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筑论文:城建档案文化建筑论文 一、城建档案对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建档案是城市规划工作的依据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各种要素、现状条件和基本特点等方面的动态变化进行全面、综合、科学的预测和设想，通过论证制定规划的方案，经审批后付诸实施。城建档案为城市基本建设提供了有力依据，不仅能缩短规划设计时间，也能大大缩短施工期，全面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城建档案是城市建设工作的基础 城建档案是城市建设发展过程的真实记录，是长期和永久保存的资料，也是城市建设和维护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为城市拆迁、修建、扩建工程各方面的工作提供大量真实准确的数据。合理地利用城建档案，能促进城市建设顺利有序的健康发展。 （三）城建档案是城市管理工作的凭证 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城市的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如今的城市地上高楼林立，铁路、道桥纵横交错；地下给排水、煤气、通讯、人防等工程管线密集如织。要对这些城市基本设施实施有效的管理与维护，就必须有完整、准确、系统的城建档案做依据。如在城市突发自然灾害和工程事故中，城建档案资料提供的可靠依据和凭证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城建档案是编研工作的参考文献 城市建设档案的编研资料只有依赖于大量完整、系统、准确的原始城建档案，将相关信息逐一列出登记、汇总，编研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在解决征用土地、地界纠纷等方面的问题时，城建档案是重要的法律依据，也是城建和规划部门重要的参考文献资料。 二、城建档案的特征与特点 （一）内容丰富，综合性强 城建档案从归档范围上看，有工程前期准备阶段形成的资料，如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等内容；有在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如施工技术资料、监理资料;有在工程竣工后形成的材料，如各个专项验收资料以及有关的照片、录像等内容。显而易见，城建档案的内容和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且具有极强的综合性。 （二）归档周期长，连贯性强 建设工程从立项、规划、决策等先期准备工作经工程施工到竣工验收，基本上要经历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每一阶段形成的档案资料，既类别分明，又环环相扣，形成各自独立且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真实、连贯、系统地反映出工程各阶段的建设进程。 （三）涉及部门多，资料来源广 城建档案工作不只是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还涉及到城市规划、电力系统、给水排水、通信、环卫等诸多部门，其来源广泛，管理起来难度较大。除了上述城建档案自身具备的特点，作为科技档案的一部分，它还具有动态性、精确性等其他特点。 三、依法科学管理，做好城建档案管理工作 （一）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加强城建档案管理 城建档案是城市建设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是研究城市发展历史及发展规律的重要参考依据，是整个社会构筑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固基石。所以，必须强化法制观念，科学管理，充分发挥城建档案作用。各职能部门要共同参与，齐心协力，使城建档案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二）抓好组织落实，建立有效档案管理网络 抓好组织落实是所有工作成败的关键。在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档案管理人员经常会发生变动，为使档案管理工作的具有组织性、连贯性，应建立一个与工程相对应的完整的档案资料管理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成立综合档案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派驻专人监督指导档案工作。 （三）全程跟踪和严格控制 在工程的建设过程中，通常会发生设计变更、项目增减交替进行等情况，为此，对工程档案资料的形成、积累、变化必须全程跟踪严格控制，进行有效地监督和检查，确保变更、修改或补充的工程资料有序、完整，使工程档案管理工作做到滴水不漏。 （四）按阶段有序归档 在工程开工前，就应把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批复、用地规划、工程规划、勘察设计等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归档；在工程施工阶段，注意变更修改、技师事故记录、施工记录等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工程竣工后，将完整的竣工图纸、各专项验收报告及上述阶段的档案资料统一立卷、归档。这样收集整理的城建档案就可真实、完整地反映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从而有效地为施工服务，也为工程竣工后各个主管部门的检查验收工作提供了系统可靠的依据。 四、充分发挥城建档案作用，促进其又好又快的发展 城建档案只有通过利用才能体现其价值，为了开发利用城建档案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充分利用城建档案资料汇编 城建档案资料汇编是以年度或专业类别为单位，依据城建档案资料内容进行的分类汇编，是现行城市基本建设管理的法规、规范标准的文集，是编制城建档案的联合目录，是揭示全市城建档案馆和各个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档案室全部馆藏的大型检索工具。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只有主动提供汇编，提供利用服务，才能真正发挥城建档案的作用，有利于实现城建档案信息的“资源共享”。 （二）主动提供城建档案信息利用服务 现代的档案利用服务，必须实现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方式转变，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向工程设计和施工单位提供城建档案中存储的设计理念、工艺技术等信息，以供参考。如在拆迁、改建工程中，可将已存档的地质勘察报告资料提供给施工单位，帮助其了解地质情况，这样可以节省重新勘测的费用，保证工程顺利有序地开工。 （三）积极改变城建档案利用服务方式 城建档案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服务状态，必须向开放型、开拓型服务转变，面向全社会，为方方面面的城市建设提供档案利用服务。特别是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今天，开展国内、国际间城建档案学术交流活动，是促进城建档案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技术市场的开放，城建档案作为科技信息的成果和载体，已带有商品的性质并具有商品价值。企事业单位之间可实现有偿的技术转让。这就进一步发挥了城建档案作为科技交流工具和实体的作用。 （四）充分利用完善的城建档案网络服务 现代化的城市建筑，地下管道密如蛛网。城建系统各部门间各行其是，互不通气，经常发生工程施工损坏通讯线路、自来水管道、煤气管网等，经常出现重复施工现象，给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浪费。这就要求各市级城市建设部门建立城建档案的网络系统，与国家城建档案信息中心相连接，实现资源共享，就可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促进城市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 文化建筑论文:城市环境文化建筑论文 1、项目概况 瓦房店市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区位优势显著，地域特色鲜明，产业实力雄厚，现已发展成为东北县域的领军城市。近年来，随着全域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化产业化及城市文化惠民工程得到大力关注，瓦房店轴都剧院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是集文化活动、演出、艺术培训为一体的综合型城市文化建筑，主要包括剧院、数字影厅、展厅、会议、艺术培训及排练等功能，建筑规模11000平方米。项目位于距瓦房店城中心西南5公里的新商务核心区。基地处于新区的重要位置，北侧为联系新老城区的主要市政道路，西侧正对城市交通环岛，东侧为拟建城市公园用地。该项目旨在通过大型城市公共文化建筑建设提升城市形象、带动区域发展、丰富公众文化生活。 2、设计理念 2.1开放性 当代城市文化建筑不应仅是特定文化活动的盛纳空间，更应是一个向城市开放并吸纳公众参与的与当代生活相融合的场所。轴都剧院应该在满足基本使用需求的同时，打破传统的、封闭的空间模式，追求一种与城市空间及周边环境积极对话的崭新的、开放的场所体验，并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城市公共空间的潜力。通过城市界面、环境景观以及建筑空间的整体性、开放性设计，轴都剧院将实现新塑城市形象、触发公众活动、共享文化资源，进而与城市环境及市民生活完美融合。 2.2地域性 设计应扎根本土，追求地方性和独特性，避免盲目追随时下流行的形式表现。瓦房店境内多低山，呈现辽南丘陵地貌，连绵低矮的山体覆盖了所辖区域约六成的面积，构成了独特的城市地景；瓦房店市矿藏资源丰富，矿种繁多，尤其盛产优质金刚石，被誉为“东方钻石城”。轴都剧院设计试图转译城市地域文化元素：以起伏曲折的天际线“再现”城市远山的示廓；以刚性不规则块状体量“映射”金刚石矿体；以微地形植草坡地景观“还原”地貌地景。 3、设计诠释 设计追求城市空间的整体性与有机性，关注公众行为的场域性与复杂性，体现文化建筑的标志性与地域性。以视觉通廊及行为流线为纽带，有机组织室外广场与室内中庭，形成动态、开放的空间布局。形体生成是基于对基地周边环境的城市设计分析而得出。鉴于基地的城市属性及建筑的形象需求，轴都剧院采用集中式布局，以整体性建筑体量塑造其标志性。同时为避免大型建筑尺度对城市空间及公众心理带来的违和感，建筑师基于开放性设计原则对建筑体量进行了一系列形式操作，使得建筑与城市在空间视觉及空间动线上产生积极而有效地关联与融合。设计中，以基地西侧城市交通环岛为空间节点，向基地引入一条空间轴线将建筑体量一分为二，形成实、虚相间的体量关系：两个实体通过切削及异化变形，分别形成剧院的两大功能组团部分；相间的虚体则形成集散、共享、休闲、展示等多功能一体的联系空间部分，虚体部分亦连接场地里南北两个休闲广场并直指城市空间节点，在空间轴线上形成视觉通廊的同时，功能上也实现了对城市及公众开放的多维可能。 建筑功能依建筑体量分为两个部分：东侧主要为剧院，包括观众厅、舞台以及相应的辅助房间，同时设有部分展示空间以及办公用房；西侧为数字影厅和若干大、中、小会议室。中间部分为开放的共享中庭，可以容纳展览、交流及部分临时活动。艺术培训及排练室安排在地下一层，与大规模公众活动分开。在当今城市文化建筑功能复合化的发展趋势下，相对独立的功能布局可以使各组成部分不受干扰地各自运行，也可在需要时整体运行，并行协作。建筑设置双向公众入口，北侧为功能性建筑入口，西南侧入口在满足功能性使用的同时更多地承担表征建筑形象的需求。建筑形体将场地划分出南、北两个广场，与公众入口分别对应：南广场以微地形植草坡地景观为主，注重公众交流及室外文化活动的场所营造，线性水景设计既界定了广场活动场域又强化了剧院入口的空间引入；北广场以硬质铺地为主，主要供人流、车流集散及举办部分简要室外活动。道具、演员及后勤出入口设置在建筑东侧，避开公众活动流线。场地内沿钻石大街一侧布置带状绿化，南广场布置连续的面状绿化，绿化以抽象展现城市丘陵地貌的微地形植草坡地为主要形式，意欲再现典型性地景，表达景观设计的地域性。起伏的微地形植草坡地景观在视觉上增加了环境的识别感，在体验上增添了场所的趣味性。景观设计中还运用了水艺元素，不同形态的水景设计既丰富了空间的视觉层次，又可调节环境的微气候效应。软、硬质景观元素综合构成了立体化、主题化、人性化的整体空间环境体验。 建筑形体简洁，形态呈现不规则块状组合，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了矿产金刚石的形态，表现出鲜明的建筑性格。不规则形体的组合使建筑的天际线在动态视角的观察下，呈现高低起伏的、丰富的变化。建筑体量基本采用石材全包裹，纵向错位拼接的肌理设计增添了建筑的挺拔与力感，石材颜色选择浅黄褐色拼色，具有辽南城市色彩的地域性。建筑表皮还应用了玻璃幕墙及百叶格栅，实现了内、外部空间的交融，公共文化建筑的开放度得以实现，城市表情，特别是城市夜景得到极大的丰富。 4、结语 城市文化建筑无论在过去、当下还是未来，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其自身也伴随时代变迁及生活变革经历着一系列的演变，而关于其创作的讨论因其自身的独特魅力在建筑界亦倍受关注，历久弥新。建筑师借文化建筑创作展现设计理念与才华，但也不乏借机标新立异、浮夸设计。瓦房店轴都剧院创作充分尊重城市环境及地域特质，以对二者的深度解读为源，摒弃浮躁的唯形式论，理性而客观地展开设计，完成场所新塑与文化表达。城市建筑无法脱离现实环境及地域文化的约束而存在，任何设计亦都应在追求优秀创意的同时，关注真实的设计条件及其蕴含的文化特质，方能更好地表达出设计的内涵与本真，城市公共文化建筑亦不例外。寄望此次设计对未来城市文化建筑创作有所启示。 作者：郎亮 张宇 刘九菊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文化建筑论文:文化建筑的环境设计 一、概念的界定 （一）审美心理 对于审美的通俗理解，大多数人都解释为对美的感受与体验。具体的解释就是人们在对美的体验中所享受到的情感自由的过程。优秀的文化建筑的环境设计不仅可以使设计师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与创作的灵感，还可以对民众的审美心理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为设计师掌握民众的审美心理的普遍性与趋势性提供一定的参考资料。在当今众多的多元化的建筑设计中，我们必须对大众的审美趋向做出清晰的判断，以便更好的迎合大众日新月异的审美需求，建设出更多优秀的文化建筑。 （二）文化建筑 文化建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为我们的生活学习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文化建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指能提供给人们学习、休息、娱乐的公共场所，比较常见的有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游乐场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受到文化建筑的数量、质量、类型的影响。我们要致力于建立多种多样的文化建筑，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娱乐、学习提供更多的有利空间。 （三）环境设计 环境设计是指在不影响建筑的使用功能的前提下，运用建筑美学理论知识与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以环境为衬托，设计创作出既能满足民众物质与文化双重需求的室内外环境。它不仅要有完善的功能设施，还要体现出所在城市的文化氛围、城市风格和历史文化特点等精神文化要素。环境设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围绕着民众的需求，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目的，设计创作出具有使用性与美观性兼具的室内外环境。 二、文化建筑的审美特点 文化建筑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对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建筑不仅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交流，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工农业、服务业的文化交流。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建筑也有利于弘扬地方传统文化，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出色的室内外环境也对文化建筑的功能起到深化与延续，使文化建筑的内涵美得到更好的挖掘与显示。纵观优秀的文化建筑可以发现其都具有几个审美特点： （一）审美的主体呈现大众化特征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建筑不单单只强调使用功能，它的文化传承功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文化建筑应该努力体现大众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公众需求的多样化，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创造出与大众生活接近，大众容易理解的文化建筑设计，为民众的生活学习以及文化的传播提供更好的公共交流平台。 （二）文化传达的模糊性 文化建筑的环境设计所传达信息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当其传达的信息不确定时需要人们发挥想象力去修缮。所以面对同一个文化建筑人们往往对它产生的感情是多种多样的。文化建筑的这一特性一方面是由人类思维的模糊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其所需的复杂的学科知识所决定的，所以人们在面对建筑物时只能掌握其主流思想不能十分准确的描述出具体感受。 （三）审美的直观性 审美的直观性是环境设计十分明显的特征，文化建筑所要传达的信息要通过文字、图案、形状、颜色等符号表现出来，正是依托这样的符号才使得文化建筑具有感觉和视觉上的直观性。 三、文化建筑环境设计的本质特征 （一）文化建筑的环境设计是公共文化交流的场所。文化建筑从最初的信息交流站到今天的新型的文化交流中心，逐渐的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民众的学习生活。 （二）文化建筑充当着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友好使者，以实物为载体，把文字结合的图像当作辅助性工具。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大众的眼界得到开拓，丰富民众的文化知识，使其更加的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 （三）文化环境的设计体现着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是承载文化多样性的载体。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建筑所体现的文化价值理念与信念是截然不同的。如封建社会的文化建筑的环境设计多体现了统治者炫耀与财富的特点，建筑的环境设计极尽奢华；当今社会，文化建筑着重体现我们新时代的文化理念，表达出了我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 （四）文化建筑的环境设计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成果。我们中华5000年文明是由许许多多的文化建筑承载的，他们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代表着我们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发展结晶，代表着一个地区特色的文化理念，如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大笨钟、埃及的金字塔。文化建筑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展示本国风采的重要场所，成为新时代文化活动的新宠。 四、结束语 文化建筑的环境设计努力在追求一种自然规律与审美趋向完美结合的状态，是使人类生活环境与审美情趣相统一的过程，是人类在创造没得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追求。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要努力使我们的文化建筑呈现出新时代的风采，让民间艺术重新发扬光大，旧貌换新颜。大力弘扬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消除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隔膜感，唤起新生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亲密与热爱，让我们文化重新燃起希望之火。 作者：周冰 单位：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艺术系 文化建筑论文:陪都文化建筑风格探究 本文作者：李秉奇 单位：重庆市设计院 重庆的建筑设计开始注重将西方理念与地方特色紧密结合，着眼实用。对当时陪都的城市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国难关头，经济凋敝，物资匮乏，城市建设必须尽可能缩短工期、节约成本，同时也必需满足基本的审美要求。为此，设计者在建筑选址、材料取舍、规划设计上将中国传统元素与西方现代建筑设计风格相结合，就地取材，因势就形，成功筑造了一大批优秀建筑。这些建筑既实现了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在建国后的学校、科研、政府办公楼的设计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沿袭和发展。陪都建筑所具有的典型的中西结合或中西混合的风格，在目前现存的许多旧建筑中，仍可以切身感受到。这些建筑糅合中西，并加以发挥，呈现出多种品貌：政府办公楼多采用砖石材料，庄重典雅，简洁质朴，稳妥牢固；官邸别墅依山就势，砖木结构居多，突出实用和审美；民居建筑简而易行，竹木材料大量使用，滨江、山地吊脚楼相得益彰……各阶层的各种使用功能的建筑组合成了重庆的独特城市风貌，成为重庆自己的时代标志。长期以来，我们都没能重拾抗战时期建筑的这些历史文化元素，城市建筑无视传统的承继与发展，本土特色无以彰显，直至城市现代化设计日益陷入盲目的尴尬境地。为此，我们希望对前辈的优秀建筑文化元素加入吸收、利用和创新发展，探索出一条能够营造山城独特建筑气质的道路。 在对市委礼堂进行改造前，时任重庆市市委提出了三项原则：一是礼堂改造不搞现代设计，需要充分体现重庆特殊的文化内涵，结合市委大院风格，要有文物感、历史感，体现文化概念；二是要保持坡地特色，营造依山就势的韵味；三是要本着经济适用的原则，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看似简单的三项要求却为今后进行同类型建筑设计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这一改造项目于2008年完工。作为陪都风格建筑设计的比较成功的尝试，笔者在此将其作为一个例子进行探讨，希望对类似业界有所助益。 礼堂位于市委大院内，总建筑面积5700m2，基地呈矩形，所在地段为坡地，与原国民政府办公楼相近。此区域内还有、宋美龄、李宗仁、张治中公馆。这些均是庄重内敛的国民政府时期建筑，而市委礼堂则是上清寺片区具有典型的抗战陪都风格的建筑群落的代表。礼堂最初为国民政府小礼堂，后在80年代拆除，经过重新设计，灰白色砖饰面平屋顶和生硬的轮廓线造型脱离了大院原有格调，造成了视觉上的割裂感，与机关大院内众多的抗战陪都时期风格的办公楼格格不入。由于此建筑在汶川大地震后产生大量裂缝，必须及时采取处理措施。经市委研究确定该建筑为排危加固改建工程，同时也对建筑外形的适当改造提出了要求。所以，在特殊的地理位置空间中处理好少拆除、维持依山就势的坡地建筑韵味，同时要做出历史文化感，成为项目设计的整体指导思想。 改造设计中的第一任务是对礼堂进行加固，并达到抗震要求。这需要在改造中改变以往的承重设计，对结构予以重新调整。第二任务是完善功能。重点是理顺关系：紧紧围绕礼堂主要使用区域，合理布局各个功能部分，从时间和空间上理顺其内部关系，使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要求设计完成后要达到各功能区域既相互独立又联系方便，同时还必须有效地避免交叉和干扰，满足各种功能单独或同时使用时的不同要求。第三是处理好礼堂和市委大院之间的建筑风格协调问题。设计需要在“尊重历史、尊重环境”的前提下，采用地域主义建筑处理手法，以抗战陪都风格来打造礼堂形象，赋予其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韵味。设计上通过对建筑形式，色彩，材料肌理，细部构造等方面的处理，使该建筑融入市委大院的建筑群中，并成为新亮点，提升环境品质。 改建后的礼堂对部分分区和功能进行了重新设置。负一层为配电房。一楼为礼堂大厅、舞台，并附设休息厅、宴会厅及艺术长廊。二楼夹区为办公区域。礼堂共设五个出入口，分别为主出入口、次出入口、休息厅出入口、办公出入口和舞台出入口，保证了使用功能的完善和分区明确。在建筑设计上，改造后的礼堂集中了本区域的建筑特点，即将礼堂视作有机整体，外立面前后对称，联系紧密，浑然一体。主出入口为欧式拱形门，顶上加传统的中式大屋顶，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典型陪都风格。外墙为白浆勾缝的深灰色墙面，中式歇山大屋顶采用陶瓷波纹瓦饰顶。 旧礼堂、楼厢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周围附属用房采用砖砌体承重结构，而两种大相径庭的结构体系不分彼此地结合在一起是抗震概念设计中的大忌。楼盖全部采用预制板，大跨度屋面采用预制预应力混凝土屋架和预制预应混凝土大型屋面板体系，整体性较差。在加固改造工程设计中，礼堂四周和后面的楼厢、两侧的双墙及前面的台口梁、台口柱、耳光房被保留下来，拆除了全部承重砖砌体及预制板楼盖、预制预应力混凝土屋架和大型屋面板。在周围已拆除的位置，根据改造后的建筑平面布置了新的框架结构体系。保留下来的原有框架结构通过植筋技术与新增的框架梁结合，通过现浇楼盖的整体作用连接成了一个新整体。 市委礼堂改造完成之后，坡屋顶、青水砖墙、拱门入口等典型的抗战陪都风格基本元素紧密呼应了市委大院的建筑气场，与桂园、周公馆、特园、张骧公馆等抗战陪都时期人文建筑景观相映衬，一扫旧礼堂对周边区域的割裂感，自然地融入了整体环境之中。 一座有文化的城市必然是有记忆的城市，是充满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城市，这是城市的文化价值所在。抗战文化是近现代中国的特殊产物，各种优秀文化、科学技术短时间的迅速集聚催生了早熟的陪都文化。打造陪都时期建筑群落可以引发人们对时代的共鸣与认同，也是对重庆城市文化建设底蕴的有力提升。改造设计完工之后的市委礼堂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对这种历史人文情结的认同。 可喜的是，目前重庆打造历史文化建筑群落工作已经展开，中国派历史陈列馆、市政府办公楼改造等设计项目与上世纪30-50年代的建筑相呼应，并辐射周边的布局正在形成，这无疑将成为一片重庆陪都风格的代表性建筑群落。这是对设计界追求单体建筑新、奇、高、大风潮的矫逆，是城市新地标理念的一次刷新。我们应投入更多精力，在维护旧有建筑风貌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重庆城市文化独特品质，展现城市特有的风貌。 文化建筑论文:地域文化建筑的表达方式 本文作者：时祥超 单位：中油辽河工程有限公司建筑所 建筑，是一面镜子，形象而又具体的反应着时代的需求和当地先进的文化。古今中外，一件好的建筑作品，必然离不开对地域文化的灵感与启示。当人们从一个城市进入到另一个城市的时候，从他们的建筑上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这就是建筑设计的魅力，这就是地域文明的象征。然而，随着我国建筑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些极富地域特色、富含文化韵味的建筑和街区被那些形式统一、缺乏地域性、独特风格的建筑无情的取而代之，地域文化式建筑似乎正慢慢地被人们所遗忘，为此，我们要高度提倡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表达，要对地域建筑进行保护、更新与发展，要让优质、引人的建筑从地域的土壤中培养出来，让文化的光芒在建筑设计内涵里绽放出来。 1.地域文化建筑的内涵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地域内，以地理环境为基础，形成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其形成是自然因素如地形、气候、河流，和人文因素如经济、宗教、政治、艺术的综合作用。从广义上来说，地域文化的建筑反映了当地的人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念、社会风俗、生活方式、社会行为等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是人们通过体力与脑力创造出来的成果，是沉淀与升华的物质和精神的结晶。之所以地域文化造就了建筑的一大特色，那是因为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中所隐蕴的内涵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心理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这种种的不同，建筑设计者跟随不同地域的构思灵感，结合不同的文化情景，就建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建筑。可以说，不同的文化土壤可以滋生出不同的建筑特色，地域文化与地域建筑是相辅相成的，是共同推动、不断演进的。 走进一座城市，从建筑上就可以看出所在区域的人民都在追求着什么。以全球化为背景，放眼各国的建筑建造，可以很容易的解读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如欧洲的城市中心多为广场、教堂，这说明欧洲人重视历史和政治；美国的城市集中地带多是高层的摩天大楼，这是在向世人们显示美国人看重经济效益，强调物质的实用性；再如我们中国，中国多于皇室建筑，喜欢修筑庭院、园林，这表明中国的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内向性、封闭性，正是因为这些性质，创造出了一件件独具特色的建筑作品。综上所述，大到每个国家，小到每个地区，建筑内涵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性，这些特征是动态的、是发展的，用建筑的方式来展现地域文化的风采，这不仅对建筑，也是对地域文化的一次生动而又形象的完美诠释。 2.注重地域文化建筑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各式建筑风起云涌、层出不穷，如浪潮般铺天盖地。然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建筑文化也走向了国际化的道路，使得建筑类型出现了趋同现象。虽然，吸取国外的文化精髓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城市面貌也可以焕然一新，但各个地区独有的文化特殊性、民族性却一点一点的被压抑了，致使建筑风格、建筑形式雷同，同时，地域建筑的特色慢慢消逝、城市的地域文化亮点也得不到很好的发扬与传承。所以，注重地域文化建筑的建设有理有据、势在必行，而且也是无可厚非的。地域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建筑是地域文化的标志。每个地区若想展现他们的文化气息、民族风情，通过建筑艺术去表达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就拿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我国是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56个民族里个个都拥有着自己独特、深厚的文化，这种底蕴怎么既形象又具体的展现出来呢，那就要堂堂正正、活生生的摆在世人面前，将地域文化融入到建筑设计当中，就是一个完美的举措，优秀的建筑可以代表一个地域的精神面貌、文化内涵，将不同的地域风格，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民族背景用建筑设计者的大画笔可以体现的淋漓尽致，之所以注重地域文化建筑的原因，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要保护各地方的文化遗产，不要让它被时代所冲刷，要彰显个性，突出特点，让宝贵的地域文化依附建筑世代传承。 3.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表达方法 3.1找准切入点 关于地域文化建筑的切入点，顾名思义，就是要注重地域与文化。中国的文化历史源远而流长，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地方造就不同的建筑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美的概念要求越来越高，处于全球一体化经济的今天，国外现代建筑的各种理论思潮、流派如洪水般的涌入，建筑设计主题也是空前的活跃。那么，如何找准地域文化建筑的切入点，如何继承并且汲取先进建筑文化的精华而又不失对原有文化的保留，这是每一个建筑设计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3.2突出重点、表达准确 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的表达，不是对躯壳的塑造，而是注重感情的抒发。建筑设计者在对地域文化建筑的创作过程中，要将人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风俗、心理需求、思维模式等因子融入到建筑构造中去，同时，对地理环境、民族风情、经济基础等方面也要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注意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从根本上、深层次找到建筑灵感，从而创建新的思路。地域文化建筑的特点就是民族、民间特色性，过于注重表面形式而忽略建筑内涵和地域文化的设计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设计师不能随波逐流，不要只会复制和粘贴，民间文化是一切艺术之根本，每个地区和每个民族都要形象化、现实化的表现建筑艺术，创造出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反映地域特色的建筑。 3.3总结经验，选学得当 建筑设计者就像一位优秀的裁缝和艺术家，可以将人们所想、所看、所表达的用形状建筑体现出来。所以，每一件有关地域文化的建筑作品都要细细斟酌、尽善尽美，要充分考虑与环境的相融合，尊重当地的地理特征和生态环境，灵活地运用当地的地方性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适应当地的文化特征，总结以往建筑经验，搜集民间特色信息，使得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得以充分释放与发扬。 结束语 地域文化下的建筑设计，就是继承和发扬当地环境文化传统的体现，好的建筑构思，是源于生活、文化、观念的，将时间和空间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其塑造出一个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具有民族文化的建筑情感化结构，既体现出生活内涵，又符合人们需求，这才是建筑设计者的理想追求。本文一直围绕论点，展开对关于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表达的论述，提醒与呼吁建筑行业的相关人士，注重地域文化的建筑设计，让时代与文化底蕴在众目可观的建筑下传承与发扬。 文化建筑论文:古城文化建筑的进展与保护 本文作者：张辉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1引言 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载体，随着城市化和科技化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机动化的蜂拥而至，其空间结构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对于蕴含丰厚历史文化的城市古城区而言，即承载着传统的市民生活，又面临新型城市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老城区的更新改造如何能够传承和发展故有的历史文脉，同时又能很好的应对和承载新的生活，是摆在设计师、管理者、开发商以及城市居民多方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历史古城开封为对象，通过本人的调研分析，从古城街区与建筑的保护和更新的角度出发，探析古城开封城市可持续发展与更新的新思路。 2古城发展历史沿革 开封，古称大梁，又称汴梁，简称汴，是我国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迄今为止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自公元前364年魏国国都迁至大梁始，开封先后经历了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七个朝代，故有“七朝古都”之称。梁称东都，晋汉周又皆称东京。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北宋政权，定都开封，史称东京。北宋时期，开封城周边宽阔30余km，由外城、内城、皇作者简介：张辉（1980-），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讲师，建筑学博士。城三座城池组成，城廓宏伟。此时开封历经9帝共168年，不仅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都市。元代开封为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省会，辖区略相当于苏北、皖北、鄂北和豫南等大部分地区。明代开封仍为河南省省会，并前后作了十年陪都。清代仍如明代设河南省，省治开封府。开封城的规模在金、元、明、清时期也基本延续北宋的三重城廓。明初，内城城墙改用青砖砌筑，成为今日开封城垣的前身①。民国时期实行省、县制，开封设立为省会。民国37年（1948年）10月24日开封解放，11月6日成立“开封特别市人民民主市政府”。1949年5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开封属河南省直辖市，为省会，1954年10月河南省省会迁往郑州，开封成为专署驻地，1983年撤地建市。 目前，开封市的城市格局是由一个中心城区和两个边缘组团，中心城区又划分为四个区域，即旧城区、东区、西区和铁南区。旧城区涵盖城墙内全部和陇海铁路以北、五一路以东、惠济河以西、城墙以南围合的铁北区，是开封城的中心区。旧城区内存在大量的历史文物遗址、古迹、历史人物纪念地、近现代优秀建筑，如北宋东京城遗址、铁塔、龙亭、大相国寺等，这些均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古代及近代文物古迹。在创建和确保开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规划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 3古城街区与建筑的发展与现状 开封古城的建筑和街巷格局是以北宋东京南北御道（今中山路）为轴线而分布的，尽管解放至今城市已经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改建，但开封古城的传统格局依然被保留下来，也是开封历史名称的重要特征。开封城内的古街小巷和胡同，纵横交织、四通八达，大部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着较为深远的历史渊源。以明清之际形成并命名的居多，间或有宋代街巷的踪迹，民国以来，有的街巷更换了名称，有的街巷通过扩修改造已面目全非，如今开封历史上留存的街道尚有200余条，还有“七角八巷七十二胡同”之说。 街道基本是东西和南北走向，构成棋盘型的城市格局。开封街道名称的由来，有多种类型，以历史古迹命名的居多。其中仅以祠庙寺观命名的街道就有30多条，如开封城北隅有一历史古迹名游梁祠，是后人为纪念战国时思想家孟子晋见梁惠王而建的，围绕该祠的街道，为游梁祠东街和游梁祠西街。开封众多的古街胡同构成了成片的传统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传统风貌的集中体现。这些传统街区不仅反映了悠久的历史，更彰显了开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古城特色，是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呈现。如今，许多古街胡同的名称虽还在沿用，但其两侧的建筑及其周边环境都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特别是现代楼房取代传统的建筑格局，使得这些古街胡同的名称基本已快变成地图上的符号而名存实亡。