介的方式。当《北京地理》用足身体和建筑之间形成关系的图像，按时推送到观看者眼前，图像提供目光碰触时，观看者目光就成为能量收放的支点。当媒体通过图像把原本属于“隐私”的东西，转换成一个公共观看的对象时，首先也是吸引目光的聚焦。当来自四处的目光在此触碰，原本恒定的二元对立的元素，如公开/私人、距离/接近、虚构/现实，就会形成对立或者妥协。而对观看者来说，也一定面临接受或拒绝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当各类观看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面对图像，形成目光碰触时，身体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感觉和幻觉，如果身体随着目光入图很深，人的精神性反应就会提升，并会造成某种虚茫或者一些意念上的各种假定。由此，观看的目光，会循着视觉图像的典型符号的导引，阅读的过程就是打开了通往心灵的路径的过程。所以，不仅是《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包括许多大众媒体都在传播中重用视觉图像，不断加强视觉化的内在原因。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充分建构图像的空间性，使得图像不仅具有作品特性，更具有了事件特性。用建筑和人的组合图像，图像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构成，然后，不断地活用建筑和人的身体元素，变换场景的动态，就形成了一个个气氛空间。建筑、城市环境元素，一再通过人的身体把气氛烘托出来，再通过图像元素组合，让观看者回到这种气氛中去感受这种气氛，这种流动就是气的流动，空间就成为气场。它既可以让观者强烈感觉到这种现实气氛，也可去感受曾经发生的事件空间。因为人的身体敏感性，会对物及周边环境产生联想和想象，会让视觉中的颜色图像化和味觉化，气味也会幻化成画面和细节，当所有元素都形态化时，时间概念就被导入，并与空间结构形成对应。 图像有形的空间感，还原到物的状态时，需要时间的推力，形成人的身体认知和感受的张力，产生能量的聚集，通过时间的逐渐加压，形成聚焦的力量，向相同的方向挤压，就会造成空间变形，改变原有的空间感，形成人的身体能感受到的空间气氛。 图像的气氛就是通过地点和空间构成。当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变成有物填充的空间时，它的质就让人能感应到。而这一切，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和媒体建构当下现场的时间点，两个点构成时间流动的抛物线，这根无形的线就产生时间流动的推力。当时间在观看中形成，图像构成的气氛就创造出空间，气氛中所有的物和身体，都是在场的。因此，人们在看这些图像时，“身体、建筑、城市，全部是基于线型的想象。……视觉语言表达了一个不安、优越而局促的人需要找到安全的地方”[美]理查德・桑内特著：《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成熟》，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时间性规定了人们的观看节奏和秩序原则。图像用各种层次表现着自然的光和影，而自然的光影总是摇曳变化的，图像本身的静态形式会降低光影的生动性，因此，《北京地理》所用的图像，基本都用身体和建筑构成的动态关系，来弥补这种缺陷。所以，图像同样也都能制造气氛和能量，只是摄影造就的图像，是对自然界光影的再次有机排序和能量重组。图像的光影表现力，不但造就图像的艺术和科学价值，更作用于人的眼睛，让人们注视的目光形成能量的入口。同样，这种由时空交织而成的能量，也会作用于人的皮肤甚至身体。因为人的身体是有机体，皮肤和肌体对光线特别敏感，而且十分有效。作为光影艺术的图像，S着能量的进入，显然还会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重要影响。“道是光：光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要体验光就需要一个东西，一幢建筑物，一个特殊的空间。”②[美]理查德・桑内特著：《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成熟》，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9、120页。当图像完成这种时空建构，图像也就成为生命能量交互和聚散的气氛场。 四、 Y论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的建筑图像传播实践，证实了媒体化图像普遍流行的现实和价值。大众传媒通过建筑图像的传播，不但主张了自身的城市文化立场，也成为大众意见和情绪的出口。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城市大规模的改造和重建，大众媒体强势介入建筑传播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媒体是通过传播效果来体现其传播价值，显性标志是媒体的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新京报・北京地理》作为一个成功实践的典型样本，其通过媒体有效的图像生产和传播，巧妙地把观者的身体感受和图像再造的城市空间合二为一，不但创造了信息与身体同在的现场，同时在接通媒体生产和大众接受的感觉通道基础上，使得图像制作、和观看、接受，组成一个逻辑链条，进而形成趣味和价值共同体。 虽然，人们时常清醒并试图拒绝被过度媒体化，但大家又很无奈，因为，一个个远年发生的事件，其过程的一次性，决定了只有媒体才能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彼时的一次性当下所带来的现场感和深切的体验。尽管大众知道媒体会适度地放大和夸张，产生媒体的表演性，而且这种表演还被不断复制，不断循环，其表演背后甚至有可能还隐藏着某种商业动机，但这种建筑传播依然不可或缺。基于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职业操守的规范和制约，大众能接受媒体出于传播效果考虑的适当变形和适度放大。因为，大众传播依然还是大众正视城市和建筑、发出声音的有效通道，观看者在观看中还能寻找到其中真实的余光。 当然，《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建筑图像的传播实践，把事件现场的感知性体验变成绝大部分的媒体化体验时，也提升了媒体自身的文化批评意识和媒体传播的艺术水准。尤其是在图像制作中，始终坚持建构身体的现场性和建筑的在场，把一次性事件现场和媒体化现场合为一体，使得媒体化图像生产和传播成为一种可靠现实。虽然这个现场已经被二度甚至多次创造，但同反复扩展传播所造就的影响力相比，这种一次性是可以被忽略的。 在《北京地理》建筑图像传播实践中，图像的公共性观看意味着私密性被打破，观看者的目光就会表现出紧张的关系。