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症状体征在诊疗中的价值,用现代手段对其进行细分和拓展,有助于弥补现代医学在功能性疾病诊疗方面的短板。而将平衡观贯彻到治疗当中,尤其将对机体的调节作为疾病治疗的重要靶点,有可能在获得更好疗效的同时,避免了对机体调节功能的破坏及耐药性的产生。现代医学是一门建立在严格实验基础上的科学,但也因此忽略了哲学层面的分析和指导,导致其在方法和策略上容易陷入误区,造成临床应用进展缓慢及医学研究的投入-产出比失衡等问题。 中医基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以长期实践经验总结为基础,用远低于现代医学的技术成本完成了对疾病的有效诊断和治疗。尤其在现代医学较为棘手的功能性疾病诊疗方面更凸显优势。这充分说明了中医的科学性与现代医学的互补性。而中医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诊疗理念,尤其是其整体观、系统观和平衡观正是现代医学所欠缺的,将中医理念进行合理的运用和借鉴有助于对现代医学的补充和改进。 1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 “还原论”方法是目前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均在直接或间接的应用。其指导思想是将高层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的、简单的对象进行处理,是一种对复杂系统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然而,现代医学研究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分解得越细越好,认为只有分解得越细则研究得越深入,从而忽略了相关功能联系和调控关系的探讨。人体是个极为复杂的大系统,各部分间除了纵向的分解细化,还有横向的复杂联系和调控关系,每一个成分结构的变化都可能引起相关结构的连锁改变,即“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目前技术水平和条件无法阐明这些关系之前,抛开整体谈局部则有失严谨。只简单的、割裂的分解会造成信息的严重失真,这也是大部分体外实验或动物实验有效而在人体应用时却又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中医亦有由高层复杂对象分解为低层简单对象处理的过程,尽管限制于科学技术水平,仅将人体简单的分为精、气、血、津液、神、五脏、六腑等,但古人智慧地将整体观贯彻其中,通过五行生克、经络腧穴、阴阳相制、表里相关等将各个组分关联成一个有机整体。故这种分解虽较为简单粗糙且不够精确,但却非常实用,足以用来描述和解释通过“四诊”所能感知的身体异常,并有效的指导诊断和治疗。这说明,对复杂对象的分解并非越细越好,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选择合适的分解层次。而结合整体观,构建系统的相互作用和调控网络亦是推进医学发展及应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步骤,基于历代医家总结的人体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可以为中医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2重视症状体征 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医学的诊断越发依赖各种仪器设备的检查结果。尽管目前的实验室检查已深入到分子水平,影像学检查也已精确到毫米级别,但由于人体结构和疾病发生的复杂性,辅助检查并不能明确结果。对于功能性疾病(如亚健康状态),患者有强烈的不适感,辅助检查却无法探知任何器质性病变,此时,通过中医四诊获取简单信息,即能对该类疾病进行较为有效的诊断和治疗,必定有值得探讨和借鉴的地方。对中医四诊获取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可发现,其大致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症状和体征,只不过中医的划分更加细致,并依据中医理论构建了机体的相互关联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的概念。症状体征在中医的诊疗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在现代医学中,其作用有被弱化的趋势,甚至有时只是为进一步辅助检查提供指引,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在诊疗中的价值。症状是患者向医生陈述(或是别人代述)自身的不适表现,体征则是医生给患者检查时收获的具有诊断意义的证候。概括来说,症状和体征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患者感官系统感觉到的信息;二是机体各部分呈现的异常征象。这两方面是疾病最根本的表现形式,治疗的目的是令这两方面能恢复到正常状态,故其对诊疗的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人体调控的精密性及系统的相对封闭性,在功能性疾病或疾病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些感官系统感受到的信息及各脏器的轻微功能改变难以通过第三方手段进行精准的监测,而只能通过患者的直观感受及疾病相关脏器状态的异常体现,这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难以改变的,因此症状体征在诊疗中的价值不该被弱化。除对症状体征进行细分和对获取渠道进行拓展外,还应对症状体征所反映的机体功能状态进行深入探讨,构建适应现代医学的证候体系,从而解决现代医学在某些功能性疾病诊治方面的短板问题。 3平衡观指导治疗 疾病的发生主要为两方面,一是机体自身的功能紊乱和代谢失调,二是外在致病因素对机体的损害和影响,这两方面因素在发病过程中极为关键且相互影响。机体自身失调易导致外在致病因素的侵袭,而外在致病因素的侵入,又可加重机体的功能紊乱和代谢失常。治疗时要综合考虑并进行同步治疗和调节,则较单方面治疗取得更好效果。目前,将机体调节作为疾病治疗主要靶点的研究和应用仍然较少,最常见的是通过接种疫苗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从而预防某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在临床上,更多的是强调对致病因素的祛除,鲜有针对机体功能和代谢的治疗措施。这种单纯祛除致病因素的治疗方法,虽然短期效果不错,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导致机体的免疫和调节能力下降及耐药性的产生。相比较之下,中医治疗强调的是扶正祛邪和调整阴阳;扶正祛邪是兼顾两方面因素,并基于机体的功能状态来选择扶正或祛邪为主的治法。若机体免疫力和调节功能较差时,应以增强免疫,改善调节功能的扶正为主,兼以祛邪;当机体状态较好、致病因素也较强时,则选择消除致病因素的祛邪为主,兼以扶正。扶正的方法主要为调节阴阳,即根据机体平衡双方的偏盛或偏衰情况,选择损其有余或补其不足,使之重新达到平衡。中医的治疗不仅兼顾了疾病两方面的因素,还提供了针对机体功能和代谢紊乱的治疗策略,原则上可总结归纳为:以平衡的观念(扶正与祛邪的平衡和机体的阴阳平衡)贯彻治疗的始终。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体中存在大量的平衡调节系统,如交感-副交感平衡、酸-碱平衡、免疫增强-抑制平衡等;而人体与外界之间亦存在各种平衡关系,如正常菌群与免疫系统的平衡、体温与环境温度的平衡等。这为借鉴中医治疗理念,从平衡的角度探讨疾病的病因病机,并用于指导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条件。治疗时,应以重建系统的平衡为度,扶祛损补均不宜太过,太过则导致新的不平衡。故,机体的功能状态及其调节作为疾病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和应用应被重视。 4结语 现代医学和中医是基于不同理念和不同视角的医学,现代医学依托人类现代的科学技术成果,具有诸多优势,但与中医之间并非简单的先进医学与落后医学、新医学与旧医学的关系。中医依托古代的哲学体系,侧重功能性和联系性,擅长通过整体的思维分析问题,这些正是现代医学所欠缺的。因此,在呼吁“中医现代化”的同时,应注重吸收中医的治疗理念,以对现代医学进行补充和改进。事实上,这两个过程是一致的。此外,中医是基于临床经验的总结,有许多诊疗手段尚无法用目前的科学来解释。但也不应盲目拒绝,可作为科研方向进行研究、证实。通过对中医的借鉴,将有助于克服现代医学短板,完善治疗手段,从而更好的运用于临床治疗。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史探讨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6年) 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基本落实,当时的中小学音乐实现了对就有教育体系的系列的沿袭和改造: (一)逐渐形成稳定的音乐学科:1949到1956的七年间,音乐课一直被作为中小学教育的固定科目,总体课时量也较为稳定。 (二)音乐教学模式已基本建立:虽然最初缺乏基本的音乐教学模式,但是教育部在1950年正式了暂行的音乐教学标准,并于1952年谈到了美育的重要性,并将音乐教育作为开展美育的主要手段。 (三)音乐教育服务于政治教育:根据对当时公布的系列文件的研究发现,音乐教育中也包括了大量突显政治特色、强化国家观念的相关内容,当时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是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为主旨的。 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1957-1966年) 1957-1960间爆发的“教育大革命”给我国当时的教育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此外,由于并没有明文规定“美育”的必要性,当时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并不很受重视,音乐教育的总课时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很多学校压缩了音乐教育的所占比重,甚至曾经一度被部分学校取消过。直至1963年国家教育部正式了工作条例文件,中小学的正常教学工作才得以逐渐恢复,音乐教育的教学质量才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这十年是我国包括了中小学音乐教学在内全体教育界曲折发展的十年。虽然也曾历经波折,但是其发展整体方向还是积极向前的,也为后来音乐教育的逐渐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三、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年) 适时正逢全国推广改革开放和落实现代化建设的大好时期,我国的经济水平和文化事业都有了较长足的发展: (一)教学整体内容日益丰富,并得到了很大的改进,音乐教育的具体内容所占的比重也有了详细规定,这些改进都有助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教学考核体系也日益完善,具体的考核要求、方式以及时间都有了较为精准的规定,明晰了音乐课程的考核必要性和实践性。 (三)音乐教育的内在功能也日渐被认可和接受,音乐教育不仅有利于让中小学生学会必要的音乐知识和技能,更有利于完善中小学生精神世界和道德体系的发展,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时期(1991-2000年) 上世纪末我国的中小学教育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音乐教育也得到了很显著的提升。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历经多年的摸索和调整后,迎来了迅速提升发展的阶段,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一)将音乐教育纳入艺术教育范畴:长期以来,我国习惯将音乐教育划分到文化课范围内,不能体现音乐教育的特殊性。如果将音乐教育纳入艺术教育范畴,则可以很清晰地体现出音乐教育的艺术特点,并且将知识学习和技能学习同时囊括在内,实现了与其他艺术教育课程的具体区分。 (二)音乐教育的功能、目标、内容、方法、评估等具体环节的相关体系逐渐形成并得到了较好的完善。音乐教育为培育人和发展人而服务,音乐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很有必要,树立并形成了应有的音乐教育系统理念,同时还增添了必要的教学评估体系。 (三)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大重要组成得到了深入发展。我国的教委会于1989年了国内第一部明确艺术教育的总体规划要求和执行标准的规定文件,具体阐述了艺术教育在我国整体教育体系中的重大作用和重要位置,分析了艺术教育对于提高人才综合素养和总体竞争力的战略意义。1993年中共中央更是针对“美育”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大作用正式了我国的教育发展及改革纲领文件。 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时期(2001年至今) 当今社会对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认可度及推崇度越来越高,音乐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美育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步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一)教育部颁布的最课标为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评估体系提供了建设和完善标准。新课标强调要发展多元化的评价主体,扩充音乐教学效果评估成员的规模和构成。与此同时还要设立和发展多元化的评估方式,例如开展老师与老师、老师和学生的互评、自评,以及上级部门的和学校高层的跨越评审。新课标的颁布和推广、落实不仅对各位老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学生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出了一定要求。 (二)我国的音乐教学实现了以老师讲解为主到以学生自学为主的模式转变,“以生为本”的教学新理念不断被学校和老师认可和实行。时至今日,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培育目标已经发展为从学生角度出发、为学生创造学习条件,引导学生形成和加强正确的道德意识和个人三观理念,培样学生尊重和理解差异性文化等等思想高度层面的相关要求。 六、结语 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反思和创新,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学发展历史的研究,能促进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关群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传统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传播 一、师志传承,提高素养 教师作为培育祖国花朵的园丁,他们的一举一动将会影响着学生们的思想和认识。所以,教师自身的素质对学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据调查目前我国音乐教师在课堂上更多的是以传授西方音乐体系为主体。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首先,自1840年以后,国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其中中小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方面也颇受影响。因此,当面对学生时,他们教授更多的是欧洲音乐体系。其次,由于打开国门后的中国人为了使国家富强起来在各方面向西方学习,却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音乐领域也是如此,因而造成了国人对我国的传统音乐知之甚少。再次,音乐教师由于自身长期生活在这种重视西方轻视传统的环境中,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由此得知,如果想提高我国中小学学生对传统音乐的兴趣,首先必须提高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在传统音乐方面的素养。关于如何提高中小学音乐教师在传统音乐方面素质的途径和方法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观点。冯光钰提出从音乐教育的“母体”出发,即从师范类院校的音乐系入手,此类高校在培养中小学及幼儿教师时,应当注重类似传统音乐文化等课程的开设和培养。从而使从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学生在未来的教师岗位中可以有能力传授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给予学生。 二、尊重传统,把握方式 目前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在教授学生学习音乐知识时大部分是按部就班的遵循教学大纲完成教学任务,并通过钢琴精准的音高和准确的节奏节拍教会学生演唱歌曲。然而,当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时,我们最好较少的运用钢琴和固定的节奏节拍教授学生。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国传统音乐的律学运用的是五度相生律,而钢琴则是十二平均律;二是我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有许多都是以自由的节奏节拍表现的。所以,较多的运用钢琴教学会导致学生在学习传统音乐时失去最初的音乐风格。我国传统音乐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口传心授”为主,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使学生能够整体把握音乐感觉,而且可以直接通过音乐和语言交流从而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心灵沟通。在学生学习传统音乐时,我们应该遵循“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以便学生更好的把握传统音乐的学习。除此之外,由于中小学音乐课程本身的内容是让学生感受和欣赏音乐。所以,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应当尽量的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和欣赏到最真实的音乐。由此我们应当提倡“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方法。“请进来”是指在有限的条件下,可以请一些民间艺人走进课堂,为中小学学生讲述我国传统音乐的历史与发展。“走出去”是指我们应该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去感受我国最纯真、最淳朴、最淳厚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通过实地观看传统音乐的形式,体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学生从理论到实践感受和欣赏我国传统音乐,从而提高学生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兴趣。 三、坚持方向,实现创新 在当今全球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各领域各部门分都应该充分加强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视,要坚持中小学传统音乐教育的正确方向,把握好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本文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中国传统音乐的统治地位,忽视西方音乐,搞文化复古主义。我们并不是要原封不动地继承传统音乐,而是要实现要对传统音乐教育的创新。立足于当代中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实践,是进行创新的基本要求。我们一方面不能离开传统音乐,空谈教育创新,任何形式的音乐,都不可能摒弃传统音乐而从头开始。这是我们进行音乐教育创新的根基,这其中蕴含了太多艺术家们一生的积淀。另一方面,在音乐教育创新的过程中又不能过分拘泥于传统音乐,也要随着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这就需要不同民族音乐之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在音乐交流、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中,必须以世界优秀音乐为营养,充分吸收西方音乐中的有益成果,海纳百川、熔铸百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永葆文化生命力和文化的民族特色。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要想让这条河流越流越大、越流越长,就必须保护好它的源头和支流,也就是说我们在音乐教育创新的过程中,既要反对一味固守本民族传统音乐,拒绝接受任何外来新音乐的“守旧主义”和“封闭主义”倾向,又要反对一味推崇西方音乐,根本否定传统音乐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倾向。 作者:苏杭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改革探析 一、素质教育背景下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徐沛东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出,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茁壮成长,培养孩子的艺术素质,但每个时代都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教育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各级少年宫和文化馆,现在变的更家庭化、个性化,有些家长互相攀比,花了很多钱,负担很重。徐沛东认为,要加大社会对儿童艺术教育的力度,不能光靠家长。应该由国家来负责,不是盖几个图书馆,弄些设施就可以,而要真正的把实际有用的教育让孩子们学习。徐沛东还建议,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是好事,针对特殊的艺术天才,可以特殊培养。 二、让中小学音乐课“活起来” 在大多数学生家长的意识里,我国的中小学音乐课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等同于“唱歌课”。顾名思义就是教师打着节拍唱,学生跟着教师唱,毫无新意可言。事实证明,这种教学模式并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热爱音乐的本性,反而会增加学生对艺术的厌恶和排斥。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热爱音乐的情感受到极大的抑制。而素质教育下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要让课堂“活起来”,要满足学生自我表现欲,让音乐课堂焕发活力。 (一)突破传统音乐教学,寓教于乐 中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他们天性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是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充分展示智慧,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较为宽松和自由的课堂氛围和表现平台,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寓教于乐,展示才华。 (二)为音乐教学注入鲜活气息 素质教育下理想的音乐教学应该是将歌唱、身体律动、游戏、表演、即兴创作等形式相结合,这样可以统一调动孩子们的听觉、视觉、身体动作与心理情感,让孩子们理解复杂的韵律的同时,得到完整的音乐体验。