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中国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 [摘 要]中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的均衡模型表明,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会影响农民工市场的自动调节,进而引起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为视角,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以前城市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变化。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影响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来降低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长期而言,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变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为一元劳动力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工市场的波动问题。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市场;供需弹性;新《劳动法》 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据估计,1983年在城市就业的农民数量只有200万,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高达1.37亿①。一方面,对于农村来说,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提高收入,向城市转移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和城市就业体制的制约,只能在城市从事那些工资低、条件差的工作,合法权益也往往得不到保障。由于长期以来城乡行政分割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原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转移的途径和过程来看[1],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的转移;第二个阶段是从农村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个阶段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和向城镇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劳动力被严格限制在农村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末,从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2],农业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形成公开的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便开始了重新配置的过程。随着劳动力流动条件的放松,城市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扩张,这种配置最终引起了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并最终形成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 对城市而言,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正成为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城市农民工数量与城镇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乎为0,增加到2000年的36.9%,并继续增加到2007年的46.7%。一般来说,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上升,这将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甚至最终消失[3],可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扩大。这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即农村劳动力空前流动起来的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拉大,这说明劳动力流动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条件的[4]。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相同条件下,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被区别对待[5]。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城市劳动力市场[6][7][8],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从而构成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二元社会”。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早由Doeringer和Piore提出[9],后经Jeremy I Bulow和Lawrence H Summers等人发展[10],指的是把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有较多的职业晋升机会,就业的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和技能型劳动者;而第二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在这两个市场之间流动是比较困难的,一般说来,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不愿进入第二市场,第二市场的劳动者羡慕第一市场的就业,但第二市场的劳动者无法进入第一市场。如果第一市场的劳动者愿意进入第二市场,他们是能够比较容易地在那里找到工作的,因此如果出现周期性失业时,第一市场的失业率要低于第二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更多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如工会力量、劳动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法等;而第二市场则很少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其劳动力供需可以较迅速地由工资变化来调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还表现在两个市场招聘新职员方式的区别上,第一市场的空缺职位通常不是到市场招聘而是由内部提升来完成;而第二市场则完全是市场招聘。 在我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一般并不能进入到比较正规的部门就业,而大多数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城市的一些非正规部门。[11]即使干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外来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相对也会较低。[12]平均起来,迁移者的工资仅是非迁移者的80%,而且迁移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得到的待遇,也明显差于非迁移者。[13]显然,农民工市场是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 虽然农民工就业差,工资低,但直到2003年以前,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始终保持着较好的稳定性。企业总可以在农民工市场上找到他们需要的劳动力,而农民工也总能以较低的工资找到工作。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98年,即使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仍在持续增加,未出现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企业也未遇见劳动力短缺问题。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并且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的中国出现,是不可想象的。为此,有些学者惊呼,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14][15]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②。 为什么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吸纳不了那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么,为什么2004年在全国会出现大面积的“民工荒”,反之,又如何解释2008年大量民工失业呢?农民工市场,甚至城镇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 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那么,新《劳动法》③是引起2008年底农民工大量失业的原因吗?它是否加剧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本文试图提供这些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二、中国农民工市场均衡模型 影响中国农民工市场的供求因素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系统性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系统性因素对第一、第二劳动力市场均产生影响;另一部分可称为非系统性因素,主要包括国家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与政策等。 在决定农民工市场供求的诸变量中,工资水平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外生变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经营状况确定合适的工资雇佣员工,农民工则根据工资的高低做出转移决策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当供给和需求相等时,农民工市场达到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和农民工做决策所依据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同一个工资水平。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是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他们对工资水平的了解途径主要是熟人打听、媒体报道等,消息来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农民从做出转移决策到成为农民工市场的一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影响农民工供给的工资水平是前一段时期已有的工资水平。此外,农民工的迁移决策还受到迁出地农业收入的影响,只有当转移后的工资收入大于转移成本和不转移的农业收入之和时,农民才会做出转移决策。因此,农民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工资水平和农业收入的差额作出反应,差额越大,转移的农民工越多,从而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也越多。不同的是,企业由于更接近劳动力市场,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状况迅速的调整劳动力的需求,所以,企业决策所依据的是当前工资水平。在t时期,我们可以近似认为企业根据t时期的工资作出需求决策,农民工根据t-1时期的工资作出供给决策。 假设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状况迅速调整需求和工资水平④,在具有线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条件下, t时期的供给:QSt=γ+δ(Wt-1-R) (γ,δ?酆0)(1) t时期的需求:QDt=α-β・Wt (α,β?酆0)(2) 其中Wt-1和Wt分别表示t-1期和t期的工资水平,R为迁出地区的农业收入水平,δ、β为t时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弹性,γ和α分别表示t时期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与工资水平无关的其他因素。 当农民工市场均衡时,有:QSt=QDt(3) 由(1)(2)(3)可得⑤, 命题2:若δ?酆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大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水平,若δ=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等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保持单位震荡,若δ?刍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向均衡工资水平收敛。 由命题1可知,初始工资水平与均衡工资水平的差距越小,工资Wt初始状态距均衡工资越近,反之则越远。给定外部环境及供需的工资弹性,(W0-)又受转移当地工资水平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⑥,R的大小甚至可以改变工资的初始状态与均衡工资的相对位置。W0和的差反映了t 时期初始状态时的劳动力供求缺口,而其相对位置则表明此时的供求关系,W0?酆,供大于求;W0?刍,供小于求。 命题2表明,是否偏离或收敛于均衡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工资弹性,只有当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时,劳动力市场才会自动的收敛于均衡的工资水平,从而自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否则,工资会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甚至偏离幅度越来越大,引起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大的波动。 以δ?刍β为例,图1给出了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 与需求曲线D。给定初始工资W0(这里假设高于 ),顺着箭头,我们可以在S曲线上读出下一期的供给量(第1期)将为Q1,为使市场出清,第1期的需求量必须也为Q1,而这当且仅当工资水平在W1时,方能做到(向下的箭头)。现在,根据S曲线,工资W1会导致在第2期产生Q2的劳动供给量,且为使市场在第2期出清,按照需求曲线,工资必须定在W2的水平。重复这一推理,工资与均衡工资的偏离不断减小,劳动力市场也自动回复均衡。由于这一过程是在无明确起始点,连续的时间序列中进行的,因此,我们总会观察到相对均衡的劳动力市场。 δ?酆β和δ=β过程与δ?刍β类似,只是δ?酆β时,工资路径虽是震荡的,却是发散的,导致劳动力供需缺口越来越大。 三、中国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 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所示。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加之此时改革开放刚进行不久,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不足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且,农业效率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城的积极性。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还很少,城市劳动力市场主要以本地劳动力为主,表现为一元劳动力市场。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3年底,随着农业改革效果的显现,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⑦。与此同时,区域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和城镇地区转移,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城市开始出现二元劳动力市场,即以城市当地劳动力为主的第一劳动力市场和以农民工为主的第二劳动力市场。但此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大致处于稳定状态,即转移的劳动力基本能在城市找到工作,企业也能够以一定的工资在市场上找到需要的劳动力,政策与宏观环境的变化只影响工资水平,并不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波动⑧。 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以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继续稳定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农民工市场开始出现波动。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 农民工市场,甚至城市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我们尝试用农民工市场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第一阶段,农民工市场尚未形成,城市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双方分别是企业和本地劳动力。双方均根据现期工资做出供需决策⑨,工资水平能够迅速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从而达到均衡。 在第二阶段,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改变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形成中国独有的农民工市场。在此阶段,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并且农村尚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致使我国农村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即劳动力供给的工资弹性δ 小,而作为农民工的需求方,城市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劳动力成本占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对工资较为敏感,即劳动力的需求弹性β大,由模型可知,当δ?刍β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会自动趋向于均衡工资,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即使在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只要不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劳动力市场仍会自动趋向于均衡。随着企业技术推进,对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需求弹性变小,由于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是整个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对他们的需求弹性变小意味着整个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β变小。同时,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收入提高,加之2002年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使得从事农业生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对农民工来说,务农和进城务工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农业收入的提高使农民对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更加敏感。并且,随着多年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可供继续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大大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条件和待遇都有更高的要求⑩,这些都改变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使供给弹性δ变大。 供需弹性的变化最终改变了δ和β的相对大小,到第三阶段,当δ?酆β时,Wt随时间推移偏离均衡工资水平,引起劳动力供需的失衡,导致了始于2004年的“民工荒”,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工失业。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术工荒”和“熟练工荒”,而2008年的大范围农民工失业主要是无技术和非熟练的农民工失业呢?首先,对“熟练工”和“技术工”来说,供给更加富有弹性,而需求则更加缺乏弹性,也就是说,其δ比普通农民工大,β比普通农民工小,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从而引起供需的失衡,所以“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工荒”和“熟练工荒”;其次,对“技工”和“熟练工”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进入城市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只能属于农民工市场的一部分,和其他农民工一起竞争工作岗位,即使“熟练工”和“技工”更容易引起供需的缺口,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挤占”普通农民工工作岗位的方式继续工作。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从事简单劳动加工的企业,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幸存,对城市农民工市场而言,这表明普通农民工的需求大幅减少,而“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需求的变化则较小,其结果是使大量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失业。 四、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的影响 2008年1月1日开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新《劳动法》旨在“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与1995年的《劳动法》相比,新《劳动法》更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其中引起热议的主要有四方面[16]: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 从企业的角度看,新《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用工成本的增加使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增加,将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促使企业不得不减少用工数量以降低成本。与此相对应,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用工成本占所生产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比较低,所受影响要小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一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则主要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关,新《劳动法》主要影响农民工市场而非第一劳动力市场。由于用工成本的增加,作为理性决策的主体,企业的最优反应是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将降低农民工市场的劳动力需求量,而新《劳动法》对企业用工的诸多限制则降低了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值得注意的是,新《劳动法》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影响是不同的,技术工人和熟练工由于早已达到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并且对企业来说,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本身就比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更加缺乏弹性,因此,新《劳动法》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与此同时,新《劳动法》看似保护了收入最低的那部分非熟练、无技术农民工的利益,但由于企业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弹性较大,最终结果可能是这些最底层的农民工受到最大的冲击。 从农民工的角度看,新《劳动法》使得农民工在用工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在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低于劳动力市场均衡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时,由于我们尚不能确定新《劳动法》对δ和β的相对大小的影响,因而也就无法确定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均衡的影响。但如果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超过了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将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导致农民工的失业。 从长期看,为了应对新《劳动法》带来的用工成本的变化,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企业将加强技术改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会进一步增加企业对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的需求,降低对这部分工人的需求弹性,而长期农民工的供给弹性变化有限,需求弹性的降低最终会导致需求弹性β小于供给弹性δ。在供需缺口存在的条件下,需求大于供给的周期中会加剧“技工荒”和“熟练工荒”,供给大于需求的周期中由于“技工”对普通农民工岗位的“挤占”而加剧普通农民工的失业。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我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条件下,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民工的供给受上期而不是当前工资水平的影响,而企业则是根据当前工资状况决定劳动力的需求,这就有可能导致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农民工市场是否可以通过工资的自动调节达到均衡,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是因为与需求弹性相比,供给弹性比较小。随着各种影响弹性因素的变化,从2004年开始,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改变,从而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其表现为先是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与技工荒,接着又是大量的民工失业。 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劳动法》所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可能超过了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从而加剧了农民工的失业。 从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出发,探讨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政策含义是: 从短期来看,可以通过影响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来降低农民工市场的波动。一方面,政府可以创造条件减少农民进城务工的障碍以减小农民工的供给弹性;另一方面,在我国当前农村尚有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为企业创造适度宽松的雇工环境,让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决定员工的雇佣,可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 从长期来看,农民工市场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城市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企业和劳动力依照不同的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变二元劳动力市场为一元劳动力市场,使企业和劳动力依据同一价格信号作出供需决策,让工资水平自动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波动问题。在这方面,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中的不公正待遇,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以提高农民工的技术水平,改善农民工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使农民工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让农民工市场真正成为一体化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劳动者报酬对国际收支顺差的影响: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摘 要: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际收支呈现出持续的“双顺差”现象。一方面,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促使了资源寻求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致了中国资本帐户的盈余;另一方面,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与剩余劳动力的城乡转移也为中国现代工业部门的规模扩张提供了动力,提高了本土企业产出和产品出口能力,并进一步导致经常项目收支顺差的递增趋势。另外,中国劳动者报酬偏低导致了国内需严重不足,进而引起国际收支顺差。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无疑是改善国际收支失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键词:国际收支;双顺差;收入分配;劳动者报酬 一、引言 国际收支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Bourguignon等考察了静态假设条件下贸易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为分析收入分配与国际收支顺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思路。[1]Alberto Bagani分析了中国劳动力迁移及要素收入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并模拟出未来五年加快人口迁移过程对储蓄率和外部失衡的影响程度。[2]江春、吴宏分析发现,导致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是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失衡。[3]李鹤认为,对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过程的国家而言,劳动力是一个影响其经常项目的重要因素。[4]上述研究提供了经济失衡的诸多洞见,但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尚未系统地建立国民收入分配与国际收支之间的理论框架;二是,尚未建立经济变量依存因果关系的动态分析模型。 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加大,2011年初外汇储备已达26万亿美元。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导致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遭到破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难题。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量化劳动力及相关因素对国际失衡的影响程度,探究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深层根源,以期为解决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失衡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二、理论分析 在开放经济下,通过商品和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收支与国民收入账户紧密联系起来。下面我们将国际收支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来考察,以研究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可表示为:Y=C+I+G+(X-M)。其中 Y代表国民收入,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X-M)代表净出口,即贸易账户余额。如果把政府支出G记为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分别计入C与I,则C为总消费,I为总投资,那么上述恒等式简化为:Y=C+I+(X-M)。这个关系式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账户余额与国民收入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品和劳务进出口额所占的比重越大,内外经济相互作用的程度就越深。 根据四部门国民经济恒等式:C+I+G+X=C+S+T+M。变化可得到:S-I+T-G=X-M=CA(CA为经常账户余额)。若将S+(T-G)看做私人与政府总储蓄,I为国内总投资,等式又可表述为S-I=CA。上式说明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储蓄和投资不必相等,从恒等式S-I=CA来看,经常项目余额反映了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若S-I>0,则经常项目为顺差;若S-I<0,则经常项目为逆差。若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即供给大于需求,则国内储蓄开始在海外寻找出路,由此出现贸易顺差。因此,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应该是等于经常项目余额,即国内多余的储蓄导致了外部的失衡。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在开放条件下若投资过多,增长过快,则消费不能及时消化全部投资,必然会增加出口,导致一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外部失衡。消费和投资构成内需,净出口构成外需。根据国际收支均衡理论,BP=CA+KA+CRA,其中BP代表国际收支余额,KA代表资本和金融项目,CRA代表外汇储备。这一等式表示当经常项目为逆差时,需要国外资本的流入或动用外汇储备来获得融资;当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都为顺差时,则会引起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 西德尼・亚历山大的吸收理论很好地将国内需求与国际收支结合起来,[5]该理论表述为: Y-(C+I+G)=X-M 上式中,X-M 为贸易收支差额,以此作为国际收支差额的代表。(C+I+G)为国内总支出,即国民收入中被国内吸收的部分,用A 来表示。由此,国际收支差额实际上就可由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间的差额来表示。设国际收支差额为B=X-M,则有:B=Y-A。如果一国国民创造的国民收入在供给国内总支出后仍有剩余,那么在该国国际收支中就会表现为经常账户的顺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经常账户余额反映了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之间的关系,中国吸收不足是引起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原因。国内吸收A可表示为(C+I+G), 如果把政府支出G记为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分别计入C与I,则国内吸收A可简化为总消费C与总投资I之和。由于中国的投资需求一直以来非常旺盛,国内吸收不足实际是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分析我国消费状况以及形成当前消费状况的根源。 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到2050年,我国劳动力适龄人口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我国“人口红利”现象将逐步消失,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为工资的上涨提供了可能。 三、模型检验 下面从国内投资、对外贸易流量及国际资本流入三个方面,来观察国际收支与国总需求体系中的各经济变量依存因果关系与结构问题。在劳动者报酬对国际收支作用机制模型中,从劳动者报酬对国内总需求作用机制的角度,设置了居民消费、总投资函数以及进口函数;由于经常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贸易流量,为此建立了进出口函数;从资金流动的角度,重点讨论我国劳动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力度;设置劳动力迁移决定函数,来分析劳动者报酬相关因素的变化;设置国内生产总值、经常项目恒等式,以便观测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及模拟分析。 (一)模型的基本结构 1.结构方程式 居民消费函数:C=b11 +b12R+b13DI+b14C(-1)+b15G+b16PW 上述结构方程式中,内生变量有GDP、C、I、EX、IM、FDI、NJ及REX,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总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迁移率(本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描述)及人民币汇率(表示1人民币可以兑换多少美元);外生变量有R、DI、C(-1)、G、PW、I(-1)、REER、WGDP、IPI、BiLi及NR,分别代表利率、居民可支配收入、滞后一期居民消费、财政支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滞后一期总投资、实质有效汇率、世界GDP①①设定这一外生变量用于观测国际经济发展变化、国际需求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影响,本文采用美国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减,其计算范围包括美日欧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口价格指数、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及国内外相对利率差。 用联立方程式推测各个结构方程式的参数时,考虑到同时推测所产生内生变量与误差项的相关问题以及可比性,本模型采用了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建立模型时主要采用1992―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年度数据,此外,还使用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等。数据分析处理时使用了EViews6.0。 (三)计量结果分析 首先,讨论PW(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对相关指标的影响。从国内需求来看,PW每增加1%,居民消费即增加60030亿元人民币(下同,笔者注),说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对消费影响甚大。PW对投资的影响系数是273849,说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越高,相应投资增大。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收入对投资与消费的影响较大,如果收入没有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的同步增长关系,那么投资与消费的“双拉动”作用将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增加能有效地拉动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提升,进而缓解我国国际收支的顺差。结果显示,PW每增加1%,会降低中国出口额2051亿元,这一结论证明了上述理论分析的观点,即劳动者报酬率对出口存在负向的影响。PW的上升对FDI的影响也较大,PW每增加1%,FDI减少681241亿元。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中国经济影响深远,是一把“双刃剑”,在短期,工资的上升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空间;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则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减轻经济增长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外国投资的过分依赖,有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从而缓解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现状。PW对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系数是-0125,反映了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对人民币升值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将间接影响到国际资本的流动。 其次,分析NJ(劳动力迁移率)对相关指标的影响。该指标每增加1%,我国进口额相应增加553778亿元,说明劳动力不断迁移引致了对进口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强劲需求,从而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劳动力迁移程度是由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及外商直接投资决定的,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每增加1%,劳动力迁移率增加111%,这也说明了城乡收入差距是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元,劳动力迁移率即增加00003%。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过高的储蓄率维持了经常项目下大规模的顺差,过度的储蓄挤占了消费,使得内需不足。劳动者报酬过低降低了劳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抑制了国内需求,造成国内结构失衡,并进而导致经常项目的顺差。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主要源于FDI,而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成本低无疑是促进FDI进入的重要因素。 第二,随着劳动力供给逐年下降,中国劳动力廉价供给的时代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行将结束。从劳动力市场供需来看,劳动者报酬的提高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扩大内需,从而带动内向型经济发展。 第三,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将促进国内消费者对进口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强劲需求,从而有力增加国内需求,抑制国际收支的顺差。 总之,国内劳动者报酬偏低是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状况的重要原因,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无疑是改善国际收支失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为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提供支持,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成为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共同责任。了解老年人的生存现状是为其提供帮助的必要前提,而良好的经济状况是满足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基础。 1 研究背景 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一直是我国老龄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子女或亲属供养、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及离退休金收入(杜鹏、武超,1998)。从目前对老年人经济收入状况的研究来看,经济收入通常包括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子女供养等赠与和转移性支付在内的所有收入。家庭成员供养和离退休金收入作为家庭养老和离退休制度的重要成果,已经引起了很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而老年人作为劳动年龄人群之外的非正式劳动和工作人群,他们的劳动收入状况却少有人去分析。 研究显示,老年人的居住地点对其经济收入有所影响(乔小春等,2005),而这一地区差异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居住地经济状况的不同所引致的。Joseph 和Phillips (1999) 调查发现,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一个富裕社区提供了大量资源用于对老年人的照料,而这些富足地区的人均收入高,家庭自身所能提供的养老资源也更为丰厚。对印度尼西亚老年人的研究发现,与城市老年人群相比,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差(Laura Rudin,1993)。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对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造成了显著影响,东部地区老年人的整体经济状况好于其他地区(爱德华•帕默、邓曲恒,2005)。但上述研究中的老年人经济状况包括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子女供养等赠与及转移性支付在内的所有收入。 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近2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生活,其中东部老年人为22.8%,中部老年人为29.2%,西部老年人为33.4%(根据2005年抽样调查1%数据计算)。上述事实表明,超过四分之一的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维持日常生活,而且老年人对劳动收入的依赖趋势由东部到西部逐步加剧。 那么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是否与其整体经济收入状况一样存在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尽管有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存在明显城乡差异(杜鹏,2003),但在分离掉城乡社会保障体制所造成的差异之外,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城乡差异是否继续存在?截止目前,上述问题尚无定论。 迄今为止,陆续有研究分析老年人群体内部的经济状况差异,并提供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对美国老年人家庭的研究表明,养老金是老年人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家庭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差异所造成的(Rose M Rubin,2000);配偶存活的老年人经济状况较好(Radner,Daniel B,1995);女性老年人的贫困率远远高于男性(Kalman Rupp et al., 2003);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低学历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呈上升趋势(Roger Wilkins,2007)。而对中国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研究也发现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龄差异:男性老年人高于女性老年人;低龄老年人的经济收入高于高龄老年人(杜鹏、武超,1998;王树新,1996)。爱德华•帕默、邓曲恒(2005)和乔晓春等(2006)的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人中贫困人口的比重较低;后者同时指出,夫妇双方共同生活的老年人中贫困人口的比重低于其他老年人群。但上述国内外研究中涉及的收入或者经济状况均是综合考虑了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家庭成员供养等各种形式的收入后做出的判断。作为对老年人经济收入构成的进一步分析,如果仅限于老年人的劳动收入,上述结论是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西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人群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经济支持,并因此成为老年人收入的主要内容。也许是因为劳动收入在老年人整体收入中所占比重太低,迄今为止,国外对于老年人群劳动收入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但是,对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而言,接近30%的老年人仍然以劳动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对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的分析,将有益于进一步揭示老年人贫困的原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缓解老年人的经济压力,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借鉴。因此,本文将试图通过对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来研究老年人劳动收入中可能存在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并揭示其主要影响因素。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文章分析数据源自2005年10%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选取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其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其通过劳动获得的收入为因变量。 本文将通过描述统计,揭示东、中、西部城乡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和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东、中、西部城市和农村劳动人群的月平均收入(取自然对数)水平的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年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医疗和养老保险、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影响,及其存在的地区差异。 在研究中,将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中来自城市的老年人群归为城市人群,来自镇和县的人群归为农村人群,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文中对东、中、西部的划分是根据各省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的。将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0个省市划分为东部地区;将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共11个省市划分为中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0个省市划分为西部地区。 2.2 自变量和因变量 本文中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指老年人在抽样调查时点的上个月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全部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此处的劳动收入指从事经济活动获得的收入,不包括财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在对老年人经济收入水平(对数)的OLS回归中,以月平均劳动收入的对数值为因变量。 随着时间推移,老年人从事体力和脑力活动的能力均有所下降,年龄成为老年人参与劳动和获得劳动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样本规模很大,在OLS回归中,年龄以连续变量进入模型。此外,老年人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变量作为与老年人身体状况、社会支持资源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因素,也是可能影响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重要变量。因此,在本文的回归分析中将上述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变量的设置为:婚姻状态(1有配偶;0没有)、健康状况(1健康;0不健康)、受教育程度(0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医疗(1有;0没有)和养老保险(1有;0没有)。在上述自变量中,以取值为0的分类作为参照项。 3 描述统计―老年人的劳动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布 3.1 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状况及其地区差异 图1提供了对2005年抽样调查样本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的月平均劳动收入曲线。为了对比收入的城乡差异和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统计曲线依照三个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人口分别绘制。曲线展现了老年人群劳动收入的三个重要特征:城乡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和年龄差异。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各地区对应的城市老年人按龄收入变化曲线均在农村老年人平均劳动收入曲线的上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群中,对应的东部、中部、西部老年人群按龄劳动收入变化曲线均呈上、中、下的顺序分布。上述两个事实说明,城市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高于农村,且东、中、西部老年人的平均劳动收入水平依次下降。观察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按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水平不断降低。此外,城乡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曲线的波动幅度说明,城市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的变动幅度较高,地区差异较大,而不同地区的农村老年人群的收入曲线则相对平缓,且地区差异较小。 在经济学模型中,收入增长多以指数方式进行,而以往研究在对劳动收入或经济收入的回归模拟中,也通常对其进行对数处理, 图2提供了东、中、西部地区老年人劳动收入对数值的按龄变化趋势,从曲线形状来看,取对数的处理方式并没有改变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异模式。 考虑到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地区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会对劳动收入水平的其它影响因素产生作用,在本文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针对东、中、西部的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群分别进行回归模拟,以揭示自变量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方式。 3.2 影响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表1提供了东、中、西部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中,影响老年人劳动行为的相关变量取值的描述统计。对比东、中、西部地区中继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的相关特征变量取值,可以发现存在以下地区差异:东部老年人群的年龄略高于中西部人群,前一人群中男性、有配偶者、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老人所占比重均高于其它地区人群。由此推断,虽然东部地区继续劳动的老年人的平均年龄较大,男性较多,但其中无配偶的人的比例却低于中、西部地区,作者推测,这与东部地区较高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有关。从人群整体的经济保障状况来看,中、西部的养老保险特别是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低于东部。 对比表1中城市和农村地区老年劳动者的特征分布可以发现,城市老年劳动人群的平均年龄略低于农村,其中男性老年人和在婚的老年人所占比例均高于农村人群,而且上述特征在东、中、西部均有所体现。年龄、婚姻状态、性别间接反映了人群的健康状况,而从这些侧面信息推断,城市中的老年劳动人群的健康状况优于农村,这一事实与表1中健康老年人群的城乡分布完全一致。从东、中、西部老年劳动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分布来看,农村老年人群在经济状况方面居于劣势地位。农村老年人群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低于城市人群,其中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群分布的城乡差距特别突出。拥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群在城市人群中的比重也超过农村人群。上述情况说明,与城市老年劳动人群相比,农村老年人群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都较差。如果从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关系的逻辑上来分析,似乎劳动能力较差的人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劳动收入,事实果真如此吗?除了身体因素之外,中国老年人群劳动收入的地区差距中还有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本文下一步将通过对个体的回归模拟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0%子样本计算。 4 回归结果 表2中的OLS线形回归输出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养老、医疗保险和居住地属性均与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显著相关。男性、年龄较小、有配偶、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东部地区和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比模型1至模型6的逐步回归结果发现,在逐步引入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健康状况、文化程度、以及养老和医疗保险等控制因素后,地区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不断下降。以下将详细说明控制变量引入过程中的地区差异变化。 模型1的结果显示,与东部老年人相比,中、西部的老年人的收入显著偏低,中部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仅为东部人群的80% (exp(-0.217)),而西部人群的收入水平则为后者的65%(exp(-0.426))。模型2的结果说明,城市老年人群的收入水平约为农村人群的1.52倍。对比两个模型中东、中、西部地区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影响幅度可以发现,引入城乡属性作为控制变量后,老年人收入的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有所减弱,中部老年人的收入上升至东部人群收入的83.3%,西部则上升至67.6%。上述事实说明,东、中、西部老年人群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部分是由于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所产生的,由东到西,城市化水平逐步降低,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中城市老年人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见表1),因此导致老年人群的收入水平不断降低。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10%子样本计算。 注:回归结果均在p 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劳动收入不断下降,男性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分别超过女性和无配偶的老年人群。回顾表1中东、中、西部老年人群的特征分布,可以发现,与东部老年人相比,西部老年人群的平均年龄较低,女性所占比重较高,丧偶老年人较多。因此,在控制了性别、婚姻和年龄因素的直接影响之后,劳动收入的地区差异有所减小,东、西部地区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之比由模型2中的1∶0.676,上升至模型3中的1∶0.694。对比表1中老年人群的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分布的城乡差异可以发现,农村老年人群的平均年龄较大,丧偶比例较高,男性所占的比重较低,而上述因素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农村老年人劳动收入偏低的现象。因此,在引入上述控制变量以后,模型3中的城乡差异较模型2有所下降(1.521.46倍)。 观察模型4中城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身体不健康的老年人的收入较低,约为健康老年人收入的80%(exp(-0.224))。而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从东至西,老年人中身体健康者的比例逐步下降;且城市老年人中身体健康者的比例高于农村人群。基于老年人群整体健康状况存在的城乡和地区差异,以及回归结果中揭示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推断,老年人群整体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进一步扩大了老年人群收入的地区差距。对比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发现,在模型4控制了健康状况之后,中、西部地区属性和城乡属性对老年人群收入的直接影响幅度 (既回归系数)明显减弱。 表2的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文化程度的提高导致收入水平持续增加。比较模型5中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高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是未上过学的老年人的1.80倍,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则骤升至后者的5.1倍。在引入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后,模型5中地区属性变量的回归系数较模型4有所下降,说明高学历人群在东、中、西部及城乡地区老年人群的不同分布进一步扩大了老年人群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作为老年人社会经济状况重要标志变量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也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有养老保险的老人的劳动收入是其他人群的1.45倍,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的收入是无医疗保险人群的 1.08倍。在引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解释因素后,模型6中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对老年人收入的直接影响较模型5显著下降。 5 讨论 分析展示了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对劳动收入的显著影响:男性、年龄较小、有配偶、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有医疗和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上述因素进行归类可以发现,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态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与其他老年人相比,身体状况较好(男性、年龄较小、有配偶、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此外,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逐步增加,且教育对劳动收入的促进效用在从高中到大专的跨越中尤为明显,这恰恰符合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规律。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存在一方面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的经济压力,在这一前提下老人可以更自由的根据意愿选择工作,而工作报酬也是他们筛选工作的重要条件。因此,从个体老年人的角度来看,越是身体健康、有良好的劳动能力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老年人,他们所获得的劳动收入也越高。对于那些获得较低劳动收入的老年人而言,究竟因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文化程度较低,从而导致工作能力较低,并因此降低了收入水平?还是由于社会经济状况居于劣势,迫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劳动,也因此没有多余的机会去选择工作报酬?或者是因为社会经济状况的劣势地位同时昭示了他们无法获得更多的工作机遇,也就无从选择薪酬的高低?上述疑问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水平存在地区差异,这种地区差异包括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城乡差异。本文对继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特征的描述统计和对老年人收入的回归分析共同揭示了造成收入水平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男性、有配偶、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有医疗和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而这恰恰是具有上述特征的人群在各地区老年人群中所占的比重从东至西逐步降低,这一事实说明,老年人群收入水平的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有一部分是老年人自身的健康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个体差异所造成的。与此类似,个体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特征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的城乡差异:年龄较小、男性为主、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覆盖率较高等相关群体特征成为解释城市老年人收入水平超过农村的重要原因。 尽管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和相关社会经济因素的引入,降低了回归模型中的地区和城乡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幅度,但中、西部的地理位置和农村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负面作用却始终显著存在。这一结果说明,除了老年人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文化程度、社会支持资源等个体因素影响以外,区位和城乡属性等宏观因素也对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而区位、城乡属性等因素不仅意味着地理位置、自然生存环境的差异,也体现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宏观社会差异。可以说,老年人自身的个体微观差异和宏观社会环境差异共同导致了老年人群劳动收入水平的地区差距。而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城乡和地区差异也揭示了老年人整体经济状况存在地区和城乡差距的原因。个人因素对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影响说明,那些年老体弱、丧偶、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而地区和宏观社会因素对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显著影响表明,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中国劳动论文: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增长奇迹 摘 要: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这保证了我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持续增长。未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将持续约20年,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继续鼓励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同时积极鼓励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以及加强服务业的开放与竞争。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作者简介:黄忠平(1969- ),男,江西会昌人,南京大学国际贸易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 自建国以来,我国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第一次是1968~1977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有3000余万的知识青年从城市奔赴农村,这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与世界平均收入水平差距的持续扩大;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向非农行业的转移,这带来增长奇迹,经济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持续增长,与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得以收敛。本文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探讨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增长奇迹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就继续鼓励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二元经济结构与劳动力转移 与发达国家单一的现代经济不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部门,传统的占优势的农业部门与刚刚开始起步的现代部门。从地域来看,前者位于农村,后者一般位于城市,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构成二元经济结构。目前我国农业的就业份额为46.9%,而日本为5%,NIEs(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为4%。与亚洲其它先行国家相比较,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我国要完成经济结构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转换,必须将人口和经济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自经济起飞以来,我国农业部门就业比例已经由69.8%下降为46.9%,降幅为22.9%,其中的4.9%由工业部门吸收,18%由服务业部门吸收。 劳动力转移的动因有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推力来自农村过剩人口的压力,它推动由于生活贫困而无望的人们移向城市,拉力则强调城市光明的吸引和城乡间工资收入的差距。有研究表明,目的地与出发地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目的地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动影响比较显著,而出发地劳动力的流动倾向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则是非单调的,农村推力并不必然导致更多劳动力转移。对劳动力转移来说,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都很高,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必须承担较高的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以及信息搜寻的成本。绝对贫困会抑制农村人口向外转移,农村中最贫困的人口并不构成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部分。 距离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其中交通成本的影响较小,更为重要的是心理成本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可得性。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缺乏信息网络的民工来说,距离的负相关系数更大。这表明劳动力转移存在阶段性,农村地区的人口移民到附近的小城镇,而小城镇的人口又移民到大城市。如果城市按规模大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层级体系,那么,阶段性劳动力转移将成为普遍的形式。由于大城市在城市人口分布中占很大权重,短距离移民不能满足其对移民的大量需求,目的地的关系和朋友对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转移而言非常的重要,这种累积进程使大城市发展起自己长期稳定的移民来源。 刘易斯(1954)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供给,在现行工资水平上,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大量农村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农耕,加之资本投入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必然很低,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事实上是剩余劳动力,他们对生产毫无贡献甚至是妨碍了别人的劳动。其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者所得到的收入,只能维持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且,这一收入不是来自分配,而是来自分享。只要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完全被城市吸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就会保持不变,不会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业部门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在刘易斯看来,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任何一个愿意到城市工作的人都可以在城市的现代部门找到一份工作,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决策仅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这与我国情况不符,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对城市就业形成的巨大压力,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上升,而与此同时,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持续增长。 根据发展中国家城市与农村普遍存在失业的现实情况,哈里斯与托达罗(1970)认为,由于政府与工会的作用,工业部门的工资具有下方刚性,城市存在失业,农民即使流入城里也未必能找到工作。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不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增加工资的保证,而是由于一种赌博心理,移民为了获得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从而较高的持久收入,甘愿在一定时间内承受失业或者城市的低收入工作。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欲向工业部门流动时,考虑的不是实际收入差距而是期望收入差距,即在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乘积。只要工业部门的期望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迁移。随着劳动迁移人数的增多,工业部门的期望工资会下降,当期望工资与农村部门的工资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便会停止。工业部门的发展促使期望工资上升,这在增加劳动力迁移规模的同时也会扩大工业部门的失业规模。所以,促进农业部门的发展与发展工业部门是同样重要的。 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异质性,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构成二元劳动力市场框架。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劳动力转移,一种是短期转移,劳动力并未切断与农村的联系;另一种是永久转移,劳动力永久离开了农村的居所。稳定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城市正规部门重视稳定劳动供给的效率价值,制定足够高的工资水平来吸引稳定的永久性劳动力转移。效率工资原理对正规部门工资水平较高的解释是,工人的工作效率与工资的提高成比例增长,由于工人的生产效率信息是不对称的,提高工资对厂商而言有利可图。实际上,每个厂商都面对着无弹性的劳动供给,这些劳动力具有潜在的生产效率,他们对于高工资反应敏感,一定程度的工资提高将提高工厂中此类工人的比例,从而导致更大比例的劳动效率的提高。短期性劳动力转移则由于其高流动性,更多进入非正规部门。城市经济的非正规部门容易进入,且其工作形式不妨碍继续寻找正规部门的工作,移民进城后如不能在工业部门找到正式工作不会处于完全失业的状态。非正规部门包括按天雇佣的临时工、受雇于小规模企业之中的常规工人,以及从事擦鞋、卖报等工作的自我雇佣。非正规部门灵活收入的平均水平不但低于正规部门的工资,而且可能低于农村的平均工资水平。移民把在非正规部门等待期间的收入损失作为一种投资,为的是将来找到一个高工资的正规部门的工作。 二、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索洛模型确认了工人平均产出的两种可能变化来源,即工人平均资本的差异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导致工人平均产出的永久性增长,而工人平均资本的变化对工人平均产出的影响则是适度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除了劳动与资本之外的其他影响产出因素的杂物袋,可解释为抽象的知识、劳动力的教育与技能、产权的力量、基础设施的质量、对企业家精神与工作的态度等。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的强劲增长可以从人口发展、劳动与资本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部门内的要素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等角度来考察。 首先,从人均产出增长的源泉考察。我们把人均产出增长分解为劳动生产率(每工人产出)、参与率与依靠率三个方面的变化,其中参与率定义为劳动人口占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例,依靠率定义为不工作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结果如图1所示,中国和亚洲其它先行国家的经济起飞都主要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驱动的,参与率和依靠率加总的影响均小于每年1%。 图1 人均产出增长的源泉(自经济起飞开始) 资料来源:IMF,2006年9月《世界经济展望》 其次,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来考察。我们进一步把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资本深化(每工人实物资本的增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三个部分。如图2所示,中国的实物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远较亚洲其它先行国家要快。亚洲其它先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快速的实物资本积累,对中国而言,劳动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源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图2 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自经济起飞开始) 资料来源:IMF,2006年9月《世界经济展望》 第三,从增加值的部门份额与就业的部门份额的比较来考察。如表1所示,中国工业增加值份额远高于基于人均收入、国家大小与人口等基本面特征决定的预测值,服务业的增加值份额远低于预测值;与此同时,农业的就业份额远高于预测值,服务业的就业份额远低于预测值。这意味着中国的农业生产率相对较低,而工业生产率相对较高,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使平均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 目前就世界平均水平而言,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约比农业部门高3倍。我国自1979年经济起飞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增速为年均4.1%,工业为8.0%,服务业为4.8%。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意味着劳动力的跨部门配置将使我国未来的增长潜力得以持续。 通过以上对每工人平均产出增长的分析,我们发现了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增长奇迹之间的逻辑关系,大量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这保证了我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持续增长。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宏观经济稳定、制度变革、金融发展以及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是中国与亚洲其它先行者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的强劲增长,一方面是资源投入增加带动的,更重要的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的。大量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所引发的跨部门配置效率,与部门内的增长效率一起解释了我国的增长奇迹。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关键在于继续鼓励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同时积极鼓励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以及加强服务业部门的开放与竞争。2004年我国总就业人数为7.52亿,其中农业的就业份额为46.9%。但是,按我国目前人均收入、国家大小与人口等基本面特征,农业的就业份额应该是23.7%,这表明我国还有约1.74亿农民需要转移到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在“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中,国家期望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4500万人。按这一速度,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还要持续约20年,可谓是任重道远。可以说,工业反哺农业最大的反哺就是工业部门为农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转移的机会,城市支持农村最大的支持就是城市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其工业与服务业的有序转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本文的研究表明以下几点政策含义值得引起重视: 1.距离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缺乏信息网络的民工来说,距离的负相关系数更大。所以,为实现劳动力有序转移,必须扶持县域经济发展,引导乡镇企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和县城集中,同时健全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2.出发地劳动力的流动倾向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则呈倒U形,农村“推力”并不必然导致更多劳动力转移,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农村中较富有的家庭比较容易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的金融市场,疏通劳动力转移的融资渠道。 3.我国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与卫生等公共资本的分布明显集中在城市,这一方面与劳动力的分布不匹配,另一方面不利于引导私人资本流入农村地区,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协调。因此,必须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更多公共资金用于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 4.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力转移属于短期性的,他们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分配自己的时间,赚取低水平的收入。为缓和劳动力转移进程中收入分配的矛盾,政府一方面要打破城市正规部门的垄断,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保障。 5.永久性劳动力转移由于其较高的稳定性更多流入城市正规部门,而短期性劳动力转移则由于其高流动性更多进入非正规部门。由于稳定的劳动力转移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将使劳动力转移的增长效应最大化。 6.城市正规部门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超过城市空缺岗位的劳动力转移至城市,使得城市失业率持续存在。在移民追求其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带来社会成本,这一方面是因为转移到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较低,更重要的是过度移民所带来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很高。 7.我国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可归纳为两个原因,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有所减小,更重要的是因为城市本身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影响了劳动力转移的预期。城乡期望的收入差距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决策,当城市失业率很高时,即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很大,农业劳动者也不会简单地作出迁移到城市去的决定。 中国劳动论文: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回顾及启示 [摘 要]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本文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 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 历史回顾 经验教训 启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同时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工业发展的需要,但同期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却依然居住在农村,严重阻碍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和城市改革的顺利推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其规模和数量均超过改革开放之前的态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也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可以通过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历经几个重要阶段,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思考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将有所裨益。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回顾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与国家宏观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改革开放前,其历史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7年,1958―1963年,1964―1978年;改革开放后可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3年,1984―1988年,1989―1991年,1992―2000年,2000年以后。 1、1949―1957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转移。 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基本上是在不受政府限制和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起步,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人民生活稳定,城市发展迅速。国家在这一时期加强了交通运输建设和能源及原材料工业的建设,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提高,从而导致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由于这一时期国家并未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进行任何限制,因此,劳动力乡―城迁移是自然发生的,且非常频繁。 在1951年7月经政务院批准后公布的《关于城市户口管理有关内容的暂行条例》中,并未有明确限制农村人口乡城转移的条文,而只是一般性规定:凡迁移者得于事前向当地人民公安机关申报迁移,注销户口,发给迁移证;凡迁出者得于到达住地三日内向公安机关申报入户。1955年3月,政府有关部门又了关于办理户口迁移的注意事项的联合通知。通知一方面要求劝止那些盲目要求迁入城市的农民,另一方面对于有正当理由的要求迁移者尽可能地满足其迁移要求,甚至对于那些已盲目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民,只要他们在城市已经找到正当职业或已就学,仍然可以在其出具有关方面证明并向原住地补办迁移手续后,给予登记城市正式户口。 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既可以选择到农村内部的非农产业就业,也可以选择到城市的工业部门就业,并且可以不受限制地迁往城市定居。据统计,1953―1957的5年间,城市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从510万人猛增到2316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收的农民),平均每年增加35.3%。[1]P67随着农民转移到城市,城市人口数量迅速增长。1952年全国城市人口仅有7000万人,1957年则增加到9949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89万人,城市化水平从12.46%增加到15.39%,每年增加0.59%,这是我国城市化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但这种完全自由的劳动力流动并未持续很久。劳动力的快速转移必然会使农村的粮食生产受到影响,同时由于农民工大量进城,对粮食的需求增加,致使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出现紧张局面。针对这一状况,1957年,国务院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格禁止企业单位从农村招工,并且在城市设立收容遣送机构,把进城的农民遣返原籍,这预示着随后农村劳动力自由转移开始出现波折。 2、1958―1963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大起大落。 1958年开始的“”,也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随着城市工业建设的迅速开展,当时即转移了1000余万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工业和建筑业就业;同时,在农村也出现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就业的高潮,在社队企业就业的职工达到1800多万人。然而,这种过快过急、以虚假工业膨胀为基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急剧下降,1957―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4%。面对这种状况,从1961年开始,我国不得不进行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大批劳动力重新返回农村务农。据统计,1961年,全国城镇人口减少1300万人,精简职工数量950万人,同年农业劳动力比上年增加2730万人,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2年1月至1963年6月城镇人口共减少1600万人,同期精简职工1034万人;1962年农村劳动力比上年增加1500多万人。整个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镇人口共减少2600万人,精简职工2000万人。至1963年,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又陡然上升至82.5%。[2]P124、125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农村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出现巨大的起伏,与国家相关政策制度有密切联系。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1962年4月,公安部发出了《关于处理户口迁移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农村、县镇人口要求迁往城市的,应当坚决劝止,个别确因老、幼、病、残无人照顾,必须投靠在城市的直系亲属抚养等特殊情况,可以酌情照顾,对已经迁到城市尚未落下户口、有条件回农村的,要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回去。”同年12月,有关职能部门在《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在户口迁移上,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户口迁移问题的规定,对农村迁往城市的,必须加以严格控制。”1963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了《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要求“对市镇人口必须严格控制,对市镇建制的设置必须恰当”,并提出三项主要措施:一是撤销不够设市条件的市;二是缩小市的郊区;三是调整镇的建制。这些户籍、人口管理政策和先后出台的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城市生活资料配给制度、就业分配制度一起,共同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城乡之间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3、1964―1978: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停滞。 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自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出台后,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就业、食品供应、住房制度也相应出台,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直受到政府的强力控制。1964年8月,国务院又批转了一份《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其中明确规定:“对于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从其他城市迁往北京、上海两市的,要适当限制。”对于其他情况的人口流动或迁移,也作出非常具体、明确的规定。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由于“”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第二次逆城市化运动。自1968年底至1977年,有1600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劳动。在1966年至1970年之间的城镇新增人口中,自然增长部分甚至出现了负值。 4、1978―1983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履艰难。 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加上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农业生产力迅速恢复,农村的劳动力剩余问题又开始显现,为有效利用农闲时间,增加家庭收入,农民们开始自发向城市转移。据统计,1980年年末全民所有制单位通过各种形式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共有931万人(不包括招收的固定工)。1978―1980年,全国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800万人(不包括自然增长)。[3]P358但由于城市本身的吸纳能力有限,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也未根本解决,因此,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依旧采取限制的态度。198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对城市的用工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的有关问题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要求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二是要求认真清理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三是要求加强户口和粮食管理。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数量较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举步维艰。 5、1984―1988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迅速加快。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推行,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1983年10月,国家开始对农村“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高度集中的体制解体。与此同时,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加上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于是掀起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高潮。1984年,乡镇企业的数目从上年的134.6万家增加到606.5万家,增长了3.5倍;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也从上年的3224.6万人增加到5208.1万人,增长了61%。此后一直到198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连年增加,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超过24%。[1]P70 在上述大背景下,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乡隔离体制首次得到修整。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了《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提出“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对促进集镇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对此应积极支持”。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更为明确地提出“要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城市要在用地和服务设施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外出就业的劳动力日益增多,据统计,198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量已达9950万人,其中转移到城市地区的数量达到1339万人。 在这一时期,虽然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日益增多,但国家依然没有完全放松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1985年7月,公安部颁发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在规定中重申了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中对暂住人口进行登记管理的精神,同时要求:外来人口拟暂住三日以上的,由留宿暂住人口的户主或者本人向公安派出所或户籍办公室申报暂住登记,离开时申办注销;暂住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十六岁以上者,须申领“暂住证”;对外来开店、办厂、从事建筑安装、联营运输、服务行业的暂住时间比较长者,采取雇用单位和常住户口所在地主管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按照户口登记机关的规定登记造册,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或户籍办公室登记为寄住户口。对违反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的,公安机关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这些政策使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往往很少能安家落户,对他们的就业稳定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6、1989―1991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跌宕起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放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给城市的就业、交通、治安等造成较大压力;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诸如产权关系模糊、家族色彩浓烈等一系列问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开始下降,因此导致了这一时期劳动力流动出现了大起大落的不稳定态势。 1988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治理整顿”的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了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加强财税和信贷控制等一系列经济措施,许多建设项目纷纷下马,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清退。为配合治理整顿,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1989年3月和4月,国务院办公厅和民政部、公安部先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农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和《民政部、公安部关于进一步作好控制农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要求各地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农民工盲目外出就业。1989年12月8日,国务院在《国务院批转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关于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报告的通知》中要求:“对居住在城镇的无户口(即常住户口待定)人员,按照国务院和公安部有关规定,符合在市镇落户的,应有步骤地予以解决;不符合在市镇落户的,应由有关部门尽量动员他们返乡。”1990年4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强调“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要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城镇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对此要加以合理控制和积极引导”,要“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和转移,防止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城找活干的局面”。 虽然上述政策措施控制了劳动力盲目流动的局面,但有研究发现,到1990、1991年,大多数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又回复到1988年的水平,有些城市还有所增长。而且这一时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向东部地区大城市流动受阻的情况下,向其他地区流动的现象明显增加。[3]P368 7、1992―200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转移。 随着1992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扩大,同时随着乡镇企业吸纳能力的下降,促使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低收入地区迁移到高收入地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民工潮”也即出现在这一时期。据统计,1992年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的人数已达到3500多万,1993年一度增加到6200万,其中跨省流动达到2200万。之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稳定增长阶段,1994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达到7000万,1995年为7500万,而同期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1]P71 面对大规模的劳动力乡城转移态势,国家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劳动力跨地区有序流动。1993年11月3日,劳动部发出《关于印发〈再就业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城乡协调就业计划”第一期工程〉的通知》,提出要在全国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基本制度、市场信息系统和服务网络,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较大的主要输入、输出地区实现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有序化。1993年12月,劳动部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提出要以建立农村就业服务网络为突破口,合理调节城乡劳动力流动,加强城乡劳动力统筹。1994年11月17日,劳动部颁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用人单位用人、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各类服务组织从事有关服务活动的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求。1997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劳动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农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规则,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系统,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维护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 上述政策的出台推进了劳动力的有序流动,但随着9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国家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力度也随之加大。1994年11月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提出,跨省流动人员到达目的地后,必须凭其流出省发放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向目的地劳动部门领取“外来人员就业证”。1995年6月2号,公安部公布了《暂住证申领办法》,对暂住证的用途、有效期、换发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这些政策对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考虑到城市就业不稳定,大部分农民工仅仅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闯入城市,一般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年,每到年底或农忙时节,他们都会返回农村。 8、2000年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入规范、公平、稳步加快轨道。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攀升,社会局势稳定,国家更加重视“三农”工作,各种有利政策相继出台,我国又兴起了新一轮的劳动力转移浪潮。2000年7月20日,劳动保障部、国家计委、农业部、科技部、水利部、建设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七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2001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指出,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2003年3月2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关于农民工适用劳动法律有关问题的复函》,明确指出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包括农民轮换工),均适用《劳动法》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4年2月29日,建设部颁布《关于进一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措施,督促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尽快偿付。2005年2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清理和取消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2006年1月21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颁布,要求各地政府、各直属机构,抓紧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形成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体制和制度。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十五”期间,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800万人。[4]P3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为1.1亿,比2002年增长8.6%;2004年为1.2亿,比2003年增长3.8%。[4]P69据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将达到7500多万,年均转移为1500万以上,高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转移1200万人左右的规模;同期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总规模将达4500万以上。[4]P79 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经验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可以总结出如下经验教训: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要以农业的稳定发展为基本前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本前提的。一方面,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将随之减少,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自然会从农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产量不断提高,为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在二、三产业的稳定就业提供了食品保障。就政策层面而言,中国政府所出台的各项政策都是首先以农业稳定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农业能稳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能稳步提高,那么政府就会支持和鼓励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反之,如果劳动力转移数量过多,转移速度过快,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政府则会采取措施干预劳动力流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能搞,要把握速度和方式,在保证农业生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 2、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条件。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只有城市产业稳定发展,才能产生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政府也就会放松对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这一点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经济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前,虽然国民经济部门的产值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即农业产值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依然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随着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开始迅速扩大。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国家相关政策变动的影响较大。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较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相关政策变动的影响。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度的波动。20世纪头60年中,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缓慢,但比较顺利,50年代后期曾出现了劳动力转移的高峰。但随着“”的发生,我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干预措施,阻碍了劳动力转移的自然进程,致使劳动力转移被中断,甚至出现逆流。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限制开始放松,但由于各种干预政策依然存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也受到了影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虽然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但却无法获得正式的身份认可,因此,政府人为的干预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流动。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受制度安排的影响较大,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系列制度在逐步放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断增大。这说明,政府只有消除一些干预和限制政策,完善制度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自然进程才能得以恢复。 三、对策建议和启示 分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曲折历程,有利于更好地分析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目前,依然有一系列因素制约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如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民自身的技术水平低下、乡镇企业发展面临多重障碍、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存在缺陷,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今后可采取如下措施予以解决:首先,政府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城市政府要从户籍身份上取消各种特权和利益分配,使城乡流动人口主体平等化;农村政府应完善土地制度和家庭养老保障制度,以解除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其次,城乡政府应加强合作,努力办好农村职业教育,通过城乡人力资源互动,提高农民素质。再次,鼓励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加强其产权制度创新,同时要完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小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其对城乡投资商的吸引力。最后,加快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市场网络化进程。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使城乡劳动力流动有序化、规范化,加强城乡劳动力的岗前培训,增强劳动力就业的竞争意识,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的配套建设,加大劳动力市场的宣传和力度,引入市场机制,让更多的技术人才参与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的建设。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么一个有着八九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即使以上措施都能得到很好落实,仍会有约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被第二、三产业完全吸收。因此,除了以上微观层面的措施外,国家在宏观政策方面,必须让广大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将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的重中之重,以期早日顺利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将农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需求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期提高农产品商品化,推动农业产业化,使得农业成为工业的一个部门。这样,除了第二、三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拉动外,其他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可以被农业就地吸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彻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最终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 中国劳动论文:当代中国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与对策分析 摘要:笔者认为,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对“三农”问题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农民收入、农业现代化影响。因此本文针对实行农业保护机制;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优势;提高农业劳动的价值,解决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的价值。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剪刀差 农业现代化 一、我国农业劳动力价值的特征分析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劳动力所需的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农业劳动力的价值应该等于维持农业劳动力所需的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这一切都是在生产领域发生的。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具有发生在“流通领域”的特殊性。表现在农业劳动力的价值偏低和工业劳动力的价值偏高。这一现象的成因可以追溯到建国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上。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实行了农业支援工业或者说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主要就是利用“剪刀差”的形式从流通领域无偿获取农产品的价值。表面上是压低农产品和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本质是工业劳动力无偿占有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是其价值的反映,农产品的价值又是有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业劳动力的价值在量上应该等于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产品的价值。据统计仅仅在改革开放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 000-8 000亿元。但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1] 二、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对农业、农村、农民影响深远而漫长,使得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等成为中国社会首要而持续性的难题。 (一)农业劳动力价值的问题是农民的收入增长困难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价值分配方式下,农业劳动力的总价值被人为地压低,工业劳动力的总价值被提高,从而造成一种等价交换掩盖下的工业劳动力无偿的“占有”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的现状。据有关资料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绝对值每年都在一二百亿之间,到七十年代后期每年四百亿左右,1985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绝对值超过七百亿,此后每年以100亿~200亿的数额增加。[2]可见农民的这种农民无法实际把握的隐形负担是现阶段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但我认为,这仅仅是可以用数据表示影响,其实对农民增收带来的间接的影响同样巨大。主要表现在进城务工农民由于受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他们对工资性收入的要求是以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收入为参考标准的,而这一参考标准又恰恰是被现阶段一种超经济的力量所制约的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加之农业劳动力中的大量剩余,导致了农民增收缓慢和质量难以有效提高。 (二)农业劳动力价值问题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 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农业资金积累不足 。二农业技术落后。 首先,农业资金积累不足,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应依靠农业的科技化和经营管理的科学化。在目前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和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双重低下的情况下,资本投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保证。在正常情况下农业现代化的资金积累来源于农业内部和外部。就农业的外部来讲,一方面,虽然我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但处在工业支援农业的初级阶段且我国工业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阶段,没有过多的资金投入农业。另一方面,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角度,即使国家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也不能把过多的资金直接投入到农业技术上。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积累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在资本有机构成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降低,这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失业成为过剩人口。在农业当中,如果直接增加对农业技术的投资,必然造成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会产生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当国家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小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产生的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速度时,会产生更多而剩余劳动力。当二者相等时还是会有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力得不到解决,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的新的剩余劳动力,必然会产生一部分新的剩余劳动力。只有国家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力度大于资本有机构成所产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时,才能逐渐的解决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问题。 三、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的路径选择 (一)提高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产品保护机制 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促进产品和要素在城乡间、地区间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第一,这就要尽快打破造成农业劳动力价值问题的工农剪刀差。使工农产品在流通领域自由流动,真正体现其价值。第二,实行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农业自身的弱质特性,决定了它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完全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对农业十分不利。农产品的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的存在,决定了农产品的市场保护的必要性。 (二)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高效、优质农业,提高农产品的价值 我国的劳动力的价值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流通领域的不公平的劳动力价值的分配;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领域的农产品结构单一和附加值过低等原因造成的。因此,从生产领域着手解决劳动力的价值问题是必由之路。第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农产品的价值生产链过短是造成农业劳动力价值偏低的重要原因,使得高价值的生产被工业所主导,农业只是以初级产品或简单农产品加工为主。造成了农产品的价值被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行业所占有。既能通过深加工提高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又能在流通领域为实现农产品的价值找到出路。第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协调农产品的市场供求。通过农产品的产业结构调,以市场为导向,使各种农产品的供求大体平衡,保持农产品的价格稳定。第三,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农产品的价值。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绿色消费日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生态农业的发展在给农村带来生态效益的同时,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产品的价值。这对无疑是提高农产品价值,解决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的一种新思路。 (三)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工业资料的价值,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优势 目前我国工业的现状是高消耗低水平,不但制约了工业自身的发展,对农业劳动力价值影响亦为深远。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势必会造成工业产品的价值过高,那么在工农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势必会通过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把成本转嫁到农业身上。使农产品在交换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直接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的实现。从生活资料的角度看,通过提高工业生产率,降低工业产品的价值,可以相对的改变农产品在交换中的劣势。从生产资料的角度看,一方面价低了工业生产资料自身的价值,可以降低工业品自身的生产成本。另一方农业的生产成本也得到了降低,这对于提高农产品的价值和农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价值,解决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 对农业劳动力本身进行投资则是解决农业劳动力价值问题的最直接的方法。首先,对农业劳动力进行针培训,提高获取特定社会资源的能力。我们通常提到的社会资源,通常意义上讲都是对特定社会资源的抽象概括。由于现实社会中的社会资源的具体性,这就要求社会资源的获得人必须是具有特定的能力的人。从目前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的素质看,大多是拥有最基本的生存能力的劳动者,因此对特定的社会资源的获取必然受其能力的限制,这也是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重要原因。第二,打破户籍制度,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社会资源除了具有具体性的特点之外,也具有分布的非均衡性。劳动力自身的素质的提高,制度性问题是制约农业劳动力获取社会资源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城乡有别的二元社会结构,是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资源只能有特定的群体占有,这对拥有一定的能力的农业劳动力或缺社会资源起到了一定的组却性。打破户籍制度,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解决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劳动论文:日本的“劳动委员会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随着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多,对于仲裁的不满,也逐渐增多。本文对日本“劳动委员会制度”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提出了一些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日本 劳动委员会制度 中国借鉴 随着中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一些冲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一个更快捷、更有效地方式来处理劳动争议已经迫在眉睫。那么,让我们来看看邻国――日本,是如何来处理一些劳动争议的案件的,并从中提出一些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 一、日本的“劳动委员会制度” 日本,作为亚洲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经济在战后快速恢复。虽然我们一直有听闻,日本人为了国家经济的振兴,自愿加班到很晚。但是,其大量劳动争议案件的存在,却也是不争得事实。在日本,提到劳动争议,就不得不提“劳动委员会制度”。 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些重大的劳动争议案件,都会涉及到工会、企业、政府三方来协商处理。因此,一般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机构,都是由政府出面成立,协调劳资双方的矛盾。但是,日本的“劳动委员会”,却并不是由严格意义上的“三方”构成的。因为其中有一方是“公益方”代表。 日本的宪法保证了工人有集社、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的权利。虽然日本有《工会法》和《劳动关系调节法》,但是,为了更简单、更快捷、更正确地来处理劳动争议,日本成立了“劳动委员会”。 劳动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3月1日,由中央劳动委员会、地方劳动委员会(共47个)组成。 劳动委员会由三部分人员等额组成,分别代表劳方、资方和公众(公益委员)。中央劳动委员会由45名成员组成,任期两年。雇主组织和工会分别提供一份候选人名单。公众部分的候选人名单,由厚生劳动省拟定,需经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 地方劳动委员会的成员产生方式类似于中央劳动委员会,各方代表的数目按照该地区的规模大小由13人至5人不等。三方提供候选人名单,由地方行政长官挑选地方劳动委员会接受中央劳动关系委员会的领导。 劳动委员会委员均属非专职,尤其是公益员,一般是大学里的专家等,每周办案2-3 次,每参加一次办案,委员会支付一次性的工资报酬。 日本劳动委员会与国家一般行政机关不同,委员会虽然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任命,但是,具体工作全部由委员会办理,不受政府及其他外界的任何约束,所以,能够公正地进行工作。 劳动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通过翰旋、调停、仲裁等方法引导劳资纠纷的解决。 对不当劳动行为(如不让劳动者参加工 会、对从事工会正当活动的劳动者予以解雇或施行其它不利待遇、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劳动者代表进行团体交涉等)进行判定。 但是,中央和地方劳动委员会具体职能有所不同。中央劳动委员会主要是协商解决全国性的劳资双方的重大问题。地方劳动委员会重点是解决本地区的重大劳资纠纷,主要是群体性劳资纠纷。 地方劳动委员会处理不当劳动行为引起的劳资争议之后,当事人如果不服可在5日内向中央劳动委员会申诉,也可在规定的时效内(企业当事人须在30 天内,工会或者工人个人当事人须在6个月内)直接向当地法院起诉。如果对中央劳动委员会的处理不服,可向当地的法院起诉。如果对当地法院的判决不服,可向地区的高级法院上诉。如果对地区高级法院的判决不服,还可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终的处理决定。 除了对“不当劳动行为”进行判定之外,劳动委员会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通过斡旋、调停、仲裁等方法引导劳资纠纷的解决。 在日本,一般劳资纠纷首先进行斡旋,由事务局调整科的一名或多名斡旋员主持,提出斡旋方案,与劳资双方交涉。斡旋不成,进入调停。 另外,在劳动纠纷处理中,还有“紧急处理机制”。当政府认为劳动纠纷(如罢工)的会导致公众利益极大受损,或者会极大影响日本经济,政府可以采取紧急处理机制。其步骤为: 1、在决定紧急调解之前,首相听取中央劳动委员会的意见。 2、首相向公众以及利益相关者发表声明,解释原因 3、劳动委员会要争取在50天内解决纠纷。 4、首相发表声明后,50天内不允许任何劳动争议举措。 此外,有一类“个别劳动关系纠纷”,就是个人雇主和雇员发生纠纷,此类案件由地方劳动委员会根据2001年颁布的《个别纠纷处理法》处理。 至于公营机构纠纷的处理,一般由中央劳动关系委员会处理。且规定,公营机构(如公立医院,日本邮政,国家林业公司)的雇员拥有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劳动争议行动的权利。 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日本,劳动委员会似乎是一个集仲裁与三方机制的机构于一体的组织。其本身性质十分难以说清。人员由政府任命,但政府在形式上却并没有参与三方对话,而是公、劳、资三方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来进行一些劳动关系的宏观调整和一般性调整中运用。 也正是由于这种公正的形象,使得劳动委员会的裁定十分具有威信,一旦裁定,结果便不能更改。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该制度的借鉴意义就在于其公正性及模式化。 首先,由于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不久,好多东西都处在探索阶段。所以许多都没有形成模式。比如在案件的分类上,并不是特别明晰。一个仲裁员对于所有类型的案件都得接受。 其次,便是其公正性。目前,中国的仲裁机构中,专业学习劳动法律或者劳动关系的人并不多,好多甚至是高中文化水平的。而且,不管是仲裁机构还是法院,都普遍存在着一种偏袒劳动者的倾向。这使得好多企业都愿意私下调节,而不是进行仲裁。因此,在仲裁机构中,包含一定比例的企业推荐的人员,对于仲裁公正性的提高,有较大的帮助。 中国劳动论文: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的劳动力难题与中国的机遇 [摘要]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10多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问题更是日益严峻。据统计,1991-2007年间,远东地区人口减少了150万。远东地区的人口危机已经成为制约本地区经济发展、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了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关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严重过剩,就业问题日益严重,我们应抓住机遇,促进中俄边境地区及省份之间的劳务合作。 [关键词]俄罗斯;远东地区;劳动力;劳务合作;中国 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进入21世纪,俄罗斯将远东地区的崛起视为经济振兴的支撑点和谋求亚太地区发言权的依托。但是,占俄罗斯国土面积36%的远东地区,人口却仅占俄罗斯总人口的5%,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人口15年来急剧减少,至今已形成人口危机。对于俄罗斯来说,远东地区的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乃至威胁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然而这却给中国劳务输出带来了机遇。 一、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现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不振、政治动荡,加速了远东地区人口状况的恶化趋势。 1.人口总量下降。俄罗斯远东地区常住居民数量已经从1991年805.7万人减到1999年的726.3万人。2002年远东地区居民人数738万人,占全俄罗斯总人口的5%。据统计,1991―2007年间,远东地区失去的人口有150万人。其中120万人是移民,这些移民告别该地区寻找更好的居住地。2008年远东地区有650多万人口,还不及一个莫斯科市的人口数,整个滨海边疆区的人口200万,比圣彼得堡市少二分之一。 2.人口分布失衡。远东地区650多万人口分布在621.6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人口密度为1.06人/平方公里。而大部分人口又主要集中在南部阿穆尔河流域及铁路沿线的城市里,其他地区人烟稀少。尤其是在远东北部地区,楚科奇洲人口减少66.3%,马加丹洲人口减少56.9%,萨哈林洲人口减少27.7%,堪察加洲人口减少26.9%。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5年来已经迁走60万人。滨海边疆区100万人口集中在南部的几个城市中。 3.移民回流。苏联解体,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移民到远东北部地区的移民开始返回原地。远东地区居民大量外流是该地区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远东地区内部迁徙,边疆区和洲之间的迁徙。二是向俄罗斯其他发达地区迁徙。三是向国外迁徙。自然减员已令远东地区人口难以为继,而人口外流更使其雪上加霜。况且,外流人口以高素质专家、技术骨干和年富力强青壮年人口为主,人力资源储备严重不足。1999年远东地区人口外流数量是1986年的7倍,人口流失使城市许多专业技术人员断档,乡村更加空旷。2008年,有2万多人离开本地区,居民自然减少了2.4万多。据俄新闻网报道,到2008年1月份,滨海边疆区常住人口减少了1,0200万人,自然减少66.5%,因移民减少33.5%,与2006年相比,滨海边疆区人口共减少了25.6%。同中国接壤的俄边境地区5年来就已经迁走了60万人,剩下的居民思想也不稳定,难以做到安居乐业。 二、俄罗斯人口减少的原因 1.自然原因。俄罗斯远东地区处于北半球永久冻土带,冬季酷寒。恶劣的自然条件制约了该地区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人类生存成本。特别是北部地区,居民只能依靠河流封冻前抢运大量物资才能度过漫长的冬天。因此没有特殊的政策和鼓励措施,难以留住当地人,不能吸引新的移民。 2.经济原因。苏联解体后,远东地区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各项物质补贴等,经济陷入了严重危机状态。当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东地区同俄罗斯中央地区的联系日趋松散。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分散的居住状态制约了当地公共事业的发展,不少地区供暖、供气都很困难。与俄罗斯发达地区相比,远东地区在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薄弱。经济衰退导致生活条件恶化,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瓦解,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很多年青人不愿或不能结婚生育,人的寿命下降,这一切使居民移民及迁徙率居高不下。 3.不良的生活方式。国际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居民健康水平50%取决于社会经济状况,20%是遗传,20%是生存环境,10%是医疗保障系统。在影响人类寿命的诸多因素中,生活方式所占的比重高达50%。近10多年来,急剧的社会转型使俄罗斯部分国民尤其是男性公民对新环境感到难以适应。生活水平下降,失业者增多,导致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些人甚至以酗酒和吸毒的方式打发时光。壮年男子酗酒是生育能力降低、死亡率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 4.人口流失及死亡率提高。人口老龄化也是导致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远东地区老年人比重增长的主要特点并不是老年人寿命延长的结果,而是青壮年段的人口死亡率提高,具有劳动能力的、受过教育的再生年青人口的流失。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商场的售货员、快餐店的营业员、甚至飞机上的空姐和高级酒店的服务生,这些在许多国家多为年轻人所从事的岗位,却少不了中老年妇女的身影。这种局面恐怕要归结到青壮年劳动力缺乏以及男女结构不平衡。劳动力缺乏还导致了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 三、人口减少对俄罗斯的影响 1.经济影响。对于国土面积世界第一的俄罗斯来说,人口少无疑是一大灾难。俄罗斯劳动和社会发展部认为,现在俄罗斯劳动力的缺口达1000万,特别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等资源开发领域,劳动力短缺近50%,有500万缺口。经济发展还要有人力资源的支撑。远东地区资源储量丰富,但不开发就不能成为资源,不加工就不会成为产品,不销售也不会成为商品,自然资源也不能变成社会财富。 2.政治影响。俄罗斯出生率下降也导致后备劳动力资源不足,适龄应征入伍的青年也随之减少,军队将没有足够的兵源,这势必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民族的生存发展。照此下去,21世纪末,俄罗斯可能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卫自己的国土。这意味着,如果不加大远东地区开发力度,远东不仅有可能从俄罗斯经济发展进程中被边缘化,而且还会出现远东地区人口的真空现象,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四、中国的机遇 2010年新年伊始,俄罗斯总理普京最终批准了《远东和贝加尔地区2025年前的战略》。按照这一规划,未来15年,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速度应超过俄罗斯其他地区。总体上说,如果远东地区居民的收入不能超过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话,那么,本地区将来人口数量的增加就不能指望其他地区的移民。一方面,俄罗斯政府对远东地区进行政策性开发,以求提高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减缓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人口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面对地区人口严重不足的局面,外部移民已经成为该地区补充人口和劳动力的现实选择。远东滨海边疆区在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该地区将在2010年前吸收50万名外籍劳工(目前仅为1.5万人),其中主要是中国劳工。吸引外国劳动力,俄罗斯调整和完善国家吸引移民政策势在必行。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已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件大事。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就是国际劳务输出。中俄两国陆地边境线长达几千公里,俄罗斯劳动力最缺乏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恰好毗邻人口密集、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中国东北地区。中俄两国尤其是在边境地区人口状况的强烈互补性和双方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双边劳务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开展劳务合作,既可以缓解当前我国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又可以解决俄罗斯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 1.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管理和服务。中国政府应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完善信息和政策服务功能,引导企业选准市场和项目,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政府应主动出面协调与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双边谈判,让俄方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效开放其劳动力市场。同时,政府在劳务输出方面要提高政策法规的灵活性,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对从事国际劳务合作的机构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对新项目的开发给予资金扶持等,为企业“走出去”创造宽松的环境。 2.拓展对俄罗斯劳务合作的领域。中国对俄罗斯劳务输出领域过于集中,行业分布不均,主要体现在建筑装修业和农业生产领域。今后继续加强农林牧渔、建筑和商贸领域的合作,积极承揽大型技术性强的工程项目,同时,加强能源、矿产开发、石油天然气管道、交通等领域的合作,提高资源的深加工度,提高资源性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就业。 3.提高劳务合作层次。虽然中国东北地区具备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输出的劳务人员主要从事的基本上是简单的体力劳动,技术性不强。况且,劳务人员的素质和文化结构偏低,年龄偏高。政府要有步骤地建立劳务人员培训基地,加强对输出劳务人员的素质和技能的培训。只有把适合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一般劳动力加速培养成适合知识经济需要的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优化劳务结构,提高劳务合作的科技含量,才能把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 [内容提要]在西方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无一不伴随着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中国的现代化无疑也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我们人为地扭曲了推进现代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内在联系。非均衡现代化战略的实施,把农民限制在了农村,从而滞迟了农村现代化的步伐,也影响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农村现代化的起步而长盛不衰的农民流动。又反过来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我们在推动现代化的事业中应该怎样对待农民流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现代化 农村劳动力 流动 现代化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从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敲开中国的大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几代中国人为了实现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不懈奋斗,苦苦追求。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主独立,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奠定了最基本的条件,掀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但就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却没有处理好现代化与农民流动的关系,从而影响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一、非均衡现代化战略限制了农民流动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启动现代化建设,面临着重重困难,最关键的是缺乏发展工业化的资金。我国现代化所需的大量资金,是不可能从工业中获得的,只能由农业部门提供。 从农业中积累发展工业化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来实现的。也就是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将工业品出售给农民,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农产品,通过这一高一低,实现了资本的积累。同志曾经开诚布公地讲到:国家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积累,“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的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质需要,又给国家积累了资金”。据有关资料,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国家利用“剪刀差”方式从农业中积累的资金数量不断增加,1978年的“剪刀差”绝对数是1952年的十倍还要多。从1952年至1978年,我国农民通过“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3400亿元的资金积累,平均每年近130亿元。而同期国家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为3056.53亿元,这意味着18年间国家对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来源于农业积累。农民通过“剪刀差”方式提供的资金积累除了满足了国家对重工业的基本投资外,还多了近400亿元。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这样在农民的支持下不断地向前推进的,中国的工业化在农业的倾力支援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到1978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63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达4237亿元,占75.2%,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6.6倍;而农业总产值为1397亿元,占24.8%,比1952年只增长两倍。由此可见,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利益损失的基础上的。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民的贡献,就不会有我国工业化的成就。 农民为我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却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更没能分享到现代化发展的成果。这一阶段,国家推行的是非均衡的现代化战略,即片面的城市现代化战略,其突出特点就是人为地将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割裂开来,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只搞城市工业化,现代工业体系形成于城市,农村经济仍以农业为本。为了有效推行这种城市现代化战略,国家制定了“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自由流动的权利,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结果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 1958年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的范围和程序。195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都发文要求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公安部门强化了流出人口的审批制度。1962年12月8日,公安部《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对农村迁往城市的,必须严格控制;城市迁往农村的,应一律准予落户,不要控制。” , 为了推进城市现代化,国家通过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农民的流动,把农民留在了农村。同时,为了保证粮食供给,特别是城市居民粮食供给和城市部分工业的原料供给,又在农村大搞“以粮为纲”,限制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以至于到了1978年,在农村产业结构中,农业仍占据高达89%的比重,非农产业只占了11%的比例。农村第二、三产业得不到发展,农民不仅被限制在农村,而且被进一步限制在农业生产领域。根据有关资料,从1954年到1978年的24年间,农村中农业就业份额下降了3.4%,年均仅下降0.14%,下降速度极为缓慢。这表明在这段时间内,农村中就地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的人数极少。由此可见,在我国现代化的第二阶段,不仅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路被堵死了,而且农民就地向非农产业流动的路也被堵死了。农民被限制流动,导致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 第一,农民收入水平低且增长缓慢。1957年,城市人口人均收入为253.56元,农民只有72.95元,前者是后者的3.48倍。1978年,城市人口人均收入为614元,是同年农民人均收入的4.6倍。就增长情况而言,1957-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了360元,平均每年增加17元,年增长率为4.3%,而农民人均收入只增加了61元,平均每年只增加2.9元,年增长率仅为2.9%。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量是农民的近6倍,年增长速度是农民的1.5倍。由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速度远远慢于城市人口,致使城乡人口的收入差距在20年间由108.6元扩大到了480元。 第二,农民消费水平低且增长缓慢。据有关资料,1957年,我国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为79元,而同期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为205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38%。1978年,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增加到132元,非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却增加到383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34%。这意味着工业化反而使农民的消费水平相对降低了,在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在扩大。 第三,对我国工业化市场扩张和商品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消极影响。农民收入水平低导致农民购买力极低。这种购买力水平同工业化推进所 要求的市场扩大不相一致,制约着工业化市场的扩张,从而进一步限制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由于非均衡的现代化战略限制了农民的流动,长期以来,农民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特征。这种自给型的消费结构,毫无疑问对工业化发展所要求的商品化环境的形成十分不利,从而制约着商品化水平的提高。 第四,对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产生了消极影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产活动被人为地扭曲了,生产活动是在指令性计划指挥下进行的,生产的产品由政府直接收购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换,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为了获取利润,因此,农民几乎不与市场打交道,极其缺乏商品经济意识。他们成年累月地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劳作,有些农民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县城,生活范围极其狭小。劳动、生活和生存环境使他们养成了浓厚的乡土、地域观念,极其缺乏现代人的开放意识。农民被限制在农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着简单的生产活动,生活节奏缓慢。这使得农民失去了积极进取的活力,缺乏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期间实施的非均衡现代化战略,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农村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这种战略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同现代化的实质内涵格格不入,因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一规律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扩张,这一过程是农民流动、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非均衡现代化战略,压抑了农村人口的流动,也滞迟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规律是不可违背的,压抑愈久,爆发愈烈,一旦时机成熟,农民就会以不可阻挡之势,从农业流向第二、三产业,从农村流向大、中、小城市,以自己的行动来修正非均衡现代化战略的偏差,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 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城市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农村仍然维持以农业为单一产业的传统经济,农民不能向城市和其他产业转移。到1978年,全国有96259万人口,农村人口就有79140万,占人口总数的82.1%,城市人口有17245万,只占人口总数的17.9%。经过30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国还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家。根据现代化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农民占绝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是现代化国家;只要农村人口仍然从事着单一的农业生产,农村的现代化就遥遥无期;只要农村远离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毫无疑问,至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值得庆幸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农民的创造力一次又一次地被释放出来,中国农村终于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以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主要内容,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 (一)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起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一创造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支持和推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说,它为农村现代化找到了恰当的起始点。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解决了我国长期没有解决的粮食短缺问题,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粮食资源和部分轻工业原料。 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土地使用权和自主经营权,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可以独立决定自己的种植计划,这不仅改变了农业经济以粮为主的单一结构,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而且培养了农民的商品意识,使他们成为具有商品观念的现代农民。 第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村社会分化提供了契机,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原来被掩盖着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暴露出来,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向第二、三产业流动,从而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剩余劳动力也必然会向外跨区域流动,一些农民就近流向小城镇,使小城镇得以发展壮大;另一些农民则流向大中小城市务工经商。农村社会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分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符合现代化的要求,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当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起点,它自身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解决我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所有问题。 2、乡镇企业:中国农村独特的工业化之路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伟大创造,它的发展大大地推动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首先,加快了我国农村工业化步伐,开创了中国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并举的新局面,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前,我国在非均衡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走的是“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道路,农村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农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奠定了农村产业结构的基本趋势:农业份额下降,非农产业份额上升,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农村工业,因为在乡镇企业中,乡镇工业是主体。乡镇工业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主导力量。 其次,增加了社会财富,提高了农民收入。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从1978年的493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15254亿元,增长了30余倍。不少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这成为他们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三,乡镇企业大大加快了农村的社会分化。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村从事单一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向多元化的职业和阶层转化,从而促使农村从简单的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化。 第四,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乡镇企业的发展,逐步改变着中国农村封闭、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将农民带人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的新天地。随着农民参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各种新观念逐渐渗入农民的大脑,改变着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变化。 但是,乡镇企业也存在着明显不足,特别是它过于分散,无法发挥工业集聚效应;规模小,技术落后,基础设施建设重复投入,效益低;处处冒烟,污染严重。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这种情况对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十分不利。 3、小城镇:中国农村独特的城市化之路 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协调并进的。而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分离的现象。如前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二元 社会结构把农民束缚在农村和农业中,严重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现代化得以起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但乡镇企业发展出现了严重分散的问题,以乡镇企业为标志的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样是处于分离状态。乡镇企业的这种现象本身就提出了相对集中的问题,但乡镇企业集中到城市又不可能,于是就向小城镇集中。在此背景下,小城镇得以发展起来,成为我国农村走向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小城镇的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农村的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带动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使之逐步接近城市的发展水平,对于逐步缩小三太差别特别是城乡差别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城市化角度看,小城镇同大城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城市体系,形成了互补关系。它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要完成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基本实现现代化,没有广大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小城镇的发展,就没有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 小城镇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蓄水池”。在乡镇企业、大中城市吸纳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防止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度涌向大中城市,减轻大中城市的压力。 小城镇的发展在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中起着中介作用。它将城市先进的理念传播到农村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将城市先进的现代生活方式传播到农村促进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变革,将城市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到农村促进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如果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工业化的步伐,那么农村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则为农村城市化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步伐。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共同推动着我国农村的现代化。 4、城乡一体化: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仅靠办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是不够的。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必须变以往的“非均衡现代化战略”为“均衡现代化战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反哺农村,把农村纳入城乡一体化进程。只有朝着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迈进,农村、农民才能真正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因此,在以后的发展规划中,特别是对中西部农村地区进行规划时,必须有整体意识,从区域角度出发,考虑到大中小城市(镇)在功能、作用以及空间位置上的关系,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把农村纳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规划之中,以加快全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可以说,全国城乡一体化实现之日,就是中国农村现代化实现之时,也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二)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必然性 与中国第二个现代化发展阶段限制农民流动相对应的是,在第三个现代化发展阶段,大量的农民离开了农业和农村,流向了非农产业,流向了大中小城市,流向了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流向了全国各地。 I_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对农民的一次解放。农民从此有了广泛的经济选择自由,农村劳动力开始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和重新分配。正如列宁所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相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具有自由择业权利的广大农民,开始走出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开始了非农化过程。 非农化过程导致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剧烈地变动和重塑。农村非农产业产值份额迅速上升,农业产值份额则相对下降。到1987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产业的产值比重达到50.4%,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值,标志着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变,意味着农民就业结构的转变,昔日农民就业的单一结构被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元化的就业结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农业外部释放,分布在各种非农产业,造成农民就业的结构性转变。如表1。 2、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工业化对农民就业的变化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商品化的发展,使农户经济的经营活动与整个社会经济有了广泛联系,但如果只有商品化而缺乏工业化,农民的就业及其主要经济活动就只能束缚在农业部门。真正促成农民流向非农产业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工业化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标志着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广大农民开始直接参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农民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79年乡镇企业吸纳职工2909.34万人,1988年吸纳9545.45万人,在1989年和1990年两年略有下降之后,1991年又开始稳步增加,至2007年,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15090万人就业。。 3、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然而由于乡镇企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农村工业化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于是,当一部分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时,另一些农民则把眼光瞄向了非农就业的另一个战场――大、中、小城市。粗略地计算一下,仅从1985年至2007年这20多年间,在城镇新增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就有约4000万人。数量巨大的农民离开了农村,在城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变成了现代产业工人和城里人。 农民大规模流向城市的情景,还可以从下列描述中得到佐证。1990年,上海、成都、郑州、北京的流动人口中,民工分别占整个流动人口的47.6%、57.8%、62.1%和66%;广州、杭州、太原、武汉的流动人口中,民工分别占71.5%、71.6%、74%和75%。全国民工在5000万人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测算,1995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在6500万至7500万人。1995年10月底,仅跨省(区)的流动民工数量就达3000万人,比1994年增加了20%。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报告显示,2001年全国农村18.6%的劳动力外出打工,达到8961万人,大部分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由上述可知,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 三、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 关于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社会各界评价不一。笔者认为,存在认识分歧的原因在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受益蒙弊的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 流动民工与城市中的用工企业构成了一对基本的互惠互利的供求关系,是目前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两大主要受益者。这并不是说民工和企业不承受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但是他们得到的实惠超过了他们支出的成本。对民工来说,他们得到了在农村几乎无法获得的职业、收 入、技术、见识等,而付出的主要是路费、食宿费和数量不大的农闲季节机会成本,至于社会歧视等成本也在大多数民工的心理承受限度之内。同样,企业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经营成本下降,收益大大提高。 城市居民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中也得到了一些好处,诸如生活更为方便,可以以较低的劳务价格雇佣保姆、装修住宅等,而且可能更多的好处间接来自民工在城市建设中创造的经济效益。但不可否认,市民也感受到了一些损害。例如,交通拥挤j外来民工在一些边缘社区乱搭乱建,甚至将垃圾站、公共厕所改造为住房,影响居民的居住环境;就业竞争,对少数非熟练工人构成下岗威胁;城市治安秩序受到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客观上为流窜犯罪带来了可乘之机,流动过程中的环境刺激和失望情绪也促使一些民工走上犯罪道路。 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有难言之隐。由于对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负有双重责任,政府既不愿意过分限制企业用工,造成基础产业发展困难,又不愿意无限接纳外来民工,造成环境重负、秩序混乱。所以,城市政府希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总量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够用就行。 流出地政府也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受益者,尽管这种受益和民工与城市企业的受益有所不同。作为一方政府,他们当然希望自己治下的老百姓能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和就业压力,走出去的是劳动力,带回来的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新观念、新思想。因此,流出地政府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赞美者、支持者和积极组织者。 如上所述,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从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得到的好处及受到的损害程度是不相同的,因此,他们往往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认识这个问题。得益多者,便认为利大于弊,甚至完全是利,流出地政府、民工及城市用工企业大多持这种观点。蒙弊多者,便认为弊大于利,部分城市居民、下岗职工大都有如此看法。流入地政府既希望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提供足够的廉价劳动力,促进基础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不愿意看到因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而造成环境重负和秩序混乱,这种对外来民工既依赖又排斥的矛盾心态,导致他们的看法在利大于弊、利弊相当、弊大于利之间徘徊,因各自城市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从各自利益的角度来认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不仅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偏差,而且也是短视的表现。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会议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鲜明地表述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经济规律,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那么,如何实现“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大多数农民流向二、三产业,流向城市。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没有农民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和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从这样的高度和角度来认识问题,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结构变化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多种计量方法,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2009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1亿人左右,较2005年减少约1500万人。从年龄结构看,40岁以下的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不到3500万人,较2005年减少约3000万人,而40岁以上的比例较2005年增加了22个百分点,达到65.2%。从性别结构看,25岁以下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力基本全部转移出去,未来城镇非农产业女工短缺的现象将更加突出。从地域结构看,河南、湖南、四川、安徽、广西、江西等乡村劳动力供给大省的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继续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空间差异非常明显。这种情况表明,我国乡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结构短缺的矛盾更加严重,必须采取针对性政策措施,促进各地产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劳动力结构 一、引言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与结构既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大概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的数量和结构有什么变化趋势?是否可以继续满足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需求?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的最新统计数据,对此进行了跟踪分析,以期为相关的政策制订提供研究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计算方法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计算公式为[1]: 农村剩余劳动力 = 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要量 其中关键是计算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要量。本文主要采用如下研究方法计算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要量。 1.农户收入最大化法 该方法对于剩余劳动力的定义为:农户的生产行为是农户将根据经济环境以及自身的资源禀赋的状况配置其各种生产要素,使得其生产收入达到最大化。农户当前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达到其生产要素最优配置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之差就是该农户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不需要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的假设,其核心思想是农户的生产行为是追求收入最大化。具体计算公式及推导方法参见原文[2][3]。 按照推导的计算公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为 , 式中, 为农业毛收入, 和 分别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投入的劳动力, 和 分别为农户从事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纯收入, 为土地的生产弹性。 为方便计算,土地的生产弹性指标在此采用刘建进(1997)根据中国劳动部1994年对全国8省4000农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模拟的结果,即0.2693,并假定其不变。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 2.产业结构差值法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农业实际需要劳动力为出发点,以现有统计资料为依据,构造一个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简单方法[4]。其公式为: 式中,L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F为农业劳动力的总数量;S为农业劳动力剩余率;l为第一产业从业劳动力比重;g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3.资源劳动需求法 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劳动力需求量之差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我国当前的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自然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对农业劳动力需求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5]。1952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播种面积为0.8158ha,大体上维持“一个人的活儿,一个人干”的局面[6];国家统计局(1995)认为,“中国农业初期集约化经营水平可以达到农村劳均耕地0.67~1.0ha”,按复种指数150%计算,即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播种面积1.0~1.5ha[7]。根据这些观点,并考虑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假设到2010年中国农业达到集约化经营的初期水平,即劳均播种面积增加到1.0ha,而且1952-2010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各年间是一致的,即劳均播种面积的年均增长率 相同,则有: 式中,SPLt为农业剩余劳动力, ALt为农业从业人员, St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Mt为劳均播种面积, St/Mt为农业可容纳的劳动力, t为年份。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4.有效耕地劳动比例法 该方法首先需要估算农业生产中耕地数量与有效劳动力数量的比率,然后用当年的耕地数量除以这一比率得到各年的农业有效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总量减去有效劳动力数量即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该方法的关键是如何确定耕地与有效劳动力之比。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假定某一年没有农业剩余劳动力,以该年的耕地劳动比作为系数,同时假定这一比例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此采用胡鞍钢的假设[8],即假定1957 年中国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按照这一年的耕地劳动力比来推算。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5.农业技术需要法 运用托马斯•罗斯基和罗伯特•米德有关各种农业活动的成本和产量统计数据设计的一个公式来估算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全国需求量[9]。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L为农业劳动工日数, 为每亩或每畜的劳动力投入数; 为每亩和每畜的实物产量; 为以实物为单位的全国产量, 分别反映作物种类和年份,i相应取稻谷、小麦、玉米、高粱、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烤烟、熟红麻、苎麻、甘蔗、甜菜、桑蚕茧、绿毛茶、苹果、生猪、蛋鸡、肉鸡、奶牛、淡水鱼等21个品种。 由于按照上述品种法计算用工量无法涵盖全部农业生产活动,我们用产值计算公式: 计算出以上测算所涉及品种的全部农产值,再与当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相比照,根据缺额比例对用工量进行调整。2004年和2005年的计算产值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7.13%和43.55%,我们用这两个比值分别去除相关年份的总用工量,得到调整后的用工量,然后将其转换成劳动工年数,我们采用9个月(269 天)和10个月(300 天)两种情况来折算劳动工年数,即得到农业年必需劳动力数量。最后用农业劳动力总数减去农业年必需的劳动力数量,得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数。各指标所需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 (二)人口流动变化的计算方法 将《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中的原始数据作以下处理: 1.将各省总人口之和与全国总人口数相差的1815万人,以各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权重分配到各省中,使得各省的总人口之和与全国的总人口数相吻合。将调整后的各省总人口与各省城镇化率相乘,得到各省的城镇人口,两者再相减,得到调整后的各省乡村人口。 2.将全国常住总人口与户籍总人口的比值作为系数,对各省的户籍总人口数据进行调整,使得调整后的各省户籍总人口之和与全国常住总人口相等。同时,以年鉴非农业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为权数,以调整后的各省户籍总人口与之相乘,得到调整后的各省非农业人口,两者再相减,得到调整后的各省农业人口。 3.将调整后的各省常住总人口、城镇人口及乡村人口分别与调整后的各省户籍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相减,得到各省的跨省流动人口(即净流入人口或净流出人口,或称外地流入本地城镇的人口或本地流出到外地城镇的人口)、本省城镇流入人口以及本省乡村流出人口数。 所用计算方法如下[10]: 对于人口流入省: 跨省流动人口=本省城镇流入人口-本省乡村流出人口 对于人口流出省: 跨省流动人口=本省乡村流出人口-流入本省城镇人口 三、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的估计 利用以上计量方法,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进行估算(表1和图1)。估算结果表明: 第一, 2009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基本上在0.85~1.15亿人之间,农村剩余劳动力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例约为16%~22%。与2005年相比,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及比重进一步下降。 注:①方法一:农户最大收益法;方法二:产业结构差值法;方法三:资源劳动需求法;方法四:有效耕地劳动比例法;方法五:农业技术需要法。②方法五1:按300日/年;方法五2:按269日/年。③由于缺乏2009年乡村从业人员数,2009年的数值由各计算方法按照2000-2008年年均递减速率推算得出。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量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1992-1996年为一个较明显的减少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从1992年的1.8亿人减少到1996年的1.4亿人;2000年至今为另一个较为明显的下降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从2000年的1.51亿人减少到2009年的1.00亿人,平均每年递减570万人①。这表明,2000年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不断加快。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的判断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等同于农民工的供给量。为了解农村可供给的农民工的潜在数量,需要根据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年龄和性别结构特点,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年龄和性别结构。 我们利用2009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的“全国乡村分年龄、性别人口数据”(抽样率为0.887‰),计算出农业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年龄分布比例②,并按照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对外出农民工年龄结构的统计,把乡村从业人员划分为5个年龄组别,并进行比较(表2)。 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情况看,2009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2.3亿人。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19278.5万人,占农村转移劳动力总数的83.9%,这一年龄段转移的劳动力绝对数较2005年增长2030.7万人,但占比下降0.6个百分点。其中,30岁以下的有14514.4万人,占40岁以下转移劳动力的75.3%,绝对数较2005年增长2002.2万人,占比增长2.7个百分点。40岁以上转移劳动力3699.5万人,较2005年增加535.7万人。 注:①2009年乡村从业人员数根据2000-2008年乡村从业人员变化趋势推算而得;②以农民工总量作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包括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并假定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结构相同(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调查数据);③农村剩余劳动力取所列计算结果的平均值,并假定其年龄结构与农村未转移劳动力的年龄结构相同。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来看,2009年,全国农村尚未转移的劳动力有2.95亿人,较2005年减少469.9万人。其中,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较2005年减少约1500万人。31岁以上的剩余劳动力有9061.7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90.5%。其中,31〜40岁年龄段的剩余劳动力只有2532.2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25.3%,而40岁以上年龄段的剩余劳动力有6529.5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65.2%,较2005年占比增加22个百分点。30岁以下的剩余劳动力只有953.7万人,只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9.5%,较2005年占比减少8.1个百分点。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真正可供给外出务工的只有不到3500万人。这一数字具有以下几点内涵: ①从年龄结构来看,一方面,外出农民工主要是40岁以下的劳动力,其中,30岁以下(也即所谓“80后/90后”农民工,或称“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的又占绝大多数,规模越来越大,3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1000万人,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用工需求,这也是频繁出现城镇企业用工短缺(“民工荒”)现象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40岁以上剩余劳动力已经明显过剩,但规模仍在逐渐扩大,而这部分人群受到的教育和技能培训较少,外出务工难度很大,更多地倾向于留在本地。从未转移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看, 40岁以上的占绝大多数(65.2%),说明目前农业的生产已经以“4050”人员为主,如果目前的这种转移状况继续保持下去,农业的持续发展将面临着严峻考验。 ②从性别特征来看,外出务工人员中女性占34.9%,也即5072万人,较2005年增加约880万人。而统计推算16-30岁乡村女性劳动力资源为6988.2万人,16-25岁乡村女性劳动力资源为5003.1万人,而受女性生育周期和家庭因素的影响③,纺织业、制鞋业、玩具制造、服装加工、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女工尤其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需求最大,也就是说,农村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力已经基本全部转移出去,城镇非农产业女工短缺的现象将更加突出。 ③从地域特征来看,通过计算各省(区、市)的流入和流出人口,可以看出,2009年,全国由乡村向城镇转移劳动力18955.53万人,比2005年增加了4005.2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了362.69万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地域空间流向差异明显。河南、四川、安徽、湖南、重庆、湖北、广西、贵州、江西等省是主要的人口流出省,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福建、云南、山东、辽宁是主要的人口流入省。河南、湖南、安徽、四川、广西、浙江、山东、重庆、河北、江西、贵州、云南等省乡村劳动力输出均在650万人以上,是农民工供给的主要省份,其中,河南、湖南、四川、安徽、广西、江西等乡村劳动力供给大省的乡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继续增长,2009年比2005年分别增长了920.77万人、595.29万人、448.37万人、442.63万人、322.80万人、286.86万人。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劳动力市场不再是“无限供给” 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正在不断减少。2002-2009年,中国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年均递增580万人,如果保持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则现有的可供给的3500万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需不到七年便可转移完毕。 2.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镇用工的供给将非常短缺 一方面,1980年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后出生的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主体(占60%以上),另一方面,这部分劳动力可供给量却不足1000万人,城镇的用工需求的结构性短缺将日益突出。 3.农业就业将严重过剩 随着农业科技不断进步、农业机械化作业趋势日渐明显,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量逐渐减少,而40岁以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占比重高达65%,加上从城镇逐渐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农业就业过剩的局面将进一步加剧,并且从事农业的乡村劳动力日趋老龄化,对农业的持续发展也是严峻挑战。 (二)政策建议 1.加强农民工组织培训力度,健全就业信息服务功能 各级政府应把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依托社会力量,统筹规划,加强组织,大力发展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外出就业的能力。 目前我国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劳动力输出较少的地区公共就业信息服务渠道更为有限,无法使劳动力配置达到最佳。政府应支持在劳动力输出较少的地区完善用工信息平台。 2.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 鉴于劳动力输出地中40岁以上乡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外出转移难度较大,农村经济发展的复苏和特定人群(女工)生理特征等方面原因,可考虑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农村中小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县域经济,支持外出务工人员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引导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强度高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 3.重视发展服务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增强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 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及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在服务业和农村第三产业方面的就业比重并不高,而这些行业都是吸纳就业能力很强的行业,如按等量投资计算,第三产业可容纳的劳动力比工业多2~3倍。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就业的主要领域。今后应该进一步培育发展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中介服务,积极支持、鼓励和合理引导农民进镇入区,发展餐饮、商贸、旅游、交通运输等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推进社区服务产业化,充分发挥它们在活跃市场、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知识失业 [摘 要]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相关制度等原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分割特征,笔者认为,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即所谓的知识失业。本文中,笔者对一个已有模型进行了合理修正,解释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知识失业的影响,得出结论:大学生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概率越高,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越大,知识失业越发严重。并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工作搜寻;知识失业 1 文献综述 根据谭崇台(2008)的定义,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雇用单位拒之门外,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受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较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率更低,而知识、技能和专长又是相对稀缺的,受教育者还是不免沦为失业者,形成知识失业的状况。 而根据徐林清(2008)的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指的是受外在因素和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的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虽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可能是多元的,但为简化处理,通常以二元结构对劳动市场的分割加以概括,从而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两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福利条件好,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即收入低、福利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承认。 关于知识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系,在众多已有文献研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以扩展的工作搜寻模型为框架,分析了当前我国知识失业的成因,发现知识失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造成的;靳卫东和高波(2007)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公务员的真实收入要高于第一市场的出清工资水平,这使得第一市场的平均工资较高,形成了知识失业现象;杨世杰(2009)认为大学毕业生自愿失业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短期内会“理性”选择自愿失业。 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已经成为学界认可的知识失业的重要成因之一。但是其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知识失业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除去以上提到的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的研究外,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以下笔者对C. Simon Fan,Oded Stark在其论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educated unemployment”中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移民与知识性失业关系的模型进行“中国化”修正,从微观角度分析中国由于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造成的知识性失业,希望能做出有益的补充。 2 模型 2.1 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已有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割,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ZW(]这种分割可以是由于地域,也可以是制度等因素。比如中西部农村为二级劳动力市场,东部沿海城市为一级劳动力市场。[ZW)]。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其他因素等的限制,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本文中主要指来自落后地区即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毕业大学生)才能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首先作出以下基本假设: (1)大学毕业生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待遇的分布充分知晓。 (2)大学毕业生的每一次搜寻都是各自独立的。 (3)大学毕业生依据待遇水平高低来判断是否接受厂商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一旦接受,工作契约立即生效; 若拒绝,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没有回溯性。 (4)大学毕业生是风险中立者,在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决定其是否接受工作。 同时假设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2.3 模型分析与结论 由以上数理分析中的(5)(9)两式可得,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概率成正相关关系。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潜在的失业率就越高。 此结论与逻辑的机制是一致的:当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工作时,其对于获得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预期便越高,便越是愿意接受等待失业,而非在二级劳动力市场接受自己认为不如意的工作。当今,随着交通条件、制度限制等的改善,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高,毕业生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在使更多大学生实现了离开欠发达地区进入相对发达地区生活工作愿景的同时,也导致了更高的知识失业率。 由(7)式可得,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越大,知识失业问题越严重。 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差距越大,意味着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回报越高。毕业生便愿意承担更大的等待失业的成本争取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根据基本假设(4),可以通过风险与回报的关系来解释,即收益越高,相应的风险成本越高。 3 政策建议 第二,加强经济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总体的就业率,降低包括知识失业u在内的整体失业率。教育与经济发展要相适应,否则易造成知识失业。经济发展的低速是造成知识失业和其他种类失业的最根本原因。为了确保教育的良性发展,要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这个外部的大前提,使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提高就业的层次和水平,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减少知识失业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 第三,减少甚至取消制度性的人才流动限制,消除“一次定终身”的找工作尴尬,改善基本假设(1)的状况。加强就业制度改革,废除一些束缚人才流动的制度,比如城乡户籍制度,创造一个易于人才交流的宽松环境。消除两类市场之间的制度性障碍,从而降低两类市场之间的转换成本,是吸引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重要措施。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束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各种身份等级制,淡化城镇常住户口优先就业和对非城镇户口限制就业的政策取向,最终实现劳动者凭身份和职业资格证书即可参加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就业新格局。二是取消大学毕业生流动就业的各种限制。按就业市场化的要求加快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对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取消大学和接收单位的派遣指标和用人指标的限制,特别是非公有制单位招用毕业生的指标限制,废除对毕业生的不合理收费政策,促进毕业生自由流动。三是制定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相关政策。如为大学毕业生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和担保;对于那些以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要按照有关规定,在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和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向全社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覆盖速度,统一社会保障的标准;推行保障社会化,从根本上彻底打破统一劳动力市场所必须跨越的“社会保障壁垒”,为大学毕业生跨地区、跨行业就业解除后顾之忧。 第四,从大学生自身角度,要建立合理的收入预期,树立广义的就业观,通过降低其保留工资Wc降低知识失业。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收入预期与实际状况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正受着就业市场压力的调整。市场调整着他们的收入预期,使之逐渐趋向理性。另外,与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还偏低,市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行为与意愿的调节作用还不够。所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地调整他们的收入预期。 4 结 论 本文从微观的工作搜寻模型角度解释了由于劳动力二元市场分割造成的当今大学生知识失业的状况,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机制,得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现实状况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同时需要指出本文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其中模型的适应性有限,仅仅能够解释来自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失业现象,要进一步更全面地解释知识失业,仍然需要对模型进行拓展,这也是笔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中国劳动论文: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研究 摘要:在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既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加快农村小康建设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从总量上来说,还远远不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容否认,向城市转移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一条重要出路,但并不是全部出路,更不可能是惟一出路。因此,当前我们必须探索出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应该在于农业本身,即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拉长产业链,提高农业的附加值,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经营 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及特点 世界经济史发展表明: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或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农村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超过农村生产需求量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那部分劳动力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按照刘易斯经典理论可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接近于零时的多出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城市转移,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等差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道路和方式也就不尽相同。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表现为短期内靠剥夺农民的方式,迫使大多数农民与土地相分离,成为无产者,同时通过工业扩张、城市膨胀进行吸纳和消化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然而,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所面临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国情,如人口基数大、农村劳动力总数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和,许多农村还处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农业阶段等,由此决定了我们必须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道路。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且呈现继续增加之势 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使用的测算方法不同,所以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数据。如胡鞍钢2000年用耕地劳动比例法算出2.0538亿,蔡2007年基于统计数据直接推算出1.2亿,马晓河等2007年用农业所实际需要的劳动力算出1.14亿,程名望2007年用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数据推算出1.5亿~1.7亿等等 [1]。党的十六大提出基本实现工业化是21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这意味着全国农业劳动力人数要从2006年的42.6%下降到30%以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3 474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3.4%,从总量上看,全国农村约有1.7亿剩余劳动力,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1 000多万。此外,中国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城市化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工业化发展,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严重的滞后于工业化进展,第二、三产业层次不高、比重仍然偏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有限。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虽仅达到47.7%,据有关专家预测: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今后几十年中国还将成倍地转移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据联合国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历史数据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86%,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2.9%。这样2008―2050年期间中国必须转移出大概4.73亿农村人口,平均每年转移1 126万农村人口 [2]。因此,要将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可谓任重道远。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受阻 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转移方式,但归纳起来可以从两个角度分类:一是从地域空间看,可分为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不离土又不离乡)和异地转移(离土又离乡);二是从产业空间看,基本上是由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转移。这些转移方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交织在一起的。就地转移中的离土不离乡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而不离土又不离乡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调整产业结构,改革农业经营方式,从而就地扩展第一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异地转移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离开农业转移到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就业。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致使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向城镇、向非农产业转移,据统计,从1980―2009年大概转移了8 277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80.61%减少到2009年的53.41%。然而城乡统筹就业的矛盾依然很大,1.7亿农业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或隐性失业状态,农村隐性失业率高达34.7% [3]。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该去那里就业?诸多专家学者主张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永久异地转移,即永久转移到城市,并且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也曾成为了各地各级政府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当地农村经济的主要措施。然而现实并没有他们推理的那样完美。因为城市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容量有限,还不具备短期内大规模接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经济结构调整本身已存在着严重的失业问题。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07年开始已经连续三年增长,由2007年的4%、2008年的4.2%上升到2009年的4.3%;到2010年年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08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总理说“2011年要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并且,201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达到了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为5 0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劳动力就业岗位只能新增4 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达到1 000万左右 [4],可见城镇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严峻。然而,城镇一直以来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城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提供了大量机会。从2002年开始,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增加较快,平均每年增加150万人以上,2002年增长速度超过10%,2004年达到15%以上。但从2005年开始中国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开始有所下降,从15.5%下降到2006年的12.2%、2007年的9.5% [5]。在中国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就业竞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由此产生了“民工潮”、“城市病”等诸多问题。因此,主张短期内大规模的向大中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做法不切实际。从当前中国就业环境来看,就地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更为迫切和必要,而各地的实践证明: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一种途径。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且缺乏一定的职业技能 中国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城乡之间巨大差距,这不仅表现为经济和收入的差距,而且最根本的是教育程度的差距。由于农村教育落后,目前中高学历的农村劳动力仍然不多,低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占较大比重,同时又缺乏专业技能和一技之长。据统计,目前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9.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2.4%,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1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18%。此外,在农业从业人员中,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人仅占0.68%。如此素质的人员来到城市后,根本不具备现代工业产业需要的知识及技能。所以,他们往往只能从事技术含量很低甚至是纯粹的体力劳动,如建筑、运输、保洁、搬运等行业的粗重工种的体力劳动。现在各地区政府已开始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但是他们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仍然非常缺乏,在非农领域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直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层次。而且从长远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社会劳动分工逐步由简单的体能劳动为主向复杂的智能劳动为主方向发展,这就使得低素质、低技能、体能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只能在低层次的产业中恶性竞争,使流入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领域越来越狭窄,同时也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的转移。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农业产业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深化,已经成为世界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其基本含义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围绕支柱产业和优势产品,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规范化管理,形成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为一体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根据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被界定为一种以自然物为劳动对象的初级产业,并且是与传统的、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生产条件相联系的产业,并把农业产前和产后加工环节作为第二产业被界定为工业部门,把农产品流通作为第三产业界定为商业服务部门。这种划分事实上是把农业再生产各环节的内在联系人为地割断,把农业局限在仅仅是种植和养殖十分狭小的范围内,从而导致了农业产业链极短、内部的产业环节极不协调,产业规模得不到扩大,使得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农业产业组织的创新,农业产业化把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来经营,使其成为一个多产品产出的部门,其经济范围包括农、林、牧、渔等业的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等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这使得农业与加工工业、商业服务行业等产业形成了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农业从原来的第一产业领域扩大、涵盖到第二、三产业领域,把一、二、三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就拉长了农业产业链,从而大大拓宽了农业就业空间,直接扩大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农村内部就业。正是农业产业化的这些本质特征使其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发挥出了巨大的效应: 1.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大规模开发生产基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从而扩大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经过六十多年的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解放初的以种植业占绝对比重的单一农业产业结构(194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82.5%,林业占0.6%,畜牧业占12.4%,副业占4.3%,渔业占0.2%[6])转变为了农林牧渔共同发展的产业结构,2008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比重下降为48.4%,林业比重上升为3.71%,畜牧业比重上升为35.49%,渔业比重上升为8.98%,但是仍没有达到合理优化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结构中畜牧业超过了50%,而种植业低于50%,渔业和林业的产值比重也远远超过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农业就业结构与农业产业结构基本一致:劳动力在种植业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达到了61.14%,林业为28.41%,畜牧业为8.92%,渔业是最低的为1.56%。根据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原理:产业部门是就业的载体,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这样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就可以调整就业结构,而在农业产业结构中农林牧渔各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种植业属于土地密集型产业,而林牧渔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林牧渔业比种植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有研究表明,谷物每亩用工14人,蔬菜每亩用工62人,水果每亩用工67人,生猪每头用工21人,牛每头用工57人,淡水鱼每亩用工31人,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加快发展畜牧业、渔业和林业,从而大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当然,要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使其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有一点是十分重要,即要使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机对接起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赢得市场的能力,是带动结构调整的骨干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户找到龙头企业就是找到了市场。龙头企业带领农户闯市场,农产品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就可以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减少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减少政府对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的行政干预。此外,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开辟农业发展新领域,如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立体农业,把优势产品扩张成优势产业、支柱产业,进而形成产业群,这样就可以拓宽农业内部的就业渠道,增强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加快和促进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有效就业。 2.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由龙头企业对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从而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增加了农民就业渠道。农民之所以增收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益仅仅集中在农业生产的产中部分。大量的产前和产后利润被非农部门卷走了,而通过建立“龙头企业+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龙头企业同农户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二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而打破了传统农业仅作为动植物生产部门的旧体制,实现由单纯从事动植物生产向以动植物生产为中心的产前、产后三个领域一体化的经营的转变,这就使融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农民,不仅可以直接得到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利润,而且还可以分享加工和流通环节的利润,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增强了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据研究现在农业产业化较高的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已达到8∶1左右,而在中国,即使是实行产业化较早地区,各类农副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大多数也只有1倍以上 [7]。中国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也证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既可以大幅度增加农民的收入又可以大规模地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据报道:截至“十一五”末,中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约25万个,带动农户1.07亿户,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年户均增收2 100多元,分别比“十五”末增长84%、23%和59%[8]。并且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从而间接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与此同时农民收入的增加还能促使广大农民不断扩大对工业品的需求,这就刺激了对工业的投资,从而不断扩大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 3.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采取“公司+农户”、“农业合作社”、“中介组织+企业+农户”等组织形式把农户分散的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连接起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现代农业,这既可以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群,又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实施了三十年,一方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中国的农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另一方面形成了了土地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目前中国大部分农村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仍然是其基本经营单位。如果按每个农户4个人口计算,根据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2.18亩/人计算,中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只有8.72亩,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土地经营规模。这种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不仅规模不经济,而且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和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小批量生产,过高的市场交易成本,直接导致农业经营的比较经济效益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农民进入社会化大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而通过农业产业化把土地流转到龙头企业手中,这样就可以大规模地组织分工分业生产,把分散的家庭经营纳入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体系,把分散独立的许多生产过程融化为一个社会生产总过程,以创造一种新的农业聚合规模,这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满足大规模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需要,从而促进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农业部2010年12月20日消息称,“十一五”期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势头良好,预计到“十一五”末,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35万家,实有入社农户约2 800万,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0% [8]。地处西部的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地云南省,2010年预计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达到7 018个,出资总额44.7亿元,成员105万人,带动农户200万户以上 [9]。由此可见,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在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完善产业化经营机制,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就业方面已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4.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从城乡统筹就业的角度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统筹就业就是依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彻底消除体制性障碍,实行城乡劳动力择业自由,不受限制地在区域和行业间自主流动,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传统的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了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地理上被割裂开了,即劳动力供给方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而劳动力需求方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短期变动信息一旦不能及时传递,任何一方都难以及时调整以适应另一方发生的不期变动,这就加大了劳动力市场波动,从而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同时城市却是“民工荒”,“招工难”的矛盾现象。因此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强城乡之间的关联性,将农民就业纳入国家统一的就业政策范畴,取消各种就业准入限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而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将使城市与农村发展和就业真正关联起来,这是因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生产要素合理有序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一方面,龙头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大规模地组织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这样可以带动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建筑业等产业的发展,同时又可以增加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吸纳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通过龙头企业还可以使城镇的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更多地流向农村,与农业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产业聚群,从而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组织,更多地就地吸纳剩余劳动力。 5.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实施农业产业化必须具备比较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或者说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备条件,这样在实施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状况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例如,2010年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和重庆西南五省市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严重旱情已导致6 42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绝收面积110多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246亿多元。云贵川都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但是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并且大部分水库均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这正如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谈到云南旱情时所说的“云南对水资源利用不够,全省水资源在全国排在第三位,但水资源利用率只有6%,全国总体利用率在16%以上”。其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问题在2009年就已经受到高度关注。200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赴河北、河南、内蒙古、吉林、四川、陕西等省区对农田水利建设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报告显示,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多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一些地方在干旱面前束手无策,水利设施不堪重负。大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不足50%,中小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不足40%。绝大多数泵站的灌排水能力达不到设计标准,有的只有设计标准的40%左右,有的完全失去了灌排功能,全国大型泵站中急需改造的比例高达85%以上。中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农田面积的48%,有一半以上的农田得不到有效灌溉,仍然“靠天吃饭”。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题目定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关注三农的第八个“一号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六十二年来中央文件首次对水利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文件明确指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因此要全面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亟待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外,同时还必须加强农村交通通讯、农村电网、通信电视、生态保护等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这些建设不仅为农业产业化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而且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大批就业岗位,充分发挥农业内部吸纳就业的积极作用。 总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历史的必然,但这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当前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必须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一个突破口加以大力发展。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摘要:次级劳动力市场是整体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市场发展状况引起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分析了劳动力次级市场存在的客观性和作用,并且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劳动力次级市场的对策。 关键词:劳动力次级市场;劳动力就业;工资决定机制 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说法最早见于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劳动者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培训教育能提高其收入,而对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培训对他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较少。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并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西方国家经历二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一、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主要是由城镇下岗职工和从农村迁徙出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构成,其中以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入,更是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岗位的空缺,使城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整体的竞争力,同时也为中国发展出口贸易,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中国工业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国外次级劳动力市场一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人集体议价能力低下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必将影响到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西方传统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指导 1.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资决定的理论。(1)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在工资决定方面一直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最早对劳动力价值进行论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指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此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对于需要靠劳动力过活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此后,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它的形成与决定同样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制约,供求与竞争因素的作用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上下波动。(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阐释了决定工资的另一个因素,即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变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可变要素的不断增加,任何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使用可变要素的原则是边际成本与相应的边际收益相等,这个原则也是企业确定劳动力价格的原则。剑桥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弗理德・马歇尔糅合了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边际学派的边际理论,以供给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起供给均衡工资理论,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说明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他认为,工资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其中决定需求价格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决定供给价格的包括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的闲暇效用。马歇尔的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工资决定基础的分配理论为此后的西方工资理论打下了基础,许多工资决定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包括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3)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因素的探讨。与新古典学派的认为相反,制度学派否定了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说法,而从制度因素角度来解释工资的决定。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呈现出二元分割的格局,同时处于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双方作用决定,还包括各种影响市场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弱化了供给力量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2.西方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意义。西方工资理论是随着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学者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并提出的一些理论。中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次级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一些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性。(1)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理论,而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中国的工资机制。(2)在工资决定问题上面,我们还应该弄清楚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现实中存在的影响因素并不都是合理的,我们只有将合理的影响因素与不合理的影响因素区分开来,才能找出影响工资机制正常运行的原因。(3)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商品市场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供求机制来决定,作为劳动者价格的工资同样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在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既要以劳动者在产品中的贡献――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同时必须满足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及其家属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不管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然而,尽管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但现实中影响工资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正如制度学派所认为的,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包括了所有影响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制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原则受到破坏。因此,要健全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消除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对工资的调节作用。 三、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外在表现为供给双方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对比悬殊。作为劳动供给方的劳动者在工资决定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由企业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使得企业方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造成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因素很多,这里面既有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原因又与中国现行的一些制度分不开。中国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虽然改革后中国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许多不适宜的制度依然存在。鉴于以上分析,要完善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就必须强化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力量对工资的决定作用,减小非市场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1.制定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并予以严格执行。中国现阶段有关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并不多,常见的有《劳动法》、《工会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各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作用也极为有限。以最低工资水平规定为例,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定是以劳动者及其家属在城市生存所需费用为依据的,它指的是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获得的最低收入报酬,不包括加班加点的工资和特殊工作条件下享受的津贴。虽然由于“民工荒”的影响,各地政府纷纷提高了对最低工资水平的规定,但事实只有少数企业真正符合这个要求,政府虽然制定了相关政策却未能具体落实到位。因此,制定相关政策并严格执行和落实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关键。 2.制定合理适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按中国现行的《劳动法》规定,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并不排斥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但农民工的参保率还是普遍偏低。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工的总体参保率不超过20%。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现行的社保制度对农民工不适用。因此,建立一个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3.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它曾经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出于各种政策因素的考虑,户籍制度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取消,但是作为一种计划时代的产物,它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因此,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仅是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此高职院校必须要积极实施教学改革,重视云计算辅助教学的运用,这将会给高职课程教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本文将对高职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探析,并重点论述云计算辅助教学在高职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路径,重点发挥云计算辅助教学的优势,提高高职课程教学质量,从而为高职学生的成长成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少用人单位都觉得高职生的专业技术能力要弱于本科生,使得高职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相对沉重,为了帮助学生快速找到心仪的工作,实现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高职课程教学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云计算辅助教学的应用给高职课程教学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教学环境变得更加开放自由,师生交流互动更加频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被充分的调动了起来,促使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得到协同的发展,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现代化高素质人才。 一、高职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学模式落后 填鸭式教学一直在高职课程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教师往往强制性的向学生灌输知识,在课堂教学中唱独角戏,却不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也不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接受程度,这让学生产生了对学习的厌倦感,他们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学习专业知识非常的枯燥和乏味,大大削弱了学生学习热情,学生极易被其他事物所吸引而出现逃课、迟到、早退现象,即使是在课堂上也会经常溜号,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致使高职课程教学流于形式,取得的教学效果不是十分的理想。 (二)课堂气氛沉闷 当前高职课堂气氛非常沉闷,师生互动少之又少,这一现状与教师的教学思想落后是密不可分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设置的比例不科学,学生的理论知识无法在实践训练中得到验证,其实践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培养,再加上教学目标不够明确,教学内容十分枯燥,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性不强,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当学生存在疑问时也不能得到及时的解答,这些都给学生日后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学生的成才之路可谓是波折重重。 (三)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匮乏 现代化教育技术在高职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是一种必然趋势,高职院校理应建设网络教学平台,打造精品课程,给学生的学习提供一切便利的条件。可是只有极少一部分高职院校做到了这一点,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出于资金方面的顾虑仍然沿用传统教育模式,不能够将现代教育技术引入到高职课程教学中,极大的制约了高职课程教学改革的步伐,之于高职高效课堂的构建是极为不利的。 二、云计算辅助教学概述 所谓云计算辅助教学就是利用云计算技术构建的信息化教学环境,是一种基于合作教学的新型教育模式,在此过程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都非常的频繁,借助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解决问题,帮助学生不断获得进步,实现全体学生的共同发展。云计算辅助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致力于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让学生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显著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与此同时,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需要教师能够鼓励学生的个性化思维,支持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那么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会得到良好的培育。可以说,云计算辅助教学将成为高职课程教学的潮流趋势,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理念的一大颠覆,教师的教学态度和学生的学习态度都会因而得到转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潜能都会被最大程度的激发出来,还会在平台上积极的探讨和交流学术问题,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学生的学习效率相当之高,其成长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高职课程教学中云计算辅助教学的运用 为了保证云计算辅助教学在高职课程教学的有效应用,当务之急是建立“三云”平台,主要涵盖了职业教育学习云、职教师资云、劳动力市场信息云。高职院校应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力度,购买先进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确保职业教育学习云能够符合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在构建职教师资云时,要将高职院校中教学能力较强、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全部囊括其中;而劳动力市场信息云则需要与高职院校的招生就业工作相接轨,这样即可实时动态的采集高职院校教学和管理的完整信息,对劳动力市场也能有准确的把握,对于高职教育的长远发展大有助益。高职教育是面向就业的教育,因此劳动力市场决定着高职教育的起点和终点,即招生和就业。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数量、能力、职业素质和道德的要求决定着高职教育的招生数量、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及对教师的需求等,换言之,高职教育只有大力培养用人单位需要的人才,才能对学生就业有所帮助,进一步提高高职学生的就业率。资源共享是“三云”的基础;“劳动力市场信息云”是企业对人才需求的信息与高职院校、政府之间的共享;“职业教育学习云”是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资源的共享;“职教师资云”是高职院校教师资源的共享。云计算辅助教学在高职课程教学中的应用需要注意一些要点,比如说教师需要在云服务中实施教学的设计、组织、评价、管理等,而学生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自己的需要,订制学习计划和学习资源。该平台给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学生只需要在网络环境下就可以随时登陆到平台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学习资源,学习时间和学习空间都非常灵活,对学生的计算机操作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符合新时期高职学生的自主学习需求。 四、结语 云计算辅助教学在高职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给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气象,促使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学生对于学习抱有较高的热情,还将制定科学完善的学习计划,并通过主动与他人交流合作,争取早日完成计划目标,那么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将得到充分满足,其发展前景也会一片光明,高职院校的社会职能将得到进一步的展现。
劳动安全论文:从保障劳动者安全的角度谈煤炭资源整合 摘要:煤炭资源是发展采掘工业的物质基础。煤炭资源的开采条件直接影响煤炭资源的利用价值,同时也直接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矽肺病是一种严重危害劳动人民健康的职业病,严重者可影响肺功能,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发展为肺心病、心衰及呼吸衰竭直至人死亡。经调查发现,在中国的一些矽肺病的高发地区,造成人们得矽肺病的原因是他们都曾经在非法开采的个体煤矿里打过工,由于个体煤矿缺乏良好的生产环境和劳动保护措施,劳动者长期处于粉尘工作环境中,进而染上了这一目前无法治疗的疾病。因此,如何依法规范煤炭行业管理,保护国家的矿产资源以及在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加以保护便成了我们所应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煤炭资源整合;矽肺病;侵权责任;高度危险责任 最近,在看某栏目时,看到这样一个案例。在中国的某个村子里,有着一群矽肺病患者,他们都曾在本村的小煤矿里打过工。 当记者来到该村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个捡破烂的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本该是在家享受儿女满堂的天伦之乐的时候,可是他的几个儿子都由于在煤窑打工得了矽肺病死了,所以老人只好和老伴儿靠捡破烂来维持生计。据村民们介绍,在这个村,矽肺病患者人数非常多,有不少家庭都是多位亲人同时患病。这些矽肺病患者大多数是青壮年,他们死后,留下了孤儿老小,给家庭带来沉痛的打击。 村民们告诉记者,整个乡镇矽肺病患者多达四五百人,当地的小煤矿大多环境极为恶劣,且本身就是非法煤矿,不可能与雇用的村民签订劳动合同,村民们患病后,只能自认倒霉,无法得到开采者的赔偿。另据记者调查,这些非法煤矿名义上说已经关闭,实际还在生产着。 就此而言,我们不难发现非法煤矿的弊端所在,不仅严重危害着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而且对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继续进行煤炭资源整合的必要性。本文就该案例中权利受到侵害的矿工该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关闭非法开采煤矿的必要性笔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煤矿的采掘是一种高度危险作业 高度危险作业是指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由于人类还不能完全控制自然力量和某些物质属性,虽以极端谨慎经营仍有可能致人损害的危险性行为。它包括适用民用核设施、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和从事高空、高压、地下采掘等高度危险活动,也包括占有、使用易燃、易爆、剧毒和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的行为。 在本案中,煤矿经营者的非法开采属于高度危险作业中的地下采掘活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煤矿的采掘是一种高度危险的作业。由于这种高度危险作业给他人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称为高度危险责任。 二、中国《侵权责任法》中有关于地下挖掘活动侵权责任的规定及免责事由 (一)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章中,对高度危险责任中有关于地下挖掘活动的侵权责任有如下规定: 第69条: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73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第77条:承担高度危险责任,法律规定赔偿限额的,依照其规定。 (二)免责事由 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知道,从事地下采掘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三、高度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 高度危险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包括三个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实施了高度危险作业行为。在上述案例中,煤矿主雇用村民进行煤炭采掘,这说明其实施了高度危险作业。第二,受害人遭受损害,这种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由于非法煤矿的经营者未能提供给受雇矿工良好的劳动保护措施,使他们长期的在恶劣环境下劳动而得了矽肺病,使其丧失了劳动力甚至死亡,无论是对其人身还是财产都造成了损害,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第三,行为人高度危险作业行为与受害人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矿工之所以会得矽肺病,是由于非法小煤矿经营者对煤矿的开掘所造成的。因此,相互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四、处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这些非法煤矿经营者的行为造成了得矽肺病患者的损害,构成了高度危险责任,他们应该承担高度危险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的赔偿限额进行赔偿。但是,这些私人煤矿是非法的,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依法坚决取缔非法煤窑,并对其进行处罚。 五、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工作的必要性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不仅仅应从法律角度分析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还应探究导致这些人权益受侵害的深层原因所在,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以外,我们应该明白,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这些非法煤窑的非法性和管理的不正规性。 一般而言,正规煤窑都会提供给劳动者好的劳动保护措施,会提供给他们开采煤矿所需要的专业防护设施及物件,而且,正规煤矿所采取的开采方式及管理方式更为科学合理,劳动环境远比那些非法煤矿好的多,从各方面都注意对劳动者的保护。事实证明,管理正规的煤矿是很少发生职工损害事故的,潞安集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六、煤炭资源整合的好处 1.可以保护国家矿产资源,更为合理地分配利用国家资源。 2.经过煤炭资源整合,管理更为统一科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矿难的发生。 3.经过煤矿的兼并重组,可以优化生产环境,提供更为可靠的劳动保护措施,减少职业病患者。 4.合理规划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持续良好的发展。 总之,关闭非法煤窑,进行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类似案例中这些事故的发生,才能更好地保护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国家的矿产资源,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应该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同时,煤炭业的发展秩序也需要不断完善立法,强化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这样,煤炭经济才会得到更好、更持续的发展。 劳动安全论文:婴幼儿食品安全隐患对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摘要:运用经济学中的时间预算约束线和无差异曲线以及生产函数等模型工具,以“毒奶粉”事件引发的关于安全喂养婴幼儿的思考为基础,分析了婴幼儿食品安全隐患对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得出结论:当婴幼儿食品安全存在隐患时,利他主义的母亲会考虑增加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这需要减少母亲的工作时间或休息时间,且最终会直接或间接降低育龄女性劳动力的市场产出。 关键词: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毒奶粉”事件;利他主义;市场产出 以三鹿等一批品牌为代表的“毒奶粉”事件严重危害了婴幼儿的生命健康权,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对国内婴幼儿食品安全提出了很大质疑,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消费者的信任和信心。 一、分析前的基本说明 (1)依据生物学和社会分工方面的差异,女性更适合亲自抚育孩子,而男性在抚育孩子方面的作用较小。为了避免问题的复杂化,分析过程中不直接考虑父亲的影响,只侧重从母亲这一群体的角度分析,实际证明,分析的结果是不变的。(2)对于孩子(c)来说,母亲(m)是“有效率”的利他主义,“利他主义”是指,母亲(m)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孩子(c)的福利,“有效率”则意味着,母亲的行为被她的利他主义所改变”。(3)假设母亲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工作、休息和抚育孩子三个方面,分别用字母tw、tr、to表示。(4)假设“毒奶粉”事件前,母亲们认为婴幼儿食品是安全的,事件后,母亲们普遍认为,婴幼儿食品的安全存在隐患。(5)“毒奶粉”事件后,母亲们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母乳喂养等亲自抚育孩子的方式,但企业现行的工作规定使得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不适宜母亲们亲自实行母乳喂养,而且母亲亲自抚育孩子必须牺牲自己的时间。又由于每天的时间是固定的24小时,所以在分析过程中,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与母亲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6)分析过程中,只考虑是否增加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这一选择对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二、分析过程 (一)利他主义母亲的初步选择 在家庭内部,利他主义是普遍存在并且十分重要的。亚当・斯密先生指出:“每一个人都会比其他人更敏感的感受到自己的快乐和幸福……除了他们自己以外,通常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比如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兄妹等,都是他们最为钟爱的对象。”紧接着斯密又指出,“一个人对子女的关怀往往比对其他人的关怀更为主动”Ⅲ。对于孩子来说,利他主义是母亲的天性,母亲可以为照顾孩子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会更深切体会到孩子的痛苦和快乐,并且孩子们的痛苦和快乐对母亲的影响是很大的。 假如母亲从活动的时间配置中获得效用,则其效用函数为: Um=U(Ztw,Ztr,Uc) 在这里,Um表示母亲的效用,Ztw、Ztr分别表示母亲花费在工作和休息上的时间tw、tr所带来的效用uc表示孩子的福利(对于尚未形成意识的婴幼儿来说,其福利主要是指身体健康)。其中Um和uc是正相关的,即认为孩子越健康。母亲的效用水平越高。 将母亲用于工作的时间tw和用于休息的时间tr综合起来,将其视为母亲用于自己消费的时间,用tm表示,则可以得出母亲的时间预算约束线为: tm+te=T 如下图,该图表示母亲的无差异曲线和时间预算约束线的组合,以O为原点,横轴表示母亲分配到亲自抚育孩子花费的时间Lc,纵轴表示母亲自己消费的时间tm,AB和A’B’分别表示母亲的两条时间约束线,Um、Um1表示母亲的两条效用无差异曲线,其中,就效用水平来说,Um Um1: 1 假设在“毒奶粉”事件发生以前,母亲的效用曲线为Um,母亲的效用最大化在c(ca,cb)点,A点表示母亲分配到自己消费的时间为ca,抚育孩子的时间为cb通过分配cb的时间抚育孩子,母亲认为孩子是很健康的,此时母亲在Um的水平实现效用最大化。 2 “毒奶粉”事件发生,由于一些孩子误食了“毒奶粉”,他们的身体健康直接受到伤害,于是这些孩子的福利uc下降,这将直接导致利他主义母亲的效用降低至Um1;另外一些没有食用“毒奶粉”的孩子,虽然他们的福利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当他们的母亲看到误食“毒奶粉”的孩子身体健康受到伤害,她们担心继续使用奶粉会导致自己孩子的福利下降。在无形的担忧中,她们的效用水平也从Um降至Um1。 3 在(2)的分析下得知,由于“毒奶粉”事件母亲的效用水平都降至Um1,此时,无差异曲线与原来的时间预算约束线有两个交点,即母亲在Um1水平上没有实现效用最大化。理性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母亲会选择重新配置时间实现Um1水平的效用最大化。 4 理性的母亲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其时间预算约束线会有AB变成A’B’,并且形成新的效用最大化点,如图中的D点。在重新配置后的时间预算约束线A’B’上母亲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增多而用于自己消费的时间减少。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由于毒奶粉事件的发生,孩子的健康受到伤害导致母亲的效用水平降低,理性的母亲会重新配置自己的时间以实现效用最大化。通过减少自己消费的时间以便增加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是利他主义母亲的初步选择。 (二)最终选择及其对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产出的影响 第一,选择减少工作时间。(1)如果一个家庭非常富有,母亲工作取得的收入占家庭财富的比重较小,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即使母亲不工作,仍有足够的财富可以维持家庭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各个方面的支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生育孩子之后,母亲会觉得抚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即工作的收人)显得较低,于是母亲会选择放弃工作,一心一意地抚育孩子。(2)如果母亲觉得可以很容易再就业,即母亲想就业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找到与所放弃的工作报酬相当的工作。这种情况下,母亲也会暂时放弃工作,亲自抚育孩子。 对产出的影响: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女性推出劳动力市场会直接降低市场产出。假设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函数为: Q=F(L,x) O表示产出,x表示用于产出的其他方面投资,L表示劳动力供给,L与Q是正相关的,假设其他方面的投入x不变,则育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直接减少了L,于是产出Q减少。 第二,选择减少休息时间。(1)如果母亲的工作收入占家庭财富的比重较大,可视为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这表示,母亲一旦选择不工作,家庭用于消费的支出将受到极大影响,具体可能表现为用于消费的资金不足或勉强维持,会导致家庭消费水平的下降。此时,母亲仍然需要工作,在维持工作时间不变的前提下,她们更倾向于选择减少休息时间以增加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在工作时间内,母亲会选择其他较为安全的喂养方式以增加孩子的福利。(2)如果母亲认为自己放弃工作之后很难找到一个与现在报酬相当的工作,即认为母亲再就业比较困难。这时候,母亲也会选择在保持工作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休息时间增加抚育孩子的时间。 对产出的影响:此时,虽然母亲的市场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但对市场生产率仍然有影响,因为生产率与每单位时间投入到工作中的精力是相关的。假设生产率函数为: Q’=F’(E,x’) 其中,O’表示生产率,即单位时间内的产出,E表示母亲单位时间内投入到工作中的精力,E与生产率是正相关的,x’表示影响生产率的其他方面因素,假设x’不变。 较作出减少休息时间的选择之前,一方面,母亲抚育孩子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另一方面,休息有助于生产精力,母亲用于休息的时间减少直接导致了精力不能得到即时恢复,总之,在无形中,母亲的精力会减少。这使得“精力水平的降低直接减少了每个工作小时所消耗的精力”用于工作的精力减少,于是Q’降低。因为产出函数为: Q=Q’*T Q表示总产出,用于工作的时间T不变,而Q’降低会导致产出减少。 所以,选择减少休息时间的母亲会通过影响生产率而间接降低市场产出。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由于婴幼儿食品存在安全隐患,利他主义的母亲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必然会选择牺牲自己的消费时间,用更多的时间亲自抚育孩子。这使得母亲们或者放弃工作时间或者继续工作而放弃部分休息时间。究竟谁会放弃工作,谁会放弃部分休息,这主要取决于母亲的工作收入占家庭财富的比重或者母亲们再就业的容易程度。 以上两种情况对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两种情况:(1)一部分女性放弃工作,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减少了育龄女性的劳动力供给,导致市场产出降低;(2)另一部分女性在维持工作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无形中对工作投入的精力会减少,降低市场生产率,进而减少市场产出。 总之,婴幼儿食品安全隐患必将通过对利他主义母亲的影响,而直接或间接地减少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产出。 劳动安全论文:工矿商贸企业劳动安全现状及对策 提要我国加速了向工业现代化迈进的步伐,致使工业生产带来了惨重的伤亡,导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正在遭受着严重的损耗,这将极不利于工矿商贸企业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对工矿企业的劳动安全现状进行研究之后,从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面提出了保障劳动安全和健康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劳动安全;现状;对策措施 引言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将经济发展与劳动安全、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结合起来,尽可能地合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可再生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持续不断的劳动安全事故对我国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威胁,导致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持续下降。 本文对数据的统计、整理采用了安全生产事故绝对指标(如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和安全生产的相对指标(如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10万人死亡率、百万吨死亡率等)。在综述目前的状况以后,对工矿商贸企业伤亡事故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其中运用了静态分析方法和动态分析方法。最后,在强调责任的基础上,从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自身三方面提出了一些保障劳动安全卫生的对策措施。 一、工矿企业劳动安全现状分析 (一)工矿商贸企业伤亡事故统计分析。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落后,导致我国的工矿商贸企业的事故死亡人数一直很高。2006年我国的工矿商贸企业事故的死亡人数占我国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13%,居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第二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我国工矿商贸企业的特大事故频发,而且呈上升趋势。2006年全国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有一半左右都发生在工矿商贸企业。(图1、图2) 但是,从工矿企业从业人员10万人死亡率的逐年下降趋势可以看出(图3),我国的劳动安全状况随着安全法制的逐步健全和监管力度的加大在得到改进。分析死亡人数指数波动幅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后,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也为我国的劳动安全保障创造了有利条件。(图4) (二)工矿商贸企业伤亡事故分类统计分析。在我国的工矿商贸企业中,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均属高危行业,三者的死亡人数之和约占工矿商贸类企业总和的80%以上,这三个行业的事故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死亡人数。在众多事故中,物体打击、触电、高处坠落、坍塌、冒顶片帮、瓦斯爆炸所造成的伤亡最为严重。(图5、图6) 二、保障劳动者劳动安全的对策措施 在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与身体健康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应以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政府、企业、劳动者自身,乃至整个社会都应承担起保障劳动安全卫生的相应责任。 (一)政府为保障劳动安全卫生应承担的责任。在投资者一味地追求利润,忽视安全投入或力求减少投入,使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优势失去效率时,政府所要承担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制度的供给与创新,从而弥补“市场失灵”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危害。制度对于未来行为互动的可预见性功能,可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减少社会冲突与动荡,为社会不断前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秩序空间,构成了人类认知与改造世界的有效框架。劳动安全问题展示了一种秩序失范和规则混乱的图景,凸显了制度构建与秩序规范的缺失。 1、完善劳动安全卫生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安全监管监察执法力度。根据经济体制和执法主体、法律适用对象和范围等的变化,及时修改我国的劳动安全卫生法律法规体系,消除法律内容滞后、法律空白、法律之间的相互矛盾等现象。针对我国特大事故多发的现象,我国还应加紧制定、颁布重大事故调查处理和应急救援管理等有关法规,以使这些方面的工作有所遵循。 法之有威,在于法之必行。有了相对完善的法律,还要加大安全监管监察的执法力度,解决好执法主体――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工作不实、执法不严”的问题,使法律法规真正落到实处。在这一过程中要严惩腐败,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2、完善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早日出台矿产资源税费改革。近几年,我国工矿企业事故频繁,除安全生产技术水平等因素外,工伤保险开展不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工伤保险账户拨出一部分专项用于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隐患整改等,变被动理赔为超前预防。同时,将工伤保险行业的风险分类科学地进一步细化,进而采取工商保险的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机制,激励企业增加安全生产投入。另外,积极鼓励、支持商业保险进入安全生产领域,推动矿山、化工和建筑等高危行业加入意外伤害险,雇主责任险或其他财产险。 同时,要实行以储量为基数、与回采率挂钩的资源税征收办法。通过资源税费改革,加大资源成本,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增加安全生产基础性、公益性投入和安全生产科技创新投入。合理的安全投入,可以与经济效益成正比例增长。针对目前我国劳动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的现实,国家应在财政上重点扶持一些老工业基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隐患治理;增加对综合性、基础性和公益性安全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国家扶持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应投入相应配套资金。加大公益性、前瞻性、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等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从人才、基础设施到资金予以全面支持。集中安全生产科研力量,将安全生产科技成果进行大力推广和应用,实现安全科学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二)企业为保障劳动安全卫生应承担的责任。企业应树立“双赢”意识,认识到只有进行合理的安全投入,才能减少和防止事故的发生,在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下,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构建一套完整的劳动安全卫生责任制,并认真落实,既可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也是提高企业运营业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制定程序与政策,这是责任制的结构。各项政策的颁布实施,能够强化企业的负责人和员工的劳动安全卫生意识,使其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劳动安全卫生。而程序则以书面的方式明确界定了组织内部各级人员的基本任务,组织内部的分工明确和工作组织过程的设计合理可以使这一结构更加合理。 其次,进行培训与授权,这是责任制的基础。因为安全责任的落实等于每一个员工平时工作中的具体行动,而行动的正确与否是靠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所支撑的。领导层需要充分认识培训的重要性,保障各种资源的供给。然后,进行岗位分析,确定该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进而指定培训组织,制定培训大纲,进行培训。培训过后进行考核与授权,还要重视复训与授权的更新。 再次,确立指标进行评审,这有利于责任制有效性的度量与改进。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一个“活”的客观存在,不断地对其进行改进,才能确保其有效性。衡量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有效性需要一整套性能指标和定期检查与评估。这里的指标不仅是“后果性”的,还应突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征兆性”,而且这些指标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持续性的。 最后,重视安全文化建设,这是责任制的保证。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它决定着健康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效能。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企业应通过宣传、开展活动、激励等措施,使全体员工都建立起劳动安全与职业健康这一重要的价值观念。 (三)劳动者自身为保障劳动安全卫生应承担的责任。劳动者既可能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而成为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受害者,又可能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及安全常识教育而成为事故的直接责任者。所以,劳动者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强化劳动安全卫生意识,自觉接受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和培训,认真学习劳动安全法律,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在学会应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遵章守纪,预防安全事故和职业伤害的发生。 三、结束语 我国工矿商贸企业的劳动安全现状令人堪忧,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济运行质量的改善、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我国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一定会得到逐步的改善。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劳动安全论文:林业劳动过程中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林业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由于所处的工作环境复杂,安全隐患较多,因此安全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林业安全管理的视角阐述林业工作者在劳动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消除安全隐患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林业劳动;安全管理;应急预案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劳动工具不断推陈出新,不仅大大方便了人类,也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的效率。在林业劳动中,所涉及到的大部分劳动都需要借助金属器械工具,因此林业劳动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安全系数低,存在的安全问题较多。 1 林业劳动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劳动工具存在安全隐患 在林业劳动过程中,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劳动工具,而这些工具大部分都是重型机械或者是锐利机械,使用不当极容易对人体造成伤害。比如拖拉机、油锯、起重机、带锯机、刨床等,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操作不熟练或者作业的时候不专心,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还有一些手工具,比如斧头、镰刀、砍刀等,一旦操作不当,也极易造成人身伤害。此外,一些危险物品、化学物质等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1.2 林业劳动工作环境存在安全隐患 林业工作者从事林业劳动所处的工作环境十分复杂,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野外露天作业,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工作环境要求林业劳动者必须要提高安全意识,防微杜渐,防止出现安全事故。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本身就对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提出了一定的考验,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以及高强度的作业,容易使人产生疲倦从而引发安全事故。此外,尽管有些工作是在室内进行,比如木材切割加工等,但是由于管理不规范,制度难以落实,导致室内安全管理流于形式,或以粗放管理为主,暗藏事故隐患。 1.3 林业从业人员自身素质问题 从事林业劳动的大部分工作者文化水平不高,技术水平较低,在工作中缺乏一定的安全意识,主观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身体残疾、反应迟钝、应急能力较差、注意力涣散等,对机器设备操作不熟悉,缺乏纪律意识,违法操作规程、违纪作业。还有受到情绪波动,行为出现失控,也极易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此外,部分林业工作者工作责任心不强,缺乏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工作往往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也为安全管理提出了考验。在林业工作者中,普遍存在年轻化、临时化、不稳定化的现象,很多从业者都没有接受过统一正规的技术培训,也没有完善的安全措施保障,所以林业劳动者素质长期处于中低水平,得不到长足的提高。 2 实施林业劳动安全管理的对策 在林业工作中实施安全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更是对林业从业人员生命权益的一种保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有利于林业工作的管理,减少因安全事故而引发的损失。 2.1 加强劳动工具的使用管理,改善劳动环境 林业劳动工具的不正确使用是引发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强化劳动工具的使用管理,将有效的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做好劳动工具的使用管理工作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安全使用意识,通过技术培训以及实际操练来实现熟练掌握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二是改进劳动工具,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工具进行改进,改进不了的,通过引进新的设备或新的技术,取代以往的生产作业方式,从而降低事故的发生率。对于工具的使用和保管,也需要制定严格的管理规程来进行规范和管理,严禁劳动工内乱丢乱放,使用完必须归位,并以此形成一种习惯,从思想和行动层面进行强化。此外还要改善林业劳动者的工作环境,营造更好更安全的劳动环境,科学合理布局,保障库房、机库、住房等安全舒适。 2.2 加大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提升劳动者的安全意识 提高安全责任意识,关键还在于不断的安全教育培训。林业劳动本身是一种高危职业,安全隐患多,从业者素质较低,因此必须通过不断的培训教育,才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落实到工作中的时候,才会更加注意。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劳动技术的培训,由于林业劳动工序与工作技巧的掌握对保障劳动安全与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培训中加强技术方面的锻炼,对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在培训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各种宣传手段、组织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安全教育,因人施教,从而达到较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时常提醒劳动者,不断灌输安全生产意识,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因主观疏忽而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2.3 不定期进行自查自纠活动,消除安全隐患 在林业安全管理工作中,管理者要开展不定期的自查自纠活动,通过深入生产一线,和劳动者共同寻找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一起进行妥善解决。对于生产设备的使用,要制定使用流程进行规范,并不断模拟实训合格之后,作业人员才能正式使用,对于平时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注意的工序、操作规程等都要进行一次自查,尽可能寻求到最合理最科学的操作流程,消除安全隐患的发生。 2.4 做好事故应急预案和事故处理方案 在实施林业劳动安全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事故应急预案,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可以不至于陷入慌乱,延误处理时机。应急预案制定之后,要组织劳动者学习,不断强化,防止预案形成一纸空文。此外,尽管各项工作做得很好,也无法保障不出安全事故,一旦出现安全事故,要有完善的事故处理方案,通过一系列的程序,调查出事故发生的原因,涉及的相关责任人,事故的处理结果等,用制度来保障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实。 劳动安全论文:制度约束下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安全 [关键词]制度 ; 就业安全 ;就业歧视 ; 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关于就业安全 随着高失业时代的来临,人们越来越关心就业的安全性问题。然而对于就业安全的关注人们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构成部分,从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早在20世纪606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就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实践证明,居民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度首先反映在就业方面,不能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是不能提高居民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度的。失业率过高,失业时间太长,对经济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最近几年,面对我国较为严重的就业问题以及日益增大的就业风险,学术界也逐渐开始了对就业安全问题的探讨,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该问题的探讨仍然更多的是限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如有学者认为:就业问题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性问题……,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1]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包括国内经济安全与国际经济安全两部分。国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免于金融危机、失业、生态灾难、通货膨胀、大规模贫困、商品不安全、外来人口冲击等而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2] 笔者认为就业安全可以基于以下两个层面来研究,一是将其作为影响和构成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部分;二是针对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探讨不同的劳动群体所面临的有差异的就业安全问题。 首先,当我们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考察就业安全时,应根据失业率的变化并综合经济发展的其它因素确定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失业警戒线”,并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以便改善和加强有关工作,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有效运行。 那么,怎样的失业率才有可能影响到就业安全乃至危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呢?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一定规模的失业大军是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且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跳槽”、“选业”等现象,社会上必然始终存在一定量的失业人员,经济学家把这类失业而导致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一般认为自然失业率最低为3%。因此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失业率“度”的掌握大体标准是:3%―4%以内的失业率属于劳动力供给紧张型,5%―6%属于劳动力供给宽松型,7%―8%为失业问题突出型,9%以上为失业问题严重型。然而,失业率的高低仅仅是确定失业警戒线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因为对失业的承受能力还与失业保险水平及其覆盖率、就业服务、职业训练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如失业保险覆盖面大,失业人员生活有保障,可容许的失业率也就高些,相反,失业保险水平较低,造成失业人员生活水平下降过多或生活发生困难,则同样的失业率导致的社会问题将严重一些。 鉴于我国失业保险覆盖率底,失业保险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实际情况。2002年,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首次利用德尔菲法判断我国城镇失业状况,确定了城镇失业承受能力的大小,并据此确定了城镇失业报警系统的指标构成以及失业率的警戒线(见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失业率的警戒线约为7%左右。①当然,失业率的警戒线和报警系统指标并非一成不变的,需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及时修正。 其次,对就业安全的研究还应该基于另一层面――即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不同的就业群体存在的有差异的就业安全问题。因为,随经济的发展,人们不仅关注就业规模的扩大,而且日益关注就业质量的提高。国际劳工组织曾针对工作条件差、没有合同、工资低的情况,开发了“工作中贫困”这一概念以覆盖那些有工作但所得收入不足以使自己及其家人摆脱每天1到2美元的贫困线的人们。同时提出了“体面就业”的概念,[3]并将加大创造体面劳动机会的力度作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峰会所确定目标的关键。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讲,就业安全可以理解为对劳动者就业机会的获得程度、就业能力、就业环境和条件、就业的公平待遇以及失业后保障其基本生活满足程度等的评估。 本文着重于第二层面的就业安全的分析,试图从制度约束的角度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安全进行探讨。 二、就业歧视: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问题的典型体现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显性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与城市转移,在城市寻找工作。然而与城市居民相比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里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谈不上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待遇以及良好的就业条件和环境,存在极大的就业安全隐患,而就业歧视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的最典型体现。 关于就业歧视,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阐述。现代经济学认为:当雇主为既定生产率特征所支付的价格依据人口群体的不同而表现出系统性差异的时候,就可以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歧视。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为初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前者意味着较高的工资,更多的提升机会,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更稳定的工作模式。后者意味着工资较低的工作,由那些受到歧视并且工作模式很不稳定的工人所从事。 在我国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渗透到其就业的全过程,具体体现为就业机会歧视、工资待遇歧视和就业保障歧视。 (一)就业机会歧视 市场经济是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经济,公平就业是市场平等的重要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公平就业亦应如此。公平就业首先应该是机会上的公平,即每个人都按照公正程序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取就业机会。虽然追求机会公平在客观上会因为每个人自身条件的差异和就业岗位的稀缺而使一部分人获得就业岗位,另一部分人失去就业岗位,导致就业结果的不公平。但这通常能为人们所接受,其导致的结果不公平也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加以补救。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存在农村和城市两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分处于这两大市场的劳动力从来就谈不上平等的就业机会。改革开放以前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国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并严格禁止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户籍制度不能完全阻止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但仍然将城市劳动力分割为本地劳动力和外地劳动力两大类型。为保证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城市政府在制定本地区用工政策上表现出严重歧视外来劳动力的倾向,通过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剥夺农民工的就业权利。例如,一些城市的政府规定,外来工只有领取务工证、暂住证等方有进入城市就业的资格,而这些证件又有数量上的限制;并且向雇佣外来工的单位和外来工本人收取各种费用,这种费用的收取提高了外来工在城市的就业成本,增加了本地工的竞争优势。对于外地劳动力而言,就业机会的丧失,并非市场机制自然淘汰的结果,而是政府的就业歧视性政策对他们排斥的结果。 (二)工资待遇歧视 工资待遇歧视既包括生产能力相同的工人不能获得相同的待遇,即同工不同酬;又包括迫于工作稀少的压力被迫接受最低工资,甚至雇主恶意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 由于地方政府政策对工种限制的存在,进城农民工往往只能从事脏、乱、差的工作。如果城市居民从事同样的工作,一般都有相应的津贴给恶劣的工作环境予以补偿,而农民工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垄断使其无法享受到同样的补偿。而且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垄断还致使农民工在接受工资时,常常陷入“囚徒困境”,被迫接受最低工资。因为,城市中的农民工不像正规部门的企业职工,有正式的单位,易产生一种归属感。农民工之间松散的组织结构,使其对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的整体利益的关心远远弱于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他们往往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再加上迫于工作机会稀缺的压力。在面对雇主时,农民工相互之间没有合作的意愿和基础,其“最优策略”一般是接受低工资而非坚持高工资。 至于雇主恶意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农民工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使农民工丧失了提出签订完备合同要求的资格,从而为雇佣者故意损害农民工权益,故意拖欠工资,借故辞退农民工等提供了法律的漏洞。而且农民工进城后,暂住地政府对农民工的组织管理工作停留在简单的办证收费上,并未真心诚意地帮助农民工成立自己的维权组织。“因此,农民工的管理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农民工没有表达自己意思的正规渠道,农民工的组织仍只是原始的地域组织或血缘组织”。[4]今年上半年发生在山西洪桐县的黑砖窑事件,就是剥夺农民工的最典型例证。 (三)就业保障歧视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和“减震器”,是政府对于在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中受损失的弱势群体的一种弥补,它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对于农民工而言,其劳动供给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注定了农民工只能忍受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从而成为初次分配领域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中为了兼顾公平,对于弱势群体,政府应该在再分配的制度安排中给予适当的弥补,以减少其受损的程度。比如,对于在初次分配中处于利益受损的城市的弱势群体,政府通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调整,以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对于在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城市居民,政府规定其就业待遇并要求企业强制执行,从而使权利的行使和利益的获得具有先天的保障性。对于失业后没有工资收入的城市居民通过失业保险以保障最基本生活水平。然而,进城农民工却与城市居民能享受的种种社会保障无缘。据李强1999年在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于外出农民工家庭做的问卷调查表明,城市农民工失业后,多数靠积蓄生活,或向亲友、老乡举债度日。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没有一例曾经得到过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可见城市农民工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网络之外,承担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双重之苦。 三、制度歧视: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的根本原因 就业领域的不平等对待引起的就业歧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失灵、文化传统、种族隔离等原因,也可能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西方学者认为歧视的根源来自市场的不完备(不完备的知识、资源的非流动性、不完全的竞争)和人类的不完美(一些人有歧视偏好)。[5]然而,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既有市场经济国家共有的问题――“市场歧视”,又存在由于体制转轨、制度不衔接而引起的“制度歧视”。而且后者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的影响更为严重。 (一)市场因素――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的直接原因 从市场的因素分析,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导致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主要是由于市场失灵和个人偏见的存在。 在同一市场上的劳动力,一部分人就业的增加,将导致另一部分人就业程度不同的减少。在我国城市社会普遍存在两个劳动力市场:一是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初级劳动力市场;另一是收入低、劳动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在初级劳动力市场活动的主要是城市的劳动力,次级劳动力市场则由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那些受教育程度低、职业不稳定的城市居民构成。因此,农民工的进入将导致次级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对城市非专业技术劳动力带来一定的冲击,致使城市非专业技术劳动力或者是工资水平下降或者是就业水平下降,从而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抵制。为此他们将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意愿。例如,他们的意愿可以通过对基层人大代表的选择得到表达,进而反映在对各级政府的选择中;或者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等舆论工具等表达某种情绪。如果把各级政府分别看作是寻求政治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它们通常会在政策制度的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之间进行选择,最终出台那些能够产生最大化政治净收益的政策。[6](533-565)由于地方政府是由本地选民间接、本地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的,自然是首先代表本地居民的利益。在城市居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于外来劳动力的不满之后,地方政府便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排斥外地民工在城市就业,阻碍劳动力流动。 就企业而言,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其对劳动力的雇佣行为是市场行为,出于自身成本的考虑,不存在雇佣歧视和职业歧视,愿意雇佣农民工。但由于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趋势,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十分不均衡,农民工的谈判能力几乎为零。加之政府又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保护体制之外,从而为不法企业主恶意克扣和拖欠工资的行为(工资歧视)提供了条件。 (二)制度因素――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的深层次原因 一般情况下,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数量上的差异往往能给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提供一种歧视数量劣势者的资本。然而,我国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歧视。而且从理论上分析,在社会主义中国工农联盟之间应该没有歧视的可能,然而,约占人口70%的农民,即数量优势群体,在城镇居民面前却真实的感到了歧视的压力。这一有悖于政治宣传的现实只能基于这样一个理由:一种制造和容忍歧视的制度力量在支持这种歧视的存在。而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即适应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战略的,与就业、社会保障容为一体的户籍制度。[7]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资本稀缺的发展阶段推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投资成本,即压低资本价格、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工资。而在低工资条件下保障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相应地需要压低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价格。为此,政府首先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垄断农产品的定价、收购、运输和分配,以低价获得基本农产品,并以低价分配给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和城市职工。运用这样的政策手段政府就将压低重工业发展成本的负担,转嫁给了农业部门和农业生产者。同时为了确保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还必须相应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以防止农村生产要素的外流。于是,继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又实现了化,农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都被限制在这个空间内进行。 而且,由于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型性质,劳动吸纳能力较弱,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意味着牺牲掉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计算,改革以前每亿元投资,在轻工业部门可吸纳1.8万人就业,而在重工业部门只能吸纳6000人就业,即重工业就业吸纳能力仅为轻工业的1/3。[8]因此,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业,控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出的户籍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城乡的劳动力市场处于严格的分割状态,农村居民不能随意变更居住地和务农身份,特别是不再可能进入城市居住和就业。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废除了制。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农产品市场逐渐放开;出现了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和资本开始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流动。这时户籍制度虽不能完全阻止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但在城市下岗、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政府劳动管理部门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的政府部门为了尽快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失业问题,在制定本地区用工政策上表现出严重歧视外来劳动力的倾向。 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刚性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事实上,20世纪末各城市地方政府在面对农民工的就业竞争时,对就业工种、专业、人数、就业期限所作的全方位和近乎苛刻的规定正是传统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歧视性政策措施路径依赖的结果,在这样一种政策氛围下,农民工很难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职业选择,他们在工资待遇、劳动争议处理及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方面均无法与他们的城市同行看齐,进而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 四、结 语 就业歧视是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隐患的典型体现,因此,只有消除这种歧视才谈得上农村转移劳动就业安全程度的提高。而这种歧视源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而衍生出的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措施。因此,取消这些政策措施,构建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是消除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关键。然而,制度的形成基于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例如,户籍制度是产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同时又是与我国当前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巨大,而城市自身失业率高、就业质量有限的矛盾相联系的,因此,必须通过经济条件的变化来完善和修正制度,并促成新制度的产生。 早在1999年Solinger[9](455-478)就关于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公民可以自由获得城市户口,劳动力市场不再有歧视提出两个相关的限制性因素:一是取决于劳动力需求格局变动的时间性,即城市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提高,可能成为体制转变的契机。二是城市劳动力的保障权利和地位,即如果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安全比较确定时,外来劳动力的权利也相应会提高。在制度建设这一长期趋势下,就短期或眼前而言,我们更应该从提高城市就业容纳量,增加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入手,提高其就业安全度。 劳动安全论文:煤矿企业劳动安全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问题探析 【摘要】劳动安全管理在煤矿企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企业员工的生命安全,也关系到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文章重点从提高招聘员工的标准、加强技术培训落实劳动安全教育、完善安全考核制度建立奖惩机制、做好社会保障管理、防止职业危害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煤矿企业 劳动安全 人力资源管理 由于煤矿企业的技术工种较多、对设施设备的要求较高且自然环境较恶劣等客观因素,它是非常容易引起劳动安全事故的企业。但是煤矿企业还存在着安全意识较薄弱、管理不完善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因此对于引起的劳动安全事故,煤矿企业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行使日常工作中安全管理和监督的安全管理机构,应当负责含劳动安全在内的所有安全事务。 劳动安全管理在煤矿企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企业员工的生命安全,也关系到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煤矿企业要从全局的战略角度考虑劳动安全,促使全体人员积极配合并参与劳动安全管理。同时人力资源管理关系到企业员工劳动的很多方面,尤其是对劳动安全的管理,它不仅能够很好地防范劳动安全的隐患,还可以及时化解劳动安全的危机。此外,煤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处理企业日常业务的时候,要从制度上管理并监督劳动安全。我认为企业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招聘员工的标准,录用合格人员 为了确保煤矿企业的劳动安全,煤矿企业仅仅依靠完善的劳动安全管理体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一支综合素质较高、专业技术较熟练且劳动操作较规范的员工队伍。这样的员工队伍能够遵守安全技术的规程,且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可以有效地减少劳动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同时企业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认真甄选合适且具备一定能力的人才担任关系到劳动安全的岗位,要结合不同的岗位制定出不同的评选标准。 煤矿企业要对负责企业劳动安全管理的各级管理人员,比如说企业中高层的管理人员、车间的主任和生产部的组长等,我们要重点考察他们所具备的劳动安全管理的知识及经验。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是负责企业劳动安全的主要人员,企业中层的管理人员是负责部门劳动安全的主要人员,他们要切实贯彻落实劳动安全法规、鼓励劳动安全保护、及时检查并监督劳动安全实施的情况及解决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等责任。同时中高层管理人员掌握一定的劳动安全法规和从事劳动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经验也是很有必要的。车间主任是负责车间劳动安全的主要人员,车间主任的工作任务是贯彻执行劳动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落实安全操作的流程、积极开展劳动安全的培训、排除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解决一些劳动安全事故,这就要求车间主任熟练掌握车间设备安全操作的流程,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日常劳动安全管理的经验。生产班班长是负责监督班组的劳动安全,是从根本上执行劳动安全方面的规则制度、开展日常班组会议、组织员工参与学习安全操作的流程、监督劳保物品的使用以及参与劳动安全事故的调查等任务,要求掌握班组岗位操作的基本技能,还要具备一定的班组劳动安全的管理经验。 劳动安全事故发生频率较高的岗位就是那些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的岗位,井下采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定了17类特种的作业人员,同时要求这些从业人员必须有特种作业的操作证才能上岗工作,而煤矿企业恰恰覆盖了这些类别。这样的工作很容易引起劳动安全事故,因此具备熟练的操作技术且考核合格的人员才能胜任这一岗位。总而言之,为了保证劳动安全,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及安全机构一定要严查特种作业的操作证,否则坚决不予上岗。 二、加强技术培训,落实劳动安全教育 如果员工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且操作规范,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因违章作业而发生的劳动安全事故。煤矿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加强对员工专业技能的培训:首先,集中授课设备和工艺等方面的理论知识,把那些具有相似工作性质的工种集中在一起,然后对员工开展系统的基础知识培训;其次,在学习岗位技术操作的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现场的模拟或者“师傅带徒弟”等途径来加强对员工实际操作技能的培训;再次,开展适当的劳动竞赛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以集中同一工种的员工开展技术能力的竞赛,这样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此外,对特种作业的操作证也要进行复查审核的培训。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仅依靠以上的技术培训来提高劳动安全是不够的,还应该对员工开展劳动安全的教育。在录用新员工的时候,要在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即企业级、车间级和班组级)考核后才能正式录用。同时在员工日常的工作中,要书面记录班前安全的讲解、班中安全的检查以及班后安全的总结。此外,定期对员工加强安全知识、安全制度、安全演习等教育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完善安全考核制度,建立奖惩机制 保证劳动安全是煤矿企业在生产中始终要坚持的最高原则。因此很多企业建立了劳动安全的责任制,把劳动安全作为绩效考核时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还很好地把劳动安全、工作绩效及奖惩制度联系在一起。人力资源部门在进行与劳动安全相关的岗位考核时,通常采用相对指标(依据劳动安全的实际情况评分,并计入考核的总分)和绝对指标(依据劳动安全事故发生的严重程度和频率,来扣减绩效考核的总分)这两种方法来考核绩效安全。 在实施劳动安全考核的时候,根据岗位的具体情况来选择考核的内容。比如说劳动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劳动安全建议采纳的效果、劳动安全教育等。同时还要依据劳动安全考核的结果,对优秀者奖励,对较差的实行惩罚,奖惩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同时逐步建立企业完善的奖惩制度。 四、优化工时和假休,做好社会保障管理 工时和假休对劳动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合理的工时和假休可以让员工身心健康,更好地投入工作,最重要的是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尽管劳动法中详细的规定了工时和假休,但是企业也应结合岗位特点,制定出符合员工利益的工时和休假制度。由于煤矿企业的生产要连续,作业人员需要实行倒班制,但其他人员可以选用标准的工时、不定时工时或者综合计算工时制等。同时企业要遵守劳动法中对职工合法权力的规定,如带薪休假、享受节假日等。此外,人力资源在进行岗位分配的时候,要考虑工时和休假的问题,避免空岗给工作上带来的不便。 企业要按时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等,这样不仅维护了员工的基本权力、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还保障了劳动安全。 五、受理劳动申诉,防止职业危害 协调劳资关系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点,由于煤炭企业的经营复杂,劳动申诉和建议大多是员工和工会提出来的。这些内容涉及到员工很多方面的利益,有薪酬方面的、有劳动安全方面的等。当人力资源部门接收到了这些申诉和建议后,就要尽快地调查,寻找解决的方案,解决后要及时地反馈给员工。如果涉及到劳动安全就及时转交给安全机构处理。 在劳动安全事故发生后,人力资源部门和安全机构要联合起来调查原因,并及时解决问题。要按照规定赔偿受害者。同时依据事故的性质,人力资源部门对事故责任人给予经济处罚、行政处分或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研究表明,员工长期从事某一岗位的工作就很容易患职业病,2002我国卫生部统计,我国目前共有10大类104种职业病,而且这些病例在不断地增加。煤矿企业是一个职业病高发的企业,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要联合起安全机构,改善工作的环境,监督劳保用品的使用,防止职业病的发生,从而保障员工的劳动安全。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保障劳动安全,我们必须掌握且处理好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安全的关系。 劳动安全论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思考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一种现代企业的安全管理模式,是先进的安全管理方法,在当今世界先进企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应用。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有责任、有义务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安全保证;企业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维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健康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履行维权职责的重要任务,也是发挥国有企业工会组织特殊作用的重要方面。因此,在企业推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过程中,研究和探讨做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方式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切实加强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识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企业安全工作中一种全新的工作标准,做为工会工作者,必须加强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识,才能在构建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这项工作中发挥工会组织的特殊作用。所谓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就是企业通过一系列标准为劳动者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企业对职业健康安全工作进行控制的思想理念及管理方法。其目的就是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改善物的不安全状态,形成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使企业为职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职工也具有我能安全、我会安全的能力,从而有效控制风险、确保安全生产和员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通过推进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作,促使企业有效控制和降低各类危险、危害和事故风险,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更进一步保障企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职工的健康安全。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强调通过系统化的预防管理机制彻底消除各种事故和疾病隐患,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企业通过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使包括安全生产管理在内的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作为钢铁企业,尽管在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安全观念、管理、行为、物态文化建设等方面已经建立了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体系的框架,逐步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要建设成为精品板材基地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在各项管理工作中也必须积极地与世界接轨。要建立具有钢铁企业特色的现代安全管理模式,就必须用先进、现代的安全管理方法,规范安全管理工作,提升钢铁企业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绩效。建立和运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这一系统化、程序化的现代管理模式,就能够促进钢铁企业由传统安全管理向现代安全管理的快速转变。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当中,维护企业整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充分认识工会劳动保护工作肩负的责任 目前,钢铁企业技术改造任务繁重。在寻求企业生存和更大发展、特别是在技改建设的过程中,片面强调“时间就是金钱”,追求速度、抢工期的现象普遍存在,施工现场交叉作业、施工环境恶劣,职工的健康、人身安全受到较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工会组织切实加强劳动保护工作,维护职工的权益。现实的工作需要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必须得到切实加强。 工会劳动保护工作还肩负着提高职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的重任,必须切实做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好职工安全健康权益。同时,开展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对促进企业发展、建设和谐企业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作中做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途径 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作中做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要突出工会工作的特点,积极参与到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当中。1、做到“源头”参与。“源头”参与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保障。在企业制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针目标、劳动保护工作条例、规定等重大事项和规章制度时,工会要代表职工参与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参与影响作业场所人员职业健康安全的任何变化的讨论;参与职业健康安全事务。要站在职工的立场思考问题,提出意见,从而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就职工关心的劳动保护问题,与行政展开积极的对话、协商,使职工的利益得到切实的维护。在代表职工与行政签定的集体劳工合同中,对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内容定期检查落实。2、做到过程参与。在具体工作中,一是要发动和组织职工搞好危险源普查辨识、等级评定、措施制定、以及预案编辑工作,协同行政部门在醒目的地方、部位悬挂警示标识,提示职工注意安全;二是在职工卫生健康方面,注意噪音、有害气体等方面对职工身心健康的侵袭,建议并督促改善工作环境,设立隔音间、安装有害气体报警器,配备必要的 血压测量仪器,时刻关注职工的身体状况,做到及时预防和治疗,同时还要定期组织职工进行健康体检;三是注意劳动保护的佩带,教育和培养职工文明的行为规范,树立良好的企业职工新形象。3、检修施工中有效参与。工会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职工代表对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中的职业健康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是否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进行监督和视察,从根本上维护职工始终在良好的环境下工作。同时,对发现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工会要责无旁贷地向行政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场所。4、做好检查和视察,营造良好的安全文化环境。工会组织一是可以依法组织职工参加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定期组织员工代表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情况做现场调查;二是可以通过独立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指导,同时还可以给予必要的考核和处罚,以达到促进工作的目的;三是可以组织职工代表就劳动保护发放标准、配备范围、以及质量等有关劳动保护工作进行专项视察,从而推动工会劳动保护工作不断发展;四是要不定期组织开展有益于职工职业健康安全的竞赛活动,并且把职业健康安全作为班组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生产安全部门联合开展班组安全竞赛,营造钢铁企业特有的安全文化氛围。 总之,保证职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永恒主题。我们要在全面建立和推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发挥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作用,切实把工会劳动保护工作融于企业管理工作之中,使维权工作更具有操作性,确保工会工作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辽宁本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水厂工会 劳动安全论文:自贡农村劳动力现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当前,粮食危机已席卷全球,粮价不断上涨,已经形成次贷危机之后对全球经济又一严重的威胁。据统计,自2007年中期至今,全球粮价上涨了大约40%。仅2009年前两个月,世界粮食价格就上涨了9%。可见,粮食危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已开始凸显。虽然我国粮食供给目前能保持大体平衡,受国际粮价波动的影响较小,但国内粮食价格由于农资成本的增加,节节攀升,保持市场稳定、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已逐渐增大。特别是随着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转移出去,农业科技普及率的下降,已经影响和危及到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为此,要在人均占有耕地极少和耕地逐年减少,人口逐步增长的严峻形势下,实现国内粮食的自给和市场粮食的有效供给,必须稳定农村的基本劳动力,并提升其科学文化素质,加快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高粮食的单产和总产,为粮食安全和粮食的有效供给奠定坚实基础。 一、全市农村劳动力的现状 1.农村劳动力数量不足据自流井区、大安区、贡井区、荣县对4个乡镇的12个村37个社的调查:在11 480人中,有适龄劳动力(男16~55岁,女16~50岁)6 117人,其中外出务工3 076人,占适龄劳动力的50.29%。从全市统计数据看;全市共有农村劳动力133.2万人,其中外出务工67.68万人,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50.9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市农村劳动力总量不足。 2.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统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或教育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5%。我市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的调查更令人担忧,一般只经过5~6年的学习,初中及小学以下学历者高达97.17%。无论从其科学文化素质,还是职业素质、专业技能,都很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3.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过大,留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偏少全市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达67.68万人次,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据12个村37个社的调查:适龄劳动力6 117人,外出务工3 076人,占适龄劳动力的50.29%,且男劳动力占外出务工人数的57.68%;大山铺镇3个村有适龄劳动力1 089人,外出务工618人,占适龄劳动力的56.7%,且男劳力占外出务工人数的71%。 4.新生劳动力大量外出,后续劳动力严重匮乏从12个村37个社调查统计的情况看:2007年新增劳动力159人,外出务工就达107人,占新增劳动力的67.3%。如今农村新生劳动力大都向往城市,不愿留在农村种田。许多学生初中毕业甚至没毕业就随父母或单独到城里打工,这就使得农村新生劳动力严重匮乏。 5.超龄劳动者成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力流入到了城市,新生劳力又不愿在家种田,这样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大都是超龄劳动者或老弱病残人员,他们成了目前农村种粮的主要劳力。从37个社调查来看:超龄劳力达1097人,占现留农村总劳力24.4%。据大山铺镇的调查:3个村有超龄劳动力317人,外出务工87人,占超龄劳动力的27%,而超龄劳动力务农的占现留农村总劳力的32.5%。 二、农村劳动力现状对粮食安全已构成严重威胁 1.劳动力不足,已引起部分土地荒芜由于农村劳动力总量不足,主要是适龄劳动力偏少,从而使得一些农户缺少或无劳力耕种。据12个村37个社的调查统计,共有耕地11167.95亩,人均0.97亩,荒芜39.6亩,占当地总耕地的1.25%。作者在农村走访了解到,当地应种而未种的土地约在20%左右,若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因劳力不足荒芜的耕地加以统计,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对粮食安全构成的威胁不容忽视。 2.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农业生产效率低由于农村教育相对落后,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和初、中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加起来不到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村劳动力竟高达2/3以上,且仅受过短期培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也流向城市打工。因而留在农村种地的劳力,要么超龄,要么没有接受过学习或培训,素质不高,从事农村生产的效率必然较低。据对12个村37个社的调查统计:全年粮食总产4614 617kg,耕地亩产537kg,农村人均粮食仅401.9kg,若按全市总人口计算人均仅达300kg。可见,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其粮食产量低,致使全市人均粮食水平远远低于400kg的安全线。 3.农业科技人员缺乏,农业科技普及推广困难,导致农业生产水平下降 目前,在我市农村懂得农业科学技术的技能型人才越来越少。原有的一些技能型人才,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都到了城里另谋高就,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乡镇一级农技推广机构普遍存在技术人员少,工作量大,技术水平低,设备落后等现象,加之农技人员待遇低,收入无保障,许多农技人员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农用物资的经营上,对农民的技术指导、技术服务减少,给粮食生产带来一定影响。从发展的角度看,后续的农技人员很难接上,现在的学生大都不愿学习农业技术,报考农业中专、农广校的学生寥寥无几。长此下去,农村科技人员将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4.农村新生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留在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劳力越来越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已明显不足据测算,我市在耕牛减少,机耕率不足20%的情况下,从事粮食、蔬菜、水果、蚕桑等约需劳动力63.52万人,而实际除去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从业的34.68万人外,适龄劳动力只有30.94万人,再加上18.62万超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已开始凸显,对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已造成一定影响。 5.种粮成本高,收益低,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由于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农民种粮成本增加,收益降低,增产不增收,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一些农户不得不放弃种田,到城里打工赚钱,造成农村劳动力的过度外流。据大安区农林局对大山铺镇农民耕地成本的调查分析:水田每亩成本高达566元,按每亩产粮450kg计算,每公斤1.70元,产值765元,收益199元/亩。农民种地不仅赚不到钱,甚至还要亏损,谁还情愿留在农村种地。长此下去,种粮的劳力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加之耕地的逐年减少,粮食总产上不去,市场供给必然受到波及,进而影响到人民的基本生活。 三、稳定农村基本劳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确保粮食安全的对策 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现状及其对粮食生产、粮食安全构成的影响,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稳定农村的基本劳力,并提高其素质,以确保粮食的生产和安全。 1.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合理分流农村劳动力从总量上看,农村劳动力过剩,大量滞留在农村,对农民增收和城乡经济的发展都不利;但过度地转移农村青壮年劳力、新增劳力都流向城市,农村基本劳力无保障,便会影响到粮食生产和农业的发展。为此,全市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要树立全局思想,统筹兼顾,正确引导,在保证农村种养殖业基本劳力的前提下,合理转移和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到既不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业的发展,又不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使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两不误”。 2.突出教育,加强培训,全面提升农业劳动者素质首先,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各中等职业学校,特别是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要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的特点,调整专业设置,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突出技能操作和能力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动手能力,为农村培育一批技能型人才。其次,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充分发挥各级农广校在农村劳动力培训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绿色证书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及新型农民创业培训等,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 4.普及科技、推广新技术,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首先要建立起多元化的科技投入长效机制,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的资金投入,为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其次,要加强农业科技人员队伍建设,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安下心来,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以提高科技对农业,特别是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再次,要稳步推进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创新农技推广体系,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加快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成果在农业上的推广和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 5.创建机制,营造氛围,激励农村劳动力服务和建设新农村首先,要认真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把有限的耕地集中承包给种粮大户或骨干农民耕种和开发,实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其次,全市各乡镇要建立起农村青年创业致富的长效机制,要鼓励农村青年立足家乡科技致富、创业致富,并创造和提供一定的条件。再次,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使部分农村劳动力从城市倒转回农村发展,使农村能有足够的基本劳力,以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和安全。 (通联:①四川省自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643000②四川省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劳动安全论文: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与能源安全的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赵国友(1964),男,河南固始人,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摘 要: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禀赋之一,这是学界的共识。经验观察证实,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利用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它促进中国制造业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而产生的有限能源的大量消耗问题,这已经危及中国的能源安全。要兼顾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和能源安全,必须反思地大物博的传统思想,吸取有关国家能源储备和利用的经验,制定能源新战略;在引用外资项目和新建项目时,将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提高技术门槛,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并将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 关键词: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能源安全 一、研究背景与思路 人口众多,很久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豪与骄傲。人口众多的优势在技术水平极其低下的农业经济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后,新兴产业以及推动产业变革的工具所含科学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西方的差距已经明显,但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经贸关系等条件约束,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人口众多有什么劣势,甚至相反,多数中国人认为人多势众,这是优势。当然,影响中国人的这种视角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战争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外资经济渐成规模,劳动力资源要素禀赋优势再次显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禀赋成为中国经济日益崛起的极其重要的特征,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个比较优势(袁志刚,2006),这似乎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 但是,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古话的哲理寓意深刻,如果用这句古话来诠释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话,那么,今天的比较优势在未来就转化为比较劣势。现如今,我们利用劳动力资源这一比较优势,通过国家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国外资金,外资经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形成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使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几乎遍布世界各地,中国日渐成为“世界工厂”,从而将因户籍制度而依附于土地的剩余劳动力晰出,中国的隐性失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达240万个(朱之鑫,2004);同时,增加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收入,1983年农民家庭纯收入为310元人民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近一倍(1978年仅为134元人民币),而到了1993年增长为921.62元人民币。仅就中国经济增长来说,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仅是劳动力资源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从长远角度考虑,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中国铸造成“世界工厂”,也是未来利益的受损者,因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单单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就业和经济增长,而且意味着对中国有限能源的巨大消耗,必然危及中国的能源安全。加之利益的驱使和“条块结合”的体制,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往往不惜一切代价,或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从而影响生态环境,或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甚至浪费。 所以,本文在承认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对推动中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拟从未来的视角,而非现实的利益对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与能源安全的关系进行研究,其逻辑结构为: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吸引外资,变中国为“世界工厂”,从而使中国能源过度消耗,着眼未来,实施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反思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和“世界工厂”,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制定相应的能源战略,置中国的未来能源于安全之中。 二、文献回顾与前瞻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并成为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要素禀赋。在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中,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比较优势,通称是指一个国家较之其他国家在特定商品的生产上比其他商品的生产相对地更有效率,也即具有较小的生产成本。亚当・斯密在1776年写的《国富论》中曾多次讨论比较优势。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系统提出比较优势原理,其基本观点包括:在两国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形下,其中一国在两种商品上均占绝对优势,另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均处于绝对劣势,则优势国可以专门生产优势较大的那种商品,劣势国可以专门生产劣势较小的那种商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国际交换,双方仍能从中获益。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原理包含一系列假定条件(黄辉,2001),如国际经济是静态经济、边际成本不变等。主张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国内学者,大多是从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就业、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层面来分析问题的(吕政,2001;徐晓玲,2004)。但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发现,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具有严格的产业和能源限制(许经勇,2005;陈庆修,2003),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密集性和能耗较小的产业或领域。如果不讲产业和能源等约束条件,滥用劳动力资源,就可能陷入“资源的陷阱”:其一,低工资陷阱。有资料显示,我国工人工资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不说,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制造业工人周平均工资是最低的,与韩国的比值为1∶8.12。低工资成本造成廉价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会遭遇两种情况,一种是产品具有竞争力,市场份额在同类产品中有明显优势,另一种是遭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近几年东南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的“民工荒”(钱凤娟、王晓娣,2005;刘湘国,2006),则说明人口红利随着未来人口结构进一步的变化和相关政策的调整终究是要消失的,为此,“避免经济增长源泉耗竭现象的出现,需要一个国家在仍然享受人口红利的同时,借助这种人口红利,创造出持久性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劳动者素质对于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蔡、杜阳、王美艳,2005)。其二,高就业陷阱。目前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被制造业所吸收,其表面和现实的利益是就业机会不断增多,但如果不提升劳动力自身的技术含量及综合素质的话,廉价劳动力在未来科技不断创新的信息社会里注定是没有光明前景的,众多廉价劳动力必然随着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而大量减少,从而涌向社会,造成就业压力增大和贫富分化扩大,最终危及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 说到底,劳动力资源优势,毕竟不是人才资源优势,除去自身科技含量较低之外,还要受到来自外部诸多因素的限制,从而使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只能在一定空间内发挥作用。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分工格局和产业结构转换的结果,发达国家利用FDI,借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能源,将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生产充满危险的产业或生产过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代谦、别朝霞,2006)。积极吸收和利用FDI,大力发展制造业,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一个显著标志,而工业经济相对于农业经济来说,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生产效率高,二是能源消耗大。1990年至今,我国经济对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5%上升至50%(刘伟,2006),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也即能源消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1991-2000年为0.2,而2001-2004年为1.29,2004年则高达1.6。根据中国科学院最近完成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预测,到本世纪下半叶也就是2080年中国将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照此计算,我国人均收入将达8000美元,人口―车辆比率将从1998年的125大幅提高(傅庆云等,2004a),仅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从2000年的大约30%增加到2010年的60%和2030年的80%(傅庆云等,2004b)。这种严重依赖程度,不可避免地对经济运行,甚至政治、军事、外交等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王涛,3005)。能源如此重要,不仅提示我国政府要加大新能源开发的投资力度,保持一个长效机制,而且警示我们要节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的关系。 三、经验观察与结论 为了能够有效地阐明劳动力资源利用与能源安全的关系,我们不妨假定:(1)新能源开发在未来30年极其有限;(2)现有能源探明储量和生产量不变;(3)中国的GDP年均增长为6%。 1.人口数量、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与工业总产值 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的这一传统观点的反思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中,有三项研究成果:《人口的迅速增长:后果及其政策含义》(由罗格尔・莱维尔主持,1971)、《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由罗纳德・李、D.盖尔・约翰逊主持,1986)和《终极资源》(朱利安・西蒙,1981)。,有学者提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盖尔・约翰逊,2004)。通过表1的有关数字分析,可得以下信息: (1)我国的人口和经济都保持较快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下降,如第三个五计划期间年均自然增长率为26.21%,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8.04%,下降了8个百分点。但人口总量仍在持续增长,2005年突破13亿。 (2)人口数量的绝对增加,使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呈绝对增加的趋势,特别是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6714万人增加到第六个五年计划的8349万人,增长率为近25%,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9697万人增加到第八个五计划的15655万人,增长率超过了60%,这四个五年计划中,工业部门劳动力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这也印证了有学者关于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观点。当然,要说明的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因自然灾害和政治等因素,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出现减少的状况。 (3)我国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并不断向工业等产业转移,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业部门的总产值及其增长率保持大幅增加。改革开放之后,第五个五年计划到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都在50%左右,特别是“六五”计划到“七五”计划增幅为146.2%,“七五”计划到“八五”计划的增幅为284.11%。与此相联系,外资规模和贸易出口额也不断扩大。但这些都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是要借助工业部门总产值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来说明这些数值增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能我们源耗费过快过多,危及我国能源安全。 2.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耗 资源禀赋及其生产能力对于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增长来说,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但凡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资源的诅咒”,便说明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徐康宁、王剑,2006)。这一命题给予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启示是,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也可能是一种“资源的陷阱”。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劳动力资源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于降低,而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于不断提高。所以,撇开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研究这一比较优势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能源安全的负面影响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的结果之一,就是对能源的消耗不断增大,能源供给弹性空间不断缩小。为了简捷方便,我们仅在表2中列出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以及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能源子项目的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分析可得: (1)十个五年计划中,除了“二五”计划外,我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均在稳步增长,但能源的消费弹性系数呈递减趋势,“六五”期间,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51,但到了“八五”期间变为0.18,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降低了2/3。这充分说明能源消费增长率对GDP的增长率变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GDP增长率对能源消费增长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在降低,能源消费率增长的百分比高于GDP增长率的百分比,能源消费不合理凸现。 (2)我国能源结构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生产总量而言,原煤递减,原油、天然气递增。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至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原油、天然气的生产总量与消费总量基本持平,表明我国的能源自给率较高,2004年为94%。但是,经济发展的许多指标显示,我国的能源自给率有不断降低的趋势。从消费总量来看,2004年,石油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2.7%,而生产总量只占整个能源生产总量的13.5%,两者之比为近2∶1;天然气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而生产总量只占整个能源生产总量的3.0%,两者之比超过2∶1。按此消费总量与生产总量之比,我国将面临巨大的能源压力。更何况在未来30年里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一个高速增长期。此外,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较低,能源利用效率较低。2003年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单位能源生产的GDP(国际元/千克标准油),世界平均水平1990年为3.5,2000年为4.5,而同期中国的水平分别为1.7和4.1,虽然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在缩小,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 3.结论 比较表1和表2,可以发现,我国在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增加值及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费总量及增长速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也即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增加,能源消费总量也增加,当然,国民经济总量也在增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了十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倍(文懿铎,2005)。就“十五”期间而言,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三者的增长速度之比分别为11.86∶9.5∶10.88,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2个百分点,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近1个百分点(参见图1、图2)。这种依靠高投入、高能耗、高资本积累带动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使能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引发了能源紧缺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危及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问题的关键是,劳动力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即使未来的劳动力资源可能因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现萎缩(曾毅,2006),但政府可以通过调整人口等相关政策,促使劳动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然而,自然资源中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如果仍然保持目前的耗能模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可能每天要消耗50亿~60亿吨煤炭和8亿~10亿吨原油,这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的。如果不精打细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危及后代人的能源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就成为一句空话。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能源开发和利用不能再走某些西方国家的老路,要注意节能和保护生态环境,防止经济发展与环境危害的不良循环。 四、政策涵义与启示 1.政府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和教育,将劳动力资源转变为人才资源 “资源的诅咒”命题,说明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把自然资源当作经济发展的唯一要素,而忽略了对其它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开发。同样道理,如果仅把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而不着眼于劳动力资源的开发,转变为人才资源,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实际上是“资源的陷阱”。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是在充分考虑具体国情和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如何兼顾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与未来的能源安全问题。仅仅依靠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质上是把劳动力置于依附外资的条件之下,这不仅不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当务之急,是将劳动力资源转变为人才资本。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大于劳动力资源的贡献率,这已为许多学者所证实。所以,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职责是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升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将一般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工人,从而提升我国生产力的整体水平。 2.吸引和利用外资既要考虑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更要考虑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清醒地看到,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创新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甚至有可能使人陷 入比较优势陷阱。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李义平, 2006),要将这一优势变成真正优势、竞争优势,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引进外资政策,对于那些对资源消耗大和对环境破坏大的外资项目,要做充分论证,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高进入门槛,根据动态资源禀赋原则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样,将劳动力资源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节省能源,而且有利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保证我国的能源安全。 3.反思地大物博的传统思想,吸取有关国家能源储备和利用的经验,制定能源新战略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 “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基于此,我们必须反思地大物博、能源大国等传统思想,借鉴日本和美国的能源战略经验,多管齐下,推行能源消费多样化,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建立石油储备制度,把石油的地上油罐储备与地下技术储备有机结合起来;加大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制定有关节能的法律法规,把开源与节能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内生产与参与国际竞合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全社会的能源需求和能效变化的预警指标体系,等等。 劳动安全论文:浅谈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在企业安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劳动保护工作是企业的生命线,是企业安全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做好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新的课题,也是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发挥其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作用。 关键词:女职工;劳动保护;安全生产 随着新时期女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等的转变,企业女职工的劳动保护是女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整个企业劳动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持稳定、实现安全发展、创建和谐企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时期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在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生产过程中,女职工没有形成主动维护自身安全与健康的意识,没有“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的自觉行为。由于女职工的生理机制和社会的传统观念,她们在为企业做出贡献的同时,还承担着生育子女和操持家务的重任,相对男职工来讲其竞争力处于弱势地位,这就导致女职工对劳动保护的意识不强,甚至是缺失。只有改变观念,提高认识,调试好两种角色的转换,才能切实做到女职工劳动保护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 二是忽视了女职工心理健康对安全生产的影响。女职工劳动保护与企业安全生产息息相关,而安全生产的重点是设备和人身安全。以本公司为例,女职工虽然为数不多,但其独特的生产运行方式和艰苦复杂的工作环境,对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做好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以及保持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心态,对于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么,如何使女工劳动保护工作在公司的安全生产中发挥作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作为开展工作的切入点: 一是加强女工组织建设,为女工劳动保护工作的开展夯实基础。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是调动广大女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保护女职工的劳动安全健康不受侵害,在安全生产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由于受公司点多、面广、战线长等地理环境所限,公司女工工作开展的不是很好,组织的女工活动也是索然无味,无法调动女职工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如何使基层女工积极响应工会开展的女工活动,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女工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如:在广泛深入开展争当巾帼建功示范岗和争创三八红旗手活动中,引导女职工克服家庭和工作中的种种困难,比学习、比技术、比干劲、争一流。帮助女职工掌握岗位技术,提高业务技能水平,展示女职工立足岗位、奉献成才的崭新形象。选树“巾帼示范岗”等先进模范,利用各种媒体和有效形式,广泛宣传先进典型,增强女职工敬业精神,以此不断激发女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加大宣传,增强法律培训教育。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宣传教育,坚定不移地坚持依法履行女职工劳动保护职责。女职工由于其生理机制,必定要经过经期、怀孕、生育、哺乳、更年期等特殊时期,企业依据相关的政策法规,结合自身实际,针对女职工的生理机制而制定的特殊保护,如生育有产假等,都是女职工劳动保护意识增强的具体体现。加大对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的宣传、执行力度,是各项政策法规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是强化女职工劳动保护意识的有效手段。 三是加强女职工培训,提高女职工综合素质。面对科技高新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态势,提高女职工现代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业务本领和竞争能力,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因此,女工组织应对女职工开展以健康保健、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教育活动,提高女职工的自我保护和素质提升能力。如:组织开展一些妇科疾病知识讲座、评选一些优秀家庭教育经验论文、让家庭教育突出的女职工进行经验分享等等。以此激发女职工自觉接受教育,提高素质的主观能动性,确立起女职工自强不息,追求出类拔萃,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及高成就的主体意识。使女职工继承和弘扬中国妇女的优良传统,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的良好氛围,增强女职工的学习、应对、竞争、决策和创造能力,从而推动女职工实现安全生产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有利于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四是加强源头参与,完善规章制度。认真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工作的各项制度,改善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工作条件,适时保证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工作环境的通畅。依托职代会提出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相关决议和提案,努力实现对女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的源头维护。认真监督检查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和使用,确保女职工在劳动生产中的必要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加大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监督检查力度,关心女职工劳动卫生条件的改善情况,研究与探索更深层次的女职工劳动保护问题,立足实际,从制度上解决设备、工作环境、外部环境因素等对女职工身体的伤害以及女职工心理健康对安全生产的影响。 五是突出维权职能,是积极做好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的根本所在。维护女职工安全健康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不仅是工会劳动保护工作不可推卸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把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与切实维护女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女职工的劳动保护意识,提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与水平,改善女职工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企业女职工的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工作就能够有新的突破,达到更高的水平,就能消除与企业发展不相适应的许多问题,从而对促进安全生产、维护女职工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通过建立女职工温馨驿站等多种形式,使女职工工作更加细化、规范化、人性化,进而增强女工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充分调动女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工作中,采用各种形式、全方位对女职工进行普法教育,增强女职工依法维权的能力,关注涉及到女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和方案并维护其权利。在为女职工办实事上,定期组织女职工进行妇科普查,使广大女职工能有健康的身体,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任重道远。只有扎实开展好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就能够保护女职工的身心健康,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进而激发广大女职工投身企业安全生产的工作热情,最大限度地调动女职工的积极性,全面推进企业安全健康和谐发展。 劳动安全论文:加强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劳动者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是我国现行安全生产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组织代表职工对涉及职工安全与健康的有关问题,实施群众监督是法律赋予工会的神圣职责,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在创建安全、和谐发展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会组织 一、注重夯实基础,形成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浓厚氛围 1、组织基础更加扎实 一是各级工会组织要把安全文化建设、安全生产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群众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做到领导重视、全员参与,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网络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级工会要对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委员会成员和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每年组织一次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调查研究影响群众监督员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提出解决的建议、措施。三是切实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监督部门的联系,健全完善行政业务部门主导、工会运行、各方支持、职工群众积极参与的群众性安全生产组织体系。 2、群众基础更加扎实 发动和依靠广大职工群众参与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是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优势与特色。一是牢牢把握群众性安全生产这一工会工作的鲜明特点,充分尊重劳动者在安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把职工群众参与安全管理的广泛性纳入到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实行目标管理。二是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工作重心放在班组,真正实现预防为主的关口前移。班组是社区安全生产的前沿阵地,也是事故的多发地带。因此,我们要非常重视班组安全建设。三是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对安全生产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发动和组织广大职工查找、消除事故隐患,反对和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组织广大职工围绕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开展技术革新、技术发明、技术攻关和合理化建议活动,消除隐患,促进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 二、注重“体系”建设,形成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合力 1、注重舆论引导体系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搞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使命感、紧迫感。各级工会应建立和完善小区电子显示屏、安全文化街、警示教育片、宣传橱窗、黑板报、标语为基本载体的宣传舆论体系,充分利用小区文化广场、职工之家、职工书屋等工会宣传阵地的作用,在增强人情、亲情、感情和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功夫,大力营造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遵章作业的氛围,形成安全生产的舆论环境。 2、注重现场教育体系建设 建立和完善以班前会、监督员座谈会、现场指导培训为基本载体的现场教育体系,及时传达有关安全指示、指令,分析当前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职工思想动态,提出加强安全生产的措施,结合实际进行现场培训和帮教等活动,使上级安全生产要求得到迅速落实。 三、深入开展竞赛活动,狠抓职工安全素质的提高 竞赛活动是工会开展群众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载体,已成为工会工作的品牌。各级工会要围绕“科学发展抓预防,预防为主重教育”竞赛主题,一是功夫下在广大职工身上,牢固树立“职工是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土壤”的理念,引导职工广泛踊跃参与实践,形成自觉提高安全素养的氛围和环境。二是功夫下在融入思想上,将安全文化融入社区总体文化建设和各项工作之中,在社区总体理念、愿景目标、岗位责任制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融入安全文化的内容,时时、处处、事事体现安全文化,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讲安全”的良好安全文化氛围。三是功夫下在“切实维权”上,认真贯彻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作方针,坚持“预防为主,群防群治,群专结合,依法监督”的原则,全面履行法律赋予工会的基本职责,劳动保护工作维权机制进一步完善,劳动保护工作内容、活动方式进一步适应需求,贴近实际。 四、积极探索,确保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取得实效 1、增强责任感,切实维护职工的安全与健康 维护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最基本的要求。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是职工最根本、最主要的合法权益,是职工其它合法权益的载体。如果职工的安全与健康得不到保障,那么其他的权益就显得无用、无助。因此,我们必须从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出发,把职工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认真履行国家法律赋予工会的神圣职责,切实加强群众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2、突出重点,把职工安全生产的重心放在班组 班组是生产和经营组织的基础,又是安全生产的前沿阵地,也是事故多发的地带。要积极开展以班组安全为主要内容,以加强班组安全建设为重点,以实现社区安全为目标的群众性班组安全活动。首先要按照全总《三个条例》的要求,健全班组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队伍。加强培训和指导,提高工会小组检查员的事业心、责任心,真正发挥“安全哨兵”的作用。其次要在提高班组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和技能水平的基础上,在班组中组织开展以查隐患、堵漏洞、抵制违章指挥、杜绝违章作业、遵守劳动纪律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生产竞赛和检查活动,提高班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第三要开展争创安全合格班组竞赛活动,把安全培训和各项安全指标量化、具体化,形成切实可行的班组安全生产规范,把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油田的各种安全规程、安全制度通过班组去落实、去实现,把安全生产的各项要求转化为班组职工的自觉行为,为实现安全生产奠定良好的基础。 3、注重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监督参与作用 建立群众安全生产工作机制,是有效发挥群众监督参与作用的重要措施和手段,也是工会维权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一要逐步建立完善与同级行政安全主管部门、安监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相互沟通,共同协商解决有关全局的安全问题和涉及职工劳动安全合法权益的问题。二要建立健全职代会参与社区安全生产的机制。落实职代会对社区有关职工安全与健康重大事项决策的审议监督权,切实发挥职代会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用。要完善职工代表巡视安全生产情况、检查职代会关于安全生产有关决议落实情况的制度,把群众参与监督权落到实处。三要建立健全社区安全生产和职业危害治理的平等协商制度,就避免减少职业危害、加强劳动保护、事故隐患治理等事项进行协商,并写入集体合同,也可以就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签订专项集体合同,依法确立社区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在劳动安全卫生中的责权利。通过机制建设,逐步实现群众安全生产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4、广泛开展各类竞赛 我们要继续把安全竞赛活动深入开展下去,立足社区,立足职工,紧紧围绕提高社区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提高广大职工安全生产知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这个重要环节,创新活动的形式、方法和内容,不断把竞赛活动引向深入。让每一个职工努力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坚决抵制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把劳动安全卫生的各项要求转化为职工的自觉行为。 劳动安全论文:浅谈对企业工会做好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的认识 摘要:工会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必须关口前移,发挥工会的组织优势,提高职工群众的安全素质,发动职工群众,开展监督检查,及早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防微杜渐,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形成全员参与的态势。 关键词:企业 工会 劳动 安全卫生 工作 认识 劳动安全健康权益,即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享有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权利,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企业工会组织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必须从保障劳动者安全健康切身利益这一现实问题入手,采取有力措施遏制伤亡事故,减少职业危害,这是工会维权的基本职责,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体现,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应有之意。 一、工会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的机制建设 工会做好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保障,特别是近几年党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重要政策和重大举措。 (一)法律赋予工会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的权利《工会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对企业工会和职工在劳动安全卫生工作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工会法》规定:“工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安全生产法》规定:“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企业面对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呈现的有利环境和条件,工会应当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职责,理直气壮地参与到劳动安全卫生工作中去,维护和保障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在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应享有的权利。 建立、完善和创新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机制,是保证工会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企业工会应根据企业的特点、规模以及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抓住劳动安全卫生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健全工作机制、创新工作载体、改进工作方式,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机制由于劳动过程主要发生在企业生产一线,危害因素存在于生产劳动中,因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然要求工会积极参与到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的研究和决策中去,促进稳定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使企业把维护职工利益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需要,而职工把促进企业发展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第一需要。当下,在企业层面上建立“双方平等协商,企业负责落实,工会跟踪监督”的工作机制,通过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专项劳动安全卫生协议,引导广大职工群众通过规范有序、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可以从源头上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达到互利共赢、和谐劳动关系的目的,促进企业生产的稳步发展。 企业通过推进民主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强化职工劳动保护监督,建立了适合企业需要、依法监督参与的工作机制。严格履行职代会民主管理程序。实践表明,企业工会以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为载体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既有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又有实际成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职工的安全健康的有效方式。 二、工会开展职工安全教育的方法研究 工会是职工的群众性组织,脱离了职工群众,工会就失去了基础。这种群众性的特色正是工会劳动保护监督不同于企业管理和政府监察之所在,由此显示出工会在安全生产格局中应有作用。 (一)工会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必须关口前移职工群众处在生产一线,最清楚哪里存在事故隐患,他们是查找隐患、监督整改的主力军;同时,一线职工往往也是伤害事故的直接责任者,能否杜绝违章操作,能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是预防事故的关键因素。现代安全理论指出,事故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是难以预料的,在可能发生人身伤害、设备或设施损坏以及环境破坏的场合,必须事先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在发生了严重伤害之后才去“亡羊补牢”,在付出血的教训之后再去整改。 因此,工会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必须关口前移,发挥工会的组织优势,提高职工群众的安全素质,调动他们在安全卫生工作中的能动作用,把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做到生产现场,针对生产过程中“人”和“物”的不安全因素,发动职工群众,开展监督检查,及早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防微杜渐,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形成全员参与的态势。 (二)开展职工安全思想教育的方法途径职工安全思想教育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工会切实保障职工劳动安全的有力措施。企业工会开展职工安全思想教育应注意形式与方法的结合,不拘一格且富有企业特色,既突出形式多样又注重方法灵活。 一要突出安全思想教育的针对性。石化企业要根据油、气生产多的特制定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同时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因此,工会开展职工安全思想教育必须联系企业实际,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二要注重安全思想教育的超前性。安全思想教育工作要先行一步,必须在生产前对职工进行安全操作培训,举办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法规讲座,提高职工自我保护能力。用直观启发形式,在生产作业场所设立安全管理牌板,设立警钟标志,提醒职工注意安全,起到警钟长鸣作用。 三要把握安全思想教育的及时性。根据生产中发生的问题及时进行现场教育,对“三违”人员挂牌警告,现身说法,让职工了解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从中吸取教训,掌握整改事故隐患措施。 四要讲究安全思想教育的艺术性。安全思想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启发和增强职工的安全自主保安意识,企业工会要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好现有的文化活动阵地,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把职工吸引到活动中来,寓教于乐启发职工安全主体意识。石化企业以“安康杯”竞赛活动为载体,开展职工安全教育辩论赛、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宣传班组安全管理成果;通过举办“安全在我心中”演讲比赛,将优秀演讲稿汇编成册,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营造了安全和谐的氛围,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劳动安全论文: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与职业健康安全规制 摘要:从劳动力产权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与职业健康安全的内在联系,并构建了一个产权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职业健康安全随经济增长而波动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解析。认为中国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有效策略应寻求对劳动力产权的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市场中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均衡,并构建一种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维一体”的协同规制机制。 关键词:职业健康安全;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协同规制 一、引 言 劳动力要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劳动力产权的利用与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产权制度的设计与运用又是职业健康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制度基础。国内目前针对职业健康安全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从劳动力产权的角度来研究职业健康安全问题的成果更是缺乏。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健康安全的经济贡献率,经济产出水平与生产安全关系的实证研究,劳动力产权的形态与归属以及劳动力产权的实现形式等方面。从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来讲,职业健康安全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尝试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问题。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职业健康安全被视为是劳动力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对经济增长具有相互协同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我们就需要从政治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和管制经济理论出发,对影响职业健康安全供给的劳动力产权问题和规制政策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从产权改革和协同规制的角度提出解决的方案。 二、一个产权要素的分析框架 产权,是西方契约社会有效运转的制度基础,它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表现,它既可以是对物质资本(如,房屋产权)也可以是对非物质资本(如,知识产权)的占有与支配。德姆塞茨把产权定义为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当权利规定发生变化时,人们的行为也往往会发生变化\[1\]。在产权理论看来,产权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形成与他人进行市场交易的合理预期,并以此提高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之间自由交往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运行规则是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它会影响到市场运行的效率,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市场交换活动的安全。按照巴泽尔的观点,产权的界定不可能是完整的,因为完全界定产权的成本太高。因而,产权的不完整便形成了该项权利的“公共领域”\[2\],那么,类似职业健康安全这样的问题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因健康和安全产权的模糊而引起的“公共领域”治理的问题。产权界定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既可由正式制度安排即政府和法律的规定来界定产权;也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来界定产权。前者是借助国家公权对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外在干预,如国家所有制对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而后者是借助个体自身力量对个体权益的私人捍卫,它取决于捍卫的结果对个体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如果预期收益大,捍卫的努力程度就强;反之则弱。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产权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劳动力产权;另一种是物质资本产权。这两种产权形态都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劳动力产权要素和物质资本产权要素关系的演进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实质,即是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3\]。在对人的依赖阶段,单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存在,人们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必须将具有个体属性的劳动力产权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自然的风险和外在的威胁,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劳动力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稀缺性,只有通过劳动力之间的相互联合才可以解决个人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而毫不相干的人之间基于对物质的占有或交换形成了社会交往的行为关系,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资本要素”的占有权和处置权具有稀缺性,通过物质资本之间的交换配置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利用。在自由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又回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形式上,“劳动力要素”中的“收益权”具有稀缺性,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幸福感受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社会阶段,如,中级或高级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劳动力产权是社会价值创造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要素。劳动力产权是基于劳动者全部生产要素而形成的一系列权利关系,它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与发展权等\[4\]。劳动力产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其权利主张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生产力水平,这一点同时也是不同经济社会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逻辑基础。职业健康安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交换所能实现的健康安全收益,是劳动力收益权和发展权的具体体现。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恶化会降低劳动者对劳动的供给和边际产出,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合乎逻辑的判断应该是,经济增长应平等考虑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因为这两者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资本、劳动、技术”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力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是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不能创造价值;同时,没有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价值也无法实现。”\[5\]我们这里将生产资料要素与物质资本要素进行了概念的类化,实质上都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要素。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我们逻辑的判断相隔甚远,人们已经根深蒂固地把具有经济价值的有形物(如土地、货币等)和某些无形物(如商标、专利等)看作是产权,现有的和曾经出现过的一切社会制度法律都没有把人的劳动力当作产权来对待。 劳动力产权的残缺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伤害的制度根源。随着资本产权的发展壮大,劳动力产权的残缺不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之间最终会出现强资本产权而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结构\[6\],并进而发展演变为“资本雇佣劳动”与“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契约结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实质上反映了这种契约关系中劳动力市场平等交换掩盖下的资本产权与劳动力产权之间权利不平等的实际情况,论证了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占有剩余劳动,原因在于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劳动者在理性资本面前几乎不可能具有劳动契约签定和退出的自由,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不足。在正式的劳动力产权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较强,它则可以与雇主建立有利于其个体的契约安排;而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不足,劳动者便失去了与资本产权或雇主进行谈判博弈的能力,劳动者的权益受损问题则不可避免。 三、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产权逻辑 按管制经济学的理论,职业健康安全的规制是基于职业健康安全的市场失灵,劳动交换的过程中广泛存在着作业场所风险和职业伤害外溢等问题,前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内部性问题,而后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问题\[7\]。无论其在劳动交换过程中是发生内部性问题还是发生外部性问题,其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产权的问题,反映了劳动者所遭受到的额外损失或外在成本,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和内部性问题都可以放在统一的产权分析框架之内,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劳动力产权界定的不明晰所引起的“公地悲剧”,雇主或生产厂商随意侵犯或剥夺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权利,让“资本雇用劳动”成为嗜血的工具。当然,产权的归属有两种极端形式:一种是共有制形式,即产权由所有成员共同所有,各成员将权利联合起来交由共同体(如,国家)来实施\[8\];另一种是私有制形式,即共同体将产权界定给私人所有,并承认其所有者享有排斥他人行使该产权的权利,由所有者在私法保护下自由实施。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这类劳动力产权而言,其产权到底是属于公共所有还是属于私人所有?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所有”?如何界定职业健康安全的产权属性便成为我们进行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制度基础。 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从内容层次上来讲,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共同性产权,二是个性化产权。对于共同性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它是对劳动者为使生命延续而拥有的劳动权与使生命具有意义而拥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权的体现。洛克曾指出,人“没有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的自由”,“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9\]。因此,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拥有何种权利,我们都不能损害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共同性产权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应采取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实施供给,以实现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整体主义的价值正义和社会公平。而对于个性化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是劳动者基于个人收入、地区差异、工作差异、身份差异等众多原因而衍生出来的更高层次权利的体现,它反映了劳动者个性化的需求。因此,这些个性化的健康安全权利在性质上向私人物品靠近,但仍是公共物品,只是与纯粹的公共物品相比,它又具有了一定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个性化产权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其供给方式不能完全按照纯公共物品由公共部门无偿提供的方式,因为它还体现了部分劳动者对职业健康安全的特殊需求,这种产权特征决定了国家公权力依靠税收无偿供给的不公平。因此,应采用混合制的供给方式,主张私人供给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形式。 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手段而言,我们不管是选择政府管制,还是应该选择自由市场或者两者皆有的手段,它都体现了我们对劳动力产权保护的价值取向。科斯于1960年提出,针对职业健康安全的最佳公共政策是那种能够创设明晰、确凿及可让渡的且受私法保护的产权政策,私人谈判、私法执行都可以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有效措施。虽然私人谈判、私法执行也是有成本的,但这类成本可以在较为清晰明确的产权体系的安排下得以内化。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管制主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决定谁来进行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它体现了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效率性和经济性的价值取向\[10\]。而在随后的管制经济理论中,职业健康安全市场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雇主比劳动者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如对工作环境、工作风险等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劳动者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劳动者在与雇主订立劳动合约时常常成为被欺骗的对象,使得劳动者对劳动过程中职业伤害事件发生性的真实概率的了解处于劣势地位,而劳动者若需要通过自我搜寻的过程来获取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充分信息,则又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等等,劳动者需要权衡信息的“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并最终会在信息相对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职业劳动的交换行为。因此,劳动力产权的有效实现则依赖于政府管制的保护,它体现了对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公平性和社会性的价值取向。 职业健康安全与普通物品不同,它不能分割到适应于私有制的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劳动力产权的完整,政府也许可以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去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等问题,但通过政府干预所建立的管制机制,却并不能解决劳动力产权配置的效率性和经济性问题,同时也无法解决个性化产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问题。正如波斯纳所言“只要是因为排他性产权无法解决冲突性(或竞争性)使用的问题,其产权界定就永远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非排他性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形成产权的“公共领域”,导致该产权的“公地灾难”。因此,对于劳动力产权而言,因“公共领域”而形成的模糊产权便成为政府对其进行管制的前提。而按照波斯纳给出的方案,模糊产权的冲突性使用问题可以通过财产法和民法的途径来加以解决,前者可将使用权转让给最能有效利用资源的团体,而后者则可使使用者承担义务\[7\]。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产权逐渐呈现出共同性与个体性的差异。共同性产权是基本人权的体现,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通过建立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应对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公平性和社会性;而个体性产权是个性化需求的体现,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建立相对明晰的个性化产权制度,让私权主体之间自由博弈相互调适,以形成有助于职业健康安全伤害成本消散的内部市场来应对健康安全保护的经济性和效率性。 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产权分析 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按现有经济发展理论,国家经济的发展须经历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三个阶段\[11\],而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也会经历从低到高再到低的“抛物线”的演进过程。这意味着职业健康安全效益的改进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前将不断恶化,在中期阶段会出现“拐点”,而在中期阶段以后,伴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职业健康安全状况将不断得到改进。当然,这只是我们一种经验判断上的假说,我们还需对波动出现的时间、形态进行实证检验,当然我们还希望这种经验判断是可以被证伪的,同时,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波动效应会在中国发生。因此,我们急需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即职业伤害从高发到低发的转折,究竟是因为经济增长中某些内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生产要素的结构变动),还是因为某些外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政府规制)?如果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劳动力产权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其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规制改革来成功跨越这一假说所揭示的波动“拐点”?另外,如果外生性的政府规制机制能够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产生影响的话,其具体的规制政策又应该是怎样的?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从分析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实现条件入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综合利用的结果,两者间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决定不同经济阶段所采取的不同产业模式的主要原因,而不同的产业模式或产业结构又是影响和制约职业健康安全的根源性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高风险特性的资本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安全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概率则较大;而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技术性、服务性特性的消费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的概率则较小,职业伤害事件发生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弱。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劳动要素的供给也将随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出现由粗放型供给到集约型供给的转变,劳动生产将从高风险、高强度的重工业逐渐转向技术型、服务型的服务业,职业健康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将渐次降低。因此,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性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并进而引致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从职业健康安全倒U型曲线“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来看,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及其政府规制是实现其“拐点”转折的充分条件。劳动力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规制确权是劳动力供求双方进行自由博弈的制度基础,他们之间具体的责、权、利关系都可以通过各行为主体间的自由谈判或外在的政府规制来确定,劳动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非对称性信息、负外部性等问题都能够在双方合意的产权契约中得以解决。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者劳动技能低下,劳动者捍卫自身劳动权利的谈判能力不足等现象时,劳动者便失去了与雇主在订立劳动契约中保障其职业健康安全权益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劳动力市场的契约机制便无法自发形成对劳动力产权的保护,从而形成强资本产权与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产权结构。在此产权结构中,资本要素便具有了剥夺劳动者权益的合理动能,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内生性的市场环境。当政府在寻求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对劳动力产权进行保护时,若规制机制存在制度缺失、规制不足以及政策低效等问题,职业伤害的广度和深度都将较大幅度地提升,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出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等特征,而这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外生性的制度环境。 中国正处于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职业健康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年均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单位GDP死亡人数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伤亡水平\[12\]。按前所述,导致这样一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则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都是围绕物资资本要素而展开的,对劳动力要素进行的产权改革还未开始。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物质财产得到了充分实现,劳动力产权没有或者只是部分得到了实现,国家产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基于企业低效率而形成的以物质财产产权为主导的单一产权制度,国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政治意志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国人口众多,大量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和工业领域转移,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足又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农村劳动人口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毫无竞争优势,工作选择性小,只能选择脏、苦、累、毒的职业安全风险大的行业,劳动力供给有限过剩和劳动者进行个体权利捍卫的谈判能力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内在原因。另外,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偏在问题普遍存在,劳动力产权的责、权、利关系并未形成清晰的界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伤害的频繁发生也就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 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劳动力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又是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因此,一个社会劳动力产权的实现方式不能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它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均衡,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13\]。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引起的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实质上是对特定阶段生产关系的一种体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国家对产权的改革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首先是通过国家所有制的管制形式实现了生活资料异常匮乏的自然经济形态向物质供给日渐充足的商品经济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家面对市场发展的严重不足,通过实行干预程度最深,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完成了国家公权对社会生产所赖以需要的生产资料的配置,其间职业伤害事件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波动,资本产权和劳动力产权尚未出现变革的需求。其次,伴随商品供给的不断丰富,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国家单一所有的公有制形式逐渐演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资本产权逐渐明晰,市场效率不断提高,但其间职业伤害事件频发,社会逐渐出现资本产权强与劳动力产权弱的等级产权结构。劳动力产权的保护在国家优先经济发展的战略下,不断受到经济理性的越界干扰和损害。 五、中国职业健康安全协同规制的应对策略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面临着两种低效率:一是源于政府规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管制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另一个是源于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捍卫自身权利的能力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这两种低效率本质上并非彼此孤立,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最终导致了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管制失灵和市场失灵。这两种低效率同时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潜在风险,即物质资本产权的过分张扬与劳动力产权的制度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剧烈分化,并进而撕裂社会系统的均衡,社会系统的失衡然后又会传导至政治市场,造成政治市场的失衡,并最终形成对国家现代化的阻碍。那么,对于中国职业健康安全所存在的这样一种低效率,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制度的重塑,并尽可能充分发挥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在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中所起的应有作用呢? 通常来讲,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对劳动力产权中的“模糊领域”进行清晰界定,并建立一种能有效促进劳动者与雇主之间通过自由谈判来订立劳动契约的产权规制机制,为劳动契约的产权纠纷和自我裁决提供外生性的制度环境;二是通过对经济增长中具有高风险性的重工业、采掘业及建筑业等产业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性规制机制,并配合运用职业健康安全社会性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形成产业进入的壁垒,为职业健康安全的改进提供内生性的市场环境。我们知道,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和政府规制是实现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拐点”时间和“拐点”形态进行有效调节的外在性条件,也是成功跨越其“拐点”的关键所在;产业结构的规制与变动是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发生的内在性条件\[14\]。因此,对于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治理需要综合运用针对劳动力产权的社会性规制和针对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性规制来加以应对。这就需要我们平等看待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避免出现前强后弱的等级产权结构,以大体实现经济增长中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对比中我们发现,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有效实现的形式具有多样性、权变性和可塑性等特征。从多样性的角度而言,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方式方法方面,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如英国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问题上倾向于以合作为本,强调政府、工会、雇主、劳动者之间对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共同责任;而美国则倾向于以法令为本,崇尚构建以私人保险为核心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机制,由市场的力量自发调节对健康安全产权的保护,政府的管制只是有限参与,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放任政策的特点\[15\]。从权变性的角度而言,西方国家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策略受到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其政策主张经历了由经济自由主义到社会自由主义的转变。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并希望缩小政府干预的规模;而社会自由主义则强调社会机会的均衡,希望扩大政府干预的规模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造成的后果,对经济、社会进行适当调节,以保证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从可塑性的角度而言,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可通过对权益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目标解析来寻求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与辅助性管制等手段的协调运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其规制效率因手段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如瑞典鼓励劳动者与利益集团进行广泛的集体谈判和跨阶层合作,并配有辅助性的运行机制。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物质要素累积的外生型经济增长模式到劳动力要素累积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的转变之中,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增强。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它还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但是,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关系,经济增长既会造成对职业健康安全的伤害,同时也会带来劳动者的经济性收益。因此,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目标取决于我们实现劳动力产权经济性收益与社会性(或安全性)收益的均衡。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治理的目标是众多目标间的总体均衡,最小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失衡风险,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又有赖于社会“产权制度”或 “权利秩序”的动态优化。然而,最小化或最大化并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各制度、环境、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对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也不是没有利益冲突,它需要将不同系统间基于职业健康安全保护而产生的权利冲突或利益分化限定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需要以劳动力产权制度的改革为前提,解决经济增长引起的社会失衡等问题,这是实现从低效的政府干预到高效的多元互动转变的关键所在。 中国劳动力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实现应寻求劳动力市场中利益主体间的多元互动,并进而构建一种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维一体”的协同规制机制,这样一种机制应是体现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方参与、协商共管的社会共责机制,并以此取代政府主导型的职业健康安全管制模式。同时,理想状态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应试图改变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正式制度和单向威权来界定职业健康安全产权(或秩序)的方式,着眼于劳动力产权主体间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适应。协同规制的真正要义在于通过政府规制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确立劳动力产权主体与物质资本产权主体之间进行自由博弈和相互协调的外生性环境,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可以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政治系统之间自由灵活地相互调适,实现多元互动,将职业伤害的系统风险和成本予以内化。 借助美国学者黑夫兰对规制手段的分类\[16\],我们可以对中国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三类划分:经济的、社会的和辅助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有效实现应寻求这三种手段的综合利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所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首先,从经济性规制而言,应对第二产业中产业规模小,集中度低,安全技术水平不足的生产厂商加以限制形成进入壁垒,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生产厂商实行价格处罚措施,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实行价格补贴,使单个生产厂商对职业健康安全的边际成本投入符合社会福利帕累托改进的原则,降低职业健康安全的劳作风险。其次,从社会性规制而言,应对劳动力产权所存在的负内部性问题,建立一种职业风险的信息公开制度,并对《职业健康安全法》(中国称为《职业病防治法》和《生产安全法》)、《劳动法》、《刑法》、《民法》等公法与私法保护机制进行调整,促进劳动者、生产厂商和政府规制主体之间就产权契约的订立进行自由博弈,以实现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平与正义。再次,从辅助性规制而言,政府规制者并非是天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者,他们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博弈者,他们也有可能被特殊的理性资本或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表现出弱化规制的行为。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社会性规制还需要借助并加强对政府规制的执法监督,通过健全职业健康安全评估机构,自律性行业协会,职业健康安全资信管理组织,公正和仲裁组织以及职业健康安全资质认证机构等辅助性组织,从而促进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民参与和程序正义,并努力使这些辅助性的力量摆脱国家规制部门意志的左右,以体现多元社会的共责之义。 劳动安全论文:浅谈焊接生产中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 摘要:焊接技术是现代工业中用来制造和修理各种金属结构和机械部件的主要方法。随着科学技术及焊接质量的不断提高,焊接操作人员占工厂职工的很大比例,与此同时,伴随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安全、不卫生的因素严重地威胁着焊工及其它生产人员的安全与健康。 关键词:焊接技术 安全 健康 1、焊接生产中的劳动保护 劳动保护的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生产活动中,劳动保护主要体现在劳动安全和卫生方面,保护劳动者的身体不受伤害。工厂应该建立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并配备焊接生产的各种安全设备。其次,针对不同工种配备必要的劳保用品,并对劳动者进行安全培训。使劳动者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对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命令有权拒绝执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焊接生产中的劳动保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1 安全设施 焊接设备、高压气瓶、可然气体必须配备防漏电防爆炸、防火装置,各种电动设备应设紧急停车装置等。 1.2 劳动保护用品 必须为工人配备工作服、工作靴、防尘面罩、焊接手套、安全头盔等物品。 1.3 健全的安全操作规程和制度 1.4 针对焊接工种特殊性的一些措施 焊工作业时在电弧高温作用下,电焊条产生的氧化铁、氧化锰、氟化物、二氧化钛、二氧化硅等烟尘,来自钢板表面涂层的氧化锌、氧化铜、丙烯醛、甲醛等有毒气体和各种金属粉尘,以及由于焊接电弧的紫外线辐射,使空气中氧、氮转化成的臭氧和焊接过程中产生的一氧化碳等气体,都对人极为不利,易使人造成伤害如:呼吸、尘肺,氟中毒、锰中毒、不锈钢烟尘中的铬、镍等元素有致癌倾向等伤害。那么焊工个人防护措施主要是对头、面、眼睛、耳、呼吸道、手、身躯等方面的人身防护,防止烟尘危害。 为减少焊接粉尘低及有害气体的危害,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选择低尘低毒的焊接材料。 (2)选择合理的焊接参数 (3)提高焊接的自动化、机械化程度,减少直接的人工操作。 (4)加强通风排气,及时把有害物质和污染的空气排除。 2、焊接生产中的安全管理 (1)焊接设备有带电的特点,输入电压为220V或则380V,若机壳带电,则能造成触电事故;虽然输出电压低,但在一些特殊场合,也可能造成触电事故。 (2)焊接过程中容易产生燃烧、爆炸事故。很多事故都是因为施工场地不符合安全要求,焊接飞溅引起周围易燃、易爆物的燃烧和爆炸。 (3)焊接材料有些本身就是易燃、易爆物,操作、管理不好也容易产生燃烧、爆炸事故。 (4)气割作业时的火燃也容易产生人身伤害事故。 (5)焊接车间中的冲压工段容易产生肢体伤害等。 安全事故的产生与安全技术措施不完善或安全管理措施不健全有关。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应当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它们是做好焊接安全工作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安全管理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1)焊工安全教育和考试。安全教育是焊接安全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使广大焊工提高安全意识,掌握安全技术和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操作技术水平,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焊工刚入厂时,要接受厂、车间和生产小组的安全教育。同时安全教育要坚持经常化和宣传化。可举办焊工安全培训班、报告会、图片展览、设置安全标志、进行广播等多种形式有效的方法。按照安全规则,焊工必须经过安全技术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才可独立上岗操作。 (2)建立焊接安全责任制。安全责任制是把安全工作与工厂中各级领导的职责联系起来的制度。通过建立焊接安全责任制,对工厂中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等,在焊接安全工作中应负的责任明确地加以确定。工程技术人员对焊接安全也要负有责任,因为焊接安全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生产过程和焊接工艺、设备、工具及操作中的不安全因素,焊接安全问题也是生产技术问题。必须保证与焊接有关的现行劳动保护法令中所规定的安全技术标准和要求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3)焊接安全操作规程。焊接安全操作规程是人们在长期的焊接生产实践中,为克服各种不安全因素和消除工伤事故的科学经验总结。焊接设备和工具管理不善以及操作者失误是产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操作规程中规定了正确的操作步骤和操作方法。建立和执行必要的安全操作规程是保障焊工安全和促进安全生产的有力措施。 (4)焊接工作场地的组织。焊接工作场地的组织是将工作场地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并将不同的物品分开摆放,同时保持工作场地与外界的通道。施焊区的面积不应小于4m2,地面应基本干燥,焊机、工具和材料等应整齐摆放在各自的区域。气管、电缆等不得相互缠绕。工作地点应有良好的天然光线或局部照明,须保持工作面照明度50-100Lx。气割操作点周围10m直径的范围内严禁堆放各类易燃易爆物品,如木材、油脂、绵丝、保温材料和化工原材料等。如不能清除时,应采取可靠安全措施后方能开始切割。室内作业应通风良好,不使可然物质和易爆气体滞留。室外作业时,操作现场的地面与登高作业以及与起重设备的吊运工作之间,应密切配合,避免高空落物。在地沟、坑道、检查井、管道或半封闭地段作业时,应先用仪器检查其中有无爆炸、中毒的危险。施焊现场附近敞开的孔洞、地沟等,应用石棉板盖严,防止焊接时火花溅人。 综上所述,由于焊接过程存在许多潜在的危险,为此应对从事该作业人员应严格要求,必须对其进行相应的、专门的安全技术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训练,提高此类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素质,并经考核合格取得安全技术操作证后方准独立作业;同时通过培训使他们了解焊接生产特点、焊接操作基本原理及焊接工艺、工具的安全使用;严格执行安全规程和实施防护措施,保证安全生产,避免发生施工事故。 劳动安全论文: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安全运行风险防范对策 摘 要:本篇探索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南京系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提出南京系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确保南京系统正常平稳运行。 关键词:劳动保障; 信息系统; 安全; 对策 一、引言 南京系统的设计规划、开发建设,一直到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等各个环节,都将安全问题置于首要位置予以考虑,结合我市劳动保障工作实际,从系统网络、主机设备、数据库、应用系统、人员管理、承建单位协调管理、区县包括街道社区劳动保障信息化建设管理等各方面,制定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全面、详细、具体的有关管理制度和规定。 本文提出了南京系统的安全风险防范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并列出了系统风险防范的各种对策、机制。 1.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当前安全运行风险防范机制 南京系统从开发至今,始终将安全体系建设置于最重要位置,建立起包括应用系统、数据库系统、系统网络、物理环境、入网单位、入网人员等各个层面、多方位的安全风险防范机制。 1.1应用系统安全防范机制:应用系统设置有三层管理机制,用户级、任务级和系统级,严格控制系统操作权限和范围,确保每一用户的使用权限和操作合法性。 1.2数据库系统安全防范机制:通过系统权限、角色权限、数据权限的管理,建立了数据库系统的权限控制机制。 1.3系统网络安全防范机制:关闭不需要开放的服务端口,限制用户的操作权限,使用网管软件,加强网络安全管理。 1.4劳动和社会保障卡安全防范机制:卡密钥系统为一卡一密,防止伪造。 1.5物理环境安全防范机制:存储信息的备份介质达到防尘、防潮、防毒变要求;主机房安装自动防火设备。 1.6各区县局域网安全管理情况:各区(县)劳动保障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安全管理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建设。 1.7入网机构和个人的安全管理:实行上岗前安全操作培训,对外机构:如定点医疗机构、全市各街道和社区等单位需要接入南京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网的,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入网资格认证方案。 2.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安全运行方面存在的风险 2.1管理层面。南京系统安全运行文件内容侧重点主要是如何避免南京系统客户端的安全运行风险,忽略后台的安全运行风险,且文件执行力度不够。 2.2技术应用层面。 2.2.1主机网络设备缺乏有效机制进行管理与维护。 2.2.2应用系统程序众多,功能繁杂,开发技术相对落后,系统架构缺乏先进性。 2.2.3只重视系统网络核心的技术支撑,弱化了系统辅助设备以及客户端的技术管理。 2.2.4系统的容灾恢复技术严重缺乏。 2.2.5缺乏动态口令认证系统。 2.3操作层面。对一些出现的故障没有做到“能发现”,“有证据”。 2.4人员层面。对信息技术人员培养投入不到位。 3.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安全运行风险防范对策 3.1安全防范技术对策。 3.1.1网络拓扑分析对策。对策内容:根据网络的实际情况,绘制网络拓扑图;分析网络中存在的安全缺陷并提出整改建议意见。 对策作用:针对网络的整体情况,进行总体、框架性分析。一方面,通过网络拓扑分析,能够形成网络整体拓扑图,为网络规划、网络日常管理等管理行为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另一方面,通过整体的安全性分析,能够找出网络设计上的安全缺陷,找到各种网络设备在协同工作中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 3.1.2防病毒软件病毒库定期升级对策。对策内容:防病毒服务器通过INTERNET更新病毒库;防病毒服务器强制所有在线客户端更新病毒库。 对策作用:通过不断升级病毒库确保防病毒软件能够及时发现新的病毒。 3.1.3服务器定期扫描、加固对策。对策内容:使用专用的扫描工具,在用户网络管理人员的配合下,对主要的服务器进行扫描。 对策作用:找出对应服务器操作系统中存在的系统漏洞;找出服务器对应应用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3.1.4信息备份系统。对策内容:定期备份电子信息。 对策作用:防止核心服务器崩溃导致网络应用瘫痪。 3.2安全防范管理对策 3.2.1管理制度对策。对策内容:编制详实的涵盖系统建设各个层面的规章制度,建立制度的实施办法与流程,建立健全制度实施、监督的流程与办法。 对策作用:使系统安全体系制度化、标准化,规范了系统的运行行为与操作行为,在管理上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降低风险发生的几率。 3.2.2建立系统安全风险防范评估机制对策。对策内容:进行自评估和他评估服务两类;进行安全检查;进行系统安全保障等级评估;安全认证与认可。 对策作用:安全风险评估安全风险评估是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安全评估方法,是系统风险管理的前期活动,风险评估具有基础性作用,为信息系统安全建设指明方向。 3.2.3人员对策。对策内容:制订针对系统管理者、系统使用者、系统决策者等不同层面的培训内容与培训计划,并形成制度化、标准化;建立动态、长效的信息化技术和劳动保障业务的研究机制。 对策作用:提高人员素质,增强系统维护开发的力度,保证系统被正确的使用,从而从“人”这个因素上防范系统风险的发生。 二、结束语 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局的参与和努力。同时要加大投入,建立全新的系统运行风险安全防范体系,并在管理上、制度上保证该体系的实现。
浅谈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金融危机下解决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探讨 摘 要:金融危机呼啸而来,无情地冲击着本就困难的就业市场,2010年就业状况更为严峻。就业难的原因在哪里,如何从容应对?文章在对目前的就业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并针对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研究和探讨了运用财政政策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金融危机 就业 财政政策 一、金融危机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复杂的背景,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美联储连续降息的失误决策。事件的导因是美国“9.11”事件及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为了减少这些事件对美国经济冲击,防止美国经济衰退而采取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贷款买房又无需担保、无需首付,且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对一般个人家庭来说,低利率和房产价格一路飙升,编织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资住房成为巨大的诱惑,于是大量居民进入房贷市场。 2.放松住房贷款政策。货币政策的宽松,使得住房贷款公司及商业银行制造各种各样的住房按揭利率产品,让一些还款能力不高的次级信用的贷款人进入房地产市场,然后将这些次级贷款证券化及衍生化。美国次贷的消费者以房产作抵押,房产的价格决定了抵押品的价值。如果房价一直攀升,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誉和还贷能力。但是如果房价下跌,抵押品贬值,同一套房子能从银行贷出的钱就减少。如果贷款利率被提高,次贷使浮动利率也随着上升,需要偿还的钱大大增加。次贷贷款人本来就是低收入者,还不上贷款,只好放弃房产权。贷款机构收不回贷款,只能收回贷款人的房产,可收回的房产不仅卖不掉,还不断贬值缩水,于是出现亏损,甚至资金都流转不起来了。金融创新工具的风险及危机就会越来越大。 3.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比例过大。美国绝大多数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地方性的商业银行也涉足按揭贷款。这些机构的资金实力并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资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贷款上对其资金周转构成严重的压力。一些具有“金融创新”工具的金融机构,便将这些信贷资产打包并以此为担保,用于发行可流通的债券。给出相当诱人的固定收益,再卖出去。许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投资于这些债券。这样,抵押贷款企业有了源源不断的融资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长的新的次贷;投资机构获得较高的收益。投资机构的现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风险也得到了分摊。但事物都有两方面,金融创新制度带来利益共享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风险放大效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外界力量一推,只要第一张骨牌倒掉,其它骨牌就会全部倒掉。 4.“寅吃卯粮”的消费理念。中国人以勤俭为荣,中国人喜欢存钱。中国人处理经济的原则是“量入为出”或“收支平衡”。美国消费观念是超前消费。要什么东西,反正信用卡先付,用到限额为止。但是一旦遇到意外开支,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人可以以储蓄应对意外的支出。美国人由于很少储蓄,则又会继续借贷,债台越筑越高;若自己的信用不足、还债能力不强,就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一旦金融机构大开绿灯,就等于自己也将风险背在了肩上;长此以往,总有一天被压弯。金融机构倒下了,必然会引发经济危机。 5.金融机构过多痴迷于证券市场。由于美国证券市场非常发达,许多美国人和美国的金融机构都将相当多的资产投入证券市场力图投机或融资,将自己的命运与股市等证券市场的涨落牢牢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实力不强的金融机构放松警惕在证券市场游弋时,市场的跌落就会给它们带来致命的灾难。特别是,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因素很多,对很多因素都很敏感。一旦某一因素突然爆发引起人们的恐慌,就会大量抛售证券,造成证券市场的跌宕,从而使金融机构的资产大大缩水,甚至资不抵债,就会重创整个社会的经济。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 1.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万~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地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同时,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另外,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三、解决当前我国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探讨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前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面对依旧严峻的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3.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4.加大对社区就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社区就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于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乃至维持整个经济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社区就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应当努力开拓政策与资金扶持的空间:政府应划出专项资金作为社区就业扶持金,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多方筹集资金,用于增加对社区就业的投人,如公益性岗位就业补贴,以及对从业者提供小额贷款和贴息贷款或银行贷款担保。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相关的政策与资金扶持措施落实到位,并朝着正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以建立和完善针对社区就业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的支撑体系。 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方案”、对农村居民购买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还有一些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直接消费补贴以及针对特殊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在刺激内需、扩大就业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仍需后续较为具体的适合地方特色的就业政策和配套措施,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才能抓住解决问题的根本。 浅谈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金融危机下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研究 摘 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就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凸显出来,在对目前的就业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并针对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研究和探讨了运用财政政策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就业;金融危机;财政政策 1 引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蝴蝶效应方式向其他国家蔓延,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各国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这场危机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压力的冲击已成为当务之急。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就业问题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金融危机作用于就业的特殊途径以及就业现状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2 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1 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2 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 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衰退迹象,这导致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而且,金融危机导致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等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必将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使对欧盟和英国等国的出口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另外,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 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3 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应该说,在外需疲软,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而引起就业问题的背景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以化解当前的就业困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方案”、对农村居民购买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还有一些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直接消费补贴以及针对特殊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在刺激内需、扩大就业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笔者认为,面对依旧严峻的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3)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4)加大对社区就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社区就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于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乃至维持整个经济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社区就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应当努力开拓政策与资金扶持的空间:政府应划出专项资金作为社区就业扶持金,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多方筹集资金,用于增加对社区就业的投人,如公益性岗位就业补贴、以及对从业者提供小额贷款和贴息贷款或银行贷款担保。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相关的政策与资金扶持措施落实到位,并朝着正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以建立和完善针对社区就业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的支撑体系。 浅谈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财政政策的评析 【摘要】 在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基本走势的基础上,就我国政府应对经济下滑实施的一系列财政政策进行政策回顾及实践效应分析。 【关键词】 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税收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加上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在经过7年加速上涨后,增长势头在2008年发生逆转。为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开始显现,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一、宏观经济走势 1.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为例,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但是CPI涨幅就达到6.7%,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重庆市为例,1至10月居民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6.1%,需求弹性小的粮油类和肉禽蛋类上涨高达57.3%、6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5%,表面上看消费形式喜人,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2.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年期间,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这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3.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增长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个月,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亿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二、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 面对经济下滑,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扩大消费;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扩大生产。 (一)财政支出与投资政策 1.“三农”支出 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农”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别达到7161.4亿元和7284.63亿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灾后恢复重建投资 在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增加4875亿元。2008年和2009年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75亿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当于过去10年总投资的5倍。理论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启动的、由中央财政投资带动的项目,能够撬动6至10倍的资金,那么未来三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在该领域的投资总额将可能达到9000亿元。如果再考虑其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带动,平均每年3000亿元的投资额还可能会翻一番,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部和铁道部表示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投资总额8.5万亿。比照“十五”期间,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对GDP的贡献达到了2%。这一轮的交通基建投资的贡献率也应该会与上一轮相当。铁道部估计,仅2009年计划的6000亿元铁路投资,可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达1.5%。 4.地方和民间投资 在中央投资项目的带动下,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上升势头。但地方和民间投资还没出现大规模复苏迹象。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5%,相对去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考虑投资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实际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4486亿元,增长35.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年5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之外的内资企业,在1到2月份的投资总额为4577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6.2%,增速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个百分点,该类投资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放缓,创出历史新低。民间投资尚未被积极拉动,依然处于低迷状态。但在中央项目投资的带动下,后期地方项目的投资会逐渐跟上,使得后期总的投资增长形势比较可观。 (二)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亿元,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增值税转型有利于释放生产力,促进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率,但其实施效果往往有滞后性。作为制度性改革,其实施效果的显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能鼓励外贸发展,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我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紧张,并有望进一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压力。此次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税率的调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业的出口成本,提高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轻库存积压。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4.减费政策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举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合计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此次强有力的减费措施,可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三、财政政策的实践效应 虽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1.有效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国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消费更是呈现不足。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国民收入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同时配合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覆盖,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效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08年上半年,全国有近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倒闭的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随着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及信贷控制的放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3.带动地方经济积极响应 中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积极响应,如北京市政府今后两年将投资1200亿至1500亿,用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路网、保障性住房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带动社会投资1万亿元;广东省政府以重大项目带动社会投资,5年内计划投资2.3万亿元;江苏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总额2200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项目。 4.有利于社会公平 政府财政支出对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补助政策,关注低收入者群体。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5.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 在深度调节产业结构方面,财政政策有着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能对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调节,如利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扶持“三农”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6.降低对外依存度 受国际经济环境制约,我国政府通过降低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且进一步完善企业税负负担,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符合国内消费需求的产行业中,从而减轻了国际收支对国内经济增长、流动性膨胀等的压力。 四、结束语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国政府对未来进行了积极的预期,重拳出击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效应还未完全显现。但是,无疑这些举措对我国经济颓势的扭转,远期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我国的财政处于转轨阶段,由原来的投资性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相信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世界经济下滑带给我国的冲击,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我国政府运用政策应对危机能力的一次有益体验。 浅谈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浅议当前金融危机下缓解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世界各国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金融危机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急速冲击着就业市场,此次金融危机造成我国的失业人数,超过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对任何国家的影响。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就业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金融危机;成因,就业影响;对策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成因分析 1.美联储连续降息的失误决策。事件的导因是美国“9・11”事件及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为了减少这些事件对美国经济冲击,防止美国经济衰退而采取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贷款买房又无需担保、无需首付,且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对一般个人家庭来说,低利率和房产价格一路飙升,编织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资住房成为巨大的诱惑,于是大量居民进入房贷市场。 2.住房贷款过度宽松的政策。货币政策的宽松,使得住房贷款公司及商业银行制造各种各样的住房按揭利率产品,让一些还款能力不高的次级信用的贷款人进入房地产市场,然后将这些次级贷款证券化及衍生化。美国次贷的消费者以房产作抵押,房产的价格决定了抵押品的价值。如果房价一直攀升,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誉和还贷能力。但是如果房价下跌,抵押品贬值,同一套房子能从银行贷出的钱就减少。如果贷款利率被提高,次贷使浮动利率也随着上升,需要偿还的钱大大增加。次贷贷款人本来就是低收入者,还不上贷款,只好放弃房产权。贷款机构收不回贷款,只能收回贷款人的房产,可收回的房产不仅卖不掉,还不断贬值缩水,于是出现亏损,甚至资金都流转不起来了。金融创新工具的风险及危机就会越来越大。 3.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比例过大。美国绝大多数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地方性的商业银行也涉足按揭贷款。这些机构的资金实力并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资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贷款上对其资金周转构成严重的压力。一些具有“金融创新”工具的金融机构,便将这些信贷资产打包并以此为担保,用于发行可流通的债券。给出相当诱人的固定收益,再卖出去。许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投资于这些债券。这样,抵押贷款企业有了源源不断的融资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长的新的次贷;投资机构获得较高的收益。投资机构的现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风险也得到了分摊。但事物都有两方面,金融创新制度带来利益共享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风险放大效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外界力量一推,只要第一张骨牌倒掉,其它骨牌就会全部倒掉。 4.金融机构过多痴迷于证券市场。由于美国证券市场非常发达,许多美国人和美国的金融机构都将相当多的资产投入证券市场力图投机或融资,将自己的命运与股市等证券市场的涨落牢牢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实力不强的金融机构放松警惕在证券市场游弋时,市场的跌落就会给它们带来致命的灾难。特别是,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因素很多,对很多因素都很敏感。一旦某一因素突然爆发引起人们的恐慌,就会大量抛售证券,造成证券市场的跌宕,从而使金融机构的资产大大缩水,甚至资不抵债,就会重创整个社会的经济。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大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实况。据测算,我国目前在城镇要求就业的,包括当年新增城镇劳动力和上一年结转下来未能就业的有2400万人,而每年提供城镇就业岗位只有1200多万个,再加上每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大约800万人,劳动就业的供需缺口依然十分庞大。受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据统计,大约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也随之而更加严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 1.供需严重失衡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10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三、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1.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2.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3.加大对社区就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社区就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于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乃至维持整个经济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社区就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应当努力开拓政策与资金扶持的空间:政府应划出专项资金作为社区就业扶持金,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多方筹集资金,用于增加对社区就业的投入,如公益性岗位就业补贴、以及对从业者提供小额贷款和贴息贷款或银行贷款担保。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相关的政策与资金扶持措施落实到位,并朝着正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以建立和完善针对社区就业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的支撑体系。 4.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浅谈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与中国财政政策 提要由于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明显减速,影响我国出口,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未来通胀形势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要实现“一保一控”的宏观调控目标,避免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财税政策应更多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税政策;经济增长 一、背景资料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已开始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虽然中国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已经开始显现,经济增速连续几个季度减缓。2008年GDP增速从一季度的10.6%,下滑到二季度的10.1%,三季度的9%,四季度的6.8%,进入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2008年GDP的增速为9.0%,中止了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率。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些经济指标中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中国外部萦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仍在继续。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市场必然会造成消极影响,但是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有限。因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程度不高,外资大规模撤退的威胁不大,所以中国金融业的直接损失并不大。但是,因为目前中资银行持有大量的国外证券化产品,雷曼、美林、AIG等机构又持有部分H股和A股,损失肯定是有的,外汇缩水也不可避免。 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是在实体经济方面。首先是出口,由于外需减少导致出口增速减缓和出口企业资金回收困难,所以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统计显示,目前影响最大的是纺织行业,而家居、卫浴、五金钢材、汽车、电子信息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其次是消费。近两年我国消费增长率提高较快,但是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减速,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的不景气,还有股票市场的暴跌,导致了国内财富效应在缩减,因此今后消费难以保持高增长率;再次是信用收缩。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心理,普遍惜贷,这样对实体经济来说就会有一个紧缩的作用;最后是民间投资。在整个经济前景不好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者投资信心不足,制约了民间投资的增长空间。 三、中国财政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 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标志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彻底转型。中国政府同时宣布,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政府在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胀紧缩局面曾经使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要求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加大国家债券发行力度,实行一系列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出口,促进商品流通和周转,鼓励百姓再就业和创业,激励百姓消费的轻税薄赋政策。 (一)税收方面已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执行2008年已实施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预计2009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1、增值税转型。谈到增值税的转型,就必须了解增值税有几种类型。从增值税的发展来看,按照各国增值税对外购固定资产的处理方式不同,增值税可以分为:(1)生产型增值税:是指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此类型的增值税由于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因而存在对固定资产价值重复征税问题,而且对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的发展、对于加快技术进步等还存在不利影响;(2)收入型增值税:是指在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对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只允许当期计入产品价值的折旧费所应分摊的那部分税金扣除;(3)消费型增值税:是指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允许将当期购入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一次性全部扣除。它可以彻底解决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技术进步,因此消费型增值税对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为扩大国内需求,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成功地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势必将在客观上刺激投资需求,产生激励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从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刺激作用。 2、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8年以来,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增速放缓,出口增速明显低于预期,出口企业利润大幅减少。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吸纳劳动力多、就业面广,但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面临较大压力。而且我国的一些主要出口国家的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大幅下滑,进口需求下降,必然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若不采取措施,预计今后出口还将下滑,出口企业困难会进一步增加,这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财政政策的适当调整,帮助企业树立信心、渡过难关,防止出现因出口大幅下滑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明确从2008年11月1日起,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具体为: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将日用及艺术陶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将部分塑料制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将部分家具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11%、13%;将艾滋病药物、基因重组人胰岛素冻干粉、黄胶原、钢化安全玻璃、电容器用钽丝、船用锚链、缝纫机、风扇、数控机床、硬质合金刀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9%、11%、13%。此次出口退税调整一共涉及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 3、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众所周知,投资、出口、内需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前三季度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出口和投资的实际增速下滑,使得经济增速出现加速下滑势头,这是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GDP增长率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尽管名义消费仍在高位继续加速,但是仍未能有效缓冲净出口和投资增速相对上年同期下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鉴于房地产市场低迷、未来收入预期悲观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未来消费将难以继续保持当前水平。 国务院2008年11月10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要把扩大消费与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结合起来,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与发展服务业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比重。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引导和促进居民扩大消费需求。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最直接的受益群体就是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一旦提高,将会直接增加这一受益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其购买能力。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提升后将直接带动这一群体的消费,从而对拉动内需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财政支出要重点支持民生工程、重大基础设施。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要突出重点,认真选择,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和效益。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工程进度,同时抓紧启动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办成一些群众期盼、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大事。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要把促进增长和深化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中央出台的十条措施,主要有四类:加快实施重大民生工程;加快在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尽快启动一批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型工程项目;加大力度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关键项目建设。落实这些措施,要加强对重大投资的管理,认真做好可行性研究论证,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要加强对市场自主投资的鼓励和引导,支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政府鼓励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广泛参与各种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 (三)加大中央政府的举债规模。2008年上半年财政有万亿盈余,从下半年开始,财政收入同比增幅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08年6月财政收入增幅为30.7%,7月增速回落近半,至16.5%,8月进一步下降至10.1%,9月份又进一步下降到了3.1%。全年的财政收入仍有望增长20%左右,实现超收3,000亿元左右,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没有增加,维持在2008年年初预算确定的1,800亿元的水平。但进入2009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发债的规模肯定会很大。从2000年开始,国债发行总量不断呈现出逐级上升势头,2005年超过7,000亿元,2006年为8,883亿元,2007年由于有1.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发行,全年国债发行量达创纪录的23,483.28亿元,同比增长164%。分析人士预测,2008年的国债发行肯定会高于2007年(不包括1.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将不会低于8,000亿元,而2009年国债发行可能会在2008年基础上继续增加。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财税学院)