但由于媒体的智慧化处理，就把矛盾、紧张、观看和碰触都融于一种关系互补之中。同理，《北京地理》的建筑图像中，尽管对此关系有较为充分的暗示，但图像本身应该为大众解读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密码方面显然不够，包括图像内容的表面化和制作过于粗糙等，都暴露了媒体制作团队的艺术感觉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不足。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通过十年努力，造就了一个观看的狂欢，这种狂欢依然需要图像与身体共同在场才能实现。就像“在索尔兹伯里约翰与亨利・德・孟德维尔之间，存在着身体政治想象的鸿沟。一个是把城市想象成为有等级的身体生活空间；另一个则把城市想象成一个身体彼此连接的空间”②。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在防雷技术评价中的探讨 【摘 要】在防雷技术评价中，建筑图纸防雷技术审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建筑图纸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才能正确指导建筑施工。本文更具在防雷技术评价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采用一些与传统方法及标准不同的技术评价观点，对建筑图纸防雷技术审查进行了科学性的探讨。笔者认为，只有灵活运用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才能做到防雷设计施工图的科学合理，对实际的建筑施工做出参考。 【关键词】建筑图纸；防雷设计；防雷技术片评价；探讨 0.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信息系统以其优良的特点广泛存在于国民生活中，对国民经济乃至国民生活甚至国防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建筑物领域，电子设备也广泛地应用到了建筑物内，成为人们办公、娱乐的新选择。而这时，防雷设备成为了一种避免自然灾害，诸如雷电物理作用的新型手段。雷电会产生电磁效应，不仅有可能击毁建筑物，而且对建筑物内部的电子设备造成很大干扰，这也是当今社会雷电事故经常发生，雷电损失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建筑物的防雷首先要从建筑图纸进行设计，但是，由于设计人员水平不专业等原因，造成建筑图纸的防雷设计中往往出现错误甚至遗漏，给工程质量带来了一定的隐患。为了确保工程安全，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建筑图纸防雷审查在防雷技术评价中的比重，以严谨的态度、严格的步骤对建筑图纸的质量进行敲定。 1.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的具体内容 1.1审查的图纸 对建筑图纸防雷设计的审查一定要做到全面，总的来说，应该进行的主要图纸包括电气施工设计说明图、配电系统图、各层配电平面图、屋顶防雷平面图、总平面图、配电干线图、接闪器、等电位连接等施工大样图。另外，有些建筑物的施工过程及结构可能比较复杂，这时就需要提供建筑物的立体图进行参考，以获得对建筑物的直观感觉，保证防雷设计审查的准确性。 1.2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的要点 在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中，一些细节及关键部位需要特别重视，相比其余部位，这些点是着重需要进行复查乃至第三遍审查的。 1.2.1引下线 引下线一般是沿着建筑物的周围以均匀分布的形式安装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筑物外围的角上特别容易受到雷击，因此，这几个点是防雷设计的重点，在审查时，也要进行重点审查。引下线是雷电泄流的唯一途径，因此，它若出了问题，直接或造成火灾或者其他不详情况的发生。引下线有两条，这两条线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这里的安全距离并非指的是引下线两条立柱之间的距离，而是两条引下线连接的接闪器之间的距离，一般情况下，二类间间距是18米，三类间间距是25米。目前情况是，很多建筑物都采用立柱之内的对角钢筋醉卧引下线。 1.2.2侧击雷的防范 建筑物高度超过他们的防雷类别的滚球半径时（一类为30米，二类为45米，三类为60米），应该注意防范侧击雷的袭击，均压环的设计应该合理，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由外圈梁内链条水平钢筋构成的闭合回路作为均压环，而可能遇到一些建筑物没有结构外圈梁，这时候应该用两条热镀锌圆钢或者一条热镀锌扁钢构成均压环，两条圆钢周长不应该小于12米，一条扁钢的直径不应该小于40米。对侧击雷的防范在建筑图纸的审查中主要体现在对均压环的审查上。首先要注意建筑物均压环的起始位置，然后是均压环的规格要符合国家建筑部门有关要求和建筑物的实际情况，最后要注意均压环与大型金属物之间是否有预埋件。 1.2.3接闪器 所谓接闪器，即直接与雷电相接的一种避雷针，或者避雷网、线、带等各种形状，另外有着接闪作用的金属构件也是接闪器的一部分。一般采用滚球法进行天面接闪器的布置。一类防雷建筑应该独立装设避雷针或者独立架设避雷线，接闪器必须与地面及空中物体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然而，有的时候由于建筑施工的需要或者地形条件的限制，可能需要将接闪器安装在被保护的物体上，这时，其安装方法应该按照GB50057-94（2000）第3.2.4 条的规定进行安装，不能随意更改，且应该由富有经验的工程师进行接闪器的设计工作。接闪器必须能对设计的建筑物起到保护作用，其保护范围应该覆盖到所有建筑物。除了中高层的建筑物，比较低的建筑物的避雷带应该暗敷在屋面的受到雷击可能性较大的部位，中高层建筑物如果进行暗敷，极有可能引起墙壁保温层被击穿，其碎块从高空坠落，会对地面物体或者行人造成伤害。 2.内部防雷装置 2.1屏蔽与综合布线 建筑物经常会受到电磁波的干扰，这时应该加强对建筑物相互之间的外部屏蔽部件。应该架设一定的线路进行屏蔽，尤其是一些建筑物的顶部和设有金属部件的表面等具有大尺寸金属的地方应该将防雷装置与等电位进行连接。 值得注意的是，对建筑物内部的线路进行安装时，应该注意大回路的形成，因为回路有可能在雷电穿过时在瞬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严重时可能造成短路等重大事故。 2.2等电位的连接 等电位即是等电势。在一个带电线路中如果选定两个测试点，测得它们之间没有电压即没有电势差，则我们就认定这两个测试点是等电势的，它们之间也是没有阻值的。 