这对于失却了传统风貌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封来说，实在是件值得痛心的事。 4古城街区建筑发展与保护存在问题 4.1乱搭乱建现象严重，老城风貌受到威胁近几年随着人口的剧增，老城城南地段四合院内搭建和翻建私人住房现象严重，原来的传统院落空间所剩无几。而且，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和统一的管理，新建和翻建建筑在造型和色彩方面与老城风貌很不协调。即便个别建筑照顾到风貌问题，也只是扣个屋顶，加圈屋檐了事，不伦不类，似乎也成问题。 4.2基础设施落后，生活环境恶化。目前，老城城南还存在几家公用一处生活水管，使用传统的公共旱厕等现象，污水、雨水的排放管道也不齐备。“刮风满街土，下雨满街泥”的状况急需改善。此外，由于私建房较多，多数居民拆除原平房后改建二层楼房，使得原本狭窄的院子变成一线天。住宅面积大了，但是采光通风较差。居住密度高带来生活私密性差、休闲空间缺乏等问题也同时反映在老城客观现状中。 4.3房屋产权交叉现象严重。产权情况比较复杂，有私房、房管所房和单位公房三类。其中以私房为主，这反映了开封民间住宅有着一直延续至今的居住财产私有的历史。房主在外地工作或在新区工作，人户分离现象严重。私房多为上辈留下的财产，兄弟姐妹共同拥有一进或者几进院落，产权交叉现象严重。如一幢房子三间屋归属三家，如果要修房子或卖房子，其中一家不愿意，房子就修不了也卖不了，从而造成老城内的民宅多数年久失修。也给民居院落的收购和转卖带来困难。 4.4旅游资源配套设施不足。从发展旅游的角度，该地段所蕴含的巨大的旅游资源虽然得到了适当开发，但配套设施不足，管理与服务不足，当地特色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表现，与期待值有一定距离。 5古城建筑与街巷的保护与更新的思考——以中山路、解放路街区为例 开封旧城的中山路－解放路街区就是一个多种文化建筑和遗迹共存的区域（见图1）。在南北向900m左右，东西向800m左右的范围内，分布有代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的建筑和遗迹。在该区域内，南北向有商业活动密集书店街和马道街，东西向有寺后街和鼓楼街。该区域既是历史上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现代开封城区的中心区。书店街是文化气息浓郁而厚重的古街。街道两旁多为两层阁楼式建筑，青砖白缝，小瓦盖顶，飞檐挑角，坡顶花脊，风格古朴典雅。许多店铺的墙面、门窗和栏杆上，都有造型别致的木雕装饰，有的还镶着人物、花草、动物造型的艺术雕塑。结实厚重的雕花木门，精巧华丽的各式格窗，拙朴凝重的横额牌匾，还有杏黄缎底镶红火焰边的店铺旗幡随风招展，辉映成颇现古城风貌的独特街景。马道街、鼓楼街也均为历史悠久、长盛不衰的商业街。在街区内，密集地分布有代表不同时期的建筑文化和遗迹。山陕甘会馆位于寺后街中段北，坐落在明代中山王徐达后裔的府第旧址上，以砖、石、木雕艺术的“三绝”誉冠中原，同时也是河南省明清时期建筑艺术的代表作。会馆建于清乾隆年间，起初为山陕两省的富商为筹结同乡会建立的会馆，后又加入甘肃籍商人，遂名“山陕甘会馆”。山陕甘会馆为一处庭院式的建筑，主体建筑如照壁、戏楼、牌楼、大殿等置于中轴线上，附属建筑位于东西两侧。照壁临街而建。古观音寺现仍是佛教活动的场所，并正在扩建；与古观音寺隔街相望，刘家宅院北部，有近800年历史的犹太教寺遗迹；而刘家宅院是具有中原特色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四合院建筑；与刘家宅院隔北土街西侧，是优秀的近代建筑——河南农工银行旧址，因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逝世于该处，现作为刘少奇纪念馆。从见证的历史信息来看，时间跨越古代、近代和现代。从不同宗教的影响上来看，涉及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从建筑风格上看，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近代西方折衷主义风格等。这些不同文化的建筑和遗存或隔街相望，或比肩而立，或相距百余米。因此，空间上的紧密关系使该街区在保护和更新方面面临着更为丰富而复杂的问题。 5.1传统街区与建筑保护的思考 首先，在城市肌理上，不同文化的单体建筑就像一个个细胞一样，以一定的组织方式形成街区和城市。而不同文化背景的建筑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相应的形成的街区也就具有不同的肌理。如汉族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居住建筑，均为坐北面南的合院形式，而伊斯兰民居是围绕着清真寺形成的，清真寺的布局又是坐西面东。这两种不同的建筑体系如果混杂在一起，必须经过一定的规划手段的梳理和置换，才能在保证各自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形成和谐而丰富的街区园林景观与社区生活。 其次，不同文化背景的建筑需要相应的环境。传统民居需要街巷体系为其提供存在的外部环境，只有在传统的小街和胡同里，传统民居的宜人尺度、内向自得，以及街道上丰富和气的质朴生活才能体现出来。在传统的街巷体系中，如何插入“广场”，就需要对两种不同建筑群进行深入了解，以及对具体街区环境加以分析。从建筑和地产的产权以及重要建筑和遗迹的生存环境方面来讲，现状比较复杂。 再次，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讲，在局部区域如何在规划设计中，保护好这已不多见的城市风貌，显得尤为重要。但从区域两边的中山路和解放路发展来看，按城市主干路的标准拓宽至35m，其他街巷也将面临此种问题。城市的发展和开发商的利益驱使已经使得区域内的传统建筑和民居渐渐被“侵蚀”，传统街区的式样也在渐渐被淡化。如何处理现实大尺度的城市主干路和传统民居，以及相应所需小尺度空间的关系，以在整体上保存传统街区和建筑的生存历史环境，而不仅仅是建筑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况且，拓宽后的街道直接带来临街土地的升值。现在一般开发商在利润的诱惑下是不会轻易在历史环境的价值面前降低容积率的。这就使保护和利用的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和迫切。 5.2古城传统街区与建筑保护措施探析 5.2.1在城市设计上，认清该街区在旧城和开封整个城市中的定位开封城市的发展，事实上已形成了若干个具有不同特色的风貌区。如开封龙亭湖一带的古建滨水风貌、新市中心的以高层建筑为特色的立体城市风貌、东工业区的制造业城市风貌等。在中山路—解放路街区中，建筑与文化遗存的密集性，有可能成为延续传统城市肌理与空间的保护地，进而留下这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段真实影像。这样一来，与其它不同风貌街区形成多元的城市园林景观，为城市生活的多元提供空间上的可能，而“多种可能性”正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因此，在整个旧城中，以平远的传统城市风貌定位，以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在城市中保持特色与活力。 5.2.2传统街区与建筑遗产所存在的旧城街区遍布有大量亟需更新的城市元素，同时也是城市更新中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在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关系上，传统街区与建筑的保护是旧城更新中的首要环节，它被包括在旧城区之中；旧城更新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遗产，既不破坏其价值，又要发掘其新的功能，甚至通过挖掘历史遗产的价值，为旧城更新提供操作上的切入点与城市形态上的节点，以此维持旧城的厚重感和活力。在具体规划制定时，历史遗产保护规划为旧城更新提供限制因素，如四合院的视线控制，直接涉及到旧城更新中建筑物的高度分区。 5.2.3对街区内部不同文化建筑肌理组合的重视。古城中的传统街区和建筑，如中国传统城市由墙和院一样，已经和作为重要元素与城市肌理融为一体。如何对这些不同的建筑平面和意象的肌理，通过一定的规划手段编织成协调的统一体，并引入广场空间，提供公共活动的场所，需要规划师、建筑师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协调操作。 5.2.4不同建筑遗址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决定了在面对该问题时的谨慎和重视。不同的历史建筑是开封乃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骄傲，对于这段历史的纪念是勿庸置疑的。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需要在政府部门政策的宏观控制之下进行，在规划理念上，对它的纪念要具有特色，并要很好地与周围环境融合；具有特色的，在保证其区别于其它文化的前提下，同时也为探访者创造具有认同感的参观场所。 5.2.5开发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众所周知，凡是传统文化聚集的区域，也是商业发达的地块，同时也是旅游业的关注的区域。其土地价值寸土寸金。为保护和延续古城街区与建筑的风貌特色，在传统街区地段空间内，突出和展现历史文化特色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魅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在旧城区的更新改建中，对建筑高度和建筑形象要加以控制。新的建筑创作既要满足现代化生活的需要，又要尊重历史传统，延续历史特色，提高文化品位，创造出具有开封地方特色的建筑艺术。同时，通过附近绿化广场的营造、地面地下停车设施的安排等来解决人、车静态交通面积不足的问题，重点加强各旅游点和旅游区的配套建设项目实施，减少人口容量，提高环境质量，改善周围环境。 6结语 城市需要历史的传承和延续，有意识地保留这些传统文脉可以最大限度的延续和发展，现代化建设与传统城市文化保护的矛盾将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通过对古城区合理的保护和建设，使之与新建城区的文化特色相互支撑、相互辉映，在展现古城文化特色的同时紧扣时展的需要，才能把开封建设成为一个古今相融，地域特色鲜明的现代历史文化名城。 文化建筑论文:历史文化建筑防护前景展望 本文作者：洪祖根、赵兴华 单位：安徽省黄山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合肥分院 0引言 古徽州府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歙县，始建于公元888年，其府衙历史上经历数次扩建，到明中期“规模宏敞、气势雄正、聿成伟观”，达到建筑格局最完整、规划最恢宏的历史时期，清华大学教授、城市规划专家朱自煊称其为“徽州故宫”，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然而徽州府衙城长期受到城市发展过程中街区更新、旅游开发所带来的众多消极影响，致使其周边新旧建筑形式和街区风貌混杂，相互干扰较大，威胁到文物古迹的生存环境，也削弱了府衙核心街区的传统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而徽州府衙保护区域范围内有众多历史建筑遗存，但这些建筑相互联系不够，在风貌上也缺乏系统的有效的整合。因此，有必要对府衙区域及其周边历史街区进行全面的保护、整治和修复，以还原其独特的历史面貌，全面展示古徽州地方文化，提高地区价值。 1徽州历史文化的传承 府衙重建工程位于徽州歙县，在原址上依原貌进行保护修复性重建，作为古徽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最主要建筑，是徽州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完全传承了徽州的历史文化。 1．1歙县———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 歙县历史悠久，秦始置县，筑城于隋，自隋唐以来一直为郡、州、路、府所在地，尤其是宋以后徽商的发展更带来徽州文化的繁荣，是古徽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歙县于1986年被授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与云南丽江、山西平遥、四川阆中被史学界并称作当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歙县是古徽州府所在地，是徽州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和中心地。 1．2徽州建筑文化的典型代表 歙县现存大量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建筑，这些建筑在建造技艺上保留了宋、元时期的建筑做法，独具有隋、唐遗风，可谓“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其在建筑选址、布局、材料、外观、防火、采光、装饰雕刻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逐渐形成中国汉文化圈中极具典型性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歙县城区现有大量历史文化街区遗存，这些街区全面地、系统地、形象地反映徽州文化，是徽州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古代山区城市建设和环境营造的典型代表。 1．3府衙文化之于徽州 徽州府衙的建筑风格是徽州建筑的官式表现，是古徽州府的象征。在整体布局上严格按照清代地方官署规制，表现了“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的传统礼制思想。它是官员办公与休闲的所在，环境优美，园林多，规模也大。徽州府衙周边有南谯楼、阳和门、古城墙、许国牌坊及古街区，徽文化风貌特别完整。古徽州的官吏大多是文人，其审美情趣，文人心态在建筑、文化等方面均得到较好的体现。徽州仕宦达官府邸的环境就是“在城如在野”，山水掩映，极尽清幽之享受。徽商仕宦的经济意识和经济势力强大，造就了徽州的园林式家庭建筑，优异的物质生活，恬静的人文气息，重文重商的地域风格。徽州府衙则更显现出这一特点。 2不同地域历史文化建筑再生的借鉴 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建筑因为有着截然不同的地域、文脉的传承，因而展现出的保护改造的定位和手段也迥然相异。 2．1上海新天地———历史文化与商品地产经济相生 上海新天地是一个独具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都市历史街区，它以上海独有的石库门建筑旧区为基础，将上海传统的石库门里弄与充满现代感的新建筑融为一体，改造成为中西、新旧融合的集餐饮、商业、娱乐、文化的休闲步行街区。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上海石库门建筑是中西历史文化合璧的产物，留有深深的历史烙印。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昔日风光显赫的石库门早已不能满足原有居住的需求而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建筑设计师们从保护历史建筑和城市发展的角度作多方面考虑，保留石库门建筑原有贴近人情与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改变街区原有居住的功能，赋予其新的商业价值。规划上北部地块以保留大部分石库门建筑为主，南部地块则以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建筑为主，以一条步行商业街贯穿南北，新旧对话，交相辉映。如今的新天地已经成为了上海的新地标。街区内石库门建筑群外部保留了当年的砖墙、屋瓦，而建筑内部完全融入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生活方式、情感交流，成为一座座画廊、时尚酒吧、主题咖啡馆……既保留了上海的昨天，又将今天都市人的生活情感融入街区之中，是历史文化与商品地产经济的完美融合，历史街区的新价值也在改造后得以集中体现。 2．2上海田子坊———建筑和艺术的交融 上海的田子坊里弄街区原来是打浦桥地区泰康路的一条小弄堂，这里原先主要为老上海里弄民居和老工业厂房，浓缩了上海从小渔村到开埠后的市井风貌和工业发展风貌。1998年之前这里还是马路集市，1998年9月政府将街区的路面进行重新铺设，并定位为“特色街”。1998年年底，随着陈逸飞、尔冬强、王家俊等艺术家和一些工艺品商店先后入驻泰康路，使这条名不见经传的特色街开始吹起艺术之风，成为现如今的艺术坊。在田子坊中随处涌动着各种奇思妙想的灵感与艺术气息，穿梭于田子坊之中，仿佛来到老上海，但是又能感受到浓浓的现代气息，仿佛脱离了繁华都市，犹如置身于古老建筑与艺术的海洋，这成为田子坊如今独特的魅力所在。 2．3大唐芙蓉园———异地兴起的仿唐建筑群 这里说的“异地”其实意指非原址原貌的重建。与上海新天地、田子坊和徽州府衙工程不同的是，大唐芙蓉园采用的是仿古的手段，是以现代建筑设计手法运用于古建筑重新建造。唐时的皇家御苑芙蓉园位于长安城的东南角，于一里坊内。现重建的大唐芙蓉园位于西安大雁塔之侧，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展示盛唐皇家园林的大型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大唐芙蓉园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建造艺术和古代建筑建造技术的集大成者，园内建筑园林均保留唐代风貌。设计者张锦秋院士创造的“新唐风”建筑独具简约、淡雅的大匠之气，她根据史料记载为我们再现了“曲水萦回”的具有盛唐山水格局的皇家园林，形成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新的思路，堪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2．4小结 对于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建筑的地域、文脉、手法和定位都多有不同，因此保护模式也不尽相同，如对原有历史风貌较好，仅周边风貌有一定损坏的街区内建筑进行以保留修复为主的重建;对于建筑风貌受到较大程度损坏和破败的建筑可以在原址改建，并更新部分建筑及其附属设施;而对于完全损毁或不复存在的建筑遗迹，要想还原其历史风貌，在原址或异地按史料记载原貌新建或许是可行的办法。但无论修复更新方式如何，最根本的理念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要从保护城市历史文脉的角度、保护历史建筑的角度，以及满足当代人生活对建筑需求的角度作多方面考虑，把新的生命力注入这些旧建筑和旧街区，重现历史，传承文化，焕发新生。这些优秀案例和建造模式，也为徽州府衙的修复和重生提供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3徽州府衙的修复和重生 徽州府衙保护性修复重建，是徽州府衙的重生，它是置于徽州地区这一旅游区划定位之中的历史文化建筑群的修复，它的修复是古建筑修复和旅游业的相辅相成。这一营建工程是徽州府风貌的最主要展示，以此传播博大的徽文化内涵，使歙县古城整体历史面貌得以重现，古城的价值也得以最大程度地体现和提升。 3．1原址原貌的建筑修复徽州府衙是按保存完好的明朝弘治年间的府衙格局风貌图，进行保护性修复。设计遵守明清建筑风貌，展示历史文脉，与周边历史建筑风貌吻合。徽州府衙大堂是整个府衙修复工程中的核心部分，大堂结构中共有大小木构件一万多件，其中有用直径1m的原木制成的顶梁柱，最长11m的脊柱，最宽8m的冬瓜梁落地柱，最重的达4t的月梁，其构建规模在国内同类单体建筑中如此宏大，实为少见。大堂整体布局依照明小式建筑做法，结构方面完全恢复明中期的木结构形式，同时在建筑造型、内部装饰和雕刻艺术风格上完全依照历史原貌，采用古徽州最常用的木雕、石雕和砖雕三种雕刻手法，使得府衙整体既满足使用功能，又传承明代精湛的古建筑建造技艺，完整保留明中期徽州建筑风格。徽州府衙内的大堂、后堂、园林、凉亭以及府衙保护区内南谯楼等主体部分，已全部依照史料按明清府衙建筑风貌原样恢复。府衙地下的历史遗迹及府衙中的文物等，修复时也得以发掘并妥善保护。 3．2建筑群布局规划规划中的徽州府衙保护区域有4万多平方米，核心区有2万余平方米，重建规划中寻求府衙旧格局与博物新功能的和谐统一。整个区域分为南谯楼外组群、仪门外组群、正堂院落组群、后堂院落组群以及廨舍院落组群五大部分，按明清府衙建筑格局资料恢复。南谯楼外组群恢复府衙原有格局，包括照墙、左侧钟楼、承宣坊、左侧旌善亭以及右侧申明亭等，再现明代府衙一轴五门的格局和“规模宏敞，面势雄正，聿成伟观，人心欢悦”的旧貌。仪门外组群保护现有格局，维持地段肌理，降低建筑层高，组织修建院落式小尺度建筑，作为民间展示收藏功能使用。正堂院落组群为徽州府衙的主体，选择中心地区布置府衙正堂。后堂院落组群建筑格局是整治清朝同治年间府衙，正堂为后堂。改造旧照磨所、经历司、库吏舍、司吏舍为博物馆，地面高度控制在一层，以消除对徽州府衙历史风貌的影响，在不影响府衙遗址的情况下，考虑展藏空间向地下发展。廨舍院落组群府衙的原有格局，按史料记载恢复所有建制，恢复旧知事廨和经历廨以适应餐饮休闲和管理办公功能需要。辟旧知事廨左厢房为出入口，以疏导出入徽园的交通流量。府衙建筑群仿照故宫建筑群布局，以南北为中轴，建筑均沿中轴线而建，轴线把各个半开放型小广场串连起来，府衙空间外观古朴、大气而错落有致。按中轴线整体形成“照壁、承宣坊—南谯楼(正门)、中心广场—仪门—正厅—后堂—官邸”顺序的建筑布局。 3．3地域特色和历史场景重现 徽州府衙是徽州建筑的官式表现，建筑形式、建筑色彩和装饰上都采用徽州传统民居的做法，如白墙黑瓦、木色的梁柱和细部雕刻等，都反映了徽州当地的文化特色。但为了与当地民居形式区分开，建筑外形上并没有采用徽州传统的马头墙，而是利用塑造大空间的抬梁结构，卷棚屋顶以体现官式建筑的威严;但整体上与当地徽派民居建筑以及周边环境都达到相互交融，相互辉映，从而也使得徽州府衙比其他地方府衙更具地方特色。作为古城核心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徽州府衙延续了徽州特色民俗和文化，将众多物质与非物质的徽文化遗产，通过历史场景重现和民俗演出的方式传达给参观者，为古建筑群注入新的活力，使传统徽州历史文脉得以传承。徽州府衙的更新重建主要是在其原址基础上，对原有建筑形式、建筑造型、建造技艺、内部装饰雕刻等方面进行保护性复建和复原来传承古徽州原有文化，并通过场景再现来恢复古徽州地区的历史生活原貌。改造后的徽州府衙在古建筑保护、古代建筑建造技艺和建造艺术、徽州文化等众多学科领域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既传承了古徽州悠久的历史和文脉，提升了历史街区周边的活力和歙县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文化资源上的核心竞争力，也为歙县老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4结语 通过近上百名工匠对于古建筑保护事业的热爱和精湛的建造技艺，徽州府衙重建工程已于2012年年初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百年历史建筑焕发一新，成为新时代下传统文化的新物质载体。徽州府衙的修复重建，必将进一步彰显徽州古城歙县的风采，对于今后城市知名度、文化竞争力、旅游市场开发地位等多重方面都有显著地提高。然而古建筑的保护和城市的开发更新在我国众多地区依然是一对矛盾的话题。在古建筑历史发掘不到百年的时间，怎样对传统建筑进行保护、留存、传承，现代建筑如何更新和重建，历史和现代建筑在今天如何更好地平衡共生，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今后长期的城市建设实践中不断发掘和摸索。仅希望通过此次徽州府衙营建工程的研究课题迈出坚实的第一步，为今后历史建筑的保护更新和文化传承尽一份力，提供更多可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以期有更多历史文化建筑的魅力和活力在未来获得重现。 文化建筑论文:文化建筑集约化设计策略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城市的建筑有了很大的改变，建筑思想和观念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文化建筑综合体集约化发展是近年来在建筑领域新兴的一种建筑方式，这种建筑方式能够用更加合理的布局城市空间，通过科学的、合理化的规划，结合当地城市发展的特点，使城市建筑不仅安全有效，更加符合整个城市发展的理念和环保的要求，使居民生活在一个舒适健康的城市生活里。本篇文章主要从文化建筑综合体集约化设计出发，讨论应该如何采取策略，来推动文化建筑综合体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建筑综合体；集约化；设计策略 引言： 从当代世界城市发展的进程来看，文化艺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而将文化艺术融入到城市建筑设计中，也是未来城市建筑发展不可扭转的趋势。单一的建筑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不再只追求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建筑体了，更多的是追求一个舒适愉悦、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促使更多建筑师们考虑，如何将自己设计的建筑更好的融入城市中，更好的体现城市文化。 一．文化建筑综合体集约化设计的概念 1.特点在一定的城市空间中，把不同建筑有规划的结合，就组成了文化建筑综合体，一般来说，文化建筑综合体是利用公共空间将不同的建筑融合在一起，这样有效的加强了各个建筑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建筑群体，也叫建筑综合体。文化建筑综合体通常位于城市的中心地段，属于连接城市中各个建筑物的一个纽带，彰显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文明，对城市的发展有着标志性的影响。对文化建筑综合体进行集约化设计，可以有效地提升建筑整体环境的质量，使得城市的整体形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文化建筑综合体区别于普通的建筑体，有一些特有的特点，首先，一般文化建筑综合体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其他形式的建筑，它一般是将多个文化建筑组合在一起，同时这种组合方式会更加符合一个城市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其次，文化建筑综合体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的整体，它与整个城市的发展环境相呼应。再次，文化建筑综合体是通过对空间内的高度设计来建造的。同时，文化建筑综合体在文化方面也有一些特点。第一，它会将多个文化功能结合在一起，既彼此不同，又相互补充。第二，它是一个城市精神文明的象征和传递。第三，它时刻秉记文化的重要性，将文化作为设计建筑的背景和主题，凸显文化的表现力。第四，它不会像普通的建筑群体一样，密集程度很高，它只有集约性的特点。2.功能及空间特征文化建筑综合体的功能和空间特征有以下几点：第一，文化建筑综合体的建筑合理，功能齐全，它基本上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能够很好的发挥它的功能，不会造成资源浪费或紧缺。例如，墨尔本的联邦广场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典范。第二，文化建筑综合体的建筑特点整体化，不会出现几个毫无关联的建筑出现在群体里这种现象，以文化建筑作为设计的主旨。第三，文化建筑综合体还会具有个性、独特的特点，虽然都是同一主题，但每个建筑又都表达着独特的建筑文化和风格。例如长江滨江公园，就是这样的建筑。第四，空间集约化是它的最最鲜明的文化特点之一，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大限度的规划空间，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同时，一些文化建筑综合体还充满了人性化的特点，秉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考虑人的感受，同时结合交通情况、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等等特点，建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建筑综合体。 二．文化建筑综合体的设计原则 文化建筑综合体的设计原则就是在一个公共空间中，将多种不同属性和功能的建筑结合，形成一个具有较大规模的、相互联系的、具有集约化特点的建筑群体。这样的建筑一般建在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对周围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和带动作用。集约化的设计有很多有优点，它有利于大规模建设时对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开发，能够合理利用有限的空间建造建筑，不会产生多余的空间，也不会让很多不规则建筑的排列挤占许多不能被有效利用的空间，有利于城市建筑环境的优化，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的繁荣，也能推动现代化城市的进展，还能够提高空间的利用率，减少土地等稀缺资源的浪费，使得城市布局和规划都能够得到优化。同时，多功能的建筑设计给使用者方便快捷的服务，一条龙的服务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总体效果和聚集效应，这也和现实中很多生活现象类似，例如，中国许多卖同一类型产品的商家一般会聚集在同一区域，这就是聚集效应的好处。二战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建筑迅速发展，各种高楼大厦林立而起，而发展趋势也从密集发展逐渐转为集约化发展，更加追求建筑的多功能和全面发展，不再是单一建筑功能的简单罗列，许多建筑同时具有购物、餐饮、休闲、文化、体验、生活甚至工作等多种功能，能有效的利用公共空间实现它作用和服务的最大化。 三．文化建筑综合体集约化设计的策略 （一）文化建筑的多元化设计 文化建筑综合体通常建立在城市的中心位置，一般包含多种文化元素，这种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组成了文化建筑综合体。一般这种建筑不会单一的只选取一种文化，这已经不符合文化发展对建筑的要求，通常会选取多种具有城市发展特点的文化相互融合，但多种文化组合在一起，又有可能出现难以融合、文化重叠等现象，因此需要集约化的设计，将多种文化进行有效的复合。一般可以将文化建筑综合体的建筑类型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以公共展览为主的文化建筑综合体这种类型的综合体主要通过展览城市的发展概况，将这个城市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元素展示给人们，而具体的实施办法就是建造历史博物馆、展览馆等，这些建筑有效的结合了当地城市的所有文化特点，并且将他们放在同一空间去展示。同时，还有城市里的文化大剧院或者音乐剧院等建筑，构成了另一种文化展示形式，这两种方式互相依赖，彼此补充，使文化建筑综合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2.以演出为主的文化建筑综合体除了采用公共公共展览为主的文化建筑综合体，还可以采用以表现语言、动作、音乐等演出形式为主的文化建筑综合体，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通过这种演出的形式将文化输出给人们。3.以文化展示以及文化表演为主的文化建筑这种建筑就是将以上两种文化建筑结合，既包含文化展示也包含文化演出的形式，在这种建筑中，通常包含演播室、图书馆和文化展厅等空间，文化表现形式更加具体和多样化。除以上三种外，还有多种元素复合的文化建筑综合体，多种文化的融合，具有很强的震撼效果，给人更加深刻的印象。 （二）建筑的集约化设计 1.整体化的布局设计这种建筑方式是指在建造中，根据整体建筑来布局和规划，设计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使整个结构比较协调统一，成为一个综合式的建筑。2.串联式的布局设计这种建筑设计中，空间结构的布局较为分散，每个空间是依靠长廊来进行连接和区分，并且每个空间的走向也是遵从长廊的方向来进行布局和设计的，区分前后位置和主次位置。3.分散度布局设计这种类型的布局设计主要根据文化建筑的整体来进行每个细小分支的布置，明确每个建筑的关系，把最具有特点和标志性的部分突出表现，其他的部分适当降低相类似的文化展示。 （三）建筑的空间叙事的方式设计 文化建筑综合体不仅要把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地域文化、城市精神文明很好的表现出来，还可以以叙事的方式将建筑的空间进行科学的规划，使参观的对象能够通过这种手法将时空融合，感受建筑所要表达的文化底蕴，使参观者们主动进行回忆联想，实现城市文化主体的表达，而这种叙事的手法一般有以下四种。1.采用并叙的表现手法将时空进行融合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将两个分散的空间结构安在一起，放在同一空间内，这种方式在设计上一般结合古时候的美好的思想观念，将它合理的融入到现代的建筑中，使建筑中既包含古代的古典美，又包含现代的简约时尚，二者完美融合，充分体现建造者的文化内涵，彰显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2.采用插叙的手法实现情景再现这种方法是指将一个独立的人或事插入到一系列具有相同特点或发展规律的人或事物中去，使它能够更好的表达建筑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又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给人新颖的感觉，又不会觉得突兀和不自然。例如，一些城市的文化中心会利用集约化的设计理念，设计出符合城市居民生活理念的区域，将人和物进行完美的融合和交流。又如，烟台文化中心的设计，特意设计了“交汇之海，文化之石”的馆徽，几个巨大的石头的造型，激活了整个空间体系，最大限度的扩大了城市可用的空间，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和设计者的无穷智慧。3.采用倒序的手法对历史进行回忆和描述。这种方式是在目前的城市文化建筑中最常用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方法，将这座城市的历史以及发展过程进行重点突出和描述，将城市的纵向发展进行延伸和拓展，例如，沃克艺术中心馆，就是用这种展现方式，随处可见新旧元素的融合。新馆的设计不仅保留了原馆的精髓，通过透明的玻璃将城市街道连接起来，使建筑悄然融入城市生活。4.采用跳跃式的手法将历史的片段进行剪辑，这种方法可以很好的带动参观对象的情感，让参观者更加深入的体会和感受文化，达到文化建筑综合体集约化的目的。例如。哈尔滨音乐大剧院的设计，以贝壳为塑造原型，体现哈尔滨的松花江文化，行云流水般的建筑线条，像一颗贝壳在大海的自由的遨游和徜徉，完美的体现了北方冰城哈尔滨的城市文化。 总结 总的来说，文化建筑综合体是一个城市重要的象征和特点，同时也是一个城市文化传承的载体，可以在城市空间中形成紧密联系的、宽敞的、复合的共享空间，凝聚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文明，是城市文化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也是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现代，文化建筑综合体集约化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这种建筑方式能够用更加合理的布局城市空间，通过科学的、合理化的规划，结合当地城市发展的特点，使城市建筑不仅安全有效，更加符合整个城市发展的理念和环保的要求，使居民生活在一个舒适健康的城市生活里。在进行集约化的设计时，首先要清楚文化建筑综合体集约化的概念和特点，并且明确文化建筑综合体的设计原则，这是作为一个设计者或建筑者来说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要求。然后要清楚如何进行文化建筑综合体的集约化设计，这是对想法和观念赋予行动和实施的具体化过程，这个过程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积累的，通过实际操作才知道理论是否可行，想法是否合理，是否科学。只有在清楚的明白了集约化涉及到理念和设计原则，再采取有效的实施策略，最后对建筑进行集约化的设计，才能使建造出来的综合体为这座城市发挥自己的作用，能够在这座城市中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空间，传承和发扬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建设。希望本篇文章的探讨会对文化建筑综合体集约化设计提供一些帮助，促进城市更好的发展。 作者：王菁菁 单位：中广国际建筑设计研究院 文化建筑论文:地方文化建筑艺术分析 摘要：以清代沈鸿宾故居为中心，通过对故居中人文历史、建筑艺术形态进行分析，探讨沈鸿宾故居中“物性”与“人性”的文化价值，对建筑中楚文化艺术形式和装饰纹样展开研究，探讨楚文化装饰艺术在故居建筑设计中所传递的时代艺术思想与精神文明，从而总结名人故居建筑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在引导正确社会价值观的同时对当今荆楚地域性建筑设计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沈鸿宾故居；楚文化；装饰艺术；建筑设计 本文所讨论的沈鸿宾故居位于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浮山办事处石乌山沈家，西北距咸安城区3.8公里，东与马桥镇毗邻，西、南与汀泗桥镇接壤，北与马桥镇、温泉办事处相连。东经114°19′01.6″，北纬29°46′57.7″。故居建筑为清晚期湖北地方建筑风格，合院布局，以中央厅堂、天井为中轴，左右对称，做工考究，梁枋、窗格雕花精细，具有显著的楚文化装饰艺术风格，有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同时沈鸿宾故居也是湖北省唯一一处涉台文物，是对台湾治理管辖的重要实证，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尤其是清代）对台湾进行开发和管理的历史史实。沈鸿宾字道富，号雁山，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最高职务为台湾海营提督，光绪六年八月，为镇压台湾匪首刘参根，沈鸿宾将军连续作战，积劳成疾，医治无效，最终客死台湾，死后受封“振威将军”，对台湾稳定和治安有重大影响。从而也印证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历史上的隶属关系，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重要的历史价值。其故居从侧面丰富了沈鸿宾的形象，让后人们从中了解到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不少将领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为台湾的发展、祖国的统一鞠躬尽瘁。2008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沈鸿宾故居为第五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沈鸿宾故居形制 故居建于清同治七年至十二年（1868—1873年），一进三重，坐北朝南，砖木混合结构。由沈鸿宾本人主持兴建，小青色布瓦屋顶，中轴进深三进，两侧布置左右厢房进深八间及连廊。门楼呈飞檐翘尾状，承梁穿斗横跨，两侧有防火山墙。堂屋高大，木楼为雕花护栏与两侧厢房连接，廊道相通共有天井6个。中轴线建筑均为梁架，有两种形式，明间为穿斗结构，其余各间为硬山搁檩做法。建筑总面积为2578平方米，占地面积为1340平方米。沈鸿宾去世后由其后人居住使用，至今已有140余年的历史。各建筑均年久失修，缺乏日常维护，屋面局部坍塌，漏雨严重，个别建筑明间全部坍塌。据考证，建筑基础稳定，均未发现明显沉降变形。墙面抹灰空鼓脱落，污染严重，建筑装修多为木板门，双层木窗，部分后期更换，与原有样式不符，留存门窗变形、糟朽严重。室内木地板后期改为水泥砂浆地面，台明青石缺失、碎裂严重。 二、沈鸿宾故居建筑楚文化装饰艺术 （一）故居楚文化装饰艺术 楚文化以炎帝为始祖，凤为图腾，区别于中国东周时期北方地区的中原艺术，是人类在古代世界杰出的艺术创造，与早于它的古埃及艺术、巴比伦艺术，同时期的古希腊艺术，稍后的罗马艺术互相辉映。它具有符号化、装饰化和抽象化的特点，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倾向。自汉末魏初以来，因有佛教、道教和巫术在楚地并存，其艺术特点也具有宗教的神秘感。同时南方蛮荒自然生态环境中大江芳泽、鸟兽野林、风雨雷电、水火星云充满无穷生命力和自然意向给楚人文化艺术上以无穷的滋养。沈鸿宾故居在建筑装饰上至今留存着这些楚文化艺术的遗风，其中鹿和凤鸟都是在楚文化艺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就像狞厉的饕餮、兽面是商代艺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一样。之所以用鹿、凤鸟为艺术主题，是源于鹿、凤与楚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一方面，道教保存了上古时期巫术的许多精华，鹿是巫师用来达到沟通天地人神目的的坐骑，骑着它，一切妖魔鬼怪都不敢靠近。另一方面，麋鹿善跑，能把死者的吉凶很快报告，以求得保护，鹿角的特性是善守御，能抵御外来侵犯。故居建筑装饰中龙凤纹、三角云纹、龙鱼纹、回纹等，无不散发着两千年来楚地傲骨文风。虽然故居建筑因缺乏保护而残败，但建筑中这些带有浓烈楚文化艺术气息的图案和元素的使用不单单是在向后人们传递时代的文化，而是通过这种文化给予后人对生活的态度与警示，验证了现代社会时常提到的词语“不忘初心”。