数据分析论文:关于我国电子商务企业的数据分析方法的探讨 为了验证所提炼的因子影响程度及重要程度、检验问卷结构效度和后续回归分析的需要,本文首先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题目,最终得到问卷;然后,使用spss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信度、效度、描述性统计、方差和相关分析;最后,建立回归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 1因子分析模型及其统计检验 因子分析是一种通过显在变量测评潜在变量,通过具体指标测评抽象因子的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的目的即在找出量表潜在的结构,减少题目的数目,使之成为一组数量较少而彼此相关较大的变量。在本文中以主成分因素抽取法抽取共同因素,根据kaiesr(1960)的观点选取特征值大于1.0以上的共同因素,再以最大变异法进行共同因素正交旋转处理,保留共同度大于0.6以及因素负荷量大于0.5以上的题目。因素负荷量为硕士论文因素结构中原始变量与抽取出共同因素相关,负荷量越高表示该题目在该共同因素的重要性越大。共同度和特征值是因子分析的两个重要指标。共同度是每个变量在每个共同因子的负荷量的平方和,也就是个别变量可以被共同因子解释的变异量百分比,是个别变量与共同因子间多元相关的平方。特征值是每个变量在某一共同因子的因子负荷量的平方总和。 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及其统计检验描述如下: 彼此之间是独立的,则模型(4.1)称为正交因子模型;相反,如果公共因子彼此之间有一定相关性,则称为斜交因子模型。由于斜交因子模型比较复杂,在本文中只考虑正交因子模型,而且假定各公共因子的均值为0,方差为1。 模型中的矩阵a称为因子载荷矩阵,a称为因子“载荷”,是第i个变量在第j个因子上的负荷。因子载荷阵的求解方法有很多,本文用常用的主成分分析法,求解载荷阵得到仅包含m个因子的因子载荷阵。主要问题就在于如何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的分析来估计因子载荷矩阵a,负荷量大的指标给予保留,否则剔除。保留下来的指标所构成的体系就是本文最终研究得到的指标体系。关于因子载荷的检验有:模型的标准化,这主要是为了得到抽象的因子含义,即对因子各维度进行命名;变量共同度检验,变量的共同度越高,说明该因子分析模型的解释能力越高;因子的方差贡献检验,用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来确定公共因子提取的个数,也就是寻找一个使得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较大百分比的自然数,即最终提取方差贡献大于1的因子作为公共因子。 由于本文的论题是电子商务环境下服务业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本文主要运用平衡计分卡把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四个方面,18个二级指标作为18个因子,按照因子分析法来选取有效指标,各项指标在选取时,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该指标在以前的研究中出现的概率,二是指标与所要研究的问题的潜在相关性。本文在四个方面的指标的选取上,另外考虑了①全面性,要求所选的指标能反映企业的经营、客户、企业学习与成长、财务方面的状况;②有效性,要求选择那些能够对预测企业的整体状况有指示作用的重要指标;如,若各项指标的双尾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小于0.05,则能有效的反映企业的四个方面的状况,反之,则是无效指标,应剔除。③同趋势性,即当各项指标增大时,表示企业的整体状况改善,反之当各项指标减少时,表示企业的整体状况恶化;④可操作性,采用易得到的数据。 2信度、效度、描述性统计、方差和相关分析方法 信度分析是采用一定的方法来衡量回收问卷中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它主要考查的是问卷测量的可靠性,检验每一个因素中各个题目测量相同或相似的特性。本文采用克隆巴赫(cronbach a)一致性系数检验量表的信度和各分量表的信度。效度分析是采用一定的方法对问卷的理论构思效度进行验证。首先,必须对题目的结构、测量的总体安排以及题目见的关系做出说明,然后运用一定的方法从数据中得出基本构思,以此来对测量构思的效度进行分析。用于评价结构效度的主要指标有累积贡献率、共同度和因子负荷。累积贡献率反映公因素对量表或问卷的累积有效程度,共同度反映由公因素解释原变量的有效程度,因子负荷反映原变量与某个公因素的相关度。描述性统计分析是对各维度中的测量题目的均值、标准差、方差等描述性统计量硕士论文进行统计,了解各维度中题目设置的水平。方差分析又称变异数分析或f检验,其目的是推断两组或多组资料的总体均数是否相同,检验两个或多个样本均数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方差分析对客观事物数量进行依存关系的分析,主要刻画两类变量间线性相关的密切程度,其两个变量全是随机变量,且处于平等地位。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通过绘制散点图或计算相关系数来反映。 3回归模型及其统计检验 现实世界中,一个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与其他事物相关联。其中,有的还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有的是线性的,有的是非线性的。当预测对象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是线性的,且只有一个影响因素时,就可以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其一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来表述和分析其因果关系;当有两个或多个影响因素同时作用于一个预测对象时,则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 本文就是以多对一的关系,因此,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统计检验。对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其统计检验描述如下: 当预测对象y同时受到多个解释变量x1,x2,...,xm影响,且各个xj(j=1,2,...,m)与y都近似地表现为线性相关时,则可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预测和分析,模型为: 3)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检验 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包括两个方面,即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和回归系数的显著 性检验。 (1)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用于检验被解释变量与所有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回归模型总体函数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其实质就是判断回归平方和与残差平方和之比值的大小问题,可以通过方差分析的思想,构造f统计量来进行检验,f检验是用来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总体效果。 (2)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 回归方程总体显著并不意味着每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是重要的,还需要对每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通过构造t统计量来进行, 4)残差正态性检验 残差e是随机扰动项ε的体现。对残差进行分析的目的是检验随机扰动项是否服从经典假设。残差分析的内容包括残差正态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异方差检验等。本文应用残差的累计概率散点图进行残差正态性检验。 5)异方差检验 异方差常常表现为残差随某个解释变量取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检验随机扰动项是否存在异方差可以通过绘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散点图来简单的判断。如果散点图呈带状分布,则不存在异方差;如果随着解释变量的增大,被解释变量波动逐渐增大或减少,则很可能存在异方差的现象。实践中,常常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消除异方差。 7)多重共线性检验 所谓多重共线性是指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或接近线性关系的现象。多重共线性常常会导致回归系数方差增大,从而使得t检验难以通过。用spss检验多重共线性共有四种方法:容忍度、方差膨胀因子、条件指数和方差比例。本文选用条件指数和比例方差这两种方法来检验共线性。 (2)方差比例 通过对解释变量协差阵进行矩阵分解,协差阵的每个特征根可以解释各个解释变量方差的一部分。若对于几个不同的解释变量,某个特征根能够解释的方差比例都很高(一般认为都超过50%),则可以认为这几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共线性。 需要注意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构建中,可能会遇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如果变量完全相关,则不存在,最小二乘法失效。应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系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自变量之间为不完全的线性相关。如果这种相关程度较低,其影响可以忽略;担任若高度相关时,则回归系数无效或无意义,因而所建模型无效或无意义。这时应该选择其他新的自变量以替代相关的变量或采用其他方法来建立模型。在本文中就是采用其他新的自变量,从模型中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在这里剔除的是意义相对次要的变量。 数据分析论文:作为市场化的人口流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内容提要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等有关资料,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决定因素,及其与市场化改革之间的关系。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中国大规模人口迁移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区别一般迁移理论的独特之处。伴随经济增长的市场化改革程度和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是决定人口迁移基本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将起到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促进持续经济增长的双重作用。 「关键词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市场化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围绕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20世纪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的确定,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村居民没有政府的许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动,劳动和人事部门通过计划来控制劳动力跨部门流动。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其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meng,2000)。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扩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并成为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执行时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一、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lewis ,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转入正规部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费尔茨(fields,1974)认为,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随着劳动力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托达罗理论,城市失业率上升将起到减缓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依据费尔茨的观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似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托普尔(topel ,198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1970~1980年,美国东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23%,同时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同期,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必然对人口与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城市就业环境变化也为我们观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首先,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i 等,2002)。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间不平衡,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2000年,92.1%进出口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9%和4.6%.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那样,较大的迁移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弱化了社会网络关系和目的地的就业信息,减少了迁移者的收益预期,因此,迁移距离上升降低了迁移发生概率。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从省内向省外的渐进过程,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 ,1969)认为,迁移存量对人口在地区之间迁移扮演着社会网络的作用。先前的迁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对后期的迁移产生影响。蔡f ǎng@①(cai ,1999)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形成分阶段迁移。 第三,尽管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市场化改革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城市就业环境变化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影响。随着国有企业亏损和非国有部门扩大,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和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展开就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走还是留”,取决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状况,而且其决策通常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与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况(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临时就业、等待得到正式部门就业机会),以及sethuraman(1981)观察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多数迁移者将他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视为永久性的)都有显著差异。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外商投资较快的地区,市场力量日益显现,迁移受到鼓励。 二、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同时,要素市场发育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东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而且市场发育迅速,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至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cai 等,2002)。表1显示了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状况的长期变化。1987~2000年,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区内部迁移(其中主要是省内迁移)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移比例。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比例则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提高,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中西部正好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趋于下降,中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迁移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比例不断上升。 注:(1)从统计口径上看,1987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镇和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1年以上的市、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5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区、县之间的迁移人口;200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乡、镇、街道之间的迁移人口。(2)全部迁移人口包括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同年份在迁移时间规定和迁移范围上的差别对地区之间分布会带来一定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迁移流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资料显示,全部迁移人口数量为1246万,占总人口的10.6%,其中省内迁移为7.7%、跨省迁移为2.9%.在总迁移人口中,省内迁移的比重始终很高,为73.4%.当我们描述跨省迁移的流向时,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移目的地的倾向更加明显。表2给出了三类地区跨省迁移比例的空间交叉分布。2000年,东部地区跨省迁移近65%集中在东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84%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68%集中在东部地区。从时间趋势上看,1987~2000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上升将近24%,后者比前者高出9个百分点。 从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迁移可以被划分为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四种主要类型。从这种类型划分来观察地区间迁移的流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转轨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从全国来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目前迁移的主要形式。2000年,两者合计占总迁移人口的77.9%,而且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比重(40.7%)大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37.2%)。农村到农村的迁移比重较低,仅占全部迁移的18.2%.而城市到农村的迁移比例最低,不到总迁移人口的1/25.从时间趋势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所占比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比重略呈下降趋势。 三、迁移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在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早期的迁移模型将重力迁移模型和就业为目的的迁移模型合二为一,假定迁移数量不仅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和迁移距离有关,而且取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工资和失业率的比较。通常,采用下列双对数模型来分析这些因素对迁移流向的影响(lowry ,1966;greenwood ,1969;fields,1979)。即:。式中,m 为迁移率,x为影响迁移流向的各种因素,d 为迁移距离,i ,j 分别为迁出地和迁入地。 舒尔茨(schultz ,1982)认为,人口变量反映的是其他影响迁移而没有在模型出现的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它没有行为学上的意义。由于迁移是人口增长的一部分,在迁移实证模型中引入人口规模会带来计量上的共同偏差(fields,1979)。而且,由于迁移存量实际上是人口规模的一部分,如果在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将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大大降低回归参数估计的效率。因此,通常做法是在实证模型中不引入人口变量。 在回归方程的函数形式选择上,费尔茨(fields,1979)认为,迁移决策本质上是在相互排斥的替代方案之间的一种选择,非对称模型比对称模型对人口迁移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此外,双对数线性回归方程还能够消除奇异值和异方差对估计效率的影响,满足理论上就业机会与工资之间的乘积要求,以及提高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等。他选择了滞后解释变量办法来消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采用了所有解释变量数据均为1995年数据的办法来解决迁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资料(10%样本)和微观数据(长表1%样本),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数据处理上,正式出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没有农村向城市跨省迁移劳动力数量及其失业率数据,我们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这些数据。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见表3. 表3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 注:*根据微观数据计算。 迁移率的计算,我们采用格林伍得(greenwood ,1969)的定义,用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0日从省迁到省的人口数,除以1995年11月1日以前住在省的人口数。根据长表计算得到的迁移率,包括了所有年龄段跨省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农村的四种类型迁移人口;用微观数据计算15~64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率。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两个迁移率的平均值都不高(见表3)。 迁移距离为省会之间铁路公里数。中国地域辽阔,铁路是中国跨省迁移的主要交通方式。这点可以从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造成的铁路拥挤状况中得到印证。迁移距离不仅反应了用于直接交通费用的高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迁移所带来的心理成本大小。随着迁移距离增加,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迁移风险也会上升,迁移成本随之增加(schultz ,1982;greenwood,1975)。这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直接用城市工工资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工资率的变量显然不合适。随着收入多元化,相当于实际收入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到名义收入之中,城乡收入在可比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solinger,1995;jefferson ,1992)。奥尼尔(o'neill ,1970)建议采用消费指标来克服收入指标作为工资率变量上的不足。我们利用各省城乡人口作为权重,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加权平均,作为各省的工资率变量,预期工资率对迁移流向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其中,迁入地为正向效应,而迁出地为负向效应。 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都对城乡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进行了统计。1995年调查问卷中有三项指标用来测度劳动力在调查前一周是否处于失业状态:第一项是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二项是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三项是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劳动力。2000年人口普查只包括前两项。据此可以计算得到1995年和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2.2%和3.6%.由于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包括了农村劳动力,这低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分城市、镇和农村的经济活动人口资料,据此计算的城市、镇和农村的失业率分别为9.4%、6.2%、1.2%.利用2000年微观数据计算的城市本地劳动力、城市向城市迁移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9.1%、7.9%和3.6%.如果在迁移模型中忽略了迁移存量,将导致高估其他解释变量对迁移的影响(greenwood,1969)。按照格林伍得的方法,迁移存量应该是以1995年为时点,计算出生在省且居住在省的所有人口。由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只提供了出生后一直住在本地和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等资料,因此,我们采用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人口指标作为迁移存量的变量。本文中长表的迁移存量包括所有人口,微观数据的迁移存量只包括15~64岁的人口。我们预期迁移存量对人口迁移有正向效应。 在分析地区人均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程度通常被看做是影响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barro 和sala-i-martin ,1995;cai 等,2002)。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参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也越高。但是,扭曲的贸易和发展战略也同样起到扩大出口,提高gdp中的贸易份额比重。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国外投资者的选择。从长期来看,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和规避风险,国外企业在其投资过程中要对各地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情况、体制与政策的透明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最终做出投资选择。外资企业进入之后,它利用劳动力市场来解决用人需求,这与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们选择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市场化程度的变量,来分析它们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改革以来,虽然所有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都在增加,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口迁移流向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对市场化改革程度较高是分不开的。 四、回归结果与讨论 方程1~3是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结果,方程4、5是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由于海南、重庆、西藏与其他省会之间距离未能得到,在回归中剔除了这3个地区,长表资料中实际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756个。在微观数据中,由于有些省份的迁移率或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数量为零,取对数后,这些数据变成缺省值,所以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506个。 从表4回归结果看,利用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60%的所有人口跨省迁移的行为;用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30%的跨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行为。表4的非对称双对数迁移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迁入地社会经济变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大于迁出地这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回归方程1~5中大多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t 值,如迁移距离、人均消费水平、失业率、迁移存量等,都达到了1%或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作用方向上与前面的理论预期结果也基本一致。 表4中回归方程1和2的区别是采用了不同的失业率数据,前者是1995年的失业率,后者是2000年的失业率。使用1995年失业率数据虽然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但方程1中迁出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这个结果可能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 1995~2000年,中国城市就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企业大量富余人员被释放出来,城市失业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本地城市职工就业问题,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城市就业保护政策,这势必对以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产生较大影响。迁移者是理性的,如果目的地的就业机会较小,迁移者将选择不流动,以减少迁移风险和成本。这样,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表4迁移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注:(1)采用异方差检验方法(breusch-pagan/cook-weisberg )发现,表中回归方程的依次为:7.85、1.54、1.38、2.80、4.85.我们对回归方程1、5采用robust估计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2)方程1和5的括号内为robust t值,方程2~4括号内为t 值,*代表5%显著性水平,**代表1%显著性水平。 考虑到2000年失业率真实地反映了就业环境的变化,我们以回归方程2为基准,分析不同因素对迁移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距离上升1%,迁移率下降1.08%.受迁移距离的影响,2000年跨省迁移人口比例不到30%,绝大多数迁移人口选择了省内流动。迁移距离在空间位置上是固定的,但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制定合理的交通价格有利于减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 在做迁移决策时,潜在的迁移者不仅要考虑两地之间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还要考虑到就业机会大小。在回归方程2中,迁入地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近4倍,但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3倍以上。迁入地失业率对迁移决策较大的边际影响与迁移者面临的选择有关。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是既定的,迁移者对它别无选择。相反,迁移者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迁入数量就会下降。 目的地的就业信息提供和帮助,对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也证实了这一点。社会网络等非正规信息渠道虽然在迁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 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2,就得到回归方程3.引入这个变量之后,迁移距离和失业率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变化不大,而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发生较大改变。从绝对值来看,方程3中的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小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迁出地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主要是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相关关系导致的结果(注: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6.)。跨省人口迁移比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注:外商直接投资与迁移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之后,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数值下降约50%.为了观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我们利用微观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回归方程4引入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上述发现,即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对迁移者来说更为重要。回归方程5引入了城市劳动力失业率。结果表明,城市失业率对于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率有显著性影响,其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不仅大于回归方程4中失业率的回归系数,而且大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确实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改善城市就业环境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 五、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性。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有助于考察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又能够通过对中国案例研究来拓展迁移理论。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不仅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且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迁移。既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赖于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从而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注:约翰森(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的话,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加快中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可以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使其不仅具有微观理性,而且具有更加理性的宏观后果。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获得“一石二鸟”的功效,也就是讲,它为劳动力流动不断营造同样的发展环境,并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数据分析论文:浅议现金流量表的财务数据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现金流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即使企业有盈利能力,但若现金周转不畅、调度不灵,也将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偿债能力的弱化直接影响企业的信誉,最终影响企业的生存。因此,现金流量信息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正日益受到企业内外各方人士的关注。 一、现金净增加额的作用分析 对现金流量表的分析,首先应该观察现金的净增加额。一个企业在生产经营正常,投资和筹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现金净增加额越大,企业活力越强。换言之,如果企业的现金净增加额主要来自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可以反映出企业收现能力强,坏账风险小,其营销能力一般较强;如果企业的现金净额主要是投资活动产生的,甚至是由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资产而增加的,这可能反映出企业生产经营能力削弱,从而处置非流动资产以缓解资金矛盾,但也可能是企业为了走出困境而调整资产结构;如果企业现金净增加额主要是由于筹资活动引起的,意味着企业将支付更多的利息或股利,它未来的现金流量净增加额必须更大,才能满足偿付的需要,否则,企业就可能承受较大的财务风险。 现金流量净增加额也可能是负值,即现金流量净额减少,这一般是不良信息,因为至少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会受到影响。但如果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正数,且数额较大,而企业整体上现金流量净减少主要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其它长期资产引起的,或主要是对外投资所引起的,这一般是由于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或扩大生产能力或投资开拓市场,这种现金流量净减少并不意味着企业经营能力不佳,而是意味着企业未来可能有更大的现金流入。如果企业现金流量净减少主要是由于偿还债务及利息引起的,这就意味着企业未来用于满足偿付需要的现金可能将减少,企业财务风险变小,只要企业营销状况正常,企业不一定就会走向衰退。当然,短时期内使用过多的现金用于偿债,可能引起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二、对企业现金流量来源和现金流量用途及其风险性,偿还债务和支付股利占净现金流量的比重分析 (一)企业自身创造现金能力的比率。计算公式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现金流量总额。这个比率越高,表明企业自身创造现金能力越强,财力基础越稳固,偿债能力和对外筹资能力越强。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从本质上代表了企业自身创造现金的能力,尽管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筹资等途径取得现金流,但企业债务的偿还主要依靠于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 (二)企业偿付全部债务能力的比率。计算公式为: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债务总额。这个比率反映企业一定时期,每1元负债由多少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所补充,这个比率越大,说明企业偿还全部债务能力越强。 (三)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比率。计算公式为: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流动负债。这个比率越大,说明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越强。 (四)每股流通股的现金流量比率。计算公式为: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流通在外的普通股数。比率越大,说明企业进行资本支出的能力越强。 (五)支付现金股利的比率。计算公式为: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现金股利。比率越大,说明企业支付现金股利能力越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的每股股票就可以获取许多股利。股利发放与股利政策有关。如果管理当局无意于发放股利,而是青睐于用现金流量进行投资,以期获得较高的投资效益,从而提高企业的股票市价,那么,上述这项比率指标的效用就不是很大,因此本比率指标对财务分析只起参考作用。 (六)现金流量资本支出比率。计算公式为: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资本支出总额。公式中“资本支出总额”是指企业为维持或扩大生产能力而购置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而发生的支出。这个比率主要反映企业利用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维持或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能力,其值越大,说明企业发展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另外,该比率也可用于评价企业的偿债能力,因为当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大于维持或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资本支出时,其余部分可用于偿还债务。 (七)现金流入对现金流出比率。计算公式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累计数/经营活动引起的现金流出累计数。这个比率表明企业经营活动所得现金满足其所需现金流出的程度。一般而言,该比率的值应大于1,这样企业才能在不增加负债的情况下维持简单再生产,它体现了企业经营活动产生正现金流量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企业盈利水平高低。其值越大,说明企业上述各方面的状况越好,反之,则说明企业上述各方面的状况越差。 (八)净现金流量偏离标准比率。计算公式为: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净收益 折旧或摊销额)。这个比率表明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偏离正常情况下应达到的水平程度,其标准值应为1.该比率说明企业在存货、应收账款、负债等管理上的成效。其值大于1时,说明企业在应收账款、管理存货等方面措施得当,产生正现金流量;其值小于1时,说明企业在应收账款、管理等方面措施不力,产生了负现金流量。 三、结合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对现金流量表进行全面、综合地分析和运用 现金流量表反映的只是企业一定期间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情况,它既不能反映企业的盈利状况,也不能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但由于现金流量表是连接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纽带,利用现金流量表内的信息与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相结合,能够挖掘出更多、更重要的关于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的信息,从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做出更全面、客观和正确的评价。 (一)现金流量表与资产负债表比较分析 1.偿债能力的分析 在分析企业偿债能力时,首先要看企业当期取得的现金收入在满足生产经营所需现金支出后,是否有足够的现金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在拥有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基础上,可以用以下两个比率来分析: 短期偿债能力=经营现金流量/流动负债 长期偿债能力=经营现金流量/总负债 以上两个比率值越大,表明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越强。但是并非比率值越大越好,因为现金的收益性较差,若现金流量表中“现金增加额”项目数额过大,则可能是企业现在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吸收现有资产,使资产过多地停留在盈利能力较低的现金上,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获得能力。 2.盈利能力及支付能力分析 由于利润指标存在的缺陷,因此可运用现金净流量与资产负债表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作为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盈利指标的补充。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总股本。这一比率反映每股资本获取现金净流量的能力,比率越高,表明企业支付股利的能力越强。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净资产。这一比率反映投资者投入资本创造现金的能力,比率越高,创现能力越强。 (二)现金流量表与损益表比较分析 将现金流量表的有关指标与损益表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以评价企业利润的质量。 1.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比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会计利润之比若大于1或等于1,说明会计收益的收现能力较强,利润质量较好;若小于1,则说明会计利润可能受到人为操纵或存在大量应收账款,利润质量较差。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主营业务收入比较。收现数所占比重大,说明销售收入实现后所增加的资产转换现金速度快、质量高。 3.分得股利或利润及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所得到的现金与投资收益比较,可大致反映企业账面投资收益的质量。 综上分析,现金流量表与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构成了企业完整的会计报表信息体系,在运用现金流量表对企业进行财务分析时,要注意与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相结合,才能对所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得出较全面和较合理的结论。 数据分析论文:电子商务网站营销数据分析技术初探 论文关键词:日志数据 信息技术 数据仓库 联机分析处理 论文摘要:电子商务(ec)在现代商务企业的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掌握更多的商务信息已备受商家们的关注,站点分析技术正是为商家和网站提供了这样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 本文讨论了一些站点分析的相关技术信息和几种网站分析浏览者行为的理论与算法,及数据仓库的相关理论知识。并对站点日志数据进行了实例分析,并指出了站点分析技术发展的方向。 一、绪论 互联网技术不断革新与发展,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革命,从而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互联网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真正属于自己并面对广大网民的信息载体,企业通过这一载体,可以自由地将企业的产品、服务等其他相关信息在线。 电子商务就是网上实行各种商务活动的总包装,种种所谓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实现各种网上商务活动的硬件与软件系统。它将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电子商务的主体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就是对人们的生活、企业的运行的一种模式的一个巨大改变的过程。对于进入虚拟世界的商家而言,仅仅吸引注意力还不行,对它们而言,站点的访问率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还是一种信息,如果网站能够从网络中获得网民的信息并从中分析其行为诱因,那么就容易掌握网民的需求,从而利用互联网去创造更多商机。 电子商务站点用户行为的分析这一问题也因此成为现如今的热门话题,被人们普遍关心起来,尤其是被众商家所重视。web站点的日志数据正以每天数十兆的速度增长。如何分析这些数据,如何从这些大量数据中发现有用的、重要的知识(包括模式、规则、可视化结构等)也成为现在人们最关注的信息。 在此情况下,站点用户行为分析就可为网站或商家提供出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包括站点的受欢迎度的对比、商业广告点击情况总括、产品的反馈信息、站点各种信息的点击情况等等。另外,还可根据不同的页面内容来分类浏览者,以便做出更合理的页面分类,促使网站逐步向个性化、最优化状态发展。这一技术对互联网的发展壮大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它的发展对信息技术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电子商务早期阶段时,web站点数据流分析通常是在主页上安装计数器以及在一个外部日志文件上运行简单的统计程序记录点击率。但是,简单的点击计数既不准确也远未达到营销目的所需的详细程度。因此,各公司开始寻找更先进的分析工具,这类工具可以提供谁在访问公司web站点以及访问者一旦进入站点后将做些什么的全面信息。站点开始分析的地方是web服务器的访问日志。每当用户在站点上请求一个网页时,这个请求就被记录在访问日志中。如:目前有多少用户正在访问站点、他们正在看哪些网页以及他们在站点中呆了多长时间。显然,日志分析和行为概况的正确组合可以对web站点的成功产生直接影响。此外,从日志分析中得到的信息是很难从真实世界中捕获到的,但这些信息却可以较容易地在线收集到。web数据流分析工具的这些最新进展可以使网站获得有关上网客户和他们习惯的详细报告。 二、站点信息统计方法 web页面数据主要是半结构化数据,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半结构化数据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半结构化数据,是一种介于模式固定的结构化数据,和完全没有模式的无序数据之间,在查询前无法预先确定其具体的类型和格式;同时它们相应的数据结构是不固定、不完全或不规则的,即这些数据有的本身就没有结构,有的只有十分松散的结构,有的数据的结构是隐含的,需要从数据中进行抽取。而有时,尽管数据本身是有精确结构的,但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故意忽视它的结构。半结构化数据具有以下五方面的 主要特点: 1.结构是不规则的。包含异构数据、相同的数据信息用不同类型或不同的结构表示。 2.结构是隐含的。如电子文档sgml格式。 3.结构是部分的,有时部分数据根本无结构,而部分数据只有粗略的结构。 4.指示性结构与约束性结构。传统的数据库使用严格的分类策略来保护数据。而指示性数据结构是对结构的一种非精确的描述。它可接受所有新数据,代价是要频繁修改结构。 5.半结构化数据通常在数据存在之后才能通过当前数据归纳出其结构,称之为事后模式引导。模式有时可被忽略,同时数据与数据模式间的区别逐渐消除。 三、数据分析的方法 web页面的数据通常是利用统计模型和数学模型来分析的。使用的模型有线性分析和非线性分析;连续回归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以及时间序列分析等。这些统计分析工具能提供可视化功能和分析功能来寻找数据间关系、构造模型来分析、解释数据。并通过交互式过程和迭代过程用来求精模型,最终开发出最具适应性的模型来将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 知识发现是从数据仓库的大量数据中筛取信息,寻找经常出现的模式,检查趋势并发掘实施。它是分析web页面数据的重要方法。知识发现与模式识别的算法有以下几种: 1.依赖性分析 依赖性分析算法搜索数据仓库的条目和对象,从中寻找重复出现概率很高的模式。它展示了数据间未知的依赖关系。利用依赖性分析算法可以从某一数据对象的信息来推断另一数据对象的信息。例如:在杂货店中,一堆椒盐饼干放在陈列饮料的走道上,这是因为经过依赖性分析,商店认为:很大一部分买饮料的顾客如果在取饮料的路上看到椒盐饼干的话就会购买,因而此种分析影响了商店布局。 2.聚类和分类 在某些情况下,无法界定要分析的数据类,用聚类算法发现一些不知道的数据类或怀疑的数据类。聚类的过程是以某一特定时间为依据,找出一个共享一些公共类别的群体,它称为无监督学习。分类过程,这是发现一些规定某些商品或时间是否属于某一特定数据子集的规则。这些数据类很少在关系数据库中进行定义,因而规范的数据模型中没有它们的位置。最典型的例子是信用卡核准过程,可确定能否按商品价格和其它标准把某一购买者归入可接受的那一类中。分类又称为有监督学习。 3.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通过学习待分析数据中的模式来构造模型。它对隐式类型进行分类。图像分析是神经网络最成功的应用之一。神经网络用于模型化非线性的、复杂的或噪声高的数据。一般神经模型由三个层次组成:数据仓库数据输入、中间层(各种神经元)和输出。它通常用恰当的数据库示例来训练和学习、校正预测的模型,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4.数据挖掘中的关联规则 关联规则是数据挖掘的一个重要内容,通常关联规则反映的是数据间的定性关联关系。如一个商品交易数据库,一条记录表示用户一次购买的商品种类,每个属性(a、b……)代表一种商品,每个属性都是布尔类型的。一条关联规则的例子是:{a、b}{d}[2%][60%],规则的含义是“如果用户购买商品a和b,那么也可能购买商品d,因为同时购买商品a、b和d的交易记录占总交易数的2%而购买a和b的交易中,有60%的交易也包含d”。规则中60%是规则的信任度,2%是规则的支持度。数据挖掘就是要发现所有满足用户定义的最小信任度和支持度阀值限制的关联规则。数据只是定性地描述一个交易是否包含某商品,而对交易量没有定量描述,这种布尔类型数据间的关联规则被称为定性关联规则。但数据记录的属性往往是数值型或字符型的,这些数据间也存在对决策有帮助的关联规则,相对于定性关联规则,这些规则被称为定量关联规则。 另外,数据挖掘目前仍面临着数据质量的问题。由于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来自多个数据源,而在合并中存在很多障碍,如:没有建立合并视图所需的公共关键字;数据值相互抵触;元数据的说明不完备或丢失;数据值的不洁净等等。数据挖掘是在标准化的数据基础上进行的,因而这些都会严重破坏数据的准确性,导致最终决策的失误。所有这些问题都在等待着人们去发掘更好的解决方法。 数据分析论文:色谱数据分析在变压器故障处理中的应用 【摘 要】变压器油的特性之一就是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分解出不同的气体,因此对于运行中的油冷却变压器,色谱数据必须加强监测。油色谱分析是从运行的变压器油中,提取气体的组分和含量用来分析判断变压器是否存在故障以及故障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的一种手段。通过色谱数据分析可以提早发现和解决变压器存在的故障,保证变压器的安全稳定运行。 【关键词】变压器 色谱分析 气体组分 故障 一、色谱数据分析原则 变压器故障大体分为放电性故障和过热性故障,变压器油的分解是由于温度高产生的,不同的故障会导致油不同的温度,而分解的气体也有所差别。 由于故障原因当局部油温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可分解为分子气态物质,如甲烷、乙烷产生在100-150℃以上,乙烯产生在300-600℃以上,而乙炔产生在800-1200℃以上,氢(h2) 多属于故障产生其它气体的“附属品”,有故障便产生氢。 在变压器故障中,只有火花放电或电弧放电时,其局部温度可达1000℃以上,因此我们称c2h2为放电故障的特征气体。 由于种种原因设备内部异常过热,当温度达到300-600℃以上时产生乙烯,且随温度的升高而产生乙烯量也增高,因此我们将乙烯看做过热性故障的特征气体。 变压器所用固体绝缘材料是碳氢氧化合物,在受热时分解产生co、co2、h2,所以把co、co2看做固体绝缘老化的特征气体。通过对变压器油色谱数据分析,分析产生气体的不同组分,进而判断变压器故障的类型,以有助于制定相应的处理和解决方案,维护和保障变压器的安全稳定运行。 二、秦山二厂2号主变a相总烃高的处理 2号主变a相在线色谱装置监测的数据在2011年2月色谱出现增长趋势,甲烷、乙烯、总烃等含量增长趋势明显,增长数值较小,且均在国标注意值范围以内。为确保在线数据的正确性,增加了离线取样的监测,在2月11日和12日两次取样,试验室分析确认色谱数据确有增长,从两天的趋势来看,增长速度并不快。经过讨论,将离线色谱分析周期从3个月缩短至半个月,密切监测色谱数据。根据此数据,绘制趋势图1如下: 图1 2号主变a相油色谱数据趋势 (一)故障原因分析 从系统运行来看,2月6日秦山三厂2#机组主变至500kv联合开关站之间的架空线受山火影响,导致a相接地故障。2号主变a相同样也承受短路故障,从故障录波来看持续时间57 ms,运行电流700a,故障时的电流突变量达到1875a。短路故障发生后,2号主变a相总烃及其它气体有所增长,之后的取样数据又基本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分析故障应该不在主回路,短路时的电动力应是造成某些结构件的松动,导致其接触电阻变大,变压器内部电磁感应而产生的环流在高电阻回路中发生过热。 (二)内部检查处理 根据故障的分析情况,决定在207大修期间对a相主变进行了内部检查,并进行低电压阻抗测量以判断绕组是否存在变形现象。 2号主变a相排油结束后,工作人员进入变压器内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与试验,导电主回路未发现异常,绕组外部的绝缘纸板也没有发现变形。发现的主要缺陷有两个:铁芯夹件与衬板间过热和磁屏蔽多点接地。 (三)处理后运行情况 经过处理后的2号主变a相大修结束后投入运行,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测,在线色谱数据和离线取样色谱数据均表明油中分解的各气体处于稳定状态,没有增长的趋势,缺陷得到了消除。 三、秦山二厂1号主变b相总烃高的处理 2012年5月16日早班化学人员在巡检主变在线色谱时发现 1号主变b相的气体含量突然出现上涨趋势,在109大修冲击送电前总烃约5ppm,4月12日冲击送电,5月20日已经超过了国标的注意值150ppm达到163ppm,5月28日总烃达到360ppm,在7月2日总烃曾达到最高值423ppm,目前总烃值在400ppm上下浮动,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一)故障原因分析 2012年4月12日1号主变109大修后冲击送电,冲击时b相励磁涌流最大达1950a,4月13日在线色谱显示出现乙炔,总烃由冲击前6ppm升至8ppm,4月30日机组并网开始升功率,5月4日晚机组达满功率,5月5日在线色谱显示b相总烃增长较大,5日一天从凌晨1:50到晚19:49 b相总烃由14.25ppm增长到41.69ppm,在线色谱中乙炔含量自产生后无明显变化,试验取样化验乙炔含量有增长趋势,24日早总烃含量己达304ppm。从色谱数据分析的结 判断可能的故障在铁芯框架,冲击引起松动,从而导致接触电阻过大,漏磁产生的环流使内部局部温度过高。判断造成总烃升高的原因为,冲击送电时励磁涌流造成铁芯振动,引起铁芯结构件松动,进而使铁芯结构框架各支路中的电流分配不平衡,造成某点过热,引起总烃升高,保变专家分析认为故障点很可能存在于铁芯拉板与夹件间的导电铜螺栓。从总烃的趋势及组成分析,缺陷不在铁芯和主电气回路上,缺陷不涉及固体绝缘。和前述的2号主变a相总烃的原因类似,运行过程中过热点的阻值很不稳定,极有可能变化,目前1号主变b相总烃值趋于稳定,表明内部过热点已经转变。 (二)后续行动 总烃值还应加强监测,看是否还有变化,另应做好下次大修进行检查处理的准备工作,消除缺陷。目前已做好内检的方案和相关备件的准备工作。 四、结语 在油冷变压器运行过程中,在线色谱监测及色谱数据分析对于油气中各种组分的分析能够真实有效反映变压器的内部过热或放电性情况,这对于尽早发现设备内部过热或放电性等潜伏性故障以及预防变压器内部过热或放电性故障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实际意义。 数据分析论文:通信网管数据分析与应用 摘 要:随着我国移动通信的迅猛发展,设备品种逐步增多,容量迅速增大,网管信息化的应用,积累了海量数据,本文结合自己在实际网管数据分析与应用中的经验,针对数据采集与整理、数据存储与查询、数据挖据三个过程积累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关键词:网管数据;数据挖掘;物化视图 1 引言 随着我国移动通信的迅猛发展,设备品种逐步增多,容量迅速增大,网管信息化的应用,移动通信行业信息化进程得到巨大发展和广泛应用,运营网络系统、综合业务系统大量的历史数据。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海量数据在原有的作业系统中是无法提炼并升华为有用的信息并提供给业务分析人员与管理决策者的。因此如何应用这量信息,给信息化工作者提出了挑战,我作为一名移动行业信息化工作者,结合自己在实际网管数据分析与应用中的经验,主要在数据采集与整理、数据存储与查询、数据挖掘三方面与大家探讨一下。 2 数据采集与整理 2.1 文本格式ftp传输 网管系统在每天定时将前一天的数据文件上传到指定的ftp服务器。数据文件为后缀txt的文本文件,指标之间的间隔符为“|”,指标按照第三节模板中定义的顺序排列,一条记录为一行。因为网管数据往往较大,为了提高传输速率及节省空间,建议将数据进行压缩处理。 2.2 数据按接口规范导入数据库 应用程序定时将网管数据解压缩,通过xml配置文件制定数据导入的规范,如下: 配置文件中规定了读取字段位置及存入数据库的字段名称,同时check中制定了数据的验证规则。如rang min=“0” max=“22”表示取值范围为0—22,如果超出该范围的数据则直接丢弃。 2.3 数据处理采用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stored procedure)是在大型数据库系统中,一组为了完成特定功能的sql 语句集,经编译后存储在数据库中,用户通过指定存储过程的名字并给出参数来执行它。他有如下优点: ⑴提高数据库执行效率。使用sql接口更新数据库,如果更新复杂而频繁,则需要频繁得连接数据库。 ⑵提高安全性。存储过程作为对象存储在数据库中,可以对其分配权限。 ⑶可复用性。 3 数据存储与查询 网管数据往往是海量的,每一统计数据的一天数据都能轻易达到千万级,因此在存储过程中要重复利用数据的技术性能。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主要应用了oracle数据库。下面简单介绍我们主要采用的技术手段。 3.1 表分区 区致力于解决支持极大表和索引的关键问题。它采用他们分解成较小和易于管理的称为分区的片(piece)的方法。一旦分区被定义,sql语句就可以访问的操作某一个分区而不是整个表,因而提高管理的效率。分区对于数据仓库应用程序非常有效,因为他们常常存储和分析巨量的历史数据。 ⑴增强可用性:如果表的某个分区出现故障,表在其他分区的数据仍然可用; ⑵维护方便:如果表的某个分区出现故障,需要修复数据,只修复该分区即可; ⑶均衡i/o:可以把不同的分区映射到磁盘以平衡i/o,改善整个系统性能; ⑷改善查询性能:对分区对象的查询可以仅搜索自己关心的分区,提高检索速度。 如我们可以按时间字段对导入数据进行分区,网管数据较大,一般一个月就需要一个分区。 3.2 索引技术 在关系数据库中,索引是一种与表有关的数据库结构,它可以使对应于表的sql语句执行得更快。但对于现在的各种大型数据库来说,索引可以大大提高数据库的性能。有两种类型的分区索引,全局索引和本地索引,使用本地索引,不需要指定分区范围因为索引对于表而言是本地的,当本地索引创建时,oracle会自动为表中的每个分区创建独立的索引分区。 3.3 物化视图 物化视图是包括一个查询结果的数据库对像,它是远程数据的的本地副本,或者用来生成基于数据表求和的汇总表。物化视图存储基于远程表的数据,也可以称为快照。使用物化视图可以实现视图的所有功能,而物化视图确不是在使用时才读取,大大提高了读取速度,特别适用抽取大数据量表某些信息以及数据链连接表使用。 4 数据挖掘 4.1 利用最小二乘法实现数据的 元线性回归 最小二乘法可以用来处理一组数据,可以从一组测定的数据中寻求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这种函数关系称为经验公式。能够寻求x与y之间近似成线性关系时的经验公式。假定实验测得变量之间的n个数据(x1,y1),(x2,y2),…,(xn,yn),则在xоy平面上,可以得到n个点pi(xi,yi)(i=1,2,…n),考虑函数y=ax+b,其中a和b是待定常数。如果pi(i=1,2,…n)在一直线上,可以认为变量之间的关系为y=ax+b。但一般说来,这些点不可能在同一直线上。记ei=yi-(axi+b),它反映了用直线y=ax+b来描述x=xi,y=yi时,计算值y与实际值yi产生的偏差。当然要求偏差越小越好, 但由于ei可正可负,因此不能认为总偏差 时,函数 就很好地反映了变量之间的关系,因为此时每个偏差的绝对值可能很大。为了改进这一缺陷,就考虑用 来代替 。但是由于绝对值不易作解析运算,因此,进一步用 来度量总偏差。 因偏差的平方和最小可以保证每个偏差都不会很大。于是问题归结为确定y=ax+b中的常数a和b,使 为最小。用这种方法确定系数a,b的方法称为最小二乘法。 4.2 数据自动修正算法描述 首先选择时间上最接近当前的14天的数据,加权平均为x,然后按照1.2x x 0.8x的约束,进行筛选,这样新建站、数据异常等影响就会被消除。预测使用修正后的数据进行计算。 4.3 本地网预测修正 在本地网总趋势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同期的趋势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修正。 4.4 单小区预测修正 在小区预测的基础上,利用本地网总趋势进行修正。修正过程为小区预测话务量与本地网预测话务量已载频数做加权平均。 5 技术架构 5.1 多层分布式架构方案 系统采用三层结构,将不同模块分别运行在不同的服务器上共同来精算系统的功能。每一种模块还可以再拆分在不同的服务器上运行实现负载分担,因此系统可以根据需要和用户的使用模式进行定制。这种结构具有比较大的灵活性。系统功能发生改变的时候,可以分模块单独部署,减少后期维护开发的工作量。 5.2 j2ee主流开发技术 表示层为整个系统提供外部展现,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定制程序的操作流程。提高用户的使用感受。跨业界最广泛的操作系统环境,提供全j2ee编程模式,包括ibm os/400,linux,ibm aix,microsoft windows,hp-ux及sun solaris操作环境支持。最新的j2ee开发框架,大量的实际开发案例。系统符合最新的web 2.0规范,提高系统的相应速度。通过简单的应用编译和部署来最大限度降低管理要求。 数据分析论文:1996-2004中国面板数据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1996—2004年中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及其他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养老金支付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显著地区差异,东西部地区养老金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而中部地区,养老金支付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都呈“塌陷”态势。因此,根据地区特点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相当重要。 关键词:养老金/工资替代率/区域经济增长 一、引言 长期以来,有关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清晰地分为两派:奉行“瓦格纳法则”的公共经济学派和遵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派。前者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如其他财政支出一样是一种行为变量,会随产出增加而增加;后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支出是外生的公共政策工具,转移支付完全可以成为抑制短期经济波动的稳定器。从一般意义上讲,实施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并不以促进经济增长或改善经济运行为目标,其主旨在于保护弱势群体,构建社会安全网。但只要可能,都会考虑最小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在不牺牲社会保护目标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只有运行良好的经济才能提供足够的老年保障。 当中国经济经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高通胀、高增长和软着陆后,政府尝试各种手段拉动内需。1996-2004年,全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福利费用总额由1797.69亿元增加到4814.85亿元,年均增长13.60%;离退休退职人员离休金、退休金、退职生活费用(下统称养老金)总额由1552.20亿元增加到 4249.75亿元,年均增长12.50%;人均养老金由4923元增加到9090.20元,年均增长率9.41%。扩大社会保障支出,提高离退休退职人员待遇,似乎不仅仅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本身的需要。1996年起,养老、失业、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养老金的转移支付性质进一步加强。为保证所需资金,1998年起,中央对财政困难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给予补助,地方财政对基本养老基金收支缺口给予补助。1998-2004年,中央财政列支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从14.15亿元增长到 195.66亿元,地方财政列支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从 135.86亿元增长到1328.84亿元。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其人均保险和福利费用以及人均养老金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东部。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相同?我们有必要弄清以上问题并展开地区间的比较研究,这对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意义深远。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概述相关理论和文献;第三节描述1996-2004年中国离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工资替代率及经济增长指标的地区差异;第四节构建模型、分地区检验模型及系数显著性;最后在第五节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主张。 二、现有理论和文献 狭义的社会保障是指老年、遗属、伤残等社会保险缴费与收益计划,且鉴于时间和截面数据的可获得性,多数国外理论研究都以公共养老金水平代表狭义的社会保障水平(galenson,1968;feldstein, 1974;bellettini和ceroni,2000;等等),并常用工资替代率即养老金水平与工资水平之比进行定义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平程度。由于社会保障在重新配置资源的同时调整了人们的消费、储蓄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因此关于社会保障产出效应的研究众多,其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讨论集中在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社会保障产出效应是否存在程度差异。 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研究的主线之一是社会保障——消费与储蓄——经济增长。自harrod(1948)谈论“峰值储蓄”之后,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在工作期间为退休时期的消费进行储蓄的重要性。社会保障的潜在效应虽然被ando和 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假说所忽略,但他们已经将社会保障财富变量加入消费方程。feldstein (1974)则运用该假说,通过构建包含持久收入、未分配利润、不含社会保障财富的家庭财富和社会保障家庭财富变量的消费函数分析了美国1929-1971年(不含1941~1946年)的社会保障、个人储蓄和资本形成关系,认为: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具有“资产替代效应”和“退休效应”,个人净储蓄取决于两者之和,社会保障会通过挤出私人储蓄减少资本积累。不过,社会保障通过挤出私人储蓄减少资本积累并不能直接说明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何况feldstei。(1974)的研究遭到了质疑和挑战 (leimer和lesnoy,1982)。smith(1975)认为实际人均gdp的增长与除去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存在负相关,如果考虑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公共支出的话,相关关系微弱且不显著,但至少说明一个国家征税并进行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无害。singh和 sahni(1984)尝试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研究了 1950~1981年印度的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溢出和反馈两重效应,“瓦格纳法则”和“凯恩斯主义”均不适用。自ban。(1990)构建内生增长模型研究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率关系后,不少经济学家又从社会保障收入关联缴费受益机制寻觅到另一条研究路径,那就是,社会保障——代际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becker(1990)认为,社会保障是一种社会契约,年青一代向老一代转移资源回报老一代曾给予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很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bellettini和 berti ceroni(1999)认为,在财政政策是代际博弈所内生决定的情况下,与工资指数挂钩的养老金收益会激发人们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热情,因为这种投资会增加私人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进而增加养老金。而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能减少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的动态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lambrecht(2005)在蕴含教育投资和遗赠的叠代模型研究了非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当家庭面临预算约束无法实现最优教育投资时,非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社会保障产出效应的异同,学者们莫衷一是。galenson(1968)研究了20个发达国家、10个次发达国家和10个不发达国家 1955~1964年的数据。就20个发达国家看,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非常显著,它们可以解释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且劳动的贡献率大于资本的贡献率,但很难判断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就10个次发达国家看,资本变量对经济增长更具解释力,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关系相对明显,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都在趋于成熟,最容易创新和从人力资本投入要素增长上获益;就10个不发达国家看,资本、劳动和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不明显。其结论就是:当经济处于发展的较高阶段时,国家完全有能力提供社会保障,但并不会对经济增长形成贡献;当经济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时,社会保障难以被提供,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小;当经济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对那些已经实现自我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社会保障对提高生产力具有巨大潜力。实际上国别研究的结论极为不一致。比如同是研究oecd国家,都是把实际gdp或实际人均gdp作为因变量,一些研究就认为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smith,1975;landau,1985;hansson和herrenkeson,1994),一些研究则认为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sala-i-martin,1996;bellet- tini和ceroni,2000)。到底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仍无定论。sala-i-martin(1996)在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趋同和趋同问题中考察了初始gdp水平、政府支出占gdp比例、总投资占gdp比例、除国防和教育以外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以及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占gdp比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bellettini和ceroni(2000)分析了61个国家1970年到1985年的截面和面板数据,考虑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政府消费支出占名义gdp的比例、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占名义gdp的比例、用于描述被扭曲程度的黑市贴水对数、投资(包括私人和公共)占实际比例、按当前国际价格计算进出口占比例等多个变量,认为只要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统计相关,那一定是正相关,但相关程度不一。在贫困国家,社会保障支出较低,相关系数更强。可见,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经验角度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没有定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社会保障产出效应差异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gupta等(2005)在研究低收入国家财政政策和公共支出结构时引入转移支付变量,认为增加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工资和公共转移支付,至少在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的经验研究多集中在如何以一定的经济增长保证社会保障改革,甚至于认为要求gdp增长的压力之一来自社会养老保险,因为未来25年养老金缺口预计将达到1.8万亿人民币,年均缺口 700多亿(周天勇,2004),而对于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也存在产出效应研究不足。不过,有关公共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逐步增多,总体结论都是政府的转移支付和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郭杰,2003),20世纪90年代实行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欧阳志刚,2004),且教育投入、公共卫生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差异(陈浩等,2004;王远林等,2004;胡永远等,2004)。同时,少数学者也开始关心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林治芬(2002)研究了全国各地区的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比重两项指标,发现: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其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名次与其经济实力排名顺序基本一致;辽宁、天津、重庆、黑龙江、吉林、青海等地,其经济发展的名次靠前,但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名次却明显靠后 (比重庆);西藏、贵州、广西、四川、甘肃地区,虽然经济比较落后,但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却跃到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值区间。数据表明: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但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一个因素,与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关联度也很高。尽管理论界没有论证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通过完善保障体系促进国内消费的观点却相当盛行。政府部门认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之一(《人民日报》1999年11月29日)。国家制定的“两个确保”的方针——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和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不仅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描述性统计 如同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一样,中国的老年保障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不过并非由东至西梯度递减,而是呈u型分布,中部地区明显塌陷。这可以从区域间差异、省份间差异以及区域内的省际间差异进行分析。 区域数据表明(见表1):就相对待遇水平看, 1996-2004年8年间,东中西部养老金工资替代率平均数分别为63.37%,76.63%和79.93%,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工资替代率最低,中部次之,西部最高,梯度递减吻合工资替代率随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而自然下降的规律;但就绝对待遇水平看,东中西部离退休退职人员人均保险和福利费用水平分别为8262.23元/人、6767.09元/人、 8844.93元/人,人均养老金水平分别为6907.67元/人、5900.71元/人、7714.40元/人,经济发展水平(以实际人均gdp简单衡量)在西部之上的中部其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离退休退职人员人均保险福利水平和人均养老金水平均低于西部。可见,工资替代率递减只是中部地区工资水平和养老金水平“双低”的结果。 研究各省份数据发现(见表2):就离退休退职人均养老金看,1996年到2004年,西藏、青海的最高,其次是浙江和新疆,中部省份最低;就工资替代率看,由高到低,排名前三位的是新疆、西藏、贵州,分别为88.52%、88.13%和86.90%,上海最低,为 41.99%,其次是广东和北京。全国31个省份的平均工资替代率为72.44%,东部12个省份中除河北山东外有10个省份工资替代率低于全国平均资替代率;中部9个省份除黑龙江和湖南外有7个省份的工资替代率高于全国平均工资;西部10个省份除重庆、四川、宁夏外有7个省份的工资替代率高于全国平均工资。这既是国家给予西部政策倾斜的结果,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长期以来,国家在部分西部省区实施“高工资高福利”政策,比如:国家财政一直对西藏进行补贴,西藏是唯一实行全民医疗保障的省份,其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待遇水平和养老金居全国第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待遇水平也一直较高。如果剔除西藏,西部的工资替代率迅速下降近2个百分点。同时,标准差、峰度系数、偏度系数也显示西部省际间的差异最大、而中部最小(如表1)。进一步研究工资替代率的变化还发现:1996—2004年9年间,全国的工资替代率平均下降1.55%,东部和中部平均下降速度相差不大,西部下降最慢,仅为1.38%。显然,工资替代率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如同经济水平的差异一样是不争的事实。值得研究的是,欠发达地区相对较高的保障水平对经济增长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四、计量分析 对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经常从生产函数入手,从物质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来分析各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涉及到的因素有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积累、劳动人口数量、劳动力质量、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bellettini,c ceroni,2000;barro, 1991;dewan。2001;等等)。多数研究选取gdp或人均gdp的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构建线形、对数线形或双对数线形模型,运用ols、gls、gmm方法进行分析检验。本文借鉴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研究,选取下列控制变量,建立经济增长(以gdp的增长率来衡量)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a1到a7均为待估参数,εi,t代表随机误差,各变量的含义说明(见表3): 因为只根据样本本身对其自身特征进行分析,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区域内的省份间差异存在,异方差很可能对估计式存在影响,序列相关可能导致估计式有偏,因此,采用广义最小二乘 (g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如表4,由于兼顾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及样本数量关系,全国的回归方程的系数稳定性较好。政府支出占总产值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进出口总额比例、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在1%水平显著相关,各变量的系数的符号都符合经济预测。其中,经济增长速度同政府干预负相关,与投资率、开放程度、就业率等正相关。而社会保障水平在1%的概率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就分地区数据看,在东部,地区开放程度、投资率、人力资本存量、就业率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其系数均在5%以下的概率水平上与 gdp增长率正相关,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而养老金总额占cdp的比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对中西部而言,在各控制变量中,投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最为显著,其次是地区开放程度,在 10%概率水平上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考虑到社会保障水平,在西部,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而在中部,社会保障在1%概率水平上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且其回归系数远大于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相对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言,社会保障对中部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经验研究一方面验证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下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这一命题;一方面更引发了如何缩小地区差异和贫富差异的理论思考。我们熟知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在不同水平上起步的,经济增长的区域差距长期存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发展更成为一个“零和博弈”,在增长的同时,经济个体的贫富差距和经济总量的区域差距逐渐拉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因此从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根据地区特点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相当重要。 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成熟。尽管工资替代率是一个随工资水平上升而自然下降的过程,部分省市的工资替代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是一个无可厚非的正常现象,但在社会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要特别关注老年人贫困,在政策重心应放在“低保”人群的同时,尽可能地让老年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水平偏低,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业集中在政府部门,因此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较高。“吃饭财政”从某些角度讲影响了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过高的工资替代率很有可能滋生劳动力市场的败德行为。目前,中部的问题最为严重。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逐步丧失了原有的产业优势、区位优势、体制优势、地域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等,成为政策边缘化地区。其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也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社会保障看,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是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联动效应还是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中部均成“塌陷”态势。分析这种“塌陷”的根源和内在机制,是研究中部振兴的重要方面。虽然中部崛起理论已经被明确提出,但短期内构建新的发展优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在加大二次分配力度的同时,更需要做大整个财富蛋糕。这才有可能真正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发展。 数据分析论文:探讨统计数据分析体系中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与比较 一、数据统计分析的内涵 数据分析是指运用一定的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而获得解决管理决策或营销研究问题所需信息的过程。所谓的数据统计分析就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在实际的市场调研工作中,数据统计分析能使我们挖掘出数据中隐藏的信息,并以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最终指导决策的制定。 二、数据统计分析的原则 (1)科学性。科学方法的显著特征是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解释的客观性,数据统计分析作为市场调研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具有同其他科学方法一样的客观标准。(2)系统性。市场调研是一个周密策划、精心组织、科学实施,并由一系列工作环节、步骤、活动和成果组成的过程,而不是单个资料的记录、整理或分析活动。(3)针对性。就不同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而言,无论是基础的分析方法还是高级的分析方法,都会有它的适用领域和局限性。(4)趋势性。市场所处的环境是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5)实用性。市场调研说到底是为企业决策服务的,而数据统计分析也同样服务于此,在保证其专业性和科学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现实意义。 三、推论性统计分析方法 (1)方差分析。方差分析是检验多个总体均值是否相等的一种统计方法,它可以看作是t检验的一种扩展。它所研究的是分类型自变量对数值型因变量的影响,比如它们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关联性的程度等,所采用的方法就是通过检验各个总体的均值是否相等来判断分类型自变量对数值型因变量是否有显著影响。(2)回归分析。在数据统计分析中,存在着大量的一种变量随着另一种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这种对应的因果变化往往无法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描述,只有通过大量观察数据的统计工作才能找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规律,解决这一问题的常用方法是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是从定量的角度对观察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和归纳。 四、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1)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描述两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和方向的一种常用的统计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事物之间有相关关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也可能仅仅是伴随关系;但如果事物之间有因果关系,则两者必然存在相关关系。(2)主成分分析。在大部分数据统计分析中,变量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人们自然希望找到较少的几个彼此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来众多变量的信息。所谓的主成分分析就是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很显然在一个低维空间识别系统要比在一个高维空间容易的多。(3)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目的是使数据简单化,它是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根据不同因子,对变量进行分类。这些因子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而原先的变量是可观测的显在变量。(4)聚类分析。在市场调论文联盟//研中,市场细分是最常见的营销术语之一,它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市场分割为不同的族群,并使族群之间具有某种特征的显著差异,而族群内部在这种特征上具有相似性。聚类分析就是实现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根据聚类变量将样本分成相对同质的族群。聚类分析的主要优点是,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全面的综合分析,归类比较客观,有利于分类指导。(5)判别分析。判别分析是判别样品所属类型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若在已知的分类下,遇到新的样本,则可利用此法选定一种判别标准,以判定将该新样品放置于哪个类中。由定义我们可以知道判别分析区别于聚类分析的地方,而在判别分析中,至少要有一个已经明确知道类别的“训练样本”,从而利用这个数据建立判别准则,并通过预测变量来为未知类别的观测值进行判别。与聚类分析相同的地方是,判别分析也是利用距离的远近来把对象归类的。 数据分析论文:环境空气检测数据分析及处理方法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同时伴随着而来的是环境质量的下降,现在城市空气质量问题屡亮红灯,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的质量。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在环境空气检测方面人工检测的越来越少,自动检测的越来越多,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本文分析环境空气检测的数据,对一些异常数据的检测判断分析,以及对这些异常数据该如何正确的处理。 关键词:环境空气检测;数据分析;处理方法;异常数据 环境空气自动检测系统早已在空气质量检测中运用娴熟,在我国的各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检测得到广泛的运用。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是基于干法仪器的生产技术,利用定电位电解传感器原理,结合电子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研制、开发出来的最新科技产品,是开展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的理想仪器。 目前,我国有上百个城市都运用了此系统来进行城市空气质量的检测。但是,这个系统也并不是百利无一害的,因为检测中会面临一些气候异常现象、还有设备的维修、断电现象,诸如此类的现象会导致环境空气自动检测系统出现一些异常数据,这就需要工作人员对这些异常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检测数据的标准化。 1环境空气自动检测系统的组成部分 环境空气自动检测系统可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24小时自动连续检测。该系统由检测中心站、检测子站和质量保证实验室组成。其中空气环境检测子站包括采样系统、气体分析仪器、校准装置、气象系统、子站数据采集等。子站检测的数据通过电话线传送至环境检测中心站进行实时控制、数据管理及图表生成。 检测的项目为:so2、no、no2、nox、co、o3、pm10、气象的五个参数(即:风向、风速、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力)子站计算机可连续自动采集大气污染监测仪、气象仪、现场校准的数据及状态信息等,并进行预处理和贮存,等待中心计算机轮询或指令。采样集气管由采样头、总管、支路接头、抽气风机、排气口等组成。远程数据通讯设备由调制解调器和公用电话线路组成,有线调传或直接使用无线pc卡(支持gprs)。 2异常数据 环境空气自动检测系统在24小时无人值班的情况下检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异常数据。据统计,我国每年实时检测的上万个检测数据中有0.95%——3.18%的异常数据,这些数据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2.1可预知的异常数据 有的异常数据是因为仪器自身出现的故障、断电等问题产生的,这种可预知的数据一般而言是不需要进行分析的,这种可预知的异常数据被视作为无效数据,不参与均值计算。 2.2数据出现负值 出现负值的数据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检测的环境中气体浓度极低,接近于仪器的零点值,这个时候会因为仪器的零点漂移而产生负值的数据。第二种是因为仪器本身的故障导致的负值,这种就作为无效数据,不予分析。 2.3数据在零值附近徘徊 单个检测子站的某项污染物的浓度出现极高值时,就会导致数据在零值附近徘徊5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要根据周围的环境、气象、风向等来分析判断。 2.4突然产生的异常数据 有的时候,当外界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时就会导致检测的数据突然的发生异常情况,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发生突然的空气污染问题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空气中某一 或者几种大气污染物的浓度突然的急剧增加。这种情况需要工作人员根据当地的环境和以往的经验进行判断分析数据,对出现的异常数据进行正确的取舍,将无效的数据不参与均值计算。 3处理方法 子站临时停电或断电,则从停电或断电时起,至恢复供电后仪器完成预热为止时段内的任何数据都为无效数据,不参加统计。恢复供电后仪器完成预热一般需要0.5~1 小时。 对于低浓度未检出结果和在监测分析仪器零点漂移技术指标范围内的负值,应该取监测仪器最低检出限的1/2 数值,作为检测结果参加均值计算。 有子站自动校准装置的系统,仪器在校准零/跨度期间,发现仪器零点漂移或跨度漂移超出漂移控制限,应从发现超出控制限的时刻算起,到仪器恢复到调节控制限以下这段时间内的检测数据作为无效数据,不参加均值计算,但要对该数据进行标注,作为以后的参考数据保留。 对于手工校准的系统,仪器在校准零/跨度期间,发现仪器零点漂移或跨度漂移超出漂移控制限,应从发现超出控制限时刻的前一天算起,到仪器恢复到调节控制限以下这段时间内的监测数据作为无效数据,不参加统计,但对该数据进行标注,作为参考数据保留。 在仪器校准零/跨度期间出现的异常数据作为无效数据,不参加统计,但应对该数据进行标注,作为以后仪器检查的依据予以保留。 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给城市环境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环境的保护很重要的根据就是环境空气检测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依据。而在环境空气检测系统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异常数据。对这些异常数据,先判断是否是因为仪器自身的故障而产生的数据,排除这些无效的数据之外的异常数据,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寻找出出现异常数据的原因,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保证环境检测系统能够健康安全的运转下去,为环境保护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数据分析论文:中国青少年发展状况统计数据分析报告 【摘 要 题】青少年社会调查 【正 文】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青少年人口群体。统计表明,2003年中国14~35岁人口有4.65亿,占总人口的36.25%。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青少年都是民族的未来与希望。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现在的青少年是变革的弄潮儿、受益者和风险承担者,他们正在经历着我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发展变化的速度很快。客观、准确地了解和掌握青少年的现状,才能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的政策,从而正确引导青少年,把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本报告主要是依据统计数据对近年来中国青少年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所采用的数据均为撰写本报告时(截至2005年7月31日)中国青少年发展状况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在本报告中青少年采用14~29岁和14~35岁两种年龄统计口径。 一、青少年人口状况指标 1.青少年人口总数及比重 200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14~29岁青少年共有311,217,923人,占总人口的24.25%。其中男性158,338,086人,女性152,879,837人,分别占总人口的12.34%和11.91%,性别比为103.57。14~35岁青少年共有465,259,674人,占总人口的36.25%。其中男性235,453,157人,女性229,806,517人,分别占总人口的18.34%和17.90%,性别比为102.46。 2.青少年人口性别年龄构成 分性别年龄结构反映的是男女不同性别人口的年龄分布情况。2003年中国青少年分性别人口的年龄分布基本一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其总人口中都是30~35岁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14~20岁人口。人口年龄结构在20~30岁之间出现凹陷,除了自然的人口变动规律(如受人口惯性发展的影响)以外,与该年龄人群的漏报也有较大关系。因为这一年龄段人群处于流动活跃时期,而流动人口的漏报是统计中很难避免的。同时,我国军人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年龄段,而军人人数是不在统计数据中反映的,这也加大了凹陷的程度。 3.青少年人口分布状况 人口的分布状况主要由地区构成和城乡构成两项指标来衡量。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4~29岁的青少年人口广东省为最多,达2900万人,西藏最少,仅为82万人。各省市青少年占总人口的比重集中在24.01~34.03%区间范围内,广东省比重最高,达34.03%,最低的为江苏省,占24.01%。14~35岁的青少年人口数分布与14~29岁的青少年人口数分布接近,比重略有差异。各省之间青少年人口差异与各省总人口和它们过去的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的变化都有密切关系。 2003年14~29岁青少年人口31,122万人,居住在城市的有7817万人,占青少年人口的25.12%,居住在镇的有4718万人,占15.16%,居住在乡的有18,587万人,占59.72%。14~29岁青少年人口城镇化水平40.28%略低于我国40.53%的城镇化水平。14~35岁青少年人口46,526万人,居住在城市的有12,165万人,占青少年人口的26.15%,居住在镇的有7234万人,占15.55%,居住在乡的有27,127万人,占58.31%。14~35岁青少年人口城镇化水平41.69%又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青少年人口的迁移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迁移人口有12,466,250人,其中14~29岁6,749,193人,占迁移总人口的54.14%,14~35岁8,396,246人,占迁移总人口的67.35%。迁移原因以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婚姻迁入为主,占迁移总人口的七成之多(见图1-3a和图1-3b)。从全国迁移情况来看,学习培训、分配录用、婚姻迁入、务工经商主要是以青年人口为主,均占80%以上。 5.青少年人口的受教育状况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14~29岁青少年人口有98.33%受过小学以上教育,14~35岁青少年人口比例略低一点(97.14%),但仍以初中教育程度为主,分别占55.13%和50.34%。这与青少年正处于学习求知年龄不无关系。从全国总人口受教育情况来看,青少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好于其他年龄人口,初中以上各级文化程度人口中,14~29岁人口基本占40%左右,14~35岁人口基本占60%左右。 6.青年人口的婚姻状况 青年人正处于组建家庭时期,15~29岁青年未婚人口占64.03%,有配偶占35.53%,随着年龄的增长,有配偶的比例逐渐增大,15~35岁青年未婚人口占43.36%,有配偶占55.02%。青年人口婚姻关系比较稳定,无论是在15~29岁青年人口中还是在15~35岁青年人口中,丧偶、离婚和再婚有配偶的比例都非常低,分别为0.7%和1.62%。 7.青年人口生育状况 青年人口不同于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人口,随着其生理和心理的发育成熟,开始组建家庭哺育后代。从生育的年龄分布来看,青年正处于生育高峰期。根据2003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全国一般生育率为38.01‰,总和生育率为1.4‰,29岁组累计生育率为1164.79‰,35岁组累计生育率为1375.93‰。 8.青少年人口死亡状况 青少年人口处于风华正茂、生命力旺盛、死亡率水平最低时期。青年人口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略有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大,基本在0.28~1.38‰的小区间范围内波动增长。根据2003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全国死亡率水平为6.05‰,青少年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29岁的死亡率仅为0.85‰,14~35岁的死亡率为0.95‰。 9.青年人口的民族状况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青少年人口。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仍是我国的主体民族,14~29岁青少年人口中有90.58%为汉族,9.42%为少数民族;14~35岁青少年人口中汉族比例略高,为91.09%,少数民族占8.91%。少数民族中壮族、满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土家族、蒙古族、藏族人数最多,人口比例均占0.5%以上。 二、青少年受教育状况指标 1.教育事业基本情况 2003年我国有普通高等学校1552所;普通中等学校89398所,其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3065所,普通中学79490所(高中15779所,初中63711所),职业中学6843所。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72.5万人;普通中等学校专任教师502.5万人,其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专任教师19.9万人,普通中学专任教师453.7万人(高中专任教师107.1万人,初中专任教师346.7万人),职业中学专任教师28.9万人。 从招生情况来看,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382.2万人;普通中等学校招生3353.4万人,其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183.9万人,普通中学招生2947.4万人(高中招生752.1万人,初中招生2195.3万人),职业中学招生222.1万人。 从在校学生数来看,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108.6万人;普通中等学校在校学生9613.8万人,其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502.4万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8583.2万人(高中在校学生1964.8万人,初中在校学生6618.4万人),职业中学在校学生528.2万人。 从毕业生数来看,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187.7万人;普通中等学校毕业2737.7万人,其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148.4万人,普通中学毕业2453.7万人(高中毕业458.1万人,初中毕业1995.6万人),职业中学毕业135.5万人。 2.各级各类学校数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1990年到2003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增加了近一半,由1990年的1075所增加到2003年的1552所,平均每年增加37所普通高等学校。近十几年间,在普通高等学校规模增加的同时,普通中等学校的规模却在不断缩减,已由1990年的100777所减至2003年的89398所,共减少11379所普通中等学校,其中主要是初中学校数的减少造成普通中等学校大规模的减少,初中在1990年到2003年十四年间减少了8242所,占所减少的普通中等学校的72.4%。 3.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数 与各级各类学校规模变化不同的是教职工人数的总体增加。1990年到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由100.6万人增加到145.3万人,增加了44.7万人,增长了近一半。普通中等学校规模虽缩减了,但教职工人数仍增加了,由1990年482.6万人增加到2003年624.4万人,增加了141.8万人,增长了29.4%。值得关注的是,普通中等学校教职工人数的增加主要是以普通中学教职工增加为主,而社会所需的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教职工人数却是在减少。 4.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数 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数的变化主要是专任教师数的变化导致的。1990年到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由39.5万人增加到72.5万人,增加了33万人,增长了近一倍。普通中等学校专任教师也由1990年的349.2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502.5万人,增加了153.3万人,增长了43.9%。同样的,普通中等学校专任教师人数的增加主要是以普通中学专任教师增加为主,而社会所需的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专任教师人数却是在减少。 5.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 自从2000年扩招以来,我国无论是普通高等学校,还是普通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都有了显著增长。2000年到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556.1万人增加到1108.6万人,增加了552.5万人,增长了近一倍。普通中等学校在校学生增长幅度虽不如普通高等学校,但也由2000年的8518.5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9613.8万人,增加了1095.3万人,增长了12.9%。值得关注的是,在各级各类在校学生普遍增加的情况下,中等师范学校在校学生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000年到2003年间,减少了16.9万在校生,2003年在校生数仅为2000年在校生数的78%。 6.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数 2000年以来,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的招生规模都有了很显著的扩大,分别由2000年的220.6万人和472.7万人扩大到2003年的382.2万人和752.1万人,几乎都翻了一倍。初中和中等师范学校的招生规模却在缩减,尤其是初中,由2000年2263.3万人缩减到2003年2195.3万人,缩减了3%的招生规模。 7.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数 近几年来,普通高等学校和普通中学的毕业生都有所增加,分别由2000年的95万人和1908.6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187.7万人和2453.7万人,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几乎翻了一倍;而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中学毕业生有所减少,分别由2000年的150.7万人和176.3万人减至2003年148.4万人和135.5万人。 8.研究生和留学生数 从2000年开始我国加大了研究生培养力度,扩大了招生规模,增加了在学人数。2000年时,我国研究生在学人数为301239人,招生128484人,毕业58767人;2003年,我国研究生在学人数已为651260人,招生268925人,毕业111091人,都增长了一倍之多。 2000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显著增多,学成回国留学人员也略有增多。2000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38989人,学成回国留学人员9121人;2003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增加到117307人,比2000年增加了78318人,是2000年的3倍,学成回国留学人员增加到20152人,比2000年增加了11031人,是2000年的2.2倍。 9.技工学校和学生数 2003年以来,技工学校规模一直在缩减,与此相反,技工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在校学生数经过一段低谷后又开始缓慢增多。截至2003年我国有技工学校2970所,在校学生193.1万人,毕业生45.3万人,招生91.6万人,教职工20.2万人。 1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2003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60.2%,2000年到2003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明显提高,仅用4年的时间就提高了10个百分点,1990年到2000年同样是提高10个百分点却用了10年的时间。 11.各地区按城乡分普通中学学校及在校学生数 2003年,我国共有普通中学79490所,49.74%集中在农村,有39539所,31.03%在县镇,有24662所,19.23%在城市,有15289所。普通中学中的高中有15779所,主要还是集中在城镇,农村甚少,只有2288所,占14.50%,而城市有6300所,占39.93%,县镇有7191所,占45.57%。在我国31省市自治区中,河南省普通中学最多,有6363所,西藏最少,仅有105所。 2003年,我国共有普通中学在校学生8583.2万人,其中39.27%集中在农村,有3370.8万人,39.14%在县镇,有3359.4万人,21.59%在城市,有1853万人。在我国31省市自治区中,河南省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最多,有750.5万人,西藏最少,仅有11.4万人。 三、青年劳动就业状况指标 1.经济活动状况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计算,我国15~29岁人口31390.0万人,其中就业人口22615.4万人,占72.05%,失业人口1573.6万人,占5.01%。15~35岁人口47127.1万人,其中就业人口36864.2万人,占78.22%,失业人口1976.1万人,占4.19%。 2.行业分布状况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青少年人口主要从事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15~29岁青少年人口从事这三个行业的人员分别有13058.6万人、4015.1万人、1687.4万人,分别占57.74%、17.75%、7.46%;15~35岁青少年人口从事这三个行业的人员分别有21686.2万人、5870.3万人、2780.0万人,分别占58.83%、15.92%、7.54%(见表3-1)。 表3-1 全国青少年各行业人口 单位:万人,%行业 15~29岁 15~35岁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总计 22615.4 100.00 36864.2 100.00 一、农、林、牧、渔业 13058.6 57.74 21686.2 58.83 二、采掘业 210.6 0.93 403.0 1.09 三、制造业 4015.1 17.75 5870.3 15.92 四、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50.1 0.66 258.5 0.70 五、建筑业 629.6 2.78 1122.4 3.04 六、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22.0 0.10 42.0 0.11 七、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616.1 2.72 1080.7 2.93 八、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1687.4 7.46 2780.0 7.54 九、金融、保险业 147.6 0.65 268.1 0.73 十、房地产业 51.9 0.23 84.7 0.23 十一、社会服务业 656.8 2.90 972.1 2.64 十二、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252.2 1.12 394.9 1.07 十三、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610.7 2.70 981.0 2.66 十四、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38.4 0.17 72.9 0.20 十五、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421.8 1.87 764.3 2.07 十六、其他行业 46.4 0.21 83.2 0.23 (资料来源:b) 3.职业分布状况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青少年人口主要从事的三大职业为农林牧渔水利生产、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15~29岁青少年人口从事这三个职业的人员分别有13086.7万人、4917.1万人、2368.4万人,分别占57.87%、21.74%、10.47%;15~35岁青少年人口从事这三个职业的人员分别有21728.9万人、7508.9万人、3828.5万人,分别占58.94%、20.37%、10.39%(见表3-2)。 表3-2 全国青少年各职业人口 单位:人,%职业 15~29岁 15~35岁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总计 22615.4 100.00 36864.2 100.00 一、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132.7 0.59 346.8 0.94 二、专业技术人员 1427.0 6.31 2333.2 6.33 三、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666.8 2.95 1091.3 2.96 四、商业、服务业人员 2368.4 10.47 3828.5 10.39 五、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13086.7 57.87 21728.9 58.94 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4917.1 21.74 7508.9 20.37 七、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16.7 0.07 26.4 0.07 (资料来源:b) 4.未工作状况 2000年普查时,15~29岁青少年中未工作的人口有8774.6万人,其中主要是在校学生,有5417.7万人,占61.74%,依次是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1256.5万人,占14.32%,料理家务1163.1万人,占13.26%,其他518万人,占5.9%,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317.1万人,占3.61%,丧失工作能力102.1万人,占1.16%。15~35岁青少年未工作人口有10262.9万人,仍以在校学生为主,有5421.8万人,占52.83%,依次是料理家务2008.3万人,占19.57%,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1361.5万人,占13.27%,其他690.3万人,占6.73%,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614.6万人,占5.99%,丧失工作能力164.6万人,占1.60%,离退休1.7万人,占0.02%。 四、青年公民参与状况指标 1.青年党员状况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截至2004年底,全国党员总数为6960.3万名,其中35岁以下党员1580.9万名,占总数的22.7%。青年党员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有较大的增长,与上年相比,发展学生党员增幅最为明显,共增加了19.5万名。 2.共青团组织基本情况 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发挥着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发挥着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的作用,发挥着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截至2004年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188万人,为历史最高水平;基层团委21.2万个,团总支23.4万个,团支部254万个;专职团干部19.1万人。学生团员总数为3492万人,约占团员总数的49%。全国各学校中共有基层团委5.9万个,团总支7.1万个,团支部89万个。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以及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业共有团员为610万人。这些行业中,基层团委达3.6万个,团总支3.5万个,团支部30万个。在农、林、牧、渔业中,共有团员2145万人,基层团委5.4万个,团总支7万个,团支部88万个。第三产业及其他行业中,团员总数为941万人,建立了基层团委6.3万个,团总支5.8万个,团支部47万个。与2003年相比,全国团员人数、团委数和团支部数都有一定增长。 全国少工委2004年6月公布的数据称,目前全国有1.3亿少先队员。在学校的少先队大队53万个、中队1500万个。现有的1.3亿名少先队员,主要涵盖了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小学二年级至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初中二年级的一部分学生,个别也有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近80%少先队员在农村,涵盖各个地区和民族。目前,全国有专职大队辅导员和专职少先队干部约40万名,中队兼职辅导员350万名。另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约有80万名志愿辅导员。1984年成立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委员会(简称全国少工委),是少先队的最高领导机构。全国大部分县级以上团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共同成立了少先队工作委员会。 3.全国青联委员构成状况 全国青联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05年7月召开,本届委员会委员共1380名,平均年龄35.49岁。本届全国青联委员的界别构成情况是:科学技术界129名,教育界81名,农林牧渔界50名,社会科学界47名,工交商贸界93名,企业管理界135名,金融界64名,政法界30名,文化艺术界157名,新闻出版界61名,体育界43名,医药卫生界69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界45名,宗教界41名,海外学人华侨界48名,公共管理和其他界168名,台胞和港澳特邀人士119名;民族构成情况是:55个少数民族委员共217名,占委员总数的15.72%;性别构成情况是:男委员998名,占委员总数的72.32%,女委员382名,占委员总数的27.68%;党派构成情况是:中共党员683名,占委员总数的49.49%,8个派成员123名,占委员总数的8.91%,无党派541名,占委员总数的39.20%,共青团员33名,占委员总数的2.39%;文化程度和职称情况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1331名,占委员总数的96.45%,其中,研究生学历754名,占委员总数的54.64%,副高以上职称669名,占委员总数的48.48%。 4.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状况 截至2004年初,全国累计已有1.5亿人次以上的青年在扶贫开发、社区服务、环境保护、大型活动、抢险救灾、海外服务等领域向社会提供了超过55亿小时的志愿服务。据初步统计,全国各省(区、市)和2/3以上的地(市)及部分县建立了青年志愿者协会或志愿者协会,建立社区服务站8.9万个,注册志愿者超过1379万。 在13天报名时间里,全国共有49615名高校应届毕业生报名参加2004年度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远远超出6000人的计划招募数,也超出了2003年43763名的报名数。通过西部计划的动员、招募工作,一曲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正在校园里唱响。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过具体有多少人报名。无论最后他们是否去西部,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已激起了一次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做贡献的热潮。2003年,全国700多所高校参加了招募工作,而2004年增加到1203所。 在2004年报名参加西部计划的毕业生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有19415名,占总数的39.1%,较2003年28.1%的比例明显上升;而党团员又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比例高达98.2%,其中中共党员有7945名。 5.青年网络参与和应用状况 网络在现代工作和生活中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工具,网络对青年生活影响很大。中国互联网络中心2005年7月21日公布的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05年6月30日,我国上网计算机台数为4560万,上网人数达10300万,其中18岁以下网民占总网民的15.8%,18~24岁网民占37.7%,25~30岁网民占17.4%,31~35岁网民占10.4%,35岁以下网民共占81.3%,达8374万人。网民中男性占59.6%,女性占40.4%,未婚者占59%,已婚者占41%。网民上网前三位的目的是休闲娱乐、获取信息和学习,上网目的继续多样化发展。 五、青少年身心健康状况指标 教育部关于2002年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公告称,当前学生体质健康问题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一是部分身体素质指标水平继续呈下降趋势。反映下肢爆发力的立定跳远水平,与2000年相比,有75%的年龄组呈下降趋势。反映腰腹力量的仰卧起坐(女生)水平,与2000年相比,7~12岁、13~18岁、19~22岁年龄组分别平均下降2.8次、3.7次、3.4次;二是反映肺功能的肺活量继续呈下降趋势。与2000年相比,7~18岁男女学生分别下降了168毫升、78毫升。大学生与中小学生情况基本相同;三是超重及肥胖学生明显增多,已成为城市学生的重要健康问题。监测结果显示:学生中的肥胖检出率,在2000年比1995年上升的基础上,继续上升。城市男生肥胖检出率上升最快,其中10~12岁由1995年的6.05%上升到2000年的11.68%和2002年的14.46%。男女生肥胖检出率均有年龄提前的趋势,这提示营养教育应从低龄抓起;四是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26.96%,初中生为53.43%,高中生为72.8%,大学生为77.95%。 在第13个世界精神卫生日(2004年10月10日),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等机构透露,在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并呈上升趋势。其中,中小学生精神障碍患病率为21.6%到32.0%。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各类精神病的患病率已达13.47‰,共有精神病患者1600万。儿童行为问题、学生心理卫生问题、自杀等问题明显增多。据世界卫生组织调研,中、小学生精神障碍,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据估计,有30%会发展为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且成年早期的犯罪、酒瘾、吸毒、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率是普通人群的5至10倍。此外,有16.0%到25.4%的大学生有心理障碍,表现以焦虑不安、恐怖、神经衰弱、强迫症和抑郁情绪为主。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是我国首家直接干预自杀行为的专业机构,服务范围是抑郁症和自杀干预。据该中心2004年底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在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死亡,8人自杀未遂,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在我国人口死亡原因中排序第五;在15岁~34岁青壮年中,自杀在死亡原因中排首位。 数据分析论文:浅析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养老保障行为影响的调查研究 基于对句容市古村 延福村 太平村的调研数据分析 作者:覃雁君 岳林璐 王继超 论文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保障困境;农民养老 论文摘要:农村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其生产功能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农村土地也长时期扮演着保障角色,为农民提供相关生活与养老保障。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农村土地市场的发育,农村土地承担的养老保障功能日益受到冲击。该文通过时土地流转行为较为普遍的江苏省句容市进行实地调研,揭示了农村土地养老保障困境的存在。调查结果显示,在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率高的地区,农村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弱化,但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养老行为的影响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结合调查研究,提出通过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保障农民权益、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扩大农民就业市场等4种途径来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发展。 1、农村土地“保障困境”分析 从理论上看,农村土地“保障困境”主要是指农村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现实和农民对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的矛盾。温铁军在其文中强调:“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土地扮演着保障功能的角色。这种保障的功能主要建立在农业生产功能的基础之上。赵海林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设计的分析也指出“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突破了集体所有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有限使用权,但并没有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现状。相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经营、转让及收益权赋予农民,从而为土地保障功能的实现莫定了基础”。我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的设计决定了其保障功能。但是这种保障功能设计的愿景由于社会的变迁而受到冲击,这就是农村土地“保障困境”的出现。农民往往将承包土地当作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道防线对于农民的保障功能是有限的。正如刘书鹤在其文中阐述的农民将由于劳动能力下降以及土地的收益的减少而使得这种保障无法有效实现。 通过对调查数据分析,农村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主要体现在农民从业特征和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化等方面: (1)农业对于农民从业的主体性地位发生改变。农民从事农业主要就是指通过土地生产来获得收入的途径。调查数据显示,分析户主从事的工作类型来看,犯户的户主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务农,占调查样本的30.2%,低于以打工为业的户主数量。38户户主的次要工作是务农,占调查总体的39%。从事农业为次要工作的户主超过了从事农业为主要工作的户主数量,农业在农村的主体性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 (2)农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农业收入的绝对数降低,占总收入的相对比例也降低。以户为对象,2009年每户的农业收入平均为4214. 2元,2008年平均为5059. 59元,2007年为5307元。2009年每户平均农业收入与2008年相比下降了 16. 7 % , 2008年与2007年相比下降了4. 6%;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而2009年的农民总收入与2008年相比呈现增长的趋势,可见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下降,非农业收入的增加。通过对106户农民2009年收入结构调查数据的分析,非农业收入占总收人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农业收入,平均为84%,是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的5. 2倍。 农业对于农民从业的主体性地位发生改变及农民农业收入下降的趋势,表明了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弱化的现实,但是这种现实并不能断定农村土地保障功能的丧失。农民对其土地的保有量及其变化就充分显示了农村土地仍然具有保障功能,显示了农民对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农民保留口粮田地的行为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在长期有非农业工作的前提之下,村民流转土地的意愿明显高于没有稳定非农工作时的意愿。前者愿意流转出土地的比重平均为70%,而后者为40%。同时从这些数据分析中也可以看出,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将有利于促进农村的土地流转,土地依然承担着农民的就业保障和其他的保障功能。 2、土地流转对农民养老保障的影响 2. 1土地流转对土地保障功能的影响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将土地资产转化成为土地资本。从土地流转的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分析,土地流转收入占农业收入的比重为14. 59%,占总收入的比重为0. 65 % 0 2008年土地流转的收入平均数(以户为计量单位)较2007年上涨了66. 4元,上涨率为13. 06% , 2009年土地流转收入与2008年基本持平。但是由于土地流转收入占农业收入比重低,土地流转收入不能对农业收入产生较大变化,从而对土地养老保障功能产生较大影响。在非农就业收入高的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对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直接影响水平更低。相反,非农就业对农民总收入的增长影响较大,非农就业对农民养老保障行为的影响更明显。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养老保障行为的影响的另一个层面,就是通过土地流转,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非农就业方面显示出来,但是在土地约束劳动力的机制已经不明显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也不太明显。 2. 2土地流转对农民养老保障行为的影响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的养老保障行为影响保持在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调查的数据(见表1)可以看出,参与流转土地的42户农户,其中有15户(占调查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33 %)担心土地流转会影响到养老。9户农户主认为土地重要,其他的则认为土地升值流转后则体现不出来或认为劳动能力下降等原因。67%的农户则认为不会影响到其养老水平。持这种观点的理由:一是土地到期后使用权依然归自己(持此看法有7户,占16. 6% );二是土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高,(持此看法有18户,占42. 8 % );三是通过流转后获得租金(持此看法有3户,占7. 1 %);四是认为可以通过养老保险和子女赡养来实现养老(持此看法有6户,占14. 28%),与土地流转的关系不大。 (2)从土地流转户与非土地流转户家庭的参保率(此处的家庭参保率二实际参保人数/应保人数x 100%)比较分析来看,土地流转户42户的参保率与非土地流转户64户的家庭参保率在统计上没有显著的差异。利用stata软件,做两样本的参保率均值t检验。我们将土地流转与否变量表示为traps,土地流转户该变量取值为1,非流转户为0;家庭参保率变量表示为join。 从表2可以得出,土地流转户与非流转户的家庭参保率差异并不明显,标准差也较小。由于流转户与非流转户在参保率取值上的分布的方差并不相同,因而采用添加unequal选项的均值t检验。过程与结果如下: 以上结果显示,土地流转户与土地非流转户的家庭参保率均值没有显著差异。因而在目前土地流转发展的水平上,土地流转对农民的养老保障行为的影响并不突出。 (3)在研究中“假设租金上涨”,有25%的被调查村民愿意增加参保人数或缴费额,有50%的农户则认为,其不会增加参保人数或缴费额,还有25%左右的农户则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农村的土地流转与农民参保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4)从养老保障的支出来看,土地流转的所得小于参保支出。89户家庭的土地流转所得均小于参保支出,占调查总户数的83. 9%。由此可推断,大多数农户的土地流转收入无法支撑参保支出。同时由统计表可以计算出土地流转收入占参保支出的比重为25. 8%,无法维持一户家庭的参保支出。所以可以推断土地流转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障行为的影响很小。 3、农民养老意识和认可的养老方式的变迁 3.1农民的养老意识已发生改变农民的养老意识则主要是指农民选择养老方式的观念。我国农民传统的养老意识倾向于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养老意识也发生了变化。通过对访谈数据的分析,农民的养老意识已有两个方面的转变:(1)被动性的养老观念向主动性的养老观念转变。从对参保户的调查中可以了解到,84户被调查农户中,有79. 2%的农户认为参加养老保险“可以减轻儿女的负担,老有所养”,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从传统意义上的对人的依赖向对社会投资来达到养老的转变,开始了由家庭式的养老意识向社会化的养老意识过度。(2)静态的养老观念向动态的养老观念转变。农民的养老不再局限于家庭和土地,社会化的养老途径增加了农民养老的可靠性。有15户(占回答此问题户数的30%)表示适当条件下可全部流转,不留存土地,因为他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能力会减弱。 3. 2农民认可的养老方式更加倾向于养老保险在对“农户认为最可行的养老方式”的调查中,有70. 75%的被调查农户认为自己以后的养老方式是依靠养老保险养老,而传统的“土地+家庭(儿女养老)”的养老方式只占18. 87%。农民在养老方式上的选择更加倾向于通过养老保险的途径来实现养老保障(见表5)。 4、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在农村的运行状况 从句容市三村的调查结果来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在三村的试点时间短(2008年试点),发展较快,截止2009年底参保率达到27.5 %。通过调查发现新农保在句容市三村的运行主要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不足: 4.1农民对于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识不足,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主要表现在不清楚养老金水平的户数占调查总户数的65 %(见表6);当问到养老金是否合理时,61. 32%的农户都选择了“无所谓合不合理”这一选项(见表7)。 4. 2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际的运行中.多层次、差异化的缴费制度设计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缴费的档次上,只有一个档次设计,年均缴费438元。这种硬性的缴费没有顾及到农村人均收入的差异性。农村人均收入差距的存在,显示了这一制度的设计不完善。一方面是由于新农保增加了农民的现实的负担,另一方面就是缴费额度的设计,没有设计出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缴费标准。 农民对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认知不足和多层次、差异化的缴费制度在实践中的缺位,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推行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5、土地保障困境背景下的农民养老保障出路设计 农村土地保障困境的存在,一方面表明农民养老保障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来加以完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农村土地“保障困境”所显示的另一种现实,即土地仍然有一定的保障功能。在“保障困境”的背景之下,结合农村养老保障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从以下4个方面来促进农民养老保障的发展和完善。 5. 1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农民保障水平农村土地“保障困境”的出现,呼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也要基于这种现实考虑,这样的制度设计才能确保其适应性。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定位要明确,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障水平因受到国情的影响必然是低水平的。二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必然要考虑到公平的要素,其受惠的普遍性、公正性应当得到重视。三是要加强宣传,提高农民对新农保这一制度的科学认知水平,提高村民参保的积极性。四是作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农村人均收入的差异性的存在,多层次缴费的保障制度设计有利于确保不同收入群体支付保障支出的可行性。五是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长期性缺位,农民的年龄结构也处于不同的层次,设计时应当注重灵活性。六是由于农村土地保障困境显示,农民通过保留口粮地来实现保障的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意义。可以考虑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成为农民养老保障的一个补充,多元化的养老保障是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必然选择。 5. 2保障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保证农民选择的自主性一方面要严格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充分尊重农民的自全陛,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土地流转只有在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才能保障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发展。行政干预、集体流转这些流转途径的存在,可能出现对群众自主性的践踏,因而要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有效参与。另一方面要结合农民生活生产的实际情况,科学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土地“保障困境”所显示的农民保留口粮地的行为,应当值得关注。农村土地承担着生产和保障等多重功能,甚至还是农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的以“土地换保障”的做法应当慎重从事。 5. 3通过土地流转市场的完善和土地流转方式的创新,提高农民的保障水平从目前来看,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欠缺,流转方式单一等,这些因素制约着农村土地流转的有效实施,甚至导致不能有效地发挥土地的保障功能。活跃土地市场,特别是将土地信息数字化、网络化,建立土地流转的交易平台,有效地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市场化,为农民的养老保障提供相应的物质补充。同时,还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市场,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提高土地流转的绩效。比如农村土地合作社的建立,就可以使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在合作的基础上提高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 5. 4扩大农民就业市场第一,加速农民的非农就业,完善农民非农就业市场,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强农民非农就业的稳定性。非农就业可将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但要看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艰巨性,要意识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第二,加大农业开发和投人,发展特色农业。传统的农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受到了土地产出的制约。农业开发可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从而改善农民的农业就业环境。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农村土地尤其是荒山、荒地、地产林地等的开发,促进其流转,并在此基础上就近安置农村劳动力,形成以开发促流转,以流转促就业的新局面,从而推动浓拼寸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提高土地的保障水平。 数据分析论文:电力自动化中的数据分析与特点 【摘要】随着我国电力系统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要处理的数据流,数据的结构也更加复杂。所以只有进行合理的部署,数据流才可以逐步的提高其传输的效率来保证电力自动化系统的安全性以及可靠性。 【关键词】电力自动化;数据采集;数据分析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以及社会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不同行业以及各地居民对于电力系统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力系统的自动化技术,其作用就是可以更好的实现对于运行状态的集中展示以及及时的监控,并且可以对之进行优化,同时提高安全运行的性能。一些高新技术,比如计算机或网络通讯技术等在电力自动化技术中的应用,让其数据处理工作也日趋复杂,可以快速以及准确的获取和处理数据是保证电力自动化系统正常运转的保证。 1. 数据采集 一般在电力自动化系统中,首先要做的是数据采集。采集数据,指的是电力自动化的输入,分为数据的采集以及处理和转发等三个环节。与电力自动化系统相对应的就是数据的传输是采集的关键。目前来看针对数据的传输,主要有有线以及无线两种主要方式,有线传输的方式包括了光纤和电缆等,无线传输的方式有微波以及无线扩频等。目前我国电力系统发展中主要采用的传输方式是有线传输,但是无线传输在一些特殊区域发挥出重要作用,因为无线传输具有减少铺设线路的优点所以在一些偏远地区的电网数据采集来说就具有较大优势。 2. 采集数据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实时数据,指的就是在现场实时采集到的数据,其特点就是数据量特别大,因此对于此类数据的存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就是基础数据,指的是电力设备数学的一些数据,其属于设备管理的基本范畴之内,例如线路或者发电机等。第三就是日常的运行数据,主要有电力自动化系统中记录的数据以及各种职能部门在工作中处理的数据。最后就是市场数据,因为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正在逐步进行,所以将市场数据纳入数据分类中也是适应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3. 在收集数据之后,对数据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和整理 3.1数据的分析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 (1)数据的唯一性。在电力自动化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的特点就是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在子系统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这些数据也会包含其他子系统中的大量数据,所以子系统之间的数据会存在交叉现象,如果不能对这些数据进行妥善处理的话就会出现数据冗余的问题。一旦出现了数据的冗余很可能导致系统在处理数据时能力降低湖或者更新速度较慢,严重的话还可能导致系统数据的可信度降低。所以说为了能有效的保证数据的唯一性,就需要对数据库进行统一的管理以及日常维护工作。通常来说对于离线数据库可以比较容易进行管理,实现其唯一性难度不高,但是针对实时数据库就需要将数据库的信息映射到不同工作站的内存中,就需要在线进行统一管理来确保不同子工作站的数据库进行更新来避免重复性。 (2)数据的共享性。目前随着我国信息化的进行以及网络的普及,互联网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不同层面以及角落,网络带宽也越来越大,网速也逐步提高,这就使得web数据共享方式变得更为可行。跟其他的数据共享方式比起来,基于web的数据共享技术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技术,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 (3)保证数据的安全性。随着我国电力系统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要处理的数据流,数据的结构也更加复杂。所以只有进行合理的部署,数据流才可以逐步的提高其传输的效率来保证电力自动化系统的安全性以及可靠性。数据流在电力自动化系统中的关键,就是要解决系统的统一接口的问题以及实现子系统之间的互联。其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实现电力自动化系统的数据流优化策略。 3.2随着电力系统中数据的存储了急剧增加,互联网中的病毒等也开始泛滥,但是碍于一些硬件设备的限制导致了电力系统中的数据备份等还是不够完善,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数据丢失的风险。数据丢失很可能会导致电位运行的不稳定甚至是瘫痪。所以说数据的安全问题成为了现在电力自动化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问题。 电力自动化系统是一个会涉及到多方面内容的系统,其核心就是数据的处理。正确有效的数据处理是保证电力自动化系统安全有效运转的必要手段。 数据分析论文:牵引变电所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与数据分析 摘要:牵引变电所预防性试验是判断电气设备能否继续投入运行的重要依据。本文主要对牵引变电所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的数据结果进行了综合分析。 关键词:牵引变电所;预防性试验;综合分析 一、前言 牵引变电所电气设备的预防性试验是判断设备能否继续投入运行及系统能否安全运行的重要依据。在预防性试验中每一项试验项目对反映不同绝缘介质的各种缺陷特点及灵敏度各不相同。通过试验,掌握设备的绝缘状况,及时发现设备隐患,避免设备绝缘在长期运行中老化或是系统因过电压的作用被击穿而造成大面积的停电事故。为了防止设备在运行中发生事故,应定期对牵引变电所电气设备进行预防性试验。 二、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简介 (一)预防性试验分类。牵引变电所电气设备的预防性试验可分为绝缘试验和特性试验。绝缘试验又可分为:破坏性试验和非破坏性试验两类。 1.破坏性试验(耐压试验) 这类试验对设备绝缘的考验是十分严格的,它能够暴露出那些危险性较大的集中性的缺陷,并可以保证设备的绝缘有一定的水平和裕度。其缺点是有可能在测试时给设备的绝缘带来一定的损伤。 2.非破坏性试验 这类试验是指在较低的电压下或是采用其它不会损伤设备绝缘性能的办法来测试设备绝缘的各种特性,从而判别绝缘的内部的缺陷,例如测量绝缘电阻和泄漏电流、测量绝缘的介质损耗角正切值tgδ(%)、绝缘油的物化特性、绝缘油气相色谱分析等。非破坏性绝缘试验对于检查牵引变电所电气设备绝缘缺陷的有效性比较表,如表1所示: 由于变压器内的油和固体绝缘材料在电或高温的作用下裂解产生各种气体,进行绝缘油气相色谱分析试验分析这些气体各种成分,有助于判断运行设备的状态。对判断故障有价值的气体有甲烷、乙烷、乙烯、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正常运行的老化过程产生的气体主要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在油质绝缘中存在局部放电时,油裂解产生的气体主要是氢和甲烷。在故障温度高于正常运行温度不多时,产生的气体主要是甲烷。随着故障温度的升高,乙烯和乙烷逐渐成为主要特征。在温度高于1000℃时,油裂解产生的气体中含有较多的乙炔。如果故障涉及到固体绝缘材料时,会产生较多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根据绝缘油中溶解的气体的组分和浓度含量,可以判断变压器内部可能存在的潜伏性故障。在实际中,根据烃类气体、氢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这几种气体特征来判断故障性质。如表2所示: 绝缘特性以外的试验统称为特性试验。这类试验主要是表现设备的电气或机械的某些特性。例如变压器线圈直流电阻试验、变比试验、连接组别试验以及断路器的接触电阻、跳合闸试验等。牵引变电所直流电阻的测量是判断变压器分接开关接触不良、焊接不良、套管的导电杆和绕组连接处接触不良的重要依据。对于断路器导电回路的接触电阻主要决定于每相动、静触头间的接触电阻,其大小直接影响通过工作电流时发热,以及通过短路电流时的开断性能。 三、试验数据的分析判断 在分析判断试验结果时,现行标准中有规定值的设备,应按照规定来判断。无明确规定的设备,与同一设备相比较、与历年试验数据或出厂值相比较,与同型号设备相比较,最后依据变化进行分析判断。 由于温度、湿度、外电场、磁场、试验仪器、试验电源等多种外界因素的作用,对试验值的影响较大,造成试验数据的误差和波动。将历年春检中的试验数值换算至同一温度,从表3可以看出,虽然各项试验数据在规定范围内,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2007年度,该变压器的高压对低压、高压对地、低压对地和高压对低压线圈间的绝缘电阻及吸收比突然下降。其直流泄漏电流增大,而变压器高、低压线圈的介质损耗tgδ值无明显变化,且符合规定。由此可初步判断线圈绝缘存在较严重的集中缺陷,但仅依据常规的绝缘试验,并不能足以说明变压器内部有异常,通过绝缘油气相色谱分析数据,见表5。 由以上分析甲烷、乙烯、乙炔、氢气、总烃含量均超过注意值数倍。判断故障类型为高温过热故障。委托牵引变压器生产厂家开箱检查故障原因是:c相器身下部的铁轭下夹件的拉紧螺杆绝缘损坏,拉紧螺杆穿过铁窗形成短路匝,在夹件和螺杆之间起弧放电造成拉紧螺杆烧损。经维修后,通过各项试验和绝缘油气相色谱分析,各项数据均合格。 四、结语 牵引变电所预防性试验是判断电气设备能否继续投入运行的重要依据。因此,在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实验结果时,除应注意试验条件和测量结果的正确性外,还应加强技术管理,建立健全设备档案资料,以便对试验结果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综合比较分析,掌握设备性能变化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对被测设备的缺陷性质做出科学的结论。
经济现象论文: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u)1970年《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意。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我们应该系统地估量这一危机,并试图探求新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倒退到纯粹的考据,或次要问题的探讨,或"纯科学"的技术手段,或极少数人所热衷的政治争论。相反,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危机看作是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观点的极好机会。 本文先粗略地回顾中国和西方几代人的学术研究,说明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论体系。尽管不同辈份、以及大洋两岸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各方应用的主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一般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无须讨论也不受人注意。学术界的争鸣一般都围绕着各理论体系间的不同点,而不去顾及共同点。然而,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已揭示出一系列的与这些信念相悖的现象。规范信念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屡屡同时出现。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悖论现象实际上已经对以往的规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战。本文将列举一些悖论现象,进而分析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并探讨如何研究由此产生的新问题的方法。本文无意对以往所有的研究作一综合评述,相反,讨论将限于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论著,目的在于说明我个人的看法。 规范认识的危机 一、中国的学术研究 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五十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即历史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 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见于编集了大量记载这些剥削关系的资料集。(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严中平等,1955)一些学者亦将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结合得异常紧密的生产方式,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集镇作坊,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收集了种种证据,证明"自然经济"在明清时期占优势,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 早在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非难。这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决非是停滞的,而充满着资本主义预兆的种种变迁,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类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业扩展的资料,对当时的商品经济作出系统估计,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认为这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的研究侧重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2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最初提出者并未关注到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一时阐明了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随着80年代改革时的意识形态由"生产关系"转而重视"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等),新一代学者转向直接探讨经济发展。他们的主要代表尤其强调长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种和肥料的应用(李伯重, 1985a, 1985b,1984)。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成功地冲击了"封建王朝因袭不变"的旧观点,但无论在老一代学者还是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者之中,它均未能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西欧历史上,由于十九世纪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把这之前的三、四个世纪称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国的十九世纪并无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道理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呢?再者,经济的相对落后使中国受害于帝国主义。鉴于这一事实,把明清时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企图从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由来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把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的落后归罪于帝国主义,而不是自身的停滞趋势。这一说法虽很符合反帝情绪,却难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经济影响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国经济自数百年前的所谓"萌芽"以来却未显示出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向。十九世纪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重新证明了先前的封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经济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使中国的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二、西方的学术研究 西方的学术研究虽然比较多样化,它的主要内容却出人意外地与中国的研究相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同样持有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观点。当然,这里不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的"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研究的重点不是"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是"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人口对停滞经济的压力。3 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变化,这与中国同行的见解基本一致。 如果清代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那推动质变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因而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费正清,1958;费正清等,1965)。 在这个"哈佛学派"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之下,一些重要的著作阐述了西方在中国的出现及中国反应(芮玛丽,1957;费惟恺,1958)。但是这一观点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挑战;先是政治性的攻击,"西方的冲击"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越南辩护,4继而在史实上受到论证明清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的学者的批评。 后一倾向在近年来形成一个新概念,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前数百年的时期被称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明清经济的大规范商品化。有的学者更进而把这一观点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中(罗维,1984,1989;韩素瑞与罗斯基,1987)。 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那样,"近代早期论"学者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他们的实证性批评比激进学者对费正清的政治批评有效。然而,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个新的理论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十七、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那么像近代早期的西方,为什么在随后的世纪中中国的变迁这么不同?我们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和二十世纪的革命?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促进了以前就已在内部产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那样的话,又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难道它只是对近代化的一种偏离?另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使中国脱离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径而导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论"的学者尚未提出一个在逻辑上与他们的论点一致的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有说服力的观点。 学术界于是陷入了当前的理论困境:"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尽管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三、两个理论 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公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在另一方面,尽管没有普遍的认可,也很少明白的表示,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一开始,停滞的"传统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其资源受到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困扰的社会。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传统中国是前商品化的社会的假设之上的。后来,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实得到证明,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便受到亚当·斯密理论的诘难。 斯密的设想是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会促进专业化、竞争、更新、高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城乡商品交换的推动下,城乡会进入螺旋形的现代化发展。(亚当·斯密,1775-1776)。这一设想相当程度地在英国得到体现,从而赋于其有力的史实依据。这一设想也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界论说的支持:它们多以抽象、简单化了的斯密理论出发。 明清时期果真出现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种发展,便不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劳动力会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根据自由竞争市场的逻辑而达到最合理的使用。这样,马尔萨斯理论便为斯密理论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国与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阶级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费而不投资于生产。西方学者则认为资本的形成是为人口压力所阻碍,人口压力减少了消费之余的剩余。5争论也涉及了究竟是通过社会革命,还是通过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来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国"模式向"传统中国"模式的挑战中,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对"封建主义"模式的批评中,争论的焦点转移了。在反对"传统中国"和封建"自然经济"模式时,"近代早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是站在同一边的。问题的焦点变为: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或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 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冲击--反应"模式出来反驳上述观点。例如有的学者争辩说,中国"近代化的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坏性冲击,而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固存在(芮玛丽,1957;费惟恺,1958)。随后,有的学者转用斯密的模式: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如果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失败,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响太强,而是太弱,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邓伯格,1975;墨菲,1977)。 这一观点最后归结为新近的公式,它直截了当地以"市场"代替了旧有的"西方冲击"。不象"帝国主义"概念带有种种政治现实和含意,"市场"可以被视作纯粹是良好的客观现象:只要市场得以运行,它会赋予中国像西方那样的发展。这个"真理"见证于种种"事实":国际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工农业发展,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市场的冲击不像以往研究所讲的那样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实际上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和内地,带来了广泛的发展。6照这一观点来讲,中国的不幸在于市场推动的发展被战争、灾荒和共产主义革命等畸变所打断。 四、一个规范认识 尽管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有着种种不同,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认为中国历史基本上无变化的一代学者均受到强调中国传统本身有着明显变化的一代学者的挑战。中国经济是个前商品化的、本质上停滞的经济的主张,受到了认为中国经济是高度商品化、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张的挑战。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之所以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论"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1959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无视商品化,珀金斯1969年对明清农业的研究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为一贯前提。而威廉·罗1984、1989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对过去的著作提出挑战,则从种种蓬勃商品化的证据出发。 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样的信念一般不为学者讨论。学术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论、模式间的争论方面。于是我们争论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是帝国主义和阶级革命的是非功过。然而我们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认识,认为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乃致无须再加以讨论。 正是这样的信念,我称之为规范信念。当前学术界往往过分简单地把规范认识这一词等同于有影响的模式。这一用法其实抹煞了这个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着众多模式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本文把规范认识性的信念定义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规范认识的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把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危机解释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认为只发生在中国并意味着斯密理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误解了这个危机的真实含意。当两个理论体系长期地各以对方来为自己下定义时,一方的危机便足以提醒我们去考虑是否是双方的共同危机。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要从两代人和两种表面对立的模式和理论体系的共同危机的角度来理解。 五、多重悖论现象 我认为在过去实证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所证明的一系列悖论现象已经使我们领域的规范信念濒于分崩的边缘。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的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向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但是,实证研究揭示出的悖论现象与它们否定的规范信念一般没有在论著中清晰地披露出来。学者们通常不会讨论未诉诸文字的潜意识信念,即使想讨论的人,也可能由于认为道理过于明显,而觉得不必加以讨论。于是这些实际上已为事实所否定的规范信念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许多人已久有怀疑之心。本文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列举一系列实证研究已经披露的悖论现象,进而揭示被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信念。 没有发展的商品化 一、实证研究揭示的悖论现象 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在1350至1850年的五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改穿棉布了。这反映了商品化的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棉花经济的发展及伴随而来的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棉产品的交易也意味着粮食商品化的扩展,出现了棉作区与粮作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和棉农与粮食剩余产品的交换。随着这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相当多的为棉、粮提供加工和交换服务的商业市镇。把明清时期说成是前商品化显然是不对的(吴承明,1985)。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有五个世纪蓬勃的商品化,农民的生产仍停留在糊口水平。无论生产跟上人口增长水平(珀金斯,1969),或是落后于人口增长水平(何炳棣,1959;艾尔温,1973),农村中没有发生近代式的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类似资本主义关系的雇佣劳动的出现也无疑问。当时已出现了不少农村雇佣劳动,包括长工和短工。土地租佃关系也在松弛下来,分成租的旧方式让位于定额租,实物租让位于货币租。这些变化进一步肯定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李文治等,1983)。 然而,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农业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生产。许多长工、短工只是为一般农户雇佣,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在全国各地,包括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小农家庭农业仍占压倒的地位。同时,少数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比起小农户来并未获得更高的亩产量(黄宗智,1985,1990)。 简言之,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两个现象的同时发生是悖论现象。这就对马克思与斯密理论的共同认识--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提出了疑问。马克思与斯密的理论主要基于英国的实际状况。在世界其余的多数地区,近代化发展来自其他因素(如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与商品化的结合,并迟于英国。纯粹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国的经验,它被后来建立的许多经济分析模式作为前提,但不应混同于世界其他区的历史真实。 与"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理论相联系,人们认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会同步发展。在斯密和马克思所熟悉的英国确实如此,他们因此均没有把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加以区分、并没有考虑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 以往的研究已揭示明清时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一时期产量的增长一方面来自耕地面积的扩大,扩大了将近四倍;另一方面来自亩产量的增加,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及对某些作物增加肥料与人工投入(珀金斯,1969)。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致力于论证经济发展,到今日为止尚无人能够证实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的只是土地的生产率,主要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单位工作日的收益仍是如此之低,小农生产仍处于糊口水平,而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束缚于粮食的生产。 区分增长与发展对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至关重要。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本世纪八十年代仍困于仅足糊口的食物的生产的原因(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与之对比,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发展,使其百分之四的人口就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食品供应。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 斯密和马克思的另一个共同信念是近代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工农业连同发展、城乡一起近代化的过程。这又是根据英国的经验而来。他们均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 然而,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正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经历。当时中国的工业发展是没有疑问的。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投资近代机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的资本每年以高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上海、天津、无锡、青岛、汉口和广州等城市的兴起便是这一进程的例证。小城镇也有了蓬勃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甚至城镇中的小手工作坊也有了增长。7 这些发展发生在商品化的加速过程中。这过程的首要内容是小农家庭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崩溃。机制纱,先是洋纱后也包括国产的机纱,大量取代了土纱。棉农出售棉花给纱厂,而小农织户买回机纱织土布。这导致了乡村贸易的大量扩增(吴承明,1984; 徐新吾,1990;黄宗智,1990)。 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中国经济中的新资本主义部分从未达到国民经济总产出的百分之十。当时也出现了传统手工业的衰败,尤其是手工纺纱,并因此导致长江三角洲不少市镇的衰亡,乃至完全湮废。最重要的是,即使在相对繁荣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农民的收入仍处于仅够糊口的水平,随着三十年代的衰退就更陷于困境。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仍然是不发展的。8 二、悖事实的争辩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悖论现象呢?我们当然可以无视上述为史实证明的悖论现象,而继续坚持这样或那样的古典理论。过去的一个办法是用悖事实的争辩抹去其间的矛盾。于是,主张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中国学者就讲:如果西方帝国主义没有入侵中国,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会导致城乡的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这样,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事实上未曾发生就无关紧要了。这种悖事实争辩的要点在于申明它所认为是应有的历史现象,而无视历史真实。 新斯密学派的美国学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明确地或含蓄地讲:如果没有战争和革命,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乡村由市场推动的发展会导致质变性的乡村近代化(迈尔斯,1970;罗斯基,1989;布兰特,1989)。照此逻辑,中国乡村并未近代化的历史真实无关紧要。历史真实成了理论的牺牲品。 类似的论点也运用到对西方如何影响中国的评价。于是西方影响和积极方面被中国学者抹去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中国会发展得更快。9同样,西方影响的消极方面被新斯密派的西方学者抹去了:如果西方影响更强一点,乡村的贫困就不会再持续下去了;或者,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那里会更贫困(侯继明,1965;艾尔温,1973;邓伯格,1975)。 这样的悖事实争辩往往伴随着另外两种推理。一是封建制或旧传统必然会让位于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或近代化。即使事实上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形,它应该会发生,或是迟早必定会发生。另一推理是一种因素(如商品化)出现,其他有关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也必然出现。如若不然,它迟早必定会发生。很明显,这样的论点不仅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结论先行和简缩化的。一个坚持历史发展是沿着必然的、直线的路线,而另一个把复杂的现象简缩为只含有单一成分的部分。 我们需要做的是从实际的悖论现象出发,寻求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概念,而不是凭借悖事实逻辑来否认历史现象。学术探讨应由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把两个古典理论与其共享的规范信念造成的认识桎梏放置一边了。 三、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10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11 这里有必要指出,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 与发展不同,过密化所可能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劳动力能够承担附加劳动的天数,而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则不受到这样的局限。更进一步,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劳动力必须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 应该明确,即便没有其他质变性的变化,过密型商品化也可成为市场与城镇发展的基础,就象明清时期发生的那样。小农的棉花和桑蚕生产提供了这些商品贸易的基础,进而影响粮食经济。这样的贸易与附属的加工成了新城镇的支柱,并进而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现象。然而尽管如此,农民的糊口经济依然持续。 换句话说,我们企图找到的解释历史上悖论现象的答案隐藏于商品化过程自身的特性之中。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商品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动力,产生着不同的变化。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 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我不认为世界市场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或帝国主义只是有害于中国。我试图去找出历史真实,并说明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悖论现象。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由外国企业和国内城市企业组成的近代经济部门与过密化的乡村经济部门相联接。例如在国际化了的蚕丝经济中,相对资本密集的机器织绸由美国和法国的工厂承担,它们依靠资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国缫丝工业提供生丝,而中国缫丝工业又靠过密化的小农家庭生产提供蚕茧。整个体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农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农民妇女的养蚕。在棉花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逻辑。外国工厂承担大多数相对资本密集的织布,中国纱厂承担相对节省资本的纺纱,而中国农民承担劳动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国主义、中国工业和过密化的小农联成了一个整合的体系。 三、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10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11 这里有必要指出,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 与发展不同,过密化所可能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劳动力能够承担附加劳动的天数,而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则不受到这样的局限。更进一步,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劳动力必须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 应该明确,即便没有其他质变性的变化,过密型商品化也可成为市场与城镇发展的基础,就象明清时期发生的那样。小农的棉花和桑蚕生产提供了这些商品贸易的基础,进而影响粮食经济。这样的贸易与附属的加工成了新城镇的支柱,并进而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现象。然而尽管如此,农民的糊口经济依然持续。 换句话说,我们企图找到的解释历史上悖论现象的答案隐藏于商品化过程自身的特性之中。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商品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动力,产生着不同的变化。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 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我不认为世界市场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或帝国主义只是有害于中国。我试图去找出历史真实,并说明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悖论现象。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由外国企业和国内城市企业组成的近代经济部门与过密化的乡村经济部门相联接。例如在国际化了的蚕丝经济中,相对资本密集的机器织绸由美国和法国的工厂承担,它们依靠资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国缫丝工业提供生丝,而中国缫丝工业又靠过密化的小农家庭生产提供蚕茧。整个体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农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农民妇女的养蚕。在棉花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逻辑。外国工厂承担大多数相对资本密集的织布,中国纱厂承担相对节省资本的纺纱,而中国农民承担劳动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国主义、中国工业和过密化的小农联成了一个整合的体系。 四、微观的社会研究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过倒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 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我们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的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在我自己的经历之中,源自第三世界的分析概念比基于西方经历的模式有用。我自己关于过密化的概念就得益于蔡雅诺夫(a·v·chayanov)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模式,它们都是基于对非西方社会的微观研究的。 最后,我认为鉴定悖论现象是设计要研究的问题的好方法。既有的理论体系之间的争论和共同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悖论现象。一旦认清了悖论现象,以及它所否定的规范信念,我们便可能对假定的因果关系提出怀疑。例如商品化的性质会不会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估计?近代化的动力会不会只限于商品化?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去注意未发现的联系,也启发了可能解释这些悖论现象的新概念。 其他的悖论现象 下面我打算进而广泛地考察一些为以往学术研究?魇镜幕?谑抵さ你B巯窒蟆N也蛔急付怨?サ难?跫右匀?娴淖?觯??淮蛩闾致垡恍乇鹉芩得魑侍獾难芯俊N业奶致劢?饕??杏谡饫锼??岢?难芯糠较颉U饩筒豢杀苊獾睾鍪恿诵矶嘌д呶?黄凭赡J胶脱罢倚峦揪端?鞒龅墓毕住?br 一、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 大洋两岸的学者近年来在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探讨中国历史上作了一些努力。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研究,新的研究从总产出转向市场、价格和企业、家庭抉择等被忽略的方面。12 新的研究成功地证实了明清经济中市场的整合趋势。在稻米、棉花、茶叶等商品交换中无疑存在着"民族市场"。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各地区间商品流通的路线,并估计出大概的流通量。此外,可以证明不同的地区之间价格同步波动。在民国期间,上述趋势的加速扩展,中国的市场进一步连接于国际市场。 然而,我们还知道明清期间的棉纺织生产并不在城镇作坊进行,而是在小农家庭中进行,与农耕相结合(徐新吾,1981;吴承明,1990:258-332)。不仅如此,小农生产的大部分仍直接满足家庭消费。最新的系统研究表明,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小农为家庭消费的生产仍超过为市场的生产(吴承明,1990:18-19)。换句话说,乡村经济相当程度地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进而,要素市场的运行尚处于种种约束之下,离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的理想模式很远。土地转移同时受到习俗和法律的约束,必须让邻近田块的亲友优先购买。同时,在广泛使用的典卖交易方式之中,卖主几乎拥有无限期的赎回权(杨国祯,1988)。雇佣交易中讲究私人关系和中间人,从而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范围。村内亲友间的贷款(无论个人贷款还是合会),讲究感情和礼尚往来,而未形成脱离人际关系的信贷市场逻辑。小农借贷反映了糊口经济中的为生存而借款的逻辑,月利高达百分之二至三,远高于任何盈利企业所能承担的利率(费孝通,1939;黄宗智,1990)。 我们当然可以再一次陷入以往的论争。新斯密学派会坚持说,根据某些商品价格同步变化的事实,他们理想中的整体化市场经济的其他因素也肯定同时存在:在中国小农经济中,充分竞争的,教科书式的要素市场如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存在,小农就像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在市场上为寻求最大利润而作出经济抉择(舒尔茨,1964;布兰特,1989)。有些人更从这样的简缩性推理出发,进一步得出乡村质变性的近代化必然会由这样的市场发展而来的武断结论。按照他们悖事实的逻辑,他们不在乎历史真实不是如此,同样可以坚持要不是战争和革命打断这一进程,迟早会有这样的发展。 与此对照,"自然经济"论学者会坚持封建经济只可能是"自然经济"。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和完全整合的市场会发展起来,但这种可能性被帝国主义排除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阻碍了这一进程。要是西方没有入侵,情况就会不同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老一套基本政治意识的争论。 "经济二元论"(侯继明,1963;墨菲,1977)把纯竞争性的要素市场模式与自然经济模式合并为一个具有两个不同部门的经济体系模式。但这个模式贡献有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门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影响到每家每户的棉花经济。把两种经济想象为分隔的部门是没有道理的。 这三种模式没有一种能勾划出近几个世纪来市场在中国经济中运行的实际情况。在这个论题上,就像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其他论题上一样,我们面临着概念上的困境,这正反映了当前规范认识危机的一个部分。打破这一困境所需的第一步是改变过去的由理论到史实的做法,而立足于实证研究。面对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市场并存的悖论现象,我们如何解释这两者的同时出现和长期并存呢?还有,我们如何解释不带近展的整合市场的形式过程呢?我认为,作为第一步,我们可考虑商品化有不同的动力,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这一设想也可延伸到市场是否按照既定模式运行的问题。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对象是商行,处于传统的和近代的市场体系的交接点,可以启发我们两种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们如何相互渗透和不渗透。 二、没有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 美国的清史研究者的另一个新的重要研究是关于公众社会团体的扩张,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诸如会馆、行会、书院、善堂、义仓等诸如此类的组织,均有了扩展。这样的非官方的公众团体的兴起使人联想到哈伯马斯研究的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的"公众领域"的概念,并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明末清初的研究之中。13表面看来,两个历史过程似乎十分相似。 然而,借用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词语和定义会带来无意的结论先行和简缩化。在西欧历史上,哈伯马斯研究的"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是对民主起源的探讨(以及随后的"结构转型")。他所涉及的不仅是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间的不同,而且更是两者在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对立面中的地位。就他来讲,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这两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事实上,正是这两组概念的交替使用加强了他"公众领域"概念的分析力。从民主起源的角度来看,人们生活中公众领域的扩展只属次要,关键在于与其同步扩展的公民权力。我们必须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来理解哈伯马斯的"公民社会中的公众领域" (哈伯马斯,1989) 。 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这一扩张并不一定为公民权力的发展相伴随。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公众领域是一块近代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争夺的地盘。在民主国家的近代史上,公众社会成功地占领了公众领域,而在非民主国家中则正好相反。革命后中国的政权对公众领域的全面控制便可以说明这个区别。 由此,哈伯马斯的要领如果用于中国,它所突出的应不是类似西欧的公众领域与公民政权的同时发展,而是两者的分割。当然,在中国随着城镇发展和城市生活中村社生活方式的解体,公众领域有了扩张(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城乡日常生活的不同:乡村居民与家庭成员、亲戚、村邻有较密切联系,而与外界较少联系;而城镇居民对亲友保持一定距离,但与近邻之外的外界有交往)。然而,中国不象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城镇并不处于政权的控制范围之外,城镇的发展并不意味市民政治权力的发展。在1600--1700至1840--1895年间的中国,市民公众团体确实有了相当的扩张,但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不带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的悖论现象,进而提出了问题:推动明清与近代早期西方公众团体扩展的动力究竟有何异同? 三、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 当前美国研究中国的又一热门是法制史。老一代研究者指出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没有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司法当局只是行政当局的一部分,法律主要意味着惩罚,为了维护官方统治思想和社会秩序,因此,在民法方面几乎毫无建树(瞿同祖,1961;范·德·斯帕伦科尔,1977,伯弟和莫里斯,1967)。与当时中国研究的总体情况一样,他们的研究注重中国历代王朝与近代西方的不同之处。 晚一辈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的法制传统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司法并非诉诸专横的惩罚和拷问,而具有一定的作证程序,即使按今天的司法标准来看也是行之有效的。同时,这个制度系统地、合理地处理了民事纠纷。14这批学者几乎与"近代早期论"学者是在同一时期纠正前辈的偏向。 两代学者运用的不同分析框架响应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具主义("卡地"法)和规范主义(理性法)的一对对立概念(马克斯·韦伯,1954)。对一个来讲,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对另一个来讲,法律基于规范化的、正式成文的原则,并导向司法的专业化、标准化和独立化--这些特性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是近代的理性主义的表现。 两种不同的情景在比较法学家罗伯托·安格尔1976年的著作与他的批评者威廉·阿尔弗德1986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安格尔,1976;阿尔弗德,1984)。 对安格尔来说,中国代表了不具备近代自由主义法律和保护个人人权的法制传统。对阿尔弗德来说,安格尔对中国法律的看法正反映了前一代学者西方本位主义态度的错误。 我认为两种观点均有部分道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我们又无法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仍受到行政干预,尤其是来自皇权的干预(孔斐力,1990)。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规范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欧是得到结合的。中国的明清时期并非如此。 争论的双方若只坚持自己一方更为精确、重要,结果将会像关于明清时期是"传统的"还是"近代早期的"、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一样。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应是已经证实了的悖论现象,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的法制。 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个法制的实际执行情况,尤其是关于民事纠纷的案件。15当然,清代的刑法与民法之间并无明确分界。这表明民事司法缺乏明确的划分和独立的领域,与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律不同。但是,清律明确载有相当多的具体的、有关民事的正式条文(诸如关于继承、婚姻、离婚、土地买卖和债务的条文)。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案件记录现已可见到。这些记录所载有的微观性信息,使我们可能详细地探讨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一个地方行政官而言,民事案件的审理占多大比重?他在何种程度上根据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或专断地根据个人意志来处理案件?从普通人民的角度来看,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出自何种目的而求诸诉讼?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司法系统与当地社团的调解如何相互关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给我们一个较坚实的基础来分析中国和西方法制传统的异同。 四、中国革命中的结构与抉择 过去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在结构和抉择的关系问题上划分成不同的营垒。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直截了当的:长期的结构变化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尤其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是被剥削农民的组织代表。结构变迁与人为抉择的因素在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中汇合成同一个运动(,1927,1939;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 这一观点与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的。"封建主义论"学派强调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与佃农之间冲突的中心地位。帝国主义加剧了阶级矛盾,从而引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尽管强调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发展,对于革命的结构性基础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封建自然经济的阶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从而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保守的美国学者的观点则相反:结构性的变化与人为抉择在中国革命中是相背的。在本世纪50年代的冷战高潮时期,最保守的学者甚至坚持中国革命仅仅是莫斯科控制和操纵的少数阴谋家的产物(迈尔克与泰勒,1956)。其后,保守的主流观点演变成强调共产党组织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动力。农民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革命宣传机构虚构出来的,真正重要的只是高度集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 这一观点也得到研究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学者支持。"停滞的传统中国论"强调人口压力是近代中国不幸的源由,而新斯密派则强调市场促进发展的作用。无论哪种观点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是与结构性变化的趋势相背的:人口压力要求控制生育或其他改革,市场推动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两者均不要求革命。 两套观点显然各有可取之处。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比国民常远远获得人民的拥护,而人民的支持对内战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北方的战役中尤其如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列宁主义型共产党组织在民主的一面之外,还有集中的一面。解放后中国农民在相当程度上仍旧是共产党高度集中的政权所统治的对象,而不是理论中所说的那样。 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气氛下,学者们极难摆脱政治影响而说明上述两点事实。试图论证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的著作常牵带着整套阶级革命的论说(萨尔顿,1971)。而关于共产党组织重要性的讨论则带着一整套保守的观点(霍夫海恩斯,1977)。 即使小心地避开政治争论的学者也无法避免受到政治攻击。于是,费正清被雷蒙·迈尔斯和托马斯·梅则格攻击为传播"革命范例","他的政治观点迎合了北京的历史观点,阻碍了许多美国学者公平、清醒地分析两个中国政府"(迈尔斯与梅则格,1980:88)。 研究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其实并不相信上述两种观点的任何一种。头脑清醒的学者则冷静地从事于实证研究,以期建立有说服力的分析。(例如陈永发,1986)然而,迄今未有人提出能够得到广泛承认的新的解释。 我认为要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突破过去关于长期结构变迁与革命之间关系的规范认识。结构变迁不一定导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而有着其他的可能性。我本人已提出了过密型商品化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阶级矛盾并没有尖锐化,农民并没有分化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雇农。商品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增强了小农家庭和村庄社团再生产的能力。 另一个关于长期结构变迁的不同看法的例子是: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一百年中,江南地区最突出的结构性变迁是地主势力的衰落,其导因是政府的压力、税收的提高和租额的徘徊不上。土地租佃制未必像正统的革命模式估计的那样,必定要被佃农积极的阶级革命所摧毁。它也可能只是在长期的结构性变迁下自然崩溃,未必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白凯,即将出版)。 此外,我们需要把结构与抉择的关系看作既非完全相应又非完全相背的。我们的选择不必限于美国保守派认为的没有人民支持的党或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浪潮的两种观点。真正的问题是:结构与抉择如何相互作用? 把结构和抉择看作既分开又相互作用是一个重要进步。这使我们把二者间的联系看作是一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结论。在裴宜理关于淮北地区革命运动的研究中(裴宜理,1980), 长期的生态不稳定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两个因素得到暂时的协调,体现在共产党利用农村的自卫组织(联庄会)。在詹姆斯·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模式中(斯科特,1976;马克斯,1984),传统的村社一贯尊重其成员的道义性"生存权"(例如歉收时地主应减租)。在革命过程中,党组织和农民在重建被商品经济和近代政权摧毁的道义经济上找到共同点。再举一个例子,周锡瑞对义和团的研究表明(周锡瑞,1987), 农民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农民思想和行动上的倾向。 要真得出新的观点和分析,突破过去几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们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资料。中国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主要局限于组织史(党史),部分原因是缺乏它种性质的资料,极少有关于革命运动真正接触到乡村社会时发生状况的资料。16然而,我们现在有可能通过地方档案和当事人(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的回忆获得能够解决问题的微观层面的资料。有的美国学者已在积极从事这样的研究。[27] 当代史 当代史的研究同样为上述两套理论所左右。革命源于阶级斗争的分析延伸到当代便成为“社会主义”模式。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的组织,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长期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革命后的政权与中国社会是相应的整体。作为对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革命全由共产党组织制造的,延伸至解放后的中国便成为“极权主义”模式。17根据这一模式,党政机器通过对人民的极权主义来进行统治。政权与社会是对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 至于农村变迁,社会主义模式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会克服小农生产的弱点而导向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弊端。资本主义模式则预言集体所有制会因缺乏存在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内的刺激而受挫,集中计划会导致过分的官僚控制,社会主义经济会陷入效率低下。 中国的决策层自身也长期就此问题争论,而反映在“”期间所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随着官方农村政策的每一次转向,这个或那个模式就被用来为政策变化作解释。于是“”和“”期间强调平等和集体化的成就,而后的调整时期和“”后的改革期间则重视市场和物质刺激。 这一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进入了西方的学术界。一些学者更同情“毛主义者”,而另一些则赞成刘少奇和八十年代的改革者。而两模式最虔诚的信奉者则从抽象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政策:如指责毛政策下国家机器仍然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利比特,1987),或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发展仍然受到过分抑制(杰弗逊与罗斯基,待刊稿)。 随着八十年代中国放弃集体化农业,新斯密学派认为在改革中看到了对自己信念的认可。就他们而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几十年失常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最后回到了市场推动发展的正确途径。如果问题仍旧存在,那只是因为改革还不彻底,还没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制和价格放开,也就是资本主义。 我认为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两种理论共同的错误。就相对解放前中国的研究一样,当代中国的研究也为两种理论、一个共同的规范认识所左右。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种理论间的不同点,但它们共享的规范信念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影响。 这里规范信念仍指那些两种理论共同认可的地方,双方均认为明确得无需加以讨论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些认识中,双方均认为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发展、产量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发生,形成同一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双方认可的另两个规范信念也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解放后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均来自西方及苏联的经验,它们都没有考虑到人口过剩的问题。两种估计均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发展,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会轻而易举地克服。双方均未考虑已经高度过密化的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已经如此之高,已无可能再大规模提高。两者均认为产量可能无限提高。两者都没有去注意在一个过密化的乡村经济中,工副业生产对于小农的生存是何等重要。两者均认为乡村生产基本上仅是种植业生产。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模式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对方之外的唯一选择。受这一规范信念影响的人很多,包括对两种模式本身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在内。在这个规范信念的影响下,乡村发展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走两者的混合,或第三、四条道路。 一、集体化时期的城市发展与乡村过密化 城市工业化与乡村过密化并存的悖论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比起解放前的中国来甚至更为明显。以往的研究清楚地论证了工业发展与农业变化间的巨大差别:在1952年至1979年间,工业产出以11%的年速度增长,共增长了十九倍;而农业产出年增长速度仅2.3%,略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这一工业发展与农业不发展的悖论现象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关于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的预言相抵触。 当然,乡村集体化赋予了中国农业以个体小农无法提供的基本建设的组织条件。通过这样的建设,本来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人口的压力和政府政策迫使对单位土地面积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迫使其边际报酬递减。最后,乡村产出虽然提高了三倍,投入的劳动力却扩增了三到四倍——通过全面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增加每年的工作日以及乡村人口的近倍增加。这造成了单位工作日报酬的递减,亦即是乡村生产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出)增长。 集体化农场与解放前小农家庭农场一样具有某些基本的组织性特点。不同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它们的劳动力来源是固定的,不能根据需要加以调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农场,它们都是一个集消费和生产为一体的单位,而非单纯生产的单位。于是,它们有可能为消费需要而高度过密化,而无视单位劳动的收益。此外,解放后的政府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过密倾向。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在劳动力富裕的中国增加劳动投入远比增加资本投入便宜。另外,政府的税收和征购与总产出挂钩,不涉及社员的单位工作日收入。其结局是我称之为集体制下的过密化,是中国乡村几个世纪来过密化趋势的继续。 二、八十年代的乡村工副业 对照之下,八十年代出现了大好的乡村发展。乡村总产值(可比价格)在1980至1989年间猛增2.5倍,远远超过15%的人口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3、335、56-57、258、263)。随着这一跃进,出现了中国乡村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发展,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受益的提高和糊口水准之上的相当的剩余。 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进步?一些研究者忽视人口压力和认为乡村生产主要是种植业,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种植业产出上,指望市场和利润刺激会像资本主义模式预言的那样带来大幅度的增长(倪与苏,1990)。种植业产出在1979至1984年间确实曾以平均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5)。这一事实更促成直观的期望。事实上,中国改革的设计者们自己也把种植业生产看作乡村发展的标志,并自信地预言可能以同样幅度继续提高(发展研究所:1985)。从1985年开始,增长实际上已经停止。但是新斯密学派成员一度继续坚持他们的看法,并以有悖事实的逻辑声称:只要中国领导人不半途而废(近而实行私有化和价格完全放开),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事后看来,种植业生产在最初的跃升后停滞并不令人奇怪。在中国这样高密度的和过密化的农业经济中,单位面积产量早已达到了很高水平。除了在后进地区因为中国化肥工业的成熟而得以更多地使用化肥外,其他地区早已使用了易于应用的现入。在土地没有这样密集使用的美国或苏联,大幅度的增长是可能的,但指望中国如此是没有道理的。 在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到底应该以资本主义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到乡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工业与“副业”(包括手工业、畜牧业、渔业、林业)。18在生产资料分配的市场化和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乡村两级组织积极开创新的企业。工业的增长尤为惊人,自1980年至1989年间增加了五倍,远远超过种植业的0.3倍。到八十年代末,乡村工业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而副业占了另外的五分之一。19 这些部门对农业社会总产出增长2.5倍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种植业生产(比例约为9:1)。到1988年,九千万乡村劳动力在农业外就业(《中国统计年鉴》,1990:400,329)这一变化使数百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移出种植业生产中过分拥挤的劳动力,出现了反过密化。通过减少参与分配的劳动力,反过密化带来了作物生产中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连同来自新工业和副业的收入,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第一次创造了真正的发展和相对繁荣。 最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作仅有的可能选择的规范信念,使许多学者忽略了八十年展的实质内容。其中占最重要的比例是市场化了的集体企业(《中国农业年鉴》,1989:345-346)。它们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混合体,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式运行机制的混合产物,既非纯资本主义亦非纯社会主义。我们今日不应再固执于两个简单的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 三、没有“公民社会”的市场化 在城市中,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伴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开放和民间社团的相应兴起。这些发展使一些美国学者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来形容改革时期的政治变化(怀特,1990)。这个概念指出政权与社会间权力关系的问题,比起以往的极权主义模式来是种进步,因为后者简单地把政权对社会的全盘控制不加分析地作为前提。 然而,就像使用“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去描述明清时期一样,“公民社会”也容易使我们混同西方与中国的经历。在西欧近代早期的历史上和最近的东欧历史上,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从国家政权独立出来的民权和公民个人的人权)伴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公民社会”包含着各种关系的复合体: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而兴起的市民团体,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的开端。因此,使用这个名词而不去明确注意中国的不同之处,会造成相同的复合体也在中国出现的错觉。 这一提法对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讲,就像对清代一样不适当。它夸大了八十年代市场交易和市民团体扩张的民主含义,也进而夸大了1989年春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公民权力组织基础。它重复了过去一些人的习惯,用简缩化和结论先行的推理,把西方的理想模式套到中国头上:如果一个复合体的一两种因素出现了,那整个复合体必然会,或马上会出现。 我们应当离开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从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兴起的悖论现象出发。八十年代中国的市场化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而市民团体也同样出自不同于西方的动力。如这些不同能得以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市场化带给中国的可能不同的社会、政治含意。 四、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道路 当然有人会继续坚持单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模式,并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旧有的简缩化、结论先行或有悖事实的逻辑。根据那样的推理,市场的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其他部分,如私有制和民主的接踵而来。要是其他部分没有出现,它们至少是应该出现。至此,只差一小步就到了有悖事实的结论:只要中国领导人不顽固地拒绝放弃社会主义和转向资本主义,预想中的发展必然会到来。 中国反对改革的保守人士使用同样的逻辑得出相反的结论。随着市场化,资本主义的其他不好因素必然会接踵而来: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犯罪、诸如此类。因此,必须坚决拥护彻底的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萌芽。改革遇到的一些挫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化还不够,而是过了头。要是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没有因改革而被削弱,情况会好的多。 时至今日,我们应把这些争论搁置一边了。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人口增加了两倍,来自化肥,电泵和机耕等现代化投入的易实现的进步已经都有了,很难想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它的魔力。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集体化途径也应放弃了。在这一途径下,农作物产出确实上升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报酬是停滞的。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停留在仅敷糊口的生活水准。坚持这一途径与退回五十年代前一样,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出路到底何在?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应是解释为什么乡村经济在八十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而在拥有自由市场、私有财产的1350至1950年以及计划经济的集体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都没有这种发展?为什么乡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经济的悖论性混合体却推动了充满活力的乡村工业化?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突出点是乡村起了很大作用。乡村曾是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通过五十年代的集体化,村、乡变成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的基本单位。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极严格的户籍制度,使村、乡下属的人员长期稳定。接着,村、乡又成了水利、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大规模运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在这些过程中扩大了它们的行政机器。这些变化给予这些组织在农村变迁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在八十年代扩大自主权和市场刺激的双重激励下,它们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单位。它们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历史真实是否代表了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道路? 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是全世界历史理论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理论危机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而出现的。这一局面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经济现象论文:简论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法律经济学 [摘 要]自2003年教育部实行阳光招生以来,全国各地因高考成绩不理想而没有考上心仪大学的学生家长屡屡被骗,金额巨大。本文尝试通过法律经济学分析,找出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讨论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阳光招生;法律经济学分析;招生中介;敛财 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是“阳光工程”下的黑暗地带,破坏了正常高考招生秩序,对社会的危害极大。本文尝试通过经济学分析,找出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讨论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1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的新兴、边缘、复合学科,它是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运用实证和规范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制度,考察人的行为在规则、制度或法律面前如何进行选择和如何制定出规则从而使人的行为更经济的一门科学。 法律经济学运用理性选择模型重构了犯罪理论。这一理论最重要的因素是假设罪犯是理性的人而不是心理有疾病或失常的人,对他们来说,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即人在决定是否犯罪时,会权衡和比较犯罪的收益与刑事审判施加的预期惩罚。特别是经济犯罪,行为人对其即将投入的行为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收益会进行详细的权衡和比较,一旦收益高于成本,将选择实施其犯罪行为。因此,犯罪事实上是可以进行理性分析的。 1.1 对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成本分析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犯罪成本有着不同的含义。从国家角度来说,犯罪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而予以禁止所付出的代价。从社会角度来说,犯罪成本是指犯罪行为给社会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从犯罪分子或潜在的犯罪分子角度来看,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本文主要是从犯罪分子角度来论述经济犯罪产生的成本,即个人成本。从前面论述的经济犯罪的概念和特点可知,如果一项经济犯罪行为发生,那犯罪嫌疑人必然是认为其收益高出其投入的成本。法律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些人才实施犯罪行为”。经济犯罪的预期成本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经济犯罪的全部支出,包括现实的支出和未来可能的支出两部分。现实的支出可以称为显性成本,这种成本是可以直接衡量的,是直接计入每次经济犯罪的成本的,也被称为经济犯罪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作出某一种决策而不作出另一种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就实质而言,一项决策的机会成本是另一种可得到的最好决策的价值。它包括经济犯罪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行为而支出的直接现金成本和为了实施犯罪而放弃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可以获取的收益。未来可能的支出也可称为隐性的成本,这种成本是不确定发生的,它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这种成本对于连续犯则需要采用分摊的方法来纳入成本的计量,对于一次犯则可直接计入。这两种成本在每个单独的经济犯罪中都必然要发生。由于隐性成本的或然性,即或者发生,或者不发生,或者在经济犯罪一次后立即发生,或者多次之后才发生,或者永远不发生,使得这种成本就变成了刑罚处罚的预期成本。隐性成本在经济犯罪的总成本所占比重完全取决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偏好,如果实施经济犯罪的当事人是一个风险爱好者,他可能将这类成本视为很低,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那他就有可能毫无顾忌地犯罪;相反,如果当事人是个相对的保守主义者,那他在犯罪之前肯定会进行充分地考虑。 高考招生中介的手段有:①杜撰出“小计划”、“内部指标”、“预科生”、“计划外指标”、“点招”等名目,恶意利用亲戚朋友之间的信任进行诈骗;②伪造高校收款凭证、录取通知书和转学通知书;③故意混淆、夸大就学性质。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或帮忙时,向考生和家长称可以解决统招本、专科,索取巨额中介费、好处费、赞助费,实则用不需要考试成绩的自考班、网络生等来糊弄考生和家长;④利用网络黑客对高校招生网站进行攻击,非法篡改考生招录信息,骗取家长信任,达到诈骗目的。 一方面,这些欺骗手段成本低廉,显性成本无非就是印刷几张假收款凭证和录取或转学通知书等;另一方面,这些欺骗手段非常隐秘,利用家长们想走不正当途径达到为子女升学目的的心理,在诈骗的过程中可以要求家长们必须保密,否则就威胁办不成事,即使事情败露,大部分家长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由于事件本身不光彩而不会选择以报警的方式来处理。目前,家长即使报警,大部分情况下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及破案成本高而难以对中介采取法律措施,所以高考招生中介无须冒很大的风险,其隐性成本比较低廉或者可以认为根本不存在,促使这些中介年复一年以此谋取钱财。 1.2 对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效益分析 犯罪收益则是指犯罪人通过其犯罪所获得的利益和某种满足,也就是说犯罪人通过犯罪活动而得到的某种非法利益。 一个理性人之所以选择一种行为,是因为他的预期收入会高于其预期的成本。与其他犯罪的成本相比较,经济犯罪的收益就比较明晰和简单了,因为经济犯罪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犯罪,其他犯罪行为往往带有比较牵强或者难以用具体数字来衡量的成本和收益,比如故意杀人罪,犯罪分子投入的成本可能比较好量化,是可以计算的,但他的收益——杀了人,则是难以计算出精确的数字的,所以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就可能变得缺乏精确的依据了。而经济犯罪则不然,经济犯罪的收益是为了获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最为直接的追求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是金钱获得性犯罪的典型代表,这种经济上的追求比较单一,也比较好计算,是非常容易用数字来量化的。高考招生中介“招生”的收益是典型的经济犯罪收益,中介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一经查出,其案值都是巨大的,动辄就是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而且案件涉及面广,受害队伍庞大。仅长沙市一个招生中介就“招收”了全国各地上百名高考落榜生,敛财上千万元;武汉市一名学生家长,为了给孩子“弄”到一个全日制本科学籍,先后花了128万元依然没有解决其学籍问题。招生中介的这些收益比他们从事其他正当职业获得的收益要高出许多,这也正是高考招生中介敛财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2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预防与控制 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因为犯罪是对财产和生命的威胁,即便是潜在的犯罪行为,受害者所遭到的侵害是零,也会在公众中造成恐惧和其他危害。因此,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是必要的,惩罚是为了威慑。随着预期惩罚的增加,犯罪的成本增加了,犯罪的数量就会减少,因为更高的预期惩罚威慑了犯罪。犯罪越少,花费在逮捕和惩罚犯罪者的成本就越低。如果减少犯罪的重要性超过每个犯罪的增加的成本,增加预期惩罚就会减少执法和刑罚的总成本。一种有着更高的刑罚和由此带来的更少的犯罪的制度比另一种有着更低的刑罚但更多的犯罪的制度更经济。如果阻止下一个犯罪的追加成本是负数,这样我们就不仅威慑了所有没有效率的犯罪,而且也有效地威慑了一些有效率的犯罪。 现阶段,高考招生中介犯罪的收益远高于成本。因此,只有提高其预期成本,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使其隐性成本成为真实的成本支出,才有可能打击这类犯罪的高发态势,构建正常高招秩序。 经济现象论文:试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基于 缪尔达尔 赫希曼 模型视角 摘要:乐清市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块状经济和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极大地推动了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发展,也使镇域经济发展出现非均衡现象。以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解释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现实表现,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关键词:镇域经济发展;“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乐清市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凭借区位优势,走上了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形成了小型化、多元化、产品特色鲜明的区域块状经济,有学者称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现象,而这种块状经济的承载体主要是镇级区域。所谓镇级区域(以下简称镇域)是指以行政区划确定的乡镇级别的地理空间,包括了建制镇和乡。县级区域是由镇级区域组合而成。探索镇域经济发展规律,对发展镇域经济、缩小镇域区际差距,实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 乐清市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位列全国县市百强,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当前,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发展现象,研究其发生规律,对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县域经济的最终均衡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乐清市镇域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乐清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口北岸。西北为雁荡山山脉,东南为海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陆地面积1 174平方公里,①海域面积270平方公里,现辖31个乡镇。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418.6亿元,工业总产值1 087.92亿元,财政总收入5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 268元,2010年,在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中,乐清市名列第十五位。 一、问题提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乐清市自1992年进行乡镇撤并工作、1993年撤县设市以来,镇域经济在民营经济和城镇化的支撑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有些区域依靠自身要素积累或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镇,而有些区域由于区位因素呈现出相对的衰落景象,镇级区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差异扩大现象。 (一)镇域工业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乐清以工业立市,②根据乐清市统计年鉴,1993年第二产业在国内在产总值的比重为58.4%,2009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60.4%。镇域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反映了各乡镇的经济状况。当前,镇域工业经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2009年,各乡镇工业总产值均值为362 639万元,高于均值的乡镇有7个,比例为22.58%;低于均值的有24个,所占的比例为77.42%(见下页表1);其中,工业总产值超过54亿元的乡镇有4个,占12.9%,低于18亿元的乡镇有21个,占68.74%。2009年乡镇工业生产总值排位前四位为是柳市镇、北白象镇、乐成镇和虹桥镇,工业产值分别是375.6亿元、182.3亿元、129.6亿元、82.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9%,相比其他乡镇,工业经济聚集明显。在南片区域中,2009年县西8个乡镇③ 的工业总产值绝对数为754.5亿元,占全市总额的69.47%,如果再加上乐成镇,比例将达到81.42%。南片区域工农产值均值是中片区域的5.89倍,是北部区域的28.83倍(见表2),南片、中片、北片差距明显。因此,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塔”型结构。处于顶端位置是柳市镇,次之是3大集镇,再次之是7个乡镇,最下层的是21个乡镇;从空间分布看,镇域经济发展呈现“县西高于县东”特征,整体呈“南强北弱”格局。 (二)镇域产业特色的非均衡分布 块状经济是乐清县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乐清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活跃的民营经济使各乡镇经济特色进行了分化,形成独特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发展模式。这种“森林”化而非“独木”的经济集群大大促进了乐清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其吸引力越来越强,使更多的同类企业加入到块状经济中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目前,乐清构建了以电器、电子、建工钻头、休闲服装、机械仪表、精密模具、造船工业等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见表3)。柳市的电器、虹桥的电子,芙蓉的钻头、乐成的头盔摩配、虹桥和清江的精密模具、北白象和磐石的服装以及黄华和七里港的造船工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镇域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从户籍登记看,乐清市乡镇人口规模等级普遍不高,分布细碎,集中度不高,但镇域之间差距也是比较明显。2009年,各乡镇人口平均数为39 512人,高于均值的乡镇个数为7个,占22.5%(见表4)。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乡镇有4个,分别是乐成镇159 552人,柳市镇108 107人,北白象镇105 779人,虹桥镇103 799人;人口在4万~10万之间的乡镇有3个,所占比例为9.68%;人口在2万~4万的乡镇有15个,占48.39%;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镇有9个,占29.03%,其中人口最少是福溪乡6 327人。 2008年,四大集镇① 集聚了477 237人,以12.9%个数比例集中了全市总人口的38.96%。如果考虑外来流动人口的集聚和市内其他区域居民离乡居住但不变更户籍的现象,那么,四大集镇的人口集中度将更高。据统计,2009年全市外来流动人口567 837人,其中四大集镇聚集了417 238人,占全市73%(见表6)。另据保守估计,乐清市山老区人员外出人口约占当地人口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群居住在四大集镇。 (四)镇域城镇化进程的非均衡推进 在城镇地理空间分布上,小城镇② 分布非常集中。全市乡镇分布密度为2.63个/百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镇的分布密度为1.78个/百平方公里。三块平原面积为330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28.1%,集中了21个建制镇中的17个,平原地区建制镇分布密度为5.15个/百平方公里;乐成、柳市、北白象、虹桥四大集镇,均位于南部与中部的平原地区。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上,镇域间分布不均,乐盐片、柳象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在2005年为31.6平方公里,约占全市的79.4%。表6表明,作为县域行政中心,乐盐片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05.13平方米,远高于柳象片和虹桥片,但均在国家标准上限120平方米以内(见表6),而柳象片与虹桥片城市化进程尚待进一步推进。在小城镇的城市化质量方面,乐清市与温州市内其他县市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乐清人”对我市的城镇化建设普遍感到不满。近年来,虽然乐清市各级政府非常努力,但成效有限,城镇的发展呈现“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景象。 二、理论综述:“缪尔达尔—赫希曼” 模型③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区域不平衡增长的分析有某些相似之处,一些学者将两者理论称为“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高大伟、仵雁鹏,2005)。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是同时发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地区由于某种最初契机,获得增长过程中早期优势(初始优势),就会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优势区域会因市场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两种相反效应:一是回流(吸收)效应,表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受收益差异吸引而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结果造成落后地区的衰退,区域差距扩大。二是扩散效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出现一定程度的从发达地区又流向落后地区的现象。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流效应总是远大于扩散效应,“市场力所起的作用是趋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由于循环积累因果的作用使经济在空间上出现了“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时存在。怎样才能限制地区差异的扩大?缪尔达尔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政府应通过不平行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那些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然后通过这些地区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为了防范积累性因果循环带来的地区差距扩大,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刺激措施帮助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林元旦,2004)。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倡导把非均衡战略看做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赫希曼认为,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一旦出现在某处,在巨大的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下,要素将向该地区集聚,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最终形成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核心区。与核心区相对应,周边和落后地区称为边缘区。经济增长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存在,同时起作用(钟有林、李霁友,2009)。赫希曼强调了市场作用和区域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在其分析中认识到,某些非地方性的增长效应可能是消极的,在地理空间的“极”内,经济增长的累积集中将首先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他确信,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扩散效应)将足以减少这种差异。然而,赫希曼对渗透效应(扩散效应)能减少地区差异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依靠国家干预的基础上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都是通过经济中的主导部门的成长带动其他部门的成长。要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卢正惠,2003)。 综上所述,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强调市场作用、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对区域差异变动的影响。这种区域差异的变动是通过极化效应(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展开的(见图1)。在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是同时存在且同时发生作用的,其结果表示为两效应的合力,区域差距呈扩大或缩小变化。在早期,极化效应可能大于扩散效应,表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要素的吸引而使落后地区的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在后期,扩散效应可能 大于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回流,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逐渐减少(见图2)。同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主张政府的积极干预,通过政府干预,或累积发达区域优势扩大区域差距,或刺激落后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 因此,区域差异的变动一般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三种力量的影响,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强调哪方面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钟有林、李霁友,2009)。 三、实证分析 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发现“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或许可以解释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一)“初始优势”的出现,形成“最初的出发点” 按照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说法,经济发展总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获得“初始优势”。在市场力量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敢于天下先”的乐清人在计划经济的坚冰中产生了“最初的出发点”,形成了“初始优势”,经市场作用和经济集聚开始了乐清市县域经济的起飞。从产业看,这些“初始优势”有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① 1977年之前,全国“”,许多全民和大集体企业停工停产,市场上一些产品供不应求,给社队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乐清全县陆续办起采石场、蛎灰厂、修建社、鞋业社、成衣社,逐步发展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从区域看,“最初的出发点”有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原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率先出现了从事低压电器等生产的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然后遍及虹桥等区域。接着,村及村以下的城镇合作和个体工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柳市片区的低压电器、虹桥片区的电子元器件等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产销基地。 (二)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发挥,使镇域经济发展差异表现迥异 按照“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差异变化是通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展开的。在乐清市镇域经济中,四大集镇与南片区域可视为两个层次的发达区域,而四大集镇以外的镇级区域和北片区域可以视为落后区域。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有迹象表明这种区域间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当前乐清县域经济可能受更发达区域的吸引而使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向县域外流出,但也存在对县域外其他区域的极化效应。①这使县域受其他区域的影响与县域内镇域间的影响交织在一起,难以准确衡量。在县域内,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向发达区域的集聚。一是镇域间人口的流动。据估计,乐清市山老区近一半的人口外出,一些人流出县域,一些流入了四大集镇;从1993—2009年,乐清市镇域人口除福溪乡减少约300人外,其余各乡镇均有普遍增长,增长率高于全市的乡镇有11个(包括了四大集镇),其中乐成镇增长率最高,2009年比1993年增长了29.27%,而同期全市人口增长率仅18.81%,在计划生育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镇域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人口的区际迁移;“大荆保姆”、“大荆人”等品牌在四大集镇的造就,反映了落后区域人口外流的程度;在城乡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交通压力(特别是周未)的连年扩大,在侧面证明了镇域交流不断扩大的现实。二是镇域间的资本流动。区域外人员在四大集镇的购房行为,尽管有些是投资行为,但也形成了部分居住的事实,这是资金向四大集镇集聚的一种现象;企业在不同工业园区,特别是在以中心工业园区、大桥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西溪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四大集镇的集聚,反映的也是一种资本在区际的转移。在扩散效应上,表现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发达区域向落后区域的转移。康顺畜牧、康盛农场、巨科枇杷基地、瑞兴水果、绿铁皮枫斗等工商资本、技术在第一产业的投入②以及热火朝天的新农村建设、农家乐等展示了扩散效应的印迹。 在极化效应与扩散应的作用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或扩大或缩小:首先,从全局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四大集镇经20世纪80年代的发酵,得到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从1993年的23.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769.8亿元,增长了32.69倍,远超过全市的同期发展速度(21.75倍),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集中度从1993年的47%增加到2009年的71%,见证了其极化效应和其他区域发展的相对衰弱(见表7)。2009年南片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市的份额,较1993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中片与北片分别减少了7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南、中、北片的差距扩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片的极化效应(见表8)。 其次,从局部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有缩小的迹象。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柳市镇与北白象镇,出现了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融合,并对周围的六大乡镇(白石镇、象阳镇、翁洋镇、黄华镇、七里港镇、磐石镇)产生了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柳白区域和周边区域均获得了极大发展。柳白区域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4.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557.8亿元,增长了38.7倍;周边六大乡镇的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6.7亿元,增长了15.2倍;表9表明,两者之间差距从1993年的1.11∶1扩大到1999年3.68∶1,之后又缩小到2008年2.72∶1,似乎说明2000年之前极化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之后扩散效应则大于极化效应。柳白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六个乡镇的工业产值的平均差系数的变化也佐证了这一点。虹桥镇对周边的影响也与柳白区域相类似,差距也经历了从增加到缩小的过程(见表10)。大荆镇从城镇规划看为北部区域的中心,尽管北部区域也存在居民居住向大荆镇集中现象,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定位不相符。 (三)政府干预,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均受激励 对于发展镇域经济,中央、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各级政府都历来非常重视。党中央的各种与三农问题相关的重要文件,屡屡依形势为促进农村区域发展提出了各种政策。各级政府在贯彻中央文件的过程提出了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镇域经济的发展。 1.从体制转变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较早发育。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1982年的经济整肃运动后,随着政策的松绑,个私经济限制的放宽、“股份合作制” ① 的出现,城乡个体、股份合作和村办企业成为工业经济的主导成份。1990年的质量危机② 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乐清市民营经济走上了健康的快车道。 从产业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园区的创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乐清市各乡镇纷纷组建工业园区,使小型化、多元化的块状经济在乐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93年以后,乐清沿104国道线,建立了63个工业园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使之形成一条“工业走廊”,推动了区域块状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从2000年开始,乐清又对各类工业园资源进行整合、调整、撤并,集中力量建设乐清经济开发区和乐清工业园区两个省级开发区、7个产业功能区。表11反映了乐清市县域工业园区的分布情况。近年来,传统产业、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上了日程,其又将进一步推镇域经济发展。 从城镇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多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推进城市化进程,以城镇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1994年11月,浙江省提出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1995年国家体改委批准温州市龙港镇(苍南)为首批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随后柳市镇(乐清)等三个乡镇被列入国家级试点镇。1999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温州市城镇体系发展规划》,推进小城镇发展。之后,浙江省各级政府把小城镇综合改革的重点引向中心镇的培育壮大上,通过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增强城镇功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2007年4月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在选取的第一批141个省级中心镇中温州市占据15席,其中包括了乐清市的虹桥镇、柳市镇。2009年6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柳市镇位列其中。历年来,乐清市政府坚决贯彻上级部门的有关政策,并出台相应的具体措施。根据乐清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形势,乐清市在县域发展战略上从20世纪90年代“三廊一港”向“三轴三区、三线并进”,“一心领先、三组并进;两带融合,三群竞发”,“一心两翼”依次演进。1998年乐清市出台了《乐清市城镇体系规划》,2003年制定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并根据上级的有关决定,对虹桥镇、柳市镇等乡镇进行强镇扩权式改革,2007年修订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年,乐清市出台了《柳市镇强镇扩权改革实施方案》,对柳市镇进行了“镇级市”试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集聚,其推动了四大集镇等中心镇的发展,但政策上的区别对待使中心镇的发展得不到更大支持。 综上所述,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还处于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促进了镇域经济的极大发展;政府的干预特别是政策支持或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激励了镇域经济。 四、结语与展望 本文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镇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其中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促进了地区经济的极大发展,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激励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诚然,均衡是非均衡这一发展过程的最终要求,但“只有经过非均衡发展过程,才能达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空间均衡”(曾菊新,1996)。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是要经历非均衡,然后才是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空间均衡。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强化政府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干预作用。 经济现象论文: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现象剖析 2004-2009年的数据,运用偏离值指标,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偏离程度进行了测算。得出的结论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产生的负效应不仅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和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而且制约了本地区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偏离值 我国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三条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人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总体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上述目标,离不开与其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教育经费做基础和保障。在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下,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投入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但是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长期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成果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该结论主要是基于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量的比较,并未考虑其相对性,如果同时考虑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地区所享受的各种优先发展的优惠政策等因素,本文认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仅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而且滞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一、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的状况 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观察样本,以“经济排名”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规模排名”表示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大小,以“投入排名”表示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上述排名的计算公式如下:经济排名=[(gdp占全国的比重排名+人均gdp排名)÷2]的排名 规模排名=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重排名 投入排名=[(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排名+高等教育预算内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名+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排名)÷3]的排名 运用“排名”来体现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比较直观,而且可以清楚了解各地区在全国的地位。上述公式中涉及的各项指标的排名皆取各指标2004-2009年平均值的排名。由于高等教育方面的最新统计年鉴尚无2010年的数据,所以本文最新数据的截止年份为200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等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各地区的gdp、年末总人口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将各地区2004-2009年的“经济排名(表中用a1表示)”和“规模排名(表中用a:表示)”分别与“投入排名(表中用a3表示)”相减,得出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偏离值。 表中数值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规模滞后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且正值越大,程度越强;数值为负,表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规模,且负值越小,程度越强。表1投入与经济偏离值和投入与规模偏离值中都有17个地区数值大于等于零,14个地区数值为负,表明我国有45.2%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 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状况,关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界定至今并无统一标准,世界银行是按人均国民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的。考虑到地区经济总量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有重要影响,同时也能体现地区经济总体实力,本文在测算经济排名时同时考虑了gdp占全国比重与人均gdp两个指标。根据发达、中等、落后的-“三分法”,将经济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地区,本文取排名前11位的地区定义为经济发达地区,其他地区笼统定义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 达地区按排名先后依次为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山东、北京、辽宁、河北、河南、福建、天津,上述地区投入与经济偏离值分别为6、12、1、 10、-17、5、-3、-23、-21、0、8,其中7个地区偏离值为负,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且滞后程度严重,如广东、浙江、山东、河北和河南的偏离值的绝对值皆高于10。河北和河南高于20。上述经济发达地区投入与规模偏离值分别为6、-10、14、-3、-20、8、-1、24、-25、9、19。其中6个地区偏离值为负,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中54.5%的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滞后程度较严重的地区是河北、河南、山东和广东。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中35%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40%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该比例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表明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而言,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 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各项指标来看,经济发达地区中,有63.6%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4%的地区高等教育预算内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表中用b2表示)和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山东、河北、河南,各项指标皆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经济不够发达的陕西、湖北等省份。 二、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产生的负效应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不仅对其他地区有不良的示范作用,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而且对本地区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都会带来负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抑制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 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不足,致使高等教育出现大量问题:众多高校背负着高额银行贷款,办学负担沉重;为了追求规模经济,各高校极力扩大办学规模,造成校均学生规模过大,生师比过高,专业结构不合理,人才培养质量堪忧;师资队伍建设滞后,科研条件难以保证,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不能充分发挥。 全国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但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格外严重,这与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较快有直接关系。2009年,11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高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重总计达50.86%。大多数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未同时伴随着人财物等保障要素投入的等比例增加。2009年,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普通高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在校生数与专任教师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数,河南、广东、河北、山东、浙江等地区居全国前列,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45%;54.5%的地区普通高校科技成果数量及应用①的排名落后于其规模排名,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30%:45.5%的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排名落后于其规模排名,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40%。说明我国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在总体上仍处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2.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潜力 如果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经济发展质量,以每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技术市场交易额表示经济发展潜力。其中,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高技术产业产值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技术市场交易额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分析结果显示,2009年,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5%的地区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4%的地区每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5%的地区技术市场交易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大多数的经济发达地区仍然属于初级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依然艰巨。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但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抑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彭欢欢,徐盈(2010)研究认为,地区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的长期弹性是0.967,从长期来看,高等教育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吕艳,胡娟 (2010)研究认为,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该区域的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两者的相关系数高到0.949,高等教育对区域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知识产出、实际创新活动的参与三个方面。 三、改变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滞后的对策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占据了我国的半壁江山,其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直接影响教育强国和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所以,尽快改变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的局面至关重要。可喜的是各地区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国发[2011]22号)的精神,相继出台了各种加大投入的政策和措施,但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长期稳定增长还要依赖于有力的长效机制。 1.降低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性经费的依存度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性经费的依存度达到50%左右,政府财政负担沉重,难以长期满足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国家应快速推进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模式,不仅可以融获更多的高等教育经费,还可以建立高等教育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机制。 2.改进和完善高等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办学与管理体制。中央部属高校的经费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所属高校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211”和“985”学校还可以另外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提供的专项建设经费,这类学校大都属于部属高校。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性经费投入缺乏强制性约束,以至于地方所属高校的教育经费投入与中央部属高校相差悬殊。2009年,中央部属普通高校校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是地方所属普通高校的12.6倍,山东、福建、浙江等地区相差更大,山东为25.6倍,福建为19.2倍,浙江为19.0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部属高校多的地区,其教育经费的投入就比中央部属高校少的地区充足,例如,北京和上海等。这种高等教育经费财政管理体制和择优重点发展的策略。其历史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如果长期维持下去,其“马太效应”会越来越严重,达到一定程度后,资源配置效率反而会下降。国家应建立和加强公平的竞争秩序和激励机制,使各类高校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 3.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法规 目前,国家没有专门针对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明确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包括各级各类教育,并非针对高等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国家兴办的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未明确规定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是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而且也未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地方政府难以形成强制性的约束力。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一章中。应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且在附则一章中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规定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十一条。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严格执法,实行问责制,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完善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不够。一是缘于政府政绩考核的重点是经济而非教育的体制。我国长期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最能体现政府绩效的显性指标就是gdp,每一任地方政府在其任期内都会本着经济利益最大化、最快化的原则,将资金投放到经济建设中去。而对需要长期投资且见效迟滞的高等教育的投资热情不足。二是缘于地方政府搭人才资源便车的心理。由各地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等高级人才,毕业后留在本地工作的比例是不确定的,地方政府认为自己投资培养的人才却不能为本地区服务是很不划算的,而将培养人才的投入转化为引进人才的投入则相对比较现实,由此影响了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心理,经济发达地区也不例外。 联合国在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该指数目前由三部分构成:预期寿命、教育年限、生活水平。生活水平(人均收入)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实力,教育年限反映的是发展潜力,预期寿命反映的是社会成效。用hdi替代原来的仅以gdp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政绩,更加科学合理。我国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借鉴联合国的精神,将各级政府对教育法规的执行情况的指标纳入,以保证高等教育经费的法定增长得以充分实现。 经济现象论文:解读俄罗斯经济现象 俄罗斯经济成欧洲亮点 2003年,是俄罗斯经济的又一个丰收年,这是继摆脱199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国民经济连续第5个年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创了近3年来的增长新高。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相对于低迷的欧洲,俄罗斯经济成了欧洲经济名副其实的一个亮点。 数字或许是枯燥的,但却是一面镜子。2003年俄国内总产值达到13.3万亿卢布,合4652亿美元(人均3200美元),同比增长达到7.3%。 工业生产增长提速。2003年工业生产增长7.3%,也创下三年来的新高,而2002年只增长了3.7%。1999-2001年俄工业累计增长了约27%,其中,增长较快的如机械工业增长50.8%,石化工业增长49.5%,轻工业增长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纸浆增长32.1%,黑色冶金工业增长34.9%,有色工业增长33.1%,建材工业31.5%,食品增长28.5%。农业形势出现明显好转,2001年俄罗斯粮食产量破了苏联时期的记录并再次成了粮食出口大国,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俄罗斯第一次出现了富余的饲料粮,从而有利于食品工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投资信心明显增强。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2003年1-8月俄联邦企业实现的按美元计算的利润增长了60%。2003年,俄固定资产增长率达11.2%,是近年最高的,2002年仅为2.6%,表明俄罗斯企业家已经开始对生产部门大量投资。资本外流明显减少,据官方统计,2003年,外逃资本仅为29亿美元,远低于近10年年均200多亿美元外逃的规模,同时,出现了部分外逃资本回流的现象。 国家预算盈余猛增。近年俄罗斯一直奉行非赤字预算政策,从2001年以来一直保持预算顺差,2002年达到49亿美元,迄止到2003年1月1日累计预算赢余达66亿美元,而2003年一年内预算赢余又增加了74.5亿美元,节余全部进入国家稳定基金,为偿还外债提供了有利条件。 外债减少,黄金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03年,俄罗斯在支付了173亿美元外债之后,由年初的478亿美元增加到年底的720多亿美元。俄外债总额从高峰时的160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亿美元,这样,2003年额外债占其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7%,远低于国际上60%的警界线标准,比欧盟成员国所显示的期望值还低一半。卡西亚诺夫总理在2003年秋天指出,如果条件合适,现在俄罗斯可以提早归还外债。 进出口快速增长。2003年俄外贸总额首次达到2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4.3%,顺差近600亿美元。 卢布对外币升值。12年来首次出现卢布不跌反升的现象,仅2003年卢布对美元汇率升值就达18.9%,卢布实际增值5.3%。俄罗斯居民多年来一直拼命将卢布兑换成美元以保值的时代走到尽头了。普京总统支持卢布坚挺并成为国际上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号召老百姓将卢布存入银行。2003年俄罗斯证券市场增长了54%,超过西欧所有证券市场的增长速度。 投资经营环境大为改善。鉴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2003年10月标准普尔一次对俄罗斯主权信誉等级提高了2个级别,将由适合投机级提高到适合投资级。从2002年美国、欧盟分别正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国权威的a.t.科尔尼咨询公司所作的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排名中俄罗斯由2002年的第17位飚升到2003年的第8位,无不说明俄罗斯经营环境在实实在在地改善。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正在寻找机会进入俄罗斯这一世界新兴投资热土。可口可乐、肯德基、ikea、lg、三星等纷纷扩大对俄的投资。2003年俄罗斯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达65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60%。 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随着经济复苏,工业部门就业率在逐步提高,失业率逐年下降,2000年为10.5%,2001年为9%,2002年为7.6%,2003年下降到约6%。2003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13.5%,在2002年9.9%的基础上再提高3个多百分点,增幅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退休金也增长7%。以前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已经杜绝,居民消费快速提升,如在2003年一年内俄罗斯手机销量就增长了50%。通货膨胀率从上年的15.1%下降到12%,预计2004年将下降到10%以下。自信和尊严重新回到俄罗斯人中间,俄罗斯人在最近10多年里第一次重新感觉到“终于松了一口气”。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询问结果,70%以上的接受询问者认为近年国家形势好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明天会更好”取代了过去多年来一直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感和担忧感。 经济快速增长缘由何在? 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何在?许多人会说是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帮了俄罗斯的忙。确实,石油价格上涨,2003年国际石油均价达到28美元左右/桶,超过了俄罗斯预算的核算基础价位,使得俄罗斯预算赢余大大增加。石油价格提高对于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俄罗斯无疑是个重要因素,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实际上,石油高价格对gdp的增长贡献程度大约只有20%略强。 2004年1月俄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提高对俄罗斯2003年gdp的增长贡献度大约只有1.5个百分点,不到gdp实际增长率的1/4。俄罗斯虽然还依赖于国际行情,但不像其他产油国那样强烈,而且,这种依赖会不断减弱。只有当油价低于15美元/桶时才会对俄经济造成重创。加工工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大,加工部门对gdp的贡献率从2002年的8%提高到了2003年的10%。他认为,加工工业中的进口带动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实际上,俄罗斯从2002年才开始重视加工部门的作用。俄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阿·库德林也认为,俄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得益于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有利的形势。良好的内部因素比良好的外部因素更为重要、影响更大。 2003年的趋势表明俄罗斯将“建立新的健康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扭曲的经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维克多·伊万特尔也认为,俄罗斯摆脱了经济下滑的特殊时期,经济开始高速增长,这种增长的原因并非在于较高的石油价格,即使石油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也无法预期这种增长。这说明俄罗斯经济信用体系已经建立,信用平稳的国内形势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商业和居民都很重要,继续保持这一发展环境尤为重要。 俄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为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税收政策经过多次改革,2003年俄税负水平被认为是欧洲最低的。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取消5%的销售税,增值税率从20%降低到18%,这将进一步刺激生产与投资。同时,开始实施新的海关税法,其特点在于精简、统一、高效和信息化,国际人士认为,新海关法的实施表明俄罗斯跻身于世界前10个高水平海关法国家之列。2003年俄海关不仅获得了国际海关组织副主席的席位,而且,还得到世界银行组织用于俄海关现代化信息系统的1.4亿美元贷款。同时,为了加快加入世贸组织步伐,俄已经完善了数以千计的法律,并将继续抓紧建立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2004年还将讨论通过关于实施金融结算国际标准的法律等,以加快国内法律与国际的接轨。 此外,俄罗斯企业制度改革深化、节能和创新活动增强、投资积极性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的增强、中小企业发展提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等等,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更深层的影响。 问题与前景 尽管俄罗斯近5年经济走出了低谷,强劲复苏,但并不意味着转轨结束和各种矛盾的解决以及市场经济的自动建立,种种积淀下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问题仍然需要努力加以消除,以实现俄罗斯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继续调整经济结构。逐步消除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如石油天然气及与冶金采掘相关的一些加工部门发展快,而其他部门发展慢,如轻工业的恢复缓慢,其占gdp的比重从苏联解体时的10%下降到目前的1.5%。大企业特别是寡头垄断企业发展一枝独秀,中小企业发展慢,实际上俄罗斯经济中缺乏完整的中等企业这一层次,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如俄小企业数量及就业人数近年一直在低位徘徊,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只有20%,小企业发育不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增加劳动就业和居民收入。 其次,改善商品出口结构。除了军工产品外,俄出口商品中高技术产品很少,不到1%,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占居主导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不利于提高国际分工水平,受制于国际市场行情,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俄罗斯将加大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提高附加值。 建立投资激励机制。扩大吸引外资以及鼓励内资投入到不仅仅是熟悉的利润高的能源部门,还有运输工具、设备制造和高技术领域,对于俄罗斯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英国爱丁堡大学马克·谢菲与波尔·海阿教授在《巨大的变化:俄罗斯复归世界经济舞台》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对外国投资开放并全力发展工业生产的某些部门,以便提高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俄经济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俄1999年通过的新外资法主要是给外商提供国民待遇并着重保护,而缺乏优惠与奖励制度。 继续改善法律环境,加快入世步伐。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入世谈判已经进入第11个年头,目前主要的障碍在于农业补贴政策上的差距、俄罗斯国内外市场能源价格扯平、过渡期安排、服务市场的准入等。由于处身于世贸组织之外,俄罗斯每年因受到商品出口歧视与制裁的损失达到20多亿美元。同时,长期游离于最大的国际贸易组织之外,也不利于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尽管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确定性因素,俄罗斯近5年的经济调整和增长以及改革继续深化加上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与增长潜力,都将为俄罗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普京最近所表示的,俄罗斯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地建设现代的和强大的经济并最终建成有竞争力国家的一切条件,俄罗斯在2000年提出的gdp在10年内翻一番的任务将完全“可以实现”。 按照最新人口统计预期、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模型估算,高盛公司预计,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简称)四国是在未来40年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bric四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的俄罗斯将在2020年前超过意大利、2025年前超过法国和英国、2030年前超过德国。虽然到2050年从总体上bric的经济总量超过g6(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和日本),从人均水平看,差距仍然较大,只有俄罗斯能赶上g6的中低水平。如果一切顺利,那么,普京2003年5月所提出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就不会是遥不可及的了。 经济现象论文:“陕西现象”的经济地理学解析 摘 要:“陕西现象”是近年来陕西省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的现象。该现象经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先生在《陕西日报》理论版上披露后,立即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从区域结构的维度分析,并就如何遏制并逐步消除这一现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关键词:“陕西现象”;区域结构;轻工业;城镇化 一、引人深思的“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主要有十个方面的表现:高新科技与比较滞后的经济并存;先进的文化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并存;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并存;经济发达的关中与贫穷的陕北、陕南并存;实力雄厚的国防工业与薄弱的中小企业并存;大量引进人才与某方面又浪费人才并存;一些实事虚干与某些虚事又实干并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与屡屡发生闭门宰客并存;部分高收入阶层与广大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国综合竞争评价中,知识化和网络化的高名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低名次并存。 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2年)中,陕西省的区域创新能力平均得分28.75,居全国第十位,仅次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省市,居于中西部首位。在全国科技进步监测及综合评价中,陕西省的总排名是第十位,同样高居中西部首位,但其人均gdp却远远落在东部各发达省市之后,也落在中西部很多省区之后。2003年,陕西省的人均gdp仅为6480元,大约是浙江省的1/3,在全国31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中排在第26位。 二、从区域结构看“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和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 (一)从区域产业结构看“陕西现象” 这里,我们仅讨论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因为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主体。2000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为1184.58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350.2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9.6%;重工业总产值为834.3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0.4%。2003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为1851.5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4 239.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3.2%,比2000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重工业总产值为142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6.8%(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可见,重工业比重过大,轻工业落后且比例持续下滑,是陕西省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陕西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轻工业的落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轻工业发展的滞后,使陕西的“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轻工业以农副产品为加工对象,其发展滞后致使农副产品缺乏深层次的加工,产品附加值低。一方面,农民出售初级农产品,获益较少;另一方面,缺乏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无法在加工过程中受益。这既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影响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和社会化。其次,进入门槛低的轻工业发展的滞后,又导致了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问题。陕西省国有和集体工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东部、西部的平均水平,而股份制经济成分和外商投资比例很低(表1)。非公有制经济在解决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没有轻工业的充分发展,也会抑制对重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从而对重工业的发展产生制约作用,轻工业的滞后拖了进一步工业化的后腿。 重工业的发展在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的作用远没有轻工业那么大,尽管其发展可以促进区域发展,但更多地表现在“富区”上,而不是表现在“富民”上。尤其是国防工业(在陕西省的工业结构上有突出地位),由于其属于“条条”管理体系,所以,对于地方社会经济(“块块”经济)的贡献很小。陕西省科技力量雄厚的国防工业主要集中在中央驻陕单位,是由中央各部门设置和配备的,不是为陕西省的经济发展而专门设置的;且大部分都是采用迁建式“移民”的方法搬来的,而不是在陕西省的经济建设中培养起来的。这些嵌入的产业与当地传统产业没有融合在一起。各自循环,形成典型的二元结构,没有使现代产业变成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极。 总之,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是陕西省广大居民收入偏少、生活水平偏低主要原因,也是全省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是陕西省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从空间结构看“陕西现象” 1.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 从全省看,陕西省的社会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关中陇海铁路沿线。2003年,gdp排在前五位的城市中,有四个(西安、咸阳、宝鸡和渭南)在陇海铁路沿线,而陕南、陕北地区中心城市数量不足,经济实力不强(表3)。 2.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 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2003年,第一大城市西安的人口为510.26万,第二大城市咸阳仅为94.57万(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首位度为5.4,大大超过正常值2,高于我国其他大多数省区(表2)。从表2可看出,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城市首位度都在正常值2左右。陕西省大城市畸形发展、中小城市发展缓慢的直接后果就是县域经济的落后。截至2004年9月,陕西只有3个县级市,而江苏有27个,山东有31个,广东有23个。 二是经济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西安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地级市(表3)。2003年,西安的gdp为858.52,是第二位城市宝鸡的5.47倍,占十地级市gdp总和的62.62%,占全省gdp的35.79%;而北部的榆林和南部的商洛分别仅占十地级市gdp总和的1.56%和1.00%,仅占全省gdp的0.89%和0.57%。 其他中小城市由于经济规模较小,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任,这使广大小城镇及农村居民处于较为贫困的境地。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人口、经济活动在西安这个大城市高度集中,必然导致其他资源要素的高度集中,如教育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从而使得“陕西现象”进一步加剧。 三、对策和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 1.“补课” 陕西省的工业化没有经过轻工业的充分发展,直接跨入重工业阶段。这显然有异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规律。 区域工业化过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重工业化过程、深加工化过程和技术集约化过程。区域工业化的首选是轻工业,因为其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吸收劳动力多,且原材料可以直接从传统产业中获取。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重工业为其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会由一般日用消费品转向耐 用消费品,这将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的市场。促使重工业化过程开始逐步进行。 在我国,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促使本省经济腾飞的例子为数不少,最成功的当属浙江省。2000年,其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4.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在其经济增长中作用突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全国闻名,它们在产业选择上基本以轻工业为主,以专业化和集群化发展为特色,如诸暨市的“袜业之乡”、嵊州的“领带城”、上虞市崧下镇的“伞具之乡”等,都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总之,要先“补”上轻工业发展滞后这一课,千方百计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方能有效地加快小城镇及农村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别,活跃非公有制经济。激活全省经济的发展。 2.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陕西省的科技力量优势十分明显,当前主要任务是要想方设法地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使其尽快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转化为新的经济优势,进而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要重点发展陕西高新区,以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并带动其他地区传统重化工业的技术改造。 (二)调整空间结构 今后陕西省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应是建立完整的规模等级和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逐步改变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一方面要控制西安与其他城市之间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要逐步打造地区性中心城市,使之发展壮大并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大力推进城镇化,以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区域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第一,要加强地方性中心城市建设,完善城市体系。首先,将宝鸡建设成陕西西部的中心城市。其次,将延安、榆林、安康和汉中建成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 第二,要加快县城和重点镇建设。一是要促进社会经济要素向县城和重点镇集中,使其成为县域经济、科教和文卫中心;二是要实施重点镇建设计划;三是要建立一批省和地级市的乡镇企业小区。 第三,要优化区域布局,加强城镇群的建设。在关中陇海线沿线的中部建设西安都市圈,西部建设以宝鸡为中心的城市群;在陕南沿江一线的东段建设以安康市为中心的东部城群,西段建设以汉中市为中心的西部城镇群;在陕北西包铁路沿线的南部建设以延安为中心的南部城镇带,北部建设以榆林为中心的北部城市带。 四、结语 “陕西现象”严重地制约了陕西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向前发展,是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障碍。通过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使广大居民收入有较快地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通过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可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保持经济活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通过合理的空间结构调整,可发挥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 经济现象论文:浅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 [摘要]贫困化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对国家的福利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随着双语教学的深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问题。本文以《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实践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并提出了适当的调整建议。[关键词]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贫困化增长浅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蒋兰陵(扬州大学经济学院)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双语教学已经在普通高校中走过了十多个春秋,在教学要求、方法、内容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以《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为例,笔者发现,近几年来在双语教学中不自觉地出现了一种“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一、贫困化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贫困化增长的含义美国经济学家萨尔瓦多的《国际经济学》(第8版)现在已经被许多高校作为《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的教材,在该书第七章———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中,说明了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出现的原因。贫困化增长也称为“不幸的增长”,由经济学家杰格迪什·巴格瓦蒂提出,主要是指即使福利效应自身可增加国家福利,贸易条件也有可能下降很多,以至于使国家福利出现净下降。 (二)贫困化增长出现的主要原因根据巴格瓦蒂的观点,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原因与贸易条件的恶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一国的出口在贸易条件不变下大大增加;如果该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出口的增加过大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这种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非常低,则会导致该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再加上该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很强,以至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引起国家福利的减少,从而出现了出口越多越穷的奇特现象。(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增长”国际经济学理论中提到的贫困化增长问题,主要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其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据统计,2005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4221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78.5倍,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伴随着不断扩大的贸易规模,贸易条件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据测算,与1995年相比,2004年贸易条件下降了近35%。国内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研究结论就是贸易条件呈现出总体恶化的趋势,而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贫困化增长现象的产生。贫困化增长现象不仅出现在了中国的贸易领域,更有甚者,在中国的教育方面也越来越明显。 二、《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学双语教学试点,其规模逐渐扩大,涉猎的领域也越来越宽泛,但是随着双语教学的不断成熟,其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并没有与其规模成正比,相反教学质量正不自觉地陷入“贫困化”陷阱。 (一)双语教学的“三多”现象 1.开设课程的种类越来越多在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期,各大院校都处于试点阶段,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例,最早开始的就是《国际经济学》,而且试点阶段维持了三至五年。21世纪以来,为了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有目的地培养新世纪创新人才,双语教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际贸易专业由原来的一门《国际经济学》不断拓展至四至五门双语课程。一方面,由原来的一门专业课扩展到多门专业课,如增加了《国际营销》、《国际商法》、《国际金融》等;另一方面,由专业课延伸至基础课程,如将原来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也改成了双语课程。 2.教学对象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中,早期只是一个试点,面对的是与国外大学联合办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也有一定的中文经济学基础。但是现在,接受《国际经济学》双语授课的学生人数已经成几何系数增加,除了合作办学的之外,国际贸教材与教法研究. 经济现象论文:从几起案件论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特点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 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经济现象论文: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显现的“滞胀”现象分析及其矫治方略新探 根据相关数据(主要是指反映通胀程度、失业程度和经济增速下滑程度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显现出“滞涨”现象。国际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深化,正在严重地推进和加剧我国经济的“滞涨”。这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难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及时研究破解对策。本文运用中国特色分享经济机制原理,从革新微观经济组织内生机制入手,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了应对“滞涨”的对策。 关键词:滞胀;中国经济;分享经济机制;难题破解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当我国学术界正在争论中国是否还存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时候,“滞涨”已在悄悄地毫不客气地向我们走来。人们看到,持续上涨的通胀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速下滑以至局部经济出现衰退,使人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滞涨”这个词。 所谓“滞涨”,是“停滞通胀”(stagflation)的简称,指国民经济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交织并存的状态。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危机或萧条阶段,失业增加,物价下跌;经济繁荣阶段,失业减少,物价上涨。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及由此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持续上升。特别是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在生产大量缩减、失业猛增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仍普遍高于10%。(用国际上的标准来看,超过10%即属于恶性通胀)。这两方面的状况同时并存,使国家在采取干预经济的措施时顾此失彼,进退维谷,无所适从。当时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目前,我国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防止经济过热、控制基建规模,一下又转回到用4万亿投资来保持经济升温,重新上马大规模基建,使本已过剩的差能再度增加。在乘数效应很小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效应是短期的,而造成的产能却又要加剧生产过剩。国家应当着重于用适当投资创造长期就业机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职工工资,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用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生活需求,从而尽快启动内需的拉动作用。 一、宏观经济运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7%,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06年为11.6%,2007年更是达到了11.9%,经济实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是,在看到经济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严重存在的一些问题,更不能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否则将会给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 (一)宏观经济失衡严重 经济失衡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经济结构失衡则更为突出,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总需求结构失衡。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偏弱、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偏高。众所周知,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对gdp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研究显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和投资分别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分别带动gdp增长1.05、0.51和0.44个百分点,而净出口的增长率对中国长期gdp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最有效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靠高积累、高投资和高出口来支撑。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总量失衡,损害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 2、产品结构失衡。高端产品、适销对路产品的产量不足,低端产品严重过剩;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和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仍占很高的比例;产品种类单一,产业链条短。以房地产业为例,中小户型、经济适用型的住房比例太低,豪华型、大户型供应量却严重过剩,普通老百姓买不起豪华型、大户型的房子,而买得起的中低档房市场供应又不足,使得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购房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不合理的产品供求结构会直接导致房地产业的不健康发展。 3、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目前中国最突出的结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此有关。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政府所得的占比大幅上升;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会造成投资增长快、消费启动难的格局,带来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同时,收入较低的人群相对集中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也就意味着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扩大,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相悖。 (二)“滞胀”现象日益凸现 “滞胀”,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及失业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失业增加,但经济停滞不前的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国经济中,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必然伴随着经济过热、过快。通货紧缩必然伴随着经济萧条,在运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等手段对这两种经济现象进行调控时,目标很容易确定,政策组合选择非常明确。经济中最为可怕的现象是出现“滞胀”,它是相互反向的经济现象交织在一起的不正常情况,无论货币手段还是财政手段的决策都非常难,用任一政策组合调控都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目前中国滞胀现象正逐步显现。 1、已由结构性通胀上升到全面通胀 目前,通货膨胀局面已经形成。我国2008年的实际通胀率应是10%左右,也就是说,已出现严重的通胀局面。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不断地上涨。所谓物价总水平上涨,不是看个别或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而是指工业品和农产品,消费品和服务费用全面上涨;所谓持续不断地上涨,不是短时间上涨,或偶尔上涨又很快下跌了,而是指较长时间上涨。经济学中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指标来判断通货膨胀状况。从2007年1月到2008年5月,cpi已持续上升了16个月(各月的cpi是:2.2,2.7,3.3,3.0,3.4,4.4,5.6,6.5,6.2,6.5,6.9,6.5,7.1,8.1,8.3,8.5%);虽然2008年6、7月份有所回落,但仍分别在7.7%和7.1%的高位上。上涨的幅度,从2007年8月至年底已连续11个月在6%以上。2008年一季度达到8%。而物价已由年初的结构性上涨逐步蔓延到全面通货膨胀。 一方面是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持续高涨,同比涨幅趋高不下。从2007年10月份的3,2%持续攀升到2008年7月份的10%,涨幅达到了两位数,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涨幅。并且从2008年3月份开始连续5个月都在8%的高位平台上递增。 ppi反映的是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最初价格,是制定工业品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基础。cpi反映的是居民购买消费品的价格。一般认为,ppi是cpi的先行指标,ppi对cpi存在一定的影响,两者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ppi对cpi的价格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但如果ppi上涨,经过一定的滞后期之后,cpi也会出现上涨。ppi可以通过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和其他消费品价格向cpi传导。但由于ppi与cpi的构成不同,其传导路径并不总是有效,ppi与cpi在短期内出现背离是有可能的。这也是目前所表现出来的ppi出现越来越大的剪刀差的原因。但从长期看,二者的走势应该是一致的。所以,ppi会通过传导机制缩短与cpi的剪力差,拉高cpi,加速通货膨胀,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ppi不会向cpi传导。 实际上,当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胀。不但cpi上去了,ppi也上去了。ppi从2007年10月份开始上扬,比2007年9月份上涨了3.2%,到2008年4月份已上涨到8.1%。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已传导下去,必将加剧下游商品涨价,加大通胀的预期。2008年以来通胀率已超过了8%,而目前的银行存款利率为4.17%,出现了约4%的负利率,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根据历史经验,当银行存款利率变为负数之后,不久将出现通胀率的加速上升。负利率的出现意味着人为地刺激通胀率上升。加息是稳定居民通胀预期的有力手段。负利率对社会强势集团有利,而对广大居民有害。因为通过负利率会使广大普通居民的存款贬值,贬值部分的货币流入了强势集团的手中去了,从而加剧贫富差距。令人不解的是,2008年央行多次降低贷款利率以救楼市,但对广大工薪阶层的存款则一次也不加息,是居民存款负利率愈来愈大。金融当局对存款拒不加息,放任负利率猛增,客观上为通胀以至滞涨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是更为全面的通胀指标gdp平减指数涨幅屡创新高:从2007年全年的5.2%上升到2008年一季度的8.3%,再进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这意味着通胀已不仅仅局限于cpi中的猪肉等食品领域,而是逐渐向非食品领域蔓延。 2、经济已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 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威胁已经超过通胀威胁。2007年gdp增长率为11.9%,而2008年上半年为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笔者认为,这一态势会继续延续下去,且还会进一步地向下滑行。不可否认,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手段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也是经济出现下滑的信号。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十几年的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出口和投资增长,但是,我们目前转而出现了有效投资降低、消费长劲不足和出口增长明显下降的局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增长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9%,增长0.6个百分点。从宏观数据上看,这种投资增长还算平稳。如果扣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季度高达8.6%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一季度实际投资增长速度则只有16%,说明有效投资是下降的。根据有关研究表明,每当投资增长速度低于20%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比较慢——明显低于其潜在的增长能力。因为我们的投资拉动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利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能源、资源拉动经济的力量必然减弱,投资也将会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样,经济增长的希望落到了居民消费上。但纵观历年的消费率:197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62.1%,“六五”期间平均为66.2%,“七五”期间为63.4%,“八五”期间为58.7%,“九32”期间为59.4%。2000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6%、55,5%、53%和52,1%、36.4%。国家统计局尚未发表2007年数据,据专家估计可能小于36%,说明了最终消费率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带来出口商品成本上升。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已经开始明显减弱,导致出口增速放缓,并已使我国一些出口企业不堪重负,有些已经转产或者关门大吉。中国实际出口量的增速已由去年的24%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13%;与此相伴随,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前两个月也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去年月均贸易顺差额在220亿美元左右,但是今年前两个月平均只有140亿美元,其中2月份只有85.5亿美元。这是自2003年以来出口月度增长的最低点。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下滑。经济增长下滑会引发诸多问题,如企业破产,银行坏账,失业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失业问题。2008年失业率同比增加幅度不小,出现了大学生、硕士博士生就业难,为历史之最。 3、失业愈来愈严重 200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但这一数字并不能反映我国真正的失业率。因为这仅是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登记的“在岗职工”,没有正式登记的就没算入失业率之内,并且1.5亿多农村富裕劳动力也不在此统计数字之内。还存在一些隐蔽性失业,一些企业效益低下而轮岗的失业人员,下岗职工,等等。如果把所有这些失业群体都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总失业率将远不止4.0%。另外,由于资金短缺、需求减缓、成本上升等原因,全国2008年上半年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浙江省2008年上半年有上万家企业出现亏损,还有少数企业“变脸”转产,有的甚至转向另一行业,很多大型企业也都面临升级转型的压力。而这都会造成结构性失业的进一步延伸,也都会导致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进一步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2009年我国将新增就业人口2400万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本用于出口的大批产品出口受阻,导致企业大批量倒闭、停产,由此将带来大约2500万人失业。据有关专家估计,2009年我国失业率可能达14%,这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数千万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其流动性大、群体规模大,将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居民消费动力不足 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劲是否长足。本世纪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我国目前的消费动力存在严重不足。 1、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居民消费率走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会有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别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应该是逐步缩小才合理,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不是缩小而是呈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14.9%上升到2005年的17.3%。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5年的49.55%。另外,2006、2007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1.7%、24%,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则与同期gdp增速大体接近。由此推断,最近两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分配的比例仍然严重不合理。 2、劳动力工资低下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尽管工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合适的制度,但仅就工资制度而言,目前却也不能在我们的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完全贯彻执行。很多企业都未能实行最低工资制,且我国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1980年工资在gdp中的比例为17.1%,2002年下降为12.5%,到2006年的时候下降到11.7%。这一占比别说与美国的50%难以相比,就连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印度也以30%遥遥领先于我们。就是说,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实际上处于世界最低国家之列。 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相对下降,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再加上我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工资涨幅不及物价上升水平,导致大多数劳动者在强大压力下超负荷工作,脑力和体力透支并处于亚健康状态,最终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 3、未来预期导致人们消费意向低下。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倾斜,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将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再加上物价水平上涨严重以及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合理提升。 (四)必须要以全新思路解决“滞涨”问题 上述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纷繁复杂,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往往一个失衡与另一个失衡互为因果。滞胀会引起消费动力不足,而为解决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又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而且不排除中国未来会出现高通长期化趋势,不能不引起必须高度重视矫治“滞涨”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强的调节手段,既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各种现象之间的矛盾联系,按照以人为本、利益分享的原则,用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分享经济机制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微观组织的内生机制 微观经济组织运行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和动力源。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最终要依托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协调运作。中国特色分享微观经济组织内生有多种机制,宏观经济的各种问题最终要通过这些内生机制的综合作用来解决。企业摆脱政府的工资制,转而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并切实实施,便会自动产生下列机制。 (一)动力机制 1、收入增长动力。按照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公式w=c+n;n=n1+n2+n3,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同舟共济、水涨船高、同向增减。国家和企业收入多了,个人收入也多;个人收人多了,国家、企业收入更多,没有矛盾。个人收入的不断增长,不会成为减少国家收入的威胁,反而成为国家收入和企业集体收入增长的原因。由此所形成的企业动力机制可以描述为下述良性循环: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企业动力不断增加、生产不断发展,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不断增加,又造成个人收入增长……,并由此产生乘数效应,放大增长量。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不仅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而且由于提高个人生活消费水平,使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从而提高工作质量。从长远看,个人收入增长是劳动者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2、技术进步动力。企业的技术进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技术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是企业职工技术素质的提高。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就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促进企业投入资金,更新设备的硬约束,使企业的技术装备随着生产的运行而不断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职工的个人劳动收入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紧密相关,技术水平主要决定职工的劳动收入,以“价值系数”来体现。职工的技术水平高,则价值系数就大,按劳动实绩考核后应得的劳动收入乘以价值系数最后所得的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就多,反之则相反。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就使每个职工从主观上意识到技术素质的重要性,并促使他们主动地去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样,就形成了促使职工整体提高技术水平的强大动力,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3、激励动力。企业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形成了一个利益整体,共同的目标是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净收入,则国家以税收的形式多得一部分,企业多留一部分,职工个人多拿一部分,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的职工具有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热情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可见,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激励动力。 4、增量积累动力。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本身可以按一定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获得企业收入,企业再从企业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追加企业的资金投入,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由于企业收入是按一定的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分成所得,因而是一种固定的硬约束,使企业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可以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自行地增长,达到增量积累的目的。从而可有效地克服企业行为短期化问题,破除了企业经营资金不足,发展困难的瓶颈。 (二)调整机制 1、市场调节机制。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销售收入作为第一级经营目标,废除了以前的产值、产量指标,从而形成了自主经营企业的市场导向机制。具体地说,现在企业为了争取更多的销售收入,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按照市场的要求变化安排产品生产,以需定产,事先必须做好市场预测和市场决策;二是要保证产品的质量以及花色品种,使产品适销对路;三是要使产品尽量卖出去,变成货币,最低限度地减少产成品的积压;四是企业要学会市场定价,以有利的市场价格销售;五是要减少未收的应收货款,尽量避免呆帐的发生,及时回笼周转资金,加速企业的资金循环。企业只有做好了以上五个方面,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销售收入,不得不废除以前追求的“产值”、“产量”等指标,更加明确了只有被市场承认的劳动才是有效的劳动这一概念,使企业的职工更加关心市场,关心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只有通过市场交换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转化为货币,实现为企业的销售收入,才达到了企业的第一级经营目标。企业的销售收入(货币)扣除物耗成本(c),就得到企业的净收入,达到企业第二级经营目标。净收入取代利润,成为企业经营的中心指标。 2、结构自我调整。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由于以追求更多的销售收入为第一级经营目标,产品必须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当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以后,企业就会主动地调整产品结构。在技术自我进步机制形成的条件下,企业就会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对那些属于夕阳产业的企业,当企业的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国家产业政策时,就会自我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在自我积累机制的支持下,企业可以有实力“脱胎换骨”,全面更换装备,或与其他企业联营,或收购其他企业,达到以新的企业结构自立于市场的目的,在竞争中生存并发展。 (三)约束机制 1、生产资料费用约束。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净收入作为第二级经营目标。以净收入取代了以往的利润作为企业生产的目的与动机,成为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和经营活动的中心。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公式w=c+n中分析得出: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从而增加净收入;二是降低物耗成本从而节约生产资料费用。净收入在量上与w成正比,与c成反比,可以从源头上制约生产资料的浪费,从而形成一种使企业增产与节约相互推进的经济运行机制。 2、形成消费约束。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职工的个人消费基金是通过净收入的二次分配取得。第一,职工个人的收入只占净收入的一个事先确定的比率,这个比率远远小于1;第二,职工个人获得的收入是在净收入扣除国家和企业的收入之后才取得的;第三,个人劳动收入与个人劳动支出和企业的劳动效益直接挂钩。从这三点可以看出个人收入的获得和增长:一、不会超过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二、不会挤占国家收入和企业收入,防止了所谓“工资侵蚀利润”或“利润侵蚀工资”现象的出现。由此可以得出: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一方面可以有效、合理地控制住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消除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微观基础;另一方而由于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与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增长呈同步变化,从而为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提供了良好的微观基础。 3、通过分享比率的事先确定,有效地约束和规范了政府的分配行为。可以彻底摆脱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为(向政府自身倾斜),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 (四)协调机制 企业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将企业的净收人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部分,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协调了三者的利益关系,克服了原来旧体制下的利益对立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原有的分配体制下,工资和利润始终是对立的,若提高职工的工资,则增加了人工费用,从而增加了成本,进而在同等产量下则减少了利润,从而少交了国家。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制,按照事先确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合理的分成比例,三方各得其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规范了三者的经济行为,减少了三者之间互相争利益的“内耗”,协调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发展生产更大的合力。 (五)冗员排斥机制 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废除了传统的工资制,职工的个人收入是通过参与企业的净收入分配形成的。企业的净收人先通过一次分配形成了职工收入的总额,然后再通过对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绩效的考核将整个总额分解到个人。因此,个人劳动收入的大小,与个人劳动实绩成正比,与参加净收入二次分配的人数成反比。也就是说,某一期间企业全部职工劳动收入总额是既定的,参加分配己的人数愈多,个人分到的净收入则愈少;反之,情况则相反。因此,净收入分成制具有自动排除冗员的机制。它可以优化劳动组合,消除隐蔽性失业。 (六)竞争力提升机制 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一般都行使产品质量否决权。职工生产的产品,如果出现质量不合格,有次品就降低实绩得分,有废品非但不计得分,而且要倒扣原材料费用。这样,使质量与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产品质量取决于各方面工作质量的保证程度。质量否决权通过经济责任制施行,与个人收入挂钩,奖优罚劣,有力地增强了职工的质量意识,保证了产品等级率不断提高,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自动调整机制使得企业按市场导向以需定产,使产品适销对路,减少了无谓的产品积压所造成的生产成本的增加,便可以较低的销售价格出售产品,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可见,净收入分成制是一种竞争力自动提升的机制。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这六种内生机制是自发形成的,是内在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一种机制发挥作用并不会影响另一种机制的正常运行,相反还会放大另一种机制的作用效果。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比如:一方面,通过动力提升机制,企业更新了技术装备,提升了职工技术素质,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减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产品的销售量增加了,则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净收入。通过二次分配,企业获得更多的自有积累资金,职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则可以再次更新技术装备,加强职工技术素质培训,提升职工技术素质,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得到增强,又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大的动力,从而放大了动力机制的效应。 三、通过利益分享机制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失衡 (一)我国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首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简单疏理。 我国是在经济低速运行、改革徘徊不前的状态下进人20世纪90年代的。为了抑制当时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效率不高、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而采取的财政、信贷双紧措施,使通胀率从1988年的18.5%,降至1990年的2.1%,相应地gdp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降至1990年的3.8%,可以说这次治理整顿是以降低经济增长和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虽然特别注意了总体协调,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不协调问题。如在调控实施上,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与部门之间的行为的不一致性,影响和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 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确立及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1993年上半年经济再度出现过热。国家在实现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分阶段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持续三年的高通货膨胀涨幅终于回落。但其政策的影响力作为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一种直接代价和惯性作用对新一轮宏观调控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产生了一个经济增长迟缓和失业超过正常范围的过渡时期。更为严重的是,当通货紧缩迹象在我国开始出现时,由于存在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调控的目标和措施仍然是针对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未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这种滞后性反应,使通货紧缩不仅未能制止,反而明显加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关系开始由供给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转化,经济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化。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转折,由原来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到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并配套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国民经济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表现出的总需求不足、失业问题趋于严重、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物价持续走低等新的特点,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自2001年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后,为防止经济过热,政府又先后启动了两轮宏观调控。一是2003-2004年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偏紧。另一是2006年下半年至今的宏观调控,仍然延续了2003年以来的紧缩调控,只不过紧缩力度要远远大于前一轮,以实现“双防”,即: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而近期调控目标又转变为“一保一防”,即保增长、防通胀。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左右摇摆的,效果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只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而没有认识到应当从微观经济组织行为人手,深入到国民经济细胞内生机制,去寻找反“滞涨”的治本之策。而分享经济机制正是“滞涨”的克星。 根据以上我国历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看出:单纯依靠这些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是不能完美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克服通货膨胀不能一味地“紧”,那样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不能一味地“放”,否则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我们要改弦更张,从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在机制人手,从源头上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 (二)运用分享经济机制抵御“滞胀”的机理分析 “滞涨”是我国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可以通过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生机制的相互促进、互相制约作用有效抵御滞胀,从而达到宏观矫治的目的。 首先,分享经济机制的天然功能,便是治理通货膨胀。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是复合型的通货膨胀,兼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形式的特点,以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为主。而分享机制则有消除或减弱这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的功能。一是通过侧重于调动人力资源的潜能,不增加资金投入而能增加有效供给,同时控制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需求增长,从而克服需求拉动型膨胀;二是实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以后,由于成本只是c,工资不再计入成本,工资和奖金等的增长不会推动成本价格的上升而导致价格上升。物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下降,从而可有效地削弱成本推进型膨胀;三足弱化了工资的刚性,抑制收入攀比机制,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础;四是分享经济机制将涨价的好处分解给国家、企业与职工,削弱了企业竞相提价的渴望,有利于稳定出厂价格;五是净收入分成制强化了财务约束关系,有利于克服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倾向,从而遏制通货膨胀。 其次,分享经济机制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抑制经济滑坡,抵御失业。传统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均衡的条件下,工资制度是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这时候不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如果经济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制度可以发挥自动调节劳动力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自然发生和自动完成的,不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去完成。但是,如果整个经济出现衰退,当总需求萎缩时,工资制度作为刺激劳动力自动有效流动的手段就会发生故障。刚性工资的直接后果就会迫使厂商在维持规定价格的情况下解雇工人,引起失业率增加,产量下降,职工生活水平恶化;另一方面,工资制还会加深衰退,放大负效应,直至经济衰退陷入主要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恶性循环。例如,经济衰退和经济收缩的首要原因是投资减少,投资减少造成低就业,失业率增大。低就业引起低消费,低消费又造成总需求减少,总需求减少促使厂商的生产量下降,产量下降又反过来加剧了低就业,造成了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分享经济机制会通过利益刺激促进经济效率提高。按比例分享企业净收入,使职工可以从其生产的每一个产品上看到自己的应得收益,极大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职工收入不仅与其劳动贡献挂钩,而且与企业经营成果挂起钩来,就促进职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企业发展,这就会增强职工的责任心和主人翁意识,增强职工的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对于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彻底克服企业的低效率、高浪费现象都会起有力的促进作用。 另外,分享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理顺了分配关系,实现了二次按劳分配。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因为是自主经营企业,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经济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可以创造更高的净收入。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了更多的税收,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而个人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劳动收入而提高了生活水平,在初次分配中就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和统一。再加上分享经济的消费约束机制,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这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结构失衡中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这一突出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可以有效地抵御“滞胀”,并且从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分享经济其实是在通过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经济失衡。分享经济的这种内生机制可以避免单独使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组合所带来的各种效果的相互抵消或削弱作用,是缓解以至消除我们经常面临的宏观失衡难题的有效武器。 为了应对我国可能出现的长期性“滞涨”,建议改变矫治“滞涨”的思路:第一,不应只靠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实施,更应着重立足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机制效应;第二,对于微观经济组织,不是侧重于产权制度变革的效应,而是着重于初次分配领域将工资制改为净收入分享制,用分享经济机制的综合效应对付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和经济下滑三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矫治“滞涨”的治本之策。为此,我们建议在深化体制改革近期计划中列入一项新的计划——全社会推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经济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资制经济模式,方可有效地从根本上消除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实现无“滞涨”的经济发展。 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的推动。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没有目的和动力,社会再生产运动便会停止。而且,作为扩大再生产源的积累基金,其数量也是由消费状况决定的,因为积累属于剩余劳动范畴,人们首先满足消费的最低需求(生存资料)才可能积累;同时消费也是不断扩大的,积累所支持的扩大再生产要以不断扩大的消费为目的和市场根基。如果从正决定关系上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那么从反决定关系上也可以说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尤其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经常是消费需求决定生产供给。而积累一般又取决于消费的满足程度。如果以压低消费去扩大积累,在短期能维持低级循环的正常运动,长此以往则会比例失调,造成市场萎缩、产品积压、经济萧条,酿成经济危机。所以说有了消费需求,生产就有动力,经济才能发展。 (一)有效消费需求是较其他需求更为强劲的经济发展推进器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都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消费需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强。原因有三: 1、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消费是经济的原动力,消费通过满足人的多种需求,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增加人民的消费,消费的增长可以引起生产热情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它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2、长期以来,在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本应成为经济增长主导因素的消费需求,显得动力不足,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这两大主要因素。一般地说,在一国经济的总需求中,消费需求占2/3左右,在部分国家占70%以上。在我国,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50%多一点,有些年份低于50%。如前所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人民消费率走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工资低造成劳动力再生产萎缩,有着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无法增加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则不断增加投资,进而导致消费率一再走低,投资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导致我国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3、从扩大内需这一角度来看,扩大消费需求是重中之重。因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与此对应,扩大内需的手段就有激发社会投资和启动消费需求可供选择。但扩大消费需求是重点。理由有两个: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家采取增加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却出现了一种经济总量增长大、效益增长小的怪圈。这是因为过度增加投资会加大供求矛盾,导致效益增长滞后。另一方面,扩大消费需求是平衡总需求、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它是从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实现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最后和最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都只要进入消费,才能最终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以说,只有保持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经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进一步认识到了消费的重要性,调整了发展思路。我们一再强调,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当看到,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开始出现扩大的趋势,这是个很好的苗头。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与弱化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着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仍然是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消费者的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采取了诸如减税、降息、增加转移支付等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刺激需求。但到目前为止,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这个顽症仍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穴位”,即没有找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哪里。笔者认为,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未能充分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 1、作为经济原动力的消费者未被摆到正确的位置。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起点,是经济的原动力,但从本质上讲,在整个大循环经济链条中,消费者,即劳动者,才是经济的原动力。因为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一切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目的都是为了劳动者的消费。劳动者是真正的投资者,最终的投资者,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虽然我们一直进行着企业自主权改革,要放权让利,一直喊着要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作用,但我们目前所实行的工资制、利润制仍然未实现工人支配生产资料,并未真正把消费者摆到应有的主人翁地位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2、现阶段我国消费者面『临着每况愈下的境地。我们目前的状况是,随着经济的发展,cdp的快速增长,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和中低收入阶层人群的生活状况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劳动和社会保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消费预期降低,消费动力不足现象日益严重。一些人温饱问题是解决了,即将达到小康水平,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也在逐渐加大,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新的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没有货币支付能力,没时间消费,没精力消费。经济收入过低困扰着他们,从而导致消费者的积极性不高,最终引致有效消费需求动力不足。还有一些农民工和工人的工资太低,根本没能力消费。他们的工资绝大部分用来供子女上学、补贴家用,而自己整天是馒头咸菜,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研究证明,北欧的长期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应归功于其人群的体格发育改善。体格的良好发育使脑发育增加,免疫功能增强,疾病减少和寿命延长,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而对亚洲几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由于营养不良造成了巨大的劳动生产率损失。 因此,使国民收入分配向广大人民群众倾斜,充分调动消费者,尤其是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积极性才是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三)分享经济机制调动消费者积极性、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内在机理分析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我国以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基于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原则指导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增长,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政策及措施或学术界公认的解决思路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即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或者通过企业家捐款给穷人,或者通过“三农”政策倾斜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但从我们目前对此问题的解决程度及效果来看,这种方法是不理想的。只有另辟捷径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这种严重失衡局面,才能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刺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中国经济的发展才会有后劲。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说明了我国已经开始关注初次分配中的问题并着手解决。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在初次分配中实行以净收入分成制为主的分配形式,达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促进了收入分配公平,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三者各得其所;企业是自主企业,拥有了自主权,树立了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自主联合劳动制度使得劳动者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劳动收入。个人收入持续增长,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刺激和扩大了有效消费需求。 首先,利益分享经济可以实现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合理分配。根据分享经济的利益协调机制,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把企业的净收入(n)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n1)、企业收入(n2)和个人收入(n3)三个部分,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三者各得其所,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同时,也克服了国民收入向政府倾斜的弊端,能够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同时也能够实现投资、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相对平衡。 其次,利益分享经济可以树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和扩大有效消费需求。一方面,从分享经济的动力、调整及约束等机制可以看出,自主企业通过所获得的积累基金放大收入效应,更新技术装备,调整产品结构,从而为消费者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市场对消费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自主企业实行的是自主联合劳动,劳动者是主人,通过产权分享,对生产要素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不仅现实地占有生产资料,参加生产,而且管理生产。这样,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可以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而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更高的收入,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保证了更长期的发展,而个人,尤其是普通居民,即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个人收入而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多了,才有了消费的动力与能力,才会有更高的消费追求,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才能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失业现象分析 【摘 要】近几年大学生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这对人力资源总体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大学生就业问题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从失业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现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大学生失业 失业理论 劳动力市场 分割理论 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2年7月,全国共有9398万毕业生落实了工作单位,待就业51.2万人,一次性就业率约为65%。2003年,一次就业率为50%,共有106万人未就业。大学生失业现象愈演愈烈。 对于社会来讲,大学生失业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会使我国的实际增长率远远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另外,大学生失业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研究和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大学生失业现象概念的界定 大学生失业是一般失业中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表现为:年龄大多在20~23岁之间,他们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创造力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是社会的精英。按照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作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大学生失业可界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一种状态。 大学生“新失业群体”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并获得社会公认的学历文凭,但在就业过程中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或者害怕进人激烈的就业市场退出就业或处于游动就业状态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他失业人群,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具有独特的特点:与城镇下岗职工相比,他们往往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工作经验;与中学毕业的待业青年相比,他们不愿从事纯体力劳动;就业失败使他们颇具叛逆性,加上生活空间漂泊不定,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大学生失业并不是说大学生连保证基本生存的工作都找不到,而是说他们的初次就业时间拖延,初次就业率降低,预期收入与现实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与其他弱势群体不同的是,他们拥有学习能力强的优势。实际上,大学生失业问题只是一种人才的相对过剩,是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域的分布不平衡。 三、失业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在当代经济学界,大部分经济学家比较接受的失业类型为摩擦性失业、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隐形失业六种失业类型。而笔者认为大学生失业多是一种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而显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的少。 1.结构性失业 对于大学生而言,以结构性失业为主。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专业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失业的时间较长,通常在6个月以上。其最显著特点是由于劳动力供需错位导致的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结构性失业主要包括专业结构性失业、层次结构性失业、区域结构性失业和观念结构性失业。 (1)专业结构性失业 专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职业岗位的变化,使得培养的人才职业技能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某些专业的大学生供大于求,而另一些行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大于供给。 (2)层次结构性失业 层次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培养模式趋同,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在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造成高层次人才对低层次的职位排挤,导致学历层次越低,失业率越高。 (3)区域结构性失业 区域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尽管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才过剩,毕业生还拼命往大城市里挤,小城市、内陆地区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和基层单位人才相对短缺,结果形成了欠发达地区人才紧缺,发达地区人才过剩的局面。 (4)观念结构性失业 观念结构性失业是指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不正确,普遍存在对工资期望值过高,希望在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各类事业单位和收入相对较好的三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由于对岗位的期望值脱离实际而造成的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企业人才相对过剩的结构性失业。 2.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指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求职者为获得自认为满意的职业而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的现象。大学生工作找寻过程是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相互搜寻过程。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不完善,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信息寻和传递是需要较高的成本的。供求双方只能在有限的成本和有限的知识条件下进行搜寻。而这种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效率之低下,直接影响供求双方的有效匹配。通常情况下,大学生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空间、工资待遇、地理位置、工作环境等等有自己的期望,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技能、个人素质等也有一定的要求,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大学生没有用人单位接收的情况。 3.自愿性失业 自愿性失业是指大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工作,具备劳动能力,并且拥有工作机会但是对已有的工作机会不满意,于是宁愿暂时选择失业而继续寻找工作的现象。从大学生选择市场的角度看,一些大学生认为就业岗位不适应自我实现的要求,以及认为报酬低或感觉就业岗位与文凭价值不相符,也会放弃马上就业,而选择自愿失业。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1.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皮奥利和多林格提出的二院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不是完全竞争和统一的,它被分割为两大块: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个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工资决定各有其特点。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一些国企外企等的大公司、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其工资高,福利丰厚,条件优越,晋升靠资历,发展机会多,就业有保障;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工资低,福利较少,培训和晋升机会少,工作条件差,易被解雇。 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实行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当经济处于稳态时会存在持久的非自愿事业。尽管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仍高于失业者的工资,但普遍认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是低技能劳动者。现论认为,高技能劳动者一旦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失业,他宁愿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一级市场重新就业,也不愿意到二级市场企业就业,这同样可以解释大学生失业的现象:失业的大学生宁愿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等待就业,成为自愿失业者,也不愿意到工资低、福利差、晋升机会少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 另外,由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同人力资本理论所预计的相似,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较低,并且接受高等教育者是按照人力资本理论预计其收入水平的,因此如果未达到预期的薪金,大学生就可能成为自愿失业者。 2.城乡分割 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历时最长的一种分割形式,即分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由于受户籍制度和现行人事制度等的束缚,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在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远远低于城市,所以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相比之下,城市的就业机会以及发展机会比农村劳动力市场多,就业环境也比农村好,这主要是由于城乡经济及文化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各种信息资源丰富,公共服务设施齐备,能够便捷地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生活质量高,而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难以充分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在这种差异下,城市大学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不愿意去农村,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为摆脱贫困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除了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使大学生选择城市不愿意到农村的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从劳动就业的角度看,户籍制度限制了畅想劳动力的流动,使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享受的权利和待遇存在很大的差异。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大学生的自由流动,大学生一旦选择小城镇及农村市场,以后要回到大中城市市场就会很难,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离开成本以及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 综上因素,大学毕业生即使难以在大中城市就业,也宁愿选择自愿性失业也不到小城镇和农村就业。由于在大中城市从事学用不结合、层次不对应工作也比在小城市和农村从事学用结合、层次对应工作的收入高,加之在大中城市工作可以得到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发展机会都比在小城市和农村好,更会促使一部分毕业生产生宁愿暂时失业也不在小城市和农村就业的心理,从而增加高等学校毕业生失业人数。 3.地区分割 地区分割,即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存在差距,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 一般而言,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对其工作都有一个心理预期,包括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及企业实力等,如果就业城市所提供的岗位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就选择在该城市就业。而沿海地区等大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西部地区更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所以大学生宁愿留在大城市失业也不愿意去西部就业。 由《2004-2005年湖北省就业与再就业发展研究报告》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选择的调查”来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的选择最多的是沿海地区,其次则是深圳、上海、北京三大城市,这些地区就业竞争都比较激烈;而西部地区则是最少人选择的就业地区,甚至有些西部地区要不到所需人才。由此造成的东西部区域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五、结论 导致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高校的原因也有大学生个人就业观念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做更加客观全面的分析,正确地看待大学生失业现象。政府应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高校应指导毕业生把握好择业期望值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从而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发挥教育的经济功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现象论文:浅析我国“二元经济”现象的税制原因 内容提要:“二元经济”是存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能否根本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取决于是否改革传统制度安排,形成一个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本文着重对造成我国“二元经济”现象的税制原因进行了分析,以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税制改革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背景。 一、何谓“二元经济” “二元性”(duality)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一个著名概括。二元结构最初是针对社会形态提出来的,此后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经济二元结构上,研究了技术的、金融的、劳动的和资本的市场二元结构。更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组织上、制度上无处不在的二元结构。因此“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已不再是一个单数的范畴,而是一个涵盖极广、反映发展中国家多层次制度结构特征的复数范畴了。 “社会二元主义”、“二元社会”的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社会科学家波克提出的,这种“二元性”体现为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社会之间社会文化的差异。后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展,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称之为“二元经济”。在他的开创性工作的激励下,又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围绕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二元结构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上的一些本质缺陷及其对发展途径的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呈现出“二元经济”现象,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二元性”日趋突出。虽然我国存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但制度上的不完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消除“二元经济”现象的瓶颈。在现行税制上,则体现为税收调控机制的不完善与税收公平原则的不完全体现上。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设计入手,寻找原因并进行优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体制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行政干预为主转为市场机制为主。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定逐渐清晰,政府的职能逐步分离为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以全民资产所有权为依托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两者的区别具体见表1)。 另外,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保证一个政府有效性、合法性的重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对于目前正处于转轨阶段的我国来说,公平实现问题关系到下一步深化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我国是一个曾经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政权体制,若放任不平等持续扩大,则其合法性将受到影响;同时国际经验证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而我国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这一趋势。 三、“二元经济”现象及税制成因分析 经济二元现象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他的“二元经济论”中提出的,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进一步发展。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称为“二元经济”。我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的同时,二元经济现象也随之显现出来,这有其形成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等原因。但若探究税收制度方面的原因,则与税收公平原则未能完全体现、税收调控职能不健全有关。 (一)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形式上不对等 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却没有相应地对公民作为纳税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作出明确规定。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法律是直接由义务本位转到社会本位,而其中缺少权利本位阶段有关,造成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形式上不对等。 另外,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的性质也有了新的变化。例如关于税收的“新三性”之说,认为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行为,应具有“法律性、相对有偿性、公共性”①。虽然这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在法律条文形式上对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给予肯定,这对于税制的完善、纳税意识的增强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突出 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个人收入及财富不均现象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6增大到1998年的0.403,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在收入差距方面,主要呈现3个方面特征:(1)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3)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②。造成个人收入方面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与我国改革计划经济时期以“高积累、低消费”为特征的单一按劳分配方式,实行以向个人倾斜为特征、以按劳分配为主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有关。 在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的同时,税收制度调节方面却相对滞后,缺乏相应的调控力度,对个人收入的大体公平和合理梯度没有实现全国调节。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税收体系还很不健全,遗产税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和资本利得税还未开征。即使从现有的几个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种的功能来看,也主要是以筹集财政收入为主③,税收的社会政策职能与经济调控职能发挥不明显。而且在现行税种的设置方面也亟待完善,如个人所得税还是采用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费用扣除方面未能很好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笔者认为,收入差距只是经济发展落后的表面特征,其根源是制度缺陷,即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虽然我们对于从“计划至关重要”到“市场至关重要”已获得普遍共识,但对于“制度至关重要”的认识却不是那么普及,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认识。 (三)税收优惠与税收受益原则相背离 税收受益原则是指按照纳税人从政府公共支出中获得收益程度的大小来分担税收。我国的现实国情则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从所处的国际环境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仍未打破,国内外客观因素都要求我们在发展中采取适度的速度型发展模式,由此就需要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配合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吸引资金、提高竞争力上对优先发展的地区和企业给予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过渡性税收优惠措施在保证新老税制平稳过渡、促进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些阶段性措施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些行业性、地区性“分利集团”的形成(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宏观税负相对较低,除广东省为11.50%外,其余都低于10%;相反,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宏观税负却相对较高,如宁夏为11.77%,新疆为10.51%,出现了纳税能力与经济实力不相一致、“受益多者少缴税,受益少者多缴税”的现象。可见,税收制度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因素是加剧我国地区间二元经济现象的原因之一。若不打破已经出现的地区间利益分配的二元现象,无疑会加大下一步改革的成本,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四)税收负担与企业经济实力不符 税收作为分配范畴,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主要来源于社会总产品中的m和v部分。由于现行税制不完善及征收管理水平相对落后,造成税收在横向公平上调节不足。特别是在转轨时期,我国国有企业仍处于困境,但其税负仍然十分沉重,与其对全国gdp的贡献率极不相符(见表3、表4)。 表3、表4数据显示,公有制企业一直承担着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份额,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税收贡献近年来虽有所提高,但仍与其对全国gdp贡献能力极不相符。这虽然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水平相对落后有关,但现行税制不完善应是主要原因。从表3来看,目前税制并未很好地体现支付能力原则,造成公有制企业税负重、非公有制企业税负轻的二元经济状况,这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势必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五)地方税制不健全造成的“费挤税”现象严重 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上讨价还价的局面,但仍然存在事权与财权不统一的问题。地方税制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未作大的调整,基本上沿袭了过去的税收制度;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税收没有独立的税权,各种地方税税目、税基、税率的最后决定权仍属于中央;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还十分不完善;再加上过去我国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采取的“放权让利”政策等诸多因素,造成今天费与税“二分天下”的格局,并且“费挤税”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对我国的财政分配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非税收入扩大对我国税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1)侵蚀税基,分散政府可支配财力,影响政府职能的履行,削弱政府宏观调控能力;(2)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税收收入相对少的地区,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支出需要,会加大费的征收,对该地区产生恶性影响。而造成收费恶性膨胀的原因,一是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收费已经成为当地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二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冲突,在中央与地方的数次利益博弈中,地方总是处于不利地位。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但实际上使得地方手中所拥有的财力再一次缩减,这无疑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二元经济”现象确实存在其制度原因。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一个设计科学、合理和有弹性的税收制度,对于消除我国发展中出现的“二元经济”现象,合理地处理各种矛盾,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现象论文:对我国经济“过热”现象的分析 前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高位运行,消费物价指数逐步回升,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投资热。究竟如何认识这一经济形势,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前一段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的暂时失衡,由于主要的瓶颈因素有望在近期内缓解,新的均衡逐渐在形成中并将在近几个月内完成,未来出现全面经济过热和典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从中长期来看,存在从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转变的可能性。因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对过热与否的判断与应对,而是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处理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还需要在短期可能的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意外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 2003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生产资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能源、原材料供应和交通运输进一步紧张,消费物价水平较大幅度回升。进入2004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据有关机构初步测算,2004年第一季度gdp为2.71万亿元,同比增长9.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速度为20.7%,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9.1%,狭义货币m1增长率为20.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增长43.0%。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47.8%、53.2%和52.3%。生产资料销售在连续两年两位数增长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上涨23.8%。300种监测的生产资料中,热销的增加到112个,而滞销的减少为1个。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升14.8%,其中,钢材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增长速度接近100%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增长107%,钢材价格上涨了42.3%。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涨幅比去年同期上升2.3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4%。工业品出厂价同比上涨3.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5%。从短期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 为了全面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和未来趋势,需要从长期趋势比较的角度来观察。目前来看,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主要指标基本处于1990年—2002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的一定区间内。2004年第一季度,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增长率也低于平均水平。贷款增长虽然略高于平均水平,但需要考虑近年来股市低迷、债券市场有限、直接融资比例下降的背景。消费物价指数cpi虽然同比上升比较快,但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比较温和,属中位的。gdp增长率虽然略高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潜在经济增长的基本背景,增长了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观察1990年—2002年gdp增长率的变化规律,大致上可划分为低中高三种情形,分别对应的gdp增长率区间为6—8%、9—11%和12—14%。1992年—1994年受经济过热的驱动,基本上是在高位增长区间运行。1995年—1997年实施经济软着陆以来,基本上在中位增长区间运行。1998年—2002年受前期紧缩惯性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基本上是在低位增长区间运行。事实上,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低位增长运行是不太正常的,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改制中的国有及国有控持股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三个具有体制、技术和市场优势的有力支撑,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也已有所提高,我国是有条件、有基础出现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态势的,或者说经济增长略高于一个时期以来的平均水平是完全可能并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总体经济过热,而只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暂时失衡现象。 在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中,明显偏离平均水平的是投资增长。1990年—2002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0.18%,而2004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长了43%,为平均水平的2倍。这似乎成为一些专家认定我国经济已过热的主要依据。客观认识当前的投资增长状况,同样需要看到长期趋势。我国“六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9.4%,“七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6.5%,“八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36.9%,而“九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只有11.2%,仅为1990年—2002年平均水平的50%。由于整个“九五”时期投资偏低,所以国家曾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启动民间投资的政策,也正是因为“九五”时期投资偏低,在同期比较的统计方法中,从技术上放大了目前投资增长的真实程度。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投资增长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2004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增长速度虽接近于1992年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和机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已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宏观调控,从中长期来看,不可能持续下去并导致总量意义上的过热。因此,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研究有没有或会不会过热,而是看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可否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从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变化来看,一些领先性的指标,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已经放缓,钢材价格已开始回落,建筑材料价格开始走低,板材价格趋于稳定,供给与需求已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基本趋于均衡。建设中的电厂将相继在6个月左右投入生产,电力紧张的格局有望得到明显缓解。由于电厂的投产必然带动煤炭的需求增加,因此,煤炭似乎是瓶颈所在。不难看出,煤炭问题不在生产而在于运输。有专家估计,由于限载因素致使煤炭价格上升大约3—4倍。估计在安全有所保障的情况下,限载问题可能将有所松动,加之运输方面的合理调配,煤炭供应问题将有所缓解,不大可能出现新的紧张因素。因此,只要政策操作松紧得当,经济形成全面过热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经济运行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的双重影响,有专家预计,今年的物价上涨幅度将有可能超过年初预期的3%。所以,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如何客观地认识年初3%的预期调控目标问题。事实上,3%的物价上涨幅度既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也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因此,并不是硬性约束。就货币政策和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在物价方面的目标而言,多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cpi在1—3%之间,美国为2—4%。我国作为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存在一定的自然物价上涨率或自然通货膨胀率,正常的物价变化区间应该设定在2—4%甚至2—5%之间,也就是说,即使超过3%的物价上涨也是正常并可以承受的。现阶段在我国就业状况极不乐观、增加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比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显然是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或许已到了从经济增长和低物价优先向经济增长和就业优先、物价基本稳定目标过渡的时候了。 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存在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当前以及今后几年,宏观经济形势不仅受国内的投资、消费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启动等内部经济因素,以及进出口、外商投资及其他国际因素影响,而且一些目前还没有纳入我国政策视野和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不确定事件及其进展也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关于宏观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抬头的预期,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历史趋势认识和展望基础上的适应性预期。从未来发展因素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影响角度来看,单有适应性预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形势不仅要受适应性预期的影响,而且要受“理性”预期的影响。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化可能取决于历史轨迹的推动和未来趋势的引导两个方面因素的对比。因此,至少在2004年—2008年的时间区间内,把一些目前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纳入分析,加强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及其影响的理性预期是十分必要的。考虑到未来3—5年存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与发展滑坡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不但不大可能出现经济全面和较长时间的过热,反而有可能导致从目前的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复归的压力和可能。在此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决策需要权衡和选择的,不仅包括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而且还需在短期可能的暂时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问题不仅仅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全面过热,而是在未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前瞻性地考虑当前需要有什么样的增长格局。或许,在可以承受的情况下,目前出现的短期失衡甚至过热,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为将来的减速或滑坡提前进行储备和应对的客观需要。 经济现象论文: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透析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成为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世界经济将在失衡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4160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6659亿美元,2005年达到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为2057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2487亿美元,2005年达到3557亿美元。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从微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主要表现为贸易差额;从宏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第一,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之一)。随着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失衡会自动得到纠正。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跨国外包与供应链延长是世界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方的比较优势。因此,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较低通胀率下的较快增长。 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双循环”:一方面,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为了保持储备资产安全(包括维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储备资产损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市场,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659亿美元,当年资本净流入为8218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吸收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的顺差,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回流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缺口,使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使世界经济在失衡中保持了较快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议在市场经济条件个体经营户的经营及衰落现象 摘要:个体户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到现在,个体户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本文针对这种现象对县的个体户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县政府的权力经营让个体户不堪重负,他们的经营受到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县恶劣的市场环境也是使个体户利润空间缩小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过分依赖财政收入的政府和不利的市场环境导致了个体户的衰落。 关键词:个体户;政策环境;市场环境 个体户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到现在,个体户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证明,政府和市场是影响中国个体户兴盛与衰落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对个体户发展变迁的分析和研究也必须沿着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两条主线进行下去,这样才能把握住研究的核心。为了弥补社会学界对个体户经验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湘中县为例,通过个案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个体户近二十年的发展变迁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试图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角度出发来对县个体户的变迁进行研究分析,以了解影响个体户经营的深层次原因。 一、政府权力经营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和核心任务,各级政府开始把经济发展作为核心工作目标,其中,GDP的增加则成为考核地方政府部门、官员业绩的核心标准。这种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束缚了政府的手脚,暗中转移了政府的部分工作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政府职能范围的不恰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政府部门的尴尬处境与权力经营由于财政计划过高、“分税制”分红和税种、费用种类过多等财政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县政府不断地在公益部门和营利部门的尴尬处境中矛盾着,但为了部门利益又不得不想法设法地积极寻找“税源”以完成财政计划,政府的工作职能也因此而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迫于政绩考核的需要,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虚报的GDP值增长财政任务加重地方税收任务加重第二年虚报GDP值继续攀高财政任务更为繁重地方税收任务更为加剧第三年虚报GDP值再攀高……在县政府下达的必须完成年度财政计划的行政命令的压力下,各部门深知完成任务并非易事。但任务是“死”的,各职能部门既不能偷、也不能抢,就只能是各施其法、各显神通了。作为政府部门,也许缺钱、缺人,但唯一不缺的就是“权力”,有权好办事。只要能“经营”权力,就能利用权力生财,维持部门生存,保障部门利益。 比如,2003年《新交通法》的颁布本意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交通安全,严惩违法、违章行为,从而达到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目的。由于超载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且超载行为屡禁不止,因此《新交通法》加大了对超载行为的惩罚力度,目的是希望以此来对超载行为有所约束。然而,在县,对超载的严惩却成了交警部门抓收入、抓效益的良方。他们运用对超载的处罚权来增加部门收入、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财政计划。这样一来,处罚超载以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被扭曲。被访谈的6名司机向笔者反映,他们因超载被罚款后从未被强制原地卸货,而是可以载着超载的货物继续行使。并且据他们讲,凭着罚款单通常可以“安全”超载1个月,在这1个月内只要出示本月已经被罚过的罚款单,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再罚。事实上,超载处罚单在县已成为车主花钱买的“包月免罪金牌”。只是能否真正包月还得看运气,如果哪天碰上“严打”或者“运动”等“倒霉事”了,就算带上“免罪金牌”也照样被罚。实际上,目前县对超载的处罚并未起到预想中的维护公共安全的作用,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交警部门创利、创收的手段。对超载的处罚除了让县个体车主损失钱财、给职能部门创收外,难以起到教育与监督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仅误导个体车主,而且使干群矛盾激化。 政府部门“经营”权力也使得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担加重。在访谈中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尤其在最近几年,税费每年的增长幅度较大,在年营业额中的比例持续攀升,让他们不堪重负,有些老板因此不得不退出汽车修理行业。并且,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有时候县政府在完不成年度财政任务的情况下,个体户还必须缴纳“预收税”(即今年缴纳明年上半年的税,先支付后开店)以填补政府的财政空缺。过重的税费与不合理的收费给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营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而且还阻碍了他们扩大再投资的行为。 2.政府官员的权力经营政府官员作为掌控权力的主体,完全有能力将权力资源变形为市场竞争者所亟需的社会网络资源,只要准确地掌握了权力信息,竞争者便拥有了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县的调查了解到,政府某些官员为了获得私利,也在运用权力资源进行官商勾结,从中获得私有财产。 一是中饱私囊。政府职能部门的不少基层执法人员存在着收费、罚款不开票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权力在基层执法人员手中的灵活度太大,如他们可以决定收费和罚款的具体金额的多少,只要不超出核定范围即可。由于我国核定的收费和罚款的范围跨度太大,有些项目甚至有几十元到几千元的跨度,这样一来,就给基层执法人员提供了权力经营的方便,收费与罚款的主观性与不规范性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积极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就是说基层执法人员到底收费、罚款与否,开票与否,收费、罚款的具体金额究竟是多少等问题很难查证,人为操作的可能性太大,没有积极有效的制度和规范来约束与监督。这样一来,个体户的钱被收上去了,但钱是否能全部进入县财政却是无法保障的。 收费与罚款的金额进入了公共账目还是中饱私囊了,无从查证。这样的运行体制很难保证官员的公正不阿、秉公执法,反而会滋长腐败之风。 二是将权力变形为社会网络资源。 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县的个体汽车修理行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1992年,为了更好地规范个体汽车修理行市场,国家有关部门将修理行划分为一类维修企业、二类维修企业与三类维修企业,划分标准是根据修理行规模大小、技工人数的多少、检验人员的数量等指标进行归类。县也根据此标准将该县的个体维修企业进行了划分。由于该县的生产力欠发达,该县并没有一类维修企业,只有二、三类的个体维修企业,但并没有完全符合标准的二类维修企业。这样,在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一旦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就意味着可以享受某些特殊资源与特殊利益。为了能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县个体汽车修理行想方设法地“找关系”、“拉关系”,通过亲戚、朋友、老乡等关系去与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建立网络关系”和“维持网络关系”。许多政府部门官员则利用他们拥有的权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因为只要他们开开金口、打个招呼,就能给个体汽车修理行解决许多头疼的事情,而官员也会因此得到回报,如礼金、回扣、礼品、名牌烟酒等。就这样,县某些官员玩弄着权力经营的游戏,乐此不疲。 二、市场环境的影响县经济的整体衰退和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供大于求所引起的市场竞争加剧是县恶化市场环境的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他们的存在导致了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的向下流动和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 1.市场环境恶化导致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向下流动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曾经是风光无限,但90年代以后生意愈作愈艰难,利润空间不断缩小。恶劣的市场环境导致县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从业者向下流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业优势消失殆尽,经济地位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之间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C谈到:现在一个月能搞2、3个大修就很不错了,而且因为开的店多了,大修本来是要收700、800元的,但是大家都把价格压的很低,400元就给修。90年代中期以前,1年总是能存个1万块钱,现在根本存不到钱。同时,相比较而言,其他行业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在不断上升,甚至是那些在技术要求、劳动投入、资金投入等方面比修理行业要求低的行业,其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也逐渐与修理行业持平甚至更高一些。 第二,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社会地位下降,生活水平降低。调查发现,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不仅经济地位下降,社会地位也在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D谈到:以前还说修理工还有门技术,能赚钱,别人还瞧得起。现在修理工是最下贱、最让人瞧不起的职业,可能就比挖煤的好一些。并且,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外人”),都对汽车修理目前的职业地位的评价较低,而且双方有一个共同点便是他们对汽车修理行业过去的社会地位评价较高。可以看出,汽车修理行业的社会地位是下降的。不仅如此,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评价也甚低。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有极大的不满与失落情绪,这种落差让他们难以接受。 第三,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逐渐弱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颇具行业优势,想学徒的人趋之若鹜,还得想方设法地托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才有机会进入。由于个体汽车修理行需要的徒弟数量较多,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也是比较强大的。然而,近年来,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现在徒弟难招,数量少,劳动力的缺乏成为他们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之一。这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体户的行业优势丧失,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第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是学徒人数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而给社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多样的就职选择,许多青壮年劳力被输出到广东、北京等大城市打工,月净收入不比一般的县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低。可以看出,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的职业种类呈多样化趋势,人们的就业选择面也不断拓宽,汽车修理在县失去了以往的行业、利润与声望优势,成为了冷门职业,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不断弱化。 2.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个体车主也面临着类似的境况。上世纪80年代,正是县个体车主从零散的个体发展到社会群体的一个起点时期。那时候的个体车主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开车的”,但实则是“拥有社会稀缺资源的”、“富裕的”、“令人羡慕的”职业。由于当时社会物质缺乏、物流不便捷、交通运输落后,拥有汽车的个体车主们甚至有与政府部门进行互换资源的可能性。然而,时过境迁,个体车主已失去了以往的行业优势,收入逐年下降,职业地位逐步向下流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以往支持个体车主形成与发展的外在结构性因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像两块巨大的夹板将个体车主夹在夹缝之中。 第一,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个体车主左右为难。 2003年10月审议通过的《新交通法》,主要是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保护交通参与者人身安全和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同时也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然而,县的个体车主却为《新交通法》的实施而伤透脑筋,尤其是新法规中对超载惩罚力度的加大,让县个体车主难以承受。但他们又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而不得不违反法律、法规,冒着生命危险与被罚款的风险,开着超过荷载量100%、甚至1000%的货车早出晚归,企图逃离制度的网络。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县个体车主在夹缝中喘不过气来,遵守制度还是维持生存的两难选择让个体车主处于矛盾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矛盾之一:超载还是不超?按《新交通法》的规定,超载是违法的,然而,现实却是市场给出的运输价格仅够成本(油费、汽车维修费、养路费、税费等)开支,几乎无利可图。在笔者的调查中,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均反映:不超载就无法生存,就算超载了,一般的个体车主一月也只有净利1000元左右。这个净利是冒着生命危险所赚来的。任何一个车主都明白超载会引发安全事故,他们因超载而丧命的朋友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铤而走险。在第一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超载。 矛盾之二:买报废车、组装车还是二手车、新车?报废车、组装车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严重威胁车主的生命安全,引发交通安全事故。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近年来政府着力打击报废车、组装车市场,而且对于非法贩卖报废车的违法个人和组织采取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轻者罚款、重则坐牢。然而,报废车却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刚性需求的存在。对于大部分不富裕的县个体车主来说,尽管开报废车、组装车是很不安全的,但是很合算。第一,报废车便宜,对于手头上只能拿出1、2万元的车主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第二,买报废车易于收回成本,因为开货车本来就得冒较大的风险,花4-8万元去买辆二手车是否能收回成本是很难预料的,尤其是在县经济萎靡与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第三,报废车万一被政府没收了,如果积极疏通关系,一般还是能把车要回来。因此,对报废车的刚性需求和部分政府官员的以权谋私导致了根除“黑车”的可能性比较渺茫。在第二个矛盾中,个体车主选择了违规购买报废车与组装车。 矛盾之二:按规定对汽车进行安全检查还是浑水摸鱼?为了保障交通安全,《新交通法》规定汽车每个季度都必须在二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检修,检修合格后方能拿到由二类维修企业出具的二保单,4张二保单决定了汽车是否有参加年检的资格。然而,在县,由于交通部门对二保单的管理存有纰漏,这便为个体车主提供了浑水摸鱼的可乘之机。 实则,二保单作为汽车检修的合格证应该是由公共部门来统一颁发,而不能由营利性的维修企业来提供。就如同企业的营业执照、合格证书一样应该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审核后颁发,否则,就会像县的二保单一样成为市场流通的交换物,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价值,反而会搅乱公共秩序、阻碍职能部门的管理。正是由于二保单的市场可流通性,县个体车主抓住这个漏洞,尽量地节省成本,部分具有安全意识的个体车主会坚持每个季度在三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然后在二类维修企业购买二保单,还有部分个体车主干脆省去了检修的步骤,直接购买二保单以应付检查。在第三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浑水摸鱼。 第二,个体车主在市场与制度的矛盾中寻求平衡。在对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选择上,个体车主只能服从市场,求得生存,然而,制度规章的存在对他们的结构性约束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在这一对矛盾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是他们极力追求的目标。 在具体做法上,县个体车主每天在政府部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段内工作,也就是早上6点之前,晚上8点以后。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白天货车一般都是在修理店修车、补胎或是停放在自家门前,个体车主则在玩牌、睡觉、喝酒。一到晚上,大家便乘着夜色开车出门装货,直到深夜,早上如果起得够早,在清晨4点钟左右,你就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超载大货车在马路上疾驰。个体车主们就是这样在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矛盾中寻求平衡点的。他们既不可能完全不顾及规章制度的约束,白天也出门运输赚钱;也不可能完全遵循规章制度办事,那样他们就难以生存,他们试图逃离出制度的天罗地网,寻求制度网络所覆盖不到的时空地带与空白点,顽强“抵抗”日趋严峻的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 然而,作为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地对县个体车主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他们每个月会偶尔在非正常上班时间段内(早6点前、晚8点后)在某条私人车经常路过的街道堵车。 由于时间是不确定的,不少个体车主也因此落入了法网。但李莉>>>政府与市场:个体户兴衰的生存影响因素46是一旦有个体车主得知了内部消息,马上就会向其他个体车主奔走相告,让他们当天不要出去装货,有“险情”。尽管个体车主们迫于市场压力彼此间的竞争比较剧烈,然而,在对“外”方面他们却是异常团结的。他们就像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左打一枪、右放一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个体车主们面对市场竞争与政府制度的双重压力“在排斥中团结、在团结中排斥”。 三、结论与讨论 第一,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的合力对县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政府的权力经营导致他们的税费加重、罚款过多,加上不定期的“关系费用”支出使他们的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不堪重负;而市场环境的恶化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经营,造成了利润空间的缩小。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合力下的个体户面临着成本不断上升、市场竞争不断升级的境况,利润在下滑,他们在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困境。 第二,越是贫困的地区,个体户的发展就越艰难。一方面,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就越多地依赖于税收、费收,政府压给经营者的税费负担就越重,经营者无法承受压力自然落荒而逃,这反过来不利于该地区的脱贫。另一方面,越是贫苦地区,市场就越缺乏活力,如何调动市场活力在中国主要是依靠政府,当政府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如何加税的心思中,就鲜有精力去思考如何搞活经济、搞活市场了,贫困地区便更难摘掉贫困的帽子。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县工业一垮,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开始告急,如何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是政府日思夜想的问题,要收入就只能找个体户要,但个体户财力有限,那就只能多设置费用、多罚款来进行创收。然而,政府创收了,个体户就垮了,个体户作为私营企业的过渡阶段发展不起来,县私营企业队伍自然难以壮大,继而会反过来影响县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与县同属一个地级市的Y县,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以商业为主,Y县政府采取着截然不同的做法――积极减免个体户、私营企业的税费,鼓励经营、鼓励投资,Y县个体户发展蓬勃,形势一片大好。这便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贫困地区的政府该如何摆脱对税费的依赖,真正将搞活市场作为其工作的核心?政府应该如何真正给个体户创造发展的空间和环境,让他们的创业活力来带动市场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三,个体户的衰退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还是人为地“监管过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个体户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阶段个体户“缩水”现象便是他们走向消亡的过渡阶段;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政府对个体户的“监管”不但没有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反而阻碍了个体户的发展,逆市场潮流而行。本文认为,县个体户的衰落是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过严”共同作用的结果。很明显,某些行业的个体户由于资本少、投资小、技术含量低,没有能力加入到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易遭市场淘汰,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不少行业的个体户被市场的洪流所湮没。但是,大部分集中在第三产业的个体户却依然为市场所需,其中有些甚至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更为紧俏。事实上,在中国尚未完全开发的西部地区,个体户有着广袤的发展空间,因此,个体户的“缩水”只能部分归因于市场,还有相当部分原因则应归咎到政府的“监管过严”。“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势必会影响个体户的发展壮大,因此政府对个体户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石川,2006)。 新的历史时刻给个体户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制度和市场要求。弱小无助、主要由来自社会底层人群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积极扶持和良好市场环境才能生存的个体户能否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政府应该对个体户放任自流还是重新扶持?个体户将来的路在何方?他们能否度过这艰难的时刻?这一切也许需要时间来回答,让我们拭目以待。 经济现象论文: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特点及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本文简单介绍了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探讨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结合个人的工作经验,给出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仅供相关人士参考。新型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思想和相较于之前的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更加强调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融合,需要制定农村发展的总体规则作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工业化,并且逐步引入信息化,实现现代农业化,政府需要引导农村人力资源实现转型,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帮助农村人口掌握新的知识,适应社会的发展,整体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将农村的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建立职业培训中心,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1.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 1.1新型城镇化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 农村人力资源进入城市,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取决于自身的技术能力,如果自身的能力不足,加上学历不占优势,那么就无法在城市找到好的就业机会,尽管找到了工作,但是也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存在明显的差距,这表明,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教育的缺失导致农村人口的竞争力低,无法胜任高智商的脑力工作,只能完成体力劳动作业,另外,农村人口的转移,会给城镇带来资金流入,可以拉动城镇的经济增长,城镇的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农村人口在城市内获得了收入之后,能够回乡创办企业,修路、投资教育等,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再开发,这样一来,当地政府部门就可以更好地制定农村发展策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总体质量,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 1.2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城镇化的发展让农村地区的人们不再依赖土地生活,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概念,对于农村人口来说,进城打工能够获取更高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稳定性和行业的选择产生了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结合城镇化发展的情况,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且提供一定的就业指导,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质量,从而帮助农村人力资源实现转变,有助于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2.1推动农村人口市民化的现实要求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的发展,推动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需要加强农村改革,实现农村人口转移,解决农村人口的就业、教育、住房等问题,对农村人口加强就业技能培训,更好地适应城镇化需求,提高竞争能力,促进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 2.2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迫切需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与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工业的扩张,导致耕地面积与农村人口数量不匹配,加上更低收入远远低于外出打工,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不得不选择放弃耕地,转而进入城镇寻求就业机会,因此,当地政府需要释放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做好引导工作,加强宏观调控,与当地的企业做好让农村劳动力安置工作,让农村劳动力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就业的地点和部门,保证同工同酬的待遇,提高劳动价值,增强工作认同感,只要同样的技能水平能够获得同等收入,从而实现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的转移,既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充足没有就业机会的现象,又使得城镇的劳动力数量增长,为进一步发展新型城镇化打下基础。 2.3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 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平衡,然而目前的发展,导致这三者之间存在严重失衡,农村人口数量的扩增,或者是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程度都与当地的教育缺失有关,一般而言,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的生育年龄通常比较晚,而且不愿多生多育,更注重小孩的综合素质教育,由于教育的缺失,农村人口通常早生育,而且一般都是生育多个小孩,这样一来使得教育的负担更加重,导致小孩的教育水平也无法跟上,形成了恶性循环,教育的不足,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对于生态保护的理解不足,容易出现破坏环境的行为,比如焚烧山林等行为,这样会破坏生态平衡,无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模式,政府需要引导农村劳动力发展农业科技,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 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3.1农村人口基数大,人力资源质量较低 我国的人口数量多,其中农村人力资源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如果没有对农村劳动力很好地利用开发的话,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数量大,政府要想实现人力资源的转移,那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开发工作,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与城镇常住人口有关,然而这其中也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群体,这些群体虽然长期居住在城镇内,但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待遇的不平衡,会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3.2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 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加上农村地区比较偏远,以及老旧的保守思想的影响,农村人口接受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大多数都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进城打工,这样导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偏少,对新鲜的科学技术掌握能力不足,而且城市生活对于农村人口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一旦进入城市后,大多数农民子弟都不会选择再回农村,这样就导致农村失去了潜在的人力资源,教育的进一步缺失,使得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 3.3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产业结构分布不均 农村地区比较偏远,居民分布不集中,给政府部门进行集中教育培训带来了难度,而且不同地区的地形状况不同,下乡工作开展难度大,加上农村的产业大多依靠当地的地理环境,靠天吃饭,如果当年的气候不好,那么就会影响种植的收成,从而影响整体的收入,产业结构分布不均使得经济发展缓慢,新型城镇化要想稳步实施,那么就必须引导农村产业进行改革。 4.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几点对策 4.1强化农村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 政府必须意识到要想改变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必须要加强农村的教育改革,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强化农村的基础教育,实行义务教育,积极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学生向城镇学校就读,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制定适应当地特色的技能培训工作,培养新时代的农民,提高专业化水平,从而帮助农村人力资源更适应现代化、科技化的农业,满足农民转岗就业的需要。 4.2政府应加强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引导和服务 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农村人口的转业思想工作,让他们意识到城镇化发展情况下需求的劳动力人才,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改革现行的就业制度,加强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引导和服务,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农村劳动力数据库,从而更好地配置当地的劳动力资源。 4.3深化、落实有关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改革 政府部门需要完善农民教育培训的法律体系,由于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复杂的连续性进程,加上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所以需要统一的执行标准作为指导,当地部门需要出台适应本地的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合理改革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等,并且对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流动情况进行登记追踪,提供城市生活的福利待遇,切实保障农村人口的合法权利。另外,可以制定有关回乡创业补助政策,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带动农村共同发展,一方面能够为农村带来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和努力留住人才,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李缨,李昂.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农村人力资源建设——以重庆市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0(07) [2]周石生.高等教育创新与农村人力资本开发[J].教育评论,2013(01) [3]万一.韩日农村教育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J].科技和产业,2010(01) [4]李文政.浅析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实条件构建路径[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1) [5]梁乃云.我国民工荒问题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J].科技和产业,2009,9(4) [6]汪晓媛.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新农村建设[J].科技向导,2011(35) [7]高士友.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9,25(6) [8]张吉.城镇化与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关于农村教育的几点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4(02) 作者:李月 单位:淄博英乐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大学生经济论文:经济管理类大学生创业意识研究 摘要:大学生创业对我国高校就业形势和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在运用问卷设计调查基础上,描述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校生创业意识现状,并依据现状提出从树立科学创业理念,科学规划创业目标,理论结合实践,培养良好理财能力和能力资源系统结合等方面来培育经济管理类大学生创业意识。 关键词:经济管理;大学生;创业意识 一、调研内容 大学生创业意识是指在创业实践活动中对大学生创业者起动力作用的主观思维倾向,它包括创业的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要素。本次调研以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校大学生为研究样本,主要是通过网络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问卷设计共有19题,包括12题选择题(1—12)和6题主观题(13—19)。其中,12道选择题主要调查经济管理类学生对创业的理解、创业问题的解决、创业的心态、对未来发展的期望等基本状况;而6道主观题主要调查学生对创业意识培养方面的政策建议例如课程设置,课外实践等。 此次共向大一至大四学生发出调查问卷1025份,回收问卷数976份,回收率95.3%。调查对象中男女人数约各占一半,其中以大三和大四的学生为多,共占了总人数的80%;。大三、大四是大学生对未来职业的选择和定位的重要阶段,集合大三大四学生对创业的看法,使此次调查具有更好的参考价值。收回问卷后数据进行统一,并制作成表格整理好,对初步整理的数据根据不同的题目和选项进行进一步整理和分类。使用了excel等办公软件进行分析,对实际数据所反映的事实加以说明,辅以百分率的对比与直方图、饼状图等图表形式,更加客观地体现现实情况,通过对问卷的数据的分析,实现对样本创业意识现状和存在问题情况的掌握。 二、调研结果分析 (一)大学生对“创业”的理解存在不同认知 通过对大学生对“创业”概念进行调研整理数据发现,大学生对“创业”概念的理解存在不同,具体如图1: 图1为上述调查对象对“创业”的概念不同层面(开办企业、开创事业、开发技术等)的数据分布直方图。结果显示有79%的学生认为创业就是开创一份自己的事业,14%的学生则认为创业就是开办企业等实体型公司,而剩下7%的人对创业一词抱有其他的理解(比如自主开发、自主创新、亲自经营、自力更生等)。由上述调查可看出,目前大学生对于创业的理解还是比较宽泛的,现代社会各新兴行业层出不穷,对于创业的理解也应该有更多的自己的方式,对创业的选择也并不局限于独资或是合资开办一间公司等形式,而是有更多自己想法和选择。同时也说明大学生对于创业还是缺乏明确认识,相对于具体性的开办企业和开发技术而言,抽象性的开创事业占到了79%,说明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于“创业”认知不够深入,主观程度较高。 (二)大学生存在一定的创业意愿,但缺乏明确创业目标 通过对大学生对创业的兴趣进行调研整理数据发现,大学生整体存在一定创业意愿,具体如图2: 图3为上述调查对象对创业兴趣分布的直方图,结果显示没有大学生表示对创业没有兴趣,超过90%对创业存在一定兴趣,而7%非常有兴趣。这说明大学生整体存在一定的创业意愿,也存在随意性。同时在此基础上,仅有4%的学生表示对创业就业问题十分关注,而大部分(86%)的学生在平时仅是偶尔关注创业就业新闻。在创业目标上,如图3所示: 有36%的学生表示自己又关于自己的就业创业目标,而64%的学生却还没有自己的就业创业目标,由此可以说明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大部分学生还处于探索寻找的阶段,并没有明确给自己定型。这也一方面说明大学生对创业缺少关注和了解,也说明大学生创业缺乏明确性和针对性。 (三)大学生对创业要素认识趋于理性,存在较强的独立精神 通过将“创业应具备要要素”设定为“资金、人脉、学历、个人能力、其他”五个选项后,对样本进行调研后得到结果,表明大学生对创业要素认识趋于理性,具体结果如图4所示: 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看来,原始创业资金是最重要的(50%),其次是个人能力(40%),并且需要人脉资源(39%)的支持,而学历的证明已经显得无足轻重(2%),这体现出大学生对于创业是有一定的现实认知的,有趋于理性的趋势。而对于创业最重要的要素创业资金的获取,有50%的学生认为创业的资金应该由自己赚取,同时也需要家庭的支持(21%)和好友的帮助(4%)。面对创业初期面临的问题,可以选择先就业挣钱后,再开始创业,也是大部分学生愿意选择的方式,还有部分学生认为可以通过向父母朋友借钱的方式,体现出大学生创业存在较强的自力更生的精神。 (四)大学生倾向于先就业再创业和采取合伙创业模式 对于就业和创业,大学生还是更倾向于就业,在调查对象回答“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你愿意接受低薪的工作,还是自己创业?”这一问题时,其中有43%的学生表示愿意接受底薪工资;而23.5%的学生表示希望能自己创业,但是依然有23.5%的学生表示尚不清楚,而当被问到“如果以后找工作很困难,你会选择自己创业吗?”这一问题时,有一半(50%)的学生愿意考虑创业,但是也要14%的学生表示不会,表明学生对待创业的态度有时只是作为一条退路看待,真正创业的并不多,可以看出大学生还是更倾向于先就业,而对于创业形式,结果如图5所示: 在众多的创业形式中,87%的绝大部分学生选择合伙创业的形式,只有13%的学生倾向于自主创业。他们认为,合伙创业可以充分利用团队的力量进行集资和出谋划策,是一种较好的创业方式,因而也能被更多人接受;而自主创业则需要个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风险较高。对于网络创业,有39%的学生表示是可以接受的,有17%的学生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更多人(56%)原因保留意见。这也说明,大学生对于创业的风险是有一定考虑的,尤其是面对新的创业模式。 三、大学生创业意识培育的对策与建议 (一)改变传统就业观念,树立科学创业理念 科学认识创业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自主创业既不是头脑一热的“下海”,也不是无法就业的无奈之举;它不仅要求学生能结合专业特长,根据市场前景和社会需求搞出自己的创新成果,而且要直接面向市场,面向社会,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使大学生由知识的拥有者变为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贡献的创业者。科学分析创业理念,杜绝有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个别非正常的创业“成功”现象当作普遍,从而产生对创业前景过于乐观的预期。 (二)正确理解创业内涵,清晰规划创业目标 对于创业内涵,不要产生过于笼统的认识,简单认为是“当老板”或者是“成就事业”,要意识到能形成具体的目标并能制定实现具体目标的方案,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要运用所学的运筹学和工商管理决策知识,做出对创业目标符合实际的可行性规划,对自身能力和所拥有的资源条件要有准确的认识并进行针对性锻炼,对创业目标进行科学规划和设计,明确目标函数,理解现实约束条件,并通过不断获取必要资源和提升自身创业能力素质来实现明确的、可行的创业目标。 (三)理论教学紧扣实践,积极开展创业体验 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由于所学理论本身就与企业经营联系紧密,所以理论教学整体大方向上是会促进创业能力的积累,但是理论教学由于缺乏对现实世界认知的还原往往存在与创业实践脱节从而削弱指导作用。所以在教学中要注重在现实条件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锻炼,积极开展创业计划大赛等等创业实践活动,以提高学生创业实践水平,锻炼学生的创业能力。鼓励大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要求大学生多接触社会。让学生们在社会实践、创业实践等活动过程中将所学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正确认识社会的基础上了解社会的需要,积累创业经验,提升创业执行力。 (四)培养良好理财能力,实现能力资源耦合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消费观,正确认识资金在创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本运作和管理能力,积极寻找资金来源,拓展融资渠道,独立自主,摆脱资金来源的家庭和亲友依赖,学会科学、合理的运用资金。制定合理、完整和周密的创业培训系统,构筑扎实的理论基础;注重创业过程中根据创业的需要,随时对自己的知识进行检测、更新与补充,累积经验,形成良好的创业心态和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将分析能力、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和执行能力与技术、资金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能力与资源的系统结合。 大学生经济论文:浅谈经济危机形势下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同一性危机 应对方式 职业决策困难 中介作用 〔论文摘要〕在当前经济危机形势下,考查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和职业决策困难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文科生较理科生更多地体脸到同一性危机,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更多地采用自责、退避、合理化等的应对方式;乡村生源地的学生较城市学生遇到更多的职业探索困难;自我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有非常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同一性危机在应对方式和职业决定困难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随着2008年9月开始的信贷市场危机,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逐渐演变成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和全国整体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大学生作为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受着比以往更大的就业压力。 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中,大学生就业问题已凸显成为目前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巫待解决。在本来渊良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目前特殊的经济形势下,大学生面临着重重心理问题:一方面,大学生踌躇满志,在数年的高等教育学习后渴望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对未来充满美好的规划和想象,另一方面,严峻的就业形势又使得恐慌焦虑、悲观绝望、盲目屈就等各种不良心态并存于其内心世界里,往往使他们失去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对就业准备不足导致就业的失败,失败后又一味地自责、幻想或寻找托辞。有研究表明,同一性问题是青年人格发展的核心。大学阶段是青年人格确定和社会角色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大学生在人格发展中所面临的矛盾、冲突的内在根源来自于个人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因此,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大学生同一性危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直接影响到他们能否正确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和心理困境,因此,我们决定对大学生的应对方式进行考查研究。同时,引人了职业决策困难这一变量来反映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困难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经济危机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的方法和手段。 (一)自我同一性及其危机 自我同一性是埃里克森提出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是一种自己对自我同一的主观感觉,这种感觉是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致与连续。尽管青年在身心各方面都表现出独立的倾向,但在确立自我同一性之前仍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此时青年可以一时合法地延缓在社会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被称为“心理的延缓期”( psychological moratori-um)。在中国社会,这个延缓期主要体现在大学阶段,大学生有着充裕的时间去探求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滩哑观等一系列涉及自我的问题,因此,大学阶段是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探索遇到困难最多的时期,是真正感受到“同一性危机”的时期。所谓“自我同一性危机”,就是指自我否定了原有的、未分化的、朦胧不清的、非成熟的自我,但又尚未找到新的自我,是自我处于自身的矛盾与冲突中,一切都变成是不确定的,是自我在过去和现在、彼地和此地的不连续。埃里克森认为青年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时间观念对时间混淆”、“自我确信对自我疑虑”、“角色尝试对角色固着”、“职业意愿对工作不力”、“性别分化对性别混淆”、“主从分际对权威混淆”、“价值定向对价值混淆”。 (二)应对及应对方式 应对(coping),又名应付,是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对该环境或事件作出认知评价以及继认知评价之后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采取的措施。应对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机制,对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应对方式是在应对过程中继认知评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对活动。应对方式可以根据其表现的形式分类,如接受、忍耐、自责等具体的形式。 学者对应对方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种观点上,一是认为个体面对应激时所采用的应对策略,更多地依赖于清境需求,即情境特异性应对方式,二是认为个体在不同的应激情境中存在着倾向性的、相对稳定的应对方式,即人格倾向性应对。在本研究中,我们倾向于把应对方式与人格层面的意义结合起来,认为大学生的一般应对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一贯的、带有倾向性的模式。在应激情境下,大学生这种一般的应对方式将对自己所遇到的困难程度、应激情境的改变产生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参考肖计划的研究,将应对方式按照应对的具体表现来分类,即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六个方面,来探究经济危机这种应激情境下大学生的人格倾向性应又寸方式。 (三)职业决策困难 职业决策困难主要是指大所数人在职业生涯发展中而对职业选择时面临的各种问题。knumboltz认为,职业决策困难实质是对决策不满意的一种状态,或是由于与职业相关的学习经验不够,或是由于个体还没有学会运用一套做职业决策的系统方法所导致。决策困难是没有学会某种学习经验的自然结果。gati和osipow在职业决策未定向的基础上提出了职业决策困难这一概念,指个体在做职业决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gati和osipow依据标准化职业决策理论,发展出一个理想的职业决策者模型。模型将职业决策困难分为三个维度十个方面:(1)缺乏准备,包括缺乏动机、犹豫不决、错误的信念;(2)缺乏信息,包括缺乏决策过程的信息、缺乏自我的信息、缺乏职业的信息、缺乏获得信息的方式;(3)不一致的信息,包括不可靠的信急、内部冲突、外部冲突。gait等对大量的职业辅导工作者与来访者进行访谈和调查,编制出((职业决策困难问卷》( career decision - making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简称cddq),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从人口学变量上讨论经济危机背景下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职业决策困难的现状,并用相关分析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查。根据查阅的文献,我们假设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与职业决策困难大部分维度显著正相关;采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的学生同一性危机低、职业决策困难小,采用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的应对方式的学生的同一性危机高、职业决策困难大;自我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正向预测作用,并有可能是应对方式与职业决策困难间的中介变量,旨在探究经济危机形势下,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和职业决策困难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一)文科学生较之理科学生的不适应状况 研究发现,文科学生较理科学生在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和职业决策困难等方面的情况都不容乐观。文科学生较理科学生更多地感受到同一性危机,尤其是自我确信了解、权威混淆方面的危机。文科学生较理科学生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尤其是在对自我认识不足、不知如何取得资料、缺乏动机上的困难。文科学生更多地采用自责、退避、合理化等不成熟的或是矛盾的应对方式。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在长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不同的思维模式培养下,文科生更偏重于规范性的主观思考方式,对同一事物可能采取不同的判断标准,理科生则更偏重于实证性的客观思考方式,对同一事物能找出相对唯一的判断标准。因此,文科生在主观多重标准的思考模式下,更容易造成自我认知的不确定和混乱,导致自我不确信、权威混淆,更多地感受到自我同一性的危机。相关调查显示,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面对文科生的就业岗位呈现更大的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文科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就业尝试所经历的挫折更多。自身和外界的双重消极作用使得文科生感受到更高的自我同一性危机,更多地采用一些如自责等消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就业。 (二)乡村生源地的学生遇到更多的耳处业探索困难 本研究表明,乡村生源的学生较大城市生源的学生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不清楚决定的步骤和文化及环境因素上的困难。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大城市生源地的学生在城市较为开放的环境中成长,相对于来源于乡村的学生接受的信息更丰富广泛,见识更为宽广,更能发现自己在职业决策上的多种选择、综合决策,因此在决定的步骤上更加明了成熟。由于乡村的学生文化相对保守、从小就较多地承担起家庭的担子,对家庭有着更强的责任心,面临职业选择时势必会多为家庭考虑,因而家人的健康、家庭的经济状况、国家的政策都会使他权衡机会与家庭,从而造成文化及环境因素上的困难。 (三)经济危机形势下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聊业决策困难之间的关系 自我同一性危机大部分维度与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与除求助外的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等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即愈成熟的应对方式(问题解决)与愈低的自我同一性危机是关联的,我们可以用很多应对方式的特点来描述这一危机的表现,如“‘角色固着’,即过分地封闭自己,僵化自己的角色,产生不良适应,引起消极性的认同和退缩的情感行为”,即用了退避的应对方式来解释了角色固着这一危机层面,因此二者的相关也就不难理解。自我同一性危机各维度与职业决策困难各维度间绝大部分显著正相关,由于职业决策困难是个体自己感受到的一种难以确定的状态,而且很多维度都涉及到对自我的探索认知、对自己内心发展的感知,因此,这两个变量的相关是比较明显的,此外,多层回归也显示出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正向的预测作用,且有着非常大的解释率(36. 6%一41. 5%),这也和李文道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他们的研究表明,职业决策困难各维度得分及各维度平均分上大致呈现出同一性地位越高,职业决策困难得分越低的趋势}9j。除求助外的应对方式与职业决策困难都有着广泛反的相关,进一步层次回归分析表明除求助外的应对力.式对取七业决策困难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解决问题是正向预测作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是负向预测作用,这也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四)自我同一性危机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自我同一性的确立是贯穿于整个青年期的课题,因此,同一性危机将在这个阶段持续到同一性的达成,同一性危机则是这个时期个体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内部因素。本研究所采纳的观点是应对方式的特质说,即应对方式是一个人一贯的应激反应行为,但是,这个变量又不完全是个体内在的特质,较之同一性危机则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机制,通过中介作用考察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机制:自我同一性危机在应对方式(除求助外)和职业决策困难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说明应对方式(除求助外)需要通过自我同一性危机来对职业探索困难起作用,这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在现如今的经济危机形势下,为了减少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单纯的应对方式指导或是个人的应对方式改善效果可能还不够好,如果通过长期的自我探索而减少同一性危机,则能达到更好且明显的效果。 针对研究结果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我们主要从政府决策、高校引导、家庭教育和个人调适这四个方面提出应对和解决的建议: 1.政府决策方面的建议 政府应注意以下三方面决策的制定和倾斜:(1)加强在地方上的信息普及和硬件设施的建立健全,改善农村生源地学生的生活环境相对闭塞,对信息的掌握和了解比城市学生缺乏很多的差距;(2)政府应当控制高中文理分科的规模,通过对高校文科专业招生人数的控制,进而提升高中文科生的升学率,提升高校文科生的就业率;(3)政府应当全力加大对文科专业的重视和发展,加强人文社会学科建设和投人,增加文科专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提升文科专业的地位和研究水平,从根本上改变重理轻文的社会现状。 2.学校引导方面的建议 学校是学生们赖以获得信息和成长的最主要场所,学校的引导对他们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经济危机下,帮助学生应对日益凸显的同一性危机、消极应对方式和决策困难,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包括就业指导中心等相关部门对学生就业的指导和帮助作用,扩充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同时,学校可以开展日常的就业宣传活动如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发放求职技巧宣传手册,安排就业指导咨询师等权威专家为学生就业问题答疑解惑,及早提升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危机意识;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平台,增加学生到企事业单位实习的机会,在鼓励同学们“走出去”的同时,也要把就业的机会和公司“请进来”;引导学生对就业择业合理性的认识,建立心理辅导网络,引导学生们对就业受挫等问题进行正确归因,学会正确、成熟地应对压力,通过心理咨询中心、辅导员等方式帮助同学们应对心理问题。 3.家庭教育方面的建议 家庭教育作为人才培育的第一站,父母的教育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子女的职业生涯发展和职业工作能力和适应能力。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应帮助子女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悦纳,应该让子女从小就接受自身的不完美,鼓励他们通过全面地认识自己,对自身的特质和优缺点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和发展,以树立子女的独立自信人格和积极心态,增强子女的理性分析和应对危机能力。 4.个人调适方面的建议 作为直接面对就业压力和选择的大学生,要想从容面对激烈的就业压力和就业竞争,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多方面的。通过研究,我们建议当代大学生理性地面对经济危机下的就业形势,学会正确归因,在自主应对就业问题的基础上学会合理求助;及早确定生涯发展方向,增强对自我的了解,及早为未来做准备,多掌握求职和面试的技巧和知识;主动搜寻信息,发掘信息获取渠道,关注政府、高校关于就业指导方面的政策和信息。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文科生较理科生更多地感受到同一性危机,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更多地采用自责、退避、合理化等不成熟的或矛盾的应对方式。 2.乡村生源地学生较城市学生遇到更多的职业探索困难。 3.自我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有非常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4.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5.相对于应对方式而言,自我同一性危机与职业决策困难关系更为密切,同一性危机在应对方式和职业决定困难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6.可以从政府决策、高校引导、家庭教育和个人调适四大方面提出对此应对和解决的办法。 大学生经济论文:浅谈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及其引导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职业价值观 职业价值取向 论文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给高校价值观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文章分析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深入探讨了如何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职业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 一、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变化趋势 职业价值观是价值观在所从事职业上的体现,它是人们在选择职业时的一种内心尺度,是人们对待职业的一种信念和态度,或是人们在职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取向。(它支配着人的择业心态、行为和信念等,影响着人们对职业的认知、职业发展的相关影响因素以及对自己的了解、定位等。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的择业方向和标准。 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大学生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等不断增强,大学生个体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价值取向有更多的功利性,价值评价标准带有双重性。加上近几年高校的扩招,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日趋增大,这使得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在择业理念上大学生从选择稳定的职业向选择有发展潜力的职业转变 市场经济配置人力资源的特征是人才流动。一步到位、从一而终的传统就业观被打破,人们的“铁饭碗”意识逐渐淡化。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的职业流动观念。过去曾受到极度重视的“职业的稳定性”,在当今已经不再是人们择业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它已经被排在了“发展前景和机会”‘‘职业所能带来的高收入”这两个因素之后。很多大学毕业生认为已经没有找“铁饭碗”的必要了,只要是有适合自己、能提高自己能力的工作机会都要努力争取。 在所调查的大学生中,有20.8%的人选择了稳定性的职业,有49.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有发展潜力的职业。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稳定的职业不一定是热门的,这些职业不一定能保证其基本的经济上的满足,而发展潜力大有发展前景的职业则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绝大多数大学生希望自己从事的工作在人们心目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自己得到他人的重视与尊敬。 (二)在择业标准上从追求发挥专业特长向追求理想待遇转变 以前大多数人的择业标准是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等,而现代大学生则以自身价值的实现为最重要的择业标准。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在择业问题上更加突出自我观念,注重经济收入和职业的社会地位、地理位置等因素,将薪酬作为选择工作的重要依据。现代大学生工作的目的或动力主要来源于对收入和财富的追求,并期望依此改善生活质量,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三)多数大学生对未来的就业情况不确定,但对自主创业充满期待 改革开放以后,创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活跃而有效的经济形式,不论是私人创办事业涉及的领域还是创业的发展势头,都有着良好发展的趋势。在我们所调查的大学生中有66.o%的人赞同大学生自主创业。在如今这种就业压力强大的形势之下,自主创业不仅缓解了强大的就业压力,成了待业群体的又一个出路,而且对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同时,大学生自主创业能够充分发挥其独立性和主动性,进而实现其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四)大学生更看重所从事职业能否为实现其自身价值提供机会 近年来的一些调查表明,当今大学生择业首先考虑的是看其能否为自己提供良好的发展前景,能否为发掘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提供机会。由此可知,大学生已不再将职业仅仅当做谋生手段,自我实现这种高层次的需要正逐渐被凸显出来,并成为支配人们从业行动的首要动因。 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转变的影响因素 (一)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客观事物及对自己行为结果的意义、作用、效果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是推动并指引一个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原则、标准。价值观是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层基础。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受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经济地位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是随着人们认知能力的发展,在环境、教育的影响下逐步培养而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在同样的条件下,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会受到理想、信念、价值观的—定影响。职业价值观集中体现了理想、信念、世界观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它是个人对某一职业的价值判断,是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在职业选择方面的具体表现。职业价值观对一个人职业目标、择业动机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影响到学生在某个具体工作中所要追求的理想是什么,影响着他们以什么样的姿态投入到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 (二)社会生产方式和个人经济地位 从个人发展的环境来看,由于个人的身心条件、教育状况、家庭影响、兴趣爱好等方面的不同,人们对各种职业有着不同的主观评价。由于所受教育的不同和所处环境的差异,人们在职业取向上的目标和要求也是不相同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很多两难的选择,择业时的选择也是如此。人们之所以在择业时常常感到很痛苦,就是因为个人的职业价值观不唯一,自己的期望无法在某一职业全部得到满足。例如,是要稳定、舒适轻松的工作,还是要挑战性大、高工资的工作;是要成就一番事业,还是要随遇而安等等,然而,当两者有矛盾冲突时,最终影响我们决策的是存在于内心的职业价值观。 从目前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相对落后,各种职业在劳动性质的内容上,在劳动难度和强度上,在劳动条件和待遇上,在所有制形式和稳定性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差别。再加上各类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声望地位也有好坏高低之见,这些评价都形成了人的职业价值观,并影响着人们对就业方向和具体职业岗位的选择。 三、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及其引导 大学生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的树立,从宏观方面讲,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微观方面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更顺利地就业,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个锻炼的机会。因此,要适时正确引导、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一般来说,多数大学生能够理智处理个人与社会、奉献与索取的关系,但也有部分学生受社会上不良价值取向的影响,在择业过程中过分突出个人利益,过分看重物质利益,而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放在集体、社会中来衡量,严重背离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要求,没有处理好个人与社会、奉献与所取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职业价值观教育时,应该教育引导他们正确看待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待遇观、客观的职业定位观和先进的职业苦乐观,使他们在择业上正确处理个人地位、待遇与奉献的关系。 (一)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和调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校在培养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学生价值观念的培养。调查表明多数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是积极的、进取的和乐观的,但也有少数大学生崇尚个人主义取向、消极退缩。这与当前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一些新变化是相吻合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强调自我与社会融合,索取与奉献并重,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而又比较重视自我、注重实际、推崇竞争、敢冒风险、追求物质利益,这种人生价值观有成为大学生人生价值观主导的趋势。显然,当代大学生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变化是社会发展变化、大学生自身实践、社会角色要求和年龄特征的综合反映,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虽然上述价值观讲的是奉献与索取的平衡或统一,但它强调“自我”,在职业价值取向上表现为由“实现个人价值”向“自我发展”与“物质利益”并重趋势转化,并把社会对个人的回报作为价值取向的条件,这与无私奉献的个人价值观有一定差距。因而,必须大力加强对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 (二)确定正确的职业价值取向 职业价值观是大学生职业人生的方向标,它的确定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至关重要。每一个大学生都树立了良好的职业价值观,对自己的职业前景进行合理的规划,使每一个人都能各尽其责,这不仅有利于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也对社会的稳定具有促进作用。 1.把提高职业能力与培养职业品德结合起来。从终身教育角度看,职业教育中的能力培养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一方面,要关注职业基本能力的培养,如具体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及以外的能力,如收集分析和组织信息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应用技术的能力、计算的能力,还要培养学生在尊重劳动的基础上全面参与对社会的奉献和有效工作、热爱职业的积极向上的职业品德。这些职业能力、道德品德和职业品德不只是针对某种具体的职业、岗位,而是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都需要,对劳动者未来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强调就业导向的同时,还要注重职业教育不只是获取生存技能的途径,面且还应成为提升人的境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将职业品德教育与职业能力结合起来。在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今天,使学生学会在个人价值和社会满意之间取得协调,实现个人需求与职业需求的统一。 2.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倡导爱业敬业的职业精神结合起来。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职业价值取向决定着职业精神,而职业精神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态度,爱业敬业就是一种对待工作、对待职业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拥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对一个职业人的未来发展,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成功,起着甚至大过优秀职业能力的作用。一个人,如果仅仅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获得个人物质上的报酬而去工作,他永远是工作的奴隶,因为他不明白自己工作的意义。因此,只有选择了自己所喜爱做的事,热爱正在从事的职业,做好正在做的工作,这样才能在勤奋踏实的工作中,有所成就,有所创造,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表现自我,实现个人的价值。 3.把个人发展与追求理想、超越自我结合起来。人们在选择职业时,从个人的选择意识上,倾向于把“发挥个人所学特长”“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能实现自我价值”“优厚的收入、福利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晋升发展的机会”作为择业的首要标准。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做贡献”“树立社会责任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价值取向。因此,当代大学生只有在充分发挥潜力与追求崇高理想的相互协调中,在个人发展和超越自我的统一中,来找准职业定位,确定职业发展方向,才能拥有积极健康的职业态度,使自己走向成功,从而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 大学生经济论文:浅谈体验经济视角下大学生专业学习体验模式初探 论文关键词:体验营销 大学生 专业学习 学习动力 论文摘要:当下大学生普遍存在对专业课程学习的动力不足缺乏兴趣的问题,对其成才非常不利。本文基于体验营销的视角结合从目前大学生学习情况提出大学生“体验式营销”学习模式,从而为提高大学生学习动力以及为高校教育提供合理建议 2011年是中国进入“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通过创新驱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兴国战略,从而造就一批高素质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后备人才支持。自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完成了到大众教育的嬗变。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要求个体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大学生只有学会学习、善于学习、主动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学习中实践”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1目前大学生学习的特点 1.1专业课学习态度放纵 经过高考的洗礼,刚进入大学的大部分大学生认为他们有资格进行“休养生息”,从而逛街、网游、看电影等轻松悠闲的享乐主义泛滥,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游戏人生之上。此外,他们把对专业课有用的基础课当成所谓的“游戏课”,这种不负责任的生活学习方式不但严重影响了对专业课程的学习,更为眼中的是对其人生的价值观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1.2专业课学习精力投入不足 大学生有权就所选课程听取教师课堂讲解与教诲而不被拒绝的权利,同时听课的权利也可以放弃,但是这不能成为大学生不上课以及上课不注意听讲的借口,所谓天道酬勤,一份投入一分收获,低投入必然带来低产出。因为自身自控能力的缺失以及外在环境的干扰,大学生很难将足够的精力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1.3专业课学习收获甚微 大学的课程学习具有知识的专业性、外延的开放性、运作的自主性、求解的探索性、运用的实践性和个体的差异性,与初高中相比,这就需要学生对老师传授的知识有深刻的理解与实践。大学讲师的普遍投入不够,授课方法四班,尤其是针对文科性较强的专业,他们的讲解往往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大学课堂一般以“老师讲课,学生听课”的模式,大学老师对理论的讲解模式让学生对课本内容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上这两点都导致了大学生对专业知识的低收获量。 2大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大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远不如以前,大学校园里的厌学现象愈演愈烈。通过对目前大学生学习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大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主要问题归结如下。 2.1缺乏学习目的 “不知大学为何而学,又不得不学”成为大学生对课本内容无目的性的主要原因。专业课本具有极强理论性,没有实践经验的大学生没法在枯燥的文字中找到自己的学习动力。比如,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只有在对市场有充分经验后才有兴趣于《西方经济学》课本里的那些经济需求和供给曲线、图表分析以及各种函数公式,只有深入了解企业内部结构和整体市场才会知道怎么写出一份适合本企业产品的营销策划书。目的不明确让其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深入体味自己专业的乐趣所在。 2.2缺乏专业兴趣 赵德雷博士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在被调查的学生中,半数以上(56.8 %) 的大学生觉得学校开设的课程与实际联系不大,44. 7 %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上的课“基本没什么意思”,感到“非常有兴趣”的只占5. 3 % ,剩下一半的学生都持折中态度。相比专业书籍,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职场类书籍,认为自己能从那些实在的案例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且为自己在职场方面增长经验。 2.3很难深入理解专业内容 具备良好的学习品格与坚强的学习意志这两点积极学习态度的同时,大学生要学过且学懂、学透了才能提升自己专业技能。在课堂教育中,大学教师给学生主要传达理论知识,但“嘴把式”的学生是不受企业欢迎的,而那些深刻理解所学专业内容、敢想敢做且做得漂亮的大学毕业生才是企业需要且可以重点培养的对象。 3大学生专业课的“体验式营销”模式 体验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体验式营销已作为一种为体验所驱动的营销和管理模式,完全取代了把功能价值居于核心地位的传统的特色与功效营销。本文针对大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主要问题,提出把营销中的“体验营销”运用到大学生的专业课上,即专业课的“体验式营销”模式,以达到提升大学生的学习动力与积极性的目的。 3.1经济学中的体验式营销 伯德•施密特博士在他所写的《体验式营销》一书中指出:体验式营销(experiential marketing)是站在消费者的感官(sense)、情感(feel)、思考(think)、行动(act)、关联(relate)五个方面,重新定义、设计营销的思考方式。此种思考方式认为消费者消费时是理性与感性兼具的,消费者在消费前、消费时、消费后的体验,才是研究消费者行为与企业品牌经营的关键。体验式营销具有五个特点,即关注顾客的体验,以体验为导向设计、制作和销售你的产品,检验消费情景,顾客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体验要有一个“主题”。 3.2大学生专业课的“体验式营销”模式的概念 所谓“体验式营销”学习模式,就是类同于经济上的体验式营销,把学生的感官、情感、思考、行动、联想等要素融为一体,作为学生学习内容、目的和兴趣主要依据,注重学生在学习前、学习时和学习后对“体验学习”过程的全程参与,以充分响应学生所学内容运用于实践的诉求,推出满足他们个性化需求的学习模式。本文把这种“体验式营销”学习模式融入大学生专业课,使专业课的学习更加具体化、实用化。 3.3“体验式营销”学习模式的特点 体验模式的主要有一下几个特点:关注学习者的体验,关注学习者对理想学习内容的渴求;体验要有一个目标,“为何而学”是“体验式营销”学习模式的关键。以体验为主导,学以致用,课程与实际的紧密联系引起学习者的动力与兴趣,引导学习者的实践;学习者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积极地心态与扎实的理论为“体验”做铺垫。 3.4“体验式营销”学习模式的战略模块 伯德•施密特将这些复杂多样的体验形式称之为战略体验模块(sems),以此形成体验式营销的构架。战略体验模块由五种不同体验模型组成,即感觉、情感、思考、行动和关联。下面将是从这五种体验模型来阐释“体验式营销”学习模式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运用。 3.4.1感官体验模块 感官营销的诉求目标是创造知觉体验的感觉,它经由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可能是味觉与嗅觉。现在大学多进行的是多媒体教学,优秀的课件在背景图及图颜色的选择方面有较强的吸引力(视觉上)。学校有关部门可以为学习者播放与专业课相关的视频或者申请到相关专业的企业进行产品流程的近距离接触等一系列的感官活动,这样可以让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对所学专业听觉与触觉上有更多了解。 3.4.2情感体验模块 情感营销的运作需要的是,真正了解什么刺激可以引起某种情绪,以及能使学者自然地受到感染,并融入这种情景中来。学习者从自己内心深处挖掘对所学专业最感兴趣的学习内容,然后顺藤摸瓜,从最基础的内容学起,这样学习目的性也得以体现。同时,自信、幽默、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心态既能提高施教者和学习者的学习,还可以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以情动人、美化心灵和提高素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施教者以审美的感情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大多数大学生喜欢听俞敏洪老师的讲座,他们被于老师自信、幽默风趣、渊博的学识和充满激情的演讲所吸引,认为自己对未来变得有信心。 3.4.3思考体验模块 思考营销诉求的是智力,以学习本身引起学习者的惊奇、兴趣、对问题集中或分散的思考,为学习者创造认知和解决问题的体验。比如,一个正在学习营销策划的学习者若只听老师讲解是没法理解营销策划书的环境分析、swot分析、市场选择和定位等的具体操作;若让他模拟参与到一个企业的市场营销策划中,并赋予他一定的责任,使他不得不为所做项目进行思考,在集中思维过程中明白课本中的理论应当如何与实际相联系,也更深入认识专业理论的实战性。 3.4.4行动体验模块 行动营销的目标是影响身体的有形体验、生活型态与互动。同上例,学习者透过深入思考,根据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对自己所缺知识进行补充学习,将书本的理论转换成他所策划的实物,将理论用于实践,设计出调查问卷,经过反复修改以达到调查的目的,亲身收集调查数据,然后根据数据分析,观察再思考,最后写出一份优秀的营销策划书。思考与行动是不可分的,它们是相铺相成的。 3.4.5关联体验模块 关联营销包含感官、情感、思考、与行动营销等各个层面。比如,假设存在“面包”这个食品,那么必然存在消费者,消费者肯定会从面包的色、香、味或者品牌偏好来选择面包,为吸引消费者就必然存在宣传者和策划者。所以任何一个事物都不会单独存在,就像小学的语文课本里要计算数值,数学课本里有文字,市场营销专业里需要学习财务会计和应用文写作一样。 “体验式营销”学习模式从感官、情感、思考、行动与关联五个战略模块和例子阐释了“体验”在专业课程里运用,简言之就是:学生能加深对所学知识学以致用的关键是以体验为基础认识到“为何要学”,从而引导他“怎么学”;确定学习内容与将所学内容用于何处的目标;通过学习,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 4结论 总之,体验经济越发适用的今天,企业如果善于运用体验式营销,能够为取得消费者的认可,赢得消费者的忠诚度,最终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增添砝码;大学生如果善于运用体验式学习模式,从而也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和把握去认识自己的专业课程,在不断对专业课的探究与实践中提升自我,赢得学校和企业的青睐,最终不但得到自我远大理想的实现和自我价值的最大化。21世纪的大学生,既要追求生活数量,也要讲究生活的质量、生活的品位。在生活中追求美,保持青春的激情和浪漫,以一种“体验”的心态去学习、生活和工作。 大学生经济论文: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的大学生低碳经济教育略论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的大学生低碳经济教育略论 摘要: 低碳经济是人们面对全球气候逐渐变暖这一国际社会热点问题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在带给人们思想理念更新的同时,还切实地引起了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调整和改变。为此,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的大学生低碳经济教育问题颇值得探讨。在充分认识对大学生进行低碳经济教育必要性的基础上,精心选择低碳经济的教育内容,并有机探索开展低碳经济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可切实增强大学生低碳经济教育的实效性。 0引言 中共中央总书记曾在《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坚持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在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增强实效性三个方面狠下功夫”。