这一教学过程的最大优点是将枯燥的教学活动变得轻松和快乐,引发孩子们对音乐艺术的兴趣,从而自觉自发地学习音乐,并逐渐形成其全面的音乐素质。作为一名中小学音乐教师,只有不断探索和实践,才能让音乐课真正活跃起来,全面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说:“我的科学成绩很多是从音乐启发来的。”实践证明,音乐可以启迪智慧、开发智力,在提高人的创造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音乐教育是中小学必备课程之一。音乐中乐曲的旋律美、歌词的语言美、音响的意境美、是其它学科难以比拟和代替的。音乐教育不仅能够陶冶儿童情操,活跃思想,还能激发创造想象力,放松自己,使学生在享受音响美、配器美、意境美的过程中以美怡心,彻底放松。 作者:蔡珍 单位: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中学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学生音乐教育论文 一、创新教育应树立新的教师观 在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对教育工作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不单单只是传道、授业及解惑,而是不仅要教书育人,还要具备视野开阔,学科专业水品要高,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较高的理论水品以及沟通能力。当然,总结下来要想当好新时期的教师,无疑就是要树立新的教师观。 1.教师不代表权威 陈旧的教育比较强调教师的尊严,学生对于教师的一言一行需要听取,非常注重教师在学生心中的地位。这也导致了教师的权威地位,致使学生的想法被忽略、拒绝,长此下去对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主动性都会失去。因此,要让学生与教师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就要把学生当成有主见、有思考能力的人,尊重他们的选择,对学生自己的意见要允许他们发表。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及创造性。 2.教师只是作为对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能力的一个培养者现今计算机辅助教学已经实施,网络教育也逐渐开展起来,科学文化知识覆盖面也不断扩大,且速度也逐年上升。在短短的几年间,教师不可能完全把学科的所有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也不是过去单一的角色,即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应该是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培养各种能力与积极个性的人。所以,其教学中心应是“学”。 3.在学生的人生中,教师只是引路人 教师为了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学习潜能有更好的掌握,观察及交流沟通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学生能正确把握人生目标、方向,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及能力等特点,在学生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地设置不同的路标,引导学生有更高远的奋斗目标。当然,另一面上,教师要想作为学生健康心理、良好品德的促进者、催化剂,就需起到自身经验与榜样的作用,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调试、自我选择,鼓励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和个性发展的动机,并能使其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二、创新教育应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 教师要在传授知识及培养能力两者之间把关系处理好,就一定要在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上加重培养,从而引起学生的质疑,进而去调查、探究。教师应做到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对不同的需求都要满足,对个体之间的不同也要关注。在教育环境的创设上,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主动参与,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能很好运用知识、掌握知识。 三、只有对教学方法设置的加强,才能创新教育 (一)为激发兴趣应采用背景音乐,创造艺术氛围 学生上课进出教室时,其背景音乐一定要选择明快、活泼且节奏感强的优美歌曲或者是乐曲。这样在音乐课中可以创造不一样的艺术氛围,对学生在学习音乐课的过程中会激发起兴趣与向往。 (二)为引发兴趣应采用范唱、范奏 为了使中小学学生的情感得到共鸣,可以采用教师或学生范唱、范奏。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甚至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比如,在对《天鹅》欣赏时,会大提琴的学生可以进行演奏,这对课堂教学会有明显的促进效果。 (三)为增加兴趣应采用电教、媒体等教具 对音乐教育的感染力、时效性的增强离不开电教及媒体。教师可以在开头,就创设出引人入胜的效果,在中间营造出花团锦簇,结尾时抛砖引玉,这样能让音乐课更加形象、生动,让知识成为一体化、网格化。这样,在现代化的音乐教学实践中,可以让学生产生愉悦之感。 四、结束语 为了让中小学音乐教育得到创新,对学生的创新意识有所培养,就需要在中小学音乐教育基础之上,对其课程、课堂教学、学科评价等方面进行改革,对其内容开始拓展,对其学科的特点优势充分利用。这样可以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所推进,也可以让人类历史向前迈进一大步。 作者:卢君 单位:河北省廊坊市第十七小学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国内中小学音乐教育状态研究 什么是音乐?识谱、乐理究竟是学生学习音乐的一把钥匙,还是一堵墙?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有三把: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学,一把是音符。”美国一科学家对学生做了多次实验,结果表明:每天坚持听十分钟音乐的学生,比不听音乐的学生智力得分要高得多。拓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音乐综合技能技巧,大力发展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是当前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1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 1.1学校音乐教育不够普及、不够深入 基础差,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蘅,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仍不健全,音乐课开课率不平衡,有的还很低,音乐师资缺额大,外流情况严重,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真正的投入少,整体上教学设备奇缺等等。面对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课堂结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仍然沿用以前的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广度,轻深度;重传统,轻创新。音乐教师常为“阵地被占领”(音乐课被“主课”占用),“地盘被侵略”(音乐教室被挪做它用)而苦恼和叹息。这种现象在高中阶段尤为普遍与严重。这种为了提高升学率,忽视音乐教学的现象大量存在,从而音乐教学也就走了过场。 1.2社会主流媒体的责任心不强 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学生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去获得自己喜爱的音乐。电视、录音机早已司空见惯,复读机、随身听、mp3、电脑等都已成为学生们获取各种社会信息的渠道,音乐也不例外。近几年网络歌曲、超级女生已风靡全国各地,这些新时代的产物对我们的中小学生及社会青年一代无疑造成了一股很强的冲击影响。运用这些音乐资源的时候,要注意给学生以必要的指导,不能放任自流。首先要提供好的内容和引导正确的艺术观,在这些资源库中,存在着良莠并存的无序状态,对艺术鉴别能力有待提高的中小学生来说,如不加以引导,势必会受到一些低级庸俗音乐的消极影响,以致产生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对于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2中小学音乐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2.1中小学音乐是中小学生人格、品质的净化剂冼星海说得好:“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音乐课是一门具有开发智力、陶冶情操、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综合性育人功能的课程,它主要是通过美的渗透来影响青少年的精神境界,也是他们心灵的净化剂。教师应该用音乐艺术那独特的艺术魅力去感染学生,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颤,心灵得到净化,情操得到升华。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对艺术,特别是音乐,道德内容是其灵魂,是其存在的意义。可见,音乐在净化人类灵魂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校音乐课的一切形式都应当宗旨在发展学生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的道德水平,让学生在音乐课内感受美,欣赏美,识别美,创造美,并在教育过程中渗透思想品德的教育,使音乐教学真正成为灵魂的净化剂。 2.2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和开发中小学生的音乐潜质 音乐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改革的首要任务,艺术教育不应只注重知识技能,而更重要的是艺术感受,培养人的创造性。音乐课不单纯是教学生唱歌,学生还要看、要听、要动。要让学生充分地感受音乐、鉴赏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参与,破除学生对音乐的神秘感,使学生对音乐感到十分亲切,在多听、多唱、多想、多做、多动中进行音乐的学习和创造。听赏课曲目的选择则要为学生提供多听、反复听、对比听的可能。还有,新教材中出现了一种新颖的教学活动形式——综合表演,小学低年级主要安排了“歌表演”、“随着音乐表演”、“音乐网页”等活动形式,教师则在具体环节上给以指导。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音乐兴趣的同时,还应着重学生音乐潜能的挖掘,激发每个学生的音乐潜质,为学生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3加强中小学生对音乐的理解有利于培养人的综合素养 俄国音乐理论家霍姆斯基说过“音乐教育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应该是人的教育。”这句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除了让学生具备一定的音乐修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人的综合素质得以培养与提高。但是喜欢音乐却缺乏音乐素养的人却很多。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是偏爱流行歌曲,无论是在放学的路上,还是课后,你都能听到学生哼唱的总是流行歌曲,甚至在校园歌曲大赛上也听不到民族风的艺术歌曲,取代的都是通俗和摇滚乐。怎样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呢?教师应从“多听、多练、多看”这三点来抓起。多听:聆听能使学生欣赏和理解音乐;多练:练习识谱,视唱,节奏与和声等;多看:看音乐方面的书,比如音乐专业基础知识,音乐文化书籍。学校应以多种手段来鼓励学生提高音乐素养。 音乐是美的艺术,音乐教师是美的传播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带领学生走进音乐的殿堂,去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与创造美,塑造美的心灵、美的人格,让学生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生活。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这就需要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为培养造就适应新时展的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高素质人才而奋斗!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创新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民族音乐更是绚丽多彩,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中国民族音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形成,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气质的象征。今天民族音乐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是各个国家、各民族之间增进了解的通用语言。中国民族音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打开了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窗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小学生中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可以让中小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拓展他们的艺术视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审美教育形式。 一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 民族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审美教育手段,它的作用不只是美育本身,而且有益于中小学生的德、智、体全面提高。首先,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民族音乐在给中小学生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教育中小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刘天华先生作于1931年春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1931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有军阀混战,外有日寇入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对生活都抱有一种悲观情绪,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偏移。刘天华先生的这首《光明行》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明快坚定,节奏富于弹性,用主和弦分解进行构成的号角式音调,在乐曲中占主导的地位,这一切都使全曲生气勃勃,充满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和对光明前途的乐观自信。刘天华先生借这首乐曲来鼓励国人,并且告诉国人,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我们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中小学生们在学习这首乐曲的过程中,通过老师的正确引导,很容易理解这首乐曲的中心思想。这样一来,中小学生通过民族音乐不仅接受了审美教育,同时也接受了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积极的作用。民族音乐赏析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它可以让中小学生在赏析民族音乐的过程中了解音乐家以及音乐作品的意义、价值,使中小学生掌握大量的感性材料。如在欣赏二胡曲《二泉映月》的过程中,老师可以讲讲其作者华彦均的故事,通过对曲作者生平的讲解,让同学们了解到《二泉映月》并不是一首赞叹美景的作品,而是一首作者吐露心声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同学们不但懂得了《二泉映月》这首乐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还学会了应该如何去赏析其他同类型的乐曲。所以说,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是很有帮助的。再次,通过民族音乐教育可以培养中小学生发现美、认识美的能力。前面已经提到过,民族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小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老师还应该教授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让同学们通过这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去发现民族音乐之美,并学会怎样认识民族音乐的美。综所上述,民族音乐教育对中小学生各方面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应该在中小学教育中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现行的音乐教材中,民族音乐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例,各地音乐教材中都增加了乡土教材的内容。这表明教材编写者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我们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流行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强烈冲击。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张口就能说出一大批流行歌星的名字,他们平日里主动接触的也仅限于流行音乐。因此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对音乐的了解仅限于流行音乐,而对民族音乐的了解少之又少,在中小学生的音乐生活中民族音乐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另外,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热衷于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的学习。而在对民族音乐的学习上,尤其是民族器乐的学习上,很多家长和学生视民族乐器为“土”乐器,不愿意学习。这样就造成了某些民族乐器后继无人,乃至失传。 第二,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中小学生民族音乐教育不被重视。虽然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实际教学中看重的还是升学率,把升学率看作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来,不属于升学考试课程的音乐课自然而然地就受到了其他“主课”的排挤。很多中小学的音乐课可有可无,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关心。使得音乐教育无法按照《课程标准》执行,更不用说完成《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内容了。 第三,在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中过分地注重音乐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民族音乐教育中应该得到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虽然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提出“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并且许多中小学校都摒弃了以往把音乐知识和技能作为音乐课程的首要目标的做法,而是强调音乐兴趣爱好与审美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音乐教育开发创造潜能,培养全面、和谐、充分发展的个体。但还是有很多的中小学校在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违背了“以审美为核心”的原则,依然过分地强调知识点的掌握,从而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欣赏和参与中体验、探索、感知民族音乐。 第四,现代社会过分地看重音乐的功利性。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从而使得中小学的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很多人不注重民族音乐的审美价值,而是用其他音乐所带来的现实利益来与民族音乐作比较。人们逐步远离民族音乐是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人们不会只重视审美的价值而对民族音乐的深远意义发生兴趣。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一部分中小学生,使得一些中小学生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了抵触情绪,进而影响到了民族音乐教学的正常进行。众所周知,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它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而不是某种现实的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音乐带给人们的现实利益,那么我们就偏离了音乐的本质,曲解了音乐的真正价值。 第五,音乐的娱乐功能被过分地放大,主要表现为“快餐式”的流行音乐盛行。这种音乐的确可以起到为高节奏生活减压的作用,但其内容大多与爱情有关,且传递的音乐思想过于低俗,所以并不适合中小学生。如果中小学生过多地接触这种“快餐式”的流行音乐,首先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其次会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化的态度,再次会对他们学习民族音乐形成障碍。举个例子,近几年来类似于“超级女声”等平民选秀活动特别火爆,无论是参赛者还是观众,学生都是活动的主体。这其中有个重要原因是一赛成名的选手幸运地过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前呼后拥、光彩照人、名利双收等等。而且这一切似乎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努力,往往是被星探相中,然后重金包装就行了。