在现代主流价值观缺失大环境下，文化传递可以依附于建筑这种物质媒介来延伸这种建筑文化，不仅具有其理性精神，更有着一种感性的美。 （二）沈鸿宾故居楚文化传承 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约莫形成于春秋中期前后，是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逐年发展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楚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而建筑是对文化传播最直观的方式和最有效的途径，它是被物化了的人类精神文明形态，它集中反映了地方社会、历史、文化特征，成为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之精华。沈鸿宾故居是荆楚民居建筑的重要实例，其建筑形制、院落布局、装饰细部具有典型的楚文化色彩，建造水准工艺水平又高于其他普通民居。故居中楚文化视觉元素的表现在视觉形态上透过建筑展现了荆楚文化体现在建筑上的差异性，更是凸显了地方文化内涵，为研究荆楚民居建筑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在现代城市建筑的发展历程中，世界性与地域性，现代与传统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而需要相互吸取，既要融贯多元文化，反映时代精神，又要保护和继承独特的地域传统，确立自身的文化根源。楚文化中道法自然有无相生的文化观恰如其分地运用在了在古代荆楚建筑中，同时也契合了当代建筑设计主流价值观。建筑艺术的创造可以依托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更能在建筑设计中传递出地方文化韵味，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建筑设计应该认真总结和继承的。 三、沈鸿宾故居建筑的文化价值 （一）地域建筑文化 地方文化建筑不仅在内涵上拥有某种具体的价值和意义，就社会整体而言，它也充当着一种价值标准，即人类对“真”与“美”的追求，而这一标准正是文明社会秩序建立的基石。它可以说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综合，具有珍贵的人文资源，对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地位和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由于故居建筑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科学价值，必然能对游览、观摩和生活于其中的人产生积极的影响，给人们以教育和启发。利用名人故居建筑资源进行文化建设达到丰富人们生活内涵的最终目的，也可通过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唤起公众对历史文化的广泛兴趣和尊重，让广大市民、村民能够深刻体验城市或地区历史演绎中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从而扭转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用数字衡量财富、金钱通行无阻的错误价值观。在文化生活的潜移默化影响中，使人们关注的焦点转向一些用货币无法测算，却真正成为生活支柱的东西，增强大众对历史遗产的保护意识，并自觉地维护身边的意识遗存。另一方面，面对外来文化、克隆文化的渗透，地域文化、传统风俗被逐渐同化，我国城市社会的思想意识、价值体系与信仰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集中体现地域文化的历史文化资源，理所当然地承担起维护地域文化的责任，弘扬传统文化精华，作用地方居民心理，促进历史文化与时代文化的整合，引领城市文化价值观的正确走向。 （二）沈鸿宾故居文化价值 沈鸿宾故居是清代传统文化载体与物化形式，故居中不仅有其理性精神，更有透露着楚文化艺术感性的美，是最具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形式，如果这种名人故居衰亡消失，将是地域文化中不可逆转的特定传统文化的消失，正如生态系统中某一物种的消亡必然引起生物物种多样性改变一样。沈鸿宾故居建筑作为荆楚历史文化资源独特的功能价值是其他任何现代消费空间无法比拟也是不可取代的。所以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前进的观点来对待故居建筑文化，并且要深入地去理解传统与今天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准则之间流变着的微妙关系，从狭隘的物质功利中解脱出来，树立民族自信和自尊。 四、结语 名人故居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是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鸿宾故居建筑的存在，因其作为时代更替、社会变迁、城市和建筑转型等方面的物证，从而拥有历史价值；因其记录时间流逝过程中自然、人为因素作用下的种种痕迹，从而拥有岁月价值；因其蕴涵源于过去的物质能、信息能、且与人和自然之间长期建立起的平衡关系，从而拥有生态价值。反观现代建筑设计正是急需这种价值借鉴和历史文化的传承。沈鸿宾故居建筑中楚文化艺术的因子不仅融汇于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建筑文化中，而且或许会在未来的世界建筑中再度焕发出奇光异彩。 作者：王活 文化建筑论文:社区文化建筑设计论文 1文化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公众性，随着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富足的生活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上的愉悦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对各种文化活动的热衷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城市的文化色彩在市民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文化建筑功能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其对城市的空间环境产生新的重大的影响，文化建筑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区文化建筑应定位于对居民开放的服务性质建筑，其发展也会带动社区文化的发展。它不但丰富了城市的市民生活，而且提高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同时有助于提高城市的整体素质，改变城市形象，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吸引投资和增加凝聚力。 2项目概况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一条湘江将长沙城隔成“西文东市”两番不同的特色。而作为长沙的西大门，岳麓区已发展成科教大区和长沙的文化名片。岳麓区高等院校云集，科研院所遍布，人文历史悠久。 岳麓文化艺术产业园以岳麓区政府为主，联合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省内外知名文化企业共同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岳麓区湖湘文化深厚底蕴和岳麓山大学城教育文化科技资源优势，依托“山、水、洲、城”的自然资源，创新“区校合作”模式，合力打造一个富有湖湘文化气息的文化艺术产业基地。 桔子洲街道位于大学城的中心地段，从溁湾镇到岳麓渔场，形成了以湖南师大、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城产业链。在1.5km2的范围内，有210所画室和近100个音乐、舞蹈、播音、体育等特长培训班。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专业学子有4.5万余人，他们在这里求学，他们在这里消费，他们在这里发展。师大、中南、湖大一带的麓山脚下成为湖南艺术家的一个集中活动区域。 锦绣潇湘文化艺术中心作为文化产业园的重点项目更是受到社会关注。项目占地约15亩，总建筑面积约27090m2。项目交通便利，与南面的城市道路阜埠河路通过规划的24m绿化带相连，景观环境优越，离湘江风光带仅百米之遥，有8路公共交通直达市区的各个方向。艺术中心集艺术交流、展示、交易、培训为一体，建成之后对于促进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区域形象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图1、图2） 3“艺术的盒子”——形式与功能的重新诠释 当代社会，设计行业的发展，不管是“功能”还是“形式”，都经历了一种从物质性到非物质性的过程，即功能与形式的脱离。这也是以灵活性对抗复杂性，由形式激发功能的过程。设计领域越来越追求“一种无目的性的、不可预料的和无法准确测定的抒情价值和种种能引起诗意反应的物品”，设计过程与艺术创造过程越来越相似。 锦绣潇湘文化艺术中心建筑造型是按功能分区，在用地范围等外部条件限定下的理性分析思考所激发出来的灵感，形成一组具有独特流畅外形的“艺术盒子”的叠加。随着视点的转换达到不一样的效果，其本身就是一项层次丰富的造型艺术作品，通过其自身的艺术形象来唤起人们的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是灵感和热情的激发容器，体现了无拘无束的生活精神。 “艺术盒子”错落地叠加更突出其艺术感与趣味性。叠——人上架人，物上叠物，相环相扣，相行相错，或同或异，妙趣自出。（图3）叠加作为一种最简单的砌筑手段，便捷、实用、稳定，其中均蕴含着奇妙的艺术法则。单纯、韵律、平衡、变化、动感。 同时“艺术盒子”的叠加，突出了独立单元+自由组合的特色。该艺术中心主体功能为艺术家创作室、设计师工作室、工作坊、艺术品展示区、展销及艺术培训区。鉴于艺术活动的相对自由属性，其建筑空间形态的相对多变、灵活、可塑是十分重要的。既要保持整体的自由开放形态，同时又要尽量保证个体的相对独立，提供其个性化活动的可能。所以采取独立单元组合形式，可同时满足与兼顾这种既矛盾又共生的需求。 选择基本单元以叠合形式构成，我们关注： ⑴基本单元具有相同或相似结构形态。 ⑵规律或规律中有变化的组合形式（渐变或变异） 所以，变化与不一的功能其实均可以在制约中进行，或曰在“盒子”中进行，正所谓“规则中有变化、变化中有规则”。所以，绮丽纷繁景象还原后其本原往往是最简单模式组合而已，只是我们熟视无睹罢了。 4技术表现与形象“自由化” 文化建筑的技术表现不应是单纯地为了表现高技术，更重要的是考虑人的因素，关注人的情感、心理领域，探索高新技术在人类心理领域的认同。多数情况下，新技术主要是在应用在建筑的结构上，但技术的表现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外观、表面、其至建筑的细部，而且这些因素常表现为自发的产物。只有把技术表现的内涵加以扩展，才能实现建筑的人性化和情感化。 形象“自由化”意指建筑形象的非物质化倾向，体现了一种模糊、轻盈、塑性、空无的形象。在高度发达的技术条件下，建筑师的创造力不再受原来的美学法则束缚，建筑几乎已经没有实现不了的形式，不再拘泥于规正、方整的形象，而以更自由的形象出现。建筑师在创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要打破那种传统的，人们头脑里固有的一些东西，而且并不一定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总之建筑师不再创造那种一望即知的建筑形象，像后现代的美术作品一样，更重要的是表达建筑师在创作过程中对建筑倾注的情感因素，而人们更能从中体会朦胧的美感。 本项目通过叠加、错位、悬挑等处理手法，既体现了建筑的技术表现，同时外挂采用铝条和玻璃条的随机组合，形成时尚的数码语言，与造型结合构成了一个面向城市的醒目标志，带动周边领域的活力。铝板和玻璃因不同的反射度等物理特性，随着季节气候以及时间的不同，光在建筑上绘制出一幅色彩和图案不断变幻的流动画面，每时每刻都呈现出不同的表情。富有特色的形象给人们带来强烈的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图4） 5休闲化、交流空间的增加以及与环境的融合 休闲是文化活动的基础，二者从来就交融在一起。作为当代的文化活动的载体--文化建筑更体现这一特色。在当今社会，博物馆、影剧院、展览馆已成为公众假期休闲的重要场所。这对文化建筑的社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公共场所担负着越来越重的提供大众交流和休闲活动可能性的任务。它从一个文化教育场所变成了一个“具有多重职责的社会中心”。 文化建筑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人们提供休闲、交流的场所。文化建筑中的交流空间、共享空间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大。一些具有历史主义的传统文化建筑的扩建，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增加原有不敷重荷的公共空间。 现代文化建筑中的许多传统意义上的交通空间，正肩负越来越多交流空间的功能，如广场、楼梯、走廊、坡道、台阶等。交流空间的增加还体现在更多非确定性功能空间的出现。建筑内部的楼梯本身除了满足交通功能外，又是多向度的空间联系体，不只是空间之间的转换与延伸，更是两层空间对话的中介，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以往的走廊多是单一功能性的通过式空间，因此多只是满足了疏散宽度即可，对空间的连系也是越直接越好。现在走廊往往从房间的一侧脱离成为公共空间，甚至成为人们愿意留连的临时展厅和咖啡座。走廊与楼梯一起成为建筑内部的停顿空间，在原来人们看似无法达到之处架起一座空中桥梁，完成空间的跃迁。坡道在建筑内部也大量地被应用，这更多地体现出空间的连续性并消减建筑人工刻画的痕迹。坡道除了是考虑人性化的无障碍设计外，越来越多地表现了空间渗透和意识诱导的意愿。建筑外部广场设置的大台阶则对人们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人们更愿意在这里驻足、休憩，因此往往成为城市或建筑中最具活力的空间。外部台阶具有无可比拟的对城市空间的开放性和亲和力，因此突显了文化建筑的公众意义。同时中庭、餐厅、咖啡厅这些交流空间在文化建筑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本项目在入口空间、楼梯、走廊、交流平台、挑空露台等位置的处理中，尽可能地扩大交流空间，使人们在建筑中的活动本身也成为一种交流体现。（图5） 现代文化建筑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与环境的融合，这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城市的空间环境。文化建筑多以一种文雅的姿态与周围城市建筑、街道广场或公园融为一体。设计过程中往往注重在建筑内部引入城市空间，或构造类似城市肌理的群体结构，以此来延续参观者的空间感受，取得与环境的协调。或者抽取周围环境建筑的共有要素语言如色彩、质地、比例、构件等，进行重新阐释和翻译后形成符号，应用到新建筑中去，以取得视觉上的延续和形式上的相似。建筑的空间布局也多采用分散化的方式，顺应地势分布建筑的各个组成空间，利用连廊、庭院等，联系各部分，并做到内外环境渗透。 6小型化与专业化——社区文化建筑发展趋势 目前，城市的文化建筑多是向综合体发展，其往往包括图书馆、展览馆、剧场、教育场所等，有的更包括了商店、旅馆及娱乐设施。而社区文化建筑的发展趋势则应是小型化与专业化。由于人们多元化、个性化的选择需要，以及日常活动范围的限制，相当多的人更愿意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和社区范围内的场所进行交流、探讨，而不选择城市的大型综合文化场所。小型化、专业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社会对公众交流意识的日益重视及为提升公共环境品质而做出的选择，像小型的社区中心或文化会馆等。比如欧美的社区中心以及日本社区的公民馆，在社区的文化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一些旅游城市为增加地方特色而设立的一些主题非常鲜明的展览馆等设施，如画廊、手工艺品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等。综上所述，社区文化建筑的发展要进行全面规划，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在建设中应力戒主观随意和盲目性、不讲科学性，而应合理规划、分级发展。对社区文化建筑来说，小型化、专业化的建筑投资较少，建设周期短，内容也更贴近市民生活。所以我们应结合本地区文化产业特色来发展合适的文化建筑，二者也必将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文化建筑论文:论广州黄埔古村商埠文化建筑遗产的保护利用 摘要:黄埔古村――古港建筑文化遗产,记载了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史,因自身文化价值的影响力使之部分保留至今。对其生存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大拆大建”行为及隐藏其中的各种片面利益关系。加大法制力度、承认私有产权、整治违章乱建房屋、保护建筑文化遗产,并赋予古村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的旅游功能,方为名城保护工作的紧要任务。 关键词:广州名城;黄埔古村;商埠文化;建筑遗产;保护利用 作者简介:杨宏烈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肖佑兴广州大学中法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 黄埔古村是典型的岭南海滨港镇,作为广州十三行时期商埠文化重要的实物载体之一,今后还将继续发挥任何新建筑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文明的村落景观与海上贸易帆船时代的历史建筑,依然具有文物纪念性的存在价值。完善、完整、完美地保护利用其建筑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与此相违,“滥拆乱建”、新旧冲突,只会加速古村的衰落和死亡,体现不出“发展与进步”①。 一、黄埔古村拥有丰富的商埠文化建筑遗产 广义的黄埔古村是旧时整个琶洲岛,狭义上的黄埔古村,是以对外贸易的酱园码头为中心的黄埔村与石基村。现在任何一个到过黄埔古村的人,都会为黄埔古村丰富而精美的历史建筑所感动,为其多姿多彩的人文环境和自然景观而叫绝。 1.独特的港口型空间格局 黄埔村始称“凤浦”,建于北宋,到清代已发展成为拥有“好几千人的市镇”②。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黄埔村由一滨海小渔村发展成为著名的十三行碇舶港口(图1),建筑布局非同一般村落,具有市镇的规模档次。因外国人多传诵“黄埔”而得名。全村分为十二坊,现在仍保留着昔日坊、街、里、巷的规划层次。很多里巷的坊门题有“瑞康”、“覆仁”、“永乐”等祥瑞名号,给古村频添无穷的雅趣。街道铺设花岗岩条石,可通马车。黄埔古港的标志至今还在,“一港两市”走向仍清晰可见。底层做商铺、一边是柜台、一边开大门的商铺建筑,至今也有集中的保留。粤海关志记载:每年有上百艘大型海舶停靠黄埔。世界给这个远东的村庄带来的不仅是大量的物质商品,还有大量的精神文化财富。 2.丰富的高品质传统建筑 (1)古宗祠全村原有祖祠36座,现存19座,承袭了岭南建筑的传统风格,但在某些细部上,具有异于传统的装饰作法,体现出黄埔村是一个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村镇。保留下来的古宗祠大多空置,有些功能发生了变化。梁氏宗祠是十三行行商梁经国家祠,已被定为市级文保单位(图2)。位于乐善里的化隆冯公祠,现为黄埔华侨港澳同乡联谊会之一。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的胡氏宗祠至今有270年的历史,三间两廊式的粤中风格保存较好。 (2)古民居 保存完整的民居建筑尚有73处,比一般的农舍规格要高,依水而建、院落相套、“梳式布列”、里巷分隔。如拱辰里、永康里、平燕里、太平里、中正里等多为青石板铺砌,清洁宜人。名人故居不胜枚举,如“子牙居”、“涉趣园”、冯肇宪故居、胡璇泽故居等,工艺制作上乘,高大的锅耳山墙,青砖磨缝砌筑厚实,门头和窗罩用的灰塑式样很多,雕塑、壁画、漏窗、花基、门洞、灰塑门联,无不令人赞叹(图3)。 (3)古私塾各宗姓常建有私塾,启蒙了大批享誉国内外的儒商雅士。商家于故里兴办私塾培养子弟,并热衷公共文化事业,是很普遍的事。“佐垣家塾”(图4)为天宝行行商所筑,因私塾与祠堂同为公共场所,所以将二者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内院外场通畅和谐。 (4)古神庙 始建于宋代的北帝庙(又名玉虚宫),是一片供奉玄武水神的道教建筑群,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面阔三间,深二进。现庙内保存了九方碑记,记载了广州外港――“黄埔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史。村内原有的神庙多祭拜海神,这凸显了黄埔村乃古代港口城镇包容性的特征。 (5)涉外建筑 “日本楼”的称号也许就会给人带来涉外的意象。当年符合中外建筑天然合一要素的这一小洋楼,现今依然充满神奇魅力。西式院门、中式屋盖,青砖绿瓦、外廊内天窗,好一处风味无穷的景点(图5)。 3. 生态的网络型河海景观 黄埔古村位于江海交汇之处,负洲临海,江涛与海潮对此产生严重的威胁或影响。然而,黄埔古村的江、河、湖、塘、堰、池、涌,却组织得十分科学合理,不但体现了大自然的平衡互利,还为人们的生活用水、景观用水带来了极好的效益。全村水系长数十公里,大小水面几百亩,且一脉相连,源头活水水质很好,人工治理可控可调。有利于航运、防洪、防旱、防潮汛,以及灌溉、安全防御、饮用、造景、调节微气候等等。黄埔古村的水系网络也是一笔可贵的旅游、生活、文化与美学资源(图6)。 盛大的建筑,往往关联着良好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港口贸易使黄埔村处于农耕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中,舶来的文明嫁接在黄埔村古老的传统上,近代涌现的商业巨子、外交家、军事家以及工程专家,荟萃成黄埔村独特的人文景观。十三行时期,村民“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航运有关,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等”(亨特《广州“番”鬼录》P66)。策划开发黄埔古村旅游产业,建筑文化遗产及与之相联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宝贵的资源财富。 二、黄埔古村商埠文化建筑遗产的整体保护 然而,在传统的、和谐的黄埔古村中,出现了大量违章建筑。固有水面日益减少,传统的街巷格局被破坏,许多优美怡人的院落空间、街巷空间、园林空间、山水空间、名胜景观不复存在。村镇的天际轮廓、优美的水岸线、富有韵致的街面、具有标志性特征的村镇空间节点,都令人不堪入目。奇怪的是,长时间以来竟无真正的政策法规遏制败坏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杜绝这种丑恶的现象孳生蔓延。 1.古村落的保护模式 从整体上保护古村落,国内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与模式: (1)文物古村落――整体性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将整个村落当成一个保护对象,严格保护村落的内外环境、总体格局、所有空间特征,以及全部建筑集群关系、所有单体建筑及其构造工艺特色。这种保护模式注重历史的真实性、环境的完整性、村民生活的延续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种保护模式在我国远没有普及,具体的实例不多,浙江建德市新叶古村是个典型③。新叶村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至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它是浙江省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血缘聚落建筑群之一。新叶村村落建筑质量高,类型多,发育好,总计200多栋,包括塔、阁、祠、庙、桥、堂、厅、舍等,传统建筑得到了原真性的保护。这一文物保护工程,被专家誉为古村落保护的活标本。 (2)一般古村落――保护性的开发利用模式 这种模式的保护工作主要针对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以及建筑艺术价值较高的人工景观,结合自身的地理优势和现实状况,按重新整合的总体规划进行分级保护。通过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发展古村落特色旅游,也不失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实际例子有贵州省从江增冲村④。增冲村古村落是一个自然景观和古村落文化结合得较好的村,新建筑较少,且包涵有特色的民风民俗文化以及黔东南山区饮食文化。考虑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将保护放在首位。“保护就是资源”,保护古气、古风、古韵、古貌,确立富有特色的旅游主题形象,充分挖掘无形文化资源,作好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项目审批制度,加强旅游资源开发。 2.黄埔古村保护模式 广州黄埔古村现因遭受严重破坏,已失去整体保护的基本条件,不可能作为一个“文物古村落”实行全面的“冷冻保护”或整体“博物馆式保护”。在农业萎缩,城市化、商业化渗入骨髓的大环境包围之中,不依赖商贸活动也是难于发展存活的,因此必须采取“保护文物精华,维护古风古貌;创新第三产业,重登世贸舞台”,即,保护遗产与开发旅游互动的模式。基本要点是: (1)将“文化工程”与“民生工程”相结合 古村落的保护是一项文化工程,须全方位地沿袭古村历史文化,而不能追求全方位的商业现代化开发。通过保护修缮历史建筑,尽量保存自身特有的历史环境。古村落的保护又是一项民生工程,不能简单地将所有历史建筑封存起来(无论私人封存,还是政府封存,都只会加速建筑的灭亡),须充分考虑如何改善生活条件,使村民在保护中得到实惠。 (2)以“保护”为宗旨进行旅游开发 除特殊文物建筑之外,冷冻式的保护,将使历史建筑遗产、建筑物等,失去更有效的运用。冷冻式的保护古村落原有生活方式,居民将会落后于现代生活水平,况且因产业变迁、时代变迁,原有的生活方式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以“保护”为宗旨进行旅游开发,确立富有特色的旅游主题形象,才能既使建筑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展示宣传自身固有的历史文化,又能提升居民的生存质量。 (3)做好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工作 古村丰富的建筑文化遗产,今天看来依然富有艺术魅力,值得继承发扬。然而许多当时先进的设施,因种种原因现已破损、老旧,而满足现代需求的新的设施尚没安装。如是,在保护建筑文化遗产历史风貌的同时,应极力改善古村落的基础设施。既不丢失历史,又不脱离现代;在利用中更好地保护,保护中更好地利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靠政府。政府应改变不投资古村落基础设施的陋习。 (4)走产业化物业化经营管理道路 古村落保护的主体是村民,而不是政府。政府须在更大范围内做好政策协调、服务、监督的工作。保护利用的具体工作需要村民来实现,任何越俎代庖的行为都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为了保护,进行产业化的经营管理是时代的进步。为此,恢复古村落原有建筑私有化模式,变被动为主动保护方是根本法理所在。在此基础上,组建古村历史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村民可以房屋作为股份投资,社会资金可以输入,克服单纯财政补贴的不足。村民民主选举自己的总经理、董事长,实行产业化经营,古村“旅游区”配备物业化的管理⑤,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中开办家居旅馆、“农家乐”等休闲观光旅游项目,可望使古村落取得较好的保护效果。 三、黄埔古村商埠文化建筑遗产的单体保护 为什么黄埔古村至今还以“村”的形态自立于大都市化环境之中?只因该“村”在广州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建筑文化遗产以其物质形态深刻地表明,人类的现代化需要文化遗产,不能以毁灭文化遗产为代价。任意将一个城中村“全拆”,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相反,须采取多种保护手法展示其历史建筑的文化内涵及环境特色。 1. 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文物古迹保护 黄埔古码头、北帝庙、“日本楼”、晃亭梁公祠、胡氏宗祠、佐垣家塾、凤浦牌坊遗址等十数处历史建筑,早已划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文物普查的深入,黄埔古村会发现更多的文物。依照《文物保护法》,对黄埔村内已批准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批准的“准文物”建筑,须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基础上进行修缮保养。黄埔古村的文物古迹是城市的重要遗产,也是旅游经营的基石,因此,要以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将文物古迹的保存延伸到历史环境的保护之中⑥,让文物保护带动古村的历史大环境保护,用古村大环境的保护,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 2. 以姓氏文化为线索的宗祠建筑保护 据《重修北帝庙配碑记》记载:黄埔古村大约于宋代,就有了“冯、梁、胡、罗四大姓”以及关、黄、卫、陈等小姓组成的“凤蒲”(“凤洲”)繁华村镇。这意味着黄埔古村因对外贸易而打破了单姓宗族农耕聚居的人口结构模式,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祠堂建筑的艺术成就相对较高,因祠内空间尺度较大,功能转变容易,适宜用作公共建筑,因此将其开辟为各种文化活动中心,如展览馆、纪念馆、博物馆,是非常容易的,成功实例很多。如对十三行天宝行作深入研究,可于梁氏宗祠举办“天宝行”为主题的博物馆。 3. 以名人故居为亮点的民居建筑保护 明清时期,黄埔古村乃人杰地灵的著名侨乡。鸦片战争前这儿是全国唯一通商口岸,世界各国商船云集、舳舻相接,村民得海外风气之先,出洋谋生、经商、留学,涌现出一批对中华民族颇具贡献的人物。例如新加坡华侨领袖胡漩泽,一身兼任三国领事。现新加坡、黄埔村均有他的纪念牌坊。政治家、外交家梁城、商业巨子梁韬、梁经国,专家学者胡栋朝、冯锐,军事家冯肇宪、梁广尧,教育家梁庆桂,经济学家梁方仲等等,都有感人的事迹令人敬仰。黄埔村70多栋古民居极具岭南特色和艺术价值。保护、修复、利用名人故居,挂牌筹建名人事迹陈列馆,使之成为参观景点,室内、庭院、外环境、植物水体,均是层次丰富的游赏空间,对游人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图7)。 4. 以海神文化为特色的宗教建筑保护 黄埔古村原有不少神庙建筑,如北帝庙(玉虚宫 图8)、圣母殿、天后宫、洪圣庙、华佗庙等等。这些神灵大多跟海洋有关,为沿海人民出海作业时祈求平安而供奉,这说明该村确为古代南海港口城镇。而宗教建筑往往具备优美壮观的特点,对此村完备的海洋文化纪念性庙宇建筑进行修复,可开展旅游观光、海洋体验、心理咨询等活动,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使“古港古村”的概念深入人心。 5. 以家居旅馆星级化促进民族建筑保护 黄埔古村来燕里、横辰里、永康里、长乐里、中和里、太平里,申明大街、黄埔自街、沙桐大街、夏阳大街等处,有73栋特色鲜明的粤中传统民居。它们是砖木结构、“三间两廊”、厅堂天井、花木盆景、高墙静院,其安全完整的私密居住空间,着实逗人喜爱。尤其是那些石铺巷道、锅耳山墙、砖雕照壁、灰塑彩画,字画楹联,更是引人入胜。有的建筑还点缀有西式要素。它们很适合旅居度假、文化创业、商务考察,是最吸引国内外游人的旅游佳品(图9)。临近广交会这个近在咫尺的庞大的国际市场,可将此产业做强做大,带动全村的保护整治工作,从而解决“空壳村”、“空壳巷”、“空壳屋”的问题。 6.以国际化的视野实施涉外建筑保护 黄埔古村慵街有一栋“日本楼”,乃旅日华侨与日本妻子所建,带有东洋风味,还伴生了一些传奇性的历史故事。厦阳大街的安窖居宅则是一栋带有西洋风格的民居,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村同海外不同文化圈的人民相互交往的情况。这些具有文物价值、纪念性价值的“涉及外来文化的建筑”,作为特殊景点,生动地联系着东、西两半球的民间感情与商贸往来,不应让其毁灭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上。只要清理一下檐口、屋顶、门窗、入口等部位,清除滥添乱加的部件,其整体形象必将令人刮目相看。 7. 再现粤海关志所描述的港口建筑 对已不存在的文物古迹或历史建筑,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进行重建,只要坚持原址、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一样具有文物价值。利用恰当、切实的表现手法和风格体裁进行再现,可取得景观功能古今相宜的效果。《粤海关志》所记载的黄埔海关、税馆、夷务馆、买办馆、永靖守卫兵营,以及酒楼、商号,宝塔、宗教寺观等特色建筑,曾经见证了黄埔港的繁盛(图10),但现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以纪念性娱乐建筑再现,则是一种集锦式的纪念小品。现税馆的再生是一个案例,其原本的形象意义倒是看不出来,实用的是一个博物馆(图11)。再生的效果与原品或许还存在一定的距离。里普凯莫(Pypkema.1992,p.207)说过:“很少有人会说历史建筑没有用或市场对它们没有需求”⑦,重要的是真正能让人感受到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 8. 以山水情怀为理念的基础设施营建 黄埔古村的村镇格局主要是石板路加水系林木组成的网络,这一特色在保护规划中应得到延续。现有黄埔村的“梳式”巷道空间保存较好,巷道口的牌坊、石板道路都很有文化个性。目前很有必要提升街面的铺装质量、配套服务设施,对村内的池塘河涌进行水害治理和污染治理。要使得这里的每一口水塘都是一个优秀公共园林,每一段护城河都是赏心悦目的景观带,与原汁原味的黄埔古村八景――“华山晚望”、“曲水流觞”、“北秀山明”、“古花勒园”、“上界清风”、“长鹅之岭”、“洞里乾坤”、“夏阳大道”相互映照,用优美的山水将其维系成一个旅游的大观园。 四、黄埔古村建筑遗产需乡规民约予以保护 古村落的形成、保护、科学发展,得益于人民大众自觉严格遵守的“乡规民约”。在目前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乡规民约对古村落的保护尤显重要。 1. 建立全村、全族共同信赖的乡规民约 浙江、贵州等地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的做法有: (1) 由政府给以物权政策和业主身份,把遗产保护工程与民生建设工程结合起来,引进社会资金,让全民参与监督。地方政府的相关法规和乡规民约互补互容,逐步建立起以乡村自主管理为基础、地方政府以政策配套为主体的法治环境。 (2) 力争科学化、民主化,发挥学术机构、大专院校等社会团体的智囊作用,共同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文化古村的保护要以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注重挖掘、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探寻文化村落保护事业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大力培养保护和管理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各类专门人才,避免唯利是图的商业行为对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侵害。 (3)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推动地方制定《黄埔古村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黄埔古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黄埔古村历史文化街巷保护条例》。 2.运用法律、法规保护文化遗产的物权 黄埔古村大量出现损毁古建筑、滥建乱搭违章建筑的现象,就是缺乏有法律效应的物权机制。“遗产”的所有权归公归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效地保存传承下去。具体保护方法可作如下思考。 (1)黄埔村的古建筑多为一二层,而周围的民居多为三至五层,与古建筑极不协调。对于新式建筑的高度应以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所确定的控制高度为依据。体量形式应考虑历史街巷的连续性,使新旧建筑的视觉感受协调与平缓过渡。坐落在古建筑群甚或古建筑院落中的新建(构)筑物,必须坚决拆除,然后按照传统建筑修补完备。 (2)一般民族风格式的现代居住建筑,如位于风貌协调区,结构方面可以还原修正、维护加固、嫁接替换;空间划分可以结合具体业务功能区别对待,采用成组成团的院落式、庭院式加以综合使用;外墙采取传统青灰装饰为主色调,满足现代家庭或家庭式客栈的需要。 (3)建设控制区内,一些与历史风貌不协调的新式建筑,可按照历史风貌要求对建筑的高度、色彩、形式、体量等进行修改。新式建筑如有30年以上年龄,可对其建筑式样,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等进行价值鉴定后确定取舍。在乡土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坊、商铺、仓库及工业附属设施,应作必要的隔离或更改,使之不破坏历史风貌。历史文化应该是发展的,保留和适当更改这类乡土建筑即可延伸、记录这种历史文化⑧,可克服“断代”现象。 (4)在考究的景观地带中,一些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风貌不协调的新式建筑,应进行拆除,兴建符合历史风貌要求的空间环境。新建筑必须应用古建筑语言表达当代意象,形成具有传统风格的现代建筑。 文化建筑论文:艺术与文化建筑 [摘要]我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建筑体系，这个体系是自然环境、建筑、诗、画、楹联、雕塑等多种艺术的综合，丰富多彩的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水平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这些艺术要素相互渗透所形成的意境使建筑的景观有灵魂并赋予环境情感和生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关键词]艺术学　形式美　特征 艺术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学这个大门类中，包含着一般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舞蹈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建筑学等多个具体的艺术种类。以绘画和书法来讲，现在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历代的文人艺术家和宫廷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即文人书画和宫廷书画。实际上，在民间艺术和宗教艺术中，也有不少优秀的书画作品值得去发掘和研究。我国艺术犹如一个巨大的宝库，历朝历代出现了无数的优秀艺术家和艺术产物，宛若天上的繁星一样，难以计数，让人目不暇接。因而，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同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一、形式美的艺术法则 形式美法则是我国遵循的较成熟的艺术体系，在艺术的领域中有心理要求的一般法则，也有民族审美心理要求的特殊法则，以建筑为例，大体上有以下4方面： 1　对称与均衡：环境和组群，多为立轴型的多向均衡：不同地区用法各异。存在着动态均衡和静态均衡两种形式。 2　韵律与节奏：凡是构成序列转换的一般法则。如起承转合，通达屏障，抑扬顿挫，虚实相问等，都有所使用。韵律在外观的处理上依靠连续。间歇，反复，交错，增强，减弱等布置某些构件，可以使建筑在变化中获得统一，统一中仍有变化，造成生动活泼的效果。节奏则单座建筑规则划一，群体变化幅度较大。 3　对比：通过形式和内容的对比关系可以突出主题，强化艺术感染力，重视造型中的对比关系，形、色、质都有对比，常见的是体形的大与小，实与虚，直线与曲线，色彩的冷与暖的对比。但对比寓于统一。同时也很重视造型中的微差变化，如屋顶的曲线，屋身的侧脚、生起，构件端部的砍削，彩画的退晕等，都有符合视觉心理的细微差别。即在有限的空间创造出鲜明的视觉艺术效果。 4　比例：形式美的比例关系成熟，无论城市构图，组群序列，单体建筑，以至某一构件和花饰，都力图取得整齐统一的比例数字。比例又与尺度相结合，规定出若干具体的尺寸，保证建筑形式的各部分和谐有致，符合正常的审美心理，也符合造型中比例与尺度的规律。 二、艺术与建筑的美学特征 (一)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的统一。