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应将富有时代气息的低碳经济教育问题纳入自己的视野,并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 1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界定 关于低碳经济的谈论,可以追溯至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但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的却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做出的《斯特恩报告》,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2007年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15日正式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新的安排举行谈判,制订了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2008年“世界环境日”主题确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2008年7月,g8峰会上八国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签约方一道共同达成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长期目标。 但低碳经济真正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并跃为年度热词的触发点,应定位于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这次会议既是一个论坛,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责任和义务差别大,各国间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难以达成定量协议。会议所讨论的深刻问题,立足于一个虽然是令人无奈的、但又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由于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大量资源的消耗,引起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过度的排放,导致了资源逐渐走向枯竭、气候逐渐变暖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使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最后,会议达成了如此共识:只有低碳绿色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出路。 从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过程,可梳理和提炼出其基本内涵: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质能经济”等。其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发展低碳经济是在经济发展中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遏制气候变暖的一种重要手段。低碳经济概念提出的过程及其内涵的界定,呈现给了我们一个偏向于经济特征,但又综合着政治、文化、伦理、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特殊社会发展时代,即低碳经济时代,而这正是现当今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客观的时代舞台。 2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的大学生低碳经济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2.1 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帮助学生提高思想觉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神圣使命,与时俱进,突出体现时代性特征,既是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也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保证。对大学生进行低碳经济教育,正是紧密结合低碳经济时代特征,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增强其实效性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立足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角度的低碳经济教育,不仅可以让大学生们实现生产生活理念的更新,还可以有效帮助他们提高把握时代特征的自觉性和敏锐性,并通过现实行动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 2.2 这是由高校所担负的社会职责所决定的高校作为传播人类文明和知识的重要机构,势必要通过对大学生开展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教育活动,使他们实现知识和观念的更新,担负起引领人类文明的社会责任。对大学生开展低碳经济教育,可以促使他们从生态文明、道德伦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对当今社会实际和时代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这正是大学教育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时代性特征,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所需高素质人才的突出体现。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目前拥有2000多万大学生群体的高校,不仅是水资源和电气等能源消耗的大户,也是重要的节能技术研发基地,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社会中责任大,任务重,理应利用专业和人才优势,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开发节能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2.3 这是大学生的角色定位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所决定的虽说把握低碳经济时代特征,了解低碳经济相关知识,自觉践行低碳经济生产生活人人有责,但集中于高校的大学生群体,从其所处的环境、受知能力、传播知识和文明的影响力等方面讲,还是拥有着身处人才培育高地的优势。毫无疑问,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建设和发展的骨干和主力军,引导他们自觉而有机地融入低碳经济时代,不仅可以通过“低碳我先行”理念的树立和实践活动的开展,促成当下见效的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绿色校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将带着牢固树立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陆续走进社会,以企业员工或政府官员等社会角色,参与到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并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成效。所以,作为培养和造就人才的高等学校,通过促使学生树立环保理念,养成节能、减排、节约的良好习惯,不仅保证了大学生们能自己带头行动,将低碳生活进行到底,更主要的是还能发挥由“蝴蝶效应”而产生的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改变所起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使未来社会科学的生产生活有了核心的力量依靠。 3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的大学生低碳经济教育的内容选择 有效的教育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作为载体和有力的支撑。笔者以为,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对大学生进行低碳经济教育的内容,主要地应从“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三方面入手进行精心选择。 3.1 应从低碳经济“是什么”的角度进行选择俗话说,只有“知其然”,才能知其“所以然”。由此,前述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过程及对其内涵的界定,是对大学生开展低碳经济教育首先选择的内容。只有让大学生知道了低碳经济的来龙去脉,才会吸引他们进一步了解和关注由其内涵延展而来的,诸如低碳社会、低碳生产、低碳消费、低碳城市、低碳社区、低碳家庭、低碳旅游、低碳文化、低碳人生、低碳生存主义、低碳生活方式、碳中和、碳足迹等颇具“时尚”和“潮流”意味的热词及其所反映的基本观点和核心理念,并自觉传播和践行。 3.2 应从“为什么”要进行低碳经济教育的角度进行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只有理解了的才能更好的感觉它。立足思想政治教育角度的大学生低碳经济教育,应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导向和育人功能,从开展低碳经济教育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角度精心选择教育内容。为此,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难循环”的“三高一低难循环”的高碳经济运行模式所引起的气候变暖,资源走向枯竭等反面事例和类似《节能减排“减”出个绿色校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年省下2500万元的背后》等正面报道的一些典型实例,就应该作为生动直观的教学案例,有机引入和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中,以培养大学生面对资源环境危机的忧患意识,并由此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和敢于改变社会现状的责任感。 3.3 应从“怎么样”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选择有了“是什么”、“为什么”的教育内容做铺成之后,还应通过“怎么样”才能有效促进低碳生产生活的教育内容,启发和引导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于己无关,也不是遥不可及,而是人人有责,大有作为。事实上,也只有让大学生们弄明白了自己可以做什么,才能有的放矢,力着刀刃,真正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为此,如何行动就意味着我们是在促进着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低碳生产生活,就应是我们要进一步选择的教育内容。当大学生们注意到:假如全国减少10%的塑料袋使用量,那么每年就可以节能约1.2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3.1万吨;一只11w节能灯的照明效果,顶得上60w的普通灯泡,而且比普通灯泡节电80%,如果全国使用12亿支节能灯,节约的电量相当于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许多电器在摁下遥控器之后虽然处于待机状态,但其实仍在耗费着电能,只有将电源拔下,它才彻底不耗电,如果人人坚持,全国每年省电180亿度,相当于三座大亚湾核电站年发电量的总和;如果每人每年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就可节能约2.5千克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6.4千克等这样一些事实,那么,类似随手关灯,节约用水,少用一次性用品,健康环保绿色出行等简单易行的事情,就会成为他们把低碳理念有机外化的习惯性行动。 4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的大学生低碳经济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4.1 应通过“进课堂、进教材”的途径促使低碳经济理念和知识“进大学生头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为此,我们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将低碳经济理念和知识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堂,让他们通过系统、有序的教育过程,达到对低碳经济理念和知识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把握。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应联系传统教材体系中相关的教育内容,在自然而有机的融合上寻求突破。我们面向学生进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等等的教育过程,就是渗透低碳经济教育内容的契机。如果我们能疏通并自觉利用好这一看似传统但却已成熟成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面向大学生的低碳经济教育就会获得基本的成功。 4.2 应注重闲暇教育,开辟第二课堂实践活动阵地,以进一步强化低碳经济教育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不仅仅表现在让受教育者的“知理”中,更主要的表现在“导行”过程。所以,应通过科学的策划和精心的组织,动员和吸引大学生参加到低碳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他们能在具体的行动中提高认识水平,提升实践能力。为此,老师们课堂外言传身教的闲暇教育和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活动阵地的开辟,就是促使大学生们自觉开始低碳经济生产生活的有效途径。 4.3 应树立大思政观,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到对大学生的低碳经济教育过程中所谓大思政教育观,就是围绕着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的主体目标,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性教学环节等方面的改革和优化,形成课内与课外、教学与管理、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立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格局。大思政的教育格局,充分实现了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的立体工作运行模式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质性推进。在开展对大学生的低碳经济教育过程中,如果能按照统筹大思政、搭建大平台、推行大教学的工作思路,促成以思想政治课为理论引导,以学生管理工作为实践拓展延伸,各相关部门及人员有机配合的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育人的立体化教育格局,势必会大大增强对大学生进行低碳经济教育的实效性。 总之,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建设低碳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的战略重点和全民教育的重要方向。将大学生低碳经济教育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为现阶段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了新的理论和实践领地,也必将通过我们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取得更加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大学生经济论文: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失业现象分析 【摘 要】近几年大学生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这对人力资源总体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大学生就业问题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从失业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现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大学生失业 失业理论 劳动力市场 分割理论 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2年7月,全国共有9398万毕业生落实了工作单位,待就业51.2万人,一次性就业率约为65%。2003年,一次就业率为50%,共有106万人未就业。大学生失业现象愈演愈烈。 对于社会来讲,大学生失业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会使我国的实际增长率远远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另外,大学生失业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研究和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大学生失业现象概念的界定 大学生失业是一般失业中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表现为:年龄大多在20~23岁之间,他们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创造力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是社会的精英。按照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作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大学生失业可界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一种状态。 大学生“新失业群体”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并获得社会公认的学历文凭,但在就业过程中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或者害怕进人激烈的就业市场退出就业或处于游动就业状态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他失业人群,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具有独特的特点:与城镇下岗职工相比,他们往往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工作经验;与中学毕业的待业青年相比,他们不愿从事纯体力劳动;就业失败使他们颇具叛逆性,加上生活空间漂泊不定,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大学生失业并不是说大学生连保证基本生存的工作都找不到,而是说他们的初次就业时间拖延,初次就业率降低,预期收入与现实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与其他弱势群体不同的是,他们拥有学习能力强的优势。实际上,大学生失业问题只是一种人才的相对过剩,是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域的分布不平衡。 三、失业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在当代经济学界,大部分经济学家比较接受的失业类型为摩擦性失业、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隐形失业六种失业类型。而笔者认为大学生失业多是一种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而显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的少。 1.结构性失业 对于大学生而言,以结构性失业为主。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专业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失业的时间较长,通常在6个月以上。其最显著特点是由于劳动力供需错位导致的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结构性失业主要包括专业结构性失业、层次结构性失业、区域结构性失业和观念结构性失业。 (1)专业结构性失业 专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职业岗位的变化,使得培养的人才职业技能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某些专业的大学生供大于求,而另一些行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大于供给。 (2)层次结构性失业 层次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培养模式趋同,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在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造成高层次人才对低层次的职位排挤,导致学历层次越低,失业率越高。 (3)区域结构性失业 区域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尽管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才过剩,毕业生还拼命往大城市里挤,小城市、内陆地区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和基层单位人才相对短缺,结果形成了欠发达地区人才紧缺,发达地区人才过剩的局面。 (4)观念结构性失业 观念结构性失业是指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不正确,普遍存在对工资期望值过高,希望在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各类事业单位和收入相对较好的三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由于对岗位的期望值脱离实际而造成的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企业人才相对过剩的结构性失业。 2.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指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求职者为获得自认为满意的职业而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的现象。大学生工作找寻过程是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相互搜寻过程。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不完善,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信息寻和传递是需要较高的成本的。供求双方只能在有限的成本和有限的知识条件下进行搜寻。而这种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效率之低下,直接影响供求双方的有效匹配。通常情况下,大学生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空间、工资待遇、地理位置、工作环境等等有自己的期望,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技能、个人素质等也有一定的要求,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大学生没有用人单位接收的情况。 3.自愿性失业 自愿性失业是指大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工作,具备劳动能力,并且拥有工作机会但是对已有的工作机会不满意,于是宁愿暂时选择失业而继续寻找工作的现象。从大学生选择市场的角度看,一些大学生认为就业岗位不适应自我实现的要求,以及认为报酬低或感觉就业岗位与文凭价值不相符,也会放弃马上就业,而选择自愿失业。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1.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皮奥利和多林格提出的二院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不是完全竞争和统一的,它被分割为两大块: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个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工资决定各有其特点。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一些国企外企等的大公司、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其工资高,福利丰厚,条件优越,晋升靠资历,发展机会多,就业有保障;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工资低,福利较少,培训和晋升机会少,工作条件差,易被解雇。 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实行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当经济处于稳态时会存在持久的非自愿事业。尽管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仍高于失业者的工资,但普遍认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是低技能劳动者。现论认为,高技能劳动者一旦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失业,他宁愿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一级市场重新就业,也不愿意到二级市场企业就业,这同样可以解释大学生失业的现象:失业的大学生宁愿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等待就业,成为自愿失业者,也不愿意到工资低、福利差、晋升机会少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 另外,由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同人力资本理论所预计的相似,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较低,并且接受高等教育者是按照人力资本理论预计其收入水平的,因此如果未达到预期的薪金,大学生就可能成为自愿失业者。 2.城乡分割 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历时最长的一种分割形式,即分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由于受户籍制度和现行人事制度等的束缚,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在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远远低于城市,所以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相比之下,城市的就业机会以及发展机会比农村劳动力市场多,就业环境也比农村好,这主要是由于城乡经济及文化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各种信息资源丰富,公共服务设施齐备,能够便捷地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生活质量高,而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难以充分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在这种差异下,城市大学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不愿意去农村,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为摆脱贫困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除了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使大学生选择城市不愿意到农村的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从劳动就业的角度看,户籍制度限制了畅想劳动力的流动,使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享受的权利和待遇存在很大的差异。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大学生的自由流动,大学生一旦选择小城镇及农村市场,以后要回到大中城市市场就会很难,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离开成本以及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 综上因素,大学毕业生即使难以在大中城市就业,也宁愿选择自愿性失业也不到小城镇和农村就业。由于在大中城市从事学用不结合、层次不对应工作也比在小城市和农村从事学用结合、层次对应工作的收入高,加之在大中城市工作可以得到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发展机会都比在小城市和农村好,更会促使一部分毕业生产生宁愿暂时失业也不在小城市和农村就业的心理,从而增加高等学校毕业生失业人数。 3.地区分割 地区分割,即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存在差距,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 一般而言,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对其工作都有一个心理预期,包括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及企业实力等,如果就业城市所提供的岗位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就选择在该城市就业。而沿海地区等大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西部地区更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所以大学生宁愿留在大城市失业也不愿意去西部就业。 由《2004-2005年湖北省就业与再就业发展研究报告》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选择的调查”来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的选择最多的是沿海地区,其次则是深圳、上海、北京三大城市,这些地区就业竞争都比较激烈;而西部地区则是最少人选择的就业地区,甚至有些西部地区要不到所需人才。由此造成的东西部区域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五、结论 导致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高校的原因也有大学生个人就业观念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做更加客观全面的分析,正确地看待大学生失业现象。政府应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高校应指导毕业生把握好择业期望值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从而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发挥教育的经济功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大学生经济论文:探究大学生诚信教育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 原文作者:韩丹凤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强调大学生专业素质的同时,更加注重其道德素质,尤其是诚信。因此大学生诚信教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快速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诚信问题现状的分析,探究其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关联,从社会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待大学生诚信教育的作用,实现大学生本身价值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结合。 关键词:诚信教育 大学生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其诚信度的高低对社会经济效益产生的作用值得探究。通过对我校学生诚信教育现状和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调查和分析,主要探究两个问题:第一,大学生诚信教育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关系;第二,大学生诚信教育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 一、大学生对诚信教育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观点和分析 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为人们提高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在物质文明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对精神文明建设也越发重视。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之一,物质文明是发展精神文明的现实基础,而精神文明又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由此可见,诚信教育本身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了了解大学生的诚信现状,以及他们对自身诚信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观点,我们随机抽选了牡丹江医学院150名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并通过教务处所提供的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学生在学校组织的各类考试和大学生ect4、6考试中违规作弊的学生人数和学习就业科就相关学生的就业情况所提供的资料进行了相关分析。 调查发现:在看待大学生诚信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时, 11.8%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诚不诚信和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不沾边”;有20.9%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诚信会带来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但不会太大”;有 49%的受访者认为,“无论诚信是否带来社会经济效益,大学生都要讲诚信”;18.3%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诚实守信反而给自己带来了经济负效益”。在被问及“别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自己不讲诚信时,你怎么看”时,95%受访者认为,“非常生气,不能接受”; 5%的受访者认为,“不好说”。而被问及“自己是否有过为了自身利益而对别人不讲诚信”时,35%受访者给予肯定的回答;55%受访者给予否定的回答;其余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以上调查虽然仅在本校进行,但不可否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反映了大学生所存在的诚信问题和诚信观念,以及对诚信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看法和认识。虽然有一部分大学生对诚信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不以为然,但多数大学生还是认识到自身的诚信度对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大学生诚信教育对社会经济效益影响的深度和途径 我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发展,但社会提供给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却很有限,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也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在岗位有限而求职者众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用人单位越来越重视应聘者的道德素质。此时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对大学生的前途负责,也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 (一)大学生诚信教育缺失对社会经济效益的负性作用 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受多种因素影响,其影响因素也通过大学生本身来影响社会经济效益。 1.大学生自己对诚信不理性、不健康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和外国交往频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不良思想如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也随之带入我国,加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追求物质的欲望也空前高涨。一些大学生在生活中只注重消费和利益给自己带来的愉悦,对包括诚信在内的一些重要道德规范理解为对个人生活自由的限制,把诚信等重要的道德规范当作是一种负担和障碍。考试中作弊、投机取巧,即使被发现也丝毫不羞愧,取笑诚实守信的人。甚至一些本应该努力学习、报效社会的贫困生也受影响而错误对待诚信。《文汇报》2001年6月3日报道,对复旦大学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的调查显示,29.7%的学生不了解个人诚信制度,甚至有近两成的学生对如何还款并不关心。广东省有的高校还贷违约率超过20%,到2004年3月20日为止,中国政法大学745名进入还款期的毕业生中,有190人未按时足额还款,违约率达到26%。由此可见,一些大学生对诚信的不理性、不健康的认知和行为,给国家的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给家庭带来了额外的开支。甚至个别诚信缺失的学生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最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不归路,浪费了国家对其培养的社会和经济资源。[论文网] 2.社会不良因素加剧了大学生不诚信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效益的损伤。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总是存在一些违法乱纪、弄虚作假的现象,在社会环境方面对大学生产生了不良的负面作用,加上大学生关心一些负面的东西,使得社会的正面教育作用减弱。社会传媒也营造了一种奢侈消费的诱惑,以及网络不良思潮的诱导,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产生了很大冲击。 3.高校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视不足损害社会经济效益。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一些高校为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对学生的一些不诚信行为没有加以制止和惩罚,为那些考试中作弊被处分的学生解除处分,对学生简历“掺水”放纵不管,允许学生毕业学术论文作假,甚至个别老师并没有带头诚实守信,进行学术造假。大学生每天都接触老师,如果学校不重视老师自身的诚信度问题,加上诚信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大学生很容易被周围环境影响而被动不诚信。 (二)大学生诚信教育使大学生自身价值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结合 大学生自身价值不仅体现在专业知识的高低,更表现在道德素质方面。高校应更加重视大学生诚信教育,严格考试制度,端正学风和考风,建立完善的学生诚信机制,通过学生自评、同学互评,老师评议和社会中介评议,将相关结果纳入学生评奖、入党、就业推荐等指标体系中,并加强大学生日常道德行为的管理,丰富诚信教育的方式,激发大学生诚信的热情;社会舆论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以诚实守信为荣”,弘扬社会正气,营造良好、和谐、诚信的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应重视对孩子道德品质的培养,加强孩子对诚信重要性的认识;大学生更要端正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自觉抵制不良思潮和环境的影响,自觉加强自身诚信建设,诚信是大学生自身价值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体现,实现自身价值不是说不能追求物质财富,只要通过合乎法律、合乎道德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大学生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社会经济建设也给大学生留了广阔的空间实现其自身价值。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市场经济在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大学生的诚信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大学生诚信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既是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直接负责人,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大发展、大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学生经济论文:大学生 村官工作效果创新发展研究 试论从经济 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职能转变的思考 论文摘要:针对目前大学生“村官”实际工作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的问题,分析了根本原因是大学生“村官”的主要工作职能设置不尽合理,提出了积极推动大学生“村官”的职能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型职能转变,完善相关的制度设计,是提高他们工作绩效,创新工作效果的有效路径。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村官”;职能转变;农村社会服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江苏、海南等部分省份就开始选聘大学生到农村工作。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大学生“村官”达到18万人以上。按照“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部署,全国61万个行政村将有6l万名大学生村官在岗,加上有的省、市一村2名的标准计算,大学生村官人数将达120万人。甚至有专家统计,今后三十几年中,我国将可能形成一支总数在1000万人左右的在岗和出岗大学生村官大军川。现有研究一般认为,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政策从地方措施上升到中央政策,中央不仅是要藉此实现巩固农村基层政权、选拔后备人才的目标,实际上还包含了服务新农村经济社会建设,促进大学生就业等多重政策意图。 一、大学生“村官”工程效果评价 (一)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必要性和取得的积极成果 伴随着中央大规模选聘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开展,近年各地进行了大量的相关调查研究,出现了很多学术成果。现有的研究大多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步推动,作为农业三要素的土地、劳动力、资金也会加快流出农村。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除了增加对“三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外,中央提出大规模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持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该工程关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和10多万大学生的个人发展,规模巨大,意义深远。从目前的发展来看,选聘大学生担任“村官”,为农村发展补充了新鲜血液,对“三农”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大学生“村官”实际工作效果不理想 但是从各地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生村官实际工作效果与预期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如下: 一方面,很多在职大学生“村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不满意感和不胜任感。《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2009年度)》显示,只有25%大学生“村官”认为自己“发挥了较大作用”,在回答“你如何看待你当时做出应聘到农村工作这个问题”时,只有31%的回答“不后悔”。2010年1月完成的《陕西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情况调查》显示,仅2成多大学生“村官”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约有7成以上对发展前景持不乐观或中立的态度,对3年后的发展方向比较迷茫。大学生“村官”于不长,留不住现象突出。全国最早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海南省,却在这项计划实施数年之后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有的被强制转为教师,有的被迫下海另谋出路。 另一方面,很多基于调查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实际工作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浙江大学钱文荣教授执笔的《中国大学生村官调研报告》认为:大学生村官在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帮助村民发展经济方面的作用都是是有限的。据民进宁波市委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一些大学生“村官”工作处于空闲状态乃至脱岗状态,有些到了农村后把所有精力放在个人创业方面,让村民觉得是不务正业。广东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也公开透露,尽管已经选派了大学毕业生进村任职,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二、职能设置的不合理是大学生“村官”实际工作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 现有研究大多把大学生“村官”们非官非民的尴尬身份、相对较低的工资福利、专业不对口等原因看成是大学生“村官”工作效果不是很理想的根源。这些因素影响了大学生“村官”工作效果,有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因素恰恰是大学生“村官”制度设计不尽合理带来的必然后果,只有随着该项制度的创新发展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管理学原理告诉我们,组织(岗位)的职能、结构、功效是有机结合的三个重要组成要素,其中职能是逻辑起点,职能决定结构和功效。村级组织特设岗作为一种新的岗位,任职在该岗位上的大学生“村官”比较普遍存在着效果不高的状况,应当从对这个岗位的职能设定中寻找根本原因。 (一)经济建设和行政文秘工作成为当前大学生“村官”的两种主要工作职能 中央出台的《长效机制的意见》中并没有对大学生“村官”的具体工作职能做强制安排,而是让各地乡镇党委和村“两委”根据各地情况适度安排。结合近年各地进行的大学生“村官”调研,显示各地都把大学生“村官”主要工作确定为协助村委会完成以下两项:一项是完成经济建设型任务(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引导农民致富以及自主创业为主),有的地方甚至把这些大学生设计成发展经济引领员乃至招商员(中共长垣县委组织部《关于进一步明确大学生村干部工作职责的通知》中规定的长垣县大学生村干部“十大员”岗位职责中就有这两大“员”);另一项是行政文秘型工作(主要包括完成办公办会、党建、维稳、培训教育、应付各项中心工作检查等)。 而身处压力型体制,是大学生“村官”职能主要以经济和行政职能为主的内在原因。“压力型体制,具体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超赶,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乡镇政权是我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处于这种压力型体制的行政权力末梢地位。由于来自上级的压力过大,将行政责任下延给下面的村级组织,本来是自治组织的村委会的干部成了乡镇政府的“腿”,不得不把绝大部分的精力用于搞经济建设和完成上级要求的党建、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达标工程和其他中心任务。大学生“村官”到村以后,由于受村委会领导,就成了村委会的“腿”,变成了压力的最后承担者,要么创造经济建设成果,要么陷身于琐碎的写写材料跑跑腿的行政文秘工作。 (二)经济、行政型职能设定是大学生“村官”工作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 1.经济建设型任务——大学生“村官”不能承担之重。通过我们的调研也发现,很多地方领导、村官乃至村民都认为,外来的村官只有给本村带来经济实惠、拉来项目才算有能力。《中国大学生村官调研报告》显示,有86.5%的村民希望大学生村官能为广大农民的致富做出贡献。然而实际情况只有13.1%的村官认为起到较大作用,而有40%的人认为自己未起到多大作用、甚至完全没有作用。 农村经济建设任务成为大学生“村官”无法承担之重任,原因如下:第一,农业经济发展规律和自身条件的约束。农业发展有其自身的专业特性和自然属性,必须依靠专业知识和适当方法,而“有农学背景知识的仅有4%”。实际上很多大学生“村官”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也很少有相应的农村工作经验。学非所用、用无所学是当前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同时由于这些大学生聘任期一般也只有二三年,农业生产自然属性特点决定了二三年时间很难做出较大成果。第二,外部资源限制。不同于那些被单位委派挂职到乡村任职的村干部,他们背后有强大的单位支持,能在短时间内为所在村庄建设提供各种资源。而这些初出校门的大学生,缺乏外部社会资源的支持。 针对近年来各地树立的大学生“村官”典型,大多都是带动当地农村致富的典型的现象,这也给那些没有取得商接经济建没成果的大学生“村官”很大压力。温铁军认为,这种树立典型的方法,实际上反映的仍然是按照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前的单纯经济观点来使用和考核干部的观点,未必有利于大多数大学生“村官”踏踏实实地扎根农村、埋头苦干。 2.“写写材料跑跑腿”之类琐碎的行政文秘型工作——大学生“村官”不愿承担之轻。调查显示,近半数大学生“村官”工资偏低,而且工作琐碎,有些大学生“村官”甚至变成端茶倒水的,“写写材料跑跑腿”成为很多大学生“村官”日常主要工作。正像很多大学生“村官”说的那样:这些琐碎的工作其实一个文秘专业的中专生更适合,而很多大学生“村官”由于专业原因在文秘工作方面并没有优势。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得一些大学生“村官”在网络社区中发出对自己村官生涯未来充满迷惘的帖子,有些人甚至生活在一种无望且无奈的情绪中,对这份工作的期望和美好理想都在逐步地消失殆尽。 既然组织(岗位)职能决定功效,那么要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绩效,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就要从大学生“村官”的职能创新出发,推进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全面创新。 三、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型职能转变——大学生“村官”工作效果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大学生“村官”作为一种人力资源,国家购买投放到农村,通过他们的工作,会带来一定的边际效用。工作职能不同,起到的效用就不一样,到底要发挥哪种效用,才能实现消费者(这里是农民)效用最大化呢?根据需求理论,可以得知决定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因素至少有两个:一个是财政预算的限制,第二个就是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大学生“村官”工资福利都会由国家部门负责,预算这个因素不成问题,那么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决定性因素就应该是消费者——农民的偏好,而农民的偏好又取决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因此大学生“村官”的职能设定必须要回应农村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反映农民偏好。 那么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的时代需求是什么?作为消费者的农民的消费偏好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但是在城乡二元化的背景下,由于城乡采用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农村公共物品(服务)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服务)程度低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农民工问题、农村医疗、农民养老问题、村庄经济凋敝问题、流动性和半流动性家庭的婚姻家庭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农村黑、赌、毒泛滥乡风日下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等新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农村经济发展得到普遍重视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养老、教育、医疗、家庭、文体等社会福利事业,推动我国农村向福利社会转变,构建和谐农村,就成为时代的需求,也更能反映当前农民的需求偏好。 我们可以看看江西万载县引进大学生开展社会服务的经验。随着江西万载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使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队伍越来越大。很多老人老无所养,众多留守儿童得不到亲情的关爱,尤其是一些单亲家庭的老人、妇女、儿童的生产生活更为艰难。困难家庭的子女失学、青少年犯罪等现象也频发。江西省有关部门和万载县认识到,传统的单一的乡村治理的行政性社会工作模式,难以承担起服务和帮助困难群体化解矛盾。万载县与从江西有关大学中选拔大量社工专业的大学生,到万载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万载县还建立了新的农村社会服务模式,即“l+3”模式,指一名大学生,搭配一名民政干部、一名基层单位干部、一名志愿者的农村社会服务工作模式。在大学生的带领下,万载新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在解决农村矛盾纠纷调解、帮困解难救助、居民权益维护、健康心理辅导、环境卫生服务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日趋和谐。 美国早在上个世纪早期就引进社会工作者到农村开展社会服务,我国台湾在上世70年代就出台了比较完整的“政府社会工作试验计划”,一个乡镇配备一名专业社会工作者,为民众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现在台湾各种公益基金会公开招募社工或者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担任台湾农村社工,“关怀弱势、解决问题”,协助那些陷入不利处境的家庭及其成员维持基本的健康与成长,为台湾变身福利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同样是选拔大学生到村工作,让大学生到村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既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又能够发挥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让他们为农村社会发展起到独特的作用,大学生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温铁军曾说过:大学生“村官”的基本工作内容,既不应该是承担招商引资重任,也不可能越俎代庖地去发展农业生产,而是应该开展村情调查,了解村内的老人妇女儿童等困难群体和鳏寡孤独者的困难和需求,帮助农村建立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等组织,开展乡村文体活动等社会服务活动。 因此,我们认为,大学生“村官”工程可以借鉴台湾“政府社会工作试验计划”的经验,大学生“村官”要摆脱“官员”的身份而转向“政府社工”身份,要实现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职能转变,为提高农村社会服务水平,推进中国农村向福利社会转变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因此大学生“村官”基本工作内容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农村医疗、农民养老问题、农村弱势家庭和残障人士发展问题、留守儿童和独居老人问题、农村婚姻家庭问题、农村黑赌毒泛滥乡风日下问题、青少年犯罪等新的社会问题而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第二,为发展农村文教体育、老人、妇女、村政事业而开展的工作,包括开展环境保护、文化古迹保护,协助建立村庄老人协会、妇女协会和图书馆,培训和辅导村委提高他们的治理能力等工作;第三,为当地经济发展而开展的辅导辅助工作,包括参与农村扶贫开发、进行农民技术培训、辅导村庄和家庭经济发展、辅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等。大学生“村官”职能实现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职能转变,并不是说要放弃上述这些为经济发展而提供的服务,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服务是从社会服务的角度开展,而不是为完成经济建设任务而开展;第四,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内容还包括要起到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农民沟通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协助乡村基层组织开展涉农公共政策宣传,要配合有关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积极开展惠农活动,另一方面把农民的需求反馈给政府和相关的非营利组织,争取各种资源,通过各种会方式增进农民福祉。 四、大学生“村官”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型职能转变的制度基础 (一)将大学生“村官”定位为“政府社工”岗人员,摆脱压力型体制的束缚 建立由政府出资设置的农村“政府社工”岗位,每村(或者每1500人)提供一个这样的岗位,并把大学生“村官”定位为“政府社工”岗人员而不是村级组织特设人员。使他们从现有的村级组织中独立出来,才能摆脱压力型体制的束缚,为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型职能转变提供组织基础。 (二)建立能够发挥大学生“村官”服务职能必须的专门社会服务体系 大学生“村官”从村级组织独立出来要有效开展农村社会服务,必须在县、乡、村逐级成立社会服务专干体系。可以借鉴计划生育专干体系,在村里建立社会服务协会(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让村支书担任会长,大学生“村官”担任社会服务专干(属于“政府社工”岗人员),这是一种专职工作,享受政府雇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水平。积极吸纳本地志愿者和外来志愿者(包括资金和非政府组织)参加,积极培养本地专业化的职业社工队伍、本土化的从业社工队伍、社会化的志愿义工队伍建设。万载目前已在各村村委中正式设立社工岗位,基本达到1500村民当中就有一位“村委社工”,这就是“1500:1”制度”。 (三)大力引进社会服务相关专业毕业生担任大学生“村官” 根据国内外经验,社会服务工作作为一种专门的、有效的助人活动,需要一系列专业的工作方法与技巧。作为政府社工岗人员的大学生“村官”要想有效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就要具备专业技术和技能。我们认为,既然中央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l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担任村官,那么今后要重点选拔社会工作、社区服务等专业或者具备社会服务知识和技能的大学生担任大学生“村官”。 (四)建立督导培训制度推动大学生“村官”身份转变 根据测算,到2010年我国预计将有超过4万名大学生村官期满离岗,2011年为6万多名,2012年为7万多名,能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和继续学习深造的少数总体上是非常有限的,长期而言大规模接受离岗分流的形势确实十分严竣,按照现有模式大部分在任期结束后面临二次择业问题,将他们简单地推上社会,是对他们的不负责,同时也会导致在岗的大学生“村官”对未来的迷茫。而根据台湾等经验,社工本身就是一种职业化的工作,可以成为终身的职业。对服务期结束,愿意留在在农村专职从事农村社会服务的大学生“村官”,通过督导培训制度,协助他们取得社工证,使其掌握专业社会服务知识和技能,实现持证上岗,使其从村级组织特设人员向政府社工岗人员转变,以专职的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存在于农村,实现终身服务,可以为我国农村向福利社会转变,构建和谐农村,发挥奇兵之效。 (五)建立新型的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体系 参照国际社会工作者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计生专干职业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模式,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的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体系。 1.理顺主管部门关系,由各地组织部门或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制定管理办法,设立农村“政府社工”岗位,为他们参评专业技术职位提供便利。 2.建立担任政府社工岗的大学生“村官”专职专于制度,这种专干制度可以参考农村计生专干制度,同时加以创新,比如可以设立科级、处级大学生“村官”职位。担任政府社工的大学生“村官”,在聘期内享受政府雇员待遇,有效完成工作并经过考核评估的,可以逐级上升到科级、处级职位,并享受相应的待遇;也可以借鉴台湾等经验,在政府大力扶持下通过市场设立各种公益基金会,公益基金会公开招聘大学生社工到农村开展特定的服务,与之签订合同保障工资福利,并建立职业化社工督导激励制度,既可以实现长期雇用,也为解决大学生“村官”终身职业发展的后顾之忧提供了新思路。 大学生经济论文:大学生 村官工作效果创新发展研究 试论从经济 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职能转变的思考 论文摘要:针对目前大学生“村官”实际工作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的问题,分析了根本原因是大学生“村官”的主要工作职能设置不尽合理,提出了积极推动大学生“村官”的职能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型职能转变,完善相关的制度设计,是提高他们工作绩效,创新工作效果的有效路径。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村官”;职能转变;农村社会服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江苏、海南等部分省份就开始选聘大学生到农村工作。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大学生“村官”达到18万人以上。按照“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部署,全国61万个行政村将有6l万名大学生村官在岗,加上有的省、市一村2名的标准计算,大学生村官人数将达120万人。甚至有专家统计,今后三十几年中,我国将可能形成一支总数在1000万人左右的在岗和出岗大学生村官大军川。现有研究一般认为,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政策从地方措施上升到中央政策,中央不仅是要藉此实现巩固农村基层政权、选拔后备人才的目标,实际上还包含了服务新农村经济社会建设,促进大学生就业等多重政策意图。 一、大学生“村官”工程效果评价 (一)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必要性和取得的积极成果 伴随着中央大规模选聘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开展,近年各地进行了大量的相关调查研究,出现了很多学术成果。现有的研究大多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步推动,作为农业三要素的土地、劳动力、资金也会加快流出农村。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除了增加对“三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外,中央提出大规模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持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该工程关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和10多万大学生的个人发展,规模巨大,意义深远。从目前的发展来看,选聘大学生担任“村官”,为农村发展补充了新鲜血液,对“三农”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大学生“村官”实际工作效果不理想 但是从各地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生村官实际工作效果与预期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如下: 一方面,很多在职大学生“村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不满意感和不胜任感。《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2009年度)》显示,只有25%大学生“村官”认为自己“发挥了较大作用”,在回答“你如何看待你当时做出应聘到农村工作这个问题”时,只有31%的回答“不后悔”。2010年1月完成的《陕西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情况调查》显示,仅2成多大学生“村官”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约有7成以上对发展前景持不乐观或中立的态度,对3年后的发展方向比较迷茫。大学生“村官”于不长,留不住现象突出。全国最早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海南省,却在这项计划实施数年之后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有的被强制转为教师,有的被迫下海另谋出路。 另一方面,很多基于调查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实际工作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浙江大学钱文荣教授执笔的《中国大学生村官调研报告》认为:大学生村官在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帮助村民发展经济方面的作用都是是有限的。据民进宁波市委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一些大学生“村官”工作处于空闲状态乃至脱岗状态,有些到了农村后把所有精力放在个人创业方面,让村民觉得是不务正业。广东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也公开透露,尽管已经选派了大学毕业生进村任职,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二、职能设置的不合理是大学生“村官”实际工作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 现有研究大多把大学生“村官”们非官非民的尴尬身份、相对较低的工资福利、专业不对口等原因看成是大学生“村官”工作效果不是很理想的根源。这些因素影响了大学生“村官”工作效果,有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因素恰恰是大学生“村官”制度设计不尽合理带来的必然后果,只有随着该项制度的创新发展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管理学原理告诉我们,组织(岗位)的职能、结构、功效是有机结合的三个重要组成要素,其中职能是逻辑起点,职能决定结构和功效。村级组织特设岗作为一种新的岗位,任职在该岗位上的大学生“村官”比较普遍存在着效果不高的状况,应当从对这个岗位的职能设定中寻找根本原因。 (一)经济建设和行政文秘工作成为当前大学生“村官”的两种主要工作职能 中央出台的《长效机制的意见》中并没有对大学生“村官”的具体工作职能做强制安排,而是让各地乡镇党委和村“两委”根据各地情况适度安排。结合近年各地进行的大学生“村官”调研,显示各地都把大学生“村官”主要工作确定为协助村委会完成以下两项:一项是完成经济建设型任务(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引导农民致富以及自主创业为主),有的地方甚至把这些大学生设计成发展经济引领员乃至招商员(中共长垣县委组织部《关于进一步明确大学生村干部工作职责的通知》中规定的长垣县大学生村干部“十大员”岗位职责中就有这两大“员”);另一项是行政文秘型工作(主要包括完成办公办会、党建、维稳、培训教育、应付各项中心工作检查等)。 而身处压力型体制,是大学生“村官”职能主要以经济和行政职能为主的内在原因。“压力型体制,具体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超赶,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乡镇政权是我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处于这种压力型体制的行政权力末梢地位。由于来自上级的压力过大,将行政责任下延给下面的村级组织,本来是自治组织的村委会的干部成了乡镇政府的“腿”,不得不把绝大部分的精力用于搞经济建设和完成上级要求的党建、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达标工程和其他中心任务。大学生“村官”到村以后,由于受村委会领导,就成了村委会的“腿”,变成了压力的最后承担者,要么创造经济建设成果,要么陷身于琐碎的写写材料跑跑腿的行政文秘工作。 (二)经济、行政型职能设定是大学生“村官”工作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 1.经济建设型任务——大学生“村官”不能承担之重。通过我们的调研也发现,很多地方领导、村官乃至村民都认为,外来的村官只有给本村带来经济实惠、拉来项目才算有能力。《中国大学生村官调研报告》显示,有86.5%的村民希望大学生村官能为广大农民的致富做出贡献。然而实际情况只有13.1%的村官认为起到较大作用,而有40%的人认为自己未起到多大作用、甚至完全没有作用。 农村经济建设任务成为大学生“村官”无法承担之重任,原因如下:第一,农业经济发展规律和自身条件的约束。农业发展有其自身的专业特性和自然属性,必须依靠专业知识和适当方法,而“有农学背景知识的仅有4%”。实际上很多大学生“村官”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也很少有相应的农村工作经验。学非所用、用无所学是当前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同时由于这些大学生聘任期一般也只有二三年,农业生产自然属性特点决定了二三年时间很难做出较大成果。第二,外部资源限制。不同于那些被单位委派挂职到乡村任职的村干部,他们背后有强大的单位支持,能在短时间内为所在村庄建设提供各种资源。而这些初出校门的大学生,缺乏外部社会资源的支持。 针对近年来各地树立的大学生“村官”典型,大多都是带动当地农村致富的典型的现象,这也给那些没有取得商接经济建没成果的大学生“村官”很大压力。温铁军认为,这种树立典型的方法,实际上反映的仍然是按照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前的单纯经济观点来使用和考核干部的观点,未必有利于大多数大学生“村官”踏踏实实地扎根农村、埋头苦干。 2.“写写材料跑跑腿”之类琐碎的行政文秘型工作——大学生“村官”不愿承担之轻。调查显示,近半数大学生“村官”工资偏低,而且工作琐碎,有些大学生“村官”甚至变成端茶倒水的,“写写材料跑跑腿”成为很多大学生“村官”日常主要工作。正像很多大学生“村官”说的那样:这些琐碎的工作其实一个文秘专业的中专生更适合,而很多大学生“村官”由于专业原因在文秘工作方面并没有优势。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得一些大学生“村官”在网络社区中发出对自己村官生涯未来充满迷惘的帖子,有些人甚至生活在一种无望且无奈的情绪中,对这份工作的期望和美好理想都在逐步地消失殆尽。 既然组织(岗位)职能决定功效,那么要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绩效,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就要从大学生“村官”的职能创新出发,推进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全面创新。 三、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型职能转变——大学生“村官”工作效果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大学生“村官”作为一种人力资源,国家购买投放到农村,通过他们的工作,会带来一定的边际效用。工作职能不同,起到的效用就不一样,到底要发挥哪种效用,才能实现消费者(这里是农民)效用最大化呢?根据需求理论,可以得知决定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因素至少有两个:一个是财政预算的限制,第二个就是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大学生“村官”工资福利都会由国家部门负责,预算这个因素不成问题,那么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决定性因素就应该是消费者——农民的偏好,而农民的偏好又取决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因此大学生“村官”的职能设定必须要回应农村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反映农民偏好。 那么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的时代需求是什么?作为消费者的农民的消费偏好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但是在城乡二元化的背景下,由于城乡采用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农村公共物品(服务)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服务)程度低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农民工问题、农村医疗、农民养老问题、村庄经济凋敝问题、流动性和半流动性家庭的婚姻家庭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农村黑、赌、毒泛滥乡风日下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等新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农村经济发展得到普遍重视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养老、教育、医疗、家庭、文体等社会福利事业,推动我国农村向福利社会转变,构建和谐农村,就成为时代的需求,也更能反映当前农民的需求偏好。 我们可以看看江西万载县引进大学生开展社会服务的经验。随着江西万载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使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队伍越来越大。很多老人老无所养,众多留守儿童得不到亲情的关爱,尤其是一些单亲家庭的老人、妇女、儿童的生产生活更为艰难。困难家庭的子女失学、青少年犯罪等现象也频发。江西省有关部门和万载县认识到,传统的单一的乡村治理的行政性社会工作模式,难以承担起服务和帮助困难群体化解矛盾。万载县与从江西有关大学中选拔大量社工专业的大学生,到万载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万载县还建立了新的农村社会服务模式,即“l+3”模式,指一名大学生,搭配一名民政干部、一名基层单位干部、一名志愿者的农村社会服务工作模式。在大学生的带领下,万载新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在解决农村矛盾纠纷调解、帮困解难救助、居民权益维护、健康心理辅导、环境卫生服务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日趋和谐。 美国早在上个世纪早期就引进社会工作者到农村开展社会服务,我国台湾在上世70年代就出台了比较完整的“政府社会工作试验计划”,一个乡镇配备一名专业社会工作者,为民众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现在台湾各种公益基金会公开招募社工或者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担任台湾农村社工,“关怀弱势、解决问题”,协助那些陷入不利处境的家庭及其成员维持基本的健康与成长,为台湾变身福利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同样是选拔大学生到村工作,让大学生到村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既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又能够发挥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让他们为农村社会发展起到独特的作用,大学生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温铁军曾说过:大学生“村官”的基本工作内容,既不应该是承担招商引资重任,也不可能越俎代庖地去发展农业生产,而是应该开展村情调查,了解村内的老人妇女儿童等困难群体和鳏寡孤独者的困难和需求,帮助农村建立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等组织,开展乡村文体活动等社会服务活动。 因此,我们认为,大学生“村官”工程可以借鉴台湾“政府社会工作试验计划”的经验,大学生“村官”要摆脱“官员”的身份而转向“政府社工”身份,要实现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职能转变,为提高农村社会服务水平,推进中国农村向福利社会转变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因此大学生“村官”基本工作内容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农村医疗、农民养老问题、农村弱势家庭和残障人士发展问题、留守儿童和独居老人问题、农村婚姻家庭问题、农村黑赌毒泛滥乡风日下问题、青少年犯罪等新的社会问题而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第二,为发展农村文教体育、老人、妇女、村政事业而开展的工作,包括开展环境保护、文化古迹保护,协助建立村庄老人协会、妇女协会和图书馆,培训和辅导村委提高他们的治理能力等工作;第三,为当地经济发展而开展的辅导辅助工作,包括参与农村扶贫开发、进行农民技术培训、辅导村庄和家庭经济发展、辅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等。大学生“村官”职能实现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职能转变,并不是说要放弃上述这些为经济发展而提供的服务,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服务是从社会服务的角度开展,而不是为完成经济建设任务而开展;第四,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内容还包括要起到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农民沟通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协助乡村基层组织开展涉农公共政策宣传,要配合有关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积极开展惠农活动,另一方面把农民的需求反馈给政府和相关的非营利组织,争取各种资源,通过各种会方式增进农民福祉。 四、大学生“村官”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型职能转变的制度基础 (一)将大学生“村官”定位为“政府社工”岗人员,摆脱压力型体制的束缚 建立由政府出资设置的农村“政府社工”岗位,每村(或者每1500人)提供一个这样的岗位,并把大学生“村官”定位为“政府社工”岗人员而不是村级组织特设人员。使他们从现有的村级组织中独立出来,才能摆脱压力型体制的束缚,为从经济、行政型职能向社会服务型职能转变提供组织基础。 (二)建立能够发挥大学生“村官”服务职能必须的专门社会服务体系 大学生“村官”从村级组织独立出来要有效开展农村社会服务,必须在县、乡、村逐级成立社会服务专干体系。可以借鉴计划生育专干体系,在村里建立社会服务协会(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让村支书担任会长,大学生“村官”担任社会服务专干(属于“政府社工”岗人员),这是一种专职工作,享受政府雇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水平。积极吸纳本地志愿者和外来志愿者(包括资金和非政府组织)参加,积极培养本地专业化的职业社工队伍、本土化的从业社工队伍、社会化的志愿义工队伍建设。万载目前已在各村村委中正式设立社工岗位,基本达到1500村民当中就有一位“村委社工”,这就是“1500:1”制度”。 (三)大力引进社会服务相关专业毕业生担任大学生“村官” 根据国内外经验,社会服务工作作为一种专门的、有效的助人活动,需要一系列专业的工作方法与技巧。作为政府社工岗人员的大学生“村官”要想有效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就要具备专业技术和技能。我们认为,既然中央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l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担任村官,那么今后要重点选拔社会工作、社区服务等专业或者具备社会服务知识和技能的大学生担任大学生“村官”。 (四)建立督导培训制度推动大学生“村官”身份转变 根据测算,到2010年我国预计将有超过4万名大学生村官期满离岗,2011年为6万多名,2012年为7万多名,能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和继续学习深造的少数总体上是非常有限的,长期而言大规模接受离岗分流的形势确实十分严竣,按照现有模式大部分在任期结束后面临二次择业问题,将他们简单地推上社会,是对他们的不负责,同时也会导致在岗的大学生“村官”对未来的迷茫。而根据台湾等经验,社工本身就是一种职业化的工作,可以成为终身的职业。对服务期结束,愿意留在在农村专职从事农村社会服务的大学生“村官”,通过督导培训制度,协助他们取得社工证,使其掌握专业社会服务知识和技能,实现持证上岗,使其从村级组织特设人员向政府社工岗人员转变,以专职的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存在于农村,实现终身服务,可以为我国农村向福利社会转变,构建和谐农村,发挥奇兵之效。 (五)建立新型的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体系 参照国际社会工作者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计生专干职业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模式,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的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体系。 1.理顺主管部门关系,由各地组织部门或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制定管理办法,设立农村“政府社工”岗位,为他们参评专业技术职位提供便利。 2.建立担任政府社工岗的大学生“村官”专职专于制度,这种专干制度可以参考农村计生专干制度,同时加以创新,比如可以设立科级、处级大学生“村官”职位。担任政府社工的大学生“村官”,在聘期内享受政府雇员待遇,有效完成工作并经过考核评估的,可以逐级上升到科级、处级职位,并享受相应的待遇;也可以借鉴台湾等经验,在政府大力扶持下通过市场设立各种公益基金会,公益基金会公开招聘大学生社工到农村开展特定的服务,与之签订合同保障工资福利,并建立职业化社工督导激励制度,既可以实现长期雇用,也为解决大学生“村官”终身职业发展的后顾之忧提供了新思路。 大学生经济论文:协同经济大学生诚信教育研究 摘要: 经济时代的效用最大化理念推动了协同经济的应用,各个高校也需要顺应经济时代的要求,与企业、政府等协作,在整合资源、资源共享的协同状态下,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培养出适应经济时代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关键词: 协同经济;诚信教育;体系 目前,媒体对大学生不诚信行为屡屡曝光,大学生群体备受社会的关注与争议。那么,是经济时代促使大学生抛弃诚信向“钱”发展,还是诚信教育未跟上时代节奏而导致涉世未深的学生难以分辨是非?这些是教育工作者需要深思的问题。很多高校确实存在重技能教育轻品德教育的现象,课程安排全部被专业课程排满,认为只有提高专业技能才是提高学生就业率的保障。长期诚信教育跟不上的后果显而易见:考试作弊、贷款拖欠、抄袭、作假等不诚信现象屡屡发生。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压力甚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既经济又高效的诚信教育体系解决当前大学生出现的诸多问题。 一、高校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据课题组调研显示,各个高校都有大力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想法,但由于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导致诚信教育开展滞后或见效甚慢。课题组总结各个高校开展诚信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一)学生角度 各高校表示,诚信教育难开展从学生角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学生的课表已经被专业课程排满,很难有更多的时间安排其他课程。另一方面学生在考证、就业的压力中,其他课程往往受不到学生的重视,课堂效果极差。 (二)高校角度 诚信教育课程教什么?怎么教?教材是什么?目前在各个高校都还是空白,还没有形成相应的教学体系。诚信教育如果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需要分专业、分时段教学。不同专业学生的教材、教法都要体现专业特色,把每个专业的实际问题与诚信教育相结合,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专业实践认知的同时体会与专业结合的诚信,这种教育不仅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起到督促教育作用,而且为将来步入社会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但是问题来了,分专业、分时段的课程建设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单凭一个高校自身,很难满足经费、时间、人员等各个方面的要求。 (三)师资角度 据了解,随着高校教师晋升职称对科研要求与日俱增的当下,很多高校老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晋升职称上,对于教学的研究程度大不如从前。在这种环境下,寻找能够关注诚信教育,在课堂中贯穿诚信相关案例的老师少之又少。因此,各个高校意愿开展诚信教育但找不到老师的情况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基于协同经济理念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必要性 综上所述,各个高校仅仅凭借自身力量很难在短期内构建成熟稳定的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因此,需要高校、企业、社会协同协作,资源共享,共建诚信教育体系,旨在培养有技能、有品德的高素质人才。协同经济效应是1+1 2的效益,即各成员相互配合、互相促进,使合作后的总体效益大于单个个体的效益总和。目前,高校在大学生诚信教育中面临难以实施的局面,需要各高校间协作、高校与政府协作、高校与企业协作,最后高校、政府、企业都从中获得协同效益。协同的作用是能够促使各方受益,在付出资源最小化的基础上获得效益。这个效益是广义的效益,从高校角度而言,获得的效益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教育体系的完善;从学生角度而言,获得的效益是自身素质的提高,就业成功率的提升;从教师角度而言,获得的效益是自身教学水平的改进与教学进程的顺畅;从企业角度而言,获得的效益是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利润的大幅增长;从政府角度而言,获得的是社会诚信体系的进一步细化与完善。可见,基于协同经济理念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是能够满足各方所需的必要事件。 (二)可行性 信息化给协同带来便捷,应用互联网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发挥协同作用。相关资源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共享,使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使用。互联网时代,使协同更具可行性。另外,协作会给企业、高校、政府都带来丰厚的协作效益,企业可以随时通过互联网了解学生对该企业的分析建议与学生的诚信资料,在获得学生创意的同时也为后续人才选拔建立依据。高校可以通过协作获得企业信息资源与学生校外实践场所,是建立校企合作的又一途径。政府通过协作促进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全面建设,社会诚信范围进一步扩大。可见,基于协同经济理念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对企业、政府、高校、社会都能产生实实在在的价值并且可行。 三、基于协同经济理念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 协同经济是以各方共同参与为主导思想,达到各方效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经济运行模式,该模式应用于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中,旨在通过多方力量整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现状,完善社会诚信教育体系,因为多方参与比单方独立运行更具有经济可行性与实施可行性。 (一)企业 企业主要为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提供需求支撑。一方面诚信教育的开展需要提供真实案例才更有说服力,这些案例需要企业提供。另一方面诚信教育的深入开展,需要有需求方对接,也就是需要企业把诚信纳入就业标准。这样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才能顺利实施并不断发展。 (二)高校 高校是诚信教育开展的主体,是诚信教育体系的实施方。各个高校之间也需要进行协同发挥高校教育特长,设立适应各个高校的诚信教育体系。 (三)政府、社会公众 政府、社会主要从社会要求与政策引导方面强化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开展,促使该体系按照社会需求、政府要求的方向实施、发展。 四、构建协同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需要注意的问题 协同体系是多方共同参与的,因此在构建体系时需要从时间、空间、制度方面严格要求,确保1+1 2的协同效果。 (一)时间 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需要分年级、分阶段、有侧重点的开展诚信教育,例如:大学一年级诚信教育的侧重点在于诚信认知,需要让学生了解什么是诚信,诚信对于大学生职业规划产生的影响、重要性;大学二年级诚信教育的侧重点在于专业诚信,也就是在专业课程的讲授中贯穿诚信的内容;大学三年级以上诚信教育的侧重点在于诚信行为与诚信应用。这一阶段的学生与社会、企业接触明显增多,顶岗实习、校企合作实践都是学生参与企业的高校课程环节,因此,这个阶段诚信教育需要从企业实践案例、企业就业需要方面开展。 (二)空间 明确空间范围主要是指明确诚信教育体系的各方职责。企业需要提供诚信教育案例,明确诚信是招聘中的重要条件。政府起到监督、指导作用。高校是实施方,各个高校需要严格把控诚信教育内容、受教育主体,而不能把诚信教育作为一纸空文。基于协同经济的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是一个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领域,通过各方协同达到将信用管理知识与专业教育联系在一起。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研究并改进,真正做到服务学生,服务企业,服务社会。 作者:张军 莫宇婷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商学院 大学生经济论文:大学生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经济法分析 摘要: 随着线上餐饮的发展壮大,网络订餐成为当前很多大学生的新兴饮食选择。但受在线外卖特点与当前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管理问题的影响,网络订餐食品的安全问题还比较突出,加强该类食品安全立法与监管迫在眉睫。本文即立足经济法视角,对大学生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 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现状;经济法;对策 近几年,“O2O”商务模式热潮席卷各个领域,传统餐饮行业在借助这种线上模式开展了网络订餐外卖项目。网络订餐是互联网与餐饮行业共同合作的产物,不仅价格优惠,且配送方便,这种“鼠标加车轮”式的饮食模式迅速占领市场,尤其受大学生群体欢迎。但在网络外卖主体越来越多,消费者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的今天,却频繁曝出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问题。当前,我国对网络订餐的研究还集中在消费、风险、营销等方面,而对其背后的食品安全问题研究却较少,从经济法视角下对大学生订餐中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网络订餐中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 (一)网络订餐商家无照经营现象普遍 在线外卖主要通过网络来进行操纵,对餐饮商家来说简单方便,正在呈大肆扩张之势。为了保障食品安全,我国于2009年6月1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进行施行,该法律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进行食品生产经营的商家必须拥有经营许可证,任何食品行业都需要具备食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等许可,才能正常运营。但在外卖网站中,很多与网站合作的商家并不具备经营执照与卫生许可证等,证照不全或无照经营的现象正在越来越普遍,给网络订餐食品埋下了大量食品安全隐患。 (二)网络订餐食品存在突出卫生、质量问题 根据多家媒体对外卖网站商家的调查发现,当前很多网络订餐商家餐馆后厨不仅垃圾成堆,同时存在苍蝇乱飞的状况,甚至有些店经常老鼠触摸,卫生问题堪忧,但在很多外卖网站中有些商家却成为网络订餐热销商家。另外,网络订餐隔断了消费者与商家的直接联系,商家在制作食品的过程中,材料采购问题也比较普遍,菜类食品清洗不过关、使用过期、变质食品材料现象屡见不鲜,尤其肉类食品中“僵尸肉”、“淋巴肉”的问题普遍存在,还有很多商家在制作食物过程中使用地沟油等。这些卫生、质量问题,给消费者群体生命安全带来很大威胁。 (三)“厨房店”的大量存在难以保障食品安全 在网络外卖网站中,还存在大量的“厨房店”。所谓“厨房店”,即指仅做外卖,并不为消费者提供堂食服务的网络订餐商家,该类商家仅在个人厨房中即可完成网络订餐服务,在操作过程中大量“厨房店”中不乏唯利是图的黑心商家。一些别有用心的商家,利用网络订餐服务的漏洞,在破旧棚户、黑作坊中开店设立厨房向大学生等消费者提供外卖服务;或者为应付网络外卖平台对小店面进行租用,但实际上却进行厨房店经营,甚至在一切向“钱”看中进行违法食品加工等活动,无法保障网络外卖食品安全,同时给食品行业的秩序带来严重扰乱。 二、基于经济法视角解决网络订餐中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 在网络订餐中,这些食品安全问题的存在,主要与网络订餐食品在安全监管上的复杂性、局限性有关,同时也与我国当前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有关,导致网络订餐商家缺少制度约束性等。基于经济法视角来看,对网络订餐食品的安全监管,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一)加强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立法 首先,应对网络订餐的市场准入机制进行完善。想要入驻网络订餐平台的商户,必须经过资格认证,取得相关许可证;同时实施信用登记制度,当商户出现食品安全或卫生等问题时,一经发现则立足取消其网络订餐经营资格,被所有外卖平拉入黑名单,以防商户侥幸心理。其次,应针对网络订餐食品,完善其食品标准、监测体系。与实体餐饮相比,网络订餐相对特殊,很多外卖平台难以做到对商家网络订餐食品卫生状况以及安全质量等进行全面检验,外卖订餐平台可加强与各地区卫生部门的合作,将外卖商家名单提交给卫生执法部门,由相关部门协助对各个外卖商家定期实施卫生检查,审核其经营资质。在这一过程中,外卖平台还应与有关监察部门配合,对网络订餐食品标准以及检验标准进行完善,通过风险评估,来促进监管立法可行性的提升,推进网络订餐食品监管立法工作。 (二)加强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执法 首先,监管主体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对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的执法水平和管理意识。针对各大网络订餐平台所提供的商家名单,增加对商家不定期抽查,明确执法人员及其负责范围,提升执法活动有效性。执法部门还应加强对商户的走访检查,从各个角度落实食品安全监管执法,达到对消费者食品安全与健康利益的切实维护。其次,政府应适当地对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加强干预。政府执法部门可对监管执法主体数据库进行建立,明确各片区在网络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管执法义务责任,加强各部门监管执法分工与合作;同时对网络追溯平台进行建立,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记录和保存各个商家网络订餐数据与投诉、评分数据等,主动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投诉较多的商家,严格立案处理,并下架出现食品质量的商品与商家。 (三)强化市场对网络订餐食品安全保护的调控 除了政府部门要做好立法与执法监管工作外,还应强化市场对网络订餐食品安全保护的调控。首先,政府应引导社会媒体平台等应加大对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问题的宣传,激发消费者自身食品安全权益保护意识。通过舆论引导,使消费者成为监管食品安全市场的另一主要参与主体,引导消费者对网络订餐食品问题积极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健康安全。其次,应对社会诚信体系进行建立健全。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针对网络订餐食品问题,建立相应的社会信用体系,不仅是法治经济的要求,也是诚信经济的要求。可针对网络订餐食品,建立一系列的监管、征信、评价等制度,确保网络订餐食品管理有章可循。 作者:龙新 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国际商务系 大学生经济论文:大学生经济管理创业知识教育研究 一、大学生创业知识教育体系现状分析 1.创业知识教育缺乏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 目前,经管类大学生的创业知识教育课程无论是在设置、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在很多高校还是空白。在调查中,34.5%的大学生认为所在学校并未开设创业相超过半数的大学生(356人)认为学校的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甚至有106名大学生则认为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几乎空白”。这说明目前有些高校并未开设创业知识教育课程,即使开设,课程设置也不够完善,结构单一,覆盖面窄,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 2.创业教育师资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在关于“您的学校创业教育师资情况如何?”的调查中,有39.6%的大学生认为创业授课教师“创业理论知识扎实,但是缺乏实践经验”,还有31.4%的大学生认为创业授课教师“创业知识陈旧和狭窄”。这说明,创业教育师资无法达到创业知识教育所需要的层次,教师在理论或者实践上某一方面的欠缺都会影响学生创业学习的积极性。由于缺少创业实战经验,教师们也无法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对学生进行指导,很难提高学生对创业知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从本质上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 3.创业知识教育的获取途径偏重于课堂教学,缺乏实践平台。 在“开展创业知识教育方式有哪些”的调查中“开设创业选修课和必修课”以及“定期举办讲座”的比例较高,分别占65.9%和50.5%。这反映了高校在大学生创业知识教育方面,偏重于课堂教授,而创业者和专家的授课比例却很少,仅占33.8%和17.1%,甚至从未有创业实践教学。有些高校虽然采取了讲座的形式,但在传授知识方面更类似于走马观花,再加上缺乏实践教育,使学生无法在实践中夯实所学知识,积累创业经验。因此,目前的创业知识教育途径对于打算创业的大学生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4.创业知识教育缺乏权威的教材体系。 在创业教育教材的选择上,目前重庆市部分高校还没有比较权威的创业教育教材体系。大都采用“引进且公开出版的教材”(39%)、“自编且公开出版的教材”(25%),但这些教材内容都比较简单,甚至有的是将其他教材的理论东拼西凑,将国外一些零散的案例生硬地拼接在一起,使得教育内容变得肤浅,不够深入,缺乏针对性。甚至有31%的高校只有自编讲义,这样的教材体系显然不利于学生创业知识的提高,创业能力的培养。 二、大学生创业知识教育体系构建的建议 1.加强对创业知识教育的重视程度,构建完善的创业知识教育课程体系。 针对经管类大学生创业知识教育课程数量较少,创业课程设置不够完善的现状,首先,学校要充分重视创业知识教育,增设相关的创业教育课程。为此,针对学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来开设相关创业课程,形成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创业知识教育课程。其次,课程的设置应更加细化,创业教育模式与专业教育模式相结合。目前,经管类大学生经过专业学习,可以系统掌握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但是对于创业所需要的包括政策、法规、工商、税务等方面的知识还有待提升。因此,可以考虑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增设与创业教育相关的课程及教学内容,在使大学生完成专业课程的同时,也能够增加课程的实践性、趣味性,熟悉并掌握相关创业知识。最后,为完善创业知识教育课程体系,经管类专业还应开设一些与创业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使创业者具备一些工程设计、机械电子、材料等方面的知识,避免出现“外行管理内行”的情况。 2.建立完善的创业教师队伍建设机制。 高校要根据创业教育目标,建立一支专业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首先,选择校内具备渊博理论知识和创新思想观念的教师作为学生的创业导师,组织他们深入开展对创业教育的理论学习,并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创业组织,创业协会的活动,将其掌握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更好的指导学生创业实践。其次,聘请具备一定能力和资质的企业家、投资家等创业实践人才进行创业指导。通过邀请他们到课堂中来现身说法,与同学一起分析案例,共同探讨如何学习成功者的创业方法、创业品质以及了解创业知识,在师生互动、教学相长中培育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产学研合作,推动创业实践教学的开展。 产学研合作开展创业教育,是一种充分利用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等多种教育资源,融合创业人才培养的不同优势,以传授创业知识为主的课堂教学与创业实操为主的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创业教育模式。首先,高校应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整合资源,建立校园实训实习基地,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转化能力。其次,教师要带领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学生“走出去”,去创业企业实地考察,切实感受创业的内涵和意义,在见闻中逐渐提高自己的创业知识。最后,大学里利用社团活动来锻炼创业能力的机会很多,作为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应积极利用这样一个有力的平台,丰富创业知识,提高创业能力。 4.编写针对本土学生特点的课程教材。 创业教育的目标,最终体现为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创业课程教材的编写应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进行。高校应加强创业教育研究力度,努力尝试编写适合本土学生特点的创业知识课程教材,在结合当前大学生自身优势和资源的基础上,相应地引进西方优秀创业课程教材的精华部分,结合典型性的代表案例,编写不同深度和广度的课程教材。由于不同大学生有不同的创业知识提升需求,因此在教材编写上应避免追求教材内容大而全,而应加强课程教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打下理论基础。 作者:郑景丽 蔡佳 程支中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学生经济论文: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诚信的重要性 一、“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 1.抄袭、剽窃学术成果 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经常会被要求上交论文类的大作业,与理工类大学生的试验、数据、公式、计算等相比,经管类学生便有了更多的抄袭机会。他们在写文章时东拼西凑,甚至把别人的文章拿过来稍加修改就变成了“自己的成果”。如何对“90”后大学生进行学术诚信教育,是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面临的课题。 2.伪造证书 我国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了能够使自己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超过他人,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很多大学生在就业环节会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如伪造证书、简历造假等。笔者对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90后”大学毕业生进行了调查,当被问到“你会在求职简历上弄虚作假吗?”其中,有15.3%的大学生选择了会。“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毕业生的一些不良认识,如果任其发展,定会损害学校的声誉和形象,同时还会损害用人单位的切身利益,并造成大学生择业与就业的混乱局面。 二、“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的诚信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针对“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笔者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1“.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外因分析 (1)社会上的负面现象淡化了“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的诚信信念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负面现象,使得学生会错误的认为,不讲诚信也可以谋取到很多的好处,社会上的潜规则是要理解和学习的,老老实实的工作和生活并不一定能换来美好的前景。特别是“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他们思维活跃、模仿力强,对周遭环境具有较强的感知力,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致使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更大、更多。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的业务学习紧贴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这就使得他们很早就对社会上的不诚信现象有所感知,利益驱动所带来的刺激也是导致他们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2)家校诚信教育的弱化导致了“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诚信的缺失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90后”大学生的父母对他们的管理较为松散,家长往往更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从而忽视了对孩子道德品质的培养,尤其在诚信教育方面,有些家长自身就具有不诚信的行为表现。学校教育是我国的主要教育形式,其偏重对学生智力的培养,而对于学生德行的培养,包括诚信意识的教化相对较少。这样的教育导向,使得“90后”大学生无法达到时展对人的诚信意识的要求。 2“.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内因分析 “90后”大学生往往具有极强的竞争意识和自主意识,但他们却缺乏责任意识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注重的是个人的享乐和感受,对于要承担的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并不明确,缺乏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重任的担当感。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和动力,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因此,“90后”大学生诚信意识淡漠更多还是来自于自身的原因。笔者针对经管类学生的诚信观进行了问卷调查,在被问到“当诚信和你的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你会怎样做”时,有55.3%的学生选择了“将会采取舍弃诚信而保护自己利益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个体更多的是对自我保护的需要,而诚信品质目前在“90后”大学生中仍是满足个人利益需要之后的一种奢侈品。 三、培养“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诚信意识的对策 通过分析“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诚信意识缺失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我们感到增强他们的诚信意识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大学学习期间,我们更要把诚信育人作为主要的道德目标,紧紧围绕着此类学生人群的特点,把诚信教育落到实处。 1.为“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营造文明诚信的氛围 为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营造学校、家庭和社会协调统一的诚信育人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全社会大环境来说,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是至关重要的。在制度建设方面,政府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在道德教育方面,应创设一个良好的诚信氛围,这对于大学生诚信意识的养成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来说,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和信用体系是他们在专业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有力保障。“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只有养成了诚实守信的健全人格,才能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走得更顺利、更稳健。 2.高校应建立大学生诚信体系,助力“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顺利步入社会 学校应为每位在校大学生设立个人诚信档案,真实反映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内容涉及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无违纪、有无缺课、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实践、是否贫困生、是否少数民族、评优评奖情况和是否获得助学贷款等。对于此项工作学校应给予重视,使个人诚信档案成为大学生在校及未来走出校门的诚信保证。学校对学生诚信档案要及时进行更新,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公开公示。学校要把诚信档案的内容与大学生的入党考察、就业推荐等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来,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诚信道德观念,使之成为学生工作的又一个有利抓手。在经济管理类大学生中开展诚信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经济诚信观,使他们能够在经济大潮中,凭借诚实守信、踏实敬业的品格立于不败之地。 3.培养“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的诚信品质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为了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我们应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与他们进行平等的交流。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创设积极的教育情境,引导学生独立进行思考,使学生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强化诚信意识。当学生面临重大的抉择时,教师要引导他们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确哪些价值是值得珍视和维护的,最终把自己的价值经验内化为稳定的道德品质。大学生诚信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积极配合,并形成教育的合力。为了寻找大学生产生诚信知行不一矛盾的原因,我们应从大学生群体本身出发,综合考虑来自社会及家庭的影响。 四、结语 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主人,其诚信状况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目前,“90后”大学生已成为大学校园中的主要人群,如何使“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个人诚信品质,促使其健康成长成才,以便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对“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诚信现状的分析入手,从外部诚信环境的塑造和学生自身诚信品质提升的角度,展开了集中论述,目的在于使“90后”经济管理类大学生树立良好的诚信道德观。 作者:齐颖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大学生经济论文:以发展经济学为例培养大学生问题意识 摘要:问题意识是当代大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创新性发展与成长,也是大学课堂教学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内容。除了教学内容的安排之外,一个平等、宽松、求真的教学氛围也是至关重要的,教和学都需要目标统一,教师需要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创造机会;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论点进行寻证而整理、研读、分析案例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自主发现疑难问题进而积极寻找解决方法及证据。 关键词:问题意识;发展经济学;案例教学;李约瑟难题 问题是学习与创新的起点和生长点,问题意识是促进创造性活动的内在驱动力。[1]大学生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创新性发展与成长,是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的重要内容。但当前本科教学中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学生不愿意也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其正在丧失极为重要的思考能力。[2]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可以说是国内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但发展经济学教学大多仍沿用传统教学方式,单纯以教材知识讲授为目的,教学内容从固定教材出发,缺乏将教材内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相联系的研究,特别是缺乏对我国当前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案例教学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李约瑟难题这一案例教学进行探究,并结合发展经济学相关教学内容予以拓展,为实现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提供有益素材。 一、李约瑟难题及其“问题”价值 在充分考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础上,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人类的近现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产生于拥有伟大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中国?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这被学术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e或NeedhamProblem)。众多学者试图对李约瑟难题做出解答,比如比较典型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说、官僚体制说和系统结构论等。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典型的启发式问题,它能够促使大家去思考和探索。对李约瑟难题不断地分析、论证与探索的过程,也就是各种思想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过程,这显然是其研究意义所在。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意识到科技发展不仅仅是自身的不断演进,而且还受到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所以,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应该将科技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系统环境下,这样才能够加深人们对科技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根本的认识。 二、李约瑟难题的探究与发展经济学教学设计 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教师根据专题教学目标,结合发展中国家某一方面或某几个需要解决的与教学目标相符的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案例,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学习活动,可以有效培养大学生的问题意识。虽然国内《发展经济学》教材版本较多,但一般包括四大部分:一是基本概念与一般原理,二是发展要素分析,三是结构转换与城乡发展,四是制度因素与政府作用分析。就上述内容来看,李约瑟难题这一案例具有广泛适用性,比如它可以放在第一部分作为开篇导论,让学生对发展经济学的主题,以及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对于第二部分的发展要素分析,李约瑟难题可以作为案例让学生进一步了解资源、人口和技术等发展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对于第三部分的结构分析,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和主流经济学的两部门模型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于第四部分的制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制度决定论回答可以很好地佐证相关原理和结论,比如制度的功能和作用。 (一)资源、人口与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要素分析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3],又称人地比例假说,是从资源、人口和技术之间内在联系的视角来解读李约瑟难题的。其认为中国古代技术发展没有引领现代技术革命,是因为我国人地比例失调,充裕的劳动力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相对较少。与此同时,人均剩余的减少也导致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不足。高水平均衡陷阱说利用土地、人口、技术之间的内在经济关联解释了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西欧的经济发展分岔,但是,上述假说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为前提的。如果出现持续的技术进步,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的情况则很难出现。事实上,如果用中国的疆域变化来代替中国耕地面积的数据,那么高水平均衡陷阱只能解释明清后半期的经济发展困境,却不能解释两朝中期以前的情形。[4]此外,这种假说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资源和技术决定论,忽视了李约瑟难题的制度重要性以及人口与技术、资源之间的复杂性和相互交织的特征。 (二)结构决定论与结构分析结构决定论强调中国和欧洲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系统在理解李约瑟难题中的重要性。一般是将中国和欧洲分别看做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从各自系统的结构、内部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的比较中来解说李约瑟难题。[5]政治组织结构是众多研究的重点。从政治组织结构出发所做的讨论可以归结为大一统体制说和官僚体制说。大一统体制说认为传统中国古代帝国的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官僚体制说认为中国特殊的官僚体制有利于维护小农经济中的农业生产发展,但却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成长。相对而言,西方世界的贵族式庄园制却有利于商人阶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上述对李约瑟难题的解读也属于制度功能视角,这将在下面的制度决定论中再予以进一步阐释。 (三)制度决定论与制度分析制度决定论认为,相对于西方世界,李约瑟难题的出现主要源于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由于技术产权保护不到位,激励了寻租创租,这显然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广义制度来看,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深刻影响着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结构决定论中提到的官僚体制说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僚体制没能产生出适合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激励机制。具体来看,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从而导致科学革命无法产生,而科学革命的缺失也直接导致了传统中国无缘现代工业革命的兴起。[6] (四)各种答案的述评上述分析问题的方法可被称为“因素分析法”。[4]比如,上述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论、结构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等都有一定的单因素分析色彩,而事实上,大多数的观点都应该重新审视问题本身的性质,即李约瑟难题所代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社会问题,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历史、社会、政治等相互交织,个人与集体、组织相互作用,社会和社会相互影响,资源环境、人口和技术相互关联的宏大问题。而学者们要理解这类问题,就必须给予其所具有的非线性、动态性和整体性以充分的认识,否则难免就会陷入各说各话的逻辑陷阱当中。这显然不仅不利于学者们对李约瑟难题的继续研讨,反而会影响甚至误导学者们对问题本质的探讨。鉴于李约瑟难题这一开放式和启发式的问题,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继续延伸相关问题。比如韦伯疑问———较早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大国之谜———如何才能成为大国,等等。这些教学案例可以通过研讨式教学、情景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等教学方法,展现获取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过程,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小结 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当然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从发展经济学案例教学进行了教学内容设计的尝试,为当代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提供了有益的素材,这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和综合素质能力。除了教学内容的安排之外,一个平等、宽松、求真的教学氛围也是至关重要的,教和学都需要目标统一,教师需要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创造机会;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论点进行寻证而整理、研读、分析案例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自主发现疑难问题进而积极寻找解决方法及证据。这些问题可能是先由教师提出的,但学生内生的疑问才是根本。这样的学习过程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知识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学生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培养观察、自学、表达的能力,实现问题意识的培养。 作者:田相辉 单位:青岛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宏观经济论文:金融全球化与宏观经济政策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权,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宏观经济论文:论美国宏观经济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纵观历史,1894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债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的欧洲国家债务进一步扩大。此后,借欧洲国家的经济因战争已经濒临崩溃的机会,美国又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各项援助控制了欧洲。1991年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军事政治强国,直至今日。 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是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实践方面,其他国家比之于美国,其实践经验是很贫乏的。马克思说得明白,“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如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对象一样,与时俱进的道理决定了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 有人曾经剖析过前苏联。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苏联从此在历史上划上了句号。苏联解体前,重工业发达的苏联使得其看起来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细究之下,其经济运行态势不仅问题多多,更是有颠覆之忧。有这样一个案例可以说明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妇女竟然在市面上买不到日常所用的丝袜,问题严重到苏联政治局要集体讨论决定如何生产的地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其经济控制到如此地步,经济安全与社会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不同,以2010年美国经济各方面发展数据为证,可以看出美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力。而其中宏观经济层面的相关政策确保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赋予美国经济学家崭新的思维与体验,从而使得经济学的中心最终从欧洲大陆转移至美国,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作为上层建筑的宏观经济学显然是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而只有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下的美国经济才能够为宏观经济提供如此丰富的土壤元素。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受此推动,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增长期。20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624万亿美元(2010年,世界国家和地区第1名)。人均GDP为47,132美元(世界国家和地区第9名),经济逐渐恢复。美国的经济体系兼有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特征。 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私营机构做主要的微观经济决策,政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较为次要;然而,各级政府的总和却占GDP的36%;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社会福利网相对较小,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全国各地区,经济活动重心不一。例如:纽约市是金融、出版、广播和广告等行业的中心;洛杉矶是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中心;旧金山湾区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是技术开发中心;中西部是制造业和重工业中心;东南部以医药研究、旅游业和建材业为主要产业,并且由于其薪资成本低于其他地区,因此持续地吸引制造业的投资。美国的服务业占最大比重,全国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美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了黄金、石油和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出口国,占世界农业出口市场的一半以上。主要农产品包括了玉米、小麦、糖和烟草,中西部大平原地区惊人的农业产量使其被誉为“世界粮仓”。美国工业产品主要包括了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美国也有发达的旅游业,排名世界第三。美国是飞机、钢铁、军火和电子器材的主要输出国。美国先进而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推动了美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总是站在新经济增长的制高点,成为引领时展的国家,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保证了其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以及外生性经济效益的不断涌现。而其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完整的法律体系确保了国家系统廉洁高效的运作。市场边界的合理划分,使得美国各个产业各司其职,运作顺畅。美国资源的充分而合理的组合也给予了其发展的基础。 事实证明,对于宏观经济的灵活掌握与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其产生、发展、成熟的环境清晰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当前的发展正赋予宏观经济学以崭新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面临的问题 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 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 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2.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一路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市场长期疲软,社会需求低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引起的经济发展内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使经济主体(主要指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机制。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进一步加剧。首先,它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风险。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隐患和风险则日趋严重,因此,它应在政策调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货币领域,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适宜的,因而应慎防转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免导致通货膨胀。 3.推动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遭遇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注: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为24794美元, 日本为18404美元;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5%。)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市场疲软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我国新、旧体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创新问题,应另文详加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提出若干要点。(1)建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的产权制度。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创业。我国当前市场低迷,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本收益不足,资本形成机制乏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等领域,仍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外,原则上国有资本应从所有适于商业经营的部门和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促进其正常的发展。(2)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务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当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除了应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外,还应促进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3)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经济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应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并相应进行机构改革,以实现精简、效能的目标。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 unemployment 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之间,显示了9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 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 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 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 !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 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洋务运动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 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2和、3个百分点。1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几种工具中最有价值的是产出缺口理论。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这是9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处于波谷之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是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结合,进一步证实了1999年中国经济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为1999年中国经济滑入波谷或萧条阶段提供了佐证。 2年产出缺口开始缩小,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但是,分季度分析,这种回升主要是在上半年,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超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总需求(消费、投资、净出口)分析中,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况且,物价的持续低位徘徊,实际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这无论如何不是经济扩张的迹象。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的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 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继续保持续的复苏和回升势头,努力彻底走出低谷,稳步走向扩张和繁荣。要实现这个首要任务,就短期因素来说,现阶段有必要继续突出财政政策的地位,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中央银行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完善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作,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稳健、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的充分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两者势均力敌,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但是,推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只是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回升的政策手段。要真正走出低谷,步入持续繁荣和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体制的中国,光靠政策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深化体制改革,解决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作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文章,真正建立起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宏观经济论文:关于企业如何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思考 近期,国家发改委下达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项目20__年第三批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其中包含我市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核准该项目总投资5516万元,基建面积13600平方米,购置车辆120台,其中同时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00万元,同意银行贷款3500万元。该项目成功得到国家立项扶持,值得我们思考。 一、抓项目要抓住苗头,加以扶植 “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能够进入国家立项范围,除了该项目的主体投资单位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民营)见事早、行动快、主动申报之外,还得益于宜春经济开发区、市供销社和市发改委的大力支持。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该企业入驻宜春经济开发区后不久,即发现宜春物流仓储业尚属空白。20__年10月,该公司向宜春经济开发区申报成立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立即得到宜春经济开发区同意备案。20__年初,市供销社为解决全市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物流配送问题,积极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合作。20__年10月底,公司正式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了“文秘杂烩网物流ganxi56”商标。去冬今春,市委、市政府作出“推进六大产业”的决策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又被纳入中心城区发展服务业50个重点项目之一。 二、抓项目要出手快捷,抢占先机 去年11月后,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大投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获知此信息后,市发改委立即将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向上申报。同期,与我市邻近的某市也向上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市场”项目,但经上级主管部门查询,发现宜春已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拒绝了该市申报。该市项目申报者立即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想以50万元购买该商标,并让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成为其下属的子公司;不久,另一邻近某市又以“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向上申报项目不成后,项目申报者也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愿意以百万元的高价求购该商标。结果,两次上门求购均被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婉拒。今年4月初,市本文来源:文秘站 //发改委向省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省发改委在4月中旬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并于4月中旬上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在短期内即以“特急”文件批复。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高效运作,印证了总理“出手要快”的理念正在得以落实。 三、抓项目部门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编制好项目 宜春是个欠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薄弱,光靠自有资金发展项目肯定不行,如果各行业、各部门不主动想办法编制适合当地发展又能挤进国家“笼子”的项目,就难以得到国家和省的扶助,就可能长期处于被动落后甚至“挨骂、挨打”的艰难处境。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下,不少部门主要领导身先士卒,出主意、想办法,调动部门的主观能动性,编制了一批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好项目,并主动及时向上申报,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同时也应当看到,还有一些单位总是“束手无策”,很少开动脑筋、研究政策,不能掌握情况,不能有效地出主意、想办法,既没有可以向上申报的现有项目,更没有可以拿来同别人竞争的项目。各部门均要积极行动起来,拿出更多适合国情、省情、市情,能够有效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好项目。 四、抓项目要抓品牌,抢注“文秘杂烩网”商标 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能够在此次竞争中获胜,很程度上也得益于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早在20__年10月就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区域发展、区域竞争催生各地区、各行业打区域品牌,当前,不仅文秘杂烩网各市在争“文秘杂烩网”品牌,而且湖南的株洲、醴陵、浏阳有些行业也欲打“文秘杂烩网”品牌,如醴陵市政府正在规划构建“湘东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这当然是好事,但对地处文秘杂烩网中心点的宜春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宜春早就提出要打造文秘杂烩网区域中心城市,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对我市经济的发展意义非同凡响。建议政府高度重视,由工商部门组织进行梳理,市内凡是能够使用“文秘杂烩网”冠名的企事业单位均要尽早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既能突出我市作为“文秘杂烩网”中心城市的地位,又可省却我市企事业单位今后使用“文秘杂烩网”商标的麻烦。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支持的探微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全球经济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由于中国的商品竞争力强,商品项目顺差时有发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资产需要重新评估,人民币面临增值的现状,经济体中出现发展失衡的状况,探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非常关键。 一、综合认识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认识中国经济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解析。从全球化背景出发,中国的生产、贸易、出口等已经融入全球化,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持续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并逐渐卷入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加。例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从国外进口原油、铁矿石等物资,这是由于我国受到国际矿石价格影响,不得不调整国内铁矿石价格。又如,中国一些产品的产量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如果大量生产将会造成商品滞销,浪费原材料,如果生产过少,就会造成物价上涨,影响价格平衡。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逐年增加,特别是对欧美国家,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变成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经济体,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不仅加入的WTO,还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略述 1.固定资产的发展形式 就目前固定资产的发展状况来看,其投资出现回落,资产增长速度放缓。从国际的大环境看,由于经济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发展刚刚出现复苏,我国的经济形势还处于恢复状态,状态不佳。但是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大政方针的宏观影响下,信贷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例如,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20%,增速有所放缓,相比于2013年回落3.6个百分点。 2.制造业投资的发展形式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的速度由2013年的35%降低到2014年的24%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发展形式同样出现回落的情况。例如,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由私人控股的制造业投资额占据整体制造业投资额的70%左右,而国有控股投资额只占据整个投资额的17%左右,这足以证明,由于制造业的投资额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自动调整了投资分配比例,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放缓。 3.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形式 交通运输业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中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物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万亿,与2013年相比投资额增长了24%,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物流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交通运输业的总投资额占据全部投资额的2.5%,与上一年相比增长额提高了20%,增速提高了1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贸易业、仓储业的投资额增长25%至35%。这是由于国家颁布了有关交通行业的发展意见,使民间投资增加,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的稳定增长。 三、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 1.货币供应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变化平稳,没有出现较大波动。这其中的贷款增长率逐年增长,期间出现转折,在整体上比较稳定,略微有所回落。贷款增长率处于良好态势,但是贷款结构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银行的潜在风险很高。由于企业发展需要的中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由金融行业承担,这就需要金融行业调整结构,不断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改善资本市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银行的资产流动。 2.利率的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我国的利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市场的利率波动大,这种状况的影响因素很多。第一,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式不稳定,物价持续上涨,这种经济形势不成熟,利率一直处于“冷增长”状态。我国的物价持续增长,然而工资却长时间没有变动,物价与工资同时上涨的局面没有出现。从宏观形式上看,一方面要加息,一方面要综合考虑物价的发展趋势,及时制定措施应对金融变化。第二,资金供求的影响。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资金仍然处于过剩状态,存款的长势过快并且外汇资金增加,影响了国内的资金供求关系,从总体上来看,资金的供求倾向仍然以充裕为主,但是不利于利率的发展水平上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是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影响因素,我们要做好调查,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宏观调控,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微观调控,通过这两只手共同调控经济发展的形势。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以内我们主要致力的工作。 宏观经济论文: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调控 摘要:房地产价格作为一种资产价格,所给出的信号十分丰富且受到高度重视。在房地产市场早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对房地产及其价格的研究是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现从课题背景入手,首先重点阐述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针对性的提出了政策调控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经济;政策调控 1 概述在2005年和2006年,中央政府分别出台了“国八条”和“国六条”,旨在遏制房价上升过快的势头,但收效甚微,房地产价格并不听政府调控的“使唤”。只有对症下药,洞悉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真正原因,调控方能有的放矢。研究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明确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的联系,将房地产价格纳入政府和央行的重要关注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2 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1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高房价对经济的影响之一是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下降和投资需求的上升,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74%。2006年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仅50.0%,国际上各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 以我国自身的历史数据作纵向对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也程逐年下滑态势。在过去的20年,以支出法计算,最终消费占GDP 比重已经从64.9%下降到50.0%,降低了约15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从50.5%下降到了36.4%,降低了约14个百分点。最近5 年来,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尤为显着,最终消费比重和居民消费比重分别下降了11个百分点和9 个百分点。截至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创下解放以来最低点。中国的总需求结构已经处于失衡的状态。而以上分析表明,过高的房价使消费减少并使投资增加,是造成我国消费/ 投资比例失调并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2.2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从两个方面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一方面,房地产价格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会带动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钢铁、建筑材料等物资价格的上升,而这些物资价格的上涨又会带动其它产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形成连锁效应,导致大量商品和服务价格升高,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居民居住需要住房,公司办公需要商业写字楼,工厂生产需要厂房。这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居民居住成本、公司办公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而人们在居住成本提高的条件下又会向企业要求更多的工资,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也随之上涨。企业必然将成本上涨的压力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向最终消费者转嫁,造成社会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并形成通货膨胀。综合两方面的分析,房地产价格过高最终必然导致CPI 等价格指数高企,产生通货膨胀。 2.3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金融风险的产生过高的房价会产生房地产泡沫,这种泡沫经济将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泡沫经济是指由金融投机所导致的经济状态,表现为大量资产价格飙升到远远脱离其内在价值的程度,其中隐藏着资产价格狂跌并引起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可能性。房地产泡沫是指由房地产投机等因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持续上涨,也就是房地产价格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与其使用价值不符,虽然账面上价值增长很快,但实际很难得到实现,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当泡沫破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金融系统的严重灾难和经济的萧条。 3 政策调控建议 3.1 税收调控政策税收调控政策,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实行累进课税,从而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平稳或降低房价。具体操作如下:对拥有一套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未进行房地产投资,不征收物业税;对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进行了房地产投资,除第一套房免征物业税外,对第二套房征收税率较轻的物业税,如有第三套房则对第三套房征收税率高于第二套房的物业税,以此类推。 3.2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指大量建设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增加房地产市场上的供给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给,从而降低房价。许多国家和地区运用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房价进行调控和对中低收入阶层进行住房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香港政府在历史上数次大规模发展保障性住房。为解决普通市民住房的问题,香港政府1978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解决了222.5 万普通市民(占当时香港居民总数的一半)的住房问题,同时使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回落。在我国,保障性住房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但由于规模小不足以对房地产市场发生影响。我国目前的高房价即使中等收入人群也很难承受,所以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应该将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都纳入保障范围,并扩大建设规模,完善分配制度,保障人民住房需要的目的。 3.3 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由于我国房地产供给存在较高的自然垄断程度,在必要时候也可考虑通过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进行调控。具体方式是在地方政府将土地拍卖给开发商时,在土地出让合同上规定该块用地所建房产的房价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价高者得之”的土地竞拍方式。若开发商在日后进行房产销售时擅自超出了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房价上限,依照惩罚措施对开发商进行严厉惩罚。实施最高限价法政策的好处是开发商在竞争土地时不能盲目的高价拿地,他们必须对开发成本进行核算并各自给出能承受的土地价格,土地开发权将流入到具有开发成本和开发质量有优势的开发商手中。在我国早已存在成品油、粮食的最高限价等价格管制措施,由于房地产供给特别是地产供给的垄断程度高,所以必要时对房地产行业采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最高限价法调控应该是“最后的选择”,在税 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才可考虑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结语 前文所述的三种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是孤立的和单一的,可综合运用其中的两种或三种进行宏观调控。例如,可以综合运用税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政策进行调控,这样在减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同时又可以增加房地产市场供给,调控的作用和效果会更好。在进行保障性住房调控的时候,也可以同时采用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类型,将各种类型的比例进行科学分配。税收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可以优先选择的两种政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采纳。除了本文主要论述的三种调控政策外,其它的一些政策,如房地产信贷控制、外资购房控制、规范楼盘销售行为等,也可以同时被使用,重要的是将所有这些政策综合运用合理搭配,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宏观经济论文:论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摘要:本文在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基础上,研究了地方分权的程度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地方分权过度的国家中,中央增加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会加重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时,实行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比分权化的国家有更好的改革效果;改革的效果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地方分权化的先后次序有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分权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地方分权 公共物品 宏观经济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如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 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 0但TC1φ 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 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和股票指数的有关性分析 一、宏观经济对股票指数影响的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是影响证券市场大盘走势的最基本因素。证券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中发展,同时又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 本文在宏观经济指标中选取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新增信贷额、财政收支、进口和出口额等多方面进行相关性分析。 1.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 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 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存在通货膨胀时,代表人民币间接贬值,将导致股市上涨以配合利率的相对降低,从而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上涨因素,相反,CPI的值相对较小则会预期人民币升值,利率上扬,股市将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2.广义货币(M2):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现金M0,即在银行体系外流通的现金;二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三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即M1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 3.新增信贷:中国股市跟信贷新增贷款正相关,信贷投放得多,股指就会走高;投放少就会走低,股市主要还是资金推动型,而市场上的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银行信贷,股市和新增贷款的走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4.财政收支关系对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发生影响,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财政收大于支出为财政盈余,采用结余政策和压缩财政支出,可以减少社会总需求,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股市应呈现下跌的趋势;财政收不抵支出为财政赤字,具有扩张社会需求,拉动经济的功效,股市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强势。 5.进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的增加或减少,特别是净出口额直接反应本国对外经济,净出口额增加,意味贸易顺差,将对股市是利好影响,股市会上涨。相反,净出口额为负,则表明本国对外经济逆差,股市相应下跌。 二、相关性实证检验 1.相关分析是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两个变量间相互的直线关系,并判断其密切程度的统计方法。相关系数r没有单位,在-1~+1范围内变动,其绝对值愈接近1,两个变量间的直线相关愈密切,愈接近0,相关愈不密切。 2.数据选取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股票指数(上证指数)、广义与狭义货币(M1与M2)、新增信贷、进出口额均选取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共36个月的数据。财政收入选取2008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30个月的数据。 3.同时期上证指数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 以下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指数(上证指数)的相关系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0.5051 新增信贷余额 -0.2693 财政收入 0.4025 广义货币(M2) 0.0579 进口额 -0.0885 出口额 0.1153 狭义货币(M1) 0.3297 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股指与CPI相关程度显着,与狭义货币和财政收入相关度普通,而与其他指标则都呈现低度相关。这与之前相关的理论分析存在出入。 4.错项相关性分析 股票指数作为经济晴雨表,作为简单的反应同期的宏观经济指标有一定的时期不匹配,所以通过修改数据的对应时间序列则找到了更为符合现实的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将对应数据的相应顺序调整,而并不是简单的同时期相关计算,得到的相关程度有很大的改变。 在数据处理中,将2008年8月的股指与2008年1月的新增信贷组成一个对应组,2008年9月的股指与2008年2月的新增信贷组成第二个对应组,之后按时间顺序依次类推构成相关组。经过7个月时间的错项相关性计算,得出的相关性系数为0.5232,为显着相关。这与之前的-0.2693相去甚远。若这种错项的相关性假设可以成立,那么可以判断新增信贷的变动反应到股票市场上的大约滞后七个月。同时也说明新增信贷是反映股指的先行指标。 同理,对进出口额进行错项的相关性分析,2008年6月进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对应(即间隔5个月),得到相关系数为0.4415。2008年5月出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即间隔4个月)对应得到相关系数0.3470。二者与之前同期相关性计算所得相关度低变为普通相关。由此可见,在进出口额上体现了股票指数的晴雨表职能,即股指的变动对于判断一个季度之后的进出口额变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财政收入的同期相关性分析计算中得到二者分别与股指呈现显着相关和普通相关。并且通过错项的相关性分析并未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判断,CPI指数和财政收入的变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同期的股票指数变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新增信贷余额可以作为反映股市的先导指标,其变动对于判断股指的走势有指导意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与股指的变动相关性显着。进出口额则属于滞后型指标,此时股市对于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指示功能得以显示股票价格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水平,但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背离,对于宏观经济的调节和反映功能也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对于股市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各个经济变量波动关系进行研究,对于更好的进行股票投资有重要作用。 宏观经济论文:浅议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与宏观经济的影响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0但TC1φ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 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 一、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九五”期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健康的持续发展,这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分不开的。由于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21年初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回升的势头再次受到了抑制,全年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的水平。 由于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2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将比 2年大幅下降,降幅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21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21年,中国投资增长迅速,特别是由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投资增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同期4.4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7个百分点,增长率大大超过上年;消费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1%,增长将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一个在2年较高基数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21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尤其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预期的外部环境中,更显得“一枝独秀”。可是,21年内需的超额增长并没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长的猛降,从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2年的水平。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7.6%,据预测,21年我国GDP将达到7.5%左右。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将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中国经济的影响,滞后期大约是半年。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21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必须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从长期看,由于中国有12亿多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在人口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7%,日本为2.1%(2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理的成分。但中国人口为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从中长期看,今后为了稳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适当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来实现。 二、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1998年到2年,三年国债投资36亿元,据测算,国债投资对1998、1999、2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21年国债规模15亿元,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方面,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改革的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倾向于低收益或无收益的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在21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说过,银行存贷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基本原因一是银行存贷款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超过7腕亿元,21年1月末达到7.18万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9万亿元,存贷差额3万亿元多,社会资金绰绰有余。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应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 目前情况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挤出效应上,当然,随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民间投资的扩大以及闲置资源的消失,瓶颈的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目前世界经济放慢的趋势,有说是周期性的,有说是结构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国际局势的动荡,对今后走势众说纷纭,难于肯定。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21年社会投资,1—3季度,集体与个人投资增长9.1%,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18.2%的水平,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资受到抑制有关。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 6%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项指标离国际常用的警戒线都还有距离,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年的2.9%,接近欧盟规定的 3%警戒标准,仍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从债务角度看,我国国债负担从1997年的7.3%上升到2年的14.6%,远远低于欧盟规定的6%的警戒线。 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时间要推迟,至少21年还要继续实施。但在国债使用方向上要有所调整,要加大 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国债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对西部的投资。据国家经贸委的材料,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贴息项目,近3年共安排了265.4亿元,拉动投资281亿元,拉动银行配套贷款1721亿元,就是说1元的国债资金带动了1元的社会投资、6元的银行贷款。 诚然,我国能维持7-8%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了,问题在于这个速度在我国现时还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在中国,就业问题应主要靠结构调整来解决,要靠大力发展民间中小企业,靠发展服务行业,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而结构调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完成,因此现阶段增长速度还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政策力度还应加大。在外部需求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显得越发重要,据此,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慢的话,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力度还应有所加强。 此外,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多发挥作用。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了比较好的相互作用。过去3年金融机构共贷款7亿元配套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项目的实施。目前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的补位作用有待加强,近期货币供应量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2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2年同期低8.5个百分点,比2年年底低3.7个百分点,比21年上半年低2.6个百分点。1-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12%,比年初低1.37个百分点,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进一步加快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显得十分必要。现在物价形势较稳,目前通胀压力不大。前三季度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6%,金融货币政策可适当放松,这个“闸”还可以运用,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减慢趋势。不过货币政策的松动要相当谨慎,一是由于加入了WTO,要考虑金融风险的问题;二是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淡出,不仅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还要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状况。如果不及早为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时,有可能货币政策仍然发挥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财政货币政策困境。为此,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关于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 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我国经济学界最近有人提出,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主张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实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强调供给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是象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投资的积极性。 所谓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运用税收杠杆降低税负、企业改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降低税负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包含的内容。这几年我国财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太协调、政策效应被削弱的问题。政府一方面扩张国债投资与支出,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每年增加1亿元以上。近年来税收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如21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同比增长22.7%,大大超过GDP增长7.6%的速度。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应该指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增辟税种,没有增加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打击走私、加强征管的结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为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适当减免税收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考虑到普遍减税可能遇到的困难,可以实施结构性的减税。如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进一步减免农民税费负担,探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调节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等。有人建议,降低国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由增加发行国债来弥补,即对积极财政政策适当转型,国债资金运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资逐步转变为以国债来支持减税和税制改革,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减税措施导致的投资消费增长的效应,等同于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更直接启动社会民间需求,为国债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国有企业改制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问题,其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经济不太景气时期往往是企业重组的频发时期,我们亦应抓住时机推进战略性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有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的因素。民营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取得显着的成效,应进一步推广,增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取消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宏观经济论文:对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均衡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引言 理论研究发现,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一样,存在运行周期,且两者的周期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stephen A.Pyhrr等房地产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西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研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探索房地产周期波动及其机理。为房地产价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规律。随着房地产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国内学者也越发重视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谭雪芹采用VAR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贾晓惠运用回归分析法,发现上海现在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基本由宏观经济支撑。祁神军则采用K线理论及工具,剖析房地产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波动机理。房地产周期同宏观经济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但房地产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基于以上研究理论,客观看待房价上涨现象,而不是批判地偏重指责原因,正确认识房价上涨由宏观经济支撑这一客观事实,才能靠拢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制定出遵循供求规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房地产业现状 199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拉动经济,颁布实施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但是无形中助长了楼市的泡沫化发展。2003年以来,政府屡出重拳加以规范和调控。 但是房地产价格在连续严格调控的情况下依然只升不降,这是因为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存在着并轨运行的特点。宏观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房地产需求持续增加。此外,经济上扬带来投资资金增加,投资热点的泛地产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经济需求及资金力量的让房地产价格维持强硬的上升势头。据《2010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0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11月以来,一些地方高价地再度出现,部分未实施限购的中心城市的住房交易的量价齐升,限购城市周边地区的房价出现较快上涨[6]。 三、实证分析 第一,变量选取说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各方面情况,选取六个宏观经济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体现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环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出口商品总额(IMEX)、本期投资完成额(INV)代表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架马车”的现实情况。财政收入(FIN)和活期存款利率(RES)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综合反映上述六项指标的有效信息,又避免数据的简单融合失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一组综合反映宏观经济信息的新数据(MAC)。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SS)最能体现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所以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这一核心指标来反映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性变化。 第二,MAC与HSS的长期关系模型构建。主成分分析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往往作为许多大型研究的中间步骤。运用SPSS19.0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旋转之后,主成分1(F1)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66.085%,主成分2(F2)解释23.805%,两个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变量89.89%的信息。由于GDP、IMEX、INV和FIN对F1依赖较大,CPI和RES对F2依赖较大,明确两个主成分的经济意义,F1代表经济增长因素,F2代表经济预期因素。再由F1和F2反映出的原始变量信息的占比,计算综合宏观经济指标F(MAC): 。 平稳序列的每个数值都从一个概率分布中随机得到,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均值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②方差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③协方差 ,只是与时间间隔 有关,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以Eviews6.0的ADF法检验MAC和HSS的平稳性,结果见表2:MAC和HSS的检验T统计量值分别是2.008277和-1.910599,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要大,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是MAC和HSS经过一次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变得平稳,即MAC和HSS是一阶单整的。 协整性分析研究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假设X与Y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若 对其均衡点的偏离从本质上说是临时性的,那么随机干扰项 必须是平稳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使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的偏离能在下一期进行调整而回到均衡状态。为了确定HSS和MAC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采用AEG协整分析法,先得到协整回归模型: (96.85073) (1.014489) (10.36982) (-4.324516) R2=0.863779 DW=2.090974 再用ADF检验法对模型的残差序列 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T统计值是-7.240618,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小,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 是平稳的。表明HSS与MAC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由上述线性模型表示。模型代表解释了HSS变动的86.3779%,MAC对HSS的长期影响弹性系数为0.690982,说明上升的宏观经济会带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符合经济意义。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ECM——HSS与MAC的短期关系。协整回归的误差项 是均衡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需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建立HSS与MAC的短期关系模型: (0.390517) (1.148498) (-4.442641) (6.248139) (-3.280501) R2=0.410643 DW=2123801 当年的MAC对HSS的短期影响弹性系数为1.463332,大于长期系数0.69098,表明MAC对HSS的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大。而HSS的长期效应对短期动态的修正系数为-0.455289,如果上一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误差 为负,误差修正项将使本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向高方向变动;如果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过快增长则可通过误差修正项使其增长变慢,-0.455289说明误差项对HSS的修正作用为反方向的。 通过以上的检验分析,可以得到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长期均衡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内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背离,但是在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两者最终还是会渐渐趋于一致。这个结论解释了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由于宏观经济的高位运行带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房地产价格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环境下,2012年楼市调控效应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将使经济和物价的增速出现“双降”,通货膨胀下行趋势确立 ,但是物价的中长期上涨压力仍然存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经济政策仍会执行,宏观经济将会保持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步伐。近期楼市“拐点”初现,但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不会改变,20 12年楼市调整还将延续。[7]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走向分化,竞争加剧,资金风险加大,市场泡沫开始收缩,部分城市的房价面临下降趋势。 在宏观经济上扬带动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下行抑制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价格将最终表现为维持可控的增长势头。但是因为房地产业 “资金池子”的作用,加上通货膨胀和充裕流动性的支撑,短期内难以压降。房价调控仍要紧抓不放,注重加快调整市场结构,提高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比重,提高供求的匹配程度。加强规范房产开发公司和中介组织的行为,建立完善的监控制度。政策配合进一步发挥市场淘汰机制作用,提高市场集中度。随着泡沫经济不断得到挤压、行业竞争的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迸一步成熟以及购买者理性的增加,我国房市未来的价格会逐渐趋于合理化,房价收入比进入一个可维持的空间。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回顾与展望 在稳健型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2004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快速增长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9.1%,投资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了较明显的遏制,通货膨胀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调控、可承受的范围,消费增长稳中趋升,外贸出口大幅增长。总的看来,2004年宏观经济运行是“有惊无险”,经济避免了一次因投资过热及经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增长而可能引起的“大起大落”。展望2005年,在“双稳健”的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回落,达到8-8.5%,投资和出口双双将出现明显回落,但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水平,消费增长将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 一、2004年宏观经济回顾 (一)2004年宏观经济面临两大不稳定、不健康问题 一是重化工业继续加速增长且出现明显的过热现象,影响经济的平稳协调增长。2002年中期以来,工业增长明显提速,进入到一个新的加速增长轨道,其主要推动力是重化工业的加速增长,中国工业发展進入到“内生性”的重化工业化新阶段(这明显区别于改革前以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时的重工业增长)。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由前期的10-13%上升到最近两年多来的18%左右的高水平(见图1)。一批像汽车、电力、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进入高增长阶段,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2004年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连创新高,重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率在2-4月份连续3个月超过20%,1-6月累计增长达19.7%;且上半年重工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76.1%,比上年的75.3%又提高了0.6个百分点。重工业快速扩张导致相关的能源供给和运输均出现了高度紧张,说明重工业开始出现过热现象,特别是钢铁、有色金属和建材等与房地产相关性强的重型工业投资增长过猛、产出增长过快。一些重化工业产能的过度扩张(其中不少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的能耗高、污染大),对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 二是内需的两个方面即消费与投资增长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增长态势,而且投资结构和需求结构也存在相当大的扭曲问题。现阶段,过度依赖于投资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投资高增长如果得不到最终需求的积极配合,将容易产生下阶段的产能过剩及投资的低效率;二是重化工业低水平投资扩张将带来严重的资源瓶颈问题,并对下游企业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三是投资的低效率扩张不仅将造成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加大金融风险,而且因为无法持续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降低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 因此,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遏制经济增长中的这些不健康、不稳定性因素,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宏观调控也由此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二)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回顾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1.投资增速逐季放慢,显现宏观调控的阶段成效。2004年1-11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9274.32亿元,同比增长28.9%,增幅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回落18.9个和2.1个百分点。从近几个月的投资运行来看,投资增长的降温有所反复,但总体上逐步回落的趋势已经形成,根据月度增长趋势图分析,投资增长的调整至少将呈现“两波”调整,第一波调整出现在3-5月,5月投资增幅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随后经过两个月的反弹,8月份又进入第二波调整,9月份的再反弹,原因是前两年基数偏低的作用,剔除基数的影响实际也是回落的,10月份和11月投资增长(分别为26.8%和24.6%)再次回落说明第二波调整将会继续。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0亿元左右,增长23%左右,低于去年26.7%的增长水平。 2.工业增长前高后低,降温效果明显。在重化工业化过程显著提速的作用下,上半年工业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高,增长17.7%,其中有3个月增幅接近20%。下半年以后,随着以控制一些重化工业过热和房地产过热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工业产出和投资增长均出现了较明显的回落走势。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8911.08亿元,同比增长16.8%,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持平。我们认为,目前工业增长调整基本到位,从增加值增长来讲,主要是重工业降温明显,6月份以后,重工业已持续5个月回落到18%以下,降到16-17%的正常快速增长水平,相比而言,轻工业增长则一直保持15-16%的增幅,从而导致轻重工业增长差距缩小、结构趋于协调。而从工业行业的投资增长来讲,一些过热的重化工业投资增长逐季显著回落,初步实现了“软着陆”。初步预计,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比去年低0.3个百分点。 3.消费需求稳中趋升。2004年消费品市场出现了稳步小幅回升趋势,1~11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387.60亿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2004年消费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实际消费增长比去年同期明显加快。1-11月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比上年同期增加2个百分点。二是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下半年后农村消费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态势,这主要是因为2004年以来受粮食丰收和粮价大幅上升的影响,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从而明显刺激了农村市场的活跃。三是住房、汽车和电子通信三大消费热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3.3%左右,实际增长10%左右。 4.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全年贸易略有盈余。2004年我国外贸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超出年初的预计,贸易进出口出现连续第3年超高增长。即入世以来的贸易爆发性增长的格局继续保持,对宏观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1-11月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383.78亿美元,同比增长36.5%。其中出口5296.06亿美元,进口5087.7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5.7%和37.3%。二是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外贸进口在下半年明显回落,由此使上半年贸易逆差的形势得以扭转。1-11月累计贸易顺差208.35亿美元。三是外资企业主导出口的局面进一步强化,1-11月份,外资企业实现出口额302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5%,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7.05%,比2003年全年提高2.4个百分点。四是粮食类、原油及成品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对国际的依存度继续明显提高。我们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1.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5830亿美元和560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36%,贸易顺差230亿美元。 5.收入增长中城镇有所放慢,农村明显加快。城镇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但相对于前几年有所放慢,前3季度全国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而一季度实际增长9.8%,上半年实际增长8.7%,呈逐季下降的态势。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慢相反,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大幅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好水平,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前3季度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得益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1-9月份,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人均958元,增长24.9%。二是得益于税费负担的明显下降,前3季度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元,下降33%。 6.物价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承受、可调控的范围内。在我们看来,2004年以来的CPI明显上升,并不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主要的问题是投资品的大幅上升(局部行业过度的非均衡扩张所致)对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显著压力。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粮食价格上涨,二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消费品价格继续下降,只是降幅有所缩小。1-11月份累计CPI同比增长4%中,食品类的贡献率超过了80%,扣除粮食合理上涨因素的CPI增长不到1%。 粮食价格以及食品价格的明显上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合理性在于,前期粮食下跌过多,前几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价格的过度下跌以及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而主动地减少播种面积,并不是粮食短期或中长期生产能力不足。粮食的上涨不仅符合预期,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改善日益失衡的城乡收入差距。说粮食上涨及食品价格上涨是社会可承受的,主要理由是:(1)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明显下降,从而使得城乡居民对粮食价格上升可承受力增强。(2)多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和工资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与粮食价格的持续下降形成巨大反差,显示粮食价格的适度上涨并不会恶化居民的支出预期。 7.企业效益继续快速增长,但库存增长有明显加快。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一个特征是,企业效益保持快速增长,即使在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后的半年中,企业效益仍然增长较快。这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此轮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有一些垄断因素或短期暴利因素在起作用,如石油行业利润增长具有投机和垄断两方面的原因,钢铁行业是房地产暴利的延伸,这些因素具有不可持续性。与之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库存正逐步加快增长。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10061.7亿元,同比增长22.2%,增幅比上午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10.7个和4.4个百分点,同期应收账款净额为21968.9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4.4个和0.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产成品增长最多的是钢铁行业、有色金属行业、石油加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些都是重化工业部门,1-10月份这几大行业的产成品分别为654.29亿元、286.40亿元、273.28亿元和803.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52%、32.88%、67.07%和29.43%。这些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效益增长将面临较大压力,这在2004年的汽车工业中已有明显表现。 二、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展望2005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遏制,宏观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总体继续趋好,但仍面临一些长期结构性矛盾和一些短期问题的约束。面临的主要短期问题有:农民收入增长难免会再次出现回落,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消费增长小幅放慢,出口增长明显回落等。因此,我们预计2005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降温,GDP增长回落到8-8.5%,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将会继续放慢以及出口增长将显著降温。预计全社会投资增长18%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出口增长15%左右,CPI增长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6%左右。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趋势如下: 1.投资增长:继续向下调整但仍然处于较高增长水平。在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下投资增长有望实现“软着陆”,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加强投资需求调控仍是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投资增长趋势如何,关键在于宏观调控力度的准确把握。首先,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给企业更多的投资自主决策权,使2005年投资增长的总体环境趋于宽松。其次,2005年投资调控总体上仍将继续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这将保证投资增长在继续降温过程中实现平稳着陆。一是针对当前投资调控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的情况,2005年政府仍将会继续把紧土地和信贷两大闸门,从源头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二是过热行业投资将继续大幅回落。受信贷紧缩政策、实施和完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及自发性需求增长将放慢等因素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将会继续明显放慢,并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相关行业投资继续回落。在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的逐步实施及需求显著降温的作用下,汽车投资将会明显降温。三是由于国家在加强对过热行业投资的宏观调控的同时,对农业、煤电油运等薄弱和瓶颈部门则采取了各种“保”的措施,因此,这些部门2005年投资将会继续快速增长。 总之,2005年投资增长率有望回归到适度增长区间,但同时也要注意,近几个月货币信贷投放急剧减少,其对投资增长的滞后影响有可能在2005年上半年显现。 2.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但其增幅估计会比2004年略有回落。预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名义增长率在12%左右)。在各项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作用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及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我国整体消费稳定增长的局面正在形成,这将使2005年消费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是,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深层次问题对消费增长的制约还没有根本缓解的情况下,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可能对2005年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呈明显下降趋势。受经济景气回落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受到明显影响,消费者预期指数和信心指数一路下滑,从2003年12月份到2004年7月份两指数已分别下降了4.8个和4.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预期和信心是影响未来消费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这两项指数持续下降预示着2005年消费持续回升的难度较大。二是就业形势尽管有所好转,但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这对消费需求增长仍有较大压力。四是2004年农民增收十分明显,但2005年要保持这一态势将十分困难,这将制约农村消费增长。 3.外贸出口增幅将会明显放慢,但仍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初步预计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15%左右。在我们看来,9月份开始的外贸出口和进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可能预示着连续3年的外贸超高增长将结束,进入到平稳增长期 。其理由有三:一是连续3年外贸的超高增长已经形成了很高的增长基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高增长有相当大的难度。二是2005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比2004年将有较大幅度的放慢,从而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增长形成较强的压力。根据IMF的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将由2004年的5%回落到4.3%,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率将由2004年的4.3%降到2005年的3.5%,日本则由2004年的4.4%回落到2005年的2.3%,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油价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显现。与此同时,世界贸易增长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放慢,预计发达国家进口贸易2004年的增长率为7.6%,2005年将降到5.6%,回落高达2个百分点,这对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将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出口大幅放慢在所难免。三是入世效应将明显递减。出口增长的降温符合预期,但要防止其降幅过快过猛,我们认为仍然有较多对2005年出口起积极影响的因素存在:(1)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经济继续处于新一轮上升期,2005年经济增长的回落幅度不会太大,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需求仍然较大。(2)高油价尽管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我们预计2005年这一影响会有所减弱,一是全球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力有明显提高,二是预计伊拉克政治局面逐步会有所缓解,俄罗斯石油供应也会有所好转,再加上沙特原油仍有一定的增产潜力,这可能引起2004年终至2005年油价出现阶段性回落,这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会起积极作用。(3)随着入世过渡期后对我国纺织品配额的取消,会促进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水平。 4.就业形势仍然严峻。虽然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的目标有望实现,但2005年就业矛盾有可能更加严峻,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根本无法缓解的情况下,一些新的就业问题还将突显出来。一是宏观调控对就业的影响在2005年将会有所显现。据有关专家测算,经济增长放慢使2004年减少115万个潜在就业岗位,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预计为4.5%。2005年随着投资大幅回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慢,就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尤其是农民工就业将会更加困难。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将继续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还有,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明显增大。从这些方面来看,累积的就业矛盾仍在增大。 5.通货膨胀压力将逐步缓解。我们预计,2005年通胀率将会比2004年有所回落,CPI增长3%左右,比2004年降低1个百分点。主要理由有:(1)投资和出口增长率均将明显回落,使GDP增长继续调整,将使价格上涨在需求方面的动力有所减弱。经济增长率的继续回落特别是投资的回落将减轻中间需求的压力,从而使2005年物价上涨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2)物价上涨将面临供给方面的下调压力。这种下调压力来自两大方面,一方面,随着GDP增长的适度放慢和2004年国家加大了对瓶颈部门的投资,2005年煤电油运紧张的形势将会得到改善,特别是电力供应的改善将较为明显。另一方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产能将在明后年集中释放,这些大宗产品的市场可能出现明显的“供大于求”格局。这两方面都会使物价上涨的动力减弱。(3)从物价上涨因素的构成分析,物价上涨的空间将缩小。其中粮食对CPI的推动力将明显减弱,非食品类价格上涨对CPI的贡献率将继续上升,预计2005年CPI涨幅在3%左右。非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2004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有半年至一年的时滞),另一个是服务类产品的新涨价。我们预计,只要不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2005年粮食价格上涨不会高于10%,对CPI的贡献将不足1%(粮食价格上涨与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关系大概是:粮价上涨1%,食品价格上涨0.3-0.4%),而根据1年多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CPI的传导效应,200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1%,导致2004年除食品价格外的CPI上涨不足1%,那么,2004年接近14%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2005年CPI的传导效应大致在1.5%左右(即所谓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将强于2004年,但上涨力度不会很强)。另外,服务类项目的上涨对CPI的贡献在0.5个百分点左右。三项合计,2005年CPI增长预计在3%左右。 (二)两大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影响2005年经济增长率高低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房地产的增长,二是出口增长。这两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隐忧。2005年的具体宏观经济政策操作要注意“两防”,即防止房地产继续向过热方向发展,防止出口增长下降过快过猛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 房地产的问题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影响重大。如果近阶段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主要是对土地和地方政府的约束),房地产有可能继续向“泡沫化”方向发展。最近关于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再起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结果将影响宏观经济决策及其效果,如果“不存在泡沫”论占上风,后果则意味着已经呈泡沫化倾向的房地产将会继续加速发展,使“泡沫化”升级,甚至有演化为“泡沫经济”的危险。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过度偏爱和保护如果与正在对人民币升值进行豪赌的大量国际游资结合,“泡沫经济”的风险将迅速增大。相反,如果“泡沫”论占上风,将有利于房地产“软着陆”,中国经济不仅2005年会较为平稳,未来较长时间也会保持平稳健康的快速增长态势,这将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幸事。因此,控制好房地产,投资过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另外,2005年要高度警惕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估计,出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将对2005年中国经济产生如下不利影响:一是使高度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明显放慢。2004年前3季度,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分别增长25.3%和47.6%,且对出口的依存度极高。出口增长的明显放慢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大的压力。二是出口增长的显著放慢,将对国内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市场竞争由此再次加剧,价格逐步走低,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再次大幅缩水,如果这一形势与最近几年高投资形成的产能集中释放相结合,有可能使经济再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三是影响就业增长和民工增收。对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的不利影响要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抵消。 三、2005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调控方向 为了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促进经濟平稳健康发展,及针对此轮经济过热的特殊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双稳健”的取向,即由前期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重点体现结构调整导向,因此,又可以说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是“结构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最近,社会上对“双稳健政策”有些误读,不少专家认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最近央行提出货币供应量(M2)增长的调控目标为15%,比2004年17%低2个百分点,有人就认为这是货币政策更紧的信号,实际不然,2003年实际运行的货币供应量(M2)增 长明显低于调控目标,11月末M2同比增长14%,很显然,2005年调控目标比其加快1个百分点,应该说货币政策是有所放松的。我们认为,2004年我国采取的就是“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双稳健政策”是对2004年4月份以来实施的稳健型政策的确认,并不表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200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体现“有保有压”的原则,有紧有松,在方式上仍然是采取灵活“微调”的方式,在手段上将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 (一)投资政策取向 2005年国家对投资的控制仍然较严格,主要是因为当前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投资增长的“软着陆”目标还未达到,这部分是由于时滞因素的作用未充分显现,另外,就是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增长仍然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和严重的结构性投资失衡问题。因此,要继续采取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完善对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如果2005年中期房地产及城建投资真正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那么投资增长可能会明显下降,此时,要防止投资下滑过度的问题,因为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对整个社会的投资贡献及其带动作用都非常大,它们的过度降温可能使投资增长下滑过度。 因此,2005年的投资调控政策不仅要在“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更要采取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和防止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继续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资增长下滑过多,主要是为民营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进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后者,无论是投资继续过热,还是投资增长过度下滑,都要在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积极措施,使投资体制或结构尽快实现“两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使投资增长真正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第二个转变是政府对投资的监管方式由“硬干预”转变为“软干预”。第一个转变主要体现企业在政策、法规约束下的投资自由化。政府需加快从私人物品供给上(投资和生产经营)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给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第二个转变是2004年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重点。所谓“硬干预”就是主要采取行政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审批制和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来实现对投资的管理,“软干预”则指主要依靠采取法律法规、技术和环保标准、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率和税率杠杆来调控投资的增长。从此轮宏观调控中显露的问题看,由“硬干预”向“软干预”转变迫在眉睫。2005年以后,要细化《决定》,制定更为周全、详细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重点是明确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权限及规范各自的投资行为,促进社会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 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减少至800亿元,比上年减小300亿元。政府投资将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卫生建设、大型生态工程和大型公共设施工程及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其中对农村公共方面的投资、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力度将会明显加大。 (二)金融和土地调控政策取向 国家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土地调控和信贷调控的杠杆作用。继续从严控制非农业用地的供给,抑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过度扩张,从源头上继续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继续冻结豪宅和高档娱乐设施、形象工程建设和钢铁等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通过清理整顿、合理规划等调整存量的办法增加必须的土地供应量。今天中国房地产过热及整个经济的投资过热,明显与前期土地政策过松有直接关系,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粗放式经营的原因,除了资本效率低、技术进步不快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的供给过松、土地市场发展的不完善,造成普遍性的土地粗放利用。我们认为,当前实行的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至少要坚持两三年,而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因为只有有了严格的土地供给约束,才能促使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盘活存量地产和房产,城市的住房和道路优化才可能最终实现。信贷供给要体现结构优化导向,从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一是对过热行业如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继续保持现有的紧缩措施,房地产过热如果继续发展,可采取结构性升息措施,即提高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利率,而对非过热行业特别是弱势产业和中小企业要采取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二是对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要区别对待,也要体现“有保有压”,对过热行业中有利于内部结构优化的土地和信贷供给均要适当放松,如对中低档住房建设的土地供给和资金需求要尽可能满足。 对于利率政策,社会有许多预期,多数人倾向认为,随着2004年10月央行8年多来第一次升息政策的出台,预示中国利率将进入“上升周期”,2004年底及2005年和2006年利息水平将缓慢、频繁上升。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未来几年的利率走势将是逐步上升的,但2004年的加息并不意味着“加息周期”已经到来,“加息周期”的到来估计要到2006年以后,2005年不一定会升息,我们倾向于认为2005年不必升息。理由如下:(1)此次升息,在表面上是央行防止通胀进一步发展所采取的一项必要举措,实际上带有相当强的各方利益权衡的意味。不升息面临各种压力,有外部的和内部的,但此轮投资过热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升息这种所谓市场的办法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投资热主要是“政府热”和房地产在暴利机制下过快增长,在这种条件下升息的作用将较为有限。(2)2004年实际通胀率并不高,2005年也不会很高,特别是2005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继续降温,那么,通胀方面的需求压力将会减轻,而外需增长可能明显放慢也会使需求对通胀的压力再次减轻,而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在供大于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难以明显加速。因此,2005年升息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率方面,还是从价格增长上均缺乏足够的依据。(3)2003年以来的投资过热是结构性的、局部性过热,并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性过热,而加息周期来临与周期性过热直接相关。我们预计,在经过2005年新一轮长期加速增长周期的第一次调整巩固期后,在2006-2007年可能出现真正的全面性的周期性过热,升息周期由此相应到来。 这里对通胀和利率的中长期走势也做一个初步的预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5-20年间,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低通胀时代,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市场调节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更为灵活和有效地发挥作用。由于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这一类同的通胀趋势,而且在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性增强,因此,我们大胆地预测今 后10年左右,除去可能出现的短期的粮食和石油供给冲击外,大部分时期,通胀率将不会超过5%,均衡通货膨胀率水平为3-4%。与之相关的利率水平则为4%左右,即未来的10年内利率水平将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也因为如此,经济增长面临需求方面的约束加大,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可能经常出现,解决好了这一问题,经济将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较佳目标。与此同时,相对于最近几年世界性的低利率水平,未来5-10年的利率水平将趋于上升,这也是一种内在的趋势。 (三)税收政策的取向 2005年将会加快酝酿税收体制改革的方案,并出台一些税改措施。一是增值税转型2005年将在东北地区全面实行,也有可能在全国普遍推广,如果投资增长过度滑落,将可能加快这一税改政策的实施。二是燃油税政策2005年有可能出台,我们考虑,现在油价上涨基本都转为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国家从油价上涨中得到的税收较小,因此,有必要把油品提价和养路费改革一起考虑,改征燃油税。三是农业税将继续减免,这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将会起到长期积极的作用。四是酝酿征收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方案,促进收入的有效再分配。 (四)就业、消费政策取向 国家在增加就业和扩大消费上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促进措施。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消费的快速增长需要稳定快速的就业增长作为条件,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正在由过去的过度偏重CDP增长而转向追求就业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可以考虑以下内容:扩大投资要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对就业促进很小的投资项目需严格控制土地、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相反,对就业促进大的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进一步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门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抑制大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同时改善其他条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促进消费增长则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使新的消费热点以大众需求为目标逐步扩散。严格抑制房地产的投机“炒作”的同时,支持和满足住宅大众消费增长;采取降低汽车消费税费率、规范和促进汽车消费信贷发展、鼓励经济型轿车消费等措施,促进汽车大众消费快速稳定增长。二是为减轻三大“黄金周”旅游的运输及其他服务的负荷,可考虑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并将每周休息两天改为休息一天,剩余一天一起移至月末,一次休息四天或五天,变成月月“小黄金周”,并适当延长春节休假时间,这样既减少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又提高了消费效率。三是继续加大整治食品、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消费增长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宏观经济论文: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剧,以及宏观经济周期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城镇失业和下岗现象日益严重。1995—2002年期间,城镇失业率从4.0%提高到6.1%,劳动参与率从72.9%下降到66.5%.一方面,由于以失业、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等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已经成为经济周期现象,另一方面,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已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以,从一般的角度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和长期变化趋势,从特殊的方面揭示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特点,具有理论上和政策上的迫切性。 在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并产生对经济学研究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劳动经济学研究也日趋活跃,但大多数讨论却不能揭示就业、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含义,从而降低了这些研究成果的政策实用性。本文以回答为什么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的增加为问题出发点,将更深入探讨就业弹性,分析城镇失业原因,并从促进就业的角度评价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对症的政策建议。 一、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模式 由于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统计信息令人扑朔迷离,许多发表的统计数字又往往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在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理解上面形成诸多误导。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质疑官方的城镇失业率数字。由于公布的数字是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具有可比性并且更接近实际情况的调查失业率,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各种间接的估计,得出远比官方统计数字高的失业率。第二是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就业没有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例如,罗斯基(Rawski)就把“就业增长几乎为零”,作为质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依据之一。第三是通过计算就业弹性,得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越来越少的结论(李红松,2003)。 本文作者之一已经对实际失业率数字和就业是否增长的问题给予了回答(蔡?P,2004),指出由于口径的不同,城镇实际失业率的确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2002年达到6.1%.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就业不足造成的在统计上的影响,实际失业率并不像许多估计数字那样高(见表1)。同时,由于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统计体系不再能够涵盖全部城镇就业,因而“单位就业”统计范围内的数字也不再能够充分反映就业的增长状况。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增量性质,使得大量新增就业(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通过一些传统统计不能涵盖的渠道实现的。例如,2003年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2.56亿,而统计的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1亿,两者之间的差额达1.47亿。而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统计渠道的就业增长数字,妄下关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的判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字估算。 由于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当,目前关于就业弹性的计算都得出了日益减小的结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总体就业弹性的计算反映的是城乡全部就业和GDP 总量之间的增长关系。一方面,在统计上,农业起到的是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凡是非农产业未能吸纳的就业都被计入农业中了。所以,这个总量分析的意义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分部门计算就业弹性,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包括单位就业渠道之外的就业,这样,大量的就业增长被排除在计算之外,就业弹性被大大低估。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城镇的经济增长是否带来相应的城镇就业,以及弹性有多大。因此,依据全部城镇就业和GDP 数字,单独估算城镇的就业弹性更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城乡总体的就业弹性和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的话,我们会得出与大多数其他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就业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一旦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观察其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看到不同的景象。我们首先从GDP 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通过适当的价格调整,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城镇GDP 年度增长率。用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镇就业弹性这个指数。我们按照三年移动平均的方式将其绘于图1. 与城乡整体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不同,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本世纪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也就是说,城镇GDP 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19个百分点。这个就业弹性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由于这个计算与以往计算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同,所以,这个较大的就业弹性来自于单位外就业的作用。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结论并不准确,而只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二、自然失业率与治理方向 尽管依据全部城镇就业数字估算的就业弹性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没有带来就业增长,但0.2左右的就业弹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这个命题,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仍然有意义。为了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对目前的失业率进行分解,以便观察其对经济增长反应灵敏程度。 在宏观经济学中,失业通常被分解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形式,前两种形式的失业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质而被称作自然失业。首先,当劳动者从一种生产活动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活动时,通常会出现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滞后,由此而产生摩擦性失业。这种失业形式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时间和信息把劳动者和岗位连接起来。其次,当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变动造成一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岗位需要时,便产生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并不意味着岗位总数少于劳动者总数,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要求。由于经济活动从而劳动者永远是处于动态中的,而且经济发展本来就包含了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正常的经济不可能消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以,这两种失业合并起来被称为自然失业。第三,宏观经济处于周期波动中,当相对衰退发生时,就产生周期性失业。随着宏观经济相对高涨,总需求增加,这种失业现象得以缓解甚至消失。 因此,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可见,自然失业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Ottosen 等,1996)。因此,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作为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而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改革以来,特别是触动存量调整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动以来,国有企业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生存能力,一方面产生大量亏损和破产企业,另一方面谋求生存的企业也开始削减冗员,使得一部分城市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处于下岗和失业状态。与此同时,虽然劳动力市场与改革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育,但工资水平适应供求变化进行及时调整的市场机制仍然不完善,市场信息、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服务也不完善,仍然不能适应重新配置劳动力的需要。由此产生自然失业,并在时间上得以延续。虽然在同一期间,宏观经济也处于相对紧缩状态,因而周期性失业也推动总体失业率的上升,但自然失业率高并且构成较大份额,应该是这一时期总体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自然失业率虽然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但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即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反映需求的实际指标(如失业率)之间的关系(Phillips,1958)。通过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可以间接地估算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变的自然失业率为1.0%.然而,社会经济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对美国经济的经验观察表明,至少从1984年开始到20世纪末,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处于稳定下降的阶段。由于劳动力年龄构成变化,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增强,以及工资预期与实际生产率增长更加协调等因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高峰值,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Stiglitz,1997)。 就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加大,都会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变化的假设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用计算不变自然失业率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1978—1984年为3.79%,1985—1988年为0.33%,1989—1995年为1.77%,1995年以后为4.43%.为了观察自然失业率与总体失业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我们将两者绘于图2.通过对总体失业率的分解和对自然失业率的量化,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失业率变动的构成及其性质的变化,因而对于治理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并且继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表明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或缓解失业现象,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要求综合一系列政策手段。 三、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不促进就业? 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了明显的扩张性,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调控取向还是调控措施,都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大规模发行国债,并将银行信贷与国债投资密切配合,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投资尤其是国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予以贷款配套,加大对这些领域的信贷投入。在1998—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五年间,国债项目累计投资3.28万亿元,除财政增发国债6600亿元外,其余大部分为银行贷款。仅2000年一年,金融机构直接增加对国债项目的贷款就达2000亿元。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公用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当年国债投资实际完成额约933亿元,按照投资比重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5.5%)、交通运输邮电业(18.8%)、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6.0%)、制造业(13.9%)、建筑业(8.7%),累计占全部国债投资的83%(刘如海等,2003)。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特点,我们构造一个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该指数系特定行业的劳动—资本比与平均劳动—资本比的比值。计算表明交通邮电、电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商贸餐饮业的就业密集度指数依次大幅度提高,但在国债投资中的优先顺序却恰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却恰恰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图3)。 除加大对国债项目的信贷投入之外,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利率不断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已经成为丰裕的生产要素。中国刚刚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远远没有超越发展经济学认为存在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的发展阶段。因此,调整利率所导致的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只是一种周期性现象。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的形成机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1997—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分别达到4.2%、6.7%、12.9%、10.9%、16.2%和16.3%,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诱导出产业和技术选择中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产值增长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生产要素被人为扭曲的判断,可以从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报酬差异得到印证。如果资本价格没有扭曲,并且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的话,资本的流动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最后会在各部门间形成趋于均等的边际报酬率。否则,在那些易于获得资本,并且使用成本较低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低,而那些获得资本有困难,并且使用成本较高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高。世界银行(2004)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这里,城市工业可以代表受到资本供给优惠,从而存在价格被低估倾向的部门,农村非农产业因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从银行贷款则因金融机构严格的贷款条件而往往被拒之门外,因而资金需求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成本高昂,接近于以真实市场价格获得资本。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一般劳动力难以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这些正规部门、国有垄断部门恰恰是具有充足廉价资本供应的部门,在资本的价格长期被压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业存在体制性障碍的条件下,这些部门必然进一步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导致高投资、低单位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四、政策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也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不十分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这个失业组成部分并不能通过宏观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又由于政策导向不是就业最大化,以致当宏观经济政策刺激起经济增长时,就业增长效果并不显著。 因此,了解目前中国城镇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组成部分,可以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实施治理措施。失业是由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两部分构成的。相应地,治理失业也需要从两个方面着眼,即一方面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 取向,而以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治理周期性失业,另一方面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等角度治理自然失业。具体来说,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序。信贷政策需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让这些部门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进一步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矫正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扶助就业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帮助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此外,加强对具有就业吸纳倾向的小企业、非正规部门的政策扶持,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探讨 【摘 要】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选择性的特点,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非农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度来推动农业资源结构的合理转换,从而从根本上优化农 业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措施探讨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的呈上升趋势,并且多以男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为主,造成了农村农业从业人员质量的下降趋势明显,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就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带来的影响出发,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做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表现 (1)提高非农转移率。在我国,非农部门不管是工资量还是平均人力资本量都要高于农业部门,同时,对从业者的个人人力资本水平要求的都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它一方面有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也让在那些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逐渐增多。与其他的农业劳动力相比较可以得知,合理科学的转移劳动力可以让许多人在非农部门获得比较高的非农就业收入,同时,让非农就业表现的更加稳定和高效。(2)增加物质资本积累量。实际上,当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进行的某一阶段后,就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物质资本的积累量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民的需求,改善农业物质资本的供给度。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形成的非农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为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为非农部门积极提供了一些高素质的人才,使非农业化的生产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从而满足了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提高了工业化的发展质量。(3)加速人力资本的交接性。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在一定上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不均,导致了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如果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技术是技能偏态型,那么这种转移势必会影响农业的发展。通过选择性转移会对农村人力资本的需求量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让农村劳动力逐渐意识到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随着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实际上是一个让人力资本实现最优配置的过程。当农村劳动力意识到选择性转移带来的好处后,会积极的加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也会更加把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转移给下一代,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思路 (1)积极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我们要认识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一代农民工对进城就业的追求,选择性转移的劳动力不单单是以苦力挣钱,省吃俭用为主,他们更关注的是个人发展机会、除了看重工资待遇以外,还对就业的环境、就业的条件以及就业的稳定性都有一定的要求,他们的选择性和流动性会随着供求的变化而提高。如果地方政府不推进就业环境的改善,不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就会对投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2)保障劳动力稳定与长久性。在农村,随着男劳动力和素质较高的优质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中年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占有绝大多数。如果企业只重视农民工的年轻时段,把其中中年阶段的就业和养老问题抛诸脑后,就会出现用工荒的现象。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要重视劳动力的稳定就业程度,让农民工没有后顾之忧,劳动力向城镇的彻底转移也有利于农村人的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为新从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3)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变革。随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一个有限供给阶段,这时,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改革会使劳动力得到有效的转移。在农村的劳动力当中,他们的流出不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进入到有限的供给阶段时,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因此,要使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结构转变顺利、健康的推进,就要对农业、农村施行技术化、资本化、管理化来代替单纯的劳动力形式。(4)摒弃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现象。目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总抚养率低的人口黄金期,需要积极发挥劳动力转移的资源优势。随着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村农业技术的发展不能仅靠廉价劳动力,而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良好的营销管理来进行积极的改善,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有关问题解析 摘要:本文从我国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简述了农业技术进步的相关问题并分析问题的引发原因以及相应对策。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 相关问题 引发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也不断的进步,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农业技术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内在需求,是科技发展推动下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需求。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优化了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人民食不饱腹的想象。然而我国农业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就目前农业的发展状态而言,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分析问题的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提高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1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与特征 评价技术的进步与否,需要观察技术的投入与产出的对应关系,产出较投入大则技术进步,反之则技术落后。进步的技术取代落后的技术是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是在利用同等的农业资源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产物或是获得同等产物的同时节约资源。农业技术的进步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农业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发展漏洞,通过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等环节发展技术,改善农业发展中的漏洞的过程。农业技术的进步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技术的发展是在原本农业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创新的。它的进步离不开原油的农业基础,只有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够发现不足,改善不足。 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 2.1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帮助。相对于工业领域等的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而言,农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与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相比,更加能够突出我国的农业技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除此以外,我国对农业科研的重视力度较其他领域而言略弱,缺乏相应资金、人力等的投入,技术的研究也出现相应的不平衡现象,导致技术研究发展存在片面的高、精、尖现象。总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应当加大农业技术研发的同时,改善技术发展的不平衡。 2.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不平衡性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发展的某些领域例如农业化学等,表现为突出的优势,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帮助,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然而在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等方向又表现为极其的落后。农业机械化发展落后使得我国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地域性的发展不平衡,对于南方地形复杂的地区,由于机械化水平低严重的影响农业的发展。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落后,同样也带来了农业地域性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农民依然还是需要靠天吃饭。总之,我国的农业技术农业化学技术发展较成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较为落后,难以实现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农田灌溉技术也表现为落后的现象。农业的发展出现地域性的不均衡、农业技术的片面以及不平衡现象。 2.3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农村正是出于高效率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下,制约农村农业发展的因素是因为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农业技术的应用不够,农民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对于农业的认识有了改变,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入到了其他的方向,对于农业缺乏了重视,对于技术进步的缓慢有着极大的影响。 3提升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途径 3.1优化农业技术进步的路线 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存在着不均衡性,对于不同地区的不同地形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发展路线,例如南方地区河湖交错、多山区和丘陵使得地块更加零碎崎岖,因而可以借鉴日本的先水利化、化学化,后机械化的技术发展路线。对于农业技术的不均衡,要加大落后技术的投入,优化先进技术改善先进技术的不足。需要研究国外的先进技术,改善其技术中的不足,并以“结合实际”借鉴国外的的发展路线同时,因地制宜,自主创新。 3.2改善农业发展格局,为农业技术发展提供基础 为了加快农业技术的发展,我国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奖励政策鼓励农民耕田,耕好田,利用科学的农业技术措施创造更多的农产品。同时对农业金融、保险等体制进行改革,加大商业金融的投资力度,重拾农民对农业发展的信心。总之,改善农业发展格局需要国家、社会给与相应的重视力度。 3.3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农业技术需要在大力推广下,才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向农民群众推广农业技术提供平台。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社会及不同阶层人员的配合,需要组织人员、宣传人员、农民等的合理配合才能够将农业技术更好推广,实现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4结语 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强烈需求,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的结构调整,为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平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得到飞跃性的发展。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资金困境、金融深化与我国农业技术进步 摘要:本文依据浙、滇和豫三省253个农户问卷,采用专家评估法和多元加权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金融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金融信贷服务规模,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均有助于加快农村的技术进步;而农村金融深化中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和农户个人的资金积累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说明减缓农业技术进步中的资金约束,不能过度依赖农户自身积累的增长,另外,需要重视当前农村金融深化中引发或者诱发的风险,降低农户信贷的信息不对称性。在继续增加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财政支持和努力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条件下,使用农村金融深化的手段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是当前农业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信贷资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 依靠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转让和农业的技术进步,推动“靠天吃饭”、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向依靠科技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是解决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的“担惊受怕”、农产品价格的“发疯癫狂”、粮食安全威胁的“阴魂不散”、生态环境恶化的“触目惊心”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我国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起到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但是,严重的资金约束已经制约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和提高农业技术进步,降低了各级政府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工作的效果。在一些农业科技项目中,许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市场前景看好的农副产品生产和加工项目无法实施,缺乏必要的资金等外部条件,我国农业技术扩散速度仅有0.234%,远低于全国的1.12%,农业技术对经济贡献率为1.394%,远远低于全国的一般水平5.44%;资金压力下的不少农户会主动放弃价格较高的无公害农药,而选择对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较多的一般农药,这既增加农产品的安全风险,又降低了农产品的质量和农民收入。现代农业和设施农业技术经常因为资金问题而无法进行规模化使用。鉴于此,在当前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体系中,增加金融深化的相关措施,以减少当前农业技术进步所面临的资金约束,推动农业的技术进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提高农民个人收入水平、提高金融部门的商业信贷水平和吸引农业外资四个维度都有助于缓解农业技术进步所面临的资金约束。 在第一个维度上,增加财政投入水平,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增加农户的可用资金数量。由于农业是准公益性产业,国内外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都比较大。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 GDP 的1/4以上①。但是,我国财政投入有限,并且对农业投入逐年下降。1978年,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1990年是10%,到了2000年下降到7.6%,2010年只有9.5%;而在政府对农业的支出方面,用于农业科技的投资比例更是偏低,1996年到2010年间的年平均投资比例为0.82%。另外,我国的财政支持面较窄,难以满足农业技术进步所需资金需求的快速增长,针对大量的、种类繁多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活动,财政往往无能为力②。 在第二个维度上,提高农户收入或者个人资金积累来 缓解技术投资缺口困难大、可行性低。改革开放以来,农户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收入分配的变化总是朝向农户相对收入下降的方向变化,农户没有“闲钱”进行农业投资。在1978、1990、2000、2009年,农户人均纯收入占全国人均GDP 的比重分别为35.4%、36.3%、26.0%和20.5%。另外,由于农户收入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提高农民个人收入水平相对于农户必须参加更多的非农工作,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增量。一方面,城市对农民就业的歧视和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降低了学历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用蜗牛速度增长的工资收入来满足现代农业的最低投资规模困难不小;另一方面,非农收入的增长还可能加剧工资性收入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背离。比如,随着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和对城市部门的熟悉,农户会将收入的大部分投资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到收益率更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从而进一步降低农户工资性收入中用于农业技术进步的比例。 在第三个维度上,信贷资金也常常“嫌贫爱富”,不愿意弥补农业技术的投资短板。在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的技术进步,无论是内源性还是外源性,其引进模仿、推广应用和配套设施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需求旺盛,但由于农业生产面临日益严重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加上农户的收入低、经营风险大、可抵押物少和农业技术投资回收期长的实际情况,农户生产和创业所需资金很难得到商业金融部门的青睐。另外,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只存不贷,政策性银行只限于“粮油”金融,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在不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上适宜的农村金融工具严重短缺,这更加使得商业金融部门对农业技术投资的“不适用”和“无效率”。在陕西,只有23.6%的农户遇到生产性资金紧张时会选择向金融机构申请支持③;而在湖北,只有16%的创业农民获得金融支持。农户贷款难,农户技术贷款更难④。 在第四个维度上,1995年国家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农、林、牧、渔业就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部门之一,随后国家加大了农业吸引外资的范围和力度,致使国外流入的农业资金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我国农业发展因而出现新形势和新面貌⑤。 以2005-2009年为例,外商投资农林牧渔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9.6、19.2、25.8、36.2、29.0亿元,增长率分别为-2.0%、34.4%、7.7%、40.3%,而且这些资金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有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技术水平。但是,目前农业外资的比例总体偏小,还无法满足农业技术投资所需。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与效率研究梁平 摘要:对1986―2006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及效率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本国自主创新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外商在农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但还不明显。因此,要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需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商在农业方面的投资。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路径;效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生产实践均表明,技术进步以及生产率的提高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居于中心地位(纳尔森,2001)。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资源约束十分明显,长期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技术进步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差,这集中体现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居民,而且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不断扩大态势。因此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依靠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必须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从技术进步来看,一方面,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比重大的国家而言,农业技术进步还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投资水平,促进农业经济的高效快速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赵蕾杨 等,2007)。而如何能够低成本地、快速地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自然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本文基于1986―2006年的经验数据,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及其效率进行分析,以寻找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 一、理论分析 从广义上讲,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改进。在开放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张培刚,2001)。而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都必须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高素质人才培养必须依靠教育。原创技术的产生来源于本国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因此,科技、教育是技术进步的源泉。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5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颁布《科学技术进步法》,1996年颁布《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建立人尽其才的制度。由此可见,科技和教育是中国政府推进技术进步的重要举措,从侧面可以看出科技教育也是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源泉。 图1为中国1978―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只有1.06亿元,而在随后的十多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处于一个缓慢的上升趋势。1996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1997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为5.48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5倍。而在随后的10年,国家不断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到了2006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已经到达了21.4亿元。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七五时期”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为1800.15亿元,“八五”时期为4124.43亿元,“九五”时期为8794.67亿元,“十五”时期为17476.55亿元。可以看出,在国家每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教育财政投入都是成倍数增长。 对外开放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源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针对20世纪末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和反贫困“引擎”的作用进行了评估,认为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尤其农产品贸易不仅可以带来非农就业增长并刺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增长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由此可知,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着强大的推动能力。Borensztein 等(1998)使用过去20年FDI从发达国家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集检验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FDI是技术传递的重要渠道,在开放经济系统中,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是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载体。因此可以推断FDI对农业技术进步也有着扩散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进出口贸易、招商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促进技术扩散、技术模仿,低成本获取发达国家技术。经过30年来的发展,200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7604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额达310.3亿美元。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统计显示,1985年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总额为3.71亿元,1990年为5.85亿元,2000年为122.78亿元,2006年已达到477.87亿元ZW(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7》。 其中,T代表农业技术进步,EDU代表农民受教育程度ZW(用农民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资额,作者认为这并不影响研究的实质精神。ZW),RD代表农业科技投入,IT代表农业的对外贸易, FDI代表外商对农业的直接投资,ε是其他方式的技术获取。 二、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测度 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通常用农业生产率来衡量。农业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目前,理论界测算农业生产率的方法繁多,每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同时又存在不足。近几年,DEA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效率测算领域,并日渐成熟。DEA方法之所以取代传统方法,成为农业生产率测算领域的主流方法,是由于该方法在效率测算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优越性。目前,DEA方法在农业生产率测算方面的实际运用大多是引入了Malmquist指数。本文也认同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由于该方法的运用已经成熟,本文就不再做详细介绍。在生产率测算方面的优越性,并将继续沿用这一方法测算我国农业生产率。 Malmquist指数用于研究不同时期决策单元的效率演化,它是根据距离函数的原理定义的,因而和法雷尔效率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中国农业生产率,首先必须确定相应的农业投入变量和农业产出变量。遵循变量科学性以及可得性的原则,借鉴顾海等(2002)的变量选取方法,本文选择了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变量(1990年的不变价格)。选择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大牲畜数量6个变量作为投入变量。 相关变量的数据整理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7年),还有一部分数据来源于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及资料。样本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广东、江苏、辽宁、山东、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安徽、河南、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藏、宁夏、青海、甘肃、陕西、新疆等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由于重庆数据资料可得性较差,计算时没有列入。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用软件Deap2.1计算得出农业生产率。图2是1985―2006年的农业生产率变化图,可以看到,在1986年、1989年、1991年、2005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是小于1的,其他年份的农业生产率均大于1,在1999年的时候达到了最大值1.077,在计算年份里,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平均值为1.024,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平均有2.4%的增长。 三、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径与效率的实证分析 根据式(1),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技术进步TFP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EDU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ZW(这里以农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状况来测算,将他们的文化程度换算成受教育年数来衡量。假设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劳动者受教育的年数是0,小学教育是5年,初中受到的教育是8年,高中受到的教育是11年,高中以上受到的教育是13年。利用统计资料上的每百人受到的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百分比为权重,运用加权平均数法,算得每个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ZW);RD为农业科技投入,用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表示;进出口IT用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人民币价值表示;FDI用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的总额的人民币价值表示。农业生产率数据来源于本文第三部分估计,EDU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年的计算;RD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进出口IT采用了卢锋等(2001)提出的农业贸易产品HS与SITC编码统计号的对应关系,整理获取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数据;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农、林、牧、渔业的总额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和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整理。本文所用的数据样本的范围是1986―2006年。 为了缩小异方差,对EDU、RD、IT、FDI取对数,分别变为LEDU、LRD、LIT、LFDI。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部分年份为1,取对数时为0,所以不进行处理。如果时间数据不平稳,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对所有数据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ADF检验结果见表1。在6个变量中,TFP是平稳序列,LEDU、LRD、LIT、LFDI四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 上面方程表明,中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也为弹性系数)为0.057,说明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是良性的,发挥了应有作用。国家财政中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最突出,弹性系数为0.1270,说明国家财政中农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方程还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的变量均不显著,说明中国对外开放还未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产生明显作用。虽然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农产品进出口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对外贸易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基本无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1986―2006年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来自于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明显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但还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作用。农产品对外贸易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基本无作用。 中国农村未来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能否实现,能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靠农业技术进步。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现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尤其是发展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二是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提高农业科研单位的研发水平,促进本国农业技术的自主创新,从长远来看,这对确保中国粮食安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所以加大本国农业科研开发力度是必须的。三是要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对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的直接投资体制改革,吸引更多的外商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将对外开放和引进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 要:众所周知,我国存在耕地少而且地形复杂这样一大特点。因此,我国农业在引进和利用科学技术方面必然存在一些特殊性。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说明这些特点的存在对农业的影响。通过了解这些特点,为我国今后在农业科学技术引进和利用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农业人均收入计量经济模型 一、引言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正在用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人口22%的人民。这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生物化学技术进步和物理技术进步。前者包括种子改良、化肥和农药等流动性生产资料的开发、栽培和饲养方法的改善,其中取得效果最明显的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和稳定生产水平;后者通常表现为对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设施等固定生产资料的开发改良,带来的直接效果是缩短单位产量的劳动时间,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了更好地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的影响,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为自变量,农民人均收入为因变量,建立一个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尤其是农民收入所反映出的一些特征,从而为我国的农业技术投入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基本模型建立与数据描述 有很多指标可以衡量农业技术水平,我们在这里选取农业机械动力作为衡量物理技术进步的标准,选取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标准。这两类总量的指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的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在农民收入的指标方面。这里选择人均纯收入指标,即家庭总的纯收入除以家庭常住人口转化为人均的纯收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现阶段,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农业机械的投入并不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以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为出发点,探究两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80年代初,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210元,城乡收入比为2.57:1;此后,在农村改革、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有所下降。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这一背景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又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11020元,城乡收入比为3.3:1。 (王倩) 近年来,对于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问题, 国内许多学者已从多个角度作了积极的探索。有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和市民化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吴先华认为: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扩大了城乡差距,而市民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11);而廖毓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显著作用(2011)。也有部分学者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张庆、管晓明认为:在现阶段仅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06);而应瑞瑶、马少晔、翟琼认为:劳动力流动的确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2011,2010)。有些学者注意到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王晓鸿、张俊杰认为:城乡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不平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两个重要原因,而且,城乡物质资本比值的变动对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的影响程度更大(2011);谷亚光认为: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2005)。也有少量的学者关注到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如:罗序斌,胡德龙等认为:城乡科技进步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向变动关系(2011)。 然而,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两者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对表征农业技术进步的指标对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进行进一步剖析。本文将试图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出发,尝试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否相关?第二,若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推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变?第三,有哪些措施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 二、影响机制分析 农民增收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增加和非农收入的增加。其中,农业收入主要来自农林牧副渔等行业,它对土地、气候、资本、技术等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性。而非农收入的增长主要由农业剩余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带来的工资性收入构成。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业家庭的收入水平,同时农业技术进步的实现可以弥补农业部门生产要素的不足,改善耕作环境,实现生产函数的偏移,农业部门的增收。农业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原有的农业劳动力,这也推动力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农业家庭的非农收入。 目前,农业生产的增收主要依赖化肥的大量施用,换句话说,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在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农业机械的投入并没有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起到积极的重要。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农业物质资本积累薄弱,投入相对不足;第二,大型农业机械往往投入成本较高,这对于利润较低的农业部门负担过重;第三,受我国地形限制,大多数耕地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由于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能够替代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的农业机械却在农业生产中受到了严重的“冷落”。然而,大量的施用化肥导致了土壤结构的破坏,在现有基础上,仅仅依靠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已经很难实现农业持续增收的目的。因此,农业机械的投入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农业机械的投入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现状,而且会很大程度上解放现有的生产力,这为非农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工业部门提供了持续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为反哺农业准备了物质基础。 三、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数据和模型设置 2009年末,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比2008年增加了3.17%;全国化肥有效施用量比上年增加了3.16%。①而在我国,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了明显的选择性。以2009年统计数据为例,我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436万人。其中,男性占65.1%,16-40岁占到83.9%,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88.3%。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选择性已经表现的非常明显,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一个以男性、青壮年、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劳动力为主的群体。为了研究工作的简约化,我们可以将劳动力转移数量近似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数量。② 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为0.0739,以后逐年递减,在1989年达到0.0393。之后,泰尔指数又逐渐上升,在2004年达到0.0627。2005年以后,泰尔指数出现了缓慢的波动趋势,并于2007年达到了0.0539。特别是近几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反而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③。 与其他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相比,泰尔指数不仅考虑到了城乡人口比重, 而且它还对收入分布两端的变动比较敏感。此外,泰尔指数还能够描述区域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并对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进行测算。因此,我将采用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 为了直观地观察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我们将泰尔指数(I)设为被解释变量;将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机械总动力T和化肥施用量F)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L)设为解释变量。 计量模型为: 其中:I为泰尔指数; T为农业机械总动力; F为化肥的有效施用量; L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 本文所用数据均采用中国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由《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农用机械总动力(T)、农业化肥施用量(F)摘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泰尔指数(I)摘自《中国发展报告2009》。 (二)平稳性检验 通过Eviews6.0对LnI、LnT、LnF、LnL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都是非平稳的数列。之后对各个变量的一次查分形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出各变量的一次查分在5%的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通过单位根检验知道LnI、LnT、LnF、LnL的一次查分都是平稳的,为了检验相互间是否存在平稳性,现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迹统计量52.2142大于临界值47.8561且概率为0.0184,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迹统计量22.3032小于临界值29.7971且概率为0.2819,则接受原假设,认为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各变量之间是长期平稳的。最大特征值检验与迹检验结果一致。模型估计如下: 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该模型的R2和分别为0.66和0.62,F统计量也比较大,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该模型的拟合程度相对来说是不错的。此外,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有效化肥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即: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的有效施用量的增加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农业机械总动力投入量的增加并不能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之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有效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而机械总动力的投入增加并不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的结论是吻合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计量检验分析可以得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现阶段,增加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加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发现对于今后的生产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入手,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应该为农村剩余劳动的选择性转移建立一系列保障机制和引导机制,鼓励剩余劳动力的理性转移;(2)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和教育支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强化农村人口的身体素质。教育支出的大力投入有助于增加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为农民掌握谋生技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3)加大对农业机械的扶持力度,从计量检验中可以看出,农业机械的投入对于城乡收入的缩小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农业机械的投入存在成本过高、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农业机械的投入提供强有力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业发展本身存在的缺陷和短板。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对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框架和生产率模型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生产率,即投入生产要素增长率不能解释的产出增长率,包括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在内的效应。假定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变量是农业研发投入,其他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等为控制变量,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为:其中,R表示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总量;ST为农业规模、农业生产、贸易等结构变化;D为其他哑变量。被解释变量TFP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提高了农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存量,促进了农业知识应用和新技术产生,因而,研发投入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技术应用和产品商业化,产品多样化和质量提升有利于实现产品价值,对外贸易结构优化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里配置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实现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衔接,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率进步。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收集农业资本投入、劳动力和农业种植土地等1991~2011年的数据,构造农业产出函数计算我国农业TFP。这里,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对应计量模型具体如下:对式(2)取对数得到:lnYt=lnA0+αTt+αklnKt+αLBlnLabort+μt,或者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对数生产函数还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中,Y,K,Labor分别表示历年农业产值、农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t为时间。农业资本存量通过核算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并取折旧率6%进行核算历年资本存量,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参见有关文献[。通过回归分析估算产出弹性系数,确定各要素的产出弹性,下面,运用上述公式核算的被解释变量TFPt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借助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耕地面积,利用消费者、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农业产值和投资进行折算实现不同时期的产出、投资的可比性。通过检验函数是否满足规模收益不变性和选择函数的最佳对数式,发现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收益不变,回归得到的生产函数模型方程:根据式(4)、(5),可计算得到TFP增长率。设1990年的指数为1,可计算历年的TFP指数(如图1),tfpgrowth、tfpindex分别为TFP增长率和TFP的指数,其中有:tfpindext=tfpindext-1(1+tfpgrowtht)(6)对tfpindex和tfpgrowth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接近于1。因此,在分析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时,只需选取其中一个指标设置回归方程。收集解释变量数据为:历年农业研发投入、农业耕种面积、贸易产品结构等数据。根据式(1),可引入计量模型分析农业生产率的研发投入影响,对于其他因素则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RRD为农业研发投入与农业产出的比值,lnland为农业耕种面积的对数值,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分别将被解释变量与潜在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发现TFPt分别与RRD,REXt-2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52,但TFPt与lnland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5,且RRDt-1,lnlandt,REXt-2分别对TFPt存在因果关系,由于RRD、REX与lnland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方程不理想,运用Eviews5.0对TFPt和解释变量RRD、REX与lnland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呈一阶协整关系,经过多次回归分别得到如下方程:件不变时,农业研发投入比例越高,对后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第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产品出口比例越高,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反而对同期的农业生产率带来负向效应。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对外出口可以拉动农业生产率提高,但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却导致农业生产率降低,其原因在于耕种面积扩大,农产品产量增大,引起市场农产品供给扩大,供求渠道流通不畅,导致农产品滞销和价格大大下降,反而引起农业收益降低,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 三、结论及政策 通过核算1990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指数并分析农业研发投入对其产生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出现明显的波动。在1990~1995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增长,在1996~2003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率出现连续负向增长,在2004~2010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向增长两年后出现一年负向增长的波动。这个结果基本上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生产仍具有较大改革制度能量激励,农业生产率表现为连续增长,但在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我国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恶化,农业承担的税费负担重,城乡差距拉大,农业资源大量外流,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以致出现农业生产率连续降低。自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税费减免,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改善,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调节缓慢性,市场机制对农业产生明显的作用,致使农业生产率出现两年正一年负的周期性波动,市场波动已明显地影响农业生产率了。第二,我国农业领域研发投入对其后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效应,农产品出口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农业耕种面积的增加,反而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略有下降,对农业生产率具有负向效应。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提高和促进农业劳动力素质提升,这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业生产应对市场机制的能力比较微弱。但是,基于农业产业正外部性,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结合上文实证分析,为了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业研发投入:一是加大对农业研发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研究和试验,依靠技术进步弥补农业资源的不足。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深,农村优质劳动力在不断外流,农业生产剩余积累的资本也转移到其他产业,一部分农业土地流转为非农用途,农业土地肥力下降且遭受污染,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相对于工商业,农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为克服农业资源转移和抑制农业生态不断恶化,要逐渐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二是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农业产品对外贸易,拉动农业技术进步。我国农业虽说地少人多,但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以及园艺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出口,有利于发挥劳动力优势,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三是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经营技能,积极应用科研成果于农业生产,提升农业生产率。农业技术的应用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现有农业劳动力,无论是流出到城镇工商业就业,还是留在农业内部就业,都需要通过技术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整体上,农民市场意识较弱,不熟悉市场运作。 因此,各级政府和市场管理部门应承担农业生产、产品流通渠道的信息收集和,引导农业经营者的生产和经营行为,提高农业经营者的市场驾驭能力,克服市场机制盲目性致使农业产品供求过度波动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面冲击。加强市场建设和信息传播,引导农业经营者利用市场规律进行生产和销售产品,提高农业经营收益率。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战略选择 摘要:传统农业技术概念在市场经济中的不适应状况,导致农业生产和经营环节的分离,制约着农业技术价值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业技术体系应该包括处于不同层次并相互关联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在农业技术进步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农户需求主导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科技人员应成为农业技术市场运行的主体。 1.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概念的不适应 在人们的普遍概念中,农业技术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这个环节,相当于英语中的technique。因此,尽管人们将其扩展到产前和产后,但最终仍然没有脱离一个“产”字。显然,这一格局依然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并与传统农业较低的生产力相关联。虽然我们运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物理技术”和“机械技术”,尤其是近来不断发展中的所谓农业高科技,如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在农业中的应用以及“电脑农业”、“精细农业”等,但归要结底无不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产量为目标导向的。因而,这些技术在小规模的示范阶段,因其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并且在这种农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使农业增产和增收的双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然而,一旦将这些技术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应用时,便会出现农民应用先进技术后“增产而不增收”的普遍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在选择应用新技术时,缺乏对市场最基本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则与人们使用了这种单一性的、不完整的农业技术概念有关。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概念中,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始终处于分离的状态。 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技术应该是英文中的tech-nology,是指一系列工具、手段、方法、工艺、程序等的总称,它不仅作用于生产过程,同时也涉及到生产的组织和管理过程;既作用于物,同时亦作用于人,而根本的则在于对人的能力的提升,提高其在变化的、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能动性。因此,农业技术不仅要作用于自然,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更重要的是要作用于人与人所关联的社会,以减少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并在同市场的关联中,控制市场风险。 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业技术被限定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产物,而忽视了农业技术同样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果。人们在选择农业技术时,往往对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性因素考虑不够。在农业技术由政府供给主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和在推广农业技术时,往往运用静态的决策方法,即只是根据当前市场状态,而缺乏对未来市场变化的基本预测,有时是按当前外地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组织当地的农业生产,决策时存在着严重的时空错位现象。而在当地农产品市场容量极为有限时,农民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造成了农民间的无序竞争,各种农产品收购大战中,最终受损失的是农民的利益。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时,均出现过大起大落的局面,尤其是像果品生产,从决策到见成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这种决策的延滞效应,使农民在政府的行政命令下,一次次地随着政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政府权威性的逐步衰减,农民们甚至发现了“逆政府号召而动”的规律。在用市场行为标准处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时,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冲突呈日益加大的趋势。 2.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的价值 面对这种当地市场空间狭小,而政府调动资源能力超强的情况,各地农业技术部门扮演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在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的激励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仍然沿用传统的推广模式: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业新技术在解决农民对技术某方面需求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农民所不期望的负效应。大规模推广的各种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干扰、破坏市场平稳运行的反作用。 严格来讲,农业技术部门缺乏真正有效的技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技术有效性的评价再也不是以前以产量的增加幅度为唯一的标准了,衡量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其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对技术经济效益的评价只能是通过市场,较之计划经济下的专家评估体系更加客观。显然,在许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农业技术部门是同市场脱节的,即所推广的新技术缺乏市场检验的过程。因此,当问到技术人员自己敢不敢首先应用所推广的新技术时,回答一般是否定的,或至少在考虑市场因素时,回答往往是不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农民采用新技术,岂不有自欺欺人之嫌?当然,这里涉及到对技术的评价问题,即如何认识技术效益的两面性。当人们追求技术的正效益的时候,往往会缺乏对技术可能的负效益的应有认识,缺乏对技术应用风险性的正确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经济效益同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即效益愈高,其存在的市场风险亦愈大。而且,任何技术的经济效益是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联在一起的,受到市场供求均衡基本规律的制约。 农民在满足自身对农产品消费的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时,农业生产技术以其极大提高产量的优势,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农业技术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民粮食自给问题。然而,在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的商品化生产时,农业便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过程,更多的则取决于同生产相关联的经营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策略决定了对技术选择的效益。一旦经营策略失误,技术愈先进,产量愈高,则带来的损失愈大。 由于对技术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农业生产的弊端便显露无遗。农民尚没有改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人状态,其对技术的选择应用仍然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1)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限制了其在市场中的有效参与。 (2)农户处于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的多主体决策状态,所形成的决策趋同性,经常导致农副产品生产的供大于求。 (3)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尤其是在有限的本地市场,导致农户有限资源的内部消耗。 4)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场,农户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很难充分地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把握市场机会。 (5)政府技术部门在向农民提供技术时,处于严重的部门分割,学科分离的状态。 所有这些反映出农村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落后状况,并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农民在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供给的农业生产技术外,缺乏根据市场机会和其自身特点选择农业技术的可能性。 3.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系特征 面对市场,农民不仅需要农业生产技术,同时更需要与农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市场经济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因而也促进了农村社区原来基本上处于同质状态的农户间的不断分化。在同一社区农户自然资源禀赋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掌握和应用农业技术的差异, 导致并加速农户间分化的根本性动因。因此,当我们比较同一农村社区农户间的差异时,会毫无例外地发现,那些社区中的“能人”(专业大户),较一般农户,尤其是较贫困户的优势,并非仅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这类“硬”的技术上,更多的是在“软”的经营技术上,包括更强的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具有更强信息意识和创新意识,即他们在对其“智能”的应用上,呈现出高于一般农户的明显倾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者,更重要的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业的经营者,即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和自身的资源特点,组织进行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经营活动。在传统农业中,种什么、养什么以及怎样种、怎样养的技术对于农民生存条件的获得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市场条件下,生产技术必须在同市场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意义。所谓的经营技术,首先是要会进行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知道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提高销售利润,从而制定针对不同市场状态的经营策略,尤其是如何避免市场价格风险的措施。显然,绝大多数农村“专业户”,通过长期实践的摸索和总结,基本上具备了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使之能更主动和更有效地参与市场,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一般农户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进入到这一层次,使其提高农业效益十分艰难。 当然,即使那些成功的“专业户”,在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农业生产和经营仍然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导致其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尤其是不能参与到更远、更大的市场中去。本地农产品市场空间的狭小以及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成为农业提高效益的瓶颈之一。因此,农业组织技术所针对的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通过组织的形式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户间需求和农户自身特点的分工与合作。目前各地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强调并扶持各种类型的农民技术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建立,其实质便是农业组织技术的具体推广和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格局,相对于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的封闭性,其有效运行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生产经营的规模越大,对有关信息的需求量则越大,对信息的质量要求越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与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呈正相关。农村中的“小贩”在关联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活跃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效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流通领域中信息的价值。农业信息技术是涉及到如何更有效地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传递信息和使用信息等的手段和途径,使信息最终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显然,相对于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格局,有组织有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更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有效性。 同传统农业的保守性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经营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机制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表明,没有创新便不会有农业的发展。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创新并不仅仅是前述各技术层面上一般意义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强调战略层面的创新,包括观念上、意识上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运用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适应不断变化中社会、市场环境的要求,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能更好地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并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在农业中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国应该将农业技术理解为一个体系,即除了农业生产技术外,还包括与农业经营相关的各种技术,包括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等,其在农业中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的层次。处于下部的技术是基础,是高层次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使农业效益不断提高,在处于低层次的技术得到基本配置的情况下,则取决于较高层次的技术是否得到配置以及配置的数量和质量。严格来讲,较高层次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效益提高的源泉,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五个层次的技术中,除了生产技术是以物为载体外,其他四个层次的技术均是以人为载体的。显然,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愈往上则愈高。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不仅涉及到对人的技能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智能的开发。 4.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战略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技术进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制度环境,并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使建立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农业技术体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原有的技术体系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适应,尤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在市场中的行为方式。 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现代化的必然战略选择。为此,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现有农业技术体系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加强其同市场的关联,在提高各级技术人员素质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技术队伍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按照农业发展对技术需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村技术服务体系,促进农业技术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的发展。 (1)农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人员需要以技术发展主体的角色参与市场,通过市场检验和实现农业技术的效益和技术人员的价值。为此,需要技术市场的建设同其他农业要素市场的建议综合在一起,根据农业技术的特点,形成农业技术市场运行和管理的规范。 (2)技术人员需要了解市场、研究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建立起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同市场-消费者的关联。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使技术人员能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进程,不断提高其市场意识和市场能力。 (3)在强调农业“硬”的生产技术发展的同时,农业科技政策需要将重点逐步转移到对农业“软”技术的开发上,促进生产技术、经营技术、组织技术、信息技术和创新技术等以市场和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均衡发展格局。为此,需要根据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制定相关的农业技术政策和发展计划。 (4)建立农业技术体系中部门之间,学科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尤其需要运用市场行为替代政府行为,使市场利益机制在技术资源的配置和技术效益的分配过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为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科技资源市场化的进程中,提高农业运行的效率。 (5)根据农民对不同技术的需求特点以及其掌握不同技术的能力差异,建立不同形式的技术服务体系,促进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的多样化和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和及时性。为此,需要借助市场资源来装备农业服务的手段,而不应沿袭“等、靠、要”的思维方式。 (6)克服技术人员固有的“官本位”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运用利益机制同农业技术的使用者-农民和农业企业建立平等的、互惠互利的用户和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社会资源在农业技术进步中的投入。为此,需要强调技术人员在研究、开发和推广农业技术中的利益合法性,促进技术人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实现其角色根本转换,使之逐步成为农业技术市场的运行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必然伴随着一系列与农业技术应用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而核心是要按照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确定技术人员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由政府供给主导型逐步向农户需求主导型转变。运用市场力量整合政府资源、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使农业技术在促进农业产量增加的同时,以市场及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极大地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 农业在国民经济里占据着基础性地位。农业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另外,我国农村人口占据较大比重,农业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些因素都确保了农业在我国的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经济也不断发展,但是也呈现出各种问题。当前,我国土地资源日益减少,农业经济发展竞争更加激烈,如何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是我国各界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 农业经济増长;农业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农业收入,这种现象严重的制约了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另外,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式也多是粗放式发展,经济增长的方式没有达到最优。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必然是走可持续与集约化发展的道路。本文重点针对农业技术来研究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发展的概述 (一)农业发展中的相关概念 在我国农业是指依托土地资源进行动植物生产的产业。农业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狭义的农业主要指依托土地资源进行种植农作物的种植业。广义上的农业还包含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及相关的副产业。所谓的农业技术是在农业活动的生产活动中,农业从业者为实现增产与增收,对从事的农业活动进行的技术改造与优化活动。在农业领域内,农业技术的进度对农业发张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外在表现有:落后技术的淘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产值的增长、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虽然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在农业的产业发展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有:农村耕地种植面积的大幅减少,人地矛盾日恶化;农业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较弱;农业技术发展缓慢;土地集约化程度低;农业经济整体呈现不出规模效益;农产品供过于求,竞争力弱;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等。 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改变农业生产要素的质量 农业技术进步可以改变农业生产要素的质量,以此可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农业技术进歩的作用首先通过生产要素的改变来实现。农村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主要是农作物、鱼类、林木及牲畜。通过改良农作物、鱼类、林木及牲畜的品种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要实现农业中生产要素的品种提升,需要现代的农业种植与遗传学的文化知识,更需要对所依托的土地资源进行改造与优化;需要改造生产工具与器械,提升生产效率;另外,还要提升生产所依托土地资历的利用率,以此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二)优化农业生产环节 农业技术的进步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生产要素的优化中,更通过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表现出来。整个农业的生产活动中,通过利用科学技术,提升农业的技术发展水平可以优化土地的基础建设,改善耕地水土流失与土地沙化的状况;还可以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与产业化的发展。在农业延伸产业上,农业加工业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发展,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其产能与品种。在流通环节,通过农业技术的进步,依托先进交通工具与便利的交通设施,可以实现农产品的快速交换。此外,企业可以建立起功能齐全,渠道多样的信息网,加强农业生产各环节的联系,以此促进农业的经济发展。 (三)改良农业的产业结构 农业不仅仅是指农业种植业,它包含了多个产业统。通过改良与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的可以促进农业的经济发展。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提升农业的增长质量,农业的产业结构也会得以优化与改良。举例来说,畜牧业与渔业可以通过改进农业技术以此优化其产业内部的结构,甚至优化两部门产业间的结构,从整体上使整个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得以优化,最终是农业得以发展。 三、农业技术进步的优化策略 (一)提升农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要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着手。首先。国家农业管理部门,特别是科研部门应该改变其技术研究方向。当期,我国地方的农业科研部门的关注重点是农业生产,科研重点几乎全部在农业生产上。农业科研部门应将科研重点放在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上,发展可持续的循环农业。除此之外,科研部门应该关注农业的品种改良、信息技术提升等。其次,农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不应该忽视政府的监督作用。在农业科研领域中,所有的科研项目经费往往是由政府部门来提供。政府在农业技术提升中,充当了投资人的角色。在整个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中,政府部门更应该发挥其宏观管理的角色与监督者的角色。再者,积极推进农业科技的产业化。农业科技的产业化主要是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这种产业化是指上市农业发展与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高新技术园区开发与拖入,通过政策、地域及农产业优势吸引农业科技企业与单位入园,实现农业科技的产业化。 (二)加强农业产业的教育 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要不断的加强农业产业的教育。加强对农业从业者的职业教育,使其成为农产产业化经营的主体;开展实用农业技术的培训,增强农民的科学生产意识;积极引导与强化农民及相关从业者的市场观念。农业技术提升的关键是农业从业者对新技术的运用。因此,农业从业者应该积极接受农业产业教育,增强其科学文化素质,并在农业生产中将农业技术及相关知识运用起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推动农业的市场环境改革 农业技术的发展也依赖于农业产业本身。通过对农业产业进行改革,为农业技术发展创造良性的市场环境。农业技术的发展本就随着农业市场环境变动而变化,市场对农产品与生产机械需求增加,市场上众多参与者会更多的关注于通过提升农业技术水平以获取更多农产品。因此,通过对农业产业进行改革,增强市场对农业产业的需求,改善农业产业的市场环境,最终,创造有利于农业技术发展的市场环境,以此推动农业产业的发展。 (四)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 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与传播有助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推广要做到及时、有效地将最新的农业技术推广给农业从业者。最终,能够帮助农业从业者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问题,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技术的推广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体系。技术推广与研究体系要坚持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对农业技术进行多元化的技术推广与研究。要避免单纯依靠政府主导,要充分发挥农业、农民及相关从业者、农业经济组织、农业技术研究企业的力量,要做到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五)提升农业技术队伍素质 农业技术的提升离不开专业的农技研发人员,提升农业技术研发团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才是关键。对于农业技术研发团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的提升核实对农业技术团队的培训工作。因此,农业技术研发团队要加强对其从业人员的培训;在进行人员招聘时,要对研发人员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不仅要求研发人员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知识,还要求研发人员具有大量的农业经验;对农业技术研发团队而言,还应该完善对其考核评价制度。团队及研发人员素质的提高要充分发挥考核评价制度的作用。通过对相应人员进行考核与评价,以此激烈其专业能力的提升。 作者:李玉红 单位:开封市农村水利技术推广站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战略选择 摘要:传统农业技术概念在市场经济中的不适应状况,导致农业生产和经营环节的分离,制约着农业技术价值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业技术体系应该包括处于不同层次并相互关联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在农业技术进步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农户需求主导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科技人员应成为农业技术市场运行的主体。 1.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概念的不适应 在人们的普遍概念中,农业技术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这个环节,相当于英语中的technique。因此,尽管人们将其扩展到产前和产后,但最终仍然没有脱离一个“产”字。显然,这一格局依然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并与传统农业较低的生产力相关联。虽然我们运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物理技术”和“机械技术”,尤其是近来不断发展中的所谓农业高科技,如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在农业中的应用以及“电脑农业”、“精细农业”等,但归要结底无不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产量为目标导向的。因而,这些技术在小规模的示范阶段,因其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并且在这种农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使农业增产和增收的双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然而,一旦将这些技术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应用时,便会出现农民应用先进技术后“增产而不增收”的普遍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在选择应用新技术时,缺乏对市场最基本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则与人们使用了这种单一性的、不完整的农业技术概念有关。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概念中,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始终处于分离的状态。 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技术应该是英文中的tech-nology,是指一系列工具、手段、方法、工艺、程序等的总称,它不仅作用于生产过程,同时也涉及到生产的组织和管理过程;既作用于物,同时亦作用于人,而根本的则在于对人的能力的提升,提高其在变化的、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能动性。因此,农业技术不仅要作用于自然,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更重要的是要作用于人与人所关联的社会,以减少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并在同市场的关联中,控制市场风险。 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业技术被限定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产物,而忽视了农业技术同样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果。人们在选择农业技术时,往往对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性因素考虑不够。在农业技术由政府供给主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和在推广农业技术时,往往运用静态的决策方法,即只是根据当前市场状态,而缺乏对未来市场变化的基本预测,有时是按当前外地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组织当地的农业生产,决策时存在着严重的时空错位现象。而在当地农产品市场容量极为有限时,农民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造成了农民间的无序竞争,各种农产品收购大战中,最终受损失的是农民的利益。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时,均出现过大起大落的局面,尤其是像果品生产,从决策到见成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这种决策的延滞效应,使农民在政府的行政命令下,一次次地随着政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政府权威性的逐步衰减,农民们甚至发现了“逆政府号召而动”的规律。在用市场行为标准处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时,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冲突呈日益加大的趋势。 2.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的价值 面对这种当地市场空间狭小,而政府调动资源能力超强的情况,各地农业技术部门扮演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在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的激励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仍然沿用传统的推广模式: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业新技术在解决农民对技术某方面需求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农民所不期望的负效应。大规模推广的各种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干扰、破坏市场平稳运行的反作用。 严格来讲,农业技术部门缺乏真正有效的技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技术有效性的评价再也不是以前以产量的增加幅度为唯一的标准了,衡量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其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对技术经济效益的评价只能是通过市场,较之计划经济下的专家评估体系更加客观。显然,在许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农业技术部门是同市场脱节的,即所推广的新技术缺乏市场检验的过程。因此,当问到技术人员自己敢不敢首先应用所推广的新技术时,回答一般是否定的,或至少在考虑市场因素时,回答往往是不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农民采用新技术,岂不有自欺欺人之嫌?当然,这里涉及到对技术的评价问题,即如何认识技术效益的两面性。当人们追求技术的正效益的时候,往往会缺乏对技术可能的负效益的应有认识,缺乏对技术应用风险性的正确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经济效益同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即效益愈高,其存在的市场风险亦愈大。而且,任何技术的经济效益是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联在一起的,受到市场供求均衡基本规律的制约。 农民在满足自身对农产品消费的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时,农业生产技术以其极大提高产量的优势,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农业技术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民粮食自给问题。然而,在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的商品化生产时,农业便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过程,更多的则取决于同生产相关联的经营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策略决定了对技术选择的效益。一旦经营策略失误,技术愈先进,产量愈高,则带来的损失愈大 由于对技术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农业生产的弊端便显露无遗。农民尚没有改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人状态,其对技术的选择应用仍然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1)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限制了其在市场中的有效参与。 (2)农户处于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的多主体决策状态,所形成的决策趋同性,经常导致农副产品生产的供大于求。 (3)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尤其是在有限的本地市场,导致农户有限资源的内部消耗。 4)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场,农户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很难充分地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把握市场机会。 (5)政府技术部门在向农民提供技术时,处于严重的部门分割,学科分离的状态。 所有这些反映出农村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落后状况,并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农民在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供给的农业生产技术外,缺乏根据市场机会和其自身特点选择农业技术的可能性。 3.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系特征 面对市场,农民不仅需要农业生产技术,同时更需要与农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市场经济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因而也促进了农村社区原来基本上处于同质状态的农户间的不断分化。在同一社区农户自然资源禀赋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掌握和应用农业技术的差异,导致并加速农户间分化的根本性动因。因此,当我们比较同一农村社区农户间的差异时,会毫无例外地发现,那些社区中的“能人”(专业大户),较一般农户,尤其是较贫困户的优势,并非仅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这类“硬”的技术上,更多的是在“软”的经营技术上,包括更强的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具有更强信息意识和创新意识,即他们在对其“智能”的应用上,呈现出高于一般农户的明显倾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者,更重要的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业的经营者,即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和自身的资源特点,组织进行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经营活动。在传统农业中,种什么、养什么以及怎样种、怎样养的技术对于农民生存条件的获得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市场条件下,生产技术必须在同市场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意义。所谓的经营技术,首先是要会进行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知道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提高销售利润,从而制定针对不同市场状态的经营策略,尤其是如何避免市场价格风险的措施。显然,绝大多数农村“专业户”,通过长期实践的摸索和总结,基本上具备了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使之能更主动和更有效地参与市场,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一般农户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进入到这一层次,使其提高农业效益十分艰难。 当然,即使那些成功的“专业户”,在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农业生产和经营仍然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导致其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尤其是不能参与到更远、更大的市场中去。本地农产品市场空间的狭小以及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成为农业提高效益的瓶颈之一。因此,农业组织技术所针对的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通过组织的形式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户间需求和农户自身特点的分工与合作。目前各地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强调并扶持各种类型的农民技术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建立,其实质便是农业组织技术的具体推广和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格局,相对于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的封闭性,其有效运行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生产经营的规模越大,对有关信息的需求量则越大,对信息的质量要求越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与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呈正相关。农村中的“小贩”在关联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活跃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效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流通领域中信息的价值。农业信息技术是涉及到如何更有效地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传递信息和使用信息等的手段和途径,使信息最终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显然,相对于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格局,有组织有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更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有效性。 同传统农业的保守性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经营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机制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表明,没有创新便不会有农业的发展。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创新并不仅仅是前述各技术层面上一般意义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强调战略层面的创新,包括观念上、意识上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运用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适应不断变化中社会、市场环境的要求,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能更好地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并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在农业中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国应该将农业技术理解为一个体系,即除了农业生产技术外,还包括与农业经营相关的各种技术,包括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等,其在农业中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的层次。处于下部的技术是基础,是高层次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使农业效益不断提高,在处于低层次的技术得到基本配置的情况下,则取决于较高层次的技术是否得到配置以及配置的数量和质量。严格来讲,较高层次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效益提高的源泉,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五个层次的技术中,除了生产技术是以物为载体外,其他四个层次的技术均是以人为载体的。显然,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愈往上则愈高。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不仅涉及到对人的技能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智能的开发。 4.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战略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技术进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制度环境,并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使建立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农业技术体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原有的技术体系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适应,尤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在市场中的行为方式。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摘要: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一些技术的革新,已经对农民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这些农民的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为立国的根本的,农业技术水平的进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业;技术;收入;人力资源 1农民过去的收入 1.1买卖农作物 农作物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是比较低的。古代就有诗句写过“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诗句。虽然农作物的重视过程非常艰辛,但是它的价格一直不高。第一个方面,它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如果定价过高,会引起进一步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农耕的技术要求较低,人人都能做到,并没有市场准入,因此农耕的门槛较低,而且在中国,农民的基数较大,所以价格并不能太过向上。 1.2政府相关政策的补贴 由于工业的发展,等一系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身成为了一个工人,工人的数量增多,农民的数量减少,但是相应的农作物的需求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一方面是对农民的收入较少进行补助,一方面是保证农产品的产出。 2农民的现状和农业技术的现状 2.1农民的现状 在近两年的生产作业中,农业的技术革新带来了,农产品的机械化生产。机械化生产节省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力,物力,这些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安置。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对农业生长的方式进行了变革,许多的原本的人工劳力工作被机械化所替代,大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工作内容,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2.2农业技术的现状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发展越来越迅捷,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种植活动。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工具被应用了起来。在播种,种子的处理,收割方面都有相对应的技术手段,减轻劳力工作量,提高了劳动效率。 3农业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农民收入 3.1提高生产率,影响农民收入 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原来一个农民只能负责一块田,在机械化的帮助下,农民可以负责多块田,而且工作的强度减小了,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产出的农产品越多,自然收入就越高。但是过多的产出农产品,会造成买方市场,市场上的货物供大于求,货物的价格被迫降低。一味地生产过多的农产品可以不仅不能得到利益的提升,还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暴跌,降低农民的收入。技术进步固然会对农产品的生产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农产品的增加有可能农产品的贬值,从而使农民的收入变少。作为某些必须的农作物,比如大米等等,受到农产品增加产生的变动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其他的一些非必须的农作物,大家会降低对他的需求,达到让农作物降价的目的。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对农民的收入是有促进作用的,而且促进的效果较大。 3.2通过产品优质化,影响农民收入 同类商品的价格往往取决于商品的质量。质量好的商品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追捧。在拥有购买能力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数都会选择优质的商品。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可能只能被迫买较差质量的商品。同样的道理,在购买能力之内,人们会优先选择购买优质的农产品,除非受到了购买力的限制,只能选择购买质量较差的商品。优质的商品,是商家投入大量的精力产出的,自然拥有更高的价格,只要质量较好,需求较高,自然可以促进农民的增收。 3.3促使品种多样化,影响农民收入 随着生物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品种被创造了出来,传统的方法是嫁接等等。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我们可以在某些植物中植入相应的基因,从而选择植物的性状。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对产品进行选择,或者从培育的角度来对基因进行选择。更利益市场,能获得较高的利益,自然可能提高农民的收入。 3.4促进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一开始的农业的技术水平较低,所以需要更多的农民进行耕作,但是随着技术的革新,大块的田地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耕作了,这样就节约了很多的劳力资源。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操作工现在处于急缺的状态的,只要这人人力资源投入这个缺口中,就能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作者:潘珍胜 单位:阿荣旗复兴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国外农业技术进步启发 一、美国、日本农业技术进步的经验 技术进步是指一样多的投入能有更多的产出,或者产出不变而投入减少。农业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和土地,因此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表现是对这两种要素的替代。 (一)美国的农业技术进步 美国耕地面积约为1.97亿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3%;人均耕地0.7hm2,是世界人均耕地(0.23hm2)的2.9倍。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世界水平,决定了美国农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少地多”。美国工业化之初的19世纪40年代,90%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增加,农业劳动力在工业部门高工资和都市生活的吸引下逐步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美国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生产方式逐步以畜力代替人力。到186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约为63%,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以畜力为主的半机械化。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一时期,以蒸汽机和内燃机为代表的工业技术革命成果应用到农业,推动了农业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刘清民和黄娟,2008)。1850年,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供养4.7个人,而到1910年,供养人数达到了8.1个。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工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农用机械的进一步应用。1950年以后,随着电气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逐步应用,农业生产率又获得一次较大提高,农业劳动力得到了更多的释放,形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又一次高潮。资料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1%,创造的增加值比重为2%,劳动生产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大量耕地转为工业用地。为弥补耕地减少给农业产出带来的影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相关产业的原料需求,农业技术进步逐步转向以化学化和生物化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为重点。1950—1970年,美国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化学品投入增加3.2倍,并且建立起完整的农作物种子、家禽畜种的培育、繁殖、加工和销售体系,农业生产率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二)日本的农业技术进步 日本耕地面积为551.47万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0.4%,人均耕地0.05hm2,呈现“人多地少”的特点,土地供给弹性低。195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约为37%,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土地资源缺乏决定了其农业的经营规模较小,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1950年以前的日本,工业基础薄弱,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没有像美国一样以机械化来提高农业生产率,而是采用了以化肥、农药为主的化学技术,以及以农作物品种改良为主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来突破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增加的制约。到1985年,日本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已达430.4kg,而同期美国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仅为93.7kg(张西华,2004)。同时,日本还加强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引入保温育苗技术,使土地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逐步调整了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在不断扩大原有城市规模的基础上,于1955年颁布《町村合并促进法》,采取合并村镇建立新城市,同时一些工业也不断向小城镇延伸转移,提高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经过20年的发展,日本的町村数量由1950年的10411个,减少到1975年的3257个;城市数量则由214个增加到641个(掲新华,2002)。随着劳动力逐步转移出农业,劳动力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日本开始农业小型机具的应用,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并逐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日本的农户数由1960年的605万户减少至2000年的324万户。 从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经验可以看出,美国在农业现代化的初期,由于“人少地多”和工业部门扩张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现实,劳动力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后期,由于工业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上升,土地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化学化、生物化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日本则根据本国“人多地少”和工业部门不发达导致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不足的现实,首先采取了以化学、生物技术和精耕细作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随后,由于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不断增强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短缺,逐步采取了小型机械化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由此可见,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类型分为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路线则表现为对每个发展阶段主导类型的选择。按照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资源禀赋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当一种生产要素相对短缺时,其边际生产率提高,价格上升,因此,生产者会寻求采用节约该要素的技术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概括和阐明了农业技术进步的本质,但是在现实中,技术进步类型是要通过相应的原因来诱导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实际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形成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业,从而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如果没有工业部门生产规模扩大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就不会大幅度减少,也就不会诱导农业部门产生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是破解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制约,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的需要。而农业产出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和国家粮食安全等原因。因此,影响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主要现实原因是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稳产、增产的需要,两者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的突出程度会有不同,从而决定了该发展阶段农业技术进步的主导类型。 二、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影响因素 与美国和日本相同,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必然会遵循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但是当前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时期,农业技术进步不只是农业发展本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在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中国当前发展需要的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目前,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22亿hm2,比1997年的1.30亿hm2减少了800万hm2,并且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使耕地至少减少26.67万hm2。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0.11hm2减少到现在的0.09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2009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8%,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38%(刘辉,2009),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比发达国家要低20个百分点,农业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空间。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也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产品的市场制约 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而大部分工业品是人们在满足温饱后为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产品。相对于工业品来说,农产品的需求具有较低的收入弹性,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食品类商品的相对需求在不断减少(赵伟,2008)。因此,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其产品在商品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生产者特别是普通农户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先天不足,妨碍了农业技术进步。 2.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先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且为保证战略的实施,还配套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工业部门的发展,但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致使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并没有使太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不足,制约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 3.农业具有稳定就业作用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的工人大量失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停产或倒闭,但并没有造成大量失业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是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在失去工作后,他们没有滞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工的回流虽然增加了农业的隐性失业数量,但化解了城市的就业矛盾。因此,在中国,农业本身还具有“就业稳定器”的作用,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步会使农业的这项功能弱化,增加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4.面临食品结构升级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不再仅满足于对谷物类热能食品的消费,而逐步转向肉、蛋、奶等类产品的消费。但是生产1kg牛肉要消耗8kg的粮食,生产1kg猪肉要消耗3~5kg粮食,对粮食生产形成了新的压力。因此,食品结构的升级对粮食的稳产、增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大力实施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能有效地促进食品结构升级。 5.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因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的不同,农业发展的差异也很大。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较高,农业技术发展较为充分;中部地区总体上呈现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特点,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低,劳动生产率低,现代农业技术应用水平低;西部尤其是西北、西南等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十分低,基本上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各地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在经济中作用的不同,要求农业技术进步要因地制宜,在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类型选择上有所侧重。 6.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低 中国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造成耕地分散经营、规模化程度低,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目前,中国农村户均耕地面积约0.46hm2,距离能有效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和实现企业化管理最小规模的10hm2还有相当差距。而且,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给农业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造成一定障碍。 三、政策建议 综合考虑以上影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因素,提出4点政策建议: 第一,将农业技术作为公共品,加大国家对基础性农业技术的投入力度,以此弥补私人农业生产者技术创新动力的不足。同时,建立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使农业技术尽快走向应用。 第二,在农业技术进步类型选择上,当前总体上应以推广化学、生物技术为主,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缓解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对粮食产量的压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时,慎重、稳妥推进机械化技术,延缓农业劳动力的解放速度,保持农业劳动力释放数量与工业新增就业岗位的基本平衡,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东部地区同步推行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中部地区侧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适度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西部地区着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暂缓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第四,建立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创造适合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培育具有企业性质的农业生产市场主体,以市场机制和现代管理加快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探讨 摘要 农地流转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迫切需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农业资源禀赋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其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农地流转意愿会增强;农业技术进步则会降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运用Logistic模型对河南省永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分析结论提出政策建议:(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 关键词 农地流转;农业资源;农业技术进步;教育水平;Logistic模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制度改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土地资源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之必需。陈锡文等(2002)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就已经开始自发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1]。到2013年底,全国农村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273万hm2,占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26%,比2012年底增长22.5%[2]。土地流转的增长速度呈逐年递增的态势。针对农地流转及动因的研究文献众多,钱忠好等(2008)认为农村教育投入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有助于加快农地流转[3]。江淑斌等(2012)认为农民的非农就业增加会推动流转[4]。何京蓉等(2011)[5]、易小燕(2010)等[6]综合考量了多种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诸多因素包括: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情况、宏观政策因素、农户年龄、耕种土地面积、流转租金、流转年限、区域因素等。更多的学者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农地流转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冀县卿等(2010)[7]、王家庭等(2011)[8]、周海灯(2010)[9]、刘洋等(2011)等[10]。但是目前从农业技术进步角度研究农地流转问题的仍然较少,因此,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从农业资源禀赋出发,以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民受教育程度角度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理论分析市场经济中,经营农地需要投入多种要素,在此我们考虑两种最主要投入:劳动和资本。农地经营规模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量,其中农业劳动者素质以其受教育水平(包含学历教育和其他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等)体现,农业资本投入量主要考虑农业技术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普遍较低,即农业资源禀赋处于低水平,此时分田到户,实行小规模经营符合当时农业生产特点,实践也证明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地效果明显,整个80年代,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迅速。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农业资源禀赋发生变化: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国家对农业投资增加,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等。如此均要求农地经营规模与之适应,由家庭为单位小规模散碎经营向专业农民为主的农场化规模经营模式转变,即农地经营权需要由农民家庭所有向专业农民过渡,农地经营权发生流转。 1.1.1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地流转农户是否愿意转让农地,取决于农业生产收益和非农收益的大小比较。如果其非农收益高,农业生产收益低,他会转出农地,成为农地供给者;反之,则保留原有农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非农收益包含两部分:非农就业收益和农地租金收益。非农就业收益取决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农地租金收益保持不变。如果把农地生产收益作为农户非农收益的机会成本,则可以推出,在农地生产收益和农地租金既定条件下,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转出土地,从而成为土地流转市场中的供给方。图1中的坐标系横轴表示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纵轴表示农户的收益水平。农户拥有的农地面积一定,单位面积农地收益不变,则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既定,在图中表现为一条水平线。而非农收益随着农户受教育水平而增加,因而在图中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斜线(即非农收益1),非农收益线1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1点,E1点对应农民的受教育水平C1,即对拥有既定面积农地的农民而言,其所受教育水平超过C1,他的非农收益将大于农业生产收益,那么他将选择外出务工,从而转出农地。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相同教育水平的农民工资水平会越来越高,从而外出务工收益开始增加,如图1,非农收益线1将以农地租金收益点为圆点发生逆时针旋转至非农收益线2,即在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农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向城市转移,更多的农民成为农地的供给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逐渐减少。非农收益线2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2点,即做出外出务工的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由原来的C1降低至C2,也即农村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从事非农生产,成为农地的供给者。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产量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农业生产收益增加;另外,随着农地供给者转出其农地,农业生产者将会耕种更多农地,如此都将会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线平行向上移动,只要农业生产收益增加的幅度低于C1与非农收益线2相交的点E3,农户仍然会转出其承包农地,从事非农生产。所以,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转出农地,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数量将会减少。 1.1.2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实行化的集体主义,以全体社员(农民)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为特征,社员劳动没有激励,加之当时集体对农业资本投入较少,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均严重不足,农业生产都处于极低的水平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分地,责任到人,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政策指引下,广大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鉴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技术水平非常低,同时受户籍政策所限,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此时农民的劳动相对于稀缺的农业技术投入来说,价格更为低廉。为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农户在生产中减少对农业技术投入(或不投入),代之以大量的劳动投入。单位面积农地上劳动投入量的迅速增加,使得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迅速增加。故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很快解决温饱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水平的平均增速是快于城市的。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发展开始增速,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弃农从商、弃农从工,以获取更高收益;而对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则希望通过耕种更多农地来增加收益,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也为农民能够耕种更多土地提供保障。于是,该部分农民对农地的租入需求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可见,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图2(农业技术水平与农地面积、劳动力的关系)所示,在农户耕种土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为保证农业生产收益不变,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农业技术的价格相比农业劳动力的价格是高的,在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既定时,农民会投入较多的劳动(N1),而投入较少的农业技术(T1);但是,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同时农业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革的投入力度加大,农业技术的价格相对农业劳动力价格变的相对便宜,农民为获得相同收益,投入的劳动量相对减少至N2,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农业机械投入至T2,即以农业技术替代劳动,增加的农业技术投入量T(T=T2-T1)替代的劳动投入量为N(N=N2-N1)。农户如不进行非农就业转移,家庭将出现N的剩余劳动。农户为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在农业技术投入量既定为T2时,他们将增加农地耕种面积(农地面积L2曲线),其中L=L2-L1即为农业技术进步以后,农民对农地的需求增加量。综合,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的增大以及农业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农村中更多具有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民选择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同时转出农地;而越来越多受教育水平更低的农民则留在了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耕种更多的农地。 1.2研究假设为进一步分析,我们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农民的非农就业收益与其所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农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其非农就业收益也越高,其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假设2:农业技术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农业技术越发展,农户可以耕种更多农地,也更可能在农地流转中成为农地转入者。 2农业资源禀赋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4年对河南省永城市3镇15个自然村的随机调研所获,调研对象为河南省永城市的顺和镇(轩村、赵营村、朱庄村、西街村、朱庄村),芒山乡(郑楼村、山城村、刘厂村、柿园村、后尧村),演集乡(时庄村、李楼村、柒坊村、武庄村、陈楼村);通过在农地随机选取调研对象,每村发放问卷4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15份。在这515户中,有448户参与土地流转,其中,转出土地农户335户、转入土地农户113户;没有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有67户。从参与流转的土地面积看,转出土地面积为1787.9hm2,转入土地面积为810.5hm2,参与土地流转总面积为2598.4hm2,占样本农户土地面积的62.65%,在所有受访农户中,有203户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 2.2变量设定在借鉴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笔者运用调研数据,从微观农户的角度出发,建立影响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进一步验证资源禀赋变动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结论,我们重点论证农户的受教育情况与农业技术进步对其农地流转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农户的受教育情况用农户接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农业技术进步指标主要用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量来反映。具体分析变量选择有:农户基本信息(包括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合作组织等),农户非农收益信息(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非农收益、自营收益等),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信息(人均土地面积、可否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农业机械作业面积、农业劳动人数等)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区域农地流转价格和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等四部分共计12个变量信息。表1中详细描述了各变量的赋值及统计情况。 2.3模型选择模型选择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和农地转出行为为因变量,即2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不符合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对于因变量的连续性要求,故选用BinaryLogistic定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便于分析,将模型进行对数转换,得到关于因变量的发生概率函数和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2.4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地转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2.4.1模型分析以农户的农地转出与否为因变量,以所选择的上述12个因素为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利用Eviews计量经济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模型结果中的常数项不显著,故将其去掉,建立不含常数项的模型式,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2.4.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结果分析得出,农户基本信息中有2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户主受教育程度(10%显著性水平)和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5%显著性水平)。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倾向于转出农地,与上述理论分析结论及假设一致。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也为正,说明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另外,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中有3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人均土地面积(10%显著性水平)、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5%显著性水平)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5%显著性水平)。人均土地面积对农户的土地转出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越多,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可能的原因是农地的规模经济效应,在农地单位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经营农地数量越多,其收益也将越大,其转出农地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故其转出意愿越低。其次,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指标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的系数均呈负,说明农户在农业耕作中机械化程度越高、机械作业面积越多,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越弱。这与我们在实际调研中所获情况基本相符,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对便于机械作业的地块,农户则更多的自己耕作,而不转出土地使用权,即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不愿放弃耕种农地,而是选择在农忙时请假回家耕种,以增加自己总收益。 2.5农户机械投入对农地转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2.5.1模型分析我们仍然使用上述12个自变量来分析农户的机械投入量对其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因变量代表农户是否转入农地,2表示转入农地,0表示没有参与农地流转;自变量为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12个自变量,通过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将回归分析中对不显著的变量和常数项剔除以后,其分析结果如表3. 2.5.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所有影响因素中仅有1项(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即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农户的非农就业经验越少,农户越倾向于转入农地,反之,非农就业经验丰富的农户则越不倾向于转入农地。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变量在统计水平上均不显著,但从其回归系数的正负判断,两变量均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成正相关关系,即可以进行机械作业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农地,农业机械作业面积越大的农户也越倾向于转入农地。 3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上述对农户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地的转出影响比较明显,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与理论分析部分及假设1保持一致,表明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农地流转。但是,农户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与农地流转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也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显著,与理论部分的假设不符。其原因可能有二: (1)农地转入的相关数据量有限,仅有113户; (2)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程度还很高,而普通农民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又很差,耕种越多风险越大,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考虑,个人转入农地进行经营者就少,绝大部分农地都转入农业合作组织内,故农户个人的农地流转行为受机械化水平的影响有限。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进一步加快农地流转。 (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形成;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产量的增长。 (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整个生产过程持续时间长,受到自然、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虽然目前我国出台有《农业保险条例》,但仍然很不完善,需要财政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不断健全相关制度措施,以使农户的耕种风险降低,农户才愿意耕种更多农地。 (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农业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推动农地向合作组织内部流转,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并通过规模化生产规避农业产品销售中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加快农业先进生产技术推广,有效规避农业技术风险。 (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虽然从分析的结论看,农业机械化提高无助于农地流转,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作者:高峰 单位:商丘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框架和生产率模型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生产率,即投入生产要素增长率不能解释的产出增长率,包括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在内的效应。假定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变量是农业研发投入,其他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等为控制变量,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为:其中,R表示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总量;ST为农业规模、农业生产、贸易等结构变化;D为其他哑变量。被解释变量TFP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提高了农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存量,促进了农业知识应用和新技术产生,因而,研发投入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技术应用和产品商业化,产品多样化和质量提升有利于实现产品价值,对外贸易结构优化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里配置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实现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衔接,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率进步。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收集农业资本投入、劳动力和农业种植土地等1991~2011年的数据,构造农业产出函数计算我国农业TFP。这里,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对应计量模型具体如下:对式(2)取对数得到:lnYt=lnA0+αTt+αklnKt+αLBlnLabort+μt,或者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对数生产函数还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中,Y,K,Labor分别表示历年农业产值、农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t为时间。农业资本存量通过核算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并取折旧率6%进行核算历年资本存量,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参见有关文献[。通过回归分析估算产出弹性系数,确定各要素的产出弹性,下面,运用上述公式核算的被解释变量TFPt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借助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耕地面积,利用消费者、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农业产值和投资进行折算实现不同时期的产出、投资的可比性。通过检验函数是否满足规模收益不变性和选择函数的最佳对数式,发现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收益不变,回归得到的生产函数模型方程:根据式(4)、(5),可计算得到TFP增长率。设1990年的指数为1,可计算历年的TFP指数(如图1),tfpgrowth、tfpindex分别为TFP增长率和TFP的指数,其中有:tfpindext=tfpindext-1(1+tfpgrowtht)(6)对tfpindex和tfpgrowth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接近于1。因此,在分析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时,只需选取其中一个指标设置回归方程。收集解释变量数据为:历年农业研发投入、农业耕种面积、贸易产品结构等数据。根据式(1),可引入计量模型分析农业生产率的研发投入影响,对于其他因素则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RRD为农业研发投入与农业产出的比值,lnland为农业耕种面积的对数值,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分别将被解释变量与潜在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发现TFPt分别与RRD,REXt-2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52,但TFPt与lnland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5,且RRDt-1,lnlandt,REXt-2分别对TFPt存在因果关系,由于RRD、REX与lnland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方程不理想,运用Eviews5.0对TFPt和解释变量RRD、REX与lnland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呈一阶协整关系,经过多次回归分别得到如下方程:件不变时,农业研发投入比例越高,对后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第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产品出口比例越高,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反而对同期的农业生产率带来负向效应。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对外出口可以拉动农业生产率提高,但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却导致农业生产率降低,其原因在于耕种面积扩大,农产品产量增大,引起市场农产品供给扩大,供求渠道流通不畅,导致农产品滞销和价格大大下降,反而引起农业收益降低,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 三、结论及政策 通过核算1990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指数并分析农业研发投入对其产生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出现明显的波动。在1990~1995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增长,在1996~2003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率出现连续负向增长,在2004~2010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向增长两年后出现一年负向增长的波动。这个结果基本上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生产仍具有较大改革制度能量激励,农业生产率表现为连续增长,但在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我国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恶化,农业承担的税费负担重,城乡差距拉大,农业资源大量外流,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以致出现农业生产率连续降低。自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税费减免,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改善,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调节缓慢性,市场机制对农业产生明显的作用,致使农业生产率出现两年正一年负的周期性波动,市场波动已明显地影响农业生产率了。第二,我国农业领域研发投入对其后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效应,农产品出口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农业耕种面积的增加,反而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略有下降,对农业生产率具有负向效应。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提高和促进农业劳动力素质提升,这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业生产应对市场机制的能力比较微弱。但是,基于农业产业正外部性,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结合上文实证分析,为了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业研发投入:一是加大对农业研发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研究和试验,依靠技术进步弥补农业资源的不足。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深,农村优质劳动力在不断外流,农业生产剩余积累的资本也转移到其他产业,一部分农业土地流转为非农用途,农业土地肥力下降且遭受污染,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相对于工商业,农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为克服农业资源转移和抑制农业生态不断恶化,要逐渐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二是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农业产品对外贸易,拉动农业技术进步。我国农业虽说地少人多,但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以及园艺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出口,有利于发挥劳动力优势,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三是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经营技能,积极应用科研成果于农业生产,提升农业生产率。农业技术的应用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现有农业劳动力,无论是流出到城镇工商业就业,还是留在农业内部就业,都需要通过技术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整体上,农民市场意识较弱,不熟悉市场运作。因此,各级政府和市场管理部门应承担农业生产、产品流通渠道的信息收集和,引导农业经营者的生产和经营行为,提高农业经营者的市场驾驭能力,克服市场机制盲目性致使农业产品供求过度波动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面冲击。加强市场建设和信息传播,引导农业经营者利用市场规律进行生产和销售产品,提高农业经营收益率。 作者:余子鹏赵玮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主体行为分析 一、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概述 农业技术是由多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单项技术所构成的技术体系。农业技术进步既表现在单项技术的创新上,也表现在单项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上,还表现为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上的整个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上。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 (一)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是指该项技术从研究到应用再到淘汰的全部历程。这一过程可粗略分为技术问题的提出、研究项目的选择、研究目标的确定、技术成果的研究、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技术成果的更新换代等六个阶段。创新过程随时间先后递次推进的关联关系,表示前一阶段工作的结束是后一阶段工作开始的条件;而向左的箭线则反映了新过程的反馈关系,表示后续阶段工作可以发现前面各阶段工作的缺陷,并要求返回原阶段加以修正。该图描述了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完整生命周期。 (二)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是指用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去取代低一层次的同类技术技术创新(如用生物工程育种取代杂交育种)。这一过程由多个不同层次的单项技术创新过程组合而成,整个过程可用框图2示意。图中描绘了同类的单项农业技术由低一层次向高一层次发展的全过程。这一全过程由两个相对独立的层次差异显著的单项农业技术创新过程(如虚线框所示)通过嵌合而成。即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起始于低一层次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且要同低一层次的技术更新换代相衔接。 (三)农业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过程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主要在换代升级上。这种换代升级主要依靠农业技术体系中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发展来完成,特别是依靠关键和核心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提高来推动。因此,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过程实际上是众多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综合。 (1)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快慢不同,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也不一致,这种速度和阶段的差异使各单项技术进步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合力最终决定整个农业技术体系的进程; (2)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层次不同,其中关键和核心的单项技术的发展层次决定整个技术体系的层次,关键和核心技术的突破,对其它单项技术的进步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3)农业技术体系中,密切相关的各单项技术(如品种技术与栽培技术)进步在阶段上和层次上的协调推进,对农业技术体系进步的有效性和总体推进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必须指出,上述分析仅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的工作过程。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完成,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制度保证、人才条件、资金和物资保证、信息支持。 二、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识别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主体,是指直接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直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并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作出实际贡献的机构和人员。按照这一界定,可以从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和提供条件保障两方面对其主体加以识别。 (一)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各个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是不相同的。在同一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也有多个。表现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的多元性。在技术问题的提出阶段,某些问题是由农业生产者在实践中遇到技术疑难而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政府机构在农业管理工作中发现技术障碍而提出的,某些问题则是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在科技实践中发现原有技术的缺陷而提出的,并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给决策者。在研究项目选择阶段,项目的选择可能由政府机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也可能由技术成果使用者根据生产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亦可能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根据技术发展需要作出决定,还可能由民间团体(如各类基金会)依据其宗旨作出决定。在研究目标确定阶段,具体的研究目标可以由政府机构(如科技管理机构)提出,也可以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提出,还可以由农业生产者提出。在技术成果的研究阶段,承担项目研究任务的既可能是公共的专门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机构及人员,也可能是民间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阶段,从事推广工作主要是公共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及人员,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也承担部分推广工作。直接应用农业技术成果的是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更新换代阶段,既涉及到旧技术的淘汰,又涉及到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这一阶段的直接参与者,几乎包括前五个阶段的所有参与机构和人员。 (二)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也同样具有多元性。政府为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法规,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实施管理与调控。教育部门通过培养各种专门农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人才支撑。政府为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者为获取更高收益,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为获取技术地位或经济利益,一些民间机构和人员为了特定社会目标,会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支持。图书情报设施、通讯设施、各种信息网络则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服务。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功能定位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全过程中,尽管直接参与各阶段工作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众多,具有典型的多元性,但发挥关键作用和起主要推动功能的,则是政府(或政府机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他们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最重要的主体。上述四大主体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政府主要行使管理决策和提供有力的资金、物资支持,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创造和提供农业技术新成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宣传、传授并组织生产者应用农业新技术,而农业生产者则主要接受和实际应用农业新技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四大主体的功能格局,是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及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农业技术研究周期长、投资大、风险程度高,农业技术成果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可局部化(被少数人占有)、可商品化程度低,具有明显的公共和准公共性。我国地域辽阔、农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极大,加之人平农业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众多人口对农产品需求形成的压力,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为迫切也更加严格。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高度分散,农户生产经营规模超小型化,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不高,农民主动获取或靠自己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薄弱,靠农户投资开发新技术或完全有偿使用新技术较为困难。这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充当管理决策者和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的角色,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制度保障和基本条件保障;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及一支学科门类齐全、攻关能力强的精干农业技术研究队伍,为技术成果的创造提供组织和人才的保证;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及一大批既掌握先进技术、又具有实际生产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为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充当“二传手”;也要求广大农业生产者提高掌握和应用先进技术的能力及自觉性,以扩大农业技术需求,并为先进适用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提供保障。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 在分析主体行为时,有三条基本假定:其一,各主体相对独立,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选择自主决定;其二,各主体具有理性,在行为选择时遵从社会所认可的价值标准;其三,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 (一)主体的行为动机分析 主体的行为动机,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主体的行为动机由自身属性所决定,并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者,参与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实现农民的小康与富裕;促进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障食物安全,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基本保证;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促进农业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很显然,政府的行为动机带有很强的宏观性、长期性和公益性。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的类型不同,其行为动机存在较大差异。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所室)和人员,从事技术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履行政府赋予的工作职责,通过创造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攻克技术难关,占领农业技术制高点,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赢得政府和社会的更多支持,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再一方面通过新技术成果的创造,为自己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带有公益性,也具有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具有典型的趋利性。而大型农业企业中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问题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本企业的技术问题,促进本企业生产发展,具有明显的内部服务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也存在不同类型,各自的行为动机亦有较大差别。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从事技术推广的目的:一是履行政府赋予的职责,通过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二是通过有成效的工作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和更多的扶持,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三是利用技术推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有公益性,也具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则主要是通过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经济利益,趋利性特征明显。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有时也参与推广工作,其目的有时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成果以扩大社会影响,有时则是为了实现政府目标或为了谋求经济利益。 (二)主体的行为准则分析 主体的行为准则,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对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过程决定是否参与或以何种方式参与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主体的行为准则由其行为动机所决定,并体现行为动机的要求。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准则主要表现为: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所急需的技术、对先进适用和覆盖面大及推广应用条件容易满足且需追加投资少的技术、对大范围农业生产中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和发挥重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技术,在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优先支持;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对重要农业部门发展和重点农产品生产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关键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重点支持;对农业发展带来突破性变革的技术,对农业资源深度开发和充分合理利用具有重大作用的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连续的支持;对其它类型的农业技术,则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有选择的支持。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政府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还要加进一些体现自身利益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对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有明显作用的技术、对增强自身技术实力及增加发展机会具有明显效果的技术、对获取经济利益有较大保证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自身功利不带来好处的技术研究和推广,一般加以拒绝或逃避参与;对其它技术的研究推广,则选择性参与。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主要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具体表现为:对市场需求量大(用户多)且可商品化程度高的技术、对研究推广风险小且周期短及盈利高的技术、对树立自身社会形象和提高技术地位具有显著效果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其它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加以拒绝。农业生产者在技术进步中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农业技术成果的接受和应用上。其行为准则一般体现为:对先进适用、增产增收效果显著、应用条件易于满足,所需追加投资少、风险小、获利高的技术成果主动接受,积极采用;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农业企业,对高投入、高产出、高盈利的高新技术成果,也有应用的积极性;但对投资大或见效缓慢的技术成果,增产不增收或盈利低微的技术成果,应用风险大的技术成果,一般不予接受,更不会采用。 (三)主体的行为方式 主体的行为方式,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方法和形式。行为方式由主体的行为动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它自身特点所决定。 政府在社会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通常以下列四种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1)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制度,将农业技术进步纳入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轨道,使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并利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力量,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调动他们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积极性;(2)通过组建一批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建设一支精干的农业科研队伍,以及组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网和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使全国农业技术研究有稳定的基地和人才保证,也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能迅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应用;(3)通过农业技术发展规划的引导,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有选择、有重点的经费资助,使农业发展中急需的关键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能得到优先研究和应用,并使农业技术保持一定的储备;(4)通过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承担者的招标选择,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的择优扶持,形成竞争和激励机制,增强农业技术进步的内在活力,并使农业技术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 政府组建的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是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的骨干力量,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通过向政府提出农业技术发展的决策建议、咨询意见,使政府农业技术发展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完善,更有利于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总体进程;(2)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先进适用的常规技术成果和高新技术成果,促进农业技术成果的普及应用;(3)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集团)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技术成果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4)以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获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实现农业技术的创新;(5)通过内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增强内部活力,激发农业科技人员的进取精神与创新精神,使农业技术人才资源的潜能充分发挥,在微观基础上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源动力。 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尚少,在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中仅起辅助和补充作用,他们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以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谋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2)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农业技术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3)在能谋取一定利益的条件下,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由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或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成果和推进技术成果的应用。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转化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以技术成果使用者所特有的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主要表现为:(1)通过农业生产实践发展并提出技术问题,反映技术需求,为农业技术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农业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提出具体要求,使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2)通过对农业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扩大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反过来又刺激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在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3)某些大型农业企业或产业化集团,在企业内部建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对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或资助公共和民间的研究及推广机构,对某些农业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 四、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协同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既使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机会得到充分发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增添多重推进动力;又使各主体可以按不同的结构和方式进行组合,形成多种类型的农业技术进步主体集团,使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利用多种形式和通过多种渠道加以推进。但多元主体在行为动机及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以及行为选择的自主性,又容易带来他们在行为方向上的歧异性、工作衔接和配合上的困难性,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受阻。鉴于此,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应当发挥的功能组合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步轨道上,实现多主体对农业技术进程的协同推进,便显得十分必要。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使多个主体在行为上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二是使多个主体集团在分别参与不同单项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 (一)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 在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各个参与主体对该项农业技术进步要有高度的认同,各主体间要有相互合作、共同推动该项农业技术进步的意愿。只有如此,不同的主体才有可能组织在一个集团中,并承担一定的工作,完成相应的任务。其次,各主体在工作程度上要相互衔接,递次推进。当有关主体提出农业技术问题后,决策主体就要根据技术问题及时作出研究项目的选择和确定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主体便要按目标要求随之进行研究并提供技术成果,推广主体便应适时对成果进行宣传、示范、对使用者进行培训,而应用主体则应主动接受和积极采用技术成果。各主体在工作程序上的相互衔接,使单项技术进步过程得以连续和有序的推进。再次,各主体在工作质量上要对应匹配。即在某一层次上的单项技术进步,各主体的工作都应按该层次的质量要求来完成。这就要求决策主体科学的选择研究项目,研究主体创造出先进适用的技术成果,推广主体准确有效的宣传和示范技术成果,使用主体正确应用技术成果,以保证该项技术进步过程每一阶段工作的有效性。最后,各主体在功能上要配套发挥。即某一主体功能的发挥,要充分考虑和满足其他主体功能发挥的需要。如资金、物资提供主体要满足技术成果研究和推广主体对资金、物资的需要,而技术成果研究主体又要充分满足使用主体对技术成果的具体要求,以实现对该项技术进步过程的整体推进。 (二)农业技术体系进步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既表现为众多单项农业技术的进步,也表现为各单项技术进步关联关系的发展变化。所以,农业技术体系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除包含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协同的全部内容外,还应当包含体现单项技术进步关联要求的内容。这些要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不同单项技术进步过程的同类主体(如承担不同研究项目的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之间,要加强横向联系、联合、相互提供信息、相互提供发展思路和技术手段,有时甚至需要相互提供推进条件,共同促进多个单项技术的进步;二是参与推动相关的单项技术进步的各主体集团,应在各单项技术发展的层次和发展速度上保持协调,以保证这些相关的单项技术成果同步发展,并在生产上组合应用;三是不同的主体集团应有适当的分工协作,应按各自的特点和能力的大小,选择相宜的参与项目,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并实现不同类型的主体集团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优化组合。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协同主体行为的手段 对参与主体的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分散的力量组成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合力,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又需要有相应的协同手段。在目前情况下,能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的只有政府,而政府协同各主体行为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政策调控。政府通过制定农业技术政策、法规、制度和农业技术发展规划,对各参与主体行为加以指导和规范。通过政策的鼓励或约束,使相关主体在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因彼此协同、有效推进技术进步进程而受益,或因各行其事而受到限制和遭损。从而使各主体在政策的框架内,自愿地或被迫地协同行为,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第二,资助诱导。目前有相当大一部分农业技术进步项目是由政府财政资助的,政府可以利用项目资助这一强有力的手段,要求相关主体协同行动,推进农业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的进步。并通过严格的项目管理,使相关主体相互协同配合去完成所规定的任务。同时,各相关主体为求得自身发展,亦会组成“利益共同体”,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和联合,去争取更多的政府资助项目和更好地完成这些项目。 第三,分工协作。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不同类型的主体进行指导性分工,让他们在不同的农业技术进步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对公共性和准公共性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政府资助并重点依靠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去完成;而对可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民间研究和推广机构完成,或由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自主开发及推广。使不同的主体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各得其所,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 除了上面政府采用的协同手段外,市场也是一种有力的协同手段。随技术需求的扩大、农业技术成果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可以促进众多主体联合起来进行农业技术投资、研究和推广,并形成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多样化协同的新格局。 五、简要的结语 将上述分析归纳为以下结论,作为本文简单的结语。 1.农业技术进步是一个由多阶段构成、多层次发展、多门类综合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的各阶段、层次、各门类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和环节都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只有不间断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才能实现。 2.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有众多相对独立而功能又各异的主体参与,正是通过不同主体特定功能的发挥,才使农业技术进步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工作得以完成。也正是多个主体或主体集团的相互配合,才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得到全面推进。各主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各主体的配合推进,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 3.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主体虽然众多,但政府、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决定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和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中充当管理决策者、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其他主体行为协调者等重要角色,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和关键因素。 4.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各主体,因其自身属性和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和行为准则,并按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行为选择。这一方面为多途径、多方式引导主体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带来将众多主体和主体集团分散的抉择行为引导到协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艰巨任务。 5.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政策调控、资助诱导、管理约束、指导性分工等手段,既调动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他们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潜能;又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各主体之间有效协同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就业问题论文:论国有农场劳动力资源现状及再就业问题措施 【论文关键词】国有农场;劳动力资源;再就业问题;措施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江苏省连云港市东辛农场现有劳动力资源情况进行调查,剖析了国有农场在经历过二十几年改革开放后,如何做好劳动力资源转移这一难题,并提出了措施。 近年来随着国有农场改革、改制工作进一步深入,第一产实行先交钱后种田,农场国有农田推行租赁承包经营,第二、三产业国退民进的政策有效实施,使国有农场总体上摆脱了经营困境,从而使国有农场步入良性循环发展道路上。另外、上世纪80年代一般是国有农场人口出生高峰期,到现在正是就业高潮,因此,农场伴随大量剩余劳动力产生和自然新生劳力增多,使得农场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加剧十分突出,就业压力空前巨大。为了促进农场劳动力就业,加快农场剩余劳动力转移,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好农场劳动力资源,拓宽农场职工增收领域。最近笔者就这一问题对江苏省连云港市国有东辛农场农场进行了调查。 一、东辛农场劳动力就业现状 到2006年底,东辛场总人口36922人,其中,小城镇人口13600人,转岗职工5490人,有劳动适龄人口21613人、有职工身份人口9582人,其中,农业在岗人员8849人,非农在岗人员462员,离岗自谋职业人员271人,无职工身份人口12031人,其中,各类在校生6812人,灵活就业人口2969人,未就业人员2250人。全场现有耕地面积15.42万亩。人均耕地4.17亩,有劳动适龄人均耕地7.13亩,职工人均耕地16.09亩,人少地多,土地资源比较丰富,为农场今后农业集约化、现代化、规范化的跨越发展奠定了自然有利条件。农场劳动力就业在一、二、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40.9%、15.8%、10.2%,在第一产业就业例明显偏高。从2000年以来全场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5000人,其中,劳务输出2600人。 近年来,农场农业上劳动力向二、三产非农产业转移数量逐年增加,但劳务输出增长速度不快,农场三化建设水平还处于初始阶段,水平较低,农场大量剩余劳动力急需寻求就业岗位,尤其是新生劳动力资源.据调查,目前东辛农场农业剩余劳动力约在2000人,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农业向集约化、现代化、产业化、高效化发展,农场剩余劳动力还继续增加,形势也不容乐观。因此,解决农场劳动力就业问题已成为促进农场经济发展,增加农业职工收入,提高职工生活水平,保持农场经济稳定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十一五”期间的工作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十一五”期间农场剩余劳动力就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把促进农场剩余劳动力就业、实现职工增收、提高职工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把扩大就业作为农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实行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政策,结合农场经济结构调整,从政策、项目、资金、机制等方面加强农场剩余劳动力就业工作,加快提高剩余劳动力就业率,以就业促进职工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十一五”期间农场剩余劳动力就业工作的目标是:以招商引资、大力培养和做大做强民营经济,劳务输出为突破口,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逐步形成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机制,力争全场每年转移剩余劳动力不少500人,使适龄劳动力就业在一、二、三产所占的比例分别达到35%、40%、25%,使农场就业结构趋于合理。 三、东辛农场劳动力转移存在问题的形成原因 由于诸多因素,东辛农场目前仍有剩余劳动力2000多人,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经调研分析,东辛农场劳动力转移困难主要存在以下以几方面问题: 1.就业观念滞后。受传统思想影响,部分家庭女方一旦到了法定年龄,除了在外上学以外,大多数在家结婚生子,不愿外工务工,而小孩大了的职工,虽可以外出劳务,但年龄偏大没有单位录用。 2.整体素质偏低。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与农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是密切相关的。虽然目前农场劳动力素质较以往相比有较大程度提高,但从总体素质来看,仍然较低,有技术特长的劳动力不足20%,不能适应企业现代化生产的要求,这是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制约因素。 3.制度因素制约。目前的户籍制度虽然有所改革,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场职工与市民在地位、身份、就业、住房、劳保、福利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农场职工进入城市劳务,在现行户籍制度的约束下,他们无法取得与当地市民平等竞争的权力和平等待遇,同时给他们在吃、住、就业、加薪、小孩上学等方面造成许多困难,使农场职工在城市就业的成本加大,收入偏低。 4.富裕职工增加。随着农场经济快速发展,职工收入逐步提高,富裕职工增加,“小老板”占据一定比例,妻子在家“养尊处优”。东辛农场现有挖掘机、平板车、集装箱运输车、推土机等大型机械1000余台,这些家庭大多经济状况较好,一般丈夫在外赚钱,妻子在家相夫教子。 5.“惰”性思想严重。少数职工“大钱挣不到、小钱不愿苦”,宁愿在家吃父母的退休金,也不愿外出打工。去年九月份南通海林集团来东辛农场招工,经选拔,13名职工被录用,但由于怕吃苦,目前仅一名职工留在海林继续工作,其余人员均当了“逃兵”。 四、促进农场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措施 1.领导高度重视,制定切实可行措施。东辛农场党委已把扩大劳动力就业作为促进农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目标.场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 在场工会专门设办公室,统筹规划,组织制定政策措施,督促工作落实,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支持,做好农场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工作,农场农业服务中心、农机处、社会保障科、工会等部门大力开展各种形式实用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 2.积极拓宽农场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东辛农场党委结合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策略,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场剩余劳动力就业结构,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力就业率。首先,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以减少一线农业职工人数,使其快速转移到其他行业,加快养殖业、林果、蔬菜、花卉、苗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其次,由于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已逐渐成为农场就业的重要渠道,农场非公有制经济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目前农场非公有制企业多半是中小企业,其劳动密集程度高,就业渠道多样,就业方式灵活,进入就业的门槛也比较低,对于大量吸纳一般劳动力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农场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措施,使场内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到2005年底场内发展了40余家民营企业,行业包括机械、食品、鲜奶加工、玩具、动物饲料加工、轧花、刺绣、大型工程机械等部门,增强了农场安排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再次,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发展劳务输出,通过各种渠道提供劳动力供求信息,建立健全市外、省外、国外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境外就业空间,组织更多农场剩余劳动力到市外、省外、境外从事各种劳务,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减少劳动力盲目流动。 3.改变就业观念,树立就业信心。农场不定期以广播、电视、画廊等媒体和请外出务工人员现身说法,面对面回答在家未就业人员的外出务工的顾虑,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彻底改变“离土不离乡”思想。 4.开展实用性职业培训,提高农场剩余劳动力就业能力。农场要有针对性的开展职工培训和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尤其是科技培训,对于解决再就业问题非常重要,这等于为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博击附上了一个救生圈,增强了生存的本领和成功的希望与信心,形成以培训就业促进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的良性机制。重视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工作,经常性地开展劳动者岗前培训、在职培训和转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职业变换的适应能力,加强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这是减少失业促进再就业的重要手段。要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现代教育为手段,以培训质量为根本,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和就业能力为目标的职业培训机制。仅2006年全年东辛农场工会配合农场职教中心、农服中心、社会保障科等部门举办十多期技能培训班,共培训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电工特种职业等职工3600人次。 5.发展庭院经济,提高就业质量。2005年初以来,东辛农场工会大力推进“2111”富民工程,即农场要求农业承包职工每户一年必须养2头畜、10只禽、种10棵树、种一块菜园地.提供150万元低息小额贷款,鼓励职工发展家庭养殖业,努力增加职工收入。由于发展庭院经济不受时间的限制,很少受自然条件和体力的约束,投资少、见效快、收入高,因此,对提高就业质量、消化富余劳动力也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仅2005年,东辛农场大力实施“2111”富民工程,发展家庭养殖业,共安置富余职工近500人。 6.调动社会一切有利因素,构筑和谐社会环境。失业问题、再就业问题往往涉及社会低层问题。改革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群体,他们需要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对待下岗、转岗者,一定要多理解、多关心,减少矛盾,认真做好下岗职工的稳定工作。就业需求不足和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健全,给下岗、转岗职工再就业增加了不小难度,许多下岗职工、转岗职工因暂时失业而产生较大的负面情绪,给社会安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据我们这次作问卷调查表明:下岗、转岗职工中,有失落、委屈、苦闷、焦虑、不满等负面情绪的约占80%以上,对待下岗、转岗现象表示理解的仅占25%,认为分流安置合理的占不到20%。因此,扶持就业困难群体,东辛农场党委对他们实行了特殊的就业托底机制,即将他们纳入城镇低保户、特困户、捐赠困难户对象,到2006年底农场共纳入城镇低保户83户、252人享受低保待遇、全年发放低保金12.5万元、使386名残疾人全年享受帮困资金25.08万元、每年捐赠特困户资金达8万余元,这些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减少负面影响。而全社会的关怀又可以使市场竞争无情的这种负作用减小,市场无情人有情,对待下岗失业、转岗职工者来说,社会的关怀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就业问题论文:浅析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研究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硕士研究生 就业 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普通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人数不断攀升。“入口”处招生比例逐步扩大, “出口”处的毕业生就业状况究竟如何。笔者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探讨对象,就当前的就业现状展开调查,分析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大学生为缓解就业压力不断走向考研道路,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不断放大。那么,经过三年的学习后,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到底如何,笔者走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具体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展开分析,试探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就业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悠久而又崭新的学科,学科建设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和丰富。1984年我国正式创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教学、学生教育管理;科研;党政群团、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工作等。但是跟据实际的调查显示,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大概是考博、考公务员、考各类学校和其他。考博方面,很少再有继续攻读本专业的学生,大都选择类似学科或者直接转向其他学科。考公务员方面,该专业研究生一直在屡败屡战中摸爬滚打,据其介绍,由于专业需求量小、没有工作经验等原因,他们只有选择条件较少但竞争激烈的岗位,也使得其不断受挫,困难重重。到各类学校方面,在被调查人数中,大都签约的是高职院校、本科院校,与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口” 的岗位就要属辅导员了,但是如今辅导员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也在不断深化,还有部分毕业生表示并不愿意做学生工作,所以学校就业前景也不容乐观。其他的一些就业方面,诸如各类企业、创业等,比例较少,该专业研究生大多倾向稳定保障的行业,也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尴尬。 总的来说,该专业实际就业范围比较狭窄,毕业生就业集中在高校辅导员行列,考公务员和考博难度较大。加之该专业的理论水平较高,对现实社会的适应性和针对性较低,思政学生对本专业的就业信心不强,担忧“毕业即失业”,出现一些就业恐慌,没有表现出硕士研究生的竞争优势,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社会环境、就业观念等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随着扩招的步伐,普通高校的硕士点不断增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不断上升,但是普通高校的教育体制、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却没有同步的跟上。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来说,首先研究生的教育管理涣散,某些高校研究生处不能针对各个专业特点具体管理,大一统的管理方式既没有针对性又不能立竿见影,管理空泛。其次学科点建设缺乏资金和人力支持,专业教师配备不齐,课程设置陈旧落后。没有确实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导师制管理流于形式,许多研究生与导师联系甚少,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再次就是人才培养方式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处理能力,然而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大都只是理论学习,埋头写论文,缺乏实践锻炼。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实践锻炼要求不强,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认真参加思政工作助理环节和教学实习环节。另外研究生的就业能力也是值得思考的原因。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要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增强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种素质和能力,就要不断加强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队伍建设,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达到和谐共赢的双向效果。各个学科点可以组建几支高水平的导师团队,研究生既可以跟随自己导师做科研,又可以在导师团队影响下,学习他们共有的学术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技能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加深导师与研究生的情感。同时,人的教育管理是主观的,需要客观的规章制度来完善导师制度建设,应建立一系列导师任免制度、导师评估制度、导师汇报制度等。 (二)硕士研究生自我能力提升 硕士研究生要成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走专业化道路,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各方面综合发展,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实力,把专业与自身更好的结合起来,突出个性优势,优质就业。 首先要坚定信仰,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次要扎实学习理论知识,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还要多学习相关学科理论,将他们融合贯通。在理论学习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实践操作,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实习和思想政治工作助理实习中,学以致用。再次要提高能力,提升素质。 就业问题论文:试论高职高专大学生就业问题与高校对策研究 论文关健词:高职高专教育 大学生就业 就业市场 论文摘要: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入手,指出了目前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就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个中原因,并针对高职高专院校方面提出了几点对策。 据全国高等教育发展统计公报统计,1999年开始的连续高校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转折性地进人了“大众化阶段”,从1999200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为85万、95万、104万、134万、212万、280万。如果按照初次就业率计算,大学生初次未就业的人数分别为17.6万、9.5万、18.7万、26.8万、63.6万、84万。庞大的就业人数和有限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需求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在感叹:“工作越来越难找了!”从附表中可以发现,高职高专生的就业状况尤其不容乐观。因而如何正确地看待大学生,特别是高职生的就业情况及其存在的间和产生原因,以及如何系统地研究出缓解高职生就业对策,对于高职高专院校来说,是当前函需解决的问题。 1就业的主要问题 1.1就业市场份求与高职高专院校就业教育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转型,人才的市场需求发生着很大变化,近年来许多大城市都出现高职高专毕业生奇缺的现象。广州在过去的“十五”规划期间需求技师10万人,而到2005年仍不足8 000人,其中,高级技师不足300人。在“十五”规划之初,广州市制造业中24个大类80家企业,有高级工以上技术等级证书的技术工人只占19.2%。在引进高新技术情况下,企业只有19.5%的技术工人能完全从事新技术工作。这就造成了一种被动局面,严重影响了产品竞争力。据统计,我国高级技工的缺口不仅集中在建筑、印刷、机械制造等传统行业中,更大量地集中在电子信息、环保工程、工艺美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仅软件业高级技术工人缺口就高达40多万。因而,继“蓝领”之后,这种在高新领域内具有较高的知识层次、较强的创新能力、掌握熟练心智技能的“灰领”成为未来几年的紧俏人才。他们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动手能力,是直接在一线从事工艺性极强的生产工作的“两栖”型人才。高职高专院校将成为培养“灰领”人才的直接摇篮。然而目前,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在就业上却出现了就业率低、就业难的现象,两种现象相比较不难得出结论:不是高职高专大学生就业市场需求不大,而是高职高专院校教育以及供给的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导致了这种就业结构性矛盾。 1.2就业形势与择业观念之间的矛盾 根据国家最新统计,我国高等教育毛人学率达到21%,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亦意味着大学生就业大众化时代来临,但是为数不少的高职高专大学生仍然存在“精英”的传统守旧的就业理念。目前高职高专大学生仍然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影响,眼高手低、恃才傲物、拈轻怕重,不愿意去小地方、小单位。部分高职高专学生把毕业后就业看得过重,认为“一次就业定终身”,把就业看成一辈子的大事,但又由于脱离了当前就业的现实,往往不能如愿以偿。另一方面,在对自身的认知上,多数高职高专大学生仍存在“学历本位”的传统理念,认为自己比本科生差,存在对职业认知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没有看到高职高专大学生本身所具有的特色优势,以及市场的特殊需求。 1.3杜会份求与高职高专教育杜会认同度之间的矛盾 虽然就业市场对于“蓝领”、“灰领”等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很大,但另一方面社会对于高职高专教育以及高职高专大学生仍然存在较低的认同度,甚至歧视。高职高专教育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与本科院校相比,通常被认为是“次等教育”、“二等教育”。为数不少的家长和学生存在一种心态,觉得高职高专院校名声比不上普通高等院校,读高职高专没面子,这样就导致高职高专大学生生源方面往往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及用人单位仍存在“人才高消费”现象,即使岗位没有如此需求,仍然倾向于高学历人才。另外就业市场上也存在各种就业歧视,依学历等实行差别待遇,无形中更降低了高职高专院校的档次,从而更加深了社会对高职高专教育的偏见。 1.4学生择业水平与高职高专院校就业指导工作力度之间的矛盾 大学生年龄相对较小,社会经验相对不足,对职业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偏颇几从就业准备到职业选择都有许多的困惑和不解,同时招聘与应聘信息的不对称也使得应聘大学生往往处在就业的劣势一方,因此就业指导也就显得至关重要。然而目前高校开展的就业指导,大多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仍然停留在讲解就业政策、收集需求信息、分析就业形势、传授择业技巧等方面,而忽视学生个性的塑造、潜能的开发和创业、创新能力的引导,缺乏职业能力测试和职业生涯规划等内容,就业指导比较狭隘,过分强调实用性和时效性。有些高校没有健全的就业指导机构,就业指导工作往往力不从心.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2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2.1国家及政策方面 目前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内,虽然涌现了大批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和成人高校等,但相对独立的高职高专教育体系尚未形成,是影响高职高专大学生就业的深层原因。部分地区和学校,高职高专的就业政策落实不到位,限制性就业政策依然存在,如跨省流动的限制以及派遣时间限制等。办学资金投人的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高职高专院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另外,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业准人制度等也亚待完善。 2.2用人单位方面 企业与用人单位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于高职高专教育的认识仍然停滞在传统观念上,甚至存在歧视。当前大多数企业仍未能摒弃唯知识本位的人才观,即以学历或掌握知识的多少作为唯一的依据。这种选拔人才的标准往往不能检验真才实学,反而会走上“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误区。另一方面企业、用人单位与学校、学生之间缺乏供求信息的沟通也是造成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 2.3学校方面 高职高专院校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上不合理,仍然不能跟上市场需求。在办学理念上,定位不明确,没有明确地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和中专教育,远离市场需求。具体的专业设置上,要么盲目求全求新求复合,没有自己的专业特色和特长,也缺乏较强的实践性;要么功利主义严重,追求成本效益,设置成本较低的专亚。造成专业设置上的随意性和粗放性、低水平重复等令人担忧的现象。目前高职高专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还未能很好地适应大众化科技化的发展要求,仍然按计划模式运作,培养的目标仍然是高层次人才、理论型人才、甚至“精英人才”,不注重动手实践能力的特色培养,教育脱离市场的现象极其严重。另外,教育领域内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仍处于薄弱环节,高职高专院校亦没有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和深化。 2.4学生方面 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的普遍素质仍有待提高,这主要包括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目前由于高职高专教育的不足,导致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专业特长不突出,缺乏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实践和工作经历。另外在学习能力、信息处理能力、适应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上,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的表现仍然差强人意。另一方面,在就业和择业观念上,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仍然存在与现实需求相悖的传统择业观。 3应对策略 在缓解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就业压力的问题上,学校方面大有可为,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面对当前紧迫的就业情况,针对高职高专学生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学校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制定应对策略。 3.1拓宽人才的培养途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进人才培养的手段和方法 进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是两个必然的发展方向。国家建设既需要相当数量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也需要数以千万计的各级各类、各行各业的生产、管理、服务的技能型专门人才。因此,高职高专院校必须在人才培养方面下足功夫。 首先,高职高专院校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建设特色专业、特色学科,增强办学优势。学校要通过积极开展市场调研,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对高职高专人才的需求状况及意见,同时做好毕业生的跟踪与回访,收集企业、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在综合上述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专业结构调整,根据市场需求,建设“宽口径、复合型”专业,努力拓展高职高专大学生的就业适应面,打造坚实的就业核心能力,以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增强就业潜力。 其次,要改变目前课程设置重学轻术;专业课比例偏高;重理论轻实践;课程设置缺乏特色;课程陈旧落后,脱离现实的现状,必须以就业为导向,坚决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更新教学内容。突出课程的综合化和课程的内在联系性,将学习重点放到专业基础课,适当减少专业必修课程,加大选修课程的比例,为学生自主选课创造条件。同时,学校方面要积极寻求各种机会增加实践性教学的环节。通过各种渠道建设和稳固校内模拟实践性教学基地,或直接在用人单位建立现实实践性教学基地,实现产学结合,并可以直接为学生与用人单位做好提前接触。 第三,高校应采取措施改善师资力量、师资结构,拓宽师资渠道,改变师资来源从高校到高校的单一模式,多渠道引进师资人才。同时还应加强“走出去,引进来”策略,与企业、其他高校或科研机构进行人才交流,积极开展业务培训,吸收新知识新技术,改善师资知识结构。并且,在教师上岗后,积极开展教师的继续教育,鼓励和支持教学方法的创新实践。 最后,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推动产学结合,促进企业与院校的合作办学。高职高专教育具有开放性的功能,同企业的联系密切,直接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高职高专教育要服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走产学结合的道路。目前推进产学结合的模式很多,例如:“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2+1”人才培养模式、“学工交替”人才培养模式、全方位合作教育模式、“实训一科研一就业”一体化合作教育模式、“双定生”人才培养模式等。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完全可以在借鉴他人经验的基础上,因地置宜地探求符合自身特点的产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3.2加强就业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切实保证毕业生就业与创业 毕业生就业制度是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实现就业的制度保证。日益严峻并不断发展变化的就业形势要求我们对以前的就业制度中不相适应的部分加以变革,以适应新的就业形势的需要。 首先,要建立强有力的就业工作保障制度。高职高专院校以市场为导向的教学与就业体系要求我们把就业工作贯穿和体现于到整个教育教学全过程。这一工作需要引起院校“一把手”的高度重视,并需要院校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尽快建立起机构到位、人员到位、经费到位的工作保障制度,保证有相对独立的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 其次,要结合职业资格就业准人制度,实现授课内容与就业资格考试内容充分接轨。目前政府已经实行了职业资格证制度,有关部门(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人事部)已经下发了在高等院校学生中实行“双证制”的文件,一些单位在招聘录用毕业生时也非常关注学生的各种资格证和工作经验,这就要求高职高专院校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注意结合考证要求,确保学生毕业时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件,满足行业需求和学生的就业需求。结合职业资格考试的相关教材来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实际上可以说是理论教学与市场实际需要“无缝对接”的有效方式。 最后,还要积极协助构建高职高专大学生创业制度。高职高专大学生中不乏具备自主创业想法和能力的优秀大学生。但目前能够创业的高职高专大学生仍是少数,缺乏相关培训和机制保证是原因之一。因此,高职高专院校也应协助政府部门,积极构建高职高专大学生创业制度,鼓励高职高专大学生创业。 3.3适应就业工作需要,加强就业指导工作和创业教育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为其毕业生和结业生提供就业指导与服务。”尤其在新的就业机制下,提供就业指导与服务,不仅仅是表面意义上的提供就业信息和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就业,而是更深层意义的职业辅导与服务。目前高职高专院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尚属薄弱环节,必须给予足够重视。 首先,要贯彻和推行全程就业指导的理念,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就业指导应该贯穿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就业指导不应只针对毕业学生,应面对所有学生。各高职高专院校可在学生人校之初进行职业意识、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教育,为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大学生发现和了解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确立远大的目标。二年级时,针对其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培养其专业能力。毕业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求职培和择业能力培训,并提供相关就业信息。 其次,要加强就业指导机构的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高等学校要将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的建设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形成校级领导、职能部门、院系领导、辅导员以及专业教师组成的毕业生就业工作体系,建立专门的就业指导机构,并由专门的就业指导人员负责工作。我国高职高专院校在就业指导机构和人员建设上还有待完善,而国外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熟。如在美国,各种不同的联邦法令、州法令和地方法令促使每所学校里都设立了职业指导机构,并且至少有1人作为指导人员对学生做职业指导培训。所有的职业指导员接受的职业指导培训都是作为他们毕业内容中指导方面的必修课程,另外,还有州、地区、国家不同水平的其他培训课程。这种培训控制着职业指导咨询培训的质量。 第三,院校要积极开展对外就业交流与沟通活动。就业指导工作尤其是就业信不能局限于地区之间,高校应主动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就业指导机构还要加强对就业市场的研究和预测,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最后,还要重视学生就业心理辅导,并促进其进行择业心态的自我调整。我国已经尝试把大学生就业纳人人才市场,形成大学生毕业时集中就业,毕业后分散就业,就业后再就业调整等动态化的就业格局。 因此,就业指导应侧重转变大学生的依赖思想,改变一次就业定终身的观念。各高校要特别重视加强心理咨询和辅导工作,狠抓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建设。通过专兼结合等多种形式,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骨干,专兼结合、专业互补、相对稳定、素质较高的高校大学生心理咨询工作队伍,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提供经常、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帮助他们有效释放心理压力,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拥有积极、健康的择业心态。 就业问题论文:试析新时期高校贫困生就业问题探析 论文关键词:高校贫困生 就业难 就业指导工作 论文摘要: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高校贫困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就业问题也日渐凸显。就业难对高校在读贫困大学生产生了焦虑、忧郁、冷漠、敌对、自暴自弃等一系列不良隋绪。因此,在就业工作中应当予以特别关注,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做好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辅导工作,提高贫困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拓宽贫困大学生就业渠道,提供公平的就业竞争环境等,努力做好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工作。 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611万人,加上去年未能顺利实现就业的毕业生100万人,今年将有700多万毕业生需要就业,其中贫困大学生的比例约占25%,特困生的比例占10%一巧%,在西部及边远贫困地区,贫困生的比例甚至高达50%,它们构成了人学校园中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从1978年起,教育部、财政部就建立了以奖、贷、助、补、减、勤和绿色通道等经济救助为主的贫困大学生助学机制,使大部分高校贫困生顺利人学并完成学业,虽然高校贫困生走进来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走出去的问题又接踵而至。据不完全统计,高校贫困毕业生的就业率一般要低于全校平均就业率约10个百分点。f27有关调查也显示,高校贫困毕业生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相比,在签约时间上明显滞后,在签约率上明显偏低,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偏差。这对于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的贫困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我就高校贫困生的就业指导工作进行探讨与分析。 1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分析 1.1社会因素。 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就业形势严峻。}'}2009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企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甚至有些小型企业因此而破产,机关团体面临着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的压力。因此,接受毕业生的数量十分有限;而高校连年扩招,导致毕业生人数多工作岗位少;在这种异常严峻的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必将进一步加大。另外由于我国就业市场还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如单位的地方保护主义等,也必将对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的就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1.2贫困生自身因素。 贫困大学生来自农村或经济收入偏低的城镇家庭,对孩子的培养目标就是为了考大学,并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期盼子女通过考取大学,改变家庭困难的状况,因此,他们期望子女勤奋读书,考取好的大学,而背负重望的贫困大学生无疑被铐上了难以解脱的枷锁,导致他们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偏移。考人大学以后,他们的经济条件有限,没有充足的学习资料,学习条件较差,在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社交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等方面明显弱于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经济厦乏也导致贫困生校园生活面窄小,没有经济能力承担课堂以外的活动费用,比如参加一些职业技能的资格考试、外出参观学习等,就业选择的范围也相应变得狭小,就业信息的收集和实践机会也普遍较少,因此他们缺乏职业竞争力,加剧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劣势,造成了就业的困难。 1.3学校因素。 在学校方面主要是两个重视不够:一是高校缺乏对贫困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与重视,对于贫困生生活上的困难,学校可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很大的帮助,但对于他们的心理问题关注不够,没有对贫困生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和教育,而这恰恰是最关键的问题。二是缺乏对贫困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视,贫困生在就业求职的过程中存在某些劣势,最明显的如求职的经济支持,要找工作,贫困生需要去不同的地方,首当其冲的车费就很难解决,现在,有些高校成立了贫困生就业保障体系,不令在经济上给予贫困生一定的支持,而且在政策上支持贫困生,这对贫困生的就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解决高校贫困生就业的途经分析 2.1为贫困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竞争环境和就业保障体系。 贫困大学生就业既关系到千万个家庭,也关系到学校和教育的使命,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未来。同时,贫困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所以各级领导部门必须予以深切关怀,高度关注。各级政府应当尽快创造与维护公平的就业环境,大力规范就业市场和用人单位的招聘行为,建立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为毕业生就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真正做到公开公平、竞争择优,让毕业生凭个人才能就业;国家还要继续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边远地区和艰苦行业就业;进一步完善高校“奖、贷、助、补、缓”的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力度,加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贫困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可以充分享受国家提供的资助、优惠政策和免费服务。 2.2加强综合能力培养,提高贫困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注重提升在读贫困大学生的综合能力。高校要积极推动课程结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重视教学的实践环节,增加在读贫困大学生的实习和实践的机会;充分发挥学校各类社团组织的作用,鼓励贫困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通过开展以提升和拓展就业能力为主题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来提高贫困大学生的沟通能力、适应能力、社会和人际交往能力;在贫困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培养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的品德,积极参与、勇于竞争的精神,以及人际关系、自我推销的能力。 加强就业指导,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应从大学一年级抓起,贯穿于整个大学生活,从新生人学教育开始,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就业知识讲座、就业咨询、成功校友座谈会等形式,帮助贫困大学生设计职业生涯,培养职业意识,提升职业综合素质。