由此可见,过分放大音乐的娱乐功能会对中小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以笔者之见,现在的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上述几个问题是最为突出的,也是亟待解决的。 三解决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问题的途径 民族音乐是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在音乐领域的积淀,它体现着本民族的民俗、民情,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 第一,我们要创造良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气氛。学校可利用广播、报刊等各种宣传手段宣传民族音乐,传播民族音乐的知识,组织民族音乐知识讲座,成立民乐学习兴趣小组,组织民族乐队,举办民族音乐演唱、演奏比赛,组织学生下乡采风,广泛收集本地区、本民族的民歌。在这些活动中培养学生兴趣,传授音乐知识,提高民族音乐的演唱、演奏能力,真正繁荣民族音乐的教育,提高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 第二,加强对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视。各中小学校应该意识到民族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音乐课和其他课程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能片面地为了提高升学率而忽视甚至放弃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因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还是要从中小学音乐教育做起,从娃娃抓起。我们应该继续发掘民族音乐教育的巨大价值,肯定民族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地位。 第三,培养中小学生赏析民族音乐的能力,增强中小学生的感性经验。民族音乐的欣赏应本着以主观体验为主,增强学生的感性经验,在教师的引导下发现民族音乐的美,领悟民族音乐的妙,体验民族音乐的情,感受民族音乐的真的原则,吸收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在欣赏的过程中,不要拘泥于乐曲结构、旋律发展手法等内容的分析讲解,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族音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族音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乡土教材的挖掘和利用,可使学生从自己生活的区域中、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获得民族音乐的素材,更加愉悦地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第四,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民族音乐教育。我们不应该用功利的目标去衡量民族音乐教育,应该认识到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重在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审美观,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了解、继承和发展传统音乐文化,提高中小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开创民族音乐文化繁荣的新局面,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第五,突出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面向中小学生的音乐应该承载更多的文化传递的功能。我国的民族音乐不仅包含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审美表现意识,而且各种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民族音乐中找到缩影。所以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学会辨别音乐,使学生能分辨出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好音乐,并且带领学生深入地挖掘民族音乐中的文化内涵,使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受到文化熏陶、提高文化素养。这并不是说中小学生的音乐不可以娱乐,但不能只是娱乐,必须在娱乐的过程中提升文化,提高素养。 建国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不断地发展完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正在探索中稳步前进,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国内中小学音乐教育现况探索 什么是音乐?识谱、乐理究竟是学生学习音乐的一把钥匙,还是一堵墙?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有三把: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学,一把是音符。”美国一科学家对学生做了多次实验,结果表明:每天坚持听十分钟音乐的学生,比不听音乐的学生智力得分要高得多。拓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音乐综合技能技巧,大力发展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是当前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1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 1.1学校音乐教育不够普及、不够深入 基础差,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蘅,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仍不健全,音乐课开课率不平衡,有的还很低,音乐师资缺额大,外流情况严重,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真正的投入少,整体上教学设备奇缺等等。面对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课堂结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仍然沿用以前的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广度,轻深度;重传统,轻创新。音乐教师常为“阵地被占领”(音乐课被“主课”占用),“地盘被侵略”(音乐教室被挪做它用)而苦恼和叹息。这种现象在高中阶段尤为普遍与严重。这种为了提高升学率,忽视音乐教学的现象大量存在,从而音乐教学也就走了过场。 1.2社会主流媒体的责任心不强 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学生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去获得自己喜爱的音乐。电视、录音机早已司空见惯,复读机、随身听、mp3、电脑等都已成为学生们获取各种社会信息的渠道,音乐也不例外。近几年网络歌曲、超级女生已风靡全国各地,这些新时代的产物对我们的中小学生及社会青年一代无疑造成了一股很强的冲击影响。运用这些音乐资源的时候,要注意给学生以必要的指导,不能放任自流。首先要提供好的内容和引导正确的艺术观,在这些资源库中,存在着良莠并存的无序状态,对艺术鉴别能力有待提高的中小学生来说,如不加以引导,势必会受到一些低级庸俗音乐的消极影响,以致产生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对于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2中小学音乐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2.1中小学音乐是中小学生人格、品质的净化剂冼星海说得好:“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音乐课是一门具有开发智力、陶冶情操、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综合性育人功能的课程,它主要是通过美的渗透来影响青少年的精神境界,也是他们心灵的净化剂。教师应该用音乐艺术那独特的艺术魅力去感染学生,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颤,心灵得到净化,情操得到升华。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对艺术,特别是音乐,道德内容是其灵魂,是其存在的意义。可见,音乐在净化人类灵魂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校音乐课的一切形式都应当宗旨在发展学生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的道德水平,让学生在音乐课内感受美,欣赏美,识别美,创造美,并在教育过程中渗透思想品德的教育,使音乐教学真正成为灵魂的净化剂。 2.2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和开发中小学生的音乐潜质 音乐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改革的首要任务,艺术教育不应只注重知识技能,而更重要的是艺术感受,培养人的创造性。音乐课不单纯是教学生唱歌,学生还要看、要听、要动。要让学生充分地感受音乐、鉴赏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参与,破除学生对音乐的神秘感,使学生对音乐感到十分亲切,在多听、多唱、多想、多做、多动中进行音乐的学习和创造。听赏课曲目的选择则要为学生提供多听、反复听、对比听的可能。还有,新教材中出现了一种新颖的教学活动形式——综合表演,小学低年级主要安排了“歌表演”、“随着音乐表演”、“音乐网页”等活动形式,教师则在具体环节上给以指导。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音乐兴趣的同时,还应着重学生音乐潜能的挖掘,激发每个学生的音乐潜质,为学生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3加强中小学生对音乐的理解有利于培养人的综合素养 俄国音乐理论家霍姆斯基说过“音乐教育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应该是人的教育。”这句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除了让学生具备一定的音乐修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人的综合素质得以培养与提高。但是喜欢音乐却缺乏音乐素养的人却很多。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是偏爱流行歌曲,无论是在放学的路上,还是课后,你都能听到学生哼唱的总是流行歌曲,甚至在校园歌曲大赛上也听不到民族风的艺术歌曲,取代的都是通俗和摇滚乐。怎样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呢?教师应从“多听、多练、多看”这三点来抓起。多听:聆听能使学生欣赏和理解音乐;多练:练习识谱,视唱,节奏与和声等;多看:看音乐方面的书,比如音乐专业基础知识,音乐文化书籍。学校应以多种手段来鼓励学生提高音乐素养。 音乐是美的艺术,音乐教师是美的传播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带领学生走进音乐的殿堂,去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与创造美,塑造美的心灵、美的人格,让学生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生活。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这就需要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为培养造就适应新时展的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高素质人才而奋斗!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创新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民族音乐更是绚丽多彩,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中国民族音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形成,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气质的象征。今天民族音乐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是各个国家、各民族之间增进了解的通用语言。中国民族音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打开了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窗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小学生中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可以让中小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拓展他们的艺术视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审美教育形式。 一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 民族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审美教育手段,它的作用不只是美育本身,而且有益于中小学生的德、智、体全面提高。首先,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民族音乐在给中小学生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教育中小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刘天华先生作于1931年春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1931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有军阀混战,外有日寇入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对生活都抱有一种悲观情绪,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偏移。刘天华先生的这首《光明行》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明快坚定,节奏富于弹性,用主和弦分解进行构成的号角式音调,在乐曲中占主导的地位,这一切都使全曲生气勃勃,充满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和对光明前途的乐观自信。刘天华先生借这首乐曲来鼓励国人,并且告诉国人,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我们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中小学生们在学习这首乐曲的过程中,通过老师的正确引导,很容易理解这首乐曲的中心思想。这样一来,中小学生通过民族音乐不仅接受了审美教育,同时也接受了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积极的作用。民族音乐赏析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它可以让中小学生在赏析民族音乐的过程中了解音乐家以及音乐作品的意义、价值,使中小学生掌握大量的感性材料。如在欣赏二胡曲《二泉映月》的过程中,老师可以讲讲其作者华彦均的故事,通过对曲作者生平的讲解,让同学们了解到《二泉映月》并不是一首赞叹美景的作品,而是一首作者吐露心声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同学们不但懂得了《二泉映月》这首乐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还学会了应该如何去赏析其他同类型的乐曲。所以说,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是很有帮助的。再次,通过民族音乐教育可以培养中小学生发现美、认识美的能力。前面已经提到过,民族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小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老师还应该教授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让同学们通过这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去发现民族音乐之美,并学会怎样认识民族音乐的美。综所上述,民族音乐教育对中小学生各方面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应该在中小学教育中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现行的音乐教材中,民族音乐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例,各地音乐教材中都增加了乡土教材的内容。这表明教材编写者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我们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流行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强烈冲击。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张口就能说出一大批流行歌星的名字,他们平日里主动接触的也仅限于流行音乐。因此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对音乐的了解仅限于流行音乐,而对民族音乐的了解少之又少,在中小学生的音乐生活中民族音乐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另外,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热衷于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的学习。而在对民族音乐的学习上,尤其是民族器乐的学习上,很多家长和学生视民族乐器为“土”乐器,不愿意学习。这样就造成了某些民族乐器后继无人,乃至失传。 第二,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中小学生民族音乐教育不被重视。虽然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实际教学中看重的还是升学率,把升学率看作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来,不属于升学考试课程的音乐课自然而然地就受到了其他“主课”的排挤。很多中小学的音乐课可有可无,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关心。使得音乐教育无法按照《课程标准》执行,更不用说完成《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内容了。 第三,在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中过分地注重音乐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民族音乐教育中应该得到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虽然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提出“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并且许多中小学校都摒弃了以往把音乐知识和技能作为音乐课程的首要目标的做法,而是强调音乐兴趣爱好与审美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音乐教育开发创造潜能,培养全面、和谐、充分发展的个体。但还是有很多的中小学校在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违背了“以审美为核心”的原则,依然过分地强调知识点的掌握,从而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欣赏和参与中体验、探索、感知民族音乐。 第四,现代社会过分地看重音乐的功利性。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从而使得中小学的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很多人不注重民族音乐的审美价值,而是用其他音乐所带来的现实利益来与民族音乐作比较。人们逐步远离民族音乐是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人们不会只重视审美的价值而对民族音乐的深远意义发生兴趣。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一部分中小学生,使得一些中小学生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了抵触情绪,进而影响到了民族音乐教学的正常进行。众所周知,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它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而不是某种现实的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音乐带给人们的现实利益,那么我们就偏离了音乐的本质,曲解了音乐的真正价值。 第五,音乐的娱乐功能被过分地放大,主要表现为“快餐式”的流行音乐盛行。这种音乐的确可以起到为高节奏生活减压的作用,但其内容大多与爱情有关,且传递的音乐思想过于低俗,所以并不适合中小学生。如果中小学生过多地接触这种“快餐式”的流行音乐,首先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其次会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化的态度,再次会对他们学习民族音乐形成障碍。举个例子,近几年来类似于“超级女声”等平民选秀活动特别火爆,无论是参赛者还是观众,学生都是活动的主体。这其中有个重要原因是一赛成名的选手幸运地过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前呼后拥、光彩照人、名利双收等等。而且这一切似乎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努力,往往是被星探相中,然后重金包装就行了。由此可见,过分放大音乐的娱乐功能会对中小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以笔者之见,现在的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上述几个问题是最为突出的,也是亟待解决的。 三解决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问题的途径 民族音乐是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在音乐领域的积淀,它体现着本民族的民俗、民情,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 第一,我们要创造良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气氛。学校可利用广播、报刊等各种宣传手段宣传民族音乐,传播民族音乐的知识,组织民族音乐知识讲座,成立民乐学习兴趣小组,组织民族乐队,举办民族音乐演唱、演奏比赛,组织学生下乡采风,广泛收集本地区、本民族的民歌。