艺术价值高的建筑，发挥着维系、加强社会政治伦理制度和思想意识的作用。是一种具有多种决定因素的历史，它传达历代建筑文化，几乎囊括了人类所关注事物的全部。正由于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性，才使得建筑一直在忠实地扮演着历史赋予它的文化特色。是显示建筑社会价值的重要手段。是文化的表征，我国文化所具有的内倾心态、群体意识和伦理价值及思维的直觉体悟。都在建筑中有深刻的表现。四合院可说是单体简明、群体丰富、虚实并重的。实是建筑物，虚则是指建筑物的个体，二者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装饰的式样、色彩、质地、题材等都服从于建筑的社会功能，如宫殿屋顶用黄色琉璃。彩画用贴金龙凤，以表示帝王的尊严，私家园林用青砖小瓦、原木本色和精巧自由的砖木雕刻，以体现超然淡泊的艺术形式。我国建筑艺术主要是群体组合的艺术，群体间的联系、过渡、转换，构成了丰富的空间序列。 (二)实用价值和结构紧密结合，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起着画面剪辑的作用，因之带有一定的结构关系。是活动的媒介和组织者，也就是景象观赏――连续与不连续――视点运行的凭介和向导，对于游者具有途径的意义。是一项颇为活跃的因素。必须通过导引才能组织成为景象，否则便是一些偶然的物质堆砌，不能体现园林的实用功能及其艺术思想。通过其自身所包含的导引，才使其要素成为一种富有趣味的、具备游览实用价值艺术空间――使意境作用于游者而发挥其艺术感染力。同时又可使人身临其境做画中游。主体与各体是互相包含。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有机体。各体是有限的，主体是无穷的，这种有限与无穷的对立统一。构成园林景象的丰富多彩。正是这样，才显得格外美妙奇幻。而感人至深。遗存至今的优秀作品，总是巧妙地使基础与导引双方融会一气，提供了艺术研究的范例。 (三)它们大部分都趋向规格化，定型化，有相当严格的规矩做法，通过互相搭配取得不同的艺术效果，但也很注意细微的变化，既可远看，也可近赏。又有规整式与自由式之别。在自由式序列中，有的融于环境，序列变化的节奏较缓慢。也有庭院融于山水花木，序列变化的节奏较紧促，如人工经营的园林。但不论哪一种序列，都是由前序、过渡、高潮、结尾几个部分组成，抑扬顿挫一气贯通。 (四)艺术风格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地区性和民族性。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建筑艺术的一切构成因素，如尺度、节奏、构图、形式、性格、风格等，都是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出发。为人所能欣赏和理解，没有大起大落、怪异诡谲、不可理解的形象。皇家园林一般总是带有均衡、对称、庄严豪华以及威严的气氛。无论是建筑或是装饰，所包括的范围极其广阔。大到宇宙、风水、宗教，小到书法、诗文、绘画、戏曲，其所选用的题材和手法更是数不胜数，雕镂、堆砌、绘刻、镶嵌，内容有神话故事、人物历史、寓言传说。凡是和皇家帝王有直接关系的建筑、装饰莫不利用其形象和布局作为一种象征的艺术手段。而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多建在城市，并与住宅相联。占地甚少，小者一、二亩，大者数十亩。园景的处理，善于在有限的空间内有较大的变化，巧妙地组成千变万化的景区和游览路线。常用粉墙、花窗或长廊来分割空间，但又隔而不断，掩映有趣。通过画框似的一个个漏窗，形成不同的画面，变幻无穷，堂奥纵深，激发游人探幽的兴致。有虚有实，步移景换，主次分明，其趣无穷。江南以“栗柱、灰瓦、粉墙”为特色，强调色彩的调和风格清秀、朴素淡雅，而北方皇家建筑以用色大胆，追求对比效果，镏金、彩绘很有特色：红柱、琉璃瓦、红墙或灰墙为特色，色彩以红黄蓝绿为主强调色彩的对比。注重突出庄严华丽雄伟的气势，总体性、综合性很强。 我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孕育了这样一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建筑体系，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水平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是自然环境、建筑、诗、画、楹联、雕塑等多种艺术的综合。他们之间相互渗透影响，我国历代有很多大诗人赋予人们各种感受。也就是说，意境能使建筑的景观有灵魂、赋予环境情感和生气。寄情山水、托物言志，大大的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感化人的思想境界，打动人的心灵。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时代的象征。在艺术中，形式是载体。内容是表达。是要追求的至高无上的“意境”。而意境产生于境域的综合艺术效果，给予游赏者以情意方面的信息，唤起以往经历的记忆联想，产生物外情、景外意。 位于江南一带的私家建筑尤其强调意境的表现，大多运用自然风景式造景表现意境即源于自然，高于自然，也有借助听觉、味觉、以及利用春夏秋冬时令、雨雪等气候变化表现意境，运用匾额、楹联、诗文、碑刻等内容的提示，表现意境也即诗情画意。文景相依，更有比喻和联想手法表现园林意境等。使建筑美和文学美、艺术美相映生辉，并且对自然美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我们还可以将山水画论及山水诗画、园林艺术结合起来研究，融入当代生态理论和环境理论，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观点、方法和概念范畴，通过研究建立我国艺术学的风格。发展为艺术学学科的主力军。 文化建筑论文:拥有立法权的设区市应积极拟定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条例 摘 要：历史文化建筑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的具体体现，滨州市的历史文化建筑相对较少更显珍贵，但由于现有法律、条例规定并不具体，不便操作，造成古建筑保护困难、古建筑消失较快等问题，因此借助自2015年12月份开始，滨州市（其他设区市）拥有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立法权为契机，尽快制定滨州市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条例，对于保护历史文化建筑，促进文化建筑的合理利用和妥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立法权；设区市；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条例 一、历史文化建筑立法保护的迫切性分析 1.现存历史文化建筑相对较少。滨州虽然算不上历史文化名城，但依然拥有历史悠久、人文内涵丰富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建筑承载着较深的民族文化记忆，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和精神传承价值，更应受到很好保护和利用。目前，包括文化遗址在内，全市共有市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4处，地上古建筑相对较少。针对滨州文物保护重点及难点，依据滨州文物保护工作实际，建立具有滨州地方特色、符合滨州实际的相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对于滨州的文物保护工作和历史文化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历史文化建筑损坏较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业人口离开村居涌向城市，较为落后地区的众多村落老建筑被闲置且年久失修；发展速度较快地区，盲目的城市化扩张，政绩式的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致使大批的历史文化建筑被拆除；为吸引游客，追求经济价值、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有的古建筑被过分开发利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古村落的原始风貌，使得历史文化建筑学术研究、历史见证、精神传承价值受损，比如村民违规整修古建筑、搭建商铺、改变建筑用途等情况，使得古建筑遭到破坏。此外，滨州市历史文化建筑保护面临的保护意识不强（包括政府、村民等主体），保护方法不健全、措施不力，管理体制不健全，保护资金不到位等问题的产生与古建筑开发自由度大，没有专门法律保护有很大关系。 3.维修保护困难。产权问题是造成维修保护困难的关键。由于诸多古民居建筑没有明确建筑归属问题或者即便有明晰的产权归属但是原有法律没有对不同产权具有哪些不同的权力和责任作出具体解释说明，从而造成政府在维修保护上面临“无能为力”的尴尬或者古建筑拥有者对古建筑维修保护“坐地起价”式的阻挠，乃至发生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因此，私有产权的古民居在拥有使用、经营权的同时，为保护古村落的整体性和长久性，需要对古民居的使用方式、规划、保护利用等方面加以约束，因此他们必须承担一定保护责任。同时，各级文物保护主管部门、村集体等也需要明确管理责任和义务，包括执法主体的建立明晰、破坏古村落的法律惩戒、维护资金的投入及规范化运用等方面。 二、历史文化建筑立法保护的可行性分析 1.相关法规制度建立基础。《文物保护法》《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早已出台实施，这为滨州市制定相关文物保护条例提供指导。同时，《滨州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于2005年6月公布实施，为滨州市文物保护立法提供实践基础，提高了市级立法的针对性、可操作性。 2.其他地方（市）成功经验的借鉴参考。苏州市制定《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办法》，较早进行地方立法实践。山东省济南、青岛等较早拥有立法权的城市均根据自身实际制定了相关的文物保护条例。2015年，佛山市起草《佛山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在完成公开征求意见程序后，于9月份进行初审，该条例将成为佛山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的首部地方性法规。这些城市立法实践为滨州市及其他地市制定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3.经济基础。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文物保护力度，各级政府对当地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各地基本将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乡建设规划、财政预算、领导责任等，文物保护资金基本充裕。 4.完成前期文物普查。近几年，滨州市完成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和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对本市文物家底基本摸清，充分掌握了文物数量、种类、分布等情况，同时，发现了诸多新的有较大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这对市级文物立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历史文化建筑立法保护的有关内容建议 1.管理部门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是个系统工程，非文物保护部门一家可为，需要住建、文化、旅游、国土、财政、公安消防、工商、环保、民族宗教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协作，共同做好历史文建筑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结合滨州实际，通过制定操作性强、条款界定清晰、职责明确的地方性法规来保护历史文化建筑具有现实意义。 2.增加财政投入比例，对修缮费用进行明确规定。对历史文化建筑（包括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保护，特别是非国有历史文化建筑修缮保护，应增加财政的投入比例，条例应明确要求“非国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修缮费用，由保护责任人承担百分之六十，政府补贴百分之四十”，如果非国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责任人承担修缮费用有困难，可以向市、区两级政府申请修缮补助。 3.引入市场机制，保护性开发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建筑不仅有文化价值，而且有商业价值。如何加强对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性开发，是制定法规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问题，建议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与开发，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本来开发，以此推动社会力量更好地保护历史建筑，把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与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当作一个产业来开发利用，历史文化建筑才更有生命力。 文化建筑论文: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探讨 【摘要】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是一种文化财产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在没有从法律意义上确定其为文化遗产或者文物之前，两者有着不同的概念，没有确立之前是事实上的文物，确认之后是法定文物，但两者目前都面临一定的困境，事实上的文物缺乏正当的保护，法定文物则是私有所有权和公共利益博弈的牺牲品，两者都没有得到很好地保护和利用。如何加强对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利用，需要我们共同的思考和多方的努力，从法律意义上对其进行保护，建立一套完善的历史文化、文物保护体系才是治本之策，如何平衡公民私有权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管理模式，是我们今天需要探讨的话题。 【关键词】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利用 历史文化建筑有一定的法律概念，我国2008年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它把历史建筑明确定义为经市或县人民政府确定的有一定保护价值，反映一定的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筑，从法律意义上给历史建筑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和历史建筑的法律定义又有一些区别，它通常是指所有权归私人的有一定文物价值的建筑古迹。 一、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特点介绍 （一）所有权方面，私有历史文化建筑遗产归集体和个人所有。此类建筑古迹在法律上有明确的所有权证明，比如，一些持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证的个人和集体所建造的建筑，因为最初的建设多是由私人完成，它们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产权登记有着明显的区别。（二）文物特征方面，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有一定的文物价值。这类历史文化建筑大多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从建筑方面来说，其在建造和工艺上有一定的审美和艺术价值，从人文方面来说，很多历史文化建筑因居住过历史人物或发生过较大的历史事件从而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不过是否就此认定为文物还需要一定程序的确定认证。 二、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面临的困境 （一）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意识不强。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建筑的生存面临极大的挑战，比如前几年非常火的一个新闻，梁思成故居被拆，社会舆论反应很大。此类事件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府工作中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意识的欠缺，而近几年虽然公民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由于客观条件制约，公民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能力上稍显不足。 （二）经济开发和历史文化建筑的冲突。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建设对保护历史文化建筑也造成一定影响，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导致一系列历史文化建筑以各种理由被拆除，政府保护的弱化和商业化的过度开发导致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工作举步维艰，大量的文化建筑惨遭破坏，历史文化遗产也无法得到传承。（三）相关部门的管理缺乏。在众多历史文化建筑被拆迁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见到文物保护部门的身影，他们权力有限、人力物力缺乏、或者说没有相关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只能看着他们在那里呼吁号召，没有什么实际保护措施。政府部门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意识相对薄弱，资金投入力度不足，也导致众多的历史文化建筑得不到保护。 三、如何更好的保护私有历史文化建筑 由于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具有一定的文化、人文、和社会价值，对它进行合理的保护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何对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进行保护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政府部门方面。首先要建立完善的保护法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是一个较为宏大的工程系统，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文化、文物保护体系。建立文化保护立法政策、文化遗产相关法律、完善相关的文化遗产权利保护法制度，只有做到有法可依，相关部门才能在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工作中做的更好。同时，提高相关部门的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意识也是关键，对一些不重视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作为实行问责制，政府部门在保护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树立大局观念，城镇化建设和保护历史文化建筑有机结合。（二）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单位应加大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意识深入人心。正确引导舆论，提高民众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意识，促进开发商对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民众要有主人翁意识，历史文化建筑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需要我们共同的保护，积极参与到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活动之中，同时，监督政府保护工作的实施。 四、保护方法方式的选择 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做到因地制宜，它不同于文物保护单位，对文物的保护要求非常严格，外观和内在都不能有所改变。历史建筑的保护相对灵活，外部尽可能的保持其历史原貌，而建筑内可以根据合理需求进行改动，但是这种改动需要在保护规划的前提下进行，否则也很容易对历史建筑造成破坏。 五、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利用 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历史和科学等价值，同时他还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还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对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利用都显得尤为重要，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利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一）发挥其原来的作用。这种一般适用于保存较为完好的建筑，其作用一直没有改变沿用至今，这种利用方式是使用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首选，能较为完整的保存其原始风貌。（二）作公益类用途。可以作为博物馆、纪念馆等使用，这种历史文化建筑一般保存也较为完好，且这类建筑通常本身有很高的文化、艺术、美学、教育等价值，将其最为城市文化展示的场所，对城市形象的树立有很大的帮助。（三）发展旅游业。越来越多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成为旅游热点，它既能展现自身的文化内涵，又能拉动当地经济增长。 结语 文化历史建筑具有不可再生性，也体现了它的珍贵价值，它承载了宝贵的历史信息，也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等价值。所以，对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它又不同于文物的保护，对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有其自身特性，应从自身特点出发，因地制宜的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保护和利用策略。 文化建筑论文:戈壁滩上文化建筑的探索 摘要 以敦煌文博园美术馆设计为例，通过对当地历史背景、传统建筑空间及地域特征的研究，探讨敦煌戈壁文化建筑形成的风格和特点，从建筑师的视角理解文化建筑的地域性，提出创作构思建议。 关键词 文化建筑 自身特性 敦煌地域文化 设计构思 1.文化建筑内涵及建筑地域性的探索 作为重要的建筑类型，文化建筑的出现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是文化多元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现。“一切建筑都是地区建筑”，这句话对于文化建筑也不例外，它准确地阐述了建筑与环境、空间、场所之间的从属关系，为区域性建筑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础。建筑的地域性创作源于对地域文脉的理解，不同历史阶段的地域建筑风格也不尽相同，建筑师要充分理解地域特性和文化背景，从中寻找出相应的设计理念。将当地的地理因素、气候条件、风土人情等系统综合分析；把握文化建筑的特性及产生原因，形成独特的设计语汇，则成为建筑师需要掌握的方法。 2.寻求敦煌建筑的设计语汇 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敦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痕迹，莫高窟和鸣沙山分别代表着敦煌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也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敦煌地处荒漠地区，从原来的边陲要塞到今天的新兴旅游城市，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已截然不同，而建筑形式中最终能够传承和更新的是空间及材料。敦煌建筑浓厚的历史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与当地文化和气候密不可分。敦煌风沙较大，昼夜温差大，建筑形式较为封闭，古代建筑空间多以四合院形式存在，院落由高大夯土墙围封而成，呈现外闭内敞的格局。院内栽植花木，陈设鱼缸、盆景、鸟笼，形成安静闲适的环境，高大厚重的外墙壁不仅有利于抵挡强烈的风沙，还可以遮蔽日照，阻隔热辐射传播。敦煌传统民居传承了历史上建造者的经验和感悟，折射出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对建筑师把握建筑设计提供了重要帮助。 对于当代敦煌的建筑风格定位争议颇多，历史上受中原文化及西域文化的共同影响，仿汉唐风格，学西域形式，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在文化交流上，佛教文化从西方经由敦煌传人中原，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并存，呈现出西方特色逐渐向中原文化的过渡的特点。对当代敦煌建筑风格的把握可以借鉴敦煌佛教凿窟造像的人文思想，不管从横向还是纵向角度看，佛教凿窟造像艺术都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呈现出各朝各代洞窟并存、佛教各宗派造像并存的现象。对于敦煌建筑的设计构思因素主要总结如下： （1）敦煌是古代中西交通的枢纽，也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建筑风格多样，带有西域风情。 （2）敦煌文化艺术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其不否定先前的艺术，而是展示历史的图谱，地域的包容性达到不同文化的并存。 （3）建筑风格虽受各方面文化的影响，但总体还是以本土建筑艺术风格为主，因受当地干旱、风沙大等气候条件的影响，建筑空间形式多以封闭外墙为主，开窗面积较小。 （4）建筑用材从过去以土木结构为主到现代以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主，外饰面材料多种多样，但多以当地材料为主。 （5）建筑外环境受地域气候的影响，水系及绿化草坪因养护成本高，设置较少，多以种植耐旱的遮荫树木为主，相对养护成本低。 3.敦煌文博园美术馆的构思和创作 文博园计划于2012年启动，当时场地为一片戈壁滩和沙堆。从方案设计到施工图设计断断续续历时三年，期间改改停停颇为坎坷，施工单位也是屡屡更换，现场一辆烧焦的土方运输车去年才移出场地，仿佛印证着历史上的敦煌也并非一帆风顺。最终美术馆施工完成并投入使用，其他展馆还在紧张的施工中。场地位于敦煌市城市边缘，同时也是从市区到鸣沙山和莫高窟的经由地，位置相对较为重要。项目规划分为三期进行建设，一期为文博园的建设场地；二期为异域风情商业步行街；三期包括一座演艺中心、一座集中式生态宾馆、合院式生态宾馆、自驾营地以及一个绿色沙漠生态园，内部规划一处写生基地。作为一期文化博园，规划以丝绸之路的路线图为设计主题，并将其简化，复制到园区内部，形成园区内路网的主要脉络一一起始于盛世长安主题广场（长安），辗转至带有西域风情的集市（伊斯坦布尔）。文博园内容由十二个展览馆组成，主要以展示甘肃省内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艺术品为主，将甘肃文化艺术推向世界。一期的规划设计中，美术馆、名人名家馆、中华根艺馆三个展馆在入口附近围绕盛世长安主题广场均匀分布，栗亭砚馆、青铜器馆、奇石馆、佛教艺术馆、古陶馆，古钱币馆、民俗馆、杂项馆、古玉馆则三个一组散布在“丝绸之路”的两侧。文博园是一个以文化博览为主题的景观文化公园，园区保留戈壁滩的自然风貌，并在展馆组群处设置体验活动空间，沿道路设置景观节点，丰富园区室外空间，营造出戈壁滩宏大的文化展览馆群落。 美术馆位于园区主入口处，是文博园里十二个展馆中最先建成的一个馆，也是规模最大的展馆。该馆为一字形布局，设置双门厅，除满足文博园自身功能外，兼有独立对外开放、承办政府主导的大型展览活动的功能。设计引用抽象汉代坡顶建筑元素，以微坡的墙体作为建筑的底座，结合建筑的竖向窗形成具有三个实墙面的序列，以画板留白的寓意展现对艺术的尊重。建筑空间采用外拙内秀的设计方式，外部较为封闭，墙面仅开设小窗及竖条窗以便有效抵御风沙。馆内设计双中庭空间，形式较为开放、通透，给参观者以与外部环境不同的感觉。入口中庭与展览中庭相结合，空间上多以大空间展廊为联系，展品以根雕、砚台作为临时展品，待园区形成规模后，再以书画作品展示为主。在戈壁滩上，基地周边有成片葡萄园和杨树林，背景则为远处的鸣沙山，建筑融入其中。形体刚强、厚重，在沙山柔美背景的衬托下形成“大漠明月，戈壁孤城”的诗意画面。馆前设计颇具规模的集散广场，用以举行活动和疏散人员。 4.结语 现代敦煌文化建筑设计已从过去仿汉唐的狭义建筑走向多样化，结合城市地域文脉，汇集传统特色，适应城市发展及人文需求，面向新兴城市形成独特的设计语汇。在建筑设计中充分运用各种建筑元素，把握当地材料是设计的关键所在。建筑师需要认识到敦煌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在无限扩张，需要从敦煌民居空间、材料以及建筑的灵魂中去捕捉设计要素，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建筑设计的地域性。通过对历史及气候条件的再思考，总结出适合当地独特的设计策略，并且发掘出适应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新型材料和技术，满足人们对新型文化建筑的要求。 文化建筑论文:基于审美视角的文化建筑环境艺术设计 摘要：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不仅仅是要建立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而且还应该满足民众日益追求的多元化审美需求，才能呈现文化建筑的纷繁多样性，才能让精彩绚丽的新型独特的文化建筑既符合民众的审美心理，又能贴近时代、贴近本土文化气息，才能让文化建筑更具魅力与吸引力。 关键词：审美角度；文化建筑；环境艺术设计 引言 文化建筑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给友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情调和乐趣文化建筑的环境是围绕建筑主体概念而专门设计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对构建具有高艺术价值的文化建筑具有重要意义随看现代艺术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对文化建筑环境艺术设计要求审美越来越高。 1基本概念 1.1关于审美 市美、是客观存在的感受和体验，它更多来源于人们的心理话动，同时受到客观囚素的制约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产物，在其作品创作中，市美话动既有助于设计者从更广泛的角度去深化作品，同时又叫一以辅助他们更准确的把握受众的心理，使创作始终贯穿以人为本的理念，达到其“天人合一”艺术效果 1.2文化建筑 文化建筑属于公共建筑，是人们日常生话和进行社会话动小叫一缺少的场所。文化建筑包含的类型较多，常见的有展览建筑、文教建筑、纪念建筑、演出建筑及特定环境的风景建筑等等。在西方国家，文化建筑甚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建筑越多，或者建筑水准越高，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文化经济水平越高。如今，文化建筑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数量也旱现出小断增加的态势（见表D} 1.3文化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 文化建筑的设计是功能一艺术一技术的空间组合，三者应达到高度的统一。优秀的建筑设计小能脱离总体关系孤立地进行，应将它融入特定的环境之中去考虑。 （1）在建筑设计的环节中，环境艺术设计主要是以环境来作为衬托，结合整体建筑物的使用功能与相应的标准，通过物质手段的辅助以及美学原理的分析，从而创造出能够满足当下民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室内以及室外环境。 （2）环境艺术设计作品不仅仅可以实现文化建筑的基本使用价值，还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体现环境氛围以及建筑特征等精神层次的要素和特征。 2文化建筑的审美特点 2.1审美主体的大众性 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说，环境艺术设计正是传达与弘扬了这种大众文化。在社会文化民主化、价值观念多样化、公众需求多元化的现今时代，文化建筑应当为民众不同的文化需求营造新的空间以及创造新的形象。“一切都是艺术”，文化建筑应该是把日常生活当做文人景观，拥抱大众生活，倾力展示人类与环境的见证物场所。文化建筑以及室内外环境应该是易于接近与理解的、能为民众自我学习提供服务的、可以促进文化传播的公共交流“论坛”的理想模式。基于审美主体的大众化，文化建筑依靠自身的公共文化特性来吸引民众的眼球，从而把自己打造成公共文化中心。 2.2文化传达的模糊性。 信息具有限制性与非限制性之分的特点。限制性信息可以用精准的言语来描述；非限制性信息具有不确定性，它需要用感觉来体会，只能依靠比较含糊的言语来描述。然而，环境艺术设计所要传播的文化信息正是这种模糊性很大的非限制性信息，当其表达不清楚的时候需要人们去修缮和联想。所以，不管是接收到的信息量，还是接收到的信息内容，都因每个人的感受不同而有所区别的。由于室内外环境设计主要是对人与建筑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一方面人自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拥有许多的模糊性思维，难以用精准的言语来描述；另一方面室内外环境设计学科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复杂性越高精确表达的程度就越低。所以，人们不能对所传播的文化信息一点一点地仔细思考，而只能抓住其中的主要部分。 2.3审美知觉的直观性。 在这视觉传达时代里，文化建筑环境艺术设计通常以“视觉”为文化传达的存在基础，又因为在人类所有的感官中只有视觉与听觉属于认识性的感官，所以视听有别于其他感官形态，它能够直观有效地把握世界，领会其含义。更深一层讲，在人的视听感知中，视觉比听觉更具有优势，因为它不仅仅具有感知和理解的直接性，而且还能跟图像与形象紧密相连。由此可以把视觉与听觉的关系转变为视觉-图像与听觉-语言这两层关系。换言之，相比听觉，视觉具有图像对语言的优势。 3文化建筑环境设计中的审美要素 3.1比例和尺度 比例是建筑物整体与局部或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在空间中体现为长、宽、高之间的比值。建筑环境形式的比例是一种重要的审美要素。根据审美经验，建筑物环境的形式比例存在相同比值关系的时候，整体感觉更和谐，更具有美感。尺度是指建筑环境给人感觉上的大小印象。尺度与建筑物的真实尺寸大小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但尺度与比例并不完全相同，审美原则的尺度是一种基于建筑物环境大小而产生的感觉。文化建筑设计中比例和尺寸往往密切相关，在进行环境设计的时候，应当反复推敲比例和尺度的大小，选择最佳值和最合适的搭配，提升文化建筑的美感。 3.2均衡与主从 均衡是指在设计的空间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在自然界中，相对静止的物体能产生视觉上的平衡感，在文化建筑的环境设计中，这种平衡感符合安全的原则，也能达到整体的审美要求。主从与均衡看似相同，其实存在很大区别。主从体现的是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区别，即各组成要素在整体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占的比重对整体效果的影响。主从设计可以有效避免设计作品松散和单调的现象。建筑设计中，主从和均衡往往也是相互联系的，过于注重均衡则无主从，过于主从则失去均衡。在进行设计的时候，要全面考虑均衡和主从产生的审美效果，从平面与立面、外部环境与内部空间、从局部到整体等各方面处理好主从与均衡关系，力求取得完整统一的效果。 3.3反复与韵律 反复是指以相近或者相同的构成单元按固定的规律出现。反复的设计效果体现为组成要素有节奏和秩序出现的美，一目了然，易于辨认。韵律是指形式要素引起视觉和心理上的律动效果，例如光线、色彩、材质、造型等合乎某种规律时给人的节奏感。反复和韵律并不相同，反复一般是某一要素简单重复出现，而韵律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和条理性，但是二者都是最基本的构图原理，也是中国古典艺术中流行的构图方式。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合理采用反复和韵律的构图方法，注重简单重复和韵律变化，能使文化建筑设计作品产生生动、活跃、协调、富有节奏的美感。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建筑的审美主体更加趋向于大众化。文化建筑环境艺术设计具有广阔的空间平台，设计者应当注重文化艺术形式多元和内容丰富，在保证建筑物功能性的同时，合理的调整自然环境和照顾人们的视觉感受，注重满足人们内心的审美需求，最创造出高质量的建筑环境艺术设计作品。 文化建筑论文:环境艺术设计在文化建筑中的应用 环境艺术设计为文化建筑在时间和空间上增添了丰富的内涵，设计者通过多元的设计和内容使文化建筑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不仅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既体现文化价值又可提供身体活动的场所。本文主要分析了环境艺术设计在文化建筑中的应用，促进了文化建筑文化熏陶作用的发挥。 环境艺术设计和文化建筑的概念 1.环境艺术设计的概念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根据建筑周围的环境，利用建筑美学的要求设计出与建筑所处环境相搭配的、让人们能领会一种文化价值的艺术设计方法。在现代都市中，环境艺术设计不仅为繁忙的人们提供了暂时休憩的场所，也让人们体会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状态。随着人们审美多元化的出现，环境艺术设计也需要及时地作出相应的变化，以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对环境艺术设计而言，要想设计出符合社会审美的中心点必须考虑到社会阶段的差异、地域的差异和人们价值取向的差异，这样才有利于设计出符合本土文化的建筑，从而赢得人们的喜爱。另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科学地规划。因此，在当前的环境艺术设计中，设计者十分重视文化的运用，在设计时，设计者充分了解了城市的文化风貌，设计出了文化价值较高的建筑。随着城市人们对精神生活重视程度的提高，他们对环境艺术设计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多，因此，环境艺术设计必将在形式和内涵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 2.文化建筑的内涵 文化建筑为现代城市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休闲和娱乐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例如图书馆、美术馆和体育馆等。在文化建筑内汇聚了多种文化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同时，文化建筑也是衡量一个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的标准。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中，规划者十分重视文化建筑的选址，确保文化建筑的服务范围能够最大化。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文化建筑的设计充分实现了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完美结合。