结合贫困大学生自身的实际情况展开针对性和适宜性的职业生涯指导服务,为他们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指导;并结合实际情况,集中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大赛,邀请企业人力资源专家和事业单位负责面试的专家做评委,对贫困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设计提出建议,鼓励学生为自己确定的目标而努力,通过比赛和专家的讲座,提升贫困生就业的自信心,增加他们对面试程序的了解,增强面试实战经验,提高面试成功率和就业竞争力。 开展求职技能和技巧训练,帮助贫困生分析职业及专业的技能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求职技能和技巧的课堂教学,邀请用人单位的负责人讲课,掌握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主动适应职业岗位;帮助贫困生掌握择业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如求职材料的制作、面试技巧等;提高贫困生充分查找和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引导贫困生对自己的能力、知识、性格及兴趣、爱好等特点做出正确的评价,确定既符合社会需要,又能发挥自己特长,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奋斗目标。 2.3减轻就业压力,做好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辅导工作。 高校在读贫困大学生因其成长环境的特殊性,加上就业难及就业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影响,普遍存在焦虑、自卑、盲目、从众攀比、急躁等不良心理,有的甚至出现厌、悲观、厌世、自暴自弃、仇恨社会等严重的心理障碍。因此,高校就业指导工作者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引导。 第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讲座与辅导,帮助在读贫困大学生客观分析当前就业形势和政策,从客观实际出发,合理定位就业层次,引导他们把个人愿望与自身的实力、用人单位的要求、社会的需求等结合起来作出一个合理的决策;帮助他们积极调整就业心态,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然后创业的思想,尽早确立正确的择业观。第二,要帮助在读贫困大学生客观评价自我,克服“精英情结”和“自卑情结”,帮助他们走出自负或自卑的阴影,按照社会需求来主动完善自己,努力学习、锻炼能力,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第三,要引导在读贫困大学生增强自我调节心理状态的能力,通过合理的、科学的途径排除心理问题,在正确的指导下进行心理练习,提高自身心理承受能力,保持心理健康,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将来的就业和求职。第四,要注意引导在读贫困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和其他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团队练习,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减少不必要的忧愁和烦恼,排除心理压力;鼓励他们遇到事情多向同学与教师倾诉,寻求同学和教师的帮助,以及时解决心理问题。 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是当前就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稳定。他们的就业问题需要学校和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关心,指导和帮助,更重要的是贫困生要对自身就业情况有清醒的认识,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和提高锻炼能力,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尽快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就业问题论文:关于高师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发展最为宝贵的人才资源,当前高师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供需矛盾已日益凸显。文章拟从社会、学校和个人方面分析其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师 体育教育专业 毕业生就业 一、引言 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发展最为宝贵的人才资源,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大学毕业生就业模式已逐步从国家包分配过渡到双向选择式的个人自主择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高师体育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生因其专业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就业形势更显严峻,体育教育专业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走以质量求生存的道路,加大改革力度,拓宽培养方向,培养复合型、智能型体育人才,实现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变,才能满足社会对高师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 二、影响高师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因素 1.应试教育的影响。长期以来,在普通人眼中,我国中小学教学质量的好坏取决于学校毕业生的升学率。中小学为了提高知名度、增加生源,一切只向升学率看齐,对于不在中考、高考范围内的诸如体育课很不重视。学校对体育资金的投入非常少,体育教学、训练条件特别差,体育教师的待遇较差,就连从事教育工作的领导,也未能把学校体育摆在应有位置,体育教师的劳动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有些学校甚至取消体育教师配备,造成鄙薄甚至歧视体育教师的现象仍然存在。 2.就业逆差。当前,由于高校招生连年扩招,毕业人数逐年增加,我国人才市场上形成了供大于需的局面。毕业生的择业倾向和技能等不适应市场需要,择业期望值与用人单位要求不一致,就业过程中,体育教育专业毕业人数大大多于就业市场所需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人数,导致了非自愿的摩擦性、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业,最终造成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难。 3.非自愿性失业。高师体育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分为非自愿失业和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是指愿意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顺利就业。目前高师体育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生非自愿性失业主要有结构性失业、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市场缺陷性失业、就业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性失业。 一是结构性失业。由于学习期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的知识、技能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符,毕业时不能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导致就业障碍。二是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摩擦性失业。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都有一定的要求,大学毕业生对用人单位也有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双方可能会因为要求和期望不一致,导致毕业生就业不顺利。三是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是指由于社会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短期失业,一般是由社会动荡、社会经济严重衰退而造成的。但由于高校逐年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增长速度大于社会需求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四是就业市场缺陷性失业。当前我国尚未形成针对高校大学生毕业生的较统一的大市场,导致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搜寻成本较高,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缺陷性失业。五是就业市场规则不统一。由于国家、地方和高等学校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体系的不完善,造成就业市场的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和较高就业成本而影响毕业生就业。 4.毕业生自身因素。首先,受中国传统就业观念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大部分体育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生希望去高校、公办学校、重点中学和事业单位等地,以求得到好的待遇和福利,而小城镇、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却鲜有人问津。其次,毕业生择业方法不当。恰当的择业技巧、方法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体育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些大学毕业生没有注意到择业技巧、择业方法和自信心,从而无法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错过了很多较好的就业机会。再次,毕业生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在遇到招聘学校的拒绝和看到招聘体育教师岗位较少的时候便心灰意冷,不再继续努力寻找。 此外,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还有一些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例如,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人事制度改革的滞后等。 三、高师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对策与建议 1.增强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高师体育教育专业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体育人力资源的主要渠道,高师体育教育专业应以社会发展需要、市场的需求作为人才培养的导向。因此,高师体育教育专业应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人才培养观,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增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以体育教育质量为基础,不断革新教学内容、方法和形式,培养各级各类服务社会需要的多种体育人才。 另外,在高师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科学的分析、评价机制和对未来市场走向的预测体系,实现高等体育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接轨,有效地消除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 2.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体育市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的体育人才岗位需求对高师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能力和综合素质要求不一样。只有培养出更好、更多的具有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好、创新精神强的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有效地增强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吸引力、竞争力,才能克服摩擦性失业。 3.增强体育毕业生的择业技能。作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重要部门和机构,大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应当充分发挥其在就业指导、服务方面的职能,着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通过一系列就业指导和服务,帮助大学毕业生掌握一定的择业技能、择业技巧,客观地认识自己,科学地分析市场,教会学生善于包装自己、善于利用市场信息,学会在就业市场中“推销自己”,消除“供需矛盾”。 4.完善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首先,要促进就业市场的信息化建设。充分而有效的就业信息可以提高就业效率,降低就业成本,实现提高效益、节省资源的目标。因此,国家、地方和高等学校要围绕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立体化的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和就业市场,促进就业市场中的充分信息,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其次,要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管理和监控。目前毕业生就业市场中还存在着秩序混乱、缺乏监督和管理的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就业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各级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规定,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保证大学毕业生,也包括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秩序。 5.积极引导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当前,我国正处在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快速发展和变革的大时代。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体育教育工作者,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要善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创新改革的精神和思路,不断加强和改进高师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和就业指导,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同时,积极引导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突破传统就业观念的束缚,树立与时俱进的科学择业观和就业观,树立主动到基层、主动到西部落后地区就业的思想观念;树立自主择业、自主创业的思想观念。努力实现多形式、多渠道的科学择业,积极创业就业。 总之,高师体育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生就业关系到每一位在校体育学子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也是我们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高校、高校教育工作者只有努力做好高师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工作,才能切实振兴国家体育,增进人民健康,为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就业问题论文:关于职业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不高,就业困难。政府、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培训机构和企业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引导他们适应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要,促进平等就业。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一、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就业的必要性 今天,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流,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亿人。并且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至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10年或要不了10年,该群体的总人数将突破2亿甚至更多。鉴于城市(镇)化进程还须持续30年至40年,不出10年,“00后”还将不断加入其中,若继续回避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诉求,中国社会的演进非但没有和谐可言,还将生出无数后患,这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形成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是未来10年至20年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是加快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提高劳动力素质,即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以支撑“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变。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仅占30%。这导致他们不仅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高,而且难以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和融入城镇。 目前企业对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技工的需求快速增长,而目前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总体偏低,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由此产生的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状况将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有些城市在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方面实施“高技能先落户、低技能后落户、无技能不落户”的政策,缺乏技能者只能成为城市过客,掌握技能者则优先被城市接纳。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缺乏问题是当务之急。一旦新生代农民工掌握了技能,随着就业稳定与收入增加,他们在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三、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得到职业教育机会 据南京师范大学的《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调查显示,68%的人对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满意,64%的人要求接受技能教育,54%的人外出打工的动机是开阔眼界、学习本领、提高自身素质。 “现在找份工作很容易,但想找份理想的工作却很难。如果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想找份能学到技术的工作,如果能在工作中学到一门技术,即便工资低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对个人的发展有好处”。 由此可知,新生代农民工在关注福利待遇、上班时间、工作环境的同时,更关注自身的发展空间。他们不愿像父辈那样做苦力,而是希望在工作中学到技能,拥有一技之长,使自己的劳动更加值钱。挣钱也更轻松一些。 四、积极发展职业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就业 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有序外出就业、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和返乡创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自发的愿望,也是适应国内产业升级的要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新的产业结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掌握新的技术,这就要求社会和政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引导他们适应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要,促进平等就业。 (一)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规划,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和返乡创业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纳入国家社会财政预算,建立健全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多元化投资相结合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经费保障机制,把农民培训事业上升为国家行为来推动,打破地方、部门和行业的界限,广泛动员农业、教育、劳动、建设和科技等部门的丰富资源,发动数量庞大的社会资源,建立政府主导、面向市场、多元办学、开放办学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尽快使有培训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够得到由政府提供补贴的实用技能培训,实现培训就业一体化;建立政府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基本补贴制度和购买培训成果机制,推行培训券(卡)等办法,建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示范基地;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推行农村劳动力就业准入和控制制度;根据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求,按照不同的就业意向和需要,分别提供实用的职业培训基地与实习园地,从“一锅炒”走向专业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提供专业化的职业培训机构;加大资金投入,足额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补贴资金,设立专项资金,改善劳动力技能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提高培训质量。 中国发展的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如果有教育需求,可以免费接受更高级的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带动作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由“就业一人、增收一户”的加法向“创业一人、带动一拨”的乘法转变,发挥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拓作用。 除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外,还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适应能力和思想观念的培训,尤其是要培养新生代农民工融入、适应社会的能力,进行转变生活方式的培训,让他们从“洗脚进城”到“洗脑进城”,从而真正适应社会、融入城市生活。 (二)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县域经济是城乡结合的经济,农村劳动力进人大中城市往往面临较高的就业成本、生活成本和较大的心理压力,而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亦工亦农,进退自如,就业成本、生活成本和心理压力都比较低。并且县域经济一般以中小民营企业和特色产业为主体,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就业的要求相对比较低,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劳动力。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从长远和各地实际情况来看,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通过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在未来一段时期仍是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三)完善用人单位培训员工的未来收益的制度激励 就目前而言,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另一方面是企业的“技工荒”,劳动力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如果能够提高企业培训员工的积极性,就可以通过自身培养缓解并最终解决“技工荒”,降低员工的流动性。目前,企业之所以不愿意自己培养高级技工,主要是不希望为他人做嫁衣。因此,只要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收益得到保障,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企业培训员工的动力问题,而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高流动性问题,有利于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稳定”的诉求,而且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技工荒”问题,满足其对专业技能培训的需求。 就业问题论文:农业院校农学类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摘 要:本文从湖南农业大学农学类研究生就业的基本情况入手,分析了影响我校农学类研究生就业的三种因素,如社会偏见、学校就业指导、研究生自身因素。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农业院校 农学类 研究生 就业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对农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农业院校应抓住机遇,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培养农学类研究生综合素质,向社会输送高质量农业技术人才。然而,在这种形势下,研究生就业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社会不可能提供足够的适合研究生就业的岗位,另一方面,研究生由于自身的各种原因,这两者决定了现阶段农学类研究生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就业。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2010年我校农学类研究生就业现状分析 1、就业率 2010年湖南农业大学农学类毕业研究生共计85名,其中博士毕业生9名,硕士毕业生76名。截止2010年12月15日,博士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硕士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5.29%。总的就业形式良好,并没有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从各专业来看,作物信息科学和作物遗传育种两个专业就业率偏低。 2、就业结构 9名博士毕业生,其中6名博士是委培或定向,全部选择了高校和科研院所。76名硕士毕业生中,33人到企业从事技术研发、管理及相关工作,5人攻读博士学位,2人出国工作,17人选择到事业单位工作,15人到高校或科研院所就业。总体来说,农学类研究生的就业面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与专业相关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没有人考取国家或地方公务员,也没有个人创业或灵活就业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校农学类研究生就业取向比较单一,就业视野不够开阔。 就国内工作的72名毕业研究生的工作单位地域分布而言,42人选择了在湖南工作,其中32人留在学校所在城市长沙;9人选择在西南省会城市就业,包括昆明、贵州、成都;2人选择了新疆和甘肃;其余选择在中东部城市就业。毕业研究生就业流向较为合理,但也反映出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主要把眼光锁定在学校所在地周边城市,范围比较局限,西部和中部城市很少有人选择就业。 3、就业途径 9名博士毕业研究生全部选择了高校任教和科研院所从事科研。硕士毕业生中有2名毕业生经导师推荐出国工作;5名毕业生攻读博士;5人通过烟草系统招聘考试进入烟草局工作;4人通过用人单位到校园招聘就业;4名定向、委培毕业生回原单位工作;33人通过到目的地参加招聘求职;19人通过熟人介绍就业,其中朋友和亲人介绍就业11人;8人通过师兄师姐介绍到烟草公司上班。我校农学类研究生科研时间紧张,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间和实验室忙于毕业论文,难以集中精力求职。找工作主要途径还是通过自己参加招聘和投递简历,有时需要在好几个城市之间来回奔波,参加各类型的考试和面试,或者现场招聘, 二、影响我校农学类研究生就业的因素分析 我校农学类研究生就业中突显出来的各种问题,诸如某些专业就业率偏低,就业取向比较单一,就业途径不够拓宽,这些都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所造成的,具体有以下几种: 1、社会偏见制约农科类研究生的就业 目前,社会偏见对农学类研究生就业影响较大。社会偏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研究生自身对农业存在偏见。某些研究生专业的生源基本上为调剂生,立志从事与农业相关领域工作的研究生不多,即使是愿意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研究生,也大多倾向于研究所、农业院校或与农相关而工资待遇都很不错的事业单位,一般不愿去农业生产第一线。其次,来自农业系统以外的社会偏见。不少用人单位一看到涉农院校或涉农专业的研究生简历,就以不符合招收条件而回绝。另外,地方农业院校相对于其他重点院校来说并不具备明显优势,有时用人单位更看重的是文凭的份量和学校的名气。其实,很多农业院校农学类研究生虽然以“农”为主要研究方向,但通过三年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验操作,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使他们完全有能力适应不同工作。 2、学校就业指导缺乏针对性和实际效用 农业院校对研究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并没有像对本科生的那样予以充分重视。由于研究生数量较本科生来说相对较少,经费也少。有些学院并没有配备就业专干负责研究生就业,而是由研究生秘书兼任。研究生秘书要兼顾教学管理和研究生的日常管理,事务繁杂,很多时候无法集中管理研究生就业工作。研究生可从校园获取的有效就业信息相对不足,或用人单位质量不高,难以满足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与其他行业相比较,农学类研究生就业去向比较单一,就业面狭窄,除升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或出国外,主要通过到目的地参加招聘会就业。学校组织的专场招聘会很少,对专业的需求一般偏好于热门专 业,如计算机、食品科学、会计、园艺,与农学相关的岗位很少或没有,使得毕业生只能外出参加招聘。考取公务员、参加西部计划和三支一扶、参军以及灵活就业和进行个人创业的毕业生几乎没有,体现出学校在这一方面的注重程度不高。 3、研究生自身因素 研究生应该正确认识就业,所谓的就业难问题仅仅为一种表象,科技人才总量一直是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之所以一些毕业研究生在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这是就业与学生个体表现差异有关。首先,研究生是否学有专长,所学知识能力结构能否达到技术人才的评判标准,能否符合社会各岗位的需求;其次,毕业研究生个人的就业意愿和社会需求存在差异,随着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我国基层和中西部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农学类研究生通过3年的专业学习,完全具备了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但在专业方向外的知识极为有限。组织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协作精神等方面的欠缺,使得部分研究生不具备胜任相关工作的能力。当毕业生忙于实验任务,忙于撰写毕业论文时,往往容易贻误最佳就业时机。有些调剂生、家里经济困难的或是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学生,面对当前的就业形势,茫然不知所措,心理负担沉重。有些研究生对工作的期望值较高,择业时偏向于大城市,待遇高而相对轻松的工作,不愿意去条件相对艰苦的地方,有时毕业生往往有几个意向单位,或是工作机会,却由于这些原因有业不就。 三、农学类研究生就业问题的应对策略 1、社会大力支持研究生就业 国家应积极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到基层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对于毕业研究生从事自由职业、个体经营等方式就业的,各级政府要提供必要的人事劳动保障服务和税收优惠。鼓励研究生到基层和中西部就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对于在艰苦的基层工作服务期满后,在其他方面应给予优惠。 社会应加强人才市场配置,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就业服务。要整合就业信息资源,形成全国统一的就业渠道,就业信息统一开放。用人单位应当消除社会偏见,正确对待农学类专业研究生,结合自身需求,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岗位,不要拒“农”于千里。 2、学校的应对策略 第一,农业院校要开展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及时了解分析研究生的思想动态,指导学生开展各类学术和社会活动,使研究生以饱满积极的心态走向社会。 第二,农业院校要高度重视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设立专门的人员管理就业工作,积极为毕业生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多举办研究生的专场招聘会。有针对性地组织就业指导讲座,邀请政府部门、就业服务单位、用人单位、成功人士介绍就业政策,如何规划职业生涯、如何参加求职面试等方面加强对研究生的培训指导。从各方面努力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推动研究生充分就业。 第三,将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帮助研究生认识自我、了解社会。同时,营造支持和鼓励研究生到西部、到基层就业和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氛围,鼓励和引导研究生积极就业;邀请优秀校友对服务基层工作经验现身说法,凡有意愿自主创业的,为其提供创业培训和相关创业服务。 3、研究生自身的应对策略 研究生在就业前对于自身所处的就业形势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首先,对于调剂到农学类专业,或是来自农村渴望摆脱经济条件差要找薪水高的工作的这类型研究生,应及时调整心态,消除心理落差,在择业时应该理性化,冷静地思考,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求职的期望值,以便更好地抓住有限的就业机会。其次,对于每个研究生而言,应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做好职业生涯设计,寻求个人的长远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职业理想与职业本身的关系。最后,研究生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优化知识结构,培养理论素养,通过专业实习,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和适应工作岗位能力,积攒社会经验,为以后顺利走向工作岗位,将书面知识付诸实践方面做好准备。 就业问题论文: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金融危机与人口红利式微给我国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带来了新的困难与挑战,但与此同时为我国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对机遇,我们应该多管齐下:政府部门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完善职业教育供给,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应该按照市场需要,及时调整课程内容,加强校企合作;作为农民工个人,更应该新观念,学习专业知识,努力成为新时期的新型农民。一、问题的起源 由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所导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使得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方式中深层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尤其是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截至2009年2月,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经济不景气失业返乡,失业比例高达15.3%,因此需对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户的增收和农村的发展嘲,更关系到我国的深度城市化以及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由于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都处于劳动年龄总人口迅速增加且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通过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润,然而,已有的研究表明,目前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长全部来自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呈逐年减少的趋势,预计到2015年将转为负增长,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消失。随着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缩小和比重降低,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在学人口的能力相对提高,通过扩大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另外。劳动力的短缺必然要求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而在我国农村,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储量较低,难以适应非农生产的技术要求,延长退休年龄会使他们陷入脆弱的境地。因此,通过职业教育可以达到开发这部分人口红利的目的,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在金融危机和人口发展阶段的双重约束下,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是产业升级转型和就业转型,而农村职业教育是与农村劳动力就业最相关的事业之一。目前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在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因此,要加大力度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实现政府、企业、学校、农民、社会中介组织的多元参与,为农民工的劳动力转移进行扎实的人力资源储备,发挥职业教育的特殊功能,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民工就业的可行性分析 (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结构的转变,需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在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必须调整和升级,以保持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以后,使得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顿时陷入困境。根据有关权威机构统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0%,而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都在70%以上。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根据农业部统计显示,目前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3%,初中文化程度占48%,小学文化程度占39%,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6%,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左右,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只有0.13%问。对大量经历了增长由快到慢的国家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止可以解释减速原因的85%,日本在1990年人口抚养比提高之后,gdp年增长率只有0.85%,因此,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我国,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巨大,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东部地区应该发挥其资本和技术优势,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生物、电子、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人才的支撑,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使得农村劳动力具有一技之长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人力资本的要求。因此,为了满足城市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调整的需求,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是农村劳动力顺利就业的保障。 (二)农村劳动力接受培训的意识增强,需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据南京师范大学的《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调查显示,68%的人对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满意,64%的人要求接受技能教育,54%的人外出打工的动机是开阔眼界、学习本领、提高自身素质。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在2006进行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与转移”的调查中发现,只有7.4%的农民工接受过进城打工培训,43.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打工过程中没有一门过硬的技术是自身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平稳发展的过程当中,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仅能满足自己及家庭的生活,在金融危机到来时,由于他们所从事的行业的性质,最先受到危机冲击的也是这部分人,此时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有无就业机会的问题;因此.农民工会最先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自身条件或者降低工资的水平,而根据实际情况,金融危机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不降反升,这就更促使他们及时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通过加强职业技术培训,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依靠苦力来获取经济收益。农民工是富有经济理性的,当职业培训能够为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时,职业培训的动机会变得更加具有内生性。 (三)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需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在农村,目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多数是老年人和妇女,生产率低下。第一产业的经济功能弱化,土地主要发挥着养老保障的作用。金融危机背景下,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返回农村,人们便把目光集中在如何发展农村内部的第二、第三产业,以期获得比从事农业更高的经济收益,目前,许多在外打工、经商的人已经有了多年的外出经历,视野开阔,具有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本积累,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利用回流效应,充分开发乡镇工业,形成新一轮的创业潮,有利于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民工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当地就业,减少了额外的迁徙成本和心理成本,便于节省更多的资源用来消费和建设新农村。但由于农村长期以来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农民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应该利用好这一有利的时机,普及推广农村职业教育,根据农民的需要,结合发展的实际,让农民学到发家致富的真本领,实现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城镇化进程。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的转变,需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工潮”,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长期较快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发的转移方式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社会风险。以往的农民工进城后多数从事技术含量低、替代性较强的行业,为了维持生活,农民工的摩擦性失业水平较低,但周期性失业水平较高,一旦遇到类似于金融危机或者政策性结构调整,将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另外,“民工潮”不仅把大量的流动人口带入城市,也把贫困裹挟到了城市,就业失败和在外流浪的人数增多,在缺乏有效的社会管理的情况下,将使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较低,基于传统家族人伦信用的劳动力转移方式经不起现代快速变化的社会发展因素的选择,缺少维持运转的原动力,必然面临着危机。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能够提供知识、培训的方式,被认为是能够提供稳定转移方式的有效措施。三、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相关做法和建议 (一)加大政府投资职业教育的力度 首先,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低迷,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是农民,农民的低收入水平难以负担自身的职业教育费用,再加上农村的传统观念、恶劣的生存环境制约着农民的教育投入行为。其次,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农民工就业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企业没有为其进行技术培训支付费用的经济激励;而从农民工个人的角度讲,成本最小化是其追求的目标,一般不会制定长远的投资计划,技术培训具有一定程度的外溢效应,这就更要求政府作为投资的主体,才更有利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稳定发展。 (二)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 三农问题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其解决需要创造各种各样的环境与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有关法律的颁布,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而进一步解决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经费短缺、人才外流、人员配置不合理、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是促进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向以下三个方向发展:一是新型农民;二是新型外出务工人员;三是创业者。 (三)依据市场需要,灵活设置学习内容 目前,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已经变得密不可分,市场是检验教育水平及教育效果的场所,只有经得起市场的检验,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才会有所提高,其接受职业培训的热情才会得到激发。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注重与市场、与实践的结合,如今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学校如果不能及时把握技术发展的方向或把握不到位,在生产周期结束之后,培养出来的学员不仅缺乏市场竞争力而且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总之,农村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至关重要,针对市场需求的课程设置是学校必须达到的基本要求之一。 (四)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因材施教 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主要障碍在于培训时间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冲突,有关部门应该因地因时制宜,利用农闲或者农民工返乡时间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较低,但他们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培训过程当中,应当遵循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将农民工新学的知识与原有的经验结合起来,用简单、务实、实效的方法提高上课效率,已有的研究表明新信息与原经验的结合能够促进新知识的生成……。 就业问题论文:高职院校就业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本文总结了当前高职生的就业现状,高职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当前高职院校就业问题的应对策略,真正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关键词:高职 就业 心理误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与改革的决定,“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是中央为高职教育确立的办学指导方针。因此,以就业为导向,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毕业生就业,成为高职院校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 一、高职毕业生就业现状分析 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要“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飞速发展,高职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目前高职教育规模已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等职业教育旨在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应用技术人才。这样的培养目标决定了高职教育对于技术应用的侧重,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既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动手能力相对比较强,这些都是高职毕业生相对普通高等教育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优势,更是众多企业单位青睐高职毕业生的因素。 随着高校扩招后毕业生高峰的到来,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增多和国家对高职学校有关政策的倾斜,导致每年的高职院校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而每年新增就业岗位数却与毕业生人不成比例,这就使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二、高职学生就业难主要原因分析 1.定位不准确,就业观念落后 当前毕业生的就业观念虽然日趋务实,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就业和择业观念上,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仍然存在与现实需求相悖的传统择业观,表现为有些毕业生往往对自己估计过高,总觉得和一些普通求职者相比有比较优势,在就业过程中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不切实际地追求超出本身能力的职业岗位,不给自己合理定位盲目求高,而对自我的职业兴趣、能力、职业的发展前景等因素不多作考虑;还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片面追求大城市,而不愿去西部一些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发展。这常常出现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合适的现象。 2.缺乏自信 很多用人单位将学历作为应聘者的第一道门槛,对专科生认可程度不高,据统计84%的学生在求职时均遭到用人单位拒接简历的尴尬。这导致有的学生对自己缺乏信心,不积极参与双向选择,而是听之任之。此外,在面试时一遇到没有准备的问题就心慌、语无伦次,不但没有把自己优秀的一面展现给用人单位,而且这种失败经历还会影响到以后的面试,造成就业信心不足。这些认识上的偏差,使得大学生在毕业求职过程中埋怨理想与现实相差太远,从而产生失落感自责、自怨、自卑的心理,形成心理障碍。 3.依赖心理重 在就业过程中,一些学生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不能主动地参与就业市场的竞争,而是寄希望于学校,寄希望于地方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寄希望于家庭,或静候学校与地方的安排,或依靠家长去四处奔波,缺乏把握时机创造机会的主动性,使自己在就业中处于劣势。 4.综合素质不突出 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的普遍素质仍有待提高,这主要包括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目前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专业特长不突出,缺乏动手实践能力及工作经历。在学习能力、信息处理能力、适应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方面,部分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的表现仍然差强人意。 三、解决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应对策略 1.积极调整专业方向,优化专业结构,适应就业市场要求 高职院校要根据岗位要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相关专业方向,通过更新、调整及增加必要的专业技术课程和实训实习项目,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适应性。要贴近当前产业转型、调整和企业人力资源需求变化,有针对性地灵活调整专业设置,优化高职院校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紧缺型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此外,不仅重视对学生专业知识的传授,还要注意人才素质的培养。将专业课程的设置与学生职业发展及其职业技能培训结合起来,以就业为导向,推动专业设置、学科结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重视培养学生的专业竞争力、动手能力、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创新能力及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增强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使毕业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2.加强就业择业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职业意识 从新生的入学教育开始,融入各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培养目标、就业方向等,介绍各专业发展前景、社会需求情况及本校往届毕业生就业状况,激发新生学习专业技能的兴趣和积极性。在此基础上,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人才需求形势,从新生入学开始培养学生树立职业意识。 另外,帮助学生正确评价自己,使学生了解要从事岗位的各项要求,如知识、能力、经验等要求。同时,还要结合学生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职业技能及专业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职业教育,制定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从而引导学生改变 “一次选择定终身”的择业观,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择业观。 3.实施“双证书”制度 在人才培养中,应强化高技能训练,为高职生职业起航备足动力。“双证书”制是高职生职业扬帆一个极为重要的“风帆”。高职生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较强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职业资格证书是这些能力的见证,而实习实训则是培养这种能力的关键环节。强化专业技能资格认证,通过所学专业的相关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促进高职院校毕业生能顺利获得“两证”即,学历证和职业资格证,提高企业对高职毕业生的认可度。高职院校要把相关专业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其学生毕业的条件之一,在颁发专业学历证书前,努力使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通过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4.开展技能竞赛,增强就业竞争力 据统计,在高校毕业生总数不断增加的今天,高级应用技术人才的缺口相当大。高职毕业生只有努力提升自身专业技能,技术实践能力,才能增强就业竞争力。在就业指导过程中,开展相关专业技能练兵,引导学生按照职业需求来强化自己的专业技能,通过与专业技能相关的竞赛来强化专业理论、增强专业实践能力。经常开展各种技术技能竞赛活动,促进学生动脑动手能力的培养,以提高学生对专业技术技能的兴趣。依据专业、年级、岗位需要设置不同项目并予以奖励,学院提供材料、场地,安排教师指导,鼓励支持学生锻炼动手能力。 5.拓宽就业渠道,强化顶岗实习,加强校企合作 实际上产学合作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最大特点,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它可以使高职生的就业具有技能性和应用性的特点,从而突破大学生就业总体困难的困境,实现高职生的充分、有效就业。高职院校要保证高职学生学习期间的顶岗实习、教学方案设计与实施、指导教师配备、协同管理等方面的合作,确保顶岗实习的教学效果和岗位技能训练水平。与合作企业一起加强针对岗位任职需要的技能培训,大力提升毕业生的技能操作水平,提高就业能力。根据其人才培养特点增加实践实训环节,在教学模式上走出校园,在企业建立教学实践基地,大力发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内容上与企业合作,充实教学内容。 就业问题论文: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高职生就业问题探究 [论文摘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社会和谐之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就业问题,尤其是大学生就业问题。文章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分析了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高职生的就业现状,指出了高职生就业中的不和谐因素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利影响,提出了促使高职生充分就业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 高职生 充分就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社会和谐之基。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为紧迫和复杂的课题。因此,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探讨高职生的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职生充分就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一)高职生充分就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和谐社会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高职生就业面临的是个体的工作需求和社会工作岗位供给之间的供需关系,是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高职生的充分就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指出,和谐社会应该存在八种社会结构的和谐,其中,城乡结构的和谐、区域结构的和谐、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就业结构的和谐都与就业有直接联系。高职生的充分就业对实现上述四种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 (二)高职生充分就业是保障民生的根本问题 党的“十六大”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教育成本采用分担机制,培养一名大学生,家庭和学生个人的投入相当大,由此带来的就业期望值也高。如果体现民生之本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学生的生存与发展就会遭遇危机,他们的焦虑感就会不断累积,影响其今后的发展。从家庭层面来说,倾其所有培养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由希望变成失望,对家庭其他成员和周边人的影响十分巨大,如果引导控制不好,极易引发群体性行为,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高职生充分就业是增强全社会创造活力的重要前提 发展的根本在于创造,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就是创造发明的历史。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活劳动是潜在的、不能储存的劳动。脱离社会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对整体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它不仅影响社会成员创造能力的有效发挥,而且也影响社会资本效益最大化的实现,表现为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抑制,社会成员无法产生归属感和生存动力,从而丧失了主动融入社会、创造财富的意识,影响了劳动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造成社会成本增加。高职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青春洋溢,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他们既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又是我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与自主创新水平的希望所在。在我国总体人力资源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大批高职生踏入社会、充分就业,必将推动社会的进步。 二、高职生就业现状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利影响 (一)高职生就业现状 近年来,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轨,高等院校不断扩招,由此而导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调查,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岗位总量的22%。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高校毕业生在2004~2009年分别为280万、338万、413万、495万、559万、611万。2010年毕业生人数达到640万。全国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在2004~2009年分别为73%、72.6%、71.8%、70.9%、68%、68%,而高职生的初次就业率在2004~2009年为50%、51%、52%、53%、58%、56%,由此可见,高职生的就业形势极其严峻。高职毕业生就业问题已成为高职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发展的“瓶颈”。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对高职类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尤其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急需一大批高职专门人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高级技术人才严重短缺,企业对高级人才的实际需求,要比现在高级技术人才的数量高出几倍至几十倍。从这一形势看,我国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还是很好的。 (二)高职生就业现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利影响 高职生就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其严峻的就业形势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造成社会、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影响社会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关键阶段,工业现代化的迅速推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必须靠生产一线上的大批高素质的技能人才作为支撑。国内外的发展经验早就证明,外资、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都可以引进,但唯独大批量的高技能人才只能靠自己来培养。为满足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国家投资新建、扩建、改建高职院校,加快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高职学生在就业上却出现了就业率低、就业难的现象。高职生是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他们毕业即失业,使他们所学的知识技能处于闲置甚至荒废状态,不仅造成社会、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2.加剧社会不公,影响高校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高等教育大众化使更多的人能接受高等教育,教育公平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使高等教育大众化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功绩”被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所抵消。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为了毕业后可以获得更好地发展。如果大学生不能顺利就业,毕业即失业,其为接受高等教育而进行的投资得不到回报,易引发新的“读书无用论”,也会对人们今后进行教育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学生是办学的主体,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失去信心,不仅影响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影响教育公平的实现,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 3.加重学生心理负担,影响和谐校园建设。大学时代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学生的生理已基本发育成熟,但心里发育还未完全成熟,可塑性大,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严峻的就业形势加大了在校高职生的心理压力,易引发大学生忧郁、焦虑、自卑等心理问题,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生活质量以及思想稳定,从而影响和谐校园的建设。 三、构建和谐社会中高职大学生就业的对策 (一)加强政府调控职能,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导向的和谐 1.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提供就业岗位。经济发展是带动就业的“火车头”,必须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第一,要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有资料表明,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80~100万个。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不能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就业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实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二者兼顾的发展战略。要加快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提高区域经济和中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缓解当前高职生就业工作中的结构性矛盾、地区性矛盾以及企业之间分布不均衡的矛盾。第二,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其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在gdp构成中,第三产业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65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高职生就业难的重要途径。第三,大力扶持中小企业,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我国现有六百多万民营企业,随着各种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民营企业将是高职生就业的重要渠道。 2.完善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政府应完善相关的政策和制度,纠正就业市场中运行的不规则行为和偏差,畅通就业渠道,建立和谐的就业环境,逐步减少和消除用人单位因学校、学历和专业所产生的就业差别和歧视,杜绝暗箱操作。同时,政府必须加大与高校毕业生相关的劳动人事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力度,扩大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自主用人权;完善与毕业生相关的就业立法和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实现所有从业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并使之能随从业者的就业岗位变动而在全国自由流动,减少就业风险,解除高职生的后顾之忧。 3.拓宽就业渠道,引导高职生多元化就业。政府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引导高职生多元化就业,激励高职生到基层就业和创业。鼓励高职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各类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应是高职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政府要进一步清理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制度性障碍和限制,为他们提供档案管理、人事、社会保险办理和接续、职称评定以及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服务,形成有利于大学生到中小企业就业的社会环境。企业招用符合条件的高职大学毕业生,可按规定享受相关的就业扶持政策。同时,还要支持高职生自主创业。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对大学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可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参加创业培训的,可给予一定的职业培训补贴。建设完善一批投资小、见效快的大学生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开发、创业培训、创业孵化、小额贷款、开业指导、跟踪辅导等“一条龙”服务。 (二)高职院校要调整办学思路,促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和谐 1.积极实施特色化战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高职培养的大学生不是简单的劳动者,而应是具有自身核心价值的劳动力、生产力。要实现这一目标,高职院校在办学上,就不能盲目向本科院校看齐,在教学与学生管理等方面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唯有如此,高职教育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才能提升高职生的就业竞争力。因此,高职院校应密切注意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就业市场的发展变化,建立科学的评价、分析和预测体系,把人才培养与就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调整办学思路,优化专业结构,形成自己的特色学科和专业,培养不同层次的特色人才。 2.推动产学结合,尝试“校企联姻”。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教育同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走产学结合的道路,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高职院校要大胆尝试“校企联姻”,通过和企业的合作,一方面可倾听企业对学生的反映,采纳企业对学校专业设置、培养目标的建议;另一方面可与企业联合建立大学生就业实习基地,推荐学生到企业实习,尽可能地缩短学生素质与就业岗位要求之间的差距,把就业与实习结合起来,形成就业工作的良性循环。 3.强化大学生就业指导,提高就业竞争力。高职院校应对学生进行全程就业指导,使就业指导工作系统化。在新生入学时就对其进行职业兴趣测试和心理测试,让学生全面地认识自我。如大二对学生进行社会职业知识的教育,使其明白将来所要从事职业的岗位职责、基本技能要求。给大三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以提高其责任感、主动性和受挫能力。此外,还要进行实战演习,强化求职技巧,安排模拟面试训练,加强毕业生职业心理辅导,为大学生顺利就业搭建平台。 (三)高职生应坚持和谐发展,提升就业能力 1.树立“大众化”的就业观念。一是要树立通过自己劳动取得合法、固定收入即为就业的观念,改变以前只有当干部、端铁饭碗才算就业的观念,不要只盯住大城市、大单位、高收入、高地位的工作岗位。二是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立业的观念,先融入社会,在就业过程中积累工作经验,提升自我价值,为以后找到理想的工作奠定基础。三是根据社会需要就业,树立到基层建功立业的观念,进而实现自强自立、自主创业、灵活就业。 2.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就业能力。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不仅包括专业素养、科学知识,还包括竞争与合作意识、良好的沟通的能力、较强的外语能力、开放的学习态度、健康的心理等。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是大学生顺利就业的关键。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下,高职生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能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就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3.树立主体意识,积极就业。在我国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消极等待是无法就业的。高职生在择业过程中应主动出击,重视自我推销,合理而得体地把自己推销给社会。这就要求高职生应首先树立自信心。只要有足够的信心,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其次,高职毕业生要学会自我推荐,善于推销自我。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善于观察时机、观察环境,力求通过一定技巧有尺度、有分寸地把自己的才智、知识、技能等成功地展现给用人单位,赢得用人单位青睐,争取工作机会。 就业问题论文:浅析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研究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硕士研究生 就业 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普通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人数不断攀升。“入口”处招生比例逐步扩大, “出口”处的毕业生就业状况究竟如何。笔者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探讨对象,就当前的就业现状展开调查,分析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大学生为缓解就业压力不断走向考研道路,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不断放大。那么,经过三年的学习后,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到底如何,笔者走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具体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展开分析,试探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就业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悠久而又崭新的学科,学科建设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和丰富。1984年我国正式创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教学、学生教育管理;科研;党政群团、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工作等。但是跟据实际的调查显示,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大概是考博、考公务员、考各类学校和其他。考博方面,很少再有继续攻读本专业的学生,大都选择类似学科或者直接转向其他学科。考公务员方面,该专业研究生一直在屡败屡战中摸爬滚打,据其介绍,由于专业需求量小、没有工作经验等原因,他们只有选择条件较少但竞争激烈的岗位,也使得其不断受挫,困难重重。到各类学校方面,在被调查人数中,大都签约的是高职院校、本科院校,与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口” 的岗位就要属辅导员了,但是如今辅导员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也在不断深化,还有部分毕业生表示并不愿意做学生工作,所以学校就业前景也不容乐观。其他的一些就业方面,诸如各类企业、创业等,比例较少,该专业研究生大多倾向稳定保障的行业,也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尴尬。 总的来说,该专业实际就业范围比较狭窄,毕业生就业集中在高校辅导员行列,考公务员和考博难度较大。加之该专业的理论水平较高,对现实社会的适应性和针对性较低,思政学生对本专业的就业信心不强,担忧“毕业即失业”,出现一些就业恐慌,没有表现出硕士研究生的竞争优势,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社会环境、就业观念等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随着扩招的步伐,普通高校的硕士点不断增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不断上升,但是普通高校的教育体制、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却没有同步的跟上。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来说,首先研究生的教育管理涣散,某些高校研究生处不能针对各个专业特点具体管理,大一统的管理方式既没有针对性又不能立竿见影,管理空泛。其次学科点建设缺乏资金和人力支持,专业教师配备不齐,课程设置陈旧落后。没有确实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导师制管理流于形式,许多研究生与导师联系甚少,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再次就是人才培养方式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处理能力,然而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大都只是理论学习,埋头写论文,缺乏实践锻炼。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实践锻炼要求不强,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认真参加思政工作助理环节和教学实习环节。另外研究生的就业能力也是值得思考的原因。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要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增强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种素质和能力,就要不断加强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队伍建设,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达到和谐共赢的双向效果。各个学科点可以组建几支高水平的导师团队,研究生既可以跟随自己导师做科研,又可以在导师团队影响下,学习他们共有的学术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技能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加深导师与研究生的情感。同时,人的教育管理是主观的,需要客观的规章制度来完善导师制度建设,应建立一系列导师任免制度、导师评估制度、导师汇报制度等。 (二)硕士研究生自我能力提升 硕士研究生要成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走专业化道路,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各方面综合发展,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实力,把专业与自身更好的结合起来,突出个性优势,优质就业。 首先要坚定信仰,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次要扎实学习理论知识,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还要多学习相关学科理论,将他们融合贯通。在理论学习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实践操作,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实习和思想政治工作助理实习中,学以致用。再次要提高能力,提升素质。 就业问题论文:关于信息传播的视角分析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论文摘要:大学生就业问题这些年来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传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校学生却在求职过程中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困境,而以往的研究对此关注较少。文章选取信息传播这一视角,对目前大学生就业信息的渠道加以梳理和分析,发现信息仍是有很多途径传播只是并没有被广泛地关注和使用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因此,建议学校和社会注重信息传播的建设,指导学生关注就业信息,并提供必要的知识和心理辅导。 论文关键词:信息传播;大学生;就业 一、引言 大学生被视为国家培养出的优秀人才,是祖国未来发展的栋梁,大学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拥有双向选择的自由,而如今这些天之骄子同样也面对着就业问题,并且就业形势越发严峻,这一现象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增幅接近13%,预计之后三年内还将以每年50万人的速度增长。截至2007年9月1日,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有超过140万人未能如期就业,往年积压的未就业大学生将加入今年的就业大军,与559万新毕业生“抢饭碗”。由于解决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仍然很重,新成长劳动力已进入高峰期,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近年增量多、压力大,整个就业市场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以及往年积压未就业毕业生的存在等因素,2008年大学毕业生就业更难。在中国毕业生网最近的2007年和2008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中,使用了“就业寒流”来形容大学生就业形势,而根据今年的大学生就业情况来说只能用就业的冬天来描述。 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要求,高校要全面加强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努力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落实就业指导人员、机构、经费“三到位”,提高就业指导服务的“全程化、全员化、信息化、专业化”水平,所有高校要从2008年起开设就业指导必修课或必选课。社会、学校、学生本人是整个就业环节的重要因素,而高校则是培养学生的重要场所,是前置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一环,因此,研究如何切实、有效地在大学内进行就业辅导,提高高校就业指导的服务水平,对于解决实际就业问题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而在多年从事就业指导的过程中,笔者与学生有很多接触,尤其是那些成功找到工作的学生普遍认为,信息的获得是就业的关键,贯穿整个就业过程。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生获得信息的成本降低,时效性高,信息的来源不只局限于校园内,信息的传播和获得信息的渠道越发广泛。就业活动最终还是落实到学生个体,能否顺利就业和学生本人的各方面情况息息相关。因此,对于大学生获得与就业有关信息的渠道的研究,可能是学校能够帮助学生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的良药,但这是以往众多大学生就业问题相关研究文献中极少提到的。 二、大学生就业信息获取和传播的渠道分析 2700万大学生,相对中国l3亿多人口也许不是大数字,但就是这个群体从信息传播的特点上来看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信息传播圈,能够广泛而迅速地获得信息,并散发出巨大的信息辐射能量。 从信息传播方式看,大学生的信息传播呈现双重特点。一是,大学生群体内部的信息传递,这种信息传递的速度极快,尤其是在通讯发达的现代,从过去的书信到网络、手机的普及,最典型的莫过于各大高校的论坛,仅水木清华bbs的在线人数都在20000人之多。而且由于大学生的群居性,信息的传递者往往成为同一条信息的接收者。因此,在大学生中,从信源发出的一条信息,很有可能在大学生中形成多次的重复性影响,从而强化了同一条信息的影响力。 另一个渠道则是外部辐射。作为代表国家未来的力量,大学生的一举一动往往会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也使得大学生容易引起社会关注。例如,当年的一部《大话西游》在最初上市时,寂寂无声,然而由于受到了大学生的追捧,而迅速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关注热点。与此同时,接近2000万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从拿到录取通知书,走人大学校园的那一天,他们的声音会成为影响一个地区的声音,他们的选择会影响一个地区的片断。因此,大学生获得的信息会呈几何倍数地在各地和各行业扩散。而google、baidu的火暴预示了一种趋势:面临信息的剧增和技术的实现,社会以及个人需要创建新的知识构建与管理方式。当代大学生正在自觉、不自觉地跟随技术的脉搏,调整个体的信息管理方式。 虽然大学生就业信息的获得与其他各方面信息获得和传播的渠道相似,但是在每个方面信息的内容、途径、有效性不尽相同,以下将一一进行分析。 (一)校园网络 1.高校bbs论坛。各大高校都有自己的bbs,这些bbs工作版面,是毕业生求职、找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途径,也是被普遍认为学生自己找工作中最为有效的途径。 以浙江大学缥缈水云间bbs为例,work版从9月份开学就开始火暴,每天登陆的次数常年居论坛前三。招聘信息来讲,bbs上及时了最新的招聘信息,一方面学生通过各种外部渠道获得的信息自发地公布到版面上,与更多同样面临找工作的“战友”们一起分享;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和猎头将所需人才的信息直接到论坛上,有针对性地选择人才,目标明确,成功率也高。 从招聘流程上来讲,学生可以通过bbs上与用人单位招聘相关人员实现对话,了解用人单位的信息,此次招聘人员的需求以及流程等细节问题,一些常年来学校招聘的用人单位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查找前几年的论坛记录获得。论坛上有很多关于就业问题的精品文章,就拿简历的制作来讲,在论坛上除了中英文模板,还有往届学生的制作心得,帮助后来者在制作自己的简历时突出重点,避免常见的一些问题,一些英文专有名词在这里也可以找到,这些经验对于学生来说,不只是节约了时间,更可以少走弯路。随着就业问题的加剧,用人单位在人才选择上面对的困难同样加剧,很多招聘人员都说自己3秒钟就看过一份简历,为了有效选择到合适的人才,除了安排简历筛选,还会有笔试、面试,许多知名公司安排面试轮次甚至达到4次甚至更多。论坛上重要资源之一就是在巨大压力下找工作的心得体会和针对各个公司的考试经验,这些“笔经”、“面经”能帮助学生提前了解整个招聘流程,提早做好知识、心理、着装等准备,有助于顺利进行笔面试,这些新的经验又被写成“笔经”、“面经”与后来者分享。 这种学生间通过网络论坛平台的无私分享机制,在学生圈中是最为宝贵的信息财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吃水不忘挖井人”。大学生在论坛上自主学习获得想要的知识,同时不忘把自己的收获,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留给后来者加以借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2.高校就业指导网站。各大高校都建有自己的就业指导中心,一些提供有性格和职业能力测试的软件,可以帮助学生通过辅助工具了解自己的性格、能力、兴趣,从而选择可能会适合自己的工作类型。另一些学校接待的有人才需求公司的信息都会通过该网站进行,学校相关招聘宣讲会的时间地点安排、各大招聘会的时间地点和参与公司的情况等都会及时地在网站上公布,方便同学了解学校方面的就业信息,而这类公司往往规模比较大、知名度高、提供的岗位待遇高、入职培训完善等等,更符合学生的就业期望。能到学校招聘的公司,需要花费一定人力物力,更期待能在学校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才,针对性也很高,有利于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达成就业意向,双方满意度往往也会很高。 (二)校外网络 1.招聘网。各找工作的主流网站,这个比起bbs就难说多了,因为它确实有很多,并且优劣不一,如中华英才网、前程无忧、智联招聘、应届生等,都是目前比较常用的求职信息网站,上面了大量的招聘信息,同时学生可以把自己的简历详细填写在上面,比如,chinahr(中华英才网)的简历可以简单修改后投给不同的企业,减少了很多的时间,并且中华英才网还外包公司招聘的简历筛选甚至笔试面试服务,多、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对于应届毕业生求职或者大三的学生寻找大牌公司的实习机会丰富自己的简历是非常有帮助的。而对于大一大二仍处于迷茫时期的学生来讲,关注各大招聘网,一方面可以了解目前的就业形势,尤其是与专业对口或相关的公司和领域,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公司对人才的需求有计划地提升自己的经验和能力。 2.订制服务。随着博客和et历等互联网服务的兴起,谷歌、雅虎等都推出了博客或者日历的订制服务,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订制相关新闻,比如说,对于应届毕业生求职,用googlereader或者其他订阅器订阅求职相关的网页,每天从这里你可以得到30个左右的职位空缺信息,并且都是针对毕业生的,大大提高了信息接收量,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同样可以通过rss订制自己所关心的与求职就业有关的内容,实时了解就业市场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从心理和信息上提早做好充足的准备。 3.公司网站。目前毕业生期望求职的公司都建有自己的公司网站,像宝洁、摩根等公司的招聘就直接在公司网站上进行的,对于想要就业而没有面临就业的同学,可以经常登陆公司的网站,了解公司招聘时问表和流程,金融、快速消费品、咨询等公司的招聘往往都有一定的难度,但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提早准备突击练习而得到提高的,所以想要就业的同学可以制定一份学习计划,专门针对自己期望求职的行业、领域、公司来准备面试知识,这对于非专业对口但期望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同学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大部分公司,人员招聘计划可能跟应届毕业生关系不大,往往都是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人单独招,也就是按需招聘,这样很可能不会专门组织大规模的人员招聘活动,这些信息在校园的招聘网站和大的社会招聘网站都是看不到的,但是都挂在公司内部网站上招贤纳士这部分类似的板块中。对于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之前的几种信息方式,hr经常会收到大量的招聘推荐书,但是公司内部网站上的相对比较少,如果投放及时获得面试机会成为正式员工的概率也会大些,而这部分信息也是最难关注的,信息收集量比较大,容易被人忽视。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对自我有明确分析的人,有明确的求职意向的同学,可以选取几个有意向的该领域的公司,经常登陆公司的招聘信息,这样获得期望范围内工作的可能性也会大。而对于非应届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实习的方式,提前到期望的公司内工作一定时间,一方面学习和了解期望的工作内容和环境,并且和期望值相比较,避免过于理想化或悲观化,另一方面为毕业工作积累同领域的工作经验和人脉,可能的话毕业后仍能留在这个公司工作,避免面临毕业而急于奔波找工作的困境。 (三)组织信息 1.学校、学院、专业。近些年来面对学生就业困境,全国各高校都意识到校企关系的重要性,学校都会与一些企业达成良好的学生推荐意向,每年企业都会在学校招聘一定量对口专业的学生,一些规模大的学校,下级的学院甚至各专业、教师手上都会有一些企业资源。虽然这些资源未必很多,也不是对所有专业所有学生都适合,但是对于就业岗位和毕业生的匹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信息资源。了解这部分信息,学生扩大了就业选择的余地,成功率也会很大,长远来看在公司工作的校友之间情谊关系也是开展工作的宝贵财富。学校通过了解企业的需求,在课程上也不断进行调整,使学生学习和社会工作的内容不至于过于脱轨,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及早为社会作出贡献。 2.社团组织。社团组织狭义来讲,是指那些以一个共同目标而聚集起来的学生组成的学校团体,这些团体有些是艺术性社团,有些是兴趣喜好类社团,有些是对外交流活动的社团,也有些是针对于就业指导锻炼甚至是某些知名公司在学校设的学生俱乐部。与就业有关的社团组织能够帮助学生提早地适应就业环境,不断与社会企业接触,选择自己理想的就业范围。而其他社团组织同样使学生的抗压能力、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得到锻炼,并且为求职增添丰富的生活素材。 三、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解决就业难的对策 经过上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目前就业信息非常不对称,但是学生仍然有很多渠道接触到与就业相关的信息。目前许多学生面临的是“想找工作或者为找工作准备些什么,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的困境,因为现在人才市场是一个严重的买方市场,作为卖方的学生处在被动的位置。学生很希望努力,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就是解决就业难的关键一环。 对于找工作的人,任何时候找工作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压力等待未知结果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只顾着焦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了。平和的心态是求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不仅会影响你的心情,对你的面试表现都会有比较大程度的影响。虽然现在看到别人一个个都定了工作,但是自己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这样的心态在平常就要开始锻炼,学校应该开始相关的就业指导课程和心理辅导课程,让学生及早做好心理准备,并且学会自我调节。对于学生找对位置是关键,要了解自己,不要盲目找。其实你只是在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工作,不要过度追求薪资、解决户口之类的问题。了解自己了,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工作,当你发现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工作也在找你。当然,这点很难。其实求职也是个认识自我的过程,但在学校的教育中有严重缺失,教育部门和学校需要不断地在工作中改进和提高。 鼓励学生及早关注就业,为就业做好充足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学生有很多信息来源,但是往往因为没有意识到就业的严重性和重要性,而忽略这方面的信息积累。因此,学校需要加大对就业工作的宣传力度,做好就业指导,帮助学生在接收信息外自主寻找,主动出击,更有效地找到理想的工作。 此外,学校应该继续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一方面扩大学生就业面,另一方面不断完善自身的教学安排,与社会需求相接轨。同时,加强校园自身就业信息网络的建设,帮助学生在校园网上获得更多的信息让信息化来改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就业压力,帮助指导学生顺利就业,解决就业难的难题。 就业问题论文: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摘要】对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下大学毕业生就业异常艰难的现状,本文从就业难的原因着手,提出了高校在专业设置和教学模式上应该灵活机动,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和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使学生在提高就业竞争能力的同时要勇于自主创业,还要加大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的力度。 【关键词】就业形势 就业难 职业能力 就业观 2010年两会大学生就业成为了关注焦点和社会问题,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欧美等国进口明显下降,我国出口减少,企业效益降低,不少企业大量裁员或缩减招聘人数,在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如何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找到大学生就业的出路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大学生就业现状 1.1 毕业生人数增加,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直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不利影响还没有消除,如果说2009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整个宏观层面就业形势就很严峻。2010年的毕业生人数630万,再加上往届没有实现就业的,就业大军高达1000多万人。 1.2 企业倒闭,失业人员增多 3 大学生就业的途径和方法 3.1 加强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工作 很多毕业生经历了多次面试的失败,造成了心理的严重受挫。高校就业部门应帮助毕业生认清自己,认清社会,认清当前就业形势,使其端正心态,转变就业观念,就业指导与就业服务在此特殊时期显得尤其重要。 3.2 转变就业观念,降低求职要求调整就业心态 在就业时要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就业观。在找工作之前,一定要研究市场需求量,了解社会及企业的用人要求。中心城市的需求有限,缺的是农村、欠发达地区的乡镇基层。从就业门槛低、综合要求较少的基层岗位做起,积累相关工作经验,提高实践能力,也可以先选择在报酬较低的中小企业就业或可以灵活就业等。在校学习期间增强兴趣的广度,善于控制和调整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将择业观与人生目标联系在一起。 3.3 勇于自主创业 高校毕业生创业可享受4项优惠政策,包括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提供小额担保贷款、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享受更多公共服务等。大学生可以充分利用优惠政策,积极进行市场调研,选择切实可行的项目,加入自主创业的行列。 3.4 继续深造 既然就业市场处于低迷状态,那考虑继续深造考研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方面,可以深化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学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深造的时间回避当前不良的就业形势,待几年后整个市场回暖,再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3.5 增加对当前就业政策的了解 既然在就业方式上实行自主择业,大学生就该应熟悉就业政策及就业过程,了解就业形势动态,根据变化及时调整自身发展方向,以满足用人单位的标准。还要加强宣传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帮助大学生就业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学生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好各类政策,实现顺利就业。 3.6 注重自身素质的培养,提高就业竞争能力 首先,良好的职业素质是通向成功的通行证。在大学期间应提升创新能力、协调能力、审美能力、组织能力、抗挫折能力等。培养团结协作精神和知法守法、公平正义的品格。其次,大学生应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补充新知识、新信息。再次,提高就业竞争能力,也就是获得与保持工作的能力,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开发而获得的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的本领。 总之,就业难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多种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部门就必须加大对就业扶持的投入,制定一些积极的就业扶持政策;企业要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做到不轻易裁员,在招聘过程中,不要过分强调经验,给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一个机会;学校要做好全方位的就业服务工作。除此之外,就业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大学生自己,这也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所在。 就业问题论文: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视野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反思 摘 要: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在以经济学和教育学为研究视角的众多探索步履维艰时,本文尝试从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视角入手,通过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的再认识,溯源大学本质和本职,从而为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拓宽思路。 关键词:公民社会;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反思 引言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已经引起了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今天,学术界更多地将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的研究集中在了经济学和教育学上,从供给需求和高等教育改革等相关理论入手的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为该问题的解决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和实证基础。然而,在我们千辛万苦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寻找出路的时候,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众人皆知的客观存在,或者说对这个客观存在的认识远没有达到本质的回归程度,那就是在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的社会背景和高等教育大众的时代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本质是什么?从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视角来溯源大学本质如何能为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拓宽思路、另辟蹊径?相信这就是本文的意义之所在。 一、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 (一)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的社会背景 自古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将公民社会叫做“politike koinonia”开始,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首次提出的“市民社会”,再到马克思社会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直至哈贝马斯运用“公共领域”来阐明对公民社会的认识,以及苏东剧变后“公民社会”概念的迅速转换和流行,“公民社会”理论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正是缘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建设民主、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公民社会”理论在当代中国乃至全球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意义也显得愈来愈重要。 当代“公民社会”理论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市民社会”三分法来进行阐述和研究,也就是强调文化领域作为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并列的单独一个领域的独立性,这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轨迹不谋而合。高等教育及其组织机构——大学,在现代成熟公民社会的构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种核心地位是由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其核心作用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更重要的则是体现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简单概括,公民社会与高等教育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大学是公民社会构建主体——公民的“养成地”,更是一个国家、社会不断向前的最高精神“引领者”,这正是对大学本质和本职的回归性认识,也是本文成立和展开的核心源发基础。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 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马丁·特罗(martin trow)博士在《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1972)、《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1973)等长篇论文中,逐步深入地阐述了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现在国际上通常用这一划分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水平的通行指数。 在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进程中,作为大学两大核心功能之一的合格公民“养成地”功能发挥作用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从1998年我国高校招生108万人到2009年629万人的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少数人才拥有的“奢侈品”。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9年9月6日新华网访谈中曾谈到,高校扩招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正是对高等教育是培养合格公民的的公民社会属性的验证和回应,而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归罪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则导致我们寻找原因、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坐标发生严重偏离。所以,我们需要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一个再认识:看似高校扩招加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短期表象迷惑了我们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性的认识;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培养“合格公民”、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其作用是不断提高全社会公民素质,为社会向更高方向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于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视野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反思 (一)反思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的“纠缠”导致了什么? 为了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从增加有效需求拉动就业需求到质疑高校扩招“过度”,从调整产业结构到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众多专家学者纷纷展开相关理论研究,献计献策。然而时至今日,该难题却依旧未见破解。通过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奥肯定律将高gdp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主要目标,就业问题归属于经济领域范畴已无可置疑;而通过对大学本质的追根溯源,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属性亦十分明确。如此一来,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势必出现一个悖论,即将大学作为解决归属于经济领域问题的现实同公民社会中大学的本质的严重背离。高等教育和经济“纠缠”在一起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高等教育“庸俗化”,大学发展严重偏离本质。 大学“不是政府、不是企业。从其宗旨、目标、组织、产品等多方面的属性来看,大学属于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尽管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也面临产业化、法人化、私营化等背景和问题,但是,如果从起源和发展轨迹来看,现代大学是由西方中世纪大学演化而来,即是宗教和世俗知识团体的演化物。 因此,尽管大学时刻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条件,时刻面临会被“政治化”或者“商业化”的可能,但是始终伴随其发展的核心是传播知识,不顾一切追求真理才是大学的本质和本职。对大学的认识一旦回归了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关注度与日俱增、在面对高等教育无论怎么改革却似乎依旧受到质疑的现象背后,透射出的问题本质是:大学偏离了其无条件追求真理的本质,却被迫“承担”起了“就业”这样经济领域的“功利性”政府责任,其结果当然是“本末倒置”、问题百出。 (二)反思二: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职? 在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时,人们往往更多的关注都放在了高校身上,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由“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状况发展到了“毕业即失业“的境况,更是让高校质疑不断,矛头直指高等教育。然而,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不可逆转的发展轨迹中出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职?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从“公民社会”理论中找到了答案。第一,就业问题本质上应归类于经济领域范畴,不应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职责人归为大学,这只是整个国家、社会就业问题中的一个部分而已。第二,就业问题不是大学的本质和本职。构建成熟公民社会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在此进程中,高等教育扮演着核心角色,主要原因归于两大功能:合格公民的“培养地”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引领者”。公民社会的构建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具有“合格公民”。什么是“合格公民”呢?简单说来,就是同时具备“公民身份”和“公民素质”的人就是“合格公民”。而在有效地参与民主的政治、经济、道德生活等公民素质养成上发挥核心作用的关键无疑就是高等教育。文化领域的高度发达是文明社会显著标志之一,大学追求真理的本质对一个国家、社会不断前行的推动和引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大学的本质是追求真理、引领社会文化和培养合格公民,解决就业不是其本职。 三、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视野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两点思考 (一)思考一:回归大学本质,重塑“象牙塔”精神 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之所以屡步为艰、收效甚微,其原因就好比“没有找对开门的钥匙”一般,一直处于“错位”状态。从“公民社会”理论来看,要想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必须要充分认清就业问题的经济领域实质和大学追求真理的本质和本职,改变围绕就业“指挥棒”发展高等教育的现实,把本就不该属于大学本职的就业问题卸下,理清高等教育同经济的“纠缠”,避免“不伦不类”,实现大学本质的回归,重塑大学作为培养“合格公民”和引领社会文化的最高“象牙塔”精神,将注重研究和创新、独立和自由的“大学之风”发扬光大,让高等教育在成熟公民社会构建进程中发挥应有功能。 (二)思考二: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 本文至此之前的论述似乎让人不免产生一个疑问:高等教育难道就跟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无任何关责?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对高等教育质量该怎样进行有效监督而又不影响其本质发展才是重点。 公民社会是凸显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民主社会。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思想开始,经过帕森斯的“社会共同体”、前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后期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和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家科亨和阿拉托的“重建公民社会”,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的主体,形成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三分的社会生活划分模式,从而完成了将公民社会指向社会文化领域的当代转型。大学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引领者”,其核心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大学的本质和本职就该同其核心地位“一贯到底”。如此一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就需要开拓另一种思路:一方面,将大学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主要“责任人”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让高等教育回归本职;另一方面,从成熟公民社会中寻找解决之策:既能对大学起到质量监督又不怕破坏其独立、自由属性的公民社会核心载体——非盈利组织首当其冲。因此,通过民间认证机构的“第三方性”的充分发挥来监督高等教育质量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真正“责任人”——经济领域解决途径的相互配合,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必定会为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翻开崭新一页! 就业问题论文:浅析关注贫困大学生就业问题 重视贫困大学生就业工作 论文关键词:和谐校园 贫困大学生 就业工作 对策 论文摘要:贫困大学生是大学校园中很大的、特殊的群体,贫困大学生“就业难”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解决贫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做好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工作已经成为我国高校就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创建和谐校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阐述了实现贫困大学生充分就业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工作建议以缓解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进而促进和谐校园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构建和谐的大学校园,不仅是社会的要求,更是时代的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校毕业生数量日益庞大,在社会经济结构性调整和人力资源需求增加有限的前提下,高校毕业生数量的攀升使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逐渐凸现出来。贫困学生作为高校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近年来,国家下大力气建设完善高校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使得贫困学生入学难、在校读书难的问题已经有了较大改观。与此同时,贫困学生就业难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贫困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愈来愈成为制约其充分就业的主要因素,关注贫困学生就业已经成为和谐校园建设的课题之一。 一、关注贫困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整体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贫困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更加巨大。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贫困生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高校贫困大学生入学难和读书难的问题已逐渐改观,与之相比,贫困大学生就业工作仍是高校就业工作的薄弱环节之一。关注贫困大学生就业工作,实现贫困大学生充分就业,是我国高校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创建和谐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1997年扩招起,贫困大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是大学生中重要的群体。以2006年为例,全国高校共有在校生1700多万人,其中贫困大学生的比例在20%~30%之间。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教育部周济部长在200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200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做好对家庭经济困难并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就业援助”,贫困大学生就业工作已成为高校就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解决贫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做好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工作有利于和谐校园的建设,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实现贫困大学生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的必然要求。教育的重要功能在于减少社会不平等,贫困阶层提升自己。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被贫困家庭视为改变命运的捷径,但如果越来越多的贫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将动摇人们对教育甚至社会公正的信心。高校贫困学生能否实现充分就业,既关系到千万个家庭,也关系到学校与教育的使命,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未来。对贫困学生施以援手,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的必然要求。 二、贫困大学生“就业难”因素 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社会、家庭和个人三大方面因素。 1.社会因素 (1)国家整体就业形势的压力预计2008年全国共有应届高校毕业生559万人,比上年增加了64万人,是近年来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仍维持在900万左右,高校毕业生已超过新成长劳动力半数、新增就业岗位半数。劳动保障部连续几年对全国103个城市就业市场抽样表明,需求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约占总岗位的22%左右,2008年解决高校毕业生供求总量和结构性矛盾的任务非常艰巨。 (2)高校在贫困大学生就业工作中存在的误区目前,高校的贫困生政策重点仍然放在物质和资金资助上,“奖、贷、助、补、减、免、缓”等贫困大学生经济资助体系较多,促进贫困大学生就业方面的政策较少。同时,一些高校的贫困生就业工作还很不平衡,侧重就业指导,忽视心理辅导,教学方法单一;侧重普遍教育,忽视个别教育,针对性不强;侧重就业安置,忽视了职业生涯规划,片面追求就业率。 (3)用人单位在选择人才时存在误区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毕业生时,有意无意的在求职者中寻找高分毕业生、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而贫困毕业生具备这些条件者较少,被企业拒之门外,失去了一些就业的机会。 (4)其他不和谐社会因素社会转型期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急功近利的思想,某些社会舆论的不正确导向,以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消极现象、社会腐败问题等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例如,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和社会机制不够完善,人才市场的就业竞争还存在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大部分贫困生本想通过就业改变命运,然而现实和理想有时差距甚远。 2.家庭因素 (1)经济因素对贫困大学生的影响巨大近几年毕业生求职成本(形象包装、制作简历、电话费、门票费、路费、食宿费等)不断攀升,贫困家庭再支付了高额的学费后,已无力支付学生用于求职的费用。求职投入上缺乏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贫困大学生成功就业。 (2)贫困家庭社会关系少,缩小了毕业生就业渠道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关系网在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有数据表明,通过朋友介绍工作,一般成功率达34%;通过亲属介绍工作,一般成功率在27%。学生毕业求职,通过朋友和亲属介绍找到理想的工作是两条重要途径。与普通毕业生相比,贫困大学生由于社会关系少或过于简单,在就业途径选择上的余地也就少了。 3.个人因素 (1)成绩因素贫困大学生中除了个别人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外,其他大多数表现平平。大部分贫困学生在校期间一边学习,一边打工,难以安心学习,学习成绩不佳,而且由于基础原因,外语、计算机水平有限,这些都在就业时成为一道门槛。 (2)择业期望值高,择业观不合理贫困大学生在求学期间,家庭是四处举债读书,学生希望尽快收回高昂的教育成本获得高回报;有的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读书意味着要出人头地,改变命运,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可以衣锦还乡、光耀门庭。择业期望值较高和不良的择业观使许多就业机会擦肩而过。 (3)心理承受能力较低,综合素质欠缺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直接影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尤其在进入高校以后,由于贫富差距的明显,更容易导致他们的自卑心理。又因为经济或心理原因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失去了许多锻炼机会,造成语言表达、组织管理、实践创新等方面的能力较差,综合素质欠缺,这必然会导致贫困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处于劣势。 三、新形势下,高校开展“贫困大学生就业工作”的几点建议 1.加强领导,全员参与 首先,高校要从感情上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每一位贫困毕业生;其次,切实落实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要调动全校上下的力量,千方百计帮助贫困毕业生充分就业;再次,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用人单位的支持,从而在政策、经费、服务、项目等环节上得到更多的帮助。 2.深化改革,建立贫困大学生就业保障体系 高校要结合国家现有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政策,整合各方面力量,制定适合校情的贫困大学生就业保障体系,出台优惠政策,为贫困学生圆满完成学业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加大对贫困生勤工助学活动的指导和支持,拓宽勤工助学渠道,为贫困生提供更多的勤工助学岗位与自助机会。同时,要教育贫困大学生以适当方式回报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感恩意识的培养。 3.努力创造和谐的就业环境 就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减少人情因素,对待毕业生要一视同仁,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鼓励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互相帮助和支持,让贫困大学生感受到学校的温暖,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消除贫困大学生因经济困难而产生的精神上的自封自闭等消极影响,在为贫困大学生提供经济保障的同时,也要为他们就业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4.采取就业指导和心理辅导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引导贫困学生树立健康的就业观 对贫困大学生进行个性化就业指导,帮助他们合理定位,调整就业期望值;树立“全方位、多渠道”的就业观,要选择能发挥作用、有益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职业岗位;引导学生拓展就业思路,勇于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到西部去、到边疆和基层去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同时,在心理素质上提供咨询与辅导服务,要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要引导他们树立信心,激发自强精神,强化竞争意识,以形成面对就业不畏困难、勇于进取的心态。 5.提高贫困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切实帮助贫困大学生解决择业过程遇到的问题 为贫困大学生建立实习就业基地,尽力为其提供与专业相关的勤工助学岗位,通过工作实训达到培养贫困学生综合素质和提高就业能力的目的;通过提供免费的外语和计算机等级培训等,促使其掌握现代应用技术;引导他们参加校内外各项活动,以扩大知识领域,锻炼交往能力,锻造健康心理。 6.采取“一对一”的帮扶方式,拓宽就业渠道,为贫困生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建立贫困家庭毕业生信息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其就业;深入开展走访用人单位工作,邀请他们走进学校,为贫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交流平台;充分利用校友资源,广泛发动教职工参与就业工作,重点帮助贫困大学生就业;免费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就业信息查询,提供远程面试;做好贫困大学生毕业跟踪服务等。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就业是民生之本”。关注贫困大学生就业问题,重视贫困大学生就业工作,实现贫困大学生充分就业,是高校就业工作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是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校要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采取有效措施对贫困毕业生重点指导、重点服务、重点培训、重点推荐,全方位、系统周全地帮助贫困毕业生实现就业,为构建和谐校园做出贡献。
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统计分析 摘 要: 大学生毕业论文是对大学生四年学习情况的一个总结,毕业论文的质量是检验教学工作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尺。作者通过调查统计,从参考文献的角度分析了参考文献著录,以及参考文献的文献类型分布及时间分布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关键词: 经济管理类本科 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大学生毕业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部分,不仅涉及知识产权和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而且是评价毕业论文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从正文中难以发现的问题,从参考文献的著录和参考文献本身透露的信息可以判断一篇论文的质量,从而为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提供一条切实可靠的途径。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对广东四所高校经济管理类2010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进行了抽样调查,从2000篇毕业论文中随机抽取420篇进行了统计分析。 在420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中,共有参考文献4528篇,最多的20篇,最少的3篇,每篇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数平均为10.78篇,不到11篇。对于反映四年专业学习水平的毕业论文来说,11篇参考文献偏少,说明同学们对相关文献的查阅与利用还是有限的,但这还不是太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参考文献作一些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1.参考文献的著录不规范 著录不规范是所有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参考文献的著录五花八门,如果严格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UDC025.32GB7714-87)的标准衡量,完全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毕业论文凤毛麟角,在420篇毕业论文中,基本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毕业论文只有65篇,占15.38%;84.62%的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著录不符合规范,不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1著录项目不全 在参考文献的著录中,基本的著录项目有:序号、著者、书名或题名、文献类型、出版地、出版者(期刊文章著录刊名)、出版年月(期刊年、卷期号)、起止页码等。在我们抽查的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中,这些著录项目或多或少都有缺失,有缺其中一项的,最常见的是缺起止页码、缺文献类型、缺出版地和缺时间;也有同时缺几项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著录项目(如著者、书名或题名)的缺失令人匪夷所思,有的干脆就只有一个书名或题名,这只能说明同学们对著录事项不了解,或者对参考文献的著录不认真。 1.2著录格式不标准 参考文献的著录除了必备的项目之外,对著录格式也有规定的要求。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的著录格式是:[序号]著者.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月:起止页码.例如:[1]刘刚.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98.期刊文章的著录格式是:[序号]著者.题名.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例如:[1]符莎莉.品牌空心化危机[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5):6-7. 在我们抽查的毕业论文中,除了参考文献著录项目不全外,格式的错误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存在问题。格式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没有序号或序号标识错误,没有括号或不是用方括号“[]”表示;著录符号不正确,有的甚至增加不必要的标识符号,特别是将书名或题名、期刊刊名加上书名号;著录项目顺序颠三倒四,没有按规定的顺序著录;还有文献类型标识符号的错误,等等。有些同学甚至在同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出现前后著录格式不一致的情况。 2.参考文献透露的信息 除了参考文献的著录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外,从参考文献部分列示的具体文献来看,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 2.1文献类型的统计分析 我们把参考文献大致分为著作、期刊论文、网络文献及其他文献类型等四种,在4528篇参考文献中,著作1580篇、期刊论文1872篇、网络文献488篇、其他文献类型304篇、没有标注或无法得知文献类型的284篇,所占比例分别是34.89%、41.34%、10.78%、6.71%和6.27%。从文献类型的分布来看,网络文献所占比例很低,说明同学们利用网络查阅资料的能力较差,这与青年学生的网络利用能力不相称;其他文献类型所占比例也很低,并且主要是报纸,说明同学们对会议报告、学位论文等非公开出版物不够重视。虽然著作和期刊所占比例较高,但表现出来的问题不容乐观,在参考文献中列示的著作绝大部分是教材,并且很多是本科二、三年级的教材,专著极少;在期刊文献中,低档次期刊论文多、核心期刊论文少,中文期刊论文多、外文期刊论文少,在1872篇期刊论文中,核心期刊756篇,仅占40.38%,经济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经济研究》仅出现过4次,在非核心期刊中,一些不知名的期刊、一些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报占了相当的比例,说明同学们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不够,对本学科、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前沿缺乏基本的了解,毕业论文的写作处于一种低水平模仿的层次。既然核心期刊论文的引用水平如此之低,外文文献少就在情理之中了,在所有参考文献中,外文文献只有16篇,这和外语教学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说明外语教与学的方向出了问题,而且说明专业外语的教学是存在问题的。 2.2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 分析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同学们对最新资料的获取能力,所引用的资料的时效性,也可以间接地反映选题的现实性。2006级毕业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一般是在2010年三四月份,所以我们把2009年以后(含2009年)的文献看作是一年以内,2008年的文献为1-2年的文献,2007年以前(含2007年)的文献列入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根据我们的统计,在4528篇参考文献中,一年以内的文献1508篇,占33.3%;1-2年的文献744篇,占16.43%;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1868篇,占41.25%;没有标明时间的408篇,占9.01%。一年以内的文献只占三分之一,二年以内的文献不到一半,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是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主要来源,在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中,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文献数量相当多,八十年代的文献也不鲜见。在一个经济急速变革的时代,在经济学研究成为显学的今天,同学们还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这一方面说明同学们对新的理论、新的观点知之甚少,不重视对最新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另一方面反映我们在毕业论文的选题方面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研究的问题落后于时代,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3.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针对从上面的分析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 3.1从思想上重视参考文献的撰写 从调查来看,无论是学生还是指导老师,对参考文献都是不够重视的,觉得参考文献是可有可无的部分,甚至就是一个摆设。这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传统,另一方面是没有将参考文献作为毕业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毕业论文的质量联系起来,所以每一个毕业生和每一个指导老师都要充分认识到参考文献的重要性,从思想上重视参考文献的撰写。 3.2统一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标准 统一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标准不仅是追求形式上美观,而且有方便检索的作用,所以不应看成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参考文献的著录中,基本的著录项目要齐全,著录项目的顺序,标识符号要正确,教学管理部门和各指导老师应该对学生作出严格而具体的要求,这些问题只要我们重视,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而且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3重视毕业论文的选题 毕业论文的选题不仅要强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要具有现实意义,密切联系实际,关注现实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题的来源可以是学生自己从毕业实习中发现问题,也可以由指导老师提供参考选题,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生自己拟定题目的指导老师要严格把关。 3.4加强文献检索课的教学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同学们获取和利用文献的能力,特别是对网络文献和外文文献获取和利用的能力相当差,进一步调查发现,很多同学都没有接受过文献检索方面的教育,有些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过这方面的课程。文献检索能力是大学生的一项基本技能,文献检索能力的欠缺直接影响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科研水平,因此,加强文献检索课的教学,将专业文献检索课作为必修课或指定选修课非常必要。 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经济管理类本科的毕业论文指导模式研究 摘 要: 针对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模式的现状,本文提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下,必须在指导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双向选择”,对学生采用习惯培养的方式及多渠道的指导模式。 关键词: 经济管理类本科 毕业论文指导模式 存在问题 重构 近年来,高校大规模扩招及本科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学生为了能在限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就把毕业论文放在了从属地位,加上用人单位很少关注毕业论文,更造成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怠慢心理,致使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日趋下降。其中,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更是令人担忧。 一、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高校毕业论文指导环节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1.指导时间偏少。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基本上都是从大四第一个学期开始,有些院校可能提前一点,也是从大三第二个学期才启动,而这个学期本科生的上课压力比较大。当他们刚刚对毕业论文有一些想法时,考试又将他们的想法打断。到了大四,各种求职、考试等压力扑面而来,到他们真正安心写作毕业论文时,距离毕业时间已经不多了。因此,从大三第二个学期开始毕业论文的指导,已经是比较晚了,表面看起来还有一年时间,可实际有效时间不到两个月。这时,指导教师指导基础较弱的学生,他们被提升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2.整体指导的策略。 现行毕业论文的指导模式从指导策略上来看,属于一种整体指导。这种模式是指导教师从多方面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包括论文的主题、结构、表达和学术创新等。这种指导模式的结果是,学生自己不努力收集资料进行论文写作,大部分甚至全部依靠指导教师。这样的指导策略,使指导教师非常辛苦,而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却呈逐年下滑的趋势,期望学生通过写作毕业论文培养其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标没有达到。 3.缺乏奖惩措施。 指导教师指导完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打过分之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就被束之高阁。某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是否真的应得某个分数,毕业论文有没有抄袭的成分,也就没有人去关注了。由于没有明确具体的监督和奖惩制度,指导教师、本科生和有关的管理部门对毕业论文实质上都是不太重视的。在这种情况下,指导教师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必然会有所下降。 二、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的重构 针对上述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对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进行重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指导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双向选择”。 目前,大多数高校对毕业论文采用的都是配给制,即由学院将学生平均分给每个教师指导,很容易出现学生的选题方向不是指导教师的研究范围,给指导教师带来困难。如:无法把握选题的意义,无法判断使用材料的准确度,无法判断论文有没有新见解,无法判断论文是否具有实用价值,等等。这样,指导教师只能从形式上予以指导,论文的质量很难把握。因此,要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必须打破这种配给制,实行师生互选的制度,优化指导工作。笔者认为,具体操作可以这样:首先,征集学生的选题或选题方向,然后按学科方向将学生划分到不同的学科,由教师来选择学生;教师选定以后将结果反馈给学生,学生如果对教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换指导教师。在“经济管理类本科的毕业论文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希望毕业论文课题分组应采取的方式?78%的学生反映,希望教师和学生能够进行双向选择。因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已经对对方有所了解,尤其是教师,他在选学生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自己能不能指导学生提交的选题。所以,双向选择是一种优化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方式,也是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一种切实的制度保证。 2.对学生采用习惯培养的方式。 前已述及,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一般都安排在第四学年集中进行。这种突击战必须以学生训练有素为前提。因此,笔者认为,要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与水平,必须科学安排、强化平时训练、循序渐进、变突击式为习惯性培养式。当我们取消了年度论文的教学方式后,必须找到一种替代的方式,平时训练这一环不能少。笔者认为,可以落实到学科课程的教学中去,通过加强学科课程平时作业的学术性训练,既可以在平时的练习中作要求,也可以撰写学术述评或学科课程论文的形式予以强化。在一门学科课程结束时,或要求学生就学科课程中的某一问题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加以评价,或提交有自己一定见解、符合学术规范的学科论文。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刻苦钻研、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形成良好的学风。 3.采取多渠道的指导模式。 所谓多渠道指导模式,就是以网络指导为主体,辅之以传统的课堂教学指导和学生课外学术活动引导。具体实施如下:第一,在正式写作毕业论文之前,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实行见面与不见面相结合的指导方式,使师生间的交流渠道变得畅通。通过网络,可以实现师生适时异地交流,同时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实现异地不同步的及时交流。第二,将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有机联系起来。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现在的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不好,是因为期刊论文读得少,理论基础薄弱,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应多讲期刊论文的前沿动态。同时,教师要结合自己的课程和自己的论文写作经验,向本科生谈论文该如何选题、如何查找资料、如何选用相关理论等。第三,利用各种学术活动激发本科生的学术兴趣和论文写作能力。如,院系进行教工的学术论文或教研论文研讨会,邀请本科生参加。 本科毕业论文是学生创新素养与学识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这种教学方式是以精英教育为背景的,它与当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情势并不十分贴近。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下,必须优化指导、相互协调,对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进行重构。从而,切实提高本科论文的质量,提升高校的教学水平。 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关于经济管理类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若干思考 摘要:毕业论文被认为是大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影响着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的高低。论文在分析经济管理类本科生毕业论文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本科毕业论文应该进行改革,并提出了近期与远期的改革设想。 关键词: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改革设想 一、经济管理类本科生毕业论文面临的主要问题 毕业论文被认为是大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影响着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的高低。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学生对论文写作认识不够,兴趣不高,并且受大学生就业体制变革的影响,大学生本科毕业论文在选题、指导、写作、答辩等各个环节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正如时伟在《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弃与存》指出,本科毕业论文仍然存在着指导不力、过程不严以及质量泡沫等问题,正经受着废除与续存的舆论煎熬。吴国杰等在《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探讨》一文中认为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的制约因素在于:毕业论文的时间安排不合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不足、学校的科研物质基础不足、毕业论文师生比不合理、毕业论文过程管理力度与考核监控缺乏等等。再比如,毕业论文理论研究较多,整体较为空洞,缺乏实践意义;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够;个别教师要求不严,部分青年教师经验不足;等等。最为突出的就是学术不端,而且不端行为在升级。笔者在与一些外校同行进行交流时,感觉本科生毕业论文还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学术不端在本科生毕业论文中也开始苗头渐起,大有泛滥与升级之势;甚至拷贝网上的硕士学位论文,或将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压缩、拼凑、肢解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同时,由于本科院校扩招,教师毕业论文的指导压力也很大。例如天津某高校的经济管理学院,2011年共有约1200名毕业生,专业教师约160人,平均每名专业教师要指导7.5名学生的毕业论文,其中某两个系每名教师平均要指导12人以上。如果再考虑部分教师还要指导二学位毕业论文、二级学院的毕业论文、夜大学的论文、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指导任务是比较繁重的。 二、本科毕业论文的废与立 毕业论文是高校人才培养中一个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它集实践性、综合性与创新性于一体,对于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检测,直接反映着一所高校教学质量的整体水平。教育部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明确要求确保毕业论文质量,并曾经是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中一个重要的二级指标。实际上,本科毕业生要不要撰写毕业论文,是由来已久的一个争论。正如人们所言,本科毕业论文已成“鸡肋”,不仅学生写起来痛苦,指导老师感到棘手,而且社会舆论指责本科毕业论文太水,与其维持目前这种尴尬局面,不如放弃。丁晴雪在2009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撰文“本科毕业论文的存废值得探讨”,明确赞成取消本科毕业论文或不再将论文作为本科毕业的硬性条件。丁晴雪指出,主要理由并不在于本科毕业论文“掺水”问题严重,而是在于本科教育的定位和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大众化趋势,本科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一半左右(现在已经超过这个比率)的高中毕业生都能够享受到的“平民教育”。相应的,本科教育要培养的并不是精英人才,而是适应社会需求的大众化人才。正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这种变化,本科毕业论文的必要性才受到怀疑。但是,取消毕业论文的做法是不是有些过激或一刀切呢?2009年曾经传言“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拟从2010年起在教学计划中删除毕业论文”。仅仅过了一天,四川大学宣传部就将这个“善意的谎言”戳破了。可能是四川大学在各方面承受的压力过于大了吧!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确有些难当啊! 三、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的若干设想 有鉴于此,本科毕业论文有必要进行改革。针对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其毕业论文改革可以分为近期和中长期两步走。 1.近期设想。近期就是严格规范毕业论文管理,具体设想有两点:第一,对那些毕业论文不合格、第一次没有通过答辩的同学,即使以后答辩通过,应适当延迟毕业证、学位证的发放时间,直至取消。笔者所在单位,为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出台了一些制度与措施,如开题报告制度、指导教师与学生背对背答辩制度、二次答辩制度,等等。但是,措施的实施效果依然难以令人满意。不少教师私下反应,现在毕业论文的指导是“学生不急、老师急”。在学生心目中论文写作答辩只是一个过程,早晚得通过,即使进行了N次答辩。通过推迟发放毕业证、学位证来引起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当然,为了慎重起见,维护和谐校园,而且更具有权威性,不合格毕业论文的确定应该由学院学术委员会或学位委员会组织进行。第二,对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查新。现在,本科毕业论文是否存在学术不端的任务一般由指导教师来负责,明显没有权威性;而且也不现实,因为指导教师的资源有限、时间有限。只能通过非正规的方式确认,如上下文的行文、直觉、交流谈话等,或者是根据电子版文件中回车符、逗号、分号是不是半角提出质疑。建议由教务处、学院和学工部等部门出头,组织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查新工作。对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一律延期毕业,甚至更严厉的措施。此举即可树立学校严谨的学风又可以起到对学生起保护作用,免得出现“秋后成名算账”事件。 2.中长期设想。本科毕业论文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经的一个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的相关基本训练。所以,笔者觉得对于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只要有某种方式或手段能够达到相同的目的,是不是就可以用其代替或部分代替毕业论文。替代的方式或手段有以下四种:第一,用综合实习替代毕业论文。学校可以选定一些信誉良好、专业对口,愿意与高校合作的公司、企事业单位作为实习基地,只要学生在这些基地的有关部门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实习、期满合格就可以认为毕业论文通过。第二,有些专业可以引入类似工科专业的“毕业设计”的方式。比如工程管理专业就可以使用纯粹意义的毕业设计,营销专业是不是可以用某企业某产品的营销策划方案替代毕业论文。第三,用获奖作品替代,如“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天津市大学生文化创意竞赛以及校级一定等级的获奖作品代替毕业论文。不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学生能力的提高更有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增加学校获奖数量,提高学校和学生与指导教师的知名度。第四,用高水平的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替代。比如,以第一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与所学专业相近的学术论文,EI检索、SCI检索的论文。这一措施对于那些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致力于考研的学生来说,既是一种促进与鼓励措施,又是一种检验手段。 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存在问题研究 摘要: 本文针对目前本科毕业论文中出现的问题,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角度具体分析了本科生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常出现的问题,探讨了其出现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给出了改进措施,为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毕业论文;问题分析;对策 0 引言 本科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是对学生四年本科期间专业知识学习及运用的一个综合检验,也是对学生科学研究素质的初步训练。而且它对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学生迅速进入工作角色提供有益的帮助。因此,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对提高高等学校办学水平、培养创新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2]。同时学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也反映出教学效果的好坏、教学质量的高低,有利于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从而为改善教学质量提供依据[3]。笔者在近几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以青岛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2012届本科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经管类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具体措施。 1 经管类本科生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分析 目前一般的本科毕业论文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即提出问题(前言),分析问题(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对策)部分,本文针对以上三个环节具体分析经管类本科毕业论文中常出现的问题。 提出问题部分或者说前言部分应交待论文的背景、研究目的意义、研究范围等,这一部分的重点在于综合评述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目前,这一部分论文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1 研究范围过大 虽然学生论文写作过程中在书面上会限制研究范围,如某一地区或者某一企业,如“青岛市外贸业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等,但这种题目对于本科生而言仍偏大,因为青岛市外贸涉及加工制造、农产品等多个行业,学生在实际撰写论文时往往把握不住问题,出现题目与研究内容脱节的现象。 1.2 题目宽泛致使研究难以深入 部分学生的毕业论文题目虽然看上去比较具体,范围也比较明确,如“青岛市橡胶外贸业存在的问题研究”等,这种题目虽然在字面上不存在问题,但学生在实际论文写作过程中往往发现,针对橡胶这类特殊行业其数据的收集非常困难,在专业的统计年鉴中往往查不到,需要学生亲自到企业进行调研才能获得,而在实际的调研过程中,由于企业不配合,相关数据往往也无法得到,因此学生在论文的实际撰写过程中往往只能规避行业的实际运行情况,使得论文缺乏具体内容支撑。 1.3 对于前人工作成果不够重视 本科生应该具备一定的收集、分析资料的能力,但绝大多数学生往往忽视这一环节。这一方面导致重复前人研究成果的现象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学生的论文也缺乏创新点。 分析问题部分即正文是作者对研究工作的详细表述,它占全文的绝大部分。这一部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3.1 学生对基本的分析工具掌握不够 统计分析可以说是经济管理类本科生毕业论文中最常用到的分析方法,但学生对这一类工具的掌握往往存在很大缺陷。首先体现在对基本的理论知识掌握不够,如部分学生的调查问卷设计不够合理,对基本的Stevens分类法的尺度不够了解,甚至出现4点等距法的尺度调查问卷;同时对调查数据的收集及处理也存在很多问题,收集的数据的质量及可靠性都无法保证,如对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情况缺乏必要交待,甚至出现数据造假情况,像100%的调查问卷回收率或者100%调查问卷合格的这种基本不可能的情况在毕业论文中频繁出现。其次对专业的统计分析工具掌握也存在不足。部分学生能够利用Excel对获得数据进行初步的回归分析,但对于更进一步的主成分分析等内容则往往无法把握。 1.3.2 对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 学生在获得所研究的问题或者企业数据资料后,无法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因此无法发现现象或者缺陷背后存在的真正问题。即使部分学生能够提出问题,但往往无法针对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因此也无法探讨提出问题的真正致因。使得文章缺乏逻辑性,不够完整。 1.3.3 对问题的分析缺乏针对性 部分学生能够亲自到企业进行调查获得大量一手数据,但对数据整理不够完整,导致对问题的分析缺乏出现偏差,同时对发现的问题无法进行归纳总结。因此提出的问题往往与企业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 解决问题这一部分是承接上述分析问题部分而来的,其主要反映了学生利用课本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部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①所提对策缺乏针对性。 毕业论文对策建议部分经常出现的问题。无法根据上文问题分析中归纳总结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或者对策部分与所列举问题根本不相关。这一方面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同时也体现了学生缺乏必要的逻辑分析能力。 ②所提对策缺乏可执行性。 学生往往只能根据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提出某些建议对策,但对于建议的执行过程缺乏必要的介绍。这往往导致学生的论文看上去如同课本上理论知识简单列举,这也反映了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欠缺。 2 改进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以下提升经管类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2.1 加强对选题的管理 在确定论文题目时要求学生明确以下三个原则: ①与学生专业紧密相关原则。这一方面是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保证论文质量的必要措施。因为毕业论文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而这些只有通过专业课的学习才能保证有良好的理解与掌握。部分学生的毕业论文出现严重的理论错误,往往就是由于其选择与其专业不相关的题目,导致对研究问题的基本理论缺乏掌握而出现问题。 ②与学生兴趣爱好相关原则。在保证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前提下,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鼓励学生结合当前本学科领域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自己确定研究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学生有足够的精力及兴趣撰写毕业论文。避免出现学生在论文选题中总是在指导教师所划定的圈圈内思考、工作,这样既限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同时也限制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发展的愿望。 ③研究范围具体、研究问题明确原则。要求学生尽量选择具体的行业,具体的企业,针对具体案例展开研究。同时建议学生充分利用到企业实习的机会,结合企业的具体需要,确定论文题目,同时充分利用企业中真实数据,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这样的选题任务明确,针对性强,可以锻炼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明显提高毕业论文的效率[4]。总之毕业论文的选题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其选题应结合当前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实际,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使得学生通过应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充分的锻炼[5]。 2.2 加强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 除了专业知识外,经济管理类学生尤其要加强统计学的学习。对于经管类学生,统计学是其必须掌握的课程,统计工具是其必须熟练使用的工具,这不仅是毕业论文撰写过程的需要,同样也是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熟练掌握使用的技能。同时指导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研究问题的实际需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方法指导,如结构方程、层次分析法等常用方法。这些分析方法经过老师的帮助大多数学生都能够通过自学基本掌握,从而可以极大提高论文的理论性。 2.3 加强老师的指导 毕业论文的撰写整个过程都需要指导教师全程跟进,及时发现学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学生进行充分的讨论分析,具体来说在整个论文撰写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以下环节的指导。首先是在论文开始阶段对学生进行学位论文的基本介绍,需要让学生明白整个学位论文的结构组成、行文基本要求、文献的查找方法等必要的基础知识。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指导教师同样要及时跟学生讨论,一方面对学生进行方法论的指导,使得学生能够掌握真确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发现改正,避免出现大的错误。最后就是论文撰写完成后,指导教师要对论文进行整体审核,避免学生出现逻辑性错误,对方法及数据进行必要的审核,保证论文的质量。 3 小结 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实践课程,其对于学生综合四年的本科所学的理论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迅速进入未来工作岗位及适应工作角色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严格要求,而这也会对本科教育质量的提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探究 【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毕业生数量迅猛增加, 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仅为115万人,到2013年大学毕业生已达到699万人,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了不争的事实。毕业生就业压力持续上升,就业指导工作已经成为摆在各个高校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新的形势下,结合高校和地方实际,针对经济管理类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展开研究,对提高该类毕业生的就业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就业指导;经济管理;毕业生 一、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就业的优劣势分析 (一)经济管理类毕业生的优势。(1)社会需求宽泛,就业面广。从本校经济与管理学院设置的专业及专业方向看,经济学类的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及其下设的国际商务方向、国际物流方向,管理类的有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和市场营销四个专业,这些专业涉及二、三产业的很多专业领域,经管类毕业生的就业选择面是相当大的。(2)国家总体经济环境良好。从根本上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归根结底还得依靠良好的经济环境。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提供80至100万个就业岗位。近年来,我国的GDP保持较高的增速,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 (二)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就业的劣势。(1)实践环节锻炼经验缺乏。理工科毕业生在参加工作后,由于专业特点,较短时间内就能上手工作并发挥作用。而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实践应用能力相对较弱,需要进行岗前技术培训,实践经验也需要不断的积累,管理经验更是需要较长时间积累的。目前很多企业缺乏自主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的意识,不愿意招聘后花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培训,只愿招聘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管理人才。(2)经管类专业重复设置现象严重。全国高校开设数量最多的十大专业中就有四个专业属于经管类,分别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市场营销和工商管理,全国有一半以上的高校都开设这些专业。经管类专业属于社会需求比较宽泛的专业,就业面较大加之办学成本相对较低,很多学校都会根据市场需要开设多个热门的经管类专业。虽然高等教育消费市场巨大,但就业市场不可能充分消化这些专业的所有毕业生,毕业生滞销的情况在所难免。 二、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就业指导工作全方位和个性化相结合。我们应当对经济管理类的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进行全方位的就业指导工作,招生、教学与就业相衔接。新生入学前,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入学前咨询服务,为其提供包括学校专业设置情况、专业内容设置、专业就业前景分析等,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提供咨询服务。入学后还可以允许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调整专业或专业方向。这对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问,有利于今后顺利就业。通过全程就业指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另一方面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办学能力和地理位置,结合所开设专业、培养目标和用人单位的需求等状况,确定毕业生的就业区域、行业范围,对毕业生进行市场定位,确定毕业生的就业目标市场。如我校依据浙江地区民营中小企业高度发展的经济结构特征,以及现阶段支撑企业持续发展的家族财富传承与管理人才缺乏的现状,于2013年1月创建了国泰安创业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突显自身特色。 (二)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相结合。就业指导课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参与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在教学中若采用传统的讲授方法及教学模式,很难取得显著的效果。因此不仅要通过课堂教学、主题教育等方式,还要积极开展咨询服务、体验实训等参与性较强的活动。可以通过模拟式教学,将求职过程中的某些过程进行模拟,老师通过点评的方式来加深学生的判断能力;也可以通过案例式教学引导、教育学生。作为高校应该积极与重点地区、重点单位建立友好的联系,争取让重点地区、重点单位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和实习岗位。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学生积极参加课外实践、暑期实践活动,培养其实践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如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非常重视学生的暑期实践活动。在大一暑假安排有专业认知实习、大二暑假安排有专业调查、大三暑假安排有暑期专业实习,为本专业学生更好的了解市场,了解专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就业技能培训与综合能力培训相结合。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技能培训活动,教授学生简历制作、笔试应对策略、面试礼仪与面试技巧等技能。同时也要开展互补性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培训,旨在使毕业生更好地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例如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强化其法律、英语、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因为这些知识在学生今后的工作中会涉及到。同时,高校还应注重加强学生实践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训。 (四)就业指导与市场调研相结合。就业指导课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因此加强市场调研是保证就业指导正确方向的手段。只有加强市场调研,才能了解经管类专业的就业形势及专业发展状况。通过了解已就业学生的情况、掌握专业培养中的不足,可以最终改进学校的教学,还可以给学生在专业学习上提供建议。例如宁波大红鹰学院近几年开始都会委托专业调查机构,针对每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展开调查,形成调查报告。针对调查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分析原因,找出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不足,采取有效措施,改进教学,更好的开展人才培养、服务社会。 (五)健全就业指导机制,四方各司其职。人才的培养不能单单依靠高校。政府、高校、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都有责任和义务为毕业生顺利就业各尽其能。四方应为大学生提供全面、高效并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与服务,积极推动大学生充分顺利的就业。 大学生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来自市场经济的冲击、不良社会风气的诱导,都会影响其对职业的看法。我们的就业指导工作,应该引导大学生更好地了解本专业的实际状况和社会需求,培养其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不断调整就业期望值,使其更加切合实际,实现由“精英化”就业向“大众化”就业的转变。 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模拟毕业实习平台构建探索 摘 要:高职院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实习的“企业实习”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构建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营造工商企业经营管理情景,依托实训中心开展毕业实习将成为一种有效的毕业实习新模式。 关键词: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建设原则 一、经管类专业毕业目前实习困境分析 传统的毕业实习在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高职经管类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是从事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的,企业需要的是实用型人才,需要大学毕业生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而这些能力往往是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所欠缺的。对于学生而言在没有工作之前,到哪里去积累经验是对学校和学生都是个难点。对学生毕业实习的安排,已经成为高职院校非常手的工作。 第一:实习内容与学生期望的差异。同学们对实习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不少同学习上在实习期间大显身手,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实习单位的日常工作,因为涉及到公司的利益,决不能有半点差错。当同学们满腔热情来到实习单位,发现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只是一些简单的事务性工作,直接降低了实习的效果。 第二:实习与找工作矛盾。由于实习安排在第八学期,绝大部分同学都要在这段时间寻找工作单位,面试的机会多,请假多;落实了工作单位的学生还要应单位要求转到工作单位去实习。这些都容易造成实习单位的误解,长此以往,实习单位不愿意安排比较重要的岗位给实习生,甚至拒绝接受实习生。 第三:实习与撰写毕业论文的矛盾。根据安排,学生实习与撰写毕业论文一般同时进行。学生出去实习,论文专业进度容易脱节。由于学生在外实习,无法随时和指导老师保持联系,遇到专业上的问题没有良好的环境进行讨论,无法充分利用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等有效资源。实习时间和撰写毕业论文时间上的冲突,对于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有较大的阻碍。 第四:实习费用的处理。学生出去实习,需要一定的费用,主要是车费、餐费和付给对方公司的实习费用。这些对于部分学生是一笔较大的开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实习效果。 但是无论是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还是从就业方面考虑,专业实习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构建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营造企业经营管理情景和依托实验中心开展毕业实习将成为一种有效的毕业实习新模式。通过这个模拟实习平台,把企业真正“搬进”高校的实验中心,让学生在实验中心完成模拟毕业实习,掌握企业运作规律,熟悉企业运作流程,体会现代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全过程,提高实际的动手操作能力,全面提高高校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经济管理水平、信息技术水平和综合能力,有效地提升经济管理各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经管类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的构建探索 让学生在学院内以模拟的方式进行专业实习,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和探索。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设计的原则 第一、仿真性原则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运用现代信息化方法和手段去实践经济管理活动过程,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活动规律的,因此,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从业务流程安排、工作岗位设置到企业情景设计都要尽可能地贴近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实际,突出模拟实习的高度仿真性。环境的设计要使学生有一个接近或仿佛置身于企业的实际环境中的感觉,使学生自觉调整自身不同于课堂上课的状态。环境模拟的越真实,实验的效果就越好。环境模拟不仅包括一个单位内部的工作环境,还包括企业与外部关联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如外部企业、税务部门、银行、海关和用户等。在仿真企业环境中,以企业业务流程为主线,在各个企业内部要设置各种主要业务工作岗位,并建立起各个业务岗位的管理工作职能及其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各个业务部门、各个职能岗位有机地连接在一起,让学生体会到自己在流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应完成的工作,体会到企业基于流程的运作模式。以企业实际业务流程为牵引,设计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工作岗位,让学生通过轮换单位和轮换岗位实验,了解和掌握各个岗位的业务处理程序和方法以及岗位之间、单位之间业务联系的途径和方式,从而达到树立全局观念、增强业务工作能力的目的。 第二、系统性原则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不同于单项课程实训软件,它是在整合经济管理专业主要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设计出能够实现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全过程的系统,是将企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资源进行的全面集成。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的设计,应根据现代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方法和手段,营造一个模拟的企业经营管理的应用平台,突出系统的总体功能。毕业模拟实习平台是由各个单项模拟实验组成的一个大系统,各个单项模拟实训综合实训系统中的子系统,通过有效整合,充分发挥系统整体功能。毕业实习综合实验平台是通过模拟企业的业务流程将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既具有各个单项实训功能,又具有总体功能。 第三、互动性原则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不是单个学生进行的实训,而是一个团队协同进行的实训,是一个动态的实训。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要求做到在实验过程中将学生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根据已有的基础资料资源进行操作。每个岗位的操作结果都会对其他岗位产生影响,即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其他环节的结果,并最终影响到整个实训的效果,因此,需要大家各在其位、各负其责、通力协作,以实现经济管理目标。这种模式不仅具有高度的仿真性,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而且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为了体现外部环境变化对经济管理活动的影响,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既要设定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又要设置众多的变动因素,以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和创造力。 一个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的建设 该实训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 第一、计算机与网络系统 第二、经济管理专业“影子工厂”是整个模拟实习平台的核心构件。 “影子工厂”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它是一个虚拟的工厂;其二,它是信息层面企业的模拟,其数据及活动描述均来源于真实企业。影子工厂实训教学系统应该全面模拟企业ERP实例的教学软件,结合教学的特点及实训过程组织的需要开发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综合实训教学平台。 “影子工厂”实习教学平台基本能实现仿真企业平台和仿真教学,基本体现了前述模拟实习平台设计的原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仿真企业环境。提供真实仿真企业的业务处理环境的功能。对环境的设计和各个实训流程的设计都必须使实验者有一个接近或仿佛置身于企业的实际环境中的感觉,这种环境可使学生自觉调整自身不同于课堂上课的状态,促使学生主动去思考、规划自己的实训过程和实训步骤,主动加入群体活动中去完成实训。环境模拟的越真实,实验教学的效果就越高。环境模拟不仅包括一个单位内部的工作环境,还包括改企业与外部关联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第二:模拟职能岗位。模拟实训中,一种设计思路是每个学生以企业实际业务流程为牵引,针对一个特定系统的业务,由实验者模拟企业不同部门、不同的工作岗位,独立完成业务处理。目的是熟悉系统的功能,明晰不同类型业务的处理流程。为了全面提高实验者的综合实践能力,真实模拟系统在企业中的实际运行过程,由不同的学员模拟企业中的不同岗位,每个岗位都具有相应的责、权、利,让每一个学生都找到相应的“职业角色”的感觉。第三:仿真企业流程。企业之间竞争的关键在于其业务流程,对“影子工厂”实验教学平台也是如此。在仿真企业环境中,以企业业务流程为主线,将各个业务部门、各个职能岗位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将系统性地经济业务理论与实践全面结合,使每个实验者深刻地体会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体会自己在流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应完成的工作,体会到企业基于流程的运作模式。②其他重要的组成平台包括:物流工程与供应链管理模拟实验平台、witness生产系统建模与流程优化实验平台、统计专业软件操作与实践模拟实验平台、市场营销与竞争模拟平台、国际贸易实验平台、电子商务实验平台、证券分析与模拟教学平台。整个模拟实习平台不仅需要搭建软件模拟平台,还需要一定量的实体实训设备和装置,如必须的模拟生产线、人因工程和物流工程的实训所需的耗材。 三、经管类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应用的效果分析 该模拟实习平台基本上能让学生了解企业运营全过程,学习企业运营决策方法,培养学生的全局意识,既能对企业的某一个专业职能和流程进行仿真,如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生产管理、物流管理等提供模拟教学环境,又能体现其跨学科、跨专业性。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及相关环境的完整模拟,可以使毕业生对企业的信息流、资金流、物质流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了解。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企业的整体的系统的认识。来源于企业ERP实例的影子工厂实训教学系统,将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充分结合,克服理论教学抽象、空洞、难以联系实际的不足,有效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组织下厂实习的困难。 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锻炼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管理素质。提高学生综合技能,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企业经营、技术、物资、生产、财务等各管理环节,理解企业的各项管理职能、过程和活动。 四、结论 经管专业毕业生如何开展模拟实习,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更好地全面提高实习效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模拟实习实践教学的质量控制体系,是实现毕业生模拟实习实践教学目标的有力保障,对提高教学质量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目前在这方面还有待于完善,提出合理的质量控制和监督体制,加强反馈控制,切实保障模拟实习质量。(作者单位: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基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的研究 摘要: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是指经济管理类本科生通过专业学习与实践训练顺利就业并在其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保持工作机会、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由于当前高校经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的不完善,使得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优势缺乏和就业能力不足。对此,高校应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目标,提升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 根据麦可思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学科门类是管理学,达到92.9%。然而,作为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普通院校经济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比较严峻。我国现阶段无论从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失业的数量还是结构分析,都存在事实上的就业难问题。产生此种情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大部分比较理想的职位对学历要求较高,或者是经济学虽然课程设置“广”,但存在专业技能不“专”的弊端。总体来说,最主要原因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尤其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质量与用人单位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基于此,培养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提升毕业生就业优势已成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的特征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就业能力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初期,就业能力通常被认为是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然而,到20世纪末,就业能力却被大多数学者定义为实现就业的能力。本文中的就业能力是指个体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和保持工作,在工作中不断进步,实现潜能,以及应对工作变化的能力。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是指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通过在校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能顺利就业,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并在经济管理相关领域保持工作机会、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目前国企和外资企业所偏好的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集中体现在:“道德力”、“思考力”、“学习力”、“执行力”、“决策力”、“组织力”和“创造力”,这些能力通常构成用人单位评判经济管理类人员就业能力的核心指标。 二、基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的设计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知识创新是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保持其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只有员工不断进行知识创新,企业才有可能实现知识创新,才能在行业中保持优势地位。员工的创新行为集中体现在善于学习、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就业能力。对于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而言,通常他们所从事的职位要求他们不仅具备单一的经济管理专业知识,而且应具备相对广博的知识,还要有整合、转化和更新知识的能力,即具有跨学科性,更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调查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中一半以上的用人单位最看重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知识广博度,其次才是专业知识,占42.5%。由此看来,用人单位更偏好复合型人才。因此,普通高校在提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方面,应注重培养他们将来在工作中具备良好的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使毕业生具备对知识进行横向联系和纵向拓展,将原有的或其他相关的知识有机融合,形成自身新的知识体系,能够将知识转化为创新技术和创新行为,并不断更新知识,使自己所在的企业保持持久的竞争力的能力。 三、加强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培养的对策 提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需要学校、政府、用人单位和大学生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1.高校应深化教学改革,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根据调查显示,56%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应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调整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的培养可确立“劳动力市场需求导向”战略,将学生所学专业与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的符合程度、学生所学课程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的符合程度,作为经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实现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发展需求的高度关联,学生的就业能力与劳动力市场人才聘任标准的高度匹配,甚至每年对其毕业后的学生进行跟踪调查,了解学生的就业发展变化以及对自己的基本能力、职业能力的评估。此外,作为实践性较强的经济管理专业,应注重加强实践模拟训练,让学生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和社会应变能力、组织管理与决策分析能力等。 2.政府应优化配置,创造就业环境。解决本科毕业生就业问题,政府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介入大学毕业生的配置和安排活动中。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宏观干预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建设,高度重视学生就业能力的开发和培养,把它作为高校专业评估的重要指标;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拓宽各类就业渠道,健全完善各类法规体系和就业制度,维护毕业生权益,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便利。当前,各省市实施的大学生志愿者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及大学生创业等一系列计划都是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有效措施。此外,政府还应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配合学生社会实践。 3.用人单位应加强校企合作,提供实践平台。用人单位是本科毕业生的需求者,是学生毕业能否顺利走向工作岗位的就业能力高低的最终评价者。因此,用人单位也应积极参与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用人单位可以根据阶段发展计划和实际需求,确定人才类型和工作胜任能力条件,参与课程计划的制定,帮助高校开发学生专业核心技能,使课程内容总体上与行业发展需求相吻合。此外,企业应积极配合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实习需要,建立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 4.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加强自身建设。为提升自身就业能力,大学生应增强学习动力,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要大胆投入社会实践,最求卓越,提前适应社会,把自己培养为基础扎实、知识面较宽、能力强、素质高的经济管理类专门人才;在就业选择上,应保持良好的就业心态,多考虑个人发展空间和锻炼机会,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自身才能与社会需要的关系。 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工业4.0时代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趋势研究 [摘 要]经济管理类人员的工作水平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每年经济管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是大众关心的话题。目前,“工业4.0”时代呼之欲出,蓄势待发,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同专业的毕业生未来的就业前景都会受到很大的挑战,经济管理类毕业生也不例外,如何在“工业4.0”时代保证并促使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顺利就业也成为一项紧迫的问题。文章就“工业4.0” 时代对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和趋势进行了探讨,希望经济管理类大学毕业生能够应对新的工业时代带来的挑战,实现顺利就业。 [关键词]工业4.0;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趋势 什么是“工业4.0”?德国技术学院的院长卡格曼曾经做出一个非常通俗的解释,“工业4.0”就是,生产过程高度的灵活,产品极具个性化,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最大限度地节省地球的资源。在整个智能系统中,从产品、设备到运输系统等所有的成分都是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彼此之间能够实现自动通信。 1 “工业4.0”概念的提出 “工业4.0 ”又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最早在德国提出并发起,就是指制造业领域,将资源、信息、产品和人相互关联的“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实现人、机器设备与物品的有效联通,建立起来一个极其灵活的数字化及个性化的智能制造模式。“工业4.0”对制造业的未来面貌进行了描述,提出了继蒸汽机的发明、机械化生产和信息技术三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将迎来一场全新的革命,这场革命以生产的数字化、网络化和自动化为主要标志。目前“工业4.0”这个概念在全球工业领域反响强烈,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工业4.0”可以让设备和设备之间展开对话,生产设备及产品之间互相交流,创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话窗口。也许到了2020年,每个病人吃的药物是根据其个体的独特基因来配方的;用户的午餐能够依据个人的爱好和营养需求来调配生产;工厂生产线能够依照员工预期的时间开工;而正在生产的车间里是由上一台机器来告知下一台机器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这一切都无须技术员亲手操作。“工业4.0”时代的特点就是将工作的重心向符合用户个体化需求的生产方式转移。“工业 4.0” 的效率将远远高于以往的机械自动化,甚至也要高于数字制造。“工业4.0”在制造业方面更加重视对产品生命周期的掌控。以往研发一款新产品需要7~8年的时间,现在需要两三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就够了。“工业4.0”的未来趋势就是使产品设计、生产和上市的时间间隔缩短。 自从人类步入工业社会,社会每经历一次重大变革,都要历经由新技术而引发的产业改革,进而引起社会形态的重大改革。21世纪以来,面临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工业4.0”时代迎来新的曙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中国,面临这场新的技术革命,既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 中国在“工业 4.0”时代面临的挑战 智能生产、智能控制……“工业4.0”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好的画面。但即便是科学技术水平领先的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想要真正进入“工业4.0”时代,仍然任重而道远。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虽然有着巨大的工业制造体系,然而目前制造业的发展仍然以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特别是近年来面临着高端制造业产品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速度缓慢等影响制造业转型的特殊困难,通过“工业4.0”这项新的工业革命能否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对中国制造行业来说,是异常严峻的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跨入了制造业大国的行列。可在产品方面,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竞争力较强的产品主要有服装、鞋袜、纺织品等,而这些都不属于高附加值产品,个别高技术产品也主要是靠来件组装或来料加工。是“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就是“廉价货”的代名词,也是中国最大的悲哀。其次,在技术方面,中国大量企业主要靠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技术的对外依赖可以达到50%以上。中国80%的芯片,几乎全部的高档液压件及发动机要依靠国外进口。在中外合资企业里,外商掌握着所有的核心技术及售货渠道,而我们只有用廉价的劳动力制造国外的品牌,也只能换来的是少之又少的效益,大量的利润被国外资本家赚取。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在世界上实际上是充当“世界加工厂”的角色。最后,在工业制造业行业,中国进入世界前500强中的企业越来越多,但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工业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还严重不足,想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大企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今年的3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贯彻“中国制造2025”做了重要部署,这很快让人联想起德国提出的“工业4.0”计划,“中国制造2025”,其主要着眼点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这与“工业4.0”中提到的以信息技术带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为了能够迎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我国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做大做强高新技术行业,促使新技术与新产业深度融合。“十二五”期间,我国研发新技术的经费占GDP的比例超过了2%,甚至超过了法国、加拿大等国。政策和资金的转移效果显著,比如在2013年,在全世界制造业的32个行业中,中国在其中的7个行业中地位领先。 尽管中国在工业制造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 “工业4.0”时代向我们袭来之际,如果我们不想被这一新的工业革命搞得手足无措、缺乏准备,就需要及时在战略、技术和人才层面上,作出重要的战略调整,推动工业制造业全面发展。 3 “工业4.0”时代影响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的就业因素分析 3.1 就业能力因素 通过对往年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分析,我们了解到,企业比较关心的是一名经济管理类的毕业生是否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团队合作意识,大多数企业对学生各种能力的重视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学生在校成绩的重视,他们往往对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毕业生比较青睐,因为这些学生一般都有比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从事管理类职业的人必须拥有的专业素质,在未来的“工业4.0”时代,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和自动化则需要它的管理人员必须要拥有这项技能,他们身上的这些技能能帮助企业实现人、财、物的最佳调配,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3.2 激烈的就业竞争 目前,经济管理类专业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因为经管类专业主要培养高级管理型人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白领”,人们认为这一职业拥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这一趋势使得很多学生对这一专业心向往之,每年都成为大学生选报专业的重点,因此每年都有一大批经济管理类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并且,多年来,我国高等学校连续扩招,大学生入学的门槛越来越低,入学率也越来越高,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大学生人数的急速增加,学生一毕业就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加重就业的难度。在未来十年内,也就是“工业4.0”时代到来之前,经管类大学生还会不断增加,就业竞争将更加激烈。 4 “工业4.0”时代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利弊及趋势分析 4.1 就业前景利弊分析 在未来的“工业4.0”时代,由于从产品、设备到运输系统等所有的成分都是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彼此之间能够实现自动通信,实现了全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自动化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智能化意味着机器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人脑,这都会极大地节省劳动力,经济管理类的毕业生在这样一个浪潮中也无法幸免,这对经济管理类的毕业生就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同时,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也会带来整个行业高速的运转,这就需要专门的管理人才来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整合,从而带来最大的效益,所以,未来的“工业4.0”时代将急需这样的高级管理人才,这也为经济管理类的毕业生提供了比较大的契机。 4.2 就业趋势分析 陈德基教授认为,其实,未来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没什么大的改变,依然看重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及创新能力,能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乌守保认为,未来“工业4.0”时代需要两类人才:一是具有系统性思维的人才,能够让智能产品、智能工厂和智能物流实现互相连接。二是有创新型思维的人才,而这两方面的技能都是经济管理类人才不可缺少的素质要求。在未来的“工业4.0”时代,可以肯定地说,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肯定会对某些从事体力劳动员工的就业产生巨大的冲击,但笔者认为,“工业4.0”也会给经济管理类人才更大、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为经济管理类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在管理方面,目前大多数行业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及销售等环节,大多数都是独立运行,分别是由不同的行业去操控,而要真正让“工业4.0”时代转变,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管理系统把这些环节都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具有高效率的网络。这就需要经济管理类人员能够高效、及时、灵活地进行分析与决策,充分调动和整合行业所有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使之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高等院校的扩招,目前人才市场趋于饱和,在未来的十年内还会有大量的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走向市场,这无疑会对他们顺利就业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应对未来的就业充满信心,相信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也会给高质量的经济管理人才提供很好机遇。所以,“工业4.0”时代,经济管理类型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超越了前面任何一次工业革命,在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经济管理类的毕业生或许有更广阔的就业前景和就业机会。经济管理类学生为了能够在未来的“工业4.0”时代顺利就业,应从现在做好准备,全面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包括自我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及组织管理能力,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增强适应时展适应职业需求的能力,富有团队意识,增强组织协调能力。同时在选择职业方面,要保持良好的就业心态,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争取在“工业4.0”时代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级管理人才。
经济结构论文:“民工荒”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契机 编者按:问题与观念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怀。在后改革时代悄然到来的今天,影响中国前途的关节性问题有哪些;面对现实复杂性,观念的呈现和颠覆又如何。这些都是很多读者用心思量过、一直关心着的问题。月度论文拟为这种思考添薪加火,每月月初推出一个话题,旨在为作者留出讨论这些问题的公共话语空间。我们深知,任何对真理的简化都是危险的。所以,我们留出充裕的空间,也期待有兴趣的读者耐心品味。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热切盼望读者的回应与批评。 笔者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谨防大学泡沫》一文,指出目前中国主要还是一个产业社会,不是服务业社会。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角还是蓝领劳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还是配角。而中国目前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战略,忽视了对劳工的服务,培养了过多的大学生。 没有想到,同一期的《南方周末》,刊发了“民工荒”的报道。这无疑是对笔者观点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目前的中国,竟然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民工在一些地方又告短缺,几乎和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背道而驰,可谓世界一大奇景。 可惜,中国社会对这一扭曲的劳动力市场还缺乏认识,更少有人讨论相应的对策。笔者去年曾提出,中国要考虑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战略,不要守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短期优势固步自封。但此说在许多雇主对民工连最低工资也不愿按时付的时候,无异于天方夜谭。 然而,中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高工资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面临的“民工荒”,也许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 “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众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两个“国家”。25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 据《时代周刊》1979年引述的数据,1977年,中国的GDP只相当于3730亿美元,人均收入仅378美元。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到1985年就需要花掉8000亿美元(上述数据均以当时的美元价值计)。可以说,中国当时是个近乎赤贫,毫无发展的本钱来偿付现代化所需资金的国家,只能靠出口石油和运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外资加工产品。 如今呢,中国的GDP以美元计达15000亿左右,翻了几乎3倍,人均GDP为1120美元,翻了几乎两倍。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享受着可观的贸易顺差。中国终于有了发展的本钱!同时,再看我们25年前穷得叮当响时所倚仗的那些资源:如今石油不仅无法出口,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这在1970年代末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接下来我们应该问的另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否也会步石油资源的后尘、最终陷于枯竭? 这个问题,一年前提出还是个笑话。中国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然而,“民工荒”的出现提醒我们: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发展到缺人的地步。目前的“民工荒”还仅仅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力短缺,以后还会有我们现在看不见的。比如,有关专家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世界服装和纺织品的进出口配额制度可能取消。这将引起世界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巨大震荡。中国将成为这一巨变的主要受益国。根据《金融时报》所引述的估算,一旦这一贸易壁垒被彻底推倒,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将暴增,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将从现在的16%增长到50%。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将以类似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服装与纺织品出口在短短几年内可能扩张数倍。而服装和纺织品制造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一,在世界上雇用着4000万劳工。 如果中国抢下这个市场的一半,那么仅这一个行业,至少就需要20__万左右的劳工。这也无怪,一些外商已经开始抱怨在中国找服装、纺织工人越来越难。而再过十多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相对短缺会进一步加剧。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对策,十年后这一问题将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 以不愁能源为前提而发展经济,自然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最终引发能源危机。同理,以不愁劳动力为前提而发展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最终将面临劳动力危机。 我们这种坐守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三个直接恶果: 第一,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新技术虽然节省人力,却需要投资。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合算。一些国际经济界人士指出,中国正在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由于认准了廉价劳动力的战略优势,对劳工的既有权利就存在严重的忽视。这次“民工荒”的报道,特别提到有些绝望的厂家,为了吸引工人拿出格外优惠的条件,其中之一竟是“按月发工资”!可见在正常情况下,很多民工是不能指望按月拿工资的。这无疑使中国一大部分产业大军成为贫困阶层,无法进入中产行列,无法作为消费者来刺激内需、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三,我们把民工如同石油一样,看成是一种“自然资源”,而且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平时并不加以培养,在需要时招纳,不用则随手扔掉。企业如果只看眼前利益,把工人当临时工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工人一旦被解雇或“提前退休”,就可能因长期失业而丧失劳动技能。这无疑加快了现有劳动力大军的“折旧率”。同时,对 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里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学。一旦我们需要提高产业层次,提高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下一代劳工就马上会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训练不足的问题。 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在这四低一高的前提下求发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廉价劳工数量的需求。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与印尼这样的国家持平,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日2.5-3美元,比越南每日1-1.5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中国的便宜。可以预见,十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劳动力会比中国便宜,我们的低薪优势很难永远维持。同时,15年后,中国人口老化,每个劳动力所抚养的人口增加,劳动生产率不大幅度提高,使每个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上涨,无法抚养得起老龄化的人口。 二 正是基于这一远景,笔者曾经提出借鉴日本的经验。在19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19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因为没有作出这一战略转型,加上体制上的落后,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吃亏。日本企业在战后25年之时,也就是1970年左右,已经开始征服世界。日本的汽车、电器、工业设备全成为世界的名牌,占领的几乎全是高端市场。 当年抢着拣美军扔掉的垃圾的日本劳工,如今在世界上属于工资最高、福利最好,素质最优之列。中国如今已经改革25年多,但是,哪怕是制鞋,也要顶着人家的牌子。劳工不要说高工资、高福利、终身雇用,连欠薪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样的战略,成功的前提就是维持贫困。所以它能让中国走多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新进行思考。 首先,中国应该保障劳工基本的权益和福利,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这对企业来说,无疑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将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优化管理。同时,劳工提高了收入,就有资源对下一代的教育进行投资,提高十几年后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否则,民工的子弟还是民工,盲流的孩子仍然是盲流,中国人世世代代要给人家的厂商制鞋子。 第二,鼓励企业对职工的长远利益负责,培养高素质的蓝领阶层。应该说,在1990年代,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大的赢家。人们把两国的成功,归结于自由市场。结果,美国那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成了使用人力资源的理想模式。从理论上说,在美国式的体制下,老板对雇员只需要维持短期的雇用关系,可以随时解雇。这样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且由于老板不担心未来无法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在生意好时雇用新劳工的顾虑也比较少,所以对失业缺乏保护的美国的失业率反而一直远远低于欧洲。 但这种自由市场的神话,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很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的优势。在美国,一个工人到汽车厂干几年,经济不好后马上被解雇,只好换个行业。结果业无专精。而老板知道一个工人使用几年就走人,当然不愿意在这个工人身上进行教育投资、发展其技术专长。日本的工人则一进厂就享受终身雇用的待遇。老板知道要使用这个工人一辈子,只有提高他终身的技术素质,企业才能受益。所以,企业愿意为每个劳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负责,使之享受“终身教育”,其劳工素质超出欧美,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中国的不少业主连临时雇用的民工的工资都要抵赖,更不用提业务培训了。这最终当然就使中国无法产生优质的蓝领阶层。文秘站版权所有 不错,欧洲的失业率是比美国高。但最近有研究表明,这种失业率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表现。美国虽然就业较充分,但在劳动大军中,有大量今天东家干干、明天西家干干的散兵游勇。这些人素质甚低、工资也甚低,在工作岗位,常常是现学现干、甚至越帮越忙。欧洲的福利社会,等于花钱把这些人养起来,让他们别去工作岗位捣乱。真正工作的,则是业务精熟的员工。所以,虽然欧洲人度假时间长、福利好,但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企业赢利等数据看,除去德国之外的西欧国家,都毫不比美国逊色。 中国要走哪条路,当然还需要摸索。但是,即使像美国这样最极端的自由经济,工厂还是要给职工提供许多基本的福利,如职工全家的医疗保险,孩子上学的补助等等。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每产一辆车,其成本中竟有1000美元是职工的医疗保险,比其所消耗的钢材成本还高!而中国的劳动大军,则越来越临时工化。职位、福利没有基本的保障。特别是许多工厂,让四十几岁的工人退休。这些人回到家里,工作技能退化。十年后一旦人口老化需要一些高龄职工出来工作,这些人到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加大了中国被抚养人口的比例。 对比美日的雇用制度,可以说美国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日本是劳动力资源集约型。美国地广人稀,有增加人口、吸收移民的潜力。没有人用就进口移民,人口老化得慢,不愁没有劳动力,结果使用劳动力就如同使用能源一样,不注意节约和效率,随用随扔。日本则人口稠密,移民条件差,人口老化快,现有劳动力日益减少。所以雇一个人,就要用到老,让他为社会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的情况,显然更接近于日本。所以,我们对已经有的劳动力要倍加珍视。而终身雇用制注重职工的长远利益,能够较好地维持劳动力的使用年限,保持现有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终身雇用制,是一个值得探求的经营模式。 第三,教育要适应劳动市场的需要,不能再以计划的手段办教育。目前的“民工荒”,还属于劳动力市场的表层危机。深层的危机恐怕是劳工缺乏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进而没有提高自己工资水平的本钱。对此,国家应该做的,是为教育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一些教职员过剩、规模过大的学校,应该进行分解,就像韩国在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分解垄断的大财团一样。这些经过分解后的学校,规模降到和民间学校相当的水平,其经营会灵活,对市场反应也会更迅速,也使私立学校有可能与之竞争、争夺生源。这样,各学校就不会争先恐后地消耗资源、成批培养劣质博士,而是注重本科生的教育,注重短平快的职业培训,使教育直接对劳动力市场负责,特别是承担起将农村民工迅速转化为世界一流的产业大军的使命。也只有这样,劳动力的素质才能跟上技术进步的进程,保证中国制造业长远的竞争优势。 三 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矛盾的现象是,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21世 纪的“世界工厂”,认定制造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待这一注定要长期在我们社会中生根的制造业的基础———蓝领工人时,却是典型的短期行为。结果,产业是长期的,工人却是临时的。本来,近25年中国的经济起飞,制造业的工人立了首功,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他们还将是中国发展的主动力。可惜,中国社会崇拜的是所谓“中产阶层”,而且将这个“中产阶层”明确定义为白领。市场追逐着这些“中产阶层”口味,奢侈品大行其道,教育争先恐后地为这一阶层生产高等文凭。 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蓝领的中产阶层。这一阶层达到“小康”,才能创造健康的消费品市场。我们的教育,应该为这一阶层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蓝领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自信,有足够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中国的制造业才可能升级。我们才有资本谈“中国的世纪”。 经济结构论文: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三个主要阶段及特点 第一次经济结构调整:1979—1984年 由于从1958年起到1978年,中国经济建设除了1961—1965年的调整时期以外,许多年份都犯了盲目追求“生产高速度、建设大规模”的错误。同时在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在重工业的建设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忽视能源和交通运输业,在重工业内部,则片面强调自给自足,忽视协作配套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如此日久天长就形成了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某些重工业部门过分突出,而农业、轻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相当落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投资成本大而效益低成为这种畸形经济结构的特征。此外,城镇大量失业人员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居民收入难以提高,生活水平长期未能得到改善。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于1979年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通过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结构和价格、财政等政策,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加快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的基础地位开始明确,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比例得到调整,能源供应得到较好的改善。但是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加工业发展过快的新问题。由于基础设施、原材料工业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速度,供求矛盾开始突出,加上农副产品的供应增速跟不上城乡居民购买力的增长,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并越发严重,为此,自1988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了第二次结构调整。 第二次经济结构调整:1988—1991年 1988年9月,中国政府提出了治理整顿、全面深入改革的方针,在大力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上,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此次调整主要是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和贷款结构,在消除经济过热的同时,实行向部分产业和企业“倾斜”的政策,把其他方面压缩下来的资金、原材料、能源和运力集中支持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使得农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增加了有效供给。这次调整尽管有效地增加了短缺商品的供给,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只是缓和了部分经济结构方面的突出矛盾,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1992年出现的新一轮经济过热使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地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不仅没有得到优化反而有劣化趋势,最终成为1994年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之一。 从前两次结构调整的情况来看,由于经济体制上缺乏对部门、地区结构调整的机制,调整手段基本上是依靠对投资规模、投资项目和对国有银行信贷规模的行政性控制,其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加之这两次调整只是一种增量式的调整,对巨大经济存量的问题则基本没有触动,因而中央政府的调整目标最终往往难以实现,致使结构性矛盾反复出现。1991年以后,尽管结构调整的工作仍在陆续进行,但基于同样的原因,经济结构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 第三次经济结构调整:1997年以后 1993年下半年以后,为了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利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需求膨胀,同时继续推进了价格体制、流通体制和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至1996年,宏观调控已经收到明显成效。但是,在经济总量平衡状况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结构性矛盾再次突出。原来存在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变,某些方面的“瓶颈”状况更为尖锐。此外,“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问题还很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为此,1997年以后中国政府再次加大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此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 加大产业政策执行力度 1994年3月,中国政府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从《纲要》出台后的实际情况看,产业政策并未对经济结构产生明显影响。其原因主要是重点支持的行业范围较大(占GDP的比重超过50%),政府能够提供的支持能力却明显不足。同时政府缺乏推行产业政策的有效手段,各个部门和环节之间的协调相当困难。 针对这一问题,1998年中国政府选择了纺织、煤炭、建材、钢铁、汽车和石化6个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工业行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结构调整工作首先从纺织行业取得突破。鉴于生产能力过剩是该行业长期亏损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制定了纺织行业压锭计划,要求在3年内压缩1000万纱锭,占原有生产能力的1/4。2000年,又要求纺织行业淘汰30万落后的毛纺锭。由于中央政府强有力的监控和鼓励政策具体到位,更由于纺织品市场长期不景气,企业无法继续维持,因而此项政策执行较好,压缩任务得以完成,整个纺织行业率先完成脱困任务。煤炭行业则兼并破产了一批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关闭了一批资源枯竭的矿山,压缩产量2亿多吨,减少了亏损源。至2000年末,石油化工行业清理整顿小炼油厂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国共取缔了6000座土炼油场点,列入名单的188户小炼油厂已关闭111户。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1997年以后,中央政府明确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方针。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改革的具体措施,一是集中力量抓好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推进和规范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二是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以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方式,对全国24万多户国有小企业进行改制。三是规范破产,鼓励兼并,推进再就业,进行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1998年以后,中 国政府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具体目标,进一步加大了国企改革力度。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化 1998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年8月,中央政府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两项重要决定提出,要加强对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方向和重点的宏观引导,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确立了推进科技进步的基本方针:一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确定发展目标的优先顺序;二是在总体上要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在重点领域力争突破;三是提高可是持续创新的能力,包括科技基础设施水平、基础研究水平和整体科技能力建设等;四是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把握当今世界经济走势和未来市场需求,集中力量攻克难关。 根据上述基本方针,中央政府出台和实施了科技体制改革重大方案。对1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家科研机构进行改革,通过转成企业、进入企业和转为中介机构等方式全部实行了企业运行机制。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以财政经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采用投资、贷款贴息?t设立风险投资基金、补助资金等形式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997年、1998年、1999年三年中,中央政府共增发了2600亿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2000年,在预算1000亿元国债基础上又增发了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国家确定的重点投资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据估计,财政投资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合计约7500亿元。向基础设施领域的大量投入,使得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的“瓶颈”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并对相应投资品生产行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文秘站”版权所有 1999年6月,中央政府开始要将西部开发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摆上了重要地位。为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央政府制定了有关开发战略并于2000年3月设立了西部大开发办公室。 与上两次调整不同,此次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此次经济结构调整是首次在市场机制条件下进行的调整,调整方式正在由单纯的政府导向向发挥市场作用方向转变,调控手段则正在由主要靠行政手段,向经济、法律手段结合必要行政手段的方向转变。其次,中国即将加入WTO,国际市场环境和游戏规则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与过去封闭、半封闭条件下进行的结构调整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三,与短缺时代不同,此次结构调整的目标,已由过去的增加短缺商品产量和品种,转变到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由国内企业与行业的发展,转变为参与国际范围内竞争。第四,此次经济结构调整是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推进的调整。这与过去仅从增量角度进行的调整有着明显不同。 经济结构论文:为什么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出发,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的重要举措。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产品告别了长期短缺。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由主要受资源约束转为受资源和需求双重约束,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农产品出现阶段性、结构性相对过剩,销售不畅,价格下跌,农业比较效益连年下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市场农产品价格对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增大,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少比较优势。消费需求的约束,使得通过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潜力越来越小。因此,必须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效益。 目前,受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民购买力低的制约,农产品的国内需求在近期内不会增加很多,加上出口的阻力大,供大于求的矛盾一时还难以有根本的改变。从资源约束来看,农业生产最主要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呈现出极大的矛盾,过多的农业劳动力附着在有限的土地上,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瓶颈。在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比重大的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有赖于农业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还有赖于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非农产业的就业收入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由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农民非农就业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关键是抓好以下两个环节:一是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中心调整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当前国内尽管农产品总量不少,但主要是一般和低质产品多,优质专用品种产量不足。提高农产品质量,有市场需求,也有发展的潜力,既符合城乡居民建设小康生活的消费需要,又是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迫切要求。今后,应主要在提高农产品的营养价值、适口性、安全性、供给均衡性和加工专用性等方面下功夫。二是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没有农业产业链条的延长以及产品在各个生产环节的多次升值,农业经济效益就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特别是食品工业,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而且可以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应当作为农业结构调整中带有方向性的一件大事来抓。另外,还要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解决农村问题,必须城乡统筹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这是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 经济结构论文:新型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新型工业化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转型,当代新型工业化应致力于实现三大根本性的转变。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以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为前提和保障,当前黑龙江省的经济结构调整应以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中心,注重工业技术创新,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在所有制结构、区域及城乡结构等方面实现根本的改善。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工业化是指随着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逐步增加,经济发展由以农业经济为主过渡到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特定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分为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后期,大致对应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阶段。 新型工业化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转型,其本质在于转变原有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走集约化、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新型工业化应致力于完成以下几个转变:一是从盲目追求生产数量、规模的扩张到注重质量和效益提高的转变;二是从以资源的大量投入和环境损害为代价的GDP增长到关注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与环境友好的转变;三是从重生产、轻管理到注重管理效率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转变。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以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为前提和保障。换句话说,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必然要求对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的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综合范畴,它涵盖了产业结构、分配和消费结构以及区域与城乡结构等多个组成部分,其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重中之重。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一是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科技要素含量,二是逐步实现经济发展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变。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党和国家在当前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随着资源与环境双约束问题的日益凸显,依靠资源高投入与环境高污染的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注定是一条不可持续之路;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在经济长期高位增长下所隐含的不合理经济结构。产业分工的低端化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只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角逐中换取微薄的收入,最终必然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速度。因此,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抢抓机遇,实施结构性大调整,以培育和增强国家长久的产业竞争力,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一)工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 工业整体科技水平不高,低技术含量与低附加值产品居多。黑龙江省以采掘业或能源工业为主,居于从属地位的制造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与关键设备,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2009年,黑龙江省的装备、石化、能源和食品四大支柱产业实现增加值2617.6亿元,占地区GDP的90.1%。但四大产业普遍存在着技术水平低、产业链条短和配套能力弱等结构性问题。黑龙江省的装备制造业,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获利能力,都无法与领先的广东与长三角地区相比,有些指标甚至低于辽宁与吉林省。 (二)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黑龙江省由于重化工业长期片面发展带来的惯性引发了工业内部的不良循环,不仅使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受到制约,也使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制约。黑龙江省的第三产业长期滞后于第一、第二产业,已成为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制约因素。2009年,黑龙江省的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CDP比重分别为47.3%和38.8%,第二产业高于全国水平,第三产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发展重化工业必然依赖资源的大量投入,即便努力改进技术,提高资源效率,仍然无法改变其本身所具有的耗能高、污染大的事实。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历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是逐步上升的,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甚至超过了70%。 (三)黑龙江省的非公经济发展严重不足 2009年,全省非公经济所占比重约为43%,属于全国非公经济比重较低的省份。分析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黑龙江省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久远,导致公民市场意识淡漠;另一方面是由于国有经济历史上长期处于绝对优势,使政府和社会产生重“大”轻“小”思想,对中小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重视扶持不够。 (四)协调好消费、投资、出口的关系 从国民经济的支出性结构来看,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这就要求三大动力之间需要协调配合,而黑龙江省的经济则存在明显依靠投资拉动的倾向。2009年,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29.1亿元,比上年增长37.6%,国际金融危机使本来就不占优势的出口贸易急速萎缩,居民的消费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鉴于黑龙江省对外依存度偏低的情况,目前应在拉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上做好文章。此外,黑龙江省各地区与城乡之间还广泛存在着收入水平、科技实力、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的显着差异,直接制约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三、黑龙江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对策 (一)推进工业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竞争能力 作为国家在“十一五”时期重点确立的老工业基地,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发展起步较早,具备一定产业优势,对全省国民经济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因此,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整个结构调整战略的重中之重。工业技术的创新主要包括自主研发、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基础上的再创新等方面,企业经营模式可以有合资合作,联合设计和引进专家等多种形式。要广开渠道,精细谋划,着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以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引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现代装备制造业,推进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进程。要鼓励大型骨干企业与省内外知名院所与科研机构的广泛合作,鼓励与国外大公司开展技术合作,努力形成拥有自主制造能力的知名品牌。政府应加强政策导向,为有利于工业创新的各项活动提供资金便利与信息支持。 经济结构论文: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及相应的财政政策 一、十五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特点与目标 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是通过结构的规律性调整和转换而实现的。在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换、体制和 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结构调整具有显着的阶段性特征,一个新的增长阶段的形 成,往往伴随着一次大的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也清楚地显示了结构调整和转换推动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近些年来,在经济 全球化冲击下,原有分工格局和资源配置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重要转变。发达国家在调整,新兴工业化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也在调整,尽管调整的内 容、难点各不相同。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处于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或者说,已经到了一个不经过大幅度结构调整经济将难以获得进一步增长动力的 关键时期。 “十五”时期进行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与前两次大的结构调整相比,在发展阶段、体制条件、外部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显着不同,因而就有了同以往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在短缺经济结束、传统产业普遍供过于求的背景下进行的“升级型”的调整。供求关系格局的历史性变化,是在90年代初、中期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的。 当然,相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依然具有的增长潜力,供过于求、生产过剩是阶段性、结构性的。这恰恰构成了进行新一轮结构调整的理由。近几年来,出 现了某些通货紧缩的趋势。国家实行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要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 问题区分开来。发掘我国经济中蕴含的巨大潜力,使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新一轮的结构调整,重点在于结构升级。如果说20 世纪80年代初的结构调整是“补课型”的,90年代初的调整是“填平补齐型”和“升级型”的结合,那么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将主要是“升级型”的。 其次,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的“适应型”调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范围的生产、采购、销售、金融和企业组织形式 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强强合并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一套国际社会认可的规则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战略和策略,取决于国内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状况。就结构调整而言,其重点是在已有 对外开放水平上,依据我国国情,进一步扩大、加深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充分发挥我国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明确哪些行业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应重点发 展,哪些行业具有潜在竞争力而应着力培育,哪些行业在可预见的将来难有竞争力而应“积极放弃”,从而进行“有进有退”的结构性调整。从这个角度看,新一轮 结构调整应当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致力于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适应型”调整。 第三,是在技术进步加速,正在对经济全局产生革命性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致力于技术结构升级的调整。近年来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 术发展,给传统的交易和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我国正处在传统工业化尚未完成的阶段,如何不失时机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缩短与发达国家在一些重要 领域的技术差距,同时更多地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如何形成基于企业和市场,同时得到政府合理指导和支持的 技术创新与应用机制,都是新一轮调整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由此带动的技术结构升级也将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 第四,是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进行的旨在形成结构调整新机制的调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初步形 成,但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某些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经济转轨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在解决这些 矛盾和问题上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就不仅有助于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成功,而且将有助于形成基于市场和企业的对经济结构动态调整的良性机制。既重视结构调整本 身,更重视形成结构调整的新机制,应当而且也可以是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显着特点。 从以上的特点出发,通过“升级型”调整和“适应型”调整,使我国经济获得在较长一个时期(如10年左右)保持较高发展速度(如7-8%)的动力;通过调整中深层体制问题的解决,逐步形成能够对结构问题做出积极反应和调整的新机制应是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二、调整的主线:产业升级和城市化 我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研究目前的结构问题,首先要找出那些全局性、根本性的矛盾及其联系,并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从这 个角度看,现阶段我国经济中大体有如下一些主要结构性矛盾。 一是三次产业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中的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未得到根本扭转,而在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过高,一 半以上的劳动力停留在农业领域。二是城乡之间的矛盾。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这不仅表现在部分工业企业(特别是 80年代以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城市的聚积效应,且表现在城市类型、功能等方面的结构不合理。三是地区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东 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在省、市、自治区内部,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产品与生产要素市 场分割、对外封锁、对内自我保护的现象。四是产品和生产能力结构的矛盾。一方面技术含量、附加价值低的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同时许多技术含量、附加价值高 且又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生产能力供给不足。二者并存是产品和生产能力结构中的一个显着特点。五是产业组织结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和企业组织结构中 存在着低水平过度重复、分散、小规模等问题,其中突出的是行政性条块之间的重复建设。一些年来在引进竞争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竞争与行政性垄断并存的现 象。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较低。六是消费结构矛盾。我国城镇居民吃、穿和部分用的需求基本满足,但在向以住、行和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性消费为重 点的需求结构升级中遇到困难,从而出现了低层次消费过剩、高层次消费不足的“消费断层”现象。在农村,也存在着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使某些消费难以实现的问 题。七是金融结构矛盾。经过多年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显着,但依然维持了以几家大的国有 银行为主渠道的金融结构,主要服务于传统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大企 业,而难以对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日益重要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有效服务。八是所有制结构矛盾。我们在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 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鼓励多种形式非国有的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发展,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但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功能错位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仍 很突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任务仍很艰巨。其他所有制形式也存在着规范、提高等问题。 以上八个方面结构性矛盾之间也存在看内在的逻辑联系。我国统计上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完成前最为重 要,最为艰难的任务。由此而导致的城乡结构矛盾,表现在产业和地区层面上,就是三次产业结构矛盾和地区结构矛盾。城币化进程缓慢,大量劳动力滞留于农村, 从三次产业结构上看就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东南沿海与中西部他区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者城市化水平显着高于后者。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口收入和消 费增长减缓,主要是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减缓所致。究其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受阻,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遇到困难,行政性过度重复建设,以及低效率产业和 企业的退出障碍导致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这些问题又与现有的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矛盾密切相关。所以,从解决消费结构升级、行政性过度重复建设和退出障 碍等问题入手,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加快整个城市化进程,将构成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基本内容,其主线在于产业升级 和城市化。 我国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如现实原因。首先,是历史上发展战略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长时期实行城乡隔离、以牺牲农民利 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轻重工业结构趋于平衡,但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忽视城市化倾向,包括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离土不离乡”现象, 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应延缓了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现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是形成某些结构性矛盾的重要 原周。从规律性看,市场经济有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我国市场发育和完善的时间总体上看来较短,这种局限性不能不对某些结构性矛盾产生影响。再次,也是 最重要的,是旧体制遗留下来和转轨过程中新产生的体制和政策问题的影响。国有经济战线上长,竞争性领域介入过多,国有企业政企不分,资源缺少流动性,激 励、约束机制不力,特别是行政性的条块分割,是低水平过度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行政性的银行与企业依赖关系等,是产业、企业和人员 “退出”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包括住房、养老、医疗、就业等在内的旧的福利、保障制度的延续或改革中的不确定性,对居民以往、行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了 重要消极影响。此外,传统体制和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抑制性消费政策,也对居民的消费升级形成制约。 总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体制和政策问题是导致结构性矛盾产生的主要因素。因此新一轮结构内战略性调整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这些体制和政策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三、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和外部环境的制约,政府在应该摆正位置,积极发挥作用。政府的调控主要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其中财政政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实行的是公共财政,但决不意味着财政就是消极的,财政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可发挥以下作用: 1、大力支持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公益企业,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同时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 要,应坚决从财政越位的领域退出,不要继续对国有企业不分青红皂白的补贴,否则一方面浪费了宝贵的财政资金,又固化了旧体制,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阻碍效 用。简而言之,在对国企的支持方面,财政要十分注意越位与缺位的问题,这是对经济结构调整工作的最大支持。同时,财政也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应在所有 制方面搞区别对待的政策,允许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在平等的外部环境中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完善。 2、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西部大开发离不开财政的支持,但区域经济发展地不平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上原因之一。目前我国采取 的是包括“税收返还”、“专项补助”、“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等并存的比较混乱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结构不合理,力度不够大的缺点,尤其是结构不合理,落 后的地区得到的转移支付额竟然比富裕地区要少,所以财政不但没有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剧了地区的不平衡,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就是财政要 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实行均等化为标准的转移支付制度。 3、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重点解决资金缺口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迟迟搞不好,主要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国家以前在这方面是欠了债的,财政应负担起 自己该承担的部分,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一方面可以调整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可解决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的历史欠债,但社会保障资金最终的来源,恐怕还是离不开 社会保障税的支持,因此,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非常有必要。 4、加紧解决制约消费结构升级的一系列体制和政策问题。我们有许多抑制消费的政策现在还发挥着作用,比如消费税中一些税目不合理,急需调整,否则消费结构不能提升,经济结构的调整就失去了需求的支撑。财政要鼓励人们消费,引导消费,以消费来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5、对衰退行业和地区实施必要的财政援助,从税收等方面加强落后生产能力的淘汰。对一些衰退性的行业和地区,特别是那些面临资源枯竭的单一资源城市进行必 要的援助,是我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政府可设立专项基金予以支持。对污染严重,浪费资源、假冒伪劣及其它危害经济和社会的产品、企业,应运用多种手段综合治 理,税收可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6、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增强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能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方面,财政增加投入以及国家制定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前在税收上,困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型”增值税模式的实行。由 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大、资本有机构成高,在“生产型”增值税模式下其购进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进项税额,造成了其税收负担加重。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 展,需要在税收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解决其购进固定资产抵扣问题,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济能力。 7、合理运用财政贴息手段和税收政策,促进企业改革与发展。转变观念,开拓思路,深化改革,逐步改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企业改革的方式,合理运用财政贴息 手段,引导和吸引社会投资,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则,合理配置资源,刺激能够产生外部正效应与滋生经济新增长点并有广阔市场需求的经济项目的投资与投产,从而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体现结构升级、能够带动结构调整的直接生产性行业的发展。 设立和开征社会保障税,扩大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支持企业改革与发展;设立和开征环境污染税等税种,限制减少造成外部不经济项目的投资与投产,削减落后过时的过剩生产能力和由此产生的无效市场供给,努力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经济结构论文: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四.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性阻滞,是中国经济发展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1. 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根本改造,推进农业工业化的进程 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关键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根本改造,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倍受人们关注的“三农”问题,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既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一个方面。因此,要加快传统农业的改造,传统农业改造的目标是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传统农业的改造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1)解决对农业和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制约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因素除过农业自身的因素以外,还有制度和待遇的不平等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以城市工业为主导的,在制度上规定了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造成了城乡各自发展的格局,造成了城乡泾渭分明的城乡二元化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隔离制度有所松动,但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和生活条件仍有很大的困难,迫使农民只能在农村发展工业,即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三个世界”的格局,大城市的工业化是第一世界,中小城市的工业化是第二世界,农村工业化是第三世界,在产业进入制度、融资制度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把农村工业化限制在狭小的空间中,因此要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就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国民待遇问题,把农业的工业化作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途径。解除限制农村人口流的障碍,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土地制度,解决农民的创业权,扩大农村投资需求,从而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加强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2)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阶段》中指出一国经济起飞的条件是“农业生产率革命性的变化”[11]按照这一观点,一国工业化要起飞,必须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技术的革命,因此传统农业的根本性改造是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前提条件。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来看,“英国农业很早就卷入国内外市场,率先实现了商品化生产。由于农业的改造和商品化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增加了农业利润,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积累。”[12] 台湾、韩国的农业现代化都走在其工业化的前面,把农业的现代化看成是工业化的根基,特别是台湾省实行了“以农业培养工业”[13]的工业化战略,通过、对农业进行投资、采取扶持政策,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需求的增长,为工业化作好了一系列的准备,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一方面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步伐,明确私有产权地位,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城乡企业劳动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深化体制改革,建立明确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体系,促进制度变迁,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利用制度创新的激励机制,调动农民创业的积极性,扩大农村的市场规模,提高农业的分工水平,协调城乡工业的发展,推动我国农业工业化的进程。 (3)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方面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是制约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一大障碍,虽然目前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是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仍有地区差异,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劳动力进入的门槛仍然很高。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工人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流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非正规产业和非农产业,为城乡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增加收入,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安全阀和减震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减低社会分工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保障。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镇居民,占全国人口 64%的农村居民大多数并不能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因此一方面建立劳动力市场风险防范机制,保证劳动力特别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生产时没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完善资本市场,拓展社会保障融资投资渠道,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投资风险,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和法度。 2.协调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不同方面,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关系,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实际来看,城市化的滞后发展是阻碍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必须协调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加快城市化进程: (1)正确认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中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关系。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工业化离不开城市化。因为发展工业必须重视规模经济和集聚效益,城市化可为工业在一定地域的集聚和形成合理的生产规模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和销售、流通市场。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个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和工业化过程与城市化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我国现有农村工业企业分散经营,重复建设较多,总体效益欠佳,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偏低,制约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和转化进程,这一切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有关。因此,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过程中要协调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2)推动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结合。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过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县城范围内的城镇集中和农业人口就地转移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相一致,我国城市化也是二元的:一方面是国家投资进行的城市化,另一方面是地方投资和农民投资进行的农村城镇化。鉴于我国城市化的二元性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的艰巨性,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应实行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同样并举的二元城市化战略:一方面,利用一次城镇化形成的城市基础,大力发展交通和通讯业,推行以发展城市圈带为特点的网络型城市化;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农村非农产业作用,以县城为依托,推进农村城镇化。 (3)优化城市结构,提高城市的聚集能力。一方面要促进大城市人口和一般工业的增长,以都市权威增长极提高大城市的经济带动能力;另一方面要改善大城市的空间结构,发展多中心的网络城市,提高城市的自然和环境承载能力。积极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以把城市中心与周围的卫星城镇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强对大城市周围卫星城镇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 设施的建设,改善其生活环境,并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以疏散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和工商业活动,缓解其过度拥挤的状况。 3.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 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负效应,离不开城乡关系大背景的改善,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城乡关系的改善: (1)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大市场。城市和农村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个板块,城市家庭居民户和农村居民户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两个组成部分,要协调城乡关系,首先要协调城乡两大市场和两大经济主体的关系,而协调这些关系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为此需要解决城乡市场的分割和城乡市场体系的不对称问题,建立和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大市场。重点加强农村市场体系的培育,一方面加快农村产品市场的发展,为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提供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对接。通过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促进农村非正规部门和非农产业的发展,降低市场进入门槛,扩大投资范围,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育的基础条件。 (2)在城乡之间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为的制度设计使城乡关系表现出了对立性,使农村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依附和补充。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城乡关系有了巨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关系更多地体现出了平等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性质。但是城市经济的基础条件优于农村经济,在城乡竞争之中农村经济始终是处于劣势的,这样经济竞争的结果不仅不会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反而会加大城乡之间二元经济的鸿沟。为了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在城乡之间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一方面要走城乡一体化道路,加强政策引导,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促使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向农村扩散,带动农村工业的发展。采取科研生产联合、技术承包、咨询服务、人才培训等方式,促进农村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促进城乡之间根本制度和各种类型的经济联合组织的成长,为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组织和制度保证。因为城乡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各个具体环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一个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化,制度是决定社会各种资源的以何种方式配置,以及如何配置的深层原因。在制度方面重点要为城乡关系的协调提供经济社会运行的体制结构、政策导向和组织保证,促进各种经济联合组织的成长,大力发展城乡工业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多种形式的联合。 (3)提高小城镇的积聚效应,把小城镇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联结点。小城镇的积聚效应是建立在交通运输、通信网络设备等基础设施较好,并且能够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同时也能对广大周边农村地区产生一定辐射作用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有效的融资方式,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小城镇的经济功能。过去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发展模式,不仅造成了农村工业的分散化经营,而且造成了城乡关系的分割,农村工业的发展虽然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关系,但是农民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在协调城乡关系的过程中,要发展小城镇,提高小城镇的集聚效应,促使农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在农村工业化发展改变了人们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要进行户籍制度等一系列阻碍工业发展的制度的综合改革,实现“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改变农民的社会关系。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制定一整套适合小城镇这一城乡结合点发展的制度规范。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储运服务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通过发展产前、产后服务行业来推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经济结构论文:银行业如何支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摘要:银行业支持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赋予金融部门的重要职责。支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银行业需正确处理好四种关系、把握住五条信贷原则、努力做好六项工作。 关键词:银行业经济结构调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银行业,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也为金融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机遇和要求。那么,在结构调整中,银行业应如何妥善处理好调整与发展的关系,抓住机遇,加大力度,通过结构调整,达到增效和发展的“双赢”目的呢?结合当前经济、金融工作实际,就此做以探讨。 一、银行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需正确处理好四种关系 1、支持结构调整与防范信贷风险的关系 资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资金是否充足至关重要。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都需要有一定资金增量带动,而且技术含量越高,产业投资强度也就越大。解决资金问题,一靠财政政策;二靠金融支持;三靠利用外资。目前,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较差,国家财力有限,外方投资又不可能立即大规模涌入,因此,充分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不断加大信贷投入,对于经济结构调整能否顺利推进至关重要。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经济运行中结构性矛盾的日益突出,多年来积累的金融风险也日益暴露,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已严重地困扰着银行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信用环境也在恶化,全社会信用败坏症在不同程度地蔓延,“借债不还钱,有钱不还债”的现象时有发生,且依法收贷执行难,抵贷资产变现难问题十分突出,“[文章来源于=文秘站 =站-帮您找文章,12小时内解决您的文章需求注:]赢了官司输了钱”、“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例子举不胜举,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金融机构不得不把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慎贷”、“恐贷”和“惜贷”问题。因此,在结构调整中,金融部门应把防范信贷风险和支持结构调整统一起来,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加大信贷投入,支持结构调整的同时,要严把信贷准入退出关,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确保信贷资产安全性的前提下,坚决杜绝以往经济发展中那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银行出钱,收贷无门的怪现象发生,同时也要避免片面理解防范风险问题。以免对风险小的优势企业“锦上添花”有余,而对风险大的劣势企业和困难企业却不“血中送炭”、“一棍子打死”。 2、处理好信贷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过多年来的调整,已经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一调整的长期性和动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在服务于经济的过程中又反作用于经济,金融的发展和信贷结构影响着经济发展的结构和速度。因此作为我国金融活动主体的银行业责无旁贷地应当成为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角色。要紧密地配合国家有关政策、支持那些生产有效益、产品有销路的产业和企业,减少甚至停止对那些重复建设,亏损严重,破坏环境等企业的信贷支持。与此同时,还应更多地关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需求,处理好支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尤其对那些发展信息、生物、医药等新技术的企业和产品,应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前提下,积极调整银行资产运用的投向,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升级。 3、处理好信贷市场准入与市场退出的关系 银行业要在支持结构调整中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防范金融风险,如何依据市场规律,处理好信贷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关系至关重要。所谓“信贷市场准入”就是及时跟上国家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步伐,把金融支持的着力点放在那些符合国家政策,并要审慎评估具体项目的可行性。具体地说,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品结构调整为信贷准入的切入点。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银行业应抓住这个契机,重要支持和培育主体、主导产业,培育名优新产品,按照市场需求状况,积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支持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所谓“信贷市场退出”就是要坚决退出国家政策限制和禁止的产业、行业和产品领域。具体地说,就是信贷业务要不失时机地从衰退产业、行业、劣质企业、市场萎缩的产品和重复建设中退出来,以信贷结构的调整促使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使银行业化解风险,自身获得较好的效益。 正确处理信贷准入与退出的关系,应坚持四项原则:一是市场性原则。信贷准入和退出属于市场行为,在准入和退出方式或手段选择上要体现市场原则,依据市场规律,摈弃行政干预或长官意志的不当行为,并以市场为基础;二是风险最小化原则。基于银企关系的特殊性,信贷准入和退出可以说是一种两难选择,特别是信贷退出尤其如此,信贷退出的关键在于防范风险,但是这一行为又不可避免地恶化银企关系,政企关系,企业认为银行抛弃他们了,地方政府认为银行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了,因此,对待这一问题应坚持风险最小化原则,[有文章需求,请到*文秘站 站留言板,12小时内解决您的问题!注:]把这一行为可能引发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程度内;三是“适度”原则。应坚持加强信贷监管为主,市场退出为辅,尽量少退出原则;四是快进快退原则。市场瞬息万变,但也并非无章可循。要把握市场规律就必须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效益观念,一旦瞅准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快进”高效益领域,信贷产出就高,“快退”则是为了“快进”,退要果断,进要及时,方能在快进快退中创高效。 4、处理好稳步推进和积极进取的关系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是“十五”计划纲要确定的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银行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可以说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可能一蹴而蹴,必须统筹规划,整体布局,稳步推进。一方面选准突破口,以点带面地整体推进,另一方面要珍惜并使用好有限的资金,按经济发展的规律,遵循“先急后缓”的原则,明确重点,优先扶持,分步实施。同时银行业要倡导积极进取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凡提出的服务、承诺及资金支持,不能只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要积极开拓,负诸实施。在处理稳步推进与积极进取关系时,既不能机械地强调规范而贻误时机,也不能为了灵活而无序经营,要做到规范化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二、银行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要把握住五条信贷原则 1、市场导向原则。经济决定金融,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有与其相应的金融层次为其服务;但金融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适应于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环境下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力。因此,作为金融调节经济的主要杠杆---信贷,在打好结构调整这张牌时,不能只依据资源 优势来打,“靠山吃山”、只能坐吃山空,也不能依据长官意志来打,想当然,或是心血来潮,而只能依据市场需求来打,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进行,要做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结构调整,银行的信贷调节只有与市场导向相吻合,这样才可产生催化、促进的作用,加快结构优化。反之,信贷调节与市场导向相左,就会产生阻滞、破坏作用,双方都将一败涂地。所以,银行要在支持调整经济结构时,注意加强对市场的分析和预测,建立行业、产业及相关产品市场趋势测报系统,时刻把握市场发展态势和国家产业动向及世界产业演变趋势,要面向国内、国际两大市场,考虑不同区域、不同不层次的市场需求,按照“有进有退”的原则,从战略上调整信贷结构布局,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2、效益中心原则。信贷结构与经济结构调整是否配合默契,其标准只有一条,看效益是否增长。这一条应是信贷结构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从信贷投放增量的角度,所发放的信贷资金本息应颗粒归仓,且所扶持的对象,结构优化的受益者,生产经营成效应有明显的好转,通过重点支持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新兴的行业、产业和具有较高科技价值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领先地位的企业和产品,实现信贷结构的优化,起到对当地经济结构调整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效果;从信贷存量活化方面来看,要以效益优先为原则,花大力气压缩低效益,无效益、负效益的信贷存量,主动从已被明确了的衰退产业、劣差产业、无市场无效益的产品和重点建设中退出来,把信贷资金收回来,投向更为合理、更加有效的客户中去。通过结构调整,达到效益迅速增长。 3、自主经营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颁布,虽然给了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法律地位和保障,但在银行的业务经营中,不同程度地受到行政的不适当干预。“十五”期间国家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作为一项主要目标和任务,并要求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这又必将调动起地方政府插手银行信贷业务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更应坚持自主经营的原则。政府部门的指标、文件,只可作为信贷决策时的参考,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好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采纳,但决策只能以银行自身的调查、评估和论证为依据。 4、因地制宜原则。一个地方的经济尽管其发展水平不同,所处的发展环境各有差异,但作为一方经济有没有特色,将决定该地区经济有没有生命力,将成为下轮经济的明显特征。因此,银行业在对应结构调整过程中,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管理层的总、分行来说,在管住管好调整方向和调整重心的前提下,要放开手脚,让基层支行和营业网点根据各区域经济特点,决定信贷调节的具体手段、对象、时间。要鼓励抓大放活,要防范风险高度集中。 5、审慎稳妥原则。这一原则是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原则的具体化。银行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冷静而仔细地分析当地经济结构的现状,发展趋势,要对确定支持的行业、企业、项目、产品等严格审查,分类排队,审慎对待,该重点保重的保证,该适当倾斜的倾斜,该扶一把的扶一把。坚持支持一个,成功一个,见效一个,以保证银行资金“三性”的统一。 三、银行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应努力做好六项工作 1、提高认识,增强支持结构调整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而且也是造成企业经济效益和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的最大原因。经济能不能持续协调发展,关键在于调整。正如朱熔基总理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侯。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也是“十五”计划纲要确定的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决定金融,整个“十五”时期,紧紧围绕金融服务经济结构调整这根主线,不断加大金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已成为银行业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因此,银行业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主动性和自觉性,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强化结构调整意识,加大支持结构调整的力度,以支持结构调整求生存、求发展。要审时度势,深入研究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和特点及其对银行业提出的新挑战、新机遇和新需求,及时制定支持结构调整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抓住这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敏锐扑捉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各种项目、资金需求、政策信息,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使银行业自身结构得到优化,有限的金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以实现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的双丰收。 2、人民银行应充分发挥信贷窗口指导作用,合理引导信贷投向。 作为我国重要监管部门的中央银行,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在调控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总量的同时,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充分运用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及信息服务的优势,引导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根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制定有区别的信贷政策,并加强信贷政策的指导,合理引导贷款在产业、区域和城乡经济之间的投向。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手段积极推办票据承兑贴现业务,帮助企业缓解资金需求矛盾。培育新型货币信用工具,完善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公布企业贷款使用、偿还等资信信息,对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企业组织实施金融联合制裁,依法维护金融债权,积极协调政府、企业、银行关系,为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商业银行要加强研究,努力探索,把握好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切入点。 商业银行作为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需加强研究,努力探索,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制定好有利于调整结构的信贷支持政策。要重视产业发展研究,把准产业结构调整的脉搏。一是要研究行业发展规律,制定好行业信贷政策,支持新兴行业、“朝阳”行业、成长行业的发展;二是研究市场供求状况,制定好产品信贷政策,支持名牌产品、供不应求产品、有较大市场占有率产品的发展;三是研究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制定好企业信贷政策,支持机制新、管理优、效益好、信用等级高、市场前景广的企业发展;四是研究区域经济优势,制定好区域经济支持政策,使信贷资金的投向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定位相一致;五是研究各行各业国内的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发展趋势,提高贷款项目的技术水准,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第二,用好信贷增量,促进结构调整,在研究产业发展趋势,制定正确信贷政策的基础上,对信贷增量的具体投向,要逐步拓展促进区域结构调整的“四大”信贷支撑点,即:一是继续支持重点工程建设,在加快市场建设、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筹措资金,搞好信贷资金投放;二是支持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改组改制,积极对资本重组和转机建制的改制企业予以重点支持;三是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支柱产品、拳头产品提供资金支持,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技术改造贷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四是支持地方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有效益、有信誉的企业和外向型、科技型企业。要在“安全、流动、高效”的前提下,为结构调整提供金融服务和支持。第三,盘活存量资产,加快结构调整。针对目前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现状,应采取多项措施,盘活存量资产。一是要充分利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加大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坚决压缩不良资产;二是对符合核销条件的呆帐贷款要及时申报核销,腾出资金支持优势产业的发展;三是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防止信贷资金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沉淀,要坚持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实行审贷分离制度,加强对贷款的事后管理和监督;建立有问题贷款预警制度,及时调整和盘活不良资产。只有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才有足够的力量支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4、树立全新观念,拓宽信贷支持面,全面支持经济结构调整。 在经济结构实施战略调整的新形势下,各家银行在信贷管理上要进一步完善考核约束机制,合理区分、追究决策层和管理层责任,增强基层信贷积极性,要真正实现观念上的突破,坚持“以政策为准绳,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信用为纽带”原则,打破行业,所有制界限,彻底走出以企业规模和性质作为支持与否“根据”的误区,不再以“企业大小”作为区分信用程度的标准,树立“不论大中小,只要效益好”的观念,凡是诚实守信、经营规范、发展有优势、有潜力、效益好、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和项目都给予积极支持。 5、充分发挥银行业的各种优势,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一是要充分利用资金和信誉方面的优势,为企业结算、汇兑、转账、 财务管理、咨询评估、清产核资等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方便;二是充分发挥银行在“信息”和“智能”方面的优势,做好企业经营的参谋;三是要进一步落实支持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法规,不断建立和完善担保体系,简化呆账贷款核销程序,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充分发挥利率杠杆作用,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不同的利率,合理引导资金投向;四是要积极开展基础性调研工作,在充分调查、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建立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发展的信息库,为推出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提供依据。6、努力促进银行业制度更新和科技创新 “十五”时期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将加快,对外开放的领域将加宽,加入世贸组织指日可待。在这种客观环境下,银行业要支持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要不断探索进行各项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提高金融服务的科技含量及现代化水平,以便肩负起国家所赋予的神圣职责。 经济结构论文:乡镇政府该如何抓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张立 当前,农村经济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是势在必行的。只有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农农业和农村才有出路,才能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才能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成为了基层乡镇政府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笔者就乡镇政府如何抓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谈一些粗浅认识。 一、制定规划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分析农业和农村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个调整,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不仅要考虑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发展,而且要考虑国民经济的全局,是要进行一次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性调整。为顺利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作为乡镇政府必须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更新观念,统筹兼顾,科学决策,做好规划。规划主要是包括结构调整计划、方针和政策,资源开发、技术改进和智力开发等方案,重点建设项目特别是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制定规划要按照适应市尝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原则,同时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把中央精神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防止生搬硬套,盲目蛮干。就三都县而言,各乡镇就该围绕县委、政府提出的“1+1”产业结构的抓好调整,可以采劝竹业+优质果蔬”、“竹业+辣椒”方式等等,依据乡镇的实际情况来作好规划。农业生产结构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压缩不适销品种,扩大优质农产品生产,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就优化农业生产布局而言,要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在调整中既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切实保护和稳步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又要全面发展一、二、三产业,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这一切,都需要乡镇政府着眼全局,着眼长远,着眼发展,科学规划,组织实施,指导结构调整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二、市场为中心,加强宣传引导 作为乡镇政府,要懂得用市场的方法来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要彻底改变一切由政府包揽计划和行政命令调整的习惯做法,要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农民这个主体在结构调整中既是实施者,也是市场风险承担者,调什么、怎么调的最终决定权应当掌握在农民手中,由农民自己作主,政府职能部门和干部不能搞一刀切、瞎指挥,更不能强迫命令,层层压指标,强迫农民种这个不种那个。这是进行结构调整所需要遵循的原则,切不可背离。但是,强调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等于说政府部门可以无所作为,甩手不管。相反,政府职能部门和干部在结构调整中的责任重大,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工作,让广大农民自觉参与到经济结构调整中来,从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中得到实惠,使广大农民能充分发挥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既是农村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农村工作中一条不可违反的原则。乡镇政府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同时要制定支持和推动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政策的威力,组织、引导农民进行结构调整。当前,应加强做好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引导。 1、保护粮食生产能力 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也是结构调整的基础,在结构调整中一定要切实保护和稳步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认真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实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严禁乱占耕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切实保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实行粮食收购优惠优价政策,进一步拉开品种、质量差价,促进粮食品种结构调整。 2、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发展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而且可以有力地带动农业结构调整。乡镇政府应当搞好规划,制定政策,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一是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和规模结构,在多层次加工转化中着重发展精深加工,努力开发新产品,积极发展优质名牌产品;二是要调整各项农业建设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重点,加大扶持优质、高产、高效农产品加工和转化的力度,金融机构应合理贷款结构,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支持;三是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率,提高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农产品进项抵扣率,并对企业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和引进先进技术,在关税和增值税上给予优惠;四是要重点扶持有基储有优势、有特色、有前景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基础建设、原料采购、设备引进和产品出口等方面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支持,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能进行农产品深度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从而有效地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尝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3、加强农产品市场的建设 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进行结构调整,必须加强农产品市场的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对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首先,加快发展产地批发市常产地批发市场是农民接受市场信息和出售大宗农产品最便捷的渠道,要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增加投入,重点扶持,加快建设,完善设施,规范发展。其次,坚持和完善多渠道流通形式。要坚持国有、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在发挥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同时,注意发挥农民购销队伍等渠道的重要作用,积极扶持各类农产品流通的中介组织,发挥它们搞活农产品流通、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再者,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发动和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市场建设,用优惠政策鼓励和宽松的环境条件吸纳更多的市场经营者。同时,要健全市场法规,维护市场秩序,反对封锁和垄断,使参与农副产品交易的各方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利可得,公平竞争,尽快形成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从而保证农副产品能够有序、合理的流通。 4、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必须加强农业科研和推广,将农业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当前,应主要实行以下倾斜政策:第一,支持农业科技工作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农业效益、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重点开发和推广优质高产高效技术、加工保鲜储运技术和农业降耗增效技术,发挥科技对结构调整的作用。 第二,加大扶持力度,搞好现有先进适用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在推广优良品种、普及新技术、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满足结构调整的需要。 第三,严格执行《农业技术推广法》,稳定农技推广队伍,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以增强其推广服务功能。建立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普及的利益机制,把科技推广服务与实际利益结合起来。 第四,加大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力度,尤其是利用各种办学条件来加大对农民群众的生产劳动技能的培训,如各种高产栽培技术等,努力提高农民的劳动素质。 5、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要着重抓好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植树种草、水土保持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以公路、电网、供水、通讯为重点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以优质高产粮食生产基地、饲料作物生产基地为重点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途径,也是顺利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保证,政府应高度重视,多向上争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投入,加强建设。协调农村信用社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改善金融服务,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产,对农户的种养业和小额信贷扶贫项目适当放宽抵押、担保条件。要引导农民个人和集体增加农业投入。并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多渠道引进外资。 6、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 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可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农村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乡镇政府要认真制定政策,发挥扶持引导作用,发展小城镇要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方针,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要研究制定鼓励农民进入小城镇的政策和社会各方面投资建设小城镇的政策,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要切实搞好规划,制定有力措施,把农村市场建设、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 三、开展信息服务,帮助农民走向市场 农民对变化的市场还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导致种植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多,大多数地方缺乏这种条件,不是很重视信息服务,时而发生滞销,造成的农产品积压甚至毁掉的现象,农民利益直接受损。市场信息已成为产品销售好坏的一个最重要因素。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既要从当地资源优势出发,又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要花大力气搞好调查研究,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由搞好市场预测,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主要包括向农民提供价格、生产、库存、气象等信息,提供中、长期市场预测,帮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安排好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政府要把信息服务作为引导农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发挥政府部门信息灵通的优势,建立起“农经网”等权威的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同时,要注重组建本乡镇和村的专业营销队伍,保证产、供、销各个环节的畅通。目前,农业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农业信息管理水平低,农业信息体系不健全,信息服务跟不上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政府要增加投入,加快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规范信息管理,改善信息处理和传播手段,提高信息工作人员技术素质,完善信息制度,切实做好农民调整结构的信息服务工作。 四、搞好技术示范,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解决的不只是当前农产品难卖、价格下跌的问题,而是要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村经济和效益,整体推进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要适应这个要求,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把结构调整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下,提高对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吸纳能力,发展质量型农业。实践证明,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农业技术人员通过转包农民土地,创办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一方面搞试验、示范,一方面向农民出售良种,提供技术服务,使科技对结构调整的作用得到很好发挥。政府要制定措施,狠抓落实,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努力向上争取项目,使上级财政拨出专项经费,作为启动资金,支持各地以现有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为基础,有计划、有重点地创办一批农业科技示范场,使之成为农业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优良种苗繁育基地、实用技术培训基地,在结构调整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经济结构论文:对目前稳增长、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深化改革的认识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稳增长要有新的思路和政策,要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升级性结构调整,它关系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投资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产能过剩与结构调整要注意两者平衡的关系;深化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简政放权;金融体制改革要彻底解决金融垄断,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增加直接税务,减少间接税务,等等。 关键词:稳增长;调整结构;增长方式;垄断部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结构;节能环保 一、关于稳增长 这次稳增长与2008年保增长有重大区别,主要有五个区别:第一,中央目前提出的稳增长的目标是7.5%,这次稳增长的底线是经济增长率7%。这个目标是理性和符合实际的,这个目标同过去的确保8%的目标有很大不同,这个目标必然引起我国出口、投资、消费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第二,中央提出稳增长要有新的思路和政策,例如不再使用一般的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是要把稳增长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更加关注调整结构与深化改革在稳增长中的作用,强调去“杠杆化”与去“行政化”,要充分利用改革与结构的“红利”。第三,就是这次在投资上不再像2008年那样全面开花,而是有重点,比如说在基础投资上选择了四个重点,即: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以及城际间的高铁。这四个重点是短期与中长期的结合,它不仅对稳增长以及以后的长期投资都有重要意义,即在投资上不再搞全面启动的大一统方式而是强调重点,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注重这四个重点等关乎长远利益并有利于化解短缺的投资。第四,这次的投资不是简单地强调政府投资,而是强调启动社会资本投资,所以强调放开垄断性部门,要社会资本进入,在这样的领域要形成混合性经济形式,更加强调在金融、铁路、石油、电力等垄断性部门更大程度上向社会资本开放,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本的作用。第五,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结合,强调在政府负债过高和货币供应量太大的条件下,更加关注盘活存量,一般不扩大赤字和松动货币投放,确保经济高效益地增长,而不至于为了增长而引发通胀和政府高负债。我们不再简单地讲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的存在,或货币的多投放,而强调在不增加政策负债或不增加太多的货币投放的基础上实现稳增长,所以要去杠杆化去行政化,就是强调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像2008年那样高负债或货币大量的投放。稳增长已经开始起作用,2013年第三季度我们经济实际已经止跌反弹了,即第一季度7.7%,第二季度7.5%,到第三季度7.8%,估计第四季度应该还在7.7%左右,这就是增长政策已经开始见效了。但是这次稳增长还有个不太牢固的地方,主要是从这次的稳增长分析发现,增长抓手主要还是靠投资,消费、出口在这方面的贡献,仍然处在不太稳定的状态。未来怎样促进出口、消费,仍是很大的问题,尤其是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持续稳增长的路径还需做考虑。 二、关于调整经济结构 大家知道,经济结构调整分为同期性结构调整和升级性结构调整,我国此次是升级性结构调整。升级性结构调整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投资结构调整,出口、消费、投资之间的结构调整,尤其是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涉及到房地产产业、制造业(包括传统制造业与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商务服务和生产服务等)、战略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资源类产业等(包括能源与原材料)等五大产业。第一,房地产产业。房地产产业的调整,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短期的政策,而要重点分析市场和政策各自的功能哪些属于市场来管,哪些属于政府来管,应该理清楚它们各个关系、定位,同时应该根据现在的情况逐步由“一刀切”的管理,转向分类指导系统管理。第二,制造业需要升级调整。因为中国号称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分为传统制造业,现代制造业,那么对传统制造业未来调整方向主要有二个:一个是产品升级换代,一个是产业转移,对现代制造业的提法叫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因为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现代制造大国,但是我国是一个现代制造业需求大国,既然我们是 现代制造业需求大国,当然我们要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了,提高现代制造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第三,服务业。之所以谈到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在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比重大小,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比重的档次,我国现在服务业比重偏低,再加上服务业是最大解决就业的行业,最少消费资源的产业,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第一是消费服务主要包括餐饮和商贸、养老消费、儿童消费、信息消费;第二个是商务服务,主要包括金融、投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各类投资咨询公司等;第三个是生产服务,如设计类等;第四个是精神服务类,比如娱乐、影视、旅游、文化服务类。所以这次提出发展服务业是全面性的发展,不再是简单注重所谓消费服务,而是全方位提高服务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比例。第四,战略性新兴产业。它有七个要点,它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等。经过一年多实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技术问题,任何技术创新都可使这七个要点发生重大调整,例如:美国页岩气技术的发展,导致对中国光伏产业、煤炭产业的巨大冲击,因为每一次世界性技术的发现将会影响到这七个要点,也预示着未来这个产业的调整。而中国也会把更多力量放在技术创新上。第五,资源类产业。它涉及到能源与原材料。资源类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显然是不够的。按照现在7%增长率算下来,中国很快成为世界消耗能源最大的国家,在资源不够的条件下,还要完成我国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整合世界资源,中国虽然强调在资源整合中实行双赢原则,但这也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中国与世界利益结构的博杀,因此这类产业变动,它不仅涉及国内问题,也将涉及国际问题,它是更为广泛的一种调整。但整体来看,我们这次的调整很快就会到来,调整的代价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结构调整与银行坏账的关系,截至2013年7月,坏账最多的是江苏省、浙江省,结构调整导致大量坏账上升,这是需要警惕的,结构调整与呆坏账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二是产能过剩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因为我们会深切地感到产能过剩的压力,总能释放出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怎样解决结构调整与产能平衡的关系将是大问题。三、转变增长方式 此次转变增长方式,主要涉及到五个重点:一是如何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以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关键是推动技术创新,我们叫创新趋动战略;二是如何从盲目强调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内需支撑性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调整,关注贸易平衡和资本项目平衡;三是如何从单纯强调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向同时重视社会资本和消费的增长方式,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与反垄断;四是如何从高消耗能源与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向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推进节能与环保;五是如何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矛盾突显的增长方式转向公平公正与和谐性的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解决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经济方式转变,涉及到我们经济学几乎所有领域,对未来研究发展将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深化改革 对于深化改革,目前逐渐形成五条共识: 1. 政府体制改革,重点是简政放权。一是向社会放权,就是形成一大批次把政府过去的权力交给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主要有慈善类、科技类、商会类、社区类,这四大类组织要在2014年6月前大量启动,政府要把大部分权力交给民间组织完成,这就是向社会放权。二是向市场放权,就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参与了。比如:资格评审、品牌、评论,这些都应该交给市场,甚至包括企业的上市过程也交给市场去做,这就是向市场放权。三是向企业放权,就是凡是不涉及纳税人前提的投资项目,政府不再审批了,要逐渐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企业应有权力必须交还企业,明确资本金后就不应实行实缴制而逐渐转向认缴制。这种实缴制给企业带来了两宗罪,一宗是偷逃资金罪,一宗是虚报资金罪。所以政府要向企业放权,目的是消除腐败机制,倡导社会公平、公正,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寻租的问题,消除腐败的体制基础。 2. 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外汇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放开民营银行等,彻底改革金融垄断问题,将金融转向服务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大 看到:央行已提出利率市场化,货款利率已经市场化了,存款可能将从大额存单开始,然后逐步放开存款利率。 3. 财税体制改革,包括税制改革和预算体制改革。税制改革,重点是增加直接税务,减少间接税务。预算改革主要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及地方的过高负债问题。现在中央政府财权太大事权过小,地方政府事权过大,财权过小,这样就导致了土地财政,从而从根本解决土地财政及地方过高的债务负担的问题,即重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权与事权的关系。 4. 城乡一体化改革。其重点是人的城镇化,消除市民与农民的差别,首先解决2.6亿民的市民化问题,包括实现民生享受的公平化原则等。 5.重塑经济新活力。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动技术创新等,重新寻找经济增长的新活力。对这五点改革形成共识,对我国经济改革有重大重义。 经济结构论文:基于众包模式的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研究 摘 要: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不断深化的专业化分工拓展了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众包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它超越了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纯商业化运作机制,从一开始就强调利用平台来集合大众力量进行跨区域经济资源整合。本文在全面把握众包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该商业模式对于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与创新的作用机理。 关键词:众包 跨区域整合 经济结构 商业模式 1.众包商业模式的运行机制和特征 1.1众包商业模式的运行机制。众包依靠信息平台将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主体集中在一起,因为它采取虚拟运作,所以,这个平台可以延伸至互联网所触及的任何角落。众包平台实质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定义了供需双方的活动要求,任何进入平台的活动者都必须遵循规则的约束,所有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自由选择是否加入众包平台。经济活动是供给方和需求方动态平衡的过程,而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各自既可能是供给方,也可能是需求方。和一般纯商业活动不同的是,在众包活动中,服务提供方通常无偿提供服务,即使是有偿服务,通常服务提供者的身份是隐匿的。 1.2众包商业模式的特征。众包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严格的规则作为准则,采取自由、开放的竞争机制。一般来讲,众包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征: 第一,虚拟联盟价值创造。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联盟价值创造已成为现代商业活动主要的形式。众包商业模式采取虚拟化联盟的方式来开展业务。围绕某项具体的需求,众包依托它在互联网上的平台将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潜在可利用资源集中在一起,通过联盟协作来满足特定需求。和一般联盟协作不同的是,众包所建立的联盟是开放的、柔性的,它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分化重组,各个成员进入和退出联盟具有充分的自由竞争环境。 第二,透明公开的规则体系。经济活动的效率决定于分工的效率,分工的效率不仅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水平,而且还取决于专业化整合的效率。单从分工的专业化水平来看,众包和外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它们在分工的专业化整合方面却具有很大的不同。众包将专业化协作用标准化的规则进行定义,然后将这些规则通过互联网,任何愿意遵守这些规则的人都可以进行专业化协作,在网络中,无数潜在的协作者会引发强大的竞争优势,能够保证强强联合有效实现。而外包通常以谈判式的合作方式,谈判式契约缔约方式必然引致不小的交易成本,使得能够选择的合作伙伴的范围大大受限,从而制约合作的效率提升。 第三,无边界的资源整合。互联网将全球市场联为一体,打破了资源整合的地域局限。在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里,通过虚拟运作,资源可以超越时空进行无边界整合。首先,互联网将分散化的资源集中在统一的虚拟空间中,资源之间进行交换的信息成本被降至为零。其次,现代化的分布式同步作业技术可以让多个专业化作业并行开展,高效率的信息交流机制可以保证专业化之间的协作实现无缝链接。再次,众包统筹全世界范围的资源,任何活动的开展都可获得无限的资源支持,从而,以众包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就具有强大的资源基础做支撑。 2.众包促进经济结构实现跨区域整合与创新 2.1众包降低了区域内分工协作向跨区域拓展的成本。互联网超越了区域市场的地理局限,将原来分隔的市场连成了一片。随着各种市场逐渐汇集在一起,市场规模不断增大。根据亚当.斯密分工理论,市场规模扩大会促使专业化分工向纵深发展,从而提升经济效率。但是,专业化分工细化的同时会伴随专业化协调成本的增加。众包在克服专业化协调成本问题上具有三方面突出的优势:一是平台优势,在互联网上的“众包平台”为经济活动的供需双方提供了统一活动和交易的场所,现代化的通讯方式使交易双方跨区域搜寻对方的成本被降至为零,从而使跨地区分工协作变成可能。二是规则优势,众包以联盟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联盟依靠透明公开的规则维系,这些规则也正是专业化协作的具体方式。在规则透明的情况下,可以有效避免事前和事后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交易的效率和质量。三是众包超越了纯商业运作的模式,能够利用非商业行为实现价值创造。例如:linux的开发、百度词条的编写、微博促销等活动,大众无偿提供的支援形成了积沙成塔、积流成河的能量,不难想像,以纯商业形式实现这些,成本足以吓退任何投资 商。 2.2众包使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更具灵活性,更有利于创新。熊彼特指出创新是创造性破坏过程,他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邓春玲,2006)。熊彼特所指的创造性破坏,既可以是淘汰旧产业,也可以是对旧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熊彼特强调有秩序地推进,最终达到产业结构创新升级。众包可以让这个过程进行的更为经济、有效率。首先,众包采取虚拟化联盟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这种联盟组织根据需求可以灵活地进行结构拆分、重组,不会对原子型专业组织造成突然毁灭性破坏,从而使产业升级达到平稳过渡。其次,众包采取公开竞争的方式建立联盟。围绕一个需求,每一个进入联盟的成员都必须在遵守联盟规则的基础之上,通过公平竞争进入。这样可以保证进入联盟的都是有竞争力的合作者,此外,由于联盟的契约是公开的,所以,合作者进入和退出自由。对于联盟和成员双方来讲,各自都有无限的选择空间,由此一来,联盟结构就如同变形金刚,可以跨区域自由伸缩,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3.结语 互联网将全球经济集中在统一的大市场之中,市场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一方面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面临地域上的重新洗牌,尤其是传统的经济结构必须基于全球的视角进行重新整合与创新,以此来适应全球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众包本身是基于互联网的一种新兴商业模式,它超越了纯商业的运作模式,将以“价格”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式,发展到以“价值”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价值比价格具有更广阔的涵义,它超越了价格的商业性本质,将非功利性行为纳入价值创造过程,从而拓展了经济活动的资源获取空间。在众包商业模式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更多是以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为基础来供给资源,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只发挥部分功能。其开放、民主、无边界的特征使它面对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能够灵活、高效、低成本的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整合。尤其是其虚拟化的运营平台,为可用的全球资源架起了一座没有时空间隔的桥梁,有效地促进了跨区域分工和产业经济全球整合。而且,众包基于公开规则,按照需求进行联盟协作,模块化的组织构型可以灵活自由的分拆和组合。最重要的是,公开的自由竞争机制,为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提升提供了无限的创新活力。 作者简介: 张伟(1979—),男,山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陈小勇(1977—),男,陕西人,西北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经济结构论文:浅谈信息化视角的城市经济结构调整 摘 要:当前,信息化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以信息化带动城市的传统特色经济,使城市发展与信息化整体推进,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从信息化视角对城市经济结构调整进行综合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关键词:城市经济 结构调整 信息化视角 1.前言 城市信息化的主要目标是将信息化建设同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真正融合在一起,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各项工作中,取得实在的效益,使之成为本市经济起飞和社会进步的推进器。同时,加快城市信息化建设是促进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 2.城市信息化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2.1信息化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信息化以新的价值观、社会观、经济观冲击着传统的思想观念,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化。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上表现为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知识利益驱动。信息化是贸易、投资、资本和人才流动、技术转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极大地促进城市对信息的产生、交流、释放和传递的有序化、高效化,对于消除城市内的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信息化强化了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科技、市场、动态经济信息等的传播和交流,改变了城市传统经济中对资本注入的依赖,可以缓解资金紧缺的矛盾;确立了人才和知识在城市的新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可以促使大批高素质人才向新经济结构的城市汇聚。信息化与城市经济的紧密结合增加了城市与外界的交流,把城市特色经济融入全球性经济构架之中,通过各种专业网络平台将众多的中小企业联成网络、整合市场,使城市特色经济劣势在信息化的作用下转化成为竞争优势。 2.2信息化加快城市知识积累,促进政府和企业体制改革 信息化促进政府企业体制改革,减少交易成本,为经济发展营造出一个创新的空间。在企业层面上,信息技术的采用使得企业内部管理发生质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信息化可以消除时间和空间障碍,实现实时监控、集中管理;另一方面表现为把不同职能间的自我约束转化为由信息技术进行强制约束,这种集“集权+分权+自律”的管理体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环境。在政府层面上,信息化对加速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业监管力度等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2.3建设现代化城市经济体系,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建立现代化城市经济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尽快消除城市经济发展中“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确立支柱产业和专业化部门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并加强各城市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促使城市能够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城市经济是现代化城市经济体系的龙头,特别是长株潭城市群发挥着巨大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大城市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要求努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 3.信息化时代与工业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 3.1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信息技术作为当代高技术的核心,凭借超越传统技术的优势,极大地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新的产业和产业部门的形成。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原有产业和产业部门分解,某些产品或原有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随着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社会需求的扩大而分离出来,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部门;另一方面,新的产部门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其所在企业生产的产品要有竞争力,又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技术进步程度,而信息技术是技术进步的核心环节。变革的产业结构对新的信息技术产生新的需求。信息技术作为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技术核心,与产业结构形成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这在当今信息社会表现得特别明显。 3.2信息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信息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差别产业结构是否合理;能否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在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进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集约化。其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作用促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其结果是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比例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比例逐步上升,占据主导产业地位,而这正符合“标准结构”的演进规律。信息技术的发展会不断地改善市场需求和供给结构,协调好供需关系,保证产业结构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信息技术能依据现状促进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信息技术可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3.3信息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通过提高信息技术的开放度来形成更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加大产业结构的开放度可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建立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继续开展信用社区建设,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经营环境。在所有产业结构中,伴随着知识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对科技人才尤其是高技术人才的依赖性大大增强。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成果向其他传统产业的转移速度很快,所以信息技术产业中许多产业部门不但纵向看上升势头很快,而且横向看发展势头也很猛,从而推动产业技术基础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产业结构向着高度化的方面不断迈进。 4.结语 总之,城市信息化与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城市根据自身的客观条件和地域特点,因地制宜发展信息产业,利用信息技术及相关活动改造和发展社会、经济、生活等一切领域,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通过信息化来提高和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加速城市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经济结构论文: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摘 要:面对金融危机,虽然我国积极采取了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不利局面,一旦再次受到危机冲击,依旧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大幅度波动,因此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对此本文阐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并就如何调整经济结构提出了几点策略。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经济结构调整 优化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经济结构形式是经济生命力的重要体现,而且会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不确定性因素与日俱增,只有正确分析经济结构,有效的调整经济结构,才能更好的适应变幻莫测的经济市场,为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有力基础和重要保障。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国内金融机构遭受重大损失,外贸进出口总值大幅度降低,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海外资产风险逐步上升等,虽然此次危机带给我国的是短期、有限的直接影响,但其间接影响是长期且深远的,已成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而这与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有和那关系,如产业结构失衡,需求结构性矛盾显著,区域经济结构失衡,城乡发展存在差距,要素结构失衡等。 显而易见,调整经济结构不仅是在根源上解决各类经济发展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保证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我国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从而为经济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使我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特点和具体作用也有所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也与其他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调整经济结构时,应立足我国国情,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处理好资源、产业和地区发展的关系,杜绝盲目照搬先进模式和经验,以免因水土不服影响我国经济顺利发展。 1.完善相关制度和体系,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基础保障 (1)健全知识产权体系 知识产权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重要的支持和推动力量,因此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完善其研发制度、运行制度、转让制度,健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严格控制侵权行为,以此提高知识产权的有效申报率,促进科技研发顺利开展。 (2)优化市场化机制 市场化对优化资源配置和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必须尽快对政府政策和行为加以规范,制定利于规范和保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市场行为的监督力度,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制度,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以此提高我国市场化水平,为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提供保障。 (3)完善税法体制 合理的税法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调控作用,对合理分配收入和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促进作用,利于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因此在调整经济结构时,应在避免双重征税的基础上结合适当的放宽税基、降低税率、减少优惠等方式促进消费,并优化税收程序和税制机构,加大税收监督力度,促进税收工作有序开展,最终实现结构调整。 2.我国调整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 (1)优化产业结构 首先应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因此应拓展服务行业领域,着重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如工业设计、研发、金融等,大力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如房地产、社区服务等,并完善会计、咨询、审计等服务组织。此外还应特别发展绿色产业,如文化和旅游业等。 其次应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必须在提高科技含量,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增加经济效益,因此应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注重发展信息产业,并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为先导产业发展提供助益,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有机融合,使两者相互发展,相互促进。 最后应保障农业不容动摇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三农”问题,既要强化其基础设施建设,对种粮农民应继续推行补贴和优惠政策,以促进粮食稳定生产,并加强财政支持,注重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也要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创新农业科技,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其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向现代农业方向转变。 (2)优化要素结构 我国必须调整资源价格让民众正确认识当下的资源状况、环境损害程度以及市场中的供求关系,从而引导和督促其在市场竞争中节约资源,避免浪费,提高资源效用。同时也要充分发挥科技的优势,加大科研投入,尽快研发新技术,使其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3)适当调整区域经济结构 在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应根据区域特点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如针对我国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提高科技、管理等多种资源流动的合理性,以此实现区域间共享有效资源,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针对城乡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国家应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大力支持和鼓励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并在教育、医疗方面加大资金投入,方便农民接受教育和就医,以此促进农村发展,缓解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势。 (4)优化消费结构 国家应充分发挥财政作用,推行适当的政策鼓励国民消费,如民众在购置农机具、家电时予以补贴,适当的增加经济适用房等,其政策一定要适应民众的多样化的实际需要,同时依靠合理的税收政策,调整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以此引导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和优化。此外还应注意协调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应保证内需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外需。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但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时,应立足国情,实施行之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措施,以此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结构论文:浅析构建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 论文关键词:农村 养老保障 论文摘要:在我国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今天,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却仍较为严重。本文从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重要性、可行性及具体的对策,对构建新的养老保障体系作了些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曾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作了如下的概括:“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同时也是经济的稳定器……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经济发展的激励器。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分配制度,是社会不同群体收人分配的调节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实现一部分人先富从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有如此多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功能,我们党始终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去抓。在现代工业和农业经济并存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里,城镇领域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更趋成熟,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尽管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农村里特殊弱势群体—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更加突出。 一、现阶段农村养老保障现状 中国已跨人了老年型社会。在中国人口老年化的过程中,农村的人口老年化具有其独有的特点:(1)农村老年人数量多于城市,如果按照印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的比例推算,城镇老年人口数约为2653万,农村为6083万,其绝对数是城市人口的2倍;(2)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市,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向城镇转移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相对城市更多,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农村老年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将高于城镇3~6个百分点;(3)农村老年人无固定的养老收人,生活风险和困难程度要甚于城市老年人。尽管农村人口老年化问题比城市日趋严重,但农村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远不如城市发达,存在着很多间题,形势非常严峻:其一我国是传统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国家,农民有其固定的生产资料—土地,在传统社会里,农民的生活风险相对比较小,因而国家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重心倾向城镇,广大农村的农民,尤其是老年人的养老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国家给予城市老人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保障措施对农村的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保障体制以外。这主要是受我国传统的保障思想的影响,认为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主要的责任在家庭。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也与城镇的居民一样面临着市场带来的难以预料的生活风险。如1989年一1993年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实际增长仅1.4%,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实际增长3.9%。从这可以看出农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因而那种覆盖范围狭窄的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需要。其二是农村养老保障的基础—家庭养老功能有所动摇。据1992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农村老年人要从子女处得到经济支持的占72. 93% ,希望家人帮助料理家务的占85. 28%,由此可以看出桅农村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程度。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普遍推广及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带来很大冲击。我国农村不少地方已形成“4- 2一1”的家庭结构:一对夫妇要供养4位老人,不论是从家庭收入,还是夫妇能够用于赡养的精力和时间来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据统计,1982年我国家庭平均规模(1/户)是4.43,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1998年减少为3.63,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都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减少,赡养老人能力的降低。家庭赡养老人的能力降低必然导致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质量下降,可靠性降低。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移师城市去谋生,农村留下主要是弱者、老人,而进入城镇的务工者本身承担着较大的生活风险,很难确保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因而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间题显得更加突出。据《经济日报》报道“老年人的赡养纠纷案目前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在所有涉老民事案件中,赡养纠纷案件占到13.5%,高居榜首,这类纠纷案中又以发生在农村的物质纠纷居多。”这也反映了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农民的生产、生活的风险变大,赡养老人的能力逐渐下降;其三是农村部分地区尽管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养老金缺乏长效管理,出现了很多间题。截止目前,全国有30个省的2000多个县开展此项工作,8000多万农村人口参加保险,积累保险基金1印多万,有55万农民领取养老金。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养老间题得到较好落实,形成个人、集体、国家三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但中国大多数地方养老保险基金是当地民政部门统揽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而地方政府民政部门又受当地政府的管理,所以一些地方民政部门或政府挤占、挪用甚至贪污、挥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农民的养老钱失去了保障。正是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了农村更多的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失去信心,使得养老社会保险在一些农村推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影响了农村社会保险政策的推行。其四农村的养老保障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农村经济经过20年改革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最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三农”间题显得日益突出,整个农村的经济基础依然非常薄弱。1986年,因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而导致农村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资金总额始终在276亿元到307亿元波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减去了农民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因而农村收人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只得建立在相对贫困的物质基础上,导致农民老年人生活必需品、生活照料、精神产品等养老保障的内容得不到真正的落实。在1999年河南人口学会和河南计划生育干部学院对2500个老年人所作的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中,发现农村老年人年收人低于loon元的人数达1104人,占所调查人口的50.8%;农村老年人生活中最困难的事50.3%的人认为是经济困难;老年人最担心的养老问题是没有生活来源(占27. 6% )。因此可以看出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的窘迫。 二、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的重要性 (一)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有利于贯彻邓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战略。社会保障本身就是一种国民收人的再分配方式,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法律、经济等手段给予农村中弱势、困难群体—老年人以特殊的保障、实现社会保障的目的,有利于实现老年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养老权,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尊老、养老、敬老、助老”的良好的传统道德,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有利于刺激消费,拉动国内的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实现21世纪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目标。从理论上说,消费每增长1%,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0. 6%,实际贡献率近60%。在有效需求不足的今天,大力发展农村养老保障事业,能更好地刺激农村老年人的消费增长。 (三)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 (四)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有利于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贯彻的阻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在没有普遍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只能依靠家庭成年子女的情况下,农民为了安度晚年,必定设法多生孩子,以便自己老有所养。因而要进一步推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加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建设,解决农民的后顾之优。 三、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的可行性 21世纪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保障体系,该体系将从老年人的经济保障、老年人生活照料所需的劳务、晚年生活的精神满足三个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保障,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包括生活资料、医疗卫生等方面保障)。从目前农村的养老现状来分析,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未来新保障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和提供可能性。 首先,在法制建设方面,为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新体系提供法律保证。我国宪法规定:“赌养、扶助父母是成年子女应尽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这从宪法上为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提供了法律保证,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人”“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的依法负有赔养义务的人”。从根本大法到基本法律都详细地规定了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制度,使得养老保障新体系的建立有法可依。 其次,在政策方面,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由政府出面组织实施,为农村新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政策条件。“从2000年开始,我国农村居民将和城市居民一样可以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庇护,民政部已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列人其2000年的重要工作目标”。政府从国家的大局出发,在考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逐步顾及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为将来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 再次,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基础在于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承担着老年人保障的主要责任,尽管家庭在将来履行养老保障方面功能有弱化的趋势,但毕竟它还是我国比较稳固、可靠的老年人养老途径。家庭养老模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因而在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时,家庭的养老功能仍是最基础的。 最后,国家在部分农村推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这项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在发达地区农村养老保障不再是救济型的,而是一种保险型(预防型)的养老保障。发达地区养老保险的成功推行,对其他地区养老保障新体系的构建将起到典范和指引作用。 四、构建养老保障新体系应遵循的原则及具体对策 在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以下具体原则,确保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的健康运行,真正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保障。〔一)必须加强养老保障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设。(二)必须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三)必须坚持养老保障主体的多元化。(四)必须坚持权利义务相结合兼顾公平的原则。 构建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建设不可能一域而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真正使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做到科学化、伦理化、法制化、制度化、社会化的统一。 构建养老保障新体系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必须依靠政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引导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使农民真正走向市场,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城市化建设;与此同时减轻农民的负担,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增加农民的收人,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提供物质基础。 构建养老保障新体系要充分发挥经济学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一方面运用经济学的成本和效益的原理教育农村广大的农民,培养农民长期投资和远期效益结合的意识,逐渐改变中国农民的传统的养老保障意识的束缚,运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农民的行为,提高农民的自我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手段辅助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政策的透明度,确保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科学性。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必须加强家庭伦理道德的教化,发挥我国传统养老保障的优势。毕竟目前政府、社会的力量还是有限的,不可能全面地介人农村养老保障建设。必须加强农民的传统美德教育,提高农民敬老、赡养老人的道德意识。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首先要加快农村养老保障法的建设。如《农村社会保障法》、《农村老年人的权利法案》等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法律,将农村老年人的权益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把农村养老保障纳人法制化轨道;其次可以运用法律监督政府在推行社会养老保障政策方面的行为,保证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公正性、有效性。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必须加强养老保障的制度化建设。尤其在农村杜会养老保险中,政府的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农民的养老保障基金必须遵循收缴、管理和使用三分离的原则,三个部门之间要权力分立,相互牵制、监督,从而增强养老保障基金的风险防范能力,提高农民对政府杜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为确保这一点,可在地方政府机构之外设立一个养老基金管理机构,以负责养老保障基金的增值、保值。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农村各种主体的作用。个人、家庭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杜区及集体经济组织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不容忽视,集体经济组织在养老保障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团体在新的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也更加明显,他们通过各种慈善活动解决部分特困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的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财力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发挥政府的政策优势,政府可以制定优惠政策发展农村的养老保障事业,同时在税收上通过减免政策,优惠刺激与老年人相关的行业的发展,降低老年人产品的成本,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经济结构论文:设施园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摘要: 设施园艺工程与人民的生活关系十分紧密,它的科技含量极高、涉及学科极广泛,而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热点及重要内容。我国设施园艺工程学科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并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发展与提高设施园艺工程,也必将加速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健康、顺利进行。 关键词: 施园园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1、我国设施园艺业的状况 设施园艺涵盖了极为广泛的系统及学科,如自动控制、品种、建筑、机械、栽培、管理、材料等,由于它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因此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就以设施园艺的发达程度为重要标志之一。现阶段我国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中,以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的建立为主要项目,换而言之也是在开展设施园艺工程,充分证明了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设施园艺是其关键。近五年来,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大发展为背景,我国的设施园艺事业获得了空前进步,具体表现为: 1.1设施园艺生产体系已初步建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节能为中心的体系。遮阳网和塑料拱棚在南方极受青睐,它可以防雨降温,使夏季蔬菜育苗的困境得以克服,蔬菜夏淡季的状况得以改善;节能型日光温室在我国北方广地区得到重点发展与积极推广,因其具有冬季不加温的特点,从而使一些喜温果菜能够在北纬40°左右的高寒地区生产出来,一些耐寒蔬菜在更高纬地区也能够生产出来,基本解决了冬春无蔬菜的状况。另外全国蔬菜处于大市场、大流通的状况,全国各地蔬菜供应四季长青,丰富多彩,均衡稳定。人均高达240-250㎏/人.年蔬菜占有量,在世界上也达到领先水平,其中设施蔬菜人均占有量比1981年增长了164倍,达到33㎏/人.年,在“菜篮子工程”中具有重大贡献。 1.2全国至2000年初设施园艺面积已近100万公顷的栽培主体为蔬菜,以日光温室和塑料拱棚是其主要设施类型,在世界上位居第一,与1981年相比增长了约150倍。在部分大中城市郊区当地菜田总面积相比于蔬菜设施栽培面积也低于10%以上,部分地区甚至更低,将近30%,明显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80年代后不断扩大设施栽培的分布地域,向“三北”地区持续发展设施园艺,目前又快速向南方扩展,发展趋势极为良好,已超过北方的发展态势,发展更为迅速的是东南沿海经济地区。 1.3从总体上讲设施园艺工程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小型简易类型的园艺设施比重不断下降,约为20%,而渐渐向大型化趋势发展。利用引进大型现代化温室及配套设施,推动了我国温室产业的快速进步,进一步推广了国产连栋塑料温室及新型优化节能日光温室。因合理科学的设施结构设计建筑,优化了设施内的光温水气环境,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为优质高产打下基础。 1.4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使得大中城市持续减少近郊区的耕地,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怎样发展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都市农业”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就是密切与大都市的二产、三产结合,在城市的周边定位,融合服务于大都市,满足都市高质量、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利于优化生态环境,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所以首先选择的项目就是设施园艺。上海浦东发区的东海农场,以及北京的“朝阳农艺园”等,就是将农业科普教育紧密结合观光旅游、现代化的温室园艺,一举多得,从而使设施园艺的功能得以拓展,作为一个新的景观展现于大城市周边。 2、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设施园艺 蔬菜、果品和花卉是设施园艺的主要产品,当市场有需求时,与传统农业相比其产品附加值显然要高出很多。另外部分花卉、蔬菜只有较短的生长周期,能够多茬栽培于气候适宜的地区内,因此也相应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值和产量。设施园艺的园艺作物生产是在人工设施内进行的,一些反季节的鲜活产品也可以提供出来,相比于露地生产其价值是较高的,因此它是一条“短、平、快”的致富脱贫渠道。因其经济效益极为可观,相比于其它产业的产投比显然要高出很多,在八十年代初我国日光温室面积为1.06万亩,到了二十世纪就发展到300多万亩。所以,弃粮种菜成为广大生产者的必然选择,发家致富也就理所当然了。部分省市领导,因势利导,抓住机遇,迅速改变了当地农村和农业面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调整当前农村的种植业经济结构,第一选择的项目就是设施园艺,在各种大棚,温室种菜种花在全国很多农业高科技示范区发展起来,虽然内容大致一样但也不足为怪。 3、设施园艺发展需注意的事项 设施园艺涉及比较多的学科,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属于现代化农业范畴,通过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要实现高效、高产的现代化设施园艺,不仅仅需要工程技术(硬件设施),还需要先进的管理与种植技术。国外之所以获得高利润,是因为高投入高产出是其发展设施园艺的技术路线。高能源的投入和高质量的设施建设,优化了生长和结构环境,从而保证了几乎可全天候生产的园艺作物。为了保证产品能在国际市场上畅销,保证作物内在品质和外观品质都很好,也就是单位面积的高品质和高产量,必须具备精湛而科学的栽培管理技术,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比较,农业、农村的差距还非常大,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发展一条与我国国情相适合的道路。 总之,在广大农村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过程中,必须要把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加以突破,不再受农业技术落后、生产经营分散、农业部门分割的限制,以科教兴国、科教兴村为战略目标,努力做好设施园艺工程,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从而推动新时期农村业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开展。 作者:高大臣 单位:黑龙江省海伦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经济结构论文: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我国农村经济工作的一个永恒课题和一项巨大工程,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长期的研究。笔者认为,在调整优化农村经济结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遵循一系列的科学原则,而且要采取一整套的有效方略。 一、调整优化必须遵循的科学原则 在新一轮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中,我们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全国人民特别是亿万农民的生活质量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目的;坚持依靠科技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产业结构层次,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必须遵循以下科学原则: (一)市场导向原则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化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市场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面向市场,了解市场信息,把握市场趋势,按照市场需求(包括本地市场需求与外地市场需求,现实需求与未来需求)进行结构调整,使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做到供求基本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得到保护和照顾,即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是结构调整中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决定结构调整能否成功的关键。 (二)因地制宜原则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应注重发挥自己的优势。这里说的优势,主要是指结构调整中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等各地与其他地方相对的比较优势。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区域位置、生产力水平不同,因而各地优势也各不相同。各不相同的优势是从供给方面影响农村经济结构形成与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新一轮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中,我们应从本地实际出发,把注意发挥自身优势,作为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结构效益的着力点抓。即在新一轮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中,一要挖掘资源优势,二要形成规模优势,三要树立名牌优势,四要发挥市场优势。 (三)“三效”协调原则 由于受到各地自然资源、区域条件、人口密度、市场发育及支柱产业的影响,结构调整可有多种多样的模式,但在发展途径上,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坚持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互兼顾,共同提高的原则,即“三效”协调原则。不能顾此失彼,失之偏颇,这是确保农村经济发展有生机、有活力,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关键所在。 (四)示范引导原则 典型示范是教育、引导农民,推进新一轮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最有效的方法。农民一般都是现实主义者,是讲实际、讲实惠的群体,需要有活生生的典型增强说服力,抓住结构调整中的典型,搞好示范,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变“要我调”为“我要调”,从而有效地铲除结构调整中的种种障碍,增强结构调整的群众基础。 (五)科技推动原则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最终效果,如产业能否调优、品种能否调良、质量能否调高、规模能否调大、效益能否调好、整个农村经济的素质能否得到根本改善等,关键在科学技术。全面加强农村科技创新机制建设,把高产优质高效技术,农产品深加工综合利用技术,农产品储藏、保鲜、包装技术,节本增效技术等融入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全过程、各环节,大力提高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这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点。 (六)循序渐进原则 新阶段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科学规划,有序推进。实践中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立足全局,不就事论事;二是量力而行,不盲目扩张;三是稳步推进,不操之过急。 二、调整优化应当采取的有效方略 (一)制定合理规划 就一个区域的结构调整来说,资源如何合理配置、重点发展哪些产业和产品、形成什么样的区域布局、怎样分步骤实施等,必须从上到下分层次制定出纵向衔接、横向协调、生产力布局和生产要素优化耦合的总体规划。规划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搞好规划是引导农民沿着正确方向,进行结构调整的基本途径。要避免违背客观规律,脱离本地实际,防止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现象的发生。 (二)引导多元投入 农村基础产业是影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村基础产业服务的公共性、效益的间接性、建设的超前性、经营的垄断性等特点,对它的投入必须是多元的。具体来说,一是增加国家财政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作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公共外部条件,具有使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财政投入是最基本的投资形式,政府应是投资的主体。二是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政府应运用各种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村基础产业,特别是通过扶持农村各类合作基金、股份基金等的建立和发展,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并鼓励其投入本区域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三是吸收外商资金的投入。国家可制定与完善相关的优惠政策,吸收外商向农村基础产业投资。 (三)实现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的过程。根据我国农村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运行现状,当前亟需采取以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对策:一是政府必须积极创造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市场、体制、资金、法制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条件。二是切实抓好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生产基地的建设。生产基地建设必须与主导产业的形成与龙头企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要注意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合理布局,相对集中,围绕主导产业,逐步形成与资源特点相适应的区域经济格局。三是注重探索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必须依托一定的载体——经营组织形式。适宜的经营组织形式是农业产业化顺利发展的基本保证。我国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中,各地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生产技术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等实际情况,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经营组织形式,一是企业+农户型,二是合作组织+农户型,三是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型。笔者认为,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实际上是选择适当形式来联系农户与市场,因此,形式的选择既要能够体现农业产业化对生产交换行为的要求,又要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使各方最终达到利益目标。四是完善分配机制,注重农民利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涉及到多种行业、多个部门的经济利益关系,只有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手段,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农业产业化经营才能取得实际效果。必须通过制定各项政策措施,完善分配机制,维护好各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当前要大力兴办新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或配套服务企业,延长产业化的利益“链条”,创造新的附加值,增强产业化体系中的利益总量,为实现各个环节的平均利润率创造条件。在产业一体化经营中,特别要注意保护农户利益。 (四)普及农业科教 人才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调整与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的技术支撑。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才能使农业在新的台阶上继续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人才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重要力量。只有充分开发利用农村人才资源,培养一支庞大的拥有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并在农业领域具有科技创新和农业技术推广能力的实用人才,才能带动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有效地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步伐,带动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人才是推进农业信息化,引导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生力军。信息及知识越来越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资源和发展动力,信息和智力活动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农业信息化是21世纪农业的重要基础,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笔者认为,教会农民怎样用信息、用科技是农业信息化得以发展的核心问题,需要加速培养千千万万既懂信息技术、又懂农业科技和市场经济知识的复合型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农村开展信息技术的指导、宣传、推广工作。人才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基本目标的智力源泉。大力培养充足适用的农业人才,是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是实现农村结构调整基本目标的智力源泉。为此,要采取有效办法与得力措施,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各类教育(包括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加强农村科技人才的培养。 (五)提供配套服务 全面提高农村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是实现农村服务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基本要求。为了把这个基本要求落到实处,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服务对象要明确。全面提高农村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首先要明确服务对象。农村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它包括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农村生产中,既包括第一产业即种植业、林牧业、养殖业、水产业,也包括第二产业即对农产品的加工、再加工、深加工、精加工;在农民生活中,既包括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用,也包括精神生活科、教、文、卫、体。二是服务内容要增加。农村服务业的服务内容是随着农村生产领域的扩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一般来说,在当前,农村服务业的服务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农资农机服务、农水农电服务、技术信息服务、运销仓储服务、农经管理服务、金融保险服务、科学教育服务、环保法律服务、文体卫生服务。三是服务方式要多样。笔者认为,改变为农业和农民的服务方式就是要在坚持自愿有偿原则的基础上,变“死板”服务为“灵活”服务,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要我”服务为“我要”服务,变“等上门来”要服务为“走上门去”给服务,变“限时”服务为“随时”服务,变服务“某一环节”为服务“整个过程”。总之,必须让农民感到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既热情优质,又方便快捷。四是服务体系要健全。健全的服务体系,是提高农村服务业水平和质量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让服务组织彼此分工、优势互补、密切配合、有效运转,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合作社作为农业生产者自己拥有和控制的组织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主体力量。 (六)建立服务型政府 政府在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中负有重要责任、起着重大作用,而政府职能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政府只有在尊重农民意愿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方法、手段来引导和帮助农民进行结构调整,才能受到农民的欢迎,让农民与政府各得其所,各显其能,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为此,在实际工作中政府调控功能的充分发挥,要以不影响农民的自主权为前提;政府调控功能的充分发挥,要以不损害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前提;政府调控功能的充分发挥,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前提。这样,政府的调控才符合农民群众的要求,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各种政策措施也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拥护。 作者:陈国华 单位:江苏省如皋市委党校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 农业在国民经济里占据着基础性地位。农业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另外,我国农村人口占据较大比重,农业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些因素都确保了农业在我国的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经济也不断发展,但是也呈现出各种问题。当前,我国土地资源日益减少,农业经济发展竞争更加激烈,如何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是我国各界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 农业经济増长;农业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农业收入,这种现象严重的制约了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另外,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式也多是粗放式发展,经济增长的方式没有达到最优。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必然是走可持续与集约化发展的道路。本文重点针对农业技术来研究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发展的概述 (一)农业发展中的相关概念 在我国农业是指依托土地资源进行动植物生产的产业。农业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狭义的农业主要指依托土地资源进行种植农作物的种植业。广义上的农业还包含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及相关的副产业。所谓的农业技术是在农业活动的生产活动中,农业从业者为实现增产与增收,对从事的农业活动进行的技术改造与优化活动。在农业领域内,农业技术的进度对农业发张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外在表现有:落后技术的淘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产值的增长、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虽然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在农业的产业发展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有:农村耕地种植面积的大幅减少,人地矛盾日恶化;农业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较弱;农业技术发展缓慢;土地集约化程度低;农业经济整体呈现不出规模效益;农产品供过于求,竞争力弱;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等。 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改变农业生产要素的质量 农业技术进步可以改变农业生产要素的质量,以此可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农业技术进歩的作用首先通过生产要素的改变来实现。农村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主要是农作物、鱼类、林木及牲畜。通过改良农作物、鱼类、林木及牲畜的品种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要实现农业中生产要素的品种提升,需要现代的农业种植与遗传学的文化知识,更需要对所依托的土地资源进行改造与优化;需要改造生产工具与器械,提升生产效率;另外,还要提升生产所依托土地资历的利用率,以此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二)优化农业生产环节 农业技术的进步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生产要素的优化中,更通过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表现出来。整个农业的生产活动中,通过利用科学技术,提升农业的技术发展水平可以优化土地的基础建设,改善耕地水土流失与土地沙化的状况;还可以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与产业化的发展。在农业延伸产业上,农业加工业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发展,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其产能与品种。在流通环节,通过农业技术的进步,依托先进交通工具与便利的交通设施,可以实现农产品的快速交换。此外,企业可以建立起功能齐全,渠道多样的信息网,加强农业生产各环节的联系,以此促进农业的经济发展。 (三)改良农业的产业结构 农业不仅仅是指农业种植业,它包含了多个产业统。通过改良与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的可以促进农业的经济发展。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提升农业的增长质量,农业的产业结构也会得以优化与改良。举例来说,畜牧业与渔业可以通过改进农业技术以此优化其产业内部的结构,甚至优化两部门产业间的结构,从整体上使整个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得以优化,最终是农业得以发展。 三、农业技术进步的优化策略 (一)提升农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要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着手。首先。国家农业管理部门,特别是科研部门应该改变其技术研究方向。当期,我国地方的农业科研部门的关注重点是农业生产,科研重点几乎全部在农业生产上。农业科研部门应将科研重点放在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上,发展可持续的循环农业。除此之外,科研部门应该关注农业的品种改良、信息技术提升等。其次,农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不应该忽视政府的监督作用。在农业科研领域中,所有的科研项目经费往往是由政府部门来提供。政府在农业技术提升中,充当了投资人的角色。在整个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中,政府部门更应该发挥其宏观管理的角色与监督者的角色。再者,积极推进农业科技的产业化。农业科技的产业化主要是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这种产业化是指上市农业发展与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高新技术园区开发与拖入,通过政策、地域及农产业优势吸引农业科技企业与单位入园,实现农业科技的产业化。 (二)加强农业产业的教育 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要不断的加强农业产业的教育。加强对农业从业者的职业教育,使其成为农产产业化经营的主体;开展实用农业技术的培训,增强农民的科学生产意识;积极引导与强化农民及相关从业者的市场观念。农业技术提升的关键是农业从业者对新技术的运用。因此,农业从业者应该积极接受农业产业教育,增强其科学文化素质,并在农业生产中将农业技术及相关知识运用起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推动农业的市场环境改革 农业技术的发展也依赖于农业产业本身。通过对农业产业进行改革,为农业技术发展创造良性的市场环境。农业技术的发展本就随着农业市场环境变动而变化,市场对农产品与生产机械需求增加,市场上众多参与者会更多的关注于通过提升农业技术水平以获取更多农产品。因此,通过对农业产业进行改革,增强市场对农业产业的需求,改善农业产业的市场环境,最终,创造有利于农业技术发展的市场环境,以此推动农业产业的发展。 (四)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 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与传播有助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推广要做到及时、有效地将最新的农业技术推广给农业从业者。最终,能够帮助农业从业者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问题,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技术的推广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体系。技术推广与研究体系要坚持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对农业技术进行多元化的技术推广与研究。要避免单纯依靠政府主导,要充分发挥农业、农民及相关从业者、农业经济组织、农业技术研究企业的力量,要做到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五)提升农业技术队伍素质 农业技术的提升离不开专业的农技研发人员,提升农业技术研发团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才是关键。对于农业技术研发团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的提升核实对农业技术团队的培训工作。因此,农业技术研发团队要加强对其从业人员的培训;在进行人员招聘时,要对研发人员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不仅要求研发人员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知识,还要求研发人员具有大量的农业经验;对农业技术研发团队而言,还应该完善对其考核评价制度。团队及研发人员素质的提高要充分发挥考核评价制度的作用。通过对相应人员进行考核与评价,以此激烈其专业能力的提升。 作者:李玉红 单位:开封市农村水利技术推广站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战略选择 摘要:传统农业技术概念在市场经济中的不适应状况,导致农业生产和经营环节的分离,制约着农业技术价值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业技术体系应该包括处于不同层次并相互关联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在农业技术进步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农户需求主导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科技人员应成为农业技术市场运行的主体。 1.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概念的不适应 在人们的普遍概念中,农业技术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这个环节,相当于英语中的technique。因此,尽管人们将其扩展到产前和产后,但最终仍然没有脱离一个“产”字。显然,这一格局依然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并与传统农业较低的生产力相关联。虽然我们运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物理技术”和“机械技术”,尤其是近来不断发展中的所谓农业高科技,如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在农业中的应用以及“电脑农业”、“精细农业”等,但归要结底无不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产量为目标导向的。因而,这些技术在小规模的示范阶段,因其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并且在这种农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使农业增产和增收的双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然而,一旦将这些技术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应用时,便会出现农民应用先进技术后“增产而不增收”的普遍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在选择应用新技术时,缺乏对市场最基本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则与人们使用了这种单一性的、不完整的农业技术概念有关。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概念中,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始终处于分离的状态。 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技术应该是英文中的tech-nology,是指一系列工具、手段、方法、工艺、程序等的总称,它不仅作用于生产过程,同时也涉及到生产的组织和管理过程;既作用于物,同时亦作用于人,而根本的则在于对人的能力的提升,提高其在变化的、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能动性。因此,农业技术不仅要作用于自然,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更重要的是要作用于人与人所关联的社会,以减少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并在同市场的关联中,控制市场风险。 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业技术被限定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产物,而忽视了农业技术同样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果。人们在选择农业技术时,往往对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性因素考虑不够。在农业技术由政府供给主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和在推广农业技术时,往往运用静态的决策方法,即只是根据当前市场状态,而缺乏对未来市场变化的基本预测,有时是按当前外地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组织当地的农业生产,决策时存在着严重的时空错位现象。而在当地农产品市场容量极为有限时,农民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造成了农民间的无序竞争,各种农产品收购大战中,最终受损失的是农民的利益。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时,均出现过大起大落的局面,尤其是像果品生产,从决策到见成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这种决策的延滞效应,使农民在政府的行政命令下,一次次地随着政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政府权威性的逐步衰减,农民们甚至发现了“逆政府号召而动”的规律。在用市场行为标准处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时,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冲突呈日益加大的趋势。 2.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的价值 面对这种当地市场空间狭小,而政府调动资源能力超强的情况,各地农业技术部门扮演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在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的激励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仍然沿用传统的推广模式: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业新技术在解决农民对技术某方面需求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农民所不期望的负效应。大规模推广的各种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干扰、破坏市场平稳运行的反作用。 严格来讲,农业技术部门缺乏真正有效的技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技术有效性的评价再也不是以前以产量的增加幅度为唯一的标准了,衡量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其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对技术经济效益的评价只能是通过市场,较之计划经济下的专家评估体系更加客观。显然,在许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农业技术部门是同市场脱节的,即所推广的新技术缺乏市场检验的过程。因此,当问到技术人员自己敢不敢首先应用所推广的新技术时,回答一般是否定的,或至少在考虑市场因素时,回答往往是不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农民采用新技术,岂不有自欺欺人之嫌?当然,这里涉及到对技术的评价问题,即如何认识技术效益的两面性。当人们追求技术的正效益的时候,往往会缺乏对技术可能的负效益的应有认识,缺乏对技术应用风险性的正确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经济效益同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即效益愈高,其存在的市场风险亦愈大。而且,任何技术的经济效益是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联在一起的,受到市场供求均衡基本规律的制约。 农民在满足自身对农产品消费的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时,农业生产技术以其极大提高产量的优势,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农业技术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民粮食自给问题。然而,在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的商品化生产时,农业便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过程,更多的则取决于同生产相关联的经营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策略决定了对技术选择的效益。一旦经营策略失误,技术愈先进,产量愈高,则带来的损失愈大 由于对技术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农业生产的弊端便显露无遗。农民尚没有改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人状态,其对技术的选择应用仍然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1)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限制了其在市场中的有效参与。 (2)农户处于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的多主体决策状态,所形成的决策趋同性,经常导致农副产品生产的供大于求。 (3)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尤其是在有限的本地市场,导致农户有限资源的内部消耗。 4)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场,农户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很难充分地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把握市场机会。 (5)政府技术部门在向农民提供技术时,处于严重的部门分割,学科分离的状态。 所有这些反映出农村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落后状况,并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农民在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供给的农业生产技术外,缺乏根据市场机会和其自身特点选择农业技术的可能性。 3.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系特征 面对市场,农民不仅需要农业生产技术,同时更需要与农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市场经济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因而也促进了农村社区原来基本上处于同质状态的农户间的不断分化。在同一社区农户自然资源禀赋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掌握和应用农业技术的差异,导致并加速农户间分化的根本性动因。因此,当我们比较同一农村社区农户间的差异时,会毫无例外地发现,那些社区中的“能人”(专业大户),较一般农户,尤其是较贫困户的优势,并非仅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这类“硬”的技术上,更多的是在“软”的经营技术上,包括更强的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具有更强信息意识和创新意识,即他们在对其“智能”的应用上,呈现出高于一般农户的明显倾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者,更重要的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业的经营者,即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和自身的资源特点,组织进行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经营活动。在传统农业中,种什么、养什么以及怎样种、怎样养的技术对于农民生存条件的获得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市场条件下,生产技术必须在同市场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意义。所谓的经营技术,首先是要会进行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知道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提高销售利润,从而制定针对不同市场状态的经营策略,尤其是如何避免市场价格风险的措施。显然,绝大多数农村“专业户”,通过长期实践的摸索和总结,基本上具备了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使之能更主动和更有效地参与市场,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一般农户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进入到这一层次,使其提高农业效益十分艰难。 当然,即使那些成功的“专业户”,在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农业生产和经营仍然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导致其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尤其是不能参与到更远、更大的市场中去。本地农产品市场空间的狭小以及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成为农业提高效益的瓶颈之一。因此,农业组织技术所针对的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通过组织的形式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户间需求和农户自身特点的分工与合作。目前各地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强调并扶持各种类型的农民技术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建立,其实质便是农业组织技术的具体推广和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格局,相对于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的封闭性,其有效运行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生产经营的规模越大,对有关信息的需求量则越大,对信息的质量要求越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与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呈正相关。农村中的“小贩”在关联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活跃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效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流通领域中信息的价值。农业信息技术是涉及到如何更有效地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传递信息和使用信息等的手段和途径,使信息最终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显然,相对于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格局,有组织有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更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有效性。 同传统农业的保守性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经营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机制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表明,没有创新便不会有农业的发展。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创新并不仅仅是前述各技术层面上一般意义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强调战略层面的创新,包括观念上、意识上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运用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适应不断变化中社会、市场环境的要求,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能更好地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并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在农业中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国应该将农业技术理解为一个体系,即除了农业生产技术外,还包括与农业经营相关的各种技术,包括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等,其在农业中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的层次。处于下部的技术是基础,是高层次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使农业效益不断提高,在处于低层次的技术得到基本配置的情况下,则取决于较高层次的技术是否得到配置以及配置的数量和质量。严格来讲,较高层次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效益提高的源泉,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五个层次的技术中,除了生产技术是以物为载体外,其他四个层次的技术均是以人为载体的。显然,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愈往上则愈高。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不仅涉及到对人的技能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智能的开发。 4.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战略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技术进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制度环境,并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使建立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农业技术体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原有的技术体系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适应,尤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在市场中的行为方式。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摘要: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一些技术的革新,已经对农民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这些农民的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为立国的根本的,农业技术水平的进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业;技术;收入;人力资源 1农民过去的收入 1.1买卖农作物 农作物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是比较低的。古代就有诗句写过“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诗句。虽然农作物的重视过程非常艰辛,但是它的价格一直不高。第一个方面,它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如果定价过高,会引起进一步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农耕的技术要求较低,人人都能做到,并没有市场准入,因此农耕的门槛较低,而且在中国,农民的基数较大,所以价格并不能太过向上。 1.2政府相关政策的补贴 由于工业的发展,等一系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身成为了一个工人,工人的数量增多,农民的数量减少,但是相应的农作物的需求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一方面是对农民的收入较少进行补助,一方面是保证农产品的产出。 2农民的现状和农业技术的现状 2.1农民的现状 在近两年的生产作业中,农业的技术革新带来了,农产品的机械化生产。机械化生产节省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力,物力,这些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安置。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对农业生长的方式进行了变革,许多的原本的人工劳力工作被机械化所替代,大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工作内容,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2.2农业技术的现状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发展越来越迅捷,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种植活动。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工具被应用了起来。在播种,种子的处理,收割方面都有相对应的技术手段,减轻劳力工作量,提高了劳动效率。 3农业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农民收入 3.1提高生产率,影响农民收入 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原来一个农民只能负责一块田,在机械化的帮助下,农民可以负责多块田,而且工作的强度减小了,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产出的农产品越多,自然收入就越高。但是过多的产出农产品,会造成买方市场,市场上的货物供大于求,货物的价格被迫降低。一味地生产过多的农产品可以不仅不能得到利益的提升,还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暴跌,降低农民的收入。技术进步固然会对农产品的生产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农产品的增加有可能农产品的贬值,从而使农民的收入变少。作为某些必须的农作物,比如大米等等,受到农产品增加产生的变动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其他的一些非必须的农作物,大家会降低对他的需求,达到让农作物降价的目的。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对农民的收入是有促进作用的,而且促进的效果较大。 3.2通过产品优质化,影响农民收入 同类商品的价格往往取决于商品的质量。质量好的商品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追捧。在拥有购买能力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数都会选择优质的商品。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可能只能被迫买较差质量的商品。同样的道理,在购买能力之内,人们会优先选择购买优质的农产品,除非受到了购买力的限制,只能选择购买质量较差的商品。优质的商品,是商家投入大量的精力产出的,自然拥有更高的价格,只要质量较好,需求较高,自然可以促进农民的增收。 3.3促使品种多样化,影响农民收入 随着生物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品种被创造了出来,传统的方法是嫁接等等。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我们可以在某些植物中植入相应的基因,从而选择植物的性状。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对产品进行选择,或者从培育的角度来对基因进行选择。更利益市场,能获得较高的利益,自然可能提高农民的收入。 3.4促进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一开始的农业的技术水平较低,所以需要更多的农民进行耕作,但是随着技术的革新,大块的田地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耕作了,这样就节约了很多的劳力资源。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操作工现在处于急缺的状态的,只要这人人力资源投入这个缺口中,就能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作者:潘珍胜 单位:阿荣旗复兴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国外农业技术进步启发 一、美国、日本农业技术进步的经验 技术进步是指一样多的投入能有更多的产出,或者产出不变而投入减少。农业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和土地,因此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表现是对这两种要素的替代。 (一)美国的农业技术进步 美国耕地面积约为1.97亿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3%;人均耕地0.7hm2,是世界人均耕地(0.23hm2)的2.9倍。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世界水平,决定了美国农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少地多”。美国工业化之初的19世纪40年代,90%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增加,农业劳动力在工业部门高工资和都市生活的吸引下逐步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美国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生产方式逐步以畜力代替人力。到186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约为63%,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以畜力为主的半机械化。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一时期,以蒸汽机和内燃机为代表的工业技术革命成果应用到农业,推动了农业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刘清民和黄娟,2008)。1850年,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供养4.7个人,而到1910年,供养人数达到了8.1个。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工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农用机械的进一步应用。1950年以后,随着电气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逐步应用,农业生产率又获得一次较大提高,农业劳动力得到了更多的释放,形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又一次高潮。资料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1%,创造的增加值比重为2%,劳动生产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大量耕地转为工业用地。为弥补耕地减少给农业产出带来的影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相关产业的原料需求,农业技术进步逐步转向以化学化和生物化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为重点。1950—1970年,美国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化学品投入增加3.2倍,并且建立起完整的农作物种子、家禽畜种的培育、繁殖、加工和销售体系,农业生产率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二)日本的农业技术进步 日本耕地面积为551.47万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0.4%,人均耕地0.05hm2,呈现“人多地少”的特点,土地供给弹性低。195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约为37%,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土地资源缺乏决定了其农业的经营规模较小,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1950年以前的日本,工业基础薄弱,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没有像美国一样以机械化来提高农业生产率,而是采用了以化肥、农药为主的化学技术,以及以农作物品种改良为主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来突破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增加的制约。到1985年,日本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已达430.4kg,而同期美国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仅为93.7kg(张西华,2004)。同时,日本还加强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引入保温育苗技术,使土地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逐步调整了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在不断扩大原有城市规模的基础上,于1955年颁布《町村合并促进法》,采取合并村镇建立新城市,同时一些工业也不断向小城镇延伸转移,提高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经过20年的发展,日本的町村数量由1950年的10411个,减少到1975年的3257个;城市数量则由214个增加到641个(掲新华,2002)。随着劳动力逐步转移出农业,劳动力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日本开始农业小型机具的应用,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并逐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日本的农户数由1960年的605万户减少至2000年的324万户。 从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经验可以看出,美国在农业现代化的初期,由于“人少地多”和工业部门扩张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现实,劳动力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后期,由于工业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上升,土地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化学化、生物化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日本则根据本国“人多地少”和工业部门不发达导致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不足的现实,首先采取了以化学、生物技术和精耕细作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随后,由于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不断增强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短缺,逐步采取了小型机械化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由此可见,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类型分为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路线则表现为对每个发展阶段主导类型的选择。按照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资源禀赋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当一种生产要素相对短缺时,其边际生产率提高,价格上升,因此,生产者会寻求采用节约该要素的技术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概括和阐明了农业技术进步的本质,但是在现实中,技术进步类型是要通过相应的原因来诱导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实际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形成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业,从而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如果没有工业部门生产规模扩大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就不会大幅度减少,也就不会诱导农业部门产生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是破解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制约,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的需要。而农业产出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和国家粮食安全等原因。因此,影响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主要现实原因是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稳产、增产的需要,两者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的突出程度会有不同,从而决定了该发展阶段农业技术进步的主导类型。 二、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影响因素 与美国和日本相同,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必然会遵循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但是当前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时期,农业技术进步不只是农业发展本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在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中国当前发展需要的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目前,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22亿hm2,比1997年的1.30亿hm2减少了800万hm2,并且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使耕地至少减少26.67万hm2。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0.11hm2减少到现在的0.09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2009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8%,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38%(刘辉,2009),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比发达国家要低20个百分点,农业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空间。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也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产品的市场制约 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而大部分工业品是人们在满足温饱后为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产品。相对于工业品来说,农产品的需求具有较低的收入弹性,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食品类商品的相对需求在不断减少(赵伟,2008)。因此,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其产品在商品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生产者特别是普通农户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先天不足,妨碍了农业技术进步。 2.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先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且为保证战略的实施,还配套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工业部门的发展,但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致使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并没有使太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不足,制约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 3.农业具有稳定就业作用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的工人大量失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停产或倒闭,但并没有造成大量失业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是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在失去工作后,他们没有滞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工的回流虽然增加了农业的隐性失业数量,但化解了城市的就业矛盾。因此,在中国,农业本身还具有“就业稳定器”的作用,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步会使农业的这项功能弱化,增加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4.面临食品结构升级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不再仅满足于对谷物类热能食品的消费,而逐步转向肉、蛋、奶等类产品的消费。但是生产1kg牛肉要消耗8kg的粮食,生产1kg猪肉要消耗3~5kg粮食,对粮食生产形成了新的压力。因此,食品结构的升级对粮食的稳产、增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大力实施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能有效地促进食品结构升级。 5.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因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的不同,农业发展的差异也很大。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较高,农业技术发展较为充分;中部地区总体上呈现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特点,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低,劳动生产率低,现代农业技术应用水平低;西部尤其是西北、西南等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十分低,基本上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各地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在经济中作用的不同,要求农业技术进步要因地制宜,在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类型选择上有所侧重。 6.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低 中国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造成耕地分散经营、规模化程度低,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目前,中国农村户均耕地面积约0.46hm2,距离能有效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和实现企业化管理最小规模的10hm2还有相当差距。而且,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给农业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造成一定障碍。 三、政策建议 综合考虑以上影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因素,提出4点政策建议: 第一,将农业技术作为公共品,加大国家对基础性农业技术的投入力度,以此弥补私人农业生产者技术创新动力的不足。同时,建立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使农业技术尽快走向应用。 第二,在农业技术进步类型选择上,当前总体上应以推广化学、生物技术为主,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缓解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对粮食产量的压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时,慎重、稳妥推进机械化技术,延缓农业劳动力的解放速度,保持农业劳动力释放数量与工业新增就业岗位的基本平衡,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东部地区同步推行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中部地区侧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适度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西部地区着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暂缓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第四,建立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创造适合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培育具有企业性质的农业生产市场主体,以市场机制和现代管理加快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探讨 摘要 农地流转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迫切需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农业资源禀赋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其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农地流转意愿会增强;农业技术进步则会降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运用Logistic模型对河南省永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分析结论提出政策建议:(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 关键词 农地流转;农业资源;农业技术进步;教育水平;Logistic模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制度改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土地资源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之必需。陈锡文等(2002)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就已经开始自发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1]。到2013年底,全国农村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273万hm2,占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26%,比2012年底增长22.5%[2]。土地流转的增长速度呈逐年递增的态势。针对农地流转及动因的研究文献众多,钱忠好等(2008)认为农村教育投入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有助于加快农地流转[3]。江淑斌等(2012)认为农民的非农就业增加会推动流转[4]。何京蓉等(2011)[5]、易小燕(2010)等[6]综合考量了多种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诸多因素包括: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情况、宏观政策因素、农户年龄、耕种土地面积、流转租金、流转年限、区域因素等。更多的学者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农地流转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冀县卿等(2010)[7]、王家庭等(2011)[8]、周海灯(2010)[9]、刘洋等(2011)等[10]。但是目前从农业技术进步角度研究农地流转问题的仍然较少,因此,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从农业资源禀赋出发,以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民受教育程度角度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理论分析市场经济中,经营农地需要投入多种要素,在此我们考虑两种最主要投入:劳动和资本。农地经营规模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量,其中农业劳动者素质以其受教育水平(包含学历教育和其他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等)体现,农业资本投入量主要考虑农业技术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普遍较低,即农业资源禀赋处于低水平,此时分田到户,实行小规模经营符合当时农业生产特点,实践也证明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地效果明显,整个80年代,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迅速。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农业资源禀赋发生变化: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国家对农业投资增加,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等。如此均要求农地经营规模与之适应,由家庭为单位小规模散碎经营向专业农民为主的农场化规模经营模式转变,即农地经营权需要由农民家庭所有向专业农民过渡,农地经营权发生流转。 1.1.1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地流转农户是否愿意转让农地,取决于农业生产收益和非农收益的大小比较。如果其非农收益高,农业生产收益低,他会转出农地,成为农地供给者;反之,则保留原有农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非农收益包含两部分:非农就业收益和农地租金收益。非农就业收益取决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农地租金收益保持不变。如果把农地生产收益作为农户非农收益的机会成本,则可以推出,在农地生产收益和农地租金既定条件下,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转出土地,从而成为土地流转市场中的供给方。图1中的坐标系横轴表示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纵轴表示农户的收益水平。农户拥有的农地面积一定,单位面积农地收益不变,则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既定,在图中表现为一条水平线。而非农收益随着农户受教育水平而增加,因而在图中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斜线(即非农收益1),非农收益线1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1点,E1点对应农民的受教育水平C1,即对拥有既定面积农地的农民而言,其所受教育水平超过C1,他的非农收益将大于农业生产收益,那么他将选择外出务工,从而转出农地。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相同教育水平的农民工资水平会越来越高,从而外出务工收益开始增加,如图1,非农收益线1将以农地租金收益点为圆点发生逆时针旋转至非农收益线2,即在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农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向城市转移,更多的农民成为农地的供给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逐渐减少。非农收益线2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2点,即做出外出务工的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由原来的C1降低至C2,也即农村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从事非农生产,成为农地的供给者。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产量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农业生产收益增加;另外,随着农地供给者转出其农地,农业生产者将会耕种更多农地,如此都将会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线平行向上移动,只要农业生产收益增加的幅度低于C1与非农收益线2相交的点E3,农户仍然会转出其承包农地,从事非农生产。所以,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转出农地,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数量将会减少。 1.1.2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实行化的集体主义,以全体社员(农民)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为特征,社员劳动没有激励,加之当时集体对农业资本投入较少,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均严重不足,农业生产都处于极低的水平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分地,责任到人,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政策指引下,广大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鉴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技术水平非常低,同时受户籍政策所限,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此时农民的劳动相对于稀缺的农业技术投入来说,价格更为低廉。为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农户在生产中减少对农业技术投入(或不投入),代之以大量的劳动投入。单位面积农地上劳动投入量的迅速增加,使得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迅速增加。故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很快解决温饱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水平的平均增速是快于城市的。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发展开始增速,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弃农从商、弃农从工,以获取更高收益;而对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则希望通过耕种更多农地来增加收益,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也为农民能够耕种更多土地提供保障。于是,该部分农民对农地的租入需求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可见,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图2(农业技术水平与农地面积、劳动力的关系)所示,在农户耕种土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为保证农业生产收益不变,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农业技术的价格相比农业劳动力的价格是高的,在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既定时,农民会投入较多的劳动(N1),而投入较少的农业技术(T1);但是,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同时农业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革的投入力度加大,农业技术的价格相对农业劳动力价格变的相对便宜,农民为获得相同收益,投入的劳动量相对减少至N2,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农业机械投入至T2,即以农业技术替代劳动,增加的农业技术投入量T(T=T2-T1)替代的劳动投入量为N(N=N2-N1)。农户如不进行非农就业转移,家庭将出现N的剩余劳动。农户为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在农业技术投入量既定为T2时,他们将增加农地耕种面积(农地面积L2曲线),其中L=L2-L1即为农业技术进步以后,农民对农地的需求增加量。综合,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的增大以及农业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农村中更多具有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民选择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同时转出农地;而越来越多受教育水平更低的农民则留在了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耕种更多的农地。 1.2研究假设为进一步分析,我们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农民的非农就业收益与其所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农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其非农就业收益也越高,其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假设2:农业技术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农业技术越发展,农户可以耕种更多农地,也更可能在农地流转中成为农地转入者。 2农业资源禀赋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4年对河南省永城市3镇15个自然村的随机调研所获,调研对象为河南省永城市的顺和镇(轩村、赵营村、朱庄村、西街村、朱庄村),芒山乡(郑楼村、山城村、刘厂村、柿园村、后尧村),演集乡(时庄村、李楼村、柒坊村、武庄村、陈楼村);通过在农地随机选取调研对象,每村发放问卷4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15份。在这515户中,有448户参与土地流转,其中,转出土地农户335户、转入土地农户113户;没有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有67户。从参与流转的土地面积看,转出土地面积为1787.9hm2,转入土地面积为810.5hm2,参与土地流转总面积为2598.4hm2,占样本农户土地面积的62.65%,在所有受访农户中,有203户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 2.2变量设定在借鉴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笔者运用调研数据,从微观农户的角度出发,建立影响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进一步验证资源禀赋变动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结论,我们重点论证农户的受教育情况与农业技术进步对其农地流转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农户的受教育情况用农户接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农业技术进步指标主要用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量来反映。具体分析变量选择有:农户基本信息(包括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合作组织等),农户非农收益信息(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非农收益、自营收益等),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信息(人均土地面积、可否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农业机械作业面积、农业劳动人数等)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区域农地流转价格和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等四部分共计12个变量信息。表1中详细描述了各变量的赋值及统计情况。 2.3模型选择模型选择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和农地转出行为为因变量,即2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不符合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对于因变量的连续性要求,故选用BinaryLogistic定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便于分析,将模型进行对数转换,得到关于因变量的发生概率函数和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2.4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地转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2.4.1模型分析以农户的农地转出与否为因变量,以所选择的上述12个因素为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利用Eviews计量经济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模型结果中的常数项不显著,故将其去掉,建立不含常数项的模型式,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2.4.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结果分析得出,农户基本信息中有2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户主受教育程度(10%显著性水平)和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5%显著性水平)。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倾向于转出农地,与上述理论分析结论及假设一致。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也为正,说明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另外,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中有3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人均土地面积(10%显著性水平)、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5%显著性水平)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5%显著性水平)。人均土地面积对农户的土地转出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越多,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可能的原因是农地的规模经济效应,在农地单位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经营农地数量越多,其收益也将越大,其转出农地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故其转出意愿越低。其次,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指标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的系数均呈负,说明农户在农业耕作中机械化程度越高、机械作业面积越多,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越弱。这与我们在实际调研中所获情况基本相符,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对便于机械作业的地块,农户则更多的自己耕作,而不转出土地使用权,即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不愿放弃耕种农地,而是选择在农忙时请假回家耕种,以增加自己总收益。 2.5农户机械投入对农地转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2.5.1模型分析我们仍然使用上述12个自变量来分析农户的机械投入量对其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因变量代表农户是否转入农地,2表示转入农地,0表示没有参与农地流转;自变量为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12个自变量,通过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将回归分析中对不显著的变量和常数项剔除以后,其分析结果如表3. 2.5.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所有影响因素中仅有1项(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即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农户的非农就业经验越少,农户越倾向于转入农地,反之,非农就业经验丰富的农户则越不倾向于转入农地。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变量在统计水平上均不显著,但从其回归系数的正负判断,两变量均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成正相关关系,即可以进行机械作业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农地,农业机械作业面积越大的农户也越倾向于转入农地。 3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上述对农户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地的转出影响比较明显,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与理论分析部分及假设1保持一致,表明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农地流转。但是,农户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与农地流转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也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显著,与理论部分的假设不符。其原因可能有二: (1)农地转入的相关数据量有限,仅有113户; (2)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程度还很高,而普通农民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又很差,耕种越多风险越大,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考虑,个人转入农地进行经营者就少,绝大部分农地都转入农业合作组织内,故农户个人的农地流转行为受机械化水平的影响有限。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进一步加快农地流转。 (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形成;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产量的增长。 (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整个生产过程持续时间长,受到自然、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虽然目前我国出台有《农业保险条例》,但仍然很不完善,需要财政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不断健全相关制度措施,以使农户的耕种风险降低,农户才愿意耕种更多农地。 (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农业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推动农地向合作组织内部流转,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并通过规模化生产规避农业产品销售中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加快农业先进生产技术推广,有效规避农业技术风险。 (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虽然从分析的结论看,农业机械化提高无助于农地流转,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作者:高峰 单位:商丘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框架和生产率模型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生产率,即投入生产要素增长率不能解释的产出增长率,包括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在内的效应。假定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变量是农业研发投入,其他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等为控制变量,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为:其中,R表示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总量;ST为农业规模、农业生产、贸易等结构变化;D为其他哑变量。被解释变量TFP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提高了农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存量,促进了农业知识应用和新技术产生,因而,研发投入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技术应用和产品商业化,产品多样化和质量提升有利于实现产品价值,对外贸易结构优化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里配置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实现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衔接,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率进步。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收集农业资本投入、劳动力和农业种植土地等1991~2011年的数据,构造农业产出函数计算我国农业TFP。这里,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对应计量模型具体如下:对式(2)取对数得到:lnYt=lnA0+αTt+αklnKt+αLBlnLabort+μt,或者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对数生产函数还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中,Y,K,Labor分别表示历年农业产值、农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t为时间。农业资本存量通过核算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并取折旧率6%进行核算历年资本存量,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参见有关文献[。通过回归分析估算产出弹性系数,确定各要素的产出弹性,下面,运用上述公式核算的被解释变量TFPt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借助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耕地面积,利用消费者、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农业产值和投资进行折算实现不同时期的产出、投资的可比性。通过检验函数是否满足规模收益不变性和选择函数的最佳对数式,发现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收益不变,回归得到的生产函数模型方程:根据式(4)、(5),可计算得到TFP增长率。设1990年的指数为1,可计算历年的TFP指数(如图1),tfpgrowth、tfpindex分别为TFP增长率和TFP的指数,其中有:tfpindext=tfpindext-1(1+tfpgrowtht)(6)对tfpindex和tfpgrowth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接近于1。因此,在分析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时,只需选取其中一个指标设置回归方程。收集解释变量数据为:历年农业研发投入、农业耕种面积、贸易产品结构等数据。根据式(1),可引入计量模型分析农业生产率的研发投入影响,对于其他因素则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RRD为农业研发投入与农业产出的比值,lnland为农业耕种面积的对数值,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分别将被解释变量与潜在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发现TFPt分别与RRD,REXt-2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52,但TFPt与lnland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5,且RRDt-1,lnlandt,REXt-2分别对TFPt存在因果关系,由于RRD、REX与lnland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方程不理想,运用Eviews5.0对TFPt和解释变量RRD、REX与lnland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呈一阶协整关系,经过多次回归分别得到如下方程:件不变时,农业研发投入比例越高,对后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第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产品出口比例越高,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反而对同期的农业生产率带来负向效应。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对外出口可以拉动农业生产率提高,但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却导致农业生产率降低,其原因在于耕种面积扩大,农产品产量增大,引起市场农产品供给扩大,供求渠道流通不畅,导致农产品滞销和价格大大下降,反而引起农业收益降低,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 三、结论及政策 通过核算1990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指数并分析农业研发投入对其产生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出现明显的波动。在1990~1995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增长,在1996~2003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率出现连续负向增长,在2004~2010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向增长两年后出现一年负向增长的波动。这个结果基本上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生产仍具有较大改革制度能量激励,农业生产率表现为连续增长,但在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我国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恶化,农业承担的税费负担重,城乡差距拉大,农业资源大量外流,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以致出现农业生产率连续降低。自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税费减免,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改善,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调节缓慢性,市场机制对农业产生明显的作用,致使农业生产率出现两年正一年负的周期性波动,市场波动已明显地影响农业生产率了。第二,我国农业领域研发投入对其后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效应,农产品出口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农业耕种面积的增加,反而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略有下降,对农业生产率具有负向效应。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提高和促进农业劳动力素质提升,这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业生产应对市场机制的能力比较微弱。但是,基于农业产业正外部性,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结合上文实证分析,为了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业研发投入:一是加大对农业研发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研究和试验,依靠技术进步弥补农业资源的不足。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深,农村优质劳动力在不断外流,农业生产剩余积累的资本也转移到其他产业,一部分农业土地流转为非农用途,农业土地肥力下降且遭受污染,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相对于工商业,农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为克服农业资源转移和抑制农业生态不断恶化,要逐渐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二是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农业产品对外贸易,拉动农业技术进步。我国农业虽说地少人多,但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以及园艺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出口,有利于发挥劳动力优势,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三是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经营技能,积极应用科研成果于农业生产,提升农业生产率。农业技术的应用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现有农业劳动力,无论是流出到城镇工商业就业,还是留在农业内部就业,都需要通过技术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整体上,农民市场意识较弱,不熟悉市场运作。因此,各级政府和市场管理部门应承担农业生产、产品流通渠道的信息收集和,引导农业经营者的生产和经营行为,提高农业经营者的市场驾驭能力,克服市场机制盲目性致使农业产品供求过度波动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面冲击。加强市场建设和信息传播,引导农业经营者利用市场规律进行生产和销售产品,提高农业经营收益率。 作者:余子鹏赵玮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主体行为分析 一、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概述 农业技术是由多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单项技术所构成的技术体系。农业技术进步既表现在单项技术的创新上,也表现在单项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上,还表现为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上的整个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上。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 (一)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是指该项技术从研究到应用再到淘汰的全部历程。这一过程可粗略分为技术问题的提出、研究项目的选择、研究目标的确定、技术成果的研究、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技术成果的更新换代等六个阶段。创新过程随时间先后递次推进的关联关系,表示前一阶段工作的结束是后一阶段工作开始的条件;而向左的箭线则反映了新过程的反馈关系,表示后续阶段工作可以发现前面各阶段工作的缺陷,并要求返回原阶段加以修正。该图描述了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完整生命周期。 (二)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是指用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去取代低一层次的同类技术技术创新(如用生物工程育种取代杂交育种)。这一过程由多个不同层次的单项技术创新过程组合而成,整个过程可用框图2示意。图中描绘了同类的单项农业技术由低一层次向高一层次发展的全过程。这一全过程由两个相对独立的层次差异显著的单项农业技术创新过程(如虚线框所示)通过嵌合而成。即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起始于低一层次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且要同低一层次的技术更新换代相衔接。 (三)农业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过程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主要在换代升级上。这种换代升级主要依靠农业技术体系中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发展来完成,特别是依靠关键和核心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提高来推动。因此,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过程实际上是众多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综合。 (1)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快慢不同,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也不一致,这种速度和阶段的差异使各单项技术进步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合力最终决定整个农业技术体系的进程; (2)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层次不同,其中关键和核心的单项技术的发展层次决定整个技术体系的层次,关键和核心技术的突破,对其它单项技术的进步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3)农业技术体系中,密切相关的各单项技术(如品种技术与栽培技术)进步在阶段上和层次上的协调推进,对农业技术体系进步的有效性和总体推进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必须指出,上述分析仅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的工作过程。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完成,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制度保证、人才条件、资金和物资保证、信息支持。 二、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识别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主体,是指直接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直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并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作出实际贡献的机构和人员。按照这一界定,可以从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和提供条件保障两方面对其主体加以识别。 (一)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各个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是不相同的。在同一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也有多个。表现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的多元性。在技术问题的提出阶段,某些问题是由农业生产者在实践中遇到技术疑难而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政府机构在农业管理工作中发现技术障碍而提出的,某些问题则是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在科技实践中发现原有技术的缺陷而提出的,并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给决策者。在研究项目选择阶段,项目的选择可能由政府机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也可能由技术成果使用者根据生产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亦可能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根据技术发展需要作出决定,还可能由民间团体(如各类基金会)依据其宗旨作出决定。在研究目标确定阶段,具体的研究目标可以由政府机构(如科技管理机构)提出,也可以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提出,还可以由农业生产者提出。在技术成果的研究阶段,承担项目研究任务的既可能是公共的专门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机构及人员,也可能是民间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阶段,从事推广工作主要是公共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及人员,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也承担部分推广工作。直接应用农业技术成果的是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更新换代阶段,既涉及到旧技术的淘汰,又涉及到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这一阶段的直接参与者,几乎包括前五个阶段的所有参与机构和人员。 (二)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也同样具有多元性。政府为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法规,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实施管理与调控。教育部门通过培养各种专门农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人才支撑。政府为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者为获取更高收益,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为获取技术地位或经济利益,一些民间机构和人员为了特定社会目标,会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支持。图书情报设施、通讯设施、各种信息网络则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服务。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功能定位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全过程中,尽管直接参与各阶段工作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众多,具有典型的多元性,但发挥关键作用和起主要推动功能的,则是政府(或政府机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他们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最重要的主体。上述四大主体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政府主要行使管理决策和提供有力的资金、物资支持,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创造和提供农业技术新成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宣传、传授并组织生产者应用农业新技术,而农业生产者则主要接受和实际应用农业新技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四大主体的功能格局,是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及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农业技术研究周期长、投资大、风险程度高,农业技术成果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可局部化(被少数人占有)、可商品化程度低,具有明显的公共和准公共性。我国地域辽阔、农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极大,加之人平农业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众多人口对农产品需求形成的压力,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为迫切也更加严格。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高度分散,农户生产经营规模超小型化,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不高,农民主动获取或靠自己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薄弱,靠农户投资开发新技术或完全有偿使用新技术较为困难。这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充当管理决策者和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的角色,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制度保障和基本条件保障;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及一支学科门类齐全、攻关能力强的精干农业技术研究队伍,为技术成果的创造提供组织和人才的保证;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及一大批既掌握先进技术、又具有实际生产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为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充当“二传手”;也要求广大农业生产者提高掌握和应用先进技术的能力及自觉性,以扩大农业技术需求,并为先进适用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提供保障。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 在分析主体行为时,有三条基本假定:其一,各主体相对独立,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选择自主决定;其二,各主体具有理性,在行为选择时遵从社会所认可的价值标准;其三,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 (一)主体的行为动机分析 主体的行为动机,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主体的行为动机由自身属性所决定,并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者,参与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实现农民的小康与富裕;促进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障食物安全,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基本保证;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促进农业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很显然,政府的行为动机带有很强的宏观性、长期性和公益性。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的类型不同,其行为动机存在较大差异。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所室)和人员,从事技术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履行政府赋予的工作职责,通过创造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攻克技术难关,占领农业技术制高点,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赢得政府和社会的更多支持,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再一方面通过新技术成果的创造,为自己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带有公益性,也具有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具有典型的趋利性。而大型农业企业中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问题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本企业的技术问题,促进本企业生产发展,具有明显的内部服务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也存在不同类型,各自的行为动机亦有较大差别。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从事技术推广的目的:一是履行政府赋予的职责,通过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二是通过有成效的工作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和更多的扶持,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三是利用技术推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有公益性,也具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则主要是通过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经济利益,趋利性特征明显。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有时也参与推广工作,其目的有时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成果以扩大社会影响,有时则是为了实现政府目标或为了谋求经济利益。 (二)主体的行为准则分析 主体的行为准则,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对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过程决定是否参与或以何种方式参与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主体的行为准则由其行为动机所决定,并体现行为动机的要求。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准则主要表现为: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所急需的技术、对先进适用和覆盖面大及推广应用条件容易满足且需追加投资少的技术、对大范围农业生产中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和发挥重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技术,在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优先支持;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对重要农业部门发展和重点农产品生产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关键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重点支持;对农业发展带来突破性变革的技术,对农业资源深度开发和充分合理利用具有重大作用的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连续的支持;对其它类型的农业技术,则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有选择的支持。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政府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还要加进一些体现自身利益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对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有明显作用的技术、对增强自身技术实力及增加发展机会具有明显效果的技术、对获取经济利益有较大保证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自身功利不带来好处的技术研究和推广,一般加以拒绝或逃避参与;对其它技术的研究推广,则选择性参与。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主要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具体表现为:对市场需求量大(用户多)且可商品化程度高的技术、对研究推广风险小且周期短及盈利高的技术、对树立自身社会形象和提高技术地位具有显著效果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其它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加以拒绝。农业生产者在技术进步中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农业技术成果的接受和应用上。其行为准则一般体现为:对先进适用、增产增收效果显著、应用条件易于满足,所需追加投资少、风险小、获利高的技术成果主动接受,积极采用;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农业企业,对高投入、高产出、高盈利的高新技术成果,也有应用的积极性;但对投资大或见效缓慢的技术成果,增产不增收或盈利低微的技术成果,应用风险大的技术成果,一般不予接受,更不会采用。 (三)主体的行为方式 主体的行为方式,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方法和形式。行为方式由主体的行为动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它自身特点所决定。 政府在社会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通常以下列四种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1)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制度,将农业技术进步纳入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轨道,使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并利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力量,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调动他们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积极性;(2)通过组建一批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建设一支精干的农业科研队伍,以及组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网和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使全国农业技术研究有稳定的基地和人才保证,也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能迅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应用;(3)通过农业技术发展规划的引导,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有选择、有重点的经费资助,使农业发展中急需的关键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能得到优先研究和应用,并使农业技术保持一定的储备;(4)通过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承担者的招标选择,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的择优扶持,形成竞争和激励机制,增强农业技术进步的内在活力,并使农业技术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 政府组建的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是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的骨干力量,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通过向政府提出农业技术发展的决策建议、咨询意见,使政府农业技术发展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完善,更有利于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总体进程;(2)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先进适用的常规技术成果和高新技术成果,促进农业技术成果的普及应用;(3)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集团)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技术成果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4)以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获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实现农业技术的创新;(5)通过内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增强内部活力,激发农业科技人员的进取精神与创新精神,使农业技术人才资源的潜能充分发挥,在微观基础上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源动力。 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尚少,在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中仅起辅助和补充作用,他们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以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谋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2)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农业技术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3)在能谋取一定利益的条件下,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由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或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成果和推进技术成果的应用。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转化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以技术成果使用者所特有的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主要表现为:(1)通过农业生产实践发展并提出技术问题,反映技术需求,为农业技术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农业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提出具体要求,使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2)通过对农业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扩大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反过来又刺激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在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3)某些大型农业企业或产业化集团,在企业内部建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对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或资助公共和民间的研究及推广机构,对某些农业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 四、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协同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既使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机会得到充分发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增添多重推进动力;又使各主体可以按不同的结构和方式进行组合,形成多种类型的农业技术进步主体集团,使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利用多种形式和通过多种渠道加以推进。但多元主体在行为动机及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以及行为选择的自主性,又容易带来他们在行为方向上的歧异性、工作衔接和配合上的困难性,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受阻。鉴于此,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应当发挥的功能组合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步轨道上,实现多主体对农业技术进程的协同推进,便显得十分必要。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使多个主体在行为上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二是使多个主体集团在分别参与不同单项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 (一)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 在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各个参与主体对该项农业技术进步要有高度的认同,各主体间要有相互合作、共同推动该项农业技术进步的意愿。只有如此,不同的主体才有可能组织在一个集团中,并承担一定的工作,完成相应的任务。其次,各主体在工作程度上要相互衔接,递次推进。当有关主体提出农业技术问题后,决策主体就要根据技术问题及时作出研究项目的选择和确定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主体便要按目标要求随之进行研究并提供技术成果,推广主体便应适时对成果进行宣传、示范、对使用者进行培训,而应用主体则应主动接受和积极采用技术成果。各主体在工作程序上的相互衔接,使单项技术进步过程得以连续和有序的推进。再次,各主体在工作质量上要对应匹配。即在某一层次上的单项技术进步,各主体的工作都应按该层次的质量要求来完成。这就要求决策主体科学的选择研究项目,研究主体创造出先进适用的技术成果,推广主体准确有效的宣传和示范技术成果,使用主体正确应用技术成果,以保证该项技术进步过程每一阶段工作的有效性。最后,各主体在功能上要配套发挥。即某一主体功能的发挥,要充分考虑和满足其他主体功能发挥的需要。如资金、物资提供主体要满足技术成果研究和推广主体对资金、物资的需要,而技术成果研究主体又要充分满足使用主体对技术成果的具体要求,以实现对该项技术进步过程的整体推进。 (二)农业技术体系进步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既表现为众多单项农业技术的进步,也表现为各单项技术进步关联关系的发展变化。所以,农业技术体系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除包含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协同的全部内容外,还应当包含体现单项技术进步关联要求的内容。这些要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不同单项技术进步过程的同类主体(如承担不同研究项目的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之间,要加强横向联系、联合、相互提供信息、相互提供发展思路和技术手段,有时甚至需要相互提供推进条件,共同促进多个单项技术的进步;二是参与推动相关的单项技术进步的各主体集团,应在各单项技术发展的层次和发展速度上保持协调,以保证这些相关的单项技术成果同步发展,并在生产上组合应用;三是不同的主体集团应有适当的分工协作,应按各自的特点和能力的大小,选择相宜的参与项目,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并实现不同类型的主体集团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优化组合。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协同主体行为的手段 对参与主体的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分散的力量组成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合力,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又需要有相应的协同手段。在目前情况下,能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的只有政府,而政府协同各主体行为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政策调控。政府通过制定农业技术政策、法规、制度和农业技术发展规划,对各参与主体行为加以指导和规范。通过政策的鼓励或约束,使相关主体在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因彼此协同、有效推进技术进步进程而受益,或因各行其事而受到限制和遭损。从而使各主体在政策的框架内,自愿地或被迫地协同行为,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第二,资助诱导。目前有相当大一部分农业技术进步项目是由政府财政资助的,政府可以利用项目资助这一强有力的手段,要求相关主体协同行动,推进农业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的进步。并通过严格的项目管理,使相关主体相互协同配合去完成所规定的任务。同时,各相关主体为求得自身发展,亦会组成“利益共同体”,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和联合,去争取更多的政府资助项目和更好地完成这些项目。 第三,分工协作。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不同类型的主体进行指导性分工,让他们在不同的农业技术进步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对公共性和准公共性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政府资助并重点依靠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去完成;而对可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民间研究和推广机构完成,或由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自主开发及推广。使不同的主体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各得其所,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 除了上面政府采用的协同手段外,市场也是一种有力的协同手段。随技术需求的扩大、农业技术成果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可以促进众多主体联合起来进行农业技术投资、研究和推广,并形成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多样化协同的新格局。 五、简要的结语 将上述分析归纳为以下结论,作为本文简单的结语。 1.农业技术进步是一个由多阶段构成、多层次发展、多门类综合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的各阶段、层次、各门类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和环节都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只有不间断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才能实现。 2.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有众多相对独立而功能又各异的主体参与,正是通过不同主体特定功能的发挥,才使农业技术进步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工作得以完成。也正是多个主体或主体集团的相互配合,才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得到全面推进。各主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各主体的配合推进,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 3.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主体虽然众多,但政府、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决定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和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中充当管理决策者、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其他主体行为协调者等重要角色,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和关键因素。 4.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各主体,因其自身属性和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和行为准则,并按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行为选择。这一方面为多途径、多方式引导主体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带来将众多主体和主体集团分散的抉择行为引导到协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艰巨任务。 5.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政策调控、资助诱导、管理约束、指导性分工等手段,既调动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他们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潜能;又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各主体之间有效协同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浅论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问题 【摘要】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水平和生a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的农业发展整体水平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科技创新,走科技兴农道路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为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农业科技;水平;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优化了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人民食不饱腹的想象。然而我国农业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就目前农业的发展状态而言,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分析问题的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提高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起点发展较为困难 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绝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农业技术基础的水平的,因为技术是对具体形式与途径的改良,农业上的技术更是要在经济良好、政治环境合理、文化和谐、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前提下得到发展,并且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技术进步对一体化的要求是必然的,然而我国的现状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是不能够完全满足的,他们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技术种类以及过程等因素的限制。此外,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在开发新的品种时会受到技术的制约,在改良已有的品种时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知道科学合理的技术对农业种植方面来说是多么重要,好的技术水平可以让制度创新进行的游刃有余,更可以让化肥等农药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与价值。之所以说基础薄弱是因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诠释要从啷个方面考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生产者自身条件的考虑,主要的考察方向是文化水平以及以往的种植经验,因为经验是直接影响使用先进技术的顺利程度,丰富的经验可以让技术的推广工作顺利的完成。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者在使用农用的机械时的生产效率与水平,因为这是影响技术实施的最直接因素,生产者不仅要符合对生产效率的要求上,更要对其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以此来建立一个技术 二、农业技术科研和推广体制存在障碍 我国农业技术的科研和推广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难以适应市场化发展的需求,其问题主要表现资源配备不合理和有效供给不足两个方面。在资源配置中,我国在机构重复设置、人力财力分配失调等方面的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不能合理的满足人们的需求,我国的科研体制衍生出大量分属于不同部门、不同系统的同类科学单位,造成了科研机制的大量重叠设置,并且这些科研机构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模和体系,各自为政,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技术科研的进展,且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农业科研与推广的有效供给不足,一些农业科研项目的成立主要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少数专家说了算,而政府官员和专家大多是缺乏实际经验,只处于理论知识,而那些真正有效的科研项目却得不到帮助,致使科研成果质量和实质性不加佳,应变能力变得十分的薄弱。 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水平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市场的主体。农业技术的推广都应该建立在农民的基础上,尤其是需要建立在农民的高素质基础上。因此,在整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应该将农民素质的提升作为首要工作。首先,应该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工作,让农民成为农业科技应用的内行人,结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有效的培训措施提高农民对技术应用的层次性。例如,可以通过让农民参与培训讲座给他们传授农业推广技术的应用,还可以通过广播或者是电视的形式实施技术教学,使用多种改革发展方式实现技术推广。其次,应该做好科学技术示范工作,农民在任何工作中都注重实际性,对于看得见成效的技术比较信任,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应该彻底打破他们长时期观望的态度,让他们相信科技的力量,尝试实践创新,通过科技示范经营促进农村脱贫致富。 四、职位、责任分配不明确 某个机构或者组织能否发挥其在体系中的具体作用,必须能够认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才能有效的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才能推广体系制度的改革。目前,县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该认识到自己的4项责任,即行政执法、中介服务、营利管理、技术推广思想基本职责。然而由于基础农业技术管理部门的监督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导致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分配不明确、职责重复等严重影响农业技术推广的职责混乱问题。有些职责分配到许多部门综合执法,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导致在执法过程中的摩擦与矛盾不断,因此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又例如有些职责分配没有落实到位,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地负责对象没有明确规定,则会导致该项职责的缺失。 五、农业科技创新的物质不足 技术创新资金不足是各公司都有目共睹的,而在农业上资金不足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中,国家的科研经费不足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经济发达国家也是出现资金不足等现象。出现农业资金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农业创新的希望不够,都在看重大城市,而忽略了农业的巨大利益。这也是现在有很多人不看好农业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农业方面的资金补贴严重不足。用在农业方面的每年有很多的财政负收入,但是后来都是以亏损而结算,渐渐的也不再重视农业的创新投入了。投入的资金不但不会创造出效应而且把投入的资金还都损失了,久而久之,就没有了对农业的大力投入了,从而使得农业进步的十分缓慢,要想在农业上有所建树就必须有一定的投资政策,以便使得农业创新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总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稳定至关重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促进农业发展是我国的重大使命。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科技兴农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虽有进步还十分不足,文章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文章的研究具有社会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我国农业技术进步有关问题解析 摘要:在新的经济形势的促进下,我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在农业技术进步很大的今天,我们不能忽略着其中存在的问题,毕竟发展的过程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各种阻碍,问题主要表现在我国农业技术基础的缺憾上、农村与城镇差别巨大以及农民的收入并不客观等内容上,这些已经成为了阻碍我国农业发展最大的难题。解决了农业技术的问题就可以让农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并且可以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最终可以实现农业布局与发展的合理化与高级化。 关键词:农业技术;农民增收;改善办法 就农业技术来说,其所具有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从狭义上来说,技术的进步可以发现与解决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实现对生产技能方面的改进,并把先进的技术与手段合理的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去,从而实现最终的农作物产量与质量的提高,进而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而就广义来说,农业技术不仅可以带动生产力,更能够让农民的劳动效率得到根本性地提高,不仅让其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得到发展,更能够让其得到潜在的农业种植能力,提高自身的农业管理水平,最终可以实现采用合理的策略去管理农业发展的目的,为其无形资产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1.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所面临的阻碍 1.1起点低发展较为困难 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绝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农业技术基础的水平的,因为技术是对具体形式与途径的改良,农业上的技术更是要在经济良好、政治环境合理、文化和谐、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前提下得到发展,并且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技术进步对一体化的要求是必然的,然而我国的现状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是不能够完全满足的,他们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技术种类以及过程等因素的限制。此外,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在开发新的品种时会受到技术的制约,在改良已有的品种时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知道科学合理的技术对农业种植方面来说是多么重要,好的技术水平可以让制度创新进行的游刃有余,更可以让化肥等农药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与价值。之所以说基础薄弱是因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诠释要从啷个方面考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生产者自身条件的考虑,主要的考察方向是文化水平以及以往的种植经验,因为经验是直接影响使用先进技术的顺利程度,丰富的经验可以让技术的推广工作顺利的完成。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者在使用农用的机械时的生产效率与水平,因为这是影响技术实施的最直接因素,生产者不仅要符合对生产效率的要求上,更要对其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以此来建立一个技术发展与使用的合理基础平台。 1.2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式选择较为困难 由于每一个地区都具有自身的特性,因此在技术研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因为地域差异引起的问题,且进步的方式是提高农业生产质量与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现今的典型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农业资源的稀缺成为了阻碍农业技术进步的最大难题,进而对技术进步的方式造成影响。 2.提高农业技术进步效率的主要方法 2.1积极引进国内外的先进设备 美国是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其在农业方面的造诣也是不可超越的,因此,我国的农业技术目前还是有待提高的,且在技术水平提高之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比较低廉的,改变这样的情况就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科学带来的优越感。此外,引进设备是对土地的一种解脱,因为我国的土地条件可能并不如从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购买先进的农业设备。此外,引进设备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实现对劳动力的尊重,而且能够在增产增收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改善我国的农业情况,为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2.2为农作物施用合适的肥料 由于技术进步可以实现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所以要把握好种植技术这一关键环节。科技进步所能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对生产要素的根本性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并较少对土地的破坏程度,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在种植过程中施用合适的肥料可以更好的让技术发挥应有的作用。合理的肥料施用可以为节约劳动力做出保障,这种方式的原理就是利用机械去代替人类的劳动,让资源不被浪费,并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农作物在生长过程对人类劳动的依赖程度,并通过对劳动时间的缩减去提高效率。对施用的肥料的要求不仅表现在质量上,更表现在重量上,因为它是一种代替人工去管理农作物的方式,要在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对农作物质量的提高,进而为农民的收入做一定的保障。所以,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选择。只要技术进步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改变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进而为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做出应有的贡献。 小结: 综上所述,在对农业技术研究的同时要保证对资源的合理运用,要从最基本的条件出发找出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条件,在使用新技术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就应该积极的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但在此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对我国基本情况的了解,所有在我国的农业技术都是在生物化学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对机械的研究与创造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我国对农业技术研究的最终要求就是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及提高农民的种植意识三方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较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等,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替代落后的农业技术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分析了要素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根据理论和实践模型的结论提出建议,在发展生物化学技术的基础上,联系各地区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发展农业机械技术。 关键词:要素相对价格;农业技术进步;资源禀赋 一、引言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农业生产的各生产要素丰裕度和价格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在劳动力方面,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导致劳动的机会成本上升,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人口红利消失,据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同时,蔡P、王美艳运用反设事实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程度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农村已不存在大规模和高比例的剩余劳动力,相应地,农业技术变迁也越来越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倾向。要素市场上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诱导产生不同类型的技术,以相对价格较低、相对丰富的要素来替代相对稀缺、价格高昂的要素,高峰,王学真提出,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应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类型。张树军基于生产要素价格变动的视角,从经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创新模式选择主要取决于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使得农业发展起步时期依靠压低劳动要素价格、以低廉劳动成本优势来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粗放式生产不再适合当下的经济现状,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农业机械化技术进步,尽快完成农业机械生产对人力生产的替代,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 二、要素稀缺性和相对价格变动趋势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工业和农业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约为80837万人,占总人口的63.78%,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持续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人口平均每年约减少1千万,2008年农村人口约为70399万人,占总人口的53.01%,到了2012年,农村人口下降至64222万人,占总人口的47.43%。同时我国人口结构等原因导致老龄化问题,使得人口红利消失。 在土地要素方面,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均耕地为0.101公顷,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一半,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耕地面积约7837.3万公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8%,东部和中部地区耕地面积约5701.2万公顷,占42%左右。如图1所示,东北、西北、西南这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耕地面积约占我国总耕地面积的38%,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仅占25%左右;而京津沪和东南沿海地区耕地面积占比约为5.7%,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占比约为21%。 在资本要素方面,为应对产能过剩等问题,银行相继出台实行旨在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自2014年11月以来,央行连续降息,2015年8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75%。自2007年以来贷款基准利率变化,可以看出,除了2010年至2011年贷款利率有所回升之外,2007年到2010年以及2011年到现在贷款基准利率基本呈下降的趋势。 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和资本要素供给增加在要素市场上的表现为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上升。鉴于我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流通上不能有效反应价格的变动趋势,以及生产函数中一般将劳动和资本作为两个相互替代的变量,因此下面的理论分析将重点放在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三、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为了对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本文理论分析中的结论建立模型: 在方程(1)中,下标i和t(t=2005,...,2012)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μ是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Y是代表农业生产中机械和劳动投入比重的指标,即每亩作物生产中机械投入和雇工数量的比值,该变量的值越大,表示农业生产中机械相对劳动的投入比重越大,机械对劳动的替代程度越高。X1是代表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价格的指标,即工资与利率的比值,该变量表示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趋势。X2是代表农民人均收入的指标,该变量表示经济发展水平。X3是代表人均耕地面积的指标。X4是代表农业生产中良种投入的指标,X5是代表农业生产中化肥等化学药品投入的指标。 本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3年)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2006~2013年)。 (二)实证结果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对方程(1)进行固定效应(FE)分析,由于对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因此变量前的估计系数可看作是弹性系数。利用stata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评估得到表1。 根据表2的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将与y相关性较弱的变量C3、X5剔除,本文认为这两个变量对机械劳动比重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我国耕地质量较差且分布不均,东南沿海和京津沪等地区粮食单产较高而人均耕地相对较少,而且随着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耕地状况更为恶劣;人均耕地分布相对较多的西北、西南等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农作物产量较低,因此虽然从理论上机械化水平应与人均耕地面积呈正相关变化,但我国的耕地现状决定了我国农业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而是应该着力发展小规模、实用型的机械技术。化肥施用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但过量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壤酸度变化、土壤板结,因此不能代表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然后对方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表3数据显示,在FE估计中,拟合优度R2=0.734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能够解释农业生产中机械劳动投入比重变动的73.41%,针对参数进行联合检验的F值表示参数总体上非常显著。劳动力对资本的相对价格对农业生产机械劳动比重有显著影响,这说明随着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农户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在农业生产中逐渐使用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农民人均收入和良种投入水平与农业生产机械劳动比重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对农业机械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模型分析结果证实了上一章的结论,随着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农业生产中机械劳动比重也在提高,这表明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在农业生产中人们逐渐使用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 四、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结论本文建议,在发展生物技术的基础上,应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在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比重较大、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着重发展一定规模的多门类、多功能型农业机械技术;在经济较为落后、自然条件较差的西北、西南地区,以发展保护生态平衡的生物化学技术和有机农业为主,以发展配合生物技术的小型化、实用化机械技术为辅,和当地的经济建设、生态保护等工作协调发展;而在东北、华北等平原和三角洲地区,大力发展大中型农业机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尽快实现规模化经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摘要:采用VAR模型并结合定性分析,研究了湖北省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施用量都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其中,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是由政府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农业机械化利好政策决定的;而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可忽视。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的根本就在于要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必将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的进程可以看出,农业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依靠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农业科技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还扩大了农业生产规模。本课题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间的关系,通过探讨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对推进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有关技术进步的研究相对较早,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1]提出“技术进步起源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熊彼特[2]认为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三个过程。海韦尔G ・琼斯[3]指出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只有技术进步才是推动生产函数移动的惟一动力,经济产出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 国内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生产组织关系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的研究和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张东辉等[4]认为要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提高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农业技术普及力度。林毅夫[5]指出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单产提高, 196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增产也同样如此。黄祖辉等[6]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从而能更有效地解决中国农民的收入问题。杨新铭等[7]认为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技术进步水平的差距成为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发展技术进步,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能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黄先海等[8]得出为了稳定劳动收入比重,在资本深化长期效果有限的情况下,也应同时关注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作用的结论。刘进宝等[9]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 技术进步与提高劳动者农业收入之间存在着弱相关性。张莉等[10]得出的结论充实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收入的研究,并且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来源和方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国外的研究重点是有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研究已经有较长时间并且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对于中国运用农业技术进步来促进农民增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的农业环境与国外有所不同,现有研究理论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国情。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某一方面的影响,如对农业生产组织、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其中针对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也缺少对某一省份的研究。本研究拟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 选取湖北省为代表,定量分析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并着重考察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2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2.1指标选择 本研究主要采用VAR模型,以湖北省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型:物理技术进步和生物化学技术进步。 1)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衡量物理技术进步的标准,农业机械总动力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2012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2)人均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标准,化肥施用量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2012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化肥施用量。 3)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民收入的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和农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据均来源于1986~2012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去除农民消费价格指数。 2.2数据说明 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选取了分布于湖北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时间跨度为1986-2012年。模型如下: SR=α+βNJ+γHS+θ 式中,SR为农民人均纯收入,NJ为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HS为人均化肥施用量。由于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后不改变原序列的协整关系,并能消除可能的异方差,故对SR、NJ和HS三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得出新的变量序列,分别记做LSR、LNJ和LHS。 3实证分析 3.1单位根检验 为了消除异方差,运用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其3组序列是否为平稳的时间序列。表1显示,LSR、LNJ和LHS的ADF检验统计量大于显著性水平1%、5%、10%时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设,即序列LSR、LNJ和LHS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序列,因此对序列LSR、LNJ和LHS进行一阶差分,LHS和LSR一阶差分均平稳,LNJ一阶差分不平稳;从二阶差分来看, LHS和LSR是平稳的。 3.2Johansen协整检验 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表2的迹统计量结果显示,无协整关系、至多1个协整关系时迹统计量大于5%时的显著性水平,继续观察至多2个协整关系的假设,此时检验值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该假设,说明利用迹统计量检验序列LSR、LNJ和LHS存在协整方程。表2中显示的极大特征根检验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证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使用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各种确定滞后阶数的准则,确定VAR滞后阶数为5。 协整方程如下: LSR=0.615 390×LNJ+0.773 830×LHS s.e.0.016 960.027 73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长期看,人均农业机械动力每增加1%,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可增长1.696%;人均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2.773%。 3.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以后,对变量LSR、LNJ和LHS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表3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对于LNJ和LSR,二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则表现为LNJ到LSR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HS和LSR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则表现为LSR到LHS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出结论:1985~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化肥施用量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3.4脉冲响应分析 经过检验和调整后,通过AIC准则与SC准则的反复验证,可以建立最佳滞后期为1的VAR模型,并通过滞后结构检验,发现所有的单位根都落于单位圆内,因此调整后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见图1~2。 累积脉冲响应函数见图3~4。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图1显示, 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这种正向影响在第六年时达到最大,呈由小到大、逐步稳定的形态过程,这说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比较稳定,可能是由于受到当时的政策影响所致;图2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样受到人均化肥施用量变动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一直都是正向的,这也较符合人均化肥施用量的实际情况;图3显示,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累积脉冲响应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趋势是一直趋于上升,是逐步趋于稳定的正向响应状态,这说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的增加对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需要一个过程;图4显示,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累积脉冲响应也是正向的并且一直趋于上升的趋势,是较平稳的正向响应过程,这说明人均化肥施用量的提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正向响应。 4结论与建议 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湖北省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政策决定的;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容忽视。 4.1增加对农业技术科研的资金投入 面对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的状况,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依靠农业技术进步。要解决农业技术的资金问题,政府需要减轻农民购买设备的经济负担,对所购买的设备给予补贴、减免等各种优惠,保证农业技术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4.2加大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力度 重点突出农业技术进步,广泛开展农机化技术推广、培训等活动,大力培育农机服务组织,全面提高农机化生产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不断加大对大型农机具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应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4.3加强对农民生产技能的培训 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对农民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使农民通过掌握先进的知识,利用先进的技术优势,真正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受益者。成立技能培训基地,组织专业人员管理,健全技能培训制度。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探讨 【摘 要】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选择性的特点,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非农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度来推动农业资源结构的合理转换,从而从根本上优化农 业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措施探讨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的呈上升趋势,并且多以男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为主,造成了农村农业从业人员质量的下降趋势明显,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就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带来的影响出发,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做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表现 (1)提高非农转移率。在我国,非农部门不管是工资量还是平均人力资本量都要高于农业部门,同时,对从业者的个人人力资本水平要求的都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它一方面有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也让在那些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逐渐增多。与其他的农业劳动力相比较可以得知,合理科学的转移劳动力可以让许多人在非农部门获得比较高的非农就业收入,同时,让非农就业表现的更加稳定和高效。(2)增加物质资本积累量。实际上,当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进行的某一阶段后,就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物质资本的积累量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民的需求,改善农业物质资本的供给度。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形成的非农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为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为非农部门积极提供了一些高素质的人才,使非农业化的生产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从而满足了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提高了工业化的发展质量。(3)加速人力资本的交接性。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在一定上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不均,导致了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如果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技术是技能偏态型,那么这种转移势必会影响农业的发展。通过选择性转移会对农村人力资本的需求量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让农村劳动力逐渐意识到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随着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实际上是一个让人力资本实现最优配置的过程。当农村劳动力意识到选择性转移带来的好处后,会积极的加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也会更加把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转移给下一代,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思路 (1)积极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我们要认识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一代农民工对进城就业的追求,选择性转移的劳动力不单单是以苦力挣钱,省吃俭用为主,他们更关注的是个人发展机会、除了看重工资待遇以外,还对就业的环境、就业的条件以及就业的稳定性都有一定的要求,他们的选择性和流动性会随着供求的变化而提高。如果地方政府不推进就业环境的改善,不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就会对投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2)保障劳动力稳定与长久性。在农村,随着男劳动力和素质较高的优质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中年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占有绝大多数。如果企业只重视农民工的年轻时段,把其中中年阶段的就业和养老问题抛诸脑后,就会出现用工荒的现象。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要重视劳动力的稳定就业程度,让农民工没有后顾之忧,劳动力向城镇的彻底转移也有利于农村人的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为新从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3)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变革。随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一个有限供给阶段,这时,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改革会使劳动力得到有效的转移。在农村的劳动力当中,他们的流出不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进入到有限的供给阶段时,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因此,要使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结构转变顺利、健康的推进,就要对农业、农村施行技术化、资本化、管理化来代替单纯的劳动力形式。(4)摒弃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现象。目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总抚养率低的人口黄金期,需要积极发挥劳动力转移的资源优势。随着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村农业技术的发展不能仅靠廉价劳动力,而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良好的营销管理来进行积极的改善,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有关问题解析 摘要:本文从我国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简述了农业技术进步的相关问题并分析问题的引发原因以及相应对策。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 相关问题 引发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也不断的进步,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农业技术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内在需求,是科技发展推动下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需求。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优化了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人民食不饱腹的想象。然而我国农业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就目前农业的发展状态而言,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分析问题的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提高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1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与特征 评价技术的进步与否,需要观察技术的投入与产出的对应关系,产出较投入大则技术进步,反之则技术落后。进步的技术取代落后的技术是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是在利用同等的农业资源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产物或是获得同等产物的同时节约资源。农业技术的进步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农业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发展漏洞,通过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等环节发展技术,改善农业发展中的漏洞的过程。农业技术的进步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技术的发展是在原本农业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创新的。它的进步离不开原油的农业基础,只有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够发现不足,改善不足。 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 2.1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帮助。相对于工业领域等的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而言,农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与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相比,更加能够突出我国的农业技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除此以外,我国对农业科研的重视力度较其他领域而言略弱,缺乏相应资金、人力等的投入,技术的研究也出现相应的不平衡现象,导致技术研究发展存在片面的高、精、尖现象。总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应当加大农业技术研发的同时,改善技术发展的不平衡。 2.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不平衡性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发展的某些领域例如农业化学等,表现为突出的优势,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帮助,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然而在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等方向又表现为极其的落后。农业机械化发展落后使得我国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地域性的发展不平衡,对于南方地形复杂的地区,由于机械化水平低严重的影响农业的发展。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落后,同样也带来了农业地域性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农民依然还是需要靠天吃饭。总之,我国的农业技术农业化学技术发展较成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较为落后,难以实现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农田灌溉技术也表现为落后的现象。农业的发展出现地域性的不均衡、农业技术的片面以及不平衡现象。 2.3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农村正是出于高效率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下,制约农村农业发展的因素是因为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农业技术的应用不够,农民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对于农业的认识有了改变,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入到了其他的方向,对于农业缺乏了重视,对于技术进步的缓慢有着极大的影响。 3提升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途径 3.1优化农业技术进步的路线 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存在着不均衡性,对于不同地区的不同地形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发展路线,例如南方地区河湖交错、多山区和丘陵使得地块更加零碎崎岖,因而可以借鉴日本的先水利化、化学化,后机械化的技术发展路线。对于农业技术的不均衡,要加大落后技术的投入,优化先进技术改善先进技术的不足。需要研究国外的先进技术,改善其技术中的不足,并以“结合实际”借鉴国外的的发展路线同时,因地制宜,自主创新。 3.2改善农业发展格局,为农业技术发展提供基础 为了加快农业技术的发展,我国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奖励政策鼓励农民耕田,耕好田,利用科学的农业技术措施创造更多的农产品。同时对农业金融、保险等体制进行改革,加大商业金融的投资力度,重拾农民对农业发展的信心。总之,改善农业发展格局需要国家、社会给与相应的重视力度。 3.3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农业技术需要在大力推广下,才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向农民群众推广农业技术提供平台。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社会及不同阶层人员的配合,需要组织人员、宣传人员、农民等的合理配合才能够将农业技术更好推广,实现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4结语 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强烈需求,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的结构调整,为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平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得到飞跃性的发展。 (作者单位:155900集贤县农业局蚕业站)