建筑中的等电位联结，是将建筑物中各电气装置和其它装置外露的金属及可导电部分与人工或自然接地体用导体连接起来，以减少电位差。等电位联结有总等电位联结、局部等电位联结和辅助等电位联结。 总等电位联结（MEB）：总等电位联结作用于全建筑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建筑物内间接接触电击的接触电压和不同金属部件间的电位差，并消除自建筑物外经电气线路和各种金属管道引入的危险故障电压的危害。 住宅楼做总等电位联结后，可防止TN系统电源线路中的PE和PEN线传导引入故障电压导致电击事故，同时可减少电位差、电弧、电火花发生的机率，避免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事故和人身电击事故；同时也是防雷安全所必需。因此，在建筑物的每一电源进线处，一般设有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由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与进入建筑物的金属管道和金属结构构件进行连接。辅助等电位联结（SEB）：在导电部分间，用导线直接连通，使其电位相等或相近，称作辅助等电位联结。 2.3浪涌保护器SPD 浪涌要安装在电源的前侧，比如要接在变电箱空气开关的前面，与空开并联SPD的工作原理：浪涌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他并联入供电电路中，一段接电源，另一段接地，在他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导体，一种金属氧化物，平常的时候也就是低电压的时候电阻很大，接近正无穷，当电压很大的时候，电阻很小，相当于短路，于是雷击时候，大电压加载电源上，那么SPD导通，将电流泄入大地，对后端设备进行保护举例来说：浪涌要装在电源前面的是因为如果接在后面的话，那么断路器要先承受大电压，大电流，那么断路器就会跳闸或者直接烧掉。通常对于浪涌不能只安装一个，理论上要分3级，就是配电室，变电箱，家里小变电箱分别用1.2.3级浪涌，因为单独一级浪涌不能将雷电完全泄流，需要多级才能对末端设备进行良好保护。 3.结论 防雷技术评价工作是一项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工作，不仅涉及到许多学科的知识，而且需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才能驾驭，这就要求设计人员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知识，而且要有防雷设计的经验，且有良好的图纸感觉，能够对建筑物的防雷设计进行客观的感知。这样，才能保证建筑物的防雷安全。 建筑图论文:基于融合与创新思维的建筑图学教学改革 摘要：通过分析设计基础教学的三大主题与制图的关系，借鉴知名院校针对设计基础教学中，“图”之作用的梳理，提出建筑图学启发、协助设计，开拓主动思考的能力，引入人-物关系的新图学思路，希望拓展课程的启发性、思考性。 关键词：图；思维训练；设计媒介 缘起：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筑设计基础课步步引入名作分析、空间系列练习、材料与建构、设计思维和创新意识的训练，直到新的教学体系确立，其间教学目标、作业设计、教学模式都发生了极大改变。以此为背景，发挥支撑作用的建筑图学，教学内容仍为投影法和制图规范。两门课程衔接不当，表现为学生在设计图纸中暴露出表达困难和错误较多。另有课时一再缩减的困窘，致使与图相关系列问题的思索与改变迫在眉睫。 传统图学的教学目标定位于培养学生对基本形体的二维图示、图解力，三维想象力和建筑工程制图识读与绘制技能的掌握。工程图学的教学改革大多指向投影理论、三维造型与二维表达的关系、优化教学方法[1]，对建筑专业的设计特点针对性不强，欠缺与设计基础课的相互配合。单就建筑设计基础课而言，只掌握识图与基于投影法和制图规范的图纸表达还远不够。文章以设计基础教学作为图学改革的导向，利用递推法，由终极目标逆推使能目标，为图学与设计基础统一教学目标，使知识与思维在两门课中彼此渗透，构建以设计基础为主干的教学体系。以下展开对设计基础教学与图相关的三大主题分析。 一、不再单纯的图 1.图与思考――思维训练的启发。在新生入学伊始，导入以设计思维为核心的跨专业设计基础公共平台训练，以转变固有思维定式，构建对设计本质的初步认知。思维训练课程是艺术设计专业普遍开展的基础练习，结合我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共生的办学特色，采取了跨越专业、课程界限的平台通识性教学模式，打破专业壁垒，提炼设计共识。课程强调艺术意识、设计思维、创新意识的基础性训练，启发学生思维的主动性和对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 通过以上作业，启发和开阔思维，使学生在以二维草图记录理性思考的过程中，积极思考图的作用，探寻适宜的图示表达方法，体会图在构思过程中，再现、加工、处理各种信息、协调脑、眼、手的复杂机制。借此构建图与主动思考的关联，学生体会到图示本身的生动性、创意性、丰富性的特点。反映到图学的教学，固然有其定量性、逻辑性、科学性的一面，却不应拘泥于投影几何和制图规范的理性框架里。结合思维训练，因势利导，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强化对图示、图解的积极思考，“对投影之外建筑图中渗透的空间和造型观念、观察方式、审美标准等诸多因素予以关注[2]。”同时鼓励创新精神，对既有图示方法的质疑与批判，促使“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并掌握当时的制图程式，并形成一种图示，以匹配实践需要，并调整和矫正不合时宜之处”[2]。 2.图与设计――建构体系中的图。继思维训练之后，是空间认知与建构的系列作业。折纸练习旨在颠覆经验中对“建筑”的固有认知，关注空间本身和系统的空间组织方式；单人空间与多人空间，引入功能、私密与公共、内部与外部，以及建筑设计的基本方法。对模型的操作，取代草图推敲，成为本阶段提倡的主要设计媒介。 在顾大庆的建构教学体系中，提出以“重要的三大工作媒介――模型、透视图、建筑图为基础展开的制作、观察、记录的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设计过程[3]”。传统的以草图推敲方案不再作为推进设计深化发展的主要工作方法，图在建构体系中分化为两个角色：其一，观察。出于空间知觉的研究，借助透视图的手段建立对模型的直接观察、对比、空间和组织序列的认知。透视图的制作，关键在与“如何选择视点、调控光线、描述材质和表现场景”。其二，记录。在建构设计的不同阶段研究各有侧重，比如空间限定基本要素的表达、材质的表达、构件的组织，图强调适宜的比例。 图在设计中功能的改变，导致其形式与再现方式的转变。“建构教学中的图应体现建构特征，而不应沿用鲍扎体系的制图规范和评价标准[4]”。