在这些活动中培养学生兴趣,传授音乐知识,提高民族音乐的演唱、演奏能力,真正繁荣民族音乐的教育,提高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 第二,加强对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视。各中小学校应该意识到民族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音乐课和其他课程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能片面地为了提高升学率而忽视甚至放弃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因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还是要从中小学音乐教育做起,从娃娃抓起。我们应该继续发掘民族音乐教育的巨大价值,肯定民族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地位。 第三,培养中小学生赏析民族音乐的能力,增强中小学生的感性经验。民族音乐的欣赏应本着以主观体验为主,增强学生的感性经验,在教师的引导下发现民族音乐的美,领悟民族音乐的妙,体验民族音乐的情,感受民族音乐的真的原则,吸收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在欣赏的过程中,不要拘泥于乐曲结构、旋律发展手法等内容的分析讲解,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族音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族音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乡土教材的挖掘和利用,可使学生从自己生活的区域中、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获得民族音乐的素材,更加愉悦地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第四,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民族音乐教育。我们不应该用功利的目标去衡量民族音乐教育,应该认识到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重在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审美观,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了解、继承和发展传统音乐文化,提高中小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开创民族音乐文化繁荣的新局面,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第五,突出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面向中小学生的音乐应该承载更多的文化传递的功能。我国的民族音乐不仅包含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审美表现意识,而且各种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民族音乐中找到缩影。所以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学会辨别音乐,使学生能分辨出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好音乐,并且带领学生深入地挖掘民族音乐中的文化内涵,使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受到文化熏陶、提高文化素养。这并不是说中小学生的音乐不可以娱乐,但不能只是娱乐,必须在娱乐的过程中提升文化,提高素养。 建国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不断地发展完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正在探索中稳步前进,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创新探讨 摘要: 中小学现代音乐教育的实施状况处于不断完善的趋势,课堂教育和课外教育相互补充,给学生营造一个持久的学习氛围。本文通过对泰安市几所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学进行调研,对课时量、课程内容、授课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并提出创新性思考观点。此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也给现代音乐教育打开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 音乐教育;信息化;学生 一、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实施现状 中小学现代音乐教育的实施状况正处于不断完善的趋势,不论是从师资配备方面,硬件设施提供方面还是授课方式、音乐活动展开情况等都优于过去。笔者走访了泰安市多所中小学,了解到,音乐教育领域的师资力量正在逐渐强大起来,学校广泛招聘业内优秀教师,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教师队伍,在文凭、学历、从业经验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学校对于音乐类课程的授课方式也在与时俱进,大力倡导使用新媒体,实现现代化教学。不仅多媒体教具广泛运用到教学中来;艺术活动使用的会堂、多功能厅、活动教室、排练教室等也在不断进行修建或者翻新、完善,甚至各种艺术活动学生所需要的用具也越来越充盈,服饰、舞台化妆品、合唱谱夹、谱架、音乐情景剧道具等等。由此一来,艺术活动的展开就更加丰富、更加便易,学生的积极性也逐渐提高。不过,当前音乐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笔者选了泰安市三所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学作为例子来进行比较分析,在下面将做详细阐述。 1.1课堂教育课堂教育 一直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占有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对于学生的覆盖面广,而且易于管理,易于形成系统性、规范性,对于教育成效也相对直观,通常来讲,学生呈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和纪律性,尤其是对于音乐学科兴趣浓厚的学生来讲,他们往往能从课堂教育中收获大量的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兴趣稍淡的学生也能够在纪律的约束和规范下很好地完成学校设置的课程学习,并在长时间的音乐熏陶中有所改变、提高,受到良好的影响。课堂教育在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实施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学校惯用的传统方式。 1.2课外教育艺术教育 除了传统的课堂教育以外,课外教育也逐渐被重视起来,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常用的方式有各类大小型活动,例如校园音乐戏剧节活动、六一儿童节文艺展演等等。这些艺术活动、讲座大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让他们在不经意间便接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对于传统式教育而言,这些方式更灵活、新颖,更加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课外教育是课堂教育的辅助和补充,也是良好的实践,已经逐渐被综合性大学的师生重视起来,并且在年复一年的活动中不断的完善和创新,在音乐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中小学现代音乐课程的潜在问题 首先是受重视程度不够。中小学教育对于音乐类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学生的认识上。他们通常认为语文、数学才是应该努力学习并且花费时间的科目,从而忽视对自己审美能力的培养和艺术熏陶。对于上课的纪律往往也容易忽视,甚至有些同学一到上音乐课的时间就去做数学作业。课程内容较单一也是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据问卷调查显示,平均20%--35%的学生表示对于音乐学科的学习感觉有些枯燥。而音乐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本应该起着平衡、调剂的作用,又有35%以上的学生希望再增加一些和现有学科相关的内容,使音乐课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再就是实践的机会相对较少。由于繁重的学习任务,学生总是缺乏课余参加音乐实践的时间和精力。例如,文艺演出的排练,这就需要花很大部分时间,有些学生因为面临期中考试或者感觉近期学习任务较重,就选择放弃。有些学生总认为只需要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即可,实践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这是由于他们对于音乐学科的特点还认识不够。 三、创新性思考 3.1多样化设置 音乐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必须是一个长期缓慢的熏陶过程。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日常课程安排基础上,可继续增加一部分音乐类课程的时间。此外授课方式也可多样化一些。音乐学科需要融入学生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这样才能将学科优势最大化发挥出来。吸引更多的学生主动参与进来,培养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很重要的。近年来很多教师在摸索总结下对于课堂教学都进行了创新和完善。音乐活动的开展也可多样化,例如加强校与校的交流与合作等等。 3.2客观需求与主观愿望相交融 在实施音乐教育过程中,需结合本校学生的自身特点进行工作的开展,学校可参考学生自己的学习愿望来调整学科设置的比例和分量。例如,有一些学生对某一种学习方式尤其感兴趣,而他所在的班级又没有或者缺少相应的学习机会,针对这一类学生,笔者认为学校应该考虑到他们的诉求,多提供一些机会,鼓励师生之间加强交流和探讨。再比如对于课余实践活动更加重视起来,配备好的指导老师,创造更多艺术实践的平台,满足学生自身的需求。总之,音乐教育的实施要将学生的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相交融,过分地强调客观需求或者主观愿望都难以达到最佳成效。 3.3学生受益,变化显著 3.3.1积极性提高 通过对音乐类课余活动的更新、课程设置的改进,再融入学生自己的主观愿望。笔者认为,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接受程度和参与积极性会大幅度提高。选课会更加主动积极,上课会更认真投入,课外活动的学生覆盖面也会扩大不少。对于开展音乐教育的老师们而言,效果也是显著地,学生课余生活、课堂氛围都更加丰富了起来,大部分学生都能找到与自身兴趣爱好相契合的接受音乐教育的方式,这是尤其重要的,只有学生的主动性被激发出来了,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音乐教育的作用。 3.3.2学生身心受益 良好的音乐教育带给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能使其轻松愉悦地浸泡在艺术氛围中进行耳濡目染地感受和熏陶,长时间维持这样的状态之后,对于学习压力较大的同学来说都是一种极好的释放和调节途径,也为他们投入到日复一日的繁重学习中不断储备新的能量。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中小学教育很重视的工作,艺术教育作为重要途径之一,一定会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接受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学生的情感有所共鸣,心灵得到净化,各种负面情绪也能很好地舒缓。参与一出励志音乐剧的排演可能让人重新燃起对理想的追求,一段诙谐幽默的歌剧片段也许能让人开怀一笑……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密不可分的,良好的音乐教育对于二者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音乐教育在现代中小学教育中的前景展望 4.1被重视程度大大提高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愈发被重视,国家的大力倡导,人们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不论是学校领导、教师,家长还是学生,都从思想上、工作学习思路上有很大的转变。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校所认识,他们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会日渐提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培养,尤其是在城市,从一线大城市到县级市,家长们通常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给孩子提供一个从小接受音乐熏陶的机会,例如,在艺术培训中心学习钢琴、声乐、古筝等等。对于中小学阶段,家长和孩子自身对于艺术教育的重视将会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4.2现代化、信息化 信息化网络时代的到来加快了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改变的步伐,教育事业也很快随着进入了改革的进程。随着现代化信息化的推进,音乐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局面,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互联网上找到各种信息,有谱例图片、视频、教学视频、教学文案、各学科专家的讲座视频等等。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愿意加入优质课程视频分享的活动中来。日前,国内外很多知名学校正在推广一种名为MOOC的教学方式,也就是“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中文昵称“慕课”①。据了解,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情形是老师在网络上通过视频给学生讲课,甚至连校外的人,只要打开电脑,连上网络,即便不是该学校的学生,也完全可以享受到名校名师的讲课。互联网深度介入教育领域的时代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借助于网络的便捷传播,能听到优质课程的人数会翻倍,能吸引人们的各种艺术呈现形式越来越丰富,接收起来方便快捷,视觉冲击力更强,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训练极其有利,专家大师们的学问和精神也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对学术振兴、文化繁荣、社会进步也就顺理成章了。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介入为学生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在那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尝试、创造、展示,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与此同时,这种新形势下的教育模式对传统的师生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对于教师们是机遇,也是极大的挑战。这就需要教师们在熟悉掌握学科构架的同时,不断熟悉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时俱进,吸纳学科最前沿的理念,对学生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当然,这样的信息化教学和学生的年龄有密切的联系,太小的学生只能在老师和家长的辅助下完成,较大一点的则可以独立进行学习和资源利用。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以泰安市几所中小学为例,做了相应的问卷调查,进行综合比较。较为仔细地分析了中小学现代音乐教育的实施现状,参考结合多位国内专家教授们的文献著作,提出了一些对于现代音乐教育的创新性设想及看法。音乐教育的不断完善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一代又一代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学生、家长的密切配合下,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一定呈现出乐观的走势,更加光明的前景。 作者:胡薇 单位: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哲学观分析 中小学音乐教师作为儿童音乐素养发展的促进者,其专业的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在研究自身教学经验和改进教学行为的过程中实现的,是在不断学习和完善自身素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缺少对音乐教育基础理论的学习,其专业化发展历程被动且迟缓。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已经实施了十五年的时候,一些问题就显现出来,即中小学音乐教师教育理念与教学行为的改变均来源于官方“外驱力”的驱使,大部分中小学音乐教师改革意识被动,教学实践呈现出机械模仿,甚至是换汤不换药,应付检查的现象。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化的发展缺少内动力。因此应寻找到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动力,增强其专业发展的自觉性,最终使其在职业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个人的教学风格。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理论———音乐教育哲学,应该受到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普遍关注,因为坚实的哲学基础可以帮助教师形成独特的教育观点和有效的教学策略。对于中小学音乐教师来说,缺乏对音乐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对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无视和冷漠,导致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与音乐教育实践之间长期得于隔离状态。中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尊重当今国内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观点,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做出正确的鉴别和选择,并在教学实践中加以验证与运用,使其成为自身专业化发展的内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一、建立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 在当今音乐教育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其中影响在我国较大的有“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功能(社会)的音乐教育哲学”“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以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等[1]。我国鲁东大学的崔学荣在深入研究以上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1]。 (一)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的理论基础1.多元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之间存在兼容性纵观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哲学思想呈现出普遍的兼容性。比如美育音乐教育哲学观兼容了审美哲学与功能哲学的思想,主张音乐教育既要培养人的审美观和欣赏能力,又要培养人的健康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在强调音乐教育首先是审美教育的同时,认同音乐教育同样具备教育、社会、文化、创造等功能。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兼容了文化音乐教育哲学的思想,在强调音乐是多样化的人类实践与学生的亲身参与的同时,提倡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理解音乐。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既从审美、实践出发,又超越审美和实践,达到审美与创造的高度,主张音乐教育重在培养人的创造能力与创造性思维能力,把音乐教育提高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上。纵观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既各具特性,又存在相互兼容的性质。2.课程标准中体现出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在“新课标”中所确立的课程性质以及课程理念中,均以“美育”“文化”“审美”“实践”“创造”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作为基础。比如,在“新课标”课程性质的人文性中就是这样表述的:“音乐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无论从文化中的音乐,还是从音乐中的文化视角出发,音乐课程中的艺术作品和音乐活动,皆注入了不同文化身份的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和参与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展现,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文性。”[2]在“新课标”的课程总目标的表述中融入了“功能”音乐教育哲学的思想;在三维目标视阈以及在教学内容所指向的“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四个领域,进一步体现出以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只有全面了解制定与修订课程标准背后的哲学理论基础,深入、透彻地把握其内涵,认同并理解课程标准中所体现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才能从更深层次上解读课程标准,才不会出现教学行为的机械模仿、盲目跟风的现象,才会避免出现诸如关注了学科综合与文化的多元性、却偏离了音乐本体,强调了音乐实践活动而导致音乐活动的花哨作秀等一些较为极端的现象。 (二)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的哲学主张鲁东大学崔学荣提出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从三个层面阐述了其哲学观点:第一个层面,是从音乐教育的内容层面进行阐述,即“在音乐实践与音乐创造的过程中,体现音乐审美与文化的统一、美育论与功能论的统一。也就是从音乐教育的内容来看,要以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和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为基础”[1]。