教育经济学论文:1981―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分析 【摘 要】研究前沿是指临时形成的某个研究课题及其基础研究问题的概念组合,也是正在兴起或突然涌现的理论趋势和新主题,代表一个研究领域的思想状况。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检测那些频次变化率较高的突现词,这样不仅仅是分析频次的高低,而是依靠词频的变动频次和变动趋势来确定教育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前沿,基本原理就是统计相关领域论文的标题和摘要中词汇频率,根据这些词汇的增长率来确定研究前沿的热点词汇。本文主要通过Citespace软件分析西方教育经济学1981-2011年间的研究前沿,从而梳理西方教育经济学发展脉络。 【关键词】西方教育经济学 前沿 关键词 依据西方教育经济学基本范畴在外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 中下载4350篇文献,并从结果中剔除会议、征稿等消息类文献,将文献数据输入Citespace II 软件中,将Node type设为Term,选用突变检测法来运行数据,一共检测到5个膨胀词,节点共76个,连线共93条,产生聚类关系的文献之间会有不同颜色的填充,形成圆圈化的聚类面积,另外,启动CitespaceII中文献标题词与其出现频次功能,则图谱的各文献聚类中会进一步显示各共被引聚类文献的施引文献标题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及其频次,如图1-1所示。 结合图1-1可以看出,“经济模型”“工会”“成人教育”词频较高,在1981-1990这一时间段内显得较为突出,这与当时的年代实际情况也密切相关,自80年代初卢卡斯将人力资本概念简单定义为一般的技术水平,并且提出人力资本的获得与积聚有两个途径,一是正规教育二是在工作中训练,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变量代表后一途径形成的人力资本,自然而然也没有可用数据。通过研究发现,1981-1990年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偏向于通过构造经济模型来解决生产中所产生的与教育经济相关的问题,完整的数据和模型的成功构建对于促进劳动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在1991-2000年间,“人力资本”“培训”“教育技术”“学校财政”这几个词的词频较高,较受人们关注,处在学科前沿。结合当时背景来看,西方教育经济学自90年代开始从变化着的外部环境来研究其对教学内容、理论以及生产方式的影响,为了在将来的工作中更有成效,人们必须获得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技能、交流的技能和社会交往的技能。先进的教育技术正日益增加对非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的要求,经常性的学习或者说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必须,学校外学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91-2000年间,国外教育经济学受到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前沿与当时的大环境紧密相关,研究从单纯研究经济模型转变为更多的考虑人力资本人文因素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提升人力资本以适应当前大环境的挑战。 2001-2011年间,“新制度”“改革”“高等教育需求”“教育产权”“教师工资”等词汇频次和中心度较高,进入21世纪,随着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社会调查数据的丰富,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起到重要的辅助和促进作用。此外占据经济学前沿地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更加拓展,尤其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十分有助于对学校微观经营和管理的研究。学校如何在经营中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如何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是当今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问题。通过研究可以发现,21世纪的国外教育经济学大多将教育经济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出台相关联,并且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问题研究更加微观、明确。 总之,西方教育经济学由于发展比较早,学科制度结构比较完善,与经济的互动研究比较深化,相关基础研究比较充足,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实际以及全球情况,与政府公共政策也比较贴合,相比之中国教育经济学来说,发展相对较为成熟。但是国外过分的依赖经济模型和大量的实证定量研究来解决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些问题,这点还有待商榷。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视野下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研究 摘 要:本文立足于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背景,基于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教育经济学核心理论以及当前硕士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等方面,探讨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以及要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三方面的关系,以期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进得来”、“读得下”、“放得了”、“学得好”。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 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都须缴纳学费,这无形中抬高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在他们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于是,研究生资助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理论界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们认为,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纷纷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研究。笔者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探讨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策略,以期对改革与创新硕士生资助体系有所裨益。 教育经济学是介于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社会学科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从教育学与经济学这两门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又在具体内容上把教育学的知识与经济学的知识予以综合,分化与综合并进,相互交叉,从而形成新兴的边缘学科,以教育与经济相互作用、教育领域内经济现象和规律为研究对象。[1]该学科的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核心理论的观点,对硕士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并为其指明了重构的方向。 一、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理论依据 1.劳动价值学说:教育收费无可非议,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义不容辞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作用时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2]恩格斯认为,劳动力价值中除了成长的维持生活费用、养育子女的生活费用外,还需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以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3]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费用在劳动力总价值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提高;衡量劳动力的价值,主要看教育和训练费用所占的比重大小。[4]复杂的劳动需要劳动者经过一定的专门的教育和训练,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才能完成,因此复杂的劳动自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也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可见,只有劳动力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力,而且劳动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是与劳动力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多少,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例的。[5]因此,不管是国家、社会、家庭还是个人,投资硕士生教育以形成复杂劳动力较高的经济价值,都是明智的选择。 2.劳动力再生产:硕士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接受教育的机会理应均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阐明: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只有当劳动力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在数量、质量上相适应时,社会物质再生产才能得以良性发展。可见,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离不开劳动力再生产。研究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再生产人的劳动能力,还可以改变人的劳动能力的性质和形态。 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如果保障性资助方式不完备,这无疑将迫使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筹集不到学费,而放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那么,这部分劳动力的智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水平等将得不到科学发展,其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将得不到有效改变。长此以往,贫富的代际传递势必难以打破,教育方面的差异势必越拉越大,教育公平势必大打折扣,社会分层势必受到影响,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可见,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保障性资助方式完备与否。只有设置了完备的保障性资助方式,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教育机会均等”才得以实现。 3.人力资本理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将由人类的才智进化来决定,硕士生资助要注重效率 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中,创新人才被看成是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因素,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创新人才,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事关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6]人类的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的知识的发展来决定。[7]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后,它对社会实践与现实的改变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促进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它使人们认识到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高度互补性;同时,它也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8]可见,硕士生资助应该服务于科研能力的提升,着眼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硕士生资助要凸显激励与导向功能,注重资助成效,提高教育经济效率。教育经济效率一般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所谓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一般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的教育成果,教育资源占用和消耗的程度。[9]那么,硕士生资助的效率,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成果,资助经费消耗的程度。而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投资效率的硕士生的发展潜力,即硕士生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做出较大贡献的可能性,一般在硕士生毕业后时间越久,这种资助效率也将反映得越明显。追求卓越、提高绩效也是当代教育思潮的焦点。[10] 二、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 1.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确保研究生教育机会均等 由于就业压力、渴望深造等原因,近几年来硕士生报考人数逐年呈递增趋势,递增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调查显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比率普遍在10-20%之间,部分地方院校甚至超过30%。因此,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构建的硕士生资助体系必须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问题。为此,首先要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得来”。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教科文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财务司、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订的《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中同样适用于研究生的有关国家助学贷款规定,“原则上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费贷款需求,更别提生活费贷款了。因此,要切实提高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能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费和住宿费问题。其次,要加大助学金与勤工俭学岗位津贴的资助力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读得下”。自2014年秋季学期起,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虽然硕士生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6000元,但这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而言还是杯水车薪,高校还得设置相应的助学金予以补充。此外,高校还要强化“三助”工作,拓展助研、助教、助管岗位,适当提高岗位津贴,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解决部分生活费问题。 2.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降低缺陷感 以浙江省温州市高校部分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90份,回收率为98.75%,有效问卷为766份,有效率为95.75%。调查发现,发生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的生活事件位列前茅的是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和丧失,这与葛华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11]以月生活消费400元为一档,比较不同月生活消费学生的生活事件与抑郁,结果发现在学习压力方面,少于400元的组和401-800元的组显著高于801-1200元的组;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应激、缺陷感各因子与抑郁指数均呈显著正相关,具体分数如表1所示。表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事件、抑郁与缺陷感的相关 可见,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习压力相对较大,当他们遇到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时,对缺陷感的影响较大,甚至会导致抑郁。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当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发生上述生活事件时,及时给予人文关怀性的临时经济困难补助,可以有效降低他们的缺陷感,达到预防抑郁心理的目的。因此,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要设置完备的硕士生临时性经济困难资助方式,应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生有关生活事件,帮助他们将这些生活事件“放得了”。 3.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是科研能力培养,它是研究生教育固有的、决定研究生教育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是自研究生教育的产生之初便具备的,不随研究生教育的培养层次、培养类型、培养形式变化而变化的稳定属性。[12]无论是从法规、政策层面,还是从培养实践层面,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均是为了解决本专科学生科研能力不足与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科研能力高要求的矛盾,将科研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也是围绕培养科研能力展开的。[13]可见,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是构建科学的学生资助体系,提高资助效率的关键。然而,目前硕士生科学研究资助普遍比较薄弱,存在经费分配不合理、资助力度不够、资助周期短、资助项目少等问题[14],不利于硕士生的培养。因此,高校要切实加强和改进硕士生科研资助工作,既要做好硕士生具体研究项目的资助,更要做好科研能力培养过程的扶持性资助以及科研能力发展状况的奖励性资助,并且大力拓展“助研”岗位,切实提高岗位津贴,将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勤工助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解决他们忙于生计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硕士生“学得好”。 三、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就硕士生资助体系而言,促进资助公平实现的资助效率才是有价值的资助效率,促进资助效率提高的资助公平才是真正的资助公平。高校硕士生资助,“必须由单一强调‘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平诉求,发展至兼而强调‘教育机会均等前提下的教育收益最大化’的效率诉求”[15],明确什么类型的硕士生资助对象采取何种资助方式,科学处理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使得硕士生资助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高校要统筹国家助学贷款、助学金等保障性资助与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科研资助、“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岗位津贴等发展性资助,实现硕士生资助效率优先,兼顾资助公平。 2.处理好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引发了普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问题比原子弹更重要,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是要人来掌控的。[16]而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是由文化自觉意识所决定的。文化自觉意识,反映出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创造,体现出一种广阔的文化境界、深刻的文化反思、充分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17]资助硕士生提升科研能力,是为了造福人类,而不是对人类构成威胁。如果那些掌握高科技的人,能摧毁我们这个世界,能污染我们的地球,能组合成新的基因来生产新的生命形式,但他们只懂得如何画指数曲线,如何使用试管,而其他的一无所知,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18]因此,高校要创新硕士生资助的方式方法,加强教育引导,协调发展资助对象的科研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为实施社会主义人才强国战略输送一大批科学研究能力强、又能成为文化自觉急先锋的优秀硕士生。 3.处理好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的关系 调查发现,由于特殊的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环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缺陷感表现得较为普遍,程度上也更为严重。缺陷感体验越强烈,个体的自我效能就越差。[19]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高校校园内悬殊的贫富差距,将会加剧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贫困”程度,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消费行为、社会心态等方面遭受更大的冲击,他们的缺陷感体验也将更为强烈。缺陷感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尊体验。自尊是人们对自己的价值、长处、重要性总体情感上的评价,是自我概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分。[20]已有研究表明自尊对个体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尊水平越高,孤独感水平越低。[21]缺陷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与个体对自我的错误认知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预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将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因此,硕士生资助要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双管齐下。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视角下的家教市场分析 【摘要】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门家教吸引了越来越多望子成龙的学生家长,家教市场日益发展壮大。本文主要对教教市场的目前状况进行描述及其原因分析,分析其消费主体及主要的从业人员,最后阐述了自己的思考及建议。 【关键词】家教市场 现状分析 消费主体 从业人员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家庭的期望,目前中国家庭大都为独生子女,因此父母将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对孩子的培养上,并在孩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美好愿望。为了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父母们不惜出巨资为孩子创造各种良好的学习条件。一个家庭储蓄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孩子的教育储备基金。为了让孩子上一个好学校,家长们不惜重金买教育,甚至为了能够让孩子进入重点幼儿园投入不菲,更不用说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了。由此,家教——出于教育和市场的交叉地带,正在日益蓬勃发展。 一、家教市场的现状 (一)现状 强大的教育市场的需求催生了家教从业者队伍,家教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名词。 家教市场蓬勃发展,课外辅导愈演愈烈,百度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8月底,中小学课外辅导品牌的日均搜索指数达到5.9万。 课外辅导师热门,百度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8月底,中小学课外辅导品牌的日均搜索指数达到5.9万,在寒假过后,搜索指数呈稳定上升态势,并在暑假7月达到峰值9万。 (二)原因分析 教育体制:近几年,虽教育部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口号。然而,“明减暗加”、“学校减家长补”的现象依旧汹涌。如今,虽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但在仍存在的应试教育为主,在考试成绩的高低成为学生学习水平评价的唯一标尺教育考试制度下,家教,作为学校教学的补充,是弥补学校教育“减负”的重要途径。 市场需求量大: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家长期望决定了需求。目前,家长在教育方面给予孩子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在教育投资方面,为了孩子的前途出手尤为大方。这种汲汲的渴求心态,促使家教市场的发展。其次,需要请家教群体基数巨大。我国人口基数较大,而且,其中城市人口基数也较大。而当前家教热的情况下,家教基本成为了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家庭教育消费群体。 消费观念:教育的投入,是每个中国家庭的重中之重。稍微明智、理性的家长,面对于日益严峻的入学考试形式,为了孩子升学,为了让孩子将来有一个良好的人生平台,更加注重孩子教育,把对儿女的教育投入当作最重要的投入。 家教行业投资风险小、利润大。育考试制度的存在、学生个性化教育的需要以及教育重要性的认可决定了课外辅导市场的稳定增长和可观利润。 请家教具有诸多好处:首先,可及时补上欠缺的知识,提高学习成绩。现在的学生的学习负担比较重,对于孩子来说,难免有一些消化不了的东西。请家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其次,可以有针对性地单独授课。教师在课堂上,只能面对大多数同学的水平和进度授课,不可能做到关注每一位学生。相反,家教面对面地授课,针对性较强,学生在此种环境里学习,情绪会放松下来,学习的效率会提高。再次,可以增强学生兴趣和信心。家教在面对一个学生单独授课的时候,情绪相应地也十分放松,不会有紧张、急躁等情绪。学习较差的学生大多有一定的自卑心理,老师会在授课中帮助他们树立起自信心。这些都是平时在课堂上难于做到的。最后,能纠正学生的不良学习习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以上是对目前家教市场的发展状况的简单描述。可以看出,家教行业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教育经济领域发展的一大热点。 二、家教市场消费主体及从业人员 (一)消费主体 为对家教市场的作进一步分析,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出六十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共41份,调查的部分结果如下: 家长在什么情况下会给孩子请家教,从调查结果可知,家长请家教主要是三方面的情况:其中学生成绩不稳定时,家长最愿意选择家教来提高学生成绩,占36.67%;另外两方面的考虑主要是由于家长很忙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学习而找个家教以及弥补孩子课上没听懂的部分,及时查缺补漏,各占16.67%。 结果分析:一方面,从学生群体来看,家长给孩子请家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工作比较忙的家长,请家教主要是为了让老师托管孩子,但更多的家长还是为了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因此,请家教的学生大多都是中间的群体,学习优秀的孩子本身能力很强,不需要请家教,后进生几乎放弃学习,因此中间部分也是最多的学生群体,源源不断地成为请家教市场的消费的主体。另一方面,从家庭收入来看,由于家教消费较高,因此,中等、高收入家庭成为了成为教育培训市场的消费大军。在教育培训市场上,为了让孩子更优秀,除了学科科目的培训,各种艺术技能的培训也成为了各类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的焦点。由此,构成了家教市场的消费主体。 (二)主要的从业人员 为对家教市场的作进一步分析,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出六十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共41份,调查的部分结果如下: 共有41位已聘请家教的家长参与投票。通过调查发现,家长聘请家教主要有一是教育机构,约占12%左右;二是请高校的在校生,约占44%,三是在职教师约占41%。聘请的家教教育机构5(12.2%)大学生18(43.9%)老师17(41.46%)其他1(2.43%),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现今,家教市场在职教师与在校大学生成为家教市场主力军。 原因分析:在职教师成为家教的主力军,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的家长认为在职教师有更为丰富的教学经验,能帮助孩子更好地提高学习成绩,另一方面教师工资较低,而家教市场利益丰厚,不少教师投身于家教市场。 大学生成为家教市场主力军,原因在于:首先,大学生群体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受到广大家长的认可。其次,不少高校学子渴望通过勤工俭学,为下学期的学习生活筹一笔钱,也可以借此接近社会,锻炼自己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上的生活能力;再次,家教工作机会易获得。现今,很多的家教中介机构交费登记后就可当家教。最后,家教相对于其他兼职收入较为可观,也更为轻松。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本次调查,可以总结出家长们普遍对孩子的学习状况十分关心,而且多数家长认可家教的教学效果,所以家教市场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但是家教市场的现状,还体现出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整体来看家具市场比较杂乱,市场秩序较乱。教教市场家教市场已呈现出明显的信任危机。如现在很多中介机构交费登记后就可当家教,一些不规范的家教中介对来登记的从业人员不作考察,只要见钱就行,而多数家长往往看到广告后就与家教中介电话联系,对中介的情况一无所知。这种运作模式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家教市场的运行。其次,从家长的角度来看,请家教盲目性较强。存在明显的比较现象,现在竞争那么大,别人的孩子请了家教,我的孩子也不能落后。在对老师的要求上偏重于学科知识的掌握。再次,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家教补习似乎成为了一种负担。国家虽推行减负、素质教育,但考试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课业负担任然很重,只是从课内转移到了课外。长此以往,学生容易产生厌学情绪。 教育经济学论文:浅谈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现状与有效策略 【摘要】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总体而言,教育经济学现阶段需要采取的发展策略是:明确逻辑起点、夯实理论基础、拓宽研究领域和完善概念体系。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 发展现状 策略分析 一、前言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学科,具体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但却是从属于经济学的一门学科,教育经济学具体研究教育的功能以及其为经济带来的收益。本文将在论述现阶段教育经济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供具体解决策略。 二、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各国现阶段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成果都主要体现在理论体系上,具体表现为不同理论在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所占的比重。相比较而言,我国与西方各国教育经济学的不同理论所占的比重是不尽相同的。本文将从教育经济学国内外的理论体系以及侧重点方面明确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首先是教育方面,教师的教学成效与教师的数量上,西方在这两点上的研究力度要低于我国,在关于人员运用方面西方各国呈现的是持平的局面,其他方面的理论上研究要高于我国,这就是教育经济学现阶段理论体系现状的最大特点。在西方,基于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上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的最高研究标准是明确教育与经济的具体关系以及教育的长远发展,并且要求教育要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而在我国,无论是投入力度、教学效果要求、人力资本理论的依赖程度的研究比重都要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相反的我国将教育经济学的重点放在了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于此同时更加注重的是教育的具体费用以及开支和教育的具体发展空间,这些方面的侧重点都远远的高于了国际水平。国际与国内的理论体系构成和侧重点表明了教育经济学方面,西方国家注重于资金投入与产出效果,而我国更注重教育为国民经济带来的意义。 总之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就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 三、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解决策略 每一门学科在研究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弊端和盲点,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和补充,并通过行之有效的策略进行细化的改善,教育经济学也不例外。本部分笔者将简单介绍教育经济学存在的四点问题,并给与明确的策略分析。 首先,存在于教育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并且没有一个明确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哪一个研究领域,都需要一个条理清晰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基础是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要根据已有逻辑进行不断的理论延伸以及拓展,最终确定一个严密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一点的解决策略是要求教育经济学能够重新自身定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具体考虑,寻找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都是人力资本理论,但是随着教育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涉及知识面的广泛,单一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难以满足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要求,这是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又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策略就是要求拓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原本理论基础单一的基础上再加入例如管理、统计、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元素,使教育经济学学科内容更丰富,涉及内容更全面,最终达到使教育经济学不断完善和成熟并且能够更多元化的目的。 上文中强调了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两个具体问题,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不明确以至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过于单一,如果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教育经济学来说是基础性的,那么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够广这一问题就是核心性的。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出发,本着完善本学科发展本学科的目的不断夯实学科。但是现阶段很多国家在进行教育经济学科研究的过程中,过多地注重宏观方面而忽视了微观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在发展中借鉴的相关理论不成熟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发展教育经济学的过程中要在从宏观角度出发的基础上完善微观上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注重细节上的处理,无论是教学方式、学校教育、班级管理方面都要加大力度;另外还要求教育经济学借鉴更多领域的成熟经验,合理发展和进步。 教育经济学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存在于概念体系方面,无论是概念的具体定义还是概念的界定,都存在着比较大的不明确之初,另外教育经济学在经济和教育的逻辑关系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要求教育经济学要将学科自身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赋予明确的定义,并且界定清楚,避免混淆。尤其是教育和经济的逻辑关系方面,要进行严密地分析并赋予结构上的层次明确。 总体而言,教育经济学现阶段需要采取的发展策略是:明确逻辑起点、夯实理论基础、拓宽研究领域和完善概念体系。 四、结束语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国内外都较为重视的研究经济与教育的学科,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本文明确了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并且提供了解决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具体策略。希望通过本文能够使更多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明确教育经济学,认清现状明确盲点,并积极采用文中提供的策略,完善教育经济学。 作者简介:沈广起(1963-),男,吉林长春人,本科,吉林大学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视域下中小学教师城乡交流问题思考 长期以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师资失衡已经呈现愈发明显的“马太效应”。为解决师资均衡配置问题,自1993年来,中小学教师交流被纳入到我国政策体系范围。到2010年时,教育部《关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争取到2012年时达到区域内的初步均衡,至2020年时基本达到区域内均衡;并把城乡间的教师流动作为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资源均衡的重要途径,重点关注“健全城乡教师交流机制,推动校长和教师在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合理流动”;并在同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意见征求稿),其中再次强调“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试行县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和地区也把城乡教师交流作为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由于政策本身触及教师、学校等主体的利益,缺乏有效的补偿措施而难以达到预期的均衡师资的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选择?教育管理者又应当做出怎样的管理决策?本文在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其成本效益的基础上,提出教师的行为选择,并对其管理决策作分析和讨论。 一、教育经济学分析的可行性 教育经济学是以人类基本的教育行为为研究领域揭示经济规律的理论,它运用调查和观察等方式对人们在进行教育经济决策时的需要、动机和态度等进行研究。教育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理论流派即行为经济学,是对人们在教育领域中的经济学行为进行心理分析,它与以往的教育经济流派最大的不同就是将人们教育决策时产生的异常心理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从人类本性的角度考虑,还原人类的某些非理性因素,从心理学角度对决策时的异常心理问题进行科学理解和合理解释,逐渐构建成为特色鲜明的行为决策体系。前景理论作为行为决策体系的理论基础,它更加精准地解释了决策人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所作的选择和决策行为,改变了人们采用传统的期望概率模式进行判断分析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风险条件下的决策行为理论,也很好地诠释了人们在成本收益分析状况下对风险的认识以及对个体感觉影响的大小,说明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可以被人们所识别与预防,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城市和农村地区师资交流过程中非理性的行为给出科学有效的诠释。城市和农村地区教师交流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如交流教师的回城顾虑等。教师以及学校领导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决策者,他们对城乡交流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的认识,是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的。因此,对于城乡教师交流过程中的教师行为选择来说,教育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更加准确、更加真实的方向思路和抉择过程中的独特视角。 二、教师城乡交流的教育经济学解释 成本收益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中非常关键的内容,从以上可行性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对城乡教师交流问题具有很好的诠释作用,中小学教师在城乡交流工作中会得到诸多领域的收益,如工资福利、专业能力等,但除此之外又需要支付适当的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以及隐性的心理压力等。不同经济区域教师的成本收益存在着不同,其特点分析如下: 首先,难以估算成本收益结论。城乡交流教师的成本收益包含着很多方面,其中还有一些是隐性的。其次,师资流入地区的学校具体情况差异比较大,同时参加交流教师的家庭情况、专业发展能力等方面差异也非常大,因此,要得出准确数据的结论是非常有难度的。最后,从城市地区交流到农村地区的成本会超过收益。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这些教师承受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会遇到亲情、工作等方面的多重压力:如何适应新学校,如何接受面临的新挑战以及很多意想不到的“后顾之忧”,如多数教师会有回调的担心焦虑情绪。相关研究表明,在交流过程中“照顾不到家庭生活”、“交通生活不便”、“影响了在原学校的发展”依次是教师在交流过程中所遇到的前三大困难。 从以上的经济学分析中可以获悉,教师会根据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进行理性行为选择。一般情况下,教师的理性行为选择共三种:主动型、冷淡型、被动型。当收益超过成本时,教师绝大多数表现积极,能主动与他人交流,即主动型;当两者大体相等时,教师缺少积极性,只要求基本完成任务,对交流行为持冷淡态度,即冷漠型;而当成本超过收益时,教师就会拒绝交流,逃避责任,迫于压力,教师只会选择消极性的交流方式。如:城市教师可能在工作过程中不负责任,只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而对于隐性的提高教育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则置之不理;对于农村教师来讲,如果所到城市学校的专业发展路径等方面难以保障,那这种交流就不会给他们的成长带来实质性的内容。 三、教育经济学城乡教师交流管理决策 1.加强成本补偿,做好收益平衡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告诉我们,当人们做出贡献并获得报酬时,他们不仅关心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报酬的相对量。因此,教育当局应当关注城乡师资交流的均衡收益,既包括交流学校内部师资的均衡收益,也包括不同经济区域之间教师的外部平衡。 要实现以上均衡收益,首先,在准备交流的学校里,可以先让消极型或冷淡型的教师感觉到一定的公平感,避免他们产生收益不平衡感;同时应该激励积极主动型教师的行为,从而引导消极型和冷淡型教师主动接受交流,因为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高额的货币成本、回城担忧、环境适应能力、自我发展的压力等。其次,要做好城乡教师所在交流学校之间的均衡收益工作。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得出他们在交流过程中的具体经济数据,但根据常识,城市教师所付出的成本较大,而收益却相对较小,因而城市交流学校的教师应该获得适当的成本补偿,并且成为成本补偿的关键领域;而农村地区的教师交流到城市地区不管是从经济福利还是从教育教学能力提高均取得了丰厚的收益,而且一般是高于成本的,因此容易忽略农村学校的交流教师在经济方面的补偿。 2.确定考评机制,避免功利化行为 不管交流的师资是积极主动型还是消极冷淡型,管理人员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科学有效地对教师的交流工作进行评估,以此来避免教师在交流过程中的降低成本执行的行为,如部分执行、错误执行等,以及过分地追求交流收益的行为,如不考虑教学科研方面的交流,而只寻求交流过程中的其他优惠政策的功利化行为。因此,建议构建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师资交流科学有效的考评制度,首先明确由谁来考核,还有采取什么样的考核方式,从而增加考评的民主性和透明度。当前的评价体制存在主体缺失的现象,多数的交流教师不管交流的时间有多长,都是由其所在的学校进行评价的,从而造成这些被考核教师游离于考核学校的规章制度之外,客观上造成了考核学校的管理空洞。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交流方式和状态确定不同的考核人员和指标,如依据交流学习的时限,一年以内的短期交流培训可以考虑由教师所在学校进行考核,长期交流的可由其所在学校及当地的教育管理当局共同考评。评价指标应该由教育当局、教师所在学校和教师三方共同制定。 3.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激励教师积极交流行为 尽管以上对交流教师的行为分析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的,但教师还是一个道德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人性不同于经济人的三个方面:同情心、正义感(合宜感)、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人们不应当把自己看成是某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而应当把自身作为世界的一份子,是巨大自然王国中的一员。这就是道德人的特性的直接体现。一般认为,教师的道德观念比常人强,社会责任意识也比较高,当然教师这一职业的工作特性是具有一定的道德性的。从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引起教师工作行为动机的六个因素是“尊重需要、生存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权力需要、关系需要、责任需要。它们的平均数分别为22.58、21.72、20.73、19.74、17.50、14.34”。可以看出,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比较高的分数,可以反映出绝大多数教师是具有较强的道德观念和责任观念的。 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完善义务教育公平理想,是每个家长和学生的期望,是中小学教师作为道德人来讲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总之,当交流的收益超过成本时会积极主动参与,反之,教师则属于被动消极型,当然也有可能做出积极性的理性行为选择,比如通过其他福利政策寻求自我满足感和收益增量。因此,对于管理人员来讲要不断及时强化这些理性的行为选择。一方面要增加成本补偿促成其获取自我平衡感和心理满足感,为交流的优秀师资特别是能深入到偏远地区的学校老师,提供充分的成本补偿来保障他们的教育和科研交流需求,促进优秀师资在交流地区及学校就相关的专业问题进行课题研究,最终改善教师的教育教学反思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当局也要出台多种奖励措施,进一步强化和激励交流教师的这种理性的行为选择。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教育经济学从起源发展至今已有快100年的历史,在国外的研究取得了举目的成果,发展了丰富的理论。文章从教育经济学的缘起及雏形、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思路做一个文献综述。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 理论 发展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教育经济学论文:应试教育的教育经济学分析 摘 要: 教育具有经济价值,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在任何社会中,教育的最终价值都不是为了培养考试能力强、考试分数高的人,而是造就适应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本文试图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应试教育的成因、弊端,并尝试在现有的条件下开拓创新,以创造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应试教育 教育改革 经济学分析 应试教育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这种教育把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教师、学校和不同地区教育质量的唯一或最高标准。我国的教育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状态,这种教育方式将导致学生的创新能力低下,而培养出的人才也适应不了现今世界激烈的市场和科技竞争,长久下来,这将造成国家创新能力低下,削弱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危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教育改革,以求改变这一现状。 一、应试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一)教育竞争的失控导致应试教育现象 从教育产业观出发,教育竞争是指教育生产者或教育需求者之间为了超越对方的努力,从而为增进竞争主体的利益在市场条件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 应试教育是被没有节制的考试竞争所“异化”的教育。由于教育资源有限,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得不通过考试竞争的方式来决定,但竞争的结果却使考试变得至高无上,教师为了考试而教,学生为了考试而学。考试不仅左右了学习的目的,而且左右了教育的目的,并最终“异化”为与教育目的相对立的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应试教育是教育竞争机制在发生异化后产生的“症状”。也就是说,应试教育的现象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不是应试教育造成社会上背离教育目的的竞争,而是一些背离教育目的的竞争造成了应试教育被广泛批判的现象。也就是说,应试教育的现象其实就是教育竞争的结果。 (二)家长把追求考试成绩作为理性的选择 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认为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之下,会作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人们在面临教育的选择时同样也是如此。 我国的父母非常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在目前的劳动用人制度和教育评价体制下,这种重视就转化成了对子女考试成绩的追求。当然,父母追求的不能只是考试成绩,子女的思想品德、身体素质和审美情趣等也必须在关注的范围之内。然而,学习成绩始终是大多数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只有取得优秀的考试成绩,才最能保证孩子在未来的社会阶层中占据较高的地位。应试教育在我国盛行多年最重要的原因是家长对考试的态度。家长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对教育的选择权和评价权,家长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内容。家长会认为,一所学校的应试教育不成功,就很难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升入更好、更高的学校。因此,家长会将孩子送到升学率高的学校。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的选择构成了社会的整体选择,如果每个家长都重视考试成绩,那么整个社会必然也重视考试成绩。 (三)以考试成绩衡量教育质量成本最低 现今,我国的劳动用人体制非常重视文凭,许多的用人单位对职位提出了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即使这些职位并不需要太高的教育背景。教育经济学的“信号理论”认为,雇主重视受聘者的学历是因为雇主在无法获知受聘者的全部信息(如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忠诚度等)的情况下,雇主只能根据受聘者一些外在容易辨认的特征来挑选受聘者,而最为重要的特征则是受教育水平,于是受教育程度就成为一种说明能力的“信号”。在雇主不能获取受聘者的准确信息,即在“信息不对称”时,雇主把受聘者的教育水平作为最重要的参考指标是科学的、符合道德和法律要求的。因此,雇主通过受教育水平来衡量受聘者的能力是一种快速且成本较低的途径。 教育评价体制从学生、教师、学校和地区四个方面来进行评价。首先,我们发现要客观评价学生的真实道德水平,在教育实践中是很难操作的,也就是说“制度成本”太高。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的重要性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所以,在考虑到“评价成本”和德智体美劳的重要性之后,当前评价学生的最重要衡量指标就是考试成绩。其次,目前在我们对教师评价的很多指标中,最重要的指标仍然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判断学生成绩的进步比判断品德的进步容易得多,这就致使在教育实践中,学生的考试成绩成为评价教师工作的最重要指标。最后,评价学校和地区的教育状况,实际上就是评价学校或地区范围内学生的状况。那么,这里必然的逻辑推理就是我们用学生的学习成绩来评价学校和地区的教育质量。因此,学生的成绩这一指标在教育评价体制中的使用是切实可行且成本最低的。 二、应试教育的弊端 (一)片面的教育内容 应试教育是以升学考试的需要为标准,并以此作为教育内容的依据。由于升学考试只涉及知识的积累与提取,容易造成学生在学习知识时,只是机械地复述和背诵,而不去理解知识的真正涵义,缺乏验证知识的能力。因此在应试教育中“德育是虚的,智育是偏的,体育是弱的,美育是空的,劳动教育缺失”。五育中只有智育受到重视,但是在教学中如不从启迪学生的智慧入手,就会导致学生片面地发展。 (二)与社会实际脱离 应试教育只关心学生的升学率,在教育教学上不管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会考虑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参加经济建设的需要,职业技能的培训也形同虚设,职业教育遭受到冷落。以应试目的为主的学校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础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也违背了其双重目标的要求。 (三)不利于教师素质的提高 应试教育使大多数的教师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应付各种考试上,其原因是升学率成为评价学校的好坏、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标准。这样不但加重了他们身心的负担,而且使他们无暇学习进修,不利于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教学水平。因此,学校与教师都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四)使学生的负担加重 应试教育会导致升学的竞争,激烈的升学竞争势必会使学生的压力增大,加重学生的负担。学生学习、复习、考试的日程每天都被排满,沉重的考试压力和学习负担使学生失去了在成长时期应该有的欢乐,既妨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又对他们将来的健康生活和工作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负面影响。 教育经济学论文:浅析教育经济学对大学教育的管理意义 【摘 要】教育经济学尽管是一门边缘科学,但是其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理论可以变革人们传统的教育观念,改变人们把教育仅仅看作为“消费事业”、“福利事业”、“行政事业”等陈旧观念,树立起教育发展、教育改革、竞争意识、效率原则等新观念,充分认识教育对“智力开发”、“智力投资”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作为高校教师,我们有必要将其与大学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将大学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适应协调起来,从而提高大学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获得最佳的教育经济效果。本文对此进行了简单科学的阐述。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国民经济;社会经济效益 前言 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科学,是研究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一门学科。换句话说,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投资效益的一门科学。教育经济学基本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与经济是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智力的物化,有力的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重视社会主义教育经济学,对于从理论上把握和实践中解决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所以,我们有必要将教育经济学的理念和思想与大学管理结合起来,加强关联性。 一、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回顾 国际上一般把上世纪60年代初期作为教育经济学诞生的起点,主要标志就是舒尔茨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大门开始向西方开启,教育经济学正式传人中国,其标志为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成立。此后很多学者开始将教育与生产力、教育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1984年10月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使教育经济学研究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组织与交流台。对于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尔后至今,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全国具有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授予并招收教育经济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单位达20家,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达到100多家,标志着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又上一个台阶。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二、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的关系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智力投资的社会经济功能和经济效果的科学,它侧重于从经济理论上阐明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教育管理学侧重研究教育管理中的有关问题。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之间的关系,好像经济科学中其他分支的管理科学与理论学科之间的关系一样,反应了应用经济学与一般理论之间的关系。教育经济学与教育学存在某些重叠的问题,其主要研究智力投资的社会经济功能和经济效果,所以研究的是一般经济理论问题。然而教育管理学研究教育进行管理的相关问题,对各种教育活动进行经费的预算、计划、使用、监督和调节等,侧重于教育经费的筹集和分配问题。 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是相互促进的,教育经济学位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提供经济学理论,而教育管理学又为教育经济学提供实证材料与研究课题,相互结合,相互渗透。逐步形成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和社会主义教育管理科学体系。 三、运用教育经济学加强大学教育计划管理 1.宏观计划管理 加强教育经济宏观计划管理,提高大学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为此,我们应该正确的估计与分析我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和阻碍大学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因素,在教育与经济的比例结构上逐步趋向合理。同时应该做好科学人才预测,制定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大学教育事业发展规划,避免计划的主观性、盲目性,使其具有科学的指导。 2.微观计划管理 加强大学内部的微观管理,提高大学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这就要求我们对大学内部要科学合理地使用教育投资,努力提高其使用效率,培养更多,更好的各类专业人才。同时应进一步做好大学人才培养的成本考核与计算,克服盲目建设与购置,要调整人员结构比例和仪器设备配套,降低人才培养的成本,提高投 资经济效益,加强微观计划管理。 四、教育经济学指导大学管理的意义 运用教育经济学指导大学管理具有现实意义:首先,能使大学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把大学教育的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教育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客观联系,揭示其客观规律性,就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教育的事业发展客服盲目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其次,可以有效的促进大学科学管理、提高大学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和工作效率,以最少教育投资取得最佳的教育经济效果,为我们的科学管理提供定量的依据;再次,教育经济学为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领导体制提供了科学论证的重要理论依据,促使大学现行管理体制与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最后,有利于大学教育内部的结构合理和协调发展,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建立大学教育内部的专业设置、培养人才的层次比例和规格等方面的合理结构。 总结: 教育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它的研究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教育的内部建设,促使教育体系结构调整,更好的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为此我们一方面加强教育经济学体系自身建设的同时,应该将其思想和理念贯穿于学校教育管理中去,指导教育发展,使教育面向社会,面向现代化,完善教育体制。 教育经济学论文:四川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教育经济学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国内外蓬勃发展。本文就这种现状,对其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同时提出了一定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四川省;对外汉语;教育经济学 语言是通向文化核心的钥匙,它能够保持国家和民族的身份,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是一种核心符号,具有凝聚力[1]。 一、对外汉语教育的经济价值 人人力,包括知识和技能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投资对经济增长正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2]。舒尔茨在提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后,采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高达33%。这一结果被广泛引用,作为说明教育对经济作用的依据[3]。 1.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意义 从产品的角度说,教育属于劳务(产品),教育又是公共产品。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意义在于: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素质,这有利于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从而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标的实现。 2.对外汉语教育的经济价值分析 对外汉语经济价值的大体可以从这几个方面体现:一,利于全世界范围的文化沟通与融合,促进中国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二,国外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的引入,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三,利于世界各国间的国际贸易往来。四,促进国家间的政治交流和各自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当前四川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四川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投入不足 教育经济学认为:“教育投入质量直接影响教育产出质量。”对教育投入环节的分析是诊断整个教育过程的质量和效益的起点。从目前各高校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师资投入和课程资源投入上存在不足。 2.对外汉语人才培养缺乏特色,人才培养的同质化使其在人力市场缺乏竞争优势 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是通过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来实现的,人力资本的同质化则会直接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通过比较几所高校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以及师资力量,可发现我省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严重的人才培养同质化的倾向。这直接导致难以实现预期的教育产出效益。 3.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就业渠道不畅,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 在“汉语热”的同时,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最终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却并不多。以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外汉语专业毕业生2011年就业状况调查为例,近几年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有四种: (1)高校——这主要是硕士生的就业选择。 (2)国外——去国外读研、做志愿者或者在国外的培训机构做对外汉语老师等。 (3)相关机构——国内的对外汉语相关机构,如培训班、出版社、汉办等。 (4)其他行业——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就业去向跟对外汉语没有直接关系。 这既说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就业面还是相当广泛的,也说明对外汉语专业现在的就业形势还是比较严峻。学生一方面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支付出国的相关费用而很难真正到国外从事自己的专业教学。而省内由于受到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等方面的限制,对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的需求极为有限。这就造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学生就业的实际困难。 三、四川省对外汉语事业的发展策略 1.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育投入 首先,加强和保证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投入。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多渠道引进和聘用对外汉语的专业教师,以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其次,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应用性决定了在课程设置和实施中实践性环节的重要性。 2.依托地方大学,培养具有专业特色的人才 教育的需求影响甚至决定着教育的供给。因此,教育效益的实现取决于教育过程是否能够培养出满足人力资本市场需求的人才。当前,国际社会对汉语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趋势不仅表现在不同国家语言文化需求上的多样性上,还表现在不同专业领域或不同人群需求的多样化等。从四川省对外汉语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人才培养缺乏专业特色、不能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要依托地方大学,充分发挥各高校的专业特色,培养具有专业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人才。 3.开拓人才市场,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学生就业属于人力资源配置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是市场”。因此,解决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多渠道开拓就业市场。如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建立具有稳定人才需求的人才输出基地;另外还可以与国外各种类型的学校加强联系,为其提供汉语师资。 4.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合作办学是整合国际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最为方便和有效的途径[7]。在对外汉语教育建设中,我们应该注重当地师资的开发与培养,利用自身诸如资金、师资、生源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培养本土化汉语教师,多渠道开拓对外汉语人才市场,实现在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 教育经济学论文:我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的教育经济学分析 摘要: 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等教育机构资金不足问题。但也出现了收费高、“乱收费”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高等教育收费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 高等教育收费;改革;教育经济学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渐进式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经历了免费、双轨制、并轨和完善四个阶段,收费标准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一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2010年,我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31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6.5%,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然而,在此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收费中的不合理现象却长期存在,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系统地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是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1 高等教育收费的理论基础 1.1 公共产品理论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产品可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对于高等教育,一方面,其消费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在一定的高等教育资源条件下,一个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就减少了他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生产的是“高档产品”,有着很高的预期价值。[1]因此,高等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对高等教育收取一定的费用是比较合理的。[2] 1.2 人力资本理论 所谓人力资本,实际上是指人身上具有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在生产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核心就是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提高人口质量的关键是教育投资,人的素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由于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能力,在充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更容易得到较好的工作,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个人必须为接受教育进行必要的投入,即缴纳部分学费。[3] 1.3 比较收益理论 比较收益理论主要是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出发,依据成本和收益来分析问题,指成本投资意愿受市场效益的影响。高等教育带来的收益总体上可分为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其中社会收益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个人收益表现在,通过教育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能够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等无形收益。因此,应由个人及其家庭承担一定比例的教育成本。 1.4 成本分担理论 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成本应由政府完全承担转向由政府、学校、社会、受教育者等多方共同分担。目前,由于世界各国对高等教育经费的需求均持续增长,成本分担理论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多渠道筹集经费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主要的财政政策。约翰斯通进一步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分为以下四类,即政府和社会、家长、学生、社会捐助者,学生和家长主要以学费和生活费负担教育成本。[4] 2 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 基于以上四种理论,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有其必要性,也具有科学性,在现实当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缓解了教育经费短缺与教育规模扩张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公共教育经费在全社会分配更加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2]但是,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以来,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高等教育收费偏高 1989年,国家规定收取的学杂费标准为,一般地区每学年100元,高收入地区每学年300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的学费及住宿费等基本上不超过千元。而近年来,一些主要城市高校的学费都在5000元左右,部分专业更是接近万元,再加上住宿费和其他杂费以及生活费用,一个大学生的花费每年在万元左右或更多。《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花费占中国农村和城市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了32.6%和25.9%。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日常运行成本中每个学生每年分摊的比例约占45%,而国外通常在15%左右。[5] 2.2 政府的投资主体意识减弱 从长远看,考虑到高等教育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可以说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应当承担最大的责任。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目前仍未达到这一水平。从国家财政收入发展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是财政支付能力不足,而是政府对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认识存在偏差,即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简单地理解为将教育的成本由国家转移到受教育者。 教育经济学论文:中国学者的教育经济学思想概述 虽然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但是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发挥着虽不明显却潜在的积极作用。对此,古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其论述中曾有过火花似的表述。 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管仲(约前725~前645年)认为经济是强国之本,为此,除了国家开发资源外,还要对民有所“予”,才能有所“取”。这里所谓的“予”,当然包括教给人民生产知识和技术。 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前551~前479年)认为,人口、财富、教育是立国的三大要素。 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子(约前468~前376年)主张,要提高生产,必须施之以教。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约前372~前289年)也相当详尽地阐述过经济和教育的关系,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述了后稷教民稼穑的传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他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否则“奚暇治礼义哉?”可见,孟子将君王保障民众发展生产,使之丰衣足食,与施以善教、礼义和实施政权统治、归顺民心的关系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 可见,我国古代思想家们早已认识到教育的经济问题。近代以来,魏源、龚自珍等开始看到教育对改良社会和国家富强的作用。洋务派张之洞等人提倡“新教育”、“自强”、“求富”。康有为建议国家也应大量筹集教育经费,并“鼓励绅民,捐创学堂”。孙中山、蔡元培、黄炎培等人提出发展教育促进国家富强的主张。陶行知对教育与经济的作用、教育与生产发展等也发表了有价值的看法。 1.靳希斌主编《从滞后到超前》一书,向人们揭示了20世纪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开端,并介绍了代表当时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的三个研究者及其著作。邰爽秋的《教育经费问题》和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改造》对中国上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经费筹措、分配和使用问题进行了研究。邰爽秋在文章中不仅阐述了教育机会均等、广开教育经费筹措途径、统一教育经费行政等思想,而且开创性地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的八个办法,包括确定教育基金、划分教育税源、预算制度独立、加税权力独立、征收机关独立、保管机关独立、用款权力独立和审核机关独立。古的《中国教育之经济观》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认为当时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脱节,提出要切实考虑居民的经济能力,提供适合生产需要的教育。古还采用问卷调查了中山大学本部、预科、附中、附小学生私人教育支出结构及其数量。古的研究涉及到教育的经济效率,提出教育者应当在经费、劳力、时间与机会方面谋求最小限度的浪费,在生产的效能与事物的利用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 教育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曾出现过萌芽,但由于后来连年的战争,教育经济学并没有在当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系统的介绍和专门的研究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出。 从20世纪80年代教育经济学学科在我国建立以来,教育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中的各方面、各层次的经济问题,其中许多成果在政府的教育管理决策中得到了运用。 2.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按照考察的层面和角度,教育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制度的四个研究方面。宏观的教育经济学着重分析教育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教育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教育投资与财政收支的关系。微观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运用教育投资的投入产出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研究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报酬确定的依据、教育单位的规模经济、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动趋势等问题。结构的教育经济学是对教育的区域结构和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问题的研究。这两类结构又同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制度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分析教育经济方面的制度环境、制度条件,以及在制度结构上所引起的后果。 3.王善迈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工具,研究教育中的经济问题,逐步形成了他独特的教育经济学学术思想,其中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思想主要体面在以下五个方面: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财政和教育财政制度、教育成本与效率、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 在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教育体制改革方面,王善迈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运用公共产品理论界定三级教育服务的性质及其适用的资源配置方式;二是教育服务不应市场化;三是对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在教育财政和教育财政制度方面,其主要思想如下:一是教育经费单列;二是改革高等教育拨款制度;三是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四是探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教育财政制度。 在教育成本与效率方面,王善迈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在现行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制度下,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将大学财务会计信息经过调整转换成教育成本的计量方法;他从高等教育服务是准公共产品这一定位出发,认为学费是高等教育服务成本的分担和补偿,学费的标准应由政府制定;他设计了人、财、物资源利用率的各单项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以教育资源投入替代产出质量的评价方法,提出和分析了教育资源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学校规模经济、教育和学校管理制度等因素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同时为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他提出要明确界定教育经济学的对象、方法与学科性质;他疾呼要重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他主张中国学者对舶来品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他主张对计量模型要视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 4.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张楚廷先生反对功利地对待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人的生活必需品,“教育是自己的需要,人或人群自身的需要。”“人并不只是为‘吃喝穿住’而活着,人活着,就想让自己的本性(可获得性、可自反性、可发展性)显示出来,教育直接产生于这种本性。”“从仅仅发自人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那里,往往看不到任何的功利,如艺术,如文学,如那些艺术般的最抽象的科学。”张楚廷先生基于人性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是否排斥市场?市场是否就意味着金钱?市场机制引入教育是否就意味着教育本真意义的丢失? 何谓市场?为何有市场?是因为有人的需要。有市场就有人的需要;有人的需求与愿望的地方则有市场。张楚廷先生有过这样的论述:“是什么让社会感到了发展旅游的需要?是人,人需要去观赏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类自己留下的灿烂文化,人需要游览和观光。需要的人,付诸行动的人多了,人的这种感觉才让社会感觉到了,这才有旅游业。……体育怎么成了产业,广而言之,还有了文化产业,为什么?因为有了市场,实质是有了人的需求。“市场起源于人的需求。反观教育呢?同样也是起源于人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和教育不仅不相排斥,而且从起源上来说是一致的,二者相容相切。 5.潘懋元先生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两条规律(即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中,他将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外部规律的重要成分之一详加论述,并以此贯穿于他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中。他提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他将经济置于政治、文化之前,表明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选择、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无不直接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制约。”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教育,要求教育为其服务。事实上,教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把一般劳动力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觉悟、有文化素养的特殊的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教育经济学论文:我国2000―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综述 虽然我国现阶段尚没有专门的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机构和组织,但广大成人教育研究者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步伐从未停止过,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在研究深度还是内容创新上都有了较大进展。这期间的一系列著述,研究探讨了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概述 1.成人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讨论,集中于马克思教育经济思想和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理论学说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教育经济思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成人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王显润认为,教育经济学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力资本理论。李志远、朱建文著述的《成人教育经济论》,也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派别,也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其经济功能。 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然而,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教 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材教法是三个主要方面,成人教育应从“教育投资的社会性与市场性,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着手,最大限度地发挥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2.成人教育经济效益与投资。宏观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教育的经济效益。成人教育的多重功能,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精神上的效益和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 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 我国成人教育的投资机制,体现并遵循了“谁投资,谁受益”或“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成人教育消费的主体――成人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势必成为成人教育投资和受益的主体。受教育者支付的学费已经成为成人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此处的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指个人为接受成人教育服务而支付的费用)收益研究,成为近期成人教育投资收益研究的创新点。利用经济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供需模型,进而分析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研究对象是特指个人投资成人教育的收益,但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则完全涵盖了成人教育投资收益这一部分。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多元办学主体投资,共同开发成人教育资源的要求与趋势日渐迫切。研究成人教育的办学收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必然。在研究中,学者们将办学单位的经济收益称为微观效益或内部收益,指出高等教育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佳的社会效益(当然也包含了经济效益);获取适当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成人教育发展是有益的。此外还探讨了成人教育规模与效益、质量与效益、办学成本与效益以及效益分配与成人教育发展等问题,指出应建立科学的成人教育效益观,确保成人教育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持续健康发展。 3.成人教育与社会经济结构。成人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经济产业结构决定着成人教育的专业结构,成人教育的程度结构要适应经济部门的劳动技术结构,成人教育的管理结构要适应经济体制结构,这是成人教育内容创新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其资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赖市场运作,政治结构也影响到成人教育的资源配置。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促使成人教育根据供求情况,调整成人教育资源在部门与空间等之间的转移,最终实现成人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大化。结合个案研究,有关学者对于城乡成人教育资源的科学化配置进行了研究。 4.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大发展,围绕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略,研究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成为一些学者跟踪的重点。成人高等教育作为我国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培养人才和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正确认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研究新形势下成人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是以知识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基于此,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规律,成人教育与经济是怎样在辩证统一关系作用下,发挥能动作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经济对于成人教育是机遇也是挑战,成人教育要在办学思想和观念、教学方法与方式上进行变革,树立终身教育观念,发展成人教育,服务经济建设。 现代社会科技成果的层出不穷和广泛应用,导致经济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使社会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重要的社会过程,而成人教育是影响并促进这一社会过程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成人教育通过使潜在的劳动能力转变为现实的劳动能力,促成各层次人才的流动,通过优化成人的人格和个性而促成成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通过多学科、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创设成人社会流动的条件,通过职后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升成人的社会及经济价值。当前我国各类人口流动的特点和趋势,赋予我国成人教育以新的使命,成人教育将通过发挥引导各类人口流动取向、提升各类人口社会流动的智能素养、促进各类人口的有序流动、协同开展各类人口的教育培训等功能,实现并提升社会人口流动中的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5.成人教育与现代企业培训。人力资源开发和企业教育与培训,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成人教育在参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进行成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城镇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等对产业进步、企业发展及完善劳动力市场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对成人教育是“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普通教育形成互补,促进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等观点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探讨了成人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 提出了关注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和老年教育的问题。 6.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为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远程开放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我国组织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时,对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也日益深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制约远程教育发展的“规模――质量――效益”关系。丁兴富在其《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研究》中,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例,研究了远程教育的成本核算、投资效益以及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相应经济数据的比较。冯少舟的《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一文,讨论了远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也指出了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滞后远程教育本身发展的原因在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和远程教育理论工作者缺乏联合。结合成本与效 益评价,提出提高远程教育办学效益的几个经济学问题。 在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上,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经济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7.农村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农村成人教育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是农村成人教育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指出了发展农村成人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农村成人教育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农村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合理调整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等等,担负着重要职责。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现代新型农村,农村成人教育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缺失 归纳分析过去6年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围绕经济政策、经济热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沿着归纳现象――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的基本路线,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成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教育培训与农村经济发展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到绝大多数。由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特殊属性(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有一些创新点,例如对成人教育培训与人口流动的论述等。从数量、宽度、创新性和实用性等要素来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有了较大进展。 尽管成人经济学研究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但是理性地思考,我们会看到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从理论基础到实践应用还没有做到真正成熟,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也不够健全,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微观探讨多于宏观研究。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点展开,结合实践进行论述,而从建立“成人教育经济”学科的广度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宏观角度的研究则较少。尚未有完全以“成人教育经济学”为题的完全意义上的研究专著出现。 2.深度研究尚待加强。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般思辨占了较大比重,而且重复性研究也较多。能像“教育经济学”研究那样宽基础、重深度,是人们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期待。 3.一部分研究成果带有“教育经济学”痕迹,因此,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尚需从实质上、根本上对成人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规律以及作用等方面做大量深入的探究。 4.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需要团队协作和领军机构。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应该在一面旗帜统筹下协调研究方向与重点,避免低层次的重复建设。也呼唤像“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这样的机构与团队的出现,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进行引领与谋划。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泥淖 1 教育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必要性 1.1 科学客观性的要求 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客观性,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对西方现代哲学体系所崇尚的客观性形成了颠覆性的挑战,但是客观性作为科学的一种本质属性始终以主流姿态影响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客观性不仅有利于我们确证科学的可靠性和确保实践的坚定性,而且有利于我们秉持执着的信念不至于陷入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所宣扬的不确定性。教育经济学作为教育学和经济学两门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实证倾向,向科学的客观性靠拢,以提高教育经济学的价值、政策影响力和现实解释力。实证主义的目的就是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实证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寻求客观性的过程,实证分析对客观性的追求和所采用的客观分析方法对教育经济学满足其客观性的需要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路径。 1.2 学科发展的需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经验归纳或二者的结合来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如古典经济学是围绕其“估价理论”和“一般均衡”假设为基础,综合逻辑推理和经验归纳建立其精密的理论体系的。教育经济学目前的理论多是经济理论在教育领域的迁移,且一些结论缺乏经验和证据的支持,教育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理论严密、论据充实、说服力强的社会科学就必须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要求一切以经验为依据,规律的探寻要来源于经验的归纳,还要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实证分析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以及多采用的自然科学式的观察、实验方法可以为教育经济学理论提供相对合理的假设和数据支持,这将有利于教育经济学显示出更多的说服力和更小的主观性,进而促进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1.3 政策制定的需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观点,理论的价值体现在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上,教育经济学要努力进行规范分析以增强其服务实践的能力,否者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丧失其存在的意义。而实证分析是规范分析的前提,缺乏实证分析的理论将会导致规范分析的无力和失误。此外,抛开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否有必要为实践服务的争论,教育经济学也需要进行实证分析来增强自己的信度和效度,因为,一旦欠精确的教育经济学理论被政策制定者纳入其政策分析视野之内,将会对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失。 2 教育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困境 第一,理论假设客观性的证实困难。一方面,当前公认的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是教育的经济价值和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和经济存在影响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证实,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教育经济价值的核心论证的人力资本理论受到了诸如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等的一系列挑战。新时代,教育的经济价值需要更有力的实证支持,尤其在各影响向度的程度方面,如教育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人就业、教育在当前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教育是否有利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实现了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等。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的内容过分依赖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如估价理论、外部性、一般均衡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学假设客观性的证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密切关注经济学在客观性方面的发展,比如经济学方法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如此,将加大教育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困难。 第二,进行实验研究的困难。首先,教育(下转第59页)(上接第4页)经济学的许多变量难以做量化考察。如在教育的投入方面有:教师的经验和努力程度;学生的兴趣、情感和态度;学生之间、教师之间以及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互影响等。在教育的产出方面有:如何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如何区分不同学生的质量;如何量化学生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在教育供求方面,制度对就业的影响如何量化;期望和性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最终的就业选择;劳动力市场上不同质量毕业生的加权问题等。其次,教育经济学的变量难以操纵。社会科学大都涉及人的研究,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将无法准确地进行实验操作,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的经济问题,学生发展的不成熟性和教育过程的复杂性都将使操纵变量的难度增强。最后,相关变量难以控制。例如,如何排除天赋、家庭背景、文化、制度和时间选择(即期和长期)对教育产出的影响等。 第三,进行经验检验的困难,主要是收集和处理数据问题。首先,教育经济学所使用数据比较过时,数据来源的代表性、准确性差。在我国更是缺乏全国性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研究者大都根据自己研究目的自行组织人员和策划方案来收集数据。其次,数据处理方法的选择对结果影响大。采用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果。教育经济学在方法选择方面难度较大。再次,缺乏科学的态度,存在用数据证明先验观点的倾向。最后,统计数字很少能与教育经济理论中产生的概念完全吻合。 第四,经济学模型的适宜性困难。构建经济数学模型是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和经济学非线性交叉而产生的独立学科,其研究方法不能完全照搬教育学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不少学者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部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主要是用经济学的规律和理论,以及经济学的计算模式和方法,观察研究教育部门的经济问题、经济现象、经济规律,使经济理论和经济规律在教育部门得到具体运用和实现,不必过多地考虑和运用教育的理论和规律。①然而,将经济学模型简单地运用到教育经济学中会遇到一系列适宜性困难,盲目的套用经济学模型会遭到研究者和现实问题的责难和诟病。就那简单的供求局部均衡分析来说,将学生定为教育产品忽视了学生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学费是受教育者向学校缴纳的货币性费用,不能涵盖学生接受教育的全部成本,不能将学费简单地视为价格;最值得警惕的,经济学模型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这上的,这些假设在教育学领域中的适应性需要研究者保持科学的谨慎态度。 第五,理论预见和政策分析的困难。一方面,对教育产出的考察由于其滞后性和持效性需要在较长的时间范围进行,但长期的考察会又受到受教育者自身发展变化和周围各种潜在因素的影响,这使得教育经济学无法提出精确的理论预见。另一方面,无法直接测量教育经济政策和行为的一系列后果,只能从一段时间的行为变化中进行推测,这又导致了政策分析的困难。 教育经济学论文: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的冲突与平衡 1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的冲突 1.1 教育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冲突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虽然现存的教育目的存在培养“道德理性人”、“生活自然人”和“现实社会人”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教育的最终目的仍是培养出一定的符合特定理想目标的人。然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①经济的目的是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教育目的的理想性和经济目的的现实性直接促使了教育经济学内部理想和现实冲突的生成,这表现为在教育领域中追求教育公平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冲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与专业技术培训的冲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与大学自制的冲突等。 1.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冲突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教育领域内的经济现象和规律。多数国内学者认为,正因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是教育与经济相关的领域,故它的研究更多应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②虽然目前的大数学者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都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但教育经济学在现有理论构建和具体研究中还是难以摆脱简单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教育问题的顽疾。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冲突突出地表现在把教育问题或教育过程简单地看作经济问题或经济活动,进而完全用经济学方法来处理教育经济问题。 2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原因分析 2.1 学科性质的交叉性 教育经济学滥觞于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而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对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引进发展到今天以中国国情为土壤的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越来越多地从部门经济学向交叉学科性质转换。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教育学与经济学相交叉融合的学科必然面临着将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不同的学科进行交叉整合的问题,这些问题容括了从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到内容体系和具体论点的各个方面,需要对这两门学科进行非线性的交叉和综合是引发上述冲突的根源。 2.2 研究主体专业背景的差异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主体大多是教育学和经济学学者,伴随着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设立,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队伍的专业背景不断扩展到管理学、统计学等学科。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的专业背景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内容体系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如经济学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部门经济学,应该用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逻辑和经济学的理论来进行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一些学者甚至基于经济学的“显学”地位蔑视其它学者的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而教育学者大都坚持教育经济学属于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最终要为教育服务,并抨击教育过程的经济化,提出要重视教育学在教育经济学中的价值规范作用。 2.3 学科发展的欠完善 教育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推动下于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被引入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教育经济学在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同时,仍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研究对象和边界模糊;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密的逻辑体系;没有较为完整、独立的理论。”③此外,教育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偏重定性研究、缺乏自主创新和研究不规范等问题。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欠完善不仅造成了其内部的冲突和分歧,而且还削弱了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现实的解释力与影响力。 3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平衡 3.1 研究价值取向的确立 确立正确的价值研究取向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基石,价值取向的关键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正确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价值取向的建立有利于平衡教育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冲突。教育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既有宏观层面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微观层面学校的有效运行和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所以,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地确立为为经济或者教育服务,而是要基于相应的研究对象确立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因此,教育经济学正确的研究价值取向是: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经济服务,而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教育服务,且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权衡问题。 3.2 不同研究者的对话 不同学科背景教育经济学研究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主要途径。教育经济学研究队伍的专业背景的多学科性一方面加大教育经济学内部的冲突和分歧,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队伍。教育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既不从属于经济学,也不从属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更好地为教育和经济服务,不同的学者就应该抛开其专业背景的立场和视角,真正从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来研究教育经济学。经济学者要摒弃其用“硬科学”眼光来看待其它学科的立场,在研究注重教育规律;教育学者要抛开对教育问题进行经济学的偏见,在研究中主义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的运用;其它专业研究者要努力在研究教育学和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其学科背景丰富和发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 3.3 学科理论的创新 教育经济学学科理论的创新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有效手段,因为新的理论有更强的时代性和包容性,也可以给教育经济学注入心的活力。理论创新要求研究者在确立正确的研究价值取向之后,不断加强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并在借鉴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经济实践,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济思想的内核,进而以内核为中心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设的教育经济学。进行教育经济学学科理论创新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端正研究态度,改善研究方法;二是深入研究国外理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三是关注时代、实践话题,加强本土化建设。 教育经济学论文: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一种教育经济学视角探析 摘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一直是学校教学追求的目标,本文笔者试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问题。笔者认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主要从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诸因素入手,将这些因素进行有机整合,同步推进,这样才能保证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课堂教学效率教育经济学 21世纪是以信息科技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速发展,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人们之间更强调一种分工合作,信息流通量加速,在这种节奏紧密的生活中,谁能把握机会,提高办事效率,往往意味着谁就能取得成功。因此,提高办事效率是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条件。课堂教学作为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要探讨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就应该考虑清楚影响课堂教学效率提高的因素有哪些?本文笔者从构成课堂教学诸因素着手考虑。影响课堂教学的因素无非涉及到人力、物力、财力三个方面,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是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学校只有在拥有足够的资金的情况下,才能聘请教师、购买教学仪器设备、改善课堂教学环境等。资金投入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资金投入是否足量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其次,资金投入要用在点子上。当前各种腐败现象蔓延,教育这块神圣领地也被无情地侵染。于是,在教育界各种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因公肥私等腐败现象也屡见不鲜。最后,资金的管理以及流通是否合理也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资金管理和流通是否合理是关系到资金能否充分、及时地利用的有效条件。如果资金不能被及时地运用,那么势必拖延教学时间,造成时间的浪费,从而降低课堂教学效率。 二、教师 教师是课堂教学组织者、实施者、主导者,其多重角色表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教师因素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首要因素。教师的知识能力、教学能力、学习能力以及操作能力等都会对教学效率产生重大影响。 三、课堂教学硬件设施 课堂教学硬件设施是保证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物质资源,包括课桌、黑板、粉笔、教科书以及用于课堂教学的各种仪器设备等,这些都会对课堂教学效率产生影响。课桌、黑板的好坏,粉笔的色彩,教师面积大小、光线昏暗程度等关系到能否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关系到能否使学生安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这当然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中小学基本上都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甚至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中小学,随着国家教育扶贫工作的扩大和进一步落实,也都为教学工作配备了多媒体设备。然而,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中小学只是将拥有多媒体教学设备作为学校评估的硬性指标,只是充当摆设而不能“物尽其用”。与其他的硬件设施相比,多媒体教学设备价格昂贵,耗资大,怎样才能“物有所值”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潜在因素 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还受到一些潜在因素的影响,如班风、课堂气氛、座位排列方式、教学中的师生关系等。总之,对课堂教学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以上几个方面,而这些因素的前提是以财力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产生的。针对以上这些因素,在实践中我们如何才能提高教学效率呢?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保证资金的有效投入。资金的有效投入是保证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物质保障。所以这一工作至关重要,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投入呢?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多渠道地筹集资金,保证资金的足量供应。教育投资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财政拨款、社会投资和受教育者家庭或个人投资。其次,资金要合理分配。在保证用于教育的资金足够之后,我们要将他们在教育内部进行合理的分配。最后,要对资金进行有效管理。资金的有效管理意味着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一方面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合理的监督机制,从而保证资金合理的流通;另一方面,要与一批具有较高管理素质、能高瞻远瞩的管理者,这样能使资金更加有效、合理的流通。 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教师是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因素,是课堂教学的“指挥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得如何,他们自身的教学能力如何等都会对课堂教学效果产生影响。所以,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一个主要途径。要做好这项工作,在现实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为教师接受再教育提供方便。 3、保证先进教学仪器的充分有效利用。教学仪器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帮助教师更好地表达教学内容、使学生更好地接受并理解教学内容,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教学仪器的充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教学效率的高低。因为教学仪器设备是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投资在教育内部合理分配的结果。如果教育投入不能得到足够的产出的话,那么教学效率必然会降低。所以,一旦教学仪器设备已经具备了,那么提高效率的关键就在于将它们有效利用起来。。 4、创设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教学环境包括多种因素:校园风气、班级风气以及课堂气氛。校园风气包括有形的诸如各种宣传栏、各种科学标语;还包括各种无形的影响,如该校辉煌历史(包括各种优秀的教学成绩)。班级风气是衡量一个班级的主要参照标准。一个团结的班级、一个好学的班级、一个活力十足的班级等等,他们的教学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课堂气氛主要是通过教师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课堂气氛活跃。在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下学习,学生能够更好地投入其中,将学习与生活、学习与体验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也就更好地体现了教学的时代目标,无疑也会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总之,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有机整合。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缺一不可。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 [摘要] 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古典经济 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及其政策意义 摘要:理性预期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提出独到的理论以解释当时出现的滞涨状况,得出货币政策无效的命题,因而主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介绍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用理性预期观点解释的“政策无效”命题,以及主要经济政策主张。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 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 ad 与 as 相交于初始均衡点 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探析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课题研究式教学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研究式教学 课题研究 【论文摘要】课题研究式教学以来源于实践的真实问题为基础,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培养,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结合教学实际经验,系统介绍了宏观经济学教学应用课题研究式教学实施过程,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知识和经济学分析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科,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问题导向性,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相对于微观经济学而言具有更为突出的应用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有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曼昆和保罗·克鲁格曼,往往是在大学和政府机构交叉任职,这表明了宏观经济学确实是一门来源于国民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实践性学科。由于宏观经济学涉及到复杂多样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发展完善中,市场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相对于国外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很多经济问题不同于国外,例如房价、消费者物价指数等等,往往具有特殊的发生背景和形成特点,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理解起来比较吃力,而我国高等院校多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宏观经济学基础课,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薄弱,理解能力还有待提高,这又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传统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不利于真正培养学生们经济学思维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通过着眼于培养学生分析理解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对培养学生的经济实践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式教学尚无明确定义,一般认为研究性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我认为研究式教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研究式教学指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研究性地教,研究性地学,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各个环节的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它的特点是适用的普遍性。狭义的研究式教学则是指就某一重大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增强学员素质,提高学员能力为目标,以研究解决重大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人们很难将两种方式截然分开的,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一、课题研究式教学实施过程 高等院校教学目标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现代化人才,而体现高校教学工作的直接标准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创新性直接表现为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述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在校期间扎实的以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培养。下面,结合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实践,就如何开展课题研究式教学谈谈个人体会。 1.课题选择。这里的课题选择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要充分结合教师学期内承担的宏观经济学课程,研究目标都要与你所要讲授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是有关的。在教学实践中,我承担的宏观经济学课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教学本人承担的研究课题,例如教师承担或参与的学校立项课题、部级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以及承担的委托课题等;二是要求学生自己选择当前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房价问题、人民币汇率、债务危机等。对于前者,由于教师本人自己承担的课题,熟悉本领域发展前沿和存在的问题,能够较好把握课题范围和发展方向,因此,一般也是由教师本人确定课题方向,让学生们在已有范围内自己选择;对于后者,这些课题都是学生们自己自由选择下来的,学生之间的水平和经验差异较大,影响到所选课题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因此,教师必须参与到最终课题的选择确定上来。我往往组织学生进行小规模的开题报告,让学生利用短短几分钟时间汇报一下自己选题的原因和想法,教师在这方面必须控制好课题难度,课题是否与课程相关、是否与学生实际水平相适应。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就可以大致确定本学期展开研究式教学所需的课题了。 2.课题调研。研究式课题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展开,小组成员不超过5名。调研需要提前布置,因为在学期初已经就学生负责组织的课题了,在确定教学日历、教学进度安排、考核文件时就应该将课题研究工作结合进来。由于学生普遍缺乏基本的研究基础,经验缺乏,教师应就课题研究工作进行专题讲座,让学生了解研究工作过程、关键环节,特别是前期的文献资料搜集、资料归纳、问题提炼是必须重要讲解的。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学生组织进行课题调研的途径包括:一个是学生利用互联网搜集与课题相关的资料,这部分资料绝大多数是与数据等实证资料;另一个是教师组织学生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图书文献,同时到中国知网等专业性文献检索网站检索文献,也让学生们掌握基本的文献检索方法,积累初步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一定基础。此外,根据课题的实际需要,我们还组织学生有针对性的开展实践调研,例如组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 3.课题讨论。课题分析讨论是课题研究式教学的关键环节,讨论的具体形式、时间安排、点评均由教师主导。在实际组织过程中,首先由教师介绍课题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前沿课题发展,重点放在目前研究现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将来可能的创新方向上,然后要求每个小组组长汇报本小组研究过程、研究内容、提出问题和介绍观点,小组其他成员补充意见,其他同学就此课题汇报情况展开讨论,教师在此阶段发言要少,把更多机会让给学生。但教师在此阶段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主要有:调控学生发言,控制课堂时间,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表达思想,并让发言集中在学术层面;引导学生发言,启发那些在发言和表达思想上有一定困难的研究生,同时就有关背景知识可做进一步补充;发现问题。研究生在课堂上提出的技术途径一般而言都不可能是成熟的,教师应及时发现研究生所提技术途径所存在的问题,促使其做进一步的思考。讨论局限于课堂上,学生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交锋都可以通过网络学堂“研究式教学”专栏出来。个人的研究文章也在这个期间完成,字数可规定1000字以上。小组集体研究成果和个人研究成果均通过网络学堂“研究式教学”专栏出来。 4.课题总结。经过上面充分讨论交锋,我们发现学生对自己负责的课题显然有了充分的知识积累和信心,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课题研究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教学,因此,我们要在最后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总结,首先要肯定目前研究中已经取得了进步,特别是要表扬那些能够运用教学课程中基本原理、基本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生,还有能够不囿于已有理论观点大胆提出自己独立见解的学生。在对学生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时,必须要始终将学生的思考出发点拉回到教学内容上来,例如,我们讨论灾害影响有益还是有害时,可以归结于人们对GDP基本概念的理解,也可从中发现GDP局限性。通过由实践到原理的循环反复,让学生恍然大悟,或由于英雄所见略同而带来极大成就感,所以这些方式适合于学生感性、好奇的特点,可以让学生们更加重视对课程中基本知识的学习以及实际的应用能力。 二、课题研究式教学中注意的问题 1.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极其丰富,而其所联系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是复杂多变,包罗万象,非常具有挑战性。因此,研究式教学对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单独依靠一两个教师承担起来,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形成了稳定的教学团队,在团队中不同教师具有不同研究方向和科研基础,有的可能擅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析,有的可能更喜欢研究汇率问题,有的擅长于计量模型分析。实践证明,不同专业背景、研究经历的教师组成教学团队的效果会更好。 2.加强教师科研工作。宏观经济学课题研究式教学难度要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方式,主要是因为它要求教师要承担起比平时更多的教学备课任务,不但要熟知教材上的内容,还要熟悉掌握本专业发展前沿问题,了解最新的研究文献,并对研究课题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能够从实践中发现经济学原理的根源,对学生的研究内容、分析方法、观点建议及时给予指导,引导学生按照教学要求有效开展课题研究,既要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研究空间,又不能任由学生发挥,要时刻体现教学要求。显然,这对教师的科研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如果教师没有或很少承担、参与课题研究,就不可能持续关注学术前沿发展动态,深化自己的研究课题,在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就不能有创新,就会大大降低研究式教学的实际效果,导致学生消极参与。 3.加强研究方法指导。在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实证分析法,为此,我们需要在教学工作中注意三方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求学生掌握最基本的经济变量定义。第二,注意假设条件。我们都知道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第三,关注不同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4.注意激励与疏导。大学生承担课题研究,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体现在求知欲强烈,有热情,缺点是经验缺乏,方法不得当,有时由于遇到困难和挫折,情绪低落,缺乏耐心。还有就是个别学生性格比较内向,发言不积极,不愿意接触社会实践,只对理论学习很感兴趣。因此,这就要求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和安排时,要针对学生特点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设计实施方案和应对措施,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前研究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课题研究的外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课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建立更多针对学生研究课题的调查渠道。 三、结论 课题式研究教学是一种将科研和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旨在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式,它突破了传统的教师为主导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亲身体会以及基于目标达成的问题解决。对于教师而言,通过课题式研究教学选择教学内容作为研究课题,在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社会实践能力,真正将教学活动转变为学生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实现了教师与学生、教学与科研共同促进、共同成长的良好循环过程。
虽然我们现在都倡导新型人力资源管理,而对于我国中小型企业、企事业单位或成立时间较久的企业,还是适合传统型管理,或者说他一时很难转变到新型管理。因此本文就如何在新成立的公司中更好的开展人力资源工作进行一系列讨论。人力资源管理,就是要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由此来实现我们的组织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并且对人的心理、行为以及思想进行一定的诱导、控制和协调。其中在量的管理方面,要求人和物二者应该保持最佳的比例来进行结合。我现在就人力资源的六大模块,结合新建公司的特点,谈一下个人看法。 一、人力资源规划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寻求发展,需要从外部的大经营环境和内部自身条件出发,制定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首先要做的就是企业组织架构的设计,新建公司适宜扁平化管理,初期公司人员较少,随时有人有问题可以直接像董事长反馈,这样可以解决等级式管理的“层次重叠、冗员多、组织机构运转效率低下”等弊端,加快了信息流的速率,提高决策效率。他在分工上更强调系统性,尽量减少管理层次,尽量形成一条最短的指挥链。 二、招聘与配置 招聘工作中我们面临的两大问题就是招人和留人。新兴企业属于朝阳企业,在薪酬福利及晋升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招兵买马一般不成问题。那重点在于留人,因为我们从一个新员工入职开始,对于他的培训,培养以及入离职手续的办理,需要付出的成本极高,而且新员工入职到一个企业,从适应,到熟悉,再到习惯,也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再者,一个企业的发展,需要一批老员工忠诚的追随以及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才能使这个企业永葆活力的平稳发展。留人方面的问题,放在后面第五点薪酬管理一起探讨,现在先讲招聘新人问题。在招聘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分析。其中,外部环境要注意劳动力市场分析及竞争对手的分析、产品服务市场的状况分析等。内部环境中我们要考虑组织战略,岗位性质,组织内部的政策与实践。 三、培训与开发 有效的培训开发系统是员工培训的重要保障,他包括培训开发需求的分析与确定,培训开发规划的制定,培训目标、内容和对象的设置等多个环节。在职业生涯开发过程中,坚持改革与创新的意识始终具有极大的挑战。如何保持员工职业开发的工作活力呢?可以以切实可行的活动对实施情况进行追踪;尽可能的与其他管理活动相结合,比如绩效评估,全面质量管理,胜任能力等;持续不断的对员工进行交流与计划;赋予管理人员以培养人才的重任等等。 四、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与人力资源的其他子系统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绩效管理按照横向分工与纵向分解的方式,由考评者、被考评者等要素。绩效管理的运作体系主要有考评的组织设计、考评流程设计以及考评的方式方法等内容。作为新建公司,一定要让组织和员工认识到,绩效管理虽然涉及绩效评价,但最终目的并不是要讨论或强调绩效低下的问题,而是要找出绩效表现的原因,并且讨论员工的工作成绩、成就和如何进步,是一种帮助而不是一种责备体系。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增加组织人力资本才是最终目的。 五、薪酬管理 薪酬,是用人单位给劳动关系的另一方———员工所发放的回报。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也有货币的和非货币形式的。其中内部的一致性,外部的竞争力,员工的贡献率战略和薪酬体系的管理这四方面构成了薪酬战略。制定合理的薪酬体系对企业的健康发展,有很多有利因素,例如可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强化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能够支持企业战略管理的实施。我们需要用诊断法,满意度调查,招聘结果调查,骨干员工流失率调查等方式来评价企业薪酬系统的竞争力。 六、劳动关系 新公司的创立,重点工作是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办事流程,我们制定制度,不是为了限制员工,而是为了将员工向我们所需要的人才方面引导,做事情留痕迹,存档案,以备今后有劳动纠纷时,我们有据可查。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应该对公司进行四化建设,企业组织结构的专业化,工作方式的标准化,企业管理的制度化,员工队伍的职业化,这样才能使咱们的员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使公司做强做大。 参考文献: [1]杨艳茹.H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及激励问题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1. [2]张延峰.科研成果转化导向下GZRJS研究院科研人员激励方案优化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9. [3]葛宁.J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三支柱模式应用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19. 作者:梁贻佳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后劲的调查与思考 “县”是我国基本的行政单元和经济单元。“县域经济”主要是指建制县域及县级市域的经济,它是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和支撑点。改革开放以来,建制县和县级市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作用日显重要。当前,进一步增强泉州市的县域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对于我们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省委关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要求,全面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推进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泉州市县域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泉州市现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四区,晋江、石狮、南安三市,以及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待统一)五县和清濛管委会,面积(含金门县),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含金门县)万人,其中晋江、南安、安溪、惠安人口均超百万。改革开放前,由于泉州市地处东南海防前线,国家投入少,加上人多耕地少,经济结构单一,县域经济基础薄弱,农业型、资源型、封闭型特征十分明显。改革开放后,泉州市各县(市)党委、政府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狠抓机遇,锐意进取,致力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发挥侨台、人文、区位、资源等先天优势,努力增创体制、产业、市场、环境等后发优势,以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大发展。闯出了一条“以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具有侨乡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实现了县域经济的“四大转变”,即:产业结构由单一的农业主导型向多元化工业主导型转变;发展格局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运行机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民生活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年,全省评出经济发展十佳县(市)中晋江、石狮、南安名列前三位;年,晋江、石狮、南安分别跃居“全国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⒌⒎位;在年以来的全省经济实力十强县(市)、经济发展十佳县(市)评比中,全市个县(市)全部入榜。县域经济的崛起和壮大,为大泉州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泉州市总体实力不断上新台阶。年全市总值达亿元,占全省的强;财政收入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亿元;所有县(市)财政收入均超亿元,其中晋江市突破亿元,南安市、石狮市及惠安县超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元和元。全市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前的全省倒数第二位跃居全省首位。泉州市成为全省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县域经济在福建省构筑“海峡西岸繁荣带”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 二、泉州市县域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 ⒈民营性:形成了以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晋江、石狮等沿海县市率先突破所有制框框束缚,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积极大胆地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多形式、多层次、多成份地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大力创办以股份合作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壮大成为我市经济的新主体。目前,全市民营企业总数已达万家,吸纳劳力多万人,在全市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五分天下有其四”的重要作用。位居全省县(市)综合经济实力榜首的晋江市,从年至年,乡镇企业总产值由万元增加到亿元,年递增。该市农民收入的⒊市镇财政收入的⒋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是靠乡镇企业提供和创造的。我市这种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所有制格局,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在适应市场机制的进程上先行一步,使得我市县域经济具有较强的活力和竞争力。 ⒉多样性:形成了产业与市场互动,具有鲜明县域特色的专业化、区域化、轻型化的产业和市场格局。我市沿海和山区县(市)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快发展,大力培育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特色支柱产业,形成了多样化、特色化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如安溪乌龙茶、竹藤工艺,永春芦柑、陶瓷灯饰,德化工艺陶瓷,石狮的纺织服装,晋江的鞋帽、服装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玩具、电子机械,南安的石材加工、水暖、消防器材,惠安的金石雕、建筑房地产和水产品等各具特色的支柱产业。支柱产业的逐步形成,带动了一大批专业市场迅速发展,如石狮市的服装和布料市场,晋江市陈埭鞋原辅材市场、磁灶建材市场、安海糖烟酒市场、福埔车辆机电市场、英林布料市场、华洲水产品市场,南安水头“闽南建材第一市场”、官桥粮油市场、英都和仑苍水暖消防器材市场,惠安县的石材、雕艺品市场,德化县的陶瓷工艺品市场,安溪县的竹藤工艺品、茶叶市场,永春县的芦柑市场等。这些市场有效地发挥了服务本地企业和消费者的 作用,有的已成长为辐射全省、全国的专业化、区域性龙头市场。 ⒊开放性:形成了以侨资侨力为依托,具有侨乡特色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泉州市是著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祖籍地,全市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万多人,分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居住在台湾的泉籍同胞多万人。几个著名的侨乡如晋江、石狮、安溪等县(市)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人数已数倍于本地人口。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市的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各县(市)充分发挥侨台优势,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软硬环境建设,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向高层次发展。利用外资经历了“‘三闲’起步,‘三来一补’过渡,乡镇企业铺路、三资企业上路、成片开发迈大步”的阶段,目前已呈现外资来源多元拓展、投资领域日益广阔、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产企业谋求升级四个特点和趋势,“九五”期间,累计投产三资企业多家,实现年产值多亿元,外资来源和地区从“八五”期间的个增加到个。“九五”期间完成出口额亿美元,出口市场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贸易国家和地区从“八五”期间的个发展到个。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目前,晋江市国内生产总值的、财政收入的。是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实现的。 ⒋梯次性:形成了以“半小时城市群”为中心,由沿海向山区梯次推进的发展格局。我市各县(市)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八五”、“九五”期间,各县(市)城市化水平有显著提高,一批具有较强带动和辐射功能的新型小城镇迅速崛起,全市建制镇由年的个发展到现在的个,在乡镇中的比例由提高到;建制镇分布密度大幅提高,达到每千平方公里个,沿海地区高达每千平方公里个。全市城镇化水平达,一个以泉州中心城市为核心,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区、惠安县城等次中心城市为骨干,二、三十个卫星城镇为依托的“半小时城市群”迅速形成,成为泉州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其较强的城市互动性、区域吸附性、对外辐射性,在大泉州发展中发挥了产业主导作用,带动各县(市)间通过城乡协作,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推动产业由城市到城镇再到农村的梯次发展和调整、优化、升级。形成了以“半小时城市群”为依托,沿海、沿江、沿路为重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跨越县域的四大经济区域,即湄洲湾南岸石化港口工业区、晋江口科工贸旅游经济区、围头湾对台贸易加工区和东西溪流域资源开发生态经济区。 三、正确处理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关系 面对世纪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和信息化迅速发展,以及我国即将加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我市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总体产业层次较低、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布局不尽合理、龙头企业少、城市化水平不高、沿海山区发展不平衡、人口和资源环境压力大、区域创新能力减弱、县域管理体制有待理顺等。在新一轮创业中,为了进一步增强我市县域经济发展后劲,必须针对上述问题注意处理好以下七个关系。 ⒈必须注意处理好特色和优势的关系 增强我市县域经济发展后劲,结构优化调整是主线。只有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促使县域内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而要形成比较优势,产业结构“调大、调高、调强、调新、调外、调优”是方向,但调出“特色”是关键。特色是营造优势的重要条件之一,优势通过特色在市场竞争中成长壮大而形成。因此,在发展县域经济中,首先,对于有特色的产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必须做大做强,培育成优势产业。如我市安溪的茶叶、永春的芦柑就是从特产做大为特色经济,成为区域性优势产业的。同样,对于我市各县(市)的纺织服装、鞋类、陶瓷、竹藤工艺等一批有特色的传统产业,在结构调整中也应当正确对待,不要轻易地放弃,应充分看到其外向度高的优势,利用我国加入后对这些产品出口的强大推动力,继续做好做大传统产业外向型经济这篇文章。其次,在发展县域经济中,必须注意特色的不断创新,时时、处处保持其比较优势。如我市各县(市)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崛起的农民股份合作为主体的乡镇企业,曾是省内外认同的“泉州模式”的主要特征,但由于近年来在创新方面的滞后,原有的特色和优势已大为减弱。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努力增创新的特色和优势。要大力推进乡镇企业的体制、管理和技术创新,改变乡镇企业“小、散、杂、乱”的状况及家庭式管理模式,引导大中型乡镇企业和企业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改组改造,向规范化股份制方向发展。要建立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基础管理和专项管理水平,加快推行质量体系认证和环保认证,实行科学民主的决策管理,实现管理组织高效化。要努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形成一批拥有自主产权的专利产品和适用技术。第三,要善于发掘潜在的特色经济资源,并努力培育成新兴的特色优势产业。特色经济是区域比较优势在产业上的体现。要立足本地实际,从大范围的比较中找准本县(市)域的发展定位和主攻方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大力挖掘县域内旅游、资源等方面的潜在优势,重点选择一批与本县产业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好、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新兴产业,逐步做大做出新的特色,培育成为县域经济中新的优势产业和新的增长点。 ⒉必须注意处理好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划的关系 我市县域经济在发展中,逐渐由行政区划内的“点状辐射”向跨行政区域的“块状推移”,形成了目前跨越 个县(市)域的四大经济区域,出现了县级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相互涵盖、互为包容的局面。因此,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由于受长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思维定势影响,县(市)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结构调整时,往往搞自求平衡、自给自足的“大而全”、“小而全”,不利于各大经济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因此,处理好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的关系,必须要有大局观念,打破地方、本位主义,坚持全市经济发展战略以县以下经济发展战略为基础,县以下经济发展战略以全市经济发展战略为指导,服从“大泉州”区域经济规划与布局。做到既因地制宜、分工明确、各展所长,又形成合力、资源共享、互为补充,促进“大泉州”区域经济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对接,要突出泉州各县域在闽东南地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中承接南北、拓展东西的“中心区域”作用,加强与福州、厦门、漳州、莆田等周边地区的联系与交流,大力发展与国内友好城市、闽东南、闽西南及周边省市的区域经济合作。 ⒊必须注意处理好沿海与山区、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根据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是必然存在的。我市沿海与山区发展的不平衡是长期形成的,也将长期存在。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协调发展,在泉州市突出表现为处理好“半小时城市群”内外的关系。市委、市政府基于对泉州区域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实践探索而于年提出的建设“半小时城市群”,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带,是一个以泉州中心城市为核心,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区、惠安县城等次中心城市为骨干,二、三十个卫星城镇为依托的闽南沿海侨乡城市密集地带。区域内人口和土地分别占全市的和;、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总收入则分别占全市的、和,是泉州市最具综合实力和辐射能力的地带。因此,要发展“大泉州”经济,首先就必须舞活“半小时城市群”这个区域经济的“龙 头”,要坚持“能快则快、又好又快、好中求快”的原则,大力搞好“半小时城市群”内及沿海、沿江、沿路重点城镇的规划建设管理,把小城镇建设纳入大泉州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与各地工业小区建设、市场建设相结合,重点推进,增强这一区域对山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同时,安溪、永春、德化等山区县要加大开放开发步伐,推动经济更快地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山海协作,促进山海之间更大范围内的生产、流通、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互补、互动。沿海县(市)域要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实力帮助山区大力发展资源加工型产业,利用自身市场流通网络的优势帮助山区开拓产品市场,把沿海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山区转移;内陆山区要充分发挥腹地广阔、资源丰富的优势和承载辐射的作用,积极支持沿海经济发达区域的发展。从而实现山海联动,共同发展。 ⒋必须注意处理好市场调节和政策引导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主要靠市场调节手段来调控,尽量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但是,不能因此摒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磨合期,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还不健全,投融资渠道窄;另一方面,我市企业家素质较低,投资行为缺乏应有理性,盲目跟风严重。因而,造成大量民间投资滞留在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间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产业恶性竞争现象十分突出,不仅影响了资源和要素的合理配置,也使区域产业分工的互补性和专业化降低,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大为减弱。要克服这个问题,政府就必须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运用差别性的区域财政、信贷、税收政策等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把区域倾斜和产业倾斜结合起来,对符合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投资实行扶持和鼓励,对不符合的予以限制。通过宏观调控,重点培育石化、电子信息、旅游服务三大主导产业,改造提高纺织鞋服、建筑建材、工艺制品、食品饮料、机械制造等五大传统产业,促使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优化升级。 ⒌必须注意处理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谋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和理想的发展模式,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一些地方领导往往为了任期的“政绩”而片面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保护,“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了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各个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控制、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的紧密结合,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必须改变目前干部的考核奖惩制度,建立一整套包含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内容的新的干部考核制度,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二是要合理开发、保护和整治区域内国土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持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全面封山育林,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保护生物多样性,建设好生态环境。要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特别是着力抓好建陶、制鞋业、水泥粉尘等污染行业的整治;强化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和重点城镇“气、水、声、渣”污染的综合治理,实现“一控双达标”,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三是要着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县(市)战略,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大培养和引进高级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优秀领导人才的力度。鼓励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⒍必须注意处理好简政与放权的关系 县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行政区域,其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完善,需要有相应的事权和财权。改革开放初,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管理过死、统得过多的弊端,中央采取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逐步下放经济权限,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不断扩大,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县域经济步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但经达了“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后,进入年代后期,中央加强集权,逐步把县级部分权力收了上去,把一些部门划归条条管理。因此,在改革开放后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人们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日趋多样化的情况下,县(市)普遍感到事情多了,权力小了,责任大了,口袋钱紧了。尤其在沿海发达县(市),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基础设施的不断扩容,给县(市)管理体制带来更多、更复杂的难题和挑战。由于县域很多权力收归省、市,许多事情无论巨细,事事审批、层层上报。不少企业反映“事难办”,问题虽然出在基层,但“根子”却在上面,县里反映,如办理一个项目用地手续,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需要十多项程序,时间至少要半年以上,又如项目无论的大小和污染程度如何,其环保手续都须经泉州市级环评,而且环评费用增加,加重了企业负担,也拖延了时间。再者由于目前实行的财政体制不顺,县(市)普遍感到财力紧张,尤其在县级市反映最为强烈。实施“分税制”后,由于我省对县级市实行“一三三”财税体制,使县级市上缴省财政的负担对比同级县高出了许多,这种“鞭打快牛”的体制使县级市本级财力占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以晋江市为例,该市本级财力占财政收入比重从分税制前的年占,下降为年,年全市财政收入新增亿多元,但本级财力增量只有万元,财力增量仅占总收入增量的。同时,法定和刚性支出却增加较快,今年为兑付、消化中央出台增资政策和地方补贴及配套经费,财政需负担多万元,而预计新增财力不足万元。晋江的财政正由“建设财政”向“吃饭财政”转变,而同是全国百强县的南安市则连“吃饭”的财政都难以维持。这足以表明我省独有的“一三三”体制已严重地制约了地方经济发展后劲和创收积极性。有鉴于此,我们在推行县级机构改革时,必须把“简政”、与“放权”并重。“简政”就是要减人、减事、减机构,重点在于减少县域行政性审批。减少县级审批权,不能只是把审批权转移上交,而应从环节上程序上真正减少。最根本的还须从省、市做起,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明确界定取消部分审批事项,对国家和省没有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审批的事项,应取消审批;对省、市部门自行设立的审批事项,坚决予以取消等。对确实需保留的审批事项,要严格程序、环节和时限。“放权”就是在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前提下,把省、市部分管理权限下放,使事权和财权相配套,进一步增强县(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前,要尽快改变我省实行的“一三三”财政体制,变“鞭打快牛”为“放水养鱼”,让县级市有更多的财力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实现县域经济的良性循环。 ⒎必须注意处理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两者相辅相成,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城镇化又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市乡镇工业的崛起和迅速发展,使各县域的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城镇密度和城镇化水平高于全省水平,涌出了如安海、水头、陈埭等一批初具规模和实力的工贸型明星城镇。但由于一方面对工业化的发展前瞻性不够,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的滞后性非常明显,部分城镇规划刚完成即面临调整的压力,部分城镇建成不久的“新区”即面临扩容改造的问题。城镇化适应不了工业化急剧发展的需求,成为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阻碍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过分强调“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 过多过滥发展村级工业小区,导致农村二、三产业分布零散,未能有效地向小城镇集中。工业化的发展未能对城镇化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造成小城镇普遍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不强。因此,在发展县域经济时,就必须充分重视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城镇化和工业化并驾齐驱,互动发展。一是要对县域区划进行重新整合,通过“拆大县市、并小镇”和“改县(市)设区”等,实现适度规模效应。二要规划和建设好工业小区和市场。要在规划和建设中有选择地把工业小区和市场建设与小城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全面禁止再办“小而散”的村级工业小区,与此同时,大力创办镇级工业小区,并通过土地置换的办法,引导村办企业向小城镇的工业小区集聚,走产业兴镇的路子。三是要加大体制改革力度,解除小城镇发展的体制束缚。进一步加快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因地制度改革,促使人流、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向小城镇集中,使小城镇更好地成为乡镇工业的主要承载点,城乡人流、物资流、信息流的主要交汇点。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转移就业分析 摘要 县城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着互动性关系,加强县城经济发展应结合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山东省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县城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形成县城经济与农民转移就业的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仍,需重点研宛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县城经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业。是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的接合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山东省县域经济进人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 山东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3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经济强县和欠发达县分别实施不同的鼓励政策,赋予经济强县更大自主权,并加大对欠发达县的扶持力度。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目前,山东省共有县级单位140个,除去市辖区,共有91个县(市),包括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65.5%,占全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2个行政单位的4.4%。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125063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9.67%。2006年末全省县域总人口6616.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1.27%,占全国县域单位人口总数9.62亿的约6.89%。2006年末单位从业人员4864187人,占全省单位从业人员的52.47%;年末乡村从业人员30179498人,占全省乡村从业人员的79.89%。 在平均规模上,山东县域经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山东省县域经济平均规模中人口、GDP、地方财政收人、人均GDP四项指标,分别在全国排第5、第4、第5和第6位;在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数量上,山东与浙江省以25个并列全国第一位。2006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超过5亿元的县共有204个。其中山东34个,占全国的16.7%,仅次于浙江的36个。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以上的县共有118个,山东18个,占全国的15.25%,列全国第三;其中已有14个县(市、区)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不仅如此,据2007年山东省统计公报,省内30个欠发达县亦进一步激发内部活力,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总体来说,山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总体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单项竞争力水平和单个县的竞争力不突出,与浙江、江苏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差别明显。从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基本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可以看出,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个均匀的自东向西递减的状况。2005年,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威海和最不发达的菏泽相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三项基本指标上,威海分别是菏泽的9.2倍、9.7倍和1.97倍。 (二)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主要成效和具体做法 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2006年底,全省总人口9309万人,农业人口6055万人,占总人口的65%,其中农村劳动力3854.2万人。多年来,山东省政府一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统筹城乡发展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取得了显着成效。2006年,全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33%。到2007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1907.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49.5%。2006年农户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41.5%,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在非农产业劳动力中,到乡(镇)外打工的人数占34.2%,其中,省内占75.8%,省外占24.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70%以上在县域范围内,可以说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山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是依托了山东省县域经济迅速崛起和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主要做法有: 一是实施“双30”工程,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构筑主阵地。“双30”工程,即“突出抓好30个经济强县和30个欠发达县,促强扶弱带中间,推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2004年,“30强”和“30弱”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分别累计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36.7万人和93.5万人,比“双30”工程实施前分别增长了15.2%和19.5%。 二是实施“两集中”工程,加快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重要载体。“两集中”工程即“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山东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该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实现了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新突破,山东省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8.3%提高到2005年的45%,共转移了农村劳动力600多万人。 三是实施“龙头带动”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基础、和平台。“龙头带动”工程,即“培植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推进农业产业进程”。这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最直接的渠道。目前,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8716个,其中销售收入过100 万元的龙头企业有6822个,过亿元的有684个。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共吸纳149万人就业,推动基地农户97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8%。 四是针对各地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实际,大力实施“西输东接”工程。通过东部城市开展企业用工需求状况调查,岗位空缺信息;西部地区开展基层劳动力资源状况调查,实现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点对点”的定向劳务输出,减少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提高了劳务输出的成功率。仅2006年开展“为半岛制造业送技工”行动,山东西部地区就向东部企业输送劳动力达32万多人。 此外,为提高农民技能,山东西部地区还以百家特色劳务培训基地为中心,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突出特色培训,并发放培训补贴,开展了“订单式”、“定向式”和“储备式”培训。2006年,山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共组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7万多人,有效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业务技能和就业质量。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现阶段农民转移就业的有效途径 2006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4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左右,就业压力较大。就山东省来讲,按照2010年城市化水平50%计算,农村户籍人口将由2006年末的6054万下降到45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体为1500万人。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看,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县域是农业产业向城市延伸和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的结合点,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独特优势。可以说,县城及城镇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一)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发展县域经济,重在发展中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投资规模小,投资方向和投资形式多样灵活,适合民间资金少、资金分散的特点,容易创办。因此,政府如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开店建厂,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可以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工作。 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促进城乡服务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水、电、气的供应,需要通讯、燃料、卫生、金融等方面的服务。这些需求将促进更多的资本投资于服务业,从而促进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人员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使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转人非农劳动。 从过去情况看,1984—2007年期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6.5%,年均增量为47万人。其中1990—2007年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3.4%,年均净增量为34万人。而1995年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但仍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农村劳动力向县市及城镇转移付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发展县域经济,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其就业成本也是较低的。第一,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户口在农村,一般外出务工都是短期劳动,务工人员对用工单位除工资要求以外,一般没有太多的如住房、交通等特殊福利要求,这就降低了用人单位的人力使用成本,这些企业更愿意雇佣农民工工作;第二,劳动力本地就业,无需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费用开支和办证手续,无需支付昂贵的中介费用,政府也无需为安置务工人员花更多的资金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也减少了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大、中城市吸纳这部分劳动力所进行的包括城市设施等在内的各种支出;第三,农村富余人员就近就业,亦工亦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进退自如,减少了来回路费,照顾了家庭,提高了劳动效率,降低了就业成本。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县市及城镇转移,每年的春运民工流的巨大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缓解。 2007年山东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省会城市的占3.3%(35万人);转向地级市的占8%(85万人);转移到县城的占17.8%(187万人);转移建制镇的比重为26.7%(280万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步体现。 (三)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水平也决定了他们更加适合转移到县域经济的产业中发展 县域经济的产业特点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为了错开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也为了发挥县域经济的区位优势,县域经济的产业选择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发展县乡服务业、特色旅游业,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这些行业一般对劳务人员的技术含量要求相对较低,对体力劳动能力要求相对要高,其提供的岗位正适合农村富余人员工作。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可提供更多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可以吸纳没有更多非农技能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三、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加强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非常必要。 (一)进一步推进县域综合改革,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思路。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和就业双增长的新路子。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过于集中的权力下放,赋予县级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决策权。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不需要国家和省里预算内投资的、不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其审批权都应该下放到县一级;凡是能一步到位将审批改为备案的,应该一律取消审批;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划权、外贸进口权也应该下放至县一级;对于少数根据法律法规确实不能下放的审批事项,应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限时审批。除了省市两级向县一级简政放权外,县一级要以全面深化 改革为重点,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农业的自主消化能力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据有关方面统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是农业大省和劳动力大省,有着极大的劳动力优势和地域、气候优势。所以,在农业内部,要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优势,如水果、蔬菜、花卉、畜产、特产、中药材生产等,同时要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 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农业产业化可以让农民实现专业化生产,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市场,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可以更多地解决就业;同时,农业产业化可以通过农产品的加工、购销,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如果把粗放农业转变为半粗放农业或者是精品农业,就可以消化许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要认真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山东省农村内部的第三产业还很薄弱,而第三产业是最能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不仅要抓农村传统三产的发展,如农村的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还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推广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等新兴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对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城市本身的集聚效应就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主要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就地吸纳模式,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成为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实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关键是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大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为了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企业连片集中发展,建立大批乡镇工业小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在现阶段,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之间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仍存在着悬殊的差距,城市的积聚效应仍然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升级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大中城市。今后,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上来。 (四)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培育壮大特色经济 县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大都有显着的特色经济支撑。如:寿光、苍山的“菜园子”;招远的“黄金”;东阿的“阿胶”;栖霞、五莲的“果品”;沾化、无棣的“冬枣”;诸城的“贸工农”一体化等等。这些特色经济有的是传统品牌、资源优势,有的是产业创新、规模化优势,特色经济及其链条式产业链带动效应,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呈现五彩缤纷的发展格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劳动就业机会。 在确立县域经济特色时,应结合本地历史文化、本地特产、资源条件,综合考虑县域交通运输、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科技水平等因素,做好特色经济规划,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以此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五)加强教育培训,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新态势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首先,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扫除文盲;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根据山东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使广大农村劳动力尽快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顺利就业创造条件;最后,要建立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和文化培训班,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坚持用邓小平理论谋划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国家政权组织得以稳固的可靠保证。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邓小理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对于解决当前县域经济基础薄弱问题,探索县域经济发展路子,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这里,本文从四个方面作些探讨。 一、树立历史机遇观,科学确立县域经济特色 邓小平作为战略家、政治家,从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提高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着眼,提出了历史机遇问题。邓小平为了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提高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发展和捕捉我国发展的机遇。他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邓小平强调抓住机遇,必须争取时间,加快经济发展,“要抓住机遇,我们担心丧失机会,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从复杂的矛盾中,寻找机遇,他指出: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善于把握。” 邓小平用历史机遇思想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为我们进行县域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武器。主要体现在要善于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观察问题,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从外部条件、内部因素的有机结合中合理确定本县经济发展的方向或定位,进而形成特色县域经济。 一是抢抓外部发展机遇。要实现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打破依赖本地资源求发展的观念,抢抓各种机遇。在国际国内市场方面,利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世界市场共融性、开放性的特点,进一步提高发展机遇水平;抓住沿海和发达地区经济由东向西梯次推进的机遇。在国家方针政策方面,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各级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等机遇。在周边环境方面,利用好宜宾建设一级中心城市和各区县竞相发展的机遇。 二是创造条件争取机遇。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充分挖掘本县各种资源,做到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并重。通过比较优势建立起一批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达到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学习模仿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轨迹,在技术上与发达地区接轨,甚至后来居上,使县域内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南溪县应确立并壮大农业、教育等优势,同时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产业基础等良好环境,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发展特色工业,形成县域经济支撑。 三是运用机遇确立特色。县域经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大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随着市场经济注重专业分工、联合协作的趋势,县域经济分工协作显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分工协作,就是一种特色经济。为此,在确定县域经济发展方向或定位时,必须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位置全面分析发展机遇与本县优势,使潜在资源优势变化现实的资源优势。南溪县在西部大开发、四川大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必须充分认识到宜宾建设长江上游一级中心城市的有利时机,紧紧围绕金沙江滚动开发,结合南溪地理位置和已初步形成的农业、教育、城建等优势,做好产业配套和生活后勤保障,大力发展食品饮料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优势制造业,构建综合型的发展区域,形成新的产业支撑。 二、树立改革开放观,努力增强县域经济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进程,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和根本途径等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强调改革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强调改革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求进行全面地、系统地进行改革。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同对内改革一样,都作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根本大计。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推进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才能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不断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我们领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要在结合县域经济实际上下功夫,把县域经济活起来。当前,重点要做好四点: 第一,把民营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又一重大成果。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有效地促进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为财政增收、扩大就业、建设县域小康的主力军。因此,要完善政策,宣传政策,使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深入人心。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政策,该放的坚持放,该让的坚决让,不该收费的决不收。鼓励广大群众兴办经济实体,特别是加工工业,并围绕工业和农业产业化搞好服务业。积极引导民营 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逐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第二,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经济的源头。一个地方,只有不断扩大开放,借助外力,才能发展自己。从国内看,一个地方要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因此,必须创造条件,抓好招商引资,大力引进国内外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增添后劲。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一号工程”,争取域外资金、项目的投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要通过项目招商、以商招商,以情招商,扩大经济总量,整合优化产业,以实现“你发财,我发展”的目的。 第三,把人力开发作为发展经济的支撑。在努力开发各类较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关键是把县域内的众多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培训实现“富脑袋”与“富口袋”良性互动,不断提高广大农民学科技、奔市场、创新业的意识,推进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将“培训、输出、维权”三轮同步趋动,大力拓展劳动经济空间;巩固现有劳务市场,不断开拓沿海及大中城市新的市场,稳定输出规模,提高输出质量。紧紧抓住农业产业化、发展特色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主题,从“强队伍、建体系、促特色”的工作思路出发,进一步健全培养、储备、管理、流动、创业等机制,不断扩大农村人才规模,提高农村人才素质与能力。 第四,把优化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保障。着力抓好以城市经营推动城市化建设,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功能。努力改善城乡投资环境,增强安商、亲商、富商的吸引力。发挥政府依法行政职能,真正形成“市场调控企业,政府创造环境”的行政工作机制,进一步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政府协调服务机制。凡是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一律由市场解决。政府主要抓好统筹规划,信息引导,市场整顿和规范工作。建立和完善审批项目五公开、限时办结、互联审批、告知承诺、预约办件、投诉责任追究等制度,实行“阳光下作业”,规范审批行为,确保按时办结。认真治理对企业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采取收费公示、检查申报等制度。 三、树立统筹协调观,全面壮大县域经济实力 邓小平同志在经济建设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观点和理论,如“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结合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具体我们应该做到: 第一,区域协调,跳出县域发展经济。小平同志提出了“共同富裕”论,承认和利用经济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规律,实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他强调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在发展县域经济中,认真借鉴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各县域与设区市、各县域间开展更为开放和更加紧密的合作,逐步缩小欠发达县域经济与发达县域经济间的发展差距。南溪县一方面要积极加强与宜宾大市的联系,主动接受宜宾市的辐射,特别是争取宜宾城区规划内的外迁企业落户南溪。另一方面,加强与川南泸州市江阳区、自贡市自流井区及沿海相关区县的友好协作,促进县域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区域整合。 第二,城乡共融,打造经济发展平台。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在旧城改造基本结束的同时,打通进出城通道,将城市建设向北区延伸,构建新城框架,力争用5年时间形成3平方公里的道路骨架,城镇化水平达到30以上,县城人口达10—15万。城镇建设中心须以规划为龙头,强镇、强村建设为重点,促进农村人口、产业和基础设施布局。通过政策激励,鼓励富裕起来的农民、私营个体业主以及已在小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户在小城镇建房落户。抓好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和各项社会文明创建工作,加大城镇管理力度,不断提升城镇功能。 第三,产业互动,促进经济优化升级。邓小平同志指出,“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进了工业的发展。”加快工业化进程,抓好宜东工业功能区的规划建设,培育宜南、宜泸公路沿线企业群,注重抓好化工、轻工两大产业和天蓝、文龙等重点企业,使这些重点骨干企业迅速扩张,尽快形成对全县经济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的支柱产业。根据全县资源分布、生态特点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按照统一的生产标准要求,建立布局合理的绿色食品基地,发挥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推动作用,努力建设四川一流的无公害蔬菜基地县、长江上游甜橙开发基地县、中国白鹅之乡。把工业的发展建立在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产业链条:以富民白鹅公司带动白鹅基地的壮大、以文龙药业公司带动中药材基地的建设、以丝绸公司带动蚕桑基地建设等。 第四,生态立县,推进经济持续发展。邓小平提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因此,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无可选择地只能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和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思想是一致的。生态经济的本质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可承受的基础上,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最终达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用生态立县引领经济发展,就是把生态这根主线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展。生态农业要走无公害有机化之路,着力抓好建立生产技术规范、监管与培训体系,扩大生产规模,重视绿色标准体系和质量认证体系建设,形成四川白鹅、蔬菜、西瓜、甜橙等绿色品牌,以品牌来带动生态农业的发展;生态工业走无污染清洁化之路,积极引进无污染、低投入、低消耗、科技含量高的工业 产业;生态城镇走山水型园林化之路,强调城市建筑与和茳、县城护城溪、北山绿化带等周边环境的整体协调,扩大城市绿化面积,使城市置身于绿色之中。 四、树立实事求是观,不断解放全县上下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指出,“只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面对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后员到的一些困惑,“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没有完全搞清楚。解放思想首先要从这个问题上解放。针对人们的模糊认识,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精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92年,邓小平现场南巡时,看到仍有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为了帮助人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崭新观点,即:“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上述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理论的三大基石。三块基石形成于不同时期,但它们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一脉相承的,相互联系的,三者统一于邓小平理论体系之中。在县域经济发展上,要按照这三大标准,牢固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集中全县人民的思想和力量,全力建设县域小康上来。 第一,把思想统一到一心一意抓发展上来。一心一意抓发展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全县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责任。我们一定要把各项工作的落脚点放到发展上来,增强发展经济的紧迫感、危机感和使命感,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弊端都要坚决革除,集中全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全力以赴抓发展。 文秘站版权所有第二,把思想统一到开拓创新促发展上来。坚持破除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牢固树立市场经济意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坚决破除农本位的思想,牢固树立工业强县的意识,坚持用工业的理念、效益的理念抓农业;坚决破除因循守旧的思想,牢固树立开拓创新意识,从实际出发,敢冒风险,敢闯难关。 第三,把思想统一到扎实苦干求发展上来。扎实求苦干,要有很高的工作标准,坚决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有雷厉风行的作风,说了就算,定了就干;要有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勇气。全县上下要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工作上,用在学习上,用在调查研究上,不断促进南溪经济跨越。 第四,把思想统一到全心全意为人民上来。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要把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企盼时刻牢记在心,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否降低、社会保障是否到位、群众收入是否增加作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增收减负之策,常行排忧解难之举,使人民生活尽快向更加宽裕的小康水平迈进。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专业协作:"全能县″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全能县″县域经济是指那些产业齐全,产品包罗万象,小而全,什么都有,但什么也不专,什么也不精,什么也不大的县域经济。"全能县″县域经济虽然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很难避免的,在县域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建设一些"全能县″是必要的,它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作过一定的贡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县域工业化的推进,这种"全能县″经济,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改造这种"全能县″经济,促进县域生产力的大发展。 一、"全能县″县域经济的重要特点及带来的后果我国"全能县″县域经济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分散。各县市发展经济各自蚀立,分散作战,各自为战;二是全面。一、二、三产业门类齐全、样样有、小而全、小而杂、小而散、小而低;三是雷同。分散、全面的必然后果是产业雷同,各县市之间产业基本相同,一个县有的产业、企业、产品,其他县都有,或多数县都有。例如,许多县都有氮肥厂、水泥厂、农机厂、服装厂、饲料厂、电厂、大米厂、油料厂、饮料厂、汽修厂。以湖南省株洲市为例,这个市市辖株洲县、醴陵市、攸县、茶陵县、炎陵县五县市,其中五县市都有氮肥厂(化肥厂)、水泥厂、农机厂,四县市都有电厂、大米厂、油料厂、饲料厂,三县市都有汽修厂、饮料厂、服装厂。 "全能县″县域经济有可能从以下方面获取好处: 第一,能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讲的是分散风险的必要性。由于现代市场经济复杂多变,任何一种产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每种产品都要经历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县市多搞几种产品,“东方不亮西方亮”,就相应增加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二,能扩大品牌忧势。在一个县市,由于有众多的产品使用同一品牌,就会在市场上造成一种声势,给消费者以深刻印象和信任。而且由于众多产品只有一个品牌,也就节约了促销费用,县市只需集中力量宣传推广这一品牌就行,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时,当多个产品使用同一套营销网络时,就会大大降低营销费用,也能使消费者较方便地获得售后服务。 然而,我们必须对"全能县″小而全经济的弊端有个清醒认识,"全能县″小而全经济的主要弊端有: 第一,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任何产品要想在市场上立脚并获取利润,生产者都必须将其生产成本降至社会平均成本之下,这就必须达到一定生产规模,没有一定规模就必然不经济。在全球市场上,小汽车生产盈亏点的产量是20万辆,低于这一规模,除非政府进行市场保护,否则都不可能赢利。县市为达到经济规模,就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一个县市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要同时对多个产品进行大规模投入是多数县市难以完成的,这就迫使企业负债,导致企业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使企业陷入债务陷阱而不能自拔。 第二,难以获得平均利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越来越发挥了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平均利润率的产生。这时,各个行业都将获取平均利润。而小而全经营由于人财物的分散使用,领导者精力分散,将使每个产品的生产相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趋于落后被动地位,难以获得平均利润,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第三,难以保证产品质量。小而全经营可以使多个产品使用同一品脾,扩大了企业声势,也节约了宣传推广产品的费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多个产品事实上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将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只要其中一种产品质量出问题,将要影响本品牌所属的所有产品的信誉,而由于产品过多,要使管理者对每一种产品都严把质量关,使每一种产品的质量无懈可击,又是难度非常大的,这就使保持品牌信誉、保证产品质量的难度成倍加大了。 第四,难以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个县市发展经济的实力是有限的,又要搞小而全,样样搞,势必造成力量分散,样样投入不足,就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研究、采用、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势必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落后的地位,造成企业发展后劲泛力。 我国"全能县″县域经济的以上弊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带来三大后果:低质、低效、慢速。一是低质。小而全就不能有规模效益,小而全企业很难拿出人力、物力、财力搞研发、搞技改,质量很难得到保证和提高;二是低效。由于分散、全面、雷同必然产生资源不能共享,经济运行高成本,低效率;三是慢速。由于分散,各种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组合和优化配置,因而必将影响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较缓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具有同一性,不管哪个县市,不管哪个企业,也不管哪个个人,都面临国内外同一个大市场,价值规律起着同样的作用,适合市场需求的质量较好的价格较低的产品,才能比较好的销售出去,实现价值,相反则不能实现价值。"全能县″由于产业雷同分散,且成本高,效益低,质量较差,很难在市场上销售出去,只有逐渐被市场淘汰。 二、走专业协作之路是"全能县″振兴县域经济长效之路 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指出:"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资本论>第1卷,第366页)马克思这里揭示了一条真理:这就是协作和分工产生生产力。分工、协作是当今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要求更科学的分工和更广泛的协作,而新的专业分工和协作,又必然会促进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县域经济只有走分工协作之路才能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才是"全能县″县域经济发展的长效之路。 第一,县域经济分工协作是"全能县″县域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分工协作可以为研发和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条件,专才可能精,专才可能细,专才可能巧,专才可能集中县域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攻克科技难关。一个县市的科研力量是有限的,有些大的科技项目只有协作才能获得成功。 第二,县域经济分工协作有利于"全能县″县域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依据发挥优势、提高效率的原则,高效配置劳动力、生产资料、土地、科学技术等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资金利润率。 第三,县域经济分工协作有利于资源共享,降低"全能县″经济发展的成本。提高"全能县″县域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劳动者收益。 第四,县域经济分工协作有利于各县市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敝短,趋利避害,量力而行。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一、两种或几个有优势、有特色、有市场、有潜力的产品。 第五,县域经济分工协作可以在更大的区域内组建县域经济的"航空母舰"。使县域经济更好地抵御市场经济风险,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 第六,县域经济分工协作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县域经济在我国虽然分散、规模小,但总量很大。椐统计 ,我国2861个县级市县区,其国土面积占全国的94,人口占全国的70.9,20__年GDP约占全国的55.1,财政收入约占全国的4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约占全国的40以上,社会消费总额约占全国的50以上。如果大多数的"全能县″县域经济走向分工协作之路,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那么,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就指日可待了。 在我国"全能县″县域经济中,有不少是农业大县。农业大县也必须走专业协作的路子。农业大县当然要发展农业,但发展农业也要搞专业化,不能样样都搞。山东省寿光县主要搞的是蔬菜及其加工、销售,广西金乡县全县从事大蒜的生产、加工、销售,湖南省绥宁县全县大力发展林业生产、加工、销售,都取得了可观的规模效益,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农业大县必须大力发展工业,但必须选准发展工业的路子,选准工业项目。农业大县的优势必竟在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必须从这种实际出发,完全离开这一实际情况去发展工业,农业大县经济发展也会走向歧途。一方面是农业大县的实际;一方面又要大力发展工业,这是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创新经济发展思路:找到二者客观存在的结合部,这一结合部就是大力发展与农相关产业的工业,选择某一两种或农产品,或林产品,或畜牧产品,或水产品,进行浅加工、二次加工、三次加工、多次加工,如玉米深加工、大米深加工、大豆深加工、肉类深加工等等,以及相应的运输、仓储、销售等,并力求把它做大、做强、做优、创出名牌。因此,走专业协作的道路也是农业大县的长远发展方向。 对"全能县″县域经济走分工协作之路的重要性,现在许多同志还认识不足。有的同志认为,现有的"全能县″是历史形成的,木已成舟,只能这样了;有的同志认为,只要拿出项目和其他县市协作生产就行了,不必触动"全能县″的结构,拆县域经济的大架子;有些同志虽然在口头上承认要推行专业化和协作,但一遇到具体问题或困难,又习惯于走"全能县″的老路,而不能坚持分工协作这个正确的方向。不仅今后的建设,需要坚决贯彻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不要再走"全能县″的老路,而且对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全能县″,必须进行一次革命性的改组,使它们逐步转到专业化和协作的道路上来。如果不触动"全能县″的架子,不坚决改变"全能县″的组织结构,就不能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县域经济。还要看到,由于县域经济走分工协作之路时,要打破部门、地区、企业的界限,调整人员和设备,就会遭到某些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思想的抵抗。因此,对现有"全能县″进行革命性的改组,首先必须从思想上进行革命,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宣传教育工作。要坚决反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的思想,批判那些贪大求全,不愿意拆"全能县″架子,不愿意为别人服务,不愿意当配角的思想。那种总想搞小而全、大而全、“万事不求人”或者“宁为鸡头,不为牛尾”的理念,早已落后于时代。英特尔公司并不生产电脑整机,它只为全球电脑整机厂商提供芯片;微软公司也不生产电脑整机,它只为电脑使用者提供操作系统软件,但它们都不失为IT业的巨子。今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必将造就一大批为大跨国公司或全球企业配套的、专业制造某种零件或提供某种服务的“巨人”企业,我国各地"全能县″应放弃只想当“龙头”不愿当配角的旧观念,及早将自己溶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因此,专业协作是"全能县″县域经济不错的战略选择。 三、按照专业协作要求改造"全能县″县域经济 根据国内和国外的经验,按照专业协作要求改造"全能县″经济,主要可以采用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产业、产品专业协作。在各个县市按行业进行分工协作,一个县市主要从事一二个产业、生产几种产品,或几个县市协作主要搞一个产业、一个产品。"全能县″中不少县市农业占的比重还相当大,因此在选择产业时必须高度重视农业,使农业逐步走向专业协作之路。最佳的产业组合是:"专业化的农业项目+专业化的工业项目+专业化的三产项目",如组建大米农工商联合公司,下分大米生产专业户或专业公司、大米深加工公司、大米深加工商品的销售公司。 第二,工业零部件、工艺专业协作。一个县市、一个企业主要只生产一种或者几种零部件,或几个县市协作主要搞一个零部件。这是现代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组织专业化生产的一种主要形式。把许多相同的通用工艺如铸造、锻造等,有计划地在一个县市或相邻县市就近就地组织起来,根据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的不同、加工件的大小和批量的多寡,进行合理的分工。 第三,修理网点和辅助生产部门专业协作。把同一区域中分散在各县市企业的修理力量,在一个县市或相邻县市按行业统一组织起来,建立为大家服务的公用的修理网点。组织公用的工具、卡具、模具制造力量和蒸汽、煤气、氧气供应等专业协作公司。 改组"全能县″是一件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相当的时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实事求是,统筹安排,全面规划。 第一,从产业、产品的不同特点出发。有些行业,如纺织工业、轻工业,许多产品主要不是由零部件组成的,应当以推行产品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为主。有些行业,如机械工业,产品是由许多零部件构成,各种不同的生产工艺可以独立进行的,应当着重推行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在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实现品种多样化。有些行业,如化学工业,既包含有加工工业,又有原材料工业,还要特别注意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至于组织公用的修理网点和技术后方以及辅助生产的专业化,各行业都可以推行,但也要根据各行 业的特点来进行。 第二,从各个地区产业的集中度出发。工业比较集中的市县,专业化的程度应当高一些,细一些,可以同时组织产品专业化、零部件专业化、工艺专业化以及辅助生产和技术后方的专业化。工业企业虽然不少,但同行业企业不多的县市,可以着重组织工艺专业化、辅助生产专业化和技术后方专业化。有条件的也可以组织一些零部件专业生产。工业企业不多的县市,特别是县以下的工业和手工业的某些行业,不要求组织专业化生产。这些地区的机械工厂可以比较综合一些,有的还要修造结合,既修又造。在组织专业生产的同时,要注意保留少数企业承担杂活和帮助其它地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第三,从各县市的优势与特色出发。不同的县市有不同的优势与特色,专业化的基本点就在发挥各个县市的优势,放大各个县市的特色,这样的专业化就是有根基、有活力、有市场、有前途的专业化。切不可不管有没有优势,有没有特色,盲目搞专业化,这样的专业化是脱离客观实际的专业化,是万万不可搞的。 第四,县市产品组合以长度为主,减少宽度。尽量在同一大类内多开发几个品种,或同一品种内多搞几种规格、花色,延长产业链,以占领多个细分市场,避免生产不同大类的产品,以免分散力量。县市应集中力量,把主业做精、做大、做强、提高市场占有率,力争获取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 五、建立"全能县″县域经济专业协作的体制与机制 第一,中央、省、市、县建立相应的专业协作协调机构。中央、省、市、县四级协调机构要有明确而具体的分工。在全国范围主要根据各大区域规划,按专业协作原则,布局大区域的县域经济;在一个省范围主要根据省内各区域规划,按专业协作原则,布局省内各区域的县域经济;在一个市范围主要根据市内区域规划,按专业协作原则,布局市内各区域的县域经济;在一个县范围主要根据县内区域规划,按专业协作原则,布局县内各区域的产业与企业。凡是有条件就近就地组织专业化和协作并且经济合理的,原则上应该在市县范围内就近就地组织;凡是需要在全国或全省范围内统一规划和组织专业协作的,由中央或全省统一规划。 第二,加强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工作。把分散生产的产品集中起来组织专业生产以后,就必然要求统一各地的零部件标准,要求同类产品尽量采用相同的零部件,要求同一类产品在品种、规格上尽量形成系列,这就促进了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工作的开展。而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专业化的发展。提高工业的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水平,一方面需要各个主管部门从产品设计上整顿产品、零部件的标准。另一方面需要在组织专业化生产的过程中,把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组织起来,共同改进产品设计和统一零部件的标准。 第三,改革管理体制。推行专业协作,不但需要把" 全能县″改组为专业县,而且需要按行业、按产品实行专业管理,以便合理组织同行业县市、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这就要求:一是成立各级各业的专业协会;二是成立各级股份制专业公司,农业大县要举全县之力培育特大型农产品加工、销售龙头企业,以这样的企业大量收购和消化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出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销售给国内外市场,实现农产品的高价值;三是组建某行业或某产品的专业县、专业市、专业镇、专业乡、专业村、专业组、专业户;四是建立县与县协作机构,成立两县或多县的协作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协作,制定各方都能接收的协作价格,争取双赢或多赢;五是按照专业协作的要求改造县市、乡镇两级行政管理机构,减少行政性的委、局、科、室,增加专业协会、专业公司、专业技术公司、专业管理公司及其他专业服务公司。 第四,建立专业协作的长效机制。一是加强专业协作的人才培训,包括专业技术人才培训、专业管理人才培训、普及专业协作的知识;二是加强专业协作的信息工作,包括专业化生产、流通、储藏、消费、市场等信息,建立专业化的信息网络;三是加强专业协作的法规建设,包括加强有关行业反垄断、行业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行业运行规则的建设;四是加强干部的有关专业化协作的考试考核,要把专业化协作作为干部考试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废除只把GDP作为考核政府业绩的主要标准的片面考核的作法,要把单位资金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居民家庭财产贮量、恩格尔系数、人均年纯收入等指标作为考核政府业绩的主要内容;五是建立健全专业协作的政策支撑体系,要制定鼓励发展分工协作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矿业开发政策、人事政策、分配政策、环保政策。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落实“三动”“三化”战略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三动”“三化”战略,是吉林省委、省政府结合吉林实际,确定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方略,是实现全省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又好又快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在推进实施“三动”“三化”战略中,我们伊通县立足县情,对经济社会发展思路进行科学调整,确定了以“转变方式、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富民强县、全面振兴”为目标,全力打造新兴能源城、民族文化城、生态旅游城、山水宜居城的发展思路。 一、搭建经济承载平台,打造山水宜居城 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途径。我们县围绕打造山水宜居城,在突出民族特色、现代特色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以县城为中心、以节点镇为依托、以其它乡镇为补充、以示范村为延伸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统筹推进的发展格局。一抓规划。完成了2010年至2030年全县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规,启动了镇村两级,特别是节点镇、示范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着手研究落实自然屯建设规划。二抓建设。县城按照“一环、两片、三带、四纵、五横、六区”的总体思路(一环指一条环城带,两片指伊通河河南、河北两片,三带指伊通河及河两岸的绿化带,四纵指福安街、伊通大街、乌苏大街、启明大街,五横指库伦大路、人民大路、中华路、永宁路、将军路,六区指工业区、仓储区、商贸区、居住区、文化教育区、行政办公区),重点推进四大工程。 一是百亿元新城建设工程。总占地8.7平方公里,通过百亿新城建设再造一个伊通城,使城区面积扩大到24.29平方公里。二是伊通河治理工程。总投资55亿元,通过对伊通河综合治理和加快沿岸开发,建设滨河新区。三是城市棚改工程。实施11区(片)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拆迁面积40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0余万平方米。四是城市功能提升工程。建成了县城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落实了廉租房建设和暖房子改造等工程,完善了供水、供热等管线设施,推进了县城的美化、绿化和亮化,提升了城市品位。节点镇以打造经济强镇为目标,突出镇域特色,强化产业支撑,完善城镇功能,增强辐射带动能力,目前全县的节点镇都按既定目标推进建设。村屯重点抓了以“四清四改两建两化”(清垃圾、清粪堆、清柴草、清路障,改院、改厨、改厕、改圈,建设自然屯街路排水沟、建设村屯垃圾处理场,搞好村屯绿化和美化)为重点的环境综合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村屯面貌。 二、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打造新兴能源城 工业化是统筹“三化”的龙头。我们县坚持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提升传统工业,壮大优势工业,发展新兴工业,打造具有伊通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重点依托境内蕴藏的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地热、油页岩、煤炭、膨润土、生物质、风能等特色资源,把能源产业确定为主导优势产业重点发展,变优势资源为优势产业,着力打造新兴能源城。2010年,美国MI能源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推动了伊通石油天然气的加快开发,石油产能已经达到50万吨,年处理原油能力达到80万吨。加大对风电、地热、矿泉水等能源项目的开发力度。计划“十二五”时期实现气化伊通。积极推进煤矿建设项目和风电项目,地热项目已经进入勘探打井阶段。依托褐煤、油页岩的资源优势,与北京神雾集团签订了《合作勘探开发褐煤、油页岩项目正式合作协议》,预计总投资30亿元。 三、发展民族特色产业,打造民族文化城 把民族文化产业打造成新的支柱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我们县把打造文化产业作为统筹“三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对民族文化产业扶持力度,培育壮大龙头文化企业,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加强满族文艺创作,推动民族文化事业和民族文化产业共同繁荣发展。一是加强领导。在文化产业发展上,我们本着立足伊通、面向长春、突出特点、分步发展的指导思想,去年率先召开全县文化产业发展大会,拟定了《全县文化产业十年发展规划》和《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成立了全县文化产业联合会,在县委宣传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二是培育体系。挖掘我们县所具有的丰富的满族文化资源,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满族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满族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火山文化旅游、地域文化旅游、农耕休闲文化旅游等产业;着力建设具有满族特点的餐饮、婚庆等文化产业;面向长春,利用我们县的山水田园风光和满族文化吸引长春企业来伊建设影视动漫拍摄创作基地以及发展印刷广告传媒等文化产业。三是运作项目。运筹包装了一批大中小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基础项目。文化展馆方面,有东北神秘文化博物馆、全国萨满文化博物馆、伊通满族博物馆、伊 通民族文化宫等。其中全国萨满文化博物馆已在国家立项,伊通民族文化宫即将开始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方面,在芮来满族服饰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满族服饰园区,得到了省发改委的批复;在吉云鹿业集团养鹿园的基础上,拟定规划满族鹿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伊通皇家鹿苑;在“一毛街”(烧烤)的基础上,规划建设满族风情一条街,仿清建筑风格,已经改造了部分街面;拟与长影合作,在景台镇核桃背村建影视拍摄基地。四是主抓重点。推进建设历史文化展示园区、萨满文化旅游园区、民族饮食文化园区和民族服饰文化园区4个民族文化产业园。繁荣民族文化创作,发挥牧情谷风景区对萨满文化旅游的带动作用、满族博物馆对满族文化传承的带动作用、满族艺术表演对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带动作用。积极扶持萨满文化旅游、满族文化传承等门类的文化产业发展。举办了第七届“国际萨满文化学术研讨会”、“吉林省满族文化与旅游文化研讨会”,参加了由吉林省萨满文化协会和牧情谷景区承办的“吉林省首届萨满文化研究论坛”。以县政府的名义聘请省内外专家为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顾问。伊通满族艺术团在上海世博会吉林周进行了满族歌舞表演。在长春文化广场举办了长春后花园伊通民俗风光摄影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实施了“五个一”工程,即在开发区建设一个文化产业园、建成一座民族文化宫、创编一场大型民族音乐剧、编排一台文化旅游固定节目、出版一本满族地名书籍。 四、彰显满族地域风情,打造生态旅游城 伊通是满族发祥地之一,有悠久的满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全县已知的历史遗迹有120多处,古遗址、古城址、古墓葬、古庙宇等,分布在全县各个乡镇。特别是伊通中西部为开阔的地堑平原,散布着16座拔地而起的孤山,其中7座火山呈北斗状分布,构成了伊通独特的地质景观。依托这些资源,我们县围绕打造生态旅游城,努力建设民俗风情、自然风光、宗教祈福、生态农业四大旅游区,构建伊通特色旅游产业体系。到目前为止,我们县在发展旅游业上已直接累计投入4.3亿元,建成了以满族博物馆、牧情谷、大孤山、南山、丰源山庄为代表的对外开放景区(点)13处,建设项目近百个,形成了满族博物馆、牧情谷民俗旅游度假区、大孤山旅游风景区、南山旅游风景区等为代表的一批景区(点)。其中被评定为A级以上景区(点)的4家(满族博物馆和牧情谷为国家4A级、南山为3A级、大孤山为2A级)。有国内旅行社2家,旅游购物纪念品商店5家,旅游服务公司1家。涉旅从业人员达到1.5万人。如今伊通接待游客年均增长13%,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8%,已成为拉动伊通经济的强力引擎。 “四城”建设的深入推进,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2011年与“十一五”末的2006年相比,GDP增长1.8倍,翻了一番多,从50亿元突破到百亿元,达到144.4亿元,三产结构由38.1:31.3:30.6转变为23.9:42.5:33.6,由以农业为主的一产为主导,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二产稳居首位。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增长3.8倍,从1亿元突破到5亿元,达到5.66亿元;地方级财政收入增长3.8倍,从8000万元突破到3亿元,达到3.3亿元。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4580元和7085元,均比上年增长13%。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实额发放,社会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民族工作津贴提高,教师工资历史拖欠及非教育部门的同类问题一并提前解决。累计新增城镇就业5.5万人。城乡低保、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进一步扩大。18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14500户农民看上了有线电视。 2012年是“十二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我们将以富民强县为目标,以科学发展为统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入实施投资拉动、项目带动、创新驱动战略,抓项目、促民生、提城建、构和谐,依托四平市“一核三带”经济圈加速隆起,用“四城”构建县域经济主框架,建设生态文明富裕的民族文化名县。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开展商务工作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建议心得 新化是蚩尤故里,是梅山文化的发祥地,其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着眼新化自身发展的同时,如何有利地推动娄底经济向前发展,站在商务工作的角度,谈几点建议。 一、要着力扩大内需,拉动消费 充分利用国家的惠民政策。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是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影响,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大举措。在发展经济的宏观决策过程中,要用足用活国家的惠民政策,并不断开拓农村市场,全面铺开“家电下乡”、“汽摩下乡”、“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工作。要完善流通体系,持续推进“万村千乡工程”,加快配送中心建设,搞好“一网多用”工作,充分发挥市场在商品集散、信息采集、价格传导,市场调控等方面的功能,发展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加快农超对接步伐。 不断提高消费服务档次和水平。要精心组织各种促销活动。引导居民消费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大力发展便利早餐、家政服务、保健养生、美容美发等便民服务业,以及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生活质量型消费。引导高消费群体的消费留在当地,避免这部分需求外溢。 大力发展旅游业,充分借力“世界溶洞极品”梅山龙宫、“梯田王国”紫鹊界梯田、“三湘明珠”大熊山森林公园、“江南峡谷第一漂”油溪河漂流、“湘中千岛湖”苏溪湖、“洞天福地”奉家桃花源、“宗教圣地”古台山等旅游景点,挖掘蚩尤故里、梅山文化、梅山武术、新化山歌等旅游品牌,将新化打造成长株潭新型城市的后花园。 要加速推进城镇化。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重要抓手,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经之路。我县农业人口很多,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消费水平整体偏低,推进城镇化,尽早实现把新化建设成为集山水、宜居、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让人民群众共同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要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外经外贸平稳增长 坚定不移实行“引进来”战略。切实抓住当前沿海、沿边以及国外企业向内陆迁移,国家经济政策向中西部倾斜的有利时机,依托本地区优势,本着“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节能减排,有利于促进社会就业”的原则。“让一切有投资愿望的人找到投资机会!让一切有合作意向的人找到合作伙伴!让一切有创业能力的人找到创业途径”。确保招商引资取得实效,确保承接产业转移全方位进行。 着力构筑服务环境优势平台,“筑巢引凤”。依法灵活运用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四年建设一批标准化厂房,切实优化环境,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承接高新技术企业和有技术、有品牌、有市场的知名企业,坚持承接产业转移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机结合,优先承接先进制造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坚定不移实行“走出去”战略。要全力打造几个战略产业,如我县的电子陶瓷,使其形成强大的规模及品牌优势,出占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同时要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契机,鼓励企业走进东南亚,并努力开发中东、非洲及南美市场。 三、要加大项目建设力度,打造商贸流通中心 加大商贸市场体系建设力度。逐步建设市级中心市场、次中心城市市场、县级市场、中心城镇市场及农村市场体系网络;构建批发、直营、零售的销售形式;着力推动步行街建设;规划建设旅游购物市场。 加快物流园建设步伐。着手规范现有物流运输企业,建立现代标准的物流中心,着力对城区现有物流企业进行规范管理。目前,紧紧抓住新化将成为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和中转站的有利时机,投资10亿元,开发建设好物流园。园区内要建设大型标准化仓储基地、配送仓库、大型货物堆场、运输车队、集装箱中转站、铁路专用线,要把新化物流园建设成为货物运输、信息交流、餐饮住宿服务齐全的县级一流物流中心。“十二·五”期间,初步构建布局合理、技术先进、节能环保、便捷高效、安全有序并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四、发展电子商务,对接全球经济 近年来,作为网络化的新型经济活动的电子商务,正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增强经济竞争实力,赢得全球资源配置优势的有效手段。“十二·五”期间,我们有着发展电子商务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现在,电子商务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速形成经济竞争新态势。电子商务广泛深入地渗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正在突破国家和地区的局限,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加速了全球化经济进程。 电子商务服务业的蓬勃发展,逐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技术创新加速社会专业化分工,为电子商务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基于网络的交易服务,业务外包服务,信息技术外包服务规模逐渐扩大,模式不断创新。网络消费文化逐步形成,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服务范围不断拓宽,网上消费服务模式日渐丰富。电子商务服务业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社会活动向集约化、高效率、高效益、可持续方向 发展。“十二·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将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力度继续加大,对发展电子商务的需求更加强劲。 全球范围内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国际竞争能力愈加激烈,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重要举措,为企业和消费者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 五、建立市场监管机制,加快诚信市场建设 加强商务综合行政执法。“十二·五”期间要把商务综合执法工作落到实处,让群众吃上“放心肉”、“放心早餐”、“放心菜”、喝上“放心酒”、用上“放心油”。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市场以及销售注水肉和病害肉等违法行为,严格检疫检验制度,规划定点屠宰市场;加大对宾馆、市场、超市、餐饮业等的稽查力度,按照食品安全有关条例严格管理,严厉打击“物价乱”和哄抬物价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酒类管理,对全县各批发企业、名酒店铺、商场超市等场所进行专项检查,消除监管“盲点”,杜绝管理漏洞,严禁不合格酒产品进入市场;打击成品油超范围经营、以次充好等违规行为,取缔无证经营,关闭存在安全隐患的加油站(点),保障成品油市场安全稳定运营。从而切实转变商务管理职能,履行市场管理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加快诚信市场建设。信用是商务活动的基本准则,是企业的立业之本和生命线,加快市场信用建设是规范市场的基本制度,只有提高企业的信用建设,建立诚信体系,才能消除各种不诚信和违法违规的事情,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要建立行业的信用评价机制,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加快信用体系建设的部署,以改善商务诚信环境,促进信用交易为目标,以加强商业信用文化建设为基础,以完善信用制度为核心,以建设信用基础知识系统、发展信用服务业为手段,全面加快商务领域的信用建设。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随着新一轮加快发展重要时期的到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已是形势所逼,形势所迫,形势所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加快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经济建设重于一切,壮大实力决定一切。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争取发展先机,要更聚精会神地、一心一意地谋发展、抓发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凝聚、借助各个方面的力量加快发展,绝不能错过机遇。一定要从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机遇意识、危机意识,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咬紧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形成想发展、求发展、谋发展的良好氛围。一、解放思想,抢抓机遇,营造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 解放思想是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就不可能萌发新的思路、产生新的动力。这些年来,虽然一直强调要大胆解放思想,但有些传统观念的残余仍在阻碍着生产力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最主要的差距还是思想解放上的差距,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干事创业的激情和胆略不够。关键还是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还是没有强烈的发展意识。要有大发展,必须在解放思想上有新作为、有大突破。 要解放思想,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坚持经济和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绝不能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牢固树立加快发展的意识,必须坚决做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切工作都围绕经济发展来安排,一切工作成效都以发展实绩来检验。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追求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要解放思想,必须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不同的地方,条件不同,情况各有不同,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比如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在着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突出发展工业,工业发展上去了,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带动三产,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财政实力的增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要正确理解,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不能从本本到本本、从条条到条条。 要解放思想,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市场运作,扩大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意识不够强,对市场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入,政府职能转变缓慢,不大会用市场的手段、开放的手段来搞经济建设,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充分运用市场力量,充分吸纳民间资金,必须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重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努力营造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必须深入学习研究市场经济知识和规律,不断提高运用市场的办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的本领,多从市场中、从对外开放上想办法、寻出路、求发展。 要解放思想,必须营造敢干事的良好氛围。只要有利于发展,在党纪国法范围内,就应放开手脚去试、去闯、去干。共同努力营造这种环境。要很好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头脑中少一些条条框框,少一些担心顾虑,多一份激情,多一份闯劲,大胆去闯、去试。 二、立足实际,突出重点,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 加快发展,进一步壮大县域经济实力,一定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真抓实干,带动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工业强县工作思路,引领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要把发展工业作为当前的最重要工作来抓,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抓。要抢抓当前难得的机遇,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主动接纳发达地区的企业转移以及工业扩张,打造优势特色工业品牌,迅速扩大工业经济的规模,提高工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 (二)加强工业园区建设,为加快工业发展提供载体。要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县域经济迅速发展,必须加强工业园区建设,使园区经济成为我县经济新的增长点。加强对工业园区的规划和管理,按照一区多园的建设模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引进进度,努力使工业园区成为聚集产业、企业、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小高地,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兴起全民招商的热潮。要加快发展步伐,壮大县域经济,必须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形成大招商招大商的浓厚氛围。要站在加快全县经济发展的高度,加大为招商引资项目服务的力度,对引进项目实行全程服务,做到多支持、少干预,绝不能门槛低而巷子深、陷井多,保证外来资金“低门槛进入、低成本发展、高效益回报”。要破除传统思想障碍和思维定势,不要怕外商赚钱,眼红外商赚钱。只要对我们的长远利益有利,对增加就业有利,对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有利,要坚决地引进来,并帮助他们加快发展。 (四)认真落实政策,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从思想上深刻地认识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研究有关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好财政、税收、用地、信贷、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扶持政策,除国家明确限制的投资领域外,都要对民营资本开放,凡是我国政府承诺对外商逐步开放的领域,都要引导民营资本加快进入。要让民营经济投资者和从业人员在社会上有地位,在政治上有荣誉,在经济上有实惠,在权益上有保障,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竞相发展、平等竞争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五)加强小城镇建设,构筑二、三产业集聚平台。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着力推进城镇化进程,通过城镇化集聚二、三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要把小城镇建设与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与工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要以县城行政区划重新调整为契机,加强县城旧城改造力度,加快中心城镇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增强中心城镇的辐射能力。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规划和管理,增强小城镇的综合服务功能,开拓以县域城镇化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六)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城乡“一盘棋”思想,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实行统一规划、一同实施,逐步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要以发展工业的理念来发展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产业整体开发;要深化和 巩固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抓好劳务输出工作,增加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 (七)要加强人才培养,为加快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促进县域经济大发展,必须加强人才工作,想尽一切办法,造就出一大批各类优秀人才,充分利用各类人才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经济加快发展。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围绕加快经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培养和引进各类人才的激励机制,消除人才引进中的区域、行业、身份和所有制限制,使所需要的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能发展。对当前最缺乏的企业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要下大力气培养和引进,为招商引资服务,为经济项目发展服务,为壮大县域经济服务。要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要充分尊重各类人才的创造性劳动,提高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通过各类人才的高新知识、创新能力和丰富经验,带动干部群众更新知识、转变观念,增强发展意识,创新企业管理机制,加强产品更新能力,增加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要加强对各类人才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他们对加快经济发展紧迫性的认识,促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各项建设事业之中,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县域经济发展课题 蓝山毛织城迅速崛起探秘 ——兼谈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 县域经济是以县为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前,在西部大开发、东部大开放的背景下,作为中部地区的湖南省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尽快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是摆在各级各部门的重要课题。而透过对湖南省蓝山县经济的崛起,尤其是蓝山毛织城迅速崛起的深入分析和探索,对于我们研究县域经济发展课题,做好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背景一:“泛珠三角”经济圈构建全面启动 不久前召开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标志着我国最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9 2”“泛珠三角”经济圈正式启动,并打造“1358”经济圈,即构建1小时(大珠三角)、3小时(广东)、5小时(大华南)、8小时(泛珠三角)人流、物流、休闲旅游圈。这是一个占全国面积的1/5,人口的1/3强,GDP的1/3的超级经济体。对于与广东联系相当紧密,但又一直徘徊在广东珠三角经济圈外的湖南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周伯华省长在会上表示的:“主动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既是湖南的责任,也是湖南加快发展的捷径。”目前,充分发挥湖南地处泛珠三角经济圈内环和粤港澳地区经济发展“后院”的作用,把外源性经济作为加快湖南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主动接受粤港澳经济辐射,全面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 背景二:蓝山经济发展的“三大反常”现象 近两年来,地处“楚尾粤头”的湖南省蓝山县,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迅速崛起了一座毛织城,并相继出现了“三大反常”现象,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一是“小水电”强县没电用。蓝山“小水电”在全省小有名气,是湖南唯一一个不归电力局管的县。上个世纪末,全县小水电装机3.5万千瓦,大量余电外卖郴州。近三年来水电装机增加2倍,总装机达10.8万千瓦,已竣工上网运行的有7.5万千瓦。但随着工商业快速发展,用电需求剧增,三年人均用电增加200度,达到人均用电500度,工业用电量翻了一番。目前,电力负荷缺口在2万千瓦左右。二是新建房主没房住。蓝山以毛织业为主的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3年时间发展到300多家,县城人口3年增加2万人,县城房屋出租率提高了三成以上,近乎饱和,不少建了新房的人将房屋整体出租给别人办厂开店,自己却去租房子住。三是企业找不到“打工仔”。就业问题曾经是一个非常压头的问题。近年来,全县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用工缺口在1万人以上,从无到有已发展到350家,可容纳5万人就业,目前用工3万多人,政府不得不派出几支队伍到外省外地招工、求助。三大“反常”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蓝山人气趋旺,发展加速的现状。有人把它称之为“蓝山现象”,或曰“蓝山效应”。 背景三:蓝山发展曾经历曲折 蓝山经济曾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肩扛全省发展乡镇企业的大旗,1993年全省首届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以蓝山为开幕现场,当时与邵东并驾齐驱,名噪一世。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观念、环境等一时没有跟上来,到了20__年,步入低谷。石材生产由高峰期298条生产线,只剩下12条生产线,民营经济全面萎缩,缴税绝对额减少892万元,县级财政收入3年只增加501万元,干部、职工四、五个月领不到工资,怨声载道。《湖南日报》头版头条予以曝光、警示。 把压力当作动力,把教训变为智慧,这是蓝山人迈向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一届蓝山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民营立县、外向带动”的发展战略,铁肩硬手抓环境,集中精力抓发展,突出解决了六大问题,即:抓战略研究,解决了思路不清的问题;抓集中整治,解决了环境不优的问题;抓结构调整(产业培植),解决了效益不高的问题;抓招商引资,解决了投入不足的问题;抓项目建设,解决了总量不大的问题;抓机制创新,解决了存量不活的问题。短短二、三时间,蓝山经济再度崛起,民营经济在全县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八成。特别是蓝山毛织加工业从20__年下半年开始起步,从无到有,从慢到快,仅二年多时间,就发展到300余家,拥有织机2万多台(套),用工近3万人,年工缴费收入3亿元,成为湖南承接广东沿海外向型毛织加工企业向内地转移的最大基地。一年中,县城陡然增加了一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人气大旺,百业大兴,可租用房屋门面全部告罄,超市、餐饮、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两家投资分别在540万美元、350万美元,计划用工分别为6000人、4000人的大型外资企业和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港资电子公司相继落户蓝山,一座毛织城迅速崛起,令人瞩目。 蓝山的再度崛起,呈现出的三种反常现象,从不同侧面诠释了蓝山县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内涵,三者之间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三种反常”现象,不仅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而且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在一个县, 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就会加快,伴之而来出现的矛盾,也是很正常的,这是加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使县域经济永葆活力。 蓝山迅速崛起的启示 (一)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有准确的产业定位 湖南的县域经济如何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对此,应深入分析湘粤两省产业结构差异,准确把握大珠三角产业调整升级的发展趋势,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积极承接对方相对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环节的部分产业转移,并且在产业链的衔接和延伸上下工夫,从而融入大珠三角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去。 审视蓝山再度崛起的奥秘,最主要是得益于对自身县情的清醒认识,对产业发展战略的准确定位,对战略机遇的及时把握,赢得了发展的先机。为了加快蓝山发展,20__年初,该县组织开展了全县性的大调研、大讨论,客观分析县情,审视发展大势,认为蓝山经济发展具有三大优势并面临难得的机遇:一是蓝山毗邻广东,永连公路开通后,去广州可朝发夕归,发展“归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二是蓝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起步早,走民营化道路的观念强,九五期间,推行国企改革,国有工业企业基本退出市场,具有体制优势;三是蓝山人经济意识强,民间资本比较雄厚,35万人就有8万多人在外打工,其中在广东打工的有6万人,尤以从事毛织加工为主,且不少已成为活跃在广东毛织加工业的精英,当上了老板或技术骨干,具有人文优势;同时,粤港澳“珠三角”产业正在优化、升级,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要求日益迫切,处于承接广东沿海产业转移前沿阵地的蓝山,正面临着良好历史机遇。为此,该县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决定以发展毛织加工企业为突破口,大力引进“三来一补”企业,把蓝山建设成为内地承接广东沿海产业转移的外向型加工贸易区。可以说,蓝山早就以自己的果敢行动,把省委、省政府关于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设想变成了初步现实,为我省实现与“泛珠三角”经济圈产业的全面对接,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树立正确的区域观 行政区划是一种客观存在,经济区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要求。随着“泛珠三角”经济圈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格局从“行政板块”向“经济板块”转化,特别是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区域生产要素的组合半径已大大突破县级行政区域空间。过去依照行政级别来确认和培育区域经济中心的办法,实践证明,已越来越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县域经济要赢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正确处理好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的关系,跳出行政区的束缚,按照区域经济的分工,从经济区域的高度来审视和制定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融入到“泛珠三角”经济圈这个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的经济区域中去。 (三)发展县域经济产业定位要突出区域特色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一样处于战略性大调整阶段。因此,产业优化调整是全国面临的大问题,也是县域经济应当解决的突出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区域经济,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的产业结构都不可能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自成体系,自求平衡,更何况县域经济这一层次。针对县域经济缺乏龙头、产业层次低的现实,县域经济发展在多方竞争的情况下,只能实施非均衡的竞争战略。要突出龙头企业的引进和发展,通过产业整合把人、财、物等资源、要素集中配置到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上,实行重点扶持,重点突破,经营强项,发挥优势。蓝山的毛织加工、小水电等支柱产业形成过程,正是实施非均衡的竞争战略,重点突破的结果。 (四)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民营化的道路 从民营经济自身来看,它产权清晰、机制灵活、管理严明、决策科学,不用政府投资,生产成本不高,是一种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从全国先进发达地区的成功实践来看,民营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县域经济实力就强。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努力把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动力和增长点,担当起发展县域经济大舞台的“主角戏”,为实现与泛珠三角产业对接提供体制保障。就拿蓝山来说,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0亿元,人平超过3000元。对这笔可观的社会财富,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把民间储蓄转化为社会投资,放“虎”出笼,以增量投入带动存量调整,推动由商贸流通、社会服务向产业投资领域的转换,实现民营经济质的飞跃。该县20__年新建的49个电站的1.7亿元投资,全部由民间业主投资,政府没有出一分钱,成为蓝山经济的一大特色。 (五)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突出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联系密切的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我国的产业集群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是我国传统产业和现代制造业走向集约化、专业化的重要形式,是推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学界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的主体,政府是服务的主体,政府对于企业,不是指手划脚、横加干预的“婆婆”,而是把共同利益建立在发展地方经济、承担社会责任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集群的发生往往是自发的,但作为资源配置组织者的政府却可以起到“催生”的作用,尤其是在集群的发展阶段,政府的引导作用更为显见。其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产业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资本和要素是流动的。一个地方能不能吸引投资、营造商机,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优惠政策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产业环境。象丽宏、承阳这样的大型毛织企业之所以能落户蓝山,而没有被据说“政策条件”比蓝山还优惠的地方拉去,最主要的就是看中了蓝山已有数百家中小毛织企业所形成的良好产业环境,将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肥沃的土壤。同时,大型企业的引进,又可为中小企业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该县原有毛织加工企业只能完成织、缝两道工序,现丽宏、承阳公司可把毛织加工挑、洗、染、绣、出口一条龙工序全部完成,直接与外商签订加工销售合同,从而实现“双赢”的目的,最终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六)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扩大信贷资金的投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诚信是经济合作的基础。而目前,地方特别是县级金融资源流失十分严重。以蓝山为例,20__年全县贷款余额仅增长3.2,远低于全省17.8和全国21.4的增长水平。20__年蓝山存贷差3.8亿元,20__年达到6.4亿元,增长了67,扣除各种准备金和历年亏损,可供信贷的资金超过4亿元。当前,特别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地方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切实抓好信用体系、信用环境建的建设,努力创建金融安全区,尽快将金融优势转为经济优势,防止金融资源流失,为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 (七)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大力优化经济环境 环境优劣关系到县域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生死存亡。对外来企业而言,基础设施不行就进不来,发展环境不好就留不住。为了在承 接珠三角产业转移中,抢占发展先机,我们必须把创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作为一项战略决策切实抓紧抓好,在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突出抓好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加大行政效能监察力度,进一步改进作风,切实转变职能,真正把政府职能转到兑现政策、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把政府工作的重点放在搞好服务和营造环境上来,努力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优惠的政策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和良好的治安环境。 (八)发展县域经济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行业协会是企业集体利益的代表,是连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的“桥梁”。对于县域经济千家万户松散型的生产、合作企业,急需有相当号召力的行业协会加以组织和引导。要加强协会的规划和建设,赋予协会一定的职能,把应当属于行业协会的社会职能尽快地移交给行业协会,把适宜行业协会行使的管理职能尽量委托给行业协会,增强协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协会的自身优势,使其主动向政府建言献策,促使公共政策更好地为产业发展服务,有效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繁荣民间文艺事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民间文艺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作的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大众艺术。它包括民间文学、民间曲艺、民间戏曲、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等。它根植于生活,流传于民间,繁衍与口耳相传之中,是一切文艺的根须。在知识经济时代,民间文艺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它对经济发展的能动效值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一、民间文艺的特征决定着其能动效值。 民间文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存的基本特征。 (一)群众性。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特性,这是民间文艺最显著的特点。民间文艺的创作者与欣赏者是人民大众,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都是人民群众最真实的反映,对经济生活、最直接、最生动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二)立体性。民间文艺的存在形式是立体的,并且在立体的环境中活动,在实际生活中有多种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是一种实用艺术。在表现方式上又有综合性的一面,并且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形成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流派。 (三)集体性。民间文艺产生于生产劳动之中,以口耳相传为承传载体,无论其产生的源头,还是流传形式,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无数人的加工,无数代的完善而形成的艺术形式。 (四)直接人民性。这是民间文艺在内容上的特点。直接人民性的含义主要是:民间文艺是人民群众创作和欣赏的人民自己的文艺,它直接反映人民的生产生活,表现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民间文艺的人民性比作家艺术家创作中所表现的人民性更加直接。 (五)传统性。民间文艺有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传统特征。民间文艺是人民群众(包括艺人)在生活中创造、流传、发展而成的。民间文艺的传统艺术特点和它的口头性有密切的关系。口头性决定了民间文艺的一系列艺术特点。①语言风格的口语化,通俗易懂,明白晓畅。②深入浅出。③结构是活而单纯,好听好记。④语言琅琅上口,富于音乐性。⑤民间文学的风格,富于地方性的民族特色。 二、繁荣民间文艺的时代价值。 (一)实用价值:民间文艺是人民群众劳动斗争的工具与武器,也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从远古开始,民间文艺就在劳动中起重大的作用。在最原始的采集经济时代,劳动呼号成为人类劳动的一种重要号角,咒语和神话产生的精神力量成为人类战胜自然的重要帮手。 (二)科学价值:从哲学上来看,民间文艺反映了人民群众各个时代的世界观,要了解人类的原始思维,不了解原始歌谣与神话是不行的,关于原始思维的专著就大量引用神话资料作为主要依据。从政治学方面来看,民间文艺表现人民的生活情绪最及时,最真切。古代就有采风官,广泛采集各地民间文学以了解会动态。从心理学方面看,民间文艺反映了人民的心理活动,同时,民间文艺的创作和流传也是研究文艺心理学的记忆、遗忘、想象等心理现象的重要资料。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上看,民间文艺的科学价值更加突出。马克思说过:“古代歌谣是远古日尔曼人的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此外,民间文艺对研究语言学、音韵学、方言学、修辞学都是很重要的活材料,对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也十分有用。 (三)艺术价值。民间文艺最具群众性,民族性,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广大的不识字的劳动群众不但是民间文艺的创造者,也是文的欣赏者,体现出民间文艺最朴质的艺术价值性。在群众性、普及性上,民间文艺超过一切其他文艺。从艺术质量上看,尽管大多数民间文艺作品是比较粗糙的,但也有不少玉润珠圆的珍品,像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其艺术概括力和艺术感挚力,一直被人民推崇,故事流传两千多年,始终受到人民的喜爱。所以高尔基说:“最深刻、最鲜明、在艺术上十分完美的英雄典型是民间创作,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所创造的”,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 (四)借鉴价值。人民音乐家聂耳,自觉地学习与借鉴民间文艺的,创造性地运用民歌素材去表现强烈的激情,反映伟大的时代。冼星海对此更有很深刻的认识,抗战前期他在延安所写的《为什么要研究民歌》一文中说:“民歌是一切民族音乐最丰富的源泉”,“民歌是一个民族语言艺术的最高表现。”所以,“民歌是中国音乐的中心部分,要了解中国音乐,必须研究民歌。” 在舞蹈艺术上,民间舞蹈的艺术借鉴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著名舞蹈家吴晓邦先生开始也是学芭蕾舞的,为了舞蹈的民谣化,很注意学习民间舞蹈。他曾说:“民间传统舞蹈保存了朴素单纯的特点,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审美愿望,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对创造民族化的新舞蹈是不可缺少的。 民间美术对专业画家的借鉴价值也同样为此。著名画家徐悲鸿对民间艺术就很重视,他的画从民间年画、壁画艺术中就借鉴了许多东西。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党的十七大和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工作任务,充分表明了发展县域经济是当前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推进小康建设进程中担当着重要任务。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银行,大力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农发行责无旁贷。本文结合农发行的职能定位、地位与行业优势,就农发行在促进海安县域经济发展现实的表现以及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 一、农发行在县域经济资金供求中的地位 (一)在确保种粮(棉)农增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产品收购,是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关系到粮食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能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因此党中央高度重视。海安农发行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支持粮棉油收购作为基本职责和主体业务来抓,以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较好地履行了职责。从当初的定价粮到后来的保护价粮、最低限价粮、托市收购粮以及中央、地方储备粮,农发行都是不遗余力地敞开资金供应,切实将国家的收购政策落到了实处。 多年来,海安县支行一直按照国家粮棉油购销政策,适时完善信贷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农发行在粮棉油信贷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并实行严格的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同时,积极支持海安县各类粮棉油收购主体按市场价自主收购,根据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按照“市场定价、企业做主”和“购得进、销得出、有效益”的原则,重点支持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加工企业收购,择优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促进企业扩大经营。尽管随着粮食购销企业的全面改制,我行粮食企业的支持数已由原来的43家下降到目前的13家,但贷款余额已超过5个亿,为全县“三农”经济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在培植和扶持龙头企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上充当了主力军的作用。 20__年以来,国家银监会陆续批复农发行开办多项新的信贷业务,海安农发行抓住机遇,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性资金支农的新路子,贷款的投放打破了支持环节、企业所有制性质以及收购品种的限制,实现了向“三农”领域全面纵深发展。在此框架内,该行坚持积极审慎的原则,开展调查营销,并努力形成和发挥我行在资金供应、利率浮动、信贷审批、信息咨询等方面的优势,来增强对优质客户的吸引力,确保成熟一家、支持一家、成功一家。该行以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在粮食加工及转化、油料加工、棉纺产业等领域积极探索,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出品牌、做大做强,使他们真正成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桥梁和纽带,加快了我县农业实现产业化的进程。几年来,该行共吸纳6家新业务企业,其中5家为公开授信企业,授信额度达25000万元。仅20__年,该行累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业务企业贷款31400万元,占当年贷款投放总数的51%;截止20__年7月末,新业务贷款期末余额36100万元,占比为63%,客户结构和贷款结构趋于优化。 (三)在加大现代农业投入、全面支持农村发展上担当领军人的作用。 扩大业务范围,增加支农资金,支农的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创新,是农发行全面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一是业务范围向支持发展现代农业方向延伸。支持农业种子工程、大型商品粮棉油基地建设、优质粮棉油产业工程、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兴生物资源等农业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等关系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项目。二是业务范围向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向延伸。将农村的饮水工程、沼气工程、公路村村通工程及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等改善农村基本生活生产条件的领域纳入业务范围。三是业务范围向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向延伸。主要是国家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医疗卫生投资、文化事业投资等资金管理可由农发行。四是业务范围向支持县域经济建设方向延伸。主要是国家对县城和小城镇建设方面的投资可由农发行,五是业务范围向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延伸,如发放农业小企业贷款,支持农业小企业发展等。目前,该行对海安县农业小企业的信贷需求情况调研已全面展开。 二、农发行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成功实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国家有关部委和银监会也已先后批准农发行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业务范围由原来的粮棉油扩大到农、林、牧、副、渔业整个农业领域,并同意农发行开办农业科技、农业小企业等贷款。政策丰富了农发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和完善了农发行的职能。时代的前进与发展,要求农发行应与时俱进,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海安的县域经济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为积极推动海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为县“十一五”规划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20__年下半年以来,海安县支行在现行信贷政策框架下,就运用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县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投入1个亿元贷款支持海安县里下河优质粮食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助推海安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一)抓住政策机遇,积极主动投入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 海安县政府“十一五”规划提出:把以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建设,生产优质粮食,再塑新的“鱼米之乡”,把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成为优势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原料供应基地的生产基地。建立里下河粮食生产基地项目的提出,为农发行提供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平台。紧紧抓住政策机遇和海安县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机遇,我行上下统一思想认识,认为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资金为国家的资金,利率为基准利率,应主动将国家的政策变成地方经济建设实实在在的资金,在全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主动参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海安县域经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我行专程组队去无锡市宜兴、江阴等行,就新农村建设项目贷款进行了参观学习,详细了解了宜兴、江阴等行新农村建设项目贷款的立项情况、申报项目贷款的必要条件和政府、相关部门、农 发行及企业怎样携手合作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并及时将参观学习的情况及时向海安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重度重视。(二)立足海安实际,全力推进我县新农村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在深入分析海安县新农村建设的形势的基础上,海安农发行对里下河粮食生产基地项目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较全面的《里下河粮食生产基地项目贷款评估报告》,报告认为:该项目既符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也有利于海安县农业经济发展,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并且符合农发行关于开展粮棉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业务的有关条件,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我行研究制定了新形势下信贷支农重点,就是要积极支持海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并及时向上级行提出了该项目的贷款申请,请求上级行给予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长期贷款支持,贷款金额为1亿元。报告发出后,我行及时与上级行联系和沟通,多次跑市行、省行详细汇报该项目的具体情况,按上级行的要求,及时补充有关资料,得到了上级行的大力支持,20__年6月份终于实现了该笔1亿元项目贷款的现实投放,而该笔项目贷款的成功投放,预示着我行信贷支农范围的扩大,也表示着我行支持海安新农村建设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如今,贷款投放已经一年多时间。贷后跟踪检查和监测情况显示,各项工程正按步有序实施,不用多久,一个设施标准化、耕作机械化、生产高效化的里下河优质粮食生产基地就将呈现在海安人民面前。届时,海安里下河地区的粮食生产条件将极大改变,生态环境改善,土地肥力增强,粮食质量提高,从而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加强天然药物产业建设并促进明溪县域经济发展 明溪县是三明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天然药物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的新兴支柱产业,是该县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天然药物产业,县域经济发展 明溪县是三明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天然药物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的新兴支柱产业,是该县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自县委、县政府提出将明溪打造成“闽西北药都”以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优惠政策措施,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发展势头越来越猛。本文拟对如何加强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建设,发展明溪县域经济作一初步探讨。 1.明溪县天然药物产业发展的现状 明溪县天然药物产业现有加工、种植龙头企业福建南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利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福建省紫杉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明溪县大丰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明溪县南方红豆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明溪县牡丹香料有限公司等6家,主要产品有99.5%紫杉醇、98%加兰他敏及芳樟醇。2009年天然药物产业总产值达2.6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14.4%以上,实现税收1600多万元。同时在建和拟建项目有茶叶提取茶多酚、虎杖提取白黎芦醇、三尖杉提取三尖杉脂碱、厚朴提取厚朴酚、人工栽培台湾金线莲等。至今,全县共推广种植南方红豆杉3.05万亩、石蒜3200亩、厚朴3万亩、芳樟7000亩、三尖杉3000亩、台湾金线莲100亩。建立南方红豆杉优质快繁基地305亩、石蒜优质种源基地200亩、纯正芳樟苗木基地100亩、三尖杉苗木基地50亩。全县共有500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天然药物,年增加农民收入超过5000万元。 2.加快明溪县天然药业发展的条件 2.1有利条件 2.1.1自然条件 明溪气候条件温和湿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水热条件优越,适合多种林木生长。 2.1.2土地资源。 明溪土地资源丰富。全县耕地面积17.3万亩,农民人均1.9亩;林业用地218.9万亩,农民人均23.8亩。土壤肥力较高。适合多种作物生长。有着不同海拔高度和立地条件,十分有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繁衍。 2.1.3社会条件 明溪县现辖4个镇5个乡、88个行政村、7个居委会,总人口11.53万人。自80年代末始,明溪有近1.5万人远赴西欧、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经商、务工,在带来大量外汇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极大剩余,发展天然药物种植,有着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势。 2.1.4生物多样性丰富。 明溪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县,生物资源极为丰富,被誉为我国的“绿海明珠”。明溪树种繁多,有植物种类168科1059种,其中常见植物药材有8类304种:子仁果实类42种,根茎类94种,全草类112种,藤木类24种,花叶类20种,树皮类6种,菌藻类4种,其它2种。南方红豆杉、厚朴、杜仲、三尖杉、茯苓、半夏、桔梗、远志、柴胡、葛根、石蒜、喜树等在明溪广为分布。 2.1.5科技条件 明溪县近年来大力开展“县校合作”,先后与复旦大学、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南京林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等科研院校签订协议,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深入发展“产学研”活动,结合明溪的实际情况,引进大量的实用有效的科研成果和适用的科技人才。 2.1.6政策条件 福建省高度重视包括天然药物产业在内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着力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形成更多新增长点。 三明市同样也对天然药物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着力培育发展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3+1”产业集群,把天然药物产业提升到了对三明市经济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略产业来抓,编制了《三明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并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明溪建设“闽西北药都”的规划。 依托省、市的各项支持,在“县域经济特色化、特色经济产业化、产业发展规模化”思想指导下,明溪县委、县政府将天然药物产业列为四大主导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明溪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更是明确地指出,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特别要充分发挥我县生物资源优势,依靠关键技术、重要产品研制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新突破,致力建设‘闽西北药都’”。 2.1.7经济条件 明溪是福建新兴的内陆侨乡,在国外务工、经商人数占全县总人口12%以上,每年有大量的外汇转入县内,2009年末全县储蓄额 117459万元,人均1.01万元,民间资金量大,社会闲散资金多,这对天然药物产业(尤其是天然药物种植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撑。 2.2不利因素 2.2.1传统缺失 明溪没有医药传统,缺乏叫得响的地道药材,在药材种植、加工等方面的经验、人才十分匮乏。目前仅有南方红豆杉于2006年被福建省政府认定为明溪道地中药材,与传统药乡相比,在基础人力资源的质和量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 2.2.2县财不足 明溪是一个欠发达山区县,年财政收入仅4000余万元,资金实力明显不足,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外来资本投入,在提供各种必要的配套公共资源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2.2.3技术瓶颈 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基 本上是靠外源性技术发展起来的,虽然近几年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发展迅猛,也取得了不少科技成果(如仅福建南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近年申报了6项专利,获发明专利1项,受理公告5项),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发展的唯一出路。因此,需要在生产性技术层面,尽快取得突破。 2.2.4人才缺乏 天然药物产业是知识型产业,需要大量产业工人和知识/技术型农民,以及大量营销、管理人才。明溪现有各类科技人员2781人(不含行政管理及行政机关技术人员),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占85.6%,但主要局限于农林、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就目前来看,明溪的人力资本积累尚远远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的需要。 3.加强天然药物产业建设,促进明溪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3.1天然药物产业能规避明溪区位劣势 明溪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劣势,在于远离经济中心城市,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区位条件很不理想。近年来,尽管明溪的交通条件已经并正在继续得到明显改善,但其改善是在其他地区交通条件同时甚至先期得到改善的前提下获得的。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交通条件仍将是明溪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可以说,以交通运输便利为基本条件的产业,都比较难以在明溪获得较快的发展。而天然药物产业终端产品体积小、附加值高,运输量要求不高。因此,完全有可能在明溪得到迅猛发展。 3.2天然药物产业有利于提升明溪经济质量 首先,天然药物产业能够推动明溪绿色经济的发展,在保护闽江流域上游水源保护地的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明溪肩负着为闽江流域成百上千万人民保护水源地的重任。因此,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着十分苛刻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而天然药物产业主要依赖知识、技术和资源,无需进行掠夺性开发,无需注入大量能源,其部分废弃物还能继续用以生产,能大大降低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源头避免大量污染的产生。因此,完全符合闽江流域保护对明溪的要求。其次,天然药物产业能够促进明溪经济的综合利用水平,推动明溪循环经济的发展。天然药物产业的技术水平决定了产业对原料的利用水平。免费论文参考网。随着天然药物产业的发展,除植物的根、茎、叶等常规物质植物,产业的原材料可以扩展到动物屠宰后废弃的各种脏器(如肉牛产业)、各种提取提纯后的植物残渣(现已能从红豆杉的提取残渣中再次提取有用成分)等等。可以预见,在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产业内部(如提取提纯残渣重新变成新成分提取提纯的原料)、产业之间(如天然药物产业与畜牧业)甚至产业和社会之间都极有可能自发出现各种经济循环链,将有力推动明溪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实现。 3.创建和谐的产业环境,加快明溪生物药业发展速度 3.1大力扶持现有天然药物企业发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1)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如在资金、人才、税收、土地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帮助做大做强明溪现有天然药物企业,以形成明溪天然药物产业的发展高地与示范模板。(2)采取措施,鼓励农民种植天然药物,如协调金融部门对农民种植天然药物资金的放贷,解决农民种植资金缺乏的困难,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原料供应不足问题,建设高质量的原料生产供应基地。(3)扶持龙头企业创品牌、打品牌,扩大龙头企业社会影响力。如着力将 “醇力康”、“福建利科”、“海天蓝波”等打造成着名注册商标,(4)延伸产业链。向后延伸至制剂生产、医药商业、药包材生产等;中间延伸至同植物新的化学成分提取、半合成生产原料药等;向前延伸至药用植物种植专用生物制品生产(如专用肥生产)、种植技术服务、溶剂供应、专业设备维修生产等等。如福建南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除生产主要产品紫杉醇、半人工合成抗癌药紫杉醇及多烯紫杉醇中间体7-木糖紫杉醇、10-DABⅢ,还需加大对其所含的其他有效生物碱如红杉醇的研发力度,对提取后的废料,可以生产专用有机肥。 3.2大力引进天然药物企业与资本,努力降低企业发展成本,加快形成产业集群 (1)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如福建南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2)进一步与复旦大学、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国药科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等高等院校与相关科研院所的合作,以技术和项目为导向,引进最新科技成果,结合明溪县生态工业园区招商工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天然药物企业,壮大天然药物企业集群。(3)鼓励以投资办厂、增资扩股、参股入股等多种方式,引入外部资本,扩大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发展的资本总量。(4)鼓励企业按市场需求,积极实现产品生产的配套和协作,通过分工协作,缩短营销半径,降低经营成本,做专做强。形成良好的集群效应。 3.3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对外合作,更有效地引进相关技术 (1)充分发挥福建南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博士后工作站、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明溪工作站职能,有效引进相关技术。(2)加大“县校合作”力度,进一步推动与其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更有效地引进相关技术。(3)抓紧落实明溪天然药物孵化器的落地工作,加快明溪天然药物孵化器的建设步伐。(4)进一步完善明溪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天然药物产业区域性服务平台作用。 3.4加大人力资源引进、培养力度,夯实天然药物产业发展人力资源基础 (1)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县人才工作的意 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重点做好人才政策、人才激励机制、人才利益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制度、人才竞争机制和人才管理制度,提高人才待遇、工作环境和发展机遇,从待遇上、环境上、事业上、情感上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2)以明溪天然药物研究所和福建南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博士后工作站、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明溪工作站、明溪天然药物孵化器为平台,从明溪实际出发,采取“加强联系、柔性引进”方式,吸引高端科研人才为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发展服务。免费论文参考网。(3)围绕天然药物产业的发展,加强企业内部自有人才的培养和造就,自主培养大量技术工人和技术农民。(4)要借用"外脑",通过产学研联合,广泛利用现有国内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各方的人才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建立"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灵活机制,与社会共享同行的优秀人才专家。免费论文参考网。 3.5在大力开发天然药物资源的同时,注重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和培育 (1)在培育天然药物资源的同时,注意保护好野生资源, 应正确处理好明溪县野生药材采摘与人工种植的关系,保护珍稀物种。(2)推广种植天然药物时,尽量利用闲地、山地、荒废农田,保护好原有的生态环境,做到不与水稻等主要农作物争良田。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积极应对入世挑战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明确六个重点 我国已经加入WTO,县域经济必然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只要我们解放思想,未雨绸缪,扬长避短,沉着应对,完全能够加快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我认为必须把国际经济发展走势、国家宏观政策大势和本地客观情况的实势有机结合起来,明确工作定位,选准发展重点,做到敏于谋势,善于造势,敢于借势。 第一,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面对入世,要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和传统的内陆意识,树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大市场观念,树立现代化、社会化、国际化大生产的思想,大力加快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的步伐;进一步破除与市场经济体制和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严重背离的各种形式的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树立促进公平竞争,遵循市场规则,依法实施保护的新观念;进一步破除各种人治和权大于法的思想,强化法治观念,坚持依法治县,依法规范各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要规范和管理好市场秩序,积极营造与WTO接轨的市场环境,在创造规范的法制环境、诚实的信用环境和周到的服务上下硬功夫。加强商德教育,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防止商业欺诈、恶意拖欠及逃废债务等不法行为的发生。把人人都是环境,处处都是环境,事事都是环境落到实处。 第二,以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一要根据国际国内科技发展和产业转移趋势,着力扶持和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要充分吸收、运用现代科技来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具体到我们谷城县,重点抓好车桥公司、东银公司、银纺公司、石纺公司和骆蓄公司等重大技改项目建设。要以石花镇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和车桥公司国家级星火技术区域性支柱产业承担单位两块国牌为龙头,用足用活有关政策,重点支持铝合金系列材料规模生产、抓好皂素新技术应用、双密度聚氨酯泡沫垫材专利产品开发、无污染再生铅技术开发等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建设。 二要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集团化的趋势,积极引导企业走联合、集聚的道路。鼓励那些分散、零星的企业向工业产业园区集聚,鼓励他们逐步向集团化方向发展,鼓励县内中小企业向县外大企业大集团靠拢,协作配套、松散联合、加盟重组都可以。具体到我县,今后主要是以资本联合、市场联合、生产联合、技术联合为纽带,积极推进以车桥、骆蓄两大集团为核心的兼并重组和协作配套,扩张新和公司规模,抓紧组建南河流域水电集团、纺织工业集团、纸业集团,形成规模优势,提升竞争能力。 三要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区域化特点,进一步巩固发展县域特色产业。面对加入WTO的新形势,县域农业必须打破封闭型结构调整和有限开放型结构调整的陈旧思维,大胆改革农业生产方式、生产手段、生产过程,积极探索国际化、标准化、现代化农业的新流程。充分运用绿箱政策,增加用于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基础设施、粮食安全储备、环境保护、扶贫济困等方面的补帖。要增强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理念,力争在入世过渡期内,把我县建成全省重要的绿色食品基地县和全国无公害蔬菜基地县。抓住入世有利于畜禽水产品出口的机遇,发展以牛羊、肉鸡、特种水产为重点的养殖业。 四要根据国际国内文化消费市场变化,大力发展区域文化消费产业。要真正把文化特别是旅游、服务等行业作为新兴产业来抓,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我们谷城旅游资源比较丰富,要尽快把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强大的经济发展优势,这是我们今后主抓的工作重心,创建全省旅游先进县。 第三,以城镇建设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加入WTO后,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带动作用和辐射功能更加突出。要保证新一轮小城镇建设的健康发展,我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经营强镇。用经营城镇理念来指导和推进城镇建设,把城镇发展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来抓。彻底改变城镇建设政府投入、无偿使用的旧模式,实施以城建城、以城养城。县级可组建城镇开发总公司,选择一批城镇基础设施项目,出让土地使用权、项目建设经营权、户外广告标牌、冠名权和产权,走经营城镇之路。二是产业兴镇。有业才有镇。要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相结合,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相结合,与发展乡镇企业相结合,抓住已经和正在形成的特色产业,一业为主,多业驱动,使小城镇建设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撑。三是人气旺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现行户籍制度对农民进城的束缚和阻碍问题。实行城乡内外平等择业,允许进镇农民依法有偿转让、转租、入股抵押土地承包权。 第四,以民营经济带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把启动民间资本、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是政策支持。取消一切所有制界限的规定,进一步完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银行应支持那些经营规范项目好、能按期还贷的民营企业。在经营范围上,应放宽市场准入,一视同仁。除国家明令禁止经营或专营的商品以外,其它放开经营。二是搞好服务。政府有关部门应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一中心,把依法管理与热情服务统一起来。避免对民营经济进行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限制。应及时研究和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积极为民营经济发展排忧解难。三是加强引导。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上速度、上规范、上水平。引导民营企业开发起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的三高一强产品,不断提高技术和装备水平。要积极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兼并、收购、租赁或承包国有中小企业,走低成本扩张之路,增强发展后劲。 第五,以项目建设拉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要抢抓入世后各类生产要素大举进入中国的先机,抢抓沿海发达地区企业加紧建设中西部生产基地的先机,抢抓台商纷纷抢滩大陆的先机,敏锐捕捉招商机遇,尽快打通投资渠道。在抓好现有招商项目跟踪管理的同时,采取以外引外、上门招商、活动招商、网络招商及中介招商等多种办法,着力引进国内外大公司、大财团、大品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第六,以提高经济外向度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根据谷城县特点,适应入世新变化,积极调整出口策略。在出口范围上,由周边国家的小额贸易,向欧、美、非洲国家大额批量贸易转变;在出口主体上,由单一贸易主体向多元化复合贸易主体转变。主要是充分发挥我县具有12家自营出口企业的优势,扩大集装箱角件、合金铅、不锈钢刀盘、骆驼蓄电池等产品出口份额。要认真研究国际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状况,寻找比较优势,建立竞争招标和公派自营的机制,推动优势产业和企业以项目为载体,到境外投资办厂、开展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带动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促进县域范围内的开放型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组织部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特别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强化对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思想引导和本领锤炼,有利于凝聚共识,进一步把工作的关注点和着力点聚焦到科学发展上来,共克时艰、共保增长、共谋发展。因此,我们要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机遇,结合我县实际,创新活动载体,拓展活动内容,力求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效,把活动效果切实转化为推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是强化学习提高,在党员干部受教育上下功夫。党员干部受教育,是搞好学习实践活动的基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组织开展增强科学发展能力“大讲堂”、“大调研”、“大讨论”活动。采取理论中心组学习、划分专题研讨、常委带头辅导、干部群众面对面一起学等方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抓住本质学、联系实际学、带着问题学,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在深入学习调研基础上,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在解放思想中找出差距,在解放思想中形成共识。巩固和深化去年全县“深入解放思想、推进科学发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在继续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推动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坚定高目标奋进毫不动摇,激励各层各级经常算目标帐、增长帐、位次帐,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努力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真正把解放思想的无穷活力转化为“保增长、促发展”的强大动力。另外通过开展领导干部“科学发展论坛”,“科学发展一线行”等实践形式,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增强宗旨观念,强化责任意识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执行力,把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真正落实到位。 二是解决突出问题,在科学发展上水平上下功夫。实践性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关键是要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要紧贴“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促进科学发展”当前这一最大实践开展活动,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紧密结合起来,以活动推动全年各项指标任务的落实,力求将活动效果转化为推进发展的强大动力。要突出实效,紧扣围绕县委工作会议提出的“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全市争先、总量全省进位、均量苏北一流”的奋斗目标,采取各项措施推进“项目攻坚年”、“外资突破年”、“项目投产达效推进年”等活动的开展。围绕保增长促发展、保稳定促和谐,深入开展以“科学发展比作为”活动,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帮助基层和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努力形成乡镇(区)比发展、部门比服务、企业比贡献,各行各业争先进位的良好氛围,在全县迅速掀起新一轮进位争先、科学发展的热潮。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在人民群众得实惠上下功夫。人民群众得实惠,是搞好学习实践活动的目的。开展活动的过程,也是让发展的成效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过程。我们要积极策应党员群众的新期待,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始终抓住党员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边学边改、边查边改。在组织实施上重实际、出实招、讲成本、办实事,确保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力争通过开展这一活动,促进科学发展,解决实际问题,奋力进位争先,努力实现“保增长、促发展”目标任务。把开展活动的过程作为整改的过程,坚持从小事做起,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从党员群众最需要帮助的事情做起,真正让群众感受到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要扎实开展“心系百姓、情暖万家”为民办实事活动,分县委县政府、县直部门、乡镇、村居、企业五个层面排出“百件惠民实事”,建立台帐,采取项目化、销号制的方式加以推进,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难、帮职工就业、帮群众增收。要把群众参与贯穿全过程。在活动要始终做到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坚持查找问题听取群众意见,分析检查组织群众评议,整改情况接受群众监督,实际情况交给群众评判,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活动启动前,组织领导干部开展“村村访、企企到、户户帮”,深入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排查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学习调研阶段,开展领导干部“领题调研”活动,开门纳谏,与群众共商发展大计;分析排查阶段,请“两代表一委员”列席民主生活会,对领导班子分析报告进行评议;整改落实阶段,聘请老干部担任整改落实监督员和整改成效评议员,提高整改实效,真正活动建设成为群众满意工程。
劳动关系论文:论事实劳动关系 摘 要: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高频的事实劳动争议案件引发社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成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如何完成我国事实劳动关系的争议案件的立法体现,逐步完善劳动程序立法,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和保障社会平稳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成因、特征和其认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法条诠释,对事实劳动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 关键词: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劳动争议;劳动合同 一、事实劳动关系的概述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行,劳动争议案件在民事案件中的比例逐年增长,特别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关系的纠纷,即指事实劳动关系纠纷。此类劳动争议发生后,用人单位往往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书面合同为由,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承担其义务。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8条、第61条规定: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表明对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以前签订过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后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继续享有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并应履行原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根据新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10条第一款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1]。从这条规定推断,我国立法者坚持采用书面劳动合同形式,事实劳动关系的出现当属未依法订立合同。董保华教授认为:在我国,事实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既无劳动合同又存在着劳动关系的一种状态[2]22。笔者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未依法订立合同,不仅包括自始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也包括订立的书面劳动合同违法而致使其无效的情形。 二、我国现存事实劳动关系的形成原因 (一)事实劳动关系产生的政策原因 1.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的施行 国有企业改革是国有企业由权利客体转型为市场主体的过程。国有企业代替政府承担本属政府义务的社会保障职能,通过构建社会保障保护网尽量为职工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政府把这项义务交给国有企业,企业往往在各方面都需要支出的情况下无法担负起该义务。改制以后,国有企业与职工之间按照《劳动合同法》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职工不再对企业有依附关系,它通过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企业按照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向其支付薪酬。可是长期处于这种变化之中的部分职工由于各种原因难以接受这种改变所带来的结果,比如部分企业职工思想观念没能完全扭转,心态失衡;国家颁布的改制政策前后不一致,各地的作法不统一,适用时也无所适从导致职工情绪化而不接受此次改制政策等等。 2.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市场供求关系失衡 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大量的下岗再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现阶段,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在农业生产之外再获得一部分的非农业收入。这使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失衡,在当前劳动就业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劳动者为保住工作岗位,不敢坚持要求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事实劳动关系现象不断增多。 3.因双重劳动关系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 其是指劳动者与一个用人单位存在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同时,又接受其他用人单位的工作任务,接受其劳动报酬,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形。这一类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兼职,即与一个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后,又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事实劳动关系。2)停薪留职,劳动者在停薪留职期间仍与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若在此期间接受其他用人单位的工作任务,则与后一用人单位形成事实劳动关系。3)下岗待工(包括离岗退养),职工离岗退养期间、下岗待工人员在一定期间(一般为二年)仍是原企业职工,如果该职工在此期间又在其他用人单位劳动,则形成事实劳动关系[3]94。 然而劳动者在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完成工作任务后,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可以依法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只是不得对完成用人单位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否则用人单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二)事实劳动关系产生的法律原因 1.合同期满后没有续订合同也没有终止合同 用人单位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期满后没有续订合同,也没有终止合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1条规定,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约定合同到期后自动续延并实际续延的,视为续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未约定续订条款就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2.未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订立劳动合同 “没有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分为用人单位不订立和劳动者不订立[4]。一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为劳动者缴纳保险费,提供同工同酬的劳动待遇,以及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并且用人单位必须遵守相关集体合同和行业合同等规定,这将大大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 3.因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产生的事实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不具备一定的条款,以及用人单位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可导致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订立的契约无效,自然不能成立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即产生。 三、我国现行劳动合同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者举证难 事实劳动关系产生的劳动仲裁案件对劳动者来说存在举证难题。 如某农妇章某,被介绍到一家手推车加工厂工作,不幸被刹车失灵的冲床压断手指。事后老板竟称不认识此人,拒绝赔偿。章某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提出申诉,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章某诉称当时双方约定前三个月的工资每月为500元,今后逐步增加。章某不慎压断手指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手推车厂老板秦某向医院交了3000元的费用后就不再负责。章某伤情未愈,被迫离院回家。但秦某辩称,事发前并不认识章某,也没有聘请过她,故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这起劳务纠纷案件就是因为没有书面劳动合同证明当事人双方确实存在劳动关系。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上,依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若章某能在法规中找到明确的有关劳动义务保护的法律条文,那双方劳动关系当然存在。作为个体的劳动者,不仅相关文件掌握在用人单位手里,而且劳动者在相关法律知识的熟悉度上也不如用人单位,这对劳动者维护权利造成很大的不利。虽然新的法律法规规定,由用人单位对其掌握的资料负举证责任,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仅适用于劳动关系已确认的情况。若连双方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都无法得到证明,则用人单位完全可以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而不曾掌握相关资料为由,推卸举证责任。 (二)限制了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 我国现行《劳动合同法》只承认书面劳动合同排除口头劳动合同。然而,自由的合同形式不仅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利于维护稳定的劳动关系。国外立法在建立劳动关系上,大多以不规定特定合同形式为准则,而以特定书面形式为例外。纵观世界各国,承认事实劳动关系不仅在法律体系发达的国家适用,即使在法治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发挥一定优越性。而且,法律认可事实劳动关系,并不意味着鼓励非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 (三)限制并禁止了“双重劳动关系” 我国《劳动合同法》原则上禁止双重劳动关系。接受其他用人单位工作任务的,不仅不能影响到本用人单位交付的工作任务,经本用人单位指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甚至有权利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而事实上,在现代的经济生活里,双重劳动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法律上不予支持,却难以避免现实里的“暗箱操作”。笔者认为,建立双重劳动关系与否,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权的处分,不应由国家过多地干预。限制劳动者建立双重劳动关系的行为,事实上侵犯了劳动者的劳动权利。 四、对完善我国事实劳动关系的思考 (一)承认合理的双重劳动关系 在“双重劳动关系”的构建中,需要平和双重劳动关系与用人单位间的利益冲突。对合理的双重劳动关系的承认有助于减少因口头劳动合同的不确定引起的纠纷,并促使劳动能够有效、顺利地进行。劳动者在自己能够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可以形成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劳动关系,这也有利于对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开发。 (二)缔约过失责任与举证责任的应对 在实践中,我国已把事实劳动关系纳入法律的调整和保护范围之内,既有部门规章,亦有地方政府部门的规定或指导意见,但这些规范的内容有限,效力不及法律,因而,在对有关事实劳动关系引起的一些纠纷案件进行处理时可按缔约过失责任应用办理,同时也应更加完善法律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规定。 在处理事实劳动关系争议案件的时候,在劳动者承担部分举证责任的同时,加大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这是对劳动者利益保护的需求,也是劳动法作为社会法的一个部门法的具体体现。 维护事实劳动关系这种理论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重要途径是提倡有关劳动立法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既得利益,这不仅是满足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不断科学化的一种客观需求,体现出该理论的与时俱进,同时也是国家政治、法治、经济和文化不断进步的重要体现,对丰富我国事实劳动关系争议案件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劳动关系论文:关于构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几个问题 摘 要: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根本因素。高校内部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是高校发展的基本内容。适用劳动法律调整高校内部劳动关系是时代的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要应对挑战,完善聘用制,协调劳动关系,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关键词: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人力资源管理 一、高校中存在特殊的“劳动关系” 高校中教职工与学校的关系在2006年前后发生了深刻而具实质性的变化。至2006年12月底,全国半数事业单位已实行人员聘用制[1]。依据《试行聘用制度的意见》精神及相关法规,“全员聘任制”在事业单位之一的高校渐次实施。聘任制是指高校与具有教师资格的公民及职工个体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形成契约关系的一种新型用人制度。 “劳动关系”是一个传统的概念,又被称为劳资关系、劳工关系、雇佣关系等,是指劳动力使用者与劳动者在实现劳动的过程中所结成的与劳动相关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2]。高等学校是国家的事业单位,学校与广大教职工的聘用关系虽有别于私营企业中企业主与工人的劳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行政管辖关系,但仍属于劳动关系范畴,这是因为[3]: 1.订立聘用关系的双方法律地位独立且平等。一方是取得法人资格的高校,其在民事活动中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另一方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教职工个体。双方因为教学教育职责而订立合同。对于学校来说,其拥有使用一定的教学教育资源的权利,只有通过聘用教职工才能完成教学教育职责,对于广大教职工来说,他们通过自身的资质、向学校提供一定的专业劳动以获取报酬,学校与教职工之间地位平等而相互依赖,与劳动关系的特定主体特征相一致。 2.教职工个体通过与特定学校签订书面合同而成为学校的教职工,受学校相关规定约束,承担按合同规定的工作量,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福利保险待遇,体现了契约管理的劳动关系特征。 3.《试行聘用制度的意见》规定“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并规定,聘用合同由聘用单位的法人代表或者其委托人与受聘人员以书面形式订立,并详细规定与劳动合同内容基本一致的权利和义务条款。具备劳动合同的要求特征。 综上所述,高校与教职工之间的聘用关系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属于劳动关系范畴,但由于高校是国家事业单位,虽然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国家仍存在对高校一定程度的行政管理关系,因此,高校中学校与教职工的聘用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 二、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 虽然高校和教职工双方都存在互利共赢的愿望,但从本质上讲,劳动关系的双方――高校和教职工――各自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相互之间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和谐劳动关系并不是指消灭冲突或无冲突,而是指双方处于一种和谐融洽的良性状态,构成劳动关系的双方以相互尊重、真诚合作、良性互动、其谋发展的态度和立场寻求双赢结局,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当出现利益冲突时,双方明确民主协商的途径,依法协调彼此矛盾,最终达到互惠互利、共荣共赢。所以,有人认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利益的和谐”[4]。 1.正确理解和实施《劳动合同法》,是构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 2008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历经四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顺利通过,这部曾引起人大代表、委员和普通劳动者广泛关注的法律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比较全面地规范了劳动合同制度,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必须履行一定的责任,如建立职工花名册,如实向劳动者告知义务、不得扣押劳动者证件等;(二)建立劳动关系必须在一定期限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三)严格规范试用期的实施;(四)鼓励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无期限劳动合同;(五)职工有权抵制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等等。这些规定将劳动关系细则化、具体化,为协调劳动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 《劳动合同法》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利和义务的凭证。为促进高校中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需要学校和教职工双方理解好并用好《劳动合同法》,把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落到实处。 高校中和谐劳动关系应当包含四个要素,即平等、公正、透明、诚信,这意味着:1)学校和教职工双方应平等相待,和睦共处;2)每位教职工对劳动成果的分配都是十分关注的,掌握分配权的学校对劳动成果的分配应当持公正、透明的立场。如果公正、透明地分配劳动成果,教职工看在眼里,心服口服,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得到促进,反之,如果劳动成果的分配不公正、不透明,则会损害教职工的利益,进而损害教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3)学校制度公开、程序合法,对待教职工“诚、信”为先,以诚相待,言而有信,照章办事。 对广大教职工而言,要努力顺应当前时展的需要,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知识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成一行。强化责任感,培养归属感,与学校共荣辱。同时,广大教职工还应当学法懂法,依法维权。 在构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时,遵循《劳动合同法》的精神和细则是首要前提。 2.创新管理机制,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劳动关系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是处在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中,传统人事管理观念、模式和方法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作用,高校内部的管理制度科学合理性不够,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内部劳动关系的和谐和稳定。因此,高校应当创新运行机制,探索健全符合高校自身特点的劳动关系管理制度。1)加速推进全员聘用制的实施。高校聘用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劳动关系范畴,应切实用《劳动合同法》调整和规范高校的劳动关系,并据此完善高校的聘用制度,做到“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约管理”,完善和理顺高校劳动关系并完善业绩评估体系和奖惩制度;2)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聘用制条件下的高校薪酬分配,首先应遵循市场价值规律,以岗定薪、业绩取酬,重点倾斜关键岗位和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对有特殊贡献的人才实行重奖;其次,教职工的薪酬待遇既要与其贡献相适应,又应遵循公平原则和可持续原则,在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鼓励竞争;再次,教职工的薪酬待遇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应依法通过民主形式进行充分协商;3)建立畅通的教职工利益表达机制和沟通对话机制[6]。学校应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充分发挥教职工民主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努力营造教职工充分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和空间,为广大教职工建立畅通健全的诉求表达渠道和沟通对话机制;4)转变人事管理方式,增强人事管理的透明度。今后,高校人事管理的重心应当是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人事管理的方式应由过去的管理、控制、监督的方式向支持、关怀、激励的方式转变,积极吸纳教职工的合理建议和意见,鼓励教职工依法参与学校建设,使人事工作和人事制度为更多的教职工理解和支持。 3.培育先进的校园文化,营造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氛围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在处理问题时持一种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谋发展的态度和立场。应当说劳动关系双方的合作共赢是社会的发展趋势。营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注重培育先进文明的校园文化,塑造出一种和谐性、支持性的组织氛围。所谓的“组织氛围”是个体成员对组织的各种客观特征的总体认知,是个体理解其组织的背景和框架。“组织氛围”能有效影响和塑造个体的态度、立场和行为。因此,高校应当重视挖掘、整理学校在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并呈现出来的能体现自身良好形象和特色的组织氛围,将之凝练成先进的校园文化,以先进的校园文化团结、熏陶教职工,整合个体之发展目标并加以提升为群体的发展目标,使学校的发展事业成为全体教职工的共同追求。 先进的校园文化还包括学校大力加强教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增强教职工的归属感和荣辱意识,从而进一步促进学校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和教职工三方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相关各方总结经验,不断加以完善。 劳动关系论文: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探析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在联系,系统分析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之间的若干矛盾,提出了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实现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合同制度的协调;实现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律的协调;企业劳动工资与社会保险水平的协调;企业社会保险关系转接与劳动者流动的协调。 【关键词】 企业社会保险;和谐劳动关系;矛盾;协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劳动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争议案件上升,劳资双方冲突的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促进企业社会保险制度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对于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特别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在联系 1、社会保险是和谐劳动关系的稳定器 企业通过给员工建立社会保险,为劳动者维系正常的生产生活提供保障,有利于保证企业员工最基本的安全需要,从而防止不安定因素的出现。社会保险能够给予劳动者必要的经济补偿和生活保障,是使劳动力得以恢复,进而维系着广大劳动者生产生活乃至社会秩序的正常、稳定、健康地发展。企业社会保险这种预选防范和及时化解风险的“稳定器”作用,维护着和谐劳动关系稳定发展。 2、企业社会保险调节和谐劳动关系的发展 完善的企业社会保险制度,不仅能保证劳动者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时得到物质帮助,而且能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其毫不顾忌地投入工作中。企业中实施失业保险制度能够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并促进再就业;医疗保险制度能够维护劳动者的健康,防范疾病的影响,减少因疾病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企业为员工提供完善的保险,可以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归属感、使命感,愿意为企业的发展投入全部的激情,从而减少劳资双方的矛盾、调节和谐劳动关系。 3、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企业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的基础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职工岗位和身份的变化造成这些人员社会保险接续难;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不明确或存在多重劳动关系,使得这部分人群的社会保险难以全面实施;在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尤其中小企业中,雇主拖欠职工工资,不按时足额缴纳劳动者各种保险费,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不和谐的劳动关系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运行发展。 二、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的矛盾 1、社会保险覆盖低与劳动力流动率高的矛盾 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有用人的自主权,劳动者可以自由择业,由于国企和私企、外企社会保险待遇不同使得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率增加。依照社会保险原理,任何劳动者,尤其是工薪劳动者都应受到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都应当参加社会保险,否则就会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但劳动力流动率高社会保险实际覆盖面狭窄,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得不到企业社会保险的保障,这就造成了劳动关系不和谐因素的产生。 2、企业社会保险转移难与劳动者流动率高的矛盾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劳动关系和谐的重要表现,而劳动力流动必然会引起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社会保险关系可以在不同统筹区域间接转,但从这几年的实践看,这种转移并不顺畅,一些地方出台了形形色色的“地方政策”,加重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难的局面。企业社会保险转移难的问题制约着员工的自由流动,从而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3、单一企业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关系多元化的矛盾 我国全面推行市场化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资料和劳动资源的重新配置,企业破产、兼并、合并、联合、转让成为了常态。另外劳动力市场个体化、弹性化的趋势,劳动关系表现出灵活、弹性、多样的特点,出现了兼职、非全日制、阶段性就业、劳务派遣、弹性就业等就业形式,促使劳动关系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而单一企业社会保险对双重劳动关系或多重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险如何处理,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4、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缺陷与劳动关系单极化的矛盾 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力供给方的弱势地位,雇主与员工双方实力不均衡的现象日趋严重,供大于求的现状决定了劳动者处在弱势地位。劳动关系呈现单极化的态势,企业享有完全决策和高度自主权,处于强者地位,员工则处于从属、被支配的弱势地位。中小企业为了降低企业成本,雇主和员工之间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者没有足额缴纳保险费。 三、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1、实现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合同制度的协调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在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守信原则的基础上订立劳动合同,并明确劳动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劳动合同法》法定条款中的社会保险条款规定,凡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应当依法参加国家强制性保险。在《社会保险申报缴纳管理规定(草案)》中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在社会保险机构办理缴费申报;对于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额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缴费申报与缴费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稽核。因此,劳动合同制度的加强和完善,加快社会保险申报制度,使二者相互配合,协调作用,真正维护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利。 2、实现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律的协调 由于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的义务规定不够,使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内容不规范,严重影响劳动者合法权利的保护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全面实施。随着《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基本法律的颁布实施,为处理劳动关系的多元化、多层化提供法律依据,使和谐劳动关系正逐步步入法治的轨道,为企业社会保险制度顺利运行创造了条件。2010年《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规范了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并规范社会保险管理和服务中的各种行为。为此,两方面的法律相互配套、相互补助,为企业劳动者架构起法律保护网,使劳动者的各项权利切实受到法律的保护。 3、企业劳动工资与社会保险水平的协调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企业社会保险的缴纳、社会保险待遇的支付与职工平均工资均有紧密的联系。企业坚持实施以人为本的工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险管理体系,遵守落实相关的法律条文,为职工承担应有的社会保险责任,不仅尊重爱护职工,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福利和未来发展空间,还能弥补初次分配按照效率原则形成的劳资分配比例差异,保持效率的同时又能维护内部公平。 4、企业社会保险关系转接与劳动者流动的协调 由于企业社会保险的工作关系转接时,参保人员要从原参保机构中心转入到另一个参保机构中心,或者失业人员的参保转为失业保险基金,这样的问题日益增多且突出。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项目开支与它本身的经济利益是密切相关的,不同企业之间负担值却又相差很大,因此企业社会保险工作转接阻碍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尽快建立和运用实用的管理手段,尽快实现不同地域保险关系结转通畅,为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便捷的服务。 劳动关系论文:浅谈新形势下工会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大会针对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明确指出:“以创造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为手段,大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劳动关系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需求,作为油田企业来讲,职工是发展的最大财富。在新形势下,如何构建油田和谐劳动关系,才能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较好地实现油田与职工共同协调发展?笔者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油田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 (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促进企业发展的根本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对于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命的油田企业而言,企业要持续发展、壮大,关键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使企业劳动关系的稳定、员工合法权益的维护与企业健康发展实现有机的统一。员工是企业发展之本,以人为本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企业发展的基础是员工。企业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劳动法》《安全生产法》《劳动保护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建立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建立全方位的激励机制,切实落实员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充分调动和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法规范用工行为,切实维护企业与员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双赢。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维护员工自身权益的迫切需求 维护员工自身合法权益,是构建和谐企业发展的关键。员工作为企业的主人,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就要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积极参与企业各项经营生产活动,消除自身在企业中的弱势形象,学习和了解国家的相关法规政策,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劳动权利,积极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参与企业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等群众性活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做好本职工作,做学习型、创新型员工。员工在履行劳动义务时如果发现企业违反《劳动合同》,应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从而促使企业正视劳动关系,提升员工应有的合法地位,共同构建和谐企业,确保企业每一项措施顺利实施,每一个目标顺利实现。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工会发挥维权职责的具体体现 对企业来讲,没有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关系日益复杂,涉及员工劳动权益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工会组织要按照全国总工会提出的“在促进发展中搞好维护、在推动改革中搞好维护、在积极参与中搞好维护、在大力帮扶中搞好维护”的要求,围绕员工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把维护员工合法权益落到实处,严格依法执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指导员工与企业签订内容合理全面、管理规范、有效履行的劳动合同;同时,企业工会要代表员工与企业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依法保障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和精神文化权益,督促企业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依法为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切实改善员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主动了解员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主动帮助他们反映情况、解决问题;实施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员工办企业,搭建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平台,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双赢。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会面临的问题及分析 (一)存在着职工对工会工作的认识“误区” 很大程度上,职工群众对工会组织的认识很片面、单一,有的甚至停留在工会只是文体活动的组织者、困难补助的发放者等简单认识,对工会组织的性质、地位、具体职能知之甚少,认为工会组织是福利组织的多,认可工会是维权组织的少。 维权职能是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能,只有切实维权,按照“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的维权机制建设,不断延伸维权领域,丰富维权内容,加大维权力度,在维权中提高企业职工对工会组织的“满意度”,纠正“误区”。 (二)油田工会干部队伍的素质“弱区” 在基层各单位中,越来越多的工会干部是身兼数职,而且绝大多数是半路出家,再加上接受针对性的工会理论学习培训机会越来越少,所以普遍存在着业务不熟、精力不够、能力不强、经验不足的弱化现象,因此工会干部队伍素质急待提高。 “知名度”是创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企业工会干部由于兼职多、新手多,所以他们要创出“知名度”就要付出更多、奉献更多。因此只有改进作风,才能提高企业工会干部队伍的“知名度”,强化弱区。要主动学、自觉学、终身学,只有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才能适应工会工作发展的新形势、新需要;要能随时看到工会干部的“影”,经常深入基层,贴近职工,真心实意地为职工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扮演好第一知情人、第一责任人、第一帮扶人的角色。 (三)基层领导者的重视“盲区” 有相当一部分基层领导对工会组织重视不够,认为工会组织可有可无,随意进行工会组织机构兼并、人员压缩,成为制约油田工会工作开展的主要原因。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得靠工会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只有主动服务,主动出击,真正履行好企业工会的社会职能,发挥好优势作用,才能彻底改变工会工作被动艰难的现状,不断提高油田工会工作的水平。 三、构建油田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 (一)推行厂务公开,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有效保障 大力推行厂务公开,自觉适应企业管理体系的规定。突出企业生产经营重大决策的公开,通过公开,发动职工群众为企业救急解难献计献策,动员职工以主人翁态度,投身到企业生产经营中去,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突出职工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公开。工资分配、奖金发放、职称评聘、评先选优等问题,涉及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及时公开,公开结果、公开办事过程和办事环节,使职工不产生疑问。在焦点问题上,做到敢讲真话、实话,有多少就公开多少,不讲假话,不搞变通,不欺上瞒下,才能得到职工的理解,从而加强职工对勤政廉政的监督力度,并且有效地消除领导与职工之间的猜疑和误解。 (二)规范管理落实制度,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重要支撑 不断完善管理制度,落实制度执行力度,注重培养和建立以效益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实现职工综合素质和收入的稳定提高。着眼于企业长远的发展和工作需求,注重职工的自身发展和各类人才的需求;加强“职工书屋”的建设;关心困难职工的帮扶,把送温暖活动做得更深入、更细致,着眼于职工群众遇到的最突出的困难,建立完善困难职工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形成帮扶困难职工的长效机制。 (三)弘扬企业先进文化,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赋予新动力 在坚持开拓和创新中发展,以观念更新推动全面工作,从文化开展推动管理升级的企业文化工作思路,逐次构建创新的文化体系。一是要把人的感情通过企业文化凝结在一起。需要在企业管理中营造一种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氛围;企业管理者必须坚持与人为善、充满爱心的管理方式,树立一种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管理理念。二是要求企业让员工看成企业是实现自我、寻求精神家园的“文化机关”,最大限度地调动其积极性,激发其斗志和士气。三是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职工良好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员工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作者单位:中原油田采油一厂工会) 劳动关系论文:事实劳动关系的解除方式探讨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劳资博弈步入新的阶段。在劳动合同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无合同、合同短期化、不规范等情形而导致的事实劳动关系若得不到有效处理,将严重地侵害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要彻底消灭事实劳动关系现象或彻底清除事实劳动关系在认定和后果处理上的复杂性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劳动法律制度自身的改善来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才是明智之举。 关键词:事实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 一、事实劳动关系概念 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内涵与外延,理论、实践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双方虽无有效的劳动合同,但双方之间已经实际发生从属性劳动的有偿提供与接受的事实状态。其表现形式主要是自始未订立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未续订劳动合同的情形以及特定情形下之无效劳动合同。 二、事实劳动关系形成原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关系的形成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充沛,劳动者在择业、就业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往往被迫接受不签订劳动合同或以口头形式约定劳动关系。因此,劳动争议一旦发生,劳动者就造成举证上的困难,用人单位就可以自己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压制劳动者,这给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带来很大的隐患。 (2)劳动法律规范自身不完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之前对劳动合同义务主体缺位、未签或拖延签订劳动合同情形下用人单位的赔偿范围及尺度都有了更明晰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劳动法律规范对用人单位的强制力还是不够,劳动监察有失衡之处。劳动合同法有专章规定劳动监察制度,《劳动合同法》第7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后面法条也规定了监察检查事项及对违法行为的举报等,但这里对劳动行政部门监督管理的实施基本上是被动的,笔者认为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合同制度的监督应主动出击,并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把事实劳动关系问题在劳动纠纷出现之前得以解决。 (3)我国所处的特定时期。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入,劳动雇佣关系出现多元化的发展,中国入世后,劳动力流动更加频繁,劳动力市场竞争也会空前激烈,特别是事实劳动关系纠纷也会不断增加。 (4)淡薄的法制意识。劳动合同双方都对劳动合同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因此,不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与劳动者签劳动合同,不执行国家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 三、事实劳动关系的终止或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事实劳动关系予以了认定,但是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解除,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都在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明确了它们立法的基本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两部法律中的大部分具体规定,均体现了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人权的基本保障。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同样向用人单位付出了自己的体力、脑力上的劳动,其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险等权益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另外,国际劳工组织自创立以来,一直也致力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在《国际劳动组织章程》的序言中讲该组织的宗旨阐释为:“只有以社会正义为基础,才能建立世界持久和平。”在1944年的《费城宣言》对该宗旨又作进一步补充:“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其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在之后,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很多的公约,均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工资、保险、人身安全、身体健康、教育培训等方面的保护,这些已成为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在平衡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追求公平、正义也是人权保护的体现。我们《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功能也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基本的侧重。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从属地位而来的弱势地位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形式上平等但实际上仍然是不平等的。现在,国家政府提出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是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国劳动法律忽视对事实劳动关系当事人,尤其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意味着对事实劳动关系中过错方的错误行为的默许、放纵和袒护,这显然不符合保护弱势群体,追求公平,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律理念。既然法律承认了事实劳动关系,那么事实劳动关系的解除也应当准循法律的规定,而且在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力量对比非均衡,劳动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的情况下,这样更能够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也符合劳动合同法制定的初衷。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它认为法律对于劳动关系双方应当给与平等保护,这样才能体现公平公正的思想,劳动合同法既然承认事实劳动关系,那么也应该允许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解除,否则将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健康成长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可以说,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各有各的理。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劳动者处于极度弱势,在实践中侵犯劳动者权利的情况也是屡屡发生,屡禁不止,所以非常有必要对劳动者给与特殊保护 ,因此,本文也赞成第一种观点。 综上所述,事实劳动关系所涉的法律问题仍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劳动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难点与热点问题。由于《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的时间还很短,可以说劳动法律的制度架构已基本形成,但它仍处与初期的发育阶段,不免存在着诸如事实劳动关系这样颇具争议的法律问题。从整个社会的视角看,对事实劳动关系进行合理的法律调整是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对倾斜性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理念吻合,对完善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法律发展,实现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具有深远意义。 劳动关系论文:浅析我国劳动关系界定标准 摘要:目前,我国对劳动关系界定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使得实务中劳动纠纷案例审理的难度加大。明确劳动关系的界定标准意义重大。本文以我国劳动关系的概念为基础展开论述,探讨了我国劳动关系界定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构建我国劳动关系界定的标准。 关键词:劳动关系 界定标准 人身依赖性 一、劳动关系概念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和与劳动关系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什么是劳动关系呢?学界存在着各家学说。 (一)高度抽象型的定义,将劳动关系定义为“人们在劳动过程时发生的社会关系。”显然,这个定义外延界定太宽泛,难以作为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因为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并非只有劳动关系。 (二)从主体和特征等因素进行定义,将劳动关系定义为:“为了实现劳动过程而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包括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劳动报酬、劳动纪律、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劳动监察以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三)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因素进行定义,将劳动关系定义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具体的、狭义的劳动关系。”这种定义,确实使劳动关系的外延缩小了,且不再那么抽象,但是主要从市场要素的角度去界定,缺乏法律的定义思维。 所谓劳动关系,是指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别归属于不同所有人的情况下,劳动力所有者(劳动者)按生产资料所有者(雇主)的指示工作,生产资料所有者向劳动力所有者支付工资,从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该定义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含义,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平等的主体,即二者是等价关系:第二层含义,劳动者是按照雇主的指示工作,即劳动是从属性的。笔者认为,劳动关系从本质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即它是劳动力所有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基于他们之间的合意确立契约关系: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双务合同,它有强烈的人身色彩,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用人单位,受其支配和约束,隶属于用人单位,具有人身的依赖性和从属性。 二、我国对劳动关系界定的现状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十条第三款:“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第十一条:“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从两条规定,笔者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从第十条第一款分析,我国对劳动关系的界定首先是基于劳动合同,即劳动关系确立的标志是订立劳动合同。判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第一步是看双方是否订立劳动合同。 其二,从第十条第二款分析,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之间并没有实质的联系,即在劳动用工之前,即使存在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在此时也是没有发生,不存在的。正如条文中规定的那样,劳动关系的确立是从用工之日起的。因此,有劳动合同并不一定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存在也并不以劳动合同为依据。而是以实质劳动关系的发生为依据。 其三,从第十一条分析,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劳动合同的规定,没有集体劳动合同的,实行同工同酬。即事实劳动关系也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我国目前劳动关系主要是区分为两类:法定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的)和事实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只是法律规定劳动关系确立的一个形式要件,我国法律这样规定有其一定的立法背景。但是,显然劳动合同不是界定劳动关系的实质性因素。笔者以为,我们应从其本质属性来寻求劳动关系界定的标准。 三、我国劳动关系界定标准的构建 何谓劳动关系,如何在实务中进行界定?笔者以为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一)劳动契约 1、劳动关系主体双方适格 依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从该条款我们可以看出,法定的用人单位一方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当然,用人单位必须是具有用人资格、合法成立的企业或其他组织。 而劳动者方面,我国劳动法不适用下列主体:公务员和比照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程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家庭保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享有特权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当然,劳动者也必须是具备签订劳动合同行为能力,即年满16周岁,智力正常。 2、意思表示一致 主体双方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除了事实上的从属关系外,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须有订立契约的合意,即意思表示一致。就是说,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具有一致的意思表示。即劳动者具有这样的认知:劳动者本人为劳动力的给付,受其约束和管理;用人单位也认识到: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的是劳动力,用人单位要支付对价的报酬。基于这种认知基础,双方都有明确的与对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不管是明示的契约,还是默示的契约,只要劳动关系主体双方有了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劳动契约就成立。 (二)劳动从属性 判断某种关系是不是劳动关系,劳动的从属性虽然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无疑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虽然每一职业及具体情况所要求的监督或指挥程度不一样,但若要确定存在劳动关系,则必须证明存在某种程度的服从。但是,从属性本身又是极其模糊的一个标准,我们需要通过其他要素来确定。 1、劳动者身份上隶属于用人单位 劳动者的人身依赖性,首先可以从身份上的从属性来判断。身份上的从属,主要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被完全纳入用人单位经济组织和生产结构中,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并以用人单位的名义对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身份上与用人单位产生吸收关系,其身份是从属的。从该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不能再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劳动活动,而是以用人单位的名义,而且,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其劳动力的提供具有不可替代性,须其本人亲自提供,不得委托他人代为提供。 但是,我们强调的是劳动者在身份上隶属于用人单位,但是其在人格上仍然是自由和独立的,不具有从属性和依赖性,用人单位无权干涉劳动者的人格自由。我国《劳动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本条款的内容正是劳动者人格独立,自主地决定是受接受用人单位的指令的法律规范。 2、人身依赖性 劳动者的人身依赖性,表现为劳动者给付劳动力受用人单位指令权约束,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持续性地都受用人单位的约束。用人单位有权告诉劳动者何时工作(在服务时间内)和何时不工作,以及做什么工作和如何去做(在服务范围内),这种控制和干预的权利就是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它由此区别了劳务关系、委托关系,在劳务关系、委托关系的情形中,缔约人或执行人不是在雇主的控制下做工作和提供劳动,而是他必须计划和设法完成他的工作,以便实现他答应提供的结果,即缔约人或执行人有完成其工作的自由,受雇用人或委托人的控制和约束较小,此外,劳动者和他们的区别并不是存在或不存在固定时间点的工资给付,因为工资发放形式可以是多样的。 在我国,劳动关系中的人身依赖性主要表现为: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职工,受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约束,所谓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又称用人单位的内部劳动规则,是指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并在本单位实施的组织劳动和进行劳动管理的规则。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往往涉及的是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和劳动纪律等,尤其是其关于休息休假和劳动纪律方面的规定,约束者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持续性,这是劳动者区别与劳务提供者的最大区别,后者不是劳务需求者的职工或雇员,不具有人身的依赖性,提供劳务是相对自由的,它向劳务需求者提供的是最终劳动成果。 劳动关系论文:重建国企和谐劳动关系 打造优秀雇主品牌 摘 要: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其改革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深化国企改革、发扬国企优良传统、重建国企和谐劳动关系,打造优秀雇主品牌是国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战略选择。因此,要着力探寻国企雇主品牌建设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雇主品牌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和壮大,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近几年来国企改革成效显著,尤其是157家中央企业的改革步伐比较快,效果比较好,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国的社会和谐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建立和谐企业,而建立和谐企业的关键,又在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本文拟就深化国企改革、重建国企和谐劳动关系,打造优秀雇主品牌,提升国企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和谐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2005年2月20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这就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劳动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对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劳动关系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劳动人口一般约占总人口的60%左右,在我国约为7.8亿人。这些人在各自所在的单位从事不同的劳动,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动关系,它是劳动法所调整的对象。它构成了现实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因此,要社会和谐,首先必须劳动关系和谐。一个单位如果劳动关系和谐,上下、左右之间就能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实现组织的共同愿景而自觉奋斗。否则,该组织上下、左右之间就会离心离德、勾心斗角,组织就会瘫痪。每个社会组织和谐了,整个社会也才会和谐。因此,和谐劳动关系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石。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国家繁荣稳定的支柱企业,在和谐劳关系的建设上更应带头垂范,并成为所有企业学习的楷模。 二、国企改革的现状与历史使命 近几年来,我国国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十分显著。据国资委的有关调查数据,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户数共计11.9万户,比2003年减少3.1万户,年均减少8%。但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6.2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50.9%,年均增长14.7%;实现利润1.2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147.3%,年均增长35.2%;上缴税金1.4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72%,年均增长19.8%;企业资产总额29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45.7%,年均增长13.4%;户均资产2.4亿元,比2003年增长84.6%,年均增长22.7%。国资委成立后,在中央企业第一个任期的3年里,资产总额平均每年增加1.3万亿元,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2万亿元,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加1500亿元,上缴税金平均每年增加1000亿元。初步测算,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7%。目前已有13家中央企业进入2006年公布的世界500强,比2003年增加7家。[2]这是令国人骄傲,也是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事实证明,企业的产权性质,并不是决定企业发展的根本因素。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明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的产权制度、关键在于建立科学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关键在于实施明确有效的选人用人育人留人的企业人力资源战略。这三个关键应是我们今后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的根本方略和举措。国企改革是国家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大的历史责任,是只能前进不容后退的历史使命。我们已经走上了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只要坚持不懈地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巩固改革成果,我们就一定能将国企激活,不断提升其竞争力并做强做大。 三、雇主品牌建设是国企赢得市场竞争的战略选择 国企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活力,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关键之一在于提升自己的形象竞争力。而雇主品牌建设就是提升企业形象竞争力,赢得市场竞争的战略选择。 雇主品牌,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Ambler和Barrow于1996年提出。他们给雇主品牌定义如下:“雇主品牌是由雇佣关系所提供的功能的、经济的和心理的利益的集合,这种集合使雇主体现差异化。”[3]雇主品牌这个概念包括一个广阔的范畴,它包括公司潜在的雇员和现有的雇员与公司品牌之间的交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使雇主成为企业品牌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雇主品牌建设,在国外一般被称为雇主品牌化(Employer Branding)。其目标是从组织内部和外部建立一个与其他雇主不同的并具有强烈吸引力的美好形象。根据Backhaus and Tikoo的说法,雇主品牌化实质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公司为现有和潜在的员工提供一个特殊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主张提供的核心信息由雇主品牌来承载和传播。十分重要的是,这个价值主张体现为对公司成为最佳工作场所进行彻底的审查。价值主张一旦被确定,雇主品牌化的第二步就是向外部营销这种价值主张以吸引目标求职人群。雇主品牌化的第三步是将品牌“承诺”融入公司管理,并使其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这最后一步就是将雇主品牌进行内部营销。[4] 国有企业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曾有过它的辉煌历史,是当时人们求职的理想场所。那里除工资待遇高外,最重要是职工在组织内部和社会上的地位高、有较完善和优厚的社会保险等条件。人们为能在国有企业工作而感到自豪,因此能进入国企工作,也相当不容易。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企原有的体制和机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亏损不断增大,原有的品牌和形象已威风扫地、风光不再,导致人心思走。国企的人才纷纷跳往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认为即使到私营企业就业,也比在国企强。大学毕业生一般也是往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寻找就业机会,或者出国深造。总之,国企成为官僚、腐败、低效率的代名词,形象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随之而来的就是国企向何处去,国企应如何改革才能走出困境? 为此,中央下定决心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尤其在十六大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各级国资委以出资人的身份推动改革,如前所述,改革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改革还是初步的。国有企业要能参与国际竞争,还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要在提升国企的软实力和形象上下功夫,在打造国企优秀雇主品牌上下功夫。在20世纪90年代,各国企业无不致力于企业形象力的提升,随之而来各种战略和举措不断出现,并形成热点。如企业品牌战略、企业公关战略、CIS战略(即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企业识别系统战略,也有的转意为企业形象战略Corporate Image Strategy)、CS战略(即Customer Satisfaction顾客满意战略)[5]、SA8000认证(即企业社会责任认证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等等。目的都是追求企业形象的提升。 当今新的热点话题是雇主品牌战略。所谓雇主品牌虽然在学术界理解和诠释的角度和重点各不相同,但基本观点还是相似的。为此我们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简洁、明晰的定义。雇主品牌是指用人单位,即各种社会组织主要是企业,在较长时期内为自己的员工提供各种良好的环境、条件、待遇和机会,始终忠于组织承诺,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和谐劳动关系,员工以在该组织工作为荣,并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良好口碑,成为社会人才向往的求职场所的人力资源效应。雇主品牌与产品品牌、服务品牌共同构成组织品牌或企业品牌,是组织或企业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雇主品牌,说到底是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问题,是一个组织高度重视和科学实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所产生的效果和效应。因此,深化国企改革,必须紧紧抓住雇主品牌建设,将组织的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将组织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作为谋求组织发展的第一战略来贯彻和落实[6]。 四、打造国企优秀雇主品牌的基本路径 根据国企的传统和特点,结合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打造国企优秀雇主品牌必须从以下途径进行: 1.牢固确立“两个第一”的人力资源理念 国企要改造成为现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在领导层和管理层牢固确立两个第一的现代人力资源理念。即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是任何组织谋求发展的第一战略的理念。 我们平时所说的“资源”主要包括:物质资源、资金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也有的管理学家将这四种进入流动领域的资源分别称为“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人力资源是以自然人为载体,以人的素质和能力为表现形态的特殊资源。他是诸资源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要素,离开了人,一切自然资源都不能被有效开发和利用,更不能转化成物质财富,造福人类。如果离开了人,货币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或是一捆捆废纸,因为货币的价值是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如果离开了人,也不可能产生信息,当然信息也就不可能作为资源而发挥任何作用。因此,归根到底,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企业或事业唯一真正资源是人,管理就是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 一个组织要谋求发展,采用的发展战略也可能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战略是人力资源战略。因此,人力资源战略是任何组织谋求发展的第一战略。我国自古以来,在治国和管理中就十分重视人才战略,认为“为政之道,唯在得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说过,“为政在人”(引自《礼记•中庸》);《诗经》中也讲“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礼贤下士、唯才是举的事例举不胜举。古有尧、舜、禹的“让贤”;汉高祖刘邦重用张良、萧何、韩信三位“人杰”,而赢得“楚汉之争”,建立了汉王朝;三国时的刘备“三顾茅庐,三请诸葛亮”,而成鼎足之势,三分天下;唐朝李世民设立诸科目,考录人才,为国家所用,以求“野无遗贤”,从而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贞观之治”;等等,不一而足。发达国家教育的高投入(即人力资源开发的高投入),大学生占居民的高比率(即人力资源的高质量),与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直接、高度相关,这是一个共同的事实,也是必然的结果。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战略作为第一战略的意义和作用,可能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而人是一切知识的创造者和应用者,是知识的主要载体。离开了人力资源战略,知识经济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任何一个组织,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微型企业,要谋求组织的发展,首要的、也是第一的战略,就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因此,国企的雇主品牌建设首先必须牢固确立“两个第一”的人力资源理念。 2.将雇主品牌建设和社会责任融入企业文化建设 世界500强企业的实践充分证明,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和生命,只有用先进企业文化武装起来的企业,才能具有强大竞争力和旺盛生命力。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所逐步形成的价值取向、经营理念、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以及规章制度的总和。它为企业的绝大数员工所认同和自觉遵守,是企业凝聚人心的粘合剂。任何一个优秀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秀文化。 在国企企业文化建设中,要自觉把雇主品牌的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使企业文化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战略的要求,使内容与时俱进。鉴于国企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要求国企必须自觉地模范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政策要求;自觉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回报社会。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来推动和落实雇主品牌的建设。 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享受着法律和社会给予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当今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成为雇主品牌建设的重要途径。人类已跨入21世纪,作为企业伦理核心内容的社会责任,已逐步被各国和企业视为一种综合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必须讲道德、讲诚实、讲透明,不能损人利己;(2)企业必须承担对多重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如对消费者、供应者、所有者、员工,以及对政府和社区承担的责任;(3)企业必须对环境负责任;(4)企业必须承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等。 无疑,这些对所有类型的企业都是适用的,并已经被经合组织确认为国际标准。[7]现在欧美国家,包括联合国都在广泛开展“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教育和推广工作。并且制定了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即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以促进企业以崭新的文化和道德标准来规范企业的活动和行为,妥善解决企业当今所面临的新挑战,也为企业提升形象、打造雇主品牌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评价标准。 2006年3月4日,欧盟发起:“欧洲:做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的标杆”。2006年11月6月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06年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英国移动电话运营商沃达丰、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名列前3名。2006年也是我国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重要一年,该年1月1日修订后的《公司法》正式实施,明确提出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2006年3月10日,中央国企国家电网公司对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6年12月12日,《2006年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正式公布,成为中国整体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个行业。 3.以雇主品牌理念重整企业人力资源制度 雇主品牌效应其核心是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所产生的效能和效应。 因此,国企要加强雇主品牌建设,就必须重整企业的人力资源制度。这里包括企业内部系统、完善的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公开、公正的招聘和选才制度,科学、公平的绩效管理制度,激励、竞争的薪酬福利制度,普遍、优厚的社会和企业保障制等等。[6]这里每一项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是一篇大文章,都要按照雇主品牌建设的要求来进行,鉴于篇幅就不再一一阐述了。重整的目的就是营造企业以人为本的尊重人、爱护人、使用人、培养人的浓厚氛围,从而使绝大多数员工心情舒畅、团结和谐、工作满意、干劲倍增、学习刻苦、创新不断。员工的切身体验和良好口碑才能逐步形成,雇主品牌效应也才能逐步产生。 4.以员工为本打造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以员工为本打造和谐劳动关系,这是国企雇主品牌建设的必由之路。国企应发扬优良传统,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要自觉尊重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创造精神,提供各种条件和平台让员工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这不但能充分发扬民主,提高国企的决策和管理水平,而且能调动员工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员工的人生价值。此外,国企要为员工提供培训、晋升、展才的公平机会,使他们心平气顺、不断致力于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从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只有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才能和谐。一个和谐的企业,才是企业雇主品牌的本质体现。 5.将雇主品牌的内容导入CIS设计框架 CIS设计是塑造企业形象、打造企业品牌的最常见方法,打造雇主品牌同样也离不开CIS的帮助。CIS设计包括三个分系统:即理念识别系统(Mind Identity System,缩写为MIS),行为识别系统(Behavior Identity System,缩写为BIS),视觉识别系统(Visual Identity System,缩写为VIS)[5]。在具体操作上,就是把雇主品牌的理念、行为、视觉识别设计的内容有机地融入企业CIS设计的框架和内容中,而不是另搞一套。 如MIS的设计主要突出企业“两个第一”的人力资源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等。BIS设计则主要突出企业人力资源制度的创新,如宽带薪酬制度,使人人都能通过素质、能力、绩效的提升,而经不同通道获得晋升,或者薪等不变,而薪级能不断提升。又如实行自选式福利制度、企业补充保险制度等。此外,对员工独特的行为规范、企业的处事方式等内容,如允许员工上班上网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不能影响工作。又如早晨上班时经理和高管在公司门口迎接员工等等。VIS设计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另搞一个视觉识别标志,而只能在原有基础搞一个辅助识别标志,作为补充或形成一种母子关系,以便在特定场所、媒介上使用,如人力资源市场、宣传材料、企业网站等。如联邦快递公司将管理培训生的发展计划,称为“金子计划”(即GOLD计划)。其几个字母分别代表成长(Growth)、机会(Opportunity)、领导力(Leadership)和发展(Development)。这一金子计划给企业员工提供更多机会,使其能加入管理层施展才华,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6.善用公关理论和方法传播推广雇主品牌 雇主品牌建设,还有赖于运用现代公共关系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传播和推广。现代公共关系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就致力于组织形象的塑造和管理工作,20世界80年代初传入我国以后,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的欢迎和应用。公共关系的核心功能是“内求团结、外求发展”,以传播、沟通作为主要手段,以维护公众利益为己任,来谋求内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以提高组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塑造组织的良好形象。 雇主品牌就是一个组织的口碑和形象,尤其是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口碑和形象。国企需要学会运用公关的理论和方法来处理和协调与内部公众如员工、股东之间的关系,处理和协调与外部公众如供应商、经销商、顾客、媒介、政府、社区等公众之间的关系。使国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内和外顺”,为赢得竞争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如通过公关广告、记者招待会、慈善公益捐赠、各种专题活动,包括因特网在内的大众媒介宣传等公关方法,加强雇主品牌的传播和推广,将会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雇主品牌建设是国企深化改革、凝聚员工、吸引优秀人才的战略性选择,是国企发扬优良雇主传统、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打造新雇主形象的必由之路。国企只有重塑企业形象、打造自己的雇主品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逐步跻身于世界优秀企业之林。展望未来,我们对我国国企的改革和发展充满希望。 劳动关系论文:劳动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础 摘 要: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推进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是铺就社会和谐的基石;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改善企业管理、提升劳资互利共赢的重要环节,是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根基;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企业工会应发挥主导作用,夯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群众基础。 劳动关系作为现代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涉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现代社会和谐的晴雨表。劳动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重要基础。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首先应表现为协调稳定劳动关系的能力,因此,建设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既是造福社会、服务民生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一、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推进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是铺就社会和谐的基石 劳动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彼此必然产生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其内容包括劳动的从业关系、劳动的组合关系、劳动的分配关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近期表示,将在未来5年内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企业工资共决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确保每个职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促进劳资和谐。 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借鉴西方国家劳资集体谈判的方式,是市场经济国家在调整劳动关系的长期实践中创造的一项制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出台大量劳动关系法律,并开始出现劳动监察,国家逐渐开始全面干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开始实行政府、工会和企业三方协调机制,国际劳工组织半个世纪前也通过了集体谈判的国际公约,由于我们过去没有涉及集体谈判工资理论和工资分享理论,劳动者缺乏基本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劳资关系在一定程度是处于失衡状态。 2000年,我国开始推行三方参加的协调机制,主要从法律、工会、企业、政府等角度,提出完善该机制的途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于2000年10月10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务会议通过,并于11月8日施行。但是,这一制度实施进度相对缓慢,导致集体协商流于形式,不能对工资福利等实体性劳权产生必要的影响力。目前,我国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偏低,增长缓慢。2003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12.57%,而美国是47.9%。2005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这一指标反而下降为10.9%,明显低于印度、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全国总工会的调查发现,很多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而合理比例则应是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最低工资的1.6倍。无疑,上述现象将对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造成负面影响,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必须保证劳动者就业的工资福利等基本劳动条件。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或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也是市场经济国家调节劳资关系的基本做法。 社会和谐的一个标准是分配正义。通过劳动关系实现分配正义,使广大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合理增长,使其通过体面劳动为自己和家庭创造体面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则是相关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的关键。 二、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改善企业管理,提升劳资互利共赢的重要环节,是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根基 市场经济国家的劳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雇主个体和雇员个体之间的关系、雇主组织和雇员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参与调节下的雇主及其组织与雇员及其组织之间的关系。三大发展阶段中,融入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人文主义思想内容,形成的劳资集体谈判关系模式,既改变了第一阶段原始积累时期“血汗工厂”、“反人性、不人道”的劳资关系状况,改变了随心所欲、独断专行和非系统化的人事劳动管理方式,又促进了劳资关系向第三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过渡。 劳资集体谈判在西方已经存续了200年的历史。它似乎改变了由雇主单方面决定劳动条件的格局,工资及就业条件问题的决定权不再是雇主一方的绝对权限。其实这种制度能够延续的意义就在于:它通过有效刺激和鼓励管理,形成了融洽的组织关系氛围,提高雇员对工作的满意程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劳资互利。 1.劳动力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形成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在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著作中,认为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是有好处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完成,资本在生产中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缺陷暴露了出来。一些企业占有垄断的力量,借以盘剥消费者和工人。在自由市场上工人缺少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由于变动工作要付出代价等原因,工人面对的现实是严酷的。与经济垄断相联系的收入低工资和消费高价格,必然导致不合理的收入与花费,工人在有自愿选择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不可能接受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在这种市场环境下资方人员在企业内部极易形成对人事、人力资源的管理方式的随心所欲,非系统化的独断专行。这样的状况对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环境都是不利的。比如:经济停滞和严重失业,经济周期加剧振荡。 我国劳动力市场为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因其不完善的收入决定机制而导致了劳动力价格扭曲,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的“金字塔”结构进一步强化,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消费不足,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体工人的谈判力量与雇主相比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只要存在非自愿失业者,雇主就可以支付和提供低于竞争水平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第二,管理者在各行业实行独裁主义。主仆形态的劳资关系造成企业内部相关权益处理的不平等。第三,工人的经济地位无保障。只要劳动力被当成商品来对待,那么,工人的命运就必然和劳动力市场上难以预测的变化、雇主的好恶以及疾病和工伤事故出现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 所以,在没有集体(工会)制度的个别谈判中,许多工人将为谈判力量的不对等而付出代价。20世纪20年代的人事管理学派认为:劳资的矛盾关系、劳工问题是一个管理问题,产生对立是管理和组织工作没做好。劳动者通过集体谈判参与决策过程,对劳资双方都有积极意义。劳动者一方在越来越多的劳动问题上合法地通过集体谈判的形式参与了决策过程。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参加集体谈判的途径,投身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减少浪费和增加生产的日常活动之中,不仅行动上对企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提高企业生产率前提下提高工人自己的工资收入。 2.集体谈判制度为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要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更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西方经济学里,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分享企业发展的好处,已成为基本共识。劳资集体谈判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机制,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的初步探讨与试验。 现代管理发展的八大趋势中,提出了管理工作的重心由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强调从集权式的家长管理向民主的集体决策转变,工人参与管理在各国被广泛重视。随着人的创造性、个性才能的作用在生产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管理部门日益重视人的因素,强调尊重个人的价值能力,通过激励人、关心人,以感情联络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现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已经不限于确定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更重要的是作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形式,谈判内容也发展到包括投资、财务、人事等方面的管理。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效果呢? 第一,企业是一个职业共同体。在制度学派看来,一个组织要想成功,光注意个人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研究人与组织、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的组织关系重要内容。 分工使相同职业的人每天在同一组织(企业)中一起工作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职业的责任、义务使得同一组织(企业)的职业者――雇主和雇员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工作使同一职业者产生合作和共享的价值观,职业群体内的有效组织形式和统一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是企业和谐发展基础。企业是现代社会中的职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谐企业是和谐社会的生命细胞。 第二,企业利润的源泉在于善待雇员。人事管理学派认为:一个企业能否盈利的最重要因素是看它如何对待自己的雇员。管理者要用进步的、向前看的眼光善待雇员。这对改善企业内部关系和公司业绩很关键。管理者善待雇员是为了赢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工人在管理者眼里,不是商品,也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不能简单地命令工人干这干那,而是要与工人建立起一种沟通、理解、互动、合作关系,要有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要掌握如何激发工作热情的知识。只要领导得法、环境合适,公司雇员将会变成一支心满意足、努力工作的团队 第三,企业的组织目标只有得到工人的认可,才能完全达到。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的一般性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但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经历告诉我们,单纯地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将永远置企业于一种充斥冲突和不信任的环境中。因为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劳动力的角色也只不过是一种生产成本而已,雇员的利益要永远服从股东的利益。其实,企业的目标只有当工人认可时,才谈得上能够实现。成功的企业要求管理者同时追求多重目标,要将组织的利益与雇员的利益结合起来。虽然雇员与雇主都想从工作中获取同样的东西――最大的满足和金钱回报,看上去是相互对立的。但是,有了多重目标,就能在实现企业目标的同时来满足工人的目标要求。尽管这一战略有可能在短期内可能减少了利润,而从长期来看,将会增加利润。在这样的条件下,就能生成一种合作的理念,造就一种相互配合、相互信任、相互忠诚和艰苦奋斗的环境。 三、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企业工会应发挥主导作用,夯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群众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出现了多样化,劳动关系也随之日趋复杂化。单一劳动关系向多元劳动关系转变,劳动关系由过去的行政主导向市场调节转变。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工会要在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中发挥好主导作用,切实履行好表达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 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企业工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全面掌握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并分析矛盾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一方面要积极做好职工的思想教育和引导工作,使他们能正确理解和认同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调整问题;另一方面要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建立、完善预警机制、信访机制,积极反映职工的呼声,理顺他们的情绪,将不稳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之中。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要积极促进劳动关系多方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劳资合作、劳资两利”,只有劳动关系的改善与企业效率、社会发展形成互动关系,才能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中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从而达到“互利双赢”的目的。这就需要寻找有效的途径建立双方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此,工会应着力推进联席会议协调机制、职代会、民主对话等多种形式的民主政治建设模式,使多元劳动关系的双方有畅通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支持的和谐效果。 工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组织要始终把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作为自己的生命线,创新新时期的工会工作,教育和引导广大职工群众正确对待改革发展中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正常的渠道,以冷静理性、有序依法的形式来表达利益诉求,竭诚帮助职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难事,夯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群众基础。 劳动关系论文:构建和谐共赢的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于今年1月1日生效。之前,社会各界对《劳动合同法》的热烈讨论中,存在两种主要的质疑,一是认为劳动关系属于民间契约关系,国家没有必要专门立法干预,《劳动合同法》是对企业用人权的非法干预。二是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具体规定,尤其是其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将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企业的经济活力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最终也不利于就业。我们认为,劳动合同涉及到劳动力这样一种特殊商品,属于一种特殊契约,本质上属于公法和私法以外的社会法的范畴,国家利用《劳动合同法》干预劳动合同关系,如同规定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一样,是合理合法的。 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表现在劳动者的收入偏低,我国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例与大多国家相比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当然这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企业创利水平有关。其次,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相当多的企业随意裁员、不为员工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一些地方出现的血汗工厂,包括去年媒体热炒的黑砖窑事件,与法律的缺位不无关系,其结果是导致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中与劳动争议有关事件的比例持续上升,影响了社会稳定,也影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形象。没有稳定何来发展?《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一个月,就必须签书面合同,以改变我国劳动关系中80%的不签合同的不正常现象。另外,劳动者在一家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或者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除非劳动者提出异议,否则用人单位都应当与之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改变我国劳动关系中,80%的劳动合同属于短期合同的不合理现象。可以看出,通过强制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签定合同,以及在劳动合同中硬性规定一些有利于劳动者的具体条件。《劳动合同法》体现了对劳动关系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国家干预,彰显出对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的倾斜性保护,对稳定当前改革开放大局是必要和及时的。这是对我国以往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修正,是发展社会正义、增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措施。 《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的倾斜性保护必然会改变企业一方的利益,而从近来发生的不少企业劝辞员工、紧急裁员等事件,也可以看出企业在面对挑战时的策略调整和反应。不可否认,《劳动合同法》肯定会增大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短期内对部分企业的经营效益也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中关村的不少电脑企业因种种原因而倒闭,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依赖不合理不合法也不可能持续的赢利模式而忽视了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建设,结果在市场法制逐步健全的过程中被淘汰。任何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都必须有战略思维,与劳工建立稳定的关系是重要的一环。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员工素质不断提高,与社会联系更加密切。这些都有赖于稳定的劳动关系。另外,以往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近年来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都有了越来越强的社会成本意识,其中环境治理、降低能耗等已经开始列入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逐步提升和人力资源成本在企业经营成本中的比例提升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非如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难以持续,企业的永续存在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和谐是社会持续发展的规则,共赢是企业永续经营的规则。《劳动合同法》将推动一种和谐共赢的劳动关系的建立,这对国家和劳动者是利好,对立志于永续经营的企业来说,也应该看成是一种长期利好。 劳动关系论文:以推进“十个全覆盖”为重点深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近年来,萧山区高度重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扎实推进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切实保持全区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取得了“劳动权益有维护、工资待遇有增长、事业成长有空间、职工生活有改善、民主权利有保障”的显著成效,得到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去年下半年以来,多位国家领导同志到萧山实地指导工作,中央调研组及国家有关部门也多次来萧山进行专题调研: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制作播出了传化集团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专题报道,对传化经验作了充分肯定。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去年8月副主席的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萧山提出要以开展企业和谐劳动关系认证为抓手,以推进“十个全覆盖”为重点,加快建设形成规范有序、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努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全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萧山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做法和成效 全区各级各部门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责,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工作机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实施、部门负责、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工作新格局,不断创出工作新亮点。 劳动权益有维护。坚持以贯彻劳动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首要工作。全面落实《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大力推进劳动合同制度三年行动计划,不断扩大集体合同的覆盖面,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率先破除务工人员身份门槛,全面实行“职工身份、劳动权益、社会保障、民主权利”四个一体化,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不断强化稳固。根据抽样调查,全区大部分规模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100人以上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在96%以上:签订集体合同2845份,涉及职工52.7万人,覆盖企业4468家: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三项指标呈现“三个负增长”态势。 工资待遇有增长。健全工资指导制度、最低工作标准制度、支付保障机制、防范处置拖欠工资联席会议制度等制度,大力推进企业工资平等协商制度,切实保障了职工合理的工资待遇和收入逐年增加。从1994年萧山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以来,连续12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今年4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310元/月,比上次增长了19%。去年全区职工工资水平达到37653元,同比增长10.79%,有2840家企业签订了工资协议,覆盖职工达50多万人。 事业成长有空间。以共同的事业为目标,引导企业积极拓宽职工个人提升和事业发展空间,深入开展就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有效地激发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近年来,每年为企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3万人以上,培训高技能人才1600人以上。截止2010年底,持证技术工人达126585人,其中高级工以上6584人;全区有77家百强工业企业的1404名非萧山籍职工成为企业的中层干部,有304名成为企业高管。 职工生活有改善。着力加强民生建设,切实解决职工子女就学、居住等生活难题。2010学年,全区公办中小学共接纳非萧山籍职工子女19085人,非萧山籍职工子女学校共招学生22258人,免除了符合条件的义务教育阶段非萧山籍职工子女的学杂费、课本费等费用1280.2万元,并向4127名非萧山籍职工子女发放每人每年500元的教育资助券共206.35万元,今年的资助标准还将大幅提高到每人每年1500元。职工居住条件不断改善,党山镇群益村、衙前镇凤凰村等地和企业的职工集中居住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困难职工帮扶机制进一步健全,“春风行动”共募集各类捐款9807.6万元,累计救助困难职工家庭12.66万户、8750.16万元。 民主权利有保障。加强工会组织和职代会制度建设,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政治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工会建设扎实推进,全区已建立工会基层组织4085家。覆盖企业18025家,会员59.4万人:职代会制度广泛建立,截止2010年底,全区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职代会建制率达100%,2772家单建工会企业建立了职代会制度,建制率达93%;企业民主管理深入开展。“十一五”期间,全区有25家企业获得省市级“厂务公开工作先进”,2家企业获得了全国“厂务公开工作先进单位”。 萧山深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举措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根据中央、省委的要求和萧山实际。今后一个时期萧山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富民强区、社会和谐的要求,以贯彻实施法律法规为前提,进一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以共同的事业为目标,进一步促进企业、职工双赢发展:以系统的制度为保障,进一步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长效机制;以合理的福利待遇为基础,进一步保障和改善职工生活:以先进的文化为载体,进一步推进企业和谐文化建设;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动力,进一步提高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着力构建规范有序、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实现广大劳动者工作更体面、生活有尊严,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建设富裕和谐的现代化新萧山奠定坚实基础。 主要目标是:推动深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创新发展,努力实现由对职工单纯的物质关怀向物质精神双关怀转变。由注重维护企业利益向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共同利益转变,由阶段性创建向长期性制度化转变。由企业创建向区域创建转变,力争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方面达到全省示范、全国领先。 具体工作中,萧山将围绕“让广大职工工作更体面、生活有尊严,让广大企业市场竞争力更强、发展更健康”这一根本,以开展企业和谐劳动关系认证为抓手,以推进“十个全覆盖”为重点。认真抓好落实。 推进劳动合同全覆盖,进一步巩固劳动关系基础。规范的劳动合同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和前提。要深入实施劳动合同制度,进一步巩固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推进小企业劳动合同专项行动计划。要大力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健全民主、平等的集体机制,推动企业与职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和专项合同,扩大集体合同覆盖面。力争到2012年全区企业与职工普遍签订劳动合同。已建立工会的企业普遍与职工方签订集体合同:到“十二五”期末,全区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 推进工资保障全覆盖,进一步 促进职工收入合理增长。工资福利是职工关注的焦点,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持职工收入合理增长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完善职工收入保障机制为重点,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时完善工资指导线、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完善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大力推行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机制,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促进职工福利待遇与经济发展、企业效益的同步增长。要完善欠薪预警保障制度,坚持防范处置拖欠工资联席会议制度,大力落实企业工资保证金、欠薪应急周转金和“两金一卡”制度,确保广大职工按时足额领到工资,确保不发生新的拖欠。确保不因欠薪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 推进人文关爱全覆盖。进一步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条件。要积极改善劳动条件,深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年”建设。严格执行国家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规程,通过更新设备、改进管理和推行清洁生产等途径,为职工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设施、劳动保护条件和职业病防治措施。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要大力推广传化集团为职工发展提供“双通道”的做法和经验,积极为职工提供发展舞台、拓展发展空间,支持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学习成才。要加强对职工的人文关怀,深入开展“人文关怀进企业、进园区”和“春风行动”等活动,为广大职工实现自我价值、追求幸福生活创造良好条件。 推进公共服务全覆盖,进一步保障和改善职工民生。完善的公共服务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支柱。要着力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大力开展创业型城区和充分就业社区建设。促进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要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养老保险由制度全覆盖向人员全覆盖转变:要着力加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完善城乡医疗服务网络,健全区、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重视解决非萧山籍职工子女入学问题,保障非萧山籍职工子女享受均等的教育权利:要着力改善企业职工居住条件,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构建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人才公寓、公共租赁住房等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继续推进职工居住中心建设。着力改善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条件。 推进社会责任全覆盖,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意识。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是主体。广大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加快转变发展观念,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节能减排和资源要素的节约集约利用,努力建设创新型企业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要强化职工主体意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劳动关系摆在与资本、土地、管理同等地位,在追求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员工的全面发展,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真正做到善待职工、关爱职工,努力打造劳动关系和谐型企业,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 推进和谐文化全覆盖。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先进的企业文化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动力源泉。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和谐文化建设,推进学习型企业建设,深入组织开展“金燕子送文化种文化‘百千万’”活动,通过举办企业文化建设主题沙龙,建立企业文化建设的学习、交流、互动平台,不断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要加强企业诚信文化、人本文化、创新文化和责任文化建设,大力推进企业管理创新,深入实施“管理强企”战略和企业精细化管理培训,建立健全企业劳动保障诚信体系,不断提炼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勤奋向上、和谐关爱的企业文化。要大力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厂务公开,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依法保障职工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推进维权机制全覆盖,进一步化解劳动关系矛盾。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劳动保障、工会和经发、工商、工商联等部门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协调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进一步完善职工诉求表达机制、劳动关系调处机制、劳资纠纷排查预防和应急处理机制,继续推进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派出庭建设,完善劳动关系协调“两书一会”制度,健全职工法律援助长效机制。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化调解网络,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全面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实行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举报专查、书面审查“四结合”的工作制度,经常性开展劳动用工、劳动合同、工资支付等专项执法检查。 推进企业党建全覆盖,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强的企业党建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核心保证。要以健全组织和发挥作用为重点,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非公企业党建的工作新路子,扩大非公企业八项党建经验成果的推广运用,不断扩大非公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确保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全国领先。要进一步深化“发展领先、党建领先”企业创先争优活动,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内容,精心组织,扎实推进,以创先争优活动推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实际成果检验创先争优活动的成效。要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中的核心作用,大力推进“党群共建”,以党建带工建、团建、妇建,组织引导企业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积极投入和谐劳动关系建设。要大力推进工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签订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商、组织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关心服务职工和调处劳动争议等方面的职能。 推进创建活动全覆盖。进一步提高和谐劳动关系水平。推行企业和谐劳动关系认证,开展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创建活动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载体,也是今后一个时期,萧山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特色工作、创新工作,得到了省委赵洪祝书记的充分肯定。经过前期近两个月的研究,现已制定了由劳动合同、工资收入、社会保险、劳动保护、文化建设、民主管理、企业工会和企业党建八个方面组成的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标准(试点版),并开始在全区百强企业中试行,计划将在6月25日前全面完成百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认证工作。之后再根据试行的情况,对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标准作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尽早在全区企业中推广认证。企业和谐劳动关系认证工作还将纳入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评选区百强企业、优势成长型企业、苗子型企业、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以及享受扶持政策、实施政府采购等的重要条件和依据。同时还将大力推进和谐劳动关系镇街、工业园区创建,力争创建活动全覆盖。 推进宣传教育全覆盖,进一步优化和谐发展环境。要深入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进一步加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引导企业和职工进一步学法、守法、用法,形成企业依法管理、职工依法维权的良好氛围。要加强宣传引导,及时总结推广各企业、各镇街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特色做法和先进经验,大力宣传企业与职工同命运、共成长的先进事迹,努力营造“企业关爱员工、员工关心企业”的良好氛围。 劳动关系论文: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建设和谐企业的基础 我国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在企业和社会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个企业都结合实际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与员工因签订《劳动合同》形成了受法律规范和约束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成了企业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也成了构建和谐企业的关键之所在。本文就“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建设和谐企业的基础”这一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劳动关系是企业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建设和谐企业的关键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约束双方行为的最基本关系,它是企业内部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工资分配关系、不同岗位员工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员工劳动与休息、员工安全保障与劳动保护、员工培训与教育、员工职业生涯、员工福利等,这一切都是企业和员工之间因劳动关系派生出来的,劳动关系是这些关系的基础,没有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企业中的其他经济关系将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草。 在企业中,劳动关系是规范劳资双方权利与义务,约束双方行为的最基本关系,是构成企业其他关系的基础,直接影响或决定着企业一切经济关系,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关键,要建设和谐企业,就必须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二、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企业科学发展的需要 企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决定企业发展诸要素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没有了人,一切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进步都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再先进的设备也无法操作,再尖端的产品也无法生产,再优质的服务也无从体现。人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企业要发展必须依靠员工。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表明,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是造福人民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为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和保障好人民的健康权利、安全权利、劳动权利、受教育权利等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保障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企业要实现科学发展,就是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员工权益,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就是要建立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劳动关系。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关系双方一种和谐融洽的良性状态。比如说,构成劳动关系的双方以良性互动、真诚合作、共谋发展为目标;各自的利益诉求能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中得到有效实现;在出现利益冲突时,能够通过民主协商的途径,依法协调彼此的利益矛盾,最终达到互惠互利、共荣共赢。企业建立了和谐的劳动关系,也就构建了和谐企业的基础。 三、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基础,是企业科学发展的关键,在企业具体实践应用中,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着重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员工办企业的思想。 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对企业而言,发展同样要依靠员工。员工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企业研发需要员工,产品生产需要员工,产品营销和售后服务同样需要员工,没有员工,企业的任何经营行为都无法实施。因此,企业经营者一定要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员工办企业的思想,在企业经营重要统筹兼顾员工权益和企业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着力构建一种和谐的劳动关系,实现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良性互动、真诚合作,谋求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 2、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签订兼顾企业长远利益和劳动者个人权益的劳动合同。 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最大的和谐,和谐社会一定是广大劳动者正当利益真正得到实现的社会,也一定是劳动关系双方都能够共赢共荣的社会。没有健康和谐的劳动关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对企业而言,保持健康、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同样至关重要。 《劳动合同法》是规定企业与员工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律依据,是约束企业与员工之间劳动关系的法律准绳,也是判断劳动关系的和谐程度,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准则,它在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兼顾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法律基础。因此,一个企业要构建和谐企业,实现科学发展,就应该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以《劳动合同法》为基础,和员工签订兼顾企业长远利益和劳动者个人权益的劳动合同,从源头上把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纳入更严格规范的法律架构之中,从根本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保持健康、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促进企业科学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3、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建立健全以工会、人力资源、员工代表等方面人员广泛参与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企业中,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利于及时调解劳资纠纷,处理劳动争议,化解劳资矛盾,缓解劳资关系,是劳资矛盾的疏通协调者。 工会组织依据《劳动合同法》履职维权,能在企业和员工之间求得双赢。企业工会是现代劳资矛盾的产物,是企业工人队伍自己的组织,起着在企业和员工之间沟通协调作用,在协调劳动关系矛盾、调解劳资纠纷等方面可起到行政起不了的作用。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建立企业、工会、员工代表广泛参与的劳动仲裁组织,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能妥善处理劳动争议,避免劳资矛盾激化,缓和劳动关系,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 4、加强对员工教育,提高员工自身素质。 构建和谐企业还应加强员工教育,要教育员工树立利益共同体观念,强化责任感,培养归属感,与企业共荣辱。要努力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职业素养,恪守职业道德,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一行。同时还要教育员工学法懂法、依法维权,在出现劳动争议时,积极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过激的维权行为引起矛盾激化。 总之,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许多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劳动关系衍生出来的。劳动关系的和谐是企业和谐的基础,也是企业科学发展的基础,要构建和谐企业,必须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论文: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利益协调新思路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基本关系之一,劳动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的总体形势是稳定的、协调的,但“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仍存在许多利益矛盾和冲突。如何有效协调劳动双方利益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一、劳动双方利益关系的历史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党和国家面对紧张的劳资关系,确立了“劳资两利”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有限度的弹性政策,承认其在生产经营中依据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剩余价值的合理性,从而使私营企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工人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成为领导阶级,必须保障工人正当的经济政治权利,满足他们合理的劳动、就业与生活需要,保证他们参加工会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与权利。由于这一时期兼顾了劳资双方的利益,生产剥削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劳动关系总体上处于缓和状态。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劳动就业方面,我国基本建立了集中的“统包统配”就业制度,国家包揽所有城镇劳动力就业,统一计划、招收和配置;实行固定工制度,企业必须严格按照计划录用职工,禁止擅自计划外用工;劳动者一旦被录用,就终身保持职工身份,企业不得无故辞退;国家和企业包揽各项劳动保险和企业集体福利,对职工进行全面社会保障。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是国家的企业,职工也是国家的职工,全体劳动者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劳动双方与国家的利益取向都是一致的;虽然企业和劳动者存在着追求利益方式的差异,但他们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劳动关系的实质是政府与职工的关系,是职工对国家的一种依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伴随着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劳动者自主择业、企业自主用工的双向选择机制逐渐形成。 目前,我国劳动关系在保持制度性合作前提下基本完成了市场化,劳动双方成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劳动双方的利益差别、利益分化不断扩大和加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企业(或经营管理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权力越来越大,在劳动用工、劳动条件、工资标准、劳动管理和奖惩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职工对企业的客观依附性则日益明显,他们又缺乏信息渠道和话语权,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关系、社会力量的支持少,越来越成为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加上我国劳动就业领域特有的现实困境和利益逻辑――包括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缺乏而劳动力过剩;一些地方政府由于更多关注经济增长和财政利益,重视企业发展而忽视劳工权益保护,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与资方结成非正式联合体,共同对付支离破碎和缺乏防备能力的劳动者;等等,这些都导致企业与劳动者力量强弱严重失衡的基本格局。一些企业依靠劳动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用工行为、经营管理等很不规范,严重损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发了各种劳动矛盾和冲突。 二、全面认识我国劳动关系中的利益矛盾 企业与劳动者利益矛盾,首先表现为双方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我国《劳动合同法》2008年开始施行,至今已近4年,但一些企业无视法律规定,仍不与职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即使签订了书面合同,合同格式也很不规范,合同内容含糊不清,劳动者的责任和权利明显不对等,部分必备条款缺失,甚至有的条款与法规相悖;有的企业不依法履行合同,随意辞退、解雇员工;一些企业拒不执行8小时工作制,随意加班加点,特别是在部分私营企业,职工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星期天和法定假日也不能休息;有的企业以计件工资为名,降低工资标准,使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加班来维持正常收入,无形中延长了劳动时间;有的企业以各种理由降低当初承诺的工资标准,不支付加班工资,故意克扣工人正常报酬;有的企业不按规定配备安全设备,车间厂房消防设备差甚至没有,安全隐患严重,致使恶性工伤死亡事故时有发生;等等。 对于劳动关系中的经济利益矛盾,人们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利益矛盾背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还存在大量非经济利益矛盾。可以说,经济冲突就像“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比较明显和直观,对企业发展有直接影响;而非经济利益矛盾则像“冰山隐藏在水中的部分”,数量更多,内容更复杂,且往往不易观察和发现,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非经济利益矛盾是企业与劳动者在行为方式、意识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相互对立和排斥,包括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企业与劳动者在生产管理中具体行为的矛盾,对双方角色认知理解的矛盾,以及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方面的矛盾。企业与劳动者劳动过程中行为方式、人际关系冲突,是最直接、最容易观察和感受的非经济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职工对企业管理满腹怨言,不认可高层管理人员的领导能力,只是“看在钱的份上”才忍气吞声;而一些企业则认为劳动者缺乏工作积极性、责任心,不能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难于管理。企业与劳动者对角色、权利、义务等认知理解的冲突,是非经济利益矛盾的重要方面,包括职工缺乏劳动自主性,认为企业工作安排不合理,对企业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重视等;企业对工会的作用认识不足,不支持员工组建和参加工会,很少关注员工职业发展和提供职业培训,甚至不管不问等。企业与劳动者在文化观念、个性人格、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冲突,是非经济利益矛盾最深层的部分,如职工在企业没有地位,受到歧视,劳动权利和尊严得不到到尊重和保障;对个人未来发展缺乏信心,不认同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等。 非经济利益矛盾往往并不激烈,或者只是潜在的、无形的思想观念冲突,不会直接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严重后果。但是,如果非经济利益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不断积累、恶化,带来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下降,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其结果是职工劳动积极性降低,出现违反规章制度、消极怠工、不负责任等现象,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由于企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受到员工参与和合作程度的内在制约,没有员工的主动配合,企业组织调整和工作协调不仅速度缓慢,而且成本很高。另外,非经济利益矛盾还可能导致一个极端后果――劳动关系的解除和终结,员工退出合作。员工流动率高,难以形成一支稳定的职工队伍,必然削弱企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在现实中,非经济利益矛盾往往与经济利益冲突交叉、纠结在一起,相互叠加和转化,由此引发工人被逼下跪、强迫搜身、暴力冲突、自残、自杀等恶性事件,甚至导致罢工、静坐、游行示威、阻碍公共交通等突发性群体事件,严重威胁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这方面,深圳富士康“十二连跳”、吉林“通钢事件”等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三、劳动关系中利益协调要有新思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我国不断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适时修订了《工会法》,出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安全生产法》、《社会保险法》等,有力促进了劳动双方经济利益协调。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首先应根据劳动关系的变化不断完善劳动政策法规,对重要的法律关系专项立法。必须坚持政府在三方协商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对人员组成、操作原则、运作的程序和方法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针对基层小企业比较集中、企业方代表组织缺位的问题,由政府经济综合部门确定人员,定期搜集各类企业经营者的意见,提交三方协商会议等。不断扩大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实施范围,劳动部门及时制定和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标准等,为企业经营者和工会组织之间开展集体谈判提供客观依据;通过工资支付担保、建立不良信誉企业档案等,保证集体合同的实施和履行。全面推行调解与仲裁相结合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扩大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增加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刚性,赋予调解协议约束力;建立专门的集体争议调解、调停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形成集体争议的处理机制。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把各类企业及其职工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中;实行弹性的社会保险制度,缴费方式、基数和比率可以根据实际灵活选择,并完善社会保险管理和监督机制,保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等等。 当然,经济利益协调只是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关系,在经济利益协调的同时,积极预防和化解劳动双方的非经济利益矛盾与冲突。 引导企业正确认识劳动者的社会心理需求,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不但要拒绝“血汗工厂”,还要反对见物不见人的“铁血工厂”,从而主动调适企业行为,积极寻求双方的平衡融合点,规避和减少潜在非经济利益冲突。要注重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劳动者的心理健康,设立职工心理辅导机构,加强其心理疏导,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和自信。加强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将情感体贴、人性关怀体现在工作的全过程,营造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和积极向上的生产氛围,使企业职工有尊严地工作,实现体面劳动。 保证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能够有效促进企业与职工的沟通,及时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是减少非经济利益矛盾的重要环节。通过思想教育、知识竞赛、工作实践等,强化职工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念,提高通过民主管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勇气和信心。重视企业职工的继续教育、再教育,全面提高职工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增加他们参与管理的行为能力,自觉地在民主管理制度框架下,按照规定程序,理性、有序地行使民主权利。同时,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等基础上,丰富职工民主参与的形式和途径,如完善企业管理决策机构的职工代表制,对一些企业开展的群众性合理化建议活动进行总结、推广,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价值认同。 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比较隐蔽的非经济利益矛盾,由企业内部调解、协调更为有效。企业工会作为基层工会组织,对劳动冲突的根源、形式、内容等比较了解,化解劳动矛盾具有明显优势。当前,需要加强企业工会的组织建设,突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建和发展农民工入会,创新建会模式,如小企业工会联合会、乡村工会、社区工会、市场工会、一条街工会、楼宇工会等;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行政督促、新闻监督,将组织工会列为工商年审条件,税务部门征收未建筹备金等方式,增加企业建立工会的压力和动力;培养工会积极分子,增进职工对工会的认同,提高职工加入工会的意愿;增强企业工会主席的独立能力,其工资、福利待遇可由上级工会通过专项资金负担,使其“经济命脉”与企业脱离;推动基层工会财务走向独立,建立工会自己管理的资金账户,使工会自主使用经费开展工作。 作为企业的“政治核心”,企业党组织的地位特殊,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释疑解惑,防患于未然,促进职工与管理层的沟通和意愿表达。当前,需要不断扩大企业党组织的覆盖面,按照“就近管理、方便活动、理顺关系、不留空白”的原则,采取独立、联合、派入、挂靠等模式,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全面建立党组织。健全企业党组织“”、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党员、党员联系职工、党员培训、谈心交心等党内生活制度,推行“双培制度”,即企业党组织把党员培养成业务技术骨干、把业务技术骨干培养成党员,努力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通过外聘、内选、选派等方式,把优秀人才选配到企业党务工作者特别是党组织书记岗位上。 适应企业发展的新形势,把党组织建设和工会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整合党组织和工会的工作资源,根据职工队伍的实际,灵活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条件,共同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如把企业争创“五好党组织”与开展“关爱员工的优秀企业家”评选相结合,把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工会创建先进“职工之家”相结合,把建立“党员示范岗”和工会开展职工技能比赛相结合,把党员的发展与创建“四有”职工队伍相结合,实现“党建带动工建、工建服务党建”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 (责编/张立新) 劳动关系论文:维护和谐劳动关系 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下半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省工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以促进企业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为目标,大力开展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活动,为克服金融危机影响,推动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坚持党政主导、齐抓共建,合力推进创建活动。全省工会主动争取地方党委的支持,将开展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省委省政府将创建工作列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多数市县区由党政联合发文,将创建工作作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内容和为民办实事项目,统一规划、统一部署,严格考核、强力推进,并成立由党政分管领导牵头负责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同时,各地工会注重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吸纳更多部门联动推进创建活动,并根据各自职责进行工作分工,及时化解企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构建党政主导推进、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工会主动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为深化创建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明确创建标准,强化制度建设,高起点推进创建活动。全省工会会同相关部门,以国家及地方性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标准,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保障职工权益和职工自觉履行职责、积极为企业发展献计出力等提出基本要求。充分发挥创建标准的导向作用,指导和推动企业将标准转化为保障职工权益的制度机制,一是加强职代会、厂务公开、职工董事监事制度建设,切实保障职工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加强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建设,搭建企业与职工平等协商平台;三是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建设,及时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四是加强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机制建设,推动工资协商制度化,使职工在促进企业发展中享有合法权益。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定期评选表彰模范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坚持精神鼓励为主,把创建活动与弘扬劳模精神、评选五一劳动奖状结合起来,吸引更多企业自觉参与创建:严格评审程序。特别是注重倾听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企业创建工作必须向职代会或职工大会报告,经职工代表或全体职工测评,职工综合满意率达80%以上方可逐级申报,并向社会公示,真正把和谐企业打造成为职工认可、社会公认的金字招牌。 着力解决企业和职工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高度关注职工工资收入增长状况,突出重点推进创建活动。全省工会把解决与企业、职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突出问题作为创建工作的着眼点和切入点,一方面以争创“工人先锋号”为主要载体,深入开展“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劳动竞赛,组织职工积极投身重点工程竞赛、科技创新竞赛、节约增效竞赛和职业技能竞赛,立足岗位勇创一流,为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企业发展多作贡献。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解决劳动就业、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尤其是抓住收入分配这一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大力推动各类企业开展工资协商,建立健全职工参与的工资决定机制、科学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将其列入评选和谐劳动关系企业一票否决条件,保障职工共享企业改革发展成果,使创建活动真正体现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原则,达到共建共享的目的。 注重动态创建、持续改善,循序渐进推进创建活动。一是突出主题,逐年深入。2006年、2007年,以共建共享为主题,突出推进工资集体协商:2008年,深入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和《江苏省民主管理条例》,突出加强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以集体协商、厂务公开、职工董事监事等为重要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建设;今年以来,以共迎挑战、共度难关、共谋发展为主题,突出加强企业与职工利益共同体建设。通过这些活动维护了职工权益,有效改善了劳资双方关系。二是梯级联创、分层培育。从乡镇(街道)、县(市、区)、市直至省一级,通过分类指导、分层培育、分级评比,使处在不同起点的企业都能最大限度地参与。三是开展评估改进行动。2008年初,我省率先部署开展创建工作“评估改进行动”,定期组织职工对创建工作情况进行评议和评估,提出改进意见,逐步解决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各种矛盾问题,推动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巩固创建活动成果。 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大局推进创建工作。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全省工会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总体目标,一是广泛开展“同舟共济保增长、建功立业促发展”竞赛活动,引导职工主动参与企业技术革新、技术协作和产品结构调整等实践,全力以赴保增长,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坚持“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原则,大力开展工会与企业、职工“共同约定行动”,督促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做到不裁员不减薪,稳定工作岗位,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利用开工不足间歇加强职工培训。同时,动员职工以主人翁姿态,积极主动献计出力。与企业和衷共济、共同应对危机。三是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重点保障职工的就业权利和劳动岗位的稳定性:生产经营相对正常的企业,争取职工的经济利益不受影响: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争取稳定职工工资待遇;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的企业,争取保职工就业岗位、保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确因企业困难需要裁员、放长假、解除或中止部分职工劳动合同的,其实施方案和对职工利益的补偿办法、补偿标准等,必须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听取职工意见和建议,并与工会通过集体协商确定,为维护职工队伍稳定和社会大局稳定作出积极努力。 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活动开展4年来,全省参与创建活动的企业已达18.9万家,占全省建会企业数29.8万家的63%,呈现出企业广泛参与、职工广为受益、社会广受认同的良好势头,在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创建活动成为促进企业发展的有效抓手,企业经济效益得到保障。创建活动开展以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依法经营、民主管理,承担社会责任、尊重劳动、善待职工,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少企业尽管生产经营遇到困难,仍向职工承诺不裁员不减薪,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以主人翁姿态立足本职、争创一流,与企业共同应对危机,增强了企业活力和抗风险能力。 创建活动成为维护职工权益的有效途径,职工权益保障更加有力。通过几年来的创建活动,全省各地协调劳动关系机制建设取得新进展。有效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工资收入明显提高,2005年以来,全省工资协商建制企业每年都以两万家左右的速度递增,到2008年底达到18.9万家,覆盖职1932.3万人。2008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1652元,比上年增长15.63%。劳动合同签订率逐年大幅提高,据统计,2008年全省劳动合同签订率为98.13%,其中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92.57%。劳动合同“一年一签”的现象有了较大程度改善,与2007年末相比,签订合同期限在1―3年的占49.09%,增加了12.89%:合同期限1年及1年以下的减少了14.42%。 创建活动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举措,劳动争议发生率稳步下降。创建活动中,许多企业切实解决职工关心的突出问题。使创建的过程成为解决职工实际问题、共建共享和谐企业的过程,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矛盾大为减少。同时,创建活动有力促进了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体系建设,2008年底全省建立职代会、集体协商、厂务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的企业数稳定在17万家以上,畅通了职工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职工与企业的分歧和矛盾大都通过协商谈判得到妥善解决:企业劳动争议预防调处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全省85.7%的企业建立了劳动争议调解组织,2008年企业劳调组织调处劳动争议18938件,促进了企业和谐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