在东南大学的建构教学体系中，基于空间和建造这两个教学要点：对空间的表达，注重平面图、剖面图、室内空间透视图，弱化立面；对建造的研究，则注重材料、构的关系表达，以大比例1∶10的剖轴测图作为再现方式。 3.图与人。与学习工程制图的其他专业不同，建筑包含人的行为、体验、文化甚至情感寄托，建筑因人而生，与人密不可分。这一点体现在空间教学中，强调了人对单一空间品质的体验和多个空间运动中多视角的连续感受。因为建筑与人的关联，表现建筑的图纸就不能是仅仅反映“物―物”关系的投影法则和制图规范，例如体现室内空间透视，需要加入等比例人，才能相对真实地体会空间尺度；画透视图时适当视角与视高的选定，决定了最终透视效果与人眼视觉特点是否一致。 另一方面图示再现的过程中，夹杂着复杂的人的心理，蕴含视觉、思维、审美等主观心理活动。“针对那些企图用算法来穷尽世界的做法，即使算法已经足够复杂，痛苦和欢乐，对美和幽默的鉴赏、意识和自由意志也不会自然涌现出来”。在建筑方案阶段尤是，图纸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是人类思考、情感、文化积淀自由发挥的缤纷呈现，那么图在客观性、清晰性、科学性的表达层面上，另含了主观性、创新性的又一层面。甚至一些源于视知觉心理特征的图示方法，已然固守为建筑制图方法中的约定俗成。像是立面图中门窗洞口和轮廓线加粗，正是源于依格式塔心理学中与人的深度知觉有关的“图-底关系”规律；建筑表现图中由对比度、清晰度的梯度变化，引发视觉上的深度感，也可由心理学家提出的知觉梯度理论解释。 这些基于心理学概念的制图经验，往往类似制图规范一样灌输给学生，后者并不知其所以然。既然图与人的认知心理、视知觉有密切关系，那么在图学教学中，以知识渗透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使其能以视觉思考的模式思考制图，而不被拘禁在建筑图表现的图式概念中，以致限制了图示创新的自由发挥。 二、教学应变 明确以上联系，转译于图学教学设计中。布里格斯（Briggs，1977）把教学设计的目标、教学、评价称为计划的三个关键点，必须确保这三方面相互一致……并把发展评估工具至于课时计划之前[5]。以下结合教学目标与评价，在确保图学传统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思考与设计基础课加强融合渗透，体现创新思维的图学改革方向。 1.构建图与设计的关联。引导学生构建图与设计的关联，发挥图学协助设计构思与表达的效用，充分认识图之于设计的再创造、对设计问题的逻辑思考与推理演化、于纷繁复杂的设计要素中逐渐理清脉络所发挥的作用。 评价机制体现在相应教学时序中，以设计基础课的作业为题目，练习相关图示的画法，鼓励透视图基于设计理念的创意表达，同时体现人与空间的关系；空间作业中复杂剖面图与剖透视的绘制练习。如此一来，把设计基础训练题目与图学课的平时作业建立联系，使学生体会到图学课习得的制图技能发挥辅助设计的作用，弥补了设计课重模型、轻制图的弊端；这种方式也能及时反馈教学问题，调整教学进度。 2.主动思考和批判精神。通过问题式教学法，改变学生被动灌输的学习模式，结合制图的创造性特点，引导学生对既有图示表达主动思考的能力。掌握以设计意图的表达为目标，经由个体主观思索，恰当选择制图内容、图示方法、比例，就是解决画什么、怎么画、画多少的问题。相应评价设定在教学过程中。特定问题导入后，学生对问题先行思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例如分析建筑平面图的组成要素，提前以思考题布置，在课上以学生说的模式展开教学，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意识。 弱化制图教学自身系统性的深度追求，搭建与设计课在教学内容、时序和进程的关联，协助促成良好的外部学习条件，以保证最终整体的教学效果。 建筑图论文:北周至隋时期的建筑图景 【摘要】魏晋发端的自然主义审美的山水画，事实上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找到与这种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式，山水景观与楼阁界画相结合的宫观山水，带动了青绿山水样式的独立与成熟，而界画也最终成为中国画中一个独立的门类天水石棺床屏风画，是早期山水界画的雏形，通过对这些建筑图景形式及绘画风格的分析，不仅使我们看到北朝晚期至隋唐建筑山水画的造型特点，同时也为考察山水画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例证 【关键词】天山石棺床：屏风画；界画；宫观山水；青绿山水 1982年6月，天水市上水工程指挥部在市区石马坪施工时发现一座北周至隋之间的古墓葬。该石棺床屏风石榻中正面有5扇屏风，左右各分列3扇屏风。这套图像明显的特点是其一，11幅图像的视觉结构之多变是前所未见的，即以仰视、俯瞰和平视的视角表现了三个角度不同的山水画面，这种全新的观看方法，预示着隋唐时代中国山水图式成熟的结构即将出现：其二，对比北周康业墓石棺屏风画及北魏的石棺线刻的山水母题，这套图像中亭台楼阁等建筑的比重明显增大，运用了简劲有力的界画线条，以及单纯肯定的结构处理，更倾向于早期界画的一些风貌：其三，母题是早北朝时代墓主生活图像的延续，众多人物穿插、活动于亭台楼阁、山水树石间。这些线刻采用平地减底的雕刻技法，雕工精湛，内容丰富，是了解北朝晚期至隋的线刻技艺渊源与传承情况的宝贵资料，并由此可以对中国汉唐之间界画与山水画发展的关系作一点探索。 一、石福屏风图景概况及“界画”概念的界定 根据《中国美术辞典》关于界画有两个含义其一，即“界划”，“画”读入声，中国画技法，指用界笔，界尺划线的一种方法：其二，是中国画中的一种，界画指亭台楼阁、宫室、器物、车船等，而且界画并不是每一笔都用到界尺画线。在东晋顾恺之的《论画》中，第一次出现了“台榭”的说法，“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隋唐时又被称为“台阁”“屋木”“宫观”，到了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才有了“界画”一词。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一书中将绘画分为十三科，其中就有“界画楼台”一项。界画和其他绘画科目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要求准确、细致和工整。因适于画建筑物，与工笔描绘的其他景物，合称工笔界画。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蕴含了独特的建筑图景，从对局部到整套建筑图景组合的认识，为了解南北朝晚期至隋朝萌芽期界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天水石棺床的屏风图案具有连贯性，以正中的屏风6为中心，其余图案围绕这幅图案为轴心，左右依次展开，部分图案还存在着对应关系，如屏风4与屏风7、屏风2与屏风10等。