在功能方面，文化建筑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让人与建筑和谐的融为一体，享受到了充满人文气息的关怀，更加惬意地享受了生活。文化建筑提高了城市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公众之间的互动，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环境艺术设计在文化建筑中的应用 环境艺术设计使文化建筑通过丰富的造型表达了丰富的内容，实现了形式和内涵的完美融合，同时也实现了对周围环境的点缀作用，促进了优秀文化的传播。 1.在文化建筑内涵方面的应用 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不同于一般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其不仅要提高建筑物的实用性，同时还要为建筑诸如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环境艺术设计在文化建中的应用之一就是为文化建筑灌注丰富的文化。在文化建筑中，环境艺术设计不仅是要传递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思想，还要让大众在欣赏文化建筑时能够感受到为人处事的一些道理。例如，水立方的设计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其“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设计思想也让大众的深受影响，其独特的文化意蕴给大众带来的是无尽的遐想。另外，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的文化建筑，都承载着一定的感情，对人们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陕北延安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室内设计中，设计中利用历史文物和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将中国革命的历史展示给了大众，同时也让大众感受到了设计者对革命历史先烈的怀念和敬意，激发了大众的爱国热情。 2.在文化建筑造型方面的应用 文化建筑中的环境艺术设计不仅应用在了对历史文化内容的展现上，还应用在对文化建筑的造型上。文化建筑的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其造型来体现，以视觉化的效果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冲击。在造型设计方面，设计者根据表达的主题，设计出最能表现主题的建筑形式，由此引发大众的思考。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周围的环境，这样才能充分表达出建筑的含义。例如，上海的金茂大厦，设计者受到了陕西大雁塔的启发，将传统的中国文化赋予在了钢铁建筑上，符合了中国大众的审美情趣，达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在比如鸟巢，设计者将一根根巨大的钢筋焊接在一起，从远处看真如一个巨大的“鸟巢”，这样看似毫无章法的设计其实蕴含了设计对人类未来的憧憬，希望这个“巢”能够呵护生命。 总结 环境艺术设计使文化建筑在内涵和造型上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使得文化建筑具备了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环境艺术设计将大众型的文化赋予到了文化建筑中，通过其实际的造型展示给了大众，使文化建筑成为了现代人们的精神栖息地，实现了其应有的价值，同时也使文化建筑实现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环境艺术设计也使文化建筑最大化地发挥了文化传播功能，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近年来，展现历史风貌和表现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成为纪录片题材的重要来源”[1]。其中，关于诗歌文化的纪录片尤其值得关注。《诗行天下》《诗词中国》《掬水月在手》等一批优秀纪录片相继问世，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恒久魅力。不同于上述影片，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5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创新性地从诗歌与旅行的角度切入，以探访五位唐代诗人的一段生命旅程为叙事线索，通过“具身认知”式的旅行来唤醒古典诗词中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同时，影片没有忽略对现实的观照，不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当下生活的重要影响，勾勒出现代社会的诗意图景，并从多维度展现了中国诗歌文化的当代价值，最终询唤了观众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完成了文化自信的时代表达。 一、聚焦文化记忆：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 “文化记忆”是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的理论概念。他指出，“文化记忆是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2]。在历史长河中，文化记忆是人类延续民族精神、确立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文化记忆不仅能够帮助今天的人们追寻历史印迹，同时还对当下及未来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记录、延续、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毫无疑问，文化记忆的传承需要载体。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附着于具体的记忆形象，源于文字、图像、音乐、舞蹈、诗歌、节日、仪式、建筑等”[3]。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古典诗词是独具文化气质和民族精神的记忆载体。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学形式，更蕴含着先贤们千百年来的生命思索与智慧结晶。当读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勾起思乡之情；当想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脑海中即会浮现母亲的伟大形象；当吟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能召唤出我们强烈的爱国精神……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上到老人，下到孩童都能脱口而出。中国古典诗词经过千年流转，历经岁月洗涤，在一代又一代国人的传颂中“高度成型”，最终凝结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然而，作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多数人对古典诗词的认知，主要聚焦于对诗词文本的学习和解读上。而那些书写在诗句当中的人文山水，暗藏在诗句背后的心路历程，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诗歌与旅行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大量诗歌是在诗人的游历途中被书写的，“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4]。由此，诗人的旅途不仅浓缩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同时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正是切中了这一要点。该片总导演李文举在谈及创作构思时说道，“我们从小读唐诗，却很少有节目展示诗人们走过的那些足迹……把唐诗和旅行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用今天的方式去旅行，用今天的人的眼光去看，去感悟唐代诗人当年的感受，去揭示他们当年的经历”[5]。正如导演所言，与以往的诗词文化纪录片不同的是，该片并未将目光单纯聚焦于诗歌文化的科普介绍，而是选择重返“唐诗现场”，重走诗人旅程，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去体认千百年前诗人的心路历程。通过将旅行与诗歌的双向交融，以此唤醒关于诗歌背后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从而询唤当代观众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认同。 二、唤醒文化记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 通过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聚焦于唤醒古典诗词背后潜藏的文化记忆。然而，文化记忆的唤醒并非一蹴而就，而须经几个步骤来完成。在纪录本文微信网页版片中，五位唐诗寻访人从重返现场到亲身体认，从感官体验到心灵感悟，经由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最终得以唤醒。 （一）从文学符号到具象景观 扬·阿斯曼在谈及文化记忆时曾说道，记忆的留存与唤醒需要各式各样的辅助工具，这些辅助工具也被统称为“记忆场”（lieuxdememoire）。“记忆场是一个符号系统”[6]，它表现为蕴藏民族历史、激活文化记忆的载体及情境。因此，建构关于诗歌的“记忆场”便成为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重要路径。值得指出的是，《跟着唐诗去旅行》在呈现诗歌文化、建构诗歌“记忆场”时，并未止步于诗歌文本的罗列与堆砌，而是通过纪录五位唐诗寻访人的旅途行程，重返诗歌中的人文山水、江山形胜，将原本作为文学符号的诗歌转化为具象的真实景观，使得观众可以依据现实场景，找寻到诗歌文化记忆的切入点。以第三集《长安》为例，学者郦波跟随诗人王维的行迹，以西安为起点，游碑林博物馆触诗人刻铭，驻灞河河畔感惜别之情；会友人重吟渭城曲，居教坊再听古乐音；后又前往辋川，登蓝关古道、再走鹿柴、临孟城坳、访鹿苑寺；最终行至终南山，在自然韵律里感受诗句描写的花草树木、雨雪风霜。经由寻访人重返唐诗发生地，那些原本静躺在古典诗词中的文字符号倏而跃然于屏幕之上，变成了旅途中可触、可知、可感的具象景观。而借助具象景观的显现，影片同时还揭示了现实中的自然风光、人文山水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当寻访人走过送别胜地渭水河岸，不难领悟诗人当年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时的不舍之情；透过东西走向的哑呼崖沟，更加理解“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现实来源；看过如今稍显破败的鹿苑寺，愈发明白“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的浓浓禅意……《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影像记录寻访旅途的所到之处，还原诗歌书写过的地点与场景，使其跨越历史时空的界限，以具象景观的方式重回观众的视野，成为唤醒文化记忆的辅助工具。与此同时，又以诗人的生命行迹为线索，通过寻访人的线性行走，将这些散落在诗人不同生命阶段、不同心境之下的诗意景观串联至一起，最终聚合成诗歌文化的“记忆场”。 （二）从书面理解到具身认知 然而，“记忆场”的建构，只是影片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表层体现。若要挖掘潜藏在诗句背后的“秘密”，则意味着需要以“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的方式“身”入其中。“具身认知”也称“涉身”认知，其核心内涵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7]。在纪录片中，五位叙事者将身体作为“媒介”，通过行走、徒步、登高、骑行等一系列“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观众对诗歌作品的书面理解体验化、真实化和立体化，以此勾勒出诗人的鲜活形象，进而深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诗歌文化记忆。在第一集《江湖》中，西川从陇南出发，踏上追随杜甫晚年的漂泊之旅。在险恶延绵的群山之中，他切身体认到“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句中饱含的“厌山”情绪；采食甘苦的橡栗，味蕾的刺激令西川深切体味到“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所流露的不幸与艰难；途经成都，西川走访“白夜”诗会，与故友畅谈诗歌，仿佛亲身体验到杜甫当年入蜀后的惬意舒闲；在杜甫草堂，西川通过亲手修缮屋顶而体悟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背后的胸怀与担当；在街边，西川与好友大快朵颐，在筷勺交错、语句碰撞间讨论杜甫关于“吃鱼”的诗句，为这位诗人的“苦难形象”增添了一抹生动光彩的新鲜趣味；渡船至三峡，行走于风高浪急之中，登临至巍峨山峦之巅，西川得以真正领悟到诗人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对于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伤……在全片中，诸如此类的身体实践比比皆是，都可作如是观。纪录片通过寻访人“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关于五位唐代诗人的文化记忆塑造得更加立体鲜活。对于寻访人来说，“具身认知”的方式是重返历史情境，帮助观众深化文化记忆的关键所在。身体的实践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与旅行路线的紧密关联，勾勒出诗人真实丰富的生命形态，更是将潜藏于书本、文字、史料当中的文化记忆生动地“活化”出来。由此，诗人与诗歌不再仅是书本中的文学符号，而是活现为真实可感的生动形象。 （三）从身体实践到精神在场 经由诗歌文化“记忆场”的影像建构与“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千百年前的诗人形象愈发鲜活，关于诗歌的文化记忆逐渐清晰。与此同时，“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对情绪与情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8]，而情绪和情感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记忆的生产与重构。因此，五位寻访人在找寻文化记忆的旅程中，不仅仅是充当知识科普、完成叙事任务的“叙事者”，而是主动将自我的思维、记忆与情感完全融入其中的文化记忆参与者。在纪录片中，当西川重走杜甫的“漂泊之旅”，两位诗人的对话让他触碰到杜甫胸怀天下的伟大灵魂，由此他生发出“有什么样的山水，就有什么样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的深刻感触；鲁大东重游孟浩然的“疗愈之旅”，抒发出“人到中年，需要改变”的人生感悟；郦波重访王维的“归隐之旅”，道出了“唐诗只是一个引子，生命才是最鲜活的内容”的心灵启迪；杨雨重回岑参的“荒凉之旅”，置身于边塞时她不禁哽咽，忽然意识到行走其实是在找寻自我；韩松落重归李白的“永恒之旅”，在名川胜地中感受到李白诗句里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将对李白的公共感情转化为了私人情感……当面对诗人曾经走过的山河古迹，感官的刺激与身体的实践，情感的触动与记忆的浮现，共同促使寻访人与诗人之间产生强烈的精神共振与生命联结，最终完成了自我生命的价值重塑。从具象景观到“具身认知”再到自我重塑，经由五位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套关于诗歌文化记忆真实且完整的“影像证据”。观众即便无法真正参与其中，但借助观影行为，与寻访人形成情感呼应，共同从诗歌文化记忆中获得“精神感召”，达成“精神在场”，从而达成对诗歌文化记忆的深层共鸣。 三、询唤文化认同：历史与现实的双层呼应 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对诗歌文化的记忆唤醒，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展示诗歌文化的历史价值，更是将历史中的文化记忆引申至当代语境，以现代视野诠释五位诗人高尚可贵的精神品格，并以此为鉴，启示后人。同时，影片使用大量篇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普通人及日常生活的积极影响，实现了从历史回到现实、从唐诗回到生活的人文观照，由此促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加深了对于诗歌文化及诗人精神的理解，最终完成文化认同的意识询唤。 （一）价值确认：文化记忆的历史启示 如若说影片唤醒了诗歌文化记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丰厚，那么对于当代观众而言，这些“活化”的文化记忆又有何现实价值呢？实际上，“历史——那些已然消逝的过去，对于当下的意义——无论是盛世荣光还是乱世哀鸣，都有着必然的历史规律，挖掘出掩埋在古老时光中的那些宝贵的经验、规律的精髓，以之馈赠给今天的人们，才是历史对于今天的真正价值”[9]。换言之，只有在映射当代、呼应现实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确认并凸显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所在。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诠释五位唐代诗人的生命境遇及人生选择，为面临同样处境、经历同样考验的当代国人提供了来自历史的另一番解答。杜甫一生艰难，但他却没有选择回避，反而将写作与时代深切地联系在一起，用诗歌诠释了独特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孟浩然一生不仕，却在中年“华丽转身”，以“人生不得志，便向青山游”的豁达心境启示后人，“人生不止在庙堂，还有诗与远方”；在大唐盛世中，王维因时代的洪流而无法左右，但他却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片心灵净土，由此给予后人“坚持自我，回归内心”的精神指引；岑参两度策马向西域，不仅用诗句书写下报国雄心，更是以身先士卒的方式提醒后人，面对祖国山河要有发自肺腑的深情与担当；李白一生放荡不羁、自由洒脱，无论面对山川湖海抑或世道人情，永远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以自我的浪漫豪情告知后人，或许追求永恒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命题。借由诗歌文化记忆的探寻与唤醒，历史的纵深得以打开。诗歌文化作为连通历史与现实的记忆纽带，对它的价值确认不仅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命题，更是成为指引当代国人“到何处去”的精神力量。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突破对诗歌文化的表面呈现，向文化记忆的更深处挖掘，最终将追寻“何为诗意”的记忆回溯转化为“诗意何为”的当代启示，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复兴提供了重要的“镜鉴”意义。 （二）询唤认同：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 通过对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确认，无形中指向了本片主题的真正指涉——询唤文化认同。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发展与国家强大都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否则，民族国家将失去生存的土壤、精神的家园和前进的动力”[10]。因此，在影片中，询唤文化认同是确认历史文化价值的意义归属，也是唤醒文化记忆的终极目的。回顾全片不难发现，影片通过大量篇幅真实记录了与诗歌文化相关的不同群体。他们不仅是诗歌文化的参与者和讲述者，更是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者。无论是为碑林文化奉献青春的讲解员杨烨，还是在辋川坚持寻找王维足迹的退休教师张效东，又抑或是杜甫草堂的小小讲解员尹麒竣，通过他们在镜头前声情并茂地讲述，影片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用生命热爱诗歌、用行动传承文化的鲜活人物。此外，影片中还出现了许多“不知名”的素人形象，如“误入”镜头讲解杜甫雕像意义的路人阿姨，在西川忘记诗句时“接话”的青城山道士，将王维诗句脱口而出的邮差老人……这些素人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行为、言语，已然于无形中显露出普通百姓对于诗歌文化记忆的延续与传承。不论是否能够意识到，诗歌已经在他们的精神深处化作一种滋养，一种本能和一种文化自觉。通过真实记录这些和诗歌文化相关的群体，影片将散落于当代社会的诗歌记忆凝聚在一起，并让观众深刻地意识到，原本在书本、教材、文献中静躺的文化记忆，其实早已跃出既定的框架，潜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一呼一吸之间，成为你我与民族、国家紧紧相连的文化血脉。同时，在唤醒文化记忆的过程中，通过影像建构“人人读诗歌，人人爱诗歌”的素人群像，询唤了当代观众的精神共鸣与文化认同。正如学者郦波在影片中所说，“诗和远方的终极之处在哪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那个独属于华夏文明的烙印，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四、结语 从文化记忆的聚焦、唤醒到认同，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搭建起一道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桥梁。在宏观层面，影片通过展示山河之美、体认诗歌之美、观照生活之美，向观众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宝贵价值与恒久生命力；在微观层面，影片通过对不同群体的鲜活纪录，建构出热爱与坚守诗歌文化的人物群像，透过他们的行为举止，观众得以感受到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因此，《跟着唐诗去旅行》不仅在创作层面对诗歌文化进行了创新性表达，更是立足于时代语境，强调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1]张欣.近年来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分析[J].中国电视，2015（10）：27. [2]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1. [3]孟洋.网络诗词：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记忆[J].当代传播，2015（01）：80. [4]［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44. [5]《跟着唐诗去旅行》：唐代诗人走过的路程远超我们想象。 [6]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6）：23. [7][8]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0（05）：705，708. [9]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从历史中探寻真正的价值——谈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构思[J].中国电视，2015（12）：9. [10]刘振怡.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微观研究[J].学术交流，2017（10）：23. 作者：刘向阳 庄紫涵 单位：上海立达学院传媒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浅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设计: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方法研究 摘要：工业建筑本身就具有特殊性，对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进行改造和再利用就更加复杂。本文提出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必要性，归纳总结出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方法，并通过实例加以佐证。深入的分析希望能对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具有指导价值。 关键词：旧建筑；改造；必要性；手法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结构的改变，许多工业化时代的厂房和场地都失去了其原有的生产功能，建筑的物理寿命往往大于其功能寿命，因而工业荒地的出现已经成为了的我国建筑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如何改造利用这些空出来的场地，吸引人们来开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工业建筑同样记载着人类发展和前进的烙印，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如何对待具有历史价值的旧工业建筑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课题。 目前，我国改建项目很多，但很多都停留在从维护长官意志或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出发而进行的。如何判定建筑改造的合理性与否还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对旧建筑进行改造和再利用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念指导下对旧建筑适应性潜力进行开发的二次设计过程。作为旧建筑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旧工业建筑，虽然可以借鉴一般的旧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方法，但是由于工业建筑的所在区位、结构形式、材料设备等不同一般的民用建筑，对其进行改造和再利用具有相对的特殊性，需要通过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 一、改造的必要性 建筑是人为构筑的，为人类生活活动提供空间的实体。建筑师以物质技术为手段，以建筑功能为目的创造了建筑，而建筑作为客观的物质存在，具有丰富的内涵。开发建筑适应性潜力，深入理解建筑的双重含义——历史性与时代性。建筑必须不断更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原有建筑进行改造，赋予其新的生命，是对建筑适应性潜力的开发，也是时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工业废弃建筑自身的历史文化性、空间特性、结构状况以及与当前城市整体环境的关系等因素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在改造再利用的过程中受到的制约因素相当多。因而改造设计必须从现实条件出发，因地制宜，挖掘和利用有利的因素，探索再利用的可能方向，从而使其能够在城市发展中扮演一个适当的角色。 1.1历史文化意义 旧建筑的改造对于今天人类环境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通过对旧有建筑适应性再利用可以将人类的历史重新展现并保存有价值的旧建筑。工业建筑记载着人类的工业发展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特征和文化积淀。对工业建筑进行改造和再利用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工业类历史建筑的保护。建筑的合理改造提供了人类在历史和文化资产上连续性的可能性，如同Ada LouiseHuxtable所说，“我们需要延续性……历史保存并不是多愁善感，而是精神上的必需品。我们必须要学习珍惜历史性，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保存他们，不是将他们当成怜悯感触的博物馆展示品，而是赋予它们新用途。建筑的历史文化意义是决定工业废弃建筑改造重要因素之一。具有历史文化保存价值的工业废弃建筑的改造设计，更多关注的是改造后的建筑对历史文化性的继承和延续。因此，在改造设计中要考虑原有建筑的风格、形式、材料等历史性因素，改造力度相对较小。 1.2经济因素考虑 经济因素是考虑旧建筑改造的重要因素，建筑物在建造和运行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对其进行拆除和重建势必浪费更多的资源。此时对于旧建筑改造显得尤为重要。通常情况下，待改造的建筑物远远未达到其自身物质寿命的极限，内部结构大多坚固，改建可比新建省去不必要的资金和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改造旧房比建造新房有三大优点:工期短、投资少、效益高。在当今的改建项目中，也有很多改建费用大大超过新建费用的实例。但由于通过旧建筑再利用赋予建筑更多的社会价值、使其再现旧建筑作为生活场所的本质，建筑的这种生活层面的价值，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容易转变为商业价值。所以改造成功的典范往往给周边地区带来意外的繁荣与振兴，从而在更大范围内获经济利益。 1.3环境更新价值 城市的更新和旧区改造建筑的更新无法分开，同样，旧区改造和建筑的更新也相互关联。旧城、旧区、旧房的合理改造更新了城市的形象。二战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一方面面临旧城市结构性衰退、功能性衰退和城市的物质性老化趋势，一方面又面临着过度城市化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纷纷制定城市更新政策以振兴中心城区的经济，改善城区社会环境，促使中上层居民返回市区，重新繁荣城市。随着旧建筑的成功改造，城市供应了更有效的公共设施并改善市区的环境，美化市容，使其成为更富吸引力且适合于居住、工作或休息的环境。 二、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方法 2.1转换功能 功能转换是指保留旧工业建筑的空间并加以利用，通过使用功能的改变，而获得新的空间使用形态，实现对原有建筑空间的动态保存。功能转换是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中常见和简单的处理形式，特别是初期改造实践当中最为普遍。这种手法先对简单易行，动工量较少，资金投入较少，使用功能部分会受到空间的限制。功能转换的设计方法适宜把旧工业建筑改造成具有现代设施的旅馆、艺术馆、博物馆等。在位于北京798厂的改造当中，使用者就是设计者，仅仅把原来的建筑加以修缮和装修，用作其他用途，这就是功能转换的基本形态。 2.2重组空间 重组空间是指打破原有的空间形态，运用适当的设计手法重新组织空间，形成新的空间效果和新的空间形式，它包括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失去生产功能的工业建筑在改造的过程当中，需要针对新的需要和功能重新设计空间。在这种改造方式当中，对原有工业建筑的改造幅度大，甚至仅仅保留了结构的形态。重组空间相对转换功能的设计手法来说，空间改动较大，改造后的空间和形式能更好地满足使用者的需求，是根据使用者实际需求来进行的空间改造，实用性更强。 2.3更新局部 在新的功能和空间要求下对原有旧工业建筑的局部采用拆除、重建或者材料替换等方式来获得新的空间，满足新的使用需要。局部更新包括空间的更新和建筑围护层的更新。常采用穿插、附加、分割等手法使更新部分与原有建筑取得协调。伴随着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形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大量使用到局部更新中。这种更新不仅保局部留着原有工业建筑的形态，还赋予原有建筑一种新的生命力，能够更好地延续原有建筑的使命。 2.4扩建加建 扩建加建是指在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或者与原建筑关系密切的空间范围内，对原建筑进行适当的扩建、加建，使新旧建筑形成一个整体。例如，在改造的过程中，为了凸显部分空间，如主入口的位置，就可以进行适当的扩建加以突出和强化，扩建加建是比较常见的设计方法，注意加建的部分同原有建筑的协调与统一，同时还要注意相关的结构计算和分析。 三、结语 工业建筑本身就具有特殊性，对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进行改造和再利用就更加复杂。目前，我国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开发大西部、重振老工业基地情况下，产业调整和城市发展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当中，研究和探讨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浅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设计:国内旧工业建筑的商业改造分析 摘要：商业改造作为旧工业建筑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了旧有工业文化的同时，也是对区域经济的良好提升。该文通过对国内旧工业建筑改造案例的调查，分析研究其中商业的分类、空間布局以及影响商业形成的相关因素，最后提出些商业改造的建议。 关键词：商业改造；旧工业建筑；商业氛围；历史文化；空間布局 1 旧工业建筑商业改造定义及其发展状况 “旧工业建筑”是指那些仍在建筑的使用年限内，却因为城市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的调整，造成建筑原有的功能、形象不适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由于管理经营不善而被弃之不用的工业建筑。而商业改造则是指以提供进行商品交换包括文化、饮食、娱乐、购物等活动的商业空間为目的的改造行为。 国内旧工业建筑商业改造的实践活动起步较晚，最早实施的案例为北京双安商场，双安商场的成功也拉开了国内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序幕。国内的旧工业建筑商业改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摸索阶段：包括早期双安商场、798等。这一阶段的改造主要是由民間力量和投资者自发组织起来的，因而，这一阶段的改造相对较少，而且完全处于摸索阶段。 第二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包括政府、投资方、原建筑产权所有者等联合参与或独立进行改造再更新，使得大量的改造活动在全国大量的展开，据不完全统计，以北京、上海、武汉、沈阳、深圳、南京、天津等城市为例，就有旧工业建筑商业改造案例数十处。 与国外同类改造活动相比，国内相关的研究滞后，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办公loft、文化产业园、博物馆的营造上，较少从商业的角度来对旧工业建筑进行研究，这也使得相关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商业改造水平参差不齐，因而急切需要对旧工业建筑的商业改造进行系统的研究。 2 商业改造的分类 2.1商业街 这类改造主要是通过保留原有旧工业建筑以及街景，形成具有历史时代特性的商业街。商业街的改造模式注重历史原貌的还原，商业多以中高端餐饮、娱乐以及特色专卖店为主。 2.2购物中心 以购物中心为改造目的的旧工业建筑多位于城市较繁华地段，交通便利，而且有着比较大的体量，能够包容各式各样的商业业态。 2.3复合型商业 复合型商业主要是指改造后的工业厂房功能多样化、复合化，不只包括商业方向的改造，而且包含博物馆、城市公共空間、loft办公等方向的改造，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合呈现，形成复合的建筑空間。这种类型的商业改造对建筑的结构要求较小，功能的组成上也比较灵活，改造后的适应性很强，因而成为目前国内最常见的改造形式。 3 影响商业改造的因素 旧工业建筑改造中商业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项目本身的背景和规模、项目的周边环境、项目在城市的地理位置、项目的规划及定位、后期管理等都对旧工业建筑的商业改造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1背景和规模 根据建筑的历史背景不同，商业的组织形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历史悠久或建筑风格独特的旧工业建筑，适合改造成与旅游相结合的商业，上海1933老厂坊就属于这种改造形式；而对于一般性的旧工业建筑，这些建筑有着一定的历史内涵，这类的厂房可以进行适当的保留而形成艺术区或者产业园，商业以附属型商业的形态存在；另外还有些改革开放后的厂房，这类建筑的价值不高，改造的尺度可以比较大，可以做商业卖场等。 同样，旧工业建筑的规模对商业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商业组织对商业的规模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较小规模的旧工业建筑商业改造项目中，商业多组织成商业街或者复合型商业的模式，只有当规模达到足够大，才考虑商业中心的商业模式。 3.2周边环境 改造项目的周边环境直接影响改造型商业的形成，不同的周边环境意味着不同的人群结构、交通状况，针对这些社会因素，会制定相应的商业策略和商业目标，其商业的构成、商业的定位、和商业的比重也会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如上海创意，幸福湾中的商业受周边商圈的影响，普通的商业模式已经达到饱和，但另一方面区域内商业餐饮存在一定的空白，因而以此为突破口，整个项目定位为餐饮为主、娱乐为辅的商业策略，这样，通过商业的互补性避开了和周边商业的竞争，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3.3地理位置 旧工业建筑在城市中的地理位置对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的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其地理位置分为两种，一种是位于市区中心地带，周边经济比较发达，消费水准比较高，商业的形成较快，容易营造出比较成熟的商业氛围。另一种是位于城市的次中心区，周边的城市居民密度较低，经济水平不高，周边的商业还处于发展阶段，未形成规模。如上海半岛1919，商业只占整体很好的一部分，虽然招商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間，但商业发展依旧很缓慢，这与所处的城市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联。 3.4整体的定位 在改造之前设计方会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或基于政府统一规划的前提，明确项目的实施方向，对整个项目有个基本的定位。整体的定位和规划对改造型商业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商业的类型、组织形式、规模大小也直接受到项目定位的影响。不同的定位其中的商业会有着很大的差别。如上海域市雕塑艺术中心和上海复地四季广场，两者分别定位为文化产业基地和商业综合体，两者的商业组织完全不同，前者商业少，规模小，项目主要功能为艺术展示，商业辅助存在，而后者商业多，规模较大，项目以商业为主。 4 商业改造的空間布局 商业空間对商业位置的选择有着很高的要求，需要便捷地可达性和良好的视野，能够让顾客方便、快捷的进入。由于旧工业建筑改造呈多元化形态，改造后的建筑功能往往不只是商业，还包括办公、博物馆，甚至公寓等，因而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商业的空間分布。在实际的改造活动中，商业的空間布局有几种情况。 4.1“点”式布局 “点”式布局是指在以旧工业建筑群为改造目标的案例中，由于项目的定位为办公、艺术中心、城市游览空間等时，商业不作为项目的主体来进行设计，只是对建筑群中的一栋或者几栋建筑甚至是某栋建筑的一个小的部分来进行商业改造，以满足基地整体的需求。这类商业布局比较零散，但一般占据项目的交通便捷处或者是人流密集处，如上海八号桥案例中，商业位于基地的临街面和入口处。 