浅谈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科学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1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学习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在实践中运用和落实,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的去发展农业经济,更好的建设现代化新农村。这不仅仅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节约资源、保护资源的时代要求。所以,我们要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深入内心,在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中不断指导实践。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始终把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解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尤其是针对农业中基础水平薄弱、城乡差距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一定要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农村经济取得持久发展的不竭动力。第二,注重和坚持以人为本,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利益,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农民是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从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依靠农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促发展,让农民群众分享发展的成果。要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使他们更加充分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第三,三是始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提高农业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在产业、区域、环境等方面的协调性。要在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稳定生产的前提下,不断深化结构调整,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第四,四是始终坚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农业农村经济中各方面重大关系。要统筹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工农失调、城乡失衡的状况,实现工农并进,城乡并举。统筹处理好农产品供给的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质量提升关系。第五,结合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进行发展,每个地区的环境不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也有很大不同,各地一定要根据地区实际,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和方法。 2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化道路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出发,遵循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广泛运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物质装备、新的生产要素和现代经营管理等手段,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支持调控作用,全面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将传统农业逐步发展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功能、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从新中国成立初起,我国就开始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国外好的做法,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决策部署,开拓创新,扎实推进。 3结语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时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真正做到牢记科学发展观使命要求,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真正运用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时间中去,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建设水平的提高。虽然在目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是一定要树立信心,不断解决问题,为“三农”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浅谈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谈农村经济发展中电子商务运用 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在中国是传统行业,具有地域性强、季节性强、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且具有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存在诸多的问题:(1)农村农产品产量递增趋势并不理想,农产品产量时高时低很不稳定,使得农民收入无法得到保证。由于农产品受自然环境影响大,部分地区遭受到洪涝、旱灾等自然灾害,致使农产品产量下降。同时近年来农产品低价运行,价格频繁波动,甚至出现了增产减收等不良趋势。(2)农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农民不能保证产量和质量。加上市场竞争不规范,产品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低,严重影响了农村产业的收入与效益。(3)我国农村资源丰富,但农村人口多,人均占有资源相对比较少。按照我国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人均资源占有量,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较少必然就催生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另外,由于生产力逐步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农业所需的劳动量持续减少,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4)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不够发达等原因,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过程中企业信息传递速度缓慢,而且信息准确性差造成了农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农民只能靠长期经验来进行生产,农业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直接导致了农业产品过剩从而给农民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5)我国农产品流通环节长、交易成本高、供需链严重割裂、交易链及其通路较为复杂且透明度不高;市场信息化硬件建设落后,大部分市场没有配备信息设备,信息资源不能共享。(6)农业发展中,农村人口文化素质较低,实际化操作技术人员缺乏,使得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必要损失。 二、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势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模式的变化发展,农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电子商务已在农业生产中迅速发展。农业开始应用电子商务帮助农民适应市场的变化,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电子商务能够缩短生产和消费的距离、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库存、增加商业机会,能够有效地克服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不利因素,对我国农业产业化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1)通过增加不同的交易方式,开扩农产品销售渠道,促使农民收入增加。通过农业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系统买卖双方可不用谋面跨越地区进行交易,打破了传统交易中信息传递以交流的时空限制,使交易双方的选择性扩展到最大。(2)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在农村发展电子商务生产者和消费者可直接通过电子商务进行网上自主交流,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带来的损失。缩短了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距离,与传统营销相比,成本降低、环节减少、交易速度加快从而节省了费用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3)消息的畅通减少了生产的盲目性,促进农民合理生产。农业电子商务跨越了时间和地域性的界限,通过供需双方的需求沟通可以使农产品生产者及时了解市场需求。根据需求合理生产。电子商务在农业上的应用为农户和企业及时地提供了全方位的市场信息,使农业的生产行为变得智能快捷。(4)实现农产品流通的规模化。在农业生产中采用电子商务提供网络交易平台,能够将少量的、单独的农产品交易规模化、组织化。农民将农产品委托给配送中心统一配送进行统一销售。买卖双方地位平等,双方利益都得到充分保证。另外,配送中心将农产品进行质检,采取明码标价,从而保证了流通中农产品的质量。(5)电子商务使农村的教育和培训变得更方便和广泛以及具有针对性。信息的畅通使农户了解到最新的生产技术和市场发展动态,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有利于最新的生产技术在农村的迅速传播。 三、发展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 1.新运营模式与传统农业模式的磨合。电子商务是一种新的运营模式,与传统农业模式相结合必然要经历一段磨合期。例如:传统的农业交易方式主要是一对一的现货交易,所以在现代化的大宗农产品交易市场并不普及期货交易,远期合约交易的形式更少。但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建农产品信息网络从而实现网络营销和网上支付等交易方式。这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新的交易模式从而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另外,与传统农产品营销模式相比,电子商务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何建立相互信任问题也变得非常重要。 2.新运营模式面临安全隐患。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安全主要分为网路安全和信用安全。现代电子商务主要通过因特网或企业之间的专用网路实现,而网络中交易存在安全问题,网路经常会受到各种病毒、木马程序的攻击。同时,电子支付手段的发展并不成熟,信用机制和约束机制也处于发展完善阶段,这些安全问题都是影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长期问题。 3.新运营模式地区分布不均衡、涉农网站不多。根据CNNIC调查结果表明:农业网站集中在大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用户很少。这些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技术水平低,所以对信息和技术的需求更加重要。同时农业网站存在着以农业商务内容为主的纯农网站较少,利用率低,较多的农业网站缺乏专业性和实用性,多数网站的设计和内容雷同,没有特色。地区分布的不均导致了网站不能提供全面的、周到的、符合目标需要的服务。 4.新运营模式缺乏应用人才。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对新技术没有足够的信心。常出现“不懂电脑,不信任电脑、不知作何而用”。这些都是导致农民不上网的主要因素,严重阻碍了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而且在电子商务发展中实际技术人员缺乏,科研人员大多数集中在各大高等院校并且只局限于科学和教研很少愿意到农村地区服务,使得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实际操作人员缺乏。 5.新运营模式基础设施薄弱。我国农业大型数据库的建立在近几年才有所正规,这说明了原有的基础工作比较薄弱。我国农村网络通信设备的现状及在网络技术、网络信息内容、资费水平、通讯速度、安全保障条件等方面都难以适应农村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要求。 四、解决对策 1.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新运营模式。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运营模式,在与传统农业模式的磨合中,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先进的计算机网络基础设施是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前提。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农村要加快信息化建设的步伐,配备必需的网络设施。另外,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开展方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政府机构要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农村电子商务大力支持, 积极参与,加大投资力度,合理引导资金注入,这样可以提高投资效率,建设更加方便、快捷、安全的信息网络,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政府要积极引进专业人士进行培训,根据市场信息合理化进行生产。由于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水平相对较低,尤其是偏远、贫困的地区农民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这严重阻碍了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这就需要政府在加强农村教育的同时要积极引进专业人士现场进行培训。指导农民如何认识、使用计算机;同时进一步了解如何使用电子电子商务、如何在网上进行交易。这是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必要步骤。 2.建立规模化的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我国农产品种类繁多、生产单位小、组织化程度低、法制不健全,这些都增大了物流难度。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农产品的配送问题,建设合理地现代化配送体系。利用先进的网络通信手段,发展传统农产品的流通模式,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流通成本,并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规范配送体系,充分利用全社会的物流设施,鼓励兼并、重组、联合优先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农产品的物流配送产业还应吸引外资投资,通过竞争降低经营成本,同时带来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加快产业发展。这些是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前提和保证。 3.完善和加强农村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要建立健全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监督,改善信用环境。加强农村网上市场的监督机制,保证网上交易渠道的正规化。我认为国家急需制定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例如:买卖双方身份论证方法、电子支付系统安全措施、信息秘密规定、知识产权侵犯处理规定等。另外各地司法部门应加大网络犯罪侦查,严厉打击电子商务领域犯罪,保证电子商务活动得以正常进行。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营造一个透明的、和谐的法律环境。 五、总结与展望 电子商务不仅能引导农民合理化进行生产,从而扩展农产品市场、提高农村产业知名度还可以推广新型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村生产的创新能力,从而带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深入发展帮助了农民有效捕捉市场信息,进而对农产品生产、销售、贮存、加工的动态分析,推动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电子商务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它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电子商务将成为农业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谈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农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随着中国加入WTO,农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既获得更多的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机遇,又要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挑战。在新形势下,如何找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并积极研究新的应对举措,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最近,即墨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对此进行了调查了解,形成了调查报告。 一、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四大“瓶颈” (一)农业结构不合理,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转化力度不够。近两年,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市场需求向多样化、高品质方向转变,农业结构越来越显得不合理。政府虽然积极帮助和引导农民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但由于不少农户无技术、无资金、无经验,不能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无法形成规模效应,造成投入多、产出少、销售难。再者,由于农业生产的低效益,农村中稍有文化素质,有一技之长的青年男女,纷纷外出,不愿从事劳动强度大的种植业,而留在农村的老年劳动力和妇女劳动力,因缺文化、见识窄,对新技术、新生事物接受慢,宁可固守低效益的传统种植业,不愿向畜产品、水产品、蔬菜、植物饮料、花卉等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高效农产品转型,长此以往,还会造成农业生产中的恶性循环。 (二)镇、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大部分停产倒闭或改制,有的给镇村两级经济留下沉重的负担,负债相当严重。有的乡负债高达千万元,村集体负债上百万元,每年的收入不够还银行利息,严重影响乡镇和村组织正常工作的开展。许多村组织在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上缺乏思路,步伐缓慢,不敢担风险,导致集体经济无项目,“空壳村”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另外,有许多村,看上去每年有几万元的收入,实际上欠银行贷款,集体公用资金往往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领导班子威信自然降低,集体的凝聚力愈加弱化,农民上交税款更有难度。如此,集体没有经营收入,农民上交款收不起来,欠债本利要归还,集体办事要开支,“无钱办事”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镇、村干部素质参差不齐,缺乏战略眼光,影响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有些镇.村干部,整天忙于应付日常事务,精力难以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还有的偏重于显性的政绩,乐于做“形象”工程,对“高、大、外”项目的战略性投入思考较少。有的村庄干部精简后人数减少,但工作量大,待遇低,有时因为一些硬性任务等,上面不满意,群众不理解,加上工资发不下来,养老保险无钱解决,工作积极性不高。另外,有少数村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素质差,工作方法简单,对党在农村的政策缺乏深刻的理解,不善于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不好,缺乏引导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干群关系紧张,矛盾较多。这些都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农民群众观念陈旧,市场意识不强。大部分农民群众文化素质太低,据有关权威机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农村住户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6.66年,纯农业户的从业人员中还有17为文盲。青年农民的素质高一些,但仍然达不到九年义务教育水平,而46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35为文盲和半文盲。这组数字与我市目前的农村从业人员文化教育程度基本相符。具有较低文化素质的农民,思想观念陈旧落后,市场意识不强,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不能正确分析当地的资源优势,抓住市场竞争强的支柱产业和名牌产品,只是盲目跟从,盲目投资。还有的村庄,镇、村干部千方百计从外地引来外资项目,给农民提供最优惠的政策和服务,但大家就是脑袋不开窍,不配合,致使成型的好项目无法落实。如:近几年田横沿海村养虾户,因气候等环境因素虾一直招病,经济效益很低,很多虾池一度被闲置起来,村干部通过外出参观学习,决定帮助养虾户改造虾池为海参池,每亩投入6000—7000元,收入成倍的增加。但是,许多农民只是观望,缺乏行动。还有的村庄,村委多次动员群众把山岭薄地由种粮改为种茶、种风景树等高效经济植物,但是,很多群众思想不接茬。甚至还有个别村庄,项目引到家门口,但村民只顾眼前小利,忽视长远效益,不出让土地,制造种种借口阻碍项目的落实。总之,农民群众文化素质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 (一)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当前,我市以耕地为主的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如小麦、玉米、花生等的价格已经与国际市场价格处于同一水平层次,在国际竞争中缺乏优势,对这类农产品主攻方向是把质量搞上去,成本降下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从而挡住或减缓国外同类农产品的进口冲击。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发挥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 ,重点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畜产品、水产品、蔬菜、花卉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作为结构调整的主打品牌,不断提升生产档次,扩大生产规模。在农业条件较好的西北部大沽河沿岸乡镇和中北部乡镇,着重发展设施农业、特色农业和现代畜牧养殖业;在东部沿海各镇,重点发展花卉园艺、茶叶种植、山海开发和海水养殖。此外,要突出发展专业村经济,逐步形成以规模化生产和区域化布局为特征的一方经济隆起带,使专业村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农民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二)壮大集体经济,构筑农村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同志强调指出:“要通过多种形式逐步壮大集体经济,这是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集体服务功能,增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凝聚力的需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只有集体经济实力强了,才有能力兴办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变村容村貌,提高农民素质,带动农民共同富裕。“大河满,小河平”就是这个道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要因地制宜,选好路子,结合当地传统和自然优势,能农则农,能工则工,能商则商。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这种农村集体经济最有效的实现形式,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模式,切忌东施效颦,不切实际盲目立项。 (三)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干部服务经济的本领。新形势下,政府职能要由行政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行政命令转化为政策引导与协调,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的客观要求。我们各级政府的干部和办事人员,不仅要在理论上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将这一原则落实在从政的行动上。政府要围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制定各项政策,只要有利于农民增收致富就要大开政策绿灯;各级干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强化服务观念,努力提高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服务经济的本领。文秘站版权所有 (四)加强对农民群众的科技培训,切实为农民群众搞好服务。一方面,政府要努力加大农村科技教育投资,采取各种形式对农民进行种、养、加实用技术培训,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此外,各级政府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经济意识,扎扎实实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服务,要为农民送项目、送资金、送技术,搞好产、供、销一条龙服务。 浅谈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浅谈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形势 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多年来连续保持良好发展局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农业农村经济受到的冲击不断加深,因而今年实现农业稳定发展、农民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的难度很大。我们应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密切关注农业农村经济形势,认真研究解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落实好今年中央1号文件的部署,不断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以稳定价格为核心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即如何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如何防止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去年9月份以来,国际主要农产品价格前高后低,波幅高达30%以上,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预计短期内很难明显反弹。这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不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能源价格暴跌也加大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农产品价格剧烈震荡,大大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因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今年农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任务。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形势总体不错,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可以确保,但从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角度考虑,从确保实现扩内需战略目标的高度着眼,今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农业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统筹处理好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重点是避免个别农产品的数量变动影响对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的预期;统筹处理好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既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又充分发挥临时收储和进出口调控等短期政策的效能。 以调整结构、完善体制为根本方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沿海地区外向度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致使大量农民工在省际年复一年地流动,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致使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城镇化过程中相关制度改革滞后暴露出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矛盾。今后一个时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而逆转,确保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应成为长期战略。二是为有效兑现“人口红利”,需要更快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缓解农民工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三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统筹工农和城乡发展,加快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四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扩大农村内部就业。应在发展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下功夫,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尽可能追求产业或产品的差异化,以拓展不同的市场空间。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积极发展农村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努力提升农村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拓展农村就业的领域和空间。 以强农惠农、改革创新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困难,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有可能再现,而且增产后还有可能出现农产品“卖难”问题;二是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资性收入有可能下降,并且很不稳定;三是有利于农民稳定增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还不健全。今年中央1号文件紧紧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主题,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落实中央有关部署,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可重点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多予”的力度。适度提高粮食直补标准,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并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以综合性收入补贴的增加来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发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生产性专项补贴的引导作用,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大力支持农业专业化、优质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效利用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在“放活”上继续深化改革。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按照“非禁即许”原则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拓展经营领域和范围。积极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民开展多种要素、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以强化生产功能为取向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土地一直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基本功能。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和农民就业渠道多样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有所弱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再度凸显。土地保障功能虽有利于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配置效率。从农村实际出发,未来一个时期基本的政策取向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矛盾,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在近期,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逐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逐渐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二是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强化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农户为流转主体、农地用途不变的原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和支持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以创新发展模式为抓手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为探索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在不同时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出现过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 销售,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模式。在产业限制逐步放开后,乡镇企业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拓宽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但乡镇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事实说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单一模式不利于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乡镇企业应实行多元发展模式,既发展外向型经济,又发展内向型经济,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广阔的农村市场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当前,促进乡镇企业发展,需要体现三点基本政策取向:一是坚持贴近农业、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原则。贴近农业,就是围绕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贴近农村,就是围绕转移农民就业、合理配置农村资源要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贴近农民,就是形成以创业促就业、就业促增收、增收促创业的良性循环。二是在地域分布上重点鼓励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劳动力回流较多的省份发展乡镇企业,引导这些地方承接东部地区和城镇的产业转移,壮大县域经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是[,!]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和城镇集中布局,使乡镇企业职工的职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相结合,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 以农业农村为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我国遭遇了范围和程度均为历史罕见的旱灾,影响全国近43%的小麦产区。此次旱灾暴露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基础设施落后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瓶颈。当前,应抓住扩大内需的机会,借鉴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开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将其置于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中更为突出的位置。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强化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村民生,而且能就地就近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体可从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建设与管护的新机制:一是增加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资机制。改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体制和供给方式,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由城市和工业转向农村和农业,提高财政补助标准。二是国家的投入应尽量采用直接投资或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直接补贴等形式,让农民直接受益。同时,增加投入应与推进“一事一议”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规范的“一事一议”制度。三是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中介来开展,这有利于集约利用各种资源和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四是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沼气管护为重点,探索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管护的新机制,延长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浅谈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完善农村合作组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完善农村合作组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作者:程仁平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农民群众为提高组织化程度而创建的一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新型合作组织,是农民群众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新阶段农村经济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必然产物,对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着重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认清形势,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要求,充分认识加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的紧迫性。近几年,宜都市围绕兴农富民目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培育主导产业,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断深入,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已阻碍了农村经济向更深层次发展。为改变这种状况,市委、市政府把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作为推进结构调整的重要切入点,加快培育和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截止去年,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702个,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型117个,占16.7;行业协会带动型9个,占1.3;专业市场带动型6个,占0.9;经纪人队伍和农庄业主带动型570个,占81.2。网络基地45万亩,带动农户8.5万户,实现产业化经营收入7.68亿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0,综合商品率达到75。在发展类型上,我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呈现多元化特点:一是龙头企业依托型。即由龙头企业发起,创建公司 基地 农户模式的合作组织。目前,全市有龙头企业118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3家,固定资产投资6.5亿元,年实现销售收入5.7亿元,利税9600万元,带领农户5万多户。二是行业协会带动型。即由行业经营人员自愿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如市柑桔销售协会、市无公害水产养殖协会等。三是经纪人销售合作型。即为促成他人交易而从事农产品产加销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目前我市农村从事经纪服务的有500多人。四是农庄经济型。即由农村能人围绕某一产品自发组建的庄园式合作组织。如聂家河镇发展种养业农庄40多个,土地规模经营面积达3000多亩。在发展趋势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呈现四个转变的特点,即由松散间接的合作经营向紧密直接的利益联合体转变,由亲戚邻里间联合向跨地区跨所有制合作转变,由单纯产后服务向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转变,由能人单独闯市场向集团作战转变。 (二)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挥巨大作用,充分认识加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一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从事生产、加工、销售等一体化服务的群众自治组织,同时也是经济实体,它长期活跃于市场与生产者之间,能及时捕捉市场信息,掌握市场动态,并通过为农民提供种苗、技术和营销服务,传递市场信息,指导农民按市场需求进行农业生产,其服务内容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无形指挥棒,改变了过去结构调整热在市里、忙在乡里、急在村里、冷在户里的被动局面。二是促进了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通过发展过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促使一大批农村致富能手、专业大户加入,把农村分散经营的农户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和防范自然与市场两大风险,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农村专业协会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最具活力的组织载体,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三是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农村专业协会把农村劳动力、土地、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势整合,实现了农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四是促进了农产品市场开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规模、没有品牌的农产品很难打开市场销路,一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由于经营的农产品数量较大,质量较高,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且诚信水平相对较高,能够形成比较稳定的客户群体,抢占一定的市场份额。五是促进农技推广和标准化生产。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典型的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组织,能有效地解决一些集体经济组织统不起来,政府部门包不了,而农民单家独户又办不了的事,尤其在技术服务上,协会通过发挥本组织成员的整体技术优势,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帮助,有力地促进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普及,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六是促进农村管理体制创新。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后,促使农村干部改变过去重生产轻流通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转而通过抓流通促生产,并逐步开始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指导农业生产。 (三)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充分认识加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的艰巨性。目前全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还处于初创阶段,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是组织规模偏小,带动作用有限。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绝大多数规模较小,自身经济实力不强,会员与协会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大部分协会之间缺乏必要的再联合,参与市场竞争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仍显不足。二是活动资金短缺,发展后劲不足。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运作的成本虽然较低,但仍需要一定资金才能维持正常运转,而目前绝大多数专业合作组织自身没有建立积累机制,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组织活动经费基本上靠大户赞助,靠政府和主管部门支持解决,自身没有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其服务职能难以充分发挥。三是制度不够完善,管理不够规范。有的协会组织没有登记注册,有的没有制定章程和具体管理制度,有的协会成员合作意识不强,只愿利益均沾,不愿风险共担,协会成员之间诚信度不高,还有一部分协会属官办性质,政府干预较多,偏离了协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不利于协会自身的发展与壮大。四是综合素质不高,服务手段滞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农民带头人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够,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更缺乏,特别是少数合作组织带头人精明不开明,服务意识差,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新和发展。五是龙头企业整体实力不强。产业化龙头企业可见含量较低,产品加工档次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与农户利益联接不够紧密,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因此,各地各部门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信心,抢抓机遇,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二、明确目标,强化措施,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快速健康发展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全市因势利导,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的结果。当前,我们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面临许多有利条件:既有坚实的工作基础和可供借鉴的办法经验,又有农民的发展热情和愿望,更面临着难得的政策机遇。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宜都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思路是: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围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积极兴办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规模化生产水平,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20__年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目标是:发展农村专业协会组织20个以上,规范完善10个,力争各主导产业都要有1-2个带动能力强、运作规范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要实现上述目标,重点要抓好以下六个方面工作: 第一,抓样板。要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首先必须建立样板,抓好典型示范,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见到实实在在的效益。要坚持典型引路的方针,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和做法,加大创新力度,认真抓好典型的培育、宣传和推广工作。一是加大典型培育力度。各地要选择1-2个产业有特色、发展有潜力、组织有活力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典型,在资金、技术方面予以重点扶持,帮助他们做大做强。二是加大典型的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参观学习等形式广泛宣传典型,扩大影响,以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达到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目的。三是加大典型推广力度。认真收集整理、总结推广干部领建、企业带建、能人创建、农户合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典型经验,以带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全面发展。 第二,抓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源于农民,萌芽于农村。这就要求我们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农村发展动态,善于发现农民的合作意愿,发现可以作为专业合作基础的产业,发现有眼光、有奉献精神、有组织管理才能的农村能人,发现处于萌芽状态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实施分类指导,加强引导,使其成为农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组织。要按照农村经济能人牵头建立一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一批、农技服务中心领办一批的办法,适时推动各类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第三,抓规范。在按照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的要求,抓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合作组织一旦建立起来,要使其逐步走向规范。重点抓好四个方面内容:一是规范政府行为。规范合作组织发展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政府对合作组织的工作应以指导和引导为主,不断强化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地位,绝不能随意干预甚至包办。二是规范合作组织建设。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依法成立,对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可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对具备社团法人条件的可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取得社团法人资格。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要制定章程、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三是规范合作组织管理。要严格会员入会条件,加强会员管理,增强会员诚信意识,重大问题要经过集体研究决定,同时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引进有管理经验的专家参与组织建设,进一步提高合作经营管理水平。四是规范利益分配机制。合作组织在成立之初可以利用订单农业等合同方式保证农民利益,在发展壮大以后,应逐步使合作组织与农户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增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实力,提高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第四,抓创新。重点是体制创新、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创新。在体制机制新方面,要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农民自愿联合起来,结成一定组织。在管理制度创新方面,对处在起步阶段尚未规范运作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要分类指导,加大扶持,逐步规范,达到专业协会标准后,再到民政或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在运作机制创新方面,要以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指导各级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向一体化经营、市场化运作方向发展,努力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使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在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抓培训。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采取现场培训、技术讲座等形式,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及协会会员开展技术、管理和法律知识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以促进专业合作组织更快更好发展。 第六、抓龙头企业发展。要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利用资产重组和资本经营等方式扩大规模,增强企业实力和带动力。要鼓励龙头企业通过租赁土地、实施订单生产等建立专业化生产基地,满足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需要。要在不断完善公司 基地 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同时,积极探索建立新型的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产业化运行机制,进一步密切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利益联接关系。要着力打造农业精品名牌,使一批高质量的农业特色品牌走向市场。 三、加强领导,加大扶持,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指导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农村合作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第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站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要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通盘考虑,与深化农村改革相衔接,与优化产业结构相配套,与农村社会事业进步相适应,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并制定近期和远期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政策支持力度,在产业化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业标准化等方面,优先选择农村专业协会组织作为实施载体,为发展壮大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创造机会。今年,市政府将对有一定带动能力、效益显著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给予表彰,每个奖励3000元。 第二,要形成推动合力。市直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创造优良的外部环境。市民政、工商部门要抓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登记注册,不断改进登记办法,提高工作效率。市农村信用社及金融部门要把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信贷支农重点,对实力强、资信高的专业协会提高信贷额度。市农业、技术监督部门要加强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管理、指导和协调服务,组织开展农业标准化生产,并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检查监督,维护其合法权益。市妇联等群团组织要以双学双比等活动载体,组织带领农村妇女、广大团员青年投身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总之,各部门要从有利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需要出发,拿出具体可行的措施和办法,制定优惠政策,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给予支持,并提供优质服务。 第三,要加大宣传力度。各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要大力宣传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本知识和重大作用,大力宣传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特别是宣传农村专业协会在发展农村经济中如何帮助农民增收致富,让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了解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职能和作用,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同时,要严肃处理向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对典型案例进行公开曝光,以便起到警示和监督作用。 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我们一定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把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抓实,使全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在数量上有一个大的增加,在规模上有一个大的扩张,在质量上有一个大的飞跃,在组织化程度上有一个大的提高,为繁荣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谈企业人力资源制度执行力的提升 论文摘要:从人力资源制度本身及人力资源制度执行两方面进行分析,提出要从规范人力资源制度的制订以及完善人力资源制度执行的流程管理两方面出发,提高人力资源制度的执行力。 论文关键词:企业;人力资源制度;执行力 一、人力资源制度概述 随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认识到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力求通过健全人力资源制度促使企业人力资源各项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员工的工作效率。 但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往往又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各种新的人力资源制度不断出台,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源新制度出台后往往是热闹一阵就归于沉寂。归根结底这是人力资源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制度执行不力,其原因包括制度本身和制度执行机制这两方面的原因。 二、人力资源制度执行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人力资源制度本身的原因 (1)人力资源制度不合理。有不少人力资源管理者在制订制度时,没有考虑到工作实际,“跟着感觉走”、“眼高手低”,在没有充分调研分析、对企业人力资源现状的理解和对企业人力资源发展的前瞻性把握不够、照搬照抄上级制度等前提下制定出台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这些制度本身设计和流程就不够科学,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不科学、不合理、不具体、操作性差的人力资源制度在执行时必将引起员工的抵触,进而会产生对于制度的过于频繁的修改-执行-修改,使企业的人力资源制度逐渐失去权威性,员工更会无所适从,并逐渐产生对人力资源制度和管理的困惑。 (2)企业文化与新人力资源制度冲突较大。对某项具体人力资源工作来说,也许管理流程是合理的,出台的制度也是科学的,但不能适应企业现状。因为企业有自身的业务组织和运营特点,决定了企业对人力资源组织的方法和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手段,企业固有的行事风格、价值观等对新制度的制订和执行,也起着范围介定的作用,如果出台的人力资源新制度大大超越原有文化,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员工离职、企业权利斗争、消极怠工、效益滑坡、安全事故频发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3)人力资源制度违法或损害职工利益。管理者在制定人力资源制度的时候,没有对制度涉及到的有关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掌握,出台的人力资源制度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导致制度难以执行,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法律风险。另外,企业制定和出台各项人力资源制度时,绝大部分会涉及到员工利益的调整,如果在出台制度前没有对员工利益调整的幅度和员工的接受程度进行科学合理的测算和评估,对员工利益调整较大的人力资源制度势必会受到员工的抵触。 (4)人力资源制度体系过于庞大难以执行。不少企业在构建人力资源制度体系时,过分追求先进性、科学性,构建的制度体系太烦琐复杂,试图一下改革到位,以最先进的方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此类型的人力资源制度体系推行周期过长且操作繁琐,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效果,这将影响到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管理者和普通员工心目中的形象,会对制度进一步推进带来麻烦。人力资源制度执行机制的原因 (1)认识不到位。传统的人治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左右着企业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各项人力资源决策还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人治的影响,不少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没有充分认识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对于企业内部管理来说,执行人力资源制度比制订制度更为费力,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没有充分认识到好的人力资源制度的强有力执行会对企业内部管理及员工效率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2)利益的驱使。由于人力资源制度绝大多数涉及员工利益,管理者在执行制度的时候,难免会产生趋利的倾向,对自己有利的就会花费较大精力执行和监督,对自己没利或损害自身利益的就淡化不去执行,在执行人力资源制度过程中搞实用主义。 (3)准备不足的执行反复。在人力资源新制度执行前没有考虑到宣贯的重要性,导致不少制度的执行者和利益相关者对新制度不了解或误解,制度执行时偏差较大,需要不停地反复执行,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还达不到预期的执行效果。 (4)缺少执行人和强有力的监督。执行人缺位,是很多企业人力资源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重要原因,执行人的挑选和任用,是企业人力资源制度能否贯彻的关键,不少企业的制度执行人只是普通的管理专职,而人力资源制度涉及范围涵盖该专职的直接上级或间接上级,因管理权限的原因导致人力资源制度难以执行或执行流于形式。 同时,缺乏对人力资源制度执行人执行制度效果的监督也是执行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在缺乏强有力监督的前提下,由于人的惰性和扯皮等原因,仅仅期望执行者发挥高度工作责任感去执行制度的愿望往往是实现不了的。 (5)领导不执行。即使企业配置了合适的人力资源制度执行人和建立了强有力的制度执行监督体系,但与其平级或上级领导人违反制度后,如何处理,特别是当该领导人为元老或实力派时,作为人力资源制度的执行者乃至企业的最高领导者将如何处理,是强制执行并对违规者进行处罚还是按照企业原有政治原则对某些领导者和元老进行单独的特殊考虑,人力资源制度执行者和企业最高领导者的不同决策都会对人力资源制度的执行力有较大的影响。 三、提高人力资源制度执行力的措施 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要提高员工效率,推动企业内部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制度创新不行,而制度执行不力更不行。 1.规范人力资源制度的制定 (1)保证人力资源制度的严肃性、合理性、科学性、完善性。在制订人力资源制度前,要进行充分的调研分析,在收集和分析制度出台的前提、背景、适用范围、管理流程等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人力资源制度的编写,并在一定范围内对即将出台的人力资源制度进行讨论和征求意见,在汇总分析各层面意见后对制度进行修改完善,有条件的可在小范围内进行制度的试运行,通过试运行来检验人力资源制度的严肃性、合理性、科学性和完善性。 (2)人力资源制度内容和程序要合法。人力资源制度应依法制定,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人力资源制度的制定,特别是涉及员工利益的薪酬、保险、福利、休假等方面的制度更应经过民主程序,有职工代表大会或员工代表大会的,应经职代会审议通过,没有职代会制度的,应当征求 工会的意见;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应当征求超过半数职工所推举的职工代表的意见。同时人力资源制度应通过单位分发或员工签字领取,员工有知悉权。 (3)更多地考虑人的因素。根据员工特点考虑人力资源制度对权力在各层面的分配以及集权和分权程度的确定,员工因个人利益对人力资源制度的接受或抵触的程度,近期企业在员工日常管理中呈现的突出问题,现有员工工作中存在的良好的团队氛围,员工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都是人力资源制度制订的重要参考依据。 (4)构建简洁可行的人力资源制度体系。企业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必定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进行持续过渡、调整、完善和优化,试图一步改革到位,以最先进的方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显然是不可行的。构建人力资源制度体系可以力求简洁,具体来说,一是制度不必过分追求先进性、科学性,二是制度不能太烦琐复杂。 同时,面对庞大的人力资源制度体系构建,可选择从局部入手。这里的局部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从人力资源的某个模块入手,二是指从一部分员工而非全部员工入手。这体现了首先抓住主要矛盾的思想,在引入一个系统性工程的时候应该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一方面,从人力资源的某个模块入手。如果推行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企业管理的规范化提升,那么可以考虑以岗位管理体系的优化为突破口,因为这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特别是薪酬和绩效管理体系的基础。若要使工作更为扎实,则可以借助流程优化和梳理的工具,对岗位管理体系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从一部分员工入手。一般而言,主要指的是各部门负责人(中层)。对人力资源基础较为薄弱、员工对人力资源的认识尚很肤浅的企业,全面推行人力资源管理具有相当的难度,故可以先对部门负责人的薪酬、绩效进行优化,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待这部分管理者已经掌握了人力资源的方式方法以后,再于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效果更佳。完善人力资源制度执行的流程管理 (1)提高认识。企业各级领导者、普通管理者和员工都要提高对人力资源制度执行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再好的制度如果只停留在制度本身而不执行到位,所有美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愿望都只能成为泡影。 (2)加强人力资源制度的宣传贯彻。要想执行人力资源制度,必须先让企业员工了解和熟悉人力资源制度,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宣传贯彻,而且制度的宣传贯彻必须由企业中具有实际影响力的人员带头,同时在进行制度宣传贯彻的过程中要注重完善书面记录,对各类人力资源制度在各层面员工中宣传贯彻后都应保留有书面记录可查。在员工违反规定或执行不到位的时候就会有据可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执行人力资源制度后,因无书面证据证明制度是否宣传贯彻到位而收回处罚令或减轻处罚,更不会引起后期不断的讨价还价。 (3)以人为本,精细管理,为人力资源制度执行提供良好保证。人力资源制度执行的主体是“人”,要打造执行力,必须打造强大的执行团队。 一是优化正面激励机制。本着“一流员工、一流业绩、一流报酬”的薪酬分配原则,进一步完善绩效挂钩机制,根据员工岗位业绩建立相对应的薪酬福利体系,从而形成员工谋发展、比贡献、争上游的良好工作竞赛氛围。同时,以典型事例正面引导员工行为,捕捉安全生产、技能比武、知识竞赛、企业管理等各条战线上的优秀人员进行典型开发,引导员工积极向上。 二是构建精细管理体系。完善岗位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认真进行职务分析,把企业岗位的职、权、责、利等有效地统一起来。有工作就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将工作的好坏和奖惩挂起钩来。同时要加强目标管理,在保证目标设置合理性的前提下,强化目标分解、目标执行和目标考核的过程管理,使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明确自己应完成的使命和应承担的责任。 三是增强员工执行能力。定期组织员工的执行力培训,倡导员工运用新知识、新观念来带动执行力的提升。 四是要有强有力的执行人。可以选取意志顽强、原则性强、沟通协调能力强、为人正直、熟悉企业业务的专业人员为人力资源制度的执行者,而且制度的执行者必须被公开授予权力,并公开制约其行为的措施,同时获得企业最高领导者的支持。 (4)加强监督,落实责任,为人力资源制度执行提供有力保障。加强督促检查和责任追究,是人力资源制度执行的有效保障。应该加强对人力资源制度执行情况的考核检查,进一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保障各项人力资源制度落实到位。 一是实行“党政一把手责任制”。各职能部室、业务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在本职范围内负有人力资源制度执行监督权,是人力资源制度执行的责任人,有助于增强负责人的责任感,促进相关制度的落实。 二是强化责任追究制。对人力资源制度执行 文秘站: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人力资源管理要为企业增值服务 近年来,人才竞争日趋激烈,高层经理也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源的作用。但是,在很多企业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无法说清人力资源部门到底是干什么的,无法说清“人事管理”(Personnel Management)与“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有何区别。这种混沌看法对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来说既是一种伤害,又是一种警示。它提醒我们思考的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人事管理”之所以演变成“人力资源管理”,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人力资源管理事实上存在着两种职能,分别是行政职能和战略职能。 从行政职能的角度上看,日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多属于战术性和行政性的工作,例如组织招聘员工、新员工培训、基本技能的培训、工资的计算与发放、考勤管理、组织文体活动、人事档案管理等等。这些大量的日常工作通常被称之为“人事工作”。由于这部分工作几乎无法从本质上对企业的核心价值产生影响,在一些发达国家,有些公司已经将这部分职能转交给社会上的专业服务公司或顾问人员。 从战略职能的角度上看,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之一,是将企业中的员工视为非常重要的资源,是企业价值的重要体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就是将这些资源加以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使之成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推动力。其常规工作包括制订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协助企业进行改组和业务流程的设计、提供公司合并和收购方面的建议、参与提供业务信息与企业竞争、制订人才保留计划、帮助业务人员提升解决难题的能力等等。令人遗憾的是,不少人力资源管理者仅限于履行其行政职能,而忽略了战略职能。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价值,是通过提升员工的效率和组织的效率来实现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只有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结合,并将日常工作融合到业务中去,才能创造自身工作的价值。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必须为企业的增值服务,为直接创造价值的部门努力创造达成目标的条件,才能赢得相应的尊敬。下面我把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点儿体会与大家分享。 我所服务的公司尚洋电子是一家以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为主体业务的高科技企业,在保险领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在业务方面,它的策略是“以软件为主、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强化优质服务”。但是,在快速成长过程中,像许多高科技企业一样,尚洋公司曾经被人才流失、顶尖人才难以成林、新任主管重业务轻管理等问题所困扰,也曾出现过员工不满、客户抱怨的情况。分析过去几年的经验和失败教训,公司管理层在去年的总结会上达成共识:“客户的需求决定着公司人才的需求,组织与队伍的稳定是满足客户需求、实现客户增值的基本保障,良好的人才机制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力资本的增值必须高于财务资本的增值”。于是我们确立了尚洋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战略职能——让客户、股东、员工三方共赢,即“3W原则”(Win-Win-Win)。日常人力资源管理则主要围绕着“三个增值,三个满意”这一核心思想进行变革,即人力资源部的工作要能使客户增值,使公司增值,使员工增值,目的是要让客户满意,让股东满意,让员工满意。 为实现上述职能和目标,公司加大了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并在人力资源部的人员配备、培训经费、咨询费用、员工薪资福利调整方面予以保证。人力资源部的职责,开始从发工资、收集简历、选择培训课程等传统的人事管理,重点转移到人力资源开发、提升公司业务价值和核心竞争力的内容上。人力资源部的员工也从日常办公室工作中,体验到了工作中所蕴藏着的高弹性、高含量的业务增值潜力。其主要思想是,通过员工个人的优化工作和组织团队的优化工作,来改善人员和组织的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效率(劳动生产率)。 所谓员工个人的优化,是指通过吸引、保留、激励、发展员工,提升其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使其个人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使业绩不断提高。这被视为人力资源部的日常行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选择(Staffing,人员招聘和调配)、使用(Performance Management , Position Evaluation Competency Analysis,绩效管理、职位分析与评估、个人能力分析)、培育(Training and Development,培训培养与职业发展)、保留(Compensation and Benefit,报酬和奖励)、行为管理(Policy and HRIS ,员工行为规 范与员工信息系统)、企业文化建设(Employee Relation and Motivation,员工关系和员工激励)。 而组织团队的优化,是指通过参与企业的业务决策、组织决策,企业文化设计和变革,使企业总体组织高度优化,从组织效率方面促进公司节约成本、增加产出。这是人力效率的组织体现,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深层职能。相应的工作内容为:人力资源方针制订(HR Direction Setting )、高绩效组织建设(High-Performing Organization)、工作流程改进(Work Process Change)、企业文化建设与变革(Culture Building and Change)。人力资源部在寻找业务伙伴、提供市场信息、建立行业规则、提供建议和外脑咨询方面,扮演穿针引线、相互呼应的角色。例如,人力资源部作为牵头人,组织了两次电子商务行业人事经理联谊会,许多著名的电子商务公司负责人踊跃参加,不仅为规避行业风险、促进有序竞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软件开发人员盲目跳槽。 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实施一段时间以后,客户、股东、员工都感到尚洋电子发生了很大变化。尚洋电子的一位销售人员,在给西北的一位保险公司总经理谈起尚洋的发展变化时,这位很有事业心的老总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得到尚洋在管理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培训内容。人力资源部立即将相关材料整理给这位老总,并就他所提的问题给予帮助。事后,我们的销售经理很有感慨:“想不到良好的管理不仅作用于内部,还可以赢得客户。” 而在公司内部,经理层也逐渐了解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人力资源管理决不单单是人力资源部的事,而是每一个管理者的事,一线经理(Line Manager)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执行者,并开始主动承担更多的人员管理责任。从今年所做的员工满意度调查来看,“回顾过去的一年,您认为公司取得了哪些变化?”大多数员工把“公司整体的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与“人力资源部的工作和职能大大改善了”并列为前两项成就。从专业顾问公司对客户的调查、公司董事会对企业的评价来看,满意度均有明显提高,公司效益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如同对待销售、生产、财务部门一样,对人力资源部门的评价也必须以它对企业增加值的贡献为出发点。虽然对人力资源部门效益的定义和衡量不如其他部门那么容易和直接,但仍然是可以做到的。除员工满意度调查、客户调查等方法之外,较为简易的一个办法就是采取其相对顾客的做法。即:将企业内的其他部门、经理人员、员工都视为人力资源部门所服务的“客户”。如果人力资源部门的各种服务有欠缺、太贵或质量太差,那么企业就不得不考虑从外部购买人力资源的服务性劳务。同样的服务,如果外部相对本企业内部更低廉的话,宁可采用服务外包的方式。另一个做法是用企业参照法,即拿本企业工作情况与那些“表现最好”的企业的各项标准进行比较,当然,这需要较丰富的外部资源。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策略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利弊分析入手,首先探讨这一实践对企业可能带来的影响,然后针对目前主要实行的外包形式,特别是通过对人力资源培训和薪酬外包的决策分析,探寻影响企业实施外包的相关问题,从而提升企业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有效性。 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外包 培训外包 薪酬外包 一、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概况 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渗透到企业内部的所有人事业务,包括人力资源规划、制度设计与创新、流程整合、员工满意度调查、薪资调查及方案设计、培训工作、劳动仲裁、员工关系等方方面面。然而考虑实施不同人力资源工作时管理者所应制定的策略是有差异的。 上海一翰威特,一家跨国外包管理与咨询公司,近期对亚太地区424家公司进行了调研,并公布了人力资源工作外包趋势的调研结果。接受调研的公司主要来自印度(33.3%)、大中华区(30.2%)、东南亚国家(22.4%)、澳大利亚/新西兰(7.5%)、日本和韩国(6.6%)。调研显示,大部分公司青睐对人力资源工作诉诸外包管理,进而强化主营业务和降低经营成本。其中半数以上(50.5%)的公司认为将人力资源工作诉诸外包管理的首要原因在于集中精力于主营业务,更好地发展核心能力。而28.3%的公司认为可以通过外包管理降低经营成本。由此可见外包对企业的战略意义。在谈及今后一年中的人力资源外包管理工作内容,希望外包基本薪酬管理工作的公司占20.3%,此后依次是培训与发展外包(18.9%)、福利管理外包(15.6%)、医疗理赔程序外包(10.8%)及招聘外包(10.1%)。由此可见,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外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然而同时各种具体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外包也开始呈现分化,即目前企业实施的几种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外包主要集中在了一般薪酬管理、人员招聘和培训方面,而其他领域的职能外包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 二、实施人力资源工作外包的利弊分析 企业是否需要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是企业进行战略选择时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角度,即要考虑这样一种实际可能为企业带来的效益和相关成本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其他相关问题。 (一)实施人力资源外包策略产生的效益 1.降低成本 选择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可以降低成本,并重构预算,从而解放一部分资源用于其他目的,这也可以说是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可能为企业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利益。美国的人力资源专家在对美国323名培训经理和负责人的有关人力资源培训外包的调查研究表明,有43%的被调查者把经济原因(例如,降低成本)作为主要的外包目标,而实际上有29%的公司确实由于外包节约了成本。例如,就培训而言,在外包服务方给不同的客户提供相似的培训计划的情况下,也就存在着规模经济。把部分成本的节约给予客户,外包培训服务的价格也就降低了,从而低于自己发展相关业务的成本。 2.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可以将招聘、培训等一系列工作交给最好的专业公司完成,这样可以改善专业服务的质量,提高工作有效性,使企业内部人员能够注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例如,2001年某着名跨国公司的校园招聘任务交由中华英才网来完成。中华英才网在各地大学里展开对该公司的招聘宣传;组织校园招聘会;利用其网络的人才招聘系统接收学生的电子简历;按照公司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初试、笔试的筛选,笔试的试题由公司提供;然后根据笔试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来确定最后的面试候选人;该公司只负责做最后一轮的面试。利用专业工作实施这项专业职能,企业不仅可以减少与该职能相关的工作设置,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可以利用承包公司优质的专业化服务,以他之长提升职能管理效果。 3.满足业务变化的需要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源经理应该更具战略性眼光、适应性更强,企业发展的现实要求他们具有更多关于公司业务进程和战略方向相关的重要知识。人力资源工作外包可以将人员从日常管理这样的负担性职能中解放出来,减轻非战略性投入。根据企业的业务变化的需要安排而来的这种灵活的雇佣方式有利于企业的战略调整及其实施。 (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相关问题 虽然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可以为企业带来各种潜在利益,然而,目前企业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可能产生的问题也是较为明显的。在接受上海一翰威特公司调研的企业中,担心外包管理机构服务质量的公司占半数以上(53.3%),之后依次是安全问题(15.6%)、缺乏相关规程知识(7.5%)。问及外包管理机构的首要质量因素,37%的公司回答说确保满足服务标准,29.2%的公司希望服务机构专攻某项职能。16.3%的公司认为外包管理机构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使他们真正成为企业的亲密合作伙伴。翰威特咨询公司亚太区总裁麦伯龄先生认为,调研结果说明,尽管许多亚太区的公司采用了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服务,但其他诸多公司仍不熟悉该项操作方案及其能够为公司带来的增值。他指出:“显然,一些公司对于将人力资源工作外包给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管理心存疑虑。”同时,许多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也表示,虽然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业务越来越外包化,但也不是全无选择性的,还是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 如果说企业在考虑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时的顾虑重重能够反映出外包可能给企业带来的一些问题,那么企业目前在权衡是否会采取这样一种措施时遇到的困惑主要反映在:有 效实施外包同时又不会产生商业秘密外泄的问题之间进行的权衡;由于外包服务方的存在,组织内部人员甚至包括组织发展倾向由此受到的不良影响;以及有学者提出,人力资源外包会降低企业发展独特竞争力的能力,以及担心由于承包方对组织战略和文化的漠视导致的外包无效率等等。总之,人力资源管理外包与其他企业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一样,也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需要对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形成比较完善的决策。 三、人力资源外包的具体策略分析 虽然从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整体状况来看,企业可以通过企业综合状的分析探知利弊,但从具体职能的角度,应该如何进行策略分析并制定出具体而行之有效的方案,可能才是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下面以人力资源培训和薪酬管理的外包为例进行详细分析,并系统总结出一些重要方面以供企业借鉴。 (一)人力资源培训外包 在许多公司取得成功的过程中,培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享誉全球的道化学公司、爱德华·琼斯公司,以及西南航空公司被认为是其行业的领头者,也是全球成功企业管理的典范。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们十分关注员工的成长和发展。通过对员工的培养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随着企业对人员培训工作重视程度的增加以及外包行业的发展,许多企业发现有效地利用外部专业公司对企业人员进行培训比企业内部供养大量的培训专员更为实际并提高效率。外包的确正在改变着人力资源部门运营的方式。传统的由内部执行所有人力资源活动的公司在不断地依赖外部的承包方。目前许多公司正每年不断增加培训与发展活动的外包,希望能够在实施更大规模的、更优质的员工培训的同时尽量控制培训方面的支出。 然而,企业内部负责培训的专员们经常面临着什么时候使用外部承包方提供的培训和发展服务的抉择。因为外包选择权既提供了潜在的强大的益处,同时也存在着重大风险。关于潜在的益处方面,外包能够提供为组织引入一些专家和接受到专业知识。因为技术和法律的迅速变化,许多人力资源部门缺少内部资源和专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这样外部培训提供方的利用能够确保员工的实践紧跟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外包通常提高了工作的有效性和服务水平。通过建立标准的运营程序以及拥有专业化的知识、技巧和能力的人员,承包方熟悉选拔培训的计划。在承包方给不同的客户提供相似的培训计划的情况下,也就存在着规模经济。把部分成本的节约给予客户,外包培训服务的价格也就降低了。 外部承包方的委托培训需求也产生了一些问题。Ulrich (1996)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源外包可能限制组织发展内部技巧和专业的能力。这不仅减少了员工拓宽人力资源资质能力的机会,而且也使得组织在知识和经验方面易受攻击,甚至自我服务行为对提供方也是公开的。除此之外,外部承包方常常由于不能很好地理解组织文化,从而在某些领域没能有效地实施培训。在一个公司内部,员工的部分知识和经验在本质上是内隐(tacit)的,而如果组织和承包双方不能够给予大量的实践和其他资源方面的投资,这些知识和经验就不能清晰有效地传递给组织之外的成员。 外包在改变着组织运行的方式,这是毋庸置疑的。关于培训外包结果相关的成效,可从以下因素进行考虑: 1.首先也是首要的,与你的承包方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如果有可能与你的承包方分享你的业务信息,建立运营业务的执行程序,最好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 2.树立正确的外包动因。一些公司使用外部培训方的动机在于他们看中了成本节约。如果你只在乎节省了多少钱,而不在意收获了多少,即你的分析不是建立在成本一效益的比值,以及培训与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之间的连接上,谈提高培训质量的确是很难的。 3.订立清晰全面的契约。确保你与培训方的协议清晰且涵盖各方的责任,提供清楚的业绩期望,列出未满足需要而应受到的惩罚和赔偿等问题。 4.在实施中与培训方紧密合作。即使有了详细的契约,也不要把外包看作是不需要你参与的过程。经常地与培训方交流沟通,在行动上保持紧密联系以控制培训项目。 如果你在实施人力资源培训外包的过程中注意了以上几个关键之点,在之后的实践中的经验积累还可能为你提供更多切实的信息,帮助你不断改善外包环节中的种种不利方面,最终当你与一些理想的承包公司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方也能够通过比较深入了解公司文化和需求制定出更加切实有效的培训方案,那么培训外包的效益还会成比例地增长,这其实也就是一些最优秀公司的做法。 (二)薪酬外包 薪酬外包作为薪酬运作的有效方式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在 20世纪70年代,当小公司开始使用计算机时,许多人认为薪酬外包可能会随之消失。然而,在 20世纪80和90年代,薪酬外包迅速发展,尤其在许多大型公司里,薪酬外包再次普遍得以重视。低运营成本的诱惑、核心竞争力相关的现存资源的重新定位以及受外部规章制度和私有实体所严重控制的系统的责任转移等方面使得大量的雇主重又开始认真考虑实施薪酬外包。同样,在考虑实施薪酬外包和实施薪酬外包的过程中,清晰的目标、认真的评估也必不可少。 1.薪酬外包的目标 在决定外包之前,评估现在的薪酬状况以及明确外包怎样发挥作用是十分必要的。除了像成本控制和核心竞争力集中这些外包广泛的益处之外,组织还有哪些具体的目标,明确目标之后可以进行外包内容的考虑。 2.薪酬外包的成本估算 薪酬外包经常帮助大的雇主提高运营能力和节约成本。然而承包方的服务价格各不相同。甚至有相近费用结构的承包方在提供的服务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比较他们的成本计划确定真正的成本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询问承包方的定价结构。要求每个承包方将所估计的费用加入到总成本,这样有利于进行价格比较。价格清单对于确定成本会提供很大的帮助。此外,还需要明确那些与终止服务相关的惩罚费用。 3.评估承包方 由于薪酬在人力资源中会涉及到企业的一些敏感问题,因此在选择外包方时安全可靠性十分关键。在与承包方建立联系之前了解外包方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明确其公司的历史、所有权状况、从事薪酬外包业务的时间长短以及本公司业务在其承包收入的比例多少,都是一些反映其实力与可靠性的依据。此外,其近年来的财政状况和获利情况也是要关注的问题。由于薪酬管理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评估承包公司的系统工作能力,事实上就是关注其在各个方面的适应性,因为除了组织的变化、兼并和收购,薪酬通常还受到来自政府指令、税法、贸易联合、企业各个利益相关方等许多不断变化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承包公司系统地把握和权衡这些相关因素的能力以及对系统变化和各种变化相关的费用的适应性也是相当重要的衡量尺度。如果可能,最好征询一些(与外包方曾经合作过的)人士或公司,而 且最好多咨询几个。他们中的大多数至少有你所用的承包方的雇员数,至少有两个左右客户来自相近的行业或有相近的需求历史。另外,还可以结合征询一些近期(近6个月)开始业务的客户、与外包方合作达到一个会计年度的客户以及与之在薪酬系统方面合作多年的客户,从而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充分评估承包方并进行选择。 4.客户服务 顾客服务问题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实施的服务质量和服务的持续性。承包方实施服务的质量是外包成功的重要指标;另外,由于全新的完善薪酬系统的启动通常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承包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在合作过程中的调整、适应性十分关键,因此也是服务评估中的重要指标。 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实施外包时都会考虑到其不同的内容和性质等问题,由此产生不同的关注重点,以上通过培训外包以及薪酬外包所要考虑因素的分析为例进行了分析,希望通过对这两种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外包的经验总结和分析,协助企业提升应用外部专业公司实施外包的能力,包括策略评估能力,承包公司选择能力以及实施中与承包公司的合作与沟通能力等等,同时推动外包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企业效率和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企业人力资源与商业信誉的关系 前 言 21世纪,知识和技术将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因素。知识经济,这一不久前多数人尚为陌生的词汇正通过各种媒体进入人们的视野,它昭示着一场正在酝酿中的生产力的革命以及未来世纪的经济格局,而人力资源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必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企业要想顺利地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人力资源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这就要求其对自身人力资源进行有效地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人力资源或其表现形式——人力资本与企业商誉之间则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本文试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就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与商誉的关系、商誉的本质以及商誉的会计处理等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找到管窥商誉本质的新视角。为此,我们先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概念说起。 1.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是两个涵义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就人力资源来看,它属静态的概念范畴。对于整个社会,它是指其中全体人口所拥有的劳动能力的集合,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反过来对上述诸因素施加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则仅包括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使用的全体人口的劳动能力,它与社会人力资源构成个别与总体的关系. . 而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则需要从动态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它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当人力资源用以作为赚取利润的手段时,即被赋予了人力资本的内涵,其载体是人力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与一般商品有着严格的不同,即人力资本的使用是其知识和技能的运用,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且还会通过劳动经验的积累,或通过自身的建设而增加其价值。对此,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已有详细论述。人力资本的另一个显着特性是其“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正是人力资本的这一显着特性才使得其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从而导致商誉的产生。 2. 商誉的来源——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 2.1 商誉产生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本的垄断 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商誉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可辨认性。这项特征是它与一般无形资产相区别的主要标志。那么,企业的商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要探究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商誉的根本特性——不可辨认性入手。 不论怎样对商誉加以理解,其最终必然表现为企业除商誉外的净资产的超额盈利能力。而可以形成商誉的超额盈利能力,又必然缘于某种形式的垄断。广义来说,不论多么完备的市场,都不可能彻底避免垄断性的存在,因为市场中的许多要素(例如人所拥有的优秀素质和技能)都是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这种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一旦为企业所占有即形成垄断。而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皆可归因于垄断,比如,对购买或销售市场的垄断可以使企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垄断价格,对技术的垄断可以使企业降低成本,对人力资源的垄断则可为企业带来成本、价格、市场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企业对市场和技术的垄断均为可以出售的权力,因而应属可辨认无形资产的范畴,因此应当增加可辨认净资产的价值。惟有对人力资源的垄断与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脱离企业而单独出售,与之相联系的超额赢利能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净资产超额赢利能力(下文即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所以,企业的商誉应来自其对人力资源的垄断。 2.2 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商誉的真正来源 企业对其人力资源加以使用时,就使其转化为人力资本。正常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使用可以为企业带来市场平均利润,这种能够为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即是人力资本的使用价值,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效用。当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大于市场平均值的时候,我们可以称其超额部分为超额效用,这部分超额效用是企业超额赢利能力的根源。可见,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在约翰·海尔斯看来,“人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而且都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拥有控制权,也就是说,市场中的人都是所谓的“经济人”。市场中的每个人——“经济人”都尽可能使其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使其占有的物质或获得的享受达到最佳状态。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则需以其使用价值——效用最大化为基础。 人力资本对于其所有者的价值,在市场中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对企业而言,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则为使用劳动力的基本成本。既然市场中每个劳动力的目标——其价值的最大化要以较高的效用为基础,而劳动力的效用则表现为其所能为企业创造的价值,亦即为企业带来的效用,因此,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就与其对企业的效用最大化统一起来。人力资本的效用就在于其对实物资本的转移或改变。对此,马歇尔曾有论述,他说:“人类不能创造物质的东西。诚然,在精神和道德的领域内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他创造物质的东西时,他实在只是生产效用而已;或换句话说,他的努力和牺牲结果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它能较好地适合于欲望的满足。”当人力资本所生产的效用远高于其(全部)使用成本以致产生超额效用时,商誉便从中产生。但超额效用为什么能够产生呢? 2.3企业与劳动力间的不完备契约——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归属企业的秘密 人力资本效用较高时,其市场价格也需相应较高,这才符合市场交换的规律。若果真如此,企业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也就无从产生。然而,现实中人力资本为什么的确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效用以及相应的超额利润呢?这说明市场中必然存在着某种不公平或者不对称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内容应由企业契约来规定,为此就需要对人力资本的特性和市场中企业契约的实质加以讨论。 前文已经提到,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它只能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劳动力自身。企业可以对其非人力资本拥有占有权,而对其人力资本却只能拥有使用权,这种使用权由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契约来规定。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是各要素所有者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达成的契约,企业的形成就是用“一个契约代替一系列契约”,用“一个长期契约代替一些短期契约”。张维迎博士则进一步指出,普通的市场契约是完备契约,而企业契约是不完备 契约。周其仁博士也曾作出类似的论述:普通市场契约反映的是各个生产者之间及其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企业契约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反映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性只是这种关系在企业契约上的表象特征。然而,如丁为民博士所指出,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力量也是非对称的。在市场中,尽管形式上“每一次交易都是严格自愿”的(弗里德曼),然而由于劳动力若不进入市场将无法生存,资本所有者则无须为此担忧,手中的生产资料足以使其维持生产和生活。生产资料的不对称导致竞争力量的不对称,从而在企业契约订立之前,参加博弈的各产权主体就已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就市场交换各产权主体的不平等性对交换结果的影响,麦克弗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保证充分自愿交换的背景条件“不是自由地不进入某种特殊的交换,而是自由地不进入所有的交换”。但是,资本的稀缺性否定了这种条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正是这种状态,否定了二者平等博弈和签约的可能。虽然“在竞争模型中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并无区别”,然而,供求的选择使得资本比劳动更为稀缺。所以,现实中的选择总是资本雇佣劳动,即通过购买劳动力来占有劳动,从而达到获取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目的。从资本和劳动力所达成契约的性质来看,它是一种不完备契约,因为劳动与劳动力的分离使得该契约的履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在订立契约时劳动并不存在,所以资本和劳动的契约只能是针对劳动力而达成,也就是说资本所购买的只能是劳动力而不可能是劳动。这样的契约具有较高的事前不确定性或不完备性,它无法规定劳动的实际支出情况,而只能让其由诸如劳动者的生理条件、技术水平、劳动条件、意识形态、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及其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来决定。正是这种不完备契约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的产生,当就人力资本进行讨论时,不能不提及企业家的作用。在企业的人力资本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所谓的“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成功参与,人力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企业家的介入可以极大地改善企业对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选择、占有、管理、开发和使用,使企业的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对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马歇尔曾做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企业家“‘冒着’或‘担当’营业的风险;他们搜集了工作所需用的资本和劳动;他们安排或‘计划’营业的一般打算,并监督它的细小事情。”这样的企业家应具有如下双重能力:(1)他必须具有自己行业中物的透彻知识;(2)他必须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必须具有首先适当的选择他的助手,然后充分信任他们的能力,以发挥他们内在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同时,他对一切事务施行总的把握,并保持营业主要计划的井井有条和前后一致。与一般人力资本相对过剩不同,萨伊和马歇尔都认为企业家是不可多得的。这样,一旦优秀的企业家为企业所拥有,即形成一种对人力资本的垄断,这正是超额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因此,企业的商誉产生于其所垄断的人力资本,当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为正值时,该部分超额效用的价值体现即表现为企业的商誉。随着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的变化,其商誉的价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即其超额赢利能力增加或减少。但这种变化往往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待到引起注意时,往往是其人力资本的垄断因内部或外部条件的作用在较长的时间里已发生了较大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商誉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4 商誉变化——人力资本超额效用变化的反映 引起企业商誉发生变化的原因亦应归结于其人力资本垄断状况的变化,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人力资源的流动会影响其总体效用水平,但只要其主体或核心部分未变,其变化的幅度都将是不足为重的。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有助于形成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则反过来影响其人力资源的效用,同时它也是企业商誉得以产生的土壤。与企业商誉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需要时时予以悉心培养,然后其商誉才能得以长期维持。反之,如果企业人力资源的主体或核心发生改变,即使其商誉不会立刻消失,也将在未来数年内很快丧失殆尽。所以,与人力资源及从中所衍生的企业文化相联系、可以长期保持不变的竞争能力——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得以维持其竞争优势,因而维持其商誉的关键所在。 如果我们可以暂时撇开人道因素的限制而进行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使用与租入的固定资产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因为,首先,二者的所有权均不属于企业,而仅赋予企业以使用权。其次,二者的效用均与企业的利用能力相关。当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主体或核心的使用权长达十数年或数十年时,其性质则已与融资租赁(或称资本租赁)颇为类似,因为此时企业对该部分人力资本的使用期限将占去其最佳效用期限的绝大部分。所以,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固定资产的多种属性,条件具备的话,完全可能而且应当作为资产加以计量和记录。 3. 商誉计量属性——人力资本超额效用未来收益的现值 理论上,商誉的计量应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货币量度。而商誉的内在价值表现为其对企业的超额效用,它是难以赋予一定的货币价值的。此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效用对交换价值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我们无法直接用货币单位来量度商誉的内在价值,而只能用其外在表现形式——超额赢利能力来加以反映。 此外,当企业的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因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时,其超额赢利能力也随之变化,从而使其商誉的价值起伏不定,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给其计量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由于商誉只有不断加以维持才不至于迅速消失,所以,其目前的价值应属于前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所产生,后期的商誉中有一部分应归属于以后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而不应将目前的商誉与此后人力资本的效用所产生的商誉相混淆。也就是说,企业商誉如果得以长期保持,则不仅与目前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还与以后各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因而,企业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不能全部用来衡量其目前的商誉,而只应取其一部分。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大非份额应归于目前,又有多少属于其后,仍是一个不易限定的变量,因为无论是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动,还是其人力资本成本的上升或者其效用的下降,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只能对其作出近似合理的估计。 在合理估计企业目前的商誉价值之前,首先应对其服务期限予以恰当选择。 4 商誉确认——对人力资本有效管理的途径 4.1.自创商誉 上面关于商誉的论述均着眼于企业的自创商誉,即于企业内部形成的商誉。在传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下,一般不主张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其理论依据一般可以归纳如下:(1)人力资源非企业所有亦非企业所能控制,缺少资产应具的特征;(2)难以确定其历史成本;(3)其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4)实务操作难以规范,且不予确认并不会对报表使用者产生影响。勿庸置疑,仅站在可靠性的角度,自创商誉也许是不宜加以确认的。这是因为,它产生于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使用价值,而人力资本的取得成本——工资费用象实物资本一样,已按其取得成本入账。既然实物资本的具体形式——有形资产一般也是按其取得成本入账,就不应要求把人力资本按其使用价值入账。但是,虽然存在上述理由,而且目前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不应以此否认本来对其确认的可能性及其合理性。因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实际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用户看来,无形资产也是十分重要的,且对企业的竞争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显然,商誉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当其实际价值数额巨大时,若不予以反映,必然影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同时,正如前文所述,企业人力资本的核心部分若长期保持稳定,则已具有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属性,将其作为一项特殊的资产予以反映或确认当有其合理性。而且,若能将其加以反映,必会促使企业重视其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和 利用,也有利于用户分析企业的现状、潜力与前景。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条件的逐渐成熟,以及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逐步深入,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4.2 外购商誉 关于外购商誉,现存实务多予以确认。如英国标准会计实务公告22号(SSAP22)表达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该公告认为:“尽管商誉没有形态,可它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企业被并时,所付价格中已经包含一定数量的商誉价值;这样(该项)资本已换成一种资产——商誉,因此应将其以与其它资本资产同样的方式予以确认和处理。”既然外购商誉产生于现实的交易,对其予以确认自然也就不存在可靠性的问题。当然,对外购商誉的性质应如何理解仍有必要加以讨论。首先,企业被并时,其价格的决定因素自然是企业的内在价值,但一些外部因素,比如说供求关系,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与一般商品的价格受其效用及其“稀缺程度”两个因素的影响其道理完全一样。在现实中,由于企业设立的目的是赚取利润,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会出售,其稀缺程度往往很高,从而价格高于价值(含商誉在内)——即商誉高于实际值的现象也就较为普遍。其次,从购受企业来看,其目的在于获得受购企业的效用,并靠此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然而当企业以公允价格购入一拥有商誉的企业时,其所获投资利润率仅相当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购入其他不含商誉的企业亦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此两种投资方式的投资利润率应无差别。所以,一家企业购入另一家拥有商誉的企业,一定认为受购企业能够提供超额效用,否则不应在选择购并对象时厚此而薄彼。受购企业对购并企业的超额效用可能源于受购企业人力资源被埋没的价值或者源于购并企业人力资源的内在潜能。然不论是哪种原因,起关键作用的应是购并企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其包含企业家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当购并完成时,受购企业的员工常被大量裁减或更换往往就是为了顺利实现上述超额效用。 5. 商誉摊销——人力资本超额效用的消耗 不论企业的自创商誉还是外购商誉,都是由于其现有的人力资本具有超额效用才存在,并因企业与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劳动力间的契约而得以延续,但其延续时间不会太长。因此,企业现有的商誉应予以摊销,其摊销期限亦不妨取为五年。有人认为,企业的商誉可能得以长期保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还会不断增加,因此主张对商誉不予摊销,而让其一直保留在账面上。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企业目前的商誉一般不会长期发挥效用。而且,若商誉果能得以长期保持,应是后期对人力资本效用的保持或有效开发和利用所致,不应将其与目前的商誉不加区分。关于摊销方法的选择,由于现存商誉的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应采取与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类似的方法加以摊销,使其摊销额前期多而后期少。然而,如果每期都有新的商誉形成,在此新增额呈均衡状态且又作为自创商誉加以确认时,各期总的摊销额亦当保持均衡,故可就账户总额用直线法予以摊销。 结 论 人力资源,作为知识和技术的所有者,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及其有效地管理、开发和利用,是决定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其商誉的真正来源,这种超额效用缘于其对人力资本、特别是对“企业家”的垄断。当资本与劳动之间达成一种不完备的契约时,即可使商誉得以产生。对商誉加以确认和计量可以促使企业重视对其人力资本的管理、开发和利用。所有企业积极改善其商誉的努力将使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但仍将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负。当然,从实际来看,本文所涉及的关于商誉计量的变量的可得性与及时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人力资源会计所需解决的,然而对它的进一步讨论已超出本文的范围。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企业定位与人力资本 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我们一直是这样被教育的。在现代企业里,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概念应如何定位呢?在“华凌。中国经济论坛”上,几位专家就此话题各抒己见。 企业定位关键在经营者 艾丰(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企业内部是三个人,一个叫所有权,一个叫经营者,一个叫劳动者,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企业管理之所以搞不好,是因为这三个人没有搞清楚。比如说,他是一个劳动者,我们过去给他一个概念你是主人,主人政治概念是不错,但是产权概念出了问题,他不是投资者,他怎么成了主人?我觉得应该搞清楚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怎么搞清楚?三者定位以后,有四句话,各就各位,各行其道,各尽其职,各得其所。所有者认收益,所以关键问题在于经营者,看经营者怎么定位。 主人概念在产权上一定是所有者的概念,你是所有者,还是你不是所有者,你是出卖劳动的。这三个清楚了,我们的管理渠道就不一样,我们中国企业,我认为就是这个不清晰,这个不清晰你用其它的,根没做好,其它绝对不行。不光是国有企业,私人企业都有这个问题。一个私人企业家有一次跟我说,我那个企业的工人没有主人翁的感觉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你把你的资本分给大家,大家都是主人了,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不分给大家,那么你出钱让他们来打工,赚钱多了给你,有什么不好呢?我说国企过去的毛病就是劳动者不是劳动者,要当所有者,而且对市场不负责。现在给你打工的,按照合同该解雇就解雇,管理也好管了,为什么还要红杠呢? 国有企业是一个机制 张国有(北京大学教授):有一种主人,艾老师说是产权主人,这是对的。我们还有一种主人,就是说他是企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主要用他推动企业发展。国有企业产权的主人是政府,所以国有企业可以叫做政府企业。在产权上这个企业是谁,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企业的命运。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动力跟能力的问题。台湾曾经有一个企业给我印象很深,它最初的时候是民营企业,经营得不好,后来当局往里面注资,注到百分之八九十就是公营企业了,但是它长期以来叫公营的体制、民营的机制,因为总经理上台的时候,就跟当局讲,你除了重大项目审批以外,其它组织结构的确定、人员的招聘、工资制度的变动都由企业、都由我说了算,要不然我不干。确实经济部除重大项目审批以外,其它项目统统由企业来做。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叫夫里德曼,跟台湾老总辩论,就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不管最好。老板说我公营企业照样可以管得很好,夫说你可以让一只猫汪汪叫,你不可以让所有的猫都汪汪叫。后来这个老板到“经济部”做事了,台湾岛很多公营企业照样管不好。因为公营企业是一个机制,一个企业可以管得好,但是这个机制有很多限制条件,这个机制很难管。 经营者投入的是人力资本 艾丰:我觉得企业,特别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对一个企业的兴衰起的作用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强化,包括上市公司。买了股票的都叫所有者,但是持有股票的人想对企业经营起多大作用很难。所以对于企业的兴衰,真正起直接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经营者。那么经营者是什么?他不是一般的人力资源,不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人力资本。经营者是以劳动形式实现的资本投入者。他看起来是劳动形式,但是他投入的是资本,而且这个资本,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它这个知识资本是灵活资本。你拿了五个亿投资交给我,我是一个糟糕的经理,我可能管几天就管没了。假如我是一个很精明的,我能把你五千万的资本管到多少亿,所以我的这个知识资本的投入对一个企业是最关键的要素。 现在我们很多企业,之所以出现问题,就在这块,给的定位不够。不少企业规定,你是工人,我是总裁,规定几倍到几倍。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因为你是劳动投入者,我是资本投入者,你的工资,那是在企业打入成本的,我企业赔钱也得给你发工资。但是我作为经营者的报酬,不应该是资本收益,赚了钱我应该分,如果不赚钱,老板和老总想拿钱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赚钱了,我应该拿得比你多,因为我在资本收益里提取。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混淆了。所以人力资本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很重要,当前不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人力资本的理论落实,就有困难。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比较及对中国乡镇企业的启示 【摘要】21世纪企业管理的重心将由物资资源的管理转向人力资源的管理,知识将成为企业的关键性资源,人才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基础。怎样激发员工的创造性、挖掘员工潜力,从而提高组织效率,是各国、各类企业都在研究的重要课题。配备合适的人员、从事合理的工作设计、改进工作制和工作报酬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内容,必须结合企业的实际加以科学化和规范化。美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机械式组织结构的典型,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有机式组织结构管理的代表,本文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外在决定因素,再结合我国乡镇企业的实际情况,推导出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具备的特点。希望此文能对中国乡镇企业管理能有所启示。 人力资源管理,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舍弃表象因素,对“黑箱”进行解构,揭示不同管理模式的最终决定因素,找出内在的因果关系规律,是目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深化研究的突破点。本文试图采取“先归纳、后演绎”的方法,对东方的日本企业和西方的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先归纳探究其模式产生的根源,再从中国乡镇企业这一特定对象所面临的输入因素出发,演绎推导出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输出特征。 一、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特点比较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可以通过配置的方式、管理的手段、使用的原则、激励的措施四方面,进行概括和描述。 (一)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文秘站:)特点 这里谈到的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形成的,至今仍是美国企业显著特征,它是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典范。 1人力资源配置上,主要依赖外部劳动力市场。美国企业具有组织上的开放性,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作用。作为需求方的企业,几乎任何时候所需任何人才,都可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规范的程序招聘,或通过有目标的市场竞争,从其他企业“移植”,企业过剩的人员,流向劳动力市场。作为供给方的劳动者,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职业,即使从业后对自己潜能有了新的认识,或有了更理想的工作,也会从容迁移。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是简单的短期供求关系,没有过多的权利和义务约束。这种方式的好在于,通过双向的选择流动,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个人/岗位最优化匹配;缺点是企业员工的稳定性差,不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日本企业的职工,有70在本企业工作时间超过10年,而相应的数字,美国是37。 2人力资源管理上,实现最高度专业化和制度化。美国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契约、理性,重视刚性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具有明确的指令链和等级层次,分工明确,责任清楚,讲求用规范加以控制,对常规问题处理的程序和政策都有明文规定。大多数企业都有对其工作岗位所设的《工作岗位要求矩阵》,详细描述每个岗位对人员素质,包括知识、技艺、能力和其他方面的具体要求。企业分工精细、严密,专业化程度很高,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工作,不得随便交叉。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工作内容简化,易胜任,即使出现人员“空穴”,也能很快填充,而且简化的工作内容也易形成明确的规章和制度,摆脱经验型管理的限制;缺点是员工自我协调和应变能力下降,不利于通才的培养形成。 3人力资源使用上,采取多口进入和快速提拔。美国企业重能力,不重资历,对外具有亲和性和非歧视性。员工进入企业后,拥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人可以直接进入管理阶层,受教育多的人起点也高。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可以从内部提拔,也可以选用别的企业中卓有建树者,一视同仁。员工如果有能力,有良好的工作绩效,就可能很快得到提升和重用,公平竞争,不必熬年头,论资排辈。这种用人原则的好处在于,拓宽了人才选择面,增加了对外部人员的吸引力,强化了竞争机制,创造了能人脱颖而出的机会;缺点是减少了内部员工晋升的期望,削弱了工作积极性。由于忽视员工的服务年限和资历,导致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 4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物质刺激为主。美国企业多使用外部激因,少使用内部激因重视外酬的作用。认为,员工工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物质报酬。可以不向员工说明此项工作的意义,但必须说明此项工作的操作规程,员工可以不理解工作本身的价值,但必须把工作完成好才能获取相应的报酬,员工得到认为合理的报酬后,就不应该再有其他要求了。因此,员工的报酬是刚性的工资,收入的95甚至99以上都是按小时计算的固定工资。这种措施的好处在于,企业景气的时候不用考虑对员工有额外的支付,减少了发展 成本;缺点是如遇经济不景气,企业无法说服员工通过减少工资、降低成本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能解雇员工清除剩余的生产能力,导致员工对企业缺乏信任,形成对抗性的劳资关系。 (二)日本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二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形成的日本模式和美国相比,是资本主义灵活大规模生产的典范。 1人力资源配置上,主要依靠内部培训。日本企业具有用人上的相对封闭性,内部培训是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需求的主要方式。认为,高素质的员工,只要经过培训,就能胜任所有工作。所以,在聘用员工时,特别强调基本素质,不看重个人具体技能。由于重素质而轻技能,在培训员工上要花很大功夫,日本企业在职工培训上的投入是美国企业的25倍。培训时不仅要学习技术方面的硬技能,还要学习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上下协调关系等“软知识”和“软技能”。它的一个特点是,职工在本企业继续就业才能发挥作用,一旦离开就会失去,没有市场价值。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员工不愿离开熟悉的企业,企业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培养的员工,这有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缺点是增加了培训费 用,阻滞了员工的流动,难以实现社会范围内,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 2人力资源管理上,具有情感式色彩。日本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关系,重视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具有含蓄的职务主义,侧重于靠人对企业进行控制。一方面有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和含蓄的控制,企业更侧重于通过树立信仰,灌输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的行为,使其自觉地与企业目标和要求保持一致。企业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情感上的互动,是管理的主要手段。日本企业允许而且鼓励职工在精通本职专业技术同时,学习其他专业知识,实行工作转换制。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员工的潜在积极性和创造性,满足了个人爱好和兴趣,有利于专业 的深化,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技术上的创新与开发;缺点是内部容易形成家庭主义纠纷、姑息迁就、公私混同等弊端。 3人力资源使用上,采取有限入口和内部提拔。日本企业具有保守性和排他性,有新的工作需要时,一是从 学校吸收,二是尽可能通过内部调节来满足,因为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的人员,或许只具备新工作需要的硬技能,却大都不会拥有在企业工作需要的软知识和软技能,重新培训已具备软知识和软技能的员工再去掌握新的硬技能,比起招聘外人来得快捷、划算。因而日本企业人才使用的入口狭窄,进入企业必须从基层干起,通过按部就班的培养过程,逐步了解企业、认可企业、完善自身、创造效益,求得提拔重用。对人的评价与提升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和渐进式的方法,不以一时一事取人,侧重于全面、历史地考察。这种用人原则的好处在于能够比较客观深入地对人做出评价,鼓励人们踏踏实实工作,树立长远的工作观念,避免短期行为,保证人才选拔的正确性;缺点是缩小了人才选择面,不利于吸引外部人才,不利于企业人才结构的优化。4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精神激励为主。日本企业在重视使用外部激因同时,更多地使用内部激因,发挥内酬的作用。采取终身雇佣制度,不轻易解雇工人,即使企业处于困难时期,它可放假、停工也不会将工人赶出工厂,除非职工犯了严重错误或触犯刑律,才会解职。领导与员工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以及职工之间,除了工作上互相配合、通力协作外,还注重不断增强相互间的亲密感和信任感,努力创造一个友好、和谐和愉快的气氛。使员工有充分的安定感、满足感、归属感,在工作中体味人生的乐趣和意义。企业还吸收职工参加管理,使职工不但对企业经营状况能及时了解和掌握,而且能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形成合作性的劳资关系。物质激励也是弹性工资,工人收入的25左右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得到的红利。这种措施好处在于,精神激励调动了普通职工的积极性和献身精神,工资成本的灵活性使日本企业无需大批解雇工人也能比较容易地渡过经济不景气难关;缺点是淘汰率低容易影响员工进取心,集体决策影响决策的果断性和时效性。 二、中国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分析 通过对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分析,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定性模型: (y1,y2,y3,y4)T=(f1,f2,f3,f4)T·(x1,x2,x3,x4) 其中,y1,y2,y3,y4分别代表配置、管理、使用、激励四方面特征;x1,x2,x3,x4分别代表文化、技术、产品市场、劳务市场四种因素;f1,f2,f3,f4代表四个函数关系。从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定性模型看出,每一特征都是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当前中国乡镇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因素,也可分析出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具备的特点。 (一)当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处于深化阶段,乡镇企业步入“二次创业”时期,企业的外部环境和生存空间,相对于发展初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文化上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国文化也属农耕文化,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带有典型的农业文明痕迹。人们讲求“亲缘、血缘、地缘”关系,习惯于家庭式管理,尊重权力,乐于稳定,功利主义较强;讲求互相关心,期望群体对自己关注,相应地,对群体和组织忠诚度也高。同时,农民式的狭隘自私也有充分体现,注重短期的眼前的利益,难以将个人利益同企业兴衰长期统一,“二兼业”的就业形式,使就业相对不稳定,流动性大。 2技术分工不细。目前中国乡镇企业中,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还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低,专业性差。各工种、各岗位之间更需要有效衔接和协调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作用大,技术上不宜分工过细。这对员工素质提出的要求是,能够尽可能全面熟悉企业情况,对各工种操作方法和工艺流程都有所了解,最好是“通才”。 3产品市场不稳定。乡镇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经济技术实力的限制,市场份额极不稳定,产品品种结构需要经常调整和改变。相应地,企业的组织方式、决策程序、管理方法也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过分拘泥于严格的规章制度会使企业僵化,降低活力,难以适应不断变动的市场要求。 4劳动力市场欠发育。中国劳动力市场尚处刚刚发育阶段,难以对企业提供有效人才供给。一方面国民教育水平偏低,特别是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相对很差;另一方面,人才的供给与需求脱节,学校培养学生时,对人才需求关注不够。尽管近年来,各省、市人才中介机构,人才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人力资源总量上升,质量提高,但仍呈现出结构性短缺,专业技术人才不足,地域分布不均衡,城乡二元性特征显著。乡镇企业难以吸引和招聘急需人才。另外,劳动力市场需要健全的机制来规范。目前,企业通过市场选择劳动者,存在了解不足、使用不当、从业不稳的顾虑;劳动者通过市场选择企业,也存在缺乏利益保障和长远发展机会的担忧。 (二)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该具备的特点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中国乡镇企业应以自身情况为出发点,博采美日模式之长,融合提炼,形成独具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人力资源配置上,应当以培育为主,引进为辅。乡镇企业员工的文化素质、技能水平普遍低下,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壮大和发展。有限的实力又难以在欠发育的劳动力市场上引进充足的适用人才,全面改变企业员工的素质。因此,从长期看,必须立足于内部培养,企业发展规划要有人力资源开发与计划配套,要把人才培养作为企业领导业绩考核重要指标。对于高级管理人员,要实行继续教育,使其掌握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和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将学习成绩纳入干部考核指标;基层、中层管理人员应全部参加国家承认学历的函授学习,学习成绩作为聘用干部标准之一;对于工作时间长、文化水平低的员工,实行在岗培训,必要时每年选派部分重要岗位职工到大、中专院校学习或到大型企业进修;聘请院校教授和企管专家到企业讲座辅导,提高员工整体素质。从短期看,引进人才是补充,通过招聘、借用等方式,吸纳一部分专才、特才,依托人才引进,带来新信息,启动新项目,开拓新市场,发挥引进人才的技术辐射作用。“引进适用人才,培养未来人才,提高全员素质”,应是当前乡镇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的指导方针。 2人力资源管理上,应是制度化加人情式。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很不健全,员工的录用、晋升、辞退缺少规范,随意性很大,导致了员工队伍的不稳定,员工对企业缺乏归属感和安定感。企业的 生产、销售、财务等基本制度也不规范、不系统,员工缺乏必要的强制约束。因此,乡镇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人才引进、使用、考评、奖惩规范化,使技术分工条理化、明确化,每位员工都对自己的权利义务责任非常清楚,这有利于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制度化管理的同时,要注入人情式的手段,加强职工的理想信念、人生观、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开掘人的精神潜力,培养企业群体精神。要把企业价值观灌输到职工思想行动中,转化为员工价值观,形成企业精神。关心员工生活、工作环境质量,提供条件,满足个人发展期望和精需求。员工情感上的回报会产生极强责任心和巨大创造力,使遵章守纪和自我约束融合,发挥“法治”和“人治”的叠加效应。3人力资源使用上,应是多口进入,快速提拔。乡镇企业各个层面都存在人才的短缺,所以,要有多个入口,多条渠道。一条途径是与各类高等、中等院校加强联合,使其为乡镇企业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实用人才、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直接进入企业中、高层;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职业学校、短期培训等方式对具有初、高中文化的农村青年进行职业教育,充实到生产一线;还有一条途径,是从大型企业、大专院校的离退休人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进行挖掘。乡镇企业应保持灵活的用人机制,唯才是举,不看学历、资历看实绩,创造人才发挥效能的环境,对有能力、业绩突出者委以重任,快速提拔,激发潜能。同时,也应注重对人才全面的、长期的考察,避免用人失误。“文秘站”版权所有 4人力资源激励上,应是物质保障和精神激励相结合。乡镇企业要建立把员工和企业紧密连结在一起的经营方式,通过合同或契约,把实现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和提高员工收入、改善劳动条件、增加福利要求的措施具体化,形成人人关心企业前途命运,共谋企业发展大计的局面。股份合作制改造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利益共享、风险同担,有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乡镇企业还应建立员工全方位、多渠道参与管理决策的民主制度,如职工代表大会制等,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沟通上下关系,协调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情感,正确处理维护员工利益与发展生产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形成精神上的共同体。通过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综合作用,使员工和企业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论中国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 内容提要:时下正值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人力资源管理同时也成了相当热门的话题。本文就当前我国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的区别入手,阐明加强我国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针对性的为完善我国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传统人事管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论我国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信用社得到了长足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三农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当前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新形式下,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其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如产权不清,体制不全,人才匮乏等。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信用社的人力资源管理不完善,是严重制约农村信用社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此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信用社的近一步发展。因此如何加强和完善农村信用社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当前农村信用社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我国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进行认识、分析、探讨具有直接而现实的意义。 一、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的区别: 人力资源是存在于人的体能、知识、技能、能力、个性、行为特征与倾向等载体中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是活的资源,是创造利润的主要源泉,尤其是在新的经济中,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是企业的最大财富,同时人力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是一种可以无限开发的资源,而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指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进行合理的培训、组织和调配,使人力、物力、经常保持最佳比例,同时对人的思想、心里、行为进行恰当的诱导、控制和协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以实现组织目标。具体地说,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保持激励、控制调整及开发的过程。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传统人事管理工作逐渐被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取代,其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管理内容上,传统的人事管理以事为中心,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档案、人员调配、职务职称变动、工资调整等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则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和管理,重点是开发一个人的潜能、激发人的活力、使员工能积极主动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2、在管理形式上,传统的人事管理属于静态管理,也就是说,当一名员工进入单位,经过人事部门必要的培训后,安排到一个岗位,完全由员工被动性的工作,自然发展。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属于动态管理,强调整体开发,也就是说,对员工不仅安排工作,还要根据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状况,为其做好职业生涯设计,不断培训,不断进行横向及纵向的岗位调整,充分发挥个人才能,量才使用,人尽其才。 3、在管理方式上,传统的人事管理主要采取制度控制和物质刺激手段,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采取人性化管理,考虑人的情感、自尊与价值,以人为本,多激励,少惩罚,多表扬,少批评,多授权,少命令,发挥每个人的特长,体现每个人的价值。 4、在管理策略上,传统的人事管理侧重于近期或当前人事工作,就事论事,只顾眼前,缺乏长远,属于战术性管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不仅注重近期或当前具体事宜的解决,更注重人力资源的整体开发、预测与规划。根据组织的长远目标,制定人力资源的开发战略措施,属于战术与战略相结合的管理。 5、在管理技术上,传统的人事管理照章办事,机构呆板。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追求科学性与艺术性,不断采用新的技术和方法,完善考评系统、测评系统等科学手段。 6、在管理体制上,传统的人事管理多为被动反映型,按部就班,强调按领导意图办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多为主动开发型,根据组织的现状、未来,有计划有目标地开展工作。 7、在管理手段上,传统的人事管理手段单一,以人工为主,日常的信息检索、报表制作、统计分析多为人工进行,很难保证及时、准确,并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软件系统,信息检索、报表制作、核算、测评、招聘等均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结果,及时准确的提供决策依据。 8、在管理层次上,传统的人事管理部门往往只是上级的执行部门,很少参与决策。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则处于决策层,直接参与单位的计划与决策,为单位的最重要的高层决策部门之一。 二、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是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的载体。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间的竞争归根到底表现为人力资源的竞争。戴尔﹒卡耐基就曾说:“假如我的企业被烧掉了,但是把人留住,我20年后还是钢铁大王。”松下幸之助也曾说:“企业最好的资产是人。”这就要求,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源的价值。在新经济时代,企业强调以人为本,而农村信用社在与其它金融机构人才竞争中并不占优势,相反,还存在一定的劣势,且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邮政银行的成立,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加入,农村信用社的竞争将达到白热化程度。因此,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说,要想在人力资源方面获得优势,必须顺应新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抓住当前的改革机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人力资 源管理。只有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完善,农村信用社才能完善自己的组织结构体系,提高自身效益,在竞争激励的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1、缺乏人力资源的战略规划。 我国农村信用社(主要指县级联社,因为农村信用社县级联社掌握全辖农村信用社人员使用权)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往往忽视人力资源规划,也不考虑其自身的人力资源状况及人力资源体系,能否有效地支持企业发展战略,人力资源与企业发展战略不匹配。西部某省一山区农村信用社县级联社领导班子在制定农村信用社三年规划时提出门市业务微机化,于是,为辖内农村信用社一次性购入所有微机,然而全县三百多号员工无一人懂得微机,所有微机在库房里休息两年后,才在一名由农行挖过来的微机管理人员手下陆续投入使用。四川省绵阳地区一农村信用联社就曾向大专院校公开招聘本科毕业生,然而两年后,这些招来的高材生都基本走完了。其实质就是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源规划。缺乏人力资源规划,严重阻碍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陈旧的人才观念,使农村信用社的人才开发能力只停留在现有水平上,不能挖掘人的潜能,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企业发展极为不利。 2、机构设置不到位,缺乏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 目前大多数的农村信用社没有设置专门的人力资源管理机构,其只能大多由行政办公室兼任,唤名“综合科”,已设置人力资源部的联社大都是将“人事教育科”改为“人力资源部”。部门的功能和地位仍停留在传统的人事管理范围内,按静态的以“事”为中心的传统人事管理模式进行操作,并没有承担人力资源管理的真正工作。更有甚者,对人力资源管理缺乏理解认识,而搞些表面化的东西,挂个人力资源管理部的牌子,开口便是“以人为本”,闭口便是“重视人才”,“开发人才”以此来装点门面,丰富“职场政客”语言。在人员配备方面,对人力资源管理没有配备相应的人员,或者有人员,但不是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的素质偏低,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甚至在有的农村信用社(联社)根本就没有人力资源管理者,招人、用人、选人等都是由领导一人说了算。机构设置不到位、缺乏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与现代人力资源正规化、专业化管理极不协调。 3、人力资源管理仍是传统的人事管理 在我国许多农村信用社中,没有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对人的管理强调通过“控制”和“服从”来实现人与事相适应,而忽视人的才能的发挥。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下,只看重纪律、制度、通过各种规章制度约束人的行为,而忽视了员工的真正需要。特别是在用人方面,相当部份农村信用社的干部培养和聘用基本上是个别或少数人说了算,让一些心术不正又没有能力的人钻了空子,而真正的人才则受到冷遇排拆,时间长了,真正的人才要么流失了,要么被这种环境同质化了。同时,在许多边远农村信用社里,工作条件恶劣,普遍存在员工超时或超强度劳动没有获得相应报酬和问题。实行传统的人事管理,使人不能尽其才,缺乏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农村信用社无法吸引到真正的人才,人员流失严重。 4、强调管理,激励手段单一 大多数农村信用社过于强调组织中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程序的设定,忽视建立和建全企业的激励机制。目前一些农村信用社已开始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并以较高的物质报酬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没有以“人”为本,给员工晋升、培训、荣誉等精神上激励,为员工提供广阔的事业前景,以企业文化为基础培养员工的价值认同感。许多农村信用社只考虑到了赫茨佰格双因素理论中的保健因素,而忽视了激励因素。单一的激励手段不能完全提高员工的工作激情,员工使用效益没有达到满意化。 5、培训教育机制不健全 许多农村信用社只用人而不育人,他们需要的是现实的实践型人才,最好招来就为企业贡献,许多农村信用社不愿在人才培养上下功夫,一方面他们认为人才是成本,舍不得对人员培训进行投资,另一方面,是对人才培养缺乏自信。西部某省为例,97年开始,由省级部门与部分大专院校协调由其代为培养人才,于是将指标分解到各县级联社,由县级联社组织员工参考,考式合格员工脱产到大专院校统一学习,而相当多县级联社要么直接封闭消息,要么用以优亲厚友,要么就是设置重重关卡,至使每年的培训计划均不能完成。在农村信用社中,更多的培训则是“以会代训”培训的时间、内容、对象没有规划,更没有评价,只有在需要时才考虑培训,培训机制的不健全使农村信用社不能获得真正的人才。没有培训就没有人才。 6、缺乏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 绩效考评体系包括考核和评价两个方面,目前我国的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就考核而言,其基础往往不是建立在完善的岗位描述的前提下,而是依据上级需要将任务进行简单量化后予以层层分解,最后据以考核员工,确切地说,其考核的仅仅是结果,而忽略了过程和特质,因此在员工的培训、提拔、薪酬调整等方面,没有科学的依据,只能凭领导印象决定。而绩效评价,一是根据员工的实际表现,与标准要求对比所得差距,衡量员工的绩效水平、分析形成结果的原因、寻求解决绩效问题的途径,以此形成结论,为员工培训、调整、沟通提供依据。二是对考核体系进行评价,评价考核组织的完整性,方法的科学性,指标和标准的准确性等,是完善下一步考核的科学依据,但是,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的考评系统却没有评价。由于缺乏评价,其考核方法只能年复一年,上级与下级之间,考核层与被考核层之间,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共同的意识,因此考核矛盾成了当前农村信用社绩效管理中最主要的矛盾。由于绩效考核的仅仅是员工的凝结劳动,忽视了潜在劳动和流动劳动,也就根本无法发现、开发、培养人才。绩效考评系统成了当前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的最薄弱环节。它没能有效地激励员工,鼓舞士气,反倒造成决策上的失误。严重挫伤员工积极性,造成员工较大幅度的流失,给企业正常的生产活动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四、完善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当前,许多农村信用社的管理者并未对人力资源管理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工作方法陈旧、工作地位未受到重视。在现阶段,加强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己迫在眉睫,农村信用社要从强调重视对物的管理向对人的管理转变,企业的决策者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按照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把人的管理从简单的人事管理上升到现代真正的人力资源管理,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不仅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事,而是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2、完善机构设置,加快对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培养 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新时代,缺乏真正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是难以想象的。我国大多数农村信用社必须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调整组织结构。要设立专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行使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责,使人力资源管理决策化、科学化、规范化。同时要加快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培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村信用社可以从外部吸引部份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士加盟,要在企业经营中普及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知识,培养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才,使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走上规范化、专业化的道路。 3、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把人看作是企业最具活力、最具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资源。在新经济时代,农村信用社要认识到人才是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资源而不是成本,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开发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有效管理人才的工作上,要挖掘人的潜能,使人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更大的收益。同时要尊重员工的利益,从而留住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的加盟。只有这样,农村信用社才能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应付自如,为农村信用社做强做大奠定坚实的基础。 4、全方位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选人、育人、用人、留人等工作。要加强和完善农村信用社的人力资源管理,必须全方位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1)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建立全面、完善、可行的管理制度才能提高管理水平,体现企业宗旨和价值观。当前农村信用社管理要进行的工作主要有:一是进行合理的组织设计、科学分工、职责分明,要建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权、责、利一致的组织体系。二是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要给内外人员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在选人上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从而吸引到真正的人才。三是要依法建立劳动用工制度,依法签定劳动合同,严格按合同办事,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依法缴纳员工的社会保险。 (2)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源规划。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分为战略发展规划、组织人事规划、制度建设规划和员工开发规划。因此农村信用社的人力资源规划,一是做好岗位设计,因事设岗,对所有岗位进行科学描述。岗位的名称、劳动活动的程序、职责、工作条件和环境,担任该岗位工作的员工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经验阅历、能力、技能,同时还需说明岗位工作任务的动态特征,以此制定工作说明书、岗位规范等反映岗位要求的人事文件,用以实现农村信用社员工的招收、选拔、任用、考核、晋升、培训、奖惩、报酬等项劳动人事职能,其目的就是保证事(岗位)得其人,人(人员)尽其才,人事相宜。二是核查现有人力资源。对农村信用社现有的人力资源数量、质量、结构及分布情况进行核查,按技能清单和管理能力清单建立人才信息库,以便对员工进行配置、培训、调整等工作。三是依据农村信用社各年度的企业目标,社会环境的变化情况等,做好农村信用社的人员供、需、平衡分析。四是做好人力资源管理费用的预算。五是依据以上基础工作作出前四类规划,其中在岗位描述过程中一定要突出企业岗位职责要求的特点,以防再沾上传统的行政岗位色彩。 (3)抓好人员的招聘与配置。人员招聘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依据人力资源规划和工作分析的要求,选拔和录用组织所需的人才,实现所招人员与待聘岗位的有效匹配。招聘分为内部招聘和外部招聘。配置则是指人与事的配置关系,目的是通过人与事的配合以及人与人的协调,充分开发利用员工,实现组织的目标。农村信用社在具体的招聘与配置中,一是依据工作说明书汇同各岗位突出人员,确定关键胜任能力因素和胜任特征,以此对内部现有员工从人与事总量配置、人与事结构配置、人与事质量配置、人与工作负荷是否合理状况以及人员使用效果方面进行分析,以发现现有员工是否存在使用不当、配置不合理等现象,以便通过内部调整解决问题,在内部配置、调整仍难满足需要时,就要招聘。二是注重内部招聘(提拔),农村信用社在需要招聘人员时,特别是需要管理人员时,应注意内部招聘与外部招聘的优缺点,内部招聘的优点是对人员了解全面、选择准确性高、了解本组织、适应更快、鼓舞士气、激励性强、费用较低。其缺点是来源少、难以保证招聘质量、容易造成“近亲繁殖”、可能会因操作不公造成内部矛盾;而外部招聘的优点则是来源广、有利于招到高质量人员,带来新思想、新方法、树立组织形象。缺点是筛选难度大,时间长、进入角色慢、了解少、决策风险大、招聘成本大、影响内部员工积极性。因此,当前我国农村信用社在人员招聘上,应结合企业文化,以内部招聘为主。另留以10中上层岗位供外部招聘。这样既可以给内部员工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可以促使外部新鲜血液的输入。三是依据农村信用社人员需求情况,运用科学的专业技能和策略,做好各个时期的人才招聘配置工作。四是按照人力资源规划的组织人事规划做好各阶段招聘与配置工作的评价,以不断改进、完善招聘配置工作。 (4)设计科学完善的绩效管理系统。绩效考评就是对人与事进行评价。即对人及其工作状况进行评价,对人的工作结果通过评价,体现人在组织中的相对价值或贡献程度。在具体考评中,主要以特征性效标、行为性效标、结果性效标来进行考核,以衡量员工或部门的绩效水平、产生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途径等。通过绩效考评可以促进农村信用社的绩效改进、员工培训、人事调整、薪酬调整、激励以及确定员工的横纵位置。而对员工而言,可以加深了解自己的职责和目标、成就和能力获得领导的赏识、获得说明困难和解释误会的机会、了解自己在单位的发展前程等。农村信用社的绩效管理一是根据农村信用社的年度目标确定绩效管理的参与人员。二是依据先结果再行为后特征的原则分别确定相应的绩效考评方法。比如对门市人员运用行为导向型客观考评法,而信贷人员则选用结果导向型评价法。三是科学确定各类人员绩效考评要素(指标)和标准体系。四是收集信息与资料积累进行考评。五是进行绩效沟通。在目标制定、计划订立、监督设施、实施过程等阶段均要进行沟通,以增强员工的信心,鼓励其斗志。六是考评结果反馈。七是对绩效管理的总结和开发,也就是对每次考核结束后进行总结分析,完善考评组织体系、方法、标准、过程等方面的不足,为下一次考核进行改进。在绩效管理中,需要注意的一是设立员工绩效评审系统,以监督评审考评结果;设立员工申诉系统,给被考评者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的通道。以此确保绩效考评的公正性。二是注重测评分析员工的潜力。因为相对其它的指标而言,员工个人发展潜力不易测评。因此要从员工过去、现在、将来等三个方面的表现结合360度测评,寻找员工的发展潜力,让每位员工都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总之,绩效管理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促进农村信用社与员工的共同提高和发展。 (5)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从目前来看,在农村信用社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首先要提高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工资仍是员工的第一需要,员工到农村信用社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得相应的报酬。另外报酬的高低也是衡量员工价值的标准之一。较高的工资不仅能使员工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也可满足员工的心理需要,对员工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在物质激励的同时,要注重员工的精神激励。要建立一 种多维化的激励体系,如员工的自我成就感、工作自由度、工作自主性、表扬、奖励等。培养和增强员工的组织归属感。通过激励机制来增强人的求胜欲和进取心,让员工不断为企业贡献。同时也要注意在支付高薪激励时应合理掌握薪酬管理的原则:一是对外具有竞争力;二是对内具有公正性;三是对员工具有激励性;四是对成本具有控制性。 (5)建立科学的培训与开发体系。企业员工培训教育工作是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农村信用社在全方位构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应特别加强员工的培训与开发。一方面,要完善各类培训及与培训相关的制度、依据绩效考评所反映出来的员工情况和农村信用社自身发展需要,制定培训规划。有针对性的选择各类培训项目、教师、教材、方法对员工进行不断的培训提高,其中心就是让员工不断的适应当前和未来岗位的要求。其次是为每位员工做好个人发展规划。根据每一位员工的专业、爱好、特长、能力、潜力、品质等结合农村信用社自身的发展目标,从员工进入单位起为每位员工的成长为其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在不断提高员工素质,让员工更多的为企业贡献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员工的价值认同感。另一方面是积极为员工创造有利于培训教育成果转换的组织气候,让员工能学以致用,其间包含了充分的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开发人才、使用人才。只有尊重人才,为人才的能力发挥提供适合的环境,才能达到开发的最终目标:提高工作绩效水平和员工工作能力;增强组织和个人的应变、适应能力;提高员工对农村信用社的认同和归属。 5、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认同的共同的价值观。它具有较强的凝聚功能。企业文化建设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一种以人为本,以文化为特征,以激发和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经营思想和模式。企业文化通过一系列管理行为来体现,如企业战略目标的透明性,内部分配的相对公平性,人才使用的合理性,职业保障的安全性等,均能反映一个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企业文化所追求的目标是个人对集体的认同,希望在员工和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相依的关系,最终使员工依恋并热爱自己的企业。农村信用社要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一是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二是要在经营难点中锤炼卓越的企业精神;三是依靠员工的力量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总之,只有结合当前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实际,采取积极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以优秀的人力资源配置为企业发展服务,农村信用社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达到改革的初衷,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企业人力资源策略与绩效的关系研究 【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的阐述希望能够明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增值过程,对企业进一步管理其人力资源提供指导。 1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意义 1.1 外部招聘 外部招聘涉及到企业使用外部的劳动力市场。企业针对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招聘策略,对于高价值人员,因其对构建企业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企业采取复杂的招聘和筛选系统,严格而科学的招聘流程和测评手段,对人员进行甄选,以保证吸纳到符合企业战略要求的优秀人才,并有利于企业的后续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对于具有一般价值的人员,企业通常采用相对简单的招聘和筛选程序及方法,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能直接降低和控制招聘及筛选成本。企业通过外部招聘也可以吸引有能力、有潜力的人员的加入,为企业注入活力。 1.2 就业保障 指企业采取正式或非正式的就业保障政策,从而提高员工在就业方面的安全感。在现今社会里,尽管解雇对许多员工而言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在组织里也存在这样特殊的员工群体,他们无疑地对自己的工作安全感强于其他员工,正式的或不正式的工作安全政策直接影响着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研究日本企业的很多学者都认为雇佣安全是日本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雇佣安全使员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把企业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1.3 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系统化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其他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实施的重要依据。它将员工的工作行为与结果和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紧密相结合,有利于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建立。强调对员工业绩的测度、评价和指导及更注重员工的技能和知识发展的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作为推动员工发展的重要机制,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 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贡献 2.1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企业的贡献是多元性的 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的贡献表现在提高员工绩效、企业市场绩效和组织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等方面,这充分说明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贡献的多维性。随着市场的动态程度不断加剧与战略管理理论和资源观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运用,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焦点不再局限于为企业减少成本,而且还关注最大程度地激励员工,为企业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等。因此,现代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所作的贡献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可用定性结果表示,如员工满意度及其对企业的认同程度等,有的可用定量结果测量,如成太、利润、生产率等,有的表现为短期贡献,减少员工流动率等,而另外一些表现为长期贡献,如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创建企业独特人力资源库等。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贡献的多维性具体表现在活动多维性、结果多维性和评价多维性方面。由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角色的转变,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也不再局限于以往的行政性活动,其范围和层次都有了不同程度扩展,这些不同范围和层次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共同作用结果也就产生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结果的多维性,其结果的多维性又最终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贡献的多维性 2.2 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贡献是多项人力资管理活动的共同表现 现在,企业组织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根据自己所面临的环境,确定其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选择支持其战略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虽然这些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是这些活动却同时存在于组织中,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形成一个支持企业战略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为企业绩效做出贡献。例如:黄英忠将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务分为人力资源的确保管理、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人力资源的报偿管理、人力资源的维持管理四项活动,并认为力资源整体对企业绩效的贡献是这些活动在制度上和运作上落实的程度的结果。另外,本研究也说明人力资源基础管理和人力资源激励管理共同作用于员工绩效和市场绩效等,最后为企业财务绩效做出贡献。 2.3 企业绩效对人力资源管理产生反馈作用 现在企业组织要想在不断动荡且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仅靠物质资源获取竞争优势是行不通的,因为企业的物质资源容易被对手复制与模仿,而与物质资源相对应的人力资源却具有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价值性等特点,因而也就成了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企业为了充分利用自己的核心资源,以形成良性发展循环,绩效较好的企业不断对其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开发和管理,如此形成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又给企业带来较好的绩效。另外,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反馈性还表现在以下两饭方面:1、绩效较好的企业可能会对员工的满意度和员工承诺有积极影响;2、绩效较好的企业可以向员工传递组织发展健康的信号,因而员工会有安全感。而员工满意度、员工承诺和安全感由于企业绩效有积极关系。 结语 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企业人士越来越认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诸如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到底有无贡献,他们之间的作用路径关系到底怎样?这样的问题仍未解决,同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即证明自己在企业价值增值的链条中不是多余的。因此,对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可以证明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间的作用关系,明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增值过程,对企业进一步管理其人力资源提供指导。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浅谈飞行签派的人力资源和信息系统管理 对于国有大型企业来说,薪酬体系的建立从无到有,从简单的层级区分到系统性的薪酬体系评价,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和飞跃。其目的就是立足于形成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以达到激励员工,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因此,如何将绩效管理和激励机制更好地应用于企业各个层次(决策层、职能层、业务层)就是摆在企业面前的十分大的难题。而对于企业的各个生产业务序列单元来说,在绩效管理和激励机制方面的矛盾尤为突出,企业的价值生产链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实现其生产链价值最大化的恰恰是各个生产业务序列。因此,作为生产业务部门(非人力资源部门)来说,一定程度上积极地解决好生产业务序列与企业的薪酬体系的匹配关系,更好地将实际生产业务序列的业务与现有的薪酬体系相结合就变得至关重要。通过利用信息系统管理建设实现非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以达到发挥薪酬激励机制和绩效管理的作用的目标,才是实现企业生产链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保证,也是企业生产效能最大化的坚强后盾。 一、人力资源管理在国有企业中充当的角色 近几年来,随着国内航空业不断地发展和壮大,无论是航班数量还是机队规模都有了质的飞跃。作为国内三大航之一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来说,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比如说包括航空市场的竞争和开发、运行环境的日益复杂、航空安全管理的持续稳定、企业的自身风险管控、一线生产的应急管理等等方面。航空公司不仅面临着外部竞争的压力,而且面临着内部管理难度日益增加的压力,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每一位员工,作为国航来说,发展与挑战并存,而国航的人力资源管理恰恰在发展与挑战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发展动力的源泉,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严把人力资源的各个环节与关卡,让人力资源管理真正助飞企业的成长。 国航运行控制中心作为国航的二级生产部门,在整个企业中充当的是业务层角色,其核心职能就是保证航班安全,保障航班正点,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其职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要真正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为国航这个企业在航班运行方面做出贡献和创新,实现业务层创新和差异化,保持技术领先,无外乎也是帮助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地重要方面。但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每一个业务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国航运控中心飞行签派来说,作为非人力资源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也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只有将飞行签派的人力资源管理和现有生产信息系统管理很好的相结合和匹配,才能真正将飞行签派的职能有效地发挥出来。因此,飞行签派的人力资源与信息系统管理管理的不仅是管理飞行签派的未来,而且管理国航运行水平的未来。 二、飞行签派(非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国航自从2008年至今,始终在围绕着企业组织转型开展着公司各项生产活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公司各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改革,作为国航的二级生产部门,运行控制中心下的子部门飞行签派,也不例外。飞行签派从以前的一个部门,重组拆分成三个部门:运行控制室、飞行监控室、总签派室,各自分别承担了航班运行控制、航班地空监控以及航班签派放行工作职能。应该说,这次业务组织结构调整,为今后的业务工作细化奠定了基础。而围绕着国航的SOC建设,这三个部门面对着不同的信息系统模块,分别为航班动态模块(MM Movement Management)、飞行监控模块(FE Flight Explore)、签派放行模块(DM Dispatch Management)。如何将人力资源管理与信息管理系统有效的结合匹配,实现人员素质稳步提升,系统资源高效利用,开拓业务发展,促进业务创新,最终更好地服务于运行控制中心的业务战略目标服务于公司就显得至关重要。 我们清楚地知道,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无论是转型还是改革,都是一个漫长和循序渐进的过程,当然国航也不例外。在连续的两次组织转型中,国航的人力资源薪酬体系通过美世公司,搭建了一套科学而完整的薪酬体系结构。这套薪酬体系在国航的业务部门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地深化,从过去的吃大锅饭,到现在的具体级别区分,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仍然存在一些实际的问题,以作为生产业务部门的总签派室为例进行说明: 1.飞行签派员级别以前是没有明显区分的,而公司组织转型后,将飞行签派员分为运行业务员、一级签派员、二级签派员、三级签派员和高级签派员。在级别上做了具体的划分,而在我们的实际生产中,可能存在运行业务员、一级签派员、二级签派员、三级签派员所从事的生产岗位没有明显的区分,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都是一样的,无法很好的达到激励的作用。当然,在这点上有人员执照构成的因素存在。也就是说,人力资源薪酬体系的评定在现有阶段还没有与业务部门的实际生产情况相结合,这样就会导致实际生产过程中员工之间的比较,以至于部分人心里不平衡,难以达到很好的激励效果,反而产生了懈怠情绪。 2.薪酬体系评定解决的仅是定级定岗的问题,但是真正有效地将定级定岗的激励作用发挥出来的话,就需要具体的绩效管理,将不同的岗位的绩效管理具体区分,落实细化,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将薪酬体系的作用发挥出来。 三、飞行签派的人力资源管理思考和建议 虽然存在上述的两个突出问题,但对于现有阶段来说,作为业务部门也有一定的办法和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非人力资源部门的积极作用,帮助有效的规避其目前薪酬体系的负作用,而尽可能发挥其优势,具体的建议如下:对于飞行签派这个业务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信息管理系统的搭建本人有以下几点设想: (一)搭建飞行签派员管理系统 1.实现飞行签派员排班管理,打破班组式排班管理,将局方对签派员的执勤规定通过计算机语言写进程序中,在不违背局方规定的前提下,实现人力资源共享最大化。通过排班以科学地区分目前公司所制定的岗位级别,将工作以定量的方式展现出来,为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进行后续薪酬调整提供依据。 2.实现飞行签派员资质晋级考核管理,更加科学的分配考核人员和考官进行晋级考核。 3.实现飞行签派员业务倒休与休假管理,休假申请统一通过系统来实现。 4.实现飞行签派员资料档案管理。 5.实现飞行签派员培训与业务考核管理。 (二)将现有的4名项目经理(即一线生产带班和行政管理经理)的职责打破,重新分配 1.一名负责业务开展与推广工作。 2.两名负责日常生产管理工作。 3.一名负 责日常飞行签派人员与行政管理工作。 四、关于生产业务部门(非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总结 由此可见,作为非人力资源部门来说,将其人力资源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有效地结合和匹配,就能帮助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在其各个业务部门发挥其更多的积极作用,从而有效地将其薪酬体系与绩效管理工作在各个业务部门中深化和应用,最终目标就是为实现在现有的公司人力资源薪酬体系的前提条件下,将业务层面与薪酬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地匹配,实现其业务层面的业务战略,从而最终为企业战略实施与实现做出一份贡献,帮助公司在航空业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因此,人力资源部门与非人力资源部门是互促互进的,而非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又是相辅相成的。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X低效率”问题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X低效率” 公共部门 人力资源 论文摘要:笔者借鉴经济学中“X低效率”理论,分析了公共部门“X低效率”的表现、原因及其改善对策。 一、“X低效率”的内涵及其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中的表现 (一)“X低效率”理论内涵 “X低效率”是一种“来源不明的非配置低效率”。这一理论源于经济学领域,以莱宾斯坦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组织效率同配置效率分割开来,以个人工作选择的心理和行为为基础来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的低效率,认为企业内部不仅存在配置低效率问题,而且也存在着组织低效率问题。这种组织低效率便是“X低效率”。 (二)公共部门中“X低效率”的主要表现 “X低效率”实质上是指一种组织或动机的低效率。就公共部门而言,它是指由于非配置原因而没有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一种状态。概括来讲,这种低效率主要有三种类型: 1.行政成本高昂。行政成本是政府在维持自身运转、履行职能的各种活动中所消耗的资源。以我国为例,从1978年至2008年的30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增长了约26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增长达139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X低效率”理论认为,偏离成本极小化就是存在“X低效率”的证据,同时,“X低效率”并非投入价格扭曲的结果,而是缺乏成本意识。由于公共部门的垄断性和非营利性,一些公务员吃喝玩乐、奢侈浪费,不但加剧了组织机构的涣散和腐败程度,还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浪费了社会财富。 2.行政产出失衡。行政产出,是指行政部门投入一定的资源,经过复杂的生产活动后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行政部门却因为行动迟缓、漠视公众需求等原因造成不能有效提供社会所需的产出或服务,造成公共产品或服务短缺。多余行政产出和行政产出的短缺是两种极为独特的“X低效率”现象,都是行政部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副产品。 3.分配性努力泛滥。在现实的行政管理中,由于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的低效率,行政人员经常倾向于在组织内采取分配性努力等机会主义行为,比如“搭便车”、“寻租”等。当行政机构内部“搭便车”行为盛行,或行政人员普遍陷于“搭便车”竞争时,“X低效率”就会严重制约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公共组织的运行。 二、公共部门存在“X低效率”问题的原因 在公共部门,“X低效率”的成因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 1.劳动力产权的残缺性导致公共部门非配置低效率的产生。 劳动力产权是在一定的合同契约、国家法规限制条件内,劳动者由于使用其拥有的劳动力财产而引起的受损或受益的权利,是劳动力所有者在权利界限范围内的行为权。当劳动力产权的界定存在残缺时,劳动力的交易成本将上升,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将下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健全以及制度环境对劳动力产权对应的合理权益保障不到位,我国一些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从而导致了“X低效率”问题。 2.公共部门的特殊性导致“X低效率”问题。 “X低效率”理论最初出现在企业管理领域,但是,一些公共部门由于具有垄断性、封闭性等特殊性,更是成了滋生“X低效率”现象的温床。 市场竞争迫使私人企业设法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那些不以最高效率来运作的企业将被淘汰出局。但在一些公共部门却没有这种竞争机制,它们虽然工作效率低却仍能生存下去,因为没有竞争对手;它们垄断公共产品,而这些公共产品(服务)又是公民必不可缺的。所以, 在这些公共部门内部天然地缺乏一种高效率运转的机制,出现“X低效率”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三、解决公共部门中“X低效率”问题的对策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公共部门“X低效率”现象的成因具有复杂性、特殊性和多样性。消除“X低效率”必须对症下药、多管齐下,既要改革现有的人事管理体系,也要创新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从而提升公共部门的效能和形象。 1.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 要从根本上规范公共部门员工的行为活动,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努力程度,消除“X低效率”现象,就必须保障劳动力产权完整性。这是由劳动力产权的不可分割性决定的。要根据人力资源中所有者和所有权相分离的特点,逐步打破人才流动中不同级别、不同身份的界限,促进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合理流动,建立人事仲裁制度,妥善解决人才流动中的争议,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才与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2.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莱宾斯坦认为,“X低效率”根源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合作,个体是有惰性的。因此,消除“X低效率”现象的关键在于调动个体的积极性,通过一系列的能动措施使因利益不一致而造成的低效率降到最低。其主要路径是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效率。在设计薪酬和待遇时,应保证公共部门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大于社会平均水平,即对于公务员的回报应该不能低于其机会成本,否则将使公共部门不合格的人员增多,公务员的整体水平下降,低效率现象比比皆是。 对于公务员而言,应该尊重其政治地位,提高其主人翁责任感,激发其献身精神,满足其成就感,鼓励和帮助其实现自身价值。否则,就会导致公务员动力缺乏、心理 失衡、行为失范,给公共部门造成人才流失,进而影响公共部门的运作效率。因此,对于精神激励不可忽视。 3.监督的目的是要合理 确定个人行为的后果责任。一般来说,努力熵(指企业成员的努力水平越来越偏离企业的目标)的大小与员工对其努力后果负责任的程度直接相关。在公共部门内部,员工越是需要对努力后果负责任,其努力熵取值就越小,“X低效率”现象也就越不显着。因此,要创新监督方式,建立多元监督机制,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克服努力熵的影响。要以建设服务型、节约型政府为目标,大力推进行政效能建设,把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督、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人的监督和电子监督结合起来,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解决决策执行不力、工作拖拉扯皮、办事马马虎虎等问题,不断提高公共部门的廉政、勤政、优政的水平。同时,要充分发动公众参与,通过公众参与消除公共生活中私人化倾向和无契约、无承诺、无准则、不认真、不尽力、不负责的现象,促进公共部门的和谐发展和高效运行。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谈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 社会保险制度 社会资源 [论文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者的法律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日趋规范化。虽然我国企业的社会保险体系在不断完善,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也在不断深入,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将从社会保险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以期达到劳动者、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要为企业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并且对企业的人力成本进行核算;另一方面,社会保险对人力资源管理有着工资和奖金等其他报酬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保险能使企业员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对维护社会稳定,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等起着重要作用。而更加健全的社会保险,将会使员工对企业更信任,从而更加努力工作,最终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效益。 一、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1、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 人力资源的投资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险制度,因此,人口的素质或者质量与社会保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劳动者或其家人碰到生、老、病、死、失业等风险时,其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严重的将导致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营养水平的下降,进而会造成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而影响人力资源的质量。因此,社会保险对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身体素质的提高所具有的保障功能,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开发。 2、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体系,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会有一些市场主体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不好等原因面临破产、倒闭、遭淘汰的危险,此时,社会保险制度能够起到保障作用,她使得这样一些市场主体内的劳动者在工伤、失业等不幸状况下能获得必要的物质帮助,为其度过难关创造条件。每一个劳动者的权益都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密切相关。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认真了解社会保险体系,以便保护和激励企业员工,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有利于人力资源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源大规模流动。但是,如果缺乏社会保险或社会保险不完善,必然会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首先,劳动者跳槽具有很大风险,假如不成功,就会面临失业甚至失去收入来源的风险。其次,劳动者不愿从有社会保险的单位流向没有社会保险的单位,除非没有社会保险的单位能提供很高的收入,足以弥补流动者所承受的各种损失,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 二、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社会保险方面存在的问题 1、制度缺乏规范性 企业为劳动者缴纳保险费这一制度缺乏规范性。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较多企业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保险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主要表现为企业为劳动者缴纳保险费制度缺乏规范性。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下,大部分企业都能为劳动者缴纳保险费用,但从实践来看,所缴纳的保险费偏低。这种现象对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很多员工对企业的信赖感和自身的安全感降低,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急剧减少,甚至出现了“用工荒”。 2、劳动者本人对社会保险的认识不足 一部分劳动者对社会保险认识一知半解,缺乏基本保险知识。受封建社会和传统大一统思想影响,很多员工未能从旧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缺乏主人翁意识。特别是社会基层的员工,为生活所迫,思想上存在着隶属于企业的误区,缺乏必要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观念。同时,我国保险事业起步较晚,对保险业的投入也不够,这也导致人们对其不够重视。 3、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缺乏规范性 有些企业对社会保险工作重视度不够,社会保险制度不健全,流程不规范,导致社会保险工作经常出现规范性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社会保险工作的质量和实效。 4、企业缺乏专业社会保险管理人才 部分企业出于节约人工成本的目的,尚未配备专业的社会保险管理人员,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往往由财务部门或者综合办公室人员等兼任。这些人员往往岗位不固定,社会保险管理不到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险管理专业知识,从而导致企业社会保险管理水平不高、社会保险作用发挥不明显。 三、新形势下做好企业社会保险工作的对策 1、提高员工社会保险意识。 要消除员工的思想误区,增强广大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企业要向员工宣传有关社会保险的知识,鼓励员工积极地为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责。广大员工要走出处于社会基层就不能享受社会保险的思想误区,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企业关于社会保险的活动。 2、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社会保险监督管理机制 实践证明,只有一切从员工的利益出发,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和员工的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但现实情况是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看到这一点,或者即使看到这一点,也未能将其认真贯彻落实到企业管理过程中。因此,建立社会保险监督管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该机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对企业的鼓励和对企业的监管。前者主要是从思想上对企业进行鼓励和引导,希望他们能够积极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方面的政策法规,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后者则是对那些逃避和推诿责任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通过一定的 行政手段,比如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方式,对企业的行为予以制度上的规范。当然,在具体的监督管理过程中要把持以扶持和引导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原则,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3、通过多种形式来管理企业社会保险 其一,企业可以设立专门机构和岗位,指定具有社会保险专业基础的专业人才从事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企业社会保险机构的内部管理制度。其二,企业可以通过社会保险机构来对企业社会保险工作进行管理,这样既可以节约企业的管理成本,又可以发挥专业社会保险机构的专业特长,提高管理效益,促进企业社会保险工作的开展。 4、提高企业社会保险管理透明度 企业在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的同时,应当通过各种媒介,每年向员工公布本单位全年各项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情况,接受工会组织和员工的监督;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免费为用人单位和企业员工查询缴费记录或为个人帐户提供服务;发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要及时复核处理并告知处理结果。对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投诉。劳动保障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向社会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对被举报、投诉的企业和个人的违法行为要依法及时进行核实处理,进一步增强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的讨论 摘 要:激励对工作人员积极性的调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了解激励的概念、激励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意义的基础上,对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进行思考,并提出一些有效的激励方式。 关键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 一、激励的概念 激励的概念来源于英文Motivation,它含有激发动机、鼓励行为、形成动力的意义。人的动机多起源于人的需求欲望,一种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是激发动机的起点,也是引起行为的关键。一个激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需求满足的过程,它以未能得到满足的需求开始,以得到满足的需求而告终。因为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无穷无尽的,所以激励的过程也是循环往复、持续不断的。当人的一种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需求将会反馈到下一个激励循环过程中去。 二、激励在人力资源管理当中的意义 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土教授发现,部门员工一般发挥出20%~30%的个人能力,就足以保住饭碗而不被解雇;如果受到充分的激励,其工作能力能发挥出80%~90%,其中50%~60%的差距是激励的作用所致。然而,大多数部门的领导人,每当出现困难时,总是首先考虑现有设备和环境条件的改进,殊不知,在他们身边还有如此大的潜力未被开发。一个人能力再高,如果激励水平很低,也必然不会有好的工作效绩;反之,一个人能力一般,如果受到充分的激励,发挥出巨大的热情,也必然会有出色的表现。由此可见,激励对工作人员积极性的调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三、激励——人力资源开发的依据 美国的罗丝维尔认为:“人力资源开发”指的是由企业倡导的一系列有计划的培训,教育和开发活动。它将企业的目标与任务和员工的个人需要与职业抱负融为一体,目的是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个人对职业的满足程度,从而形成企业的凝聚力。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包括企业制定一系列与规章制度相配套的激励措施。只有激励才能产生高效率,只有激励才能产生凝聚力,企业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四、对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思考 1.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前提。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机构健全、制度完善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新趋势,这也是我国企业今后长远发展的方向。只有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使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发生质的转变,才能使用人制度、报酬奖励制度以及一系列的内部管理制度、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才会最终走上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轨道。 2.“战略性”人力资源激励是方向。一是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人为本”管理;二是在战略目标上,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为了“获取竞争优势”的目标管理;三是在战略范围上,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全员参与”的民主管理;四是在战略措施上,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运用“系统化科学方法和人文艺术”的权变管理。 3.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通过“激励”来实现的,即以激励为中心。企业若想提高全体员工的工作效率从而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就必须建立一种真正能够培养他们的献身精神、推动他们努力工作的激励机制或制度体系。必须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和特点,综合考虑企业的发展目标和具体的竞争环境等因素,而且它不仅仅是指某些互不联系的单项措施,而是一系列相互支持的措施和手段构成的有机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即人力资源激励体系。 4.管理激励与制度激励的有机整合是核心。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一般所讲的各种员工激励手段大多来自于管理学和行为科学方面的研究。要求管理主体能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人体功效学等知志和技术,有效激发每个员工的积极性,使之最大限度地运用其人力资源,为企业生产经营做出贡献,这就是所谓管理激励。而经济行为,即在既定的制度环境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整个人类行为最基本、最普遍、最具主导性因而也是最重要的规定性和表现形态。在企业战略层面上和操作实务中,制度激励与管理激励都必须统一纳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将之有机结合起来,并整合为完整的企业激励体系和运作机制。 5.激励方式的权变运用是关键。从管理激励角度看,激励的起点是满足员工的需要,但员工的需要存在着个体差异和动态性,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并且,只有满足最迫切需要的激励方式,其效力才高,其激励强度才大。因此,在员工激励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激励方式,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灵的法宝。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用的激励方式有: (1)绩效考评和灵活多变的薪酬激励。目标激励目标激励即通过给予人们一定的目标,以目标为诱因促使人们采取适当的行动去实现目标。薪酬激励不仅可以在工资与奖金的分配上做文章,在现金与非现金激励的选择上也有技巧,也可以实施一次性激励与多次激励,公开激励与不公开激励相结合的方法。将现金激励和非现金奖励结合起来,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绩效考评的激励作用最终会在薪酬上有所体现。 (2)参与激励。参与激励,是让员工参与企业管理,使员工产生主人翁责任感,从而激励员工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做自己的事情总比替别人做事情更有劲”,最好的激励莫过于自己激励自己。通过参与,形成员工对企业的 认同感、归属感,可以进一步满足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小到如为员工专门设立“合理化建议”奖,奖励那些出谋划策的员工,使员工亲身感受到自己就是企业的主人。大到适度授权,领导者授予下属的决策权力的大小、多少与被授权者的能力、与所要处理的事务适应,授权不能过宽或过窄,要坚决视能力授权和因事授权。 (3)关心激励。关心激励指企业领导通过对员工的关心而产生的激励效果。企业中的员工,以企业为其生存的主要空间,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属。如果企业领导人时时关心群众疾苦,了解职工的具体困难,就会对职工产生激励。 (4)公平激励。公平激励,是指在企业的各种待遇上,对每一位员工公平对待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只要对员工等量劳动成果给予等量待遇,就会使企业形成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员工只有扎扎实实的劳动才能获得更多收入,而不能采取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当手段。 (5)认同激励。大多数人在取得了一定成绩后,需要得到大家的承认,尤其是要得到领导的承认。所以,当某个员工取得一定成绩后,领导要向该员工表示已经知道其取得的成绩,并向其表示祝贺。因此,管理人员要及时发现员工成绩并及时表示认同。 (6)奖励激励。奖励激励是以奖励作用为诱因,使人们采取合理行动的激励作用。奖励激励手段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两方面。物质奖励包括工资、晋级、奖金及各种实物。精神激励包括给予各种荣誉称号等。人们通过对物质利益和荣誉称号的追求而产生最合理的行为,创造出佳绩。 (7)职业生涯规划和培训激励。作为组织的管理者,应该帮助员工做好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并尽量给员工提供培训机会,使他们获得一个有成就感的职业,这样激励员工同时还能获得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和献身精神。 (8)组织环境和文化激励企业文化是一只无形的手。良好的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员工激励,能够激发员工的热情,形成一种开拓进取的良好风气,培育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要善于借助外在的环境、人性化管理的手段等来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用以抓住员工的心,激励他们为实现自身价值及企业目标而努力。 (9)压力激励。压力也是一种激励方法。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生机勃勃的工作必须靠压力来维持,个人潜能的开发只有在重压下才能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只能在市场和竞争对手的压力下得到推动。只有那些顶着压力一步一步向前走的员工,才能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只有在压力的推动下,公司员工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公司的持续发展。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浅析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优化和对策 一、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企业员工总体素质不高,员工流动频率大 中小企业员工的知识水平普遍偏低,大多数中小企业流失员工类型均以技术型、新生型员工为最多。据统计,应届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辞职率最高,资深型员工中工作年限3-5年跳槽率为最高。企业关键性员工的严重流失使一些本身实力、市场竞争力、自身影响力弱的创业初期中小企业和偏远区县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瓶颈越大,员工流失频率越高对中小企业的影响越大,对比大型企业更需要具有忠诚度的技能、管理、业务等专业度更高的优秀人才来扭转局势,增强企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2.人才管理模式落后 中小企业采用的也多是传统行政性人事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处于企业决策能力低的地位,是执行层、辅助部门,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在日常管理中并不参与决策,从职能上只是简单地提供人力、事务管理、政策咨询等服务性工作。第二,把物质资源作为第一资源,没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投资,激发员工潜能。 3.普遍缺乏人力资源规划 大多数中小企业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人力资源部门没有充分参与到决策中来,与企业的经营发展脱节,工作上没有前瞻性和预测性,忽视了员工积极性的挖潜和工作的系统管理。平时没有对新进员工跟踪辅导,更没有系统的过程管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员工发展机会以及上升空间也是新进员工流失严重的重要原因。 二、加强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 1.新员工培训制度规范化 中小企业HR人员应加强对新进人力资源的培训。除了统一的企业文化、规章制度培训外,还应根据企业职位性质结合全体员工的工作需求进行阶段性的调查,制定出个性化的培训方案,可采取的方式,如:部门分享、转正测试、项目讨论、专业技能培训,读书心得交流等。 HR还可以制定出与部门员工有效的沟通制度,比如每周一次或者每月一次的吐槽会,使部门领导能够根据员工在工作中的资源需求、遇到的瓶颈给出针对性的技术指导和项目交流,增强员工的被重视度防止人次的流失。 2.整合优化人力管理模式 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可根据“二八定律”充分发挥核心员工价值,即以最优的生产[文秘站:]力与创新意识给企业创造80%财富的20%的核心员工作为重点进行管理转型,以企业共同的核心团队来提升剩余80%员工的企业忠诚度充分整合中小企业的能动资源。 3.提高中小企业家和员工的素质,吸引高端经营人才 不仅企业员工需要进行培训提升其素质,企业决策层也需“送出去”参与培训,改变思想误区,更好的协调企业家所有权与经营权,做好人才储备任何时候都保留企业核心价值员工。 4.把人力资源管理提到战略高度 在企业三大资源中想实现企业增值就必须将能动资源即人力资源提升到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战略规划的竞争。 (1)培养员工“混合”培养领导力。针对不同人群制定不同的培养计划。比如对于管理层或者业务部门主管,应该提供他们管理团队、维护客户、掌握业务方向和潜在市场开发的能力;对公关部门的培训侧重在市场分析、行业趋势、社会热点、应变能力等方面;对技术经理的培养则偏重在打造团队的领导力和提升技术人员专业性。 (2)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价值。必须将人力资源组织架构进行重组与整合,充分参与到企业业务决策钟来,让服务部门承担更多的实质性工作,成为企业业务部门的合作伙伴,增强人力资源在管理领域的能力。 (3)信息化的处理模式。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引用信息化的处理模式打破瓶颈,HR必须做未来三五年的人才规划,运用专业工具去分析企业数据,从战略上为企业提供建设性和建议性的支持。充分利用市场和内部数据 (过去、现在,和未来 ),以企业的战略蓝图为基础来制定规划。 (4)标准化的激励机制。把员工工资划分为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进行考核,岗位工资标准由公司统一制定,绩效工资由各用人单位自主制定发放办法。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后,分配档距进一步拉大,从根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动成效分配的原则,消除员工身份差别。 三、中小企业整合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 第一,无论 销售、生产,还是财务管理都离不开人,企业的兴衰需要靠人来成就。 第二,竞争机制的薪酬制度能激发员工潜在的50%~60%的能力,充分调动不同层次员工的积极性。 第三,企业资本的扩展需要整合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财力资源三大资源充分、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 第四,人的有效技能=人的劳动技能×适用率×发挥率×有效率,人力资源管理通过提高人的技能的适用率、发挥率和有效率能达到人尽其才、人尽其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最终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大型企业集团人力资源管控问题研究 论文关键词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 管控模式 影响因素 论文摘要 本文从人力资源管控内涵出发,分析了人力资源管控的全面管理、政策指导、松散管理及操作指导模式,探讨影响集团人力资源管控模式构建的因素,对管理者进行人力资源管控的操作流程进行了详细介绍。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企业做强做大的内在动因需求,近年来,一些跨行业、跨地域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不断涌现,大型企业集团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管理难题,即如何在实施跨行业、跨地域经营管理过程中对下属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管控。对于企业集团来说,其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既具备单一法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特点和内容,还必须通过规范化的人力资源政策管理和相互制衡的权责控制来实现规避集团公司委派人员权属企业董事会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加强对权属企业人力资源工作的管理与指导的目的。本文基于此进行一些简单的阐述和分析。 一、人力资源管控内涵 所谓的人力资源管控是指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与控制,即集团公司通过科学化的人力资源战略、合理化的人力资源规划体系、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及相互制衡的约束机制,在实现集团对权属企业管理与控制的同时发挥集团公司的整体协同效应。科学的人力资源管控能够帮助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共享和转移人力资源,降低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更好地获取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二、人力资源管控模式 如果从力资源政策管理和权责控制两个维度出发,可以将集团公司人力资源管控分为全面管理、政策指导、松散管理及操作指导四种类型。 1、全面管理型模式是指集团公司严格加强对权属企业的政策管理,同时提高对权属企业权责控制的力度。集团将统一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统一开展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权属企业只负责本企业员工薪酬的计算、发放及人力资源信息数据维护。 2、政策指导型管控模式是指集团对权属公司政策管理程度高,但权责控制程度低,集团一般情况下通过制定政策来加强对权属企业的管控,权属企业在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指导下制定本企业的各项政策,独立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但权属企业对于员工流动情况和工资总额还是需要向集团公司报备,由集团掌握权属企业高管和财务负责人的任免权,对权属企业委派领导班子成员。 3、松散管理型的管控模式政策管理程度低,其对权责控制程度低,集团和权属企业往往独立制定政策,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集团通过员工编制和工资总额来管控权属企业,并向权属企业委派领导班子核心成员;而权属企业需要对于员工的流动情况和工资总额向集团报备。 4、操作指导型的管控模式特点是政策管理程度低,权责控制程度高。集团往往通过提高权责控制力度来加强对权属企业管控,权属企业可以相对独立地制定本企业政策,集团除了向权属企业委派领导班子全部成员外,还配备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协助权属企业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三、影响人力资源管控模式的主要因素 1、集团的战略定位。人力资源管控模式要根据集团的战略导向进行构建。例如当集团当前为扩张型战略时,相应的人力资源管控模式就应该是相对分权,以确保权属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充分的自主权;而如果集团当前采取的是紧缩型战略时,此时的管控模式就应倾向于相对集权,以此来控制集团的整体规模。 2、集团的控股程度。集团对权属企业的控股程度也是人力资源管控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绝对控股意味着对权属企业的一切事情都有绝对的控制权;而相对控股的集团只对于权属企业的重大事项有决策权,人力资源管控自然要随集团控股程度进行具体调整。 3、企业文化。不同风格的企业文化要求采用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管控模式。当集团与权属公司之间的文化契合度较高时,适宜采用相对集权的管控模式;而当融合程度不高时,则应尽量采用相对分权的管控模式。 4、集团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采取何种类型的管控不仅和权属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状况有关,也与集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密不可分。如果集团人力资源专业人员整体素质高、执行力强且有足够的人手,对下属企业就可以实行相对集权的人力资源管控;而当集团人力资源专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执行力弱或没有足够的人手时,适合进行相对分权的人力资源管控。 5、权属企业地位的重要程度。权属企业是集团公司具体业务的载体,对于集团有重要影响的权属企业,集团一般采取高度集权的人力资源管控,即要保持高度的决策权、控制权和管理权,因为这些权属企业对集团的生存和发展有直接的影响;相反,那些对集团影响不大的权属企业,则可采取相对分权的人力资源管控。 四、集团公司人力资源管控模式设计 1、与企业高层沟通,明确集团人力资源管控的愿景和目标。集团公司进行人力资源管控的第一步就是与企业高层进行充分沟通,通过沟通来了解企业的未来发展规划和战略目标,明确集团人力资源管控的愿景和目标,并收集集团公司高层对于人力资源管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了解高层管理者对人力资源管控类型的倾向。 2、深入企业实地调研,提出人力资源诊断报告。明确了高层领导者的管控意向后,第二步需要进行的就是了解整个集团的人力资源情况,包括企业的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员工基本情况、目前集团公司与权属企业的管控方法、招聘与培训、绩效考核与薪酬福利情况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还应与集团和权属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进行沟通 交流,了解其对于人力资源管控的具体看法,由于这部分员工时人力资源管控的具体操作者,因此他们的意见建议非常重要。 3、就人力资源诊断报告与高层进行进一步沟通。此时沟通的目的主要是让高层管理者明确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结合人力资源管控理论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可能带来的后果,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思路,找出人力资源管控的重点。 4、依托集团公司的管控平台,选择集团人力资源管控模式。在明确集团人力资源管控重点以后,人力资源管理者就应该分析目前集团与权属企业的管控模式,探讨当前的管控模式是否适合企业发展,进而提出集团与权属企业最匹配的管控模式。对于业务多元化的集团企业,集团对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权属企业的管控模式应该有所区别,人力资源管控模式也应该相应地发生变化。 5、试运行集团人力资源管控模式。为了能让所有员工熟悉和认同新的管控模式,必须对员工进行相关培训,其中企业中高层、集团和权属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长和位于集团紧密层的基层员工是最迫切需要进行培训的,对于那些没能接受培训的员工可以采用“干中学”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逐步理解和适应新的管控模式。 6、根据运行的信息反馈,完善集团人力资源管控模式。信息反馈是集团人力资源管控模式完善的催化剂,集团人力资源管控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对于积极有利的信息,要总结成功的经验;而对于运行过程中反馈出来的负面消息更要重视,找出其中的原因以便下次改正和完善。在具体措施上,集团可以将所有的反馈信息建立一个动态信息数据库,配备专门的负责人员管理,及时解决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建立信息反馈的激励机制,以此来充分调动员工在集团人力资源管控模式改进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人力资源一级论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的分析 自2004年福建、珠三角企业出现“民工荒”后,沿海传统产业密集型城市的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不仅如此,2012年春季招聘季中,在河南、安徽、湖北这些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市)也面临着“民工荒”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受金融危机、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内部性机构性因素的影响外,就是农民工队伍内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取代了传统农民工成为外出务工人员的主要力量[1]。2010年国务院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岁至31岁之间,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主要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2]。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总体较高,有较远的人生职业规划[3],就业期望、融入城市意愿较高等新的特征,但也存在技能和经验较少,就业质量较低,公共服务可及性差等问题[4]。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升级,经济发展从投入型模式转变为技术型模式,而技术型的增长模式除要求有新机器、新设备外,更需要有一大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素质工人[5]。日益壮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源能力的高低,不但关系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转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的研究对农民工个人以及对企业和政府等解决近年来“用工荒”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人力资源能力的内涵 最早的人力资源能力思想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把工人技能的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认为一国居民后天获得的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以及劳动者素质中教育的作用等论述也是人力资源思想的重要体现。人力资源最早是由美国的约翰?科蒙斯在1912年提出的,人力资源能力的概念则来源于人力资源理论。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兴起对人力资源能力的研究。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始《人类发展报告》,将发展人的能力作为报告的重要主题。1995年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人的能力是体能、技能和智能的统一。舒尔茨[6]认为人类具有经济价值的五类能力是:学习能力,完成有意义工作的能力,进行各项文娱体育的能力,创造力和应付非均衡的能力。Sandberg[7]认为人力资源能力是在有意义的sis/List_125.html" title="环境论文" target="_blank" 环境中,产生具有适应性结果的个体特征(包括技能、知识和态度)。 徐华等[8]则认为,能力是指人作为个体的自然人从体能、技能、智能、潜能四个方面展现出对某项任务的胜任度,人力资源能力就是人力资源在现实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实际本领、能量和成熟度。商红日[9]认为,人力资源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通常包括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交往能力、劳动技能、创新能力以及创造力等。郑新立[10]则认为,人力资源能力是指人的内在素质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具体应包括德能、智能、技能、体能。越来越多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科领域从不同层面围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相关问题展开探讨,针对从不同研究目的和理论视角出发,造成“人力资源能力”概念的理解差异,王艳艳等[11]分别从宏观、微观、心理学和 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对“人力资源能力”概念和外延进行了比较和辨析。 与前面的学者不同的是陈劭峰、赵秋成、夏芳等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的方法对人力资源能力进行实证研究。陈劭峰等[12]构建了人力资源能力等效系数方程,并对国内的人力资源能力分区进行了评价。赵秋成等[13]探讨了人力资源能力内涵,并从体能、智能和技能三方面分析了大连市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水平。夏芳[14]基于森的可行能力,构建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人力资源能力的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技术实证分析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人力资源能力的结构关系。国内对人力资源能力的研究多以定性的内涵分析为主,定量实证研究为辅;研究对象大多是大学生、医务工作者、财务人员等知识性员工,对其他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 (二)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能力和素质方面的成果很多,涉及的问题包括素质、知识能力、心理、教育培训、就业能力、人力资本建设等,这些课题的研究或与人力资源能力问题相关,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刘瑶、彭建娟等学者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进行了研究。刘瑶等[15]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能力状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其知识能力总体状况作了评价和判断。彭建娟[16]对吉林省建筑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进行了测量,并从职业培训和教育的角度提出了提高就业能力的建议。曾丽[17]则是从个人因素、个人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出发,对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上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研究人员和地方劳动部门工作的重点多集中在农民工的就业安排、技能培训方面,研究内容大多为人力资源能力的一个侧面,并没有将心理、思想等因素纳入到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范畴中来。鲜有以“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为主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模型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概念模型的构建及调查情况 (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概念模型的构建 人力资源能力是人的体能、智能和技能三者的高度统一。体能是人力资源能力的载体和基础,是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工作的体力保证。体能主要包括生理机能、身体抵抗疾病能力和身体素质等。智能是人所具有的运用知识和经验等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我国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时十五六岁的年龄,就业的行业多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 考虑到其较低的文化水平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就业现状,本文对智能的测量主要从职业常识、文化理论水平以及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等方面来进行。技能就是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的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中产出劳动成果最重要的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职业搜寻能力、技术专长和执业资格是衡量其技能的主要指标。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队伍中的新生力量,他们有着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显着特征,就业动机已由生存型转变为生活型或发展型,外出务工赚钱的同时,改变生活状态,追求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主要的追求。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强烈,与父辈相比他们的“城市梦”更为执着。受现行城乡和地域分隔教育、户籍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教育和技能水平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公民意识和道德素质与市民化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18]。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高,思想解放,对城市有强烈的向往,返乡务农意愿很低。但受制于以户籍限制为代表的现行的诸多制度阻碍,他们的城市梦在现实中遇到了很多不公平对待,诸如城市户籍、社保、教育、子女就学就业、住房等无一不困扰着他们,使他们承受了父辈无法体会的心理压力。富士康“十二连跳”的农民工自杀事件更是证明了沉重的日常工作量,等级森严的人事制度,较高的生活成本使新时期的打工者心理压力倍增。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的研究必须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全面发展的需要,不能仅仅关注体能、技能、智能等方面,还应将心理素质、进取态度等因素考虑在内。心能,即心理积蓄的潜在开发的和心理能够承受外界压力的能力,是测量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不可或缺的指标,衡量指标包括心理潜能、抗挫折能力、克服逆境能力等。 综上,本文将从体能、智能、技能、心能等四方面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人力资源能力。考虑到人力资源能力及体能、智能、技能、心能等变量不便于直接观察与测量,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处理和解释这些变量之间关系时存在局限性,因此我们采用结构方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源能力结构进行分析。其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本文将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能、智能、技能、心能四个能力因子进行一阶验证性模型分析,若四个能力因子间有中高度的关联度,且一阶验证性分析模型与样本数据又可匹配,说明四个能力因子均受到一个高阶因素(人力资源能力)的影响。然后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进行高阶验证性分析,若二阶验证性分析模型与样本数据匹配度较好,说明人力资源能力(高阶因素)对四个能力因子(初阶因素)的解释能力较高。 (二)量表设计及数据来源 由于国内外没有衡量体能、智能、技能、心能的成熟量表,在王成[19]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个人评价量表、WHO生存质量量表、成就动机测量量表、中国心身健康量表等诸多成熟量表中挑选出符合测量体能、智能、技能、心能的测试题20项,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对原题进行适当修改,然后征求专家的修改意见,形成本研究的测试量表。通过小样本预调研,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初步检验,又剔除了一些不可靠的指标,形成本研究的最终问卷。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_blank" 人口统计特征及区域,另一部分则是根据研究设计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调查。量表由一组与人力资源能力相关的问题或陈述组成,用来表明被调查者对某一事物的态度、看法、评价或意向,除了人口统计特征及区域之外,本量表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的形式,1、2、3、4、5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6月至2011年9月课题组成员对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走访调查而得。中部地区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31.1% ,中部六省中的河南、湖北、安徽等省是全国的劳务输出大省。处于中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我国关于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布局的实现。以中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对样本采取平均抽取的方法,即向每个被调查省份发放1 000份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6 000份,回收问卷3 823份。剔除了一些数据大量缺失或者明显随意作答的问卷,最终得到能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的有效问卷2 517份,有效回收率41.95%。 (三)样本基本情况 从样本的性别分布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的比例略大于女性;从样本的地区分布来看,河南省有效问卷是617份,占总样本的24.5%,湖北省有效问卷是479份,占19%,依次是湖南省、江西省、山西省和安徽省。 此次调查中部六省样本比例分布比较均衡,具有比较好的代表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构成主要以初、高中为主,大专及以上学历相对较少;受调查对象的年龄普遍较小,其中2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4.2%,25岁至31岁的农民工仅占2.6%;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高,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收入在1 500元以下,收入在2 500以上的农民工不足15%。见表1。 四个潜在变量(能力因子)之间的协方差显着不等于0,表示四个能力因子之间有显着共变关系。六组能力因子相关系数中有四组大于0.5,说明能力因子间存在高度相关。因此四个能力因子可能存在另一个更高阶的共同因素。从一阶验证性模型适配度的检验结果来看,所有适配指标均达到了良好水平。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体能、智能、技能、心能四个能力因子的一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与实际样本数据适配情形良好。 由一阶验证模型分析结果可知,四个能力因子之间存在更高阶的因素构念。二阶验证性模型中,一阶因素构念为 “体能”、“智能”“技能”“心能”变为内因变量,外因潜变量为高阶因素构念“人力资源能力”。用AMOS17.0 href="http://" title="软件论文" target="_blank" 软件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二阶验证性模型进行运算,输出结果见表5,各项指标均达到较好水平,这表明我们所建立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模型得到了实际调查数据的较好支持。 从体能、智能、技能和心能的路径系数上来看,各初阶因素对高阶因素人力资源能力影响程度的重要性排序为:心能、智能、技能、体能。人力资源能力就是人力资源在现实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实际本领、能量和成熟度。在教育背景苍白、工作量繁重和就业环境较差的情况下,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压力和失败的从容以及压力环境中形成的良好职业素养往往是新生代农民工从同伴中胜出的关键。这也表明,在新的社会发展和转型阶段,漠视人文关怀的生活环境,强硬的组织文化,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生理始终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已严重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进而限制了其个人能力的发挥和提高。 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左右,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有0.13%[23]。一方面,地方政府对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养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导致对职业教育的培养投入不足,现有的技校和培训机构规模小、基础设施条件差、师资少,培训能力低;另一方面,现有的农民工很少得到雇主提供的培训,即便提供就业培训也往往以无酬劳动作为交换,更谈不上人力资源能力开发和职业生涯通道的提供。这些已严重影响了农民工操作技能训练和新技术、新工艺、新技能的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他们拥有强壮的体魄且大多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因此,体能对人力资源能力影响最小也在情理之中。从整体来看,模型分析结果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也是比较吻合的。 四、结 论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不仅是体能、智能和技能的高度统一,心能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源能力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和促进作用。通过对四个能力因子进行结构方程验证性分析,得到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模型。从四个能力因子对人力资源能力的影响程度来看,企业以后要加强对农民工心理问题的关注,为他们创设良好的工作和培训环境,不但要担负起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的责任,更要提供心理的咨询、疏导、治疗等服务,定期传授舒缓压力的方法,从而促进农民工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和能力的提高。地方劳动部门,除了做好职业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技能培训外,还应做好入职前对农民工的心理调查、疏导、咨询和心理指导工作。各地方政府和部门应该多策并举,积极指导,配合企业做好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源能力开发工作。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取向 [摘要] 2003年工业生产增长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居民消费继续扩大;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各项改革也有序推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能好于2003年。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调高了对2004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4.1%,世界贸易增长5.5%,经合组织预计世界贸易增长7.8%,均高于2003年。国际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 一、2003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去的显著成绩 200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容应对,果断决策,适时调控,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赢得了抗击非典的阶段性重大胜利,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初步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达到8.5%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美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改善,全年财政收入增收较多。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 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农村经济稳步发展。重工业增长继续快于轻工业,电子信息、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原煤和电力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工业产销衔接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优质化、区域化、产业化不断推进,畜牧业和养殖业较快发展。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六小”工程、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居民消费继续扩大。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23%。国债投资进一步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启动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动技术进步等重点领域倾斜。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继续提高,民间投资更趋活跃,投资自主性增长因素有所增强。居民消费受“非典”冲击曾一度大幅下滑,但“非典”过后很快恢复,预计全年增长9%。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居民用于汽车、通讯、住房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 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8400亿美元。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超过50%,高新技术产品和服装、鞋类等传统产品出口进一步扩大。原油、成品油、钢材和汽车等进口增加较多。全年贸易顺差比上年减少。通过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和改善投资环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新进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扩大。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 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金融分业监管体系框架基本形成,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得到加强。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的改革稳步实施。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西部开发工作取得新进展,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开始启动。 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增加国债投入,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科技发展在一些领域又取得重大成果,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年新增城镇就业800万人以上。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加强。 二、2004年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能好于2003年。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调高了对2004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4.1%,世界贸易增长5.5%,经合组织预计世界贸易增长7.8%,均高于2003年。国际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 从国内来看,国民经济仍具备较快发展的条件:(1)扩大内需政策效应会进一步显现,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不断增强,有效供给能力显著提高;(2)对外开放继续扩大,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济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不断拓宽;(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贯彻实施,将使一些多年阻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逐步消除,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潜力将得到更好地发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4)经过多年的实践,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一些地方忽视农业、忽视粮食生产的问题比较突出。二是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新增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就业需要,社会保障面临较大压力。三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倾向比较明显,一些地方盲目兴办开发区的问题比较突出,能耗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粗放经营的状况比较严重,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信贷投放偏快,贷款投向的行业结构不尽合理。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公共服务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六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增大了我国扩大出口的难度,利用外资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为巩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形势,着力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握全局、解决矛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做好各项工作。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三、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和主要措施 2004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实现“十五”计划目标的关键一年,必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监测预警和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做好各方面工作。 (一)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取向,正确把握政策的力度和重点。2004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区别情况,适时适度地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保持稳定、促进发展、推进改革的需要,以及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的要求,应继续发行一定数量的长期建设国债,重点发挥国债资金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加大对“六小”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础教育和基层政权建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保证在建重大国债项目的建设。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重点向“三农”、公共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倾斜。对一般性支出继续实行零增长,遏制一些地方建设中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研究建立完善的政府公共投资机制,形成稳定的、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府公共投资资金来源,逐步解决多年来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欠帐过多的问题。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注重“预调”和“微调”,促进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加强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促进结构调整、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信贷支持。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加强金融监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 (二)努力增加农民收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1)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开展全国性的基本农田保护执法大检查,制止乱占滥用耕地。(2)坚决纠正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和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中低产田改造和现有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等建设的投入,对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要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斜。主销区也要保护基本农田和保持必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3)稳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产品优质化和区域化的步伐,加强农业科技储备、良种繁育和科技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积极发展畜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的发展。(4)努力增加农民现金收入。重点做好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服务,加大对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检查和处罚力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家支持的农村项目建设投资中要专门列支农民报酬一项。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除烟草税外,全部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力争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5%,税费负担比上年有所减轻。 (三)加强引导和调控,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更加注重运用信息手段加以引导,经济手段加以调节,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钢铁、汽车、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健康发展。(1)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标准,建立行业信息制度,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推进企业实施联合重组,加快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优势企业发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3)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用地管理,对不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达不到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继续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4)加强金融机构与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配合,引导商业银行依据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对有市场、有效益、符合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的生产企业和建设项目,积极予以支持;对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问题比较突出的领域的建设项目,要严格审贷。 (四)将扩大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住置,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切实落实中央已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继续把就业再就业工作抓紧抓实。(1)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责任制,加大对再就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就业和失业统计制度。(2)在税收、融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充分挖掘和发挥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3)加大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企业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安置下岗分流职工。(4)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国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鼓励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 (五)促进和扩大居民消费,继续增强国内需求增长。要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发挥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潜力,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打下稳固的基础。一是增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既要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又要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并严格执行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二是大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商品流通设施、商业网点建设,加快推进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继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推行医疗服务价格、非义务教育收费决策听证制度,合理确定价格和收费标准。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培育和扩大消费热点,满足不同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推动存量住房交易。鼓励居民汽车消费。推行电信普遍服务,促进农村和边远地区电信消费。继续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发展体育和文化产业,鼓励居民扩大旅游、体育健身和文化消费。 (六)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引导各方面量力而行,克服经济发展中单纯追求速度、急于求成、过度消耗资源的倾向,切实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1)以市场为导向加快产业升级步伐。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逐步形成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2)努力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加快电源电网建设,做好电力调度,增加电力供应;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大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合理调配运输能力,加快重要交通干线和枢纽的建设。(3)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突出抓好土地、水、能源、重要原材料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快冶金、石化、建材、造纸等重点行业节水、节能技术改造。 统筹区域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格局。完善西部开发的政策措施,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努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支持中西部加快改革和发展。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积极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地区、重点优势产业以及重点行业和企业的调整改造。大力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七)加大改革和投入力度,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突出重点,加快发展科教文卫事业。(1)抓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等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2)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农村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加快推进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加大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力度。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快紧缺人才培养。(3)做好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编制工作。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4)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引导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5)做好人口和资源、环境保护工作。 (八)努力扩大外贸出口,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年。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1)进一步做好进出口宏观调控。培育国内优势品牌,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改革进出口商会体制,完善对企业的服务。加强重要商品进出口的平衡和管理,继续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健全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加强对外谈判工作,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2)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注重提高引资质量,把利用外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及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研究规范开发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开发区健康发展。(3)加强对境外投资合作的规划指导,推动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全面落实并逐步完善内地与我国港澳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九)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会会的部署,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利用当前经济增长较快、发展环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抓紧研究解决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问题。要协调好改革进程中各方面利益,注意把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改革。(1)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继续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推进国有企业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和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邮政、铁路等行业的改革,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步伐。(2)认真实施行政许可法,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投资体制改革工作,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3)稳步推进财税、金融和价格改革。逐步推行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健全金融企业监管机制,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建立健全内控机制。选择有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出台电价改革配套办法,完善水、石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4)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十)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1)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妥善解决城市困难家庭在子女入学、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困难。(2)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扩大以工代赈规模,规范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做好灾区和贫困户的税费减免,切实解决好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3)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4)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引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03年,中国经济经受住了“非典”和伊拉克战争的两大冲击,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91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5%,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1%,基本恢复到“非典”前的快速增长水平。我们运用月度宏观经济计量分析模型预测,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会继续提高,全年GDP增长率可以达到8.6%。这表明新一届政府有很强的应对危机和宏观调控能力,也说明我国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考虑到明年世界经济可能会有所好转,国内总需求也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我们判断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可能会好于今年;而当前物价的上涨,也不太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一、明年的经济形势很可能好于今年 我们判断明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可能会好于今年,经济增长率大概在8.5%左右。其基本依据是: 1、经济的内在增长趋势不断增强 1—10份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转和保持快速增长的基本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已经具有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这是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为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经济内在增长趋势在不断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良性互动。消费结构升级加速,以“吃穿用”为主的消费结构正在加快向“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转换,特别是去年以来,居民对汽车、住房、通讯等新兴耐用产品的消费力在明显提升。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下,住宅业、通信业、汽车制造业、旅游业等行业加快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其次,民间投资的自主性增强。今年以来,企业自筹、外资、国内贷款增长明显快于预算内资金,前三季度,预算内资金同比仅增长2.1%,回落46.7个百分点;而自筹资金同比增长49.0%,加快21.2个百分点;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85%左右上升到目前89.9%。这说明政府主导因素在不断减弱,投资的自主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第三,居民消费预期和企业家投资预期快速回升。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9.6,分别比二季度和去年同期提高14.3点和7.3点,接近今年一季度创下的近年最好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由6月份的88.6点回升到9月份的93.1点。这些数据表明,消费者和企业家对未来经济走向预期良好。第四,工业增长速度和效益同步提高。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3753亿元,同比增长了17.2%;1-10累计共完成工业增加值327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1至10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6472.8亿元,同比增长46%。大多数行业利润继续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 2、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会有所好转 今年下半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都有经济复苏迹象,明年世界经济发展仍然具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总体上不可能比今年更差。 美国经济在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依然扮演着关键角色。最新统计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按年率计算达到7.2%,创近20年来的最高季度增长记录。特别是,前两年迟滞美国经济复苏步伐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已恢复了增长势头,第三季度增幅达到11.1%,明显高于第二季度的7.3%。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从10月份的81.7点上升至11月份的91.7点,达到了一年来的最高水平。大部分机构判断,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实质性复苏。 连续多年低迷不振的日本经济最近也显示出了好转的迹象,今年7-9月期GDP按照年利率换算增长了2.2%,连续七个季度出现实际增长率的正增长,复苏的基础进一步增强。在美国和亚洲经济复苏的带动下,欧元区经济今年下半年也开始有起色,预计明年增长率可望达到1.8%。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光明,今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可达5%,明年将提高到5.6% 基于这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对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的预测均高于今年。因此从总体上看,明年世界经济发展会进一步好转,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会比较宽松。 3、宏观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从9—10月份的情况来看,在国家有效宏观调控下,前阶段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部分行业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等过热苗头也得到了初步的遏制。 投资增长快、消费增长慢的状况有所改善。10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6%,比上月减慢3.9个百分点,与年初以来30%以上的高增长相比明显有所放慢。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猛的现象也有所缓解。相对而言,消费在三季度初步摆脱“非典”影响后进入正常增长阶段,10月份当月增长10.2%,是今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月份,也是今年增长速度首次达到两位数的月份。投资减速和消费提速的趋势开始显现。 信贷投放过多的局面得到初步控制。针对前三季度特别是上半年货币投放过多、信贷增加过猛等情况,下半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控措施,包括加大对房地产贷款的管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加强“窗口”指导等,应该说,其积极效应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在三季度贷款多增态势开始减缓的基础上,10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仅增加616亿元,比前三季度平均每月增加贷款2700多亿元的水平相比明显减少,同时也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贷款比去年同月少增的月份。 这些成效有利于改善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有利于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明年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4、国内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创新,保证了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国内环境。 全会明确提出,要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将进一步增强民间投资活力。 全会还要求,2004年国家在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等方面采取更直接、更有力、更明确的综合性政策措施。这将有助于农民减轻负担、扩大消费。同时,明年国家有望出台一系列促进收入增长、改善消费环境的政策措施,如个人所得税改革等,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城市消费的持续增长。 综合国际国内因素,总体上看有助于明年经济继续走高,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和“硬着陆”式的调控政策出台,我们预计明年我国经济形势会在今年的基础上继续走好。从三大需求看,受消费结构升级和物价上涨的推动,消费增长率预计将恢复到10%以上,高于今年水平;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但会略低于今年的增长水平,达到25%左右;由于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预计明年出口增长率将回落到15%左右。综合定性分析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结果,明年我国GDP增长率可望达到8.5%以上。 二、当前物价上涨不会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整体呈上升趋势。1—10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了0.8%,10月份当月上升1.8%。1-10月份,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了2.3%,10月份当月上涨1.2%。伴随CPI上涨的是GDP、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情形与1992—1994年的通货膨胀时期“似曾相识”,国内外对于我国是否会发生新一轮通胀争论激烈。我们认为,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当前局部性的物价上涨不会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1、国民经济发展的总环境决定了发生1992-1994年那样高通胀的可能性很小 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环境发生了明显改变: (1)供给能力大大增强。1992-1994年的过热主要伴随基础产品的短缺,因为那一时期基础工业仍然比较薄弱,当时出现的原材料紧张、电力紧张、价格上涨都是由这一状况造成的。但从21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基础产业能力有了巨大提高;一般产业的生产能力出现了普遍过剩,中国主要产品设备利用率不会超过80%。更为重要的是,供给增长的基础改善,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条件都可以支持供给能力较快增长,供给弹性大大提高了。 (2)市场主体更加成熟。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速度比1992年要快得多。今年以来钢铁、建材、电力等一度出现了紧张情况,在市场讯号的引导下,相关供给加速扩大。同时,个人的消费心理也更加成熟,消费失态有很大矫正,抢购行为不太容易发生。 (3)国际价格约束明显。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扩大,可贸易品比重增大,国内物价与世界物价关联度大大增强。尽管明年世界经济会缓慢回升,但国际生产能力总体过剩的状态不会改变,国际市场的通货紧缩趋势仍将维持并对我国国内市场价格上涨产生制约。 (4)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强,能及时出台一些预控措施,预防经济过热。这些变化决定了发生1992—1994年那样物价持续快速上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2、主要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不会拉动价格的全面上升 毫无疑问,粮价上涨会带动物价总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提高。首先,粮价上涨会直接带动食品价格的上涨。其次,粮价及食品价格上涨还会间接带动其它商品生产成本的提高,造成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但是从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体状况看,我们认为,这次粮价上涨,不太可能引领新一轮通货膨胀。 首先,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所占比例尽管仍然最高,但同上一轮通货膨胀高峰期的1993至1995年相比,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影响力已经减弱。 第二,90年代以来我国的工业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工业生产与农产品原料的关系明显减弱,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24.6%,比80年代明显下降。 第三,这次粮食价格上涨是由夏粮减产和秋粮收成不佳引发的。但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我国目前的粮食库存依然较为充足,通过调节库存完全能够弥补粮食缺口,价格上涨幅度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最后,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世界粮食产量有所下降,世界小麦和大米等价格都有所上升,但目前主要粮食品种的国内价格仍高于国际价格,这将会对国内粮价的上涨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3、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也不会引发价格的全面上升 其一,当前的CPI的上涨是由部分商品引起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三季度,除了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较明显之外,其余商品价格多为下降。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会受到一些异常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幅波动,并模糊消费价格的真实变动趋势,因此剔除了食品和能源消费价格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核心CPI)被认为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最佳指标。应用这个指标来看,9月份我国的核心CPI增速依然落在负区间;10月核心CPI有所上涨,但增速仍然小于1%。这也说明,当前居民消费价格的持续上升是缺乏内生性的。 其二,商品供过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据国家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司与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2003年下半年600种主要商品全国市场供求情况进行了排队分析:供过于求的商品473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8.8%;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27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21.2%;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许多商品由于供过于求或产品更新换代,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三,消费需求仍有很强的制约。社会保障机制的脆弱、收入增长缓慢与收入差距扩大并存导致近年来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前,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弱消费需求对物价上涨的制约还很强。 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对价格总水平的带动作用就不会像短缺经济时期那样强了。 4、经济发展存在比例不协调也构成了物价上涨的制约条件 一是投资和消费增长的失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明显地由投资主导,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今年以来,这一现象有扩大趋势。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7 年来同期的最高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为近3 年来同期的最低点;投资率在进一步上升,而消费率还在下降。 二是沿海和内地发展失衡。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为30.5%,比上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实现出口1225亿美元,占全国的64.4%,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到位注册外资占全国的比重达到65%。当前经济加速主要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加速,这些地区进一步主导经济增长,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三是中小企业增长偏慢。目前企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大型企业的拉动,为数众多的小型企业则缺乏活力。前三季度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不足8%,远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5%的增长水平。 这些差距制约了经济的全面过热,也制约了物价全面上涨。 5、我国经济还有增长空间 从理论上说,只有实际产出超过潜在最大产出时才会出现价格全面上升。而我国目前比较公认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8%-10%之间,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常态应该是连续四到六个季度在9%左右波动。那么,我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不会导致物价全面上涨。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市场供给对市场需求的反映大大加快。如今年钢铁、建材、电力等一度出现了紧张情况,在市场讯号的引导下,相关供给加速扩大,很快就上去了。在供给能很快跟上需求时,或者说,经济增长还有空间时,物价不可能全面上涨。 总之,我们认为对明年我国的物价水平会保持上升态势,但不会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而将在一个合理的区间(1—3%)内运行。 三、宏观政策将会在继续支持经济增长同时调整力度和结构 制度设计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如94年财政体制改革,与93年经济过热是直接相关的。另一方面,财税体制改革又会为中近期的财政政策提供最有力的体制基础,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条件。所以,有必要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来理解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关注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对宏观政策的影响。 1、财税体制改革总体上会减轻税负 从《决定》来看,收入方面改革对财税政策影响是:总体上对各类经济总主体的税负要减轻,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1、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将形成总体上的减税负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2002年我国税费总体负担占GDP的25.1%,虽然低于发达国家的30%的平均水平,但却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16%-20%的水平,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将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 2、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将有利内资企业发展。现在除流转税外,还有一些税种和税制不统一,据有关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其宏观经济报告中)披露,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可能将外资企业所得税从15%提高到24%,将内资企业所得税从33%降到24%。但此举需要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修改。如果明年实现,将对内资企业有较大地刺激作用。 3、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推进企业投资尤其是推进高科技企业发展。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与考虑控制投资膨胀有关系。企业设备投资越多,税负越重。其对扩大投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同时,造成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重于其它产业。近几年,消费和投资不足成为主要矛盾。转型将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尤其利于新增固定资产较多的企业。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将要缩小税基,现行税率不变情况下,所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都有不同程度降低;当然,国家财政收入相应减少。明年增值税能否转型,或按什么方式和途径转型,这会对财政和企业有直接影响。据有关专家(杨卫华教授)估计,如果增值税转型后,在不允许把原有固定资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将减少收入200亿-400亿元。但从今年税收收入情况看(前三季度已达到1.5万亿元,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亿元),国家财政有此承受力。 4、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对支持农业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农村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方向,是根据我国三农特别是农民收入情况逐步用现代税收制度替代现行的农业税制,近期可能取消农业特产税,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有一定作用。 5、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将对明年出口有较大影响,进而也会使财政政策具有了一定的遏制经济过热的作用。今年出口大增既是好事,但增得太快会通过结售汇渠道逼使我多发货币。就这个角度而言,明年出口下降会减少因结售汇带来的货币供给量,这就使通货膨胀因素失去持续的力量。 2、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将会扩大改革所需的财力,而减少投资需求的财力 《决定》提出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这将进一步推进财政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解决事权过多、财力不足的矛盾,除做好收入征管这个老题目外,关键要改革支出。今后的基本思路是,财政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国家政权建设、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生态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需要。不属公共产品的就不要提供。建立公共财政,要把老百姓纳的税,用在老百姓身上,不能成为政府投资国有企业去变成国有资产。这对今后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支出改革和明年形势走势,可能会使国债发行规模有所减少,而且重点会有较大变化,会更多地投向农村、社会发展及西部落后地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 “淡出”的时间,我们曾提出 “七上八下十走平”的设想:1997年到2004年,这是积极财政政策向上的时间,然后就要平滑下行,三年中国债和赤字要相应下降,到10年时要实现年度的财政收支平衡。这个趋势是很可能的。 3、货币政策将在金融改革中保持稳定 1、《决定》对金融改革的论述,基调还是在促进经济与防范风险中寻找一个结合点,这就是“稳健”的含义,因此,货币政策只能是稳健的,不可能有新的变化。比如,《决定》中提出要“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依法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强化金融监管手段,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增强监管信息透明度并接受社会监督”。但同时又强调了“处理好监管和支持金融创新的关系,鼓励金融企业探索金融经营的有效方式”,使人感到了《决定》既强调金融监管,也希望金融机构能在支持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决定》中反映出的这种更多强调调控和监管倾向,可以说,是与今年二季度出现的信贷扩张过快引出的一种担心分不开。今年以来M2从5月始月月增长20%,支持了经济增长,但自身增长过快,也引发了房地产过热和结构性矛盾,加大了潜在金融风险。因此,控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既要防止通货膨胀,也要治时通缩。下半年以来,央行采取多种措施调控货币增长过快并初见成效,信贷高增长已初步控制。但同时也要防范新的信贷萎缩,因此,要注意政策的稳健。 2、《决定》又一次强调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反映出货币政策中更多要强调借助市场力量来进行调控。《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这反映出对货币政策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倾向。利率市场化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多年来,我国金融调控主要是信贷管理,缺乏利率这一中心参数,因此,调控时经常要借用行政办法。在经济转轨中,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即我们控制住了贷款规模却没能控制住货币供给量。究其原因一是直接的行政办法已控制不住投资规模,因而也控制不住货币需求量过速的增长;二是货币供给量中的相当部分是由不受贷款规模控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出去的。这种现象将会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而更为突出。必须承认,市场利率是调节货币供求关系的重要宏观政策工具。利率的变动,既受资金供求决定,又影响资金供求。商品价格市场化后没有实现资金市场化,作为最重要的资源——资金,就没法参与改变产业失衡和商品总供求结构性失衡的资源重组过程,金融调控也没法利用利率这一最重要的信号和杠杆。 明年人民币利率预计将基本稳定,加息或减息的建议都不会轻易轻易采纳。这将反映的是是货币政策在利率上的保持稳定的态势。 3、《决定》强调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反映出对明年货币政策是以稳应对变化的思路。这是一种改革汇率体制的提法。因为合理均衡水平,是市场供求的结果,而不是行政管理的结果。汇率形成机制合理性,比汇率水平高或低本身更为重要,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汇率的市场形成,也将对金融调控提供有力的信号和杠杆。 明年汇率水平更强调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贸收支平衡,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意味着减少贸易顺差。美元最近有所上升,美国对我升值压力有所缓和,但我们也要扩大进口,要力求实现贸易平衡。二是资本项下的平衡,在引进外资进来同时,也扩大对外投资的规模。《决定》指出,要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今后我们要追求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双顺差。三是结售汇发放人民币与央行投放票据回收人民币要平衡。现在外储备3600多亿,对增发人民币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在人民币升值还有预期,外储备还会增加。因此,要通过发放央行票据等对冲措施,来回收人民币。 4、《决定》强调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为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和货币政策,将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这意味着,今后将进一步支持资本市场发展,解决现在直接融资下降的问题。而有了好的市场基础,就可以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所以,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中,将更注重公开市场操作。 5、深化金融企业改革,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提供微观的基础。《决定》从发展与改革结合的角度,从城乡统筹的角度,从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公司、中小金融机构协调改革的角度,从现有金融企业改革发展与稳定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结合的角度,全面分析了如何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也反映了发展与改革的结合。这也意味着,央行将继续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加强流动性管理,防止风险。 总之,明年货币政策,将会在金融改革加快的进程中继续保持稳健,货币政策踩“急刹车”的可能性很小。但其中又包含着有扩张有收紧的两个方面,会有结构性的调整。在操作上,会使用多种货币政策手段来达到既支持经济又防范风险的目的。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加强经济形势分析管理办法 一、建立健全经济形势分析制度 一)县政府于每季度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分析全县经济形势,查找存在问题,研究对策措施。 二)各副县长按工作分工,原则上每月初分别召开分析会议,对分管部门和行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定期分析,并解决相应的困难和问题。 三)建立经济形势季报制度。县发改局、扶贫办、经贸局、财政局、农牧局、水务局、劳动保障局、商务局、统计局、物价局、人行县支行等部门,按季向政府报告经济形势。 二、认真做好经济形势分析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经济形势分析会的主要内容 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加强对各类经济热点问题的分析研究,结合我县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研究分析国家、省、市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我县经济发展的影响,关注周边省区、市县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经济指标,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全面准确客观反映全县经济运行情况,深入分析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县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加强对生产总值、工业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支、物价、节能减排和就业等主要经济指标变化走势的监测预测。 1工业经济运行方面。主要是全县工业经济运行特点分析,包括生产情况和发展趋势如何,工业增加值完成情况,效益状况,工业主导产业发展和运行情况,对工业经济发展全局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情况,主要工业品产量和价格变化情况,全县用电量(工业用电量)变化等情况;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高科技产业培育、企业自主创新和产品开发、工业园区(集中区)建设和产业集聚情况;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能源原材料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存在突出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2农业和农村经济方面。主要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气候环境等条件变化影响分析;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的进展情况,节水增收、农业生产有关环境等条件变化影响分析;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技术服务等;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种植业生产面积、产量;畜牧情况,包括主要畜禽产品的存栏量、出栏量变化,肉、奶、蛋等产品产量增长情况;农畜产品流通情况,包括农产晶基地、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及其带动农户增产、农民增收的情况;农村劳动力培训及输转的规模、质量和效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等方面存在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打算采取的措施和建议等。 3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方面。主要是全县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城镇、农村、三次产业和重点行业投资完成情况;投资来源和构成分析,包括政府投资、银行贷款、企业情况和非税收入情况;财政转移支付情况,包括一般性转移和专项转移支付情况;财政执行情况,包括项目建设资金配套情况和公共财政支出情况;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结构和运行态势;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4财政金融方面。主要是财政收入情况,包括税收收入情况和非税收入情况;财政转移支付情况,包括一般性转移和专项转移支付情况;财政执行情况,包括项目建设资金配套情况和公共财政支出情况;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结构和运行态势;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5服务业方面。主要是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传统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6消费和价格方面。主要是关系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主要消费品的市场容量、供应状况和价格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城乡分布;居民消费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能源原材料供应情况和价格趋势;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销售及价格走势;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化;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7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全县就业情况,新增就业和下岗职工再就业情况,城镇职工、农民工和大中专毕业生就业规模及动态变化,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就业培训和拓宽就业渠道的政策措施;养老、失业、医疗及城乡低收入群众社会保障和基本政策和实施情况;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8为民办实事方面。主要是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每年确定为民办的实事。年省、市、县政府承诺为民所办实事工作进度和落实情况;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 二)工作分工 经济形势分析牵头和协调组织部门为县发改局,注重对经济形势的综合分析与研究。各参与部门侧重于对本行业、本系统运行情况的具体研究分析,确保信息资源采集准确有效,不断提高经济形势分析的质量。发改局重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的综合分析,侧重于全县投资形势和项目建设进展分析,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统计局汇总、整理全县和省内外有关县区统计资料,会同发改局共同做好全县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对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每月定期报送政府办公室、发改局和相关部门。经贸局负责全县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综合分析,及时准确反映企业经济效益情况及生产运行情况,解掌握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突出问题,提出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建议。扶贫办负责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的综合分析,及时反映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及时发观和反映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农牧局负责全县农业经济现状、趋势和阶段性的特征分析,及时反映日光温室等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况,反映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商务局重点做好主要农产品市场信息的运行监测、编报和分析,及时对重要工业品、原材料、农产品和消费品市场做出分析预测,提出建议对策,特别要及时反映市场建设中存在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基本数据统计汇总整理,按月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资料及用工公告。物价局负责全县群众生活必需品、重要商品和服务监测,及时反映市场价格运行情况,并提供分析报告。人行县支行主要负责全县金融运行和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的分析和预测,针对金融运行中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提出金融促进全县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信息中心主要做好国际国内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解掌握全国、全省、全市和市内务县区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情况的比较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其他部门结合本部门职责范围和工作特点,及时收集整理本行业的相关资料,分析存在问题和原因,提出对策。 三)材料准备 由县扶贫办、经贸局、财政局、水务局、农牧局、商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局、物价局、人行县支行、信息中心等部门每月5日前将上月的分析汇报材料汇总,送县政府办公室、县发改局和统计局具体掌握每月各行业部门的经济分析情况,于每季度第一个月8日前,将上一季度的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上报县政府。 三、有关要求 一)切实加强对经济形势分析工作的组织领导。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经济运行分析工作,要把这项工作纳入日常工作议程,指定专门工作人员,切实做好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及时协调解决本部门、本系统经济运行中存在突出问题,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二)充分发挥发展改革和统计部门经济形势分析工作的职能作用,加强协作。县发改局、统计局要共同做好全县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向县政府汇报,并及时向各部门通报情况。统计部门要及时做好数据统计工作,每月5日前完成数据统计,为经济运行分析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县发改局要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衔接,畅通信息传递渠道。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相关统计和分析工作,及时报县发改局汇总。 三)充分发挥统计部门的统计职能和行业部门、基层单位的基础统计作用。要加强统计执法力度,各部门、基层单位要及时按要求向统计部门报送基础数据,统计部门要及时做好数据统计工作,为经济运行分析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四)不断改进分析方法,加强分析的实用性,严格把好季报检测分析质量关,做到月度有行业分析,季度有综合分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提出能见实效的对策措施。同时,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深入调查,快速反映,立足于“短平快”专题分析方面有新突破。 五)对于经济形势分析会梳理出的突出问题及决定采取的对策措施,由政府办公室每月督促有关部门整改和落实。 六)各有关部门要健全经济运行监测预警机制,完善信息网络系统和预测预警系统建设,科学判断经济发展态势,力求做到未雨绸缪;建立完善经济运行调节机制,提高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能力,及时化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完善经济运行引导服务机制,坚持市场导向,扩大信息交流,深入调查研究,完善信息和政策导向制度。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农村经济形势分析 今年以来,我市各级按照中央、省、市一号文件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切实抓好春季麦田管理和农业技术服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目前,我市春季农业生产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形势较好。预计一季度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与上年同比增长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与上年同比增长10%。 一、一季度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1、抓好春季麦田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我市今年小麦播种面积311万亩,比上年增加10万亩。今年共实施150万亩优质专用小麦良种推广补贴项目,占全市小麦面积的50%左右。由于07年我市部分小麦因墒情差播种晚,冬季气温持续偏低,无有效降水,目前小麦苗情总体比去年较差。据目前调查分析,全市小麦一类苗面积为94万亩,占30%;二类苗面积为124万亩,占40%;三类苗面积为93万亩,占30%,分别比上年减少20.4%、增加5%和15.4%;一类苗面积减少幅度较大,二、三类苗面积扩大,整体苗情不容乐观。全省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后,我市及时做好春季麦田管理工作,突出一个“早”字,把划锄追肥作为早春增温保墒、促根增蘖的重要措施,根据小麦苗情特点和土壤肥力状况,加大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力度,科学合理使用化肥,促进苗情的转化升级,为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2、春耕备播工作陆续展开。春耕备播计划、物资储备、技术指导等工作落实较好。今年我市预计春播粮食面积59万亩,其中春玉米14万亩、薯类33万亩;春播棉花45万亩,春播瓜菜面积60万亩。全市已准备化肥8.7万吨、农药650吨、农膜1600吨,农大108、郑单958、泉星2101等杂交玉米种子0.8万吨、棉花种子0.08万吨,检修农业机械7.9万台(套),各项物资准备比较充分,基本满足了春季生产所需,为春播备耕创造有力条件。 3、惠农支农政策落实较好。今年粮食直补面积380万亩,比上年增加10万亩,面积核实工作已全部完成,并上报省有关部门。全市170万亩良种补贴面积任务已经落实,今年将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面积300万亩,农资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惠农支农政策也将在2季度全面落实;能繁母猪、奶牛补贴及母猪政策性保险落实较好,预计全年能繁母猪和良种奶牛补贴达将达2300万元以上,母猪政策性保险达6万头以上,这些惠农支农政策的落实,极大的保护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粮食增产和恢复生猪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取得积极进展,全年完成产业扶贫项目48个,总投资1.4亿元,到*年底,全市“一县十三乡”33万贫困农民的年纯收入水平基本达到1000元的省定贫困线,部分人口收入有较大幅度提高,本届政府提出的“三个基本实现、四个明显变化”的扶贫任务目标基本实现。 4、农田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市计划新建和维修各类工程项目3627项,投工1720万个,完成土石方3712万方。改善灌溉面积30万亩,发展和改善节水灌溉12.7万亩,疏浚河道330.64千米,改造中低产田13万亩,新打、配套、维修机井2600余眼,新修蓄水工程500余处,增加蓄水能力5600多万方,维修加固堤防近28千米,修复水毁工程900处。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加快构建现代水利体系,不断提高全市水利基础设施保障能力。重点项目,邢家渡、胡家岸灌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正在进行招投标。腊山分洪工程实验段已开工建设,征地及拆迁加快进行。开工建设了42个小型水库加固工程。 5、林业加快发展。围绕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创建生态城市为目标,坚持“南护水源,北治风沙”的要求,加大造林绿化行动力度,按照重点区域荒山绿化、退耕还果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全年计划完成完成造林14万亩,其中荒山绿化7.7万亩、退耕还林(果)4万亩,林业实现森林覆盖率增长1个百分点,总投资1.08亿元。南部山区重点进行了整地、挖、苗木准备等工作,积极实施退耕还果和荒山绿化春季造林。北部沿黄平原地区重点开展了农田防护林、速生林植树造林,搞好村镇植树。沿主要道路、河渠的绿色通道造林绿化工程已经全面展开。 6、认真抓好动物疫病防控,促进畜禽业生产稳定发展。从整体上看,全市畜产品总量持续增长,产业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规模化进程不断加快,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部署严密,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全市肉蛋奶总产量分别达到11.48、13.44、8.68万吨,分别增长2%、1%、12%;通过国家政策、项目扶持,母猪存栏头数回升较快,生猪生产得到恢复。畜牧业总产值达到25.2亿元,同比增长5%。根据我市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安排部署,4月15日前将全面完成今年的春季动物防疫任务,并确保所有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目前此项工作正在加紧落实。 7、主要农产品价格有所波动。自去年11-12月小麦、玉米价格达到最高点后(小麦0.85-0.86元/斤,玉米0.9元/斤),08年以来市场粮价基本保持平稳,并呈稳中下降趋势,2月份小麦、玉米分别为0.81-0.82元/斤、0.84-0.85元/斤,玉米价格降幅大于小麦,但与去年同期比价格仍然较高(07年2月小麦0.79-0.8元/斤,玉米0.76-0.77元/斤)。蔬菜,由于去冬持续低温,大棚蔬菜产量预计减产10%以上,加上南方冻雨灾害天气影响,蔬菜供应偏紧,自去冬以来蔬菜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据统计,3月份30种主要蔬菜批发价平均每公斤2.93元,比去年同期平均增长173%,除大蒜、圆葱、西芹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外,其他品种都有所增长。虽然产量减少,但由于蔬菜价格较长时间保持高位,蔬菜产业整体效益所增加。畜产品,禽产品、猪肉价格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25%和15.4%,鸡蛋价格3.3元/斤,上涨57.1%,牛奶价格0.9元/斤,与去年同期持平。肉禽蛋价格继续保持高位,但呈现逐步小幅回落趋势。 8、农资价格前期基本平稳,最近上涨幅度较大。在国家支农政策及宏观调控政策制约下,农资生产厂家积极消化煤电油运等成本上涨因素,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前期农资市场供应价格相对稳定。除碳氨出厂、零售价格略有上升外(上升5%左右),尿素、复合肥、农药、农膜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保持稳定,价格持平。随着春耕备播的全面展开,3月中下旬,农药、农膜价格保持稳定,春季生产所需化肥价格涨幅较大,国产碳氨、尿素、复合肥平均上涨20-40%,进口高效二铵上涨60%。目前,农资市场货源稳定,供应充足,春季生产所需化肥、农药、农膜、良种等农用物资基本能满足需求。通过积极开展农资打假护农活动,农资市场秩序良好。 9、抓好“十大行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行动,通过大力调整农业结构,着力培植特色主导产业,积极探索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式,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城镇建设行动,第二批08年计划开工的十个小城镇建设项目,正在进行项目考察、方案编制设计论证、招投标等工作,08年村庄改造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饮水安全行动,目前正在进行、确定水源、方案设计、招投标、落实队伍等前期工作,五一后全面开工。今年新建任务重点在商河、济阳两县,其余县(市)区进行工程扫尾和完善提高。今年计划解决400个村、32万人饮水安全,完善提高250个村,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生态富民行动,今年市财政安排3000万元资金,新增户用沼气4万户。目前全市正在进行落实户数、编制规划方案等前期准备工作。道路畅通、造林绿化、医疗惠民、教育振兴、弱势保障、市场拓展等行动正在积极推进。一季度全市共转移农村劳动力3.73万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严格控制化肥等主要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控制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近两年来,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继续在高位运行,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也成为农民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今年以来化肥等农资价格虽然在高位保持稳定,但随着春耕大面积开始,农资市场逐步转旺,农资生产成本刚性增加,价格可能重新抬头。建议相关部门早日采取措施解决,规范农用生产资料市场行为,严控农资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2、农业和农产品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突出表现在大路产品多,优质产品少,专用产品不足等问题,这些还远远不能适应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后人们对农产品品种和质量的需要。从服务城市角度,粮经作物种植中,粮食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占70%,畜牧业比重偏低,仅占30%。同时,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尚不明显,主导产业不突出,加工环节薄弱,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经营水平有待提高。 3、农业旱情有持续发展迹象。突出表现*年11月至*年2月,全市累计降水20.6㎜,比多年同期平均34㎜,少39.4%,其中今年1-2月,全市仅降水9.9㎜,比常年减21%;全市10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8690万立方米,比同期减2300万立方米,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局部地区已呈现轻度旱象。当前随着春季气温逐步升高和春播工作的陆续展开,下一步抗旱保丰收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4、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及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突出表现在龙头企业规模小、层次低、带动能力差,加工水平和技术装备不高,产加销联接机制不完善,市场竞争力不强。据统计,我市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数量仅占全省的3%左右,农业产业化经营处于全省中等偏下水平。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较慢,农民组织化程度还不适应农业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要求。 5、统筹城乡发展任务仍然艰巨。突出表现为城乡差距,二元结构的矛盾比较突出。除章丘、历城,其余四个主要农业县区,经济还欠发达,财政实力较弱;全市还有45万人口的年纯收入,在1500元贫困线以下;以水利、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商贸等为主的农村基础设施还不适应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的需要。目前农业投入,特别是在现代农业、生态环境、品种推广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欠帐太多,严重阻碍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 三、建议和措施 1、认真贯彻中央要求,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切实保护好基本农田,认真盘查整顿,杜绝乱占耕地现象的发生。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按照中央、省要求落实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采取多方面措施,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2、加快发展农业”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龙头企业上连市场、下联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没有强有力的龙头企业来带动,就不可能实现大的发展。目前我市规摸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与青岛、烟台等兄弟城市相比,数量偏少、规模小、创新能力不足、辐射带动力偏弱,不能有效盘活各类农业资源,制约着我市农业产业化发展。因此,要坚持用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进一步培育壮大一批优势产业、名牌产品的龙头企业。要围绕农民增收这个主题,加大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围绕优势农产品产业,以加工流通组织为龙头,发展一批区域化、专业化程度高的农产品产业带,实现生产规模化;继续推动畜禽养殖小区建设,进一步加快畜牧业发展;面向市场拓展加工流通,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实现营销市场化;进一步完善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解决土地指标、融资等方面的问题,为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创造条件。 3、进一步作好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要调动各级和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积极性,推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对各类水利工程的情况进行认真梳理检查,确保工程发挥效益。汛前应完成的水利工程要在汛前完工验收;跨汛期施工的水利工程,要抓住汛前的良好天气组织施工,并按度汛方案要求落实度汛措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抗旱水源,机井及小水源工程等要作好渠系配套。强化管理,加强监督确保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4、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培植壮大县域经济。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加快县域骨干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提高工业承载能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国内外企业在我市县域地区投资创业,带动县域工业的发展。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乡村工业,开拓国际市场。鼓励农民积极从事以当地特色农副产品为主的加工、流通行业,增加农民收入。 5、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立完善以县为中心、乡镇为纽带、村为基础的三级农科推广服务体系,加快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提高农业防灾抗害能力。采取多层次、分期举办的专业技术培训,加速造就一批技术带头人和科技骨干,更新农业推广知识,提高科技人员的整体素质。加强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让农民真正掌握无公害和绿色农产品的生产技术。切实搞好对种植户的技术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确保农产品优质、高产、高效,通过优质、高产、高效降低种植成本,实现增收。进一步稳定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保障农技干部的待遇。充分发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作用,开展科技知识培训,送科技知识到村、社,到农户,增加广大农民科技知识,促进农民增收。 6、继续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建立农民工维权长效机制。实现城市化、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工资性收入也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一是积极培育连结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中介组织,提高外出劳动力的组织化程度;二是进一步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的各种培训,进一步完善中、长期培训就业工作规划,建立长效机制,并推荐就业。建立健全劳务输出培训基地、劳务输出人才库,着力提高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和劳动力素质;三是加强信息服务,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和市、县、乡信息网络,及时准确而有效地向劳动力输出地区用工信息,增强劳动力外出目的性,减少盲目性;四是建立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管理机制,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规范用工企业、中介组织和劳动者的行为,保障外出劳工的合法权益,继续严厉打击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五是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保障劳务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六是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跨地区就业服务体系,要把解决跨地区劳务纠纷作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点,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煤炭经济形势分析及应对 【摘要】在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下,煤炭行业作为我国支柱产业,在保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随着近年来各种新能源的广泛应用,煤炭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煤炭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煤炭经济形势,并给我国煤炭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宏观经济影响;煤炭经济;煤炭行业;煤炭企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煤炭行业面临着严峻的市场环境,竞争压力不断增大,煤炭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生产、管理以及运行模式,不断提升自身企业的行业竞争力。 一、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下我国煤炭行业现状 1、我国煤炭供需变化 我国煤炭资源及其丰富,煤炭生产量及消费量领先国际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1—8月,我国煤炭产量高达25.7亿吨,同比增长4.4%,说明我国煤炭产量逐年稳步增长。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始开发新能源,使得煤炭行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煤炭市场呈现下滑趋势,我国煤炭消费量正逐步下降,逐渐被各种新能源取代。 2、煤炭产能过剩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当前我国煤炭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小煤矿企业大幅的增加,一方面导致煤炭资源的浪费,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还使得煤炭生产供大于求,形成产能过剩的机制。导致煤炭产能过剩的原因有以下四个因素:一是企业的过度投资,尽管煤炭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煤炭的生产效率并没有相应的提高,使得资本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劳动力过剩。二是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当前煤炭产能过剩具有地方政府的原因,由于当下实行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对于煤炭产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欲望较强,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煤炭产量的不断增长,使得煤炭产业产能过剩。三是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供需环境使得我国煤炭产能生产效率无法得到有效的提高,需要对煤炭行业进行结构调整并不断改善市场环境。 3、煤炭企业现状 (1)煤炭成本持续增长。当前我国大力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在进行资源整合,煤矿的基础设施及设备有了很大的改良,煤炭产业的利润水平不断下降,导致许多生产效率低下的煤炭企业出现亏损,严重影响了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 (2)煤炭价格不断下降。由于煤炭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煤炭的消费量逐渐降低,煤炭企业为了保证销售量,不断对煤炭价格进行下调,煤炭市场的竞争极其激烈,煤炭企业生存艰难,举步维艰。 二、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下煤炭企业的应对策略 1、企业坚定信念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势,企业需要正确看待自我,变危机为机遇,抓住发展时机,坚定自身信念,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煤炭企业经过不断的改革与调整,企业安全基础有了较大的进步,生产管理方式及企业运营模式日益完善,企业员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不断克服困难,构建了一支业务水平高、专业素质过硬、勇于开拓进取、乐于奉献、不断创新的优质员工队伍,培养出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团队,使企业在面对危机时有了坚强的后盾。只有坚定信念,团结协作,以良好的心态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2、抓住企业发展重点 企业要实现发展需要保证效益。逐步进行企业内部市场化管理调整,对洗煤加工、煤炭销售以及成本进行严格把握,创造高效的生产经营方式,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增强节约的意识,企业各级管理者需要对企业经费进行严格把控,对企业生产经费及各种支出实行系统化管理,将有限的企业资金用到实处,杜绝铺张浪费、形象工程,倡导节约,实现企业煤炭生产效率最大化。第二,要进行企业内部市场化管理,稳步构建合理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实现缩减生产成本、创造经济效益的目标。第三,实现增量增效,对生产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保证各种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提高原煤入洗量,增加煤炭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严格把控洗煤质量,最大程度地提高精煤回收率,以高质煤来拓宽市场。 3、坚持市场化原则 煤炭企业要进行改革,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建设高质煤炭生产基地,合理调整煤炭资源,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根据市场的要求,对煤炭进行高效开采,防治过度开采情况发生,协调好煤炭产量与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促进煤炭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采用先进的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促进煤炭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健康发展。 4、项目带动 优化井下各大系统“合岗提效”。重新对供电、运输、排水等主要系统进行梳理和优化,合并小的配电点或者将配电点和绞车房设置在一起,减少岗位工,实现一岗多能。同时,要紧密结合生产经营计划,不断优化和改造各采区的供电设计,减少配电点的设置,尽量将集中配电点设置在用电负荷中心,实行集中供电,这样可以降低线路损耗、减少电缆和设备的需求,同时还能方便操作和管理;皮带运输系统可以将两部,甚至三部皮带进行合并,减少皮带运行管理人员,实行集中控制和自动化管理,在提升矿井自动化水平的同时降低人工成本,实现合岗提效。新技术、新装备的不断投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提升矿井装备自动化水平。例如:第一,排水系统采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无人值守,并可实现远控操作,这样就能减少岗位工的投入,降低成本。第二,采区的运输皮带实行集中控制系统,采用先进的皮带集中控制系统,可实现对采区两三部皮带的集中管理,定点操作,在降低人工投入的同时,提升矿井的自动化水平。第三,变频装置的使用,对于那些大功率的用电设备以及需要频繁启动的设备,采用变频控制系统,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设备启动时的启动电流,减小超大电流对设备和线缆的冲击,同时减少对电网的冲击以及谐波和杂散电流的产生;另一方面可以节约大量的电能,设备可以根据所带负荷的大小及时调整输出功率,并可实现大范围的调动和控制,节电效果显著。第四,瓦斯发电机组余热利用,可以充分利用发电机组本身的运行温度,来为矿井提高热水,一方面可以降低设备运行温度,达到冷却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锅炉的运行时间,降低对煤炭的消耗,达到双赢。加强对设备运行的管控,减少对电能的消耗。例如:主排水系统选择在用电低谷的夜间进行排水,降低电费;皮带和刮板机也实行集中控制,严格管理,避免设备空转;猴车和立井罐笼实行约点上、下人员,避免因个别人员上下而导致设备的长期运转和降低提升运输效率;主要大巷和皮带巷的照明灯实行双线控制,将照明灯设置在不同的两个供电线路上,在设备停止运转时,可以方便地关掉一组或全关掉,减少电能的损耗。加大对井下瓦斯的抽采力度,对于高瓦斯或突出矿井,一定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抽采计划,并严格检验抽采效果,最大限度地抽采瓦斯,并利用地面发电机组将矿井最大的危害瓦斯,变为发电的能源,为矿井提供电能,在有效消除瓦斯危害的同时,还能为矿井提供优质的电能,一举两得。 5、对煤炭质量进行严格管理 当前我国煤炭市场呈现下滑的趋势,煤炭企业需要对煤炭的质量进行严格管理,不断增强煤炭质量的稳定性能,以高质量煤炭在市场取得地位,增强自身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煤炭质量进行管理主要体现在对煤炭采场的管理上,煤炭企业要加强生产意识,根据市场供需的变化,对煤炭质量进行合理调整,不断提高煤炭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例如潞安集团加强了对煤炭的质量监测,对于喷吹煤的质量检测多达5个环节,从煤炭出井一直到装车过程都进行严格把关,保证煤炭的质量。 6、对成本进行科学控制 企业的目的在于赢得经济效益,而在当今煤炭供大于需的市场环境下,煤炭企业要想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就必须从煤炭生产成本上进行控制,缩减非生产性的开支,使得企业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要对管理成本进行科学控制,不断优化煤炭生产结构,进行科技创新,避免出现浪费的情况,在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将节约成本的理念贯彻整个生产过程中。 7、改善企业的运营环境,开拓煤炭市场 根据煤炭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构建相应的税收财政系统,实现煤炭产业的转型发展,同时政府需要对煤炭企业采取优惠政策,适当减少煤炭行业的税收,促进煤炭企业的长久发展。企业自身需要抓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机遇,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维持原有消费群体并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群体,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8、加强市场信息的建设 煤炭企业需要构建健全的市场信息平台,加大与能源研究机构、煤炭消费群体以及其他煤炭企业的交流力度,及时了解煤炭行情信息,对煤炭市场的变化进行实时分析,并想出应对方法,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9、对进行煤炭深加工,开发新技术 由于我国煤炭资源极其丰富,而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缺乏,使得煤炭出现产能过剩的现状,现有煤炭企业需要对煤炭进行深加工处理,例如煤基油、煤化工的深加工等,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利用科技手段来缩减生产生本,创造煤炭新价值,实现煤炭资源的使用效率高效化,从而实现煤炭企业的健康发展。例如,潞安集团开发煤基合成油技术,在煤炭深加工方面走在众多煤炭企业的前列,这是对能源开发利用的积极探索。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情行下,我国煤炭经济形势不太乐观,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但煤炭企业要坚定信心,不断改进企业自身的生产、运营、管理模式,开发新技术,提高煤炭利用率,不断开拓煤炭市场,对煤炭进行深加工处理,促进煤炭产业及企业自身的长久发展。 作者:刘板女 单位:同煤集团忻州窑矿科协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畜牧经济形势分析 作者:王海鹏 聂兴泽 单位:黑龙江七台河市畜牧兽医局 七台河市畜牧业发展在2010年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由供求关系变化导致的生猪价格下跌、养殖效益下降成为畜牧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在困难面前,畜牧管理部门协同广大的养殖业户共同抵御风险,认真贯彻“三农”发展的相关部署,积极争取国家、省的有力支持,大力发展规模养殖,充分调动广大畜牧工作者和养殖户的积极性,确保了畜牧业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取得了良好效果。 1生产情况 1.1存出栏黄牛及肉牛存栏3.91万头,同比增长8.27%,出栏1.05万头,同比增长-33%;生猪存栏22.59万头,同比增长17.16%,其中,能繁母猪存栏达4.71万头,同比增长了8.64%,出栏11.75万头,同比增长32%;山绵羊存栏14.02万只,同比增长6.87%,出栏3.2万只,同比增长-7%;禽存栏217.8万只,同比增长20%,出栏174万只,同比增长14%;奶牛存栏2556头,同比增长14.77%。 1.2产品产量肉类总产量达14684.3t,同比增长12.07%,禽蛋产量4691.9t,同比增长12%,牛奶产量1902.5t,同比增长31.44%。 2主要特点 2.1畜产品价格下滑,饲养量逆市增长受畜禽生产周期行变化及部分地区疫情严重双重因素的影响,进入2010年,以生猪为主的畜禽及其产品价格连续下跌,养殖效益逐步缩小。春节过后,生猪价格不断下滑,从3月12日开始进入了亏损状态。但由于前期市场价高利好,养殖户从中获取了充足的发展资金,规模化生产的比重增大,抗风险能力的得到进一步加强。近两年,一些养殖场(小区)在国家、省、市各项优惠政策的扶持及项目的拉动下,养殖规模不断壮大,标准不断提升,新建及改扩建规模场(小区)已经投入生产运营,目前,正处于生产高峰期,因此,在生产上表现出供大于求,出现了在价格低谷期逆市增长的局面。 2.2规模化生产成为畜牧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产业基础不断巩固近几年,国家、省、市都不断加大对规模养殖场(小区)的扶持力度,使我市小区数量迅速增加,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几年来,我市已有14家养殖场在国家标准化项目的支撑下完成了规模化、标准化改造,已有15家养殖场在市级新建及改扩建标准化养殖场项目扶持下不断壮大。据统计,截止到今年一季度末,全市现有养殖专业户3695户,各类养殖大户为1021户,养殖专业小区92个。据调查,2010年,我市将新建及改扩建规模养殖场(小区)35个,总建筑面积10万m2,规模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为畜牧业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安全生产能力不断加强兽医体制改革以后,我市进一步完善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强化了市、县(区)、乡、村四级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加强了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执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致使我市已连续多年无疫情发生。进一步加大了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监管力度,完善了饲料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测和认证体系,强化了饲料和兽药监管,从生产源头确保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切实改善畜产品质量和安全卫生状况,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进一步加强畜产品的监测力度。 3生产形势预测 3.1生猪受前期市场的影响,生猪存栏量显著增加,特别是母猪的增加量更为显著,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提供的最新数据,目前,全国能繁母猪数占整个生猪存栏量的11%(我市目前为20.8%),远高于正常值9%,并且这些母猪大多数处于青壮年繁殖旺盛期,淘汰难度较大,潜在的生产能力将导致后期的生产中表现出较强的惯性作用,供大于求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低价周期持续时间可能相对较长。 3.2奶牛随着我市奶牛倍增计划的不断深入,我市奶牛存栏将大幅增加,而且近阶段国人对国产乳制品消费信心不断恢复,我国乳制品行业将逐渐好转,奶牛养殖户的效益将不断提升。 3.3肉牛及山绵羊由于我市草业资源有限,肉牛和山绵羊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养殖总量增加缓慢,并且国家、省、市对肉牛和山绵羊的扶持政策有限,肉牛和山绵羊增长速度一直较慢。预计在无重大动物疫病的影响下,肉牛及山绵羊生产将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势头,养殖量会稳步增加,养殖效益也会相对稳定。 3.4家禽今年在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情况下,家禽饲养量将进一步增加,但价格会受生猪价格的影响继续保持较低的水平。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分析及下半年走势判断 摘要: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走势呈现四个突出的亮点:消费驱动的增长循环正在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日益显著,经济增长正在降低对投资的依赖,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并未消除,部分部门仍面临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的沉重压力,但短期内中国经济运行基本筑底趋稳,具备实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软着陆”的良好条件。 关键词:投资下滑;去杠杆;稳增长;软着陆 一、上半年我国经济走势呈现四个突出亮点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约29.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符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7%左右的预期目标。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仍渐趋企稳,稳中向好,实属不易。概括讲,在经济增速企稳中,我国经济运行尚呈现如下四点亮色。 (一)消费驱动的增长循环正在形成 从需求结构看,2015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较2014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见图1),接近美国和日本60%~70%消费驱动的增长贡献率。尽管这是投 图1 我国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 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的缘故,但也意味着由消费驱动的增长循环正在形成。与投资和净出口的宽幅波动不同,消费需求表现比较稳定。201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14.2万亿元,同比增长10.4%,较上年仅下滑了1.7个百分点(见图2)。其中,消费结构继续升级,消费产品升级换代加速,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通信器材同比增速高达37%,而以网络销售为主的新型消费业态亮点突出,网上零售额占到零售总额的11.6%,同比增速高达39.1%。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消费尚存在向境外流动的现象,但还不到国内零售总额的4%,而且随着我国在2015年6月底前开展对部分国外日用品降低关税试点和调整部分商品消费税,境外消费回流有望拉动国内零售总额提升2~4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更加显著。 图2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日益显著 从产业结构看,2015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至49.5%,比2014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见图3);上半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6.8%,较上年同期提高了7.4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7个百分点(见图4)。这主要得益于金融服务业增长较快,上半年金融服务业对GDP累计贡献率接近20%,远高于2014年全年8.2%的贡献率(见图5),其中资产规模超过8万亿元的证券行业对第三产业贡献较大,仅上半年股票交易金额累计同比增长了543%,大幅度增加了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尽管这一趋势难以持续,但可以预计的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出现大幅下滑,因为包括快递物流在内的新兴服务业快速增长,对第三产业将会提供新的支撑。这些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国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趋势还在延续。 (三)经济增长正在降低对投资的依赖 从投资需求看,投资下滑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速降至7%的主导因素。2015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1.4%,较2014年同期下滑了5.9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为9.7%,较上年同期下滑7.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只有4.6%,较上年同期下滑9.5个百分点(见图6)。从另一角度看,经济增长正在降低对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依赖。由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对房地产投资高度依赖的基础上的,表现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与我国GDP增速走势趋同。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以来,这种趋势尽管没有发生改变,但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正在减轻。这预示着中国经济转型要经历这一阵痛,但也必须割舍对房地产业的依赖。 (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出现可喜变化。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5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93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超过同期GDP增速0.6个百分点,其中主要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实际增长8.3%,快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个百分点(见图7)。这意味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83,较2014年同期缩小了0.04。要在2020年确保全面实现小康,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很关键的环节,这是民生改善并使大多数人享受到改革成果的具体体现。 图7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二、投资持续下滑源自主动调整的结果 当前投资增速出现下滑应是我国经济发展主动调整使然。我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形势,尤其是结构调整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带来了去库存/产能和去杠杆两种调整过程。去库存/产能是主动优化结构的必然,而去杠杆是有效管控风险的必需。 (一)加速去库存/产能造成盈利下降和投资减少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的刺激带来产能扩张和房地产繁荣,但随着国内外有效需求增速放缓,新增库存或产能面临消化困难,造成资金周转紧张,盈利持续下降,“造血”机能失调,影响了后续再投资。 1.部分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大 在房地产领域,尽管房贷新政、降准降息和公积金政策调整等系列措施刺激了房产销售回升,但也主要限定在一线城市和少数几个其他城市,大多数二三线城市商品房销售情况并不理想。截至2015年6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573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0.8%,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只有3.9%,若按上半年全国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约6816元(再扣除每平方米1200元的部分建安成本),待售商品房将占用资金约3.7万亿元,再加上大量未领预售证的在建工程和土地,这一数据估计至少有7万亿元以上,这对房地产开发再投资形成极大的资金制约,后续工程面临资金断供问题。 2.部分制造企业去产能压力大 在制造业领域,受内外需求不振影响,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部分行业受到较大冲击,产能利用率不高,去库存压力沉重。以钢铁业为例,受供大于求的影响,钢材只能以白菜价格卖出,如螺纹钢跌到每吨1900元(每斤0.95元),2015年1―5月全国重点钢企主业亏损近165亿元,且亏损面在持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行业进一步的投资空间。工业企业盈利出现恶化,导致各级政府税收收入出现下滑。 3.基建投资面临资金约束压力大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和企业都想利用基础设施投资消化过剩产能,这确实是化解产能过剩的好办法之一。2015年年初,基建投资呈现高增长势头,促使一季度经济增速没有跌破7%,但4月基建投资也突然失速(见图8)。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为调结构需要,适当做出“减法”,自2014年9月开始中央政府就加速消除地方政府债务杠杆,致使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抑制,再加上银行信贷出现萎缩,使更多资本流入股市或外流,基建投资缺少资金供给,从而使投资增速出现一定下滑。 图8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二)加速去杠杆引发债务担忧和投资失血 前期刺激政策引导下的产能扩张和信贷膨胀,致使现在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投资者偿还债务压力加大,利息负担加重,使政府和企业再投资资金来源受限,而前期股市暴跌蒸发约14万亿元市值,促使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增持,使实业投资面临被“抽血”的尴尬境地。 1.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不减 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在2015年到期量约有1.9万亿元,如果包含2013年6月以来的新增债务到期的部分,预计2015年到期债务将达到3万亿元左右。在中央政府加速去杠杆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加重的债务负担使其面临融资难问题。在缓解地方融资方面,推出的PPP模式出现“干打雷不下雨”的尴尬现象,社会融资面临合作意愿偏低的问题。而地方债务置换计划,却因流动性不足、利率偏低、规模较大等问题,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也不高。 2.企业偿还债务压力较大 据标准普尔一份报告显示,2013年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达到14.2万亿美元,按1美元兑6.2元人民币计算,折合约88万亿元人民币,约是2014年GDP的1.4倍。另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总额约有60万亿元,几乎与2014年的GDP相当。受内外需求疲软影响,很多企业盈利能力出现下降,再加上前期融资成本较高,企业背负的利息负担很重,债务违约风险加大。2015年以来,企业债市场出现ST湘鄂、天威保变、珠海中富三大违约案例,打破了债市刚性兑付的默认规则。 3.股市去杠杆引发“抽血”效应 前期对股市配资的放纵,引发大量资金涌入股市,致使真实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有限,高杠杆带来的泡沫风险剧增。2015年6月15日,在监管机构规范融资融券和严查场外配资等政策措施的作用下,仅经历17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中小板指、创业板指跌幅分别达到34.8%、40.6%和42.9%。股市出现暴跌迫使中央高度关切,采取紧急措施对高杠杆的融资融券和场外配资实时监控,严厉打击恶意做空股指行为,适当补充市场流动性,促使市场回归价值投资,尽快促使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由前期的杠杆牛、融资牛转为改革牛、转型牛。 三、下半年经济运行筑底趋稳,具备实现“软着陆”的良好条件 在经历上半年的经济减速的考验之后,我国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正在增多,预计下半年会扭转经济下行态势,经济增速将稳中略升,可能出现小幅度的V形反弹,实现从高增速下降至中高速平稳增长的“软着陆”可能性增大。预计全年GDP实际增速在7.1%左右,经济结构持续得到改善。 (一)“稳增长”政策持续加码并逐步见效 自2014年11月进入降息周期之后,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就倾向于稳增长。由于2015年一季度经济增速表现不及预期,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各类刺激增长政策逐步加码。 1.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 其中上半年列入计划的项目,下半年将会实际投产。如财政部提出要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包括加快拨付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资金、充分利用铁路发展基金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发改委提出要推出四大工程包,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和城市轨道交通,以加强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 2.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前期降准、降息等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改善市场流动性,使资金约束有所缓解。 3.房地产销售回暖 二季度部分地区房产销售回暖,由此带动下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加,以及钢铁、水泥、装饰材料等产业补库存需要。 4.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提高 在地方债置换加码和支持借新还旧政策下,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将会被带动起来,预计下半年投资力度将加大。 5.出台了稳定外贸的政策 出台了稳定外贸的政策,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和调整消费税,有望进一步提振进出口和消费回流,净出口和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还会增大。 (二)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政府提出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让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力,有效支持经济增长。 1.财政存款余额仍有活用空间 据审计署抽查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抽查的22个中央部门有存量资金1495亿元,18个省本级财政有存量资金1.19万亿元。截至2015年6月末,我国财政资金存款余额约有4万多亿元,各级财政已收回沉淀和违规资金2500多亿元。这些存量资金可以统筹盘活,用于急需的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建设领域,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2.政府财政赤字仍有伸缩空间 2015年计划的财政赤字规模是1.62万亿元,占GDP比重的2.3%,尚远低于3%的安全线,加上上年未使用的预算结余和今年上半年的财政盈余,下半年财政赤字实际可用额度为2.4万亿元左右。 3.中央政府可以继续发债核销前期债务 我国政府债务尚处在安全范围之内,目前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用广义口径来计算也不超过30%,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在内也仍然在60%的安全线以内,各级政府仍有发债空间实现前期债务的核销。 4.政府仍有大量的优质资产可以证券化 当前,各级政府依然有大量优质资产可以用来做抵押与信用担保,这既可以部分解决建设资金来源约束问题,也利于缓解短期偿债压力。 (三)宏观调控能力越发成熟高效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开启“双引擎”,助力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在此情形下,意味着宏观调控目标将由单一增长目标转向多重目标,即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一个都不能少。 1.应对多重调控目标做到及时到位 当前面对出现的“跷跷板”现象,政府需要精准施策、定向调控,使调控政策跟准经济波动频率,既不过早,也不滞后,尽可能由“跷跷板”过渡到“不倒翁”的状态。 2.应对突发风险或紧急问题不能贻误先机,需及时采取强有力措施应对 在这次股市的“抗险救灾”中,中央政府适时采取强有力政策,通过向市场释放流动性,遏制股市崩盘和风险外溢,同时表达决心,坚信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维护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这都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向积极向好的势头发展。 (四)深化改革开放能增添经济新活力 当前,我国政府正在通过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向社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同时通过市场准入、财税、国企、商事、要素价格等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制订了“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50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传统制造转型升级,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涌现一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 2.有序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开放型经济体建设 帮助企业寻找国际合作新空间,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快优势产能、先进技术、新兴市场等的国际合作,加快推进外贸新型商业模式发展,包括加快落实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切实促进进出口的平稳增长。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当前工业经济形势分析 目前,中国工业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但工业经济继续大幅下行的压力已基本缓解 当前工业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1.工业经济大幅下行的压力有所缓解,将进入较长时期的筑底企稳过程。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下行轨道,在5年的时间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10年的12.6%下滑到2016年的6%,下滑幅度超过一半。造成中国工业经济下滑的原因,既包括国际市场需求大幅降低等外部因素,也包括中国前期经济刺激政策逐步消化带来的副作用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然而进入2016年以后,这些不利因素在工业经济增速上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换句话讲,这些因素拉动工业经济继续大幅下行的动能也基本消散。国际市场形势开始逐步好转,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效果开始显现,很多地区、领域呈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虽然当前工业运行的整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只要不发生新的系统性风险,工业经济进一步大幅下滑的可能性并不大,工业经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筑底过程。 2.中国工业仍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要素禀赋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曾对工业增长起到关键作用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但是,在传统比较优势丧失的同时,中国也积累了一些新的、更加高级的比较优势,包括: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力质量得到很大提升;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改善;资本积累取得很大成绩,中国已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年度专利申请数量居全球首位等。这些新的比较优势将推动工业企业实现竞争优势转换,使中国真正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下一步,随着工业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推进,中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也将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 3.工业企业经营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目前中国工业企业营环境在很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改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秩序仍不够规范。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企业信用意识弱,商业欺诈、逃废债现象日益严重,财务失真行为比较普遍;企业之间不公平竞争问题大量存在,很多企业热衷于向政府寻租,以虚假经营活动骗取国家优惠政策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很多企业不愿意进行技术研发,行为短期化倾向严重。二是经营资源保障不足或成本过高。目前,虽然国家对资金的供给较为充裕,但银行出于资金安全考虑,未必将资金贷给那些最需要贷款的企业,而获得贷款的企业也未必将资金都用于生产性投资或日常经营。相当一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然感觉资金紧缺。同时,房地产的利润远远超出制造业的平均利润,也必然诱导企业将剩余资本投向房地产而不去追求技术创新,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三是税费负担仍然较重。近些年来中国工业企业税费负担不断减轻,但与国际水平相比,税费占企业成本的比重仍然较大。经测算,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约为16%,而美国仅为7%,表明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仍有较大的降低空间。 政策建议 目前是中国工业经济筑底企稳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应加强风险监测预警,防范各种因素有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应加强制度建设,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特别是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以提升效率、质量和竞争力为主线,提高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供给效率和结构水平。 1.加强经济调控,防范系统风险。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风险,必须加以重视、谨慎应对,否则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从而对工业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影响。一是谨慎做好房地产行业调控。多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也造成了工业经济的粗放式增长。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收紧性调控政策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下一阶段,应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避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对经济造成冲击。二是谨慎应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目前,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存在贬值压力,有可能会引发中国资产价格全面下跌,使得国内外资金大量流出,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并密切关注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三是谨慎防范资本市场风险。由于中国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无论是企业、个人还是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运行方式都缺乏足够的理解,尤其是在金融监管体系和安全网体系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监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当前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 2.改善企业环境,优化产业生态。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改善企业环境是打造良好产业生态的根本前提,其核心目标是为企业构建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一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意味着国资和民资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而且意味着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化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形成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带来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二是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工业发展中面临着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一些竞争性行业产能过剩十分严重,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而在一些垄断行业则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竞争性行业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垄断行业,意味着资产配置效率的大幅提升,从而实现工业经济的内涵式增长。三是降低企业税负。要想真正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必须要做好“顶层设计”,实施全方位的税制改革。要对中国企业之间的税负分布和转移情况进行精细的计算和研究,制定科学的应对措施。四是优化市场竞争秩序。工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市场微观主体的政策依赖性过强,在争取优惠政策方面花费太多精力,不少企业在行为上表现出“短期化、投机化、功利化”的特点,缺乏从事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进而限制了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优化市场竞争秩序能够使企业活动回归创新这一核心要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作用,形成工业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支持企业创新,促进转型升级。要想实现以创新为本质的经济内生增长,必须要致力于增强经济活力,通过不断涌现的“草根创新”,提高整个工业的发展水平。一是发挥好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工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够提升自身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增加产品附加值,从国际市场的低成本竞争转向国内市场的差别化竞争,从而带动整个工业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和工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在技术赶超阶段,因为有发达国家的路径可借鉴,政府主导的技术发展战略可能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随着中国的角色由传统产业中的跟随者转变为同行者,由于存在不确定性,由政府直接决定产业发展的具体技术路线和项目,或由政府主导产业创新往往会产生政策失效现象。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政策的重心也应该是发挥企业自主性,企业会权衡风险与回报进行商业性的研发,公平的市场竞争更能够从大量的竞争者中筛选出最终的获胜者。二是发挥好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引导服务作用。政府部门资助重点应更多集中在基础技术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上,而不要指定资助哪条技术路线,更不应在企业竞争中“由政府选择赢家”并将其作为重点资助对象。为推进工业结构调整,政府应加快推动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提供优惠政策,应该通过一种竞争性的、更体现公平的方式分配支持创新的补贴经费,鼓励最有创造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又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同时,应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给予更大的空间,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运用等新领域里,要尽量避免对企业新创的经营模式和组织方式进行行政性限制。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国内外经济形势分析 一、世界经济形势鸟瞰 世界经济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一些经济体有较高的增长,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停滞不前。无论对哪个经济体来说,未来都充满不确定性,都需要认真面对。 (一)整体的经济形势及其未来展望 根据IMF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的全球产出增长率估计约为3%(折年率),相比前两个季度基本没有变化。虽然平均增长率保持稳定,但不同组国家的情况存在差异。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回升强于预期,主要原因是库存的拖累作用减小,制造业产出有所恢复。相反,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增长减缓,主要是由特定因素造成的。多数地区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前瞻性指标在第四季度仍然强劲。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经济活动在经历了2016年上半年的疲软之后强力反弹,经济已经接近充分就业。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欧元区)的产出仍低于潜在水平。在西班牙和英国等经济体,国内需求在英国退欧投票之后的情况好于预期,因此,第三季度增长率初步数据比之前的预测强一些。在日本,历史增长率的修订显示,2016年和之前年份的增长率表现好于之前的估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依然存在显著得多的差异。在持续政策刺激的支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略强于预期。但在阿根廷和巴西等目前处于衰退之中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旅游收入急剧收缩的土耳其,经济活动弱于预期。俄罗斯的经济活动略好于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石油价格的回升。 展望2017年,2017年-2018年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的经济活动预计都将加快,IMF预测这两年的全球增长率预计将分别达到3.4%和3.6%。目前IMF预测预计发达经济体2017年增长1.9%,2018年增长2.0%。鉴于美国新政府政策态势的可能变化,对于美国的预测尤其不确定。德国、日本、西班牙和英国的增长预测也已上调,主要是因为2016年下半年经济表现强于预期。对这些国家增长预测的上调超过了对意大利和韩国增长预测的下调。 2017年-2018年全球前景增强的主要支撑因素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预期加快。目前估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6年增长4.1%,预计2017年的增长率将达到4.5%,2018年的增长预计将进一步加快到4.8%。 IMF预测中国2017的增长上升至6.5%,因为预计中国将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同时配合推出促进增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然而,如果继续依赖政策刺激措施,同时信贷快速扩张,在解决企业债务问题、特别是强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方面进展缓慢,那么,经济更急剧减缓或出现破坏性调整的风险将增大。资本外流压力可能加剧这种风险,特别是在外部环境较为动荡的情况下。 IMF对尼日利亚的增长预测也做了上调,主要是因为安全局势改善促使石油产量提高。 但IMF对其他几个地区的2017年增长预测进行了下调。 在印度,本财年(2016年-2017年)和下一财年的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1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最近的纸钞回收和兑换措施造成现金短缺和支付中断,从而对消费造成暂时的负面冲击。 在其他新兴亚洲经济体,印度尼西亚的增长预测下调,原因是私人投资弱于预期;泰国增长预测也已下调,原因是消费和旅游业增速减缓。 拉丁美洲增长率的下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下因素:阿根廷和巴西在2016年下半年增长表现弱于预期之后,短期复苏预期减弱;墨西哥金融环境收紧,来自美国相关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加剧,以及委内瑞拉形势继续恶化。 在中东,沙特阿拉伯2017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弱于早先的预期,原因是石油产量因石油输出国组织近期达成的协议而被削减,同时,在其他一些国家,国内冲突继续对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二)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 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步伐持续分化。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较好,2016年呈恢复增长态势,全年GDP增速为1.6%,消费支出稳步提高。通胀水平有所上行,2016年9月以来CPI保持在1.5%以上且持续走高。劳动力市场状况继续改善,2016年11月失业率降至4.6%,为2007年8月以来最低,但12月略回升至4.7%,同时新增非农就业等部分短期数据仍有一定波动。受内需和出口回升拉动,欧元区经济复苏略有改善,通缩压力持续缓解,2016年12月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同比增长1.1%,创2013年9月以来新高。劳动力市场缓慢改善,12月失业率降至9.6%,为2009年5月以来最低。日本在2016年推出了一系列宽松刺激措施,但经济增长仍较缓慢,四季度GDP年化环比增速为1.0%,CPI在连续6个月处于负区间后略有回升。尽管日本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但家庭消费持续负增长,出口与投资仍^低迷。英国自2016年6月23日公投脱欧后,经济增长、物价与失业等数据均较为稳定,但英国脱欧安排的后续影响尚待进一步观察。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有所企稳,结构调整与转型压力依然存在。印度经济保持较快增长,2016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均保持在7%以上,但面临银行坏账率较高、私人投资疲软、产能利用率低等挑战。由于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俄罗斯和巴西经济逐步企稳,通胀也得到一定控制。在全球总需求增长缓慢和美元走强的背景下,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仍面临外需疲弱与跨境资本流动等潜在风险,自身也存在经济调整与转型压力。 (三)国际金融市场概况 美元指数上升,日元对美元升值,欧元和英镑对美元贬值,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汇率升贬不一。土耳其里拉和墨西哥比索贬值,而几个大宗商品出口国特别是俄罗斯的货币升值。 截至2016年末,美元指数为102.38,较上年末上涨3.74%;受基本面、避险及套利因素影响,日元对美元汇率为116.87日元/美元,较上年末升值2.93%;欧元对美元汇率为1.0513美元/欧元,较上年末贬值3.2%;受英国公投脱欧冲击,英镑对美元汇率为1.2336美元/英镑,较上年末贬值16.30%。同期,少数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升值,其中巴西里亚尔、俄罗斯卢布、南非兰特对美元汇率升幅较大,分别为21.7%、19.08%和12.60%。大部分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贬值。其中,印度卢比对美元贬值2.57%;受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影响,墨西哥比索对美元贬值17.11%;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17.30%。受美国经济数据向好、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伦敦同业拆借市场美元Libor小幅上升,欧元区同业拆借利率Euribor继续走低。截至2016年12月30日,1年期Libor为1.6857%,较上年末上升51个基点;1年期Euribor为-0.082%,较上年末下降14个基点。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继续分化。2016年末,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2.432%,较上年末上涨16个基点。日、德、法、英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收于0.049%、0.207%、0.682%和1.24%,较上年末分别下跌22个、43个、31个和72个基点。新兴市场经济体方面,2016年末,印度、俄罗斯和巴西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上年末分别下降124个、136个和503个基点;墨西哥、土耳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上年末分别上升118个和62个基点。主要经济体股市普遍回升。截至2016年末,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日本日经225指数、欧元区STOXX50指数、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较上年末分别上涨了13.42%、0.42%、0.70%、6.87%和14.43%。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印度、印尼、巴西和俄罗斯股市分别较上年末上涨1.95%、15.32%、38.93%和52.22%。大宗商品市场有所回暖,主要商品价格波动上行。受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2016年11月达成限产协议影响,原油价格涨幅较大。截至2016年末,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为56.82美元/桶和53.72美元/桶,较上年末分别上涨52.41%与45.03%。国际金价震荡上涨,2016年末黄金现货价格为1150美元/盎司,较上年末上涨8.46%。 (四)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 由于经济复苏情况不一,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一步分化。 2016年12月14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0.5%-0.75%,同时仍预计宏观经济复苏状态将使加息以渐进方式进行。美联储还上调了美国短期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并上调2017年加息预期次数至三次。 为刺激经济和提振通胀,欧央行于2016年3月10日加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力度,将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分别下调5个、5个和10个基点至0%、0.25%和-0.40%,自2016年4月起扩大月度资产购买规模至800亿欧元,同时将资产购买范围扩大至欧元区非银行公司发行的欧元计价的投资级债券,自2016年6月22日起实施新一轮四年期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II)。2016年12月8日,欧央行宣布延长资产购买计划(APP)至2017年12月,从2017年4月至12月每月购买资产规模为600亿欧元。 日本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日本央行于2016年1月29日超预期实施负利率政策,引入三级利率体系,将金融机构存放在日本央行的部分超额准备金利率从之前的0.1%降至-0.1%,以鼓励金融机构借出更多资金。2016年7月29日,日本银行决定将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ETFs)的年度购买规模从3.3万亿日元扩大至6万亿日元,将美元借贷项目规模扩大一倍至240亿美元,并设立一个新的借贷便利C制,将日本国债借给金融机构作为美元资金供给操作的抵押品。2016年9月21日,日本银行决定引入“配合收益率曲线管理的量化质化宽松政策”,通过对金融机构存放的准备金实施负利率以及购买日本政府债券等方式管理短期和长期利率,承诺继续扩大基础货币投放,直至通胀率稳定在2%的目标水平之上。 英格兰银行在2016年上半年例会上均决定维持0.5%的基准利率和3750亿英镑的资产购买规模不变。英国公投脱欧造成英镑贬值和经济前景趋弱,为促进经济增长、逐步实现通胀目标,英格兰银行在2016年8月3日的例会上决定实施一揽子刺激措施: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0.25%;启动一项新的长期融资计划(TFS),推动利率下调政策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购买100亿英镑的英国公司债券;新增600亿英镑的英国政府债券购买规模,从而将资产购买计划的存量规模增加至4350亿英镑。 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分化,国际经济环境复杂性增加导致政策制定难度进一步加大。多个经济体为提振经济、缓解外部冲击继续放宽货币政策。俄罗斯、印度、巴西、乌克兰、土耳其、匈牙利和印尼央行均连续多次调低指标利率;韩国央行于2016年6月9日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25%,创历史新低。另一方面,部分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国内通胀压力,减少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冲击,减轻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哥伦比亚央行连续上调指标利率共200个基点至7.75%,南非储备银行2次上调政策利率共75个基点至7%,埃及央行3次上调550个基点至14.75%,墨西哥央行5次上调基准利率共250个基点至5.75%。此外,埃及、尼日利亚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采取灵活汇率制度等措施应对金融市场动荡。 (五)国际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1)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大风险之一。近期的国际政治变化和部分经济体实施的内顾型政策导致全球保护主义抬头,一旦保护主义情绪进一步加剧,必将放缓甚至逆转国际政策协调和经济全球化进程,阻碍贸易自由化、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并可能拖累全球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加剧金融市场动荡。美国新政府的经贸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普遍预计新政府将采取“减税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可能有助于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并提振全球总需求,但若融资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与债务负担可能加剧。 (2)扩张性财政政策或推升通胀水平,加大美联储加息预期,一些外债规模较大、经济脆弱性较高、政策空间有限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压力可能增加。欧洲银行业风险犹存,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等国银行业问题仍然突出。意大利银行不良贷款率已攀升至18%,欧洲最主要的商业银行之一德意志银行因不当销售住房抵押证券产品行为面临美司法部72亿美元的巨额罚款与民事赔偿,对其资本金与未来经营造成压力。 (3)地缘政治冲突多点爆发,风险因素加速累积。大国政治博弈使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更趋复杂。欧洲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韩国亲信干政丑闻曝光后的权力真空等可能造成地缘政治冲突多点爆发,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进一步累积。 (4)在资产负债表依然受损的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长期不足以及改革(包括银行资产负债表修复)进展不充分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永久下降,对债务动态造成不利影响。 (5)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风险之外,其他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依然存在潜在脆弱性。企业债务高企,利润下降,银行资产负债表薄弱,政策缓冲单薄,这些因素意味着,这些经济体仍易受到全球金融环境收紧、资本流动逆转以及货币大幅贬值产生的资产负债表效应的影响。在许多低收入经济体,大宗商品价格低落和扩张性政策侵蚀了财政缓冲,在一些国家还造成经济形势不稳定,加剧了对进一步的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6)从上行风险看,美国或中国政策刺激对经济活动的支持力度可能大于当前预测反映的水平,这也会促使其贸易伙伴的经济活动更强劲地回升,除非正向溢出效应受到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抑制。上行风险还包括,如果对全球需求复苏的信心增强(正如一些金融市场指标所显示的),投资将扩大。 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展望 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减轻,运行总体平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消费平稳较快增长,投资缓中趋稳,贸易顺差收窄。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4.6%,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6%,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企业效益好转。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74.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分季度看,四个季度同比分别增长6.7%、6.7%、6.7%和6.8%。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2.0%,进出口顺差为3.3万亿元人民币。 (一)消费、投资较快增长 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821元,比上年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元,增长7.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63元,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为3275元,比上年增长6.6%。第四季度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收入感受和消费信心提升。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51.9%,为201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值;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1%,为2009年二季度以来最高水平。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3.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分城乡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为28.6万亿元,增长10.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4.7万亿元,增长10.9%。网络零售保持较快增长,全年网上零售额为5.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6.2%。消费结构呈现升级特征,通信和居住类商品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固定资产投资缓中趋稳,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回升。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9.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8%,较上年低3.2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自2016年9月份以后有所回升,2016年分别增长4.2%和3.2%。分地区看,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较快,东北地区投资下半年以来降幅收窄。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分别增长9.1%、12%和12.2%;东北地区下降23.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8.5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保持快速增长,2016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4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0.9%;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12.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进出口逐季回稳,降幅收窄。2016年全年进出口总值为24.3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0.9%,降幅比上年收窄6.1百分点。其中出口13.8万亿元,下降2%;进口10.5万亿元,增长0.6%;进出口相抵,累计贸易顺差3.3万亿元。第四季度进、出口分别增长8.7%和0.3%,均实现正增长。按美元计价,进出口总值为3.68万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8%。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较快。从企业主体看,民营企业出口继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占比46.1%,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提升,2016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0.9%,占进出口总值的55%,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从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为出口主力,分别占出口总值的57.7%和20.8%。铁矿石、原油、铜等大宗商品进口数量保持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延续向高端产业聚集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较快。2016年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8132.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4.1%。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715.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3%,占外资总量的70.3%;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955.6亿元人民币,增长86.1%。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98.1亿元人民币,增长2.5%。2016年,境内投资者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1%),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对外投资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对制造业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12.1%上升为18.3%;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4.9%上升为12.0%。 (二)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 2016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6.4万亿元、29.6万亿元和38.4万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3.3%、6.1%和7.8%,占GDP比重分别为8.6%、39.8%和51.6%。第三产业占比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1624万吨,比上年减少520万吨,下降0.8%,仍是历史第二高产年。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8364万吨,比上年下降1.1%。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企业效益有所提升。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下降1%,制造业增长6.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8%。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总体保持上升态势,财务费用持续下降。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8803.2亿元,比上年增长8.5%;财务费用同比下降5.8%,利息支出同比下降6.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97%。第四季度人民银行5000户工业企业调查显示,企业生产经营景气回升,盈利好转。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指数为52.6%,连续两个季度高于50%;企业盈利指数为57.1%,连续三个季度回升。国内和出口订单指数有所回升,分别较上年同期上升7.4个和1.9个百分点。 (三)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生产者价格指数由降转升 2016年,CPI同比上涨2.0%,涨幅比上年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涨幅分别为2.1%、2.1%、1.7%和2.2%。从食品和非食品分类看,食品价格上涨4.6%,涨幅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1.4%,涨幅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消费品和服务分类看,消费品价格上涨1.9%,涨幅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服务性消费活跃,带动服务价格上涨,全年服务价格上涨2.2%,涨幅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0.8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由负转正,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快速上升。2016年,PPI同比下降1.4%,降幅比上年缩小3.8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涨幅分别为-4.8%、-2.9%、-0.8%和3.3%。PPI自2016年9月份结束54个月连续同比下降,转为上升,涨幅逐月扩大,12月份为5.5%。其中,生活资料价格涨幅相对稳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快速上升。12月份生活资料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0.8%和7.2%,比9月份分别上升0.8个和7.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自2016年10月开始同比涨幅由负转正,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上涨较快。全年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下降2.0%,降幅比上年缩小4.1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涨幅分别为-5.8%、-3.9%、-1.6%和3.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0.1%,涨幅比上年缩小0.3个百分点;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3.4%,涨幅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的企业商品价格(CGPI)比上年下降1.6%。各季度同比涨幅分别为-5.9%、-3.7%、-1.1%和4.4%。初级产品价格回升较快,投资品价格回升幅度大于消费品。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上涨影响,进口价格涨幅由负转正。2016年各季度,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原油期货当季平均价格分别环比上涨-21.2%、33.6%、-0.1%和8.7%,累计上涨14.3%;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累计上涨7.9%,铝累计上涨14.5%。2016年,进口价格同比下降3.0%,降幅比上年缩小8.5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分别上涨-11.4%、-4.0%、-0.9%和4.4%;出口价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上年扩大1.4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分别下降3.6%、2.7%、2.0%和0.4%。GDP平减指数涨幅扩大。2016年GDP平减指数(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与按固定价格计算的GDP的比率)同比上涨1.2%,比上年高1.1个百分点。价格改革继续稳步推进。一是推进电力价格改革。输配电价改革基本实现全覆盖,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完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推动电力双边直接交易。二是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建立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新机制,明确储气设施相关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全面放开化肥用气价格,在福建开展天然气门站价格市场化改革试点。三是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明确医疗服务价格分类管理,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四是推进交通运输价格改革。将高铁动车组票价、普通旅客列车软座软卧票价交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放开800公里以下航线及800公里以上高铁动车组列车平行航线民航旅客票价。 (四)财政收支增长放缓 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5%,增速比上年低1.3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支出18.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4%,增速比上年低6.8个百分点。收支相抵,财政支大于收2.8万亿元,比上年多0.5万亿元。财政收入增幅偏低的主要原因:一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政策性减收较多;二是经济下行产生的滞后影响;三是金融业税收和部分非税收入2015年的基数较高。从收入结构看,非税收入2.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税收收入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3%。其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6.3%和17.1%,国内增值税增长30.9%,营业税和国内消费税分别下降40.4%和3.1%,证券交易印花税下降51%,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2%。从支出结构看,财政支出增长较快的有城乡社区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比上年分别增长17.1%、13.3%、12%和10%。 (五)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1314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超额完成全年目标。2016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比三季度末低0.02个百分点。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98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求人倍率为1.13,比2015年同期和上季度均上升0.03。与2015年同期和上季度相比,市场供求人数均呈下降态势。与上年同期相比,金融业、农林牧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等行业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与上季度相比,金融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用人需求略有增长。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需求均大于供给。与2015年同期相比,对高级技师、高级技能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对其他各类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务的用人需求有所减少。 (六)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继续呈现“一顺一逆”的格局 初步统计,2016年经常项目顺差2104亿美元,与同期GDP之比为1.9%,继续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之内。其中,货物贸易顺差4852亿美元,虽较2015年历史高位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2014年度及以前各年度水平,显示我国对外贸易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服务贸易逆差2423亿美元,增长33%,主要是旅行项下逆差增长。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470亿美元。截至2016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01万亿美元。外债总规模小幅扩大,偿债风险可控。截至2016年9月末,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4320亿美元,较6月末上涨3.1%。其中,短期外债余额为8944亿美元,较6月末上涨3.1%,占外债余额的62%。 (七)房地产行业分析 2016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快速增长,部分地区房价涨幅较大,带动全年房地产贷款较快增长;房地产投资总体平稳增长,较2015年明显回暖。第四季度,受多城房地产调控的影响,主要城市房价环比涨幅收窄,全国商品房销售量维持高位但增速出现显著下降,房地产投资总体保持平稳,房地产贷款增长势头趋缓。房价环比上涨城市减少,涨幅收窄。2016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46个,比9月份减少17个,其中53个城市涨幅较9月份收窄或跌幅扩大;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65个,比9月份增加1个。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45个,比9月份减少15个,其中48个城市涨幅较9月份收窄或跌幅扩大;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61个,比9月份增加4个。商品房销售绝对量维持高位,增速出现回落。2016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5.7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2.5%,增速较1-9月降低4.4个百分点,其中10、11、12月销售面积分别为1.51亿、1.55亿和2.15亿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26.4%、7.9%和11.8%。商品房销售额11.76万亿元,同比增长34.8%,增速较1-9月降低6.5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占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的87.4%和84.2%。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保持平稳。2016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10.3万亿元,同比增长6.9%,增速较1-9月上升1.1个百分点,较上年回升5.9个百分点。其中,住宅开发投资额6.9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较1-9月上升1.3个百分点,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7%。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16.7亿平方米,同比上升8.1%,增速较1-9月扩大1.3个百分点。全国房屋施工面积75.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3.2%,增速与1-9月持平。全国房屋竣工面积10.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6.1%,增速较1-9月低6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增长较快,四季度以来增量有所下降。截至2016年末,全国主要金融机构(含外资)房地产贷款余额为26.7万亿元,同比增长27%,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5%。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18万亿元,同比增长38.1%,第四季度各月新增个人住房贷款额均低于2016年9月;住房开发贷款余额为4.4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较9月末扩大3.7百分点,主要由保障房开发贷款增长所致;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1.4万亿元,同比减少4.9%,增速较9月末低5.8个百分点。2016年,新增房地产贷款5.7万亿元,同比多增2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44.8%。保障房信贷支持力度仍较大。截至2016年末,全国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为2.5万亿元,同比增长38.3%,增速较9月末高2.3个百分点;全年新增6972.2亿元,占同期房产开发贷款增量的113.5%,较1-9月提高3个百分点。此外,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稳步推进,截至2016年末,已有85个城市的373个保障房建设项目通过贷款审批,并按进度发放862.1亿元,收回贷款本金736亿元。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摘 要 本文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并预测了2016年的经济发展走势。首先阐述了上一年世界经济总体的形势,并归纳出了世界经济运行的特点,在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预算和展望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 全球经济 形势 特点 预测 2015年的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迹象,全球整体就业率有所提高,通货膨胀明显得到改善,公共债务水平稳定在正常的层次。同时,各区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国际贸易水平增长滞缓,大宗产品的价格起伏不定。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加明显,整个世界的经济正处于经济危机转向正常化水平的过渡时期。笔者预测接下来的一年中,世界经济仍然不稳定,经济复苏的过程充满艰辛,经济指数大幅度提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一、2015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回顾 (1)经济复苏缓慢,两极分化愈发严重。2015年,世界总体的经济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继续呈现缓慢提升的态势,经济增长速度与专家的预期基本相差不大,区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3.5%,和上一年的水平不相上下。以欧盟为代表的经济体的增速为2%,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有所提高,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经济仍不乐观,呈放缓趋势,以东盟为代表的新的经济体增长速度为4.5%,从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逐渐萎缩。 (2)就业率有所提高,但地区差别比较大。2015年以来,美国高居不下的失业率有所降低,劳动力市场趋于正常化,已经摆脱了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欧洲地区的就业率稍有提升,总体失业率在11.5%左右,金砖国家的整体就业形势呈比较乐观的趋势,但是各个国家的表现各不同。其中巴西的失业率最低,南非的失业率最高,达到25%。 (3)物价水平下降,有可能由通货膨胀变为通货紧缩。纵观2014年,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但到了2015年,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据世界权威部门统计,2015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物价水平下降了0.7%,欧元区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形势也趋于正常,下降了大约0.6%,日本的物价水平有所上升,到2015年第三季度,物价指数上涨了3.2%。 (4)贸易低速增长。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分析来看,2015年世界贸易增长幅度为3.1%,国际贸易收支总体趋于平衡。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预测,世界投资总额将达到1.6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5%。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投资额增长幅度较大,增长30%以上。 二、2015年世界经济运行特点 (1)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并产生溢出效应。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4年10月29日决定停止进行资产购买,这也标志着从2008年11月至今的非常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正式结束。这项措施从外溢效应上给予其他经济体巨大的压力。首先,其他经济体因为美国逐渐收紧流动性,造成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产生了外逃,导致本来就脆弱的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货币发生贬值。其次,其他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只能够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也增添了一些新的不确定因素。 (2)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产生分化。2015年,美联储正式退出了数量宽松,并且进入了升息通道,但是美国与日本和欧元区等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却背道而驰,这些发达经济体仍然采取了战后最大规模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且这种新兴的经济体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周期。根据国际货币的相关组织数据可知,国内生产总值在新型的市场经济体下,其平均年增长率从2010年的7.5%过渡到了2014年的4.4%。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因为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导致了多年间的超低利率环境逐渐消失。此外,由于非常规的激励效果不明显以及增速放缓,以往大宗商品的繁荣时期逐渐消失殆尽。并且,各国的改革所带来的红利丰厚期随着时间而渐渐降低,政府所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潜能不断减弱。最后,这些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开放周期发生改变,趋向于从本国利益出发建立更加完善的国际经贸体系,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了外界环境恶化的挑战。 (3)原油价格因多种因素发生暴跌。能源供给的增加以及需求的疲软是导致原油价格发生暴跌的直接原因。一些能源主要进口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增速逐渐放缓,美国也因为油气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了对于原油的进口,这导致了国际市场中的能源需求量减少。并且,沙特以及俄罗斯这样的产油大国最近也维持和增加了产量。西方国家为了减少俄罗斯的石油收入而不断打压油价,油气在美国与欧佩克以及沙特三个国家之间的博弈,美国升息预期和2015年美联储正式退出了数量宽松的政策导致了美元指数持续波动上涨,这些因素都对油价的下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全球债务不断上升和对巩固复苏造成了威胁。根据日内瓦的世界经济报告数据指出:2013年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内的全球总负债占据着全球居民总收入的比例高达215%。债务水平高的企业需要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但是总体的全球利率水平较低和借款成本的降低也加速了债务的累积。目前,一些经济体已经出现了低增长、低膨胀以及与高负债的“有毒结合”,而且这个趋势也在不断积累扩大。 三、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测 与去年相比,2016年全球的经济能够大幅发展的概率较低,而经济增速与去年保持基本持平或者有小幅上升的可能性较大,预计增幅在3.3%至3.8%之间。对2016年全球的经济走势进行展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关注: (1)美国与日本和欧元区等较为发达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背道而驰的程度以及其严重性。伴随着美国货币政策逐渐趋向平稳,若发生通胀抬头,2016年上半年美联储很可能会加大加息的概率。欧日在美国银根收紧的同时也会不断加大刺激的力度,这种背道而驰的宏观政策会导致多种效应,最为显著的是汇率发生波动。美元的升值总体上对于欧日出口复苏是有利的,但也可能会导致欧日的资本向美国汇聚,从而抵消了欧日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毫无疑问,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将会导致全球资本和资产价格的大规模波动。 (2)欧洲国家经济所能摆脱低估的可能性。欧洲央行为了避免欧元区经济陷入通缩的问题中,在2014年11月注册1万亿欧元用来购买资产支持债券以及担保债券,与此同时该资产负债也增加到了3万亿欧元的峰值。此外,欧洲央行也决定将再融资的利率维持在0.05%的较低水平。这种大规模并且长时间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能够防止经济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也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留下了隐患。如果实体经济缺乏有力的增长支撑以及投资,欧洲经济可能会再次发生衰退。 (3)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新一轮改革的范围、力度和成效。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落实。2014年5月,印度新总理莫迪上台后随即启动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大规模经济改革计划。中印两国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将直接决定它们能否继续保持目前的中高速可持续增长局面。同时,巴西、俄罗斯经济颓势能否得到遏制,亦会对整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带来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为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2015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2015年全球宏观经济总体形势,表现为整体复苏情况较为疲软,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分化明显,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欧洲经济温和复苏,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位运行。其次,分析了2015年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国际经济事件,包括TPP协议的达成以及人民币纳入SDR等。文章还总结了2015年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包括: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的研究、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思想、过渡经济学理论等。最后,对2016年世界形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关键词】世界经济 TPP 供给侧改革 SDR 过渡经济学 2015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分化加剧,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依旧艰难曲折。预计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可能好于2015年,但不确定因素增多。整体来看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较复杂局面。 2015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5年全球经济运行呈现出的主要特点是:整体复苏情况较为疲软,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分化较为明显,全球经济三轨运行: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开始引导加息;欧洲经济筑底改善,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受美元升值和全球需求趋弱等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低位运行。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10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全球经济2015年将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比2015年7月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穆迪在2015年11月最新的《全球宏观经济展望》中预计2015年二十国集团GDP增长率为2.6%。 在大宗商品和全球贸易方面,2015年国际石油价格低位运行,并呈现进一步下跌的态势,大部分石油产出国如沙特、伊朗、俄罗斯都没有选择减产保价。全球国际贸易也是不断萎缩,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BDI)低位徘徊且不断刷新新低,通缩阴影弥漫在全球。 在美国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经济体中,目前只有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已经开始进入收紧政策、恢复常态下经济政策的阶段,美联储年内会否加息成为热门话题。IMF对于全球经济的预期在不断下调,唯独对美国的经济预期是上调的。2015年以来,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美元指数在2015年3月和12月两度突破100大关,随后虽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保持高位运行。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美国经济的走强对于全球经济的带动效果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长期来看,受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拖累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美国经济脱离全球总体环境“一枝独秀”的格局难以长期持续。 欧洲央行于2015年初开始实施QE(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期19个月,欧洲经济在2015年温和复苏,经济景气指数在前11个月内稳定上升,制造业PMI指数一直保持在51以上,总体趋势基本企稳。年初实施QE以来,欧元汇率一度快速贬值,提振欧元区出口,但二季度以来欧元汇率逐步企稳,QE政策的边际效用减弱,出口增速有所回落。整体来看,三季度欧元区仍保持温和复苏态势,但随着QE政策效应的减弱,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放缓迹象。另一方面,希腊债务危机反复、中东战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向欧洲、ISIS恐怖袭击阴影等不利因素会影响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目前,欧元区扩大QE的预期升温,欧洲央行正在考虑扩大资产购买规模,或者将QE延长到2017年,以防止欧洲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日本方面,安倍政府在2015年推出的“新三支箭”的目标和方针(主要内容包括:202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增长至600万亿日元;平均生育率达到1.8;杜绝因家庭护理而放弃工作的现象发生等)。与“旧三支箭”通过日元贬值和大规模放松货币政策相比,“新三支箭”更致力于从社会层面出发改善影响日本长期增长的结构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目前“新三支箭”的政策效果如何尚不明朗,但从国际经验看,长期的“低生育陷阱”很难摆脱。日本央行从2013年起开始推行超级QE,不仅购买日本国债与企业债,同时还购买日本股票,但总体效果并不及预期。近期标普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使日本国债面临巨大抛售压力。日本逐渐陷入经济滞涨的局面,安倍政府挽救日本经济的能力存在不足,日本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实现经济复苏的困难重重。 在新兴市场国家方面,受全球市场需求回落与资本流出困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普遍回落,面临经济减速和滞胀的压力。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巴西、俄罗斯等经济基础较为脆弱、依赖资源出口型的新兴经济体更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冲击。2015年以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经济遭受重大挫折。具体来说: 巴西2015年三季度GDP同比下降4.5%,连续第6个季度同比下降,失业率升至7.9%,通胀率也自2002年以来首次超过10%,巴西央行被迫收紧货币政策。巴西经济正陷入“滞涨”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这一拉美最大经济体正陷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未来经济增长前景黯淡。 俄罗斯2015年三季度经济同比萎缩4.1%,IMF预估俄罗斯2015全年GDP将萎缩3.8%,全年的通胀率将达15%,2016年的通胀水平约为8.6%。由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俄罗斯经济负增长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南非2015年三季度GPD增长仅为0.7%,同时失业率高达25.5%。其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和制造业的萎缩将长期制约其经济发展。而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中国2015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首次跌破7%。 在新兴经济体中,唯一例外的是印度,目前处于领跑“金砖国家”的位置,经济运行状况较好。印度2015年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4%,超过了二季度的7%。目前通胀率约为5%,并有进一步改善之势。在通胀稳中趋降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得以进一步提升。在制造业方面,印度制造业2015年三季度增速达到9.3%。 2015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国际经济事件 TPP协定的达成。历经5年谈判,2015年10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12个国家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这12个创始成员国的GDP总额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使得TPP成为继WTO之后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其意义和影响可见一斑。而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之一的中国被排除在协议之外。 TPP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强化了北美与亚洲经济之间的联系,TPP不仅具有国际经济方面的意义,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也很大。作为全球第一与第三大经济体,这是美国与日本之间首次缔结区域内的贸易合约。对于美国而言,尽管贸易壁垒的减少将有助于刺激潜在的经济增长,但正如市场所担忧的那样,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可能对其本土就业形成冲击。对于日本来说,对于农产品关税的显著下调实质上属于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将施压于日本农业部门。 对于越南、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来说,加入TPP将有助于其改善出口以及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虽然TPP所强制要求的各项高标准(如成立独立工会、限制国有企业垄断地位、保护知识产权及保护环境资源等)在短期内将限制各国政策的灵活性,但长期来看,将本国制度构架更新至国际标准将有益于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 对于中国的影响方面,由于中国未被纳入TPP协议,长期来看,中国在争夺出口市场份额及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力会受到负面影响。短期影响方面,由于TPP目前仅仅是部长级的协定,正式生效还需要成员国国会通过。按照民主国家的决策程序,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短期内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给予中国政府和企业时间予以应对。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TPP,首先,中国应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国际贸易存在的本质是源于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近年来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很快,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其次,长期来看,应提高环保标准、劳工权益保护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强化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支持力度,倒逼国企改革。第三,在未来中国或可以考虑发起成立另一竞争性贸易协议作为应对。打破国际贸易的制度障碍和地理障碍,如“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推进与有关国家加深国际经贸合作的重大契机。 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11月底宣布将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被纳入SDR,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这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中国经济和全球货币体系将产生长期的深远影响。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对于稳定SDR 的币值波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却与经济规模不相称。人民币加入SDR,能够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与经济实力相称的货币大国。而对于全球货币体系而言,在全球主要货币展开竞争性贬值的背景下,将人民币纳入到SDR 篮子货币,有利于降低SDR货币篮子的波动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依据自身内部情况,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也使得全球货币体系的波动性不断扩大。但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力地维护了人民币外汇市场的稳定,这也使得人民币成为后危机时代少数币值较稳定的货币之一。 第二,各国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增加,将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积极影响。按照IMF对SDR货币两个基本条件的要求,将人民币纳入SDR即是对中国贸易地位和人民币使用便利度的认可,一方面将有利于扩大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使用范围和结算规模,推动跨境消费与投资,另一方面亦有助于刺激包括各国央行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对人民币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的配置需求。结合2015年以来中国央行连续出台政策大力推进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预计中国债券市场将率先受益。 与此同时,也应理性看待人民币加入SDR,经济实力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决定因素。虽然加入SDR货币篮子能够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归根结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最终是经济实力的体现。首先,应看到SDR在国际储备中占比很低(仅约2.4%),因此加入SDR本身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直接影响有限。其次,以日本为例,虽然日元在1980年就被纳入到SDR货币篮子,但由于其经济自90 年代以来的长期不景气,日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再次,SDR的全球货币地位并非是不可动摇的。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发展,SDR篮子货币所属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呈现下降态势,其由1995 年的占比全球经济的71.1%,下降到2014 年的49.6%。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原因在于,建立与全球经济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制度安排,有利于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适应经济转型要求。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尽管人民币纳入SDR带来的短期增量资金有限,但这给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树立了国际认可标准,给更多全球主权国家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储备货币奠定了基础。人民币资产的受青睐程度,最终取决于其交易便利、保值增值等功能,最终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在中国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是对这一现实的确认。 2015年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 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2015年,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重视,成为全球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 首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为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2015年10月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安格斯・迪顿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迪顿和米尔鲍尔共同提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用于分析消费在不同商品之间的选择和分配,此模型适用性和有效性较强,能够匡算出个人收入和多种商品的价格对商品需求的影响。此模型和之后的完善版本成为当今全球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实际政策评估的重要工具。 第二,迪顿发现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实际关系,即“迪顿悖论”。迪顿注意到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总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基于理论所推出的居民根据个人收入调整对应消费的行为特征与实际调查数据所呈现的变化有很大的出入,这被称为“迪顿悖论”。这说明,对个体数据的分析是解开总体数据之谜的关键,这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思想和方法的进步。 第三,迪顿对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迪顿使用家庭调查数据来测量贫困和生活标准,以及影响贫困和生活标准的因素。他认为使用支出数据来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相比收入数据更能够真实地反映贫困地区人们的福利状况。利用这些调查数据,他开展了多项有影响力的研究,包括家庭内部重男轻女现象的研究、收入与营养状态关系的研究等。 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朱玲等人也因为在贫困与社会公平政策方面的研究,在2015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朱玲等人的著作《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从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角度,探索了连结经济自由与社会均衡的路径,探讨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和增长过程的社会和解,阐明了导致收入高度不均等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原因,并聚焦于受到制度性歧视的农民和农村迁移工人的生计和实际享有的基本权利,探究消除社会排斥和增强社会公平的可行政策。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转型中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必须从消除社会排斥和推进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做起。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思想的复兴。2015年,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等扩张总需求政策的有效性空间越来越小,各国政府纷纷转向供给侧的改革措施,供给学派经济学思想被重新重视,并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中国政府从2015年10月开始大力倡导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点向供给侧改革转移,供给侧的改革措施将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制定和执行中的重要方面。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下转235页)( 上接31页)的变化。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蒙代尔、阿瑟・拉弗、芒德尔、万尼斯基、吉尔德、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该学派的主要观点包括: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和能力,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仅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供给学派力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主张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强调重视智力资本,反对过多社会福利;主张控制货币,反对货币滥发。供给学派经济学思想的应用和供给侧改革,在20世纪就曾经大有作为过,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供给侧改革措施帮助其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潭。 2015年,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发达国家和各新兴经济体对供给侧改革又注入了新的含义,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包括的内容有:降低过剩产能,释放不具有发展潜力的过剩产能占据的大量生产要素,使这些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采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行业竞争的手段来激发垄断行业企业活力;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完善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交易、优化体制;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向精致生产的方向发展,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方向提升等。 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被提升到新的高度。2015年,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过渡经济学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过渡经济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联系比较紧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加尔布雷思及张五常等人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以往,过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有不少闪光点,但整体上呈现比较零散、碎片化的态势,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而在2015年,“过渡经济学理论”被授予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林毅夫、蔡P、李周、张军、樊纲等人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人,接受了此奖项。这对提升过度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和国内外影响力,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过渡经济学理论囊括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所有重大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过渡经济学理论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不同方式或路径对改革成本和绩效的影响,如何能够选择低成本的改革方式或路径,以及改革引发的利益矛盾和收益分配等问题,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面对的重大问题。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对促进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市场经济平稳过渡,减少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成本,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 展望2016年,全球经济或将持续温和复苏,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景依然不均衡。相比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预计将略有加快,美国、欧元区国家有望持续温和成长。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较严峻的增长形势,经济增速放缓的局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主要是因为一些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减弱。在国际石油市场方面,在供给面减产不足,需求依旧疲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会加剧原油供应过剩的局面,国际石油价格在2016年预计将继续低位运行。 2016年,预计全球各国经济政策将越来越出现分歧,美联储将进入紧缩周期,欧元区和日本可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各自情况差别较大。具体来说: 第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非农就业形势逐渐向好,美国成为经济复苏的标志性国家,美联储加息窗口何时将开启备受关注,预计美国在2015年底或2016年初加息的可能性很大。 第二,欧洲经济复苏预计在2016年仍不十分稳固。穆迪预测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仅为1.5%,意大利和法国2016年的经济增速约为1%左右。英国退出欧盟的风险也将增加欧洲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央行在2016年或将延续宽松政策,加大QE力度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日本方面,随着日本老龄化问题加剧以及日本国内对安倍政府改革措施报以较悲观态度,日本的消费以及制造业的好转将受到较大限制,日本仍将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预计在2016年日本政府的货币政策将延续宽松。 第四,新兴经济体方面,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流向新兴市场的资本减少、新兴市场货币面临压力以及金融波动加剧的环境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下行风险有所上升。具体来说,鉴于经济的下行压力,预计俄罗斯在2016年会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巴西更会考虑其通胀问题而采取加息的紧缩政策。考虑到美联储加息压力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行,这些依赖资源出口的经济体将在2016年面临更艰难的局面。由于外贸对其经济影响极大,其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受海外市场波动影响。印度在2015年虽然已有4次降息,尽管其CPI升至约5%,但是外部环境的严峻也加大了其对宽松政策的需求,预计印度在2016年仍有降息的空间。 责编 /王坤娜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经济形势分析、展望与建议 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1.在合理区间运行,基本实现政策目标 经济增长实现目标,但面临下行压力。2014年,中国GDP实现63.65万亿元,增长7.4%,符合年初增长7.5%左右的政策目标。但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增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滑过快,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供给方面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延续回落趋势,全年累计同比增长8.3%,增速同比回落1.4个百分点。由工业用电量增速、铁路货运量增速和银行中长期贷款增速合成的指数整体回落,全年累计同比为5.83%,增速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 物价涨幅低位徘徊,出现轻微通货紧缩。2014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累计同比增速从1月份的2.49%下跌至12月的2.0%,2015年1月,CPI当月同比增速跌至0.8%。全部工业品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35个月负增长,2015年1月,PPI当月同比增速跌至-4.30%。物价下跌原因,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跌,二是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压缩了流通环节成本。这两个方面都是利好;三是产能过剩,四是需求不足。因此,要对症下药,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既要适度放松货币,又要加大结构调整和改革力度。 就业形势较为稳定,但面临结构性问题。2014年,实现新增城镇就业1322万人,实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51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09%。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近7亿人。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吸纳了较多就业人口;随着老龄化社会来临,每年自然退出工作岗位人数增多,成为保障就业的有利因素。未来几年,中国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将下降,但是重点群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跨境资本流出快速增长。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0.08%下跌,已连续四年低于3%。