石棺床围屏的整幅画面以主人夫妇对坐宴饮为中心，分别刻画出宴饮、车马出行、亭台楼阁、狩猎等日常生活场景，这种摆放的顺序，使得各屏风画面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紧密，所体现的墓主人家居生活、祆教祭祀等主题更加明显。（如图1、图2、图3） 二、天水石棺床屏风图景的艺术表现特征 绘画是由构图、造型、用笔、色彩等因素构成的，对其形式因素的研究与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刻地把握天水石棺床屏风画的艺术特征，从绘画表现手法的渊源来看，主要来自北朝工整细密的线描绘画语言，特别是处于萌芽期的山水界画传统。 （一）线条 谢赫在“六法”中，将“骨法”和“用笔”相连，明确地指出了线是中国绘画造型的根基。天水石棺床屏风画的用笔，画线工整，结构清晰，疏密有致。宫殿建筑勾栏望柱整齐，脊兽瓦垄一丝不苟，建筑物富丽堂皇，即使是屋顶部分，也根据坡度的曲直快慢，线线相连，颇有一鼓作气之感。此外，画中的各种配景，因质地不同，画法也不尽相同，用笔疏密、刚柔、浓淡运用自如，充分体现了南北朝时期绘画所流行的“春蚕吐丝”的韵味。 （二）屏风画的空间表现 南北朝时期的画家已经通晓了空间进深的诀窍，姚最《续古画品录》中“咫尺千里，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已明确地涉及了透视问题。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在空间表现上，主要采用深远与平视、散点与俯视巧妙结合的多种透视手法，使整组建筑的远近、向背、相互关系、凹凸穿插都表现得清楚明确。就建筑物的透视关系和画面的紧凑而言，明显地受到了南北朝时期“台榭”画法的影响。 例如屏风5的整个画面以一曲尺形长廊占据了主要的篇幅，其透视图景更难掌握，画师却画得准确适度，扭曲无不协调的感觉。长廊两侧景致尽收眼底。左侧分布着假山花木，右侧则是池塘荷花。另外，在长廊左侧的围墙旁，隐约可见一童子正向墙外探出。画师采用侧面俯瞰描写，并同时画出了建筑的正、侧、顶三个面，使形象完整、饱满、立体感强。画面分远中近三层，层次分明，具有咫尺千里的深广空间感。这种表现建筑空间的“深远法”，在汉代画像砖石中就有出现，即俯视的表现方法。面对如何将宏大的场面统一在一个窄长的画面中，画师采取了不断移动视点的方法，使用俯瞰的角度把不同方位的人与景组织在同一画面上，同时单个物体运用平行透视的方法，布局分明，繁而不乱。 （三）构图 从画面构图来看，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在画面构成及处理手法上具有独特之处。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是以亭台楼阁等建筑群为主体，衬托树木、云气、流水，将墓室主人夫妇生前的种种活动和情节巧妙地安置在园林的各个角落，画中的多种情节，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而展开，画中的各个人物在建筑的互相连接和交错中，合理穿梭、行走，所有的情节既富于变化又相对统一，在总体构图上呈现出“异时同图画”的特点。“异时同图画”指在同一个画面上表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故事中的若干个情节。 最为明显的是刻画粟特文化中常见的狩猎题材的屏风11，画面中山林沟壑，上首有一身披甲，头戴盔，手提戟的男子，骑马似乎在山林中寻觅猎物。中部则有一身着紧身短袖的男子，正拉弓射向迎面扑来的老虎。下部也有一男子，正在山谷口拉弓射箭追赶逃跑的鹿。三个情节融于一幅窄长的画幅中。这种巧妙的构图，追溯起源，应是受到魏晋南北朝山水画或山水情景画构图影响，如《洛神赋图》长卷，疏密得当的人物活动安排在不同的时空之中，自然地交替、重叠，通过山水景物的变幻、组合，展现出时间和空间的美。它强调主观化地表现构思意图，让所画的内容按构思的需要在时空关系上自由地切换。 三、天水石棺屏风图景的艺术渊源及其反映出的艺术发展轨迹 “艺术作品就好像一个窗户，通过它人们可以观察到窗外的世界。”通过对天水石棺床屏风建筑图景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其艺术表现的特点，更重要的是看到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的继承与创新，和对隋唐山水画发展演变的影响。 （一）南北朝“密体”画风的传承 天水石棺屏风以建筑园林作为主景，衬托树木、云气、流水，构成浑然一体的景致，运用的是魏晋南北朝盛行的“密体”线刻手法，尤其是建筑画风格与山水画的结合，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人物及山水绘画风格对其的影响，代表了北朝晚期山水视觉范式的特点。 汉代开始出现表现建筑艺术的绘画作品，以汉墓室壁画和汉画像砖为代表，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地主收租图”，画中仓楼造型比较准确，刻画工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战乱频繁，但绘画艺术却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有画史记载的第一批画家，如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他们的画风成为当时民间画工与石刻工匠依托的范本，广泛流传，也成为贵族墓室壁画及线刻艺术的参照。这一时期流行两种画风其一是以顾恺之、陆探微为代表的“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的“密体”画风：其二，是以张僧繇为基础的“思若涌泉，取资天造，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②的“疏体”画风。但高古游丝描为造型基础的“密体”绘画技法，已基本上引领了南北朝整个绘画领域的面貌。 该时期人物画的成熟以及山水画的萌芽都对界画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楼阁建筑和舟车工具等界画元素仍处于点缀与陪衬地位，但已由秦汉时期的简朴稚拙发展成为工整细致的风格，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有文献著录陆探微擅长人物画兼工界画，被时人评为“屋木居第一”。他以笔迹周密的“密体”而闻名画坛，可以推断其界画皮属精工劲力一派。传顾恺之《洛神赋图》（辽宁本）中楼阁式龙舟以及《女史箴图》中床榻等家具，结构准确，笔迹平直工整，是目前含有界画元素的最早卷轴画。 （二）对隋唐宫观山水发展的影响 从南北朝晚期至隋唐，是一个建筑技艺大发展的时期，建筑的繁荣带动了建筑绘画的进步。源于建筑工程图的宫观楼阁界画并不是一味地发展它的实用性，它往往与人物故事画或山水画相结合，展现着它的艺术性。张彦远认为山水画摆脱附属于人物故事画的状况，乃得益于几位画家的实践，如北齐的杨子华、隋朝的展子虔，唐初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历代名画记》中展子虔“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台阁”的艺术涵养，也可以窥见早期宫观山水画的审美追求。 