第二个层面,是从音乐教育的过程来阐述,即“从音乐教育的过程来看,以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和创造的音乐教育哲学为载体”[1]。第三个层面,是从音乐教育的目标进行阐述,即“从音乐教育的目标来看,以美育论哲学和功能的音乐哲学为指导”[1]。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融合了各种哲学思想的合理性,规避其局限性,向我们提出了开放哲学视野下的音乐教育哲学观。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建立起“基于音乐学科本体及其文化语境的,以音乐的实践和创造能力培养为重点,同时使学生受到美育的和功能的音乐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1],才能将其转化为专业发展的“内动力”,从根本上实现音乐教育的优质教学,使自身成为推进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践行者。 二、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在基础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要充分认识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音乐教育的多维性,丢弃“非黑即白”的单一思维惯式,运用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来指导教学实践。 (一)以文化为引领,以审美为核心“文化中的音乐与音乐中的文化”理念已广泛地被运用于基础音乐教学中,一些中小学音乐教师也在不断探索着文化的切入点与音乐审美的融合与贯通。因此,在音乐教学中,首先要以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创设相应的文化情境,引领学生在音乐文化的“原始语境”中进行音乐性的审美,促使音乐“原始语境”与学生“主题文化语境”的融合。要始终沿着文化的主线展开,不能偏离轨道。其次,要以音乐为本体,坚守音乐艺术的独特禀赋,引领学生探索音乐的内在表现力,使学生深入到作品内在的音乐性中,培养学生对音乐表现要素的精确体验,充分领略音乐要素所蕴含的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深刻领悟音乐艺术的独特美。同时,要避免文化淹没音乐审美,或音乐审美没有文化的现象,从而达到音乐审美体验的真正目的。例如,在全国第六届中小学音乐课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的课例《跳竹竿》,就是以彝族民歌为教学内容,通过用方言朗诵歌词,用惊钟、椰壳为歌曲伴奏,跳彝族竹竿舞等,将学生带进了彝族的文化语境中,充分体现了以文化为引领的教育理念。该课例在演唱、伴奏、跳舞等艺术实践中处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突出了以音乐为审美本体的教育思想。 (二)强调音乐实践,突出创造能力培养在基础音乐教学中,引领学生参与聆听、演唱、演奏、综合性艺术表演和音乐编创等多样性的音乐实践活动是教学的主体内容,要使每位学生都做到情感参与、行为参与和认知参与是音乐实践的关键所在。首先,教师既要有精心设计音乐实践活动的能力,又要有探索教学中新生成的教学资源的勇气,只有如此,才能不断将实践活动推向纵深。其次,创造力的培养是儿童内在发展的需要,音乐是极富想象力的一门艺术,能刺激儿童产生丰富的想象,是培养儿童创造能力的重要途径。要使学生在音乐活动中始终保持持续的兴奋度,就要不断地给予学生新刺激与新挑战,精密设计每个环节的创新点,不断给予学生更多的创造机会,“使音乐创造即贯穿于‘立美’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也贯穿于‘审美’的音乐鉴赏”[3],使音乐活动真正成为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与能力的有效途径。需要注意的是,在教学中音乐实践与创造活动的设计要紧紧依托学生的音乐认知能力,契合学生的内在需求和知识储备,只有如此,才能深深吸引学生,使其投入其中,乐此不疲。例如,全国第六届中小学音乐课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的课例《月亮月光光》,教学紧紧围绕为台湾民歌《月亮月光光》配伴奏而展开,教师精心设计了聆听、演唱、演奏、音乐编创等层层递进的实践环节,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活动形式灵活多样,使全班学生做到了人人参与,亲身体验,实现了音乐实践活动的有效教学,充分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每位学生都做到情感参与、行为参与和认知参与。另一方面,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教师引领学生探索三角铁、蛙鸣器、小纸片、钢片琴等打击乐器的音响特点,使学生创造性地用它们来模拟月光、蛙鸣、风声、流水声,进一步烘托了歌曲意境,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 (三)以美育和功能为借鉴,实现育人目标教育是人类最具目的性的一项社会活动。对于音乐教育来说,它综合了音乐和教育两种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审美情感、音乐技能外,还要关注学生接受音乐教育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音乐教育不仅要培养人的审美观和欣赏能力,还要培养健康人格。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借鉴古今中外的美育哲学思想和功能的哲学思想,将教育理念提升到培养人的层面上,使音乐教育成为促进学生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育人教育。总之,通过音乐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成为热爱音乐的人,更要成为人格健全、富有创造力的新时代的谦谦君子。例如,全国第六届中小学音乐课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的课例《三只小猪》,在教师的积极引领下,学生们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即有秩序,又有合作,他们快乐地表演,并在表演中享受着快乐,在愉悦的氛围中认知曲式结构、乐句、音乐情绪等音乐基础知识,整个课堂和谐、友善。 三、结语 面对国内外多元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并存的总体态势,我们的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应该尊重和学习当今国内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观点,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做出正确的鉴别和选择,以发展的眼光,融会贯通的智慧,建立起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在教学实践中灵活地加以运用,并不断针对个人所处的教学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做出修正与完善,做到研究和教学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一体化。不断增强专业发展的自觉性,寻找到专业发展的内动力,使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对我国的基础音乐教育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使我国的基础音乐教育朝着理性的、合理的和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方向发展。 作者:王景 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 一、音乐教育的方法 合适的教学方法能够将音乐旋律当成调动听众的工具,进而使其进入一种新的情绪状态。中小学音乐教育需要用演唱以及美妙的音乐来感染、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所以要积极探索合适的教学方法,以强化学生自身情绪的管理。目前,在音乐教育的方法上,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方法不够灵活,教学手段单一。目前,中小学音乐课的教学大多比较死板,教师教学过于看重书本教学。在调查中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学生虽然喜欢音乐,也有音乐特长,但当问起他们的音乐课堂学习时就会摇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多是音乐教师没有把音乐课所特有的轻松活跃氛围带到课堂上,从而使很多学生根本不喜欢上音乐课,提不起积极性。音乐课的教学方法应该是多彩的,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不能只以教师为中心,要看重学生学才是有效的教学思路。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给学生足够的创新和思索空间,进而挖掘出学生的潜能,发现并培养音乐人才。二是共同参与不够,双向互动匮乏。为什么学生普遍喜欢音乐但仍有相当多的学生总是不愿意上音乐课呢?可见我们的音乐课教学方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青少年学生简单、天真,他们对课堂的要求其实也很简单,尤其是音乐课堂,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梦,那就是期待被老师提问和重视,期待在课堂上有所表现,期待参与到音乐课堂互动中。事实上,也只有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音乐课堂教学才是成功的、有效的,学生的潜能才能开发出来。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接触状态,不仅要为学生营造一种民主、和谐、活跃的课堂环境,同时也要为学生参与沟通提供合适的、有自由发挥空间的课堂氛围。总之,“教学”包括了教与学两个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顾自己在讲台上讲,还要与学生互动,重视学生的反应状态,看学生是否接受。如引导学生讨论一些音乐问题,应尽可能使学生的思维过程得到释放与开发;还可让学生简单评赏一首乐曲或对某一位歌唱家的艺术特点进行简单点评等等。从整个教学过程来说,教师不能时时处处包办,应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和空间,学生始终应该是主体,主动性也始终属于他们,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则是抛砖引玉,这样的课堂教学才有效,这样的教育才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二、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建议 1.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资源一是教师要有分工。一般城镇中小学设有音乐教师三人左右,这对于只在低年级开设音乐课,且每个教学班每周只有一节音乐课的中小学来说,师资也不算紧张。重要的是现有的音乐教师一定要分工明确、合理负担,这样才有利于中小学的整体音乐教育质量提升。据笔者调查,不少中小学音乐特长班的教学几乎全由老资格的音乐教师承担,而其他几位较年轻的音乐教师则闲置一边,这样一来,不仅他们的音乐才能得不到发挥,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等于是资源浪费。如果让仅有的几位教师联手合作,把试唱、乐理、声乐、钢琴、加试等项目加以分工,这样中小学特长班的成绩肯定会更加辉煌,资格较老的教师压力也会缓解很多。另外,在负责组织学生课外娱乐活动的时候,这几位音乐教师也能各负其职,分工明确,共同完成任务。二是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如乐器、教室等)。对于提高整体音乐教学质量来说,有良好的硬件设施作保障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但由于不少地区经济条件有限,音乐教学设施普遍不足,所以笔者建议在资源利用上多做文章。如不少乡镇学校还没有舞蹈房和排练房,每到有大型文艺活动,学生一般在露天场所排练,如遇刮风下雨天气就无法正常进行。为了解决这种不便,我们可以把学校的闲置房简单布置成舞蹈房和排练房,供学生平时学习或排练时使用。三是合理利用课外活动。调查发现,很多爱好音乐的学生都盼望着过十一、过元旦,这样就可以有文艺晚会之类的音乐活动。这个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能给学生们多一些展示自我的机会和空间,学生也许对音乐教育的感触会有另一番反应和见解。笔者建议平时可以组织业余的合唱团、舞蹈队之类的团体,以提升整个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氛围。对这一方面,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就做得非常好,他们利用周六下午组织爱好音乐的学生排练合唱、学习乐器,还组建了合唱团、小乐队,经常演出,在江西省中小学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名气。四是适当添置基础设施,改善办学条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领导应尽力改善音乐学科的教学条件,筹备音乐教学用具专项资金,对教室环境、教师用具、音响设备、多媒体等方面逐渐进行补充、配套,使之适应素质教育下的音乐教学。此外,学校还可发动一些有条件的教师和学生提供自己多余的音乐器材,如手风琴、电子琴等常用乐器及教学挂图、教学光盘等教学用具;还可自制一些道具、教学挂图等,以填补音乐课教具的不足。 2.对教学系统的建议一是课程方面的建议。中小学因为受到应试教育的限制和目前社会、家长双方面的升学压力,在音乐教育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存在着许多不足。对此,建议教育当局一定要转变对音乐课的态度,方能使这一现状得到改观。首先,要把音乐课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做到既不抬高,也不压制。其次,保证每周的音乐课有足够的课时。在课时上努力做到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虚位。最后,让音乐课成为活跃和拓展师生业余文化生活的阵地。二是教师方面的建议。教育当局应当给音乐教师提供进步的时机,如进修、培训、交流等,经过一些专业院校的培养、培训,使之成为业务精、素质高的骨干音乐教师。目前,在新课改的冲击下,全国上下掀起了教师继续教育、学历培训等热潮。在各级各类培训中,利用现有资源,通过双休日、寒暑假、节假日等课余时间来给音乐教师队伍充电,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可行的。另外,如能给音乐教师一定量的工作压力(申报课题、写学术论文),也可使之有一种责任感,容易发挥主人翁的精神。 3.对改变教学观念的建议“蹲下来,同孩子一起看世界。”作为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老师,要以学习为本,克服对学生音乐学习所带来的各种束缚,要创新学习方式[。一是积极引导,尊重学生天性。教师虽然要时刻把握学生的学习方向,正确引导学生学习,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喜好,由着性子发展,但同时也要尊重他们的学习天性,更不能抹杀他们的个性。这让人想起流行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由徐楠、尚纪元作词,谷建芬作曲,苏红演唱的《我多想唱》,在当时唱出了那个时代中小学生的心声,成为他们挣脱束缚在身上那根无形链条的呐喊。转眼已经过去20多年了,当年正值中小学生时代且备受压抑的少男少女们,如今已经为人母、为人父或为人师了,他们的孩子也多半都处于高中即将毕业或已经迈入大学门槛的青春期,如何处理当年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是再次跳入自己父母当年的思想旧巢里、压抑孩子的个性发展,还是思想解放地任由他们发展,值得我们深思。看来压制打击、回避无视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尊重学生活泼爱唱的天性、积极引导才是最佳的出路和归宿。按我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就是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所有目标了,但新课标实施后,我们发现中小学音乐教育不再只是掌握基本的乐理知识和发声技能就可以的,新课标更加注重创新,注重个性的发展。这样的课标也要求我们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学生学会听懂还应该做一些调研,深入到学生中去,看看他们是否感觉到了音乐课堂的轻松和愉悦,以及唱好了的那种成功的喜悦感,或者听到美妙音乐的那种憧憬和朦胧的幸福感。二是开放办学,实践多练。在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要给中小学生较多的尝试机会,让学生自身感觉不到老师先入为主,而是尝试自己试一试。所谓开放办学,就是在充分发挥学校师资资源的基础上,邀请社会知名音乐人及本地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奏家、歌唱家、戏曲家参与学校教学,如开演奏会、演唱会、办讲座等,藉以丰富学校音乐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弥补课堂教学单一化产生的疲软效应。还可邀请兄弟学校的音乐老师来交流学习,并给同学们介绍他们是如何上课、培养学生的,这种新鲜感会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让本校一些具有音乐特长的学生现身说法,谈谈自己是如何利用业余时间达到现有水平的,并通过他们的表演,使具有同样爱好的学生找到自己的差距,努力克服困难以达到自己的目标。有了以上眼见为实的成功范例,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平台,老师精心辅导,学生多实践练习,在学校的各种文娱活动舞台上给予展示,同时也走出去,到社区、工厂、企业、部队等单位慰问演出,提升学校的知名度,给特长学生更多锻炼机会,把音乐课堂无限延伸扩大到社会上……这样,才能让老师赢得学生的尊重,而学生也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这门课程。 三、结语 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音乐教育,音乐不仅可以培养人的鉴赏、表现和创造能力,还可以培养人的良好品德和高尚情操。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重视音乐教育应是教育界的神圣职责和义务。因此,就目前音乐教育的情况来看,我们不仅要把中小学音乐教育开展得红红火火,还要努力把城乡差距缩短,让远在乡下的孩子们也能公平地享受到接受音乐教育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公民,才能全面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 作者:王媛媛单位:河南郑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近况与策略 1南充地区农村音乐教育现状 (1)在教师方面问题突出。首先,音乐教师负担繁重。由于农村地区中小学师资极其有限,特别是在小学里,音乐教师往往除了要任教音乐课程以外,还要肩负起语文、数学等文化课程,有的音乐教师甚至还同时兼任班主任工作。繁重的文化课教学和班主任工作让音乐专业毕业的教师无法顾及音乐课教学。其次,音乐教师非常缺乏。由于南充农村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设施落后,对优秀师资的吸引力有限,所以大多数南充地区农村中小学都只配备了一名音乐教师,而且以女性居多,如果这名教师遇到休产假或者因其他情况请假,音乐课就会无限期停上。再次,音乐教师待遇较文化课教师有所区别。如今南充地区义务阶段的教师都实行了绩效工资,其中有30%是根据教学成绩来考核和发放的,虽然需要音乐教师组织或参与的学校文体活动较多,但均未折算和纳入绩效考核的课时数,而音乐教师却因为课少甚至没课可上,导致这部分工资无法发放,音乐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严重下降。此外,音乐教师不重视科研与再教育。笔者通过与部分教师的交谈中了解到,南充地区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不开展教研活动,对“国培计划①”也反应平淡,报名并不踊跃。很多年才搞一次区域性的竞教比赛,完全是应付评职称而进行的竞教,也不需要精心的准备,目的只是去拿个证书,达到评职称的基本要求就够了。在发表教育科研论文方面,就少之更少了,笔者询问了数名音乐教师,他们在近5年内的科研成果基本都为0。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南充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对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的科研要求不高,没有像中东部部分地区按年划拨科研任务及目标,教师只要上好自己专业领域的课程,具备基本的专业技能就算合格。 (2)社会捐赠系统不完善,常常赠非所需。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受到影响的学校,大多都得到了国家灾后重建资金的扶持。南充地区很多的农村中小学都重建了新的教学楼,并由其他省市和地区的援建单位捐助了最新的教学设备、仪器等等。数码钢琴教室、多功能排练厅、舞蹈房等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学校才具备的教学设施开始在四川农村中小学中普及。另外,南充虽然是个人口大市,但经济却欠发达,许多农村孩子的家长为了生计都远赴沿海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工作,留下子女在家乡跟着爷爷奶奶们学习和生活,也就是俗称的“留守儿童”。专门针对四川地区留守儿童就读学校而定向扶持的“阳光育苗工程”、“彩虹工程”等项目,也给南充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提供了各种先进的教学设备。设备先进了,但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就是想要的设备得不到,不想要、不会使用的设备又源源不断送过来。这不仅是南充地区中小学教育中的单独现象,而是已经成为社会捐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这也暴露出了我国社会捐赠中流行粗放型捐赠方式的一大弊病。送来的电吉他、电贝司、数码调音台等设备,农村音乐教师没有经过培训根本就不会使用,更别说教孩子了。本来学校需要几台古筝,结果送来几台架子鼓;需要一台钢琴,却送来一批吉他,很多时候都是赠非所需。究其原因,社会捐赠的物资和设备一般都由捐助单位或企业自发购买,然后捐献到市一级的教育主管部门,然后由教育主管部门分配给各个辖区的农村中小学,这种捐赠都只能是被动的接受。因为这个问题,笔者专门走访了本地教育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别人有心捐赠都不错了,也不好意思找捐赠单位主动要求什么。” 2针对南充地区农村音乐教育存在问题的思考和发展对策 (1)改变社会各界对音乐课程歧视的观念,共同提高对音乐教育的认识。音乐课程是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南充地区的农村中小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开展音乐课程的重要意义。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新课标中明确提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文化传承、社会交往和创造性发展四个方面。农村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必须有音乐教育的一席之地,以促进音乐教育与其他各科教育的共同发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首要的问题是改变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教师及家长在农村音乐教育中的不良教育观念,让他们意识到素质教育在农村音乐教育中同样重要。