4.2“线”式布局 “线”式布局多出现在以商业街为商业组织形式的改造项目中，商业沿着人流较多的市政道路布置，呈“线”型分布。这种布局可以形成较清晰的商业动向，也有着较好的商业氛围。如上海沃弗1864中商业以线性布置，沿街展开。 4.3“面”式布局 “面”式布局分为两种，一种是大型的独栋多层工业厂房，当商业与其它功能复合时，建筑的地面首层或下部几层改造成商业，而建筑上部多用作其他功能，这种布局使得建筑的功能分区比较明确，但这也使得交通的组织更加复杂化；另外一种则是改造对象为大型的工业区时，商业成片区分布，与其它的功能区分开来，如前身为金陵机械制造局的南京的1865园区，总占地21万m2，建筑面积10万m2，划分为科技创意研发区、山顶花园酒店商务区、科技创意博览区、工艺美术创作区和时尚商业休闲区五个功能区。 4.4“立体”式布局 在以综合性商业为改造目标的多层旧工业建筑改造案例中，商业作为唯一功能占据建筑的所有楼层。如由南京丝织厂和南京微分电机厂改造而来的南京恒鑫大厦，综合性餐饮商业分布在整个建筑内。 5 商业改造的建议 5.1人性化 人性化的设计就是指以人为本，注重人在空間中的感觉。之所以强调人性化的设计，是因为原有的工业建筑是以生产为主要目的，无论是从空間的尺度上还是从各项配套设施上都不是为人服务的，忽略了人在其中的感觉。而现代商业建筑服务的对象是人，更加强调人在商业建筑中的感觉，因而需要根据商业空間的功能与需求进行适度的改造。此外，还需要考虑无障碍设计。 5.2个性化 为了吸引消费者，营造独特的商业环境，现代商业需要有个性。不同的商业由于不同的商品和服务内容，对空間环境也有着不同的追求。因而，在进行内部空間改造时，应该根据各自的品牌文化特点，赋予空間以个性魅力。 5.3历史人文性 注重历史文化的延续。现代商业强调空間的内涵性、人文特色性。而旧的工业建筑作为城市发展的名片，是城市的无形资产，是城市的人文精神所在和魅力源泉，所以在保护工业文化的前提下来进行商业改造，对营造商业空間是非常有益的。 6 结语 我国的商业改造一般都被涵盖在整个工业改造的范畴中，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忽视，而且我国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实践相比国外发展成熟的改造设计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商业作为改造设计中一个大的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开发商对其最为关注，而商业的开发相比其他的功能更容易影响到对旧工业建筑文化的保护，因而，对商业的改造必须重视起来。目前商业改造的实践越来越多，其中的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协调来改进，解决好旧工业建筑的商业改造问题，是对区域经济的复兴，也是对旧工业建筑改造实践和理论的良好推动。 浅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设计:与创意产业结合的旧工业建筑改造 【摘 要】 本文从与创意产业结合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角度着手，以广州“红专厂”改造为切入点，结合国内外旧工业建筑改造的成功经验，论述了广州“红专厂”改造的重要价值和方式，探讨了其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 旧工业建筑 创意产业 文化遗产 红专厂 一、旧工业建筑改造的相关背景 （一）创意产业及其与旧工业建筑结合的兴起 创意产业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它急需大量富有特色的建筑空间为其提供场所，旧工业建筑空间高敞、可改造性高，正满足了创意产业对使用空间上的要求，且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两者相交在这样的文化、经济的大环境下，顺应时代潮流，特征与需求一一吻合，同时带动整个城市旧区的复兴。[1] （二）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必要性 在我国现存许多旧工业区，由于城市结构和产业布局发生重大变化，以前位于城市边缘地段的工业用地现处于城市中心地段，工厂的迁移或倒闭致使旧工业建筑成为城市的“废弃品”。这些建筑大多兴建于20世纪早期，已是城市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提出“振兴中华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中国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而旧工业建筑作为城市工业文化遗产，其合理改造也是响应了这一号召，使旧工业建筑文化与工业美学得到完美结合。如何在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前提下，保护及合理利用这些旧工业建筑是目前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对城市更新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改造为创意产业区模式已在很多城市得到应用。在广州，政府提供了政策支持并做出相应措举。广州众多旧工业建筑中，红专厂的改造正是对工业遗产的继承与发扬，但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弊端。 二、红专厂的概况、重要价值及其改造方式 （一）项目概况 广州红专厂，其前身是1956年创立的广州鹰金钱食品厂，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2009年，鹰金钱食品厂经改造，以loft形式为主，形成集艺术设计、商务、餐饮、文化展示为一体的创意文化产业区。这正是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典型案例。 （二）价值分析 正是由于将曾经的鹰金钱食品厂从旧工业建筑改造为“红专厂”创意产业园区，以下独特的价值才得以更好地体现： 1.历史悠久，工业文化底蕴浓郁，功能美学价值丰富。红专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广州曾经的时代特色，见证了广州一段辉煌的工业发展历史。以红砖为主调的厂房建筑，造型直接反映建筑结构形式，是现代主义的代表，整体规划、机器、材质等都具有美学价值，其功能主义特点对当今设计仍有重要影响。 2.长远经济效益与生态节能价值。从发展趋势看，文化创意产业是地区软实力的体现。 红专厂随着城市建设与扩张，其区位价值得到较大提升。厂房有较强的空间实用性与适应性，其低廉的租用成本和改造成本，可在循环经济中创造长远经济效益，也减少了城市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 3.人文性与社会认同感。对于红专厂的改造，不仅是对广州五六十年代工业历史的保留，更是满载了人文关怀的情感依托，成为现代人对于那个时代记忆的载体。 （三）改造方式 红专厂的价值得以体现，正因其选择了合理的改造方式。主要是以其建筑外观、厂房内部空间、文化景观与公共休憩空间等为创意园区的改造手段，具体体现为（图1-3）： 1.建筑外观方面：修复中确保了红专厂建筑的真实性与整体性。风格仍旧以苏式为主，由檐部、墙身、勒脚“三段式”构成，讲求功能，立面平整简练。墙面上留下的种种痕迹，体现了那个时代特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内涵。 2.厂房内部空间方面：置换使用功能，没有过多装饰，空间的自由性使创造者可根据个人喜好和需要，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实用灵活的生活工作空间。 3.文化景观与公共休憩设计方面：园区内注重的是环境的协调以及给人的心理感受，老机器具有独特的景观价值和特殊的文化气息。另外，界面上精美的涂鸦、园内植物、景观小品等都是景观与建筑的有机结合。室外的创意集市、休闲广场及，让人们体验艺术之美的同时感受更多的人文关怀。[2] 三、红专厂改造过程中的问题 （一）改造大多是对室内功能的更换，而对原有环境的增添与改进尚少 由于当前社会急功近利的心理，部分进驻者进行改造的出发点多为红专厂所能产生的经济价值，而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缺乏深刻认识，有时会重视园区建设而轻视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例如部分展区仅是将原有空间功能转变为陈列展品，又如小广场 D2厂房的表叔餐厅等商铺只重经济效益，均易导致室内装饰缺乏文化内涵和艺术创造性。 （二）缺乏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和引导，缺少自主品牌 红专厂创意产业区是由当代艺术家、设计师及商家自发用于工作室、展厅及商业店面等，缺乏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和引导，部分场地尚未开发完全。现有产业规模初成，但由于个性的不同、商家的良莠不齐，改造略显杂乱，且缺少自主品牌。如园区创意中心区域，一些店铺出售书籍与创意产品，但规模较小，且大多是引进品牌产品或少量手工艺加工品，自主品牌是较少的。种种因素导致红专厂产业链不够完善，这样会降低园区的文化品位。 （三）脱离厂房建筑原有结构，整体改造存在缺陷 例如红专厂F16、F18等厂房建筑，原为生产车间，改造后在节能要求上就有一个转变。如果不加以生态节能改造，无论是保温隔热，还是光能、热能的使用方面都存在缺陷。[3] 四、改进的建议 （一）可根据实地情况进行多样化改造 不仅创意产业区是旧工业建筑改造的一种方式，博物馆、社区文化中心等都可作为再利用的途径。如美国的匹兹堡就是将曾经的木工厂、钢铁厂等工业用地改造为办公场所和住宅区，取得了较大综合效益，另如由国内粤中造船厂改建的中山岐江公园，已取得了一定的改造效果。广州旧工业建筑的改造模式也应进一步探索，拓宽方式，用文化艺术和创意带来产业附加值。如北京798是我国旧工业建筑改造较为成功的多元文化空间，规模较大、创造性空间与自主品牌居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案例。而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改革开放的前沿，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更应整合利用，同时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改造成果，通过对红专厂的改造为其提供的多元文化交流与学习环境，吸引人才，结合岭南文化特色，融合更多人文生态理念，积累文化资本，塑造广州城市文化品牌，彰显区域优势和地域特色。 （二）广州市政府的扶持引导与公众的积极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随着创意产业兴起，广州市政府对这个领域也高度重视，应提倡由政府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整体运作方式。如德国鲁尔区老工业基地，协调联邦、州、市三级政府共同参与，政府扶持引导下成立经济促进会等相关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又如苏荷区的改造实例，也是把公众力量与政府号召结合，各抒所长，统筹发展。[4]广州可结合实地，借鉴这样的模式，通过相关部门进行科学规划与区域管理，并禁止在划定范围内违规拆建或破坏区域内建筑和设施。利用旧工业建筑在保护历史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符合当代需求的公共空间，倡导建立节约型社会理念。同时，加强人们对于红专厂的保护意识，重点放在工业遗产保护意义层面上，通过各界人士共同协作，形成价值认同。 （三）进行绿色与节能环保设计 世博会上的德国“汉堡之家”，通过生态节能设计，不需要空调和暖气，却能四季保持室内25℃左右的恒温，它是通过空气置换方式来隔热，建筑的主要能源来自太阳能、人体和电器余热。这样的空间不仅内部可作展览等用途，其建筑本身也是展览的对象，具有文化和生态教育意义。这也可为红专厂旧工业建筑改造带来启示与技术参考。对建筑进行合理改造，妥善处理好厂房建筑的采光通风、保温隔热等问题，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雨水回收利用等可再生自然资源，从根本上节约能耗、减少污染。绿色与节能设计从长远来讲，具有深远意义。[5] 五、结语 旧工业建筑及其历史地段需要找寻多元的更新途径。广州在百年工业历史中留下一大批优秀工业遗产，其保护更新备受关注。红专厂与创意产业区结合的模式虽相较于国外和北京、上海的创意园区，发展仍不够成熟，但其人本理念与创意文化必将为旧工业建筑保护再利用研究带来新的血液。这种改造模式，既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场所，更是一种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合理途径，认识其潜在的经济、文化、生态价值，使工业文化在当代得到传承，以新的文化方式去保存，让旧工业建筑焕发新生，在提高国民创新能力的同时促进旅游文化与艺术交流，从而产生经济效益与文化传播效应，展示广州承载着本土文化、情感与记忆的城市魅力，是广州未来城市发展之路之一。 浅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设计:旧工业建筑的改造设计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发展，旧工业建筑面临着重大考验，而旧工业建筑改造是当前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武汉花园道为例，通过对国内外旧工业建筑改造的现状研究，阐述了旧工业建筑改造的方法，并探讨其再利用的价值、方式和意义。 关键词：旧工业建筑；改造；武汉花园道 1、引言 1.1研究背景 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带来了科学的进步，城市的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导致了许多传统的工业生产地的结构性衰退。使那些位于城市中心的工业与城市的发展需求、土地的利用产生了许多矛盾，也给城市的发展带了新的环境问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现象也愈发激烈，对于废弃工业建筑的改造成为城市发展的重大课题。 在城市的发展历史中，这些工业建筑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地位，它们见证着城市的发展和历史的更替。当我们在对旧工业建筑进行改造的时候，不仅是在保护原有的建筑，更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使旧建筑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 1.2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已经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工业建筑遗产保护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于2003年通过的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的界定是：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和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除此之外，还有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其他社会活动场所等[1]。 随着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工业时代走向后工业时代，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旧工业建筑保护和改造性再利用得到初步发展。随后30余年，各国业内相关政策的提出使旧工业建筑保护和改造性再利用深入发展和普及。20世纪80年代，荷兰、法国、日本等国也开始调查整理产业遗产相关资料，关注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并为此制定长期计划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上对旧工业建筑保护和改造性再利用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验日趋成熟。其中成功改造的有：德国鲁尔工业区、温特图尔苏尔泽工业区、美国著名的纽约SOHO区、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等。 1.3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项目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技术以及价值观念等原因，在城市更新中，大多还是采取大拆大建推倒重来的方式，国外盛行的改造性再利用的新思路，国内仅有不多的实例，规模往往较小，方法也不够完善，也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2]。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旧工业建筑保护和改造性再利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等专业人员与理论界对此已有了一定的重视，并且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建筑作品。近年来创作的优秀案例有：粤中造船厂的改建；北京798工厂改造；上海冷轧带钢厂厂房改造等。 2、旧工业建筑改造的概念与方法 改造设计是指就原有的事物加以修改或变革，使适合需要。旧工业建筑改造是指针对工业建筑这个类型专项改造设计。 2.1旧工业建筑改造的概念 旧工业建筑[3]，指曾为工业生产用地和与工业生产相关的交通、运输、仓储用地、后来废置不用的地段、如废弃的矿山、采石场、工厂、铁路站场、码头、工业废料倾倒场等等。一般旧工业建筑的寿命较长，保护和再利用可以节约成本，通过功能和结构的置换的方式，使之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样不仅能保留原建筑，也保留了建筑历史的文脉，从而成为城市新的地标建筑。 2.2旧工业建筑改造的方法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原有的旧工业建筑被闲置下来，有的会被连根拔起，有的会被保护利用，这全凭借他有多少剩余价值。那些被保留下来的建筑一般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通过合理的保护、修复和利用，使之重新服务于城市。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保护： 一是“整旧如旧”，它是指对旧的建筑原封不动的进行保护，对它进行外表面的修整和加固。这种建筑一般是文物保护单位与优秀历史建筑。 二是进行适当改造，赋予建筑新的生命。这种建筑一般是指建筑风格、建筑结构等方面有明显地域或时代特色的历史建筑和具有鲜明的工业特色的建筑。 三是没有历史意义临时修建的建筑，这种建筑随着时代的脚步而被淘汰，失去了保留的意义，最后会被拆除。 3、武汉花园道项目背景与现状 3.1武汉花园道发展历程 武汉花园道，位于汉口西北湖路特1号，北临北湖，南靠广电大厦，西临王家墩中央商务区，东靠西湖。它是武汉最成功的工业遗存改造项目之一，他的前身是中南汽修。 1927年，中南汽修厂的前身万国汽车修理行汽修厂由4名私人老板联合建立。随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是武汉地区最大的汽车修理工厂，背负着厚重的工业历史。 1967年，青年路76号建起了26栋房子，它用作汽车配件生产及办公场所等。1960年，开来厂里修理的车子不是美国林肯、道奇，就是华沙M520，但因为某些因素，当年这些汽车配件都比较紧张，于是汽修厂会专门生产一些汽车配件，较之一些专业厂家更为实用，深受顾客青睐。 1980年代后期，厂里不再生产汽车配件。 花园道所在的老房子，厂里的工人们习惯称它为五车间。2000年后，汽修厂相应政府号召，将设备厂搬到了市郊，五车间就被空闲下来。 厂里原来26栋建筑，拆了很多，其他的都经过翻修，独有五车间一处被完完整整保存下来，所幸五车间改造只是大用内功，保留了其原有整体面貌，而这也是厂区内对厂房的最大一次改造工程。 2008年，中南汽修厂正式进入改造。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伊东丰雄家族启动对中南汽修厂整个园区的改建计划和设计。他想通过这次的“微创大手术”，把它变成拥有国际一线品牌、创意办公、高尚休憩和国际风格餐厅等复合式业态。 花园道作为武汉历史的见证，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洗礼，见证了武汉的社会历史变迁，为武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花园道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 3.2武汉花园道改造现状 花园道项目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一期占地28亩、有8栋底层厂房及移动办公楼组成，是西北湖CBD中难得一见的低密度商业、办公间。业态规划化集创意办公、格调购物、时尚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它共分创意办公、情景商业2个区，有多家商店，参观以及咖啡屋，是娱乐和休闲的好去处。 花园道前身是华中地区最早的汽车修理厂，厂区内有200多颗老树以及旧厂房，它们被重新装扮并保留下来。办公楼改为创意办公基地，旧厂房变成情景商街，历史被留存下来与前卫时尚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现代都市中心独树一帜的创意办公、商业空间，漫步其中，现在的过去、过去的将来交织而行。 4、武汉花园道项目改造的价值 武汉的花园道承载着武汉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是解读城市历史的密码，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它们是城市弥足珍贵的人文资源，同时具有很高的建筑学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 4.1美学价值 旧厂房的改造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设计师应该把传统的美学思想与当今的艺术的概念结合在一起，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重塑旧工业建筑的昔日的辉煌。旧工业建筑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变迁，是那个时代的留下的遗迹，它是历史的产物。花园道不仅见证了武汉工业史的变迁，其中原有的锈蚀铁门、褪色的标语、恬静的老厂房等特有的工业美感在新的创作空间中散发最原始的魅力，使旧工业建筑兼具现代艺术气息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人们提供新的视角来欣赏历史与当代艺术的融合，现代品位与岁月留痕巧妙呼应。 4.2人文价值 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使城市面貌发生着极大的转变。工业时期留下的大量工厂设施相关建筑物随着岁月流逝已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社会共同的历史记忆。首先，历史街区往往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这些旧工业区中也同样饱含着历史足迹和文化特质；其次，武汉近代工业发达，像花园道这样建造于近代的旧厂房甚多，它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汽车修理厂，它更见证了新中国发展过程中，武汉人民所经历的艰辛而富有意义的历史沧桑，也沉淀为真实并且珍贵的城市记忆片段。它们虽然已经不再具有实用功能，但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见证了城市文明和技术发展的历史印迹它记载了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也是后人认识历史的重要依据。 4.3商业价值 一般来说，旧工业建筑在改造上具有明显的经济价值。首先，建筑本身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工业厂房一般都有结构坚固、空间高敞、层高较高、跨度、较大使用、寿命长的特点。其次，一般旧工业建筑都有着简单、规整的平面和整齐的柱网，可以适应多种建筑功能的使用要求，为改造提供了较大的可塑性[4]。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另一经济价值就是其所处区域位置的特殊性。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的原工业重心向新兴工业区或郊外转移，原工业旧址大都发展为城市的中心的优良地段，大部分旧工业建筑均处在都市的黄金地段并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如武汉的花园道改造项目，它本身拥有高达宽敞的空间、以及优越的黄金地段，完全具备商业开发的作用。它的改造不只是对旧建筑本身进行改造保护，也为项目以后的发展做打算；旧工业建筑的再利用不仅仅是对它原有的空间进行分割利用，而是要从长远的经济和商业价值去衡量。 5、结语 吴良镛教授曾指出：“一个城市是千百万人生活和工作的有机的载体，构成城市本身组织的城市细胞总是经常不断地代谢的”[5]。一个城市的建筑是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也是最能体现城市精神的东西，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建筑往往就是展现这一城市文化的重要场所。随着国家对工业遗产的重视程度逐年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业建筑遗产将被保留下来，同时也会出现更多的再利用的案例，这种改造和再利用还须多方的参与与努力，因此我国在这一点上还有一条很艰辛的路要走。（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浅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设计:有关工业建筑改造与再利用的理性思考 摘要：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中出现大量的旧工业建筑，对这些建筑的更新改造，成为当下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课题。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提出关于旧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对策，以期给相关部门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对策 受国外旧工业建筑保护理念的影响，旧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引起了国内的重视，政府开始把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视线扩大到现阶段对历史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上。但是目前国内对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依然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工业建筑改造与再利用存在的问题 国外有很多国家十分重视对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并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改建项目，例如美国的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德国的杜斯堡公园都是在利用原有工业建筑遗址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特色景观公园，国内设计人员可以吸收国外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经验，但是目前国内很多城市内出现旧工业建筑被大量拆除的现象，例如上海的杨树浦路滨江地段，这一代原先是上海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有很多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但是由于缺少保护措施，导致很多工业建筑原有的历史风貌丧失。 1.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忽视其历史价值 由于很多工业建筑物自身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为此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改造方案时需要充分考虑建筑物包含的历史价值，设计方案应该忠于旧工业建筑。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设计人员对工业建筑的历史价值缺乏深刻认识，对工业建筑进行随意或者过分的拆改和装饰，导致很多工业建筑的改造现状较差，降低了工业建筑历史文化价值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不利于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 2.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缺乏有效引导 现阶段国内的工业建筑改造依然处于自发的状态，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管理，没有相关政策的引导，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设计质量。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应该是多方人员共同参与、相互监督的过程，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的监督和管理作用。政府在工业建筑改造的方案以及再利用方式等方面应该加强监督管理，保证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方案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对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方案设计以及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约束开发商和设计者的行为。 3.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缺少节能意识 受旧工业建筑当时的技术条件约束，工业建筑在改造之前的耗能一般比较大，在现阶段的改造和再利用过程中，设计者应该充分考虑到工业建筑在重新使用时的能源节约，但是很多设计者在进行旧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设计过程中，过分重视旧工业建筑的时代感和沧桑感，忽视对工业建筑节能技术的改造， 二、改进工业建筑改造与再利用的对策 现阶段国内对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已经有比较成功的改建项目，譬如青岛的啤酒博物馆以及北京的远洋艺术中心等，本文以青岛啤酒博物馆作为一个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成功案例，对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加以分析。现阶段的青岛啤酒博物馆是对1903年青岛啤酒总厂的改造和再利用，青岛啤酒总厂的旧址是一座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博物馆借助啤酒厂的旧址向游客展览青岛啤酒发展的悠久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博物馆对游客的吸引力。 青岛啤酒博物馆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部分是其中的历史文化部分，在博物馆内部游客可以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通过博物馆内部的图文资料，了解青啤发展的历史，另外，博物馆内部的生产工艺流程区域用于展示老建筑物、过去啤酒生产的生产流程等，为了使历史原貌进行重现，博物馆内部还设置了生产工人进行生产的劳动模型，复制当年工人工作的场景。青岛啤酒博物馆建成之后，游客在博物馆内可以凭借门票免费品尝啤酒，而且馆内设置了很多利用现代科技制作的电子显示器，游客可以随时查询自己感兴趣的文献资料，成为一所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专业博物馆，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项目，涉及到文物保护、城市规划以及建筑设计等多个方面，各个城市进行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过程中应该吸取青岛啤酒博物馆在建设中的经验。 1.历史性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 历史性的工业建筑物是指原有的工业建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某些特定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有密切的联系，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风貌以及技术发展成就。这些历史性工业建筑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它们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历史价值远远大于自身的建筑价值，是历史见证，文化传承的载体。 历史性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手段主要有两方面，其一，设计人员要保留旧建筑的主要结构和外观特征，对于旧建筑遭到破坏的地方，应该对其进行修复或重建原址，保留其自身固有的文化内涵。其二，设计人员可以在工业旧址建立博物馆形式的工业历史展览会，允许游人对其进行参观，了解工业生产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工业建筑内部建立一些公众可以参与的游乐设施。 2.非历史性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 非历史性的工业建筑历史价值较小，但是建筑本身具有较高的建筑价值，通常情况下，这些历史性工业建筑空间结构的设计较为独特，外观简洁而大气，从审美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工业建筑具有很高的机械美学价值。 非历史性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要求设计师保留建筑物整体外观的同时对室内空间重新规划，使得改造之后的建筑物更加符合现阶段的使用需要，对于一些没有价值的部位，可以进行局部拆除，进行重新开发。由于非历史性工业建筑的尺度巨大，设计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尽情设计，例如可以在工业旧址开发大型的娱乐场所，综合购物和旅游等多个方面，或者将工业建筑开发成为商用的办公室，国内被誉为世博第一楼的世博建设大厦就是由上海的第三印染厂改造而成的。 3.工业建筑改造与再利用遵守的原则 为了保证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合理性，遵循一定的工作原则。首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要坚持新旧建筑之间的匹配原则，即设计者在进行改造设计之前，要对工业建筑的功能进行相应的调查分析，挖掘建筑空间的潜在价值，充分考虑工业建筑如何满足新的使用功能，在旧建筑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设计，使得新旧两种工业建筑设计在形式和内容上相匹配；其次，在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过程中，要尊重原有工业建筑的的空间结构和历史之间的逻辑关系，遵循对原有工业建筑的尊重原则，对历史性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使用时要坚持维持原有建筑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部分；最后，在对废旧的工业厂房进行改造再利用时要坚持共生的原则，保证新添加的元素与原有的建筑元素可以成为一个整体，通过新旧元素的重组，给工业建筑注入新的生机。 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发展的新趋势，它可以保障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解决现阶段城市有序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但是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是一项复杂而又艰难的工作，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协调合作，按照全新的思维和设计理念，保证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如果在改造中出现失误，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很多重要的历史价值建筑也会因此从历史中消失。针对现阶段国内在工程建筑改造和再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及时予以纠正，引进国外在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方面的经验教训，创新国内的改造再利用理念，不断提高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水平，逐渐建立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项目。 结语： 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此政府应该坚持可持续的改造利用原则，加强对工业建筑更新利用的管理和控制，逐渐提高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设计方案，确保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