我们如果留意画史中记载的北朝至隋那些“精意宫观”的画家的生平，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一些身居高位的贵族官僚杨子华是北齐人，御用画家，号为“画圣”：展子虔则是由北齐入北周、隋的画家，他成名于隋朝，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为宫廷贵族服务的性质，以及画家们本身的显赫贵族身份，决定了宫观山水以表现王公贵族的生活为核心的方向。事实上，北朝和隋唐宫观山水的创作正是当时贵族上层富贵奢华的生活，以及他们“逃世”“游仙”思想和盛行的求仙访道的风气的反映。虽然这种创作形式运用于墓室石棺床围屏风上还很稚拙，但反映出的却是这一时期宫观山水发展的基本水平。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强辉煌的盛世时期，大兴土木建造了各种宫观园林、豪华殿宇，因此，宫观山水在隋唐也得以更加蓬勃发展。 （三）对隋唐山水画的影响 工整匀细的宫观界画作为山水画的一种风格形式的出现，对青绿山水画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贡献，它使得吉绿山水具有了金碧辉煌、工细典雅、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 隋唐的山水画始于宫观山水。六朝至隋初这一阶段，是山水画发展的停滞阶段。但隋代的南北统一，给山水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局面。而山水画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隋代和唐初的大兴土木即宫廷、台阁的大量建筑上，有很多画家本是建筑家，如阎毗父子三人。在设计建筑时，便要绘画大量的山水背景，直到唐初的阎立本、阎立德“渐变所附”，使山水脱离于宫观建筑图，为李思训的山水画成熟奠定了基础。如传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立轴，绢本，青绿设色，画中宫殿工整细腻，山石用墨线勾勒轮廓，石绿渲染，构成画面葱郁浓密的富有装饰意味的面貌。从中我们可看出当时的园林题材绘画还是偏重于工整细密，倾向于界画的一些风貌。由此总结，早期山水画的技法形式多渊源于人物画和宫室台阁。人物画和宫观台阁本身需要进行精谨细致的刻画，所以勾线填色显然是很合适的，但用光滑细挺的线条很难勾画山水树石的质感和变化，（“春蚕吐丝”线条格调高古，但勾勒所有山石、树木皆用之，便有缺憾）。真正把山水画脱离“宫观”的是吴道子变革的山水，他把人物画的线条移到山水画上，他的兰叶描兼蚯蚓描，粗细随意，气势磅礴，这种笔简意远的“疏体”，粗放的逸写，与那个时代李思训继承的工整巧密的宫观山水相比，开拓了一种创新之格。 四、结语 元代汤星在《画论》中曾说过“世俗论画，必日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从中不难看出对界画的贬低和轻视。界画在文人画盛行的时代为文人画家所不齿。这种观点有些片面和偏颇，魏晋发端的自然主义审美的山水画，事实上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找到与这种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式，山水景观与楼阁界画相结合的宫观山水，带动了青绿山水样式的独立与成熟，而界画也最终成为中国画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界画中通过建筑、山水、人物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天人相合，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意趣之美。存在必然有其可贵之处，也必有其独到的艺术魅力。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是早期山水界画的雏形，透过这些并不复杂的建筑图景，不仅使我们看到北朝晚期至隋唐建筑山水画的造型特点，同时也为考察山水画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例证。 建筑图论文: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误差原因与处理策略探讨 【摘要】本文分析了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产生误差的原因，提出了如何处理好土建工程预算时出现的误差，从而最小地避免对工程全局的影响的一些见解。 【关键字】土建工程；预算；误差；原因；处理 土建工程开工前的前期预算工作意义重大。其内容包括对施工过程中的所有材料、设备、人工以及后期的装修等，还包括以及图纸策划、模型建造等一系列成本的综合计算。这些成本预算将直接反映在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上。建筑图预算数据是土建工程在开工前的最重要的参考数据，企业将依此来完成施工计划的规划和具体实施计划。在预算的工作中，一个小环节的偏差就极易导致整体预算结果的错误，从而影响建筑施工的整体计划，甚至有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因此，土建工程预算中重视误差处理对于土建工程意义是十分重大。 其实土建工程在施工后发现实际情况与预算存在误差是很正常的现象，地解决这些误差问题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 一、认真分析影响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编制结果误差的原因 施工单位对其施工对象有一个预期目标，将完成和实现工程建筑项目的所有成本控制在这个预期目标值附近，是静态的建筑施工图预算（静态）投资。其具体指的是在建筑工程项目开始实施前，预测项目的所有费用，是区别于动态工程结算（动态）的另一工程计算项目。这种预算编制具有超前性，其本身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性的无法避免的误差。影响预算准确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筑设计在建筑施工时经常发生修改与变更 设计技术是否规范、设计是否符合标准、设计手段的选择、地质勘察资料是否全面科学、建筑材料的选用等客观条件直接影响着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当一些客观条件发生改变时，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改的是建筑设计，而预算时恰恰缺乏这种预见性，导致的结果就是超出预算。 