要着眼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能够积极而正确的处理文化课与艺术课程的关系,实现以知识本位向发展本位的转变。同时,在学校教育中要充分认识音乐教育在农村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及其在农村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让农村音乐教育正常而有序的开展起来,使其成为推进素质教育发展的主力军,着力培养适应未来发展的新一代,达到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深远意义。还要通过举办一些有意义的文艺活动和比赛积极的向家长宣传艺术教育的功能,争取获得家长的认同和支持,为学校的音乐教育奠定坚实的社会舆论基础。 (2)为农村地区音乐教师减负并提高待遇,同时重视音乐教师的科研与再教育。首先,要着力解决音乐教师负担问题,使农村音乐教师从繁重的文化课和班主任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将自己的专业优势发挥出来,并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音乐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中来,从而实现新课标中普及素质教育的目标。其次,应该按付出教师付出劳动的多少,而不是完全以“主科”和“副科”来划定绩效工资的发放标准。应将音乐教师组织学生开展的各种文体活动也纳入绩效工资的考核中去,努力提高音乐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再次,中小学音乐教师除了具备一定的教学水平以外,科研能力也不能忽视,开展科研,可以促进教师教学水平往深层次发展。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明确的之处: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说明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的知识和学问,同时还要兼备与教师职业相应的品格与专业技能,要有对基本教育规律和儿童成长规律的深刻认识,还要有不断进行思考和改进教育工作的能力。科研就是培养教师进行思考和改进工作的最直接最合理的方式。随着中小学新课程标准实施的深入,音乐教师面对全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材的变革及课程功能的转变,这就要求如今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不仅要科学的使用教材,而且还要创造性的使用教材,甚至根据民族、地域等特点开发出最合适的校本教材,这些都是需要有科研能力的应用。此外,还要鼓励教师多参与各种形式的再教育活动,随时进行必要的知识更新,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增加、更新自己的知识,才能将教材中有限的知识拓展到无限的生活当中去。 (3)建立捐赠需求制度,避免盲目捐赠造成资源浪费。民政部在2012年针对社会捐赠制度混乱的情况,下发了关于完善捐赠导向机制的通知,要求各地建立捐赠需求的制度,及时将受捐地区所需的物资公布,以引导公众有针对性地捐款捐物,避免物资浪费。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也应效仿民政部的举措,建立捐赠需求制度,避免受捐学校“需要的得不到,不需要的对成山”的情况重复发生,要减少甚至杜绝“赠非所需”现象。因此,必须构建捐受双方的沟通机制。受捐方应派出代表,与捐献方进行讨论和协商,将最需要的设备提供给捐助方,由捐助方自主选择所要捐赠的设备。 3结语 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长期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只要重视音乐教育,就能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培养符合时展要求的综合性人才。本文通过调研的亲身体验,分析了南充农村地区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认真细致的分析了导致这些问题的源头所在,以期能引起广大教育界同仁的关注,共同推动南充地区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作者:李嵬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我国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研究 摘要:在我国素质教育的号召下,农村教育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素质教育的其中一部分就是音乐教育。本文根据我国农村音乐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为了更好响应国家号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农村音乐教育应该是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历史责任,足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农村;素质教育;音乐 一、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 1、滞后的教育观念 我国号召全面的素质教育在农村中小学中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实施,多数农村中小学中学生的个性发展几乎被忽略,学校领导和教师一味追求所谓的升学率,学校中大量的音乐教室占用学生。音乐课的重要性常被老师们忽视,甚至有些教师认为音乐课是无关紧要的,与其花费时间学音乐不如多做几道数学题实际。殊不知,美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不比数理化的小。。落后的教育理念,不进行升级,不只对音乐教育的发展和我国的教育质量有影响,而且对学生的害处也很大。应试教育在我国仍然被运用,而应试教育的实施使得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大部分老师忽略了音乐的特殊功能,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它具有任何科目不能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而且能给学校带来轻松的环境,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但是现在忽略音乐在农村中小学的作用,有限的条件,上课时间不能保证,教师专业素质偏低,各种因素使音乐教育的作用不能很好的发挥 2、音乐教师素质较低 在许多农村学校音乐课大部分是主课教师代课进行的,教师的专业素质十分低,课堂上的音乐课只是教师用敷衍的态度进行的简单的听歌或者唱歌课。不仅如此,许多农村音乐教师的空缺使得音乐课被取消。底下的教学素质和敷衍的态度根本无法使音乐课的意义得到体现,更保证不了音乐的课的教学质量。师资短缺的问题和低质量、教学模式的呆板也影响到学生的素质发展。据我所知,许多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都没有正式的音乐训练,职业素质低,教师的水平相对较低,教学过程的随机性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其他任课老师兼职音乐课的现象并不罕见,学生从根本上得不到正规的音乐训练,这也是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3、教学设备落后、经费不足 目前制约我国大部分中小学音乐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学设施落后、经费不足。我们都知道,音乐课不仅仅是单纯的老师教、学生常的科目。在我国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十分齐全,这也使城乡差距一步一步拉大,城乡教育发展步伐不一致。目前,当地政府对农村小学和中学音乐教学的投资仍然非常有限,基本的教学不能别满足。另外,偏远的农村财政收入是非常困难的,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比较低的,更何况在投资的音乐,这是非常小的,这样也使音乐教育受到了限制。 4、偏远农村家庭收入低 有些偏远的农村家庭条件艰苦,经济水平远远落后城镇,没有文化的父母从小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主要是教育孩子学好主课,一门心思把主课学好,考个好成绩从而走出贫穷的农村,在他们看来音乐不能养家糊口,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只有学好数理化才有出路。孩子们受家人的影响,对音乐不感兴趣,这也是导致中小学音乐教育难以顺利发展的原因。 二、改变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的措施 1、更新教育观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在迅速发展的素质教育过程中,音乐教育在城市里额外的受关注,城市音乐培训也在逐渐增加,在审美享受的过程中提高学生们的素质。在农村地区,强调音乐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培养农村小学和初中音乐,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音乐教育的力度可以激发学生的审美能力。如果想改变农村音乐教育的现状,首先,教育部门和音乐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教师更应该从根本上提高意识,有长远的眼光、尽快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音乐教育倡导者的作用,建立正确的教师评价机制消除对音乐课的偏见,音乐课与其他同样重要的科目都应该被受到同等的重视,并允许农村音乐教育的正常有序的进行,让小学和中学音乐成为教学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2、加强师资队伍 教师是学生最好的引导者,教师身上具备的素质应该是全面的,而且在本专业领域,教师的专业知识面也应该非常广泛,能够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为了很好的引导学生,教师自身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而且不断扩大知识的范围,加强对使用音乐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加强音乐技术与音乐文化的理解,尽可能在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对美的认识。另外学校应该增加对兼职教师的专业培训;充分发挥专业能力强的教师做好带头作用,通过走出去学习和请进来更好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 3、加大音乐教育投入 在小学和中学音乐教学中,音乐教学设备是确保正常教学的重要条件,为了能够达到良好的结果,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努力,地方财政补贴不足的部分投资,改善办学条件,使中国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主要是在有效地执行多种教学硬件设施,使教学过程所需的各种乐器的音乐已达到规范要求,在检查和维修定期对乐器的同时,保证音乐教学的正常开展。中小学有其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学校和教师应该根据他们的成长特点积极引导,而在音乐教学中很好的利用音乐教学设施,吸引学生的眼球,增强他们的好奇心,从而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增加更多的音乐资料使教室有更多更新的信息来丰富学生的视角。 三、结语 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教材的安排是不是合理,教师、教学设备短缺和低的水平,不仅解除了距离对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利于有效的传播和弘扬中国音乐文化。因此,要想促进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从根本方向入手,不断更新教师的教学观念,适时的引进优秀的音乐教师,学校领导要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在教学设备上也兼顾。[2]总之,在素质教育的影响下,为了更好的响应国家号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农村音乐教育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历史的责任,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赵浩雨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具体性和不平衡性特点研究 摘要: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中存在着具体性特点和不平衡性特点。本文认为进行综合课程理念的应用,可以缩小中小学音乐教学水平的差异,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内外中小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与审美意识,提高其综合的理解力,在不断进行综合知识的扩宽和延伸过程中,提高中小学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中小学;音乐教育;具体性;不平衡性 我国当前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不平衡性特点。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不仅是一门包含教学规范理论、实践操作的理性学科,同时它更是一门关于创新力与创造力培养、实现教育理念公平和教学资源平衡配置等诸多要素在内的社会学科,还是涉及学生情愫发展与审美意识培养的一门高级别的感性学科。 一、城乡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不平衡性 鉴于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意义,我国多年来在推行这门课程的教育教学活动方面,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但是目前我国城乡间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特点。首先,课堂活动作为我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教学的主要模式,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体现在这方面的不平衡,主要是在我国创新教育教学的新时代背景下,各地配置的教师资源和硬件资源方面的差异,导致当代城乡中小学生接受音乐方式、信息的不均衡。其次,我国开始推行新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课标,这次课标的主要目标是针对城乡间中小学生的音乐教育情况,推广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学,实现对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农村则面临着设备设施缺乏,无法有效进行音乐教育,更无法保质保量地完成教育目标。 二、城乡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具体性 首先,很多的农村音乐教育教学,需要根据师资的具体情况和教学目标、设备等情况做出具体的教学设计,尤其需要针对教学的具体方法进行全新的探索,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需要通过在音乐课程实践中发挥教师的能动性,针对很多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因素进行弥补。其次,当前我国的城乡中小学音乐教学实践活动中,还常常出现对音乐教学模式多样化、片面化理解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进行不断尝试和改革,实现包括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观念、教学模式、思路和具体方法等在内的素质教学观念的转变。 三、城市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不平衡性 相对于城乡间的具体性、失衡性,城市间的不平衡性特点则更多是由于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原因引起的。城市间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首先,针对上述情况,需要教师们着眼于各城市中小学音乐教学的目标,进行失衡情况的完善和改革,需要通过多维努力、多种模式探讨,从当前中小学音乐教育城市差距的具体问题着手,对需要改革的环节和涉及的参与人群、因素、单位机构等进行立体化统筹。其次,还需要教师从社会、教育机构、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等多个维度来综合考量中小学生的音乐接受问题。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全方位地进行多种具体要素的调动,将这些不同层次、类别的人群和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实施对中小学生音乐教育目标的补充性改革和教学策略性改革,从这些方面出发才可能让社会对中小学音乐教育有更多关注,才可能在音乐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实现更多因素的支持,才可能进行更好的思维发展与模式探索,才可能在教育理念和机构要素等硬件和软件两方面都获得社会广泛的支持。 四、乡村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具体性 首先,一方面新型的教育者往往留在了大中城市,乡村普遍缺乏专业音乐教育者;另一方面是新型的教师培养机构与传统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中师相比,虽然专业的具体课程、模式、知识结构、技能等方面都有所提升,但是在培养优秀教师的目标模式与层次方面依然还未有根本的改进与提升,因而体制内的改革很难完成所有城乡中小学教育发展的新型师资需求,也很难在教学思路与模式等方面实现彻底的颠覆。其次,中小学教育专业的音乐课程建设在这些年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是针对全国城乡间差异性问题的教学并没有获得彻底解决,人才流动和流失反而导致了情况的加剧,这是尤其值得重视与探讨的问题。音乐教学教育目标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音乐教师综合各类课程的结构特点,综合多种不同专业的特点,进行以音乐为主体的多种知识内容的综合,准确地进行综合性教学目标的定位,在具体的课内与课外教学、辅导过程中,实现兴趣的培养和网络教学平台的运用,进行富有个性和针对性的课堂内容设计。总之,综合课程,不是各类课程的形式上的综合,而是一种内容的兼容与设计,需要教师在深思熟虑和纵观所有教学课程特点的基础上进行音乐为主题的课堂内容设计和目标设计。
我国茶文化蕴含着许多优秀的品行,比如“不骄馁”的秉性,这些秉性和我国体育教学概念相类似,因此加强茶文化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于体育精神的深刻认识。 1体育教学中的审美分析 所谓的审美意识是人们在学习文化过程中所赋予的,从中对当前自然、社会以及艺术等各个方面关于美的认识和感受,进而获得对美的享受,对美的创作力,所以加强对高校学生的审美教学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针对于学生所开展的审美教学并不完善,大部分的审美课程只针对于艺术类学生所开启,这样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是越来越高,所以在高校教学过程中,更应该加强对学生开展审美教育,加强对学生的工艺审美教育、加强对学生的生活审美教学、加强对学生的自然审美教学。在高校中开展审美教学,教师应当将积极的正面的美学知识带入到课程当中,在各个学科中潜移默化地开展审美教学。所以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要融入审美教学,教师可以通过各种体育活动来展现出体育的美学,如练习太极时将太极的潇洒展现出来、练习投篮时将投篮的矫捷身姿展现出来等等。因此,在高校体育审美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身体语言来表现出体育的美学,深入学生对于体育审美的认识。而且由于体育教学是一门公共教学科目,是针对全体高校学生所开展的,能够更加全面地保证学生接受体育审美的教学,提高学生对于体育审美的认识。 2茶文化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作用 2.1有利于掌握体育改革的方向 加强茶文化在高校体育改革中的应用,更有利于高校体育改革的开展。首先,茶文化在高校体育教学中融入更有利于教师掌握当前体育改革的方向,制定更加合理的教学改革目标。当前的高校体育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于体育的学习兴趣以及对于体育的创新思维,通过加强茶文化在体育教学中的融入,能够有效地丰富体育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创新思维。为此,加强茶文化的融入教学对于促进当前高校体育改革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2.2有利于开展高校体育教育建设 众所周知,我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不仅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底蕴,更是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思想,加强茶文化和体育教学之间的结合,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于体育活动的学习热情,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体育锻炼意识,更有利于高校开展体育教学建设。随着我国高校体育改革的实行,随着体育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我国高校的教学体系也在不断地完善,通过融入茶文化的教学,能够为我国当前高校体育教学体系融入新的学习知识以及结构,这也是当前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创新突破措施之一。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思想对于塑造高校学生的体育精神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精神思想,减弱学生在体育比赛中的浮躁心情,沉淀学生的心态,让学生能够保持平静淡然的心态来面对各种体育赛事。 3茶文化和高校体育审美之间的相互鉴赏 3.1加强东方哲学在高校体育中的融入 体育赛事的开展目的之一是为了人们更好地追求自身能力的突破,将自身体能的爆发力展现出来,从而实现对自身体育能力更好、更强的追求。通过这样的体育目标能够更好地促进体育赛事成员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更好地提高体育赛事成员的运动成绩。但是在追求自身体育能力突破的同时,如果体育赛事成员不能控制好强度,容易过早地损耗完身体的能量储备,这样是不利于体育成员的持续性发展。放眼全球,许多优秀的运动员在其运动生涯中闯到了高峰,同时跌入谷底的时间也是非常迅速的,这就是因为他们过度地预支了未来的身体能力,违背了当前人类顺利自然生长的规律。所以要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持续性的优秀表现,就应当遵循当前自然生长的规律,我国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讲究对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顺利自然规律自然成长,所以在开展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更应该加强对茶文化中顺利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教学中的融入,告诫学生应当有度地追求身体极限的突破,不能过度追求极限的突破,这样容易对自身的身体造成损伤,不利于对体育活动的持续性追求。