地域文化与城市公共艺术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伴随着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众活动需求的增加，使人们对城市公共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需要建设许多公共艺术作品时，就要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予以关注，更要敏锐地从城市的地域历史文化中探索和挖掘能表现出城市特色的景观要素，并要把它融入到城市公共艺术当中。地域文化作为公共艺术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经过长期总结出的珍贵财富，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把握。 一、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城市公共艺术并不能用单纯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城市公共艺术的产生借助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它是一种思想方式，它能够将现代文化意义与现代社会公众联系起来，是用来表现公共空间民主、沟通、分享的一种态度与理想［1］。城市公共艺术思想方式的社会价值不光在于它是一种和中表现方式的形态，现实中城市公共艺术可以运用不同的表现方式。例如城市建筑物、书画作品、海报、园林景观作品、喷泉、公共设施等等。公共艺术是强调建设过程的全社会参与，是倡导由社会大众与代表共同参与商讨和民主决策，公共空间中融入包涵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百姓的关注。地域文化的定义是指其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结构等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发展，最终形成具有悠久历史底蕴和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的文化现象。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形成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文化各有自己的优点。古语中“百里不通风，千里不同俗”就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地域文化的范畴，可以是某地的习俗，可以是某地的历史，也可以是某地的文化背景等等。国家在不断的发展，地域文化也在不断变化，它是一种富有鲜明文化色彩的遗产，与国外文化一道，共同促进文化的发展。地域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着文化形态的不同。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形成现如今的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几千年的演化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如果一个地方的历史遗存越多，那么这个地方的特色就越明显，地域文化越浓厚。公共艺术设计是对空间场所的重新塑造，是对环境的重新理解，这种被创造出的新的空间造型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文化与精神，顺应着历史的变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设计是否实用，关系到设计的成果是否能够为人们所用;而设计的审美价值关系到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感，是文化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启发人的内心。地域文化决定着公共艺术设计的方向，是公共艺术设计创作的源泉，同时公共艺术设计是对地域文化具象的阐述，这种新的公共造型艺术随着时间的发展将形成新的地域文化。然而，公共艺术所包含的地域文化，在城市建设和城市文明的传播方面，其也具有大众艺术的特性，让当地传统文化加入信息时代的行列，例如将城市雕塑作为传播体，继承与发扬其地域文化的特性。 二、地域文化体现在城市公共艺术中的应用 城市雕塑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性强而又常见的公共艺术作品，用它来点缀现代城市，可以给人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因此，它慢慢的提升了现代城市的品味。雕塑是城市公共艺术体现的一部分，正一步一步的渗透人们的生活，人们对它也越来越关注。城市必须要有优秀的雕塑来展现其城市魅力，彰显城市所具有的文化韵味。城市雕塑艺术与其它城市建筑共同营造出一个优雅的城市环境，让人们充分享受到公共艺术带来的审美冲击，也让人们享受到地域文化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城市雕塑也无形的对周边环境起着促进作用，提高了人们对审美鉴赏的能力。城市雕塑在现代城市中是可以凸显其城市形象，可以作为游客的旅行景点，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雕塑的内容可以是文化的标签和象征，又可以是人民文化生活的总结。雕塑代表着人类发展的过程，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了各个时期人们的文化背景，表达了人们从古至今的对审美和艺术的向往之情。城市雕塑乃至任何城市中的建筑，都强有力的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城市雕塑承载了人类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与本质。民族的历史被表现在城市雕塑的外形与意境当中，不同民族采用不同的雕塑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这些都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从而让人类文明可以经久不衰的发展。城市雕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其可持久的代表民族文化的精髓，具有很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大致有四个种类的城市雕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第一种雕塑是领导人和艺术家的肖像类城市雕塑;第二种雕塑是现实主义特色的。像见义勇为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2］;第三种雕塑是缅怀烈士的，它们表达了人们对革命英雄的缅怀之情;第四种雕塑采用抽象的形式，这类型的抽象雕塑往往代表了人们想要纪念的场景和事情。安徽合肥的城市雕塑起步较早，初步统计，目前合肥共有城市雕塑百余座，这些雕塑不仅艺术表现形式多样，而且充分体现了徽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色［3］。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雕塑有:步行街系列雕塑、九狮雕塑、环城公园动物系列雕塑、和平广场系列雕塑，及逍遥津公园内张辽像等［4］。这些雕塑作品不仅提升了合肥城市形象，也装点和美化了合肥的城市环境，既满足了合肥城市居民的精神享受，又丰富了合肥的城市景观特色。城市公共艺术不论宽窄大小，都应当具有明确的主题，这样，整个城市景观才统一完整，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景观特色的吸引力。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应力图突出展示城市地域形象，这也有利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注意把周围的建筑与街道景观融合在一起，尊重设计空间，寻求景观空间与建筑的密切联系，形成统一的设计理念。这样，城市公共艺术才能真正体现出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进行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从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状着手，适应考虑当地的风土人情，重视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提炼、浓缩历史文化的内涵。城市公共艺术大都建设在繁华街道、大型公园、小区中心，这些地方是城市重要的交往空间，是市民的精神生活中心，凸显出城市的精神面貌。它能展示着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例如，位于合肥城南的天鹅湖畔公园，其规划设计了大量非常具有生活文化气息的场景雕塑。整幅雕塑作品以徽派设计元素表现自然与环境的浑然一体。写实的风格表现，在建造技术，造型设计等方面体现了一流水准，使得整个公园富有生活化的韵味。从而让整个雕塑不再冰冷，注入新的生命和情感。合肥和平广场系列雕塑也被称为徽派文化应用的典范。和平广场是合肥市向国庆50周年献礼项目之一，广场位于明光路、大通路、和平路、全椒路之间，占地83亩。今天的和平广场，明显是合肥的标志性景点，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它都将会是合肥环境、城市风景，不可缺少的风景线。一座成功的城市公共雕塑艺术将会成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文化的记忆点，也将成为传承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公共环境设施也是一类重要的要素，它包括电话亭、垃圾桶、公共座椅、街道装饰照明、道路指示牌、广告牌等设施。公共设施是城市艺术构成的重要元素，也是展现城市历史和文化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城市街道设施是城市功能完善、地域特色和城市形象的重要体现，公共设施的设计和陈设风格应与整个街道景观的整体风格相一致，从特色建筑中提取设计元素，结合当地的地方性材料、气候条件等要素综合设计。同时更要考虑到使用人群的需要，对所提取的设计要素进行分解、重构、组合、变形，将其融入设计当中。 三、城市公共艺术中地域文化的融合发展 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它们却有着丰富而紧密的关系［1］。尤其是在当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追求功能的和实用的所谓“现代”的生活方式，缺少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城市就缺乏特色。地域文化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能够体现城市精神、反映城市地域特色的一种文化。城市公共艺术是从形式上通过塑造具体的造型大小、颜色和肌理等表达出的景观外在特性，而从内容上则结合具体场所、环境通过组织空间结构和必要的符号化的造型来表现城市景观的内在含义。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如何用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反映城市特性是当代城市规划设计时必须面临的问题。伴随社会的进步，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受到追捧，也成为了一个城市的风向标。当人们走进城市，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那些摩天大楼，也不是葱葱的绿地，真正给人们留下印象的是优美的景点，美丽的公园，广场，雕塑等标志性建筑，让来的人们可以领略地域文化的洗礼，所以，有人说一座城市的雕塑就是这个城市的名片，通过这个名片，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这个城市的魅力。公共艺术作为现在新兴的一门学科和艺术形式，还没有太多的准确的结论。公共艺术本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一种文化概念，引入之初，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国内的一些艺术家也曾感到迷茫过，不知道要怎么把这种艺术相识和中国自己的公众产生共鸣［5］。伴随社会不断地进步，大家对于公共艺术的要求和品味越来越高，不但要符合文化特点，还要适合人们的生活要求，还要扩大生活圈。中庸之道，和谐共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公共艺术里不同地区的文化进展。所以，一定要达成未来梦想的生活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发展公共艺术，提高人类生存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面对当今快速发展、焦躁不安的现代生活，人们不免常常追思记忆里的那片净土，是人们心灵的港湾，灵魂的归宿，带给人心灵的抚慰。因此，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就是要扎根本土，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努力挖掘地域文化，提炼出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努力构造出适合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归宿。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坚持探索，设计出有特色的城市公共艺术，伴随科技和社会进程的不断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生创意萌生，让我国的城市建设不只具有科技性，更加有自身的本土文化风味，让国人自豪，让外国游客流连忘返。城市公共艺术的同质化，使得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逐渐消失，真正以人为本是对人性的关怀，是对人本身的价值观给予肯定，是对生活方式的尊重。只有立足于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设计，才真正富有内涵和生命力，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参考文献: ［1］李健盛．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2:36． ［2］翁剑青．城市公共艺术［M］．长沙: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3． ［3］鲍诗度．城市公共艺术景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61． ［4］丁毅．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地域性城市公共艺术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47． ［5］王中．公共艺术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0． 作者:朱大发 单位: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美术作品鉴赏分析 摘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一样的历史背景和不一样的情感积淀产生风格迥异的美术作品，这就要求在欣赏美术作品的时候要对作品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感情进行分析，重视在文化情境中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本文主要简述了如何在不同文化情境下分析美术作品所包含的韵味，并深入探究了美术作品中存在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美术作品；人文精神；鉴赏；文化情境 一、文化情境中进行美术作品鉴赏的原因分析 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不仅要重现事物的美，更重要的是把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感情融入其中，通过对各种学科综合知识的巧妙运用，使得“美”在其笔端得到升华。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要对美术作品创作的基本能力、空间想象能力、逻辑能力机型综合运用在，这样才能创作出一幅完美的作品。所以，我们在欣赏这样一幅作品的时候要对这些思想感情、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的分析，才能很好地提高鉴赏效果。 二、在文化情境中进行美术鉴赏的简述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对美术作品的鉴赏与研究也在发生变化，将美术作品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分析其蕴含的深层意味，可以对画家创作时的情景进行真实的在现，这样可以很好的提高我们的鉴赏水平。所谓文化情景就是一件美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当时所处的文化环境、时代背景、文化特征等等。在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的过程中，分析其文化背景至关重要。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不应该只对作品的技巧进行分析，还要明确作品的历史背景、社会人文以及科学特征等等，把作品融入到当时的文化环境当中去，对画家创作时的内在情感进行分析。优秀的美术作品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社会文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术作品的优秀思想、优良的精神可以运用到社会生产实践当中去，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促进社会的进步，还能引导人们的心态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且对研究人员的想象力、创造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此外，还有很多非常深奥的哲学思想蕴含在美术作品中，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在做美术作品鉴赏的时候不仅要分析其历史环境，而且要分析画家在创作的时候内心的思想与情感。画家在进行美术作品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多种不同文化与知识的综合运用，所以，加强文化情景中美术作品的鉴赏可以提高人们的基本素质。这种鉴赏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很好的还原，但是不是对生活简简单单的那种描述，而是把价值观、审美观与文化情景进行统一。人们在进行美术作品鉴赏的时候，应该通过视觉感受来体会作品中蕴含的深层次的思想与感情，努力与作者产生共鸣，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使自身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三、文化环境中进行美术鉴赏 俗话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同地区的美术艺术也有不同风情，所以我们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要近距离的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例如黄永玉前辈的《山鬼》有着浓厚的湘西本土特色，黄老塑造的“山鬼”这一形象其实是在湘西本地神话故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黄老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也让“山鬼”这一形象有了鲜明的特点。这个时候，我们要结合湘西本地的文化对“山鬼”这一民间形象和艺术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使我们在认识“山鬼”这个艺术形象的时候更加深刻。在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视觉、心理等方面的共鸣来进行，从视觉与心理上对作品进行感受，在这一过程中体验作者想要体验的情感与意境。例如在传统的国画进行赏析的时候，我们要对作品被创作出来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在鉴赏这种作品的时候应该对当代历史文化有很好的掌握，还可以借助古典音乐来进行联想，体会作者创作时的情感。中国古典画作和古典诗歌一样很多都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了解了这一点很有利于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在进行美术作品鉴赏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美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连接，由于美术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美术技巧的简单堆叠，其过程结合了很多其他学科的科学内容，其蕴含的知识是比较广泛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鉴赏的时候，融入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内容，这样可以很好的提高鉴赏的效果。例如：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进行鉴赏的时候，我们要很好地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等等，把这些背景有机的结合起来，接受画家生活年代、国家发展面临的环境和当时的世界环境。这样可以加强对作品的思考，得到作者想通过作品传达出的深层思想。在鉴赏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与生活联系起来，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活中有着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所以想要在文化情景中鉴赏美术作品可以从身边的美术作品入手，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美术鉴赏能力。美术鉴赏还要与自然美进行有机结合，用自然美来发展自身的思维意识与审美能力。将美术鉴赏与行为艺术相结合，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高美术鉴赏效果。 四、结语 不同的美术作品其蕴含的思想不同，再加上画家在创作它们的时候，融入了当时画家生活的环境与时代背景，所以我们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要注重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画家生活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进行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体会到作品深处蕴含的深刻内涵。 作者：李梦琪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社会学视角下抽象美术作品鉴赏初探 美术作品是凝结在画作上的画家对于生活的感悟和理解，因此在欣赏美术作品时，不仅要能够理解画家高超的画技，同时也还要能够欣赏作品的美，理解作品想要表达的内涵。这在具体美术作品中能够较容易地实现，而在抽象美术作品中，由于其抽象性等特征，欣赏者较难理解其内涵。基于此，我们试图运用社会学视角对抽象美术作品的作者生平、生活环境以及政治背景等进行分析，使欣赏者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抽象美术作品。 一、通过对创作者的生平的了解来提升欣赏者对抽象美术作品的欣赏能力 欣赏者在欣赏抽象美术作品的过程中，了解创作者的生平有助于把握作品中创作者留下的各种痕迹，从而更加理性地认识作品。例如，通过对创作者专业教育经历的了解，欣赏者能够理解作者不同时期作品的特点，以及创作者成熟时期作品中所包含的其他派系的痕迹，对于欣赏和理解抽象美术作品有很大的帮助。又如，通过了解创作者的情感经历，能够使欣赏者了解创作者在创作美术作品时经历的情感，从而能够将对画作的理性理解转移到对画作所表达的情感的感受上来，使欣赏者对抽象美术作品的欣赏能力得到提升。在对荷兰印象派代表人物彼埃•蒙德里安的作品《灰色的树》的欣赏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采用了解作者生平的方法，这样就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和理解这幅画作，同时对这幅画作的美的印象更加深刻。彼埃•蒙德里安曾在早年师从其叔叔——海牙派画家富尔兹•蒙德里安，得到了写实浪漫主义的真传，这一经历对其后来的创作影响巨大。在《灰色的树》中，还能够看到写实浪漫主义的特征——将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感通过写实主义倾泻而出。在青年时期，蒙德里安就读于国立艺术学院，受到了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1911-1914年间，蒙德里安受到了毕加索等立体主义的影响，因而形成了立体主义的风格，在《灰色的树》中，还能够看出采用了透视和立体三维画法的痕迹。在一战期间，蒙德里安致力于用画作表现和平和发展的理念，因而开始使用中性的色彩，这也是《灰色的树》中选择灰色作为主色点的重要原因。这样，通过对蒙德里安生平进行分析，欣赏者就能够对《灰色的树》有更加准确的理解，能够看出在画作中创作者采用的方法和其创作时的情感等，更能够欣赏到作品的美以及作者人格的伟大。 二、通过对创作者生活环境的了解提升欣赏者对抽象美术作品的欣赏能力 对创作者的生活环境的了解，能够从源头上帮助欣赏者认识到作者对于现实事物的认识能力。这样，当作者把现实事物抽象地表现为画作时，欣赏者就能够理解作者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主题和这样的情感。因为作者的生活环境不仅决定了创作者的受教育程度，同时还影响着作者对于事物的认知和对于情感的体验和表现程度。只有了解到这点，才能够更好地欣赏抽象画作。在对毕加索名画《哭泣的女人》进行欣赏的过程中，就需要充分地了解毕加索的生活环境，才能够深刻理解为什么“女人”哭泣时面部扭曲、眼睫毛的移位到如此地步。《哭泣的女人》是以毕加索的情人多拉•马尔为原型创作的。多拉•马尔与毕加索维持了长达九年的情人关系，在两人关系刚开始的期间，多拉•马尔与毕加索情感很好，两人出双入对。但是，两个人性格都很强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谁也不愿意妥协，因而经常硬碰硬。在这样的相处模式之下，毕加索开始动手殴打多拉•马尔，并且多次将多拉•马尔打晕。多拉•马尔也因此多次哭泣。毕加索不仅经常打多拉•马尔，还经常出言刺激她，使她伤心落泪。在这种背景下，毕加索以多拉•马尔为原型创造出《哭泣的女人》。当欣赏者了解了毕加索的创作过程之后，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哭泣的女人》中主人公面部的扭曲，也能够理解毕加索刻意对其的丑化，能够进一步地体会毕加索在创作时候的感情。 三、通过对创作者所处政治环境的了解来更加深刻地体会美术作品的寓意 虽然抽象艺术不直接表达现实社会，不直接表现政治问题，但是创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对其创作主题和创作思路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对其进行研究，能够更加深刻地掌握抽象美术作品的内涵。在里希特的画作《派对》中，创作者就通过画作来对明星托里亚尼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来源于里希特的一时兴起，而是在里希特早年的生活方式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下产生的，因而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味。里希特在两德分裂之后，在民主德国生活，后来冲破阻碍到了西德。在与民主德国有着完全不同政治气氛与创作氛围的西德中，里希特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并且努力适应。美国当时在德国的文化艺术政策和政治政策深刻地影响西德的艺术发展，里希特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进而发展了其政治波普风格，这在《派对》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运用社会学视角对抽象美术作品进行鉴赏能够使欣赏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把握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掌握作品所传递的情感，这对于欣赏者鉴赏抽象美术作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对抽象美术作品鉴赏的过程中，需要灵活运用社会学的视角，通过了解创作者的生平及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政治环境等对作品进行全面、深刻和立体的了解，不断提升对抽象美术作品欣赏能力。 作者：李群英 黄静 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的美术作品鉴赏 摘 要：美术作品中蕴含着画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所见所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中，美术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是不相同的，它所传达的思想、所抒发的情感和一定的历史文化情境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在鉴赏一幅美术作品的时候，关注的不仅仅是色彩、结构等表现手法，更应该去分析作品的绘画背景以及作者所要抒发的情感。结合每幅作品的文化情境，才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体会，才能真正去掌握一幅画所要真正表达的思想内容。 关键词：文化情境 美术作品 鉴赏 人文精神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化情境也是不同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可谓是博大精神，鉴赏每一时期的美术作品时我们应该具体结合当时的文化，只有这样才可以还原美术作品创作的文化情境，激发学生鉴赏美术作品的兴趣，进而加深对于美术作品的理解，感受出不同文学作品所要传达出的人文精神。 最初我们对于美术鉴赏只是有一个简单的认识，认为美术鉴赏可以让学生通过去欣赏不同的美术作品，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可以培养学生的感性认知，最终可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可是现在我们应该要清楚的认识到：如果将文化情境和美术鉴赏相结合，会达到一种更好的效果。在b赏一幅美术作品的时候如果结合当时的文化情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还可以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在中国悠久文化传承过程中，我们知道前人会采用书籍记录、古物相传的办法，但是美术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在鉴赏美术作品的过程中，学生可以了解到当时创作的历史背景，可以深刻体会出作者在作品中所要传达出来的人文精神，也可以去深刻的感悟清朝、唐朝以至于西周等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所以这种在文化情境中去感悟人文精神的方式是值得提倡的。 利用文化情境去进行美术鉴赏，还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如果单单的讲美术鉴赏归结于是一场美术课的内容，未免显得不太正确。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老师可以去引导学生主动去研究当时作品创立的背景，进而可以了解历史、看懂地理人文、体会人文精神，对于学习过程中的其他学科有很大的帮助，在一幅简单的美术鉴赏课中也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比如。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唐宫仕女图”中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是著名画家张萱在辉煌的唐代所创作的，表现了唐代贵族妇女闲情逸致的生活，细致的用画笔描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的形象。仅仅可以通过一幅画，就可以了解到丰富的历史文化，这才是文化情境中美术鉴赏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在美术鉴赏中，所应该去积极提唱和践行的。 在新课程改革中提出了要将美术作品的鉴赏放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学生了解当时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这样也会有利于提高学生鉴赏美术作品的能力。但是美术鉴赏这一课程在现如今的实施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鉴赏过程中只会重视基础却忽略了和现实生活的结合，只是专注于美术作品中色彩、结构、比例的讲述，但是却忽略现实生活的教育意义，以至于造成了学生只浅显的记住了“如何画”、“谁的画”，没有理解鉴赏真正的核心要素，所以并没有体会出美术作品所要表达出来的真正情感和所要传达出的人文精神，这样并不能达到美术鉴赏的真正目的。其次，在美术鉴赏中，只重于理论的学习，却未能将它付诸于实践，每一次美术鉴赏时只知道显示现成的美术作品，却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如果不能让学生自己去主动发现美术作品的历史文化，不能让学生主动去研究历史背景、创作原因的话，并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也不能激发学生主动去探究美术作品的兴趣。 对于当今快速发展的21世纪，科技不断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观点态度也随之不断变化，在新的挑战下新课程改革下的美术鉴赏必须要结合当时的文化情境，这样才可以真正去读懂一幅美术作品。那么如何才可以在文化情境中去鉴赏美术作品呢？ 首先，我们应该去读懂我们的传统文化。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不同于于最早的人类，现如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都和以前不同，所以如果僵硬的要求我们用现在的思考方式去理解以前的作品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在鉴赏美术作品时应该引导学生进入当时绘画的特定文化情境，了解作者当时的经历，进而去看懂作者绘画的心。比如在欣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时，我们应该去了解北宋政治经济的繁荣发展，从画中去仔细体会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等，这样才可以看出古代社会细致形象的生活情况。只有去认真了解当时的文化情境，才可以真正地读懂这一无限伟大的历史艺术名作。 其次，我们应该增加美术鉴赏的实践机会。任何艺术都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在课堂上去欣赏美术作品，还应该多多在现实生活中是、在实践中去鉴赏美术作品。如果想要了解绘画的背景，我们可以在民间的一些建筑、工艺中得到启示。比如北京的古老的建筑，每一建筑中都凝结着当时人们最真挚的情感，我们通过切身的体验加上去了解当时的文化才可以去真正的欣赏。比如说民间的一些艺术，皮影戏、黄梅戏等都可以深刻的了解历史文化，并且可以通过它们的表现形式、形式就可以零距离的感受民间的艺术。 最后，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进行美术鉴赏。网络媒体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欣赏一幅美术作品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这样也不会使课堂显得枯燥单调，会充分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每一时期的美术作品都包含着不同的思想，也填充了每一位艺术家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独特情感，所以我们在鉴赏一幅美术作品的时候，不单单要注重作品的表面，更应该去关注作品的历生平经、生活的时代背景，才可以达到对作品的深入了解，最终去真正领域美术作品所要表达的人文精神。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美术作品鉴赏中的常见问题及策略 摘 要：美术作品鉴赏是美术欣赏教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应改变以教师为主角的状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从多个角度欣赏美术作品，并引导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关键词：美术作品鉴赏；存在问题；教学策略 “面对一幅绘画作品，该如何欣赏？面对一幅绘画作品，又该如何让学生学会独立欣赏？”这是一直以来存在我心里的一个问题，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我常常观察、研究、思考并总结这一问题。 一、初中美术作品鉴赏中存在的常见问题 1.教学前往往很少布置预习，教学过程中我讲的时间多学生思考的时间少，欣赏课课后也很少布置拓展作业 这样的课我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当作故事能听多少听多少，课后记得多少是多少。教学前很少布置预习是因为：（1）为了不给学习任务重的初中学生增加负担，所以一直抱着美术课的内容能在课堂解决就在课堂解决的心态。（2）事先对美术作品进行欣赏，学生需要查找一些图书资料或在网络上寻找，考虑到学校关于美术方面的图书资料不丰富，另外网络只有一部分学生家里有。 教学过程中，我讲的多学生思考的时间少，是因为：（1）学生都有惰性，而且当美术课是一节放松的课，希望教师讲，自己听听就行了。（2）至于思考，也是只有表层的反应。给予多一点的思考时间，没有人深入思考，而是变成了同学之间的聊天。 2.对美术作品的鉴赏也过多关注作者的介绍，作品的背景，还有作品的“文学性解释” 诚然，对美术作品的时代文化背景，其与艺术家本人的才能、性格的关联，以及美术作品描绘的故事等欣赏，是美术欣赏中重要的一块内容，让学生多了解和感受，使学生对艺术家及其作品有较全面和立体的认识，更能使学生在美术欣赏课中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得到全面发展。但过多阐释，而忽视作品的艺术特点，就有点为迎合学生的兴致，而将美术的“边角余料”过多阐述，没有回到审美教育的主渠道上来。 3.根据“答案”以印证自己是否答对，对自己的见解没有自信。 二、初中美术作品鉴赏的有效教学策略 1.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1）课前给学生充分的时间预习，引导学生利用图书馆、网络等收集与欣赏内容有关的资料，让学生有备而“赏”，从而缩短与欣赏内容的距离，产生欣赏的兴趣。兴趣是学生做好的老师，不必担心会给学习任务中的初中生增加负担。而且，据调查，现在一个班的学生有百分之八十家里有网络，已经不同于我们上学时期，所以有备而“赏”并非难事。 （2）上课时教师出示欣赏作品后，不要立即讲解，可以让学生读画几分钟，也可以以讨论的形式，请他们说说自己对作品的第一印象。学生可能只是凭直觉来欣赏美术作品，受到个体知识和经验的局限，感受到美的成分和质量都很有限，但确实是亲眼所见，亲身体验。教师不要因为学生思考讨论的成分和质量有限而失望，以简单的讲解代替学生感受的表达。重要的是出一些思考题，引导学生观察画面。如，画面是以什么颜色为主？画了些什么？颜色是暖色调，还是冷色调？整幅画感觉是欢快的，还是伤感的？这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观感觉，胜于教师的讲解。 （3）课后，美术欣赏课很少有明确的课后作业或者练习，知识得不到巩固，加之欣赏活动多而分散，学到的知识很快就忘记了，所以，在教学中，可以给每节欣赏课设计不同类型的课后练习。如，在教学浙美版十三册“齐白石”时，课前我让学生观察寻找真实中的虾跟齐白石老人的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课上分析讲解后，课后再让学生回去仔细观察虾，比比真实中的虾跟齐白石画的虾是不是真像教师或自己观察的那样不一样，并动手用自己的方式去画画虾，以及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性。这样就把课堂的欣赏与生活联系起来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与主动性。 2.多角度鉴赏美术作品 （1）对于一件美术作品，因为最突出的美点不同，所以备课、授课的侧重点也应不同。有的作品须侧重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故事；有的应侧重于艺术家奇特而巧妙的构思；有的应侧重于形象的空间组合和画面构图；有的应侧重于造型与材质的表现力；有的应侧重于形象造型的寓意和联想；有的应侧重于对整体空间和自然环境的关照；有的应侧重于某种造型形式因素的运用。最重要的是教师能准确抓住作品的诸多美点之中一两个最为突出的美点，以此设计教学。 （2）美术欣赏课不应是一味地欣赏，有的时候让学生临摹作品，从中体味作品的内涵，这样就打破了欣赏课纸上谈兵、光说不练的局面，更有助于学生理解作品。美术教学的四个领域――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综合探索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相互交融与渗透，形成多向互动的关系。因此，欣赏教学与工艺、绘画的教学并不是孤立的，恰恰相反，欣赏教学始终贯穿在整个美术教学过程中，他们的关系是互为作用的，学生有了绘画的实践，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认识艺术作品，而在欣赏艺术作品之后，他们就可以将作品的精华运用到自己的制作中。在学生有所体会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为继续探求美作好铺垫。 3.培养学生自信力 教师在教学时要给学生更大的心理空间。