2准确预算建筑工程量，全面计算工程的各种消费 对建筑工程量的计算是建筑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施工建筑图纸的清晰度、是否全面、正确都直接决定着建筑工程量的准确性。在市政道路、桥梁及一些安装工程项目中，材料用量和工程量表，在图纸中通常会有明确的标著。对于工程量表的计算方法、数量统计以及材料用量表是否符合工程量的计算规则等待，都需要通过专业人员校核后才可使用。 3同一建筑设备，在材料价格上存在的误差 国内的建筑行业，对于同一建筑工程由于多家厂商竞争生产，价格混乱时常发生，缺少统一规范的市场，即使同一种型号的设备报价也不一，从而使得设备材料预算价格同结算有很大的差距。 4工程施工中一些因素影响预算的结果 设计、决策、实施是任何一项建筑工程都必须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在实施阶段之前进行预算，预算是建筑施工图在设计阶段中的产物，这就决定了预算的局限性。第一、建筑材料价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决定着建筑材料的价格，价格随行就市。依据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定期公布信息价调整预算建筑材料价格，价格将会有不断的变化。第二、国家政策性调价对预算的影响。第三、没有考虑现场签证。现场签证产生的原因包括：地下障碍、土方坍塌、基坑排水、自然灾害、文物等，这些是建筑施工期才会出现的因素。 建筑施工图预算是根据材料预算价格、施工说明及施工图纸、费用、预算定额等编制的，它是在理想状态下编制出来的产物。结算的编制还包括建筑设计修改或变更、图纸会审纪要、建筑施工组织设计、建筑材料价差等方面，这些都是建筑施工图产生误差的原因。 二、控制施工建筑图预算图误差的策略 1、对参加竞选的招标单位以招投标方式选出 由于一项工程的竞争者较多，应以竞标的方式选出最适合的施工队，在招投标精选的整个过程中，要求从所有投标者中挑选出有过硬的技术、良好的质量口碑、较高水平的管理和有着精良的装备及合理的报价，这样一支优秀的施工队伍，这样的队伍技术力量相对过硬，在建筑施工中能较好地解决技术难题，有利于控制建筑施工图误差的发生；即使发生误差，技术力量过硬的队伍也能以较小的代价更好地解决问题。 2、全面控制建筑工程造价 对于整个建筑工程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决策过程，这是决定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施工队应该将工程决策作为重点工作目标，以制定最优化的工作方案为主要目的，有利于控制施工图误差的产生和解决。在设计建筑工程施工流程时，首先要对工艺流程严格把关，做到事前的全面控制，尽量全面考虑各个预算环节，做好设计预算好环节的各项事宜，同时使得设计人员积极参与其中。实施建筑工程时，选在购买材料及施工设备前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比较一下市场上各种工艺、材料的性价比，尽可能地减少在所有施工环节上的浪费现象，进而避免误差的产生。 3、加大力度进行监理工程质量 做好工程监理工作无疑对避免和处理好施工图误差作用极大。每项工程想要保证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同时不影响工作进度，应再施工时找有力度公正性的监理进行监督检查以便工程在质量过关的前提下按时竣工。在工程进行过程中，工程的结构、不同型号的设备、新进引进的技术、技术创新方案的改进等都对控制投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些过程中，常常会发生建筑施工图误差。而控制和解决施工图误差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决策，正确的掌握决策阶段是做好建筑工程监理工作的重点和关键。尽管在施工时期，想要达到投资最小化，有效节约是很难得，但出现施工图误差的现象确实很容易发生，因此要特别注意决策控制，避免施工图误差产生浪费的现象。为实现一个良性的建筑工程工序，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并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理进行质量监督、管理、签证以及预结算审核。 4、准确计量建筑工程中的各种预算，在预算审核时加强力度 在预算工作结束后，应立即进行复算，以便能够有效避免算错包括少算、漏算等计算问题，以便提高预算的准确性，从而可又尽可能地减少施工图预算误差的产生。由于预算时过程便很复杂，在复查时，需要建筑预算各种收费是否符合比标准上的要求，工程质量得以保障。 结束语 工程预算不仅是一项需要细心、耐心的工作态度和信念，它更需要专业工作者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职业道德良好和专业知识扎实等，并且要求工作人员不仅要充分熟悉掌握工作程序、定额内涵、子目内容、工程量的计算规则，还要有丰富的建筑工程第一线的实践经验。施工图预算的编制需要收集工程相关基础资料，继而进行细致调查研究才能着手开展工作，从而最大可能地缩小建筑施工图预算误差。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纸上扣着个八卦 30岁的建筑设计师汪琦是北京一家外资设计院的项目经理。他的工作是在设计院与开发商签订某块地的建筑设计协议之后，带着手下的建筑设计师一起做规划图纸：包括那块地的整体规划、楼里的布局、给排水系统等。他工作的另一部分就是根据客户的意见修改图纸。 2012年年初，河北唐山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对图纸的修改意见让他和他的同事大跌眼镜。这个项目是一个独幢别墅的设计，开发商那边负责与他联系图纸修改意见的总工程师，给他发来的一个CAD格式的文件，转达的是风水师的修改意见。“打开一看，他们的设计图纸上竟扣着一个八卦图。当时我们都惊了。”汪琦说，“我从事建筑设计行业七八年，做过的项目不下50个，也经常遇到客户根据风水提出修改要求的，但这么直接的还真是头一遭。” 风水师改建筑结构 “图纸上那个八卦图的中心正好在那块地的重心上，我还想呢，他是怎么把重心算出来的。”汪琦说，设计图纸被标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方位，以及各自代表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性质和自然现象，还标明东南方应修一条河，西北那边的楼要建得更高。 当时项目已经进入尾期，如果根据反馈回来的图纸上的要求，整个设计都要进行很大改动。“这种意见都是可以商量的。”跟对方总工程师商量之后，风水师就把原来要修的一条河改成了一个小水池，西北最远的一幢楼加高0.5米。 汪琦说让他们纠结的另一点是这个项目居然换了两个风水师，“这两个风水师的意见还不一致。”