因此,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教师可以融入东方养生美学知识的教学,加强体育和养生两者之间的内外融合,通过养成来弥补体育锻炼的不足,让学生认识到体育锻炼中不应只有单一性的物理锻炼,更应当包括有对心态的培养,让体育真正成为一门修养身心的学科。 3.2加强东方“淡泊”美学在高校体育中的应用 体育赛事除了展现出对自身身体极限的突破挑战外,还展现出体育赛事成员对于功利的追求,久而久之,在各种体育锻炼中,学生就会忽略了体育锻炼的真正目的,只会过度地追求比赛名次,忽略了自身身体体能的极限,忽略了对体育精神的追求,忘记了体育比赛的初衷。为此,在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在浮躁的当今世界中,教师更应该融入茶文化教学,我国茶文化蕴含着淡泊名利的哲学思想,通过茶文化所蕴含的淡泊名利哲学思想来淡化体育赛事中的功利追求,让人们更好地回到体育比赛的初衷,体育锻炼是人们对于身体形态的塑造、身体健全的追求,并非是体育比赛所带来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在追求功利的过程中,人们容易迷失自己,这并非是体育比赛的精神以及初衷。例如,为了突破身体极限,让自己获得更好的体育成绩,许多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会服用兴奋剂,屡禁不止,从这样的行为中能够看到人们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是非常执着的。所以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精神和思想,让学生正确地认识体育比赛的初衷,加强对学生淡泊名利思想的教育,淡化体育比赛所带来的功名利禄之心,让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体育的本质意义,发挥体育比赛积极向上的精神。 3.3加强东方“中庸思想”在高校体育中的应用 我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在发展过程中,更是融入了我国儒家、道家以及佛家的优秀思想,将我国的“中庸”之美更加具体地表现出来。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追求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顺利自然的和谐成长,此外,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更是保持着对“中”、“正”等中庸思想的追求和表现,而中庸思想也一直贯彻在我国茶文化之中。我国茶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庸思想难免会存在着保守的观念,教育人们切勿过度追求,和讲究创新精神的体育改革相互冲突,不利于激发学生对于自身体能极限的挑战和突破,无法有效地激发出学生的体育潜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人们越是注重对自身体能极限的追求,就越容易忽略顺利自然和谐成长的概念,容易忽略自身身体机制的极限来追求体能的突破,容易对自身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所以在开展高校体育教学中更是要引入茶文化的中庸思想教学,教育学生切勿过度追求,应当在自身身体承受范围内追求对体能极限的突破。而且,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加强西方体育审美中的创新精神和我国茶文化中庸思想的相结合,让学生将更多全新的知识融入到茶文化体系当中,促进当前我国茶文化体系的发展。 4结束语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高校关于体育的审美教学在不断地完善,但是依旧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体育作为一门公共的教学课程,是开展审美教学的重要平台,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体育改革创新的发展,教师应当注重对学生的体育审美教学。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随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普及,我国高校学生对于茶文化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加强茶文化和体育教学两者之间的结合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于茶文化的深入认识,更有利于当前高校体育审美的教学效果。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本文通过从校园体育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方面分析与和谐校园建设的关系,揭示其互动的途径,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和谐校园对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两者相辅相成。 1.前言 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状态,在东西方文化中用来表达协调、和谐、平和等思想观念,在“和谐”的期盼上东西方在观念和理念上都表现出高度的趋同。中国的《论语·学而》提到:“礼之用,和为贵。”“礼”以“和”为贵,是“和”的体现。制度化的“礼”与精神性的“和”,两者刚柔相济,不可或缺。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中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画面,主张“公正和谐”[1]。“和谐”,从微观上讲它是个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从中观上讲它是社会各系统、个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从宏观上讲它是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校园作为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和谐校园的构建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推动,同时也彰显大学精神。教育部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规划(2015-2018年)》的工作任务中也指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支持学生社团活动,遴选一批特色校园文化品牌,加强文化艺术类课程建设,完善人格修养,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对职业精神养成的独特作用,创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因此校园文化作为和谐校园构建的助推器,将势必影响其发展进程,而校园体育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强有力的部分,与和谐校园的建设相辅相成,和谐校园的构建将为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和蓬勃发展提供“沃土”。 2.校园体育文化的内涵 校园体育文化作为体育文化形态之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即具有社会文化的共性,又兼有大学文化与精神的特点,其核心是大学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和价值,按照其结构可分为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以及行为文化四个层面。 2.1体育制度文化 体育制度文化是校园体育文化中的保护层,也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有力屏障,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校园文化中约定俗成的条例条款,二是专门制定的指导和管理课外体育活动、运动代表队、运动场馆以及体育教学等与体育有关联的规章制度,三是体育组织机构为顺利开展体育教学、体育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而体现的结构规范[2]。具体表现为运动队管理办法、体育社团的规章制度、体育场地场馆管理办法以及校内体育竞赛的办法等。体育制度文化为校园体育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也为校园体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2体育精神文化 体育精神文化是校园体育文化中的核心层,也是校园体育文化的上层建筑,它包括体育精神、体育理念、体育口号、体育价值观等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展现了大学所要呈现的体育价值诉求和体育思想表达,凝聚了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反映了大学体育特色的文化软实力,作为校园体育文化的主旨、核心,具有强烈的导向性和引导性,指引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发展思路,对形成具有浓厚校园体育文化特色具有重要意义。而在长期的体育精神文化熏陶下,学生更容易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投身健康科学的锻炼手段和方式,为终身体育的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体育精神文化可具体体现在吉祥物的设计、口号的创编以及代表队队徽的设计,因此体育物质文化是体育精神文化的载体,是体育精神文化的具体体现。 2.3体育物质文化 体育物质文化是校园体育文化中的基本层,也是校园体育文化的根本,它包括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器材以及体育经费投入,它不仅单指表象性的实物,还包括实物中所蕴含的体育精神、体育思想和体育观念。如体育雕塑、体育场馆设计等都体现了人的体育情操、情趣和意识,体育物质文化是体育精神文化的具象,它承载着体育精神文化,通过体育物质文化“传情达意”,并且代表哲学思想中的形而下,这些体育物质文化在校园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培养着师生们的体育素养和体育价值观,激发他们体育参与的热情和兴趣,并逐渐在日积月累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中受到思想的感染,感受体育所带来的魅力,体验体育运动的刚柔并济。 2.4体育行为文化 体育行为文化是校园体育文化的实践,也是校园体育文化的具体落实,它真实地反映了学校体育工作开展的执行情况,包括上课的出勤率、课外体育锻炼的频率和时间、运动代表队竞赛成绩的优劣、学生体质测试优生率和及格率以及学生运动会参与率和覆盖面等。通过体育行为文化的展现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校园体育文化的深度和厚度,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重要的衡量参数。 3.校园体育文化与和谐校园构建的互动关系 3.1校园体育文化助推和谐校园的建设 3.1.1建立完善的校园体育制度维护和谐校园。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也就是制度。校园体育制度是营造良好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实施校园体育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来源。校园体育规章制度是学校体育行为规则的描述,是一种显示学校体育文化的制度化呈现,是一种显性的文化特征,完善的校园体育文化制度一方面让学校体育的管理者带头遵守其要求,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品一貌去引导和教育学生,正如“子帅已正,孰敢不正”,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学生遵守纪律、勇于进取、崇尚理性的精神风貌。每一个体育制度的制定都是建立在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人人平等的观念,要求在校园范围内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和执行,体现良好的体育精神和体育素养。体育规章制度是保障学校体育工作有序化、规范化,最大程度发挥学校体育在社会体育中的作用,充分保护学生合法体育活动和体育权利的有效“武器”,同时也约束了不合时宜的体育行为,树立价值标准,因此促进了和谐校园的发展。3.1.2培育特色的校园体育精神文化塑造和谐校园。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培育一种特殊的大学精神———校园体育精神,它作为校园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在校园内开展一系列体育文化活动促进具有共同价值理念的校园体育精神的传播。校园体育活动既是展示校园体育精神的舞台,又是培养校园体育精神的沃土。优秀的体育作风和行为习惯,良好的体育道德,体育伙伴的尊重是校园体育精神的主旨。在体育精神文化的培育中我们要规范和稳定体育道德标准,对在体育考试中舞弊,在体育竞赛中不尊重对手等与体育精神相背离的不良行为予以坚决的抵制。师生在校园体育精神文化的熏陶下,培育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这样我们的和谐校园的建设才具有感召力。校园体育精神文化要达到体育物质使用功能和体育审美需求的和谐统一,在校园体育精神文化的培育上应从本校的传统、培养目标出发,建设具有学校特色的体育精神文化。3.1.3打造系统的校园体育物质文化营造和谐校园。加强校园体育物质文化建设最主要就是投入硬件设施,这个方面需要学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完成,同时也需要相应部门的通力配合与协作,顺畅的沟通、信息的及时反馈和环环相扣的工作流程等都将影响校园体育物质文化的进展程度。体育设施的质量、运动场馆的设计、体育场地的布局以及体育器材的完备都将影响体育物质文化的最终建设,这些设施、设计、布局本来就承载着体育物质文化,是一种文化表象,而特色体育格言的悬挂、体育场地雕塑的摆放,不仅拓展学生的体育文化视野,也启迪学生的心灵,使学生更深入地去了解体育文化,了解体育、认识体育、参与体育、热爱体育,对师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催化作用。因此在校园体育物质文化建设前期我们要对整体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哪里设置足球场,哪里设置体育雕塑,哪里设置羽毛球场等都应该讲究体育美学,才能将优化体育活动环境,才能拉近学生与体育文化的距离,而体育美学的体现也促进和谐校园的建设。3.1.4落实有效的校园体育行为文化实践和谐校园。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尽可能满足大多数学生的不同体育需求,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来体育活动中。切实开展体育文化活动,不断提升自身体育素养和精神,除开展常规性的运动会和体育竞赛外,还可以开展一系列的体育知识讲座、学术沙龙、专题演出等,通过自身亲自参与使学生能够全方位的感受校园体育文化,形成良好校园体育文化风气和氛围,构建和谐校园。一些体育文化节的的形式,用多种形式推动体育文化,为师生提供展示才华的空间和释放清楚的舞台,培养师生的体育道德。同时根据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体育竞赛代表队,通过运动队积极参加在国内甚至国际竞赛并取得优异成绩,来带动更多体育行为的出现,同时在体育行为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加强引导,避免盲目性和间断性,并实施规范的组织和科学指导,才能达到良好体育行为效果,也才能促进和谐校园的发展,并形成全校和谐共进的局面。 3.2和谐校园的构建为校园体育文化提供营养“土壤” 首先和谐校园是充满活力,安定有序,设施完备,布局合理,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和谐共处的理想状态。在环境上体现为净化、绿化和美化,在教学教风上呈现为知识化、教育化和人文化,师生爱校知校,遵守规章制度,积极参与学校各方面的建设。师生时刻关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并积极参与其中,在体育活动中相互交流与沟通,团结协作,共同为目标而拼搏奋斗,形成各尽所能、和谐相处的局面,才能加快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步伐。其次由于学校体育目标与学校组织目标存在着协调关系,学校各项体育活动能够获得学校的有效组织并得到师生支持而扩大,体育文化建设的步伐也因此而加快。再次和谐发展教育作为和谐校园教育中关键,实现了对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实现个人的和谐发展,满足了和谐教育中和谐的教育关系、和谐的教育内容以及和谐的教育过程的要求,达到了真正的和谐发展教育的目的。最后和谐校园的建设以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实现育人使命的需要,是完善人格的要求。人与人之间,多一点尊重、多一点爱心、多一点自律,加强自我修养,和谐可以凝聚人心,和谐可以团结力量,和谐可以发展事业,而这正是校园体育文化所倡导的团结协作、和谐发展。 4.总结 校园体育文化是营造学校文化氛围和弘扬学校体育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有利催化,校园体育文化深层的体育观念有助于塑造“和德”,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可以培养大学生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的体育道德风尚,达到相互交流、相互协作、追求体育人文精神的境界,而和谐校园倡导和营造一种积极健康、活泼和谐的精神氛围,促进师生、学校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两者合力互动将营造出更有利于和谐精神教育的校园文化氛围出现。 参考文献: [1]刘芳.校园体育文化与和谐校园的再构建[J].山东体育科技,2008,(03):75-76. [2]何文涛,胡波,顾春先.论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结构及文化哲学意义[J].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3(04):74-77. [3]贺建峰.和谐校园视角下高职院校体育文化的构建[J].运动,2015,(15):121-122+4. [4]赵克宁.论高校校园体育文化与和谐校园的构建[J].教育与职业,2005,(05):52-54. [5]黄学思,丁荣.高校体育文化对构建和谐校园的作用[J].贵州体育科技,2011,(02):10-13. [6]刘遹,宁业梅.学校体育文化与和谐校园构建的互动关系[J].教学与管理,2011,(24):28-30. [7]王冰.论高职院校体育文化与和谐校园的构建[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1,27(10):129-132. [8]刘超,顾春先.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意义与价值取向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0,26(06):166-167. [9]顾春先,何文涛,胡波.我国普通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现状及对策[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36(08):19-22. 作者:徐瑶 单位: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与其他时期的大学生相比,当代大学生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少大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差,极易浮躁、抗压能力低,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心理健康素质堪忧。茶文化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现出来的思想、精神能够引导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自我教育。介于此,应当把茶文化引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培育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自我教育能力。 1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大学生心理健康一直是广大教育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当前的一个社会热点。从当代大学生的表现不难看出,我国大学生普遍缺乏心理健康自我教育能力,不注重心理健康问题,以致于存在自我认知障碍,自我调节、约束能力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情感障碍,不能正确的辨别是非,形成错误或片面的价值观,造成人格不健全。如,一些大学生不能正确权衡利弊,容易做出一些“手高眼低”事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教育能力偏低,缺少自我教育的知识、技巧,对外界不良思想、行为的抵御能力不强,进而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发展。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教育能力是当前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要引起高校足够重视。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对人才要求越来越高,大学生不仅要具备专业素质、知识及能力,还要拥有过硬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能够在困境中对自身不良情绪进行有效调解,沉着、冷静应对各种问题。目前,社会上不断爆出大学生杀人、伤人及自杀事件,这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缺乏的警示。为此,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并增强他们的自我教育能力尤为重要。对于大学生而言,拥有心理健康自我教育能力十分重要,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及未来工作、生活都有着重大影响。 2 茶文化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的关联性 茶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是我国文化体系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茶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其所呈现出来的内涵、精神对人的思想、行为,乃至社会生活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包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众所周知,茶文化不仅仅是关于茶的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为人处世哲学,具有较强的德育、价值引导等作用,它可以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基础和素材,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指导。