不要以自己的角度来审视学生的表现；更不能不顾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语言能力，用过于理性化、专业化、成人化的语言对作品进行分析、点评；不要教给学生所谓的“标准答案”，因为任何一件美术作品在不同的人看来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和感受，即使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件美术作品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都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和感受。也要时刻给学生灌注一种思维，美术欣赏没有“标准答案”，自己体会到的就是你对这幅画的答案，而且要积极地把它表达出来。在课堂上，教师要转变教学形式，变教师一人讲为大家讲，先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分析作品，然后鼓励他们讲出观察、分析的感受，讲错了没有关系，讲得好多表扬。当然当学生的理解与作品表意相差太远时，可以提出一些导向性的问题，启发和引导一些偏差认识回到较为正确的思路上来。例如，在教学浙美版十四册“现代生活的视觉语言”中，我紧扣学校对标志的需要，让学生共同为学校出力设计一个标志。在设计之前，以宾王中学的标志作为例子，让学生想想宾王中学的标志是有怎样的含义，作者是怎么构思的。学生怯生生地回答了一句“像蜗牛”，然后等我批判。我鼓励学生：“对啊，是有蜗牛的含义，你们比老师厉害，老师在没了解以前都看不出这含义，其实标志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你觉得像它就是。”一鼓励以后，全班学生争着讲，学生的回答保证设计者都没想到，但又很中肯。 （作者单位 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初中）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的美术作品鉴赏研究 美术的学习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技能和技巧的训练，他应该是被作为一种文化和能力来被认识和培养的。新课程标准要求美术老师在教学中，除了要教会学生自己动手画画的能力外，还应该要教会学生全方位和多方位的认识世界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主要是要通过历史、文化、经济、人文、宗教等等一系列的知识面来扩展。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不能脱离当时所具备的文化环境而单独存在，美术作品只有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够更好地被认识和解读，在美术的教学中只有将美术作品与广泛的文化情境联系，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在美术作品中扩展视野，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美术作品鉴赏文化情境的含义 文化情境主要是指一件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创作的过程中所依托的文化环境、特征以及条件。在对作品的鉴赏过程中注重文化情境，可以使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含义，同时还可以帮助人们通过作品更好地了解一定的科学特征和社会人文气息。任何美术作品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创作出来的，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单纯的技能技巧的欣赏层面上，而是应该将作品放到一定的文化情境中，认识到作品的特征、表现形式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 二、文化情境下的美术作品鉴赏教学 1.美术作品鉴赏与相关的情境结合起来 美术作品的鉴赏是要通过视觉、心理以及心境的共同感来完成，观赏者需要首先从视觉上产生感受，继而进一步提炼出作品想要表现的思想感情，从而从情感上产生共鸣。 比如在欣赏中国画时，教师可事先在教室多挂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近代、现代的中国画图片，使学生一进教室马上置身其中，同时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在欣赏过程中，教师可播放一些中国的古典音乐来启发联想，并借助古诗词描述出一幅幅清丽、淡雅的中国画，以此内化学生的情感体验。因为中国古诗词、中国的古典音乐、中国画三者都善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所以借助古典音乐、古诗词既可以渲染学习气氛，又能帮助学生通过情感联想理解中国画的墨分五色、色彩淡雅的艺术特色。 2.美术作品鉴赏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 美术和音乐与历史以及文学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因此在美术作品的鉴赏中，可以相应地加入音乐、文学等等学科知识，丰富教学背景。比如在介绍画家生活年代以及国家时，就可以适当地加入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再比如对作品进行鉴赏时，还可以相应地加入与美术作品主题相应的音乐，来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情感环境，以促进更好地教学。一般学校只把欣赏中外美术作品作为美术赏析课程的重点，却忽略了与美术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领域。美术赏析课程更应具有综合性。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世界闻名的绘画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经济政治的进步紧密相连的。因此，人文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政治都要融入到美术赏析课程中去。只有这种各种学科的融合，才能使学生更快地提高学习的兴趣，提升审美能力，才能用学生能够用更广阔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更深层次地领悟生活真谛。 3.美术作品鉴赏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 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生活中的美术现象随处可见，因此我们在进行美术鉴赏教学时，可以将校内与校外，课内与课外的活动结合起来，将教学中的活动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这样不但可以让学生真实地感受作品的魅力，同时还能够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创造更加广阔的文化情境。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学校建筑中的走廊教室等场所来展示学生的作品，营造艺术氛围，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欣赏及评述美术作品的能力，同时，还能够起到美化校园的效果。又比如在欣赏建筑艺术时，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走出校园，去评述日常生活中的建筑布局和特色，因为这些建筑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建筑，因此学生在进行分析和评论时也会产生出浓厚的兴趣，对于艺术作品的鉴赏也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4.美术作品鉴赏与表演结合起来 美术鉴赏课程是学生通过对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等的欣赏，来发展学生的审美意识，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在美术鉴赏教学中将美术与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可以更好地活跃课堂气氛，表演中的语言以及形体展示来让学生通过观察了解各种形体动作，从而更好地积累素材。比如在鉴赏外国雕塑《拉奥孔》时，为了能更好地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被巨蟒紧紧缠身的痛苦和挣扎情景，教师就可以适当地安排学生到讲台前来进行表演，学生通过表演拉奥孔以及两个儿子被巨蟒紧紧缠身时痛苦地扭动奋力挣扎的情景，学生通过亲身的表演以及身临其镜的观察，可以对雕塑作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在学生头脑中也会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三、结语 美术鉴赏教学是美术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教师的指导，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体会到古今中外优秀美术作品中作者的创作思想和精神内涵，同时美术鉴赏教学也是对学生美术欣赏及评述能力的扩展和延伸，它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尊重世界多元化文化的情感和态度。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的美术作品鉴赏 摘 要：每一件成功的美术作品都不是单纯的一件东西那么简单，他们都有自己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历史含义，而且其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感情色彩。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学生在浓厚的文化情境中去体会美术所特有的那种感觉，使学生能够将美术作品和其所处的文化历史联系在一起，进而能够加深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认识，并且激发学生对自己祖国的优秀历史文化的热爱，促进学生对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理解和尊重，以期他们在人类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进程中做出贡献。 关键词：文化情境；美术鉴赏 社会在进步，新课程的要求也在不断改革，而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应该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景当中，对加深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认识，对提高他们在美术鉴赏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文化情境中进行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作品的作者当时所在的具体环境，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美术作品的鉴赏，是最好的鉴赏方法。因此，老师在平时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的时候，在向学生教授美术鉴赏方法、技巧的同时，还应该要注意对文化情境的创设，达到不断提高学生对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力以及他们的人文素养。 1 美术鉴赏与人文精神 美术鉴赏作为当代学校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不但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而且还能使学生在更高层次认识人性的真、善、美。如果说其他课程锻炼的是学生的理性思维，那么美术鉴赏就是在培养学生的感性认知。进行美术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发现和感受到所处社会和大自然的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美，教会学生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世界，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艺术创造力。在老师进行美术鉴赏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带领学生，让他们学习到如何去欣赏那些古今中外的非常优秀的作品，通过接触那些不同的艺术手法，再清楚地了解到各个艺术流派特色的同时，还能够感受到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所产生的不同的美术作品所特有的美感，进而达到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使之建立起良好的审美观。 2 在美术鉴赏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美术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历史文化的集成和发展的方式，他除了能够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之外，还能够起到对学生的人文教育的作用。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及人类的情感和思想的传递的过程当中，美术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所以说不断提升学生对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就要求老师在平时教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不单单是为了教会学生如何去机械地鉴赏一件美术作品，简单地知道美术作品的好坏之处，并不是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的最终目的，除了这一方面，还应该让学生了解到美术作品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辨别作品优劣的同时，深刻地体会到作品当中所蕴含的美，以及作品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 3 为美术作品创建真实的环境背景 众所周知，任何艺术都离不开实际生活，而艺术对人们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一件美术作品，它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件孤立的东西，一件好的美术作品是离不开社会日常生活的，所以，学生学习美术鉴赏的同时，还应该学习美术作品所带来的特有的历史文化。因此，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应该不断地引导学生，让学生能够体会到美术作品的时代性，体会到作者深刻的创作情感等。另外，在鉴赏美术作品的同时，还应该能够对其美术作品和自身、大自然以及所处社会的微妙的关系，培养自身的文化素养，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以及艺术。 我国存在好多的民间资源，比如说具有独特当地风情的建筑、工艺等，这些都是美术作品鉴赏教学最好的课堂。所以说，在进行美术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地利用这些本土的资源，使得学生的美术鉴赏的过程中，能够根据老师的引领近距离地体会我国民间艺术的独特之处，对美术作品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要达到以上的效果，还需要学生自己的配合，在课余时间学生可以根据老师之前布置的问题，进行分组调查，比如说民间的木偶戏。在木偶戏的场地、造型、服饰以及表演人员的唱腔等方面，写生都可以带着老师的问题去亲身体验。一张大桌子就是木偶戏的舞台，在很远的地方人们就能够听到木偶戏表演的鼓乐和演唱，一个表演人员可以同时做到唱、做、念、打以及奏乐。通过对木偶戏表演的一系列的过程，学生更能够体会到木偶戏的历史背景，并且对那一阶段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刻地了解。 学生在平时的仔细走访与观察中就会发现，木偶戏作为我国民间的极具价值的艺术瑰宝，但是它的观众一般都是那些中老年人，对年轻人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且在它的表演方式、形式没有任何变换，十分单一，几千年流传下来木偶戏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没有经过任何的改革与创新，这些与当今社会的多样化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木偶戏的传承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通过这些经历，学生就可以充分地挖掘出他们的爱国、爱祖国历史文化的热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自身的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 4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媒体 艺术与艺术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彼此渗透的。黑格尔曾经说过，音乐和绘画之间是存在亲切家族关系的，因为他们在人们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当代的艺术教学活动，在对材料的处理上面，绘画就可以打破界限进入音乐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进行美术鉴赏的时候，老师可以借助于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对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是很有用的。例如，老师在带领学生学习罗中立的著名作品《父亲》的时候，在画面上呈现的父亲的脸是古铜色的，老父亲脸上的沟壑以及汗珠，老父亲裂开的双唇和微微露出来的牙齿等，这些描绘统统都是作者对老父亲敬爱之情的体现。同时，绘画的背景是在一片金黄色，金黄色代表着太阳，也是希望和丰收的象征。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于音乐歌曲《老父亲》，优美细腻的画面，再加上演唱者饱含情感的演唱，就把父亲的伟大表达得淋漓尽致。老师还可以再加上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影视片段，适当地对当时的气氛加以渲染，这对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有很大帮助。 在鉴赏美术作品的过程中，有了音乐和动人画面的渲染，对学生而言，都是最直接的听觉以及视觉的冲击，这就会让学生觉得更直观，并且由画面中的老父亲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在学生观看、聆听、联想的一系列情感的变化过程当中，学生就能够真正体会到这幅作品命名的真正含义，并意识到具体生动的多媒体设备对美术作品的表现作用。 5 结束语 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匮乏，美术作品的鉴赏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好的选择，在美术作品鉴赏的过程中，人们不但可以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还能填补自己越来越匮乏的精神世界。另外，要学好美术鉴赏，一定要有历史文化情景的保证，让学生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景中加深自己对美术作品的感悟以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高中美术作品鉴赏教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 摘要 高中的美术课程是集应考和鉴赏为一体的教育，虽然外向的应考作用可以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美术绘画方面的技能，但是内向的美术审美鉴赏能力则更为重要。扩大学生美术方面的知识面，树立良好的审美意识，形成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对学生的综合素养的提高极为重要。美术鉴赏可以促进学生艺术修养的提高，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 高中美术；教学；鉴赏能力 一、前言 高中美术教学活动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有一定的美术素养，进而掌握一定的美术鉴赏能力，这是学生在创作和设计等活动中必须具备的能力。美术课程的重要价值首先就表现在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对美的敏感度，进而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最终达到学生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还有责任感。美术鉴赏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锻炼达到的，需要教师和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共同完成，在欣赏和创作美术作品中潜移默化的完成。 二、提高学生美术鉴赏能力的原因 1.学生在美术课堂上存在对美术的误解 高中新课改以来，为了改变学生直线条的思维方式以及教师单纯的教授学科知识等情况，美术课程目标划分了创造、设计、鉴赏以及探索四个阶段和领域，为的是使学生能够多角度综合的了解学习美术课，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和综合素养，但是研究发现，这四个阶段和领域中，学生对鉴赏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大多数学生对美术课的理解就是教师教他们怎么学会画画，他们对美术的范畴几乎不了解，对高中美术课中的鉴赏课也缺乏印象。 2.学生学习美术课时丧失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是所有为人师表的教师都知道的至理名言，但是现在的高中生对美术鉴赏课几乎毫无兴趣，使得提高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成为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点：首先是，家庭教育因素，学生在很小的时候，家里的父母就告诉孩子美术就是画画，在孩子画的好的时候给予鼓励和奖赏，误导了孩子对于美术概念的判断。其次是，教师虽然在努力执行新课改的各项任务，但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教学模式已经让教师很难改变过来，陈旧的教学模式导致课堂气氛沉闷，不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甚至讨厌美术课上的理论知识讲解。最后是因为学生对美术鉴赏课了解甚少，认为那是一种高不可攀的境界，自己是不可能掌握这样高雅的鉴赏能力的，信心的缺乏也是学生缺少兴趣的原因之一。 三、培养和提高学生美术鉴赏能力的方法 1.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应强化理论学习，提高综合素养 美术鉴赏课需要教师拥有良好的系统的与美术有关的史学知识和美术专业知识，美术教师在课堂上作为主导，本身就应该具备扎实的美术功底，广泛涉猎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丰富自己的知识体库。不断的学习和强化自己的理论知识，厚积薄发，才能在课堂上游刃有余，将美术课上的有声有色，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审美教育需要仰赖教师的综合素养，教师只有将自己装备好，才能带给学生以美的感悟和体验，启发学生，让学生学会自己探索审美意识，建立审美观念。美术老师要根据学生各个阶段的认知规律因材施教，让学生发现、欣赏和创造美。 2.联系历史实际，发现作品中的美 高中的美术课强调美术作品的人文性质，要重视美术和生活、美术和历史文化的关系，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注重创设情境，针对教学过程中的美术作品，可以用与作品相关的历史故事、音乐或者其他材料进行教学，让学生能感受到作品中的审美意境，体悟作品包含的精神。在有限的美术教学时间里充分激发学生的人文情怀，引导他们树立美术鉴赏能力的观念和意识，然后让学生自己发现作品中的美，进而发现生活中的美，最后自己欣赏美和进行艺术创新。 3.善于运用多媒体工具进行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讲解为主体，课本是中心，学生作为学习者只是被动的接受教师所讲述的内容，学习是很局限的，并且学生缺乏听课的兴趣，效率非常低下。现代教学当然不能再因循守旧了，信息化的社会，不仅是教师，包括学生自己都可以从网上了解到很多讯息，所以课堂上更是应该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工具，让美术学习变得生动有趣，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学习方法和途径，营造美术鉴赏的一种氛围，让学生通过过程性的了解和学习，处理艺术信息，提高美术鉴赏能力，构建良好的艺术认知体系，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方法和审美意识。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让美术鉴赏课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更加生动形象的课堂氛围中产生对美术鉴赏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掌握美术鉴赏的基本能力。 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不仅可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还可以开创新的教学欣赏模式。动态的视屏和相关的美术作品等资料相结合，影片欣赏和启发性的问题相连接，带给学生全新的课堂体验，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并且还提高了课内的教学效率，使美术学习的过程得到优化。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鉴赏能力也会进一步得到提高。 四、结语 在美术鉴赏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精心备课，探索多样且有效的教学模式，注重美术作品中人文情怀的显现，激发学生自己对美的探究，让学生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掌握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并且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最终提升自己关于艺术方面的综合素养，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养成健康的良好的审美情趣。学生在综合的立体的教学模式下，通过对美术作品的作家、艺术现象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掌握运用文字和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审美感受和认识的方法，提高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高中美术作品鉴赏应重视民族精神教育 【摘 要】高中美术作品鉴赏重视民族精神教育，既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高中美术作品内容丰富，大量作品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高中美术鉴赏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要正确对待外来思想文化，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从而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关 键 词】高中美术；鉴赏； 民族精神 、教育部决定，从2004年开始，每年9月为“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作为普通高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中美术鉴赏课能使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美术与自我、美术与自然、美术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理解文化艺术，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美术鉴赏课重视民族精神教育，将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学生的终身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需要。民族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及其社会理想的精神性文化。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作为高中阶段的美术鉴赏课程，它对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发展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无论从爱国主义角度还是课程本身而言，都要积极培养学生善于学国传统文化的品质、体会祖国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尊重，锤炼充满理想、不断进取、乐观向上的信念，激发个体创造力，逐步确立民族文化自信。 其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是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美术鉴赏课不仅要传授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还要发挥传承文化艺术、弘扬民族精神的作用，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道德思想素质基础。这就要求美术课不仅要关注知识、能力目标的落实，而且要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情感因素，采取有效的方式落实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这同时也促进学生知识学习和能力的提高，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指导自己的言行。 当下，由于美术课不是高考科目，有的学校美术课时难以得到保障；有的教师不重视美术教学，更不愿意挖掘美术作品的深刻内涵，美术鉴赏课的德育功能难以发挥，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功能也很难真正实现。 一、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民族精神渗透在整个民族文化的各个环节，贯穿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集中体现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二、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在美术作品中的体现 我国的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术共同构成世界美术的多元化。美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课程具有传承文化艺术的功能，而中华民族精神又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因此，我国许多美术作品不仅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1. 体现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贯穿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作为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但有共同的要求。高中美术鉴赏中徐悲鸿的《奔马》在表现手法上将西洋画中的解剖与中国传统笔墨相结合，显示出徐悲鸿以中西融合的方法改造传统中国画，以使之具有面对现实能力的思想。在主题上，他以昂首飞奔的骏马来表达对民族前途的关怀和希望。徐悲鸿这幅作品起名《山河百战归民主》，表达了他对新中国成立，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的喜悦心情和对祖国未来的期望与情感寄托。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不仅要补充作品的创作背景，还要重点介绍徐悲鸿生平事迹，徐悲鸿的大量作品都饱含着他的爱国之情。 2. 体现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先民很早就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个体必须结成整体，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整体意识在全民族得到普遍认同和升华，成为团结统一的精神。徐悲鸿的另一幅作品《愚公移山》创作于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徐悲鸿还在印度访问。1940年4月，徐悲鸿喜闻国内传来鄂北大捷，非常高兴，他感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积小胜为大胜，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他以中国传统故事“愚公移山”为素材，创作了一幅作品，以表达他的这种思想。 3. 体现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素来以热情好客、睦邻友好、崇尚交流著称于世，以“礼仪之邦”享誉于史。正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赞誉。高中美术鉴赏中有多幅作品体现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潘鹤、王克庆等集体创作的雕塑《和平》就有深刻的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平》雕塑共有两件，一件置放在日本长崎市的和平公园，一件置放在北京复兴门大街。旨在让日本人民和政府以二战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推进中日友好关系，维护持久和平。作品以洁白的大理石为材料，用写实手法雕刻了一位身着中国衣裙的美丽少女，她长发如云，长裙曳地，形体完美，舒展双臂，回眸注视着落于臂上的白鸽，俨然是一尊护卫和平的圣洁女神，使人的心灵受到洗礼，感到和平之可贵。通过教师对作品的分析，向全体学生传达了作品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增强了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教育。 4. 体现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历来把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不畏强暴、英勇顽强视为优良品格。正是这种勤劳勇敢精神，奠定了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立业根基。方增先于1955年创作的中国画《粒粒皆辛苦》就体现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该作品画的是一位老农蹲在地上伸臂在捡拾地上的麦穗，其后是两辆装载满捆小麦的驴车，毛驴吃力地拉着向前。从老农左手拿着鞭子和两穗麦穗来看，显然他是随车而行，不时拾起地上的麦穗。此画充分地表达了农民珍惜粮食的情感，画家又以“粒粒皆辛苦”为题，旨在启迪观众。 5. 体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反映了中华民族永无止境的创业追求、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王文彬先生的油画《夯歌》表现了骄阳似火，晴空万里，一群朝气蓬勃的姑娘在水利工地的大坝上打夯。打夯本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画面似歌伴夯起，歌伴夯落，具有音乐舞蹈的节奏美。作品又以仰视的角度，塑造了姑娘们自强不息、顶天立地、健康快乐的形象。通过作品分析，让学生更加明白追求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他们的重要意义。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面对今后人生的创业，更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 三、美术作品鉴赏教学要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高中美术教学不仅要通过作品鉴赏让学生理解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更要在教学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1.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强调：“尤其要引导学生深入地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增强对祖国优秀文化的理解。”美术作品本是文化的载体，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因此，在美术鉴赏教学时，要重视中国古代绘画、古代雕塑和古代工艺美术教学，了解创作意图，理解创作风格，挖掘文化和精神内涵，引导学生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2.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正确对待外来思想文化。高中美术教材呈现了多幅外国巨匠的作品，这些作品提高学生对美术作品的内容、材料、形式、风格多样性的认识，使学生体验美术与生活的关系，陶冶审美情操，提高生活品质。我国的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术共同构成世界美术的多元化，因此要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作的优秀文明成果，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新课程标准也要求我们培养学生提高鉴别和判断能力，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 3.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纵览古今，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悠久的文明进程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在上美术作品鉴赏教学时，要不断引导学生逐步形成敏锐的洞察力和乐于探究的精神，鼓励想象、创造和勇于实践，让美术教学在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发展动手能力和开发潜能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只有不断注入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才能使民族精神博采众长、日益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