2014年,经常项目顺差2138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244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累计值为2%。外汇储备增长显著放缓。2014年四季度的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为912亿美元,表明跨境资本流动由流入转向了流出。 2.增长动力趋缓,结构出现优化 固定资产投资下滑。2014年底,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50.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增速同比回落3.9个百分点。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33.6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5.4%,增速同比回落2.9个百分点。截至2014年底,一产投资完成额累计1.20万亿元,同比增长33.9%,增速同比回落1.4个百分点;二产投资20.8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速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三产投资28.19亿元,同比增长16.8%,增速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 消费增长小幅回落,出现新的消费热点。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26.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增速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特别是餐饮业收入增长疲弱,2012年餐饮业平均增速为14%,2013年徘徊在8%―9%,2014年恢复到9%―10%。但是,网络零售保持旺盛,信息消费快速增长。2014年,全国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累计增长56.2%,通讯器材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32.7%,增速同比加快12.3个百分点。 外贸形势疲弱,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平稳增长。2014年,进出口总值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2.3亿美元,同比增长6.1%;进口1.96亿美元,同比增长0.4%;贸易顺差3824.6亿美元,同比增长47.7%。相比2013年,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下降4.15、1.72和6.84个百分点。2014年,全国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23778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未含金融业数据)。新增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 经济结构优化。供给方面,2014年第4季度,一产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4.1%,对GDP增长贡献为5.2%;二产增加值增长7.3%,对GDP增长贡献为43.2%;三产增加值增长为8.1%,对GDP增长贡献为51.6%。需求方面,2014年第4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2%,增速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2014年,资本形成对GDP贡献下降,净出口对GDP贡献波动较大。 3.财政金融运行平稳,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财政收支。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140350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中央财政收入64490亿元,同比增长7.1%;地方财政收入(本级)75860亿元,同比增长9.9%。全国财政支出累计151662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22570亿元,同比增长10.2%;地方财政支出129092亿元,同比增长7.8%。近年来,收入分配结构趋于改善。2014年9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累计同比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累计同比分别增长8.1%、9.3%和9.7%,都超过了当期GDP增速。 货币金融。2014年,广义货币M2增速保持中性,呈温和下跌趋势,从2013年底的13.6%下跌到2014年底的12.2%。狭义货币M1增速下跌较快,从2013年底的9.3%下跌到2014年底的3.2%。全年社会融资规模16.4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萎缩4.8%。截至2014年底,各项贷款余额81.68万亿元,同比增长13.6%。2014年2季度以来,稳健货币政策逐步朝宽松方向微调,服务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成为重要任务。总体看,货币供应增长平稳,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社会融资结构和跨境资本流动出现新的变化,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性增强,跨境资本流动从“流入”转向“流出”;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同业及理财等表外业务监管加强;银行资产负债规模扩张势头趋缓;存贷利差收窄,利润增速放缓;信用风险增大,不良风险暴露增多;资金“脱媒”趋势增加。金融调控剑指“融资难、融资贵”,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下降。 房地产市场。2014年底,房地产 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10.5%,增速同比下滑9.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长-7.6%,增速同比下滑24.9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金额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下降32.6个百分点。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和二手住宅价格指数逐月下跌。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当月同比增长-4.3%,同比下跌13.5个百分点;12月,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当月同比增长-3.9%,同比下跌9.1个百分点。2014年4季度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回暖迹象。12月,50个城市房地产销售面积在相对10至11月高位水平上,环比出现7%以上增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为20%。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楼市供求关系从过去供不应求转变为整体平衡和局部过剩,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持续性暴涨。 4.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现新变化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较快。2014年,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增效。粮食产量达到12142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十一连增”,其他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裕;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900元左右,实现“十一连快”;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下降到3∶1以下;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6%。但是,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进口价格,继续提价遇到了“天花板”,农业生产补贴也遇到了“天花板”。与此同时,农业成本仍处在上升通道,农业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 工业经济运行平稳,企业经营困难增多。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同比回落1.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累计同比增长9.4%,高于采矿业的4.5%。在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较高的行业中,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及运输设备制造等产业占大多数,显示产业结构优化。但是企业经营困难增加。2014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3%,同比回落8.9个百分点;工业企业亏损达4.3万家,累计同比增加12.2%,同比上升7.9个百分点;亏损金额累计同比增加22.5%,同比上升27.9个百分点。 服务业快速发展。2014年,中国服务业实现增加值30.7万亿元,同比增长8.1%;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8.2%,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批发和零售业累计同比增长7.0%,增速同比下滑0.2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累计同比增长9.7%,增速同比下滑0.7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累计同比增长6.2%,增速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金融业累计同比增长9.1%,增速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房地产业累计同比增长2.3%,增速同比下滑5个百分点;其他服务业累计同比增长7.6%,增速同比下滑1.4个百分点。 中西部经济发展快于东部。2014年12月,东、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7.1%、8.1%、10.6%,表现为西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东部,但与2013年底相比都有所下降,增速同比分别下降1.8、2.4和0.7个百分点。近年来,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宏观政策给予中西部支持,内陆省份迎来更多发展机会,加大了公路铁路、城镇化等基础建设投资。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深化区域合作,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了东中西部良性互动,增强了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二、2015年中国经济展望 2015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平稳运行。预计全年经济增速为7.1%左右,CPI涨幅保持在1.8%左右;新增城镇就业岗位1300万个;固定资产投资继续稳中略降,预计增长14%左右,回落至本世纪以来最低点;消费保持稳定,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左右。出口增长6%左右,进口增长4%左右,全年外贸顺差略有扩大,占GDP比重保持稳定。 2015年的经济发展存在四个有利条件。世界经济将持续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5%,比2014年提高0.2%。但也要看到,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总体仍较为疲弱,短期内难以真正走出低谷,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出现分化,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前期政策效应逐步释放。2014年中央出台的定向降准、结构性减税、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稳定外贸、扩大信息体育消费,以及在年底实施的全面降息和基础设施领域推出一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PPP)等政策,大多需要跨年度执行。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内需增长有很大潜力。供给方面,劳动力人口减少、储蓄率下降,但是人力资本、资本存量等要素供给质量提高。消费方面,目前就业形势良好,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投资方面,“十二五”规划即将收官,一些规划项目建设进度将加快,出口回暖也将带动相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国地缘辽阔,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可以创造巨大投资需求。改革红利显现。2014年中央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2015年还将实施一批重大改革,改革红利将逐步释放。 2015年经济发展也面临四个不利因素。全球经济及其政策分化,影响中国出口。美国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稳步下降。欧盟经济止跌企稳。日本经济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回升,但回升势头较弱。特别是美联储加息、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和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等,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受制造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影响,民间投资意愿减弱。短期内房地产市场难以走出低迷,制约了投资和相关行业增长。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偿债进入高峰期,地方政府“加杠杆”投资能力有限。部分地区在建项目和储备项目不多。企业经营困难。PPI持续负增长提高了企业融资实际利率。企业整体负债率偏高,加之经济处在下行通道,受资产负债表收缩影响,企业债务杠杆率将加大。受主要工业品价格下降影响,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加,库存周转率下降,企业去库存压力加大。企业的资金、用工、土地、运输成本上升,在环保、技改和节能减排等投入增加。一些地方财政增收压力较大,存在加重企业负担现象。环保指标约束,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三、经济平稳转入新常态的政策建议 2015年的宏观调控,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继续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守底线,坚持速度服从质量,注重改革释放活力,为经济平稳转入新常态和“十三五”顺利开局奠定良好基础。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适当扩大中央财政支出与赤字规模。2015年中央政府预算赤字增加到1.7―1.9万亿元、扩大赤字率至2.5%―2.7%。实现地方政府债务与融资体制平稳转换,保障地方公共服务的合理投入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稳定。围绕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产业技术改造、创新及“两化融合”项目;采取政府收购商品房作为保障性用房方式,维护房地产市场正常运行。加大对首次购房者信贷与税收优惠,适当放宽二套房贷款政策;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缩小高档消费品境内外价差,促进海外奢侈消费品消费回流国内市场;促进电子信息消费、农村服务消费、绿色循环消费等新型消费。落实好社会政策“兜底”要求。财政支出方面,推出一批重大民生项目。完善转移支付功能。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扩大对小微企业减税力度。降低进口环节关税,促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调整税制结构,支持企业研发、成果转化。理顺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规范发行自发自还的地方债券,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 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注重政策的松紧适度、定向调控和改革创新。M2增长维持在13%―14%,新增人民币贷款11万亿元左右,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7万亿元左右。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金融环境。适时对金融机构全面降准2―3次;下调基准利率水平1―2次,每次下调0.25个百分点;指导商业银行适当降低各类贷款利率,缓解企业融资贵的问题。发挥信贷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作用,加强定向调控,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加大企业债务重组,避免风险扩散。适当放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冲销规定,将企业担保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共享。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基础上相对稳定。利用各地自由贸易实验区,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对外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强外汇资金跨境流动监测和监管,丰富企业外汇避险品种,防范资本流动风险,维护国内金融稳定。加快发展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工业4.0时代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趋势研究 [摘 要]经济管理类人员的工作水平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每年经济管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是大众关心的话题。目前,“工业4.0”时代呼之欲出,蓄势待发,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同专业的毕业生未来的就业前景都会受到很大的挑战,经济管理类毕业生也不例外,如何在“工业4.0”时代保证并促使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顺利就业也成为一项紧迫的问题。文章就“工业4.0” 时代对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和趋势进行了探讨,希望经济管理类大学毕业生能够应对新的工业时代带来的挑战,实现顺利就业。 [关键词]工业4.0;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趋势 什么是“工业4.0”?德国技术学院的院长卡格曼曾经做出一个非常通俗的解释,“工业4.0”就是,生产过程高度的灵活,产品极具个性化,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最大限度地节省地球的资源。在整个智能系统中,从产品、设备到运输系统等所有的成分都是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彼此之间能够实现自动通信。 1 “工业4.0”概念的提出 “工业4.0 ”又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最早在德国提出并发起,就是指制造业领域,将资源、信息、产品和人相互关联的“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实现人、机器设备与物品的有效联通,建立起来一个极其灵活的数字化及个性化的智能制造模式。“工业4.0”对制造业的未来面貌进行了描述,提出了继蒸汽机的发明、机械化生产和信息技术三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将迎来一场全新的革命,这场革命以生产的数字化、网络化和自动化为主要标志。目前“工业4.0”这个概念在全球工业领域反响强烈,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工业4.0”可以让设备和设备之间展开对话,生产设备及产品之间互相交流,创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话窗口。也许到了2020年,每个病人吃的药物是根据其个体的独特基因来配方的;用户的午餐能够依据个人的爱好和营养需求来调配生产;工厂生产线能够依照员工预期的时间开工;而正在生产的车间里是由上一台机器来告知下一台机器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这一切都无须技术员亲手操作。“工业4.0”时代的特点就是将工作的重心向符合用户个体化需求的生产方式转移。“工业 4.0” 的效率将远远高于以往的机械自动化,甚至也要高于数字制造。“工业4.0”在制造业方面更加重视对产品生命周期的掌控。以往研发一款新产品需要7~8年的时间,现在需要两三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就够了。“工业4.0”的未来趋势就是使产品设计、生产和上市的时间间隔缩短。 自从人类步入工业社会,社会每经历一次重大变革,都要历经由新技术而引发的产业改革,进而引起社会形态的重大改革。21世纪以来,面临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工业4.0”时代迎来新的曙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中国,面临这场新的技术革命,既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 中国在“工业 4.0”时代面临的挑战 智能生产、智能控制……“工业4.0”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好的画面。但即便是科学技术水平领先的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想要真正进入“工业4.0”时代,仍然任重而道远。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虽然有着巨大的工业制造体系,然而目前制造业的发展仍然以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特别是近年来面临着高端制造业产品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速度缓慢等影响制造业转型的特殊困难,通过“工业4.0”这项新的工业革命能否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对中国制造行业来说,是异常严峻的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跨入了制造业大国的行列。可在产品方面,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竞争力较强的产品主要有服装、鞋袜、纺织品等,而这些都不属于高附加值产品,个别高技术产品也主要是靠来件组装或来料加工。是“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就是“廉价货”的代名词,也是中国最大的悲哀。其次,在技术方面,中国大量企业主要靠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技术的对外依赖可以达到50%以上。中国80%的芯片,几乎全部的高档液压件及发动机要依靠国外进口。在中外合资企业里,外商掌握着所有的核心技术及售货渠道,而我们只有用廉价的劳动力制造国外的品牌,也只能换来的是少之又少的效益,大量的利润被国外资本家赚取。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在世界上实际上是充当“世界加工厂”的角色。最后,在工业制造业行业,中国进入世界前500强中的企业越来越多,但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工业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还严重不足,想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大企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今年的3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贯彻“中国制造2025”做了重要部署,这很快让人联想起德国提出的“工业4.0”计划,“中国制造2025”,其主要着眼点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这与“工业4.0”中提到的以信息技术带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为了能够迎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我国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做大做强高新技术行业,促使新技术与新产业深度融合。“十二五”期间,我国研发新技术的经费占GDP的比例超过了2%,甚至超过了法国、加拿大等国。政策和资金的转移效果显著,比如在2013年,在全世界制造业的32个行业中,中国在其中的7个行业中地位领先。 尽管中国在工业制造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 “工业4.0”时代向我们袭来之际,如果我们不想被这一新的工业革命搞得手足无措、缺乏准备,就需要及时在战略、技术和人才层面上,作出重要的战略调整,推动工业制造业全面发展。 3 “工业4.0”时代影响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的就业因素分析 3.1 就业能力因素 通过对往年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分析,我们了解到,企业比较关心的是一名经济管理类的毕业生是否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团队合作意识,大多数企业对学生各种能力的重视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学生在校成绩的重视,他们往往对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毕业生比较青睐,因为这些学生一般都有比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从事管理类职业的人必须拥有的专业素质,在未来的“工业4.0”时代,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和自动化则需要它的管理人员必须要拥有这项技能,他们身上的这些技能能帮助企业实现人、财、物的最佳调配,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3.2 激烈的就业竞争 目前,经济管理类专业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因为经管类专业主要培养高级管理型人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白领”,人们认为这一职业拥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这一趋势使得很多学生对这一专业心向往之,每年都成为大学生选报专业的重点,因此每年都有一大批经济管理类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并且,多年来,我国高等学校连续扩招,大学生入学的门槛越来越低,入学率也越来越高,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大学生人数的急速增加,学生一毕业就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加重就业的难度。在未来十年内,也就是“工业4.0”时代到来之前,经管类大学生还会不断增加,就业竞争将更加激烈。 4 “工业4.0”时代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利弊及趋势分析 4.1 就业前景利弊分析 在未来的“工业4.0”时代,由于从产品、设备到运输系统等所有的成分都是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彼此之间能够实现自动通信,实现了全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自动化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智能化意味着机器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人脑,这都会极大地节省劳动力,经济管理类的毕业生在这样一个浪潮中也无法幸免,这对经济管理类的毕业生就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同时,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也会带来整个行业高速的运转,这就需要专门的管理人才来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整合,从而带来最大的效益,所以,未来的“工业4.0”时代将急需这样的高级管理人才,这也为经济管理类的毕业生提供了比较大的契机。 4.2 就业趋势分析 陈德基教授认为,其实,未来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没什么大的改变,依然看重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及创新能力,能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乌守保认为,未来“工业4.0”时代需要两类人才:一是具有系统性思维的人才,能够让智能产品、智能工厂和智能物流实现互相连接。二是有创新型思维的人才,而这两方面的技能都是经济管理类人才不可缺少的素质要求。在未来的“工业4.0”时代,可以肯定地说,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肯定会对某些从事体力劳动员工的就业产生巨大的冲击,但笔者认为,“工业4.0”也会给经济管理类人才更大、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为经济管理类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在管理方面,目前大多数行业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及销售等环节,大多数都是独立运行,分别是由不同的行业去操控,而要真正让“工业4.0”时代转变,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管理系统把这些环节都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具有高效率的网络。这就需要经济管理类人员能够高效、及时、灵活地进行分析与决策,充分调动和整合行业所有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使之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高等院校的扩招,目前人才市场趋于饱和,在未来的十年内还会有大量的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走向市场,这无疑会对他们顺利就业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应对未来的就业充满信心,相信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也会给高质量的经济管理人才提供很好机遇。所以,“工业4.0”时代,经济管理类型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超越了前面任何一次工业革命,在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经济管理类的毕业生或许有更广阔的就业前景和就业机会。经济管理类学生为了能够在未来的“工业4.0”时代顺利就业,应从现在做好准备,全面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包括自我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及组织管理能力,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增强适应时展适应职业需求的能力,富有团队意识,增强组织协调能力。同时在选择职业方面,要保持良好的就业心态,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争取在“工业4.0”时代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级管理人才。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从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生就业现状谈该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摘 要: 本文对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分析及经济管理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而进行思考,并建议学院完善大学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强化毕业生个体素质。 关键词: 经济管理 毕业生 现状 就业指导 经管学院作为宁夏大学的大院之一,其毕业生人数也常年居于其他各院之前列,为了更好地做好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特此对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对毕业生就业现状分析与总结,对该院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议。 1.经济管理学院概况及毕业生就业情况 1.1经济管理学院概况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设经济学系、会计学系、工商管理系、农林经济管理系4个系;有经济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农林经济管理、电子商务7个本科专业;有政治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工商管理(MBA)3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研究所、农业系统工程研究所3个研究所;区域经济学为自治区重点学科,市场营销学为自治区重点课程,市场营销学、管理学、财务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广告理论与实务为区级精品课程,会计专业为区级优势特色专业。学院已建成先进的教学设施系统,包括多媒体网络教室、会计模拟实验室、ERP实验室、电子阅览室、MBA学术报告厅、MBA多功能教室、MBA案例讨论室等。2012年学院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共1451人,硕士研究生62人。 1.2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与分析 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共有本科毕业生306名(包括新华学院访学学生),其中男生101名,约占毕业生数的33.01%;女生205名,约占毕业生数的66.99%;外省生源36人,约占毕业生总数的11.76%;少数民族学生138名,约占毕业生总数的45.10%;回族学生123名,约占毕业生总数的40.20%。山区学生54名,约占毕业生总数的19.8%。本届毕业生共有7个专业,包括会计、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经济学及农业经济管理。 1.2.1调查与统计方法 调查与统计工作从2011年10月开始。每年10、11、12月和来年3、4月是就业单位招聘和毕业生择业的高峰期。在这段时间里,一方面是通过班级统一登记的方式获知已有就业意向或单位的毕业生情况,另一方面通过用人单位在学院招聘公告,进行企业宣讲和举办招聘会后学院通过与用人单位保持长期良好的关系而获知毕业生在用人单位的应聘结果,或根据学院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情况了解毕业生到用人单位工作的意愿和最终与该单位签约的情况。毕业之际,通过毕业生办理报到证情况统计毕业生就业;毕业生离校之后,借助先前班级干部与班级同学保持联系的优势,统计完善毕业生就业情况。 1.2.2调查结果 1.2.3结果分析 截止2012年8月31日,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基本呈现一个可喜的局面,毕业生基本都有一个可选择的单位实现就业。部分同学由于未能按期毕业,考研升学,备考公务员考试或主观上不急于就业等原因处于等待就业的状态。其中会计专业中18名男生中除升学的同学外其余全部就业。但是毕业前后几个月签订三方协议的学生数量不多或是签订协议后毁约的学生也大有人在。绝大多数学生在毕业之际都处于一种试探就业或是边就业边观望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系列企事业单位、银行单位招考后,毕业生又面临重新择业。 2.经济管理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学院每年都安排学院、学校等相关部门有经验、有专业知识的老师给三、四年级的学生做国家有关就业创业方面新政策解读、职场礼仪、简历制作和求职技巧等方面的专题讲座;通过求职简历封皮大赛和面试模拟大赛引导学生制作个性化简历,学会收集、管理和使用就业信息,强化职业生涯理念和提高求职技能。针对一年级学生,从适应大学生活的角度,帮助学生认识专业的特点和将来适应的职业,着重培养他们的职业意识,通过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和相关主题演讲等活动,让他们掌握职业生涯的一般理论和概念,了解成功的职业生涯需要具备的素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初步规划。学院与百瑞源、银河证券等公司企业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针对二三年级学生,长期开展企业模拟运营大赛和股票模拟大赛,让大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了解各种职业特征,并根据自身特点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深化和完善,进行自我完善和个性塑造,培养和发展创业意识,让大学生对自我能力有更深的认识和把握。 3.思考与建议 3.1完善经济管理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 学院要紧紧围绕构建“完善的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这一中心任务,以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为根本目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第一,加强全程化就业指导、全方位求职服务,开展全方位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就要把就业指导贯穿整个大学教学过程,利用就业指导课、专题讲座、校报、网站等多种形式介绍和宣传国家有关就业的一系列政策,同时学院应充分利用本院教师资源相伴大学生就业征程,全程随时解决大学生就业困惑;第二,积极主动开展就业基地建设,有效地为毕业生创造就业机遇,学院应积极主动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并把他们请到学院,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一个良好的“双向选择”的服务平台;第三,建立高效信息化就业服务体系,学院应加强就业网络的维护和改进,增强和就业信息网站及人才市场信息网站的对接功能,增设网上服务项目,以毕业生就业工作信息化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专业化;第四,加强高素质毕业生就业工作队伍建设,学院要加强重视建立一支精干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队伍,扭转只顾“生成”而不顾“销售”的观念,成立院级就业指导中心、专人负责,帮助学校提升就业指导工作的层次;第五,加强毕业生跟踪调查和就业市场调查,形成反馈机制,完善教学培养计划和模式。学院应加强对在工作岗位上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进行跟踪调查及时了解和掌握用人单位对本院毕业生的意见和要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提高培养质量,满足社会需求。 3.2强化经济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体素质 大学毕业生在当前就业市场中的激烈竞争,事实上正是大学毕业生个体之间的能力与素质的较量。在这种环境下,经济管理学院的大学毕业生要积极主动地适应新形势,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与就业素质的全面提高,及时更新就业观念,把握就业的主动权,拓宽自身知识面,力争做到全面发展,为使自己今后在就业时能够适应市场、适应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3.2.1改变大学生择业观念,帮助大学生克服择业不良心理 根据大学生择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要鼓励毕业生将现实的社会需求同自我需要相结合,对就业期望值不要给予过高估计。要让学生学会规划自己人生的职业生涯,在当前获得一个理想职业的时机还不成熟时,应采取先就业、后择业的办法,增加工作经验,然后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正当的职业流动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二,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鼓励个人拼搏,努力满足自身价值,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与责任。要帮助大学生树立自主创业和终身学习的观念。 第三,帮助毕业生克服自负攀比或是自卑逃避心理。指导大学生正确对待挫折,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在求职择业中遇到挫折是正常的,切不可因此而自卑。 第四,鼓励大学生树立到基层、去农村就业的观念。从当前的现实和发展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一方面不能只靠城市生源,另一方面不能仅在城市就业。 3.2.2注重塑造大学生职业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培养大学生言行素质和敬业精神 从每一名大学生步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起,就应该要求他们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一个全面规划,确立明确的人生目标,以经营的态度,展开自己的大学生活。鼓励大学生广泛地参与社团和集体活动,加强对自己职业意识的培养和职业精神的塑造;重视对自身思想道德的培养,具体说来,就是从点滴做起,从细处着眼,时刻注意对自己言行素质的培养,并在集体和组织生活中,加强对工作负责的精神;在待人接物时,注意诚信态度;在课业科研和社团活动中,多参与竞争,等等,培养自己立足于社会的基本品格。 3.2.3全面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 一是培养大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包括认识能力、综合能力和学习策略,要加强学习自我控制能力,培养自主学习意识和学习方法。二是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包括表达理解能力、人际融合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培养大学生组织管理能力。包括协调关系的能力和善于用人的能力,注重组织管理知识的学习,鼓励大学生努力争做学生干部,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不断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综合考虑自己的性格,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形成良好的专业素质,并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尽可能多地汲取和积累丰富的知识,强化能力素质培养。四是鼓励指导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增强职业适应能力。加强对经管类大学生团队意识的培育,使学生在调查实践、体验式教学、模拟实践等教学环节中学会沟通、学会合作,成为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以GMC大赛和ERP沙盘实验为依托,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将GMC和ERP沙盘实验加入课程设计、实习环节,让更多学生参与其中,提高学生在实践方面的素质与实践能力,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基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的研究 摘要: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是指经济管理类本科生通过专业学习与实践训练顺利就业并在其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保持工作机会、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由于当前高校经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的不完善,使得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优势缺乏和就业能力不足。对此,高校应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目标,提升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 根据麦可思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学科门类是管理学,达到92.9%。然而,作为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普通院校经济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比较严峻。我国现阶段无论从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失业的数量还是结构分析,都存在事实上的就业难问题。产生此种情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大部分比较理想的职位对学历要求较高,或者是经济学虽然课程设置“广”,但存在专业技能不“专”的弊端。总体来说,最主要原因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尤其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质量与用人单位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基于此,培养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提升毕业生就业优势已成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的特征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就业能力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初期,就业能力通常被认为是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然而,到20世纪末,就业能力却被大多数学者定义为实现就业的能力。本文中的就业能力是指个体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和保持工作,在工作中不断进步,实现潜能,以及应对工作变化的能力。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是指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通过在校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能顺利就业,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并在经济管理相关领域保持工作机会、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目前国企和外资企业所偏好的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集中体现在:“道德力”、“思考力”、“学习力”、“执行力”、“决策力”、“组织力”和“创造力”,这些能力通常构成用人单位评判经济管理类人员就业能力的核心指标。 二、基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的设计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知识创新是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保持其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只有员工不断进行知识创新,企业才有可能实现知识创新,才能在行业中保持优势地位。员工的创新行为集中体现在善于学习、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就业能力。对于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而言,通常他们所从事的职位要求他们不仅具备单一的经济管理专业知识,而且应具备相对广博的知识,还要有整合、转化和更新知识的能力,即具有跨学科性,更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调查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中一半以上的用人单位最看重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知识广博度,其次才是专业知识,占42.5%。由此看来,用人单位更偏好复合型人才。因此,普通高校在提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方面,应注重培养他们将来在工作中具备良好的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使毕业生具备对知识进行横向联系和纵向拓展,将原有的或其他相关的知识有机融合,形成自身新的知识体系,能够将知识转化为创新技术和创新行为,并不断更新知识,使自己所在的企业保持持久的竞争力的能力。 三、加强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培养的对策 提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需要学校、政府、用人单位和大学生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1.高校应深化教学改革,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根据调查显示,56%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应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调整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的培养可确立“劳动力市场需求导向”战略,将学生所学专业与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的符合程度、学生所学课程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的符合程度,作为经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实现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发展需求的高度关联,学生的就业能力与劳动力市场人才聘任标准的高度匹配,甚至每年对其毕业后的学生进行跟踪调查,了解学生的就业发展变化以及对自己的基本能力、职业能力的评估。此外,作为实践性较强的经济管理专业,应注重加强实践模拟训练,让学生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和社会应变能力、组织管理与决策分析能力等。 2.政府应优化配置,创造就业环境。解决本科毕业生就业问题,政府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介入大学毕业生的配置和安排活动中。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宏观干预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建设,高度重视学生就业能力的开发和培养,把它作为高校专业评估的重要指标;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拓宽各类就业渠道,健全完善各类法规体系和就业制度,维护毕业生权益,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便利。当前,各省市实施的大学生志愿者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及大学生创业等一系列计划都是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有效措施。此外,政府还应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配合学生社会实践。 3.用人单位应加强校企合作,提供实践平台。用人单位是本科毕业生的需求者,是学生毕业能否顺利走向工作岗位的就业能力高低的最终评价者。因此,用人单位也应积极参与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用人单位可以根据阶段发展计划和实际需求,确定人才类型和工作胜任能力条件,参与课程计划的制定,帮助高校开发学生专业核心技能,使课程内容总体上与行业发展需求相吻合。此外,企业应积极配合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实习需要,建立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 4.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加强自身建设。为提升自身就业能力,大学生应增强学习动力,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要大胆投入社会实践,最求卓越,提前适应社会,把自己培养为基础扎实、知识面较宽、能力强、素质高的经济管理类专门人才;在就业选择上,应保持良好的就业心态,多考虑个人发展空间和锻炼机会,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自身才能与社会需要的关系。 作者简介:张晓娟(1979-),女,湖北武汉人,讲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市场营销。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模拟毕业实习平台构建探索 摘 要:高职院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实习的“企业实习”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构建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营造工商企业经营管理情景,依托实训中心开展毕业实习将成为一种有效的毕业实习新模式。 关键词: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建设原则 一、经管类专业毕业目前实习困境分析 传统的毕业实习在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高职经管类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是从事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的,企业需要的是实用型人才,需要大学毕业生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而这些能力往往是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所欠缺的。对于学生而言在没有工作之前,到哪里去积累经验是对学校和学生都是个难点。对学生毕业实习的安排,已经成为高职院校非常手的工作。 第一:实习内容与学生期望的差异。同学们对实习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不少同学习上在实习期间大显身手,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实习单位的日常工作,因为涉及到公司的利益,决不能有半点差错。当同学们满腔热情来到实习单位,发现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只是一些简单的事务性工作,直接降低了实习的效果。 第二:实习与找工作矛盾。由于实习安排在第八学期,绝大部分同学都要在这段时间寻找工作单位,面试的机会多,请假多;落实了工作单位的学生还要应单位要求转到工作单位去实习。这些都容易造成实习单位的误解,长此以往,实习单位不愿意安排比较重要的岗位给实习生,甚至拒绝接受实习生。 第三:实习与撰写毕业论文的矛盾。根据安排,学生实习与撰写毕业论文一般同时进行。学生出去实习,论文专业进度容易脱节。由于学生在外实习,无法随时和指导老师保持联系,遇到专业上的问题没有良好的环境进行讨论,无法充分利用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等有效资源。实习时间和撰写毕业论文时间上的冲突,对于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有较大的阻碍。 第四:实习费用的处理。学生出去实习,需要一定的费用,主要是车费、餐费和付给对方公司的实习费用。这些对于部分学生是一笔较大的开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实习效果。 但是无论是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还是从就业方面考虑,专业实习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构建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营造企业经营管理情景和依托实验中心开展毕业实习将成为一种有效的毕业实习新模式。通过这个模拟实习平台,把企业真正“搬进”高校的实验中心,让学生在实验中心完成模拟毕业实习,掌握企业运作规律,熟悉企业运作流程,体会现代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全过程,提高实际的动手操作能力,全面提高高校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经济管理水平、信息技术水平和综合能力,有效地提升经济管理各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经管类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的构建探索 让学生在学院内以模拟的方式进行专业实习,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和探索。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设计的原则 第一、仿真性原则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运用现代信息化方法和手段去实践经济管理活动过程,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活动规律的,因此,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从业务流程安排、工作岗位设置到企业情景设计都要尽可能地贴近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实际,突出模拟实习的高度仿真性。环境的设计要使学生有一个接近或仿佛置身于企业的实际环境中的感觉,使学生自觉调整自身不同于课堂上课的状态。环境模拟的越真实,实验的效果就越好。环境模拟不仅包括一个单位内部的工作环境,还包括企业与外部关联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如外部企业、税务部门、银行、海关和用户等。在仿真企业环境中,以企业业务流程为主线,在各个企业内部要设置各种主要业务工作岗位,并建立起各个业务岗位的管理工作职能及其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各个业务部门、各个职能岗位有机地连接在一起,让学生体会到自己在流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应完成的工作,体会到企业基于流程的运作模式。以企业实际业务流程为牵引,设计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工作岗位,让学生通过轮换单位和轮换岗位实验,了解和掌握各个岗位的业务处理程序和方法以及岗位之间、单位之间业务联系的途径和方式,从而达到树立全局观念、增强业务工作能力的目的。 第二、系统性原则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不同于单项课程实训软件,它是在整合经济管理专业主要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设计出能够实现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全过程的系统,是将企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资源进行的全面集成。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的设计,应根据现代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方法和手段,营造一个模拟的企业经营管理的应用平台,突出系统的总体功能。毕业模拟实习平台是由各个单项模拟实验组成的一个大系统,各个单项模拟实训综合实训系统中的子系统,通过有效整合,充分发挥系统整体功能。毕业实习综合实验平台是通过模拟企业的业务流程将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既具有各个单项实训功能,又具有总体功能。 第三、互动性原则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不是单个学生进行的实训,而是一个团队协同进行的实训,是一个动态的实训。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要求做到在实验过程中将学生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根据已有的基础资料资源进行操作。每个岗位的操作结果都会对其他岗位产生影响,即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其他环节的结果,并最终影响到整个实训的效果,因此,需要大家各在其位、各负其责、通力协作,以实现经济管理目标。这种模式不仅具有高度的仿真性,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而且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为了体现外部环境变化对经济管理活动的影响,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既要设定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又要设置众多的变动因素,以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和创造力。 一个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的建设 该实训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 第一、计算机与网络系统 第二、经济管理专业“影子工厂”是整个模拟实习平台的核心构件。 “影子工厂”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它是一个虚拟的工厂;其二,它是信息层面企业的模拟,其数据及活动描述均来源于真实企业。影子工厂实训教学系统应该全面模拟企业ERP实例的教学软件,结合教学的特点及实训过程组织的需要开发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综合实训教学平台。 “影子工厂”实习教学平台基本能实现仿真企业平台和仿真教学,基本体现了前述模拟实习平台设计的原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仿真企业环境。提供真实仿真企业的业务处理环境的功能。对环境的设计和各个实训流程的设计都必须使实验者有一个接近或仿佛置身于企业的实际环境中的感觉,这种环境可使学生自觉调整自身不同于课堂上课的状态,促使学生主动去思考、规划自己的实训过程和实训步骤,主动加入群体活动中去完成实训。环境模拟的越真实,实验教学的效果就越高。环境模拟不仅包括一个单位内部的工作环境,还包括改企业与外部关联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第二:模拟职能岗位。模拟实训中,一种设计思路是每个学生以企业实际业务流程为牵引,针对一个特定系统的业务,由实验者模拟企业不同部门、不同的工作岗位,独立完成业务处理。目的是熟悉系统的功能,明晰不同类型业务的处理流程。为了全面提高实验者的综合实践能力,真实模拟系统在企业中的实际运行过程,由不同的学员模拟企业中的不同岗位,每个岗位都具有相应的责、权、利,让每一个学生都找到相应的“职业角色”的感觉。第三:仿真企业流程。企业之间竞争的关键在于其业务流程,对“影子工厂”实验教学平台也是如此。在仿真企业环境中,以企业业务流程为主线,将各个业务部门、各个职能岗位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将系统性地经济业务理论与实践全面结合,使每个实验者深刻地体会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体会自己在流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应完成的工作,体会到企业基于流程的运作模式。②其他重要的组成平台包括:物流工程与供应链管理模拟实验平台、witness生产系统建模与流程优化实验平台、统计专业软件操作与实践模拟实验平台、市场营销与竞争模拟平台、国际贸易实验平台、电子商务实验平台、证券分析与模拟教学平台。整个模拟实习平台不仅需要搭建软件模拟平台,还需要一定量的实体实训设备和装置,如必须的模拟生产线、人因工程和物流工程的实训所需的耗材。 三、经管类专业毕业模拟实习平台应用的效果分析 该模拟实习平台基本上能让学生了解企业运营全过程,学习企业运营决策方法,培养学生的全局意识,既能对企业的某一个专业职能和流程进行仿真,如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生产管理、物流管理等提供模拟教学环境,又能体现其跨学科、跨专业性。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及相关环境的完整模拟,可以使毕业生对企业的信息流、资金流、物质流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了解。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企业的整体的系统的认识。来源于企业ERP实例的影子工厂实训教学系统,将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充分结合,克服理论教学抽象、空洞、难以联系实际的不足,有效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组织下厂实习的困难。 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锻炼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管理素质。提高学生综合技能,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企业经营、技术、物资、生产、财务等各管理环节,理解企业的各项管理职能、过程和活动。 四、结论 经管专业毕业生如何开展模拟实习,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更好地全面提高实习效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模拟实习实践教学的质量控制体系,是实现毕业生模拟实习实践教学目标的有力保障,对提高教学质量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目前在这方面还有待于完善,提出合理的质量控制和监督体制,加强反馈控制,切实保障模拟实习质量。(作者单位: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探索 摘 要:本科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阶段最后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本文围绕撰写毕业论文应达到的目标、论文的选题、指导教师的选聘、指导教师评分等环节的管理进行分析与探讨,力求对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起到借鉴和指导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管理类专业 毕业论文 管理 毕业论文的撰写是学生在校期间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笔者围绕撰写毕业论文应达到的目标、论文的选题、指导教师的选聘、指导教师评分等环节,对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论文写作的目的 1.论文是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进行系统整理和升华的过程 学生在校期间,已经按照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修完了公共课、基础课、专业课以及选修课等课程,并接受了考试或考查。学习期间的这种考核是单科进行,主要是考查学生对本门学科所学知识的记忆程度和理解程度。但毕业论文则不同,它不是单一地对学生进行某一学科已学知识的考核,而是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的能力。写好一篇毕业论文,既要系统地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还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并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功底。这就要求学生既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又要有深厚的基础课和公共课知识,是一次综合的测查。 2.撰写毕业论文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大学生就业后,不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例如学生在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就要学会做调查研究,起草工作计划、总结、报告等,为此学生要学会收集和整理材料,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将其结果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大学是高层次的教育,其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开拓精神,既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又能发挥无限的创造力,不断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既能运用已有的知识熟练地从事一般性的专业工作,又能激发学生对人类未知领域大胆地进行探索,不断向科学的高峰攀登。 二、 撰写毕业论文应达到的目标 1.提高综合素养 (1)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素养。要求学生恪守学术规范,独立或与小组成员一起,通过查阅文献、确定论文题目、进行调查研究、对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围绕论点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毕业论文内容除特别注明和引用外,均为本人观点,不得存在剽窃、抄袭他人学术成果,伪造、篡改调研数据的情况。 (2)以创新为重点的科学精神。一篇优秀的本科毕业论文,不只体现了学生对本科阶段专业知识的掌握,更应体现出学生在领悟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创新和提升。这就要求学生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结合专业特点,有目的地对社会、企业的现状做调研,即结合实际情况,印证理论观点或针对某些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学生可以通过调研部分离退休人员理财、消费的倾向性,结合金融行业发展现状,帮助银行、证券公司设计出适合离退休人员的理财产品。 学生在本科阶段能够在社会、企业已有的产品、服务、管理模式等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增添自己研发出的新产品、新服务、新管理模式。这样形成的毕业论文就符合学校对论文“创新性”的要求。 (3)以实践为第一的治学态度。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为学生接触社会和企业实际,特别是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契机。经济管理学部的专业以文科类专业为主,文科学生的学习和成长离不开社会。因此,学生们应该抓住撰写毕业论文的机会,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去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并尝试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2.提高科研和论文写作能力 (1)查阅和翻译文献的自学能力。学生在确定论文题目前,一般都会经过“明确选题方向、查阅文献资料、考虑写作条件、听取导师建议”等几个步骤。这个过程是在论文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指导老师不会亦步亦趋地进行指导,主要需要凭借学生的自学能力来完成。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文献,结合自己的专业方向,发现自己的研究兴趣所在,并与指导老师、同学进行交流,可有效地提高自己的自学能力。 (2)资料分析能力。学生对通过访谈、收集自填式问卷等社会调查方法搜集到的资料,还需要进行系统的分析,才能揭示出其所包含的众多信息,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资料的分析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环节。根据资料的性质,我们可以将资料的分析方法划分为定性资料分析方法和定量资料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是指不通过数学语言,单纯地依靠文字语言进行资料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是指通过SPSS、Excel等工具,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探索、揭示出不同变量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或相互制约的关系。学生们结合论文撰写要求,对资料进行分析的过程,就是有效提升资料分析能力的过程。 (3)论文写作能力。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考核毕业生综合能力的重要依据,是证明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业水平的手段。经济管理学部将本科毕业论文定位在“调研型论文”,同时对毕业论文的写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定的要求。要求学生的论文观点明确、论点突出、论据充分、逻辑缜密、条理清晰、前后内容避免重复、矛盾。 3.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因素 (1)自我管理能力。学校每年安排学生撰写论文的周期约为9个月,在这9个月中,学生们要参加就业实习、面试、职业资格考试等各种活动,学习任务压力很大。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重在对结果的把控,不可能每天都督促学生完成相应的论文撰写任务。这就要求学生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否则难以按时完成一篇完整的毕业论文。 (2)人际沟通能力。调研型论文需要学生们通过发放问卷、收集问卷、面对面访谈(或电话访谈)的方式来进行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与几十位甚至上百位的调研对象进行沟通,旨在说明调研的意图、获得调研对象的理解和支持、获取更多的资料等,这个过程对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是一个锻炼。 (3)团队合作意识。学生们可以独立或以团队的方式完成一篇论文,若采取团队合作的方式完成一篇论文,就要注意发挥团队合作的优势,即做到各自发挥所长、优势互补,相互之间多沟通、多分享。这就要求学生们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学会合作与分享,发挥团队的优势。 三、适用的毕业论文的类型 按照内容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毕业论文分为设计性论文、实验性论文、描述性论文和理论性论文等四种类型。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适合撰写理论性论文。理论性论文又可分为两种:其一是以纯粹的抽象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通过缜密的理论推导和数据运算,以验证论点的正确性,它侧重于理论方面的分析,用基础理论进行推导和论证;其二是学生通过对某种社会现象、企业产品、竞争对手或消费者等情况进行调研,并结合其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形成一篇调研型论文。 立足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结合学生和专业的特点,对于应用型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来说,选择调研型论文作为学生的毕业论文,无疑是更有效、更实用的论文类型。 四、毕业论文的选题 实践教学是个系统工程,本科毕业论文作为大学四年的最后一个实践教学环节,起着“整合专业知识、体现学以致用、总结升华实践教学成果”的重要作用。学生在进行论文选题时,应兼顾“学生想做、学生能做、企业需要做、时效性”等原则。 1.应该有研究的意愿 学生要对某个企业的管理、某种产品等有研究的兴趣,希望结合自己学过的专业知识进行研究和探索。 2.应该是学生能做的 论文在调研、写作中要具有可行性。学生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需要进行的调研工作、获取的数据等,都应是能够通过自己或团队的努力可以达成的,且是学生力所能及的课题。 3.应该是专业、社会或企业的切实需要 研究社会、企业或专业发展所切实需要的课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研究的成果也会更有价值。 4.应该提倡选题的时效性 学生的选题提倡与社会、企业热点问题相结合,这样有利于获得更多的资源的支持,有利于学生养成关注社会发展、与时俱进地研究社会、企业问题的习惯。 五、毕业论文的过程管理 1.做好论文指导教师的选聘工作 笔者以所在高校经济管理学部2013届本科毕业论文为例,对论文指导老师应具备的关键素质要素进行分析。2013届本科毕业生各专业人数、指导教师高级职称所占比率、学生论文成绩等信息,详见表1。 表1 论文指导教师职称与学生论文成绩一览表 专业 毕业生人数 指导教师高级职称占比 学生论文平均分 论文成绩优秀率 金融学 254 50.0% 75.7 0.8% 国际贸易 96 81.8% 77.0 1.0% 工商管理 190 81.0% 79.0 3.7% 小计 540 100% 77.2 2.0% 从表1中可以看出,对于“指导教师高级职称占比”最高的国贸专业,其学生论文的平均分数在三个专业中并不是最高的。将“指导教师高级职称”所占比率分别与“学生论文平均分”“论文优秀率”做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指导教师高级职称占比”与后两项内容均不构成显著相关。由此可以看出,具备“高级职称”的指导教师未必指导出优秀的学生毕业论文。笔者在论文撰写整体工作结束后,随机访谈了其中的50名毕业生,当问到“论文指导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时,有90%的学生将“责任心”作为其最重要的素质,而“行业专家”“职称”“学历”等均排在“责任心”之后。 因此,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我们在选聘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时,应该把“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作为决定选聘与否的第一要素。 2.关注论文评分的公正性 笔者所在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的评分由指导教师评分、评阅教师评分、学生现场答辩成绩三部分构成,分别占到总分的50%、30%和20%。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将按同一份《论文成绩评价量表》上列示的评分维度、评价标准,对学生论文进行评分。将评阅教师的打分计入论文成绩,显然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论文分数的客观性、公正性。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笔者在查阅学生成绩时,发现个别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的打分相差在30分以上(均以100分为满分)。笔者将二者的打分做了皮尔逊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详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454,属中度相关。我们在毕业论文的整体管理过程中,不乏对学生的教育指导、对业务流程的研讨和宣讲,但缺少对“如何对论文进行评分”的培训。导致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在打分时出现较多分歧。 因此,我们在今后的毕业论文管理工作中,应该加强对指导教师、评阅教师进行“论文评分”方面的培训,开发相应的课程和论文案例,以保证论文分数的客观性、公正性。 3.定期做好中间过程论文指导工作的教学管理 毕业论文的整体管理过程从开题到答辩有近9个月的时间,在这段相对较长的时间里,我们往往关注的是“一头一尾”的工作,即关注的是论文开题、确认论文指导老师,以及最后的论文答辩工作。在中间这段时间里,我们往往把对学生的论文管理等工作全部授权给论文指导老师。而对于民办高校来说,超过半数的论文指导老师来自于其他高校,中间过程若不加以把握,将很难对其指导的质量加以把控。 因此,在论文指导过程中,学校应以专业为主导,定期开展论文管理过程相关的研究工作。这样,一方面能够解决论文指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检查指导老师的工作进度。 总之,本科毕业论文是本科学生在临近毕业时一次梳理、总结、检验、提升自身本科教学阶段学业的重要过程,只有学校各层级加以重视,并在关键点上做好监控工作,方能帮助学生真正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体会到学以致用,并为社会输送优秀的人才。 (作者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探究 (宁波大红鹰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毕业生数量迅猛增加, 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仅为115万人,到2013年大学毕业生已达到699万人,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了不争的事实。毕业生就业压力持续上升,就业指导工作已经成为摆在各个高校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新的形势下,结合高校和地方实际,针对经济管理类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展开研究,对提高该类毕业生的就业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就业指导;经济管理;毕业生 一、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就业的优劣势分析 (一)经济管理类毕业生的优势。(1)社会需求宽泛,就业面广。从本校经济与管理学院设置的专业及专业方向看,经济学类的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及其下设的国际商务方向、国际物流方向,管理类的有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和市场营销四个专业,这些专业涉及二、三产业的很多专业领域,经管类毕业生的就业选择面是相当大的。(2)国家总体经济环境良好。从根本上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归根结底还得依靠良好的经济环境。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提供80至100万个就业岗位。近年来,我国的GDP保持较高的增速,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 (二)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就业的劣势。(1)实践环节锻炼经验缺乏。理工科毕业生在参加工作后,由于专业特点,较短时间内就能上手工作并发挥作用。而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实践应用能力相对较弱,需要进行岗前技术培训,实践经验也需要不断的积累,管理经验更是需要较长时间积累的。目前很多企业缺乏自主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的意识,不愿意招聘后花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培训,只愿招聘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管理人才。(2)经管类专业重复设置现象严重。全国高校开设数量最多的十大专业中就有四个专业属于经管类,分别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市场营销和工商管理,全国有一半以上的高校都开设这些专业。经管类专业属于社会需求比较宽泛的专业,就业面较大加之办学成本相对较低,很多学校都会根据市场需要开设多个热门的经管类专业。虽然高等教育消费市场巨大,但就业市场不可能充分消化这些专业的所有毕业生,毕业生滞销的情况在所难免。 二、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就业指导工作全方位和个性化相结合。我们应当对经济管理类的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进行全方位的就业指导工作,招生、教学与就业相衔接。新生入学前,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入学前咨询服务,为其提供包括学校专业设置情况、专业内容设置、专业就业前景分析等,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提供咨询服务。入学后还可以允许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调整专业或专业方向。这对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问,有利于今后顺利就业。通过全程就业指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另一方面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办学能力和地理位置,结合所开设专业、培养目标和用人单位的需求等状况,确定毕业生的就业区域、行业范围,对毕业生进行市场定位,确定毕业生的就业目标市场。如我校依据浙江地区民营中小企业高度发展的经济结构特征,以及现阶段支撑企业持续发展的家族财富传承与管理人才缺乏的现状,于2013年1月创建了国泰安创业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突显自身特色。 (二)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相结合。就业指导课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参与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在教学中若采用传统的讲授方法及教学模式,很难取得显著的效果。因此不仅要通过课堂教学、主题教育等方式,还要积极开展咨询服务、体验实训等参与性较强的活动。可以通过模拟式教学,将求职过程中的某些过程进行模拟,老师通过点评的方式来加深学生的判断能力;也可以通过案例式教学引导、教育学生。作为高校应该积极与重点地区、重点单位建立友好的联系,争取让重点地区、重点单位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和实习岗位。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学生积极参加课外实践、暑期实践活动,培养其实践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如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非常重视学生的暑期实践活动。在大一暑假安排有专业认知实习、大二暑假安排有专业调查、大三暑假安排有暑期专业实习,为本专业学生更好的了解市场,了解专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就业技能培训与综合能力培训相结合。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技能培训活动,教授学生简历制作、笔试应对策略、面试礼仪与面试技巧等技能。同时也要开展互补性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培训,旨在使毕业生更好地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例如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强化其法律、英语、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因为这些知识在学生今后的工作中会涉及到。同时,高校还应注重加强学生实践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训。 (四)就业指导与市场调研相结合。就业指导课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因此加强市场调研是保证就业指导正确方向的手段。只有加强市场调研,才能了解经管类专业的就业形势及专业发展状况。通过了解已就业学生的情况、掌握专业培养中的不足,可以最终改进学校的教学,还可以给学生在专业学习上提供建议。例如宁波大红鹰学院近几年开始都会委托专业调查机构,针对每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展开调查,形成调查报告。针对调查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分析原因,找出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不足,采取有效措施,改进教学,更好的开展人才培养、服务社会。 (五)健全就业指导机制,四方各司其职。人才的培养不能单单依靠高校。政府、高校、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都有责任和义务为毕业生顺利就业各尽其能。四方应为大学生提供全面、高效并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与服务,积极推动大学生充分顺利的就业。 大学生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来自市场经济的冲击、不良社会风气的诱导,都会影响其对职业的看法。我们的就业指导工作,应该引导大学生更好地了解本专业的实际状况和社会需求,培养其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不断调整就业期望值,使其更加切合实际,实现由“精英化”就业向“大众化”就业的转变。 作者简介:马雯慧(1980.10- ),女,宁波大红鹰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金融。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提升研究 摘 要 毕业论文是衡量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吉首大学为例,研究经济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的现有措施和存在问题,并针对毕业论文质量控制中面临的困境,从毕业论文撰写的关键主体学生、教师和学校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关键词 经济管理专业 毕业论文 质量提升 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反映大学教学成果尤其是实践教学成果的重要环节,其质量控制与各相关教学环节密切相关,可以综合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论文的质量既是对学生能力评定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对高级院校的教学水平与质量考核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提升毕业论文质量对于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国家启动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以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为重要目标,毕业论文对于提升高校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吉首大学为例,结合自身指导毕业论文的经验,分析地方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毕业论文质量问题,以期为提高经济管理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1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现状分析 吉首大学商学院从2004年开始实施“职业经理人综合素质养成计划”,形成了创新教育环节、实践教育环节、研究教育环节和课堂教育环节“四环合一”的教学模式,当前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已成为国家特色专业和湖南省普通高校“十二五”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学院为提升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也进行了不少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1 提升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措施 (1)重视日常教学中的写作能力训练。专门开设SPSS统计软件操作课程,鼓励学生通过量化分析手段,提升论文的档次;实施案例分析等课程改革项目,通过实地调研编写原创性案例,支持教师积极运用案例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2)提前进行毕业论文写作的安排和筹划。将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提前公布给学生,要求学生提前进行准备。将毕业论文的写作时间进行提前,从第六学期期末即开始毕业论文的选题,暑假即开始结合社会实践调查着手论文的开题和初稿写作。 (3)强化论文质量的控制。要求老师进行全程监控,要求学生必须完成后,且经过指导老师确认签字后才能离校。实施毕业论文盲审,对全院所有的学生论文进行多轮盲审,直到符合要求为止,督促教师加强指导,推动学生提升论文的质量。 1.2 毕业论文质量存在的问题 (1)题目浮夸,概述不明确。论文题目的选择大多是在一个界定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准确的叙述。内容也是空洞无力,毫无价值,甚至是教材内容的照搬。许多同学抓不到当前的时事热点,更不能对其有精准、客观的理解。文章观点模糊不清,论述条理不明确,论文的头尾也没有合理的组织联系起来。 (2)东拼西凑、网上下载。大部分的学生对论文重视不够,不是从自身的实习经历与个人知识积累出发,而是直接进行复制粘贴。很多学生是在最后时刻才急急忙忙的乱拼一篇,敷衍了事。 (3)论文质量普遍不高。毕业论文中采用模型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比例非常有限,不少论文还是纯理论性的分析,创新性和实践性不够,能够达到优秀论文的数量极少。同时,不少论文口语化现象严重,部分学生甚至WORD的基本操作都不会。 2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难以提升的困境 2.1 学生层面的困境 (1)学生的重视不够。许多学生对撰写毕业论文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毕业论文不管质量如何都可毕业,加上往届学生极少因毕业论文问题而无法毕业的事实,导致不少学生认为毕业论文环节就是走过场,毕业论文质量优劣都不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应付心态比较明显。 (2)学生的知识掌握不牢。就业压力的增大导致许多学生很早就产生了“读书无用”的念头,学习毫无动力,导致专业基础知识学习得不够扎实;特别是不少学生的数学和统计学课程知识掌握薄弱,难以有效的运用计量工具进行分析,模型和量化分析知识严重欠缺。 (3)学生知识运用能力欠缺。不少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更无法将所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结合,部分学生只知道照搬教材内容,甚至不知道毕业论文需要查阅期刊。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较差,部分学生甚至不知道学校有电子数据库。 2.2 指导教师层面的困境 (1)指导老师积极性不高。毕业论文工作量大,指导教师需要从学生选题、开题报告、外文翻译及反复修改等全过程都要给予指导,费时费力,但相应的报酬却很低,每个学生仅有8个学时,但是实际的时间远大于8个课时;同时教师给学生布置的任务往往不能得到积极的回应,也严重挫伤了教师的指导热情。 (2)指导老师水平和精力有限。部分教师很少参与社会实践,或者自己没有科研课题或研究方向,把握不住专业的学术前沿,指导过程中难以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由于师资不足,教师实际指导的毕业论文一般都超过10人,有的甚至多达20余人,同时教师还有比较繁重的教学、科研等其他必须完成的工作,难以有效的进行论文的指导。 (3)部分教师监管不严。指导老师的积极性、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度和知识水平与学生对论文题目的选取和论文质量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有些老师对学生的论文关注度不高,不忍心见自己的学生因为论文而煞费苦心,因而放松对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要求。 2.3 学校管理体制层面的困境 (1)毕业论文教学环节缺失。部分高校重课堂教学,轻论文写作。大部分高校在本科阶段没有开设论文写作必修课程,学生缺乏论文写作的规范与技巧。难以为学生提供完善的实践基地,由于条件有限,现有的实习模式多为自主分散实习,学生自我选择,传统的单导师、一学期指导毕业论文的模式存在很大缺陷。 (2)毕业论文质量控制体系不完善。毕业论文教学环节多、时间长、难度大、监控成本高,论文质量在国内尚无科学统一的评判标准,加上毕业论文与学生的离校实习等因素,导致现有的监控督促机制难以发挥效应;由于毕业生人数众多,毕业论文质量控制重形式,轻内容,检查主要集中在抽查、检查记录和格式等,无暇顾及毕业论文教学的实质内容。 (3)监控措施执行困难。虽然学校也有不少论文监控的政策,包括论文的中期检查,后期的质量抽查等,但实际的执行力度不够。学校面临毕业率、考研率和就业率等巨大压力,如严格执行毕业论文制度势必影响“三率”,迫使教师放松了对毕业论文的质量要求,导致毕业设计论文无论好坏基本都能通过,使得监控毕业论文质量的不少措施成为摆设。 3 提升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途径 3.1 改变学生观念,提升写作能力 (1)督促学生认真对待毕业论文。加强教育,使学生意识到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将现在的激励与评优制度进行改善,并且选取比较优秀的论文,汇集编纂成册以及将荣誉证书进行发放。要严格执行论文指导中的相关政策,严格落实对少量不达标的论文实施推迟毕业的政策。 (2)打好专业理论基础。加强对日常教学的改革,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学习专业知识,多角度多侧面地思考问题,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加大社会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的比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其综合实践技能,强化其社会意识。 (3)提升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需要在平时多多进行练习,还要在平常的教学中让学生写一些短小的日记式论文,对原有的评定方式进行改革,对学生的思考方式进行训练、对论文的写作方法进行指导。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课题,提高自身的科研兴趣和思考意识。 3.2 完善激励机制,提升指导能力 (1)完善激励机制。强化导师的责任意识,逐步降低指导论文的师生比;将指导论文的能力和论文质量作为教师评价的重要指标,并将评价结果与教师的评优晋升等挂钩;加大优秀毕业论文的奖励力度,提高教师提升指导质量的积极性。 (2)提升指导教师的素养和能力。建立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档案管理制度,以加强导师的配备和管理;尽可能地选用与指导教师科研项目相结合的题目,保证教师自身的指导能力;加强指导老师的梯队建设,要对现有教师进行选拔和考核,并对后备人才进行遴选和培养。 (3)改革毕业论文指导模式。构建毕业论文教学的内容体系,将单学期毕业论文改为从2年级开始的全程式教学模式,建立由同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实验—实习—实践—毕业论文整个流程进行系统性指导的模式,保障学生可以进行毕业论文撰写的系统性。 3.3 完善约束制度,落实管理政策 (1)实施开放式毕业论文管理。建立当面指导结合网络联系的立体多维指导渠道,实行就业—考研—毕业论文的“一体化”指导模式;尝试实施校内教师与企业专家共同指导的“双师”模式,以社会资源和外部条件弥补学校之不足,提升论文的实践性和创新性。 (2)完善毕业论文教学激励约束制度。建立对优秀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和学生奖励制度,加大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的力度。建立对不合格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和学生约束制度,对学生坚决执行推迟毕业或再答辩推迟授予学位的制度。 (3)落实毕业论文的质量监控政策。建立校、院、系三级检查制度,下一级对上一级负责,层层把关。建立毕业论文专项检查制度,组织校内或校外专家进行针对毕业论文的专项检查。建立与检查配套的整改制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并进行相应处罚。学校管理部门必须改变毕业论文向就业妥协的政策,坚决执行论文质量控制的相关制度。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存在问题研究 摘要: 本文针对目前本科毕业论文中出现的问题,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角度具体分析了本科生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常出现的问题,探讨了其出现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给出了改进措施,为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毕业论文;问题分析;对策 0 引言 本科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是对学生四年本科期间专业知识学习及运用的一个综合检验,也是对学生科学研究素质的初步训练。而且它对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学生迅速进入工作角色提供有益的帮助。因此,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对提高高等学校办学水平、培养创新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2]。同时学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也反映出教学效果的好坏、教学质量的高低,有利于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从而为改善教学质量提供依据[3]。笔者在近几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以青岛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2012届本科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经管类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具体措施。 1 经管类本科生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分析 目前一般的本科毕业论文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即提出问题(前言),分析问题(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对策)部分,本文针对以上三个环节具体分析经管类本科毕业论文中常出现的问题。 提出问题部分或者说前言部分应交待论文的背景、研究目的意义、研究范围等,这一部分的重点在于综合评述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目前,这一部分论文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1 研究范围过大 虽然学生论文写作过程中在书面上会限制研究范围,如某一地区或者某一企业,如“青岛市外贸业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等,但这种题目对于本科生而言仍偏大,因为青岛市外贸涉及加工制造、农产品等多个行业,学生在实际撰写论文时往往把握不住问题,出现题目与研究内容脱节的现象。 1.2 题目宽泛致使研究难以深入 部分学生的毕业论文题目虽然看上去比较具体,范围也比较明确,如“青岛市橡胶外贸业存在的问题研究”等,这种题目虽然在字面上不存在问题,但学生在实际论文写作过程中往往发现,针对橡胶这类特殊行业其数据的收集非常困难,在专业的统计年鉴中往往查不到,需要学生亲自到企业进行调研才能获得,而在实际的调研过程中,由于企业不配合,相关数据往往也无法得到,因此学生在论文的实际撰写过程中往往只能规避行业的实际运行情况,使得论文缺乏具体内容支撑。 1.3 对于前人工作成果不够重视 本科生应该具备一定的收集、分析资料的能力,但绝大多数学生往往忽视这一环节。这一方面导致重复前人研究成果的现象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学生的论文也缺乏创新点。 分析问题部分即正文是作者对研究工作的详细表述,它占全文的绝大部分。这一部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3.1 学生对基本的分析工具掌握不够 统计分析可以说是经济管理类本科生毕业论文中最常用到的分析方法,但学生对这一类工具的掌握往往存在很大缺陷。首先体现在对基本的理论知识掌握不够,如部分学生的调查问卷设计不够合理,对基本的Stevens分类法的尺度不够了解,甚至出现4点等距法的尺度调查问卷;同时对调查数据的收集及处理也存在很多问题,收集的数据的质量及可靠性都无法保证,如对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情况缺乏必要交待,甚至出现数据造假情况,像100%的调查问卷回收率或者100%调查问卷合格的这种基本不可能的情况在毕业论文中频繁出现。其次对专业的统计分析工具掌握也存在不足。部分学生能够利用Excel对获得数据进行初步的回归分析,但对于更进一步的主成分分析等内容则往往无法把握。 1.3.2 对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 学生在获得所研究的问题或者企业数据资料后,无法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因此无法发现现象或者缺陷背后存在的真正问题。即使部分学生能够提出问题,但往往无法针对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因此也无法探讨提出问题的真正致因。使得文章缺乏逻辑性,不够完整。 1.3.3 对问题的分析缺乏针对性 部分学生能够亲自到企业进行调查获得大量一手数据,但对数据整理不够完整,导致对问题的分析缺乏出现偏差,同时对发现的问题无法进行归纳总结。因此提出的问题往往与企业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 解决问题这一部分是承接上述分析问题部分而来的,其主要反映了学生利用课本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部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①所提对策缺乏针对性。 毕业论文对策建议部分经常出现的问题。无法根据上文问题分析中归纳总结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或者对策部分与所列举问题根本不相关。这一方面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同时也体现了学生缺乏必要的逻辑分析能力。 ②所提对策缺乏可执行性。 学生往往只能根据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提出某些建议对策,但对于建议的执行过程缺乏必要的介绍。这往往导致学生的论文看上去如同课本上理论知识简单列举,这也反映了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欠缺。 2 改进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以下提升经管类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2.1 加强对选题的管理 在确定论文题目时要求学生明确以下三个原则: ①与学生专业紧密相关原则。这一方面是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保证论文质量的必要措施。因为毕业论文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而这些只有通过专业课的学习才能保证有良好的理解与掌握。部分学生的毕业论文出现严重的理论错误,往往就是由于其选择与其专业不相关的题目,导致对研究问题的基本理论缺乏掌握而出现问题。 ②与学生兴趣爱好相关原则。在保证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前提下,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鼓励学生结合当前本学科领域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自己确定研究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学生有足够的精力及兴趣撰写毕业论文。避免出现学生在论文选题中总是在指导教师所划定的圈圈内思考、工作,这样既限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同时也限制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发展的愿望。 ③研究范围具体、研究问题明确原则。要求学生尽量选择具体的行业,具体的企业,针对具体案例展开研究。同时建议学生充分利用到企业实习的机会,结合企业的具体需要,确定论文题目,同时充分利用企业中真实数据,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这样的选题任务明确,针对性强,可以锻炼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明显提高毕业论文的效率[4]。总之毕业论文的选题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其选题应结合当前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实际,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使得学生通过应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充分的锻炼[5]。 2.2 加强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 除了专业知识外,经济管理类学生尤其要加强统计学的学习。对于经管类学生,统计学是其必须掌握的课程,统计工具是其必须熟练使用的工具,这不仅是毕业论文撰写过程的需要,同样也是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熟练掌握使用的技能。同时指导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研究问题的实际需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方法指导,如结构方程、层次分析法等常用方法。这些分析方法经过老师的帮助大多数学生都能够通过自学基本掌握,从而可以极大提高论文的理论性。 2.3 加强老师的指导 毕业论文的撰写整个过程都需要指导教师全程跟进,及时发现学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学生进行充分的讨论分析,具体来说在整个论文撰写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以下环节的指导。首先是在论文开始阶段对学生进行学位论文的基本介绍,需要让学生明白整个学位论文的结构组成、行文基本要求、文献的查找方法等必要的基础知识。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指导教师同样要及时跟学生讨论,一方面对学生进行方法论的指导,使得学生能够掌握真确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发现改正,避免出现大的错误。最后就是论文撰写完成后,指导教师要对论文进行整体审核,避免学生出现逻辑性错误,对方法及数据进行必要的审核,保证论文的质量。 3 小结 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实践课程,其对于学生综合四年的本科所学的理论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迅速进入未来工作岗位及适应工作角色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严格要求,而这也会对本科教育质量的提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关于经济管理类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若干思考 摘要:毕业论文被认为是大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影响着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的高低。论文在分析经济管理类本科生毕业论文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本科毕业论文应该进行改革,并提出了近期与远期的改革设想。 关键词: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改革设想 一、经济管理类本科生毕业论文面临的主要问题 毕业论文被认为是大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影响着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的高低。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学生对论文写作认识不够,兴趣不高,并且受大学生就业体制变革的影响,大学生本科毕业论文在选题、指导、写作、答辩等各个环节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正如时伟在《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弃与存》指出,本科毕业论文仍然存在着指导不力、过程不严以及质量泡沫等问题,正经受着废除与续存的舆论煎熬。吴国杰等在《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探讨》一文中认为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的制约因素在于:毕业论文的时间安排不合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不足、学校的科研物质基础不足、毕业论文师生比不合理、毕业论文过程管理力度与考核监控缺乏等等。再比如,毕业论文理论研究较多,整体较为空洞,缺乏实践意义;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够;个别教师要求不严,部分青年教师经验不足;等等。最为突出的就是学术不端,而且不端行为在升级。笔者在与一些外校同行进行交流时,感觉本科生毕业论文还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学术不端在本科生毕业论文中也开始苗头渐起,大有泛滥与升级之势;甚至拷贝网上的硕士学位论文,或将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压缩、拼凑、肢解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同时,由于本科院校扩招,教师毕业论文的指导压力也很大。例如天津某高校的经济管理学院,2011年共有约1200名毕业生,专业教师约160人,平均每名专业教师要指导7.5名学生的毕业论文,其中某两个系每名教师平均要指导12人以上。如果再考虑部分教师还要指导二学位毕业论文、二级学院的毕业论文、夜大学的论文、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指导任务是比较繁重的。 二、本科毕业论文的废与立 毕业论文是高校人才培养中一个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它集实践性、综合性与创新性于一体,对于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检测,直接反映着一所高校教学质量的整体水平。教育部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明确要求确保毕业论文质量,并曾经是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中一个重要的二级指标。实际上,本科毕业生要不要撰写毕业论文,是由来已久的一个争论。正如人们所言,本科毕业论文已成“鸡肋”,不仅学生写起来痛苦,指导老师感到棘手,而且社会舆论指责本科毕业论文太水,与其维持目前这种尴尬局面,不如放弃。丁晴雪在2009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撰文“本科毕业论文的存废值得探讨”,明确赞成取消本科毕业论文或不再将论文作为本科毕业的硬性条件。丁晴雪指出,主要理由并不在于本科毕业论文“掺水”问题严重,而是在于本科教育的定位和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大众化趋势,本科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一半左右(现在已经超过这个比率)的高中毕业生都能够享受到的“平民教育”。相应的,本科教育要培养的并不是精英人才,而是适应社会需求的大众化人才。正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这种变化,本科毕业论文的必要性才受到怀疑。但是,取消毕业论文的做法是不是有些过激或一刀切呢?2009年曾经传言“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拟从2010年起在教学计划中删除毕业论文”。仅仅过了一天,四川大学宣传部就将这个“善意的谎言”戳破了。可能是四川大学在各方面承受的压力过于大了吧!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确有些难当啊! 三、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的若干设想 有鉴于此,本科毕业论文有必要进行改革。针对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其毕业论文改革可以分为近期和中长期两步走。 1.近期设想。近期就是严格规范毕业论文管理,具体设想有两点:第一,对那些毕业论文不合格、第一次没有通过答辩的同学,即使以后答辩通过,应适当延迟毕业证、学位证的发放时间,直至取消。笔者所在单位,为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出台了一些制度与措施,如开题报告制度、指导教师与学生背对背答辩制度、二次答辩制度,等等。但是,措施的实施效果依然难以令人满意。不少教师私下反应,现在毕业论文的指导是“学生不急、老师急”。在学生心目中论文写作答辩只是一个过程,早晚得通过,即使进行了N次答辩。通过推迟发放毕业证、学位证来引起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当然,为了慎重起见,维护和谐校园,而且更具有权威性,不合格毕业论文的确定应该由学院学术委员会或学位委员会组织进行。第二,对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查新。现在,本科毕业论文是否存在学术不端的任务一般由指导教师来负责,明显没有权威性;而且也不现实,因为指导教师的资源有限、时间有限。只能通过非正规的方式确认,如上下文的行文、直觉、交流谈话等,或者是根据电子版文件中回车符、逗号、分号是不是半角提出质疑。建议由教务处、学院和学工部等部门出头,组织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查新工作。对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一律延期毕业,甚至更严厉的措施。此举即可树立学校严谨的学风又可以起到对学生起保护作用,免得出现“秋后成名算账”事件。 2.中长期设想。本科毕业论文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经的一个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的相关基本训练。所以,笔者觉得对于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只要有某种方式或手段能够达到相同的目的,是不是就可以用其代替或部分代替毕业论文。替代的方式或手段有以下四种:第一,用综合实习替代毕业论文。学校可以选定一些信誉良好、专业对口,愿意与高校合作的公司、企事业单位作为实习基地,只要学生在这些基地的有关部门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实习、期满合格就可以认为毕业论文通过。第二,有些专业可以引入类似工科专业的“毕业设计”的方式。比如工程管理专业就可以使用纯粹意义的毕业设计,营销专业是不是可以用某企业某产品的营销策划方案替代毕业论文。第三,用获奖作品替代,如“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天津市大学生文化创意竞赛以及校级一定等级的获奖作品代替毕业论文。不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学生能力的提高更有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增加学校获奖数量,提高学校和学生与指导教师的知名度。第四,用高水平的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替代。比如,以第一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与所学专业相近的学术论文,EI检索、SCI检索的论文。这一措施对于那些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致力于考研的学生来说,既是一种促进与鼓励措施,又是一种检验手段。 作者简介:冯振环(1970-),男,天津人,教授,研究方向:区域规划、评价理论与方法、教学管理;王昕(1979-),女,天津人,政工师,研究方向:教学管理。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经济管理类本科的毕业论文指导模式研究 摘 要: 针对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模式的现状,本文提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下,必须在指导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双向选择”,对学生采用习惯培养的方式及多渠道的指导模式。 关键词: 经济管理类本科 毕业论文指导模式 存在问题 重构 近年来,高校大规模扩招及本科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学生为了能在限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就把毕业论文放在了从属地位,加上用人单位很少关注毕业论文,更造成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怠慢心理,致使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日趋下降。其中,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更是令人担忧。 一、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高校毕业论文指导环节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1.指导时间偏少。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基本上都是从大四第一个学期开始,有些院校可能提前一点,也是从大三第二个学期才启动,而这个学期本科生的上课压力比较大。当他们刚刚对毕业论文有一些想法时,考试又将他们的想法打断。到了大四,各种求职、考试等压力扑面而来,到他们真正安心写作毕业论文时,距离毕业时间已经不多了。因此,从大三第二个学期开始毕业论文的指导,已经是比较晚了,表面看起来还有一年时间,可实际有效时间不到两个月。这时,指导教师指导基础较弱的学生,他们被提升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2.整体指导的策略。 现行毕业论文的指导模式从指导策略上来看,属于一种整体指导。这种模式是指导教师从多方面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包括论文的主题、结构、表达和学术创新等。这种指导模式的结果是,学生自己不努力收集资料进行论文写作,大部分甚至全部依靠指导教师。这样的指导策略,使指导教师非常辛苦,而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却呈逐年下滑的趋势,期望学生通过写作毕业论文培养其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标没有达到。 3.缺乏奖惩措施。 指导教师指导完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打过分之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就被束之高阁。某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是否真的应得某个分数,毕业论文有没有抄袭的成分,也就没有人去关注了。由于没有明确具体的监督和奖惩制度,指导教师、本科生和有关的管理部门对毕业论文实质上都是不太重视的。在这种情况下,指导教师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必然会有所下降。 二、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的重构 针对上述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对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进行重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指导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双向选择”。 目前,大多数高校对毕业论文采用的都是配给制,即由学院将学生平均分给每个教师指导,很容易出现学生的选题方向不是指导教师的研究范围,给指导教师带来困难。如:无法把握选题的意义,无法判断使用材料的准确度,无法判断论文有没有新见解,无法判断论文是否具有实用价值,等等。这样,指导教师只能从形式上予以指导,论文的质量很难把握。因此,要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必须打破这种配给制,实行师生互选的制度,优化指导工作。笔者认为,具体操作可以这样:首先,征集学生的选题或选题方向,然后按学科方向将学生划分到不同的学科,由教师来选择学生;教师选定以后将结果反馈给学生,学生如果对教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换指导教师。在“经济管理类本科的毕业论文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希望毕业论文课题分组应采取的方式?78%的学生反映,希望教师和学生能够进行双向选择。因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已经对对方有所了解,尤其是教师,他在选学生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自己能不能指导学生提交的选题。所以,双向选择是一种优化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方式,也是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一种切实的制度保证。 2.对学生采用习惯培养的方式。 前已述及,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一般都安排在第四学年集中进行。这种突击战必须以学生训练有素为前提。因此,笔者认为,要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与水平,必须科学安排、强化平时训练、循序渐进、变突击式为习惯性培养式。当我们取消了年度论文的教学方式后,必须找到一种替代的方式,平时训练这一环不能少。笔者认为,可以落实到学科课程的教学中去,通过加强学科课程平时作业的学术性训练,既可以在平时的练习中作要求,也可以撰写学术述评或学科课程论文的形式予以强化。在一门学科课程结束时,或要求学生就学科课程中的某一问题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加以评价,或提交有自己一定见解、符合学术规范的学科论文。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刻苦钻研、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形成良好的学风。 3.采取多渠道的指导模式。 所谓多渠道指导模式,就是以网络指导为主体,辅之以传统的课堂教学指导和学生课外学术活动引导。具体实施如下:第一,在正式写作毕业论文之前,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实行见面与不见面相结合的指导方式,使师生间的交流渠道变得畅通。通过网络,可以实现师生适时异地交流,同时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实现异地不同步的及时交流。第二,将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有机联系起来。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现在的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不好,是因为期刊论文读得少,理论基础薄弱,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应多讲期刊论文的前沿动态。同时,教师要结合自己的课程和自己的论文写作经验,向本科生谈论文该如何选题、如何查找资料、如何选用相关理论等。第三,利用各种学术活动激发本科生的学术兴趣和论文写作能力。如,院系进行教工的学术论文或教研论文研讨会,邀请本科生参加。 本科毕业论文是学生创新素养与学识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这种教学方式是以精英教育为背景的,它与当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情势并不十分贴近。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下,必须优化指导、相互协调,对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进行重构。从而,切实提高本科论文的质量,提升高校的教学水平。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统计分析 摘 要: 大学生毕业论文是对大学生四年学习情况的一个总结,毕业论文的质量是检验教学工作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尺。作者通过调查统计,从参考文献的角度分析了参考文献著录,以及参考文献的文献类型分布及时间分布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关键词: 经济管理类本科 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大学生毕业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部分,不仅涉及知识产权和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而且是评价毕业论文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从正文中难以发现的问题,从参考文献的著录和参考文献本身透露的信息可以判断一篇论文的质量,从而为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提供一条切实可靠的途径。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对广东四所高校经济管理类2010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进行了抽样调查,从2000篇毕业论文中随机抽取420篇进行了统计分析。 在420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中,共有参考文献4528篇,最多的20篇,最少的3篇,每篇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数平均为10.78篇,不到11篇。对于反映四年专业学习水平的毕业论文来说,11篇参考文献偏少,说明同学们对相关文献的查阅与利用还是有限的,但这还不是太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参考文献作一些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1.参考文献的著录不规范 著录不规范是所有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参考文献的著录五花八门,如果严格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UDC025.32GB7714-87)的标准衡量,完全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毕业论文凤毛麟角,在420篇毕业论文中,基本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毕业论文只有65篇,占15.38%;84.62%的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著录不符合规范,不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1著录项目不全 在参考文献的著录中,基本的著录项目有:序号、著者、书名或题名、文献类型、出版地、出版者(期刊文章著录刊名)、出版年月(期刊年、卷期号)、起止页码等。在我们抽查的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中,这些著录项目或多或少都有缺失,有缺其中一项的,最常见的是缺起止页码、缺文献类型、缺出版地和缺时间;也有同时缺几项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著录项目(如著者、书名或题名)的缺失令人匪夷所思,有的干脆就只有一个书名或题名,这只能说明同学们对著录事项不了解,或者对参考文献的著录不认真。 1.2著录格式不标准 参考文献的著录除了必备的项目之外,对著录格式也有规定的要求。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的著录格式是:[序号]著者.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月:起止页码.例如:[1]刘刚.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98.期刊文章的著录格式是:[序号]著者.题名.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例如:[1]符莎莉.品牌空心化危机[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5):6-7. 在我们抽查的毕业论文中,除了参考文献著录项目不全外,格式的错误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存在问题。格式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没有序号或序号标识错误,没有括号或不是用方括号“[]”表示;著录符号不正确,有的甚至增加不必要的标识符号,特别是将书名或题名、期刊刊名加上书名号;著录项目顺序颠三倒四,没有按规定的顺序著录;还有文献类型标识符号的错误,等等。有些同学甚至在同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出现前后著录格式不一致的情况。 2.参考文献透露的信息 除了参考文献的著录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外,从参考文献部分列示的具体文献来看,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 2.1文献类型的统计分析 我们把参考文献大致分为著作、期刊论文、网络文献及其他文献类型等四种,在4528篇参考文献中,著作1580篇、期刊论文1872篇、网络文献488篇、其他文献类型304篇、没有标注或无法得知文献类型的284篇,所占比例分别是34.89%、41.34%、10.78%、6.71%和6.27%。从文献类型的分布来看,网络文献所占比例很低,说明同学们利用网络查阅资料的能力较差,这与青年学生的网络利用能力不相称;其他文献类型所占比例也很低,并且主要是报纸,说明同学们对会议报告、学位论文等非公开出版物不够重视。虽然著作和期刊所占比例较高,但表现出来的问题不容乐观,在参考文献中列示的著作绝大部分是教材,并且很多是本科二、三年级的教材,专著极少;在期刊文献中,低档次期刊论文多、核心期刊论文少,中文期刊论文多、外文期刊论文少,在1872篇期刊论文中,核心期刊756篇,仅占40.38%,经济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经济研究》仅出现过4次,在非核心期刊中,一些不知名的期刊、一些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报占了相当的比例,说明同学们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不够,对本学科、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前沿缺乏基本的了解,毕业论文的写作处于一种低水平模仿的层次。既然核心期刊论文的引用水平如此之低,外文文献少就在情理之中了,在所有参考文献中,外文文献只有16篇,这和外语教学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说明外语教与学的方向出了问题,而且说明专业外语的教学是存在问题的。 2.2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 分析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同学们对最新资料的获取能力,所引用的资料的时效性,也可以间接地反映选题的现实性。2006级毕业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一般是在2010年三四月份,所以我们把2009年以后(含2009年)的文献看作是一年以内,2008年的文献为1-2年的文献,2007年以前(含2007年)的文献列入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根据我们的统计,在4528篇参考文献中,一年以内的文献1508篇,占33.3%;1-2年的文献744篇,占16.43%;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1868篇,占41.25%;没有标明时间的408篇,占9.01%。一年以内的文献只占三分之一,二年以内的文献不到一半,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是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主要来源,在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中,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文献数量相当多,八十年代的文献也不鲜见。在一个经济急速变革的时代,在经济学研究成为显学的今天,同学们还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这一方面说明同学们对新的理论、新的观点知之甚少,不重视对最新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另一方面反映我们在毕业论文的选题方面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研究的问题落后于时代,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3.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针对从上面的分析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 3.1从思想上重视参考文献的撰写 从调查来看,无论是学生还是指导老师,对参考文献都是不够重视的,觉得参考文献是可有可无的部分,甚至就是一个摆设。这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传统,另一方面是没有将参考文献作为毕业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毕业论文的质量联系起来,所以每一个毕业生和每一个指导老师都要充分认识到参考文献的重要性,从思想上重视参考文献的撰写。 3.2统一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标准 统一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标准不仅是追求形式上美观,而且有方便检索的作用,所以不应看成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参考文献的著录中,基本的著录项目要齐全,著录项目的顺序,标识符号要正确,教学管理部门和各指导老师应该对学生作出严格而具体的要求,这些问题只要我们重视,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而且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3重视毕业论文的选题 毕业论文的选题不仅要强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要具有现实意义,密切联系实际,关注现实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题的来源可以是学生自己从毕业实习中发现问题,也可以由指导老师提供参考选题,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生自己拟定题目的指导老师要严格把关。 3.4加强文献检索课的教学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同学们获取和利用文献的能力,特别是对网络文献和外文文献获取和利用的能力相当差,进一步调查发现,很多同学都没有接受过文献检索方面的教育,有些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过这方面的课程。文献检索能力是大学生的一项基本技能,文献检索能力的欠缺直接影响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科研水平,因此,加强文献检索课的教学,将专业文献检索课作为必修课或指定选修课非常必要。
文章针对二者的观念、模式、视野、性质、深度、性能等方面进行了专业的研究和深度探讨,期望能够给相关的管理者和研究者提议一些方法和理论,让大家深化对现代经济下的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识。 随着经济全球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行革新,可谓日新月异。这就使的服务程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熟和完善,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增长,但是无论多么激烈的竞争,最终的核心因素都是人才的竞争。所以说要想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中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和各类企业机构必须深化人力资源的认识,提高其竞争力。在如今发展的态势中,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和传统的人事管理的发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有利本质的区别,所以必须对二者的区别进行详细的了解。要不断完善和更新传统的人事管理,减轻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设,争取实现二者的成功转变。可以说,当今很多企业组织机构都在研究如何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上真正转变为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 一、关于人力资源和人事管理的概念有较大区别 (一)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人力其实就是指人的力量,人的力量主要包括智力、体力和两种力结合 人的能力主要通过其做事和工作的行为过程中体现出来,而智力则是一种抽象的行为能力,主要以一种抽象的软性力储存在其人脑之中,它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指导,并且给予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导。可以说它的潜力变化会随着思维的开发而不断进行变化;体力则可以直接在人们生产和生活种以一种较为稳定的硬性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受客观要素的影响较小。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源其实是指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通过自身本来就存在的能力和开发的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创造精神文明财富和物质文明财富,另外,可以说它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有利资源。它不仅具有数量特征,而且还有质量特点。从微观层面来说,则是各企业单位对全部职工的照片和录用的所有具有潜在的劳动能力的综合。 (二)传统的人事管理主要是指在完成相关的任务之后,对企业内部的认识关系进行调节和管理,最终使得人和事的充分匹配,从而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 从实际状况上来说,其实就是指在某个企业中的某一点或者某一个部门和雇佣的职工长期保持的一种劳动关系的状态,另外,对职工本人的合法利益、工作业务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系统的管理。其中包括对工作人员的聘用和职位聘任、职工的工资、职工的培训和考核等。在21世纪以来,因为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事管理的环境和理念的相关要求也有了提高。第一,在管理观念的方面,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则是把工作人员作为唯一能动的资源。它可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提高再生产的无限价值。但是在传统的人事管理方面,则对其管理观念有本质的差别,它是把工作人员作为支付报酬的原始成本的重要资源和一种工具。主要核算的是“人头账”,并非是“人力账”。 二、关于人力资源和人事管理在模式、视野和性质上的不同 (一)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差别 关于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指把人作为核心,把职工作为“社会人”来看待。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人员进行调节和调动。但是所谓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的基本出发点是“立足于人”,对工作人员和其系统的优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坚持这个管理原则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的相关管理模式、员工职务探究、职工招聘、员工劳动力的开发和培训、绩效考评管理模式、薪酬管理模式、劳动合同、权益保障和劳动安全与卫生等其他相关的管理模式,从而实现人与事最优搭配,最终获得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反观传统的人事管理则与其有很大的不同,它主要以事为核心,不要求人应该怎样把事情做好,而是要求人如何适应事情。把企业员工看作是“经济人”,所以通常对人与物的整体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采取单一的静态的管理形式,该种管理形式主要是为了“控制人”。 (二)管理视野模式存在较大的区别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在世界市场上联系更加紧密,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加快了开放程度,可以说,在管理视野方面更加具有前瞻性和远程性。这也让传统意义上一些组织的边界和地理位置上的边界更加模糊,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发展态势有利于培养世界和全球观念。另外也有利于形成团队通力合作的精神,这样就可以实现跨地域和跨文化的系统化培训与管理。这也是21世纪人力资源管理的主流趋势和主要方向。但是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上却缺少前瞻性,而且没有系统的未来规划,在这方面与前者相比可谓是十分狭窄。相对封闭性的人事管理,在未来发展竞争力日渐下降,如果不加以更新和完善,注定会在时展的浪潮中退出历史的舞台。 (三)管理性质存在较大的不同 关于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不仅在组织体系上具有经济效益性、系统完整性,而且还具有未来规划性、战略科学性和策略正确性的优良特点。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其战略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说,它不仅要在总体布局方面上要综合考虑各类人力资源的均衡性和相关比例性,而且它还有利于实现实际工作与发展战略最优组合;换一个方面来说,当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战略的高度不仅分析和研究当前的现状,而且还能为管理阶层提供准确性和科学性的相关人力资源的详细数据。有利于帮助管理阶层制定科学和合理的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施行计划,有利于调动公司内部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发展趋势来看,人力资源的管理的发展趋势主要是针对未来的,而且它是基于长期发展为目标的,这就需要密切关注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相关环境的变动;从其发挥的作用方面来看,它主要发挥的作用体现在战略性和全局性。在传统的人事管理方面,仅仅关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部门的作用,而且它的人事调动不能再整体的宏观层面,只局限于一个小的具体,无法给予相关决策者更多战略性的有效信息。 三、关于人力资源和人事管理在特征、重点与属性的不同 (一)管理特征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关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主要属于开放性质的管理模式,存在着较大的竞争性、主观能动性、自我创造性、生产效率性、消费具合理性、动态时效性和社会再生性等多种特征。反观我国传统的人事管理方面,基本属于封闭性,被动性、理念较为落后,局面的人力调整,不具有市场竞争性,所以说,在特征方面于前者存在很大的差别。 (二)在管理内容的重点上二者存在着本质区别 前者主要把人力看为第一资源,所以特别重视其维护过程、创新和开发力度。未来满足实施战略的发展需要,对人力的素质和质量上也有较高的要求,这有利于维护劳动人员的合法权益,这样就可以充分保障员工在实际工作的安全性,另外也可以对劳动人员的就业和收入进行保障。在维护人力资源的管理性和维护性的重点上,其中主要包括合同关系、劳动安全保护、人格平等、公平就业等方面。而关于更新和开发方面主要是为了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重要措施。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其中主要涉及到工人人员的职业规划、工作方向的引领、教育的不断学习和培训等多方面。这样有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素养,从而提高每一位员工的工作能力,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掘其潜在的能力,最终实现个人与人力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及企业利润的最优。关于创新则是指管理制度的创新和管理手段的创新。这两方面要同时开展,要尽快建立一种全新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在手段上不仅要多层次,而且还要针对不同状况而制定不同的手段,对症下药。要丰富多样、层出不穷。例如,建立健全相关的激励手段,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岗位上不同员工的业绩和工作能力进行奖励,这不仅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充分肯定了职工的工作能力,这也是人力资源在现代化的管理中应该重视的要点。而后者只是简单的把人力资源看作成一种管理的成本和管理工具,,对创新和开发力度方面,往往被忽视,在员工的合法权益方面通常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而且它只是偏重于人力的投入的使用和控制。 (三)二者在管理属性也存在较大的区别 根据现代化企业的发展态势的研究,可以得知在企业内部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单位或部门被归属到“生产利润的部门”。所以说,关于成本的压缩不属于重点注意的内容。通过很多公司的实际运行状况来看,会发现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产出的仅仅效益远远大于其成本的投资额度。所以被划分为生产的效益类型。但是对于传统的人事管理单位或部门则被归属到“非生产效益的部门”主要体现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和执行管理方面上,在成本压缩方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以最小的人事管理投资实现人与事的最大优化。 四、结束语 在未来的发展中,非常有必要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和人事管理的模式进行详细的了解和研究,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内部的工作动力的提升。二者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较大区别,例如:地位、属性、方式、要求、类别和功能等方面,但是在全球化的发展,离不开两种管理模式,所以不仅要重视人事管理,而且还要加大人力资源的管理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问题论文:“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三农问题权力控制产权契约 农业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发展滞后”和“产业弱质”的一般共性,但中国的“三农”问题同时又是贫瘠的资源禀赋和中国在建国初期为实现国家赶超战略——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后发工业化进程——而实行“以农辅工”政策的产物。这些因素所导致的“三农问题”在最严重的时期却遇上改革攻关、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新经济等挑战,同时又与意识形态和改革路线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当前中国改革中一个深层次的待解决矛盾。 一、“三农”问题的产生渊源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野下,我们通过分析三个问题来回答渊源问题并引出分析全文的切入点。这三个问题是:建国初期为何要实施针对农民的歧视性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如何得以顺利实施?如今为何解决“三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重点? 首先,建国初期实施针对农民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当然是符合执政党最高层(政治家集团)的理性思维——制度设计取决于政策收益和成本衡量和比较。在封锁和封闭的国际环境中无法吸引外部资金和资源;农民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土地革命中一直是受益阶层,这时,“抽肥补瘦”是自然的选择;最重要的,政治家集团是迫切需要通过实施国家赶超战略可能获得的经济、军事安全以及国际环境中的政治威望。因此,歧视性制度安排得以出台。第二,执政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关系所导致的对政治国家权力的控制缺失是这些政策实现的条件。三位一体关系所具有的特征是:党领导国家,党的路线上升为国家战略,党充当国家的核心部分,党无论是在主张抑或是组织方面都渗透到社会和个体中去并为之提供精神价值体系。在这种关系框架下,政治家集团的理念通过自上而下、由执政党组织内部向外延伸的方式得到全社会认同和参与,并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全民动员。这样,在缺乏受损阶层(农民)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牵制条件下,歧视性制度安排被确立并不断强化。对于第三个问题,政治家集团的理性思维同样起到主导的作用:经济上,农业的萎缩、农村经济的困窘和农民收入的微薄使得宏观经济缺乏持久的推动力和协调性;政治和社会因素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层的稳定和支持与否是关系国家政治前途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些因素要求不能再对已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时期的“三农”问题漠然处之。 综上所述,缺乏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是使得中国“三农”危机比一般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问题更严重的根源,同时,政治家集团的理性思维在国家、社会、政党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往往对制度供给具有统摄全局的影响,它对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将产生重要意义。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对“三农”问题的渊源进行剖析,其必然要求我们为之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措施也相应的能够经受住这种分析框架的检验和审视;同时,由于政治家集团和政府的理性思维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必须将其纳入分析框架中并使两者有机结合。 二、权力控制和政治家理性思维的和谐统一:解决“三农”问题所必须面对的命题 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社会等级和政治等级高度同一,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⑴“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⑵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逐渐解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和对立。这里,作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人性基础——人的利己本性决定了对保障和确立私有产权的需求,它需要人与人之间形成利己的、不受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一市场交换基本实现机制,并要求其普遍化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全部社会生活都按照它的内在机理和逻辑来构造,包括经济伦理体系、社会法权体系以及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等诸方面的设计和建构。 相应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重性造就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命题——权力控制的重新诠释。这是因为,一方面,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契约关系的普遍化决定了近代国家的性质、功能和结构:“国家,作为社会契约的产物,是市民为了保障和实现自己利益而构造的政治体”;⑶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独立及其法制化,对于牵制和控制国家权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首先,市民社会发达、自治和法治化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运作范围;其次,市民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独立、发展和壮大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并获得发言权;再次,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在内的独立的知识领域为依托,可以利用“公众舆论”形式对权力运用实施监督和控制。最后,只有成熟、独立的市民社会存在,才能使政治国家领域中的代议制民主具有主体和成为可能。 纵观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其总的逻辑进程是:人的利己本性——产权契约——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尽管,这种关系是适应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成的,但是,在市民社会的逻辑起点和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制约、监控作用这两方面具有内在机理的普遍性。当然,我们不能忽视逻辑前提上的不一致所带来的重大差别: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政治国家是推动建立一个具有自觉权利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市民社会的核心力量。这似乎产生了一个悖论:权力主体推进制衡权力自身的他物发展,或者说,政治国家推动其对立面——一个能够监督和制衡国家权力的现代社会——的确立和成熟。正因为此,这在现实中似乎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当前在局部领域相当大部分程度上的出现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和对立的现状。 原因是:参与变革的多元力量,特别是执政党组织和政府一方,当然是具有其特定的理性,确切地说,政府政策是基于其理性判断而采取或调整。但是,政治家理性是有缺陷和短视的,这种不完全和不充分既可以是知识的有限性这一人类的共同特点所导致的对未来的非理性预期;也可以是由于参杂了对自己或集团利益的考虑而产生的非最优化决策。理性思维关心的是中短期的政策收益与成本的衡量与比较,但改革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改革之初全然未曾出现的新的因素;改革会在相当程度上创生出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新的机制,而这都是政治家的理性思维所无法准确预知和判断的。也就是说,初始性的改革之后,萌发的新兴力量“会在‘改革了的’制度安排中与这些制度安排继续互动,从而以结构性的力量使得改革范围扩展到原本未设定改革的某些领域;‘改革了’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而创设的新制度安排不仅生发出与其创设愿意不尽相同的后果而且不得不考虑新的制度安排,这样,一方面,其社会治理技术也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国家自身的改革合乎逻辑的持续下去。”⑷ 在明确了西方市民社会逻辑起点和功能,以及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演进过程之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就变为:能否推出一项制度设计,并最终达到权力控制和政治家理性思维的和谐统一。这是因为:只有符合政治家的理性思维,即:在中短期内具有较高的政策收益和较小的成本并有助于缓解乃至根除“三农”问题这一危机,这一制度设计才可以通过国家这一强制体获得生命力,其次,最重要的,这一制度设计能为权力控制命题的解决提供终极路径,从而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并防止类似问题再度出现。这就要求:它必然会引发制度的持续创新,从而可以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特定的互动关系:个体日渐获得自身的独立与自主,特别是经由各种手段争取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开始有意识的通过结盟等方式与国家开始博弈以进一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包括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从而最终为政治国家的对立面——市民社会的确立和成熟铺设道路。正因为此,它必须是建构“市民社会”的核心要素,且在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具有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能力。 三 、对现有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和制度安排的评价 针对“三农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和主张不可谓不多,有学者归总,从论点和思想的高度出发至少有7种,它们包括: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刘修民、宫希奎、李昌平等人提出的“农民利益保护论”;陈锡文和许经勇等人的“城乡统筹发展论”;陆学艺、郭树清等人的“城乡、产业结构调整论”;吴敬琏、温铁军和樊纲的“就业优先论”;林毅夫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带动论”;晓亮的“市场化带动论”和王健等人的“城市化推进论”等。⑸这些主张相当大程度上被20__年中央1号文件吸收和采用,并引起学界普遍赞扬和期待。这些政策建议和安排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其不约而同的存在一些缺陷。 (一)相当一部分“技术层面”的解决思路因缺乏“思维关联性”而与政治家理性相悖 “技术层面”的解决思路是指政府通过在财政支出、税收结构和转移支出等方面实施的“多予少取”式的不涉及制度层面的政策作法。这其中,一些政策建议已经得以实施并产生较好的效果,比如说取消农业税。但是,农业税的取消是因为其符合政治家和政府的理性思维: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并由此得到的政策拥护是远远大于政策成本的,这是因为农业税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远远高于其在政府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两相比较,收益成本不言自明。而其他一些政策建议是否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呢?以“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带动论”为例。试想:面对占人口总量绝大多数、总体生存状况趋于恶化的农民阶层,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多大的直接效果?即使有,为使这一效果足够大到能相当大程度的缓解“三农”危机,它需要政府不是稍微的、而是相当大的增加针对农村的扩张型财政支出,在现行财政收支状况紧张、财政风险较大的情况下,这是否可行?对政治家和政府来说这一政策的实施成本是否能接受?同样,这一缺陷还体现在针对“就业”、“社会保障”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不是说这些政策对农民毫无作用,而是只有在局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人均收入较高;或是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技术水平所导致的产业的比较优势等等),这些政策措施才有较为明显的效果和较小的政策成本。放在全国范围内,其能否实施或是效果如何令人置疑。因此,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政治家和政府理性思维:在学术研究中参杂了过多的道德倾向和观念——因对农民阶层的同情而不自觉地将思维角度始终局限在如何维护和增进农民利益上,缺乏政治家和政府理性——农民利益这一关联性的思维方式,导致忽视了对政策本身的可行性和适用性的考察。 (二)制度层面的政策和观点因缺乏自我强化和演进功能而无法对解决“三农”问题产生战略性功能 现有的针对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城乡二元分割、农民利益保护等方面进行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能在社会体系内部产生自我强化和演进机制的制度特征,从而也就无法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战略性和诱致性的功能。他们回避了如何铲除“三农”问题产生机制的问题或是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从而对权力控制这一命题也无能为力。举例如下,取消了城市中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用工制度,如何能保证新的、更隐蔽的制度不会被推出?或者,当政治家在“三农”危机缓解后,面临新的利益结构调整要求和社会重组问题时,政治家会不会重新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无法保证不会将社会作为其实现其特殊利益的工具,也不能保证不会将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对立起来,甚至以抽象的“公共利益”代替甚至否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离开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离开了社会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控,无法保证国家不会异化。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起点和终极路径 综合以上分析,在当前可以推出的政策安排就是农村土地产权的进一步明晰化:把农民对其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转化为其所有权,享有包括租赁、转让、抵押等在内的完整权利。 在符合政治家理性思维方面,这一制度安排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显著的政策效果从而大大缓解“三农”危机,首先,土地要素市场化后,一方面,农民因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土地从而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源或者说是一个对自身的保障,另一方面,有条件的种田大户(个体或农业企业)通过租赁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农业经营成本降低,机械化程度提高、规模效应),出租土地的农民或返聘当农业工人(农民数量减少),或从事加工、销售行业(产业升级、城镇化出现),并且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其内在逻辑必然性因此远比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地把上述“现象”当作“手段”和“目标”式的政策推进要合理的多。其次,它可以消除现行两大错误的制度安排:(1)土地产权的明晰实质上废除了现行“征地、补偿、批租”制度对农民的盘剥,使得本应是农民转让和租赁土地的产权租金变成某些政府部门、房地产商和基层政权领导“权力租金”的现象得以遏制;(2)消除“两不经济”,“两不经济”是指土地行政管制中的低效——大都市因为行政控制过严、土地供给普遍不足导致的地价过高,可能步香港经济之后尘;而许多小城镇,却同时因为行政控制松弛,使得那些没有什么效益的工业和城镇建设项目,大量滥占了农地。简单概括,一头严重浪费城市化的机会,一头大量浪费农地。⑹ 在建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农民一跃成为“有产者”,对农民塑造自身理性自律、责任和权利意识并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个体,推动形成独立成熟的市民社会,乃至最终完成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是否具有内生的启发和诱致作用?答案是肯定的。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生成的经济基础,同时,没有产权的契约化,农民始终无法外入市场经济的门槛;没有农民的作为个体的参与,市场经济始终是不完整和局部性的。政治民主和市场一样,也必然建立在注重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基础上,“当个人由市场中的卖者或买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利己本性不会发生变化”,⑺以产权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在私人利益的整合关系中,得以形成以实现个体私有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组织,并最终确立个人利益相互协作和制约监控政治国家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结构,这是西方政治学中的经典理论脉络,并且在中国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中具备适用性和参照性。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以产权变革为先导所形成的持续性制度变迁所最终达到的理想状态就是形成一个具有自觉权利意识和自主能力的“新农村”。“新农村”是指这样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或领域:农民个体、 农民群体、农业企业家、农业金融信贷机构、农业服务机构、关注农业的知识分子群体和独立媒体、农民社团、农业研究和智囊机构以及农民利益集团形成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不受国家非法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私人领域;在这个领域,他们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和私人目的而活动,按照市场机制与其他个体发生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国家承认私人在这一领域中具有独立性和自由的合法性,除了依法加以必要的规制和干预外,不加干涉;这一领域中,私人利益形成多种社会集团和社会组织。它们对于争取和维护私人利益,协调多元利益冲突,排斥政治国家的非法干预具有重要功能;这一领域内部,以及这一领域与其他领域结合的纽带和主要机制是产权契约,以产权为依托,在双方的共同同意下,以契约的形式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履行义务的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同时保证别人利益要求的实现,其使命是保护所有权和私人的自由;同时,“为了保证自身的政治利益要求,使社会利益得到国家的承认和重视,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这一领域又是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发表政治观点、对政府施加压力,推举自己的政治代表,参政议政的场所和领域”。⑻总之,这个领域指的是包括以上所有个体在内“独立意义上的人”,“按照契约型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 五、政治家集团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定位——塑造“增量”改革思维 实施产权变革是否一定能够达到“新农村”这一理想状态?理论分析只是廓清产权变革和“新农村”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性。现实中,这一关系能否成立,起重要作用的变量就是政治家和政府。其原因是: 首先,正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建构过程中,政治家与政府具有的独特属性,可使得其在产权以及其后一系列的变革中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和扶持;另一种是消极等待甚至是阻碍和扼杀;其次,农业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发展滞后”和“产业弱质”的一般共性,政府为之承担的责任和努力程度直接关系到其损失大小,这一情景已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因此,认为实施产权变革之后,“三农”问题迎刃而解、“新农村”可以自动生成的观点同样也是不适当的。各国历史已经证明,土地的大规模产权变革是一把“双刃剑”,解决的好,可以促进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发展;解决的不好,不仅不能解决原有问题,反而会催生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震荡。 由此,政治家集团和政府在产权变革过程中,以及产权变革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应以“增量”改革思维为指导定位自身的功能体系。其含义是:产权变革一方面会导致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阻扰;另一方面,对政治国家而言,产权变革所引致的最终变化——市民社会的诞生和成熟——会导致自身权力的削弱和活动空间的缩小:“革命者最终会革掉自己的命”。这时,执政党组织和政府(包括政治家集团)必须拿出胆识和勇气,坚定继续变革的决心,面对变革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变数,不能怀疑和退缩,相反,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措施予以预防和补救——在持续的制度创新和供给中推动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政治国家的存在和稳定这一最大的政策收益才会得以实现。借用一句名言对“增量”改革思维进行总结,那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目前来看,政府的功能至少应该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组织和实施一个公平和公正的产权变革 陈锡文(20__)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为例,认为土地私有化之后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从而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⑽陈锡文所提出的观点实质上反映就是由政府组织和实施的产权变革能否做到公平和公正这一问题。试想:有谁能比农民自身还要清楚土地出售的收入是否能保证其一生以及下一代的各项支出?如果农民各项权利得到充分明确和保障,如果没有遭受到胁迫,农民为何要抛售土地从而出现“拿几万元,没有稳定的收入,钱花完了,产生了社会问题”这一状况?否则,在缺乏其他监督制约措施、农民较低的素质以及弱势地位等情况下,真的可能像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一样,从基层政权、地方政府、氏族势力、“村头势力”乃至房地产等土地相关产业中催生出“土地寡头集团”。 (二)将现有制度安排与产权变革结合起来,以产权变革为主要和先决条件;现有政策安排为辅助和跟进措施 以产权变革为主要和先决条件,是本文分析的主旨和核心,已不需复述。强调把现有的政策安排作为辅助和跟进的制度措施,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政策安排有其合理性,如果在现实中得以较好的实施和执行,将会和产权变革形成制度效应上的共振和呼应,熨平产权变革中可能对社会各阶层产生的震荡和冲击;另一方面,没有产权变革在先,这些措施充其量只能起到一些缓解作用或是在现实中的政策效果令人置疑,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仍是一个问号。 六、结束语 即使产权变革得以顺利和公正实施,即使各项配套和跟进制度措施得以很好地执行,解决“三农”问题仍将是一个漫长和充满坎坷的过程。这是因为,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二元互动和变迁的过程中,农业、农民和农村在现时所体现的初始状况:农民个体较低的文化素质、基本以刀耕火种为主的生产方式、追求高产而不是高效的经营目标,农民对市场经济的陌生和不适应,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贫瘠的自然资源禀赋(人多地少和好地少差地多)等等。这些现状的改变都是长期缓慢甚至是根本无法改变。即便如此,那种将目光局限在对“三农”问题仅仅具有减震和缓冲作用的制度设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前瞻性的视野,需要针对其根源进行战略性和全方位的考虑并提出相应措施,并使两者有机结合。这也正是本文所试图作的工作。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与三农政策—近期文献综述 摘要: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本文根据近期理论界的文献,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科技的发展趋势以及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挑战和战略等三农问题的几个焦点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关键词:三农问题 新农村建设 农业科技 县域经济 引言 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__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等。20__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必须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农政策,改善生产条件,稳定涉农价格以及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8]:“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的重要历史任务 今日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过去10年中国乡村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而已。当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5]。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6],“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2农业科技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l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生命科技的世纪[7],是自然科学发生重大变革并取得突破进展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技术、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给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农业科技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学科分化、分工与更新的同时,将走向新的综合与联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具有智能化、生物化、产业化和 企业化的明显特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加紧密结合,人们在21世纪能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农业科技的发展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科技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8]。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首要任务。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提升、土地产出率的提高还是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还是环境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尤其是我市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资源与环境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农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不高的状况尚未显著改观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与进步的作用更显突出。 2.3建设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应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9]。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大舞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了城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县域经济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一大亮点。比如,浙江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经济,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实力强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强的优势,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促的新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门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又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和农民素质全面提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良性互动[10]。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发展县域经济。 3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1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和挑战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11]。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在县域经济这个范围内,既有城镇经济,也有乡村经济,既有第一产业,也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全,可以说,几乎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指标,在县域范围内,都可以得到反映。 建国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2]:农村经济阶段、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和全面推进“三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11]。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的发展时期。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从“新阶段”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它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是工业资源的基地,是拉动消费的“超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如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政策体制性影响等等。面对县域经济的这些特点,我们应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的发展。 3.2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措施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城乡一盘棋,工农一齐抓”[13]的指导思想。把县域经济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打破城市工业、乡村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壮大县(市)经济的实力。 笔者认为,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笔者觉得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10]的思路,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二、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安置就业、活跃市场和保持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14]。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 三、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 四、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12]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五、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引资金,才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3县乡干部在县域经济中的职责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乡干部的正确领导,县乡干部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县委书记在一个县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对该县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5]。而要推动县域经济,就必须提高县乡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 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6]。笔者认为领县乡干部要提高领导能力,应着眼于抢抓机遇、科学决策能力的提高,突破封闭思维模式,面向市场,创新配置资源思路。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应着眼于把握重点,推动落实能力的提高,以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为切入点,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应着眼于教育、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机制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人才战略,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不竭的推动力。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县域经济能否走向壮大,关键在于培育人力资源,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瓶颈”[16]。因此,必须从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考虑,把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落到实处。总之,三农问题错综复杂,任重而道远,以上仅仅是对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农政策论述的一个综述。任何改革的一小步进展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本文只是就其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背景中的村民自治 导论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农村开始了以承包制为核心的改革,农村经济因此而飞速发展,解决了整个国家的温饱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的发展却逐步减速,形成了最近若干年“农村落后,农民贫穷,农业危险”的三农问题。李昌平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可以说是21世纪初中国三农问题最形象的描述。 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解决方案也是复杂的,并不存在唯一最优的方案,因此政策选择往往是多样化的。不过,大家的基本共识是,三农问题,在宏观上不可能依靠农村自身的努力得到解决,关键还是要依靠城市化。很多人认为,城市化,是中国避免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方法,也是中国减少农业劳动力,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必然出路。他们的政策建议就是,中国政府应该帮助中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1]农民要致富,就要发展农业,农业要发展,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其言外之意就是,要缩小农业人口的规模,让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这显然是符合逻辑的。既然在当前的宏观格局下,三农问题很难依靠农村自身的努力得到解决。三农问题,在宏观意义上只能消失,而消失的方法就是城市化。 中国农业问题官员、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步,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的权利。他认为,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情。他建议,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不得对农民工进行歧视性的管理。[2]杜润生的建议实际上也是要让三农问题消失,但其方法是给农民以权利。最近浙江省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把农民改为居民,要变“二元化”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为“一元化”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可以说在中国开了先河,这势必为解决浙江的三农问题奠定制度基础。[3] 农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不仅要靠政府,更重要的是要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包括农会,还包括村民自治、乡镇选举和县政权的民主。杜润生先生认为,农民要建立自己的组织,要像工人有工会那样有农会,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让政府听到其诉求。还要“推进民主改革,先办村民自治,进而实行乡政权选举直至县政权民主重建”。[4] 徐湘林先生则认为,“三农”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国家业已形成的城乡差别对待的政策结构和高成本运行的县—乡农村管理体制。高成本的县—乡管理体制则可以通过可行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改革(如乡镇长选举和自治)得以改善。[5] 这些研究都是非常可贵的,其政策建议也很有实践意义。本文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不仅需要宏观意义上的努力,更需要微观意义上的村民本身的努力。而发展村民自治是其中关键之一,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基础,又是完善村民自治的关键。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三农问题为背景,分析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律逻辑,并结合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村民自治的成功之道,以及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效应。 一、村民自治始于法律 现代法治是一种基于个体自由和平等意义上的法治,在这一体系中,每个人在私人事务上是自治的,每一个公共单位在自己的公共事务范围内是自治的,每一个经济单位、社会单位和政治单位,在自己的事务范围内是自治的,各级政府和国家也在自己的范围内是自治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合作,都可以依靠法律得到解决。在法治秩序中,立法是一种政治程序,基于经验产生秩序的规则,解决政治上的冲突,凝聚政治上的力量,形成政治上的和谐;行政是一种执行程序,基于知识制定公共政策,运作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司法是一种理性、和平解决利益冲突的秩序,着眼于具体利益,利用正当程序,协调并解决各个方面的矛盾。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只有为维护皇权统治而设立的惩罚性的法家之治。在这样的治理体制中,每一寸土地都是皇家的财产,每一个人都是皇家的臣民,任何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都是为了皇帝的江山稳定,即使提倡以民为本,也不过是说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定,需要照顾民生。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乡村自治并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自治,而只有因“山高皇帝远”而产生的“管不着”意义上的“自治”,或者因与皇权有特殊关系而得到的“自治”,如地方的诸侯和王国。建国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仍然不能说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1982年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第一次在宪法意义上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原则,为中国村民自治提供了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法律基础。它使得中国的村作为一个公共管理单位可以与政府平起平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公共管理单位,自主提供自己的公共服务,解决自己的公共问题。 1982年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宪法还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这一规定,有三个内容值得关注:一是村民委员会按照居住地区设立,也就是说,它不按照行政安排设立;二是村委会成员由选举产生,而不由上级政府任命;三是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其与基层政权的关系由法律规定,不过宪法具体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基本内设机构以及基本职能,主要是办理本地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与政府的关系是协助社会治安,并发出基本的声音。 这一宪法规定没有很快进入实践层面。5年以后,也就是1987年11月24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才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在全国局部地区开始试行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1998年11月4日,在试行11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各地开始全面推广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这一实践引起了各方面的兴趣,国内外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出版了很多文献。本文将探讨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中国村民自治提供的法律基础,以及在法律层面存在的问题。 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与职能 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日经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共30条,仅3100多字。各省人大常委会一般都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实施办法,增加内容不多,主要是细化村民委员会的职能,一般也只增加500~1000字而已。 《组织法》一开始就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目的是,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组织法》和各省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有如下具体的职能: 村民委员会具有公共服务职能,如因地制宜地兴办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村民委员会具有准司法职能,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村民委员会具有经济规划职能,编制并组织实施本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村民委员会具有组织管理经济职能,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依法管理财务和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草场、森林及其它财产,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村民委员会具有多方面的教育职能,也就是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从这些规定来看,村民委员会的政治目的是村民自治和民主,即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管理,它同时兼具经济发展和道德提升的目的。《组织法》和相关规定,使得村民委员会不仅具有公共管理意义上的、以民主为基础的强制力,如公共服务融资所需要的强制力,更具有了在经济管理上的强制力和道德上的强制力。在现代社会里,公共权力组织的权威通过民主得到保障,其强制力的危害被民主程序和法治化解;经济组织的强制力表现为内在的组织能力和外在的竞争能力,而其强制力的危害则由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国家法治化解;道德组织的强制力,往往通过其非赢利性和成员的自愿性得到化解。村民委员会作为政治、经济和道德三位一体的组织,其职能往往趋于无限:作为经济组织,它不一定面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为道德组织,它又是赢利性的,并且成员未必自愿。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委员会即使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政治约束机制,由于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缺乏规范,也会演变成职能无限的、不受村民约束的组织。 这说明,现行《组织法》有关村民委员会性质和职能的规定存在缺陷。它使得村民委员会在法理上相对于村民不仅有天然的行政上的优势,毕竟有组织的人群相对于缺乏组织的村民有组织成本低的便利;还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优势,因为依据法律它具有经济管理职能,兼具道德教育职能。这很可能使得村民委员会有机会滥用村里的经济资源,甚至滥用公共管理权力。而当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关系密切,并能够得到基层政府充分支持的时候,以上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对此,冯兴元等学者提出重建农村经济合作社,合作社自由进入和退出,产权明确到个人,有注册登记,具有经济法人地位,政府对其实行税收优惠。[6]这一做法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活力,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制度上的基础。对于村民自治来说,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建立则有利于规范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使其专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至于道德教育问题,笔者认为,公共权力机构不适合承担直接道德教育的任务,这一职能应该让位给农村的志愿组织。在台湾,义工很多,服务范围很广,大家都发自内心。大陆很多白血病人的骨髓都来自台湾人的捐献。这一切都得力于社会志愿组织的发达,值得借鉴。 三、村民委员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不是在组织真空中运作的,与它并存的还有村党支部、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还有所谓的主管部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等。 《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乡、民族乡、镇等基层政府不得干预村民依法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但是,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可能被突破: 一是《组织法》规定,基层政府可以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如果这种指导、支持和帮助是道义上的,或者说是技术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在程序上是应村民委员会要求,而不是基层政府主动,那么基层政府的作用对村民委员会来说就是咨询公司性质。如果这样,这一规定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任何合法组织都可以给其以指导、支持和帮助,包括学术研究机构,甚至国际组织,如美国的卡特研究中心等。 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具有强制意义还是咨询意义,主要取决于基层政府,而它如何选择,则取决于它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在现实中,基层政府都倾向于选择强制性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程序上是基层政府主动进行。基层政府往往根据过去的传统,利用现在法治不健全的机会,把村民委员会当作其下级单位,而村民委员会也不得不把基层政府当作上级对待。这时候,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会出 现两种情况:一是村民委员会成为基层政府的下级政府,村民自治变成了“村民上治”。二是民选的村民委员会有可能仰仗民意对抗基层政府,出现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的冲突。而一旦上级政府统统收回相关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会遇到难度。 什么是指导,什么是支持,什么是帮助,法律并没有详细规定,其进一步的解释权和执法权往往掌握在具有行政优势的基层政府手中,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害村民自治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比如,有些基层政府为了解决一些村存在的问题,专门派乡干部分区负责村的公共事务,这些分配到村里的人就成了这些村的实际领导。当这种情况制度化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乡镇政府与村之间的新一级政府组织,乡公所,凭空增加了农民负担。再比如,有些基层政府为了充实自己的财力,以帮助村民委员会为名,集中所有村的财力物力,实施“村财乡管”,这就在财务上剥夺了村民自治。 二是《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种协助,如果是自愿的,基于特定的契约的,那么村民委员会就不是基层人民政府的下级单位。如果这样,实际上这一规定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因为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因此,这一规定在实践中极有可能是强制性的。于是,当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在事务的财政、行政方面的关系不明确的时候,这一条款就会让村民委员会在实际上成为乡镇政府的下级单位。这时,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上下级关系,一种是村民自治与乡镇政府处于对抗的状态。这正好是中国农村目前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两种典型关系。《组织法》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对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进行教育、帮助和监督。这一规定加了“应当”,显然已经变成了法律义务。也就是说,村民委员会至少相对于有关司法部门来说,已经成为下级机构。 三是《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一规定,可能会在两个方面改变村民自治的组织结构: 一方面,村民自治在行政上可能从村民委员会转向党支部。在实际运作中,如果村民自治要实现,就必须要让农村党支部进一步民主化,让村民能够选举党支部,比如党支部书记在党内选举之后经过村民确认,或者村民选举出候选人,再经过党内选举确认。 另一方面,农村党支部和上级党委之间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农村党支部成为村委会的领导核心,乡镇党委是乡镇政权的领导核心,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也自然而然地从非上下级关系转向实际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这时,如果要确保村民自治,就不仅要使农村党支部的产生过程民主化,而且还需要在职能上进一步调整与乡镇党委之间的关系。否则,村民自治就不是完整的。 根据这些分析,《组织法》有关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各种各样指导、支持、帮助和协助的条款可以删除,因为它对于村民自治有害无利。 至于有关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地位问题,目前更多的做法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这就是承认基层党支部在村的核心领导权,然后在选举程序上做一些变动,让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成员具有民意基础。这种做法在当前来说,有利于改善村民自治。不过,由于基层党支部与上级党委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这实际上一笔勾销了村民自治,除非上级党委不领导基层党支部。 所以,从长远来说,还需要思考在宪政结构转变条件下执政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自治的完善,政府治道变革的进行,党的执政结构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给经济组织、社会自治组织以自己的运作空间,在政府进行治道变革的同时,党也需要根据民主原则、法治原则来行事。在乡村治理层面,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方式不改革,村民自治就没有发展空间,很多不正常的势力,就会利用这一组织结构来破坏村民自治。如何着眼于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来改革基层党组织的运作方式,是当前需要认真考虑的法律问题。 四、村民自治的保障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肯定不会自动进行。所以,《组织法》规定了各种各样的保障条款。 《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本法的实施,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这一规定赋予地方人代会和常委会法制监督权。不过,这一规定现在看来几乎形同虚设。因为就现有的运作机制来看,在村民、村委会和乡镇政权等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人代会及其常委会并没有什么适当的介入机制。这些问题,现在一般通过上访机制来解决。在现行体制中,上访是一种行政性的介入机制,在改变过程中往往带有很强的行政偏好,解决问题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很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忽略了更多相关问题。对村民自治来说,通过上访来解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很可能在制度上改变村民自治的结构,因为它会使得村民自治经常受到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干预。 《组织法》第十五条进一步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这一规定,在制度上显然也有助于强化上级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干预。因为它赋予县乡两级行政机关和代议机关权力,调查并依法处理有关不正当选举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司法调查和处置权。行政机关处理问题的程序是行政性的,具有强权干预特征;代议机关处理问题的程序是议论性的,不具有行动性。这两个权力的性质都不利于处理选举纠纷。要处理选举纠纷,最好还是规定由司法机关来处理,如向检察院举报,检察官出面调查,然后向法院控告,法院受理等。另外,这一条款规定的措词也具有事先定罪的意思,好像已经发生了确凿的不正当选举,只要告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就可以了,实际上任何不正当选举行为的举报,都可能是政治性的,都需要通过正当程序来确认。让选举纠纷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而不是通过行政和立法程序解决,可以确保依法选举,为村民委员会选举提供法治基础。 《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政府机关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这一段的规定,显然是把村民委员会当作乡镇或县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下级单位了。一是这一条款为村民委员会指定了自己的主管部门;二是一旦村民有请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就必须调查核实并责令村委会如何做。 从这一规定的内在激励结构来看,它是在发现问题的时候,不鼓励村民利用现有的村民自治内在的民主程序来解决问题,而是在运作上助长县乡政府对村民委员会进行行政干预。对村务 公开是否满意,实际上可能是个体意见,也可能是集体认同的意见,或者是有分歧的意见。这时候如果没有首先在村治结构内进行民主运作,个别投诉导致上级政府出面干预,显然不利于真正识别什么是合理的村务公开,什么是违法的村务不公开。如果要确保村民自治,最好是完善村治结构的内部冲突解决程序。在此基础上,再有限引入上级行政调解程序,最后打开司法程序。通过村治内在的民主程序,外在的行政辅助程序,还有被动的司法程序,可以比较好地处理村治的内在冲突。至于“经查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则是画蛇添足了。法治的基本原理,不需要在法律条文里到处重申。 最后,上述三个条款之间也存在矛盾:首先,它规定《组织法》的实施保障机关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代会;其次,规定乡人代会和县人大常委会、县乡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来处理不正当选举问题;第三,规定县乡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有关村务公开不当的问题。这三个规定,在逻辑上显然是混乱的。如果规定只有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代会才有保障权力,县乡两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就没有权力来处理不正当选举和政务公开运作问题。如果有权力,则需要把县乡两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也加在里面。 从道理上来说,全国人大是《组织法》的制定机关,自然它也有权保障其实施;各省人代会可以制定实施细则,自然也有权保障《组织法》的实施。所以,简单地规定只有地方人代会及其常委会的权力,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法理上来看,公民也有保障其实施的权力,因为该法律很多方面的实施都需要村民积极主动。 从这些低质量的规定可以看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实际上是一个行政过程,它带有大量的行政偏好和行政性文件的传统。如何去除其中的行政性因素,凸显法治的原则和价值,给村民自治提供良好的法律基础,可以说是中国村民自治顺利发展的重要挑战。 五、村民委员会的设立与产生 根据《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设立原则有两个,一是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二是便于群众自治。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这说明,村民委员会的设立过程是行政与民主相结合的过程。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治理结构是行政主导的,所以,村民委员会的设置,实际上往往是行政上的便利考虑优于村民自治的考虑。从实际来看,村民委员会的设置,往往是几个自然村一个,或者一个大村,被分割成两、三个小村。这可能适合管理,但不见得有利于村民自治。因为村民自治主要是公共事务的自治,公共事务有一个自然的范围。如果若干自然居住的村落组成一个村,或者一个自然居住的村落分割成两三个村,都不利于在整体上配置公共资源,而且很可能导致若干村在村务方面的不必要的冲突。所以,在未来,应该考虑主要由村民自主设置,而政府的程序主要是辅助性的,而不是主导性的。 1987年试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选举方面的规定比较简单,经过10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选举方面的规定已经比较详细了。根据这些规定,村委会主任及其成员三年一届,连选连任,而且只能由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由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推选产生,主持选举。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公开计票,而且当场公布,选举还设立秘密写票处。 此外,第十六条还规定了罢免程序,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应当提出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这一程序,使得村民和村民会议有了自主解决问题的权利,而不必上访到上级政府或者人代会了。不过,其前提条件是,不满村委会成员的村民至少能够组织起来召开村民会议,而且有半数人以上的人不满村委会成员,否则还需要求助于基层政府或人代会。 1998年《组织法》的这部分规定是值得称道的。它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任期,有具体的做法确保村民的权利,而且还可以罢免村民委员会。这都有利于村治从过去自上而下的压力型走向自治型。 六、村民委员会运作规则 《组织法》对村委会的运作也作了明确规定。首先,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组织法列举了七个方面的事项: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等。而且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决定什么事情与村民利益有关,需要由村民会议来决定。 其次,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下列事项,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及其实施情况;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方案;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水电费的收缴以及涉及本村村民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其他事项等。村民委员会应当保证公布内容的真实性,并接受村民的查询。 第三,村民委员会决定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说明村委员的运作方式是委员制,而不是首长负责制。此外,还规定,村委会对村民要坚持说服教育,不得强迫命令,不得打击报复。这说明,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以共识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关系。 这些运作规则,有很大的针对性,主要是解决村民自治试行多年来所暴露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从这些规定也可以看到,村民自治在财政关系和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一是村的财政来源是村提留,乡财政的来源是乡统筹。村委会负责村提留的收缴及其使用,还负责乡统筹的收缴;二是村委会负责实施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救灾救济款物发放、水电费收缴等。 这说明,村民委员会在财政意义上,是上级政府的收入执行机构;与此同时,还是国家政策的执行机构,也是水电等公用事业机构的收费机构。 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因此在法律上,政府不能把它当作下级执行机构,只能把特定的行政职能依法授权给自治组织,并且在财政上给予支持。而水电等公用事业机构,本来就是有成本核算的,应该自己直接向村民收取水电费,或者通过合同委托给村民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和个人代收水电费。在这一方面,要确保村民自治,各级政府和公用事业单位需要学会如何直接面向村民,需要有制度安排来直接履行公共职能,如果需要村民委员会协助,则要有财政上和法律上的支持。 结语 总之,作为法律文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是在操作意义上规定了村民自治运作的技术规则,二是在集体意义上,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与村民、村党支部、包括基层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和人代会等多方面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的运作是否顺利,其组织法在操作层次上和集体层次上的法律规则是否完善,两个层次上是否逻辑一致,非常关键。也就是说,当在操作层次上、集体层次上的法律规则都比较完善,而且相互之间逻辑一致的时候,它就能够顺利运转,实现村民自治;如果不完善,不一致,就可能发生种种冲突,危害村民自治。本文在操作和集体两个层次上分析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逻辑上存在的缺陷,两个层次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个方面的修改思路。文秘站版权所有 应该肯定,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村民自治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基础,并且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村民自治,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罢免提供了良好的法律规范。但由于实行村民自治的时间比较短,各级政府还不习惯于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来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管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过程中的行政主导使得这一法律带有很多行政偏好 ,使得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则在操作层次上和集体层次上,都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弥补,但通过积累实践经验,可以逐步完善。因为中国村民自治本身就是通过逐步演进发展起来的。在未来,中国的村民自治本身也同样需要在逐步累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善。 回到本文的主题,即三农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在宏观上需要整个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整个国家取消城乡分治,需要各级政府顺利实现治道变革,实现政府决策民主化,政府行为法治化,同时,村民自治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微观基础。要发展村民自治,实际中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村民自治的法律基础。有了稳固的法律基础,村民自治就有了运作的框架,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在制度上就有了良好的微观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努力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改革,正在与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特别是在城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从广大农村来看,市场经济因素发育还很不成熟,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仍然保留着传统计划经济时的特征。如果说,在城市,改革的顺序是先经济发展而后政治改革,属于经济改革的深入提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那么,在农村,制约经济发展和融入市场体系的主要因素,则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紧密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要想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或推动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步伐,要想走出“三农”困境,则必须用政治体制改革来带动。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首先必须推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而进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需在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上取得突破: 一、“三农”问题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解决“三农”问题既需要城乡互动,统筹发展,更需要加快形成农村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这一良性机制的核心,就是提高县乡政权机构的运行效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以县乡干部为组织核心与推动力的,县乡干部的积极性和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而调动县乡干部积极性,还缺少相应的工作机制和运行机制。现阶段我国县乡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效果,与解决“三农”问题和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突出体现为:县乡机构设置过多、过滥,政权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挚肘、扯皮,人浮于事,不仅运行效率低,而且压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在这种体制下,既“以人为本”,即一切以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的意志为本,又不能“以人为本”,即不能尊重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造成干部心气不顺,工作机制不顺,管理体制不顺,再好的资源、再好的政策,都难以发挥最佳效益,从而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体制惰性,形不成县域发展的合力。 二、新型农村政治体制的确立必须以务实、高效为前提,建立这一体制需要对现有农村政治资源进行整合。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政权和村级组织起决定性作用,直接面对基层复杂而具体的矛盾。但从政权机构的构成看,现在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负责制,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家机构同时存在,共同参与经济运行与决策,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同一问题实施指导和解决。特别是党委和政府之间,分工不明确,工作相互交叉。重大事项都是党委决策、政府实施。涉及到一些具体工作,党委、政府都有分管领导。这种政治体制的运行结果:一是对同一问题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决策不果断,影响效率。二是对难点问题、复杂问题推诿扯皮,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形成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三是争功推过,形成矛盾和恩怨,班子不和,矛盾重重,内耗严重,好事抢着管,难事推着干,造成有些事谁管谁都不管,有些事谁都来管的局面,使当事者无所适从。尤其严重的是,县乡政府的一把手都是党委第二书记,实际上是“二把手”,决策时都是书记拍板,有时党委领导代行政府职能,或过多干预政府工作,影响政府领导开展工作的积极性,在出现问题后,追究责任时又是政府领导受过。如,在十分严肃的防治“非典”、禽流感、安全生产等工作中,都是书记挂帅决定重大事项,行政正职和分管领导提出的意见并不能实施,但出现问题时都是行政正职和分管领导受责。如此种种,使县乡政权机构的效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必然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改革这一体制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区分农村与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区分县域与城区的不同情况,从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务实、高效为前提,对现有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新队伍。 三、深化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在整合农村政治资源的过程中,必须突破两大障碍。一是思想障碍。主要是在党的领导的具体实现方式上要转变观念。传统理论与作法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委管理一切,只有党委的决策才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与此相适应形成了现在的机构设置与体制。改革这一体制就必须在理论上进行创新与突破,转变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农村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点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和影响力上,无论哪一级组织或机构,只要党员领导干部占主体、以党的理论和宗旨为指导、在党的组织监督之下、以“三个代表”为要求开展工作,就能保证党的领导、党的威信和影响力,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只有确立了这样的思想前提,才能大胆地对现有机构进行改革和创新。二是人员障碍。改革农村政治体制,具体体现为对现有的机构设置进行调整,调整机构必然调整人员。富余人员怎样安置,在岗人员怎样配置,直接关系到切身利益。而且,这部分人员都有很大的“能量”,矛盾错综复杂,解决不好,既影响积极性,又影响社会稳定。只有这一关过好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才能顺利实施。 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党政合一设置、两权分立运行、乡村一体自治、民间组织调节。农村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原有政治体制下,党政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把自已当作农民的救世主,行政运行与村民自治相冲突,直接侵犯农民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构建新的农村政治体制。 党政合一设置,就是改变目前党委、政府分立的局面,县以下实行党委、政府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减少领导职数,党政交叉任职,实行党委书记负责制。在这种机构设置的框架下,县域只有一个“一把手”,党委书记与行政首长“一肩挑”,对农村经济发展负总责。根据各地情况不同,领导职数可以定为6-8人,其中,党委书记兼任行政正职,主持全面工作。专职副书记1人,主 管政法、纪检、党务、群团等党的工作。设行政副职5-7人,分管具体行政业务。 两权分立运行,就是通过党政合一设置,确立党领导下的行政权体系。通过对人大、政协机构的整合,确立议事监督体系。通过对这种整合,将县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家机构合并为两家,分别行使行政权和监督权。 乡村一体自治,就是减少乡镇这个中间环节,撤乡并村,实行村支部领导下的村域自治,县级党政部门根椐工作职能,将工作触角直接延伸到村。如:农业局直管村级农业事务,民政局直管村级民政事务等等。村中实行村总支或村支部领导下的村委会工作制度,涉及党的方针、政策等需在农村落实的事项,由村党总支或党支部负责,其他涉及村民切身利益和村级发展的事项,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相冲突的,实行村域自治,由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决定,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机构而存在。 民间组织调节,就是培育、发展和完善农村的民间组织,如农民协会和各种专业协会,将过去由乡、村承担的民间调节功能,交给民间组织管理,由民间组织承担。如,成立农民协会,作为农民自我管理的一种组织形式,既可以代表农民维护农民的权益,反映农民的意愿,同时,还可以作为党与政府同农民进行沟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依靠农民协会这种民间组织,解决依靠法律、政策所无法解决或无法高效解决的民间矛盾与纠纷,有利于农村的稳定。文秘站版权所有 五、构建新的农村政治体制,必需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能得到通畅的贯彻实施,实现党的意志;二是党的组织在农村起决定性作用,不同层面的群体都能紧紧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体现党的号召力、组织力和领导力。做到上述两点,不一定非按传统方式一切由党委机构决定,使人大、政府、政协等处于从属地位,这样,不利于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按照新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加强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健全组织制度来实现。如,党政合一后,一方面,党委会、政府会分设,重大事项由党委会提出、决策,政府会予以贯彻实施。另一方面,健全党内组织生活,党内政内有所区分,使领导班子中占绝对多数的党员干部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骨干。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归根到底是发挥党组织的活力,只要党员干部、党的组织在农村发展中起核心作用,就能保证农村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三农中国) 三农问题论文:对统治时期地方三农问题探索 一、农业问题 阎锡山为了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不仅重视工商业、矿业、军事工业、金融业等方面的发展,而且一直都把农业的发展放在突出的重要地位上。1917年10月1日,阎锡山发表了他的《兴利除弊施政大要》,1918年4月20日发表了《山西用民政治实行大纲》。在这两个大纲中,他把发展农业作为振兴山西经济的首要任务。兴利除弊即兴三利、除三弊。兴利的意思是兴三项即水利、蚕桑、种树三项;除三弊即妇女放足、男人剪辫子、禁吸食鸦片[8]。他之所以提出这三项,是为了给农业发展创造条件。1918年10月9日,阎锡山又提出了三事即造林、植棉、发展畜牧。这三事与前面的兴三利、除三弊构成了“六政三事”[9]。他非常重视他的六政三事,还在省政府专门设立了办理六政三事的机构———六政考核处。从阎锡山的施政大纲看,他认为“山西全靠农业”[10],而发展农业又“以增加生产为主”[11]。为了增加农业生产,阎锡山除了对上面所说的如水利、种树、桑蚕、种棉等提出具体要求外,对诸如肥料、种麻、种耔、防治病虫及牲畜疾病等也都提出了具体要求。由此可以看出阎锡山振兴山西农业经济的决心,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是把发展山西的农业作为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来对待的。经历了1920年的旱灾后,阎锡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振兴农业的必要性,到1921年便在全省开始实施第一次兴农政策,其中以兴修水利、种树造林、扩大种棉、种桑养蚕、发展畜牧为主。1925年2月阎锡山召开全省实业会议。不久,为了振兴农业又成立了山西农业专科学校,为农业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还设立了农业实验站,专门从事农业新品种的研究和推广,建立了棉业实验场、林业促进会等。这些措施是从根本上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措施。同时,阎锡山还认识到,发展农业的关键在村级,村级政权是否按他的兴农政策办事是他的兴农计划能否完成的重要环节。1932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大权后,开始重振山西农业,颁布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列出农业、矿业、工业、商业、交通五项内容,再次把农业放在了首位。其中农业的内容非常详细,有农事、水利、林业、畜产、烟叶、植树棉业等方面。阎锡山兴农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在发展山西农业方面的历史作用,当今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的农业确实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然而,特殊的国际局势又赋予了农业特殊的特征。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主要是日用消费品,而农民则是其主要市场。帝国主义向农村倾销商品的结果是打击了农村的手工业,这样就迫使农村把农产品送到市场去换取货币,以便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客观上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深刻变革主要表现在:农产品的商品化、经济作物生产扩大、农业经济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对外贸易发展、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方面。农产品的商品化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原料引起的,是农业经济殖民地性的表现,经济作物的生产排挤了粮食生产造成农业经济的凋敝,农民生活更加困苦。 二、农民问题 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体力量,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农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农民的生活来源一般都依靠耕种土地,务农是农民的主要职业。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局限以及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单靠务农并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下表可以充分表明这种情况:上面两个表很清楚地表明了当时农民人均占有粮食远远不能满足身体需要,甚至要靠吃毫无营养的糠麸、豆渣维持生命。务农不能解决问题,农民不得不去寻找新的生路。不同地区的农民根据当地不同的地域特征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兼职工作”。为了生计,他们靠出卖自己的体力和技艺挣取一点农耕以外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只要哪里有谋生的机会,农民就会马上蜂拥而至,或变成运输工人,如脚夫、船夫之类;或卖身为奴仆婢妾;或进入城镇工矿区等。山西独特的、丰富的煤炭资源为农民提供了卖煤的条件,农民们赶着马车去卖煤,兼营简单的运输业是山西农民的特有的收入来源之一。农村手工业也是农民农耕收入以外的收入来源的重要方式之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自然经济瓦解,加上封建势力土地兼并和天灾战乱的频繁发生,使广大农民陷入了贫困破产的境地,这就引起了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而这正是近代农村动荡、变革新形式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农村人口流动主要有四种方式。首先是向其他村的流动。例如“:在农忙季节,成群结队的农业工人,从一村到另一村,寻求待遇最高的工作”[12];“每于务农时期,则结伙出口,出西俗称‘找工’……赚得钱后而稍闲时,仍回家居住”;“每届除草及收获之时来,事毕即去”[13]。当任何谋生之所都找不到的时候,就成为流浪的乞丐和流民。另外,农村租佃关系的改变,使农业经营中的雇佣劳动也随之增加,农民更多的成为自由、半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奔向各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雇主。农业雇工队伍扩大。总之,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农村人口的流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是向城市的流动。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城市工商业逐步发展起来,创办工矿 企业的高潮兴起,城市、工矿区经济发展起来,吸收了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大批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矿区。如:1907年以后各地设立了许多公司、工艺厂。着名的有祁县益晋织布有限公司(1980),灵石振兴有限公司(1910),平遥新智制造公司和振兴制造有限公司(1912)等[14]。这些公司和工艺厂都吸收了附近农村的大批劳动力。当时的工业、矿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据1919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省从事工业、矿业的劳动力分别为405064人、15777人,共计420841人[15]。另外,随着工矿业的发展,运输业、服务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许多农村劳动力大量从事运输业、服务业,或者兼作运输业、服务业。第三是向其他省区的流动。民国时期,“晋俗以商贾为重,皆服贾于京畿、汉口、两湖,东西北三口,致富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不资地力”。明清时期的晋商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从蒙古高原到长江边上,从呼伦贝尔的草原到西南的贵州,都有山西人的足迹。而此时的农民涌向了省外,主要是蒙古、华北、东北、东南地区,工商业的大力发展使农民看到了高额利润,于是纷纷弃农从商。这样一来就加快了农村人口的流动。第四是向新垦区的流动。北洋政府推行放垦政策,招引大批农民进入新垦区。随着边疆地区的放垦、移垦,山西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蒙古、东北、西北各地。总之,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省农村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为了生计,农民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谋职业,从而造成了农村人口的流动。流动的总趋势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内地流向边远地区,由人口稠密、已开发地区流向人口稀少、未开发的地区。 三、结语 综上所述,阎锡山统治时期,在“村制”、“村政”的行政体制下,农村的社会秩序较前更为稳定。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有“六政三事”政策的指导,并且在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一时期农民的生活却穷困潦倒、苦不堪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收入的增加。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充分说明民国时期山西的“三农”问题未能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农村旧势力的继续存在使行政体制不完善;又如农业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发展缓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有些片面。把农民所从事的职业作为切入点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得出更全面的解释。占农村人口43%的纯粹农耕者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村封建势力的盘剥以及帝国主义侵入山西农村的影响而生活穷困。除了这些外在的原因,农民自身的狭隘性与保守性也是农民收入不能迅速增加的原因。他们总是满足于微薄的收入和旧有的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而不能掌握时机,适时的调整经营理念,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才能增加收入。综前文所述,我们把农村、农业、农民三方面综合起来研究或许可以有新的发现,或许可以为解决当前我省的“三农”问题找到一点可以借鉴的经验,至少有教训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更多精品来自3edu论文 三农问题论文:我国当前“三农问题” 的主要表现与解决途径 摘要:本文指出了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各级政府未来的“三农”政策提出了一些诚恳的建议。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解放以来,我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经过50多年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仅用世界上不足7%的耕地养育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在农村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调整了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产量,逐步缓解和根除了我国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一直供不应求的局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其它领域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国目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低,还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一矛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目前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不少经济政策还不能做到成龙配套,互相协调。因此,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否则将会影响到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 归纳起来,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 近年来,我国农业出现了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的态势,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近年来,我国政府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推行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等生态退耕政策,致使我国一些地区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其二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新增建设用地占用了大量耕地;其三是,由于目前从事农业生产所能获得的利益十分微薄,影响了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我国相对富足地区的一些农民主动退出农业生产领域,从而造成不少耕地撂荒,减少了农作物种植面积。 2、短期内农作物的单产难以有大的突破。 农作物的单产会受到土壤条件、肥料优劣、灌溉条件、籽种质量、田间管理、气候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及自然灾害的影响。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农家肥明显不足,长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地大面积板结,土壤条件恶化,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我国时期依靠集体的力量兴修的不少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由于多年来疏于维护管理,其功能已经减弱甚至消失,难以在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农户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一家一户的农民缺乏独立兴修规模水利设施的能力。因此,我国一些地区的农业灌溉条件有所恶化,在短期内得不到改善。 在我国相对比较富足的东南沿海地区,农业收入在整个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农业收入已经不再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部分农民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不再像原来那样精细,对农作物的单产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技术大部分地区已经比较稳定,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突破,加上新技术推广时会遇到许多障碍,因此短期内农作物的单产依靠农业生产技术难以有大的作为。 由于受厄尔尼诺现象和温室效应的影响,我国的灾害性天气近年来有所增加,我国目前松散的一家一户式的农业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农业的防灾救灾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短期内,我国农业农作物的单产难以有大的突破。 3、农产品总产量有逐步降低的趋势。 4、农产品的价格较长时间持续地低迷。 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问题日渐突出。 目前,我国农民使用的农业生产资料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柴油、农用薄膜、农用机具和灌溉用水用电。近年来,我国农资市场上种子、化肥、农药、柴油和农用机具价格普遍上涨,增加了农产品的直接生产成本。 近年来,种子、化肥、农药及农用机具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状况令人担忧,劣质和假冒农业生产资料坑农事件屡见不鲜,严重地扰乱了我国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6、农民的税费负担大部分地区偏重。 目前,我国农民应该缴纳的税费种类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和“三提五统” 。“三提”是“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 ;“五统”指“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和民办交通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三项税种占农民应该缴纳税费总金额的比重并不大,各地征收起来也相对比较规范。但我国目前城乡税制差别很大,农民与工人比起来税收负担就显得比较重,工人的工资性收入超过800元后才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比较高,而农业税种起征点为零,农民除非遇有重大自然灾害,农产品严重歉收,政府才会实施农业税收减免政策,通常情况下,农民必须按税法的规定交税。“三提五统” 的费用比较高,占农民应该缴纳税费总金额的比重比较大,各地实施起来也不规范。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村委会严重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巧立名目,擅自向农民摊派收费,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加重了农民负担。中央虽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政府加强管理,严禁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但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屡禁不止,难怪一些农民用“头税轻,二税重,摊派是个无底洞” 来形容我国目前农村的税费状况。个别地区过去税费征收很不规范,为了自己征管方便,屠宰税竟按农民家庭中的人头来摊派。笔者家乡有一位农民,因为自身条件比较差,一直没娶上媳妇,孤身一人也要向村委会缴纳计划生育费和教育附加费,听起来觉得很不合理。 7、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有所增加。 近年来,由于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的税费负担加重,致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 8、农民的农业收入普遍减少。 近年来,由于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低迷,农产品的总产量有所减少,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的税费负担加重,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农业收入普遍减少。 9、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增长。 对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的农民而言,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主要包括林业收入、牧业收入、副业收入、渔业收入、储蓄收入及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 在目前我国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我国的不少地区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或渔业生产会受到当地自然条件、气候、资金、技术及营销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短期内在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可能会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但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收入本身就很微薄,近年来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所花费的费用很高,农户在银行的存款基数比较小,加上近年来银行的存款利息率非常低,尚需缴纳利息税,一般农民家庭的储蓄收入非常低。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农民进城打工的条件有所恶化,一是活儿难找,二是工资低,三是要钱难。农民家庭通过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来大幅度提高家庭收入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而言,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增长。 10、农民的收入偏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11、不同区域之间农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由于受自然条件、资源条件、政府政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资本资金、生产技术、市场条件、商品农业、订单农业、乡镇企业及思想观念的多重影响,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民普遍比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富裕,不同区域之间农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12、现有农田的分配方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国不少地区过去在给农民分配土地时,为了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减少农民的意见,村委会根据耕地的质量、位置将一片片整齐的农田划分成不少条条块块来平均分配,从而造成农户拥有的农田总面积并不多,但过于分散,每块农田都很小的局面,既不利于耕作,又不利于田间管理,大型农机的作用也得不到有效发挥。 13、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农村推广起来非常艰难。 目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我国农村推广起来非常艰难,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的农民仍然沿用祖先传授下来的传统方法从事农业生产,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受到习惯势力的影响;其二是我国的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文化素质比较差,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弱,从事农业生产时在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等一系列问题上习惯于仿效别人,随大流,难以做到科学决策;其三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农业技术人员奇缺,对农民的日常农业生产活动缺乏必要的技术帮助和指导,对农民缺乏系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培训;最后是农业生产周期比较长,农业生产的成果又受到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任何一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需要的时限都比较长,其好处在短期内难以明显地显现出来,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造成了障碍。 14、农民非农业就业机会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大规模有效地转移。 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主要有上大学、参军、进城打工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等四种途径。 能够考上大学或参军留在部队上长期工作的农民子女毕竟是少数,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起不到多大作用。 对于农民进城打工,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存在有不少歧视性限制,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但短期内农民进城打工的条件难以有比较大的改善。农民进城打工就业难,挣钱难,客观上造成不少农村良家妇女在城市的娱乐业和服务业提供陪侍服务,影响了社会风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东南沿海和中部不少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不少农民及其子女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在我国西部地区和边远不发达地区,受资金、技术或观念的限制,乡镇企业犹如凤毛麟角很不发达,难以安排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农民非农业就业机会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大规模有效地转移。 15、个别地区村干部素质比较差,干群关系比较紧张。 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由全体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提高了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对村干部的素质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一些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村干部的素质比较低,政策观念非常差,缺乏号召力,缺乏对村民的服务意识,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在计划生育和税费征收问题上经常与农民发生冲突,有的甚至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影响了政府在农民中的良好形象。 16、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严峻挑战。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乡镇企业和农村中的其它非公有制企业异军突起,价格和体制的比较优势大大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目前,随着我国引进外资规模的逐步扩大,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遇到了资金规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的严峻挑战,一些乡镇企业在原地徘徊,难以做大做好,难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17、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规模的原始积累资金,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推进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城市比起来严重滞后,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供暖、广播电视、文化娱乐、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对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笔者不是农业问题专家,也不是管理农业生产的政府公务员,但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我国一些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农民的甘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此笔者通过此文提出如下建议,供我国各级政府和主管“三农” 工作的领导在制定农业政策和解决“三农问题”时参考。 一、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好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宝贵的耕地。 1、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必将会进一步发展。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对现行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设计规范进行修改,将如何优化线路设计从而减少对农田的占用特别是对良田的占用的内容纳入设计规范。 2、严格执行城乡工业用地审批制度,原则上城乡工业用地严禁占用农田,必须占用时政府应收取高额的补偿费用。 3、严禁中等以下城市占用农田设立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过去已经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如果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造成大批农田长期闲置时,应坚决予以取缔,同时做好所占农田的复垦工作。 4、中等以下城市严禁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广场,对大城市的城市广场建设规模应适当控制。 5、加强城镇房地产开发管理,提倡高层住宅建设,控制低层住宅和平房建设,禁止占用大批农田的别墅区建设。对征用土地后房地产开发应有时间限制,对已经征用但长期得不到开发的土地应坚决收回。 6、农村住宅建设应尽量减少农田的占用,杜绝良田的占用,对农民的住宅面积根据家庭人口多少应适当加以控制。 7、对目前部分地区撂荒的耕地应做好复垦工作。 8、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倡农民对比较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荒地进行开垦并在相关政策上给予优惠。 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作物单产水平。 1、尽量推广机耕和深耕耕作方式,结合“秸秆还田” 增加农家肥施用量,从而改善土壤条件。 2、乡镇政府、村委会应组织村民做好已有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使其在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对农民采用合作、入股等方式兴修水利设施在政策上应予支持,在资金、技术上应予帮助。 3、各级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科研部门要加强优良品种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力度,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国家应加强农产品价格的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平稳,既要防止“谷贱伤农” ,又要防止通货膨胀。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价格主要受其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支配。国家可以采取经济和财政手段对农产品的价格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平稳或适度上涨,防止“谷贱伤农” ,同时也要防止农产品的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农产品的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会引发与农产品相关的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商品是与农产品密切相关的,这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引起我国经济的动荡,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四、国家应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长期控制管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近期,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管理力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相关部门的长期密切配合,才能抓紧抓好。国家应该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长期控制管理,依法打击不法奸商的投机欺诈行为,从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五、各级政府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逐步减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总理的郑重承诺引起了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有人认为,农业税在农民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政府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少交几十块钱的税,对农民脱贫致富意义并不大。但我认为,对于富裕的城市居民而言,几十块钱仅仅意味着可以买一条普通品牌的香烟,可以听一场中等档次的音乐会,对富足地区的部分富裕农民来说也不算什么,但对于我国的大部分普通农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而言,几十块钱意味着可以使一个失学儿童重新回到校园,可以为整个家庭购买一年的酱醋油盐。更重要的是,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出台,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种态度,意味着农民需要关心、帮助,农业生产需要保护;意味着政府多年重点宣传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真正取得了实效。我认为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出台,一定会受到社会主要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欢迎,各级政府应抓住这一契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领导广大农民再次创业,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六、积极发展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 农民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两部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受农产品总产量、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制约,短期内增加农业收入的空间比较小,不确定因素比较多,难度也比较大。针对这种状况,目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应该主要转移到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上来。 1、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解决现有乡镇企业发展中遇到的资金、技术和管理问题,推进乡镇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高乡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现有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2、积极向农民提供有发展前途的适合当地生产的产品生产信息,积极支持农民通过合作、入股、合伙等方式创办新的乡镇企业,创办初期政府在贷款、税收政策上应给予一定的支持。 3、结合产品结构调整,利用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支持农民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以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 4、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小城镇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繁荣小城镇商品经济,从而带动周边农村的经济发展。 5、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坚决取缔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宏观环境,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性收入能按时足额发放。 6、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开放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构筑农产品营销网络,开辟农产品绿色通道,在农村、城镇设立农产品营销主体,培育农产品经纪人,支持农产品在当地规模收购,跨地区远距离销售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小议 摘要:“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目标、新措施。 关键词:三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只有近8亿农民全员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目标、新措施。 我国农业和农村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迈出较大步伐,农村改革稳步推进,“三农”工作的组织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三农”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在看到“三农”发展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面小康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农业产业还不够强、农村发展仍比较滞后、农村困难人口还比较多等问题,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局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丝毫不能动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任务丝毫不能放松,支农惠农的政策力度丝毫不能减弱,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丝毫不能松懈。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大难题:一是城乡差距大,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滞后;二是农民负担沉重,因病致(返)贫,因教致(返)贫现象还很普遍,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明显差别,且贫困人口过多,生产生活仍十分困难。三是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也存在着与城市的差距,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劳动个体素质欠缺,尚未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推进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是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指处于一个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具有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形态,具体就是指用现代工业力量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以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的,生产效率达到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它具有四大特点:一是突破了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使得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二是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元化发展、城市中有农业、农村中有工业的协调布局,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三是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实现了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权责一致、上下贯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了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发展现代农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都可以有所作为,都要从当地实际出发,从最有利于农民、最需要解决、最有条件解决的问题着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既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又要防止一刀切、搞单一模式;既要科学规划、立足长远,又要防止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确保现代农业建设取得实效,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建设新农村,必须培育新农民。所谓新型农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定位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这个概括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新时期农民素质的含义,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农民教育培训上的具体体现。“有文化”,要求农民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具有先进的思想观念、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并要知法守法、崇尚科学、勤劳致富。“懂技术”,要求农民具有较高的科技素质,至少要熟练掌握一至多项从事农业和农村生产的技能和技巧,实现科学种田、养殖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会经营”,要求农民应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素质,能够合理组织配置家庭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土地等资源,组织生产和参与市场经营活动,获得经济效益。那么如何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课题:一是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抓住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机遇,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决不产生新的文盲、半文盲。二是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要把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作为一件大事、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效果。三是面向城乡劳动力市场需求,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使农民素质总体上发生根本改观,从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群众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追求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愿望更加强烈,追求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的愿望更加强烈。一定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高度,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农村文化工作,使农村的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同步推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农村、忘了农民。要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推动文化设施建设的重点逐步向农村倾斜。要广泛开展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大力发展农村特色文化。要积极探索农村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不断开拓农村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第三,是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构建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放在突出位置,增强“三化”带“三农”的能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艰苦创业、返乡创业,大力增加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农民政策性收入。深入实施“千村万户帮扶”工程,采取“一个扶贫指导员驻村、一个科技特派员挂钩、一个工商企业帮扶、一个发达镇村结对、一个主导产业带动”的措施,帮助经济薄弱村发展和低收入农户增收。 第四,三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力度,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于扩大农业的市场贡献,消化部分工业产业产能过剩的压力,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释放农业多种功能效应,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思路有:一是强化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政府应加大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向农业产业的多领域投入。二是调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国家预算增加的基本建设支出应优先用于农业,重点加强高标准农田和小型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建设。三是根据目前部分工业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一方面,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企业参与的形式,将钢材、水泥等物质材料直接投入到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建设中去,增强城市和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另一方面,调整部分工业行业的产品品种结构,在不增加新投资的情况下,适当进行技术更新和工艺改造,生产农业和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四是运用补贴、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调动农民参与兴修农田水利、改田的积极性,建立农民投工投劳的劳动积累机制,激发全社会和广大农民共同关注农业、发展农业的热情。在镇村布局规划完成后,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成果,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和体育事业,全面提升农村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强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健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建立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有关管理制度,努力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和心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做到四个“创新”。即思维和观念创新、体制和机制创新、组织创新以及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同时,一定要注意避免片面追求政绩,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陷入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误区;一定要注意避免因传统生产方式及其观念的影响,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陷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误区;一定要注意避免高成本高代价高污染的旧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陷入破坏生态、破坏文化、破坏环境的误区。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经营完善探讨 一、农业经营:重点在于确立“双轨并行”的制度:稳定自给性小农,发展商业性大农 (一)我国农业绩效总体很好,农业问题并不严重 农业是一个产业,所以,它只能承担起与其作为一个产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经济学家的定义,农业的职能主要地表现在四种贡献上: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 这样看来,尽管我国农业发展曾经走过了许多弯路,但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全国城乡的食品供给常年基本有保障、丰年有余,粮食库存充裕;即使在农业份额已下降到仅占GDP总量14.5%的今天,农业仍能为国家赚取一定量的外汇收入(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181.4亿美元,顺差57亿美元);劳动力和资金仍不断地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农业发展也支撑起了我国已初具规模的化肥、农机、农药、农膜等工业产业。所以,总体看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果仅仅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说是健康的,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多人把我国目前农业中存在的问题人为地夸大了,把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这很不利于我们对今后农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当然,也就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例如,不少人在谈到农业存在的问题时,会提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显而易见,这不是农业的错。相反,这是农业进步的表现。至于如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不应该视为农业的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问题或体制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农业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农业的问题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进步中的问题,并且都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后,我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已构成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可以在比过去更宽松的环境中进入我国市场,我国农产品也可以在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下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国际竞争力。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的先天性资源不足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性劣势上。怎么办?出路仍然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追求农业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这种创新更为艰难,它必须是一种能超越国际经验的创新。 (二)加入WTO后,我国应选择一条新的“双轨并行”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制度创新必须做到同时有效地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综观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农业经营无非就是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基础上的规模型的大农(场)经济;另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生物化、技术化、保护型、密集型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类型属于前者;欧洲不少国家和日本等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类。 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土地资源相对太少,比欧洲和日本的平均水平还要少得多,属于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二是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主要地是供农民自我消费。这既与农户经营规模小直接相联系,也与我国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业不发达、市场体系建设的软硬件条件较差有一定关系。 在充分考虑国际农业发展经验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应建立和创新一种将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与商业性的大农经济紧密结合、并行发展的新的农业“双轨并行”制度。 (三)保护、完善现行的家庭小农经济 家庭小农经济制度本身在中国具有许多优越性: 1.有利于农村稳定。土地是农民心目中永恒的有价资产,具有不动产性质。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由无产者、雇工变成了有产者、自耕农,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秦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2000多年间经常发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的地主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与不断发生的土地兼并。因此,让农民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严格限制其买卖行为发生,是保持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2.有利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严重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足,即土地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尽管笔者仍然坚决主张在农村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用农地来保障农民的生老病死,但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在广大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而言的情况下,土地在这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非常重要的。 3.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到2002年底的总人口为12.8亿,其中,有7.8亿人口、2.4亿个农户常年居住在农村地区。如果我们能通过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稳定地保障占全国61%的农村人口有充分的粮食供给,那么,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得到了基本保障。 4.有利于抵御外来农产品对中国的入侵。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制度下,即使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全球化进程更加激烈地冲击中国农业,也很难对农村这一大块粮食市场构成威胁,因为从总体上讲,农民基本上是不会靠买粮食过日子的。 5.有利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保持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又能成功地将大量的农业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城镇地区,那么,这一小块土地又会变成加强城乡联系的一种纽带。 (四)小农家庭经济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制度的这些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不是没有条件的。以下三个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总的说来,目前我们对农业的认识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了沉重的地步。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从三个方面“看淡”农业: (1)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更多地只是起到一个基础性部门的作用,而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决定部门。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2)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既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过分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教训,但也千万不可以在这方面矫枉太过正。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非农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目前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营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提倡把小农经济完全引导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是因为其土地面积多、人口少,它们必须用机械和土地来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因为实行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完全自我消费,会有大量的剩余,所以,这些农产品必须进入市场。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 在一些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由于政治(选票)与社会公平的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大量补贴,以至于从经济上讲远不如进口农产品更划算。这种农业发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真正含义了。 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既没有必要走美、加、澳式的大规模的农业市场经济之路,也没有必要走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发展道路。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根本上做不到:因为美国式道路需要其农产品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欧洲武道路需要有很强的政府财力作后盾。 因此,中国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小农经济确立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体形式,并把自给自足而不是家庭农业经营的市场化作为其经营的主要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交易。我们千万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重要的是,即使搬来了,我们也执行不了。 2.调整一些方针政策,其中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政策和一个体制: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1)对于国家粮食购销政策而言,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应进一步做彻底改革。如果考虑到以上提出的有关我国农村小农经济模式的设想,长远来看,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 (2)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不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实际来看,对我国现存的十分脆弱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经营制小农征收任何税和费都是没有道理的。如上所述,在欧美国家,农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大量直接、间接补贴。而我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产业在国家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期阶段的现在,不仅得不到反哺,还要继续被征收农业税,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考虑到以下三个具体原因,政府在设计进一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时,应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第一,在我国加入WTO后,由于“黄箱”政策的应用今后会逐渐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尽管目前仍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可以做到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绿箱”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第二,尽管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只有500亿元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的征税手段落后,收税的成本却很高,如果考虑到由于征管不严而产生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从农民那里收这点税实际上有些得不偿失;第三,被征农业税的对象多为真正的种田人,他们往往是农村中比较贫穷的人,收入很低,确实有些承受不了。 (3)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大刀阔斧地对现行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其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要逐步地、分阶段地取消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行政建制。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改善与提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乡制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经历过三个主要的阶段,表现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从秦朝到隋初的700多年间的乡亭制下,尽管乡是作为一级基层行政管理建制而存在的,乡官一般也是由上级官方任命的,但人数一般很少。一个在秦汉时代管辖1万多户的乡,通常只有3—5名乡官(分别管理治安、赋税、劳役、教化等事务)。在从隋开皇十年(公元595年)改乡亭制为乡里制到清朝的保甲制的1000多年间,乡都不是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存在的,而是一个自治组织(乡官都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乡村里的事务都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协调的,乡作为自治组织,只是起着协助县政府工作的职能。民国时期,乡作为一级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直到现在。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分两步对目前的乡制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大量精简乡级行政管理人员;第二步则可以取消乡作为一级政府的建制,通过精干的县政府派出人员协调政府在农村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坚强的村级自治组织。 3.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向城镇地区为前提的。这意味农村家庭必须主要地从农业、农村之外创造其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其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以上所阐述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家庭经济是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试图通过发展农业而使8亿农民致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在农业之外。那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与流出就成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了,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笔者所主张的家庭小农经济制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五)发展、壮大我国的规模型农业经济 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现在已经是WTO成员国了,必须着力于培植一部分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但另外的40%的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例如通过进口的办法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来解决。 美国的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要是通过科学布局各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带而实现的。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已开始逐渐地被我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所接受。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说,由于人口与农业资源拥有量不对称,加上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排除我国少数农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品牌闻名、涉及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 从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来看,美国采取的基本上是家庭农场的组织方式。我国在现阶段则有多种方式,例如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专业承包大户以及“公司十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方式等。 要抓好专业化的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国家必须在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金融等各方面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 二、农村发展: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社会转型 (一)劳动力转移是农村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实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要实现这种结构变革,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非农部门。这一点已为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所证明。 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制造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会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同时,农业所占份额越来越小。从而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正是因为这种变化的发生及其持续发展,国家经济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因为整个社会中在低生产率部门(农业等)就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在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服务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农村的发展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导致农村本身发生分化与转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二)多种形式推进我国农村社会转型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会逐渐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本身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社会急剧转型发生时期的情况有较大的区别,加上我国农民在推进我国农村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应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努力探索出一条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之路。 根据笔者过去10年间在全国6个省的6个村所做的长期定点观察,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正主要地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是一个明显例子。1992年时该村只是一个只有1500多人的比较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村庄。但后来由于香港、台湾、日本及欧美投资者纷纷投资于此,村子里出现了300多家外资企业,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人在此打工、生活、居住,加上国有银行、政府办事机构(如公安局、海关等)的进入,目前该村已经变成为一座具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相当经济实力的小城市了。只不过由于种种体制方面的制约,从名义上讲,这个村目前仍然属于村庄,属于农村地区,但实际上,其整体转型过程已完成了。这种类型的村子全国还有许多。 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或者成为集团公司的一部分。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名义上讲,华西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湖北省汉川市段夹村的变化更有意思:它被土生土长于本村的乡镇企业: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吞并了,全体村民自然地转化为公司员工,或工作、或退休领取养老金;村庄干部转为公司里的“农村工作部”干部,管理原来村里的农村工作。从统计角度来看,这个村仍然是存在的,村里的村民也仍被统计为农业人口。但实际上,这个村庄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了。 3.村庄溶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这方面的例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比比皆是。珠三角的12个主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番禹)以及长三角的15个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所辖的农村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已完成了其社会转型任务了。 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从而导致其原所在村庄逐渐衰落,直至最终消失。山西省原平市的屯瓦村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10年间,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各种关系迁移到原平市里了,而且他们的迁移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先是一人进城,后来全家进城,最后他们彻底卖掉村里住、。退掉责任田而永久性地居留在城里。这样的农户目前已有50多户,比10年前的20多户增加了一倍多。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在杜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其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得十分丰富。我们应视其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来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走过的老路。 (三)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出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 当然,我国农村目前在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也只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小规模土地的使用权家庭所有与大幅度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土地主要地看成农村家庭经济、家庭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十分矛盾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更多地仅仅看成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矛盾了:农民在有了以小规模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后,他们必须、也会更加积极地走出这一小块土地而寻找新的经营与致富资源,这正好构成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起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规模家庭土地经营绝对不应该是农民致富的手段,它仅仅只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险而已,最多只是谋生的基本手段之一。 2.正确处理农民流动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出农业部门而进入非农业部门,以及流出农村地区而进入城镇地区或其他形式的非农村地区(如新型的工业区),是整个农村发展的基础,是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社会转型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应创造一切条件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使他们在流动与迁移中寻找创业机遇与致富源泉。 3.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与制度、体制制约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我们认识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限制大都直接构成对农村发展的制约,而且限制流动的实施成本极其高昂,所以,解除此类制度与体制制约不仅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已经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都应尽快地对农民各种形式的流入与流出选择无条件地全面开禁,不得再以任何借口限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迁徙。 4.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与农民进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然要进城。正如以上所提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农民流动与农村转型并不是通过农民进城实现的,我国农村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其目的。实践也表明,在北京、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全面放开城乡户籍管制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农民大量涌进城市的现象。 5.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际经验还是我国的实践都已证明: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任何脱离城镇发展的农村发展计划都是难以成功的。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农村发展进一步推向深入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大都市区以及都市连绵带。 6.正确处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总体上讲,这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久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以及向城镇流动具有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因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及城镇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有利于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经营与就业机会。 三、农民问题:核心在于权益保护,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一)农民为何穷 勿容置疑,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非常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使其生活状况得以大的改善,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宫国那样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可供发展的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就业的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失殆尽,甚至因此而欠下大笔债务,终身难以还清。 如果再将以上关系弄得简单、明了一些,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农业没有优势,政府无力帮助;第二,农民寻找出路,制度有些限制;第三,农业本不赚钱,还得上缴税费;第四,农民生老病死,社保基本没有。 (二)出路在哪里 至此,农民之所以生活状况仍然较差的原因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那就是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有许多方面的做法是需要改善的: 第一,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而这又是与政府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紧密联系的。所以,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坚定地将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一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联系的事业来抓。而“农民办教育”的思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承办教育事业。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是政府要尽一切所能,加上利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功能,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基本上都已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 第二,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多方帮助。由此引出的第三条政策建议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从政治、经济意义上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全面开放,包括对农民开放。 第三,政府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因此,由此所引出的第四条政策建议就是各级政府不仅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而且也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税”(包括农业税)。 第四,在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总揽全局的阶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看待与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如果国家总是与农民争利,农民问题将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明显,在农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因此,国家应自觉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外,农民的政治权利在目前的体制下也很难得到保障。比如,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重比其他阶层代表的比重要少得多,4.8亿农村劳动力、8亿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法定代言人。 西方有一句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农民第一”。它是指导农村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制定政策要充分反映农民的意志、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土地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农村金融政策等方面;二是从农民自身来看,农民积极参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全过程,通常是由农民对国家的农村发展政策进行评议、筛选、排序、表决,而决不是仅由政府从政府或国家利益出发单方面做出决定。因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许多沟通、协商的“桥梁”性组织,它们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我国却缺乏这样的一些渠道。为此,应尽快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目前不少人将农民问题仅仅归结为一个收入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在收人问题的背后,它所涉及的是一系列十分重大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基础发展完善思考 一、农业经营:重点在于确立“双轨并行”的制度:稳定自给性小农,发展商业性大农 (一)我国农业绩效总体很好,农业问题并不严重 农业是一个产业,所以,它只能承担起与其作为一个产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经济学家的定义,农业的职能主要地表现在四种贡献上: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 这样看来,尽管我国农业发展曾经走过了许多弯路,但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全国城乡的食品供给常年基本有保障、丰年有余,粮食库存充裕;即使在农业份额已下降到仅占GDP总量14.5%的今天,农业仍能为国家赚取一定量的外汇收入(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181.4亿美元,顺差57亿美元);劳动力和资金仍不断地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农业发展也支撑起了我国已初具规模的化肥、农机、农药、农膜等工业产业。所以,总体看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果仅仅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说是健康的,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多人把我国目前农业中存在的问题人为地夸大了,把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这很不利于我们对今后农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当然,也就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例如,不少人在谈到农业存在的问题时,会提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显而易见,这不是农业的错。相反,这是农业进步的表现。至于如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不应该视为农业的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问题或体制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农业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农业的问题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进步中的问题,并且都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后,我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已构成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可以在比过去更宽松的环境中进入我国市场,我国农产品也可以在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下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国际竞争力。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的先天性资源不足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性劣势上。怎么办?出路仍然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追求农业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这种创新更为艰难,它必须是一种能超越国际经验的创新。 (二)加入WTO后,我国应选择一条新的“双轨并行”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制度创新必须做到同时有效地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综观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农业经营无非就是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基础上的规模型的大农(场)经济;另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生物化、技术化、保护型、密集型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类型属于前者;欧洲不少国家和日本等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类。 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土地资源相对太少,比欧洲和日本的平均水平还要少得多,属于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二是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主要地是供农民自我消费。这既与农户经营规模小直接相联系,也与我国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业不发达、市场体系建设的软硬件条件较差有一定关系。 在充分考虑国际农业发展经验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应建立和创新一种将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与商业性的大农经济紧密结合、并行发展的新的农业“双轨并行”制度。 (三)保护、完善现行的家庭小农经济 家庭小农经济制度本身在中国具有许多优越性: 1.有利于农村稳定。土地是农民心目中永恒的有价资产,具有不动产性质。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由无产者、雇工变成了有产者、自耕农,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秦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2000多年间经常发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的地主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与不断发生的土地兼并。因此,让农民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严格限制其买卖行为发生,是保持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2.有利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严重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足,即土地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尽管笔者仍然坚决主张在农村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用农地来保障农民的生老病死,但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在广大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而言的情况下,土地在这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非常重要的。 3.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到2002年底的总人口为12.8亿,其中,有7.8亿人口、2.4亿个农户常年居住在农村地区。如果我们能通过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稳定地保障占全国61%的农村人口有充分的粮食供给,那么,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得到了基本保障。 4.有利于抵御外来农产品对中国的入侵。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制度下,即使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全球化进程更加激烈地冲击中国农业,也很难对农村这一大块粮食市场构成威胁,因为从总体上讲,农民基本上是不会靠买粮食过日子的。 5.有利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保持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又能成功地将大量的农业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城镇地区,那么,这一小块土地又会变成加强城乡联系的一种纽带。 (四)小农家庭经济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制度的这些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不是没有条件的。以下三个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总的说来,目前我们对农业的认识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了沉重的地步。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从三个方面“看淡”农业: (1)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更多地只是起到一个基础性部门的作用,而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决定部门。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2)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既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过分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教训,但也千万不可以在这方面矫枉太过正。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非农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目前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营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提倡把小农经济完全引导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是因为其土地面积多、人口少,它们必须用机械和土地来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因为实行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完全自我消费,会有大量的剩余,所以,这些农产品必须进入市场。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 在一些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由于政治(选票)与社会公平的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大量补贴,以至于从经济上讲远不如进口农产品更划算。这种农业发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真正含义了。 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既没有必要走美、加、澳式的大规模的农业市场经济之路,也没有必要走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发展道路。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根本上做不到:因为美国式道路需要其农产品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欧洲武道路需要有很强的政府财力作后盾。 因此,中国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小农经济确立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体形式,并把自给自足而不是家庭农业经营的市场化作为其经营的主要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交易。我们千万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重要的是,即使搬来了,我们也执行不了。 2.调整一些方针政策,其中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政策和一个体制: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1)对于国家粮食购销政策而言,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应进一步做彻底改革。如果考虑到以上提出的有关我国农村小农经济模式的设想,长远来看,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 (2)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不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实际来看,对我国现存的十分脆弱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经营制小农征收任何税和费都是没有道理的。如上所述,在欧美国家,农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大量直接、间接补贴。而我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产业在国家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期阶段的现在,不仅得不到反哺,还要继续被征收农业税,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考虑到以下三个具体原因,政府在设计进一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时,应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第一,在我国加入WTO后,由于“黄箱”政策的应用今后会逐渐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尽管目前仍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可以做到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绿箱”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第二,尽管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只有500亿元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的征税手段落后,收税的成本却很高,如果考虑到由于征管不严而产生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从农民那里收这点税实际上有些得不偿失;第三,被征农业税的对象多为真正的种田人,他们往往是农村中比较贫穷的人,收入很低,确实有些承受不了。 (3)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大刀阔斧地对现行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其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要逐步地、分阶段地取消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行政建制。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改善与提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乡制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经历过三个主要的阶段,表现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从秦朝到隋初的700多年间的乡亭制下,尽管乡是作为一级基层行政管理建制而存在的,乡官一般也是由上级官方任命的,但人数一般很少。一个在秦汉时代管辖1万多户的乡,通常只有3—5名乡官(分别管理治安、赋税、劳役、教化等事务)。在从隋开皇十年(公元595年)改乡亭制为乡里制到清朝的保甲制的1000多年间,乡都不是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存在的,而是一个自治组织(乡官都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乡村里的事务都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协调的,乡作为自治组织,只是起着协助县政府工作的职能。民国时期,乡作为一级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直到现在。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分两步对目前的乡制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大量精简乡级行政管理人员;第二步则可以取消乡作为一级政府的建制,通过精干的县政府派出人员协调政府在农村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坚强的村级自治组织。 3.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向城镇地区为前提的。这意味农村家庭必须主要地从农业、农村之外创造其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其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以上所阐述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家庭经济是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试图通过发展农业而使8亿农民致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在农业之外。那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与流出就成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了,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笔者所主张的家庭小农经济制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五)发展、壮大我国的规模型农业经济 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现在已经是WTO成员国了,必须着力于培植一部分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但另外的40%的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例如通过进口的办法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来解决。 美国的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要是通过科学布局各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带而实现的。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已开始逐渐地被我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所接受。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说,由于人口与农业资源拥有量不对称,加上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排除我国少数农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品牌闻名、涉及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 从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来看,美国采取的基本上是家庭农场的组织方式。我国在现阶段则有多种方式,例如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专业承包大户以及“公司十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方式等。 要抓好专业化的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国家必须在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金融等各方面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 二、农村发展: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社会转型 (一)劳动力转移是农村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实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要实现这种结构变革,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非农部门。这一点已为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所证明。 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制造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会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同时,农业所占份额越来越小。从而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正是因为这种变化的发生及其持续发展,国家经济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因为整个社会中在低生产率部门(农业等)就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在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服务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农村的发展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导致农村本身发生分化与转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二)多种形式推进我国农村社会转型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会逐渐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本身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社会急剧转型发生时期的情况有较大的区别,加上我国农民在推进我国农村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应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努力探索出一条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之路。 根据笔者过去10年间在全国6个省的6个村所做的长期定点观察,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正主要地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是一个明显例子。1992年时该村只是一个只有1500多人的比较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村庄。但后来由于香港、台湾、日本及欧美投资者纷纷投资于此,村子里出现了300多家外资企业,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人在此打工、生活、居住,加上国有银行、政府办事机构(如公安局、海关等)的进入,目前该村已经变成为一座具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相当经济实力的小城市了。只不过由于种种体制方面的制约,从名义上讲,这个村目前仍然属于村庄,属于农村地区,但实际上,其整体转型过程已完成了。这种类型的村子全国还有许多。 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或者成为集团公司的一部分。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名义上讲,华西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湖北省汉川市段夹村的变化更有意思:它被土生土长于本村的乡镇企业: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吞并了,全体村民自然地转化为公司员工,或工作、或退休领取养老金;村庄干部转为公司里的“农村工作部”干部,管理原来村里的农村工作。从统计角度来看,这个村仍然是存在的,村里的村民也仍被统计为农业人口。但实际上,这个村庄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了。 3.村庄溶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这方面的例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比比皆是。珠三角的12个主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番禹)以及长三角的15个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所辖的农村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已完成了其社会转型任务了。 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从而导致其原所在村庄逐渐衰落,直至最终消失。山西省原平市的屯瓦村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10年间,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各种关系迁移到原平市里了,而且他们的迁移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先是一人进城,后来全家进城,最后他们彻底卖掉村里住、。退掉责任田而永久性地居留在城里。这样的农户目前已有50多户,比10年前的20多户增加了一倍多。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在杜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其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得十分丰富。我们应视其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来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走过的老路。 (三)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出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 当然,我国农村目前在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也只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小规模土地的使用权家庭所有与大幅度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土地主要地看成农村家庭经济、家庭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十分矛盾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更多地仅仅看成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矛盾了:农民在有了以小规模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后,他们必须、也会更加积极地走出这一小块土地而寻找新的经营与致富资源,这正好构成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起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规模家庭土地经营绝对不应该是农民致富的手段,它仅仅只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险而已,最多只是谋生的基本手段之一。 2.正确处理农民流动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出农业部门而进入非农业部门,以及流出农村地区而进入城镇地区或其他形式的非农村地区(如新型的工业区),是整个农村发展的基础,是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社会转型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应创造一切条件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使他们在流动与迁移中寻找创业机遇与致富源泉。 3.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与制度、体制制约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我们认识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限制大都直接构成对农村发展的制约,而且限制流动的实施成本极其高昂,所以,解除此类制度与体制制约不仅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已经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都应尽快地对农民各种形式的流入与流出选择无条件地全面开禁,不得再以任何借口限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迁徙。 4.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与农民进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然要进城。正如以上所提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农民流动与农村转型并不是通过农民进城实现的,我国农村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其目的。实践也表明,在北京、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全面放开城乡户籍管制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农民大量涌进城市的现象。 5.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际经验还是我国的实践都已证明: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任何脱离城镇发展的农村发展计划都是难以成功的。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农村发展进一步推向深入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大都市区以及都市连绵带。 6.正确处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总体上讲,这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久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以及向城镇流动具有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因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及城镇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有利于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经营与就业机会。 三、农民问题:核心在于权益保护,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一)农民为何穷 勿容置疑,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非常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使其生活状况得以大的改善,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宫国那样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可供发展的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就业的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失殆尽,甚至因此而欠下大笔债务,终身难以还清。 如果再将以上关系弄得简单、明了一些,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农业没有优势,政府无力帮助;第二,农民寻找出路,制度有些限制;第三,农业本不赚钱,还得上缴税费;第四,农民生老病死,社保基本没有。 (二)出路在哪里 至此,农民之所以生活状况仍然较差的原因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那就是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有许多方面的做法是需要改善的: 第一,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而这又是与政府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紧密联系的。所以,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坚定地将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一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联系的事业来抓。而“农民办教育”的思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承办教育事业。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是政府要尽一切所能,加上利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功能,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基本上都已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 第二,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多方帮助。由此引出的第三条政策建议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从政治、经济意义上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全面开放,包括对农民开放。 第三,政府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因此,由此所引出的第四条政策建议就是各级政府不仅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而且也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税”(包括农业税)。 第四,在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总揽全局的阶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看待与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如果国家总是与农民争利,农民问题将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明显,在农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因此,国家应自觉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外,农民的政治权利在目前的体制下也很难得到保障。比如,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重比其他阶层代表的比重要少得多,4.8亿农村劳动力、8亿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法定代言人。 西方有一句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农民第一”。它是指导农村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制定政策要充分反映农民的意志、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土地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农村金融政策等方面;二是从农民自身来看,农民积极参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全过程,通常是由农民对国家的农村发展政策进行评议、筛选、排序、表决,而决不是仅由政府从政府或国家利益出发单方面做出决定。因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许多沟通、协商的“桥梁”性组织,它们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我国却缺乏这样的一些渠道。为此,应尽快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目前不少人将农民问题仅仅归结为一个收入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在收人问题的背后,它所涉及的是一系列十分重大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体制管理改革思考 【摘要】:当前农业、农村、农民中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政策、环境以及农业天然生产要素不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三农”问题是我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是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减轻农民负担,搞好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管理体制的战略性改革。本文就如何破解“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提出了一些想法。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主权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三农问题论文:农业农村与农民三农问题探讨 一、农业经营:重点在于确立“双轨并行”的制度:稳定自给性小农,发展商业性大农 (一)我国农业绩效总体很好,农业问题并不严重 农业是一个产业,所以,它只能承担起与其作为一个产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经济学家的定义,农业的职能主要地表现在四种贡献上: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 这样看来,尽管我国农业发展曾经走过了许多弯路,但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全国城乡的食品供给常年基本有保障、丰年有余,粮食库存充裕;即使在农业份额已下降到仅占GDP总量14.5%的今天,农业仍能为国家赚取一定量的外汇收入(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181.4亿美元,顺差57亿美元);劳动力和资金仍不断地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农业发展也支撑起了我国已初具规模的化肥、农机、农药、农膜等工业产业。所以,总体看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果仅仅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说是健康的,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多人把我国目前农业中存在的问题人为地夸大了,把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这很不利于我们对今后农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当然,也就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例如,不少人在谈到农业存在的问题时,会提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显而易见,这不是农业的错。相反,这是农业进步的表现。至于如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不应该视为农业的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问题或体制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农业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农业的问题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进步中的问题,并且都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后,我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已构成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可以在比过去更宽松的环境中进入我国市场,我国农产品也可以在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下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国际竞争力。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的先天性资源不足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性劣势上。怎么办?出路仍然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追求农业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这种创新更为艰难,它必须是一种能超越国际经验的创新。 (二)加入WTO后,我国应选择一条新的“双轨并行”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制度创新必须做到同时有效地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综观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农业经营无非就是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基础上的规模型的大农(场)经济;另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生物化、技术化、保护型、密集型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类型属于前者;欧洲不少国家和日本等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类。 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土地资源相对太少,比欧洲和日本的平均水平还要少得多,属于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二是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主要地是供农民自我消费。这既与农户经营规模小直接相联系,也与我国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业不发达、市场体系建设的软硬件条件较差有一定关系。 在充分考虑国际农业发展经验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应建立和创新一种将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与商业性的大农经济紧密结合、并行发展的新的农业“双轨并行”制度。 (三)保护、完善现行的家庭小农经济 家庭小农经济制度本身在中国具有许多优越性: 1.有利于农村稳定。土地是农民心目中永恒的有价资产,具有不动产性质。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由无产者、雇工变成了有产者、自耕农,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秦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2000多年间经常发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的地主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与不断发生的土地兼并。因此,让农民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严格限制其买卖行为发生,是保持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2.有利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严重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足,即土地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尽管笔者仍然坚决主张在农村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用农地来保障农民的生老病死,但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在广大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而言的情况下,土地在这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非常重要的。 3.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到2002年底的总人口为12.8亿,其中,有7.8亿人口、2.4亿个农户常年居住在农村地区。如果我们能通过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稳定地保障占全国61%的农村人口有充分的粮食供给,那么,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得到了基本保障。 4.有利于抵御外来农产品对中国的入侵。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制度下,即使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全球化进程更加激烈地冲击中国农业,也很难对农村这一大块粮食市场构成威胁,因为从总体上讲,农民基本上是不会靠买粮食过日子的。 5.有利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保持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又能成功地将大量的农业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城镇地区,那么,这一小块土地又会变成加强城乡联系的一种纽带。 (四)小农家庭经济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制度的这些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不是没有条件的。以下三个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总的说来,目前我们对农业的认识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了沉重的地步。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从三个方面“看淡”农业: (1)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更多地只是起到一个基础性部门的作用,而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决定部门。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2)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既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过分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教训,但也千万不可以在这方面矫枉太过正。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非农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目前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营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提倡把小农经济完全引导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是因为其土地面积多、人口少,它们必须用机械和土地来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因为实行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完全自我消费,会有大量的剩余,所以,这些农产品必须进入市场。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 在一些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由于政治(选票)与社会公平的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大量补贴,以至于从经济上讲远不如进口农产品更划算。这种农业发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真正含义了。 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既没有必要走美、加、澳式的大规模的农业市场经济之路,也没有必要走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发展道路。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根本上做不到:因为美国式道路需要其农产品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欧洲武道路需要有很强的政府财力作后盾。 因此,中国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小农经济确立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体形式,并把自给自足而不是家庭农业经营的市场化作为其经营的主要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交易。我们千万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重要的是,即使搬来了,我们也执行不了。 2.调整一些方针政策,其中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政策和一个体制: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1)对于国家粮食购销政策而言,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应进一步做彻底改革。如果考虑到以上提出的有关我国农村小农经济模式的设想,长远来看,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 (2)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不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实际来看,对我国现存的十分脆弱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经营制小农征收任何税和费都是没有道理的。如上所述,在欧美国家,农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大量直接、间接补贴。而我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产业在国家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期阶段的现在,不仅得不到反哺,还要继续被征收农业税,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考虑到以下三个具体原因,政府在设计进一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时,应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第一,在我国加入WTO后,由于“黄箱”政策的应用今后会逐渐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尽管目前仍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可以做到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绿箱”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第二,尽管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只有500亿元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的征税手段落后,收税的成本却很高,如果考虑到由于征管不严而产生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从农民那里收这点税实际上有些得不偿失;第三,被征农业税的对象多为真正的种田人,他们往往是农村中比较贫穷的人,收入很低,确实有些承受不了。 (3)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大刀阔斧地对现行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其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要逐步地、分阶段地取消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行政建制。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改善与提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乡制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经历过三个主要的阶段,表现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从秦朝到隋初的700多年间的乡亭制下,尽管乡是作为一级基层行政管理建制而存在的,乡官一般也是由上级官方任命的,但人数一般很少。一个在秦汉时代管辖1万多户的乡,通常只有3—5名乡官(分别管理治安、赋税、劳役、教化等事务)。在从隋开皇十年(公元595年)改乡亭制为乡里制到清朝的保甲制的1000多年间,乡都不是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存在的,而是一个自治组织(乡官都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乡村里的事务都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协调的,乡作为自治组织,只是起着协助县政府工作的职能。民国时期,乡作为一级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直到现在。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分两步对目前的乡制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大量精简乡级行政管理人员;第二步则可以取消乡作为一级政府的建制,通过精干的县政府派出人员协调政府在农村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坚强的村级自治组织。 3.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向城镇地区为前提的。这意味农村家庭必须主要地从农业、农村之外创造其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其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以上所阐述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家庭经济是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试图通过发展农业而使8亿农民致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在农业之外。那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与流出就成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了,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笔者所主张的家庭小农经济制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五)发展、壮大我国的规模型农业经济 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现在已经是WTO成员国了,必须着力于培植一部分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但另外的40%的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例如通过进口的办法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来解决。 美国的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要是通过科学布局各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带而实现的。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已开始逐渐地被我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所接受。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说,由于人口与农业资源拥有量不对称,加上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排除我国少数农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品牌闻名、涉及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 从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来看,美国采取的基本上是家庭农场的组织方式。我国在现阶段则有多种方式,例如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专业承包大户以及“公司十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方式等。 要抓好专业化的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国家必须在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金融等各方面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 二、农村发展: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社会转型 (一)劳动力转移是农村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实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要实现这种结构变革,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非农部门。这一点已为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所证明。 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制造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会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同时,农业所占份额越来越小。从而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正是因为这种变化的发生及其持续发展,国家经济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因为整个社会中在低生产率部门(农业等)就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在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服务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农村的发展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导致农村本身发生分化与转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二)多种形式推进我国农村社会转型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会逐渐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本身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社会急剧转型发生时期的情况有较大的区别,加上我国农民在推进我国农村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应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努力探索出一条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之路。 根据笔者过去10年间在全国6个省的6个村所做的长期定点观察,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正主要地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是一个明显例子。1992年时该村只是一个只有1500多人的比较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村庄。但后来由于香港、台湾、日本及欧美投资者纷纷投资于此,村子里出现了300多家外资企业,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人在此打工、生活、居住,加上国有银行、政府办事机构(如公安局、海关等)的进入,目前该村已经变成为一座具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相当经济实力的小城市了。只不过由于种种体制方面的制约,从名义上讲,这个村目前仍然属于村庄,属于农村地区,但实际上,其整体转型过程已完成了。这种类型的村子全国还有许多。 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或者成为集团公司的一部分。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名义上讲,华西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湖北省汉川市段夹村的变化更有意思:它被土生土长于本村的乡镇企业: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吞并了,全体村民自然地转化为公司员工,或工作、或退休领取养老金;村庄干部转为公司里的“农村工作部”干部,管理原来村里的农村工作。从统计角度来看,这个村仍然是存在的,村里的村民也仍被统计为农业人口。但实际上,这个村庄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了。 3.村庄溶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这方面的例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比比皆是。珠三角的12个主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番禹)以及长三角的15个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所辖的农村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已完成了其社会转型任务了。 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从而导致其原所在村庄逐渐衰落,直至最终消失。山西省原平市的屯瓦村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10年间,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各种关系迁移到原平市里了,而且他们的迁移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先是一人进城,后来全家进城,最后他们彻底卖掉村里住、。退掉责任田而永久性地居留在城里。这样的农户目前已有50多户,比10年前的20多户增加了一倍多。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在杜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其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得十分丰富。我们应视其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来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走过的老路。 (三)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出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 当然,我国农村目前在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也只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小规模土地的使用权家庭所有与大幅度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土地主要地看成农村家庭经济、家庭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十分矛盾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更多地仅仅看成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矛盾了:农民在有了以小规模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后,他们必须、也会更加积极地走出这一小块土地而寻找新的经营与致富资源,这正好构成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起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规模家庭土地经营绝对不应该是农民致富的手段,它仅仅只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险而已,最多只是谋生的基本手段之一。 2.正确处理农民流动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出农业部门而进入非农业部门,以及流出农村地区而进入城镇地区或其他形式的非农村地区(如新型的工业区),是整个农村发展的基础,是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社会转型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应创造一切条件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使他们在流动与迁移中寻找创业机遇与致富源泉。 3.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与制度、体制制约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我们认识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限制大都直接构成对农村发展的制约,而且限制流动的实施成本极其高昂,所以,解除此类制度与体制制约不仅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已经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都应尽快地对农民各种形式的流入与流出选择无条件地全面开禁,不得再以任何借口限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迁徙。 4.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与农民进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然要进城。正如以上所提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农民流动与农村转型并不是通过农民进城实现的,我国农村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其目的。实践也表明,在北京、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全面放开城乡户籍管制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农民大量涌进城市的现象。 5.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际经验还是我国的实践都已证明: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任何脱离城镇发展的农村发展计划都是难以成功的。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农村发展进一步推向深入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大都市区以及都市连绵带。 6.正确处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总体上讲,这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久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以及向城镇流动具有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因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及城镇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有利于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经营与就业机会。 三、农民问题:核心在于权益保护,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一)农民为何穷 勿容置疑,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非常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使其生活状况得以大的改善,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宫国那样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可供发展的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就业的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失殆尽,甚至因此而欠下大笔债务,终身难以还清。 如果再将以上关系弄得简单、明了一些,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农业没有优势,政府无力帮助;第二,农民寻找出路,制度有些限制;第三,农业本不赚钱,还得上缴税费;第四,农民生老病死,社保基本没有。 (二)出路在哪里 至此,农民之所以生活状况仍然较差的原因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那就是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有许多方面的做法是需要改善的: 第一,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而这又是与政府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紧密联系的。所以,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坚定地将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一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联系的事业来抓。而“农民办教育”的思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承办教育事业。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是政府要尽一切所能,加上利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功能,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基本上都已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 第二,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多方帮助。由此引出的第三条政策建议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从政治、经济意义上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全面开放,包括对农民开放。 第三,政府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因此,由此所引出的第四条政策建议就是各级政府不仅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而且也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税”(包括农业税)。 第四,在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总揽全局的阶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看待与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如果国家总是与农民争利,农民问题将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明显,在农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因此,国家应自觉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外,农民的政治权利在目前的体制下也很难得到保障。比如,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重比其他阶层代表的比重要少得多,4.8亿农村劳动力、8亿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法定代言人。 西方有一句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农民第一”。它是指导农村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制定政策要充分反映农民的意志、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土地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农村金融政策等方面;二是从农民自身来看,农民积极参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全过程,通常是由农民对国家的农村发展政策进行评议、筛选、排序、表决,而决不是仅由政府从政府或国家利益出发单方面做出决定。因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许多沟通、协商的“桥梁”性组织,它们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我国却缺乏这样的一些渠道。为此,应尽快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目前不少人将农民问题仅仅归结为一个收入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在收人问题的背后,它所涉及的是一系列十分重大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研究探析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 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论文百事通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 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我认为“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费和劳动力转移方面,核心体现在生存和发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农”问题呢?我认为是由制度和结构造成的,是由我们的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引起的。 首先从制度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用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们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进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废了农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把主要改革精力从农村转到城市,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农业、农村的体制改革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第二,农村制度的变迁受到了抑制。列举四个方面的例子:1、土地不能市场化。城市扩张、修筑公路和开发区建设侵占了大量农村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以低价强制性从农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额土地收益流失。2、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限制,基金会撤销,民间借贷不合法,造成农村金融从资金总量和机构双重供给不足,使农民长期陷入贷款难的境地。3、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非国有的市场主体进入粮食收购领域。4、城乡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这引起基层政府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 再从结构演变方面分析。结构转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结构转换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结构转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利的。为什么?一方面,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了非农产业在大量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同时,排斥大量劳动力进入,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受结构转换的影响,财富过度向城市集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因此可以讲,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差距扩大趋势,既是由市场经济变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观政策不当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 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是,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们的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 我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首先“在三农之外”,我们的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将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它是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它的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 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会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改革,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中国的耕地就会大量、迅速地减少,我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 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2002年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 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 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 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 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 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种无组织状态是他们在同非农产业进行交易和谈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必须让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利益团体,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参与国家决策,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是由三类组成的,第一类是在改革以前建立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类合作社具有上下垂直性质,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带有较浓厚的官办色彩。第二类是乡(镇)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组织是解体后,原的经济职能转移由社区合作组织承担。此类合作组织大多依赖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并行使基层政权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第三类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发育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农民和其他经营者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合作制原则自发建立起来的,这类合作经济组织都采取了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和收益返还的组织经营形式,他们在名称上也丰富多彩,有农村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也有农业服务公司(中心)等。从多年的实践考察,在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受农民欢迎、最有旺盛生命力的是第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今后,要发展和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解决以下两大问题:第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合作组织的立法,各类合作社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无法享受到政策优惠;第二,合作经济组织总量不少,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供销社、信用社和社区合作组织,因体制落后、官气太重,难以为“三农”有效服务;另一方面新发育的合作经济组织又因数量少而满足不了“三农”的需要。同时,农民急切需要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发展也严重不足。 面对上述两大问题,首先,应加强合作社的立法建设,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泰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作组织立法上的经验,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间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要扶持由农民自发建立起来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从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政府应重视其经济要求,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让合作经济组织自我发展,切忌拔苗助长,防止用行政手段“归大堆”,导致合作组织发展太多、太滥,并出现行政化倾向;再次,要加快对第一、二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造步伐,解决合作社由内部人控制和只为少数人牟利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产权,按照合作制的原则,将其改造成真正意义上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为“三农”服务。 三农问题论文:丘陵区三农问题策略分析 摘要:“三农”问题是中国现阶段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也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契机,水土保持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以往“三农”问题突破口的研究分析,结合中国基本国情,从中国水土流失状况、提高农民收入、解放劳动力,加速城市化进程等角度,因地制宜提出水土保持是山地丘陵区“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保护山区农村的生态环境,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土保持;“三农”问题;农民创收;解放劳动力;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如何选择最经济、最有效、并且最可行的“三农”问题突破口,专家学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观点。论文百事通(1)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深加工、发展乡镇企业的农业发展经济策略;(2)发展县域经济与小城镇建设;(3)确保农民就业、发展劳务经济的富余劳动力转移策略;(4)增加农村投入、加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税费改革等惠农政策;(5)以新农村为契机解决“三农”问题。 本研究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城镇化),根据中国现有国情,这将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并可能将自始至终伴随着社会安定问题与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以往“三农”问题突破口的研究,要么考虑过远,要么一直在围绕着经济,却极少的考虑生态环境的问题。水土保持将可能成为山地丘陵区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突破口,不仅能够发展农业现代化、解放富余劳动力、促进城市化进程,并且保护了山区农村的生态环境,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1“三农”问题 在生态脆弱的山地丘陵区,“贫穷”是“三农”问题解决的最大障碍。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资本投入长期不足,农业技术停滞,造成了农民教育、技术和经济的“贫穷”,农民剩有的财富只有土地,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农民只有扩大开荒面积,增加劳动力,提高农业产量。然而,由于生产技术难以保障,土地贫瘠,人口压力大,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愈加贫瘠,人民只得再次扩大生产面积,形成“广种薄收”的局面,导致“贫困-人口压力-水土流失-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 2水土保持是中国山地丘陵区“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2.1水土保持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由于中国特殊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特别是人口的迅速增加,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垦,草原的超载放牧,乱砍滥伐,森林锐减,以及开发建设过程中乱采滥挖,对地貌植被的破坏,人为加剧了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导致耕地减少,生态功能衰退;泥沙淤积江河,形成小洪水、高水位、多险情的局面,给防洪保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水土流失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头号环境问题。 2.2水土保持提高农民收入 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从而增加人口环境容量,使群众有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安居乐业有了基本的保障。政府非常重视水土保持工程,将水土保持项目建设成为“富民工程、生态工程、德政工程”。2006年8月,水利部对对2003-2005年农业综合开发水土保持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项目涉及山西、江西、湖南、重庆、四川、陕西、宁夏7省(自治区、直辖市)45个项目区、57个县。3年来,累计投入6亿多元,治理水土流失4783平方公里,治理区年均土壤侵蚀总量减少1227.99万吨,年粮食总产增长41747.4万公斤,累计减少贫困人口359877人。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是逐步实现“两改一变”(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改单一农业经营为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变生态系统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的一项有效途径。有机结合生物、工程、农耕三大措施,山、水、田、林、路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治理,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实现农田增产增收,经济持续发展。2002-2006年实施的黄河水保生态工程乌兰察布市项目,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7018.8hm??2。项目区累计治理程度达到54.09%,林草覆盖率达到39.58%,减沙效率为47.1%,保水效率为21.6%,水资源利用率40%,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527元。 2.3水土保持解放劳动力,加速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市化的过程,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就是农村变城市的过程,亦即农业现代化过程。象中国这样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安定人民与酷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战严寒,修梯田,积累了丰富的梯田建设经验。截至2006年底,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梯田10.26万hm2,农村人均0.26hm2,基本农田达到12万hm2,累计总投资约6.3亿元(国家投资1.2亿元,群众投劳折资和自筹资金5.1亿元),投工1.23亿个,移动土石方6亿m3,使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基本上实现了大旱不减产,小旱保丰收。梯田建设促进了马铃薯、畜草、劳务三大产业的发展,农民年人均从马铃薯种植中直接收入1200元,解放劳动力7.8万人,年人均实现劳务收入780元。 退耕还林工程是林业重点生态工程中涉及面最广、投资额度最大、政策性最强的一项生态建设工程,主要是解决重点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力争25°以上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全部退耕还林。对宁夏南部山区退耕还林还草农户家庭调查显示,2002年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比刚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2000年减少了13.7%,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的比重也从原来的80%下降到69%,农业中减少的劳动力主要流向建筑业,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非农行业。1998年以及2003年数据对比,与退耕前相比,全县总人口增加了0.76%,农业人口减少了0.16%,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力下降了20.67%,这说明退耕还林对人口资源的分布产生了明显影响。 三农问题论文:工业化与三农问题探讨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探源之一:产生背景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发端;探源之二:“先天劣势”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组织;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国工业化战略中的“重工轻农”倾向及其农业负效应;结语,对工业化与三农问题探讨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产物的现代新兴制造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有着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它的产生使人类生产活动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生产的巨大转变,使人类得以用较小的劳动消耗获得较多的劳动成果,从而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成为一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将互相促进、相互影响。但现代工业对传统农业将产生更为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不仅成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绝对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而且在其相对份额增长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产出率和收入水平,以及较高资本积累率或投资率创造出广泛的劳动力需求和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制造业部门的大量转移、农产品的特性、是传统农业中农民组织的涣散性、从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国自推进工业化以来,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具体材料请详见: 近年来,“三农问题”引起我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人对“三农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为“三农问题”所困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为什么“天生”表现为弱质产业、农民“天生”成为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往往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为什么多年来我国主张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而实际上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和生活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三农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以及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 一、探源之一:产生背景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发端 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以及农村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有其特定的经济历史背景。自从产业革命导致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城市的兴起,就整体而言,农业这一曾经作为农业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就开始逐步被新兴现代制造业所替代,与此同时,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也随之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除非一国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对这一弱势产业和群体加以保护,否则,农业停滞、农村落后,以及农民生活的相对贫困似乎就成为产业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这是因为,第一,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产物的现代新兴制造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有着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它的产生使人类生产活动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生产的巨大转变,使人类得以用较小的劳动消耗获得较多的劳动成果,从而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成为一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第二,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将互相促进、相互影响。但现代工业对传统农业将产生更为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在工业化初期,传统农业为现代制造业的兴起作出了包括粮食、原料、劳动力和资金,以及市场等方面在内的贡献;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制造业,将以其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明显优势,转而对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更为强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 第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不仅成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绝对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而且在其相对份额增长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产出率和收入水平,以及较高资本积累率或投资率创造出广泛的劳动力需求和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制造业部门的大量转移。 最后,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农业的相对地位(即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相对份额)将呈下降趋势。与此相对照,工业部门则成长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随着农业相对地位的下降,在人们心目中,其绝对地位似乎也在下降,由此产生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唯工业化倾向”,它使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呈现不断强化和加剧之势。 二、探源之二:“先天劣势”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组织 与现代制造业相比传统农业在生产技术、产品以及农民组织等方面处于“先天”劣势。这方面的较早研究可见之于中国留美学者张培刚的早期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年版,第⒉⒋章。该书在论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农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时,深刻揭示了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处境。张培刚在论述农业的“产品贡献”时指出,由于工农业产品供求关系变动引起的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往往对农业和农民不利,即当工业品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下降时,作为工业品生产原料的农产品价格也将随之下跌,而其下降幅度却往往超过工业品价格;另一方面,当农产品价格由于欠收或供给不足而上涨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也将随之上涨,且涨幅往往超过农产品价格。由此不难看出,在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即贸易条件)变动中,农业和农民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在阐述农业的“市场贡献”时,张培刚认为,农业和农民在向工业化作出市场贡献时,自身作出了巨大牺牲:即当农业和农民作为工业品的购买者,往往面对“卖方垄断”市场”,由于价格由卖方决定,因而被迫支付较高价格;而当农民作为农产品的出售者,又面临“买方垄断”市场,由于价格往往由买方决定,因此不得不被迫接受较低价格。显然,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农业和农民无论作为买者还是卖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农业和农民的相对劣势地位,可以经由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加以说明。 其一是农产品的特性。由于农产品是有机的生物产品,这种特定的自然属性使其容易腐烂、变质,不易储存和运输,因此,生产者往往希望能够尽快出售产品,以减少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浪费,这样,在 出售农产品时,不得不被迫接受低价。 其二是传统农业中农民组织的涣散性。这种组织上的涣散性使众多个体农户,在直接面对市场时(无论作为买者还是作为卖者),客观上都将使另一方具有某种垄断优势。因为,无组织的个体小农户不仅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相反,容易形成彼此竞争、相互对立、互相削弱的内部冲突之势。这样,在面对数量较少的卖方和买方时,农业和农民的失利就成为必然。 由上述因素导致的不利结果,并非不可克服。其出路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中的技术进步以及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建设。如果将现代制造业提供的先进技术(包括储存、运输和保鲜技术)运用于农业,由农产品的生物特性引起的诸多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即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使农业和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这样,市场结构将会随之改变,农民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及劣势地位就会根本改善。当然,所有这些条件的最终改善将取决于人的认识和努力。 除了农产品的特性和农民的组织性两方面因素外,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处境,还可以经由农产品的供求弹性以及来说明。首先看农产品的供给弹性。可以说,迄今为止,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仍然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加上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从而导致农产品的供给呈现较低弹性。这样,当农产品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起价格上升时,农业生产却不能相应地快速增长,从而使农业难以通过增加供给以获得价格上涨带来的收入增长的好处。另一方面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看,由于凯恩斯“基本心理法则”(“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和“恩格尔定律”(“食品消费支出在人们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愈来愈小”)的双重作用,加上现代合成材料技术的进步,农产品的需求也呈较低弹性。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进步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的增长和发展从需求方面获得“拉动力”的空间也相对较小。或许人们会说,这种分析排斥了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的确,如果加进技术进步的影响,农业生产或农产品的有限的供给弹性将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结构的改变,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也将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农产品作为初级产品,与制造品相比,其供给和需求弹性均较低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与制造业产品相比,在农产品价值构成中扣除各项成本之外,新增价值(“附加值”)部分比重较小,加上其有限的后序“加工”过程又往往被制造业“包揽”和“垄断”,因此,农业虽然为其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空间,自身却囿于比较利益劣势的局面而难以迅速发展。 最后,还由于农业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弹性相对较低,以及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率以及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率也较低,因此,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现代制造业等非农产业的兴起,如果一国政府对农业缺少明智的扶持和保护措施,听任经济生活中的比较优势法则和优胜劣规律的作用,那么,农业停滞、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将不可避免。 三、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国工业化战略中的“重工轻农”倾向及其农业负效应 前面,本文从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三农问题”的起源作了一般意义的探讨,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表现为农业与工业的双双进步与现代化?为什么有的(尽管是少数的)发展中国家在战后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成功地避免了“三农问题”的困扰?……显然,问题的答案还需从各国的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选择中去寻找。 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分割”、“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个方面,包括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从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国自推进工业化以来,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这种情况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明显拉大。统计资料表明,到目前为止,占我国总人以上的农村居民,其收入在国民收中所占份额还不到,而总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超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而且据测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从价格政策看,为配合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我国长期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使工农业产品交换条件有利于工业部门的积累和扩张。改革开放后,尽管多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但由于工业品价格提高更快,因此,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有资料显示,年间的年里,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农业收入达到亿元。年均流出亿元,是改革前(年均亿元)的倍。“剪刀差”这种“暗税”给农民增加的负担已超过农业税(“明税”)负担(同前注)。。 ()从税收政策看,我国城乡居民税赋也呈现明显的“城乡倒挂”现象。依据我国目前税法和现行税制,城乡居民税赋负担严重失衡。从所得税方面看,城市居民所得税起征点为月收入元及以上者,而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年纯收入不到元,却必须履行纳税义务。从增值税角度看,城镇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为年销售收入元者,然而,尽管一般农户远远达不到该收入水平,却户户必须交纳农业税。另外,现行税制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实行五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率,年应税收入不到元者,税率为。而在农业方面,对主要农作物征收的每亩实际税收负担率(税金纯收益)则分别为:稻谷;小麦;玉米;大米,均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另外,城乡税收征收方式及其(依据)也存在明显的于农于不利和对农不公现象。从理论上说,税收是基于经济收入的一种派生性收入。而我国农业税普遍采取“税跟地走”(“地跟人走”)的均摊式征收方法,以至于许多农户在几乎没有纳税基础和能力的情况下也被迫成为纳税对象。 值得提及的是,若不是刚刚在全国农村推行的旨在为农减负的“费改税”政策将多年来使农民不堪负重的税外“费”赋减了下来,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城乡居民的税赋差别就更为显著。 ()从政府投资政策(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方面看,其“城市偏向性”同样十分明显。 一方面,在政府投入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向城市和工业建设倾斜的投资政策,改革开放后,虽然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有所增加,但相对量却呈下降趋势。例如,年,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即分别为:、、、、、和;年回升到,年又下降为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财贸经济》,年第期。。另外,在政府对农业投入增加的同时,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则逐年增加,结果两两相抵(不考虑“剪刀差”形式的间接流出),农业和农村的资源净流出远远超过净流入。另外,在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城乡差别也十分明显。例如,在年的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人均达,元,而对农村集体经济投入的人均水平仅为元(同前注)。。最后,从我国农业产值比重与政府支农投入比重两个指标看,也不难发现两者间的失衡。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占的,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同前注)。。 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相当明显。公共物品应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采取明显的城乡差别待遇政策。 农村的公共物品也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前者包括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大规模土壤改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江大河治理,防治病虫害、环境保护与公共卫生设施,通讯和文化设施建设,以及年义务教育普及等。后者包括区域性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能源、水利、交通、通讯等设施建设);高中及职业技术教育、农村医疗以及文化设施等。 “纯公共物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提供,而“准公共物品”则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财政共同提供。另外,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尽管在性质上被界定为“私人产品”,但由于其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作物产品)及其产量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具有明显的“外溢性”,政府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于价格、税收、以及投资政策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帮助其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并增加收入。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长期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倾斜,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政府财政预算解决,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则主要由农民出资负担。其后果是: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投入不足。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始终难以提高;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建设滞后,大江大河治理不利,导致水患频繁、干旱不断,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改变;农村能源交通条件改善缓慢,公共卫生设施和标准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面临严重资金短缺,从而使占人口近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不能迅速提高。 ()从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看,我国社保体制“城乡差别待遇”更为明显。城镇居民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保护;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享有“三条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政府举办的“再就业工程”等措施的关怀和保护;此外,城市居民还不同程度地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制度提供的好处。而在农村,除了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外,农民的生老病死别无其他保障。农民生活的目的和全部意义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是为生存着而“活”着。 四、结语 毫无疑问,我国“三农问题”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除普遍存在的某些客观原因外,有实际政策操作和处理不当的问题、有政策制定和决策中的失误问题、更有指导思想方面的偏差问题。本来,作为初衷,本文试图通过一般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我国“三农问题”产生和形成的深层原因。然而,结果表明,其结论似乎又十分简单,那就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之成败将最终取决于“三农问题”能否真正解决。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对策思考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高度重视,提出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三农”问题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我党如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三农”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十分复杂的体制、政策和经济问题。过去研究“三农”,没有跳出“农”字,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当前“三农”主要问题 1978年,我国农村率先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加。这种势头保持了十多年,到90年代后期,农村改革的政策优势逐渐减弱,却不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进入新世纪,这些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涉及“三农”的问题很多,其中最突出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农民增收困难 从*7—*0年,全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四年下降。*6年全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9.1%,*7年下降到4.8%,*8年下降到4.3%,*9年下降到3.8%,*0年再降至2.1%。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政策措施,*1年农民收入增长恢复到4.2%,*2年增幅达到4.4%,仍低于*7年的增长速度。此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0年城乡人均收入比为2.2∶1,*5年为2.71∶1,*0年为2.79∶1。*2年农民人均收入2476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7703元,城乡比约为3:1。这里要特别指出,农民人均收入的大约40%是实物折算来的,不是货币收入。除此以外,在货币收入中农民要留出20%~30%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如此计算,城乡人均收入比要大于5:1。农民增收难问题,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例如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民用于生产的投入减少,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农村社会矛盾增多等等。 (二)农业效益低下 *5年以后,农产品市场趋于饱和,价格持续走低,农产品卖难问题突出。*9年与*6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和粮食类收购价格总指数分别下降了23.1%和24%。有专家计算,*7—*9年,粮食价格下降使农民人均减收40元,使农民纯收入增长减少15%。*7—*1年期间,每个农民现金收入仅增加1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提高257.4元,出售农产品收入下降455.8元。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仍在低位徘徊,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这种局面不扭转,会给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威胁。*3年主要农产品价格出现上升趋势,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 (三)农业基础薄弱 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长期以来,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够,投入很少。例如从*8—*1年中央共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用于农业(不含水利、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仅为56亿元,占国债投资的1.1%。专家指出,1950—1978年期间,通过价格差、农业税等形式,全国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资金155亿元,1979—*4年,平均每年流出811亿元。农业(特别是种植业)成本收益率呈下降趋势,例如*7年种植业每亩成本纯收益率为34%,*0年下降为19.5%。*7年全国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是1267.69元,*1年则仅为1165.17元。 (四)农民负担沉重 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减轻农民负担高度重视、三令五申,但是成效并不显著。从根本上讲,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是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县乡吃皇粮的人员规模和工资水平如果不能减少,农民负担就会居高不下。在农业效益不高和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国家每年从农民身上收取约400亿元的税收,农民还要缴纳占纯收入5%的“三提五统”,这两项合法税费约1000亿元。资料显示,*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5%,城市人口人均税率为0.58%。除此之外,农村子女就学和医疗是农民最大的两笔支出款项,据有人对我国中部某省农村的调查,农户供养一个小学生一年需要1000元,初中学生一年需要1400元,高中学生一年需要3000元,因子女就学致贫的农户不在少数。 二、“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重城轻乡。城乡分治的二元化社会结构,是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而且形成一整套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相当坚固。“三农”问题近几年凸现出来,是新形势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体现。 (一)农村劳动力非充分就业,是农村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更是我国农村的最大矛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源。1952年我国农村人口4.9亿,1.1亿农户,16亿亩耕地,户均耕地14.5亩,劳均5.7亩。*2年我国农村人口9.3亿,2.4亿农户,20亿亩耕地,户均耕地8.1亩,劳均3.9亩。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约4.8亿,在乡镇企业就业或半就业的约有1亿人,有关部门统计外出务工的有9400万人,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大约3亿人。根据农业专家调查,按农村现有生产率水平,农业大体需要1亿劳动力即可,有近2亿农村劳动力处于待转移就业状态。进城务工人员大多工作极不稳定,随机就业,春去冬回,甚至随农忙季节来回流动,形成“候鸟”式民工潮,这并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向健康方向发展。造成这种局面有国家政策导向的原因,国家对城市居民就业是一种政策,对农村民工务工又是一种政策,加之有户籍、身份制度限制,形成了就业的“一国两策”,农民进城就业自然不会有长远打算和提高技能的内在需求,不能实现稳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根本上说,有计划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其他措施不能代替。 (二)农户分散经营体制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我国农村第一次改革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双层经营的农业经营体制。这种改革的优点是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把家庭承包土地作为基本制度,土地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相当于城市的社会保障,使农民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以家庭承包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经营体制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家庭经营土地过于分散,不利于现代科技的应用,高度分散的农户难以对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农业竞争力难以提高。例如:美国、加拿大平均每个农户大约拥有土地*公顷左右,欧盟国家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拥有约20~30公顷土地,我国平均每个农户拥有土地0.5公顷。1987年前后,理论界开展过关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大讨论,有专家提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一个农户经营的最佳规模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平衡点,按中等劳动生产率水平,一个劳动力可以经营约20亩耕地。按照生产关系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现阶段应允许农民按照“自愿、规范、依法、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实际上,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土地有偿流转是不可避免的。 (三)对农业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投入不足,使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为了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各国政府都在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韩国1970年制定了新农村运动计划,到1980年,政府对农业投资总额达到27571亿韩元。日本*4年制定了一项对农业投资6兆100亿日元的计划,用于应对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2年,美国颁布新农业法,规定今后十年对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补贴。相比之下,我国是另一种情景,*0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29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8%左右,比*0年的10%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低4个百分点。按WTO协议计算口径,我国财政支持农业的空间还很大,仅“黄箱”政策就有1740亿元。按照“绿箱”政策,用于农业科技、农民技术培训、扶贫、公益基础建设等的投入,还有更大的空间。我国长期以来对农村和农业的基础投入不够重视,使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业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由此看来,改革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符合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和发展趋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 人们习惯认为,农业是一个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国家应把它推向市场去参加竞争和经受考验。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农业还有作为产业之外的另一面,这就是欧洲提出的农业多功能性,其含义是:农村是国土的组成部分,是保持自然平衡的一种生态类型,农民是相对城市的公民阶层,是保持民族传统和本土文化的载体。因此,农业具有稳定社会格局和充分就业、保持国土景观和生态安全、传承民族传统和乡土文化的诸多功能,国家不能简单把农业作为一种产业对待,要加以保护和善待,对农业的补贴不能看作是旨在扭曲农产品价格补贴。据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农业和农民进行直接财政补贴,原欧盟国家最先实行这种政策,近几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采取了类似政策。这种观点在我国还没有“市场”,应当对农业有一个再认识。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过程要经历以农补工、工农平衡发展和以工补农三个阶段。根据对美、日及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我国(内地)已具备第一个转折点的指标:一是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5%左右,工业和农业的增加值大约为6∶4,这个指标我国*8年已经具备。二是农业就业占社会就业人数总数不超过55%,我国*4年已基本具备。三是城市人口不低于全国人口的35%,我国目前接近这一指标。四是人均GNP在700美元以上,我国*8年已经达到。根据世界经合和发展组织*0年的研究报告,世界上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率为生产者价格的51%,发展中国家平均在6%,我国为负数。总体来看,我国已具备条件和可能,应及时调整国家财政和基础投资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保护力度,这是协调城乡发展的根本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重要的是真正落实中央关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多予”要有安排,“少取”要有措施,“放活”要有配套政策保障。有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有些可以很快作出安排。当前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一)切实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很多,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出发,调整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比例,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例不低于总支出的15%,略高于1980年12%的支出比例。在国家财政每年新增2000多亿元中,应按不低于30%的比例用于农业和农村。国债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应不低于国债投放总量的20%,如果每年继续发行1500亿元,安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应低于300亿元。 (二)消减有关农业税费 纵观世界各国,对农业征税的国家不多,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几乎都有“以工补农”措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跨过了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阶段,应当适时调整政策。首先应当积极考虑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加大国家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消减农村教育附加费;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压缩乡镇“吃皇粮”人数,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消减农业税费应与各地税费改革、撤乡并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结合进行,对我国东、中、西部省区可区别对待并有一个渐进过程。 (三)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的农业经营体制与我国相近,具有较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特点,这些国家都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农业专业协会,为农户提供科技应用、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生产资料供应甚至产品加工等服务,并在农户与政府、农户生产与市场之间起到桥梁作用。这种代表农民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提高分散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科技水平,应对变化的市场,降低生产的市场风险,是一种成功的经验。我国应尽快建立区域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与农民结为利益共同体,这样做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四)制定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 实现农村人口的充分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战略任务。国家应尽快制定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对农民到城市异地就业给以“公平国民待遇”,包括改革现行户籍政策,就业歧视政策,子女就地入学,享受就业城市的公共服务等,使农民进城就业与城市居民就业完全平等,给他们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机会。这样,有利于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解放出来,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五)加快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发展 各国经验证明,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是依靠政府支持保护和科技进步。因此,在推进农村各项改革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一是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农业科研工作投入,争取在种植业和养殖业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二是建立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对从事公益性技术推广和服务的队伍,国家应给以稳定的支持和保护,同时鼓励相关科技企业、大学等按照市场规律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有偿技术服务;三是加强农民科技培训,把大量实用技术组装配套成模式技术送到农民手中,提高农业科技应用率和普及率,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