第一个风水师的意见有三点：一，所有户型厨房必须放右边去；二，卫生间只能放在西南或东南角；三，车库必须在出门左手边。 这样的改动已经打乱了原有的设计，如果要改，连建筑结构都要变化。正要和对方沟通能不能不改，对方撤掉了这位风水师。“估计是他们老总觉得他算得不准。在图纸上扣上八卦图的是第二位风水师。” 汪琦说像这样找风水师来看图纸的占到他接手项目的一半以上。“刚做建筑头两三年，开发商只是零星提出一些风水上的要求，比如说门梁上不能横着放一根柱子。但2012年和2013年明显感觉很多人都有往风水上靠的趋势，提出的要求系统化了，比如这次，业主就找来了专门的风水师。”一般只有高档住宅比如一次能卖几亿元的两千平方米独幢别墅，才找风水师定制，他说，“像万科、金地这些开发商，连砖、路的宽度都是标准化的，而且都是修楼房，开发商也不太注重。” 汪琦观察，客户找风水师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项目卖得更好。“找风水师看过的楼盘卖得更好吗？”汪琦觉得，还是跟年份有关，“2008年的时候房子卖得特别好，2009年一下子不行了，2009年到2011年又疯涨，到现在又不行了。” 但是汪琦也不敢断定风水真的没用。他观察过通州一个名叫“运河上”的楼盘，每一户都是修成中式风格的四合院。“2009年开盘的时候卖得很不好，自从把四合院的小门改造成旧时王府风格的豪华大门之后，销量一下子好了起来。”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分析，开发商可能请风水师看过改造了。但“运河上”的销售小姐告诉记者，实际上他们一开始的设计就这样，只是2009年的时候还没建完，2012年才全部完工。 和汪琦一样，很多搞建筑的专业人士对风水的心态和他类似，对于风水多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汪琦说业内有不少关于风水的传闻。“为什么北京地铁晚上11点以后不运行？传说是1969年开通的北京地铁二号线破坏了很多坟地，有一段出了几次事故。后来一个风水师就说，必须在晚上11点停运，收班时还必须空车绕一圈，将被惊扰的亡灵带回原来的地方。据说现在还是按这个在做。” 另外一个传闻是：“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的两幢西洋小楼是北京著名的鬼宅之一。这幢大约建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洋楼，是1900年光绪皇帝赐给英国人的教堂。后来教堂被国民党军官占用。这位军官仓皇逃往台湾时，扔下了家眷。他的一个姨太太就在里面的一间屋子上吊自杀了。后来60多年一直没人敢住进去。网上传言风雨交加的夜晚或圆月夜，房间里会传出哭、摔玻璃瓶的声音。”汪琦说，“与这幢洋楼隔一条街的森豪公寓也被说风水不好，位置挺好，卖不出也没人敢住，传说就是因为曾有工人失踪。据说200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3个喝多酒的工人跑到森豪公寓地下室去撒尿，他们下去20多分钟后，一位老工人看到洋楼的窗户里忽闪了几下，就陡然熄掉了。那3个工人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关于风水的传闻是真是假，汪琦也不知道。不过面对客户对风水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汪琦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自学一些风水知识，他用业余时间看了一些涉及风水或盗墓的书，比如《鬼吹灯》等等。“万一开发商提这个事呢？就算不提，跟对方讲解设计方案的时候，提到风水，对方也会觉得考虑很周全。”汪琦说。 “窗户要大，朝南” “国外的设计师就不在乎风水。”汪琦说，像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为SOHO中国设计的北京东二环内朝阳门银河SOHO项目，就没考虑风水。还有德国人奥雷・舍人（Ole Scheeren）和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有人说2009年2月9日晚21点中央电视台总部发生的大火是因为风水不好，但汪琦却认为：“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讲，它绝对是佳作，国内设计师很难做出来。好的作品就是要富有想象力。” 但并不是所有国外设计师都不会遇到风水问题，在国内营业的外国设计师一样要面对客户风水需求的考验。2009年7月，金融危机过后，一份MAD的工作邀请将美国设计师Daniel Gillen从纽约带到中国。他2012年9月份刚离开MAD建筑事务所，现在国贸经营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在来中国之前，他觉得自己对风水是了解的。“我明白风水是什么，虽然我没有上过专门的课程。但我认为风和水代表的是自然，风水就是人与自然的结合。比如，窗户朝南，其他国家叫作‘好的设计’，中国就叫风水。” 但在中国三年多的工作经历，让这位纽约来的大个子感到不解，为什么他的中国客户要求的好风水和他理解的并不一致，一些出于风水的要求刻板到了极端的地步。 他曾经接到一个项目，是为天津的一座高塔楼做建筑设计。按他的设计，那座塔楼高88层，长方体形状。窗户沿着楼梯的走势在墙面旋转向上，螺旋状的窗户与蜿蜒的楼梯内外响应。窗户不会很大，但能保证塔楼内部的采光。他形容说：“很美，而且保证每个角度都能看到窗户。”但是应了客户“窗户要大，朝南”的要求，原本旋转的窗户被修改成笔直往上的落地大窗，“看起来跟街头任何一座摩天大楼没有两样。” 另一次他为一个民用小区做建筑设计，他将六幢小区楼房像纽约很多住宅小区一样，放在那片地的左端，“六幢楼的窗户按各自最佳的采光源，分别朝向东南西北。右边一大片空地用作自然区，规划了游泳池、树林等休闲娱乐和绿化设施。”客户提出同样的要求“窗户要朝南”。“原来设计里的自然区没有了，为了保证每幢楼能采到南边的太阳光，只有将楼与楼之间的间距拉大。”Daniel Gillen觉得这不美，功能性也不好，但也没办法说法客户。 采访Daniel Gillen那天是2013年1月中旬连续几个雾霾天中的一天。媒体报道北京PM2.5值逼近1000，“爆表了”，一些人因为咳嗽和上呼吸道疾病进了医院。Daniel Gillen在英格兰的一个朋友特意给他发来一张对比图，上图是蓝天白云青草遍野的英格兰，下图是被雾霾笼罩的北京。还配了两句图文：你明明可以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住在那里？ 他看着朋友发来的图片摇摇头，一脸疑惑：“风水的核心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吗，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在讲风水，可他们在现实中追求的风水又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