在金融市场中交易成功,重要的是有正确的投资理念,抛弃短期内暴富的幻想,追求长期稳定的盈利,依靠规模和复利取胜,还要有长期的实战经验。用事实说话,向市场学习,重视风险,谨慎投资,如履薄冰,这样才能在最为残酷的资本市场中活下去。 1当前金融的主要形式分析 最新的数据资料显示,世界经济呈现增长态势,主要的经济体态势在不同方向上出现了分化。前3年,全球贸易量的巨大增长,都远远高于其预期值,增长趋势也在不断上升。在经济不断复苏的势头下,大宗商品的交易市场被需求量大大的经济体拓宽了,运输也随之变得活跃起来。金融市场分析认为,大宗商品贸易的改善,将会极大地带动出口贸易的改善。目前来看,在经济复苏的影响下,金融市场仍有扩张的趋势。新的研究表明,近几年的统计结果都显示了大部分国家持续降低的失业率。可见,经济持续增长态势下,岗位的需求与价值使得就业形式越来越乐观。然而,还是需要注意那些潜在问题,岗位的高需求下也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潜在价值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逐渐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也对其产生不小的影响。再者,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物品价格的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出现了浮动,好在整体的物价上涨趋势还较为温和。专家指出,随着现代劳动力成本的升高,整体物价水平会进一步提升。从传统经融模式下,实体经济运营的状况来看,国际市场里贸易争端的冲击下,金融形式会出现较小的波折。 2金融交易市场里的买点和卖点:卖场与卖场的关系 在金融交易市场中,有一句话叫作“会买的是学生,会卖的是老师”。首先,从买到卖才是一个完整的合理化的系统,而会买只是一个未成形的,还有待改进的系统。在交易里,需要考虑的重点就是买点和卖点,这两者有重复,可切换,两者行为背后都需要对行情有所把握和具备宏观大局的思路,所有的风险、偏好都要被考虑。交易里,看准了买点买,恰当地利用卖点卖就像掌握了交易的命门,反映着你对交易的认知和你的能力水平,买和卖的行为蕴含着交易市场里最大的秘密。买,就是买入,会买就是买对了方向;卖,即使离开交易市场,也可以对风险进行控制掌握,会卖,可以让你准确地判断盈亏。果断、适时地放弃沉没成本,能及时止损,此外,还要学会降低自己的期望,由卖点以及你对待它的态度来控制你的盈亏,这需要很强的执行能力,你在交易里的态度就是你对待盈亏的态度。能够不留亏卖盈,留下合理的给价空间,在交易过程中确定盈余亏损的合理系统,需要磨练心态,培养执行能力,从容地对待与处理盈亏情况。如果能很好地完成这一系列操作,并且保持平和的心态,在交易市场里也能算是熟手了。 3交易所的市场与操作需要系统的认识 3.1交易系统的宏观建设 对于非经融行业,或者入市时间较短的人来说,金融股市的分析预测不仅相对困难,而且需要长时间的沉淀。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暂时不对股市进行分析和预测,只是建立一种较为安全的中线交易系统,严格执行这项金融交易系统。想要系统地了解、认识这个金融市场的交易过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个完整的金融交易市场里,首先,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分清资金的来源,明确这笔资金到底是银行资金还是渠道资金,是客户的资金还是自己本身拥有的资金。其次,也要弄清楚这笔资金依附的载体是流动的还是不动的。再次,账户的性质又是什么,是基金产品还是个人账户,是管理型还是结构化。从次,了解市场交易商品里的几大要素,不仅要知道其中运营的合理、合法时间阶段期限,还要了解总的规模,止损与止盈的预期线在哪里,具体实施过程中都会出现哪些限制,又都有什么样的条件。预计成本与盈利、收益的多少,很大程度决定了为之合理冒风险的大小。最后,需要考虑资金的分配问题。股票要求分配多少资金,期货要求分配多少资金,固定收益是多少,现金留多少。此外还有一点,就是要有策略地进行选择,包括价值与投资,还有相应的趋势跟踪,是选择套利还是有相应的其他的应对的方法与措施。能够止亏留盈,是需要策略的。而恰当合理地选择品种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包括投机品种,是做哪几只股票,还是选择期货合约,包括产生的固定收益,固定收益要做哪些?是选择进行国债的逆回购呢,还是尝试货币基金,又或者是银行卷商的理财类的相关产品还是其他产品,此外还要关注一下选股的策略怎样。要如何管理资金,怎样管理资金才是合理的,又要如何进行管理?首先要关注起始的仓位是什么样的,最开始使用什么样的仓位合适,此外还要注意最高的仓位又是多少,对最高不得超过多少仓位有个合理的预判。其次,分析加仓的条件,要分析好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加仓,要怎么加,达到什么样的比例才可以加仓,从多少加到多少是合理的。除此之外,在加仓的实施过程中,要明白自己是否达到了加仓的条件,怎么应对突发情况,是现价全部加仓还是稳中求进逐渐地,分批地慢慢加仓。既然谈了加仓,减仓的情况也是类似的,要清楚减仓合适的条件、区间比例以及分析适合的减仓策略的实施。要准确地判断分析入场的策略,是根据交易的策略入场,还是慢慢判断,根据自己主观的判断入场。其次,还要明确自己的方向,是要准备做多还是做空以及相应的原因背景分析,知道为什么,再合理地安排与判断。再者,时机要明确,需要进行分析,什么时候做多是合理的,什么时候做空是合适的,参数设置也要合理化,有一个具体的策略参数设置,最后,策略优化,要分析好策略的逻辑优化、参数优化等。 3.2风险与优化 风险的控制是尤为重要的,必须认真合理地进行分析,什么时候需要止盈,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方式,清楚最高盈利点的回落比例,具体是多少,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还是比例。止损也是一样的,应该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亏损站总资金多少,是占比多少还是固定的数值。此外,预期线的设置也要加以考量,需不需要设置。如果要,又该如何设置,判断如果临近和达到了预警剪之后,该如何操作,如何合理地进行风险的控制,需不需要进行减仓。另外,清盘的时候也要进行分析同统计,是否要设置止损线,如果要,又该如何进行设置,如果临近和达到了清盘线,怎么执行,什么时候应该合理地执行清盘策略,能不能在清盘线附近无视成本一键清仓,又或者应该在临近清盘线时循序渐进,慢慢地、逐步地减仓直至清仓。在金融交易市场中,具体的下单交易也需要一步一步了解清楚。首先要考虑好报单,选择排队价还是对手价,选择最新价还是超价或者涨停价、跌停价。认真分析买一价、买二价、卖一价、卖二价的差别,考虑一下能不能先用排队价,再去选择超价,能不能逐步地报单,又或是选择一口气全部报出去。在撤单的时候,如果报单没有成交,是要继续等待还是选择撤单,在撤单时选取好撤单的依据,考虑依据价格是否合理。在交易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突发状况,出现涨跌停的状况应该要怎么办,是否追涨跌停,在这个过程之中没有成交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后续该如何处置。另外,需对交易中的开盘、收盘、夜盘加以关注。在开盘时,开盘集合竞价需要考虑是否参与。收盘时,往往会在最后一段时间出现大幅度的波动,特别是节假日之前,又要选择如何处理。此外,还有夜盘。期货夜盘通常是当天晚上九点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半,具体考虑要不要做,怎么做。自己做还是让别人来做,或者让电脑监控。最后,程序化。在策略足够严谨的情况下,建议使用程序化交易来实现策略开发和实盘交易,如果这时候选择主观地分析和手动下单可能会出现较多的弊端。贪婪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在一开始制定策略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出现缺乏严谨的数据和逻辑支撑的情况,这样的话,在下单的精确度和效率方面也会相差甚远,在策略的执行方面还会出现问题。在交易中,我们往往需要面对不少极端情况。比如,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存在瞬间的涨跌停,连续涨跌停,开盘封涨跌停的情况,超长的上下影线,从涨停到跌停,从跌停到涨停,从涨停到跌停再到涨停,从跌停到涨停再到跌停等,这些情况的应对是需要加以分析和考虑的。此外,流动性风险,对于一些小品种的非主力合约,它们流动性差,滑点又大,这个该如何处理。此外品种的规则可能会出现变化,期货品种加入夜盘、保证金的比例、涨跌停的幅度、手续费的标准变化。还有策略法规的变化,面对某些阶段的严格显示,是选择做外盘还是改变现有的策略。还需要注意交易环境的风险,如断电、断网、电脑崩溃、显示器损毁、鼠标没电、软件出错、证券期货公司下单系统出错、银行转账系统暂停;火宅、地震、台风、海啸、雷击等。根据地域不同,意外风险出现的概率是多少,万一出现了,又该如何应对。 4结语 最后,金融交易市场是多变的,需要参与者进行心理系统的建设,包括自身的道德修养、自己心态的调整、自身情绪的控制,锻炼自己的抗压能力和承受能力,学会反思与总结,一步一步做好自己心理系统的建设。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善的心理建设在经融交易市场是迫切需求且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唐凌云.新形势下中国债券市场的机遇与挑战[J].发展创新,2019(2):36-39. [2]邱海洋,霍倩佳.影响交易费用变化的因素分析[J].知识经济,2008(1):118,120,122. [3]董少鹏.金融稳定运行的支点牢固[N].环球时报,2019-01-31(015). [4]胡俞越.期权市场发展步入常态化[N].期货日报,2019-01-28(003). 作者:王子菡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未来发展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外部生产要素、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而划出一定范围并在其中实施特殊政策和管理手段的特定区域。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一般可以分为自由港(含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工业园区3大类型。20世纪中叶以来,开发区在全球的蓬勃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近20多来年,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中国陆续创建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保税区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开发区,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全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增长点。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中国开发区的两种不同形态,它们交相辉映,在战略目标、发展模式、主体结构、整体功能、宏观政策、管理体制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异点。本文将以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为背景,以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革为主线,从整体上对中国两类国家级开发区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进而提出两类开发区未来创新的总体设想和发展模式。 1 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 开发区作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区域载体,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贸易、科学技术与国际分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孕育、生长、发展3个时期。 1.1 孕育时期(16世纪以前) 开发区最早的历史发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腓尼基。为了扩大贸易往来,善于航海和经商的腓尼基人,曾将其南部海港提尔及其北非殖民地迦太基划为特殊商业贸易地区,并为进出该地区的外国商船提供安全通行的保障,使其不受任何干涉和限制。这便是世界上开发区最初的萌芽和雏形。 1.2 生长时期(16~20世纪中叶) 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中海沿岸的悄然兴起,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以自由港为特征的开发区形态。世界上最早以自由港正式命名的开发区是1547年意大利创建的热那亚湾雷格亨(今里窝那)港。雷格亨自由港的创建,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开发区终于在世界诞生。17~18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1661年)、法国的马赛(1669年)、西班牙的直布罗陀(1705年)等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辟建。 19世纪,丹麦的哥本哈根、葡萄牙的波尔图、德国的不来梅和汉堡(1882年)等城市先后被宣布为自由港或划出一部分地方为自由贸易区。 20世纪初,瑞士、希腊、瑞典等国相继设立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美国也从1934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对外贸易区。1948年巴拿马辟建了科隆自由贸易区。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世纪中叶,全世界有2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75个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它们大大促进了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 1.3 发展时期(20世纪中叶以来) 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世界范围相继出现了以出口加工区和科学工业园区为特征的两种新型的开发区形态。 20世纪70年代,波及全球的石油危机以及随之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迫使许多出口加工区不得不寻求转型,一些条件较好的出口加工区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化,逐渐发展成为科学工业园区。 科学工业园区最早起源于美国。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的诞生,不仅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硅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开创了世界各国建设科学工业园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历史先河。从20世纪中叶开始,科学工业园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而不断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球各种类型的科学工业园区约有1500多个,它们强劲地推动着区域经济、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2 中国两类开发区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轨道,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从而推动经济特区在中国沿海的崛起。继经济特区之后,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两类新型的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类似于出口加工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即科学工业园区)。 2.1 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 回顾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18年来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起步、成长、发展3个阶段。 (1)起步(20世纪80年代) 1984年5月,为了推广经济特区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以便大规模地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决定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扩大其权限,给予境外投资者以优惠待遇,并同时在这些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述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其整体来说,开始不同程度地走上以发展现代工业、吸收利用外资、拓展外资出口为主的道路。 (2)成长(20世纪90年代) 1992年3~10月,国务院先后批准举办温州、营口、威海、福清融侨等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年4~5月,国务院又批准兴办东山、哈尔滨、长春、沈阳、杭州、芜湖、武汉、重庆、萧山、昆山、惠州大亚湾、广州南沙等1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8月,北京、乌鲁木齐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准建立。 (3)发展(20~21世纪之交)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中国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从沿海、沿江城市逐渐向内陆中心城市推进,并不断发展壮大。 截止2001年底,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达到47个。纵观将近18年的历程,不难发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缩影,明显地呈现了从沿海起步、向内陆滚动式推进的发展特征。 2.2 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历程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孕育、诞生、成长3个阶段。 (1)孕育(1980~1985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专家和学者以美国“硅谷”经验为借鉴,提出了在中国创办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议;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胆识和探索精神的科技人员相继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创办了各种科技企业,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集结着大批科技企业的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崛起,它为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2)诞生( 1985~1990年) 1988年5月,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试验区,从而奠定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基础;同年8月,“火炬计划”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拉开了在中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序幕。 (3)成长(1990年开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有利环境中获得快速发展。至1997年,中国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达到53个。如果包括省市批准建立的园区在内,中国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数则已达到120个,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热潮。 3 两类开发区的共性分析 3.1 启动背景 中国两类开发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它们是在国际、国内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3.2 成型条件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利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特殊区域,它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型条件。一般地说,两类开发区的成型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选择区址;②制定政策;③确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④营造投资环境。 3.3 生长轨迹 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两类开发区相同的生长轨迹;从政策扶持起步,通过各种基础建设,迈向全面创新和持续发展的道路。 3.4 理论基础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一般都以区位理论、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生态理论、增长极理论、创新理论等等为支撑。 4 两类开发区的异点分析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营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来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开拓国内外市场,扩大出口创汇,推动所在地区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形成局部优化环境,来培育创新型企业,发展民族高新技术产业,并带动传统产业改造,以实现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推动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一般都比较重视地缘——地理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主要考虑交通便捷、位置优越的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交通枢纽城市的市区或郊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主要依托于智缘——智力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首先考虑的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拥有雄厚科研实力的大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 从主体结构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大多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的生产性和出口加工型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企业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或民营科技企业。第二,主体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体是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主体除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外,还有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 就整体功能而言,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一种主要以外部变量为动力的外生型城市新区,其功能侧重于创建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以吸收外资为主、工业项目为主、出口创汇为主,发展高新技术和外向型经济,这也就是说,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有促进外商投资的功能,进口加工的功能,也有开发高新技术的功能,还有采取保税措施发展国际保税业务的功能。 两类开发区虽都具有改革试验场、开放窗口以及示范、带动等功能,但外引、外联却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强项,而集聚、孵化、辐射则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具有的独特功能。 从总体上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的宏观政策,虽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政策出台背景、政策适用对象、政策优惠年限和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别。 开发区管理体制是指为进行有效的管理而采取的关于开发区组织机构设置形式及其管理权限和职能范围划分的制度。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可以认为是大同小异。 5 两类开发区的特征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都必须具有特定的区域、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管理等基本特征。 开发区的基本特征作为开发区的主要内涵和本质属性的标识,它决定了开发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派生出两类开发区结构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即从某一结构要素的运行状态来考察两类开发区形态构成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例如:从区位要素的扩散来看两类开发区的空间演变特征,从制度要素的变迁来看两类开发区的时间演变特征,从企业要素的发展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微观经济特征,从产业要素的选择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宏观经济特征。 近年来,在知识经济浪潮的推动下,由于宏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两类开发区在产业结构上开始出现某些趋同现象: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也在积极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于基础较差,其发展并未体现出高新技术产业的鲜明特征,特别是由于国家外经贸部和国家科技部开始推行“科技兴贸”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发展亦在积极选择出口导向,目前全国已经认定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共16家,旨在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出口创汇能力。 6 两类开发区的未来发展分析 6.1 现实起点 从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到2001年为止,中国已经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47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27个,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10个。与此相应,从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至今,中国总共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3个,其中沿海地区29个,中部地区14个,西部地区10个。 据对4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统计,2000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全面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税收收入、进出口和吸收外商投资增幅均高于全国及所在地区的增长水平。 2000年中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发展比较平稳,保持着平衡发展的态势。据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20796家企业的统计,10年平均以超过60%的速度增长。 上述重要经济指标显示,两类开发区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当前,两类开发区除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诸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资环境等共性问题外,还要研究和解决各自存在的突出问题,例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该提高吸收外商投资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该拓展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突出产业发展特色、强化科技创新孵育体系、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等等。 6.2 创新思路 在新的形势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应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现有的体制优势,率先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同时要以运行机制的转换和体制创新再造自身发展的新优势。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造环境为重点,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保证,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任务,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促进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实现新时期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就总体而言,两类开发区应积极遵循“并存共荣,因势整合,突出重点,择优扶持,强化特色”的原则,不断发展创新。这里,并存共荣是基本前提,因势整合是战略策略,突出重点是宏观政策,择优扶持是管理方法,强化特色是发展方向。在新的形势下,两类开发区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同时要在现有基础上再造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6.3 发展模式 从未来的前景来看,两类开发区大体上存在着以下3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并行发展、择优发展、合一发展。 (1)并行发展 所谓并行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彼此同时存在,而且各自独立发展,不断创新创业。中国目前已经建立的4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都同时分布在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其他开放城市。它们彼此并行发展,竞相成为所在地区和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力量。 (2)择优发展 所谓择优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国际国内经济、科技和市场的激烈竞争环境中,顺应自然法则,适者生存,优者发展,劣者淘汰。这种模式出现的前提是,一个国家或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同时存在的两类开发区,它们相互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差者发展的潜力有限,并且前景不佳。 (3)合一发展 所谓合一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面对激烈的竞争,为了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行合二为一。这种模式产生的前提是,两类开发区在发展导向、目标选择、产业结构、政策与管理等方面,出现趋同或雷同现象;或者它们因资源有限而发展均不理想。为了整合资源,突现特色,两类开发区可以进行归并,实现优势互补,在更高的起点上为新的开发区加速发展提供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动力和保障。 经济与发展论文:关于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世界经济飞速前进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初步完成了使中国迈向世界经济强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新世纪到来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转型浪潮。在这次经济转型的浪潮中,一部分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地区表现为技术进步。从表面上看这是国内地区间经贸水平的比较,背后却是地区政府之间的管理和效率的较量。无论何种方式的经济转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探讨经济转型之前,应分析“转型”一词的词义。“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研究文献中,对经济转型的表述及研究的侧重点均有不同,中文文献往往以“改革、转型、渐进和转化”来描述。 就经济转型的概念而言,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具体地讲,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经济转型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也存在着从某种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 (二)经济转型的分类 经济转型有多种分类方法,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划分方法: 1、按转型的状态划分:分为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 体制转型。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体制转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制度创新。 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在转型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等。因此,结构转型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等。 另外,有的学者把经济转型的状态分为四类: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我们认为,无论怎么划分,经济转型都不外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两种类型。 2、按转型的速度划分:分为激进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 激进式转型。指实施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数学者把俄罗斯和东欧“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称为激进式转型。激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渐进式转型。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多数学者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称为渐进式转型。渐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三)经济转型的特点 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在谈到经济转型时,我们往往把某个时期经济在体制和结构的变化称为经济转型。因此在制定转型计划时往往会以时间多长、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来衡量是否完成经济转型。其实,这只是阶段性的经济转型。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经济本身时时刻刻都在追逐着质和量的提高,这种质和量的缓慢变化本身就是经济转型。习惯上我们把某个时期经济发生的较大变化称之为经济转型,即段性经济转型。 渐进性和激进性的交叉。经济转型往往表现为时而激进,时而渐进,在某些领域激进,在别的领域渐进。 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同步。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经济体制的创新。 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互动。在经济转型中,政府和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而实现经济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两者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 区域性和国际化的结合。经济转型通常是区域性经济发展措施,而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考虑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转型必须紧跟当前科技发展步伐,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转型 1、转型的四个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先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阶段性过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市场经济发展,通常采用“先试验后推广”和“不断调整目标”等做法。总体上讲经济转型是渐进的,但在某个阶段也有激进的性质。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其一,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其三,经济民营化改革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允许了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其四,经济国际化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 2、当前全国经济转型概况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正飞速地迈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出现一种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全国许多地区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构想,并且许多地区还制订了经济转型 规划。其它地区虽然没有提出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实质上也在做着经济转型的工作。整体上看,全国经济转型可分为北方的经济转型和南方的经济转型,并且南北双方的经济转型有着明显区别。北方的经济转型以东北三省为代表,南方的经济转型以粤、浙、闽等省为代表。北方是我国的能源基地,改革开放近二十多年来的能源开采利用,许多地区能源开采业进入了萎缩期,由于资源的逐渐枯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的出现。东北以阜新市、辽源市、伊春市、大庆市为代表的四个国务院资源型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减少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国重型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整体水平落后。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北方工业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其次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北方经济转型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技术进步为辅的经济转型。南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地带”,尽管如此,南方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还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竞争。 3、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 纵观当前全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当前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任务和方向 目前全国许多地区的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受到国家产业政策、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能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因此,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在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转型的方向是发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带动产业化。当前的世界经济是高科技主导下全球一体化经济,高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高科技产业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国的产业发展态势与经济转型 加入了WTO后,中国的一些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机电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国、反倾销之类的威胁,因而得到迅猛发展。这些优势行业在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在发展壮大中占领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制高点。以服装为例,中国服装在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设限的情况下,许多产品的外贸出口量和20__年相比仍实现了翻番。中国服装业在向世界市场的迈进中,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达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欧盟和美国的服装生产界感到震惊。因此,在部分地区的经济转型中,有的地区(如阜新市新邱区)把服装行业作为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外贸出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未来的全国经济转型中,我国的优势行业将是一些地区的最佳选择。 (五)当今世界经济转型的潮流 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突起,经济全球化是对全球资源和市场追逐的结果,经济信息化则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使然,在这场竞争中世界经济将转向以商务电子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将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龙头经济。有的学者甚至把这种新经济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六)经济转型与传统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转型的历史是一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历史,又是一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世界各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退出历史舞台外,传统产业并不会因经济转型而成为终结者,相反传统产业会在经济转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支撑,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发展期后新兴产业才可能成为某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因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才是经济转型的最快和最佳选择。在经济转型中,让高新技术和商务电子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来带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流动,从而推进市场资源进行整合,最终促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是推进经济转型的有效方法。 二、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持续性指的是可以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经济本身应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经济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具有“匀加速”或“加加速”前进的能力,将来不会出现因“加速度”急剧下降而产生经济衰退现象。其二是经济具有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能力。即经济发展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但要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虽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但要同社会进步相协调,不能以损害社会、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经济。所谓的和谐经济就是经济结构要合理,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经济发展要与国家政策和谐、与社会发展协调、与环境承载能力适应等。 (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大量使用了本国的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环境严重恶化,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是我国老旧工业企业改造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里,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些工业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高消耗,低效益,污染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短期“效益”基本消失,其后果是将大量的发展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使环境失去持久的经济支持能力,并使区域经济发展受阻。因此,老工业企业的出路就是通过加强技术改造,实行经济转型,进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首要目标,但并不是唯一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工程中,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但是环境生态目标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和各类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如果破坏了这个基础,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都要受到制约。要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就必须走经济持续增长,经济与能源、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 其三是改革开放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使我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林。达到这个目的,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行。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各种资源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为了充分发挥环境与资源这个生产力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使经济与资源、环境实现和谐发展。 三、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领域内的两个不同概念。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转型 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内在需求,是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转型的目标。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世界经济时时刻刻都处在转型之中。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不断克服自身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个自身不断修正克服矛盾的过程便是经济转型。也正是由于经济转型,经济才会在曲折中发生前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转型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社会基层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但是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调整生产关系、合理分配生产资源、引领科技进步的作用。政府作用发挥的优劣,决定了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经济转型进展的快慢,决定了经济能否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与发展论文:谈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位 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 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威胁论”、“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尽管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对很多深层次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严重滞后。因此,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只有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进一步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提高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在政治领域,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政府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使政府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敢于割断利益集团的垄断,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要倡导理性、包容、帮贫救困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的整体保障和服务能力;在文化领域,要努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而在国内,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意识价值形态、政治价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个社会互相信任的基础。中是的历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国必须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出发点,大力宣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防止“唯物质论”的拜金主义理念,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体系以及诚信道德评价标准,才能使中国在大力提高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同时提升软实力的水平。 自从2007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更加尖锐和突出。面对这些内外部压力,我们只有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机遇,把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契机,解放思想,加快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顺应我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摘 要]: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五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键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关键词]:税收 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调控 一、从理论与实践上正确把握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什么社会经济制度和什么经济运行模式之下都自动生效,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特别是在一定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下,才可以使二者具有良性互动关系.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充分体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税收有两种基本职能,一个是财政收入职能,另一个是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体,以税收为补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占60%左右,税收只占30-40%.税收对经济的关系得不到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税收调节,而是靠计划调节,如果汁划发生重大失误,经济发展就要遭遇严重的困难和障碍.税收收得再好、设计再好,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财政只是摆设,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完成.而进行跟进式的财力保障.时有句荒谬的话:“经济需要多少,国家财政就拿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好象国家财政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任何财力保障的东西.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不出来. 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政收入模式的转变和税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税收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为人们所认识才受到举国上下的充分关注.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财税体制改革才基本走上正轨.在此之前也进行了税收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1983年实施的利改税以及1984年实施的第二步利改税.随着计划经济烙印的消退和计划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市场机制、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增强,但随之而来的,是市场调节的无序性、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缺陷、市场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用宏观经济调控纠正市场固有的缺陷和弊端,使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完善、正确.实践证明,只有宏观经济调控加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有利方面,又克服其固有弊端.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再加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资源配置方式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越成熟、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也越重要、越明显.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双重职能必然为人们所认识,因为税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最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大支柱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是派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一)经济发展与税制的关系 税制的确定要遵循若干原则,如公平与效率原则,税收既要照顾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又必须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激励与约束的原则,税制要体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客观要求,要有利于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税收不能妨碍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要加以约束和抑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如果体现了这些原则,税制就是比较好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税制就不好,必须加以是废除.我国的现实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83年以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在40%左右,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为企业的利润指标是由政府下达的,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围绕着国家下达的产量指标和利润指标,如果超额完成了利润,也要原封不动地上缴给国家,它自己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利润的多少和它自身的物质利益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经济活力的增强,起不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在1983年作出利改税的决定,把原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交税,这是第一步利改税.之所以叫第一步利改税是因为改得还不彻底,是过渡性的.1983年实行利改税时还保持了国有企业利润与税收并存的形式.国有企业先交55%的企业所得税,剩余的利润再和政府签定上级96比例,剩下的留给企业.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改变税利并存的格局,实行完全的以税代利,国有企业只要上缴企业所得税,不再上缴利润.但当时的价格很不合理,行业企业问的利润悬殊很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因为原料价格便宜,利润很多,而以工业原料为生产要素的企业,成本较高、利润较少,为了调节企业之间利润的过于悬殊问题,国家征收所得税后,还根据企业利润的高低征收利润调节税。 这两步利改税在我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第一,规范统一了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企业交税后有自主支配的权利,调动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第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过去上缴利润,财政收入没有稳定的来源,被动很大,利改税后税率是固定的,国家收入有了稳定的财源,有利于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第三,企业的留利大幅度增长,使企业的投资能力、经营能力有很大提高.促进了企业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体现. 利改税尽管有作用,但由于当时实行了企业以承包经营为主地方以财政承包为主的形式,利改税的成效受到很大局限.因为当时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承包,承包经营的结果,既包了利润,又包了税收,有的地方承包时,将利和税一起写进承包合同,这样使税收应有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的保障作用部分地丧失.承包制不能使税收随经济发展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税收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没有了.企业承包和地方财政包干,还助长了其他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弊端,如市场分割、划地为牢.由于各地财政承包,地区经济发展越快,财政收入越多,除了上缴承包的外,地区留下的也越多,地区利益越大。为此,各地竞相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当时若干个“大战。同时进行,如棉花 大战,产棉地区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利用当地的原料获得更多好处,纷纷建立自己的棉纺工业,导致棉花大战不断升级.此外还有蚕茧大战、烟草大战、小化肥大战、农资大战等.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各地经济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越来越严重,造成经济结构扭曲,调整困难,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根本无法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体系根本建立不起来,这些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使市场经济的秩序大为混乱,假冒伪劣因此产生,某些地方政府成了制造假冒伪劣的保护伞.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包括税制在内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搞得好是良性互动,搞不好是恶性互动. 1994年税制改革是又一个重要的例证.1994年在我国经济改革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财政体制实行了分税制这广重大的制度创新.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各国通常采用的与市场经济特点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我国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在于规范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事权尉权和税权三权之间的辩证统一?简而言之,分税制就是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根据事权确定应给予它多少财权来满足其覆行职能的需要,并根据财权划分税种、决定税权.与分税制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工商税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目的已基本达到,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税制体系,税制改革成效明显.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的增长极为迅速,”九五”期间税收总规模达到47000亿元,比“一五”到“八五”的总额还多出2700亿元,“九五”期间年均增加税收1300亿元,税收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与此同时,税收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得到极大增强,.1994年税制简化,使得税制结构更加科学合理,94年税制改革后税种由原来的32个阵为58个主要税种,税制大大简化,税种的覆盖面扩大,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大为增强.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收手段的运用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得益于1994年税制改革奠定的基础.总之,94年税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税收的双重作用得到了充分体明扼要现和明显加强. 但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如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税收归属,不利于建立统一、公平、开放的市场体系,更不利于企业的改组、改造和联合,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弱;增值税一方面起了重要的是经济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保障作用,但由于增值税设计方面的某些不完善,对经济特别是科技进步带来消极作用;个人所得税税基、税率、起征点的确定,也存在问题,对于促进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有消极影响;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至今依然是很大的问题,名义税率尽管统一了,但由于存在种种优惠措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上不统一,这不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实体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于公平税负,也不利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资源税在范围税收分配和课征对象确定等方面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一方面要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又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由此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不利于国民经济有效发展的方面. (二)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支柱政策,其中财政政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内容受到种种限制.如欧盟15个国家已经实现货币一体化,再过几年各国自己的货币将不存在,各国的货币政策由欧盟的货币执行委员会来统一制定.各国政府唯一能自主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只有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重要的内容和核心的手段,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即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三大动力都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有关.投资与税种的设置税率的高低、优惠政策的多少、优惠的方向关系非常密切.消费也是这样,如营业税、消费税与消费品价格直接相关,所得税,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都和企业个人的生产消费、生活消费能力有密切关系.出口更是与出口退税税收、 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有密切关系11998年以来为了刺激出口,我国曾3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到去年出口退税额已达到811亿元,今年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出口退税政策对增加出口有直接关系. 从对经济景气的调节看,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与经济发展,而且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进步关系非常密切.比如,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就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方向的体现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东部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我们实行了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当时是为了贯彻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对沿海和经济特区实行了以区域倾斜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个政策已经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成效,当然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诸多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可见,税收优惠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 税收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作用明显,世界各国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都集中在税收政策上,采用了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税收的定向优惠等政策.加速折旧就是对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比较快、技术变化比较大的行业和部门,允许它们在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还没有终止以前提前报废,允许它们加速新旧.加速折旧是国家利用减小所得税税基的办法促进技术更新改造促进科技进步,国外在信息产业允许加速折旧的很普遍,投资抵免允许某些企业将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投资、支出在所得税税基中取得扣除,以减少所得税税基,为企业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创造条件,建立激励机制.科技进步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高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基础性障碍.为了增强企业后劲,增强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许多国家允许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定向优惠政策是定向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鼓励方向实行税收优惠,而不是对所有方面都实行普惠式的税收优惠.如为了开发某一个新兴领域.或开发某一高科技的行业,为了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世界各国对高科技的发展往往给予这种定向式的税收优惠. 出口退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对出口需求的扩大作用非常明显.世界各国实行的是出口退税,而不是补贴,因为补贴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补贴是不正当竞争,要受到制裁,出口退税可以,出口产品以无税或低税进入国际市场竞争是国际的通例,这个政策在促进1998年以来我国出口需求的扩大功不可没.如果现在停止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的力度,出口企业肯定要受到很大打击,出口需求要受到很大影响. 现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于投资、 消费也都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各种行政性收费增长数量和速度一年比一年加快,而且在许多年份,非税收入增长额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税收收入的增长额和增长速度,费大于税.1999年之前企业上缴的钱有2/3是通过费的形式拿出来的.农村的农业税并不重,管理也不严,但农村各种非税收入使农民苦不堪言,再加上各种没有名目投有红头文件的收费,使农民负担更为沉重,严重制约了企业投资能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严重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从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费税政策存在非常突出的问题. (三)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主要是依法征管的水平和程度对于净化扰化或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重要影响.在征管过程中,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等现象不仅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更重要的是毒化了税收的秩序,恶化了市场环境,使市场处于非公平竞争之中用经济发展环境产生消极有害的影响.如果依法治税,税制本身合理,那么各种市场主体、法人主体、城乡居民相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如果税收征管中存在大量的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就会造成严重的税负不公,守法者的税负相对较重,恶化市场秩序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 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税制、税政选择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从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税收因素看,从影响经济发展的税制和税政存在的主要问题看,我国大致要解决7个方面的问题. (一)增值税转型的时机和方法 现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非常明显;不允许购进的固定资产已交纳税款的抵扣,这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进步、促进企业投资都是十分不利的,世界各国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已经抛弃了生产型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已经众所周知,没有多大分歧.问题是什么时候转、当前的主要争论在于:是尽快地转,还是创造条件先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再逐步转型?到底是一步转述是分步转?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 对怎么转也有很多争论.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观点是一步到位,不要分步实施,理由是分步实施会产生根多阵痛,实施起来麻烦比较多矛盾比较大.尽管一次性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能够顾利地实现转型,充分发挥增值税在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损失的税收收入可以很快地补回来,因此,应该一次转型. 但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可取,因为转型首先要考虑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据测算,增值税如果彻底转型,每年要减少财政收入600-700亿.其次,我们当前缺乏增值税转型的良好基础和技术条件,必须逐步创造条件,实现分步到位,持这种观点同志的主导思想是“总体设计、分步到位”.如果允许设备购置先抵扣,而厂房、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不抵扣,大概影响财政收入300亿,因此如果分步实施,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分步实施从当前的条件看.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对增值税的计真机联网、交叉稽核系统都没有建成,基础性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急于一步到位,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分步到位比较稳妥.现在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分步实施的具体方案. (二)有利于促进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所得税的完善 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了积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税基怎么确定?税前扣除起征点怎么确定7税率如何调整?累进的程度如何确定?累进的税率如何修正?这些问题值得探讨,现行个人所得税在促进消费特别是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有许多没有考虑的地方.西方国家认为,在科技进步时代,促进科技进步至少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能力到底如何,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程度如何,另一个是劳动力的素质能不能满足科技进步的需要.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转岗的能力较低,劳动者文化水准普遍较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个人收入中留出足够的钱让他们进行再教育,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增强他们转岗的能力和对科技进步的适应能力.如果所得税税率过高,或在扣除时不考虑这部分需要,就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考虑起征点问题,最重要的是考虑劳动考的家庭负担、人均收入.我国所得税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修改后的所得税法依然没有也无法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很复杂,要有比较健全的资金流量和流向的监测,如通过银行发给个人的钱要有据可查,银行要有基础性资料,不管来源于哪个部门、哪个方面、哪个企业,甚至来源于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付.都要有原始的记载,对个人收入来源的监管必须正确,必须有据可查,这样个人收入才可以核实,对其家庭成员的收入才可以有正确的判断.因为要算赡养人口的负担,要算人均收入来考虑扣除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有这样的监管能力和基础资料,我们没有,在一两年内也搞不成,这不是税务部门一个部门就能实现的,要靠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配合,因此,当前所得税税法的修改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今后继续修改个人所得税税法的方向. (三)有利于促进平等竞争、税负公平、增强各类企业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趋于一致,但是由于外资企业享受很多税收优惠,因此实际税负不一样,实际上依然存在两套税制,造成色类企业、特别是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了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所以必须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现在的关键问题,一是税率的确定,二是税基中抵扣因素的确定,三是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如何处理。税率的确定争议比较大,有人认为现在的税率比较适中,33%的税率并不高,与世界各国比处于中上水平,而且我们名义税率是33%,而实际税率只有20%左右,税率不宜调得过低,另外如果考虑到所得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国民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要动用所得税杠杆的时候,如果名义税率太低,与实际税率靠近,那么今后宏观经济调控的余地、弹性就将十分有限,没有再降的余地了.更多的人认为,不考虑企业非税负担因素,仅考虑税收负担因素,也太重了.尽管许多国家名义税率与我国相差不多,但国外企业的税前扣除项目比我国多得多,因此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负可能比国外企业高.世界各国通行对购买的固定资产已交税款允许抵扣,我国不允许,尽管这属于增值税范畴.但企业毕竟交出去了.世界各国通行在确定企业所得税税基时,用于技术更新;技术改造的投资允许在税基中予以扣除,而我国不允许,现在我国仅仅是试行还没有普遍推广这种扣除.国外税前抵扣的项目比较多,即使其名义税率与我国一样,但实际税负比我们低得多.我国现在对税率的争议还在进行,有人主张税率不变,有入主张降为30%,有人主张降为27%或25%。 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怎么处理,是我们吸引外商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同志认为依然采用“总体设计,分步设施”的办法,特别是采取老外资企业老办法,新外资企业新办法来解决问题.或者给它一个过渡期,到过渡期结束时,新老企业一刀切.不能急转弯,使企业感到政策突然变化.要给它们一个缓冲期,使企业有时间事先考虑来不来华投资. (四)有利于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税调整 资源税的课征范围如何确定,要不要适当扩大,现在除对一些矿产征收资源税外,其他考虑比较少.为了节约水资源,我们要考虑是否对水征收资源税?另外,资源税的分配要不要改革?原来海洋 石油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格局是否合理,能不能做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又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税收的划分、税权的划分要不要考虑.另外,现行的资源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往往都是资源富饶的地区.而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是资源贫乏的地区。在此情况下,对资源税的调整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中牵涉到征收范围怎么定,税率怎么定,分配格局怎么定,是中央税、是地方税,还是共享税,共享的比例怎么定,这些都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贵川都是资源富饶、但相对贫困,这些地方资源税的征收到底怎么既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又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这比较复杂. (五)实现零税率目标的出口退税 这些年出口退税加大了力度.但是现在离零税率还有距离,目前我国出口产品的平均退税率为15%,但我国增值税税率是17%,离全额退税、零税率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当前要不要立即实行零税率?这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现在出口退税率已经高达811亿,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的11%左右,再提高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可能更大;因此,零税率是目标,但要采取分步到位的方法.要结合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增强等来考虑,不一定完全采取出口退税的办法,可以采取别的定向税收鼓励措施,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含量、附加值的提高。 (六)有利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 这为中西部地区普遍关注.关键的问题是,在优惠模式上,考虑由地区倾斜到产业倾斜的转向.在优惠的方式上,要更多的从税率式优惠转变为税基式优惠.国外更多采用税基式优惠.特别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采用税基式优惠.从过去片面的事前优惠转变为事前优惠与事后优惠的有机结合.如对基础科研更多地采用事前优惠,刺激增加科研投入,保证它有钱、有积极性投入.但对科研成果的采用和转化要考虑效果,采用事后优惠.从过去片面注置直接优惠向间接优赢转化,直接优惠就是减税,间接优惠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补贴等间接手段实行优惠. (七)积极推进税费体制改革,理顺税费关系 企业将税费放在一起,看成一个东西,尽管我们采取了减税的办法,但税在减、费在增加,作用等于零。因此,在考虑税收宏观经济调控作用时,在考虑税收的财政收入保障功能时,必须将税费联系起来考虑.前些年我们在考虑时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造成当前税费关系的极度混乱,留下许多后遗症.因此,以后要联合起来加以考虑,如企业所得税,光考虑税怎么收不行,税就是降低了、增加了扣除因素,但如果苛捐杂费层出不穷,立即就抵消了减税的因素,造成更加难以收拾的后果. 经济与发展论文: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化研究 李树生 一、论文主题意义 选择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发展问题作为论文主题,是作者几年来的认真思考。之所以在市场化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市场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选择。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始于1978年的我国农村改革,至今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面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GNP年均增长率达到9.8%。然而,重要的是这一增长率并不是一个小国(地区)仅靠某种或几种资源优势取得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发展中大国来说,这种发展势头必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实践打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界曾有过的一个论断:即任何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以超过7%的速度,持续地长期发展下去。但是,中国的改革打破了这一论断,特别是农村经济改革,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良好借鉴,而且也为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各种发展经济学理论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都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的,也是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正确解决国家发展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如果仅从一般意义上或以发达国家为背景来论述,已经远远不能说明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改革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国民经济市场化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渐完成。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在欠发达国家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它们的基本要素发育、内部结构变革及其对国民经济各产业、各部门的波动效应,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既使那些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发达国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在关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种种理论中,专门论述农业经济发展与金融关系的论著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本课题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广泛需求出发,侧重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研究此问题的原因。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产生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分支,许多经济学家,如瑟·刘易斯、西奥多·舒尔茨等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对发展经济学有过重要贡献。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经委会的一些专家,分别以货币主义和结构主义为理论根据,对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许多理论工作者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及经济结构变动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忽视农业经济发展,过分强调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倾向,仍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占主流。特别是还没有将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置于重要地位加以研究。所以,本课题的选择至少是争取在这方面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发展,有一些不同点和独特之处,说明这些特征正是本课题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不同于拉美及亚洲的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具有十二亿人曰,九亿农民的超级农业大国,无论是资源配置、农业结构、还是经济制度等方面,都同小国(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启动期和起飞阶段,还是己经达到相当发达水平时,都要强调以农业为基础,都必须协调好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的关系。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中,要求金融部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客观要求。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对策选择必须充分尊重这一状况,否则就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第二,不同于印度、巴西等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集权式计划经济模式,而且在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念方面也与这些国家有很大差异。这就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的起点,不仅包括了自然经济落后的一面,还包含着传统计划经济僵化的一面。因此,这种双重过渡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虽然我国农村经济经过了二十年的改革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承认,我国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在解决双重过渡的困难中,必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第三,我国农村改革己有近二十年的经历。可以说,二十年来,这种改革,就是渐近的市场化过程。其中许多有意义的实践探索,不仅在外国的经典著作中难以找到,就是国内理论界也仍须深入研究总结。本课题研究的基础不仅以各种学术理论为支点,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我国近二十年的农村改革实践之上,这将使研究更加贴近改革实践,更加有利于理论创新。 第四,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差很大。而简单移植的作法,己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深入探讨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可使研究成果能够较客观的反映和指导我国农村改革实践。 二、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从这个现实出发就会失去主题。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和宏 观,其中大量的微观问题不是本课题所能说明的。而从货币、资金入手,进而从金融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为便于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研究范围及基本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 我们认为,农村经济所包含的内容,在一国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在传统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不大,且基本上没有农村工业,农村经济的主体就是农业经济。在此发展阶段上,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内涵基本是重合的。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农产品剩余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现象的出现,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和贡献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重合的部分缩小,农村经济中有很大空间属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此时,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从结构上看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是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一是农业部分。其中包括狭义农业和广义农业。狭义农业即农作物种植业,而广义农业则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园艺业等。无论是狭义农业还是广义农业,均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这是农业生产力的根本特点。二是农村非农业产业。其中包括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等。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工业亦称乡镇企业,与国家工业相比,其在企业性质、资金融通等方面是有区别的两个经济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工业化一般作为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存在,在更高层面上与农村经济相对构成国民经济整体。而农村工业则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农村工业的经济概念,通常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农村地域上(一般指县以下地域)的工业,亦即布局在农村地域上的所有工业。另一种是指农村乡镇办、村办、个体和其它私营形式工业的总称。本课题研究采用后者概念,因为这种融农村地域、农民身份和企业所有制于一体的农村工业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二十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发展的过程,也有助于全面揭示农民的经济行为和农村经济的内在联系。进一步讲,虽然目前对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形式说法不一,但在本课题中则以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市场营销为基本区分标准。农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是农业经济的延续和发展。非农产品的经营,则指城市工业品扩散、矿产资源开发等其它形式。总之,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将在结构上趋向农业经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多元组合。在以后各章节的研讨中,采用农村经济或农业经济的概念时,不再单独说明其内涵,只是根据当时研究的需要和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有所侧重的使用相应的概念。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是本课题研究的另一个主体部分。认识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互动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农村金融是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和改革不仅与农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要与国家金融制度互相协调。所以,研究农村金融不可回避的要涉及到国家金融体制及金融政策。这就使得农村金融处于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关系中的纵横交叉点上。由于金融问题的复杂性,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仅立足于农村经济货币化、农业投融资和农村微观金融组织行为上。在市场化进程中,本课题考察我国农村金融,主要是论述下列问题: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与农村金融的地位与作用;农村经济总量及结构性变革与资金的供求;农村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化与资金运行;农村金融中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市场化的关系;等等。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 应该说明,本课题不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问题。因为发展问题从来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尤其是本课题所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发展理论,而是中国农村二十年的成功改革实践,这就更需要我们注重对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行实证分析,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来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历史性变迁与发展。 从本课题研究的范围与重点来看,它既包括了农业经济学与金融学的一般理论,又涉及到了农业与金融两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体制背景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较分析方法,对改革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及改革后的市场化过程进行理论实证分析与经验实证分析。同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规范性研究。由于本课题主要研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改革发展问题,而这种研究又侧重于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进行,因此,分析方法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经验实证分析方面,对归纳法与检验法则是交替使用。逻辑推理中要特别注意合成推理的谬误问题,努力减少研究中的片面性。本课题的研究将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学科中科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加具备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同时,研究将主要以我国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实践探索为基本题材,结合二十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改革的主要步骤,循序渐近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对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也将加以介绍和比较,以便于更加深刻地认识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发展道路。 四、课题主线与体系结构 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它们各自又涵盖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所以,本课题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泛泛而论,只能选择一条主线,对其中相关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我们选择了市场化做为研究的主线是因为: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同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方向具有一致性;2.市场化进程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农村经济改革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起到了先导性作用,而且市场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配套和促进作用;3.市场化改革不仅反映着深刻的经济制度变革,而且包涵着极为丰富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选择市场化这条主线贯穿全文就更加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4.市场化不是一个突变过程,而是一个渐近过程。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这一渐近式改革中,虽然各自市场化的内容和进展不一致,但市场化的趋向始终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一直潜在地发挥作用,制约或促进着农村经济与金融的改革方向和进程。只有抓住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才能从一个较高的层面上说明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本课题的体系结构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共计七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可视为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背景,使本课题的研究一开始便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背景与思路之中。第一章是重新认识西方若干发展理论,目的在于进一步考察西方发展经济学说及其主要流派,着重说明西方市场机制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探讨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其中,重点突出了制度变革和资本的作用 。第二章阐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本章从讨论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思想入手,以实证分析为主,研究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传统体制下农村经济制度的非市场化问题,二是传统体制下农村资金运行的非市场化和农村金融的制度性压制问题。通过本章的讨论,反思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非市场化的历史成因和诸多弊端。同时,也从反面揭示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为以后各章的研讨做好必要的铺垫。 第三章和第四章可视为第二部分。这部分主要对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问题进行基本分析。这种分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自身的市场化运行变革,而且也构成了专门讨论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和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分析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市场化选择的必然性和改革进程。该章讨论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理论前提、经济制度变革以及农业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基础性地位。通过这些讨论,将有助于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层面上,认识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市场化问题,使本课题的研究基础不仅仅拘泥于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范围。第四章则从一般意义上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化、资本投入及资金需求。本章还从分析农村经济货币化入手,研究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与特点,探讨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货币深化问题,进而深入考察改革以来我国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变化,并从这种变化中重新思考金融的地位与作用,重新判断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另外,对农业资本投入问题力求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农业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基本关系及我国应该借鉴的发展理论。 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可视为第三部分。这部分将较为详尽地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金融问题。由于篇幅和课题所限,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商业金融、农村合作金融和农村政策性金融。应该说明,上述几种金融形式在农村金融的总体框架内,有交叉也有分离,但依据各自的性质和特征,在市场经济中它们的地位与作用是有差别的。通过对上述几类农村金融形式的研讨,本部分研究试图从金融角度考察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及趋势。同时,对农村金融如何适应和促进农村经济市场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五章主要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业银行如何向商业银行转轨。一般而言,农村商业金融涵盖的内容比较多。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农村商业金融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我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这种改革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上。对此,本章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第六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重建问题。主要内容有:对合作金融基本理论的再认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变异及反思: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阶段性探索;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的合作金融利率及信用创造分析;农村合作金融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而且其改革的难度比较大,一些理论与政策问题,多年来一直难以取得各方共识。因此,本章以较大的篇幅对其中几个相关问题作些探讨。第七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确立。目前,在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尚待探索。对此,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1.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历史回顾;2.我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初探及国外借鉴;3.关于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思考。 五、研究结论与主要观点综述 本课题的基本内容是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两部分发展及其联系的研究,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侧重于体制和政策分析,力争对课题研究有所创新。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7.我国需要在改革中重建农村合作金融,以巩固农村金融的基础。传统体制下我国合作金融被严重扭曲,改革应该与国际合作经济的一般惯例接轨,矫正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方向。对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要采取不同政策,以解决它们联系农民、发展业务和防范风险等问题;要注意合作金融的基本理论研究,特别要着力研究市场化改革中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利率及信用创造问题,以利于农村微观金融基础巩固和国家宏观调控。 8.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下的“市场失灵”将使农业这个弱质产业和基础产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其中利用政策性金融实施保护是重要举措,是其它方式和渠道不能替代的;建立农业发展银行,专门经营和管理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十分必要;现阶段要抓住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供给和管理这个主要矛盾,同时要开展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业务。从长远上看,农发行要拓展、创新业务,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摆到重要位置;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要努力吸取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某些有益作法,深化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改革;我国农发行的改革要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坚持以金融运行为本,同时兼顾协调与财政、企业、商业等部门的关系。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民营经济面临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目前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在流通领域,国有商业在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民营经济占了70%以上,显然各种非国有的民营经济已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同时更应看到进入新的世纪,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政策更宽松、条件更成熟、前途更广阔,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认识这种机遇,把握发展机遇,对于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十分重要。(一)、新经济形态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新契机。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战略。而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的更快发展,必须注重体制与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的制约功能,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这是因为凡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是具有战略性,二是具有风险性。因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要靠市场风险资本的推动,靠民间投资基金的“孵化”。除了战略性高科技产业要由国有经济直接独资或控股经营外,其它一股竞争性的产业应在所有制方面彻底放开,尤其必须进一步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努力实现竞争性高科技产业领域经济主体民营化。重视民营经济与个人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是由人力资本的规律性特点决定的。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呈个人化趋势,较之其它产权更具有天然的排它性,其智力资本的现实功能大小完全取决于产权主体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具有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五分实施民有、民治、民事的发展模式,就可充分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把潜在的人力资本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二)、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的良好机遇。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有了极大的变化,如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由同期的22%上升到67%。但是对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只有1/3的国有经济,却占有2/3最稀缺的资本资源,这说明国有经济占有的资源与其产出的效率极不相称,必须在资源占有的所有制结构上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点是在生产资源占有的结构上作文章,进一步减少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上的比重,让产出效率高的私营经济、混合经济及其它非国有经济占有更多的资源,以减少各种“公地的悲剧”的继续发生。随着国有经济在许多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随着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就给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国有经济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与国有企业改革往往是互相联系的过程,特别是国有中小企业内部改革的深入必然是单一的国有产权向混合的非国有产权多元产权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有一些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作为骨干外,大量的仍是中小企业。必须看到民营经济是相对官营经济的一个概念,它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外资经济和其它非国有国营的经济主体。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退出来的改革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绝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会实行民营化,这就必然产生一大批国企改制衍生型民营企业,因此在“十五”期间,国企民营化的过程还会加快,这就为民营经济参与国企产权改革提供了机会与条件。(三)、实施西部大开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开发大西部,加快中西部的发展是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主要负责基础设施的改善,而竞争性制造业的投资,则主要由企业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进行。西部大开发必将促进西部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西部各省、市、区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同时,都已着力加大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因而西部大开发,首先为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作用与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东中部地区,特别是大大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但从1999年实施开发西部的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与中部地区,这也说明新的机遇加快了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也为东部的民营企业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机会,而且这种机会还会持续下去。这是因为,一方面西部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对来西部地区投资的东部与中部的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同等看待,把对外商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延伸到东、中部的民营经济上,从而为东、中部的民营经济进入西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机遇。另一方面是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大大加快了西部的基础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商流、物流、信息流的设施及整个市场环境就大大改善,这也有利于吸引一大批东、中部经营者进入西部发展。此外,西部地区的市场广阔、资源丰富,西部的开发过程是与城市化的过程连在一起的,从长远看,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在解决了西部缺水的问题以后,移民西部肯定会给民营经济西进带来更大的机遇。(四)、金融市场的发育及金融政策的调整为民营经济的更大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居民的经济行为与经济能力、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居民个人的金融活动提供了机会与舞台。同时也说明中国民间积累了巨大的潜在资本,为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资本的存在,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能将数万亿居民个人存款的一部分转化为民营经济的投资,则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还可进一步加快。此外中国居民个人以房产为主的不动产规模的扩大,也为资产抵押获得更多的投资贷款提供了机会。另外,近几年来随着启动市场与治理通货紧缩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一致认识到,光靠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启动民间的投资需求和最终的消费需求。加之银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资金运行的安全性与高效性相统一的机制使银行对效益高的民营企业也开始情有所钟,自1999年以来一些银行均开始实施对民营经济的贷款业务。总之,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说明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已为民营经济的第二次创业作了必要的准备。银行业对民营经济的业务介入与业务支持,可及时缓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激活和强化民营经济的“造血”功能。 二、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有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世纪,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不到3年,企业老是长不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共同的特点:经营决策不受行政部门干预,实行市场为导向、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发展模式,等等。但纵观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能真正成为明星的大企业、大集团并不多见,其余的多是中小企业,又或 是流星般一闪而过的落马企业。面对新世纪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依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部分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具体表现在:一是与主管部门的关系理不清。企业初创之时,自找婆婆,虽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并无投入,但在企业发展起来后却再现所有权归属之争。二是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管理股权和技术股权未作明确界定,形成隐患。三是初始投资主体不明确,如创业资本主要是借贷、科研经费等方式积累起来的。四是对优惠政策形成的“政府扶持基金”,其所有权归属的界定仍存在争议。五是民营企业通过兼并、联营、承包、股份制改造、收购等形式壮大了规模,但国有资本的产权归属却没有界定。其次,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其自身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因素:一是缺乏管理方面的知识。二是大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大部分属于个人或合伙创办,相当一部分企业沿袭一人所有、一人决策、一人承担风险的家庭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不仅严重窒息了企业活力,削弱了企业发展后劲,而且导致经营行为不规则给企业生存带来的风险。新成立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而发展很快又不容易使人感觉到这些问题,许多民企面临着“管理青春期”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企业存在人才饥渴,换人又相当频繁,挖来的人因为管理滞后等原因迟迟难以纳入机制。有些人是国企过去的,有些问题是国企翻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做小企业的时候决策非常灵敏,但扩展到几百人、几千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国应该提倡搞一大批健康活泼中小企业,而不是一味都争着把企业做大、做过五百强。一个企业如果在机制、体制上没有积累,应该非常反对超常规发展这个词。忽略自己的历史,认为可以人为通过投机、跨越中间地带的想法往往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必要的投机可以搞,但不应成为主体。再次,民企信用危机亟待解决。众多民企法人代表变更频繁,“新官不理旧帐”问题比较突出;不按规定办事,对于资产抵押,不愿出钱办理土地抵押、房屋过户等担保抵扣手续,往往造成扯皮:信用观念不强,重视抢贷款抢项目,轻还款轻付息,往往贷款到位后长期拖欠不还,有的甚至根本不打算还款,造成非国有经济中不良贷款较高。另外,对众多民企业进行评级的信息收集成本偏高,银行对贷款风险难以掌握,也是促成银行对民企惜贷的原因。最后,民营企业的家庭式管理是其发展壮大的最大羁绊。企业的成长,不可能只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努力,而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人这个共同体合力的结晶。许多民营企业老板没有善待其职员以劳动力形式出现的企业产权。其中,高级管理人员问题最突出,老板与高级经理之间是委托的关系,企业的部分责任由高级经理单独承担,有部分事情由其单独操作。如果仅将高级经理按一般工人的方式安排其报酬结构、激励机制是不够的。老板对其监督较困难,且高级经理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如得不到满足,将会以其他方式达到要求,比如带上合同和一批人马跳槽的现象,不少民企就栽在这里。 三、WTO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挑战 经营管理水平方面的风险。如果经营失败,原因在于管理。而二板市场显然在分散这种风险方面是无能为力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缺乏一种与民营经济生产方式直接相适应的金融组织形式。掘国际金融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作为当前我国金融主渠道的国有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的实际作用很小,原因之一是国有银行与私企缺乏沟通的基础。因此,组建民营银行无疑成为满足民营经济金融需求的理想选择。中国加入WTO后,按照相关规定,对国内金融的保护期只有短短5年,这期间,对外资银行还需逐步放开。而外资银行进入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国有银行。然而,从专业银行蜕变而成的国有银行却因“船大难掉头”,以及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缺乏竞争对手的环境中,习惯于垄断经营,总体上处于一种效率低下、机制老化、举步维艰的粘着状态,并且坏帐问题和经营风险还或隐或现地累积了下来。如果让国有银行仓促上阵应战,势必难以招架。要有效应对外资金融力量的挑战,除了整合现有中资金融力量,提高中资金融管理水平,保证金融运行质量等措施外,还应开放民间金融,为中资金融注入生机,增强后劲。通过建立民营银行,作为国有银行的臂膀,可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最终取得在中外金融竞争的主动权。作为国内的一股新兴的金融势力,民营银行将以其灵活的经济机制,高起点运作,规范化运营。且不带任何历史包袱而轻装上阵。在给中资银行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将会强有力地辅助国有银行共同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沉着应对外资银行在家门口的挑战。实践证明,民间金融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有资料表明,浙江民间一些信用社坏帐率仅有0.6%。从这一意义上看,新组建的民营银行,完全有能力担当助推中资金融发展,壮大中资金融力量的重任。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世界上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实际上,民营银行要比自有银行更加好管,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这里首先是指一部门合法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等),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所以正规的监管系统不仅是民营银行同时也是整个银行体系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摘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互动机制;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纳入到更高层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指导思想之中,并明确了“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的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从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是要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并努力防止在实践中出现相互偏废现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实力要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相协调。没有一定的国防实力,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无法得到保障。而脱离国家经济建设安全环境,单纯追求国防实力的增长将耗费大量的宝贵资源,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二是国防发展战略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得以延续、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两个重要支点,只有在国防发展战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协调情况下,国防和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三是国防建设投入要与国家经济的承受力相协调。经济是国防的基础,国防建设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不仅国防建设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经济发展也将因此受到拖累。四是国防体制要与国民经济体制相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对国防体制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经济体制的变迁必然要求国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除此之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还包括其它许多方面内容,如国防发展方向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防政策要与国家经济政策相适应等。 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涵,随安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和平时期,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前提下谋求发展。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谋求发展,使国防投入、军队规模等控制在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富国不等于强国,一个国家即使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若无强大的国防力量,也难于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难于取得与其自身经济实力相符的国家地位。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是要立足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率和效益。当前,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还存在某些不相协调的地方,一是国防发展实力与经济发展实力不相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现有武器装备综合质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也不占优势。军队建设整体上处于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阶段,而发达国家正在进入信息化军事阶段。二是国防费占gdp比重过低,同经济建设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长期呈下降趋势,“六五”和“七五”时期平均分别为3.6和2.0,“八五”和“九五”进一步下降到1.5,20__年回升到1.5,20__年进一步回升到1.7。尽管近年来加大了国防费的投入,但仅仅是一种恢复性增长、补偿性投入,国防费占gdp的比重低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了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应当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适度增加国防费占gdp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增强国防实力和应对各种安全因素的能力。 二、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矛盾的统一体,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尽量减少和降低两者对立矛盾的因素,促进和强化两者互为依托的能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军民分离”和“军民结合”两种模式。在“军民分离”模式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各自封闭、互不相通,两者在资源的分配上通常表现为相互对立关系,难以起到良性互动作用。而在“军民结合”模式下,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可形成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促进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作用。因此,通过军民结合,不仅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克服资源重复配置现象,缓解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争夺资源矛盾,而且可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效率与效益,从而能够更好地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就是要打破军民分割、相互封闭的传统界限,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也就是,一方面将国防建设根植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强大支撑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形成国防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建立起军民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项目立项、资源配置等方面真正实现相互融合。国家和地方在铁路、港口、机场等大型公共基础建设以及光缆、 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方面,不仅要考虑经济建设需要,而且应当充分考虑军事和作战需要,做到寓“战场建设”于“经济建设”之中,使一笔投资能获得经济和军事双重收益。军队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上要充分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做到寓军事人才培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健康协调发展获得持久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通过物资供应、卫生勤务、交通运输和技术保障等军事后勤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做到寓后勤保障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使军事后勤保障的效率和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应当按照军民一体化要求,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加大军民兼容设施的开发和利用力度,努力促进国防资源和民用资源的相互溢流和优化配置,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努力发挥国防支出的投资乘数效应、地区乘数效应与就业乘数效应,使国防建设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形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需要相应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为之配套。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国防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制度。政府需要适度放宽国防市场准入,逐步降低民用部门进出国防市场的门槛,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进入军民兼容的军工行业和非关键领域。同时,还应当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使设备老化、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相对较弱的国有军工企业,能够自主地退出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使有科技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民用高科技企业,能够自主地进入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从而彻底改变我国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相对封闭格局,迅速扭转国防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局面,并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加快建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要抓紧制定并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必须及时修订和完善军用标准和规范,扩大军品和民品的通用化、标准化和系列化程度。比如,在武器研制和采购方面,只要不影响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凡是适合采用民用标准和规范的地方,就应当尽可能使用民用标准和规范,以此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军民融合程度,从而达到降低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的作用。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决策、协调和评价机制。在决策机制上,政府应当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纳入统一规划进行决策。其中,经济建设的决策要贯彻国防原则,国防建设决策要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在协调机制上,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军地联系办公会议制度,从项目立项、投融资、价格、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加大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在评价机制上,应当把“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使各级政府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同时,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利益。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体系。让有限资源在和平时期能够最大限度地用于经济建设,在战时可有效地保障战争需要。最后,还应当健全和完善相应法律和法规,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 三、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就更加有限。为了使国家有限资源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防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还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当前我国现实情况看,经济不够发达仍然是影响我国综合国力、制约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将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我国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大幅度的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时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有所侧重原则,避免出现全方位推进和平均着力而导致国防建设效率低下的现象。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就是以增强国防实力和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有限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着力解决好影响和制约国防实力及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有机系统,根据“木桶效应”原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主要由系统的“短板”决定。为了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就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好系统的“短板”问题。为此,必须根据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抓住我国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军事战略威慑能力的建设。提高军事战略威慑能力是遏止战争,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军事战略威慑力量的建设,通常被认为是“费效比”较高的国防建设活动。在国防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足够的投入确保急需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和“杀手锏”武器的研制生产,并逐步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从而依靠强大的国防实力和战略威慑力震慑对手。二是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是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建军目标,也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为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紧紧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大军队信息化装备以及信息化作战指挥系统等方面投入,努力完成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加快推进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步伐。三是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现代信息化战争是一体化的联合作战,需要海、陆、空、天、电、磁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有效配合和联合作战。军队能否打赢现代信息化战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此,需要加大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建成一体化的作战指挥系统、火力打击系统、情报侦察系统、装备研制与采购系统、动员及后勤保障系统等。四是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才是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大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国防和军事人才的综合素质,积极推进人力资源配置由 数量型向专家型和职业型转变。 国防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而且是特殊的公共产品,国防现代化建设理应由国家来进行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投资。实际上,国防建设的某些领域,国家完全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军事、民用技术协调互动重视不够,军用标准和国家标准的通用化程度较低,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复配置和低效率,不但损失了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为此,国家对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应该集中投在民用部门“不能”、“不愿”和“难以”进入的国防建设领域,如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中安全保密性强、投资大和风险高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国家应当在项目立项、投融资、土地使用等各个方面,逐步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支持力度。而对于一些军民兼容性和非关键的国防建设领域,国家应当允许和鼓励民用部门积极参与,以增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另外,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管理手段,借助信息技术,提高国防费保障的信息化水平,促进国防费保障向精确化转型,提高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质量效能。 经济与发展论文:休闲产业与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内容提要】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并加强其建设,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 要 题】产业结构 【关 键 词】休闲产业/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 假日经济是以旅游、文化、体育、交通、餐饮等连带产业群为主体,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假日经济的出现,是国家刺激消费,推动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的成果,是近年来人们期望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如何维护假日经济这一良好势头,使它长盛不衰,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值得认真地总结和研究。 一、假日消费与休闲产业的多元化 休闲产业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行业,而是将各种能够调节人们生活和心理状态的行业从传统产业划分的框架中剥离出来,即以休闲产品为龙头,以人们的休闲消费为市场的综合性产业。它的主要阵地是为满足现代人旅游、健身、服饰、娱乐、求智、消闲、居室装饰等休闲要求。由于它贴近生活,崇尚国际潮流,顺应大众风俗习惯,紧跟时代步伐,并紧密地依赖先进技术,有助于高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因而被人们称为充满活力的“朝阳产业”。 从追求温饱到寻求享受,是消费者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作出的自然选择。人们在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如文化娱乐消费、体育健身消费、旅游服务消费等等。此外,假日休闲还表现在教育、科技、文博等领域,如为自身发展而开办的各种业余电脑、外语及其他专业技能班,老年大学的各类休闲教育,科技馆的科普启蒙,文史博物馆的历史文化温故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向利润率高的新兴行业流动这一规律的驱使,文化娱乐业、体育健身业、旅游服务业等休闲产业逐渐地发展起来,成为市民休闲消费的最好去处。 1.旅游业魅力无穷。旅游业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前景最为广阔的产业之一,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回归自然、访古探幽的兴趣高涨,旅游显示出无穷的魅力。旅游这种休闲消费把旅游情结、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三者融合在一起,高尚而富有情趣,实用而蕴含文化,因此很受各类人们的喜爱。每逢节假日,三五亲朋好友,结伴而行,或去名胜古迹,或去名山大川,或游北国风光,或览南国风情,甚至远游异国他乡、原始森林、热带海滨……,游览、访古、享受、探险……。这种休闲消费既使消费者增加了阅历、陶冶了性情,又享受了人生、健全了体魄。1999年至2002年,中国的旅游市场几次出现“人满为患”的火爆场面。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费朗加利曾预测,中国将成为21世纪初世界第一大旅游国,届时将有1.37亿人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和游览。 2.文体娱乐业。近年来,文化市场成了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光顾的重点。人们在休闲中追求文化品位、文化享受,感受文化氛围,接受文化熏陶。利用休闲时间进行文化娱乐是人们休闲消费最主要、最普遍的需求。因此常常以家庭亲人为单位,或在家观看电视、录像、家庭影院,或外出观看电影、观赏节目、听听音乐、跳跳舞蹈。还有的经常以亲朋好友为群体,或切磋棋艺,品尝茶艺,或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等等。这些积极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不仅使人们得到高尚有益的休闲消费,而且还可以得到高雅美好的艺术享受。从文化市场的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报刊、图书,还是电影、音像,其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3.体育健身业。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愿意把休闲时间和部分收入花在强身健体上,于是,“花钱买健康”成了都市时尚。不需要特别留意,你就能感受到体育健身休闲消费在当今都市的热度,游泳馆、网球场、羽毛球场、溜冰场、旱冰场、男子健身房、女子健美中心、台球厅、保龄球馆,等等,已经成为人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就是那被称为贵族化的高尔夫球也吸引了不少顾客。至于观看足球、篮球、排球、体操等一类比赛的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由此可见,体育健身的市场空间大得不得了,这种休闲消费的市场前景也好得不得了。 4.商业街休闲好去处。现代的商业街里,商场、超市林立,各种专卖店,餐饮店,应有尽有。加之城市及城乡之间交通便利,人们已将“逛街”看成首选的休闲方式,商场也就成为休闲产业最大的窗口之一。时下有不少商厦和专卖店十分注重美化购物环境,其构思巧妙,品位高雅,确让人流连忘返。许多商场引进盆景、鲜花、灯光喷泉、艺术雕塑乃至假山鱼池,使购物环境充满活力,成了温馨世界,让顾客在浏览购物之中得到美的享受。有的商厦和购物中心特意辟出一大片场地为顾客的共享空间,实行开架售货,电脑管理,并设立咖啡间、休息厅、展览角……不再使店堂里的商品与顾客争夺空间。还有更多的时装专卖商场推出流行服饰展览,名师获奖作品展、时装模特表演,让人领略到一种文化氛围,增添不少艺术渲染力,使顾客觉是不是单纯的购物,而是置身于特定的艺术环境中,成为一种享受。 餐饮业也在假日经济的大潮中得到长足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大餐、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不仅吸引了外国人,也吸引国人从家庭餐桌走向 酒店、饭店。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进饭店、吃宵夜已经成了寻常的事,特别是像元宵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些具有团圆意义的聚餐已成为各大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 5.风格各异的“吧”文化。如今,都市里各式各样的“吧”已经非常流行,如“陶吧”、“玻璃吧”、“布吧”、“果吧”等。在繁忙的都市人生活中,这种新兴的“吧”文化确实成为一种休闲的新时尚,“吧”里面的那种艺术、文化或浓浓的个性化的氛围,能使人们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欣赏陶瓷艺术佳品和制作陶瓷作品是“陶吧”最诱人的主题。在昆明、贵州、上海都能见到“布吧”,是都市女孩儿聚会的最佳去处之一。前卫的女孩儿在这里能够体验到“男耕女织”的田园风情。“吧”与文化的融合,引导着都市人新的休闲娱乐方式。 6.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双休日制度的实施,人们崇尚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一个新经济用语。节假日和家人或朋友到近郊的农田去从事种地、除草、采摘等农活,可以亲自感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辛劳和丰收的喜悦,还能获得休闲度假和精神享受的满足。 休闲农业提供给城市居民的应该是轻松、愉快、宁静的精神享受,闲情逸致的田园情调,富有特色的农副产品。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旅游娱乐型:这种类型的景点设置有果树开花时期赏花,典型花卉争妍季节花展,农作物生长、收获阶段参观,鱼塘垂钩、采菱泛舟、农家习俗、舞蹈等。(2)品尝消费型:这种类型主要是在农产品收获时期如果实成熟时让城市居民亲自采摘、品尝,并且引导他们消费购买;另外还有珍禽烧烤、畜禽加工制品的品尝出售等活动。(3)耕作体验型:这种类型主要是通过城镇居民亲自参加农事劳作体验农村生活而设置的。它的方式可以是出租小片菜地、小片果园、小片鱼塘给城镇居民,或者实行会员证形式定期举办等。这种类型强调真实感,精耕细作的传统方式和高效率的机械化现代方式相结合。许多退休工人愿意在退休后寻找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这种类型适合他们的需要。(4)主题教育型:这种类型以实地参观、实地体验、录像教学方式向中小学生提供农作物的栽培、生长,畜禽饲养、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类型强调教育启发性,主要对象是中小学生。(5)疗养修身型:这种类型以提供度假村的方式提供给城市上流社会综合服务达到修养身心、疗养身体的目的。它强调全方位的休闲,重视服务质量,重视生态环境。 二、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迅速发展起来的假日经济,使旅游和各大城市的节日市场着实火了一把。但是,从政府到企业,从交通部门到旅游服务业,许多部门和商家似乎都准备不足,从“食、住、行、玩”几方面看,在假日消费火爆的背后,也暴露出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1.旅游产业水平不高。外出旅游是假日经济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之一,但假日旅游暴露出的问题也是最多。首先,热线太热,过于集中。由于各旅游社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主要的旅游线路上,从促销宣传、人员组织安排及资金的投入上都重点向旅游热线倾斜,导致游客对旅游地点的选择过于集中。游客的过于集中,各景点人满为患。由于现有旅游基础设施大大超负荷运行,难免接待质量会出问题,得不到保证。比如住宿不尽人意,伙食、用车标准降低,临时变更参观景点等一系列问题时有发生,游客投诉增多,造成不少人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其次,旅游点营销手段太少,旅游产品品种单调,层次较低,缺乏休闲内涵。再次,各旅游景点在软硬件配套设施方面,在旅游信息传输协调等方面还欠缺很多。最后,旅行社无序竞争,使旅游市场竞相压价,旅行社生意火爆利润却平平。个别鱼目混珠的旅行社以低报价吸引游客,设下“零团费”的旅游陷阱,在旅途中受导游引诱甚至胁迫购物,从中收取高额回扣。这些不规范的运作既“坑”了消费者,也“苦”了旅行社自己。 2.消费者消费不成熟。一是消费意识不成熟,存在盲从心理。表现在出外旅游对景点盲目选择,喜欢跟风,人家去什么地方游玩、观赏,自己也跟着去,只看热闹不看门道;购物时见商场打折让利就有购买冲动,只顾价格便宜,不管是否需要;休闲娱乐也喜欢随大流,不会寻找新的消费途径。二是消费权益保护意识不成熟,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缺乏正确认识。一方面不了解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当消费利益将遭受损失时,不懂得及时采取措施把未产生的损失降到最低。三是消费观念有待提高。 3.休闲产业尚未开发。假日经济是一种综合性强、牵涉面广、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经济形式,它涉及的远不止旅游、购物等产业。目前的休闲热仅仅是迈向追求生活质量的新阶段的开始。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广大消费者对身体健康的向往、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对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对职业技能的寻求同样有着迫切的要求。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大力开发的领域。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例,较长的假日里,旅游胜地固然游人大增,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利用这一良机为自己、为子女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提高而大把花钱。在为数众多的图书馆、博物馆里,在各种大学和社区所办的继续教育学院里,消费者或怀揣快餐,专注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或携妻带子,在充满知识与智慧的娱乐中度过欢快的假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里,各类图书馆(包括一些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为数众多,各具特色,成为市民乃至学生的第二课堂,让人流连忘返,百看不厌。每次造访,受益匪浅。这类场所,吸引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很少给假日的交通增添多大的负担。由此观之,我国的休闲产业,不仅要满足消费者旅游和购物等基本需求,从长远来看,还要满足人们发展的愿望,丰富假日大餐的内容,真正把消费者在假日的各种消费需求挖掘出来并最大限度地加以满足。 三、对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 点思考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休闲娱乐的消费支出占百姓生活可支配收入比重日益增大,可以预见,随着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会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假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有理由认真地去研究它,开发与之相关性的休闲产业,推动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可持续发展旅游的龙头带动作用,进行产业升级逐步向国际化靠拢 (1)我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一些现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景区外,许多景区其实早就有相当的知名度。由于长期以来产品开发单一,又缺乏高水平的策划包装,加上财力有限,促销乏力,因而不能对国内外市场产生吸引力,造成热线过于集中的现象。只要增加这些景区的基本配套设施的投入,加大促销力度,这些景区就能产生强有力的吸引力,既能分流过热量区的部分客源,又可以扩大旅游市场的需求总量。(2)旅游城市要在提高自身承载力上下功夫,改变旅游管理体系中条块分割、职能弱化等弊端,使旅游管理一体化,此外,还应发展城市周边旅游和城郊旅游,以分散游人。引导本市居民在假日到郊外旅游,以便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外地游客。(3)目前国内外的旅行社大多处于小散弱差状态,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没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要扶优扶强,使具有优势的旅行社得以不断地发展扩大,另一方面要鼓励旅行社组建联合体,内部统一步调,规范运作,优势资源互补,推出精品,开辟特色,提供优质服务。 2.加强对游客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 目前,假日消费市场出现人满为患、怨声载道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不力有关。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消费习惯,再加上对市场的变化难以把握,游客的消费行为比较盲目,市场自我调节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问题。因此,加强对游客休闲行为的引导显得格外重要。首先,加强休闲学研究。当前,人们的休闲概念还不甚明确,对休闲消费还处于盲目和随意的初始阶段,商家对休闲业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投资方向与热点还缺乏远见性认识,从而导致中国目前的休闲还很混乱,急需休闲学给以指导,向人们宣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消费观念。在国外,闲暇社会学是热门学科,但国内重视和研究休闲学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与迅猛发展的假日休闲产业是不相配套的。其次,是加强休闲信息指导。假日市场呼唤能指导休闲、推介市场、播报信息的休闲信息网络的产生。当前尤为急切的是要建立全国旅游城市及景点的信息网络,及时为旅游者提供旅游路线、交通状况、景区接待、订票订房、购物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该网络系统的涵盖内容,向假日市场其他消费领域扩展,为消费者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假日休闲信息指导。 3.加强假日市场休闲产业链的建设 外出旅游,不是假日盛筵中的惟一佳肴,甚至也不是其中的惟一大菜,研究假日经济潜在的消费热点,能从整体上将假日经济引向更深的层次,扩大休闲的内涵和外延,提高文化品位,把假日经济推向深入。据有关专家认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人们在长假里不仅要达到休闲的目的,而且还要求在休闲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满足精神需求。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假日市场相关行业的生产经营者,紧紧围绕休闲消费,为消费者提供相应的休闲产业。(1)文化娱乐业。据调查,长假期间,市民的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占家庭、社会消费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市民花钱观赏文艺表演、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已越来越普遍。随着“假日经济”的发展,我们应积极发展报刊、图书、电影、音像等传统文化行业,举办书市、花市等富有特色的广场娱乐项目,应适当增加文艺演出,开展各种娱乐项目。不断增强娱乐性,注重参与性,提升假日的附加值,深化假日的吸引力。并适当增加网吧、陶吧、赛场等青少年乐于参与的娱乐场所,使他们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在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提高营造能力,用丰富多彩的消费方式来创造消费、引导消费。(2)体育健身业。一是要兴建和改造体育健身场地和设施;二是要正确合理地引导这种休闲消费。关于前者,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拥有61万个体育场馆,从绝对数量来说,已具相当规模,但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不足1平方米,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因此,兴建一批体育场馆,改造一批体育场馆,已成为当务之急。应该看到,我们的体育健身休闲消费起步很晚,消费水平不高,要从现有的实际出发,合理引导这种休闲消费。(3)餐饮零售业。首先,餐饮业要把握好以下几种节日服务型经营方式:一是主妇型。即饭店为市民家庭配送半成品节日套餐,饭店只收取少量的加工费。二是包办型。即饭店为市民预订到饭店就餐的节日家宴。餐馆酒店要本着勤俭节约、物美价廉、面向市民、为大众服务的原则,推出“敬老宴”、“爱心宴”、“合家团圆”等众多菜谱扩大目标市场。三是系列型。为适应现代人的消费需求,餐馆酒店应推出面向家庭的节日宴席快送、“出租厨师”,向居民开放客房、游艺厅等休闲娱乐设施和场所,以吸引居民到酒店里自娱自乐过假日。同时,餐饮业的经营者,还应在文化品味上做文章,要以饮食文化搭台、在店内推出书面摄影展览、音乐欣赏、杂技魔术表演、名厨教授顾客“绝活菜”等活动,让顾客集食、饮、赏、览、听于一体,吃得潇洒,玩得开心,同时又得到精神享受。商场要在店内外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除了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等一般方法外,还要注意布置出自家的特色。节假日商家应以真诚回报顾客消费者为宗旨,开展打折销售、买大件赠小件、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促销活动要以“情”字当先,充满浓郁的温情,打动消费者的心。(4)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一种商品农业,要有推销商品的意识,通过广告宣传向城市居民输灌休闲意识,通过各种农事活动(如花卉展览、龙舟竞赛、民间舞蹈等)吸引游客。主动适应市场,积极争取市场。应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利用最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在为市民提供卫生、洁净、新鲜的农产品的同时,为市民创造一个回归大自然的绿色生态环境。(5)技艺培训。不少人希望利用假期难得的时间学习汽车驾驶、电脑操作、花卉栽培、投资理财、古董鉴赏、书法篆刻和体育、舞蹈、烹调等一技之长。社会各方面应当提供这些方面的机会,以满足各类培训的需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转移就业分析 摘要 县城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着互动性关系,加强县城经济发展应结合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山东省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县城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形成县城经济与农民转移就业的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仍,需重点研宛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县城经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业。是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的接合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山东省县域经济进人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 山东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3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经济强县和欠发达县分别实施不同的鼓励政策,赋予经济强县更大自主权,并加大对欠发达县的扶持力度。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目前,山东省共有县级单位140个,除去市辖区,共有91个县(市),包括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65.5%,占全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2个行政单位的4.4%。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125063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9.67%。2006年末全省县域总人口6616.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1.27%,占全国县域单位人口总数9.62亿的约6.89%。2006年末单位从业人员4864187人,占全省单位从业人员的52.47%;年末乡村从业人员30179498人,占全省乡村从业人员的79.89%。 在平均规模上,山东县域经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山东省县域经济平均规模中人口、GDP、地方财政收人、人均GDP四项指标,分别在全国排第5、第4、第5和第6位;在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数量上,山东与浙江省以25个并列全国第一位。2006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超过5亿元的县共有204个。其中山东34个,占全国的16.7%,仅次于浙江的36个。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以上的县共有118个,山东18个,占全国的15.25%,列全国第三;其中已有14个县(市、区)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不仅如此,据2007年山东省统计公报,省内30个欠发达县亦进一步激发内部活力,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总体来说,山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总体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单项竞争力水平和单个县的竞争力不突出,与浙江、江苏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差别明显。从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基本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可以看出,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个均匀的自东向西递减的状况。2005年,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威海和最不发达的菏泽相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三项基本指标上,威海分别是菏泽的9.2倍、9.7倍和1.97倍。 (二)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主要成效和具体做法 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2006年底,全省总人口9309万人,农业人口6055万人,占总人口的65%,其中农村劳动力3854.2万人。多年来,山东省政府一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统筹城乡发展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取得了显着成效。2006年,全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33%。到2007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1907.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49.5%。2006年农户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41.5%,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在非农产业劳动力中,到乡(镇)外打工的人数占34.2%,其中,省内占75.8%,省外占24.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70%以上在县域范围内,可以说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山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是依托了山东省县域经济迅速崛起和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主要做法有: 一是实施“双30”工程,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构筑主阵地。“双30”工程,即“突出抓好30个经济强县和30个欠发达县,促强扶弱带中间,推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2004年,“30强”和“30弱”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分别累计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36.7万人和93.5万人,比“双30”工程实施前分别增长了15.2%和19.5%。 二是实施“两集中”工程,加快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重要载体。“两集中”工程即“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山东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该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实现了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新突破,山东省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8.3%提高到2005年的45%,共转移了农村劳动力600多万人。 三是实施“龙头带动”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基础、和平台。“龙头带动”工程,即“培植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推进农业产业进程”。这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最直接的渠道。目前,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8716个,其中销售收入过100 万元的龙头企业有6822个,过亿元的有684个。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共吸纳149万人就业,推动基地农户97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8%。 四是针对各地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实际,大力实施“西输东接”工程。通过东部城市开展企业用工需求状况调查,岗位空缺信息;西部地区开展基层劳动力资源状况调查,实现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点对点”的定向劳务输出,减少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提高了劳务输出的成功率。仅2006年开展“为半岛制造业送技工”行动,山东西部地区就向东部企业输送劳动力达32万多人。 此外,为提高农民技能,山东西部地区还以百家特色劳务培训基地为中心,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突出特色培训,并发放培训补贴,开展了“订单式”、“定向式”和“储备式”培训。2006年,山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共组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7万多人,有效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业务技能和就业质量。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现阶段农民转移就业的有效途径 2006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4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左右,就业压力较大。就山东省来讲,按照2010年城市化水平50%计算,农村户籍人口将由2006年末的6054万下降到45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体为1500万人。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看,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县域是农业产业向城市延伸和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的结合点,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独特优势。可以说,县城及城镇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一)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发展县域经济,重在发展中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投资规模小,投资方向和投资形式多样灵活,适合民间资金少、资金分散的特点,容易创办。因此,政府如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开店建厂,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可以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工作。 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促进城乡服务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水、电、气的供应,需要通讯、燃料、卫生、金融等方面的服务。这些需求将促进更多的资本投资于服务业,从而促进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人员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使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转人非农劳动。 从过去情况看,1984—2007年期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6.5%,年均增量为47万人。其中1990—2007年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3.4%,年均净增量为34万人。而1995年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但仍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农村劳动力向县市及城镇转移付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发展县域经济,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其就业成本也是较低的。第一,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户口在农村,一般外出务工都是短期劳动,务工人员对用工单位除工资要求以外,一般没有太多的如住房、交通等特殊福利要求,这就降低了用人单位的人力使用成本,这些企业更愿意雇佣农民工工作;第二,劳动力本地就业,无需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费用开支和办证手续,无需支付昂贵的中介费用,政府也无需为安置务工人员花更多的资金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也减少了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大、中城市吸纳这部分劳动力所进行的包括城市设施等在内的各种支出;第三,农村富余人员就近就业,亦工亦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进退自如,减少了来回路费,照顾了家庭,提高了劳动效率,降低了就业成本。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县市及城镇转移,每年的春运民工流的巨大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缓解。 2007年山东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省会城市的占3.3%(35万人);转向地级市的占8%(85万人);转移到县城的占17.8%(187万人);转移建制镇的比重为26.7%(280万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步体现。 (三)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水平也决定了他们更加适合转移到县域经济的产业中发展 县域经济的产业特点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为了错开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也为了发挥县域经济的区位优势,县域经济的产业选择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发展县乡服务业、特色旅游业,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这些行业一般对劳务人员的技术含量要求相对较低,对体力劳动能力要求相对要高,其提供的岗位正适合农村富余人员工作。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可提供更多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可以吸纳没有更多非农技能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三、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加强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非常必要。 (一)进一步推进县域综合改革,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思路。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和就业双增长的新路子。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过于集中的权力下放,赋予县级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决策权。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不需要国家和省里预算内投资的、不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其审批权都应该下放到县一级;凡是能一步到位将审批改为备案的,应该一律取消审批;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划权、外贸进口权也应该下放至县一级;对于少数根据法律法规确实不能下放的审批事项,应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限时审批。除了省市两级向县一级简政放权外,县一级要以全面深化 改革为重点,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农业的自主消化能力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据有关方面统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是农业大省和劳动力大省,有着极大的劳动力优势和地域、气候优势。所以,在农业内部,要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优势,如水果、蔬菜、花卉、畜产、特产、中药材生产等,同时要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 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农业产业化可以让农民实现专业化生产,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市场,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可以更多地解决就业;同时,农业产业化可以通过农产品的加工、购销,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如果把粗放农业转变为半粗放农业或者是精品农业,就可以消化许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要认真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山东省农村内部的第三产业还很薄弱,而第三产业是最能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不仅要抓农村传统三产的发展,如农村的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还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推广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等新兴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对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城市本身的集聚效应就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主要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就地吸纳模式,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成为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实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关键是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大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为了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企业连片集中发展,建立大批乡镇工业小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在现阶段,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之间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仍存在着悬殊的差距,城市的积聚效应仍然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升级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大中城市。今后,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上来。 (四)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培育壮大特色经济 县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大都有显着的特色经济支撑。如:寿光、苍山的“菜园子”;招远的“黄金”;东阿的“阿胶”;栖霞、五莲的“果品”;沾化、无棣的“冬枣”;诸城的“贸工农”一体化等等。这些特色经济有的是传统品牌、资源优势,有的是产业创新、规模化优势,特色经济及其链条式产业链带动效应,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呈现五彩缤纷的发展格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劳动就业机会。 在确立县域经济特色时,应结合本地历史文化、本地特产、资源条件,综合考虑县域交通运输、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科技水平等因素,做好特色经济规划,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以此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五)加强教育培训,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新态势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首先,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扫除文盲;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根据山东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使广大农村劳动力尽快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顺利就业创造条件;最后,要建立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和文化培训班,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近年来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转学其他专业的现象年盛一年,毕业生中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数不断下降。国际贸易专业趋冷,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令人担忧。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有关,但也与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没有及时地适应我国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社会的需求变化不无关系。基于此,本文对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创新问题进行研究。 一、依靠内需发展是大国经济的基本规律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大国情形下的出口或者进口,由于贸易规模大,导致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变化,国际市场的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动,即大国出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下降,进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使大国的贸易条件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如果大国出口商品需求弹性比较小,还会造成“贫困化的增长”,甚至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阻断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路径。大国在加工出口贸易方式下,国内只得到了低廉的加工费,而客观上却通过原材料等中间产品进口的高价格和成品出口的低价格给进口国进行了双补贴。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也被国外的实践所证实。 二、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贸联系的特点与专业人才素质要求 1.国际经贸联系的新变化、新特点。①国际贸易的主体将更加多元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贸易的主体除了外贸公司、出口企业、跨国公司外,出于生产和销售的需要,国内的任何企业或公司均可直接从国外进口所需的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部件及服务,也可以将其在国内市场剩余的产品销往海外市场,成为国际贸易活动的主要参与者。②国际交易的客体将趋于无形化、多样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我国国内市场将成为国内外产品和服务竞相角逐的主战场,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要获取竞争优势,就必须将其生产的整个工序置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下,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采购或外包,使进口和出口得标的物中既有有形的原材料零部件,也有无形的生产性服务;既有成品也有中间投入品。而中间投入品中包括的生产者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要远大于成品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使国际交易的客体必然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无形化的特点。③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国际贸易模式是指出口和进口产品的种类及其组合。在内需发展战略下,由于国内资源和先进技术相对短缺的限制,再加之出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口的大量增加将成为我国今后国际贸易模式的重要特点。而出口的规模将会相对地下降,出口的主要目的是为进口服务,而不再是为了创汇。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④国际交易的方式将由传统转向电子商务。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出现将对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也必将在更大的范围内替代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在形式多样的国际贸易方式中居主导地位。这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必然会对传统贸易方式各个环节的监管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也为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个新课题。⑤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我国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内一些资金雄厚、技术成熟、国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的企业实施对外投资或并购也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步伐趋于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并购、直接投资等资源配置活动,中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10年连续增长,这种增长趋势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而进一步加速。同时,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频繁,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海外并购总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652亿美元,其中浙江省在境外设立的营销机构已累计超过3000家,2012年浙江民企海外并购项目达63个,并购额7.1亿美元,2011年,中国民企海外并购十大案例中,浙江企业占了一半以上。可以预见,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上述特点归结起来就是,随着我国内需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期以来国内主要通过外贸公司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将不断地回归生产企业,加之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不断增加,国际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将会日益加强,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的进出口业务将必然回归国际商务的范畴。所有这些变化都对国际经贸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的新要求。 2.对国际经贸人才素质的新要求。在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除了要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等素养外,还需要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等。 三、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已经与现实的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与我国扩大内需发展略下对进口贸易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目前我国高校及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密切相关。在此发展战略指导下,伴随着出口贸易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出口贸易业务人才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在这种社会需求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以货物的出口为核心,对进口业务人才的培养常常被置于次要位置。然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大国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走以内需增长为主的道路。近年来,我国的进口规模已经呈现出大幅度持续增长的势头,这种趋势今后还将更加明显。许多外贸公司和企业在招聘不到进口业务人员的情况下不得不从职工中派员外出学习或培训。 2.与我国“走出去”战略对跨国企业经营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战略的实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服务贸易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商务活动,客观上也要求将这方面的人才需求纳入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中来。 3.与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现行的培养方案是基于传统的贸易方式设置的,传统贸易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单贸易的规模比较大,生产经营都可以批量进行。而近年来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新兴国际贸易方式面对的却是海外分散的采购规模非常小的成千上万的客户,显然这些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要求与传统贸易是不同的。2012年8月,杭州、上海、郑州、重庆、宁波正式获批成为我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首批试点城市,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顺应了电子商务发展趋势[1]。201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义乌市进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市场采购贸易新模式成为试点的重要内容。一头在义乌采货,一头在国外市场销货、供货、结算一条龙的跨国外销方式,国外游客购买等方式都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表现。[2] 4.实习环节没有真正落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一个实务性比较强的专业,实习环节对学生专业操作能力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许多外贸公司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接受学生的实习,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常常流于形式,收效有限。有协议的校外实习基地数量有限,接纳学生实习的能力难以满足需要。校内实验室进行的进出口模拟课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业务操作能力,但毕竟作用有限。 四、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1.培养方案创新的原则。兼顾市场需求与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固然要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传授给学生找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能够终身受益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社会需求在不断变化,大学四年不可能教给学生终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获取才是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2.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创新。由以外贸公司为主转向以跨国公司为主。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上是以为外贸公司培养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加入WTO以后,我国于2004年将对外贸公司的成立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许多企业拥有了自营进出口贸易业务。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外贸公司的经营受到了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国外并购方兴未艾。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以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并购会不断增加。因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也要相应地由以为外贸公司培养优秀的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主向主要为跨国公司培养高级国际商务人才为主转变。 3.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为主,进出口业务为辅。与上述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相联系,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跨国投资、国际并购、国际采购、国际营销等活动培养既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等素养的,又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的等高级国际商务专业人才。 4.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为了突破国际贸易专业实务型师资短缺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限制,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可能是一个选择。问卷调查显示,对“《国际贸易实务课》如何开设效果好?”的问题,认为“按照国际贸易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聘请外贸部门的业务员讲授”效果好的占到55.1%,认为“作为一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贯通讲”效果好的占7.6%,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讲”效果好的占12%,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学校不同的老师讲”效果好的占5.4%。这说明,国际贸易实务课由专门从事外贸实际业务的人员兼职讲授比学校的老师讲授效果好。进一步的调查也表明,近10%的受调查者表示愿意兼职我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的讲授工作,或有意与我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学生实习基地,并留下了联系方式。说明国际贸易专业校企合作或开放式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5.实习基地创建方式的创新。实习基地内部化或委托制。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单位难找已成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的原因是实习会给实习单位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增加工作量,商业机密泄漏,管理风险加大,而又没有收益,即存在负的外部性。显然,消除这种负外部性,使实习单位能够从提供实习服务实习岗位中获得适当的收益,是解决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实习难问题的钥匙。具体的解决方式有两个,实习基地内部化和实习培训委托制。实习基地内部化是从国内医科大学一般均建有其附属医院中受到的启发。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基地的内部化是指学校可以将用于学生实习环节的专项经费拨出一定的比例,组建校属的外贸公司或国际商务服务公司,再从事经营活动。目前,浙江省教育厅也在通过各高校申报实习基地项目。可以利用这些得到政府资助的公司、企业,再以适当付费的方式将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实习委托给这些单位。 6.教学内容的创新。重视新的国际贸易模式。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许多课程,尤其是进出口实务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环节和程序展开的。这在已经大量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等新的国际贸易模式下,已经不完全适用了。因此,需要研究创新这些新贸易模式下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及新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审计的影响与风险防范 一、入世对中国审计的影响与变革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知识的迅速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入世将进一步加大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给中国审计带来了环境、观念、目标、对象的变革,从而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风险。 1、审计国际化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快了中国审计国际化步伐,中国审计市场日益融合于各国审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不仅可以在本国范围内从事审计工作,而且可以把在本国注册的会计师派往国外处理审计业务,或与外国会计师事务所订立国际协议,以联营合伙等方式开展国际业务。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审计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审计实务一旦走向国际,往往因为环境因素造成审计标准不统一,使得审计人员在判断和执行国际审计具体业务时缺乏审计依据,加大了审计风险。 2、对“网上实体”审计带来的风险。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化,出现了所谓的“媒体空间”和“网上实体”。相对与传统审计对象来说,“网上实体”的一大特点就是“虚”,看不见、摸不着,审计人员难以界定审计对象范围,难以对会计资料进行审查,难以获取审计证据,使得审计风险加大。 3、信息载体变化带来的风险。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无纸贸易得以实现。被审计信息由以纸张为信息载体转变为以磁盘、磁带等磁性介质为信息载体。记录于磁性介质上的信息是看不见的,必须借助于计算机才能以可见和易懂的文字形式打印或显示出来;对磁性介质上的信息进行修改可不留下任何痕迹,利用磁性介质也难以实现诸如签字、盖章等使信息证据化的操作,这给审计带来了新的风险。 4、无形资产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大了无形资产审计在我国审计业务中的比重。而由于无形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某些实效性信息过时后,其价值便大打折扣;当有更先进的知识产生时,旧知识便大为贬值。因此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计量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无形资产审计带有较大的风险。 5、管理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提高了管理审计(即对企业管理活动信息进行全面的评价)在审计活动中的地位。企业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它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市场的影响,应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处境不同的两个企业或同一企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应根据市场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而管理活动本身带有不确定性,其正确与否必须受到市场的检验。对管理活动进行审计也应受到市场的检验,从而加大了审计风险。 6、社会责任审计带来的风险。 为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须对其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审计。入世促使了社会责任审计的产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治理环境污染,减少污染排放、增加职工福利、支持社区建设等,这使得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确认和计量难以找到同一的标准,同时也给审计证据的获取带来了诸多不便,加大了审计的风险。 二、入世后审计风险的规避 入世后,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审计环境的巨大变迁并对审计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新的审计风险。为了迎接挑战,减少审计风险,审计技术方法的改进、更新势在必行。 1、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步伐。 审计国际化带来了一定的审计风险。随着国际上审计程序的进一步协调和国际审计准则的制定和推行,我国也应加快实现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其途径有:我国的审计准则应与国际审计惯例接轨,运用国际审计程序和方法,审计行为符合国际审计准则;在会计和审计领域加强对审计人员业务和素质教育;掌握国际审计信息,学习并运用最新的国际化的审计技术。 2、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 入世后,审计对象和内容的扩大,给审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对知识信息、人力资源审计的比重将大大超过对存货、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的审计;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延伸;社会责任审计提上日程;对“媒体空间”中的“网上实体”的审计监督势在必行。对此,传统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往往无能为力。审计目标多元化和审计实时、开放的特征,有必要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来分别规范无形资产审计、管理审计、社会责任审计行为,使其有统一的标准。 3、全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网上实体”的出现,会计操作更多地在计算机上进行。审计作为一项主要以会计信息为对象的经济活动,应充分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信息处理的速度,提高审计质量。“网上实体”的主要资产为知识、信息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对它们的审计就必须深入到媒体空间中去,这要求网络审计技术的完善,和审计人员计算机审计操作能力的提高,争取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取最充分、有利的审计证据,降低审计风险。 4、控制会计经营风险,规范会计行为。 入世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会计信息的规范可靠与否成为审计成败的关键。控制经营风险将成为入世后中国企业会计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套支持控制经营风险的信息系统。而建立信息系统,就必须改变企业传统的“核算型”会计模式,加大会计的管理职能,企业应当向“管理及风险控制型”模式转变,建立企业经营风险预警机制,并以市场为核心,研究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利用会计特有的方法,加大对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惩治力度,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5、进一步完善审计法规,加强审计司法力度。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入世后,法律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大。伴随市场经济的审计只有在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中才能生存发展。所以我们应努力做到:(1)加强审计立法工作。针对入世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建立一套新的审计标准和准则,使审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2)加大审计司法力度,坚决打击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共同舞弊行为,促使审计人员自觉提高风险意识。(3)加强 宣传工作,提高社会公众对审计法律、法规的认识。投资者及社会公众由于信赖已审的会计报表而蒙受损失时,应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形成一种全社会的监督机制。 6、提高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 审计职业是具有较高风险的职业。入世后,审计风险范围不断扩大,潜在风险转化为现时风险的可能性日趋增长,这要求审计人员具备相当的风险意识。为此,审计人员应该(1)系统学习审计风险方面的理论知识,掌握新的审计方法。重视从审计立项到审计结论的每一个步骤,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使每一个环节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2)更新审计监督观念。入世后,审计监督的重点应从有形资产审计转移到无形资产审计,重视管理方面和社会效益的审计,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审计,并促使其快速成长。(3)树立竞争观念,培养创新意识。入世后,科学信息化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审计人员应提高对信息经济的认识,树立面向经济的竞争观念,培养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大胆创新的意识.积极探索适应信息经济的灵活高效的审计模式和方法,力避审计风险。 经济与发展论文: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管理的内涵与关键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提升经济效益,构筑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资源投入、产品生产、消费直至废弃的全过程中,依靠生态手段,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发展水平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高效利用资源并最大化保护环境的发展手段。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交通运输业内, 以交通资源的集约用、持久用、替代用为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生产、运输装备等重点领域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循环经济,达到“高效、低耗、低排放、低污染、低财政负担”的效果,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对于交通运输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代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首先是交通运输科技的发展。科技已经成为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研究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是保障交通运输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同时,在“十一五”初期,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正迫切探寻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途径。因此,本文针对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研究并提出其较为完整的发展管理模式,对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循环经济发展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内涵。通常,交通运输问题可以理解为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三者的关系问题,因此,本文定义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概念如下: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等领域,以综合利用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为手段,提高交通设施建设养护、交通运输装备升级优化、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等业务环节的水平,从科学技术角度保障支持绿色交通模式发展,同时促进、保障交通运输行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其中,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手段,是循环经济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在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关键。交通运输资源减量化就是通过对交通资源的集约使用、持久使用,减少资源浪费,并全面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时限。实现减量化的关键在于减少资源使用量可以达到同样或者更好的效果;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耐久性、延长使用寿命。交通运输资源再利用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增加产品或部件的复用率,延长资源的使用期。实现再利用的关键是增强产品服务的组合性与模块化,增强复用能力。 交通运输资源的循环再生主要是指交通产品完成使用功能后能够重新变成交通资源,不仅减少最终处理量,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变废为宝的技术能力是循环再生的关键。通常情况下,3R原则在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中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循环再生”,但这不是绝对的,综合运用3R原则才是交通资源利用的最优方式。对于交通运输科技的三个方面而言,各采用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减量化应该是主导原则;对于交通运输工具而言,应该主要采用再利用和循环再生的组合原则,而对于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与服务而言,交通运输资源的再利用才是首选原则。 二、交通运输科技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问题。基于上述发展思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应重点研究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2.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养护的资源减量化。 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划、优化布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枢纽衔接和集疏运配套,优化运输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络,优先发展城市、城际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完善城乡间公交体系;加强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②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结构。主要着眼于提高高等级公路的比重,增加对土地资源利用的集约效益,通过推动运输装备的大型化和专业化,鼓励发展多轴重型专用车辆,推广标准化运输、甩挂运输、封闭运输,可起到调整运力结构的作用,实现钢材、能源等资源的减量化。 ③建设优质耐久工程,持久使用交通资源。提高设计标准,强化工程质量管理,贯彻全寿命成本设计理念,提高工程质量和耐久性;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如大力发展钢纤维混凝土和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结构、滑模摊铺施工工艺以及快速养护技术等,积极推广应用高强度混凝土、耐腐蚀钢材等高性能材料,以提高工程耐久性。 ④重视工程养护特别是预防性养护。深化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治理超载超限运输,建立治超长效机制,加强公路路面早期破损的基础性研究;加大科研投入,进行联合攻关,专门研发路面修复和养护技术。 ⑤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材料替代。在路面材料类型的比选中,因地制宜、尽量采用易于再生利用的沥青路面;研究和推广公路工程中木材替代的措施。开展废旧路面材料、废弃轮胎、废钢材、工业废料等的综合利用,推进道路沥青、水泥混凝土、钢材等废旧建材的循环再生。 2.2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的资源循环再生。①提高交通运输信息化平台的综合能力与信息共享水平与复用能力,如智能技术、自动化技术的使用,功能模块的重用技术的研究等。②对于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有利的系列管理技术的挖掘重用,如集成化交通技术、交通生态学、代谢理论、规划理论等。 2.3交通运输装备优化升级的再利用和减量化。主要指交通运输装备对于能源消耗的节能化、低排放化和洁净化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①能源节约和替代能源。结合国家《节能中长期规划》中“节约和替代石油”重点工程的实施,大力开展乙醇、电池等替代燃料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并从财税优惠政策予以支持;通过研发和推广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向氢能经济的转换;研发和推广燃气汽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来实现能源结构多样 化等。②车辆等交通运输装备的再利用。加大废旧车船等的回收利用工作力度;加强废旧轮胎翻新利用,或将其再生用于生产码头橡胶护舷、胶粉改性沥青等,汽车发动机的再利用等。 经济与发展论文: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的演替 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21世纪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体内容的经济发展过程,因而它们之所以发达的全部成就的基础可以归结为工业发达的成就;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承受着传统农业占绝大比重、现代工业不足的历史压力和拖累,因而,它们之所以不发达的经济根源可以归结为现代工业的不发达”(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7.)。由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命题出发,主张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当前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同世界性的改革开放浪潮,特别是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融合在一起,这就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主导产业的演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树立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而要树立这一新观念,首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一、经济全球化的涵义及其影响 1.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随着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真可谓成千上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5),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45.)1995年出版的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认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但尤其专指通过对外国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注:张世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外理论动态.1998(3))中国社科院裘元伦研究员则将经济全球化归为三类,即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制度论总共有五种制度论者,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网络论是指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是网络化的增长。传统论主要是借助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断其进程。尽管现在全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直是久论不衰的话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契机,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陷阱”,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双重影响下,社会生产力已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全球化趋势已锐不可当。因而经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从总体上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风险、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何影响呢?笔者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大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本国,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挑战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把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结果,虽然使发展中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更重要的是无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科技进步,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严重失衡,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有可能日渐加深。 二、主导产业的定义 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导产业演替问题,还必须对什么是主导产业加以界定。 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人认为,主导产业是指“能够较多吸收先进技术、面对大幅度增长的需求、自身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并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注:江小娟.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5.)有人则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内,主导产业有快于其他产业的增长势头并正在或已经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比重;主导产业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能够对整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发挥明显的‘主导性’作用,即能够确实地将其活跃的增长势头,优势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效果广泛而深刻地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去”。(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47.)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则认为“一个新部门可以视为主导部门的这段时间,是两个相关因素的复合物:第一,这个部门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增长势头很大,而且还要达到显着的规模;第二,这段时间也是该部门的回顾和旁侧效应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注: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综合 他们的观点,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一些影响全局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能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导产业应该是能对较多产业产生带动和推动作用的产业,是前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第二,由于主导产业的存在及其作用会受特定的资源、制度和历史文化的约束,因此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受所依赖的资源、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演替。例如,日本的主导产业演替顺序是:纺织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工业汽车、家电工业电子工业等高技术产业。第三,主导产业应具有序列演替性。由于主导产业应能够诱发相继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因此,特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在具体条件下选择的结果。一旦条件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弱化,被新一代的主导产业所替代。第四,主导产业应具有多层次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既要解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又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因此,处在战略地位的主导产业应该是一个主导产业群,并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实现多重化的目标。 三、面对经济全球化,树立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 1.客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应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更加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全球出现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扬长避短,以积极的姿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正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看到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因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只是有条件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使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过时产业的转移,不得不接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以国内市场份额换取技术升级的办法。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下,加快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演替,这确实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2.树立主导产业演替的新观念 当今发达国家已开始迈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经济成为主导产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奋斗。因此,要加快主导产业的演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树立新的观念。 (1)树立牢固的市场经济观念。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是通过数百年的探索、发展才成熟起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市场经济机制更趋完善。发达国家不仅有发育成熟的消费品市场,而且有高度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价格机制通过这一市场体系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成熟而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尽可能消除因市场的放任自由而带来的弊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或不完善阶段,而且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及经济法律法规也极不完备,这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很好地通过全球市场来配置资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要认识到只有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才有可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扬长避短,有效防止因市场经济的无序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序进行。 (2)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推行赶超战略,将高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政府一方面强力干预经济并大力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控制间接融资和抑制直接触资,同时实施出口导向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战略在东亚经济成长中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快,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面临困境。如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战略,以低技术、低附加值、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去换高技术、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使自己越来越陷于被动,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竞争力,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由重速度的发展向重质量的发展转变,由产业保护向开放市场转变,由引进产品向引进技术转变,由出口导向和最终产品替代向出口与投资并重和中间产品进口替代转变,由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直接融资并举转变,等等。(注:张承惠.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挑战.经济工作学习资料.1998(66).) (3)树立新的资源观念。当今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资源已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而成为主导产业演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重要经济战略资源。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包括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信息产业即将超过传统产业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产业。技术和信息作为经济战略资源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产业爆发力和拉动力,因而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对信息资源的利用,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演替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4)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这一定义得到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认可,成为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然而,发达国家总是希望通过产业调整和升级,把一些资源消耗比较多的、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有关报告指出:按有些国家消耗地球上资源的程度,留给后代的资源将所剩无几。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恶性循环之中:穷人为了每日的生存被迫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环境的恶化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使他们的生存更加困难和无保障(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还有人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95%以上的城市污水未加任何处理就排入地表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农药和化肥造成了土地的污染。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要走边产业结构调整、边发展、 边治理的新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并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速发展环保和新能源等产业,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四、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演替中的政策取向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各种内外条件差异很大,而且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不仅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也面临发展中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因此,在构建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主导产业演替模式时,具体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关键就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取向是否符合国情、符合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替。 1.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符合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发展中国家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主导产业演替的成功经验,以增强自己在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前面我们已分析过,在工业化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产业。这种主导产业的特征,首先表现为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其次表现为通过其前后向关联,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发展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产业按一定的次序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消费资料发展阶段,应结合本国自身情况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以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在进入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主导产业也就应演替为钢铁、能源、机器制造、化工等。在进入高加工和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家电工业、汽车制造业就被演替为主导产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化进程又进入技术密集型的发展阶段,这时发展中国家应选择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当一国主导产业的先进技术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地区和各部门之后,也就需要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来取代旧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世界银行1998/1999发展报告指出,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讯技术正在发挥一种主导作用,“如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开发和有效利用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全国的目标”(注:世界银行1998/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62.)。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时,应正确选择经济开放的速度,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积极引进外资,以自身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根本,综合运用竞争与合作这两种手段,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条件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还应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把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加以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2.制定科技优先、技术创新的法规和政策,大力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国家的现象比比皆是,后起的国家都是运用科技的手段来实现后发效应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级化。当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要做到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装备,不仅可以替代有关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大大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产业结构也可不断优化和升级,并避免有关风险,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但是,在高科技及其产业群成为经济增长源泉和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上升的今天,发达国家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将会很快落后,依靠传统的引进、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求得发展的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难以成功地实现“后发效应”。换言之,发展中国家依靠接替发达国家转移的边际产业来完成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或者说主导产业的演替)就有可能出现对外国技术的严重依赖性。这种产业升级模式对处于低级阶段、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加快产业升级的捷径。但是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主导产业的逐步演替,这种依附型的产业升级模式必须被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所取代。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内,高新技术是引不进、买不到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也严格控制技术转移。跨国公司9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是在母国进行的,跨国公司依靠高新技术和名优产品的优势谋取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的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注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引进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大技术和关键技术。与此同时,还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新路子,使技术“内生化”,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严重依赖,以此推进主导产业向高技术演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确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的主导产业并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不断“创造”比较优势并实施后发优势战略,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 3.建立并完善具有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宏观管理体制 选择好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个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政府。美国贝尔实验室前总裁伊恩·罗斯博士曾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无到有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一个先进的国家也可以从有到无地丧失高技术产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技术政策。因为,正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合理利用本国的资源,制定对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进行重大基础科学项目研究,都需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规划、引导、协调。应该说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主导产业的演替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也需要保留甚至加强政府在产业政策上、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进行协调。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高风险产业的发展等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的重点领域,各国都需要在相应领域推行必要的产业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哪些产业“长”,哪些产业“短”,哪些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并据此选择主导产业以及支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产业。再比如,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解决某些结构问题,促进主导产业的较快增长,如瞄准一些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采用各种措施促进其较快发展。为了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也应加强宏观协调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经济与发展论文:分析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发展措施 《金融规划》中“双中心”的打造,发挥金融资源集聚功能,侧重于资金的来源层面,而《海洋经济规划》预示着海洋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解决了资金的去向问题。两者合力对接,就是要构筑浙江大量资本,尤其是民间资金向海洋经济倾斜的渠道和路径。这种发展的举措上的交点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时间相一致“十二五”时期是浙江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万美元大关。届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全面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金融规划》明确指出,其规划的时间范围是“十二五”期间,其总体目标、具体目标的节点都在“十二五”末,战略任务的时间范围也定格于“十二五”期间。而《海洋经济规划》指出,“规划期为2011—2020年,重点为“十二五”时期”,具体表现为在发展目标层面,重点规划的是到2015年主要发展目标,包括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港航服务水平大幅提高、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显着、海洋科教文化全国领先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等方面,涉及到具体量化指标多达11个,而2020年的量化指标仅为3个。 由此可见,两个规划总体上在时间维度是衔接一致的,而这一时间又与浙江经济总体上转型的关键时期相一致。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为浙江地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政策支持和引导以及金融业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在动态最优和统筹管理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有叠合《金融规划》明确指出战略重点是“两个中心,三极空间,六大平台”,其中“三极空间”具体是指构建起以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为增长极,打造台州、绍兴、嘉兴和义乌等若干金融特色城市为亮点,重点培育一批金融创新示范县(区)为支撑,推进其他地区加快发展的浙江省多层次金融空间布局。《海洋经济规划》明确指出要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即要加快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的核心区建设,尽快提升环杭州湾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北翼和以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南翼的两翼发展水平,并做强杭州、宁波、温州这三大沿海都市圈。同时还将在整合提升现有沿海和海岛产业园区基础上,重点建设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台州、温州等九大产业集聚区,并重点推进舟山本岛、岱山、泗礁、玉环、洞头、梅山等重要海岛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杭州、宁波、温州作为“三极空间”或“三大沿海都市圈”完全一致,嘉兴、绍兴、台州作为重要城市在两个规划里也都被提及。除了内部区域叠合,两个规划还在接轨“长三角”等外部对接区域也有共同的触点。可见,两个规划在空间布局上有相当比例的重合交汇,这就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金融资源的空间集聚层面提供了平台和基础。3五大举措、三大保障:护航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约束下,资金总量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尤其是信贷规模总量的投入需要有一个统观全局的规划。为此,要统筹规划,合理调控社会融资规模总量,支持浙江海洋经济持续科学发展。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结构要优化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间接融资规模大、效益好,直接融资相对弱势;银行业发展强势,非银行业,尤其是小金融机构、类金融结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抓住海洋经济发展的契机,切合海洋经济的特点,鼓励发展直接融资和非银行尤其是创新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优化浙江金融业整体的结构。为此,要加强研究,区分海洋金融与大陆金融的差异性,利用发展海洋经济的契机,优化浙江金融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业务要创新在发达经济体,与海洋经济相关的金融业务十分广泛,因此需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积极发展船舶融资、航运融资、物流金融、海上保险、航运保险与再保险、航运资金汇兑与结算等航运金融服务。为此,要大胆创新,尤其是要创新非银行业务,构建海洋金融、航运金融和与临港大工业配套的口岸金融服务等现代海洋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风险要监控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投资规模较大、不确定性高的特点。一方面资金投入量十分巨大,对区域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着金融创新,资金集聚和流动方式、渠道可能较以往有较大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在特定试点和局部区域集聚金融风险,这对浙江区域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要协调监管,建立政府监管当局、行业自律和内部风控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方式,及时预警金融风险。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资源要整合在经典的经济金融互动关系中,金融的发展有两种基本动力,一种是需求拉动,一种是供给推动。一方面海洋经济的发展显然对浙江地方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体现了需求拉动,另一方面,在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积极引导和推动的角色,在金融支持领域也积极推动。因此,地方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力量合力的合力推动。 为此,要整合金融资源,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加大政府引导力度,合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浙江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政策大力支持一是在宏观层面的统筹发展上需要政府协调兼顾,在保证资金支持的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二是在总体的优惠政策的制定、实施层面,通过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建设要有倾斜;三是在具体的业务层面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对设立海洋经济产业基金、政策性海洋保险等予以积极的财政税收支持。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体制不断创新一是要创新金融准入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上的作用,适当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条件,引导民间资本支持海洋经济建设;二是创新金融业务监管体制,监管部门对于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型金融业务要密切跟踪,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监管经验,三是创新金融运行体制,尤其是现代金融在业务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下,通过搭建信息平台和综合服务平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人才培养引进一是要建立立体化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包括高端人才,一般管理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大力开展系统性、国际化的金融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二是健全金融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创新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和模式,大力引进各类金融高端人才服务于浙江金融业;三是搭建金融人才合作交流平台,尤其是要与海洋经济和海洋金融高端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交流,培养和引进既懂金融、又懂海洋经济的复合型人才。 经济与发展论文:我国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发展思考 【内容提要】该文分析中国历史环境演变及其对中国经济生产的影响。现今中国的环境特点,是2000多年环境变迁的继续。在今日环境状况下,经济生产需要新的发展方略与环境改造。 【关 键 词】环境演变/经济生产/生产布局与环境 【正 文】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环境演变,从环境演变中制定人类发展决策,这对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设计和保护,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重心的迁移 环境考古发现,中国在距今3000—2500年前时(约春秋、战国),环境发生过一次大改变。这次改变,使中国由距今1万年—3000年的温暖湿润气候期,转变为干凉气候期[1]。温暖湿润气候期中,中国北方(秦岭、淮河以北)气温高,雨量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亚热带,年降雨量比现在多100—200mm[2]。当时黄河流域河流、湖泊众多,植物生长期长,喜暖湿的亚热带植被生长丰茂。犀、象、猕猴、獐、鹿、驼鸟、扬子鳄、竹鼠等对气温条件要求高的动物也在此地大量生存。当时亚热带气候作用于北方的母质黄土,形成一层肥沃的棕褐色农耕土。数千年前黄土地上的人们,就是在这种良好的气候、水源、生物和土地环境中,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黄河流域文化。从新石器时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至于纪史以来的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距今2500年前时,中国气候转入干凉阶段。这一阶段中,黄河流域和北方大部分地区成为温带,降水量剧减,河流干涸,湖泊消亡,中国沿海海平面下降约2m[1]。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曾是河湖广布的地方,由于海平面下降,水流东渐,逐渐形成大片平原耕土,仍属亚热带气候区。水、热资源充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故秦、汉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向东南迁移。战国以前,黄河中游关中平原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战国时,苏秦描述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战国策·秦策》)。到东汉时,关中的天府之称已让位于既有亚热带气候、又兼有都江堰水利枢纽的成都平原。班固《两都赋》中赞扬关中时只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晋朝时,江南地区经济开发,跃为全国之首。《晋书·诸葛恢传》称,“今之会稽(长江下游),昔之关中。”隋、唐时,北方地区物产,已远远不够维持朝廷费用。于是隋、唐不得不修筑大运河,为军国之计,“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权舆德传》称,“天下之计,,仰于东南。”《昌黎先生集·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宋以后。中国逐渐流传出“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语。 战国以前,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农作物,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为 一年两熟。《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一岁而再获之。”而今这一带却只能两年三熟,战国前黄河流域生长芒果、柑橘、荔枝、梅、枇杷、樱桃、猕猴桃、竹、棕榈、栎、八角枫、山毛榉等植物资源,至今,这些植物在这一带已大多绝迹。春秋、战国环境变化中;中国北部气温约下降2℃[3]。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某地气温下降1℃则相当于向高纬度(向北)推进200—300km[4]。由此推想,战国前这次环境变化,中国北部丧失了大片耕作区。长城,在历史上是我国农耕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把秦代长城同明代长城相比,后者向南退缩了200—400km[5]。 战国以后,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是伴随着南方的环境演变进行的。南方环境演变包括:(1)气候环境的变化。(2)气候变化后造成的地貌环境的变化。气候环境变化主要是气温略有降低,但仍保持热带、亚热带气候特点。地貌环境变化,主要是水域面积减少、大片农耕地产生,以及因水域减少造成的便于人居住和交通等。譬如,西汉以前,在鄂东、皖西分布有古九江。鄂东江北有西北—东南向的大别山,江南有西南一东北向的幕阜山。大别山、幕阜山夹江相峙,形如隘口。古长江在鄂西、川东冲出狭窄的三峡,漫游“极目楚天舒”的两湖平原(湖南、湖北)后,又在此隘口被山势所缚。江水过此隘口,因地势坦平,遂分成巨大的扇状分汊水系,然后在下游汇于安徽古彭蠡泽。其分布范围约为今湖北省武穴市、黄梅县和安徽省宿松县、望江县以及江西省九江市等,“九江”,意为江水流道很多(九为虚数,泛指多。《禹贡》“九江孔殷”,意为九江水域宏大、宽广。西汉前江水水域大、占地多,故不利于人们生产和居住。东汉后,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和水量减少,古九江江水逐渐归入一条主泓道,为长江两岸产生大片耕地提供了条件。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因雨误期。被迫起义。大泽乡即今安徽省宿松县龙感湖区域。该区域正是古九江的下游汊道区。陈胜等人在此遇雨误期,是因为有古九江的特殊地理环境。东汉以后,古九江主泓道定型,其它汊流断流、淤废,古九江流域遂有大片农耕地得以开发。 环境演变,使黄河流域由“天府”之土成为贫瘠的黄土高原和干旱区,使长江流域由“地广人稀”变为“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鄠、杜之间(原关中平原)不能比也”(《宋书·孔季恭传》)。环境演变,导致了北方植被,动物群、农作物生态等方面变化,同时也使中国北部大批人类居住区和耕作区丧失。 2 中国南、北不同环境下的经济开发 战国以后,当中国北部由湿润气候转变为干旱气候,水、热资源不利于农耕生产时,中国北部农民不得不更加勤垦的精耕细作,用繁亢的劳动来和自然环境作斗争。 《齐民要术》是秦、汉至北魏时期。中国北部农耕技术的总结。该书中的耕作技术,一直是中国旱地耕作方法的典范。《齐民要术》耕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保墒防旱。具体方法有秋日深耕收蓄雨水、冬日压雪、堆雪,以及严格实行耕、耙、耢、锄等。中国北方“春多风旱”“春雨难期”,《齐民要术》强调。一待开春,要立即耕地,防止气温上升后地表水风干、蒸发。春耕之后,要立即耙地。耙地能使耕土变得碎、细,切断、打乱土壤毛管水通道,把土壤中的上行水阻断在细土层之下。耢有盖压之功、可以使地表的松土压紧,减少土壤通风,防止土壤水分消失。锄地一来除草,同时也切断了土壤毛管水上升、蒸发,《齐民要术·杂说》有“锄头三寸泽”之说。《汉书·食贷志》也记载,汉代搜粟都尉赵过,曾在黄土高原广泛推广“代田”。所谓“代田”,就是适应黄土高原干旱地区的农耕技术。其方法是在田地开沟起垄,在沟中播种。此方法后被干旱区广泛延续使用。 从唐代诗人高适在《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二首》中写道:“去秋虽薄熟,今夏又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刘开扬注《高适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反映了黄河流域少雨、舄卤(土地盐碱化)和人们勤于耕耘的历史情景。数千年来,在中国北部环境变得失却往日之“天时”时,北方人一直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进行粮食生产。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使用粗放的二圃制、三圃制耕作方法时,中国人却不断地总结经验,创造出了精耕细作的旱地耕作技术。 在中国北方发展抗旱为主的旱作 农业生产时,中国南方则大力发展水稻田,垦殖梯田(山田),培育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明代初期包汝楫《南中纪闻》描述长江中游在河、湖滩涂造田时说,“楚地滨河、湖处淤田,往往弥望无际,共开垦成畦首,动辄千亿,真天地间未壁、辟之利也。[6]”南方发展水田之极者,甚至在深水薮泽和浅海中出现了“葑田”。宋人陈* 《农书·地势之宜篇》载,“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据其他史料记载,葑田的历史,在南方可追溯至唐和西晋。南方水、热条件好,其山坡地也大有所用。唐、宋以后,南方山坡普遍推广了梯田,扩大了种植范围,在《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述中有“江西良田多占山冈”之说。南方经济作物品种多、产量大,其中以桑、果、竹、茶、甘蔗为要。南方盛产丝绸和茶。茶税已是当时一项重要税收来源。《本草纲目·茗·集解》中说,“茶之税,始于唐德宗.盛于宋、元,及于我朝,乃于西番互市易马。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 在唐代时,南方甘蔗加工成糖,散布天下(《本草纲目·沙糖》)。南方经济开发,在明代时已涉及于海南特产。例如,人们喜爱的沉香木,明以前都是海外舶来,后来海南沉香开发出来后,其质量最优,反而胜于进口沉香。《本草纲目·沉香·集解》中说,沉香木“占城(越南)不如真腊(柬埔寨),真腊不如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从上所述可看出,南方环境变化后,不仅耕地增多,而且经济项目还向多方面发展。 3环境演变中南、北环境的变化特点 环境考古证明,战国时中国气候进入干凉后,中国气候一直持续干凉,并有加剧迹象。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人类长期进行旱地耕作,大量索取生物资源,中国北方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愈来愈少。中国南方则因水、热资源充足,水稻田集中,水与耕地环境可供人类持续发展。 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干旱气候下生物资源极为宝贵。《管子·轻重甲》道,“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天下王。”《吕氏春秋·仲冬纪》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掌山泽之官)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不赦。”《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大旱,郑国国君派屠击等人去管理桑山。屠击等人私自砍伐了桑山树木。郑国相国、着名政治家子产说,管理桑山,应该是培植树木,你们却砍伐树木。这罪恶太大了!于是夺掉了屠击等人的官职和封邑。这个故事表明,北方的郑国在干旱气候背景下,人们就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对破坏环境的人,连封邑贵族也不容。 黄河中游陕北榆林地区,过去是“畜牧为天下饶”的上郡(《史记·货殖列传》)。文物考古中发现,秦、汉时期此地还生长有众多水禽、草原动物和森林动物。如今,榆林地区已成为浩瀚的毛乌素沙漠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东晋时,陕北无定河流域曾被匈奴人盛赞“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曾发动十余万匈奴人在此地建立统万城。至唐代后期,这里已“飞沙成堆,高及城堞。”宋代时,统万城“深在沙漠”,朝廷明令毁弃。无定河流域环境变成沙漠和沙漠覆盖的沼泽,不仅不可能居住,交通也很困难。《梦溪笔谈》卷三记,“予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濒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记,“内史王中正率泾原兵出麟州,渡无定河,循水北进,地皆湿沙,士马多陷没,糗粮不能继。” 在干旱气候条件下,土壤沙漠化与盐碱化极易发生。战国晚期关中平原严重盐碱化,秦国修筑数百里长的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盐卤之地万余倾”(《史记·河渠书》)。秦国水溉卤地的作法,是对土壤盐分进行溶解,并用流水携带泥沙进行土壤改造。 中国南方在历史上一直是水稻产区。农田形态下土壤变化表现为沉积,耕土层越来越厚,有机质越积越多。1995年,笔者配合湖北黄石——黄梅高速公路的修建,在鄂东长江中、下游相接的沿江平原,专门作了水稻土地层学的研究。发现该地东汉时期,形成的典型水稻土。从东汉至今,又持续沉积、增厚。使土层增长了89cm,其沉积速率约为每20年1cm。因此,从地层、土壤学的角度讲,水稻产区耕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4未来发展中的生产布局和环境改造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居住区越来越广,改造环境能力越来越大。现代人对环境已不仅仅是开发、利用的关系,还应有保护、设计和改造的关系。 干旱区,人口越多,人类用水量也越多。干旱区域内人口增长,基本意味着自然界动、植物等生物的减少,自然界生态也因此改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北方人口、城市、工农业生产的剧增,北方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碱化面积也快速增长。北方的这种环境变化,其实质原因是缺水。水是生命之源。有水,才能植被丰茂,动物种群自然生长。有水,才能保护耕地,工农业生产也才能正常发展。然而,北方今日的水环境,对维持增长中的北方人口来说,已经是十分困难。自然生态及工农业生产用水,当然也更难满足。中国人均水量 12710m[3],约为世界人均水量1/4。北方人均水量仅1938 m[3],其中海河、滦河流域只有1430m[3]。 中国现行基本国策的提出与制定,多与环境有关,如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切实保护耕地等。未来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基本国策的基础上。 从环境演变看,中国进入干凉气候已有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国北方在干旱环境下被长期利用、开发。今日北方环境,已不利于工农业在现今基础上持续发展。应加重中国北方的环境保护和改造。北方又是中国古文化发达区,回旋空间大,应是中国以旅游业进入世界市场的主要区域。 中国南方水、热环境条件好,一年可收获多次。南方是中国的粮食基地。对南方的水稻田保护,应是全国耕地保护的重中之重。城市建设、工业建设,都不能轻易侵占水稻田。 中国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如冶金化工、电力、轻纺、机械等。中国人均水量最丰的地区是西南区。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将来发展的主要区域应是西南区。 中国北方,蕴藏丰富的地下矿产(钢铁、煤炭、石油等),曾经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心地区。今日北方也养育着大量人口,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保护北方环境,就是保护中国的大半生存空间。如果北方环境恶化,会使中国生存空间急剧减少,将引起人口迁徙、经济建设等大变动。北方环境好转,不仅可以改变今日北方的生存条件,而且给全国经济建设增添更大活力。另外,环境是不停演变的。数千年前,南方许多平地被海水和河湖占据。今日南方的某些城市和耕地,是在水位降低、水域减少的基础上产生的。未来环境中,如果重现数千年前的水域环境,南方人则必然向北方迁徙。因 此,保护北方的环境,意义不仅在于现在,还在于未来。 保护北方环境的根本途径是南水北调。拟议中的南水北调,是要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几大流域形成一个跨亚热带(湿润区)与温带(干旱区)的巨大水网。该工程的兴建,不仅可以解决北方某些城市的用水问题,而且也使整个北方水环境得以改观。南水北调,解决了北方的城市用水后,北方的流域水就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态恢复。南水北调有利于整个中国的环境改观。如果说三峡工程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的能源问题,那么南水北调则保护着中国大北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水环境。
就业难论文:从两会浅析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在春光明媚到处一片生机的时候,两会顺利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也认真收听、收看“两会”了相关报道,借此机会谈谈对“两会”的感想。 “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每年3月份“两会”先后召开全体会议一次,每5年称为一届。“两会”是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加以了解的,因为它次次会议、条条议案都是围绕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何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社会更加和谐。它时刻关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用实际行动实践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治国理念。所以我们应该关注两会中的一些新政策,尤其是那些惠民政策和一些就业政策。 对于我们大学生而言,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业” 这两个字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就业的部分中提到,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针,加强就业和创业培训,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支持创办小型企业。长久以来,青年创业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本届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就如何有效发挥、整合现有资源,为青年创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条件而建言献策,青年企业家委员则把自己的创业经验介绍给越来越多的有志于创业的青年。 深入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 金融危机的到来,原本积重难返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一方面,近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剧增,这些应届毕业生急需要就业;另一方面,许多用人单位削减甚至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使人力资源供需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毕业生就业面临最冷“寒冬 二. 随着高考扩招力度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了新校区的规划和建设,学校招生数量也逐年增加。学生总数成直线上升,然而我们的师资力量、办学条件却与之成不协调比例增长,使得很多大学生在学校享受不到应有的学习资源,最终成游离在校园的“真空地带”。很多老师想管也管不全,加之学生突然从高考的紧张状态释放到相对轻松自由的环境中,没有一个合理的过渡过程,渐渐失去了自控、自律的能力。学生数量的激增、高校教学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加之缺乏有关部门积极的引导和有效的监管,使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而适应社会的能力有所下降,造成今天毕业生“就业难”的危机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那么在这么多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大学生应当如何应对挑战呢?我认为: 1. 改变旧有的择业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学生可以拓宽自己的就业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2. “以创业促进就业”,对于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国家若能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定会有所帮助。 3. 提升自身“硬件”与“软件”。对于大学生职业发展而言,自己唯一可控的就是自己的就业能力。外在环境的变化,使学生可以充分认识到就业的艰难,进而通过各种手段提升自身“内功”,最终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 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难于上青天,而难在一种教育体制的变革和完善,难在一种就业观念的更新和转变,难在一种就业机会的创造和把握。期待全社会形成合力,共同来关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让大学生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从两会报告中,我们能得到很多启示,能让我们更快的成长,更清楚的了解国情,更好的关注未来。它要求我们当代大学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提升自我修养与能力,更要求我们了解国情,进而立足国情,立足自身现实,规划自身发展作为一名大学生,不仅应该关注两会,更应时时关心时局,倾听民意,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站在一定高度看问题,力争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关注两会,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到我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多么普遍和繁杂;关注两会,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有多少人还在过着贫穷的生活举步维艰;关注两会,同样让我们明白,党和国家为了能够在国际上挺直脊梁,在国内给人民提供一个健康、和谐的生活环境,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关注两会,让我们心中升腾起澎湃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进而提升自己的能力,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储备资本。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就业难论文:我国大学生缘何就业难 请问各位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你们相不相信你们在媒体看到的解释基本上都是错的?有多少人相信今天的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没有人敢讲话了吧,因为我们需要针对这个话题进行反思。今天,我不是简单来告诉各位为什么,我希望我们未来的领袖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具有逆向思维。 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竞争 我从制造业大国这个话题开始吧。我在这里清楚地告诉各位,中国不是制造业大国,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们的广东地区、江浙地区和东北地区有多少制造业企业啊,怎么说中国不是制造业大国呢? 我清楚地告诉各位,今天的国际竞争已经不是企业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全新的产业链的竞争时代。什么叫做产业链竞争?我以芭比娃娃为例吧,中国和美国之间去年针对芭比娃娃发生过贸易摩擦。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出口玩具进行了诸多挑剔,什么含铅量过重啊等等。含铅量过重,所以要退货。可是大家想想,为什么要放这么多铅呢?不是你产品的设计的要我这么做的吗?大家再想一想,我们制造芭比娃娃过程当中,我们坏我们的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动,结果是我们制造出价值1美元的芭比娃娃,但是最后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9.99美元(约10美元)。从1美元升值到10美元的过程当中,9美元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创造的? 我们过去的讨论只是针对1美元做文章,包括产业设计等等,这都是忽视了产业链竞争的重大特点。我认为,产业链竞争是"6+1"的环节,"6"是6大软性环节:一是产品设计,二是原料采购,三是长途运输,四是订单处理,五是批发经营,六是零售;"1"是硬性环节:制造环节。这6大环节创造出了9美元的价值,这6大环节就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环节,但都不是我们中国企业所控制的,最有价值的6大环节基本上都掌控在欧美国家手中。 我们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时被分派到价值最低、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剥削劳动环节--制造环节。也就是说,当我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动创造出1美元血汗产品之后,我们就同时替美国制造出了9美元的价值。因此,中国越发展,美国越富裕。这就是产业链竞争的影响! 冷热并存的中国二元经济 各位同学,你们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那么,这种国际分工、国际产业链的竞争和各位同学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答案就在这里。我们国家以前大学生的比例严重低于欧美平均水平,于是进行大学合并和扩招,培养出更多大学生,并以为有更多大学生之后我们的经济就会更有质量、就会更高速地发展。但这个想法的前提就是个问题!美国为什么需要很多大学生,而中国培育出这么多优秀大学生却失业?一般媒体说是同学们水平不够、不够用功、专业不对口。可是我觉得媒体都说错了,"专业不对口"更是特别可笑,可笑得一塌糊涂! 我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当了很多年的教授,在美国也教过好几家大学,但我从来就没有看过哪个学校是专业对口的。那么,我们中国的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有什么错呢?本科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对口,因为本科教育的本质目的是通才教育,专科教育才要求专业对口。说"专业不对口"本身是一个错误,完全扭曲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产业链跟大学生就业难有什么关系?关系太重要了,而且是唯一的,那就是在整条产业链"6+1"的环节里面,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6"而不是"1"。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什么呢?产业链里面6大软环节。今天的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一个以"1"为主而不是以"6"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个产业结构是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源头。我们中国的产业现状不足以支持这么多的大学生就业。美国需要很多大学生,因为它掌握的是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的"6"部分,它要通过大学生的通才教育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我们一直忽略、甚至不理解在国际产业的分工中我们国家是处于何种的劣势地位。所谓劣势,就是以制造业为主产生了诸多的后遗症。我们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不得不考研究生,研究生考过了又失业了,再考博士生,但博士生要做本科生的事情,不是很大的人才浪费吗?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我们已经失败了,我们被定位在价值最少的制造环节,这个制造环节的特征就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剥削劳动力。而6大软环节既不剥削劳动,又不浪费资源,更不破坏环境,却能创造出9倍的价值。大学生在这6大软环节中才能学有所用和占据优势,才能替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以我们中国制造业而言,2006年还能达到5%的净利润回报,2007年是2%左右吧,2008年呢?可能是负的吧?我们制造业困难不是因为我们不勤劳,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而是一开始我们就处在整个产业链结构中最没有价值的一部分。最近,政府推动了宏观调控政策,原因说是,中国经济过热。但我敢问各位企业家们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你们认为是经济过热吗?如果经济是过热的,为什么你们的日子这么难过呢?而且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呢?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绝后的二元经济体制:不是完全萧条,也不是完全过热,是同时过热同时萧条。70%~80%的企业基本上是萧条的,剩下的20%~30%是过热的。与地方政府推动GDP有关的建设部门是过热的,比如高速公路、大桥。这个既热又冷的环境就是二元经济环境。而造成二元经环境的主因,对于过热的制造业而言,是由于产业链定位的错误;对于过热的部门而言,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而造成的。可是宏观调控下,一再提高利率,一再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会使得过冷的更多民营企业处境雪上加霜。我去年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是不信的,因为大家都认为是流动性过剩--我反对流动性过剩之说。我去年就说深圳房价飙涨是因为深圳的经济环境更糟糕了,预测深圳一定有企业大量倒闭。今年统计数据出来了,事实就是这样。是企业部门产业链定位的错误以及政府片面追求GDP造成的这种特殊的二元经济环境造成的,而不是流动性过剩问题。任何的宏观调控政策搞不好就只会使二元经济环境恶性化。因为一提高利率,就会使更多企业干不下去了,而拿起资金炒、楼炒股去。 就业难论文:“用工难”“就业难”问题解决工作总结 近年来,随着汉川市招商引资工作的深入开展,加上原有外来企业技改扩能和本地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全市企业用工需求增长较快,缺工高峰时期达2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工人的期望值与现实工作的巨大差距又导致了求职者“就业难”问题凸显。致使汉川市一度出现“有事无人做”和“有人无事做”的错位现象。为了有效缓解全市企业“用工难”与劳动者“就业难”的问题,汉川市劳动就业局大胆探索,采取积极措施,有效解决了劳动力市场“两难怪圈”的问题。 一是强化宣传,加大就业信息的力度,拓宽供需渠道。第一是利用网络报刊媒体用工信息。通过汉川电视台开设的《就业广场》栏目、广播电台用工信息专栏和汉川就业信息网等现代化网络媒体资源及时企业招聘信息。目前全市所有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信息都可通过市劳动力市场在第一时间全方位、广覆盖、多层次、“零收费“的,使城乡各类求职人员都能够方便、快捷地了解最新用工消息,使“要上班,到汉川”的用工品牌进一步叫响。第二是散发企业用工信息宣传单。今年以来共发放企业用工宣传单共6万多份,在十月中旬秋季招聘会期间,发放各类宣传单数万份。第三是利用“公告”宣传。为了满足企业的用工需要和各类求职人员的求职需求,及时将企业的招工信息制成招工信息宣传板,在固定的宣传橱窗和电子显示屏上,供求职者详细了解企业情况和招聘信息。 二是举办招聘会,实现企业和求职者岗位对接,积极满足用工双方的需求。通过开展“春风行动”,举办专场招聘会,着力缓解“招工难”和“就业难”。2月22日,汉川市举行大型用工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及时,有针对性的服务,共有120家企业提供了纺织、缝纫、营销、文员、会计、管理等15600个用工岗位,共有18000人进场,当场达成用工意向7800人,其中返乡农民工1500人,特困人员200人,下岗职工160人,大中专毕业生20xx人。今年十月中旬,汉川市就业局又举办了“20xx年汉川市就业援助行动暨秋季劳动用工招聘会”,共有51家企业单位参加,提供各类就业岗位达6000多个,现场达成用工意向的人数就有1050人。同时,不断加强与周边县市劳务协作关系,积极引进劳动力资源,今年汉川市就业局专程带领30家回归企业参加孝感、孝昌、云梦等地的招聘会,共招得员工300多名,进一步缓解了劳动市场“两难”问题。 三是增加投入,健全基层劳动就业服务网络,为用工双方提供服务平台。一方面,着力加强了基层公共就服务平台建设。近两年来,市政府投入资金120万元,按平均每年乡镇2.6万元的标准在全市27个乡镇和16个社区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达标建设活动,给每个乡镇、社区配备电脑与城区中心劳动力市场联网运行,工作人员全部从乡镇企业服务中心聘用。每年还组织乡镇(社区)劳动保障专干进行为期一周的劳动就业政策培训班。同时在全市641个行政村聘请劳动保障协理员,把公共就业服务延伸到基层,使各项就业政策和用工信息能便捷传递到农户手中,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建立了完备的城乡劳动力资源库。汉川市劳动就业局抓住全国开展农业普查和人口普查的机遇,与市统计局联合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入户调查统计,把全市21.5万农户按一村一档、一户一卡的要求建立了完备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库。还及时制定了村、乡、市三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报表》报送制度,分级分类往上报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实行了动态管理,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打下基础。 四是开展劳务输入,引进外地劳动力资源,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民营企业用工短缺的燃眉之急,市劳动就业局按照汉川市委、市政府确定的“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思路,外出开展劳务输入工作。他们在与贵州黔西、大方、织金三个县市建立劳务协作关系的基础上,去年又与巴东县达成了劳动力输入协作关系。巴东县作为汉川市对口支援劳务合作的对象,汉川市劳动保障部门千方百计做好移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他们还把企业用工需求信息及时向协作县市传递,通过协作单位组织劳动力来汉川市就业。目前孝感、云梦、应城周边县市劳动力在汉川市就业的有20xx多人;天门、仙桃、云梦、应城周边县市劳动力在汉川市就业的就有500多人;四川、重庆和贵州、河南等地约有1000多人在汉川市民营企业就业。为了满足企业用工需求,他们还和企业一道,一起赴外地招聘员工。对于输入到汉川市民营企业上班的外地人员始终坚持上岗前培训,及时掌握输入人员的工作和思想状况,加强对输入人员的跟踪管理。目前他们帮助各类企业从外地引进到汉川就业的有近5000人。 五是开展技能培训,培育“自我造血”功能,提高求职者的素质。为彻底解决“用工难”,汉川市始终坚持走培训之路,力争培训求真效 果求实。20xx年培训中心共培训各类人员2022人,其中电脑培训8期400人,马口培训点电脑培训4期270人。组织开展电焊培训班两期45人,缝纫技术培训63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7期731人,创业培训3期281人,企业新招工人培训一期16人,退伍战士培训一期83人,组织公路局转岗人员133人参加培训。以上各类培训班均按照上级培训要求或培训方案,做到了培训时间到位、培训内容到位、培训程序到位、培训台帐到位、培训经费到位,使我局培训工作形成了培训对象有来源、培训纪律有保证、培训项目有特色的局面,实现了即服务了社会又发展了自己的双赢结果。 汉川劳动就业局始终坚持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为重点,科学设置培训内容。针对对家乡的企业环境和投资项目不太明确的返乡创业人士,举办专门的创业技能培训。使返乡创业人士了解了本市的优惠政策,明确了创业项目。此外,根据回归企业的具体需要,对所招聘的人员进行有针对性地岗前培训,大大提高了企业员工的技能水平,满足了企业生产需要。(徐勋伟) 就业难论文:浅谈大学生“就业难”与对策 【摘 要】在现代社会中,大学生已经不再是“珍品”了,就业难成为一个困扰广大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难题。本文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和就业观念进行分析,试图寻找大学生这个就业群体在应对就业时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难 对策 一、 当前的就业形势。 据教育部统计从2001年开始我国的高校毕业生数字正在以成倍速度不断攀升,然而,与这相对应的却是连年不断下滑的就业率,这一增一减的两条线很好的说明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大学生的就业前景那个很是紧张。但是这样的紧张并不是因为“供大于求”而是因为大学生对企业的认识度不够,对其技能的掌握不足,对其自身的价值认识有错误,据统计,有百分之六十的企业认为,应届大学生有绝大多数的人不能够很好地将其所学的知识运用出来,而我国的大学生在知识运用和适应那个能力这几方面仅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这对我国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是一项很大的阻碍。因此,想要在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争取到一份理想的职位,我国大大学生就应该随时紧跟时代的脚步,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了解更快的前沿知识,来补充我们的不足,尽量的减少我们的劣势。 二、我国大学生就业能力低下、就业观念落后 第一,我国大学生的依赖性过强,创造能力不足。也许是我国传统观念的原因,家长总是把孩子护在手心里,尤其在近些年,每家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们就更是不肯将孩子放飞。在很多的人才市场,还经常看见求职学生的身后跟着父母,跟有甚者就连跟用人单位的对话都是由父母代劳的,这就养成了学生的依赖性,阻碍了大学生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在孩子们的翅膀上绑上了绳子。还有,在这样高发展的社会中。创新能力是很关键的,若是一些从事信息技术发展的相关工作,创新力就是至关重要的了,但因为我国自古就有一种很不好的习惯,总是喜欢呆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那样最安全,殊不知,如不出去走走见见世面,怎会认识到这世界变化的有多快,人生在世,我们就应该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这就需要我们有创新能力,我们要走出去,走到外面去才能开阔眼界,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二. 专业知识陈旧,适应能力弱。因为我国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在很多方面的科学和技术都较发达国家落后很多,且大学生在校期间把绝大多数的时间用于“享受”生活,没能真正掌握就业所必需的工作技能和技巧,这种种的原因导致了我国大学生知识的落后,而且,有很多的人不能很好的转换学校和职场之间的角色,在学校里以学生的角色生活,大事小情都有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可是在职场中我们却只能靠自己才可以争夺一席之地。在社会这个大职场中,我国大学生的适应能力相对国外稍逊一席,不能够很好的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不能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不能够勇敢的变现自己,在这样的社会中若不能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么我们将失去很多的机会。 第三. 急功近利,好高骛远。虽然现在的就业形势很是紧张,但是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还是存在着攀比的心理,总觉得在学校里不如自己的同学都找得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为什么自己就不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呢?这样的心理就造成了待业的现象出现,还有的同学觉得自己是干大事的人,不屑于从底层做起,总是梦想着进入大城市,大公司或者是国家公务员的铁饭碗,却不能现实的想一想这些工作各帝都的竞争力是多么的激烈。单单就是国家公务员的考试来说就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样,据统计2007年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就已经是五十分之一的比例了,也就是说五十人里只有一个人可以通过,这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国高考和研究生的招生比率。像这样的情况在我国毕业生中是经常出现的,所以,在毕业后我们都应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摆正自己的位子,放低自己的心态,给自己一个适应社会的时间。 三、大学生应对就业难的功略 (一) 学业才是基础。 职场如战场,要靠扎实的基本功和足够的知识占有量加上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技巧,而这些东西都来自大学里对知识学习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考评目前高校大学生的学习状况着实让人乐观不起来。上个世纪末的大学扩招,全国的高校的在 大学生大幅上升,但随之相应的教学条件和老师却没有与之匹配。加之,扩招带来的生源素质下降和减少大学课时量的教改使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科研部占有量剧减。扩招之 ,大学本科的课时量是3600学时,教改后的课时量为2400课时。知识量的剧减使得就业所需的基础变得极为不牢。另外,由于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的变革时期,社会处一个相对浮躁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开态对大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有很多的大学生不知道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在学校里经常能听见这样的话“干些什么呢?”,这就是绝大多数学生的心声。从高中到大学的经历是非常艰难地,高三的埋头苦读是每一位大学生值得怀念且不想再尝试的日子,经过了那段黑暗的六月,就进入了大学,也许是听别人说大学是很美好的原因,进人大学后,很少有人再想去过那种熬夜苦读的日子,脑袋里想的全是电脑游戏,恋爱,睡觉等等,等等,就是没有在想有关学习的事情。 但是,人的许多技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不断地学习中积累,逐渐形成的,学习是积累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形成能力的前提,只有能力才能出城一个人的成功。而现在的大学生出高校出来后不要说是专业技能,可能就来很简单的数理化都忘记了,这样又怎么能进入社会竞争呢? 从就业的角度来看,我们要针对职业来进行学业的培养,而这学业不仅是德智体美劳,还包括了学业特长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十年的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这大学毕业后能有一个和心意的工作,所以我们大学生不能在大学里 “前功尽弃”,输掉所有的努力。 (二) 确定一个合适的职业理想。 什么是职业理想呢?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自己喜欢的职业,其实不然,我们是应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理想,这要和我们的整体能力来衡量, 而不只只是对未来的工作种类,工作环境的向往和追求,还有是在我们个人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真正适合我们的职业理想。 有人说现实社会是很残酷的,大学毕业后能找到一份赚钱的工作就可以了,这话不假,在这样就业形势严峻的社会中,能找到一份可以填饱肚子的工作已经是不容易了,很少有人再去想什么就业理想了,而且,现实也理想往往是有矛盾的,很多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这职业,有的人索性就不就业,在家待业,等待着自己喜欢的职业的出现,有的人就随便找一份工作糊口等等,这些现象的出现原因就在于大学生没有正确的认识现实与职业理想的关系。在大学毕业后,有很多的人会处在一种叫做“职业探索期”的时期,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在大学时期好好的规划未来的职业,那么怎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第一. 我们要认真的考虑一下我们这正适合的职位是什么,不要高估自己,脱离现实。职业必须因人而异,以个人的能力为依据,超出客观的理想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大学生正确的认识自己,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 第二. 职场是一个很残酷的地方,这里没有太多的情意在里面,他与大学不同,我们要在职场中必须学会精明。 第三. 在职场中请不要有“宁缺毋滥”的想法。有很多的人觉得现在的职位不是自己事先想要的,就选择等待有适合自己的职位出现,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每个人都是一点一点想自己的理想值为靠近的,没有几个人能一下就上升到自己想要的职位,而我们可以在就业后主观地想自己的理想值为靠近,确定适合的理想职位一定要做好综合思考,不能盲目。 相信,大学生求职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校期间将我们的学业搞好,无论是德智体美劳,还是创新和胆量,只要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未来的天空一句是我们的,它依旧是在等待着我们,自诩我们自己插好那翅膀,就可以遨游。 就业难论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引发的大学生就业压力状况分析 摘要: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由就业难引发的高校大学生就业压力得到广泛重视,文章分析了当夸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探究大学生就业压力对大学生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关键词:就业难;就业压力;大学生 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逐渐成为突显的社会问题,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局势。这使得大学毕业生面临着不同来源的就业压力,就业压力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就业作为压力事件对当前我国大学生来说,是关乎其前途与命运的事件,造成其心理波动十分显著,很容易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1 大学生就业压力研究回顾 就业压力就是人们在就业情景中许多内、外变量与个人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心理紧张现象。林梅等人对大学生压力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就业压力源主要包括:学校名气不够,与其他高校相比没有竞争优势;毕业生多,就业岗位少;成绩不好,怕吃闭门羹;家在农村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相应的经济实力;父母对自己就业期望过高;所学专业不能对口;怀疑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等。周东斌等采用自编的就业压力量表,对425名四年级学生进行施测,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也发现了就业压力的六方面因素:竞争体验、生理情绪、变化体验、完美倾向、担忧体验、挫折体验。 总结有关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对压力源的研究上。总的来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源主要来自社会、家庭、个人、学校等几个方面。按照selye的观点,压力应该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性质,正性压力是一种愉快的满意的体验,可增强个体的心理警觉,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职业的发展,而我们要避免的是那些极端的令人心烦意乱的负性压力。可目前关于就业压力的研究关注的大多是压力的负面影响,很少考虑正性压力对大学生的影响。这样就造成大学生就业压力研究缺乏全面性,而且这些研究结果对于大学生的帮助是有限的,也会造成大学生面对压力的焦虑和恐惧心理。因此,文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以及由它引发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2 大学生就业压力影响 左春曼提出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主要表现在为努力学习择业自卑感、择业焦虑、怀疑心理、择业嫉妒、攀比心理、盲目从众心理、消极等待心理等。 在择业问题上,会有一些大学生在社会为其提供的就业机会面前顾虑重重,一旦有机会工作却又不能舍弃考研,缺乏主见,寄希望于学校、家庭,或静候学校和地方的安排,或依靠家长凭人脉四处奔波,依赖心理严重。对周围同学的嫉妒心理也是不可小视的一种压力源,一旦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同学找到较为满意的工作,可能引发心理恐惧、报复、挖苦、重伤等行为总是把自己的失败归于外因而把别人的成功归于外因,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将会造成很消极的影响。随着就业难的趋势逐渐加大,大学生求职择业时盲目从众,跟风考研、考公务员的现象屡见不鲜,一味的攀比使大学生越来越缺少正确设计生涯规划的能力。不难发现,目前大学生求职面很广,而对职业选择的自由性越大,择业心理压力便越重。毕业前夕过度焦虑的现象总不能避免,这种状况如不能在一定时间内化解,则会严重影响学生能力的发挥,给求职带来不必要的困难。 就业压力对于大学生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我国,陈旭主张学业压力包括两大范畴,一是内源性压力源,如个体对学习活动的目标、需要,个体对学业活动的认识评价甚至期望等等;二是外源性压力源,学习和学业活动中任何超过学生应对资源的刺激或事件,都可能成为学业压力源。就业压力作为一种外界压力源作用于大学生,使大学生产生一种内在学习动机并且渴望通过充实自己的知识、技能、能力来增加自己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能够对大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当这种积极极影响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缓解如今就业难的状况,为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女大学生是女性中的佼佼者,是社会发展不可多得的人力资源,倘若很好地利用这一资源,更能保障社会公平、减少歧视、激励女性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尽管就业压力作为大学生的首要压力在短时间内是不能消除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有效利用它。因此,大学生应该正视就业压力,使就业压力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 就业难论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引发的大学生就业压力状况分析 摘要: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由就业难引发的高校大学生就业压力得到广泛重视,文章分析了当夸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探究大学生就业压力对大学生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关键词:就业难;就业压力;大学生 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逐渐成为突显的社会问题,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局势。这使得大学毕业生面临着不同来源的就业压力,就业压力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就业作为压力事件对当前我国大学生来说,是关乎其前途与命运的事件,造成其心理波动十分显著,很容易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1 大学生就业压力研究回顾 就业压力就是人们在就业情景中许多内、外变量与个人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心理紧张现象。林梅等人对大学生压力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就业压力源主要包括:学校名气不够,与其他高校相比没有竞争优势;毕业生多,就业岗位少;成绩不好,怕吃闭门羹;家在农村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相应的经济实力;父母对自己就业期望过高;所学专业不能对口;怀疑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等。周东斌等采用自编的就业压力量表,对425名四年级学生进行施测,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也发现了就业压力的六方面因素:竞争体验、生理情绪、变化体验、完美倾向、担忧体验、挫折体验。 总结有关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对压力源的研究上。总的来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源主要来自社会、家庭、个人、学校等几个方面。按照selye的观点,压力应该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性质,正性压力是一种愉快的满意的体验,可增强个体的心理警觉,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职业的发展,而我们要避免的是那些极端的令人心烦意乱的负性压力。可目前关于就业压力的研究关注的大多是压力的负面影响,很少考虑正性压力对大学生的影响。这样就造成大学生就业压力研究缺乏全面性,而且这些研究结果对于大学生的帮助是有限的,也会造成大学生面对压力的焦虑和恐惧心理。因此,文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以及由它引发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2 大学生就业压力影响 左春曼提出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主要表现在为努力学习择业自卑感、择业焦虑、怀疑心理、择业嫉妒、攀比心理、盲目从众心理、消极等待心理等。 在择业问题上,会有一些大学生在社会为其提供的就业机会面前顾虑重重,一旦有机会工作却又不能舍弃考研,缺乏主见,寄希望于学校、家庭,或静候学校和地方的安排,或依靠家长凭人脉四处奔波,依赖心理严重。对周围同学的嫉妒心理也是不可小视的一种压力源,一旦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同学找到较为满意的工作,可能引发心理恐惧、报复、挖苦、重伤等行为总是把自己的失败归于外因而把别人的成功归于外因,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将会造成很消极的影响。随着就业难的趋势逐渐加大,大学生求职择业时盲目从众,跟风考研、考公务员的现象屡见不鲜,一味的攀比使大学生越来越缺少正确设计生涯规划的能力。不难发现,目前大学生求职面很广,而对职业选择的自由性越大,择业心理压力便越重。毕业前夕过度焦虑的现象总不能避免,这种状况如不能在一定时间内化解,则会严重影响学生能力的发挥,给求职带来不必要的困难。 就业压力对于大学生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我国,陈旭主张学业压力包括两大范畴,一是内源性压力源,如个体对学习活动的目标、需要,个体对学业活动的认识评价甚至期望等等;二是外源性压力源,学习和学业活动中任何超过学生应对资源的刺激或事件,都可能成为学业压力源。就业压力作为一种外界压力源作用于大学生,使大学生产生一种内在学习动机并且渴望通过充实自己的知识、技能、能力来增加自己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能够对大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当这种积极极影响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缓解如今就业难的状况,为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女大学生是女性中的佼佼者,是社会发展不可多得的人力资源,倘若很好地利用这一资源,更能保障社会公平、减少歧视、激励女性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尽管就业压力作为大学生的首要压力在短时间内是不能消除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有效利用它。因此,大学生应该正视就业压力,使就业压力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 就业难论文:解决就业难和繁荣电子商务市场的有效途径 随着信息技术在校园内的广泛应用,高校校园电子商务获得了快速开展,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经商已成为大学生追捧的一种新时尚。据中国互联网2008年1月8日的调查报告称,2007年中国网民规模达到1.82亿,网民消费总规模近4000亿人民币;预计2008年网民数量可达2.44亿,网民消费总规模将继续高速攀升,达到5815亿;网络接入、网络购物和网络游戏已成为中国网民最大的开支项目;大学生用户是最大的群体,约占两成。因此,正确分析和合理引导大学生网上经商行为,既是培养学生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的能力,又是繁荣电子商务市场、有效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途径。 一、大学生网上经商兴起的原因 大学生网上经商的兴起,既有网络经商的优势、经济利益的诱导、就业压力的增大等原因,也有国家政策支持等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 1.网上经商具有启动资金少、零库存等传统商铺所无法具备的优势 电子商务不需要经营者投入多少资金,只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和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就可以投入到这个领域中来。不需要象传统方式经营店铺那样去租赁和装修店铺;也不需要囤积大量的商品,经营者只需用价格低廉的摄像头作为摄像工具,将商品的照片上传到网站供购买者选购,然后再根据购买者的需求来灵活地从商品供应商那里进货。由于不需要存货,经营者就可随时更换商品或改行做其他的生意,大大降低了经营风险。 2.经济贫困和就业困难是促使大学生网上经商的主要原因 随着教育改革和观念的变化,高校贫困生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约有一半以上属于贫困生群体,他们多数来自偏远的农村山区,家庭经济十分拮据,面对每年高达上万元的学习生活费用,许多家庭无能为力。虽然国家和学校为贫困生勤工助学提供了较为宽松的上岗条件,但所获报酬远远不能满足日常支出的需要。许多学生就希望通过网上经商来摆脱贫困,自行解决生计,减轻父母的负担。像比尔·盖茨、戴尔等成功人士的经商案例对我国大学生较大影响,许多学生提早‘下海’,就是希望能象他们一样自己开创一片天地,通过经商这一途径提前锻炼自己接触社会、融入社会的能力,为今后求职做好准备。许多学生往往窘于囊中羞涩,没有启动资金,而网上经商则为他们提供了最低的门槛,成为学生族创业的首选。 3.创业政策的支持和经商环境的改善是大学生网上经商的直接动因 为了鼓励高校毕业生进行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从2008年起,国家对应届毕业生做小生意、办小企业,3年内免缴各种行政性和事业性收费,如果创办小型微利企业,还按照20%的比例减征所得税;对于钱不够的人员,国家可给予小额担保贷款或提供创业培训服务。如杭州计划从2008年至2010年建立200家大学生创业实训基地,实训大学生3万多人;上海专门为大学生创业设立了“天使基金”,对学生申报的创业计划进行评估后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支持资金;江苏设立了总额为4200万元的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专项资金,支持大学生创业;温州大学创办大学生创业园,对学生从事it信息服务、艺术设计和综合服务等创业项目提供支持,学生开店还可冲抵学分。 网络平台的进一步开放为学生网上经商提供了机遇。2008年6月,世界闻名的电子商务网站易趣(ebay)在中国宣布,对所有买家终身免收店铺费,也不再收取商品登录费、店铺使用费等传统项目的费用;淘宝也曾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将对网上店铺给予免费开放。据计算机世界报2008年第33期报道,易趣网上大约有5000人以易趣的网上交易为惟一的收入来源;美国依赖ebay直接或间接就业的人大约有43万。面对每年约有20%大学生未能就业的事实,有着丰富网络知识和熟悉电子商务信息的大学生,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既有利润空间、又有政策保障的难得就业机会——网上经商。 二、我国大学生网上经商现象的发展 1.高校为大学生网上经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在西方发达国家,电子商务早已涉足校园,并且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电子商务本身起步较晚,加之诸多因素的制约,如物流配送、信息化程度、消费观念等,使得各高校的校园电子商务一直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多数高校把校园电子商务作为教学所需的教学平台,或作为教育、鼓励学生的创业教育试验课题来搞,校园商务网在实际应用上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2004年‘易趣杯”首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和2005年“一拍杯”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的成功举办才引起高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学生网上经商便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在此过程中高校凭借自身优势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先进的网络交易平台、成熟的网络维护技术支持和广阔的商品交易市场,使得我国大学生网上经商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2.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 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成千上万大学生的加盟,将为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进一步发展锦上添花。一是大学生群体容易相互影响,一个“网商”可能制造多个“买者”。无庸置疑,“网商”自己首先就是网上消费者;同时,以寝室为单位、宿舍为群体的“集群效应”,大大扩大了网络的影响力,使更多的大学生成为网上消费者。二是大学生“网商”能带动传统消费群体。每个大学生都是家庭中的“太阳”,对家庭的购买决策有很强的影响力。如果家里的孩子成了“网商”,其他家庭成员也非常有可能参与其中,从而使这些传统的消费群体从旁观到卷人,逐渐改变对电子商务的看法。大学生“网商”其实充当了电子商务免费宣传员的角色,这种影响力是深远的。三是推动电子商务服务商的发展和获利。“卖水者”永远是赢家,无论网土经商的竞争有多激烈,网上信用问题有多严重,为大学生“网商”提供摊位的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获得了客户,他们精心培育了网上市场,一旦时机成熟,地盘稳固,就可以收“摊位费”了,即使不收摊位费,也可以通过交易佣金、广告费等其他方式获得收入。因此,大学生“网商”将是推动我国电子商务服务商的发展和获利的重要力量。 三、正确看待大学生网上经商行为 大学生在求学期间经商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就曾为大学生经商的利弊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但不论讨论的结果怎样,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到经商者的行列中去,他们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学业、事业获得“双丰收”,有的则“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单纯地从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样简单的认定来讨论大学生网上经商这一社会现象,因为大学生经商已经不是简单的利弊问题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认为,大学生从事商业活动无可厚非,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大,适当从事商业活动能够较早融入社会,在实践中学到更多的经验。事实上,网上创业需要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每一次进货,是商务谈判的一种实践;商品推介与描述,是市场营销学的实践;进出账,是基本财务管理的实践;发货与售后服务,是人际交往与客户管理的实践。网上经商使大学生提高了技能,锻炼了综合能力,为就业增加了筹码。因此,对大学生经商是利是弊方面的争论已没有意义,而是要对这种已然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科学分析,提出一些积极的引导方法,对大学生商业经营活动进行必要的培训指导,帮助他们树立经商风险意识,掌握比较完备的经商技巧,提高避险能力,让他们在经商打拼的道路上一路走好。 不可否认,大学生网上经商创业行为对高校传统的学生评价体系带来了冲击,刻苦读书的学生可能不受欢迎,从而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拜金主义的甚行。但也不可否认,随着电子商务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传统企事业单位对相关人才的需求必然上升,引导大学生通过电子商务实践活动,成为企事业单位需要的电子商务人才,比单纯鼓励大学生在网上自主创业,更有现实意义,也更能从根本上发挥电子商务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真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就业难论文:大学生“就业难”原因窥探及应对之策 【摘要】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全国“两会”上的热点话题。在教育成本激增的今天,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教育和经济两个重要国民领域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来提出应对之策。 【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难 原因 对策 1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 大学生就业问题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渐露端倪,近几年成为突显的社会问题,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局势。从2003年至2008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每年增加量超50万,而每年毕业大学生一次就业率在70%左右,未就业人数逐年增加,从2006年开始,未就业人数已经超过100万。据统计,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610万,就业形势紧张的现状似乎已很难避免。尤其是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的就业可能就是难上加难了。 目前,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普遍遇到三难,即落实用人单位难、专业对口难、正式上岗难。最近几年对外公布的初次就业率一直维持在70-75%之间。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影响到高校稳定、社会和谐和人力资源作用的充分发挥等,而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的更多关注。 2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整个社会就业问题的缩影,很多国家都存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但是中国目前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为了尽量满足更多人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势必会造成大学生人数增加,导致就业问题日益严峻。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创造不了如此多的就业机会,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大学毕业生需求。 2.1 大学生就业遇上严峻的“大环境” 从社会“大环境”来看,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结构性矛盾影响就业状况。导致就业难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所导致的区域结构性矛盾。[1]大学生就业难处于“两难”境遇:一边是毕业生想去的地区和单位不要毕业生或毕业生素质达不到用人单位要求,另一边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边远地区、贫困山区及乡镇长期招收不到应届大学毕业生。二是国家就业制度和相关政策法规不很完善。用人指标、户口、档案等问题,导致一些大学生放弃既有机会,用人单位招不到人。三是就业竞争激烈,市场达超饱和。大学生毕业人数的不断增加,然因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岗位数绝对减少,大学培养的学生不适应市场的需要等,使他们在求职择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2.2 大学生就业面临困惑的“小环境” 从“小环境”看,一方面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调整滞后于社会发展,没有能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主动调整,往往依据自身师资条件等,专业设置盲目性,专业趋同现象严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同时课程设置不合理,课程内容陈旧。对于实用性强的技术岗位招聘,很多单位在通过与学生面试中反映,高校部分专业课程设置无法与单位实际需求相适应。再次,很多高校连续扩招后,教师工作量加大,整天忙于应付事务性的工作,没有时间补充新知识,缺乏职业生涯指导的专业研究。[2]另一方面,目前,很多用人单位在人才引进方面盲目提高用人标准,条件要求也愈加苛刻,文凭已经不再是走向理想职业的唯一“通行证”,除了崇尚高学历,要求毕业生具有好的专业知识技能外,还要求其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较强的工作能力、动手能力、创新精神,多数应届毕业生往往不能够完全符合用人单位的需求,为许多用人单位所“嫌弃”,不少招聘单位的广告明确地写明“只限男性”或“男士优先”,性别上存在歧视。再者,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很多都是“80后”的独生子女,而社会对“80后”这一代评价褒贬不一,用人单位认为“80后”大学生员工普遍存在着散漫、忠诚度低、责任心弱等缺点,使用人单位招聘时有所顾忌。 2.3 大学生毕业生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 大学生毕业生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就业观念陈旧,期望值过高。一方面,追求安逸舒适的工作环境,不愿去老少边穷地区、基层单位、中西部地区等等;另一方面,过分看中单位的医疗、养老保障制度等,只把目标锁定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外企上。择业期望值普遍偏高,不肯放下架子,缺乏脚踏实地从基层开始干起的精神。二是自身素质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大学生的自身素质与社会需求的差距较大,部分毕业生“心比天高”,过高估计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但综合能力又满足不了用人单位的要求。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明确表示不要应届毕业生,他们认为应届毕业生动手能力差,缺乏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实践能力、创新精神较差,缺乏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有些学生在为人处事方面还存在种种缺陷[3]。三是缺乏创业意识。传统的就业择业观制约了大学生成功就业,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等”、“靠”、“要”等思想,缺乏创业精神和自主创业意识。在面对当今市场巨大的创业平台,高校毕业生宁愿成为现有就业市场廉价的替代者与竞争者,也不愿意实现对自我的突破,不愿意走上创业之路。 3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对策 3.1 多管齐下,优化大学生的就业“大环境”和“小环境” 政府及社会应对大学生择业就业难应有所作为。第一,政府要通过努力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建立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水平,增强吸纳能力,使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社会的人才使用衔接好。第二,应扩大毕业生入伍、研究生招生比例,这既有利于提高军队素质,也为社会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为未来国家竞争力储备力量。第三,鼓励经济相对优越的毕业生到发达国家深造学习,学成归国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第四,鼓励各类中小企业、民营企事业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要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和相应服务。第五,对企业跨地区聘用的高校毕业生,省会以下城市要认真落实有关政策,取消落户限制。第六,完善有关人才及劳动法规,使用人单位、高校、大学毕业生都在能人力资本交易中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用人单位要放低门槛,寻求真正可用之才。有部分企事业单位在目前毕业生数量庞大的情况下,把录用人才的门槛抬得过高,本来是本科生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却要聘用硕士生,甚至博士生。用人标准虚高,使得相当一部分人难找到工作,造成人才资源浪费。因此,要动员用人单位改变用人观念,多注重高校毕业生的整体素质,而不要一味地追求高学历。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民企、私企单位,为规避缴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责任,不与就业者签订劳动合同,侵犯了就业者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自己公共形象,进而造成大学生不愿意到这些单位就业,人为地促成了“就业难”。 高等院校需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就业指导体系。一方面,高校应根据整个经济环境来预测未来的人才需求状况,合理调整专业结构,确定招生的专业和规模。在课堂教学方面,高校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把从片面注重专业知识教育转移到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素质和综合能力的轨道上来,加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另一方面,高校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就业指导工作,提高就业指导工作水平。从学生入学时起,高校就应在不同阶段对学生进行相应职业课程的指导,逐步进行职业规划,并在大三、大四加大指导力度。 家庭要承担起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责任。首先,随时关注孩子的成长变化,注意培养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知道自己孩子的不足,并能及时给予指导,使孩子少走弯路,更快成长。其次,督促孩子毕业后尽快成功就业。再次,不要强求学生绝对专业对口就业。常言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学生喜欢,只要学生肯努力,不管在哪个行业、哪个岗位,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最后,家长要转变就业观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才的流动越来越普遍,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整个社会充满了竞争,现在没有一包到底的“铁饭碗”,单位都实行合同制。毕业生要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 3.2 努力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力 大学毕业生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降低期望值。一方面,大学生不能总是盯着“热门”职业。随着社会的变迁,旧的行业在不断消失,新的行业也不断产生。过去被人视为“低贱”的工作,反而更能锻炼人的本领,发挥个人的潜力。另一方面,树立多元化就业观,不能等到毕业时才决定是考研、出国还是工作。有的学生只是在找不到工作后才想到去考研,或是考研失败后转而去找工作,这些都是漫无目标的行为。只有早做准备,在大学期间才能形成一个明确的择业目标,才能够在毕业时不会感到迷茫。要强化机遇意识,牢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大学生在校期间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提升就业竞争力。提高大学生就业成功的根本是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做人”的素质。有些大学生意识落后,只重视对学校所安排课程的学习,不注重对自己综合素质的提高,造成毕业时就业核心力低,不能达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要求。大学生应成为“t”型人才,“竖”代表专业基础知识,而“横”则要求大学生通览各方面的知识。 大学毕业生强化创业意识。大学生应努力培养创业意识,在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以创业带动就业,对改善目前就业难的局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学毕业生创业不仅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减轻就业压力,而且有利于大学生全面发展。随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高峰期,大学生创业不但可以改善毕业生自己的就业问题,同时可以为社会上其他的待就业人员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达到创业带动就业的理想境界。然而创业带动就业需要来自社会、高校、学生个人几方面的努力才能完成。社会应该给毕业生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有效的法律法规保障制度;高校应该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学生个人应该具有勇于拼搏、大胆创新的精神。 就业难论文: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摘 要】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已有十余年,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电子商务由初期零星局部借助于互联网开展的商务活动逐步向纵深化迈入,呈现出明显的普及化趋势,然而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同时,却意外的出现了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就业难的现象,本文拟对高校电子商务学生就业难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电子商务 人才培养 就业率 一、引言 2008年的中国网络购物市场发展非常迅速,交易规模突破千亿大关,达1281.8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82.5%,人均网购金额超1600元,比上一年增加582元。网络购物已经广泛渗透至网络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电子商务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一波一波崛起。电子商务人才的社会需求表现为数量的扩大化、层次的丰富化和节奏的紧迫化。目前我国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远远满足不了这种需要,电子商务专业就业前景十分广阔,然而市场上却出现了大量电子商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据新华社报道,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就业率仅为20%,这不得不引人深思: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该何去何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该如何去解决? 二、电子商务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1.电子商务培养模式多样化 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同时,一些高校开始开办电子商务专业。早期开办电子商务专业主要有三类方向:第一类是外贸方向,主要注重国际电子商务的教育和人才的培养。这一方向对学生的英语要求很高,一般主要在外贸领域就业。第二类是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技术方向,培养的是偏技术的电子商务人才。第三类是以经济管理为基础的管理方向,培养的是偏管理的电子商务人才。目前,第一类较少,大部分是偏技术或偏管理的培养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相当多的企业不知道招电子商务的学生究竟能做什么,因为培养模式的差异导致了结果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干脆直接招收了外贸类专业、管理类专业、技术类专业毕业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做电子商务。 2.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方案贪大求全 电子商务是一个综合类专业,其竞争优势就在于学生的综合性能力。而在实际的教学中要做到培养综合类人才很困难,许多的学校给电子商务开设了大量的课程。一种比较典型的情况是:专业课程当中,一半为商务管理类课程,一般为商务技术类课程。这种课程体系的设计,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合理,而在实际中就是因为培养过程中没有重点,贪大求全,导致了电子商务的毕业生在社会上没有什么竞争力。因此电子商务本专科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不太受欢迎,就业率一直偏低。 3.高校电子商务教育严重落后于实际,教学资源跟不上实际需要 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实际发展非常迅速,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而高校的电子商务教育严重落后于实际。高校从事电子商务教学一方面缺乏大量具有电子商务实践经验的教师,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实验设备和实习、实训基地,导致理论知识和应用脱节,教出来的学生眼高手低,与电子商务人才需求严重脱节。 4.企业对电子商务人才的要求和高校对电子商务人才的定位错位 目前中国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主要有两类:少数比较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和绝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企业对电子商务人才的素质、对高校电子商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电子商务毕业生专业知识和技能必须是全面的、精通的,安置在哪一个节点都能发挥最大效用的,可是即使高校依据企业需求进行定位培养出合格的电子商务人才了,企业却又不敢用了,因为企业虽然很清楚岗位定的愈细、分工愈明确,带来的效益就会愈高,可是每个岗位只是发挥了这些高素质人才的很小一部分潜能,这是极大的资源浪费。 三、解决电子商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难的有效对策探讨 1.准确专业定位,明确培养目标 电子商务的成功运作需要各层次的人才,因此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分层次的,根据市场的需求,电子商务人才层次可分为应用层、策划层和管理层。如果把电子商务三个层次的人才按金字塔结构排列,管理层是塔尖,策划层是塔身,应用层是塔基,高职院校培养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应该是塔基的应用层。这一层次的人才是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力量,对这一层次人才的培养是不容忽视,高职院校应根据市场需求,结合本校实际,在全面讲述电子商务相关知识的同时,把电子商务专业培养目标细化为不同的方向,而不应该是一直以来所提倡的培养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博而全”的电子商务专业通才。 2.合理设置专业课程体系 电子商务是一门交叉学科的综合性专业,根据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在理论课程的设置上要强调理论知识体系的宽度和广度,涉及面要覆盖所有“电子商务化岗位”,但不要求理论知识体系的深度和精度,只需能够满足实际需求,以“够用”为原则。在实践课程的设置上要以“小方向,重特色”为原则,把专业培养目标细化为网站建设、网络营销、网上贸易和物流管理等互为依托、前后衔接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生态链。电子商务实务的完成并非依赖一己之力,而是强调多方协作,因此,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当中也应始终贯彻这一思想,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应当能够满足电子商务专业高职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的需求,根据电子商务专业高职学生的个体差异,帮助他们找准自己在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生态链中的位置。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组织实施教学活动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教学目标的实现,高职院校师资力量建设大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多渠道引进掌握电子商务新技能、拥有电子商务新思想、关注并能准确判断电子商务发展新动向的高新技术人才。 (2)聘请行家到校任教。社会上不乏电子商务行业领军人物和电子商务业界践行代表,高职院校可以聘请他们到校任教或作为实践课指导老师,在电子商务专业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建设中,他们意见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3)安排教师进修和交流。很多的组织和机构经常会举办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或相关的培训和交流活动,高职院校应积极选派骨干教师参与,在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中,吸取先进经验、捕获有效信息,完善和修正本校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中的短处和不足。 4.完善实训设施,抓实实训教学 (1)引进或自主开发电子商务模拟实验平台。目前市场上有部分比较成熟的、高仿真的电子商务模拟实验平台(比如德意数码、浙大科技等开发商推出的电子商务模拟实验系统),可以帮助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对电子商务的认识、提高电子商务的实训技能,高校可以通过对其考察评估后出资引进,有实力的高校也可以结合实际需求选择自主研发。 (2)带领学生参与具体项目设计,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把教学任务分解成单个项目,由教师指导,带领学生学习团队或小组,进行“项目驱动式”或“体验式”教学。比如,在网络贸易教学中,可以把学生分解成网络营销组、贸易洽谈组、商品采购组、单证处理组、财务处理组、物流组、售后服务组,针对一笔订单,各小组各司其职,共同完成这笔业务,获得下一笔订单时各小组成员轮岗,采用这样的教学模式,学生既熟悉了这一教学环节的电子商务业务流程,又掌握了实践技能,教学效果非常好。 (3)与企业合作,建立电子商务实训基地或实训实验室,实现“工学结合”和“商学结合”。选择优秀的电子商务企业进行校企合作,共同建立实训教学项目,高职院校师生均可获益,比如淘宝公司推出的“淘宝创业实训基地”项目,高职院校只需很小的投入就可以建立起电子商务专业实验室,而且淘宝公司免费提供规范实用的师资培训、教学大纲、授课计划和网络实训平台等资源,优秀学生还可以获得淘宝网实习、就业的机会。 (4)充分利用互联网络免费资源,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商务流程。互联网络蕴含丰富的学习资源,而且成本极低甚至接近0成本,充分合理引导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利用这些资源也可以帮助他们掌握和提高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技能。比如淘宝网、拍拍网等还有其他的一些论坛和虚拟社区,不仅能作为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实训学习的平台,还可以作为他们自主创业的平台。 四、结束语 电子商务作为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以技术创新推动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改造传统业务流程,促进生产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成为商务模式主导的趋势锐不可当,市场对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高职院校作为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应当认真分析电子商务人才市场需求特征,结合高校自身专业特点,整合优势资源,借鉴先进经验,形成本校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特色,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培养出适应电子商务行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076万人,规模首次突破千万,比上年增加167万人,且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就业形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指出“辅导员要为学生提供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以及相关服务,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引导学生到基层、到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因此,探讨高校辅导员如何提升大学生就业工作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辅导员在宣传国家就业政策、了解学生就业心理、引导学生积极就业、指导学生就业选择和解决学生就业困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教育部办公厅于2020年5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挥高校辅导员作用助力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是高校辅导员的重要职责之一,特别是毕业班辅导员要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高校辅导员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的宣传者、指导者和服务者,应立足育人根基、把握就业新业态、结合学生需求,通过整合就业资源力量、探索以赛促就业新模式和创新就业指导新理念的方式提升就业工作质量。 一、立足育人根基,整合就业资源力量 高校要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这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共同使命。高校就业工作质量是高校育人成效的有力体现,也是高校人才培养成果的有力证明,毕业生的就业工作质量是高校辅导员育人成效的有力体现,也是学院人才培养成果的有力证明。高校辅导员应立足育人根基,整合就业资源力量,在宣传、指导和服务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过程中推动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高校辅导员要创新政策宣传方式和就业工作组织方式,充分熟悉各部门针对高校大学生就业推出的各类有效信息资源。例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是由教育部主管、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运营的服务于高校毕业生及用人单位的公共就业综合性服务平台。教育部针对促进高校应届生毕业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造了“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国际组织实习任职信息平台”“新疆籍毕业生就业创业信息平台”“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平台”“宏志助航”“学职平台”等就业平台,高校辅导员要充分了解并及时将政策和信息有针对性地传达给学生。此外,共青团中央于2021年年底启动了“促进大学生就业行动”,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学生就业帮扶计划、大学生乡村创业帮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和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五个专项计划,重点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帮扶、提升大学生社会化能力。共青团中央于2022年年底发起的“青年互助有‘位’来主题公益实践活动”,以网络化手段服务广大共青团员,是助力解决毕业生求职就业问题的重要举措。高校辅导员要树立“大资源观”,探索整合就业资源的新模式,全面构建以学生为核心的就业帮扶合力,使学院形成的育人合力引领就业合力,形成全员抓就业、促就业、稳就业的工作格局。高校辅导员应充分联合学校学生管理部门、教务部门、校友工作部门和学校团委等形成“就业合力”,充分发挥各部门在就业方面的能量。学生管理部门能及时掌握不同阶段学生的就业心理特点,安排不同阶段的就业形势和政策讲解,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氛围,激发学生就业动力。教务部门开设了“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创业指导”等通识课程,聘请职业生涯规划行业专家、就业创业指导专家和就业创业实践者等为学生讲授职业生涯相关知识与具体实践,增强就业创业科学理论依据。高校辅导员可以与校友工作部门形成就业专项联动,充分发挥好校友资源对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作用;同时辅导员可以构建学院层面的校友招聘信息共享平台,通过高校辅导员推荐和校友推荐等渠道,鼓励学生在专业相关领域进行实习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工作能力,增强学生就业自信。高校辅导员还可以联动共青团力量,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构建左右沟通、上下联动、密切配合的就业帮扶协作机制;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将帮扶举措落到实处,把帮扶工作做细做深做实。学院层面,高校辅导员可以推动构建学院就业创业工作服务中心,由学院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和学院就业创业工作服务小组组成,形成学院就业创业合力,构建“院长-教学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就业工作辅导员-班主任-学生导师-班级就业信息专员”的多方协同机制,发挥育人合力引领就业合力的重要作用。 二、把握就业新业态,探索以赛促就业新模式 如何促进高校应届毕业生稳定就业、尽早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是就业工作的核心内容,要充分发挥培养单位与用人单位有机联动的作用。高校辅导员要充分认识到中小微企业等市场化岗位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并充分参与到开拓市场化就业渠道的实践中。2022年,各高校加大组织开展“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和“万企进校园计划”,举办了“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中小企业百日招聘”等一系列活动,这加强了产学方面交流的深入合作与交流,为高校开拓市场化就业渠道开辟新模式。在高校积极拓展市场化就业新渠道的同时,学院层面也在开展“院长书记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和“学院企业携手促就业”等项目。针对各培养单位不同的专业培养目标,学院要对接不同类型的用人单位,应进一步鼓励高校辅导员深入参与到相关专项工作中,促进辅导员把握最前沿的市场用人需求,不断完善学生培养模式与教学培养目标,充分指导学生将专业学习与就业实践相结合,充分实现将专业培养与国家需要相结合。高校辅导员应进一步落实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充分发挥以赛促就业的作用,全力为培养单位和用人单位搭建好专业竞赛与学生就业深度交流平台。积极开展与专业相关的竞赛,鼓励学生将理论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引入更多专业相关领域的企业或单位开展赛前培训与指导、专业评审、现场签约实习等,既培养了学生的专业核心素养,又为学生就业前置提供新的渠道。保持与用人单位长期稳定的合作,定期与用人单位沟通和调研,建立长效机制。此外,在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方面,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高校也搭建了多元创业指导平台,这些能进一步实现创新支持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发展,不断拓宽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空间。高校辅导员应进一步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类竞赛,做好资源对接和保障工作,例如“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和“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对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具有示范和倍增效应。通过多所高校的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发现:更多学生愿意在境内深造;受到多因素的影响,部分高校毕业生中产生了灵活就业等就业新业态。高校辅导员应做好充分调研,深入了解专业相关的新业态现状,还要精准把握学生培养和企业单位用人需求之间的矛盾,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情况。高校辅导员还应创新就业信息资源组织形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手机信息和传统信息宣传等方式,及时且有针对性地做好就业信息传达等工作,例如:做好公费师范生就业岗位选择与中小学教师岗位需求的有效衔接。此外,高校辅导员要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例如邀请企业相关招聘人员为学生开展就业培训、虚拟面试、简历指导等内容,开展了解不同行业基本情况的就业讲座等等。 三、结合学生需求,创新就业指导新理念 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结合劳动力市场和科技变革与产业变革的需要,将经济和社会因素融入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重要内容中,如何着力完善人才培养质量与就业市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契合的教育结构和体系是高校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内容。要强化学院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强化促就业顶层设计,转变就业教育思路。高校辅导员不仅要关注毕业生的就业引导和指导工作,也要关注到高校人才培养理念的转变,进而不断培养学生树立自主择业观、竞争就业观、职业平等观和多种方式就业观。 第一,激发学生就业热情,培养学生树立自主择业观。高校辅导员除了为毕业生详细分析就业形势的严峻性,更要通过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就业热情,鼓励毕业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设立“就业榜样”等荣誉,在学院营造争先就业、尽早就业的浓厚氛围。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就业的观念和就业信心,高校就业创业服务部门和学校学院学生工作部门可以运用多样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就业期待和就业热情,邀请不同领域的知名校友成立“知名校友讲师团”,邀请就业五年内的校友成立“就业朋辈小导师团”,通过真实生动的就业创业实例来帮助应届毕业生在专业领域充分发挥自主择业能动性。 第二,提高就业核心素养,培养学生树立竞争就业观。就业核心素养包含个人基本素养和专业核心素养,良好的个人基本素养包括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良好的专业核心素养包括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要培养学生树立竞争就业观,帮助学生认清楚当下的就业市场需求和现状,高校就业创业部门和高校就业辅导员应不断提升学生拥有适应劳动力市场和科技变革与产业变革需要的综合就业能力,在高校大学生个人基本素养和专业核心素养方面进行重点培养,让学生在就业中增强竞争优势,不断提高就业质量。 第三,精准开展就业帮扶,培养学生树立职业平等观。目前,一些不良就业新业态的出现也容易误导高校大学生形成不良价值观,高校辅导员应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开展思想教育引导和就业指导相结合的活动,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积极和理性的就业价值观,培养学生树立职业平等观,在不同职业中实现相同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学校应建立健全就业帮扶机制,对特殊困难的群体,例如脱贫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毕业生等开展精准帮扶。高校辅导员应积极落实政策,协同多部门实施针对低收入家庭毕业生、少数民族、残疾等重点群体毕业生的就业帮扶行动,开展重点群体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培训,增强困难群体就业竞争力。还应更多关注学生产生就业困难的具体因素,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明确就业目标和建立就业信心。高校辅导员应建立低收入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台账,进行定期追踪与反馈,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要求重点帮扶,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关注学生就业进度和心理状态波动,建立系统性、专业性和长期性的就业帮扶机制。 第四,提供专业信息指导,培养学生树立多种方式就业观。高校辅导员应为毕业生提供专业信息指导,培养学生树立多种方式就业观,引导学生开拓就业思维,掌握人生方向。多所高校的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发现:非一线城市、基层就业成了毕业生的新选择。基层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就业空间广阔,且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扎根基层、服务基层成为高校应届毕业生的一种就业选择。“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特岗教师”和“大学生村官”等政策也进一步为毕业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就拓宽基层就业空间等作出部署。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扎实做好中央基层项目招录工作,拓宽乡村基层就业空间,强化服务保障支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此外,鼓励大学生应征入伍和应聘科研助理等岗位,引导应届毕业生客观看待当前的就业形势、社会需求和个人条件,从实际出发选择工作岗位,在不同领域实现人生价值。 作者:丁梦娇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大学生就业形势探讨: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研究 【摘要】大学生是具有较高素质和文化的社会群体,是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宝贵资源。随着高校毕业生的逐年增多,在当前国内总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背景之下,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针对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群体不断增加而就业率偏低的现实问题,分析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和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新途径和新思路,高校应大力加强就业指导工作,推动大学生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全新就业观,从而促进大学生就业率的提高。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 就业形势 对策 1 绪论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重要课题,是关系到政府、社会、高等教育和毕业生本人四方面的一个系统工程。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随着毕业生的逐年增多,大学生就业形势呈现出不容乐观的态势。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大学毕业生总数大幅度增加,就业率相对偏低,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问题。 目前,由于供需差别大、应届生就业不吃香,热门专业人才过剩,薪酬逐年降低,假招聘铺天盖地,再加上大学生普遍缺乏工作经验,怕吃苦,爱面子,导致大学生就业难。这一问题是关系到广大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的政治稳定、关系到千家万户根本利益的大事。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好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这会使大学生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受挫,从而影响大学生对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本文主要从微观的角度对大学生就业进行分析,深刻剖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所在,分析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和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新途径和新思路,从中探求破解对策,希望能对大学生就业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2 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 2.1 毕业人数剧增 从1999年的高校扩招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毕业生人数持续攀高,每年以60~70万的总量增加。毕业生数量呈跳跃式增长,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则比较缓慢或是与往年持平。据教育部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至2005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是107万、115万、145万、212万、280万、338万,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突破400万大关,达到413万,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更是高达495万,比2006年增加82万,增幅达19.9 。相对于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大学生就业率却出现了下降。在 3.3 高校专业设置适应不了市场需求 很多大学生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技能缺乏,这就与高校专业设置不适应市场需求有很大的关系,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暴露出大学生自身所学与实际工作相差太远,专业不对口的现象大为严重。连年的扩招使得学校在师资、校舍、实验设备等方面都出现了紧缺,各高校也为了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而不断地设置了一些新的热门专业,但仓促的设置不利于专业发展,从而使大学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供需矛盾结构突出。 4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分析 大学生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如今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就业率连年下降,人力资源过剩,用人职位日渐饱和,对我们来讲是相当不利的。如何正确面对当前的就业形势,充分做好思想准备,让自己在职场竞争中占有有利地位。 首先,大学生要掌握好所学的基础知识。这是最基础的一点,是以后就业的铺路石,敲门砖。大学里一些看似无用的课程,在以后实际社会生活中应该十分有用,因为这些类似于哲学、社会学类的课程都是让我们学会怎样为人处事。此外,如果连大学四年所学的基础知识都没掌握好,那么如何去学习以此为基础的新知识?因此,把握好四年大学生活,认真学好基础课程,是大学生就业的必要前提。 其次,要有擅长的专业技能。以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为例,由于计算机应用在将来应该会是人人都能熟练掌握的,必须要有相应的软、硬件开发能力来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大学生应该通过刻苦的学习,努力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要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只有所学的技能多于其他人,就业几率才会上升。 第三,要善于为人处事。大学里很重要的一课时学会做人,学会为人处事,即如何社会交际。这一点虽然不能从表面上看出来,但会对以后的工作生活起到深远的影响。 第四,先就业很择业。首先是要找一份能够让自己生存的工作,而不是一开始就我到一份事业,只有降低自己的期望值,采取务实的态度去择业,才能让自己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找到立足之地。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到企业或用人单位进行见习、实习或是做兼职,一方面可以发挥自身专业特长,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另一方面也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树立自主创业的择业观,具备敢于创业的信心。 5 总结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关系到政府、社会、高校、毕业生本人四方面的一个系统工程,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出现,政府、高校、用人单位以及毕业生本人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责任。 对于每一位毕业和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而言,严峻的就业形势是人生的又一次挑战。针对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群体不断增加而就业率偏低的现实问题,大学生要树立自信,不要盲目攀比学历,注意实际能力的提升,同时,立志从小事、平凡事做起,遵循成才规律,先就业,再择业,此外,转变就业观念,要适应市场需求,树立良好的就业择业心态,要克服不良的就业心理。 大学生就业形势探讨:剖析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与策略 【摘要】金融危机风靡全球,各国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 因此,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各国面临和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分析引起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措施,使大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形势;策略 人才交流市场人头攒动,09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一再创造新纪录,北大学子卖猪肉,这些现象都和社科院就业报告的数字互相阐释,共同指向一个话题——大学生就业是越来越难了。 这几年人们普遍感到找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即使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或者海外留学归来,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也并非易事。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是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三碰头”,使本来就存在的就业困难更加突出。 二是企业改制减少用工、采用高新技术等原因,对劳动力的需求呈下降趋势。 三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民进城的门槛不断降低,进城农民工日益增多,从而给城镇就业进一步增加了压力。 四是近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正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我省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五是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一些学校由于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而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人才培养没有与社会发展需求很好的结合,一定程度上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 各级政府正在积极落实国务院指示,努力寻找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出路问题。为了更好地应对和化解当前就业难的形式,有必要形成以下共识: 1 要转变社会观念 现在中国普遍关心的大学生就业难早已是全球性问题。当然,相应的对策不是减少教育,而是通过公共政策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我们不能因为大学生一时的就业难,就否认当时大学扩招的必要性,因为现在世界大学教育都在普及。读书越多虽然不一定代表能力越高,但至少给了你提高能力的必要基础。扩招是我们这个民族一次高等知识和能力的转型,这个转型将是深远的。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强学习掌握技能是正确的。社会要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的风气。所以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能以为就业难就减少对人才的培养,只有培养有知识的人才,才能够更快的改变现状,较快经济发张,促进企业调整,把祖国国力提升上去。 2 个人要调整好心态 由于“精英情结”的淡化速度没有赶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速度,使人们的就业方向变得狭隘,而择业的自主性和多样化也就会大受限制。故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自己,理性的选择就业。转变自己的一些观念: 2.1 大学生普遍薪资期望过高,使的一些企业和单位不敢大规模的招人,而且培育新人也将会浪费不少资源,从而抑制了企业对大学生等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大学生的薪资期望不能过高,毕竟大学生没有实践经验,应当从基层做起,积累经验。再慢慢发展,提高自己的薪资值。 2.2 局部行业和局部地区人才过剩,从行业来看,大家都希望到一些国家机关、科研单位和三资企业中去,而不愿意到民营企业、小型的企业就业。从地域来看,大部分大学生都愿意到大城市就业如北京、上海、深圳等,而不愿到西部等边远地区、基层发展,使的东西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故我们应该鼓励大学生到中、小城市发展,把学到的只是用到需要的地方去。从而即解决城镇等一些中小城市缺少人才的问题,又可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 2.3 “一次就业,一生职业”的观念仍然存在,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理想的职业固然重要,但在没有更好选择的前提下,暂时屈就也是权宜之计。大学生应该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就业观,积极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同时,大学生目前最重要做的是面对现实,既然现实不能骤变,我们最好的选择是先融入现实,再试图改变。再说,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3 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大促进就业的力度 面对年年攀高的大学生就业数量,笔者认为,政府的“一只手”要努力制定更为有效的措施,比如利用信息优势,为广大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利用法律手段,保证各种人才就业的公平性;通过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强化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技能培训;通过宣传教育手段,引导大学生改变就业观念。同时培养大学生的就业观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从开始抓起,不要认为快毕业了才建立学生的就业观,要从一开始就引导学生,指导学生正确的认识自己,树立目标,让学生们明白将来要做什么,要事先准备什么,提供新的行业动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而政府的“另一只手”恐怕还得多做一些综合治理的事。譬如,不要急于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不要盲目追求高学历、高学位而忽视教育层次的多元化发展;不要忽视社会结构复杂化和职业岗位技能化的发展趋势,固守高等教育“精英化”的老观念,要把学习书本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等等。国家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政策。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加大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力度,进一步疏通与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 4 高校要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很多大学毕业生反映,现在很多企业单位都要求大学毕业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有动手的能力。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在快速发展,但是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化。培养出的学生与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差距。高等院校,在注重理论知识培养的同时,要加强实际应用技能的锻炼,切实做到与社会需求衔接。同时,要不断完善高校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加强高校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等。 实事求是地说,大学生找个工作并不难,难的是找一个理想的工作。作为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没有必要“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也没有必要患得患失、畏缩不前或自暴自弃,要有长远的眼光,多积累社会经验,客观地看待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形势,迎难而上,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光荣抉择。 大学生就业形势探讨:经济发展对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影响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总体呈稳定增长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拉动就业的能力。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等经济发展现状,同时受当前大学生就业观念、就业心理和就业定位的影响,我国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因此,针对当前经济发展对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如何扩大大学生就业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经济发展;大学生;就业形势;影响 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大学生就业,因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学生作为社会结构中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较高的群体,其就业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因此,国家对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迫切需要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和特点分析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导致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降低,尤其是由于处在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很多企业吸纳人才的能力都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建设进程的加快也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而城镇的发展本身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也会造成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同时,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转变,也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开始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很多企业基于自身的发展情况以及趋势的预测,开始减少新员工的引进。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使劳动力的流动呈现出了新的趋势,区域就业形势差别较大,整体上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此外,企业用人成本也呈现出了逐年增加的趋势,也不利于企业吸纳大学生。由此可见,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较大。 (二)当前大学生就业特点 受经济环境以及就业形势的影响,当前大学生就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就业观念发生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大学生在就业的选择上更加注重经济利益,更加关注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平台,在区域和行业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经济发达的区域和城市,因此,出现了“北漂”、“蚁族”等群体。大城市在发展资源和平台上,更具有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愿意回到小城市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范围。此外,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也是大学生就业的一个主要选择,相反,中小企业则受到冷落。其次,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心理也有所转变,随着就业压力的越来越大,大学生在面临就业问题时竞争更加激烈,很多大学生缺乏正确面对压力、疏导压力的意识和能力,因此,在就业选择上往往比较盲目,缺乏目标和规划,甚至很多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以逃避的方式和消极的态度面对问题。尤其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需要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还需要其具备一定的综合素质,导致很多大学生缺乏自信,增加了心理压力。此外,在就业定位上,很多大学生都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和定位。进入大学后,盲目参加各项社团和校园活动,对未来职业方向和职业技能缺乏足够的认识,在面临就业选择时,才发现岗位的能力需求与自身的实际能力相差较大,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二、当前经济发展对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影响 (一)就业岗位有限 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经济增速保持稳定,在就业拉动能力上,有所减弱。同时,因受教育体制改革影响,高校的扩张政策导致了大学生数量的大量增加,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出现了人才供需的不平衡,不利于大学生的就业。 (二)大学生就业倾向与市场岗位需求不匹配 从当前大学生就业情况上看,大学生就业主要集中在需要较高技术水平和专业知识的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解决大学生就业困局方面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但同时,由于我国第三产业起步较晚,近几年,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才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整体上看,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欠发达,对人才的吸纳能力有限,无法解决大量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三)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沿海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更强,无论是在薪酬水平、发展机会、职业成长、还是生活水平等方面,都更加符合当前大学生的就业选择。而欠发达的中部、西部地区,则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到大城市去奋斗和拼搏,导致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过剩,竞争日益激烈,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域和农村则由于缺乏人才,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三、大学生就业对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大学生作为知识水平较高的人群,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能够有力的推动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高素质专业性人才是经济建设的智力保证,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现代企业也更加重视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同时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当前企业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高素质的人才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未来经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 (二)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竞争力较弱。促进大学生就业,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党的十八大上,进一步稳定了深化产业结构,发展高回报、高效益、低能耗产业的经济建设策略,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经济建设离不开人才的支持,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将大学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储备力量,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四、促进大学生就业的路径探索 (一)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拉动大学生就业 充分发挥经济增长对拉动大学生就业的积极作用。根据2013年经济形势报告显示,过去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能拉动100万人就业,这个数字经过经济转型和调整还在不断提高;目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能拉动130万—150万人就业。可见,只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坚持区域经济和行业的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同时加大力度,推动中部地区的崛起,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 (二)扩大内需,优化产业结构 刺激我国经济的发展,应坚持扩大内需,鼓励居民消费,以消费、投资、出口三大动力拉动经济的增长。同时,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容量。第三产业作为大学生就业的主要选择,对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大力发展金融、现代服务、交通运输、文化体育、信息等产业。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产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岗位,吸纳大学生就业;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还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迫切需要提高第三产业的经济比重。同时,推动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和升级,发展一批先进制造业,提高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水平。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支持和鼓励小微企业的发展,扩大大学生的就业选择,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三)鼓励大学生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创业带动就业不仅能够创造社会价值,同时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减轻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压力。创业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能够带动其他人的就业,从而提高社会的就业容量。政府等有关部门应积极鼓励和扶持大学生创业,通过税收优惠、项目扶持、降低创业门槛等手段,减轻大学生创业成本和压力,使大学生充分发挥个人价值的同时,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加强对大学生的创业培训,增加大学生的风险意识,提高大学生创业的抗风险能力。将优秀的大学生创业者作为典型案例,加强媒体宣传,发挥其模范和榜样作用,鼓励更多的大学生进行自主创业。大学生创业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支持,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共同努力,为大学生的就业和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结语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稳定和民生的重要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回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拉动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学生数量的逐年增加,也导致了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目前,我国大学生在就业选择上,主要表现为就业观念和就业心理发生转变,同时缺乏明确的就业定位,不利于大学生的就业。而经济发展也使就业岗位更加有限,大学生就业倾向与市场岗位需求不匹配、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等也加剧了就业难的问题。面临这种现状,应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拉动大学生就业,扩大内需,优化产业结构,鼓励大学生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扩大就业容量,解决就业问题。 作者:黄自娟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大学生就业形势探讨:大学生就业形势与高校指导就业的发展 【摘要】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历年来不曾缓解,且有着逐年增加的趋势。本文就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形势做了分析,也对高校指导大学生就业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难;就业形势;就业指导 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难就成了摆在社会和高校及学生本人面前的一道难题,高校毕业人数呈逐年增长的趋势,2013年突破630万,2014年700万,2015年730万,这样刷新纪录式的增长,让大学生们感叹‘没有最难,只有更难’。相对于毕业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就业人数却不见起色:据教育部统计,历年大学生就业比例维持在70%左右,据此可见,每年有近200万大学生处于待业状态。 一、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1.就业人数庞大,岗位需求不足。随着我国工业技术的提高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大量的体力劳动被机器代替,收工加工被现代化机械取代,使得一部分劳动力面临着失去就业岗位的危机。这是社会发展的进程,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社会原因。但沿海地区仍有许多企业招不到专业对口的技术型人才,是市场结构过剩和需求不足的供需矛盾,也突出反映了大学生技能转变落后于市场转变的速度。2.社会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要求有所提高。企业对求职者往往是在人数众多中择优录取,不仅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专业技能,牢固的基础知识,而且要求求职者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等,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的企业在要求专业的同时,还要参照学生在校时的社团活动、兼职经历等。3.大学生就业能力不够,同时存在就业观念的误区。高校在开展专业课程时,对社会岗位需求的预估不准确,前几年紧缺的岗位,等学生学成毕业这一岗位已不再热门,造成了许多大学生成了就业困难户。大学生在就业思想上的误区也是阻碍就业的一大原因。一些学生想一步到位,在大城市、工作体面、专业对口、工资要差不多等等,殊不知大城市的就业压力更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岗位不多,但消费水平也低,对于初入职场的学生也是不错的选择。而待遇不错、工作体面,这些不是能一蹴而就的,是需要多年的努力、总结、积累经验,才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才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实现愿望,而不是成为不去就业的理由。对于专业对口,一些学生认为既然学了这门技术,就希望能做这一行,不想浪费了在学校的学习。不断学习,缺什么学什么,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学习,什么才真正能融入到工作中,才能被企业所需要。 二、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高校就业指导的意义 高校是培养大学生走向社会的最有力的的保障,也是最方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念和进行就业指导的最佳场所。因此,高校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尽早为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然而我国高校重招生、轻就业的观念一直存在于各大高校中,甚至认为就业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与学校关系不大,这样错误的观念导致学生在大学期间没有接受系统的就业指导,直到临近毕业才匆忙学习。学习没有专门的就业指导部门,给学生的指导也仅限于毕业前提供招聘会企业、时间、地址等有限的信息来源,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也仅限于学校提供的实习岗位和招聘会。在就业指导方面依然沿用传统的讲解就业政策、提供就业信息、分析就业形势、提供求职技巧等方面,对于传授给学生创新能力、就业观念、职业生涯规划等比较欠缺。 三、高校就业指导的措施及改革方法 面对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高校作为大学生起航的最后一站,有必要密切关注学生的就业问题,研究出适合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有效措施。1.加强就业指导队伍的建设,形成长期有效的就业培训机制。教育部门应充分和就业劳务司建立密切的沟通,实时掌握就业动向和人员流动情况,做到对就业岗位与就业人员的供求关系明了,积极引导和疏散就业供求矛盾,让企业岗位能招得到人,让就业者不再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况,把需要的岗位提供给大学生,把大学生的专业技能带入到企业,让企业能最快时间找到人才,让学生不再盲目错过就业单位。在高校,要选拨具有就业指导经验的教师,组成就业指导办公室,这支队伍要不断研究和改进就业指导的工作和方法,加强就业指导的理论性和实际性,并深入用人单位,了解和掌握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及本校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矛盾,使就业指导工作不脱离实际,不纸上谈兵。2.培养学生正确的就业观念,指导学生职业规划应尽早着手。要树立大学生从一年级起接受就业观念全程指导的理念,在大学一年级进行职业前景教育,让学生对未来的就业有初步的认识和憧憬。大二和大三,要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并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寻找适应社会的需求的方向。3.积极寻求用人单位的信息交流,建立就业信息档案。高等院校应寻求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定制式合作,积极沟通,互通有无,增进与就业单位的联络。高校将就业学生的个人资料及专业方向提供给单位,包括大学生的求职意向、社交能力、就业观念等方面的信息,针对性的为企业筛选合适的人才,既解决了就业指导工作的盲目性,也解决了用人单位急需的人才,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让更多的企业、政府单位走进高校,在大学早期培养学生对职业的观念,既是对学生的早期就业指导,也是加深用人单位对本校的了解,实现双赢。 大学生就业形势探讨:大学生就业形势探讨 摘要: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的形势日益严峻,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不是难在社会岗位需求已经饱和,而是别有他由。本文浅析当今社会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及产生的原因,并从自身作为辅导员的角度提出帮助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措施。 关键词: 大学生就业;辅导员;缓解措施 一、大学生就业现状 “大学生就业”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是大学生人数,2012年毕业生人数达到了680万,到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已达到了727万。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这庞大的群体将在短时间内迅速脱离课堂涌向社会,这就是大学生就业浪潮。就业是大部分人发挥其自身价值的通用渠道,对于大学生也一样,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但结果却差强人意,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因为实际能力不足而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有的用人单位甚至不需要大学生,曾经让人高山仰止的大学生在现在已经褒贬不一,大学生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大学生就业被一道道门槛阻拦,有时甚至爆出“毕业即失业”的消极言论,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 二、大学生就业难起因 (一)毕业人数太多,就业冲击波太大 以大学本科四年为例,现在的普通高等院校,在培养一个四年制本科大学生的计划中,会加入毕业实习这一必须经历的课程,但时间大多是大四下学期,实习结束后大学生将一起奔向社会求职,很少留在原来的实习单位,而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学毕业季都在同一时间段,这也就产生了大学生求职热潮。社会上的用人单位却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增加而遍地开花,它们的需求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波动不会很大,因此大学生就业难上加难。 (二)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脱节 大学不是一所技能学校,她所培育的是综合性人才,所谓综合性也就是在思想和行动均要有所提高,理论和实践齐头并进。而大学生的主要学习环境是校园,学习场地是在教室,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教材与讲义,有的教材为了能让学生对知识有更深的了解,书中的例子离不开老师和学生,这样的教学模式固然能够让学习的人深入浅出,但终究还是需要花费相当一段时间去转化并用之于实际的工作。 (三)自身期望太高 毕业生的思想观念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相应的改变,依旧停留在以前大学生就业优势时期。跨入21世纪以来,高科技的发展让许多行业生产方式已经走向规模化、便捷化、高效率、高质量。对于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想要找到好的岗位需要准备的还有很多,而大部分学生都不这么认为,他们要求的是高收入,高福利。还有很多的大学生期待的是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工作和发展,认为机会多,待遇高,但伴随而来的却是就业压力与日俱增。 (四)没有计划,职业定位不明确 大学计划与职业规划其实只是一个大学生大学生涯开始阶段的起始课程,但笔者将之作为一个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原因是有理可循的。一方面,现在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往往会问求职人员的兴趣爱好,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期望在什么地方工作等等。对于社会的主流工作岗位不是研究而是生产,对于一个学生的学业成绩仅作为相应的参考,并不是择选的主要依据,往往得到这类公司青睐的恰恰是有计划、有目标、思想丰富、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另一方面,有份实际可行的学习计划和长远的职业生涯规划,能有效帮助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而不会茫然无措,一技之长比一无所通要有优势得多。许多大学生到毕业的时候总是乱投简历,而不会找准方向,简历内容也很普通,无法吸引注意力。 三、辅导员怎样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一)提高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思想和生活的导师,其一言一行都能影响到自己的学生,作为一名辅导员应该身正为范,在学生中树立起威信。基层工作者应该更加深入基层,与学生拉近地理和心理距离,处理问题时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提高在学生间的影响力是辅导员成功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 (二)帮助学生制定计划 无论是大一新生还是毕业生,辅导员都要积极广泛的组织学生为自己的大学和将来就业制定计划,计划是行动的前奏。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召集大家开展座谈会,或者进行相关讲座,还可以举办与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的活动,比如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大学生活辩论赛等等。在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制定过程中,要为学生提供引导,通过多年的工作经验帮助学生修改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争取这份计划不是好高骛远的空想,而是切实可行的导航。在平时注意督促学生履行自己的计划,有长愿景,也要有小目标,并可以通过班会形式进行阶段性总结。 (三)对学生进行就业心理疏导 在以上的原因分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生没有准确的定位,其就业思想与实际的社会发展变化相脱节。大学期间,对于就业心理辅导辅导员要密切关注这些学生,首先要动员班委会建立反应小组,要及时准确汇报学生的心理变化,通过谈话或者讲座为学生舒缓压力,解决难题。同时可以联系心理学老师,为学生进行面对就业的心理课,让学生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面对就业。 (四)帮助学生实习 大学生就业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争论也是雨未停、风又起。作为辅导员我们应该从本职工作中为大学生就业找方法,寻出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目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结合时势,与全国人民一道为中国绘制了“中国梦”的伟大构想,而大学生将是圆梦的一支重要力量。做好大学生工作,解决好大学生就业问题让大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是我们光荣而伟大的使命。 作者:王猛 单位:辽东学院
人力资源硕士论文:项目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与事务所质量控制 本文侧重从项目经理层次来论述事务所的人力资源管理与质量控制的关系。项目经理是事务所业务的中坚力量,是质量控制的基础防线。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是要维持该层次的稳定,充分发挥每个项目经理的潜力,以实现质量控制的目标。本文拟结合质量控制要素对,项目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做一探讨。 项目经理的招聘 (一)外聘项目经理的风险意识 质量和风险是密不可分的,具体项目的重要性水平和风险的判断直接影响项目的质量。尽管目前大部分事务所还是采用制度基础导向的审计方法,而较少采用风险导向的审计方法,但在选择样本时往往不是依据数理基础的抽样公式,而多数依赖项目经理的主观经验判断。这种“随意抽样”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受到项目经理风险意识的影响。在一个运作多年的事务所中,其核心人员在长期合作中对风险意识逐渐形成了一种默认的“风险意识的文化”,而外聘项目经理能否适应这种文化就成为了项目经理招聘环节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了。如果一个项目经理的风险意识与整个所差异太大,那么他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融入到事务所中,要么选择离开,象这样的离职在事务所改制时是比较普遍的。因此,在招聘时,事务所应该了解应聘的项目经理的执业经历,如曾经服务的事务所的背景,曾经服务过的客户,离职的原因等,也可以假设情景案例请应聘者进行处理,以观察应聘者在风险控制和质量控制方面的意识和态度,作为是否要录用的考虑因素。 (二)内部招聘和外部招聘的关系 正确处理内部招聘和外部招聘的关系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事务所的人才流动性。如果一个职位不能公平地提供给内部的员工,而是一味只向外招聘,会造成同等条件未被提拔的员工的士气低落,甚至导致向外寻求发展的结局。从内部招募员工,可以提高员工的士气和绩效,激发他们的献身精神;兑现事务所关于职业发展和晋升的承诺,使其他员工也增强了信心;内部候选人对事务所认同感较强,定位新岗位时熟悉工作的时间较短;内部招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所内的人力资源,降低了招聘成本等。而外聘也有很多好处,如可以带来新鲜的思想意识,推动事务所的发展,减少培训的费用,突破所内的“小集团”局面等。综合来看,在内外聘之间取得平衡,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事务所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使用以下一些措施: 1.结合职业发展计划,平时对每个员工的可能晋升路径作记录,并提供员工适合的培训,以便确保某个职位出现空缺时随时有后备人员可以填补,而不会影响工作的总体质量。 2.在职位出现空缺时,先在内部公告,告知工作的性质、任职资格、主管的情况、待遇等,使员工有机会表达职位转换的意愿,并通过内部考核和主管推荐等方式考察员工是否适合该岗位。如果内部没有合适的或满意的员工,再向外招聘,并且给内外招聘者公平的竞争机会。 薪酬福利计划 但凡有才能的人对于不公平薪酬的容忍度往往很低,而事务所作为一个高素质人才的聚居地,薪酬福利计划就更显得重要。CPA行业是一个工作压力很大的行业,对比之下其薪酬在职场上却未必有很大的竞争力,很多项目经理纷纷转向企业内发展,大多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目前事务所的薪酬计划一般有三种:完全固定不与项目收入挂钩、完全提成与项目收入挂钩以及固定和提成各占不同的比例(其中又分固定占比大些和提成占比大些)。 1.完全固定的报酬体系。项目经理的报酬只与其级别、工作时间有关,而与所承担的审计项目的收入无关。其优点是消除了项目收入对项目质量的影响,大小项目和无收入的项目都会被业务人员平等地接受,项目经理会专注在项目的品质上,能从技术的观点客观地看待项目,对客户的不合理要求免疫力强些。其缺点是业务人员没有开拓项目的动力,在安排不同规模项目的时间和人员时不能以事务所的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会造成时间和人员的浪费。在这种报酬体系下,需要以项目的时间和人员计划管理体系作为配套。如果一个事务所的对外承接业务主要是放在合伙人层次或单独有业务发展部,项目经理只承担很少或完全不承担业务开拓的责任,则“完全固定的报酬体系”是比较适合的。 2.完全提成的报酬体系。项目经理的报酬中的固定部分非常少,大部分必须来源于所承担的审计项目收入的提成。其优点是可以引导业务人员积极地开拓项目。缺点是项目经理会考虑到业务收入,容易忽视项目的质量。这种报酬体系会导致项目经理的短期行为,伤害了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在采用时必须谨慎。 3.兼用的报酬体系。一般事务所都会考虑到上述两种方法的优缺点采取两者结合的办法,在具体的比例上各事务所根据自己情况会有不同的选择。这种报酬体系的安排受到项目的来源,项目经理的来源和素质,事务所的组织结构和分工等因素的影响。 薪酬计划除了对项目经理在执行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时有引导作用外,还对项目经理的素质培养有导向作用,偏重“固定报酬”体系的会造成“技术型”的项目经理,而偏重“浮动报酬”体系的会造成“交际型”的项目经理,从而也会影响到项目的质量。为此,事务所可以通过培训等措施培养适合事务所发展需要的具有不同专业胜任能力的项目经理,以弥补薪酬系统对项目经理引导的不足。 除了薪酬计划之外,福利计划作为重要的补充对降低人才流动性有很重要的作用。从“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角度看,获得合理的报酬虽是必不可少,但不是项目经理的唯一需求。福利计划可以使事务所有“人性关怀”的环境,而不是冷冰冰的雇佣关系。人们在满足了“生理的需要”后,安全和社交的需要就浮现出来,而这正是福利计划需要解决的问题。 职业发展计划 项目经理在满足了一定的物质、安全、交际的需求后,尊重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就越来越明显,而职业发展计划能把项目经理该方面的需求和事务所的质量控制目标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员工的潜力,引导其积极主动地甚至是创造性地管理自己项目的质量。 (一)职业发展的方向与能力框架 事务所应该从职位级别的设计上为项目经理提供不同的发展目标,以适合不同性格偏好的项目经理。如从职位性质分,可以分为“技术型”和“管 理型”的职位;从服务对象分,可以分为“内勤”和“外勤”等。职位级别的设计应该考虑事务所未来的长期发展,带有前瞻性,与事务所的总体战略相适应,使每个级别的员工都有向上的目标,上升的空间。 在确定职业发展的方向时,必须将员工的个性与其相适宜的工作加以匹配。如技术型的高级经理职位适合较为内向、喜好技术细节、而较不擅长人际交流的项目经理,而管理型的高级经理职位适合较为外向,擅长人际交流和领导控制、而较不喜好技术细节的项目经理。一个发展成功的事务所对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都有需求,这样的职位设计可以使不同风格的人才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当然,这个匹配的过程是一个相互交流的过程,事务所对项目经理评价与项目经理自身的认识和评价相结合,是一个相互协调的动态的过程。一旦目标确立后要记录到职业发展管理系统中,事务所要积极为项目经理提供培训、咨询、资源、激励等条件,帮助其向该方向努力,并对其绩效进行考核,定期对职业发展的状况进行评估,在必要时还要调整发展方向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 此外,事务所还应该对每个职位制订胜任能力框架,作为项目经理努力的具体目标。如作为一名“技术型”的高级经理,他的能力框架着重在执业技术方面。每个事务所的实际情况不同,其对职位的胜任能力的要求也会不同,因为这个框架是建立在适应事务所未来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的,要求人才具备适应事务所发展的能力,对于促进整个事务所的素质和质量的提高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二)职业发展的培训 1.职业道德方面的培训。事务所自身对于执业风险控制和质量控制的理念和制度必须充分地传达给每一个项目经理。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案例分析、讨论会,使得质量的理念深入人心。 项目经理因为审计报告双重签字制度或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对个人考核关系到个人的利益,会自发地对项目有一个质量或风险度的要求。事务所可以通过培训等手段引导该个体的质量标准观使之与所层面的质量标准一致。在培训时可以以所内客户的案例为蓝本,使项目经理对风险有直观的认识和把握。在案例分析时,事务所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事务所希望项目经理在某些情景下采取的态度和措施传达给项目经理,让其对质量和职业道德的概念不是仅仅停留在概念的表面,而是深入到实务操作中去。 2.专业胜任能力的培训。在职业发展目标下的专业胜任能力的培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项目经理对培训有自发的要求和期望。事务所应该为项目经理提供相应的高水平高层次的培训,不仅对质量控制有促进作用,对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有重要的作用。为此必须投入比助理人员层次更多的资源和力量。CPA后续教育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在项目经理层次的培训都应围绕职业发展系统的目标和能力框架的要求。如可以选择高层次的学历进修机会,与同行的人员交换培训计划,参加国内外高水平的培训机会和研讨会等。 项目经理很大一部分的经验来自于领导或参与的项目,因此提供他们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项目机会,对他们积累工作经验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合伙人对项目经理层次的人员也应该有意识地进行督导,对他们进行在职培训。项目经理对助理人员的督导和培训也同时可给自身一个培训的机会。为了完成培训工作,他们往往必须收集资料,准备案例,与助理人员交流等等,不仅自己的业务知识会有所提高,在交流中会产生新的灵感或创造性的思维,开拓思路,而且在沟通、人际关系等方面培养了自身的能力。管理一个培训项目和管理一个审计项目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都贯穿着管理的思想,事务所合伙人或专业标准部等有经验的人士必须对项目经理提供相关的建议和支持,使其能通过这样的实际锻炼最大限度地达到培训的目的。 (三)项目经理的绩效考评 绩效考评体系在项目经理的职业发展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没有考评,晋升和激励机制就失去了效用。绩效考评体系必须定位在职业发展体系中,即以激励项目经理为主要目的,而不是纯粹作为年终奖的依据。在考评双方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其结果必须对项目经理的未来的工作有指导意义。 绩效考评体系作为职业发展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事务所质量控制有重要影响。如通过在考核体系中加入有关质量的考核项目,并记入综合考评分中,与奖励挂钩等措施可以从制度上引导项目经理重视执业质量。与质量有关的指标有工作底稿的质量、报告的返回率、客户的投诉率、重大差错率等,其难点是有很多指标难以量化,属于软性指标,主观性大。事务所可以根据需要结合主客观的指标来设计整个指标体系,质量的指标占总体指标的比例可以反映事务所对质量的重视程度。 项目经理在具体审计项目中的复核和督导 项目经理控制外勤的质量,在复核体系中处于基础的地位,是质量控制的第一道防线。项目经理的复核一般应要求在外勤工作中就要完成,以减少返工的发生,因为发现问题后很可能要增加审计程序或该问题可能影响别的审计程序的执行。项目经理的现场复核与对助理人员的督导是紧密相连的。事务所应该相关的指导意见,对项目经理的复核和督导要点进行指导。 督导应该从审计计划阶段开始。项目经理在审计准备会中,应该提供即将进行的审计项目的性质、范围等。让每一个助理人员了解其工作的内容、原因以及与其他项目组成员工作的关系。在审计外勤阶段,项目经理在分配具体任务时应考虑助理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专业胜任能力,并应该对助理人员进行审计程序细节的指导,保证其理解指导的内容。在助理人员审计的过程中,项目经理应该密切关注其进程,及时对其完成的工作底稿进行复核,解答助理人员的疑问,对他们提供指导和建议。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应该及时地解决,指导助理人员应该采取的措施或方法,并向整个审计小组就该问题进行沟通。另外,高级经理或分管项目的合伙人必须对项目经理的督导复核责任进行监督指导,以确保项目经理履行了其责任,达到了质量控制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可以听取项目组成员的相关意见,并对项目经理的责任完成结果作出评价。 总之,项目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是质量控制的基础。其重点是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充分体现质量控制的思想,营造一个追求质量的氛围,带动和激发项目经理自身对于质量的追求,使其行为符合事务所质量控制的理念,从而使全所的质量控制系统有效地发挥效用 人力资源硕士论文:有关施工企业人力资源风险管理和措施研究 1.引言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我国各大城市修建地铁成为城市建设的风向标,地铁施工项目剧增,施工企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当前地铁施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负盈亏压力较大,竞争激烈,为了在行业中站住脚,要加强企业现代化管理是大势所趋。地铁施工企业总体来说还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人员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施工人员的专业素质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为确保地铁施工企业稳定快速发展,要加强人力资源风险管理,认清当前形势与问题,探寻地铁施工企业人力资源风险管理的新路径。 2.当前施工企业人力资源风险管理中的问题 2.1人力资源布局风险 总体来说,地铁施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管理不当,没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与国外同行业相比,国内地铁施工企业的技术人员待遇很低,不能长期留住技术人员,人力资源的配置需要进一步优化。详细说来,有关数据表明,整个维修队伍人员分布不均衡,三线员工很多,二线员工懈怠,一线员工紧缺,这种局面显然是不科学的,况且企业员工(技术工人)整体年龄较大,文化素质较低,再学习能力相当落后,而一线员工很少甚至没有主动再学习的动力。企业没有技术性人才,技术密集型企业没有技术人才是很难发展的,所以要优化资源配置。 2.2人员招聘及培训风险 地铁施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在招纳贤才时未考察好人才的能力及才能,没能招到对口的人员,为合理分配人员埋下隐患,况且现有企业在招聘及培训人才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招聘人才时,要综合考虑学生的实践能力及基础知识,很多学生都是专业知识扎实而实践能力较差,我们要重视人员的实际动手能力,这样才利于维修水平的提高,进而增加企业的效益。在人员培训时,要使员工充分认识企业的宗旨、文化、前景,要有实际性的内容,使员工对企业有信心,调动员工为企业献身的积极性。 地铁施工行业由计划经济体系转变为市场经济体系,同样其绩效管理体系也要随之改变,以改以往的考核方式,要明确考核目的,统一考核标准,优化考核方法,要建立科学系统的考核体系。原有考核方法一般是主观分析,没有统一的标准,显然这是不公平的,不能反映人员真正的表现情况,导致努力工作的员工还没懒散员工得到的报酬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减小甚至会仇视企业,整个企业会不团结,技术性人才可能会考虑换工作,企业剩下的都是工作懒散的员工,造成懒散的工作氛围,企业效益显然会下降,影响企业发展。 2.3风险管理文化尚未建立 要加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理解,要全面理解,不能片面。虽然企业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不代表所有企业都有成绩,仍有少许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没有成效,其员工没能正确认识企业文化。会导致参差不齐的现象,每个员工有不同的理解,片面的抽象的甚至是扭曲的,所以要加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理解,要达到全面统一的认识,并且要大力开展文化活动,让员工参与,使员工受益,这样会加深对企业文化的认识,每年都要开展几种文化活动,在工作的同时享受文化活动带给的快乐,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所以要建立完善的文化体系。 3.施工企业中人力资源风险管理效力提升的途径 3.1建立合理的岗位设置和薪酬体系 要依据生产需要,将岗位的设置合理化,也要参考人员的技术水平、能力,综合起来安排职位。要提高技术水平高、能力出众的的待遇和一定程度上的升迁,让其掌握一定的权利,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尝试对部分工艺流程进行改造,充分发挥流程上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公司人员的团结性,为公司创造更多的效益,确保公司快速稳定发展。 另外现代人力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保持与激励、控制与调整、开发等方面。但就目前地铁施工企业的机构设置,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来看,都不可能建立如此全面、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为了适合目前企业现实特点,降低管理成本,要抓住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在岗位(POSITION )职责、工作绩效(PERFORMANCE)考核、工资(PAYMENT)分配等方面(简称“3P模式”)。充分体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认识人性、尊重人性、以人为本”的核心和本质,就可以避免地铁施工企业人力资源风险管理困境,迈上较为规范化的轨道。 3P模式的内涵及操作步骤为: (1)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职务分析,明确所有员工各自的岗位职责。开展职务分析,应收集以下信息:①工作内容是什么;②责任者是谁;③工作岗位及其工作环境条件等;④工作时间规定;⑤怎样及操作工具是什么;⑥为什么要这样做;⑦对操作人员岗位职责与任职资格,如生理、心理、技能要求是什么; ⑧与相关岗位工作人员的关系要求是什么。 (2)根据企业的岗位职责,设计人力资源的工作绩效考核方案和工具。考核工具一般以表格的形式体现;其考核结果以数字的量化形式表达;考核形式最好采用员工个人、部门、直接领导、间接领导共同参与的立体考核形式;考核方法主要有360度考评、目标考评(MBO)以及关键指标考评(KPI)等;绩效考核方案的设计可以涉及整个企业、部门及员工个人的工作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员工个人,同时,面谈是十分必要的。 (3)使用绩效考核方案和工具,对企业所有员工进行定期考核,并根据绩效考核结果,设计工资福利,乃至奖金发放方案和工具。此方案的设计涉及三部分:①考虑保障员工个人的基本生活,这是员工所得的固定工资,同时也体现了国家的有关政策;②根据各自的岗位职责及员工的相关情况,使用面谈或宣传的方法,为相关的岗位设定可变的工资待遇;③综合考虑整个企业、员工个人和部门的经营业绩,根据这三者的业绩情况,设计相应的员工薪酬中可变部分的发放方案。其中关键 的是如何确定三者各自所占的权重系数。在这里可以有效地体现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思想。 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林泽炎博士给某电子公司制定薪酬发放方案为: ①根据对各工作岗位的职责分析,和每位员工面谈,确定每个人的基本工资和岗位工资额;②根据公司、部门、个人的考核结果,确定公司、部门及个人业绩系数;③按“基本工资十岗位工资×公司系数×部门系数×个人绩效系数”的方案确定各位员工的工资额,并按时发放。 3.2建立科学的人员管理制度 为了更好地管理培训工作人员,优化管理机制,第一步就是招聘新成员方面,分析并优化原有的人才引进体系,建立科学的人才培训制度,只有将基础打好才能引导正确的人力资源管理。定期引进新人才,为企业注入新思想,用年轻人的热情来感染老一辈的工作积极性,新老合作可以提高企业创新意识。校园招聘时既要考虑学生的专业技能也要考虑其实际操作能力,以综合能力为标准;社会招聘时要综合考虑人员的工作经验,所做项目。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为企业引进所需人才,这样才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地铁施工企业涉及多方面内容,如勘查、规划、具体施工等,其技术性较强,企业的核心就是技术,因此,对人员的专业技能要求较高,所需的是高技术人员,人力资源的管理至关重要,关系到企业的生存,要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 为解决管理不善的问题,要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情况,重新布局人力资源的分布,可以向其他在人员管理方面优秀的国外地铁施工企业学习,取长补短,也可以聘请有经验的专家为企业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人员管理方案,帮助管理部门设置人力资源,使员工更好地为公司服务。通过以上两种方法,可以使管理的具体环节有序化,管理措施具体化,更好地管理人力资源。也要使员工得到实际的利益,建立奖励制度,让员工尝到甜头才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从经济上奖励工作能力强、表现突出的员工,或者给予职位的升迁,让其当组长、项目经理等,让其掌握一定的权利,给予一定的施展才能的空间,可以进行某些工艺的创新,调动同事工作的积极性,使整个团队更加团结。在企业文化方面,可以定期举办一些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使员工感觉到企业就是家,找到存在感、归属感,做到以人为本,使每一位员工得到尊重。确保员工安心地工作,激发员工的使命感,不断充实自己,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公司创造价值。 3.3加强培训 根据以上措施引进新的人才,然后要加强员工的入职培训工作。虽然招进来的都是高素质人才,但其实践操作技能要重新培训,况且地铁施工技术不断更新,掘进方法和盾构技术也逐渐优化,为掌握最新的维修技术,需要保证员工能及时掌握最新技术,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增强公司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所以,人员入职前的培训工作至关重要。要建立完善的入职培训体系,让每一位员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并每月或每个季度对员工进行专业培训,使员工的技术不断更新,紧跟时代潮流。与此同时,也要定期开展全体员工大会,将最新思想及技术传授给员工,并采取相应的方式考核并检验员工的培训效果,例如专业考核、实践操作,提高员工对培训的认识,为以后培训打好基础。只有采取科学有效的培训方式才能保证员工学到真本领,提高专业水平,总体素质,有利于公司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只有员工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在同行业中站住脚。 3.4建立企业文化 在重视员工技术的同时,也要关注工作人员的心理归属感,确保员工视公司为自己的家,同事为自己的家人,增强自己工作的责任感,让员工发挥自己在公司中的价值,懂得与同事的合作,做到互利共赢。只有这样,员工才会甘愿奉献自己的所有,一心一意为公司服务,公司才能发展。工作人员在一个企业中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而单枪匹马是不行的,需要团结起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让企业更好地发展,只有员工团结合作,才能更好地开发技术,集思广益,提高创新意识。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努力,实力强大的企业反映其背后是团结合作的员工,团结合作的员工是企业良好的文化培育熏陶出来的,因此,要建立完善的企业文化体系。 4.小结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部门管理的好坏极大地影响着企业发展,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比如地铁施工企业,能否科学有效地管理整个公司的人力资源,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是企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步棋子,所以人力资源部门的管理要做好,针对不同缺陷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只有这样,企业才能长远发展。 人力资源硕士论文: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约束及创新路径 [摘 要]加强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在选人、用人、留人的机制上存在不少具有共性的问题,约束着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认真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探讨从加快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角度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不无裨益。 [关键词]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近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民营经济已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民营企业在经历了初期的发展之后,已经开始注重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开始“二次创业”,相应地,民营企业的管理问题也愈来愈受到关注。当前,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背景和所有制形式,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和方法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并且许多问题带有共性,已经成为约束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认真分析这些问题,探索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民营企业的前途和命运。 一、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经营者加强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把员工作为一种资源进行整合、管理,合理运用,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把员工个人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结合在一起,使企业上下形成一个团结合作、奋发向上的优秀团队,这是一个企业是否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居主动的关键。由于独特的发展背景和渊源,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显得十分复杂,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多样化。 1.在选人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思想观念不端正。不少企业经营者把人才简单等同于资金、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把选人、聘人工作简单化。在他们看来,人才在市场上有的是,只要出钱,不愁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只要出足够的钱,什么样的人都能被选来为我所用;二是人力资源招聘缺乏科学性。表现为:奉行“拿来主义”,招聘前没有详尽周密的招聘计划,往往是“现用现招”,临时缺什么人才,马上到市场上去找,仓促招聘,重复招聘,费时又费力;招聘程序不规范,招聘方法单一,招聘时缺少规范的招聘规程,多采用传统的面试法,很少采用笔试、心理测试等方法来全方位考察应聘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三是人才“高消费”。不少企业在选人时,奉行“唯学历论”。不顾本企业的实际需求,不分析工作岗位需要,不讲究职责分工,不计聘用成本,一味追求受聘者高学历、高职称,忽视人才的实际才能,这种在人才使用上的“高消费”和“超前消费”,必然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甚至是人力资源冲突,往往是引进的人才难以发挥预期效用,而急需的人才却没有选到。 2.在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观念淡薄,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功能存在片面认识。许多企业经营者仍然把“人力”当作“成本”而非“资本”、“资源”,把对人员的使用纯粹化为“商品”,认为企业是自己的,用什么人,用多少人,怎样使用这些人,怎样管理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事情,合适的留下,不合适的可以尽管换,缺乏对人才的尊重。有的企业认为“管人谁都会,只要多给钱就行”,人力资源管理无非是设置一个部门,养几个闲人,上一套软件,永远是“花钱”的环节,创造不出什么效益,加强与否,无关紧要,没有把“管理人”这件事提到应有的位置。有的企业内根本没有设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也没有配备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对招人、用人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都是老板一人说了算。有的虽然设置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但依然把职能定位在档案管理、人员调配、工资、劳保、福利等日常行政事务,只作为上级的执行部门从事静态的、被动的管理工作,几乎不参与企业的决策工作。 二是对人的管理仍停留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上。大多数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的人事管理阶段,过于强调组织中的管理制度与管理程序的制定,强调如何通过“控制”和“服从”来实现人与事相适应,对员工的管理是一种“档案袋”式管理方式,而没有把人看成是一种活的资源来加以开发、利用,没有把激发人的热情、增强人的能力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目标,这样的管理模式,虽然可能实现“事得其人”,但人却不能尽其才,未能把员工的潜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相应地,在“双向选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员流失也就成为这些企业普遍的现象。 三是绩效考核与评估体系不健全。许多民营企业根本没有规范的绩效考核与评估体系,对员工的考评完全是靠管理者的主观意向。有的既使有绩效考评,即使考评结果也与工资、晋升、奖惩等挂钩,但给谁涨工资、提拔谁往往老板直接干涉,往往挫伤员工的积极性。 四是囿于家族式管理的阴影。许多企业经营者往往对引进人才存在戒备心理,不能给予他们相应的职位权和活动权,特别是许多高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在民营企业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有的企业经营者担心肥水流了外人田,在用人上内外有别,先亲后疏,先近后远。企业内特别是财务、人事等核心部门充斥着本家族人员,这种以血缘亲缘为主要纽带的合作使得成员之间的行为及责权利缺乏契约的刚性约束,既造成人力资源质量难以保证,又导致管理的随意性。而且,因人因亲设岗设职,还使非家族人员倍感压抑,特别是使一些优秀员工和管理人员感到没有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而缺乏归属感。 3.在留人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人才队伍的相对稳定是非常必要的,流动异常,不利于工作的延续和事业的发展。当前,民营企业人才流失问题愈发严重,员工流失快,人才稳定难。一份调查显示,民营企业中高层次管理和科学技术人才的在企业就职的时间普遍很短,平均仅为2~3年。在民营企业中,企业前景不明朗或内部管理混乱、企业经营者以“炒”代管、员工职业生涯计划难以实现、工作压力大、缺乏职业安全感、个别企业薪酬结构不合理、工作标准过高等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导致员工跳槽。有的民营企业家认为 劳动力市场对企业是敞开大门的,企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招到需要的员工,因此不在乎员工的高流失率,但这些人的流失,不仅带走了商业、技术秘密,带走了客户及其他资源,使企业蒙受直接经济损失,而且增加了企业人力重置成本,影响工作的连续性和工作质量,也影响在职员工的稳定性和整个组织的气氛,如不加以控制,最终将影响企业持续发展的潜力和竞争力。 一是企业薪酬激励约束制度不到位。许多民营企业已经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并以较高的工资收入或其他物质激励方式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制定出一系列薪资福利制度。但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绩 效考评、评估体系及与之配套的相关措施,这些薪酬制度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还有一些企业经营者片面认为“高工资一定可以吸引并留住人才”,仅凭借其经验而不是从科学的分析出发制定其薪酬制度,激励手段单一,只是一味以增加报酬来激励员工工作热情,没有更多地以人为本,运用科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去分析员工的真实需求,设计不出针对不同员工的不同激励措施,缺少对员工的表彰、晋升等精神上的激励,难以真正激励员工。许多民营企业员工,除了工资之外,很难享受到诸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补贴或其他福利待遇,更有甚者,一些企业为逃避责任,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甚至恶意拖欠工资,使员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加速了人才的流失。 二是忽视员工培训工作。人才的发现、使用乃至人才队伍的稳定都离不开系统性、长期性的培训。企业要想有所创新和发展,必须对员工进行终身教育和培训,以保证企业发展所需人才技能的不断更新。当前许多民营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却存在“等不起”的急功近利现象,不少民营企业出于对员工忠诚度的怀疑和培训成本的顾虑,往往只重视人才的引进而不重视人才的培训,许多企业拿不出一份科学长远的员工培训计划,人力资源用养失衡。不少企业把对人力资源的使用当作一种成本,既然是成本,在管理时就会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节约成本上。而且,人才培养的成本高,人的投资风险更大,而花费高成本培养出的高技术的人更容易流失掉,因此在实践中经营者只使用人,不培养人,没有形成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匹配的系统性、持续性的培训机制,甚至担心自己花大钱培养的人才一旦“跳槽”,会给自己造成损失,因此在人才培养问题上存在很多短期行为,希望花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不愿意在员工培训上多投入。 二、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路径 目前,大多数民企经营者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接受尚处于认识服从阶段,并且这种服从也往往是受大环境影响下的被动“服从。多数民企老板仍然缺乏“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不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必须努力探索和实践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途径。 1.树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由传统的“管”转向“以人为本”的开发上来。在民营企业,要树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首先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人本 ,!规章制度上都应以员工为核心,运用各种手段调动每一个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最大潜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其次,要跳出家族成员的圈子,确立市场化的用人观,按照科学化、社会化、市场化的要求选人、用人。无论是家族内部还是家族外部的人才,都应有平等的竞争机会。企业应大胆选择懂管理、善经营的外部优秀管理人才担任要职,对他们赋予实职实权。第三,以持续经营的战略眼光广纳贤才。要进行工作分析,明确每个岗位的职责、权力与工作标准,它不仅使每个员工都能明明白白、有条不紊地各负其责,而且通过科学设计、综合平衡,可避免苦乐不均和员工工作压力过于繁重。同时它也是其它诸如考核、奖惩等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帮助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计划,即帮助员工开发各种知识与技能,提供实现个人专长的机会,铺设职业发展的阶梯。使员工在了解自己所拥有的技能、兴趣、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尽量使其所长与公司所需一致,使员工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产生成就感。 2.要加强人力资源的战略规划。随着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员工人数也在相应增加,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如果没有人力资源中长期规划,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将持续增高,培训措施难以落实,人员的素质无法提高,从而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因此,企业不应只注重制定市场战略、产品战略、投资战略,更要注重制定既有战略远见又符合客观实际的人力资源规划。企业应根据自身人力资源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分析、经营发展战略和企业实际要求来制定中长期人力资源规划,并认真实施,有计划地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和考核,形成企业人才阶梯型结构,以满足企业不同发展时期对人才的需求。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的战略规划。 3.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逐步从行政性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多地从事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要提高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的战略地位,加大对专职人员的配备和培养,提高其素质和能力。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已经从传统的人事事务性工作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成为企业发展的决策性工作,对员工的管理也不应仅仅是静态的,而是根据员工个人的状况和企业的目标,为其做好职业生涯设计,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量才使用,人尽其才,在管理方法上也要更多考虑到人的情感、自尊和价值,考虑到他们发展和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因此,民营企业的决策者要改变、更新观念,不要将传统的人事管理和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相混淆。要从根本战略上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从长远发展上支持人力资源工作。改进内部管理制度,把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到关系企业命运的位置上,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形成吸引人才、凝聚人才、搞活人才的良性机制,使人力资源管理走上正轨。 4.完善薪酬激励机制。人们应聘到民营企业工作,最初的动机是获得较高的薪金,但工作稳定后,就会考虑个人的发展机会和晋升问题。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决策者认为,只要有资金就可以留住人才和拥有优秀人才。然而,很多民营企业员工薪资不是不高,人才却频频流失。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待遇的概念,简单的认为待遇就是薪资报酬。现代企业的待遇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企业所从事的行业的前景、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企业文化和工作环境、领导及同事的性格和团队气氛、个人上升的空间、薪资报酬、接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等。这些都是人才所看重的,他们会权衡这几个方面,综合考虑,选择企业。据专家研究,人才流动因素占第一位的是个人上升的空间,占21.2%,第二位是领导同事的性格和团队气氛,这一因素占20.5%,薪资报酬这一物质待遇位居第四,仅占14.4%。因此,民营企业在完善员工薪酬激励机制时,要充分了解员工的心理需要、价值观的变化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侧重于考虑精神上的尊严和自我价值实现,给员工充分的自由度,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为企业的发展做贡献。要建立科学的业绩考核体系,实行具有客观性、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的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从员工的岗位重要性程度、技术含量和技术经验、业绩考核、特殊贡献等多方面进行考核,防止由业主或管理者凭个人主观印象评估员工所可能产生的片面性。在评估考核中,对家族内外的人员,对在企业资历深浅的人员要做到一视同仁。 5.切实重视和加强员工培训工作。员工培训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员工进行终身培训是未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曾说“本公司是人才培训公司,兼营电器”。看似平淡的一句话,折射了这个企业对人才工作的深刻理解。培训能使员工以学习、训练等方式提高工作能力、知识水平和潜能发挥,最大限度地使员工的个人素质和工作需求相匹配,进而促进员工现在和将来工作绩效的提高。企业经营者要尽快摒弃急功近利思想,重视员工培训工作。特别是企业自己培养的人才,因为是在企业中成长起来的,所以,熟悉企业环境,企业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对企业有较深厚的感情,显得更加稳定。因此,民营企业要特别重视制定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人才培训开发规划,建立健全企业的培养机制,把培训当作一项投资,在工作预算中增加培训经费,专门用于对内部员工的培训 人力资源硕士论文:对人力资源会计确认问题的探讨-会计论文 一、人力资源属于企业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的规定,资产的确认必须符合三项条件:首先,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其次,能为企业拥有或控制;最后,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目前,理论界对人力资源争论的焦点在于企业对其是否能够拥有或控制。反对者认为人力资源具有流动性,企业拥有的只是人力资源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因而不能将人力资源作为一项资产进行确认。但笔者却认为企业是能够拥有和控制人力资源的,分析如下: 人力资源会计不仅扩充了传统会计的内容,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会计思想。虽然传统会计对人力资源也进行核算,但那是一种在“资本雇用劳动者”观念下的零星核算。直到现在的股份制改革仍继承了这种观念。那些创新的职工股、技术股等形式都采用货币资金股份的形式就是最好的证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了企业内部各缔约方谁拥有剩余索取权及其份额。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必将成为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这使得最先进知识载体——人力资本者成为企业的剩余权益索取者。人力资源会计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认可人是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者,是企业的所有者,人力资本者和非人力资本者共同承担企业的风险。但二者承担风险的程度有所不同。随着直接的实物、货币投资形式逐渐向间接的证券投资方式转化,非人力资本者越来越灵活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转移风险,以获取企业剩余价值为主转向以赚取股票差价为主,这种投资方式和目的的转变使得他们可以迅速转移和脱离企业。而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所谓专用性是指工作中部分人才具有的某种专门技术、工作技巧或拥有某些特定信息。这种专用性有效地制约了人力资本者进入或退出企业。因为一旦进入一个适合自己专长的企业,人力资本者就会对该企业产生依赖,希望自己投入企业的时间和精力能得到回报。因此,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激发了其承担企业生产经营风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可见,伴随着非人力资本者与企业关系逐步的弱化和间接化,人力资本者与企业关系却在逐步强化和直接化,并使其逐渐成为企业的主要风险承担者。由于风险与收益是成正比的,因而企业的收益分配也会倾向人力资本者。所以,人力资本者不仅有资格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同样有资格成为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 二、人力资源不属于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的确认需满足三个条件:①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②产生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③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虽然现在很难准确的将人力资源货币化,但这个技术问题必将会在未来得到解决。所以,从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来看,人力资源很符合无形资产。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人力资源归属于无形资产,那么就应提取折旧,但倘若如此,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理由如下: 1.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回顾。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本按照其在生产过程执行职能的资本机制或价值周转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可以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它独立的、原有的物质形态,并在多次生产过程中反复执行相同的职能;而且其使用价值根据它在使用中的社会平均损耗程度,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并随着产品的出售以货币的形式陆续收回。正是这种特殊的流通,使得这部分资本价值获得了双重存在的形式:一部分仍固定在执行职能的物质形式中,另一部分则与它的物质形式相分离而转化为货币形式。可见,固定资本就是指在生产资本中,物质形态全部参加生产过程,而价值逐渐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资本。与此对应,流动资本则在一次生产过程中被全部消耗掉,价值也一次性全部转入到新产品中去,并通过产品的流通,以货币的形式收回。文秘站版权所有 2.无形资产属于固定资本。无形资产无论是企业自创一次性注册申请完毕的,还是从外购入的,都可以使企业长期受益。就专利权来说,为获得此项专利权而支付的代价完毕后,这项专利权就会在法律或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受到保护。在此期限内无论企业生产多少商品,都可以无偿享有专利权的使用。在生产过程中,它具有双重性质:一部分价值始终处于生产领域,继续发挥着作用,另一部分价值处于流通领域,转化为货币。可见,其与固定资产类似,在企业中长期使用,使产品获益,并逐步从商品销售收入中得到补偿。正是由于无形资产总有一部分价值固定在生产领域,执行着生产职能,我们才能得出无形资产属于固定资本的结论。因此,我们才对无形资产提取折旧。文秘站版权所有 3.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流动资本。人力资本的使用具有特殊性,如果企业无力补偿人力资本者所消耗的,就无法延续企业的生产力。工资就是企业弥补人力资本者所消耗的,维持企业生产力延续的形式。它是人力资本者内在价值的体现,故而人力资本者必然就会按照工资的高低来决定投入量的大小。人力资本者在执行过程中,不仅将他们价值的等价物加到产品中去,而且还将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化身,加到产品中去。这个等价物和剩余价值随着产品的流通转化为货币。可见,人力资本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同产品一起经过了流动领域的两个形态变化,并且往复循环。鉴于此,人力资本者投入的人力资本应属于流动资本,并且无需提取折旧。 从以上分析可知,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流动资本,而无形资产则属于固定资本。我们不能将人力资源归属于无形资产,亦不能提取折旧,而应将人力资产单独核算。人力资产也会出现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有形损耗主要表现为劳动者身体素质的下降、反应能力的迟钝;无形损耗主要表现为因未及时更新、补充知识而引起的知识老化等。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很多人力资产随着时间推移却表现为有形损耗的增加和无形知识价值的增长。为反映这种情况,应定 期对人力资源进行价值评估,来确定人力资源的损耗或增 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源进行强化的建议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经过了较长的时间进行发展,但由于长期受到行政管理的制约,其发展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加上国有企业在管理中本身存在的问题,目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企业的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影响力也在不断地扩散。 一、人力资源在国有企业管理中面临的问题 1.用人体系上的问题。目前很多的国有企业在用人方面还多多少少存在一些缺陷,这也是制约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一大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用人方面还是沿用的以前老的用人制度和用人思想,在创新和实际效用上没有得到提升;第二,企业的管理者认识不足,仍然将员工作为管理的工具和生产的工具看待,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经济时代中人力资源的重要意义;第三,在管理人员的调度上普遍由上级直接调度,流动性大,虽然即时效果会比较好,但从长远来看,这对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2.激励体系不完善。激励机制作为企业管理中比较重要的/,!/一环,它对员工的凝聚力、归属感、向心力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稳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打造高效的人才团队等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员工不仅仅注重物质上的追求,还注重对精神文明的追求,这就使得激励体制在向着复杂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激励体系中要对二者同时进行兼顾,缺一不可。 3.开发和培养重视力度不够。目前企业在对人才的构建和拥有方面投资都在逐步地加大,但对于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开发方面就不那么尽如人意。目前很多企业的培训工作都是岗前培训,时间极为短暂,没有对员工进行长期性的塑造,这使得了企业人力资源的创新和进步缺乏必要的人力支持,同时也使一些很有发展潜力的人才被埋没或者流失掉,对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潜在损失。 二、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源进行强化的建议 1.对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进行创新。目前现代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一般都形成了一个系统,国有企业在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创新时必须要有组织有计划,对于人力资源进行创新的建议有:首先,在思想上的创新,加强企业中管理人员和员工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识,普及人力资源基本知识,定期对企业中的管理阶级进行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培训和学习。再者,对人力资源管理流程进行科学化的构建,在企业中将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合理地进行细分,并根本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负责的人员,这样有效地提高国有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 2.完善激励体系。目前各个领域都在提倡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国有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也不例外,激励机制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体现,它能够满足人的物质追求的同时也满足人的精神追求,从而根本地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凝聚力。鉴于员工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追求,那么激励体系中就应该要突出这两点,构建综合的激励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目前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在精神方面,国有企业还是具有很大优势,但在物质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进行完善。所以在激励体系中,采用精神激励、事业激励和物质激励相互弥补、相互促进的方式去提高整体员工的向心力,从而加强企业的运作效率。 3.加强对人力资源建设投资力度。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中的重要部分,在管理期间必定要有足够的人力去支持。由于我国目前国有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还比较薄弱,管理者能力还有一定的欠缺,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加强对人力资源建设的投资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直接提高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有力措施。具体的方法如下:首先,投资力度应该加强,对下高水平的管理人员企业要进行挽留或者延揽,并加强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人员的专业能力。然后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健全人力资源的组成结构,加强对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加强分析,提高组织运转效率,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水平。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制约着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几点加强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旨在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人士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沟通,以对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奠定一个有利的基础。 人力资源硕士论文:谈人力资源管制发展的不足与策略 人力资源管理的国际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国际化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国外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渗透到中国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要向国际上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企业吸收了很多国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推动了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随着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不断地走向国际市场,迫使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要与国际上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接轨。在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如何建立国际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是转型期我国人力资源管理面对的重要问题。人力资源管理的规范化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规范用人制度,保障员工和企业的合法权益。1994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标志着中国劳动法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被俗称为新“劳动法”。新“劳动法”对劳动合同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有法可依,人力资源管理更加规范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基于先进的软件和高速、大容量的硬件基础上的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通过集中式的信息库、自动处理信息、员工自助服务、外协以及服务共享,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员工服务模式的目的[3]。该模式借助于信息化系统,将薪酬管理、培训、招聘等核心业务纳入系统,形成统一、集成、共享的数据源,使人力资源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和最优化,人力资源成为企业的战略性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企业不断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积极改进落后的管理方式,人力资源管理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成功的转型国家的经验可借鉴,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一)尚未形成成熟的本土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管理体系在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的情形下,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变革只能借鉴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经验,但是由于文化的区别、制度的差异、国情的不同,不能把这些管理方法和理论完全照搬到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中,需要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适当的修改。在我国管理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下,如何将传统和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融合,建立和实施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二)多种格局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不平衡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处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呈现出不一致的特征。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源禀赋不一样,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并不均衡。(三)劳动力市场还不够成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但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多是区域性的,多数劳动力只能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流动,限制了劳动力全国范围的流通。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不完善,没有充分反映出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配置、就业和收入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四)总体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在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过程中,无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还是实践都有所发展,但是大部分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方法仍旧缺乏深刻的认识,落后于企业的发展需要。而且,尽管在很多企业中已经建立了比较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但执行力度不够,未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五)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临着覆盖面不足、保险制度不健全、社保基金不足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改善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企业深化改革,提高企业效率。 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对策 (一)第一,企业为了应对变化莫测的复杂环境,必须探索新形势下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新方法、新途径,开创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局面。第二,管理者,特别是人力资源经理应摒弃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经验,接受全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能,创造新的管理机制和方法。第三,将员工视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营造一种创新的氛围,发挥员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鼓励员工创新,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过渡。(二)建立本土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我们不仅要学习国外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更为重要的是结合中国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特征创造本土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和技术。特别是要根据新形势,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重新规划和完善,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三)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在长期活动中形成的企业成员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如果员工的价值观与企业的相一致,会自觉遵守企业的行为规范,并自愿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将自身的发展和企业的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四)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首先要完善信息机制的建设,通过多种途径和平台扩大劳动力市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以促使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流动。其次,提升就业服务水平和扩大就业服务范围,发挥其对劳动力市场调节和补充的功能。第三,健全市场运行机制,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以充分反映出劳动力的价值。(五)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建设建设健全的劳动法律法规,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法规,提升劳动立法的层次性和时效性。另一方面,管理者也要认真地学习劳动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法律,保护企业权益,不损害劳动者利益,使人力资源管理合法合规。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发展,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被引进到国内,人力资源管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但也应看到,人力资源管理在发展过程中无论从管理机制还是管理水平上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转型经济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如何建立更加规范、有效的本土化人力资源管理,是摆在学者和管理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人力资源硕士论文:山西省科技人力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 一、山西省科技人力资源配置现状 1.规模 科技活动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科技活动、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和每万人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人力资源投入重要的指标,前者反映出科技人力资源投入的力度,后者反映出科技人力资源投入的密度。 2005-2011年区间山西省科技活动的人员数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总量从2005年的70968人增长到2011年的133570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7.96%,其中2006年、2007、2008三年增长较快,分别为118.05%和117.00%、112.17%,2009年和2010年增长的速度回落到105.12%、104.35%。 2005-2011年7年时间,山西省科技活动人员总量在全国31个省份中处于中等水平,在中部六省中基本处在后三位,与湖北、湖南等中部省份和江苏、北京等发达地区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值得关注的是,相比较于其他地区,山西省科技活动人员增速较快,与其他省份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在科技活动人员的密度方面,2005年、2008年、2011年山西省每万人科技活动人员数分别为21.2人、31.8人、37.2人,在全国基本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投入密度也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 2.结构 (1)专业结构 山西国有企业2002年至2010年专业技术人员总量保持稳定增长,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增长均衡,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和教学人员占总数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6.51%,2.49%,0.49%,12.84%和51.18%。 (2)主体结构 2002年山西省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为14333,研究与发展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高等学校所占比例分别是29.81%、30.31%、25.61%。在2002年至2010年间,山西省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的总量以及各部门间的配置比例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9年间,山西省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由14333人增长到了46279人,其中研究与发展机构机构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由4272人增长到5196人,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由4345人增长到了31897人,高等学校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由3670人增长到了5918人。 研究与发展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高等学校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的趋势,但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研究与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到2010年,山西省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增加到46279,研究与发展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高等学校所占比例分别为11.23%、68.92%、12.79%。 (3)区域结构 2010年山西省县级以上研究与开发机构共198个,从业人员有11276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有8493人。科技活动人员在各个地级市间的分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太原市的科技活动人员有6071人,占全部科技活动的71.48%;排在第二位的忻州市有426人,仅占科技活动人员总量的5.02%;朔州市最少,仅有52人,占总量的0.61%。 在全部科技活动人员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占总数的61.47%,太原市的指标最高,为64.91%,其次是阳泉和大同,分别为62.0003%和58.71%,排在最末两位的是晋城市和朔州市,分别为36.54%和22.73%,可见,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活动人员在各地级市间的分布存在很大差异。 3.质量 (1)在所有的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最受人尊敬的,他们的专业素质比其他科技活动者高,他们的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技活动人员的质量。据统计,截止2008年年底,山西省总共拥有84853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位列第十六位;其中工程师和科学家在整个科技活动人员中的比例是63%,排名位列第26名,由此可见,山西省在科技人力资源投入质量上还有提高的空间。 (2)另一方面,科技活动人员的学位、学历和职称结构也是衡量指标中的一个。据不完全统计,从2002年到2010年这几年中,山西省在投入质量上提高明显,其中在学历方面,本科学历以上的科技活动人员从前期的47%增长至现在的71%;在职称方面,初级职称以上的人数由先前的87%增加至100%。 二、山西省科技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1.投入力度不足,总量规模较小 在2005年到2011年期间,山西省科技活动人员的总量在全国的比重中只有2.5%,其中在全国各省市中位于中下游这部分,在中部这6个省当中也排在较后的位置,如果同其他地区相比,如果北京,湖北、江苏等相比,差距则进一步拉大。 在人力资源投入方面有一个衡量指标就是万人科技活动人数,根据2011年的数据,北京市的数据为207.9人,上海的数据为95.5,天津的数据为91.5,山西的数据为37.2,由此可见,这与沿海发达地区相差较远,投入力度在今后还应该加强。 2.投入质量偏低,区域分布失衡 从科技人员素质结构方面看,高等教育在山西省的发展还比较滞后,职业教育普及率较低,在高级管理和高新技术人才方面存在较大的缺口,其中尤以创新性人才为最。在山西省的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与工程师仅占了63.53%的比重,这一比重在全国只排26位,这种情况在具体的执行机构也大致相当。2010年山西省科技活动人员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13.05%,具有高级职称的22.8%,同年上海市的这两个指标分别为42.08%和38.27%。较之于发达的地区,山西省在科技人力资源投入质量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存在,依然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提高科技人员整体的素质结构 。 太原经济圈是山西省大部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所在地,这样的结构布局使得高素质科技人才积聚在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直接导致了山西省科技人力资源分布存在的严重的地区失衡。以县级以上研究与开发机构为例,全省共有8493名科技活动人员,太原市就占了6071人,科技活动的比例也高达71.48%;较之于太原,朔州市却仅有52人,甚至都不及太原市的1%。 3.产出总量不足,产出质量不高 2010年山西省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仅为全国总数的0.71%,在中部六省中,都只排在第五位,较之于安徽、湖北、河南、湖南这前四名,尚且有着不小的差距,更不用说与发达省份的差距了。衡量区域科技产出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高技术产业新产品产出情况。2011年山西省高技术产业新产品产值330087万元,排在全国第二十四位,仅占全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产值的0.15%,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7%。此外,山西省高技术产业新产品产值以及占全国的份额从2007年以来,整体上一直是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一问题务必要引起重视。 纵然我省科技论文在产出量方面有很大幅度的提升,但总体水平还是较低,与其他省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2010年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我省科技论文数有2053篇,仅仅只占全国的0.81%,在中部六省中排在最后,收录量是排名前两位的湖北省和湖南省的13.43%、20.98%。与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大,仅为两者的4.23%和8.19%。 相对于科技投入的区域不均衡特征,山西省科技产出地域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以2010年为例,山西省县级以上的研究和开发机构产出科技论文1777篇,科技着作91部,专利申请受数共143项,专利申请授权数有91项。在这之中太原市各项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均在80%以上。其余十个地级市科技成果产出合计数不足20%。 三、提升山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对策建议 1.创新人才观念和机制,优化人才环境 创新人才观念,把科技人力资源作为科技兴国、科技兴晋的第一资源,树立“以人文本”的思想理念先导,创建一支素质过硬、结构合理、规模适当的创新性科技人力资源队伍,在提升区域科技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上充分发挥科技人力资源的战略基础作用。建立全新的人事管理思想,革除旧有的人事管理问题,唯才是举、唯才是用,挖掘人才潜能,充分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创新人才管理机制,要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有利于人才涌现和作用发挥的制度体系。打破旧有的僵化的人事管理制度,打破铁饭碗,引进人才竞争机制,以能力大小、业绩多少和贡献率作为衡量人才优劣的标准,深挖人才潜能,激发人才活力,提高整体科技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水平。同时借鉴发达国家人才资源开发的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才市场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优化人才环境,人才的成长需要适宜的土壤。优化环境应从人文、政策、法治等方面入手。倡导敢为人先、勇于攀登、争先创新的社会精神,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建立围绕人才引进、培养、使用、配置、激励和保障等环节为重点的人才政策体系;建立一套适应于各种所有制,与国际接轨的人力资源法规体系,为各类人才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法规保障,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夯实的基础。 2.整合现有科技人力资源,提升人才素质 在我们省还具有科技人力资源投入总量不充足的现象产生,在培养和引进人才的同时,需要更加认真整合现有的资源情况做好对人力资源队伍的管理,从而提升产出水平。 通过股权、期权激励和知识、技术资本参与收入分配等方式,激励现有人力资源,挖掘潜能,并且加大科研成果的奖励力度,从而吸引科技活动人员往科研活动集聚,提高从事科技活动的积极性,探索并且完善知识资本化、资本知识化的途径,实施知识、技术等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政策,提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对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利用经济结构转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契机,兴建大学科技园区、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优秀科技人才深入产业学习等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培养创新型人才。 3.人才培养与引进并举,提高科技人力资源规模 培养人才的主体往往集中在高校里,教育发展方面,我省相对落后,政府教育投入方面不是很充足,一方面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要加强,同时要概念政府办学的但以体制,采取采取民办、联办、企业捐资办学等多种方式办学,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培训人才,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来兴办教育事业。 相比那些发达地区,我省科技人力资源队伍整体素质还不是很高,全力提升人力资源队伍的质量是摆在我们当先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努力建加大科技人才国际化的培养力度,鼓励和支持那些拔尖的青年科技人才到国外的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接受优质的培训或开展合作研究。通过委派学习、交流合作的等方式培养一批具有广阔视野的中青年人才和后备力量,让中青年创新人才变为广东高层次人才的中坚力量和顶梁柱。 4.优化科技人力资源结构,提高产出水平 科技人力资源结构调整,不但是产业技术创新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山东虽然是人力资源大省,却存在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产业技术创新不适应等突出问题。用调整科技人力资源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在实现了产业升级的同时优化升级人才结构,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要求。 以产业技术创新作为导向,来促使科技创新人才向优势产业的流动,向高技术产业的流动,着力人才结构的调整优化,努力做大全省的高技术产业,做强主导产业,推进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通过产业技术创新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努力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社会环境,应是山东省科技人力资源队伍建设重要方向。 人力资源硕士论文:我国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 一、我国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旅行社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我国旅行社数量大,竞争激烈,加之旅行社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意识淡薄,这就导致我国许多旅行社只重视短期经济效益,忽略长期生存发展所需的先进的内部管理,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我国,大型旅行社往往还设有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而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型旅行社则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缺乏专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因而难以制定出适当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去规范员工的行为,从而导致旅行社内部管理混乱,企业的竞争力无法得到有效的提升。 (二)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不全面 旅行社中的人力,既包括了导游、计调、外联筹操作团队。又包括各部门负责人等管理团队,同时还包括对旅行社经营、发展起决策作用的决策团队。纵观现有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更多提出的是对操作团队的管理内容,涉及管理团队和决策团队的内容较少。这源于许多旅行社中还没有规范地执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部分旅行社甚至是顶着企业名称的半工作坊,人力资源的管理不是依赖于制度管理,而是依赖于人际关系。 (三)旅行社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1.外国旅行社进入中国后对人才的争夺 我国加入WTO后,外国旅行社迅速进入中国并与国内旅行社展开激烈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人才更成为争夺的焦点。国外旅行社进人中国后,基于成本和文化融合的考虑,它们必然要实现人才的本地化,利用其国家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市场化的经营机制,争夺国内旅行社中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源,这也是造成我国旅行杜人才流失不可考虑的因素之一。 2.旅行社的选聘标准与当前人才的价值取向不一致 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含量的高低决定了该行业的前途,而高素质的人才则一定是向着前景广阔的行业流动,在目前的旅行社中,除去人力成本不说,仅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聘用旅游专业的中专生远比聘用硕士生效率要高。同时由于当前社会的用人标准,使得一些毕业生认为从事旅行社业是没有太大技术含量的服务行业,因而旅游专业毕业的高层次人才很少愿意在旅行社中长久待下去,或者说只是将旅行社作为一个跳板,这就导致旅行社人才流失现象加剧。 3.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观念滞后,机构设置不完善 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无疑是竞争的制高点,然而有些旅行社口头上说尊重知识和人才,实际上却更加相信经验,对知识和人才缺少强烈的需求。在大部分旅行社中,一般不设人事或人力资源部门,仅由办公室代为处理人事事务,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员工招聘、工资待遇以及劳动合同等方面,很少涉及职业培训、岗位设置,更不会帮助员工对职业生涯进行必要的规划,致使员工并未将自身的发展与旅行社的长远发展融为一体,从而频繁跳槽,导致旅行社人才流失现象严重,旅行社的竞争力被极大得削弱。 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但旅行社在这方面的管理力度却远远不够,在招聘培训、绩效管理、薪酬设计等方面的技术和方法相对落后,许多旅行社将薪酬设计简单地理解为工资等级,在旅行社内部,对人才的选拔、使用、考核、激励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缺陷。人力主管不熟悉本单位的人才现状及人才需求,不能激发本单位的人才潜能,在使用人才时只凭感觉行事,甚至只会机械被动地例行日常事务,不会对本单位的人才现状和发展战略做研究、分析,更不用说具有完善的解决旅行社人才危机的措施与手段。 三、完善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 (一)实行柔性化管理,转换传统观念 柔性化管理是“人本”管理的一种实践形式,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管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很多人觉得薪资多少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国内外许多研究都指出,收人对不同人的作用其实是不同的,特别是在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收入多数时候并不一定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更不是人们所追求的唯一回报。承认、嘉奖、晋升、责任、发展机会等也能够对大多数人形成有效的激励,从而吸引并留住他们。 (二)完善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旅行社应努力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如科学合理的用人和晋升制度,合理有效的薪酬制度等,并注重对旅行社全体员工的科学管理,关注员工的可持续发展,帮助员工制定职业发展规划,用科学合理的制度去使用人才、管理人才、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旅行社人事管理要从过去单纯的人事及培训工作,转变到以人力资源开发和培养为主要任务上来,做好本企业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调研、分析、规划工作,推动旅游人力和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 (三)加大旅行社培训投入,丰富培训手段,创新培训机制 旅行社应根据企业的经营类型、经营方针、员工工作性质和个人特点来确定员工培训计划和培训重点。在培训方法的选择上要注重向员工传授服务知识和服务技能,重视培养员工在服务过程中的判断分析能力、沟通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要积极运用市场化、国际化的创新培训机制,引进国外人才培训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现代管理机制,加大对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训力度。 人力资源硕士论文:浅谈关于青年人力资源开发与大学生就业指导 [内容提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青年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一方面,大学生就业指导是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形式和有效手段,是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也为大学生就业指导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在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起着调节和导向作用。要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使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得到缓解,就必须用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指导大学生就业工作,一是要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二是要加强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大学生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三是要加强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培养,积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指导,青年人力资源开发。 我国自1999年实行高校扩招政策后,大学毕业生的规模急剧扩大,据教育部的统计,20__年我国大学毕业生只有__万人,而20__年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338万人,是20__年的3倍。20__年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为413万人,比20__年增加75万人,大学毕业生呈逐年递增趋势。但我国就业市场有限,社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增幅不大,加之我国每年尚有部分历届大学毕业生待业,据统计,大学毕业生待业人数:20__年为34万人,20__年为37万人,20__年为52万人,20__年为69万人,20__年达到了79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由此带来了今后较长时期内大学生就业问题愈来愈严峻。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青年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如何开发青年人力资源,做好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用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指导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青年人力资源开发,即是对青年综合劳动能力的培养、促进、改进与作用发挥的过程,具体方式包括教育、培训和发展等,是生理控制、心理培养、人事结合与管理的整体发展。人力资源是当今社会的第一资源,大学生是人力资源中层次较高的那一部分,人力资源理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它能使大学生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从而发挥大学生的主动性和特长,增强大学生职业适应性。 1.大学生就业指导是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 1995年,原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就业指导选修课的通知”。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程”,其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就业形势、就业政策,摆正自己的位置,规划自己的职业目标,掌握择业技巧,为就业做好准备,以利于在人才竞争和自立创业中取得成功。大学生就业指导的内容主要包括:政策和法规的指导、求职面试的指导、职业规划的指导、择业素质的指导、就业心理的指导等,这些内容都是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青年人力资源开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组合,使已有的人力资源发挥最大的配置效率;二是着力于青年人力资源质量、品位的提高,这是一种内涵型的开发。社会发展要求青年人力资源开发以内涵型开发为主,内涵型开发有赖于教育的发展,其核心问题在于教育。大学生就业指导是开发青年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形式和有效手段,这项工作不仅仅面对毕业班,而是贯穿于大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大学生就业指导应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分别加以指导,大一阶段以素质教育为主;大二阶段以观念教育为主;大三阶段以能力教育为主;大四阶段以实践教育为主。 2.青年人力资源开发为大学生就业指导提供了理论依据 人力资源理论认为,学校正规教育是人力资源投资的最主要的方式,而高等教育对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形成作用更大。由此可以说,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投资过程就是高等教育的实施过程。大学生就业指导的很多理论都来自于人力资源理论,人力资源理论强调人员的培训和职业发展,这也是大学生就业指导的重点。大学生通过在高校的几年学习,不仅掌握了某一专业的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同时,通过大学生就业指导,提高了自身的择业素质、就业心理素质及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从而使大学生毕业后能顺利地进入就业市场,并且能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大学生就业指导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大学生就业与社会人力资源配置的全面融合。 3.青年人力资源开发在指导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 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多种多样,归纳起来有四个层面,即自我开发、培养性开发、使用性开发和政策性开发。自我开发为第一层次,它强调在青年人力资源开发中青年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培养性开发为第二层次,即对青年的教育与培养;使用性开发是第三层次,即青年在工作岗位上的锻炼;政策性开发是第四层次,强调政策对青年的开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主要通过这四个层面来发挥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作用。 第一,青年人力资源开发是大学生就业指导的调节器。通过对大学 生的自我开发,使大学生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并能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评价自己,从而调节自己的言行和职业意识,树立远大理想,培养职业兴趣,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将来成才打下良好基础。 第二,青年人力资源开发是大学生就业指导的风向标。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政策法规的讲解和宣传,使大学生了解我国就业的发展与变化,了解我国大学生就业的环境和制度,了解大学生就业问题及对策等,以指导大学生就业。二是通过典型示范,树立学习的榜样,宣传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以身边的榜样激励大学生,从而对大学生就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加强青年人力资源开发,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大学生就业指导是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课程,是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形式和有效手段,面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高校要加强青年人力资源开发,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确定职业生涯目标,提高就业能力。 1.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就业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以保证大学生实现合理就业,并使其在未来岗位上发挥自身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由于受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及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供给短缺和国家统一分配制度的影响,加之大学生人力资源本身成本较高,因此大学生就业期望要求也较高,不少大学生在择业时,青睐待遇高或条件好的大城市、大机关、大企业,不愿意下基层,造成大学生结构性的就业困难。而当前就业市场已是“买方市场”,如果大学生不转变就业观念,就会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而难于找到合适工作。加强大学生就业教育,就是要让大学生了解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转变大学生的择业观和从业观,使其认识到高等教育正在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因此,大学教育仅仅是一种素质教育,并不必然带来好职业和高收入。大学生要尽快调整就业的期望值,降低就业标准,端正就业态度,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观念,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立足现实,脚踏实地的选择职业,实现多渠道、多形式就业。 2.加强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大学生确定职业生涯目标 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一生工作经历中所包括的一系列活动和行为。所谓职业生涯规划,近期是指一个人利用所学,寻找社会职业角色的定位,远期是指一个人对其一生中所承担的职务相继历程的预期和计划,它是由个体的自我概念、职业兴趣和爱好、职业意向、职业角色、职业行为、专业和工作的匹配等组成的有机整体。职业生涯规划是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职业生涯分为探索、创立、维持和衰退四个阶段,大学生时代正处在职业生涯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对他们职业的选择及今后职业生涯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可以使他们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帮助他们进行自我定位,确定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避免就业目标定位过高或理想化,规划好自己的人生。通过职业生涯规划,使大学生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以提高大学生在未来就业市场中的自我配置能力、社会生存能力及职业生涯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3.加强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培养,积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就业能力是指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要并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是大学生多种能力的集合,主要包括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竞争能力、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新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自主择业能力、应聘能力及创业能力等。对大学生进行就业能力的培养,不仅要帮助大学生顺利实现就业,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大学生在择业的过程中和获得职业以后能够充分展示自我,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当代大学生虽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缺乏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人力资源仍然是“半成品”。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可通过实践锻炼,如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到相关机构进行挂职实习等,增加社会阅历,积累工作经验,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为将来就业做好心理和认识上的准备,使大学生这种人力资源真正成为社会需要的“成品”。加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就要帮助大学生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积极引导大学生自主创业,鼓励他们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在创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回报社会。自主创业既可以为自己谋求了出路,同时也可以为更多的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人力资源硕士论文:浅析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制度缺陷和创新 一、目前国有企业绩效管理现状 当前企业基本上都是将绩效管理作为其战略发展的导向和基础,利用分解目标的形式让企业的员工与工作人员都能够保持在工作目标、任务要求以及努力方面的一致,然后再使用相关方法和评估标准来对其企业的业绩进行评价,让员工的绩效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让员工和企业管理者都能够共同发展。目前已经有很多国企都有效运用了绩效管理制度和绩效考核结果来对自身企业的员工和管理者落实考核责任,形成一个完整的考核体系。同时也能够建立一个有着强约束性、高业绩和回报的激励约束机制,将对员工的奖惩机制加入到其考核制度当中,使得国企内的管理者薪酬自定、薪酬增长速度过快以及薪酬降不下来的现象,让国企的管理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也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质量的提高,让国企的内在动力得到增强,国企的经营效益也有了更明显的上升。 二、国有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的制度缺陷 (一)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 大多数的国企管理着都将绩效考核当成了绩效管理的全部,绩效管理即绩效考核,而绩效管理中的很多步骤都被忽略,这是错误的。这种误解让国企的绩效管理没有了原有的意义,让员工也不再对绩效管理加强重视。其管理者只是简单认为员工的将近、薪酬等奖惩制度的决定因素看做考核结果,进而就能做好绩效管理,而没有认识到绩效考核只是绩效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远非绩效管理的全部,绩效管理只有通过各环节的过程管理才能确保成功实施。 (二)缺乏科学的绩效指标体系 绩效管理在国企中实施的考核内容不完善,没有全面性,只是将其考核方向主要放在了岗位工作任务的执行情况方面,让企业总体目标与对员工的考核目标指标之间没有较大关联性,没有详细的指标和重点,让企业的目标与员工目标之间都缺少联系。使得不明确的考核标准导致对其绩效考核的衡量尺度不明确,使得其具体的操作较少,没有定性或定量的判断。如果管理者用模糊、无准确定义的指标来考核员工,自然无法避免实际考评过程中的随意性,难免出现考核中的“人情味”,甚至导致考核中的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绩效管理体系中缺乏反馈制度 绩效管理中有一个环节是绩效反馈,该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且对于其企业管理者而言,几乎没人能有效做好该环节内容,大多数甚至全部管理者都将绩效反馈看作是一项可有可无工作环节。认为考核才是其绩效管理的主要内容,绩效反馈只是简单利用绩效沟通方式,让员工对考核不是很了解,从而也没有机会去对考核结果进行质疑或者申辩,也对自身在工作当中所存在的不足与企业对自身的期望的具体情况,进而不能从根本上找到本质不足,也就更谈不上从哪改进了。 三、国有企业绩效管理制度创新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健全绩效考核机制 国有企业应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员工考核评价标准,形成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员工绩效考核机制,以对员工的劳动贡献进行科学的评价。把员工的奖惩制度、用人提人制度等与考核内容挂钩,让员工认识到工作心理的重要性和其发挥的作用。员工只有将企业的发展与自身发展联系起来,才可能出现双赢的结果。 (二)建立以战略为导向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 绩效管理的指标必须要以企业发展战略为基础,根据企业年经营规划来开展,由企业管理者人员来将其指标分到企业各部门,再有部门向下级一一发送,直至到个人。制定的员工考核制度要与员工的工作内容、性质、特点以及员工年度工作任务和目标相结合。必须要注重每一个在国企中工作的员工的角色以及责任关系,让各级别之间的绩效管理不存在矛盾。比如国企高管的绩效考核就是以他们在工作中所决定的管理措施和决策的灵活性和正确性进行判断,从结果方面来对他们的决策进行评估和考核。对于基层员工,他们对结果的影响主要通过其完成任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规范来决定,因此对他们应更多的采取行为指标。 (三)建立健全绩效反馈机制 国企必须将绩效反馈制度建立完善,让企业中每个被考核的对象都能够对自身的绩效进行认识和了解,进而再改正自己的工作情况和不足之处,从而来完成自己的任务目标,同时也能够让员工的绩效和企业部门的绩效有着很大关联性,有助于企业部门间的绩效发展平衡。如果主管人员能够利用绩效沟通,还可以对其部门的任务目标进展情况进行了解,也能够认识到在任务进行时所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找出问题原因再解决。让绩效管理的计划能够得到改进和完善,也有利于企业的下个绩效管理的目标的定制和规划。 四、结语 国企是国家国民经济内的主要支柱,必须要重视其自身的绩效管理工作,其是对国企内部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是国企进行长期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利用绩效管理定制自身绩效发展目标,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才能让企业得到更长久、更快、更稳的发展。
摘 要: 薪酬管理是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薪酬管理体系能够帮助国有企业吸引、储备人才,有利于提升人才队伍的质量以及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反之,国有企业如果缺乏人才储备,则会影响国有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将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源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进行相关研究,以期能够为国企人力资源薪酬管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国有企业;人力资源;薪酬管理;问题;对策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部门中处于支配地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其中薪酬管理是关键,它不仅能控制人工成本,保证薪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吸引并留住人才,还能激励员工努力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如果薪酬管理存在问题,将会直接影响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对策,这样才能帮助国有企业提升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的整体水平。 一、国有企业人力资源薪酬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薪资水平与市场价位脱节 根据相关调查笔者发现,部分国企为员工所提供的薪酬水平,相较于同行业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差距,缺乏竞争性。在国企内部,不同员工之间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这就意味着收入与工作量之间缺少正相关性,存在着“吃大锅饭”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企的专业职位以及关键职位的薪酬与普通职位相比,并没有高太多。虽然普通职位的薪酬水平比市场平均水平高,但是专业职位、关键岗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也是导致部分技术人员愿意选择去待遇更好的民营企业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部分国企专业岗位的员工流失现象突出,而且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也低于外来企业或民营企业。随着专业人才的陆续离开,整个专业团队质量开始下降,相关工作开展也出现问题,其员工积极性逐渐降低,将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根据双因素理论,当激励因素以及保健因素均不足时,就意味着薪酬管理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1]。 (二)公平性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员工认为自身的付出应该得到相对应的回报,如果付出与回报之间未能匹配,那么意味着薪酬体系缺乏公平性。部分国有企业并未根据员工为企业付出的多少做好薪酬等级分配,导致员工内心逐渐出现了不公平的心理感觉,并会主观地认为在这里上班,无论投入多少时间、精力进去,都将难以获得相对应的回报。一旦有了这样的心态,企业内部的倦怠氛围会逐渐蔓延,导致部分员工处于混日子的状态。与此同时,企业也会有相应的惩罚制度,因为部分员工的工作量比较大,加上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容易导致工作失误,这种情况下还要面临扣钱风险,各种因素夹杂在一起,很容易引发员工的心理不满,使员工最终失去工作的积极性,认为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无法得到保障,产生离开公司的想法。这样,原本高质量的团队将会面临工作懈怠甚至解散的局面,将会影响企业的有序生产,使企业战略目标成为泡影。第二,薪酬设计不合理。大部分国企实施的是“一岗一薪”制度,因此,岗位薪资水平是一定的,但是,部分特殊工种、岗位没有建立规范的岗位管理、职位序列体系,内部分配制度没有进行岗位价值评估,使薪酬管理失去公平性。例如,刚刚进厂的新员工,因为新入职,对公司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需要用更多时间以及精力去学习新业务,而此时老员工将会分担更多的工作任务,所面对的工作压力将会增大,这就会导致老员工出现不平衡的心理状况,甚至可能导致老员工与新员工之间的矛盾加深,对整个企业的运营造成不良影响。对于国企而言,如果不能全面建立以岗位工作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实行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突出员工贡献价值的薪酬体系,其成本也会不断增加。基于公平理论而言,薪酬等级划分需要根据员工个人能力差异以及岗位差异对薪酬水平进行调整,对于综合能力弱的员工应该给予较低的薪酬水平,如果大家都吃“大锅饭”,这种模式不仅会导致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增加,而且也难以调动老员工的积极性,导致这部分老员工跳槽。随着员工的不断流失,国企需要招聘新员工对组织进行完善,而新员工又需要时间成本来了解业务、参加岗位培训,从新员工到熟手需要较长的时间,使企业人力资源不足,陷入恶性循环,不利于国企的健康发展[2]。 (三)薪酬提升大多依赖于晋升 从部分国企的组织机构情况来看,存在着链条较长、层次较多的现象,特别是中间层比较臃肿,这是绩效考核不未能充分实施的根本原因。此外,部分国企的绩效考核所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这就进一步导致员工想要提升薪酬,通常只能依靠职务晋升这条通道来实现,这种具有“官本位”思想的薪酬体系,是大部分国企存在的问题,使很多员工更多地关注职位晋升加薪。但是,一家企业的级别职位数量以及行政职务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职务出现紧缺的情况是不常见的,所以,职位晋升激励能够产生的作用很低,甚至还可能挫伤部分员工的积极性,例如,部分员工认为自己已经有能力担任某个职务,但是未能实现心中目标;也有部分员工认为无论谁获得该职务都存在着不信服的心理。总而言之,薪酬提升过于依赖职务晋升的模式、激励功能不足,将影响国企员工以及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以及业绩提升,甚至导致员工因为未能升到目标职位而选择懈怠偷懒甚至离职。此外,过分依赖晋升提升薪酬,也容易导致企业内部钩心斗角的情况,例如,互相抱怨、互相推诿、互相指责等情况会日益增多,仅想着如何能够提升职位,而不再关注自身能力与业绩的提升,这十分不利于国企的健康发展。 二、加强国有企业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的对策 (一)优化薪酬体系设计 1.激发员工潜力,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国企要想实现健康发展、提升生产力,员工是否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是关键。在满足员工物质条件之后,其激励程度将会提升,员工在这样的激励之下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如果国企的薪酬管理体系是科学、合理的,对员工有着物质奖励以及精神奖励,那么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员工的潜力,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因此,在制定薪酬目标时一定要围绕相关理论以及企业实际情况,在科学制定薪酬政策、薪酬计划、薪酬目标的基础上,完善激励与约束等用人机制的建设工作,从而保障薪酬管理体系的合理性与科学性[3]。 2.充分地吸引优质人才 国企薪酬管理体系的目标还要能够吸引以及留住人才,这对于国企未来发展极为重要。当前是知识经济时代,国有企业要想提升核心竞争力,就必须要占据人才智力优势,以此为基础对薪酬策略进行调整,这样才有可能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薪酬一定要有足够吸引人才的优势,薪酬分配应该向关键人才倾斜,合理拉开差距,根据企业具体情况界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营销人才、技能人才。第一,能够吸引具有战略性头脑的人才;第二,能够吸引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第三,能够吸引更多是高专业素质的人才,再将人组成高素质专业团队。此外,企业还需要充分结合内外部环境相关因素,进行统筹协调,将企业与员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样才能让企业的薪酬体系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 3.保障员工与企业实现双赢 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科学、合理的薪酬福利体系,可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因此,在制定薪酬体系目标时,应该基于企业长期、中期、短期发作战略,避免并对员工的意见进行采纳,对绩效激励制度进行调整,加大中长期激励,例如,股权激励、超额利润分享、虚拟股权、员工持股等,丰富薪酬结构。这样的薪酬体系才能让员工认可,留住核心人才、激发核心人才的创造性,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如此不仅能够保障企业的利益,还能调动员工积极性,从而达到“双赢”的目标。 (二)国有企业人力资源薪酬体系的优化建议 1.制订薪酬水平策略 薪酬水平高低对于企业健康发展有着极大影响,在决定薪酬水平高低时,企业需要充分结合行业因素、竞争对手因素以及市场因素进行综合分析。通常来讲,可以将薪酬水平策略细化为市场领先策略、市场跟随策略、成本导向策略以及混合薪酬策略。结合国企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理论,建议采用混合薪酬策略最为合适。针对国企内部职能人员建议采用成本导向策略,针对企业内部销售人员建议采用市场领先策略;针对国企中层管理者建议采用市场跟随策略,具体见表1。 2.实施薪酬结构策略 对于薪酬结构而言,建议从国企所处的层次、功能定位和等级与内容完成划分,相同组织内部的不同职位以及不同技能员工薪酬水平排列形式可以反映薪酬等级结构。薪酬结构的内容,要深入基层了解员工的想法,确保薪酬内容匹配员工所重点关注的内容,这样才能满足其需求。对于国企内部而言,需要采用合理的等级薪酬结构,做好工资总额管理、内部分配制度管理的兼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形式,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工资的“可增可减”。在薪酬内容方面,职能员工主要采用固定形式;销售类员工应该采用浮动薪酬;中层及以上管理者要采用中长期激励策略,让员工以及管理层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自身工作之中,进而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4]。 3.结合业务发展需要对薪酬体系进行适时调整 薪酬体系、考核标准与员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国企薪酬是否合理,则需要结合企业现状、实际需求、战略目标等各种因素进行适时调整。第一,设计薪酬指标与权重时,要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考核方法。以定性问题为例,例如,当员工达到相关标准时,便可以进行升档降档处理,并落实到具体对应的标准上;对于薪酬体系定量分析而言,需要结合量化标准考核员工,例如,可以构建积分制度,通过积分直观体现员工的工作质量。在具体考核时,建议以量化考核为主、定性考核为辅的方式开展,这样能够避免过多主观意愿影响考核结果,从而保障薪酬体系的公平性。第二,结合业务实际情况对薪酬指标以及考核指标进行适时调整。不同时期背景下,国企的内外部因素、业务范围、战略定位,会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变,例如,短期战略目标以及业务侧重点都可能会发生改变,此时,考核指标与薪酬指标也应该进行适时调整,按照定位设计不同的薪酬模式、薪酬水平以及薪酬管理方式。薪酬机制要与激励约束机制联动,薪酬作为激励手段,还应建立全面的绩效考核管理体系,从目标设计、绩效沟通、绩效考核、绩效结果应用等方面建立完整的绩效循环,确保企业、部门、员工的利益一致。在具体考核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将人为因素减少,要用科学、合理、客观的方式进行绩效管理,例如,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对员工意见进行收集,结合员工的满意度对薪酬体系以及考核指标进行优化。 (三)合理拓宽人员晋升渠道 1.晋级晋档 对于国企而言,构建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以及员工考核指标是其健康发展的关键。不同的员工能够发挥的效能是不同的,他们对于工作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如果企业对于员工的表现给予统一反馈,那么将可能导致员工表现逐渐一体化,可能造成原本效能高的员工变得低效能,原本效能低的员工继续我行我素,而整个工作氛围也将得沉闷。薪酬机制与考核机制对于每一个员工都应该公平,确保员工的工作态度与工作效能能够得到公平对待,这样才能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因此,需要对员工划分不同的挡级,也就意味着薪酬待遇有了层次划分。从员工角度来讲,如果想要获得更高的级别,可以通过努力满足考核标准,这样就能够获得对应级别的薪酬。 2.降级降档 既然有晋级晋档制度,那么也应该有降级降档制度。如果员工表现与其薪酬不符合时,那么就需要结合相关指标对员工进行考核,并进行降级降档处理。奖惩制度越清晰越能够对员工起到正向强化的作用,完成任务目标实现晋级晋档,将会获得成就感;反之,则可能降级降档,从而避免部分员工随波逐流的现象。具体而言,一是,对于连续两个季度考核不符合标准的员工,建议国企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对其进行谈话处理;二是,对于年度综合评价不达标的员工,应该做出降级降档处理。合理的降档降级可以产生一定的正强化作用,适当给予员工压力,能够营造良性竞争的环境。这样一来,一方面,员工能够通过努力来获取对应的薪酬;另一方面,降级降档可以鞭策综合能力较弱的员工[5]。 三、结语 综上所述,薪酬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是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建立的关键,更是完善薪酬管理体系、增强自身吸引力,留住、激励人才的关键。在实际工作中,建立健全薪酬体系必须坚持顶层设计、系统思维,掌握政策要点,把握关键工作环节。薪酬管理一旦存在问题,就意味着薪酬未能满足员工的需求。薪酬涉及员工的切身利益,更与企业命脉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认清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这样才能找到解决之道,从而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其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作者:魏陶 单位:中铁二院(成都)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分析:浅谈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 摘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力已不仅决定于经营规模的大小和财产物质的多少,还要取决于其是否拥有雄厚的富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会计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必然要求,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企业和社会中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成为企业创造超常效益和增值的最基本源泉。在我国知识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源会计面临着制度制约、确认和计量制约以及社会环境制约等问题。本文对以上面临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知识经济;人力资源会计;问题;探讨 高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已经把世界经济竞争从物质资源竞争推向人力资源竞争。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推行人力资源会计是非常必要而迫切的。 一、知识经济时代需要人力资源会计 (一)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人力资源会计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力已不仅决定于经营规模的大小和财产物质的多少,还要取决于其是否拥有雄厚的富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才已成为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企业财富的象征和源泉。因此,将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资产,运用会计的方法对其加以确认、计量和报告,以满足企业内部和外部对企业信息的需求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二)国家宏观调控需要人力资源会计 我国人力资源总量巨大而质量相对偏低。如果能够基于人力资源的经济特征,通过人力资源会计确认人力资源的成本和价值,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进行研究分析,形成人力资源会计报告,国家便可以掌握各行各业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维护现状,从而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调配。从宏观上确定人力资源开发方向,引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达到供求平衡。 (三)企业管理需要人力资源会计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谁争取到高素质人才,谁就会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就必须考虑人力资源权益的确认和计量,考虑如何对物质资本投资者和人力资本投资者进行利润分配。这些都要求企业管理部门掌握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价值、权益等诸多方面的详细信息。 二、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会计面临的问题 (一)制度制约问题 理论界对产权问题、劳动者权益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虽然劳动者权益模式提出了与所有者权益相并列的劳动者权益,大大发展了会计权益理论,但是在我国现阶段要改变产权制度仍然很难。因此,现有人力资源会计实施的最大障碍是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制约的问题。 (二)确认和计量制约问题 在人力资源的价值计量问题上,目前存在的计量方法很多,如完全价值法、薪酬折现法、经济价值法、商誉评价法、市场竞价法以及人力资源当期价值理论、连续割差法等。计量方法虽然很多,但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缺乏在会计实际中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计量方法。 除此之外,我国建立人力资源会计需要的社会环境还很欠缺;企业对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缺乏积极性;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对面临问题的解决办法展开探讨 (一)逐步建立健全人力资产评估机构和人力资源市场 尽快完善我国的会计制度,规范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通过法律手段,确保企业对劳动力的所有权,保证人力资源的相对稳定,同时保障人力资源的合法权益。从法律上使企业所有者认可职工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与此同时,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使人才自由流动,企业可自由从市场上选择其所需的人才,健全人力资源价值的评估法律依据,制定普遍认可又可操作的评估方法,真正实现社会对人力资源信息的现实需求,为人力资源会计提供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 (二)基于中国国情,加强人力资源会计制度与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构建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型,建立统一的核算方法和披露体系,使之成为一门规范严谨的学科体系。使我国的会计制度成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两大体系的会计制度。同时,选择一些人力资源比较密集、人事档案比较规范,会计人员素质相对较高的学校、科研院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作试点,发现并解决一些不可预见的特殊问题。 (三)充分利用知识经济时代有利的条件,鼓励企业向外资企业学习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的成型经验 一方面向员工提供有吸引力的工资、福利、医疗、保险、住房和养老等待遇;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在人才培训方面的投资,为员工提供进修、培训和升职的机会,为员工创造发挥潜力的条件,做到待遇留人、事业留人,使全社会形成一种真正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氛围。 (四)尽快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加强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管理 与传统财务会计相比,人力资源会计的核算方法更为复杂,技术要求更高。在人力资本的计量上需要进行主观估计,要使结果尽可能科学,就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有深厚的会计理论基础、丰富的经验,还要具有更高的素质。 如今经济发展已从自然经济阶段向知识经济阶段发展,经济竞争已从自然资源竞争推向了知识资源的竞争,形成了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知识总量和科技实力的竞争。人力资源会计正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成为会计学科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它是人力资源管理学与会计学相互渗透所形成的新型会计理论。只有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使人才自由流动,企业才可自由从市场上选择其所需的人才;健全人力资源价值的评估法律依据,制定普遍认可又可操作的评估方法,真正实现社会对人力资源信息的现实需求,为人力资源会计提供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才能给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以强大的推动力。 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分析: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探讨 摘要:当前我国不断向知识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态度、思维和工作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力资源会计属于会计的一部分,在知识经济时代研究人力资源会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想成为一名能够为不断发展经济环境服务的会计工作者,要能够对旧的会计理论、方法进行提升和创新,同时了解知识经济时展目标,使得人力资源会计跟随知识经济的脚步,适应不断到来的各种新挑战。 关键词:知识经济;人力资源会计;主要目标 一、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及其学科性质 (一)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 人力资源会计属于会计学科中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的一个分支,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其计量和核算方面,对于促进企业发展提高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会计学科发展的新形式,结合人力资源管理和会计学产生的一种会计理论。人力资源会计在1964年被首次提出,是由美国的一名会计学家在其著作《人力资源会计》想起说明的。自此开始,美国的很多会计组织像是会计学会、政府会计师协会等都开始对人力资源会计的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现在,在很多会计人员的共同努力和研究下,人力资源会计正在形成完整的理论系统,在当前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为人力资源会计的成熟和完善创造很好的条件。 (二)人力资源会计的学科性质 人力资源的学科性质有两种不同看法的群体存在,一种是人力资源管理会计观,另一种是人力资源财务会计观。站在人力资源管理会计观的立场进行问题分析时,要保证人力资源的价值可以进行计量的,同时能够表现在对外报表中;人力资源价值与企业的管理方法存在某种函数关系;人力资源管理量化的信息和定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会影响企业的决策。它包括了对人力资源的预测和决策行为、对责任和问题的控制,对行为学说的科学研究,发现使用战略管理会计进行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持人力资源财务会计观的人这样认为,人力资源属于无形资产的一个分支,和商业信誉一样,其他企业在知识和技能方面占有优势地位,从而给企业创造收益提高经济效益的资产形式。从而人力资源会计隶属于传统财务会计。 二、人力资源会计的定义 人力资源的定义存在多种说法,可以分为广义和侠义的人力资源会计定义。广义的人力资源指社会和企业中的人力资源会计。广义的人力资源主要是考虑社会中的因素来进行确定和管理,属于社会会计的一部分。企业人力资源是以企业的视角进行的人力资源管理、确认和计量。平时所说的人力资源是从企业角度进行的管理,是侠义的人力资源会计。会计文献中常见两种种形式的定义方式:一种是把人的价值和成本为资源进行计量和报告,另一种是利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对会计信息进行确定和报告,从而使企业做出对自身有利的措施。总的来说,人力资源会计主要通过对人的价值的计量管理。目的就在于使用人力资源能力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情况,了解局势的厉害关系,从而使企业能够正确进行决策并创造价值。 三、知识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会计的主要目标 知识经济指以已有知识结构和信息的使用为基础,把知识进行合理分配和整合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通过人的智力劳动与先进技术的结合形成人力资源会计发展的强大推力。所以,知识经济的主要体现在高科技与知识创新的共同发展。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将更加重视企业软实力的发展,例如知识产权和专利权等,有利于企业形成科学的未来战略规划。以企业能够做出最佳决策为前提,我们将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人力资源主要目标分为以下四方面: (一)利用国家宏观调控人力资源信息 我国接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人力资源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发展特征,需要对人力资源的价值和成本进行确定。分析人力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并形成报告,不断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结合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定的稳定状态,对人力资源会计发展和优化配置有重要作用。 (二)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充足人力资源信息 高素质人员是在激烈经济竞争下占据优势的重要因素,同时一定的人员培训投资、工作改善环境、提高薪酬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企业最重视的还是经济效益的增加情况,通过人力资源会计进行一定的核算明确实际增加的效益情况。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对核算提出许多新的要求,要求企业首先认真分析自身实际情况,解决好人力资源的质与量的关系,对企业经济效益有重要作用,并且也显示出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要作用。 (三)掌握完整的投资者信息与债权人信息 从传统企业内的会计工作来看,人力资源信息并不包括投资者和债券人的信息,只是对企业内的物资和财务状况和变动情况的记录情况,人力资源的成本是当期发生的损益值,不把人力资源投资表现在资产分析和管理列表中,使得不能准确了解资产的变动和损益情况。知识经济时代重视员工的综合素质水平,人力资源信息所包含的内容从知识创新到高新技术很多方面,需要确定物资和财产的投资比例,从而使的企业的各项决策都有足够的信息支撑。 (四)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会计包括不断开发创新人力资源,通过一定的资源投入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得员工充分发挥自身的工作热情和开发思维为企业做出更多贡献,使得企业得到更好发展。笔者认为,人力资源会计应该选择容易操作的发展模式,使用人力资源成本模式要以原始记录为基础,通过发生结果分析得出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相关信息;该模式与传统的财务会计非常类似,人们熟悉流程也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同时让人力资源成本独立计量,能够明确得出人力资源产生的经济效益。 作者:赵博文 单位:济南历城二中 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分析: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 知识经济已在世界范围内初见端倪,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的结合促进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将成为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最基本、最有效的生产要素,从事知识创新、传播和运用的知识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人力资源成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最宝贵的稀缺资源。对人力资源进行会计核算,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 知识经济是建筑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经济,它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知识成为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是以耕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是以大量自然资源和矿藏原料的冶炼、加工和制造为基础的,衡量经济发展的生产函数,注重的是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能源等生产要素,把知识、技术常常似为生产的外在因素;而知识经济则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最新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它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基础,是一种知识密集型、智慧型的新经济形态,知识和技术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生产函数之中,从而使经济效益可以持续递增,因此,农业经济时代,人们梦想占有土地;工业经济时代,人们希望拥有资本;知识经济时代,掌握知识将成为人们的追求,知识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将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竟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以往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的增长不再完全依赖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已转而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依赖于对知识的获得,足以弥补传统生产要素不足而对经济发展带来的障碍。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力和实力,将会由其掌握有形资产的数量转移到拥有知识的能力和服务能力等无形资产的数量上去。例如,美国著名的微软公司总资产在很短的时间就达到143亿美元,其无形资产价值市价已高达1623亿美元,该公司的市场价值已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和。 2、知识劳动者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农业经济时代,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是农民,知识分子游离于社会财富创造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是工人,知识分子是社会生产的指导者或组织者;而知识经济时代,智力劳动者已成为庞大的知识阶层,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知识经济时代的农民已成为掌握农业高新技术的知识劳动者,新时代的工人也是用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高技术工人。拥有足够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创造出数倍于体力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知识劳动者在知识经济时代占据主体地位,是社会的主流。1981年至1991年,美国就业中的蓝领份额平均降低了3个百分点,而白领份额增加了6个百分点。在日本,专业和技术职业的就业预期于本世纪末增长超过40%,几乎比次快增长的群体——办事员及其相关职业快四倍。在美国,到2005年前预计专业和技术职业的就业增长将是36%,几乎比工艺和熟练的手工职业快三倍。[1] 作为一个经济范畴,人力资源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从人力资源内部的替代性来看,人力资源的质对量具有较强的替代作用,而人力资源的量对质的替代作用却较差,甚至不能替代。例如,一个高级工程师可以完成几个低等级工人的工作量,而几个低等级技术工人共同工作却难于完成高级工程师所从事的复杂工作。知识经济仍是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背后是人才的竞争,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主要的战略资源。企业竟争的胜负,取决于其是否拥有更多的优秀人才。 3、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标志性产业,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81年至1992年,主要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增长了1倍多,而同期其它制造业的产值增长了2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年度报告中指出,其主要成员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已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1997年,美国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密集服务出口总值已接近商品出口总值的40%。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5%以上,而汽车工业只有4%。[2] 知识经济将引起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和产品结构的全方位变化。知识经济条件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体现着产业发展的新途径;以高新技术为杠杆, 推动着传统产业的知识化;以高新技术为武器,促进服务业大发展。就微观经济组织——企业而言,知识密集型企业居于主体地位。人力资源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主要因素。 可见,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会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 人力资源会计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更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时代,最需要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源,而是智力资源,知识经济的主体是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具有创新潜能的高素质人才。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将成为企业内部长期投资的主要项目,甚至要超过对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企业对人力资源投资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及所起的作用已不容忽视。例如,1995年美国很多企业无形资产的比例已高达50~60%。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日益成为决定企业未来现金流量与市场价值的主要力量。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会计要满足企业管理当局及其他相关机构对人力资源信息的需要。 1、人力资源会计为企业管理者提供评价人力资源决策方案所需要的信息。企业管理者十分关心人力资源投资的效能和效益,并加以追踪评估。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为实施人力资源发展战略,企业是从外界招聘还是在内部培训专业人才?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应当裁减还是保持其人力资源?裁减职工可以立即降低人工成本,并相应增加本期效益,可是到了经济复苏时,社会对人力资源需求增加,企业有可能为重新雇用新职工花费巨额费用,即被裁减职工的重置成本。如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显然,传统会计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人力资源会计。 2、人力资源会计向投资者、债权人提供制定正确的投资和信贷决策所需的信息。传统会计报表并不向投资人和债权人提供企业人力资源的变化情况,以及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在损益表中,传统会计将人力资源的投资成本列为本期费用,而未予以资本化列为资产,未在预期使用年限内按期摊销,从而歪曲和低估了本期收益。在资产负债表中,传统会计在企业资产总额中并未包括人力资产,从而歪曲和低估了企业实际拥有的人力和物力资产总额,以及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知识经济时代,投资者和债权人更关注企业员工素质、构成,特别是企业的技术队伍和管理队伍、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等人力资源方面的信息。人力资源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能够更确切地分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投资比例和投资效果,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企业总资产中人力资产、物质资产的比例,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 3、人力资源会计向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会计信息。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细胞,政府主管机构和社会公众不仅要求企业披露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还要求企业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为了创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以争取社会公众和企业职工对企业经营的有力支持,企业也必须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在谋求投资者权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人力资源安排方面的贡献。人力资源具有特殊性。企业要为人力资源的载体——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有关政府主管部门也需要劳动就业方面的信息。人力资源会计是提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主要信息来源。 我国人力资源存在人口众多、素质低下的问题,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又存在人才浪费和人才短缺并存的局面,存在教育收益率和教育投资比重十分低下,知识分子收入水平偏低,人才流动困难等问题,因此,我国建立和推行人力资源会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较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 以人力资源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组织中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问题的人力资源会计,尽管自诞生已有30余年,目前这门学科仍处在不很成熟、不断探索的阶段,仍难满足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还处于介绍和引进人力资源会计的阶段,理论界对此研究尚处于起步状态,实务中也没有得到应用。但会计界对它研究的兴趣也日渐浓厚,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在我国建立人力资源会计要有一个过程,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深入理论研究,澄清模糊认识,更新传统观念。人力资源能否被视为一项资产,是人力资源会计能否成立的关键。人力资源作为会计资产,必须用货币进行计量。对人力资源的计价,人们会误以为对人明码标价,似乎是对人格的贬低,所以难以接受。明确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人力资产各概念的范畴、特点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是人力资源会计的基础,人力资源成本项目及资本化、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式是人力资源会计的核心。现有会计模式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已发展为一套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对其每改进一步,都是传统与新生的较量,尤其是将人力资源纳入会计要素中,涉及人力资源的收益权问题,这将影响到政府、企业投资者及其他利害关系集团的切身利益。会计界必须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共识,才有利于统一思想认识,转变管理人员传统计会计模式下形成的旧观念。 其次,吸收借鉴西方人力资源会计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成果,洋为中用。一方面,我国会计界应投入更多的精力深入考察和研究国外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作一般性介绍,为最终建立适合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会计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搬照抄。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各不相同,进而有不同的人事管理制度,不同的企业和组织,劳动用工制度也有很大区别。因此,人力资源会计在吸收借鉴西方国家有关理论和方法时,必须与国情及本单位实际情况相结合。 最后,开展人力资源会计试点工作。试点单位一般应是人力资源密集、人力资源投资较大,既要有完善的人事档案资料,又要有完善的会计组织和较好的会计工作基础。例如,可选择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进行试点。这些企事业单位是人力资源密集的场所,它们往往为招募、选拔和培训人才投入巨额资本,人事部门一般有较为完整的档案材料,可为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的计量提供重要依据。也可有目的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中外合资企业作为试点单位,这些单位更易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对人力资源会计易于接受,同时也有利于借助国外的管理人员,为我国培养人力资源会计方面的专业人才。试点的业务应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推广和普及,从而建立起各行各业的人力资源会计核算体系。 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人力资源会计,并会推动人力资源会计趋于完善和成熟。
浅谈经济学下的企业人力资源:基于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探讨 【摘 要】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各行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将经济学原理应用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不仅能够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还能够将有限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最终目标。文中分析了经济学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依据,并进一步对基于经济学视角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强化措施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依据;强化措施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现代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就需要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要控制成本,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人力资源和人事费用作为企业经济性开支,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够实现人力资源成本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学作为研究资源合理配置及将有限资源合理利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门学科,将经济学理念应用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人力资源成本效益最大化目标。 一、经济学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依据 由经济学中衍生出劳动经济性,主要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进行研究,劳动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劳动是一种生产要素,其价格主要由供求力量来决定,但劳资关系由资产单边主导,这也使劳资关系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人力资源管理经济性是利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以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作为重要基础,从而将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经济有效结合起来。 在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可以从资本的角度来对人进行考量,人力资源收益性需要建立在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基础上,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在对人力资本进行判断时不应以增值与否作为判断的标准。而且资本作为资源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可塑性、社会性、能动性和资本积累性特征。经济学中资源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具有稀缺性,将有效的资源合理配置,可以获取最佳效益。人力资源作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直接会对企业的生产带来较大的影响。通过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在用人单位中,根据人力资源能力来给予不同待遇,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基于经济学视角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强化措施 1.充分掌握劳动力市场信息 在对人力资源进行分析时,需要以各种信息资料、通信系统及评价体系作为基本条件,以此来掌握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实现对人力资源的合理规划。因此,在当前新形势下,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进行充分了解,在信息完备情况下做出科学的决策,以此来降低错误决策而增加的成本。 2.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在当前企业发展过程中,在人员招聘过程是双向选择的过程,而且这种双向选择关系密在员工在企业任职期间也存在。这就需要企业在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合理配置人力资源,针对每一员员工的特点来匹配相适应的岗位,员工与岗位之间达到良好的匹配度,企业才能更快更好发展。同时,员工也能够人尽其才,更好的发挥出自身的价值。另外,企业要还强化人员结构的配置,通过对人员工龄结构进行适当调节,从而更好的发挥出不同年龄段员工的优势,使人员结构相互互补,确保整体工作效率的全面提升。 3.完善薪酬分配制度,体现人才价值 基于社会学角度来对人进行分析,人具有经济性,具有较强的趋利倾向,这也企业发展过程中人才队伍的稳定性与报酬具有十分紧密的P系。通过完善薪酬分配制度,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可以有效的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而且公平理性的薪酬制度也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能够更好的体现出员工的价值。同时,企业还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以此来稳步提高员工的待遇,激发员工的活力,打造一支稳定的员工队伍。 4.加大人力资源成本投入 企业需要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针对员工结构及专业技能结构方面的存在的不足,采取针对性的培训措施,以此来提高员工的业务知识和技能水平,通过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来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企业还要增加间接成本的投入,如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构筑和谐音人际关系及改善员工工作环境等,有效的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保持人力资源的稳定性,进一步推进企业特色文化的建设,使员工与企业具备相同的发展目标,从而共同进步同共发展,实现双赢的局面。 5.建立和完善员工绩效激励机制 依据社会经济学理论,人具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并且一个人的需要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可有效地吸引人才,并防止人才流失。通过工资的充分激励作用和人员的优胜劣汰机制,在实践中,对特殊人才实行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待遇的政策,并重点解决好其住房问题,使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家园,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有条件的可以用赠予股份的方法来激励人才多做贡献。注重合理构造工资、现金奖励、福利在员工总收入中的比重结构,逐步加大与绩效考评挂钩的奖金收入份额。对各级管理者普及现代激励理论的应用技能,让各级管理者熟练掌握和运用激励的需求原理、期望原理和公平公正原理。准确分析、了解员工的主观职业动机、心理需求和思想状况,因势利导,尽可能满足员工正当的需求,激发他们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合理引导员工自愿朝着组织目标方向努力。 三、结束语 当前人力资源是企业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最重要资源。因此,企业需要加强人力管理管理工作,以此来提高人力资源的效率,充分的发挥出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为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 浅谈经济学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经济学视野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 摘要: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本文从行为科学角度探讨了企业职工的职业发展在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意义并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开发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经济学;企业人力资源;问题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投资和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企业职工的培训与发展又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从职工个人来看,培训和发展可以帮助职工充分发挥和利用其人力资源潜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其自身价值,提高工作满意度,增强对企业的组织归属感和责任感;从企业来看,对职工的培训和发展是企业应尽责任。有效的培训可以减少事故,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从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因此,任何企业都不要能对职工的培训和发展掉以轻心。 一、企业人力资源部新职工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调查与分析发现,新职工在进入单位之初所抱的期望主要有三种:获得应有的尊重。得到别人尤其是自己接触频繁的上司和同事们的认可、接受和重视,这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刚进入一陌生环境的新职工,对此往往特别敏感。这不仅关系到新职工这种重要个人需要的满足,而且他们还会根据单位对他们个人是否热情与重视,推断这单位对职工的总体认识与价值观,而这对他们组织归属感的建立、巩固与深化影响甚大。获得对环境和职务的了解。他们想知道他们所进入的企业的性质、目标、宗旨、价值观、工作与生活的规范,所在部门、上司、同事的状况,自己所担任职位的作用、地位、应尽的职责与可享受的权利等,这些信息将带给他们方向感、自尊与信心,减少无把握感。获得发展与成功的机会。新职工常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对未知的情况与未来心中无底,另一方面又怕被人轻视与忽略,长期“试用”、“锻炼”而不授以责任,没有发展提高的机会。因此他们不仅需要关怀、鼓励与支持,还需要信任、机会、目标和一定的自主。 通过上述对新职工对单位的期望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新职工实施如下的导向活动:使新职工感受到受尊重。这当然首先是以各种形式表示的对新职工的欢迎,如专人接待迎接,标语、墙报等欢迎形式所营造的气氛,都显示了对新职工的重视。对新职工报到后的祝贺,也显示了对他们的重视。如果新职工到来无人过问或随便让一名职工引领到工作地点撒手不管,就会使新职工觉得受冷落,自己在此组织中举足轻重,自然会对组织产生疏离感。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开发 从经济角度看,管理人员在一个组织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管理人员的开发对一个组织尤其现代企业有着重要意义。在我国,长期以来,管理人员的开发工作难于引起普遍重视。究其原因,一是迷信个人经验,不把管理视为科学,认为那些被任命为主管的人以及晋升到管理职位的人,即使缺乏领导能力,也可以轻易获得所需要的技能,并且可以凭个人经验正确行事;二是不了解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素质和能力结构上的要求差别很大。管理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把一个精通技术的专家选拔到管理岗位上,例如挑选最优秀的业务员当了业务部的主管。可是做出这种选择所依据的技能,对管理销售人员来说,却只有部分价值。他若胜任这项管理工作,还必须开发出其它能力如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人事能力等等。而这种开发工作,只依靠个人的自我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由组织的最高管理者统筹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在对管理人员进行开发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现代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管理实践告诉我们,现代企业的管理人员应具备下述四个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知识作为一名管理者,首先他必须知道如何处理和履行职责,必须熟悉所管理的业务领域如生产、销售、财会、技术等。此外行为方式管理者的仪表、风度、讲演方式、工作作风、管理者使用权利的习惯(集权专断还是分权民主)、感情流露的方式、感情的色彩等等。这些都应符合管理职位的要求。当然,不同层次上的不同管理职位,对上述四种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差别很大,应实事求是地逐个确定。当清楚了管理者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后,我们就可以根据管理人员实际存在的素质和能力(在调查和研究以往考核记录的基础上),找出他们还存在的差距,然后对他们实施有计划地开发。如果因单位条件限制,不可能对全部管理人员都进行开发,那么应该选择合适的开发人选并兼顾这些人的晋升目标。 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防范措施 1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通过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并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以形成企业倡导的价值体系,从精神层面上给予激励,增强企业凝聚力,引导员工的行为方式,降低流失率。企业可建立内部竞争机制,改变主要取决于上级决定的“伯乐相马”式的人才选拔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赛马”的方式由员工自己的才能来证明实力,为员工提供展示才能的“赛场”,为其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2签订保证企业权益合同重视人才储备 确定好开发对象后,企业要与之签订开发合同。合同条款一般包括开发内容、形式、时间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为防止员工专业技能提高后另谋高就,合同中要注明开发后的员工应在企业服务的时间、违约后的经济责任,对员工产生纪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约束,假使员工离职,企业还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管理者要提前做好人才储备的工作,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员工流失后出现的岗位空缺导致工作出现混乱的局面。管理者要注意更新用人观念,处理好人才为我所用与为我所有的关系,积极探索各种灵活的用人机制,建立人才信息库,在需要时可迅速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通过聘请兼职员工、短期工,解决企业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人员缺口。 3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企业要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就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工作保障,这些人员的业务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规划制定的是够合理、相关制度执行是否规范、开发项目能否有效落实等问题,对他们的开发特别是更新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 结语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企业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开放流动的经营环境,企业的人力资源也是如此。一方面,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日益成为企业生存竞争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企业人才的流动性也日益增大,成了越来越稀缺的资源。为保持企业职工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职工培训和职工的职业发展已成为企业经营管理者不能不高度重视的工作,不能不检讨和改革企业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陈旧的职工培训观念和模式,以科学实效的系统培训方式取代刻板教条的知识灌输方式,以结合职工个人潜能、兴趣和价值观的职业发展取代对职工片面要求的“螺丝钉”、“种子”精神,使职工个人的才能和追求与企业的发展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职工个人的发展前途寓于企业的繁荣发达之中。 浅谈经济学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经济学视野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 摘 要: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关键词:企业 人力资源开发 问题研究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其实,每个企业在人事管理中都可能遇到风险,如招聘失败、新政策引起员工不满、技术骨干突然离职、开发低效或无效等等,这些事件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甚至会对公司造成致命的打击。如何防范这些风险的发生,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对人的依赖更大,所以更需要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风险管理。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解决人才供求缺口问题时捉襟见肘,不利于企业积极、灵活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四)人力资源开发的执行不力 在开发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影响到项目的落实,如工作时间、个人时间与开发时间的矛盾;开发创新与抵制变革之间的冲突;其它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等。如果上述问题在项目执行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在项目执行时没有给予及时的调整,就会影响到项目正常进程,使整个工作偏离预期的开发目标,导致开发低效或无效。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规划与执行之间的协调与控制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专业技能等方面未达到相关要求。 (五)缺乏内部成长通道 人力资源开发除了提高员工的知识与技能,还要明晰员工的职业发展目标,这样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自我超越的潜能,经过开发知识与技能得以提高,员工会自觉主动地向更专、更精的领域去学习与探索,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追求。 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一个好的规划应该目标明确、系统完整,可以动态调整。开发的目标要明确指向企业战略发展的方向,为企业的发展预先储备专业人员;系统完整则要考虑开发内容、时间上的要求,从内容上来说要根据企业发展规划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职业技能开发,时间上对一名员工的培养要结合他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长期的开发,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开发项目;动态调控意味着管理者要密切注意企业经营环境、技术环境、人才供求、开发对象等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对开发项目的目标、内容、步骤、对象等方面进行调整,保证开发效果。 (二)签订保证企业权益人力资源开发合同 确定好开发对象后,企业要与之签订开发合同。合同条款一般包括开发内容、形式、时间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为防止员工专业技能提高后另谋高就,合同中要注明开发后的员工应在企业服务的时间、违约后的经济责任,对员工产生纪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约束,假使员工离职,企业还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开发合同中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竞业禁止条款,如果在员工的聘任合同中未进行有关规定,则在开发合同中,一定要和掌握了商业秘密的核心员工签订竞业禁止的内容以保障企业的权益,在发生核心员工离职、侵犯到企业的商业秘密时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保护。 (三)注重人才储备 管理者要提前做好人才储备的工作,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员工流失后出现的岗位空缺导致工作出现混乱的局面。在企业内部组建工作团队,避免出现个人控制某个工作项目的状况,工作就不会因为个人的离开而出现中断;除了团队建设还应该注意人才的梯队建设,以师徒的“传、帮、带”方式形成同一岗位的储备人才,当第一梯队人员离开时,后续梯队的人员能够迅速补充上来,保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管理者要注意更新用人观念,处理好人才为我所用与为我所有的关系,积极探索各种灵活的用人机制,建立人才信息库,在需要时可迅速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通过聘请兼职员工、短期工,解决企业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人员缺口。 (四)加强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建设 通过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并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以形成企业倡导的价值体系,从精神层面上给予激励,增强企业凝聚力,引导员工的行为方式,降低流失率。 (五)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企业要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就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工作保障,这些人员的业务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规划制定的是够合理、相关制度执行是否规范、开发项目能否有效落实等问题,对他们的开发特别是更新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 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管理尤其重要,应在人力资源开发的各个环节中进行风险管理,防范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风险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