因此,茶文化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为了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教育能力,要充分发挥茶文化的人生哲学思想与精神内涵的教育作用,引导大学生学习修身养性的方法,在文化熏陶中陶冶性情、锻造坚强的意识品格,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心理、情绪自我调节能力,进而从容、沉重应对成长路上的各种困境。此外,茶文化中的茶人精神、茶道精神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大学生成为社会需要的综合型人才。 3茶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教育的启示 3.1利用茶文化构建健全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培育学生自我教育能力 目前,很多高校已经认识到了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尤为注重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来培育学生心理健康自我教育能力。尽管如此,具体工作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这就要求相关人员研究进行深入的分析,剖析问题根源,并加以调整。鉴于茶文化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可以利用茶文化的思想精神的德育作用构建健全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积极引导大学生学习修身、养性、凝神、静气等方面的有效方法,学习茶人的奋斗、坚强、刻苦、勤俭等谨慎品质,帮助大学生掌握心理健康自我教育的知识、技巧、方法,最终提高大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茶文化建立心理健康评价机制,让大学生自主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管理和监控。 3.2利用茶文化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教育的良好环境 为了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教育能力,应当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自我教育环境,这就需要净化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内外部环境,让大学生尽快适应高校校园和当今社会环境,实现对心理、情绪的自动调节。茶文化本身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启示作用不言而喻。基于此,可以把茶文化引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构建校园茶文化,并在校园内广泛的宣传传播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德育思想,潜移默化地净化校园风气,使大学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下学习生活,逐渐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养成自我教育能力,积极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大学生饱受着各种消极思想的冲击和诱惑,极容易形成错误的认识、产生不健康的心理。茶文化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思想精神有一定的人文价值,所以应当利用茶文化精华高校校园环境,为大学生创造一个自我教育的良好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大学生学习茶文化中的茶道、茶人精神,利用这些知识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包括心理上的问题,促进身心健康的成长。 3.3利用茶文化引导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自控能力 在心理健康自我教育过程中,自控能力是最关键的内容。当代大学生普遍缺乏自我约束能力,对自身的心理状态缺乏自我监督和控制,自控能力薄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心理健康自我教育能力发展。针对这样的情况,高校主要任务是开设各类课程和实践活动培育大学生的自我约束与监督能力,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估与认知,对自身的心理、情绪等整体状况有一个正确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使大学生逐渐形成自控能力,能够发现自身的不良情绪并进行调节,始终保持一个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为了达到这样的教育效果,教师可以把茶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知行结合,针对大学生身心特点、需求开展茶文化教学,增进大学生对茶文化思想精神的了解,从茶道精神、茶人精神及饮茶品茗文化中得到启示,升华自身的精神世界,树立积极、健康的“三观”。基于茶文化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教育能力提升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织茶文化专题讲座,有针对性地讲解茶道精神、茶人精神、茶德、茶礼等,增强大学生对茶文化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根据心理健康教育需要着重讲解茶文化中的为人处世哲学、修身养性理论,让大学生从中得到启发,认识到自身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以便用积极乐观地与人交往,应对学习、生活中的困境;第二,以辅助教学形式把茶文化引入到心理健康教育课堂上,提高大学生对茶文化精神的领悟。如,在课堂上展现功夫茶,一边演示一边讲解茶道的思想精神,让大学生在茶艺表演中真正体悟茶道精神实质;第三,围绕某一主题组织开展讨论活动,促进大学生之间的意见交流、观点分析,引导大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形成积极健康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如,教师以校园贷款为主题组织专题讨论学习,结合茶文化对大学生进行警示教育,让大学生认识到校园贷款的利与弊,形成正确的消费观,消除白金思想、功利思想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三,通过茶文化教学传递给大学生正能量思想,让大学生结合自身情况树立一个目标,在内心形成一个自我激励与约束机制,然后朝着这一目标不断自我发展、自我教育,健康成长。 4结论 综上所述,茶文化是历经几千年而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其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内涵,对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教育有一定的启示。高校大学生思想健康教育引入茶文化,利用茶文化构建健全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搭建心理健康自我教育环境,培育大学生的自我心理与情绪调节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术教师应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引入中小学美术教育。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艺术为例,浅谈这一传统文化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的应用价值,并提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风格,秉持弘扬传统文化的态度,呼吁中小学美术教育要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外来文化为辅助开展教学。 一、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美术教育元素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源远流长,在华夏大地上有着不计其数的艺术产物。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文章以色彩搭配、结构造型、空间布局这三点为切入点,分析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的美术教育元素。中国建筑的色彩搭配,从皇家宫殿中可以看到恢弘大气、金碧辉煌的布局,如白色的台基、红色的城墙、黄色的瓦片、冷色的组画、灰色的地砖,加上蓝天、绿树,可以搭配出色彩冷暖的变化。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强调用色彩搭配出不同的意境。在结构造型上,以单体组成群体,通过一个个单体建筑组成建筑群,这样可以在不同的建筑上做到有区别的和谐统一。单体建筑以石为基,以木为柱梁,通过四个立柱,内部空间划分以间为单位。先人通过辛勤的双手、智慧的大脑书写了中国建筑辉煌的篇章。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在空间布局上体现对称、均衡的形式美感,其中包含着长幼、尊卑、贵贱的宗族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这和绘画在空间布局上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美术教育思潮 崇尚自然、爱自然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一个热点话题。古人已经注意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统一。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引入美术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促进学生艺术造诣的提高,这是美术教育追求的目标之一。教师应该思考,怎样引导学生将真情实感、喜怒哀乐融入尺寸之间。教师可以通过带领学生走进大自然或鉴赏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从中体会出不一样的心得。作为教育工作者,教师有义务和责任引导学生将视野放在一个更宽广、更真实的空间或意境中。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引入美术教育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由于课业的压力,一些教师和学生忽视了美术的学习。如果学生的审美意识没有经过系统的培养,则难以形成系统的审美意识,而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美术教育是一个有效的改善措施。在信息时代,人们身边充斥着良莠不齐的信息,人们要做的就是充分利用时间,排除不良信息的干扰。美术教育用来激发学生对美术的学习兴趣,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只要学生秉持认真的态度,就能创作出令人满意的作品。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建筑艺术错综复杂、博大精深,从任何一个角度入手,都可以成为美术教育的研究方向。我们要珍惜华夏文明的硕果。 三、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建筑群体一般有三种用途:一是为皇家官宦服务,二是为宗教祠堂服务,三是为黎民百姓服务。中国自古以来朝代不断更迭,但宗教一直不断发展。儒、释、道三教并存互补,相互促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都能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看到相应的样式。想要汲取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营养,需要合理的计划,不能操之过急,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人们应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美术教师要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提高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感。人类需要有一个围合的建筑空间,在充满钢筋水泥的现代城市中,很少能看见雕梁画栋的中国传统建筑。因此,教师应将本民族或本地区传统建筑样式与美术教育融合,为学生提供思考和感悟的空间,使学生愿意传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
1引言 高校图书馆的管理制度与服务水平直接关系到高校师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影响图书馆信息资源收藏与共享以及社会教育参与等职能的发挥,更是社会文明建设水平与服务水平的直观彰显。传统的高校图书馆管理模式大多为粗放型,无论是对图书馆中馆藏资料的管理还是对图书馆职能服务的管理粒度均不够精细化、管理与服务的人性化也相对欠缺,使得图书馆的管理服务水平无法满足现阶段高校师生对图书馆的功能与职能需求,因此迫切需要对高校图书馆的管理模式进行优化与调整,搭建更为和谐与温馨的学习与交流环境,提高高校图书馆管理工作者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为高校师生提供更为人性化与精细化的服务。我国是茶的故乡,早在远古时期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随着历史风云变化,茶早已超脱了其原本的饮用功能而衍生出了独到的茶道以及深厚的茶文化,例如在当时奢靡成风的魏晋社会环境下,饮茶已不是仅仅为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能,成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当此之时,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且已进入精神领域,茶的“文化功能”开始表现出来,两晋南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奢侈之风,便是一个明显的佐证,此后,“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一直成为我国茶人的优良传统。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文化交流也更为热切,使得各地原本相互孤立的茶文化得以进行交流与融合,受到当时统治阶级崇尚佛教的影响,茶文化中更多地掺杂进了佛家的“禅”味,同时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开放性风气,茶文化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达到全盛状态,更是远踏日本等国,成为中国极具输出意义的传统文化。传统茶文化是我国茶道发展与人文理念在历史碰撞与磨合下不断形成的精粹文化,茶文化中高度融合了我国人民对于儒家、道家、佛学等文化的理解与提炼,进而不断演化成了一种超脱的、和谐的、人本的、自然的、有序的哲学思想与价值理念,极具禅意。对茶文化的内涵价值进行深究,茶文化中所蕴藏的智慧与理念不仅凝聚着我国古代人民的思想结晶,更是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对传统茶文化中的价值理念进行挖掘,将传统茶文化的价值理念应用到高校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优化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茶文化理念对于高校图书馆管理的指导作用,可以较好地改善传统图书馆管理体系下僵硬而机械的管理模式,开启高校图书馆的人性化管理新纪元。 2高校图书馆的人性化管理 人本理论的核心在于将人的基本权利满足程度作为重要考量指标,以为人们提供基础权利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要求在实际的落实工作中能够高度重视人文主义关怀色彩,让受众能够直接且直观地感受到人文情怀。高校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用于搜集、整理、收藏图书文献资料并为高校师生提供阅览与参考的服务性机构,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使得高校图书馆更是成为了社会文明体系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人本理论是现代图书馆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其核心准则在于人性化与人本思想,要求在图书馆管理制度制定与职能实现过程中重视人文关怀与人本管理。将人本理论应用到高校图书馆管理中,引导图书馆中的工作人员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与服务理念,改变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制定更为合理与合情的图书馆管理制度,在具体的管理工作落实与服务提供时注重高校师生与读者的人性化感受,从管理制度上提高高校图书馆管理的灵活性,从而为图书馆中的师生提供更加便捷且人性化的服务与更为和谐与温馨的阅读环境,在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与高校师生及读者之间构建一条充满信任与依赖的桥梁,全面提升高校图书馆在推进高校教育与研究工作以及社会文明体系建设方面的重要地位。 3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与高校图书馆的人性化管理 茶文化是我国茶道发展与人文理念在历史碰撞与磨合下不断形成的精粹文化,茶文化中高度融合了我国人民对于儒家、道家、佛学等文化的理解与提炼,进而不断演化成了一种超脱的、和谐的、人本的、自然的、有序的哲学思想与价值理念,极具禅意。从煮茶的角度来看,自古以来我国的煮茶与饮茶都分外讲究和谐性,所谓“炉上为水、炉下为火”,通过水火的交融阴阳五行才能达到平衡,这样煮出来的茶水才能达到开智醒脑的效用。从饮茶的角度看,饮茶者通常会采用“韩信点兵”或者“关公巡城”的倒茶方法向一排排茶杯中逐一倾倒茶水,所有的茶杯无论是外表的色泽还是内部的结构都大致相同,待所有的茶杯全部轮完之后,若是茶壶中仍有余茶,则需要再次向一排排茶杯中逐一倾倒剩余茶水直到所有茶水全部倾倒干净,这也表示饮茶者或者主人对于客人一视同仁的态度,象征着饮茶者之间的和谐与平等。无论是茶文化中的煮茶、倒茶还是饮茶都体现着和谐的思想,和谐思想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其管理与服务提供方面也应当高度贯彻“和谐”的思想与理念,将和谐融入到管理制度完善与管理职能提供上,为高校师生与读者提供人性化的服务。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师生阅读与交流的场所,应当营造一种温馨而和谐的阅读与社交环境,让高校师生与读者对这样的环境心存信赖感与归属感,愿意将自己的空闲时间释放在图书馆中,让图书与知识充斥着读者的空闲时间,如饥似渴地享受精神粮食带来的满足感,从而提高自身的素质涵养,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也让高校图书馆充满人气与活力,绽放出新的生命契机。一方面,高校图书馆是高校组织结构中的一部分,高校图书馆管理的和谐性离不开其内部工作人员与团队的支撑,为了让图书馆焕发出人性化与和谐的光辉,图书馆的内部管理也应当注重以人为本,密切关注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与心理状态,一旦发现工作人员的情绪波动过大,需要及时加以疏解与引导,使得其恢复工作积极性,自发式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到图书馆管理工作中。同时,权责的明晰划分对于高校图书馆的和谐管理非常重要,可以让员工充分认知到分工的科学性从而达到人文关怀的目的,将图书馆的人员职位与责任进行细化与配置,以图书馆图书整理与归纳人员为例,其需要确保图书整理与归纳等管理制度的完整、持续、有效执行,需要负责编制与组织各种图书整理与归纳操作规范,同时其也享有与其他工作人员同等的培训、福利以及竞争上岗等权利。高校图书馆应当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方式,从薪资待遇、员工福利、职称岗位变化等方面给与优秀员工相匹配的奖励,以引导与鼓励员工在自有岗位上不断完善与精益求精,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更好地为高校师生与读者服务。另一方面,高校师生与读者是高校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高校图书馆管理的和谐性也应当体现在读者服务方面,高校图书馆在提供读者服务时应当强化对读者的人文关怀,在对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及内在感受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合理制定高校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包括借书、还书、图书馆开馆与闭馆时间设置等,都应当及时根据读者的需求进行适当地调整与优化,以满足读者群体的个性化需求,简化高校师生与读者在图书馆阅览、借书、还书等流程,加强读者与工作人员之间沟通机制的构建,通过双方的沟通形成有效的互动,及时捕捉与获取读者与高校师生的实际需求,可以为高校师生提供意见箱或者建议箱,允许高校师生对图书馆管理工作进行评分,并以此作为工作人员考核与图书馆管理模式优化的重要参考,从而尽可能为读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实现高校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和谐。 4茶文化中的“人本”思想与高校图书馆的人性化管理 茶与茶文化中蕴藏着深厚的“人本”思想,从功能上来看茶具有能够提神醒脑、开智健身、涵养神思的效用,经常饮茶可以让人精神焕发、明目养颜,因而民间自古以来就有“茶怡养筋”的评价,足以说明茶在调节人体的身体机能与心理机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能够让原本烦闷的心情得到疏解,净化人的思绪与烦恼,因此从茶的功能上来看,茶在调节人的心理状态、改善人体生理机能方面均具有人本的内涵。将茶文化的“人本”思想渗透并应用到高校图书馆管理中,让图书馆中的读者感受到人文关怀,是高校图书馆管理的重要改革理念,其落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为读者服务的人本化,高校图书馆应当坚持读者第一、服务之上的管理原则,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提升读者的综合素质作为管理的核心目标,让拥有不同兴趣爱好的高校师生都能在图书馆中找到其喜爱的图书,享受到顾客般的读者服务,从而在友好的环境下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价值。鉴于这一目标,高校图书馆一方面需要对读者的兴趣爱好与需求进行高密度地调研与跟踪调查,紧跟时展潮流以及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例如读者希望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找到所感兴趣的书籍,读者希望能够看到自己所借书籍的类似书籍等,这些需要都是读者普遍的需求,高校图书馆可以优化图书查询检索系统,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提高图书检索效率,可以对馆藏图书的分类进行细化,从而为读者提供更为优质的相似图书推荐服务,让读者寻找图书的过程变得简洁而又直接,缩短读者的找书时间,尽可能地延长读者的阅读时间。另一方面,为了给高校师生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服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应当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主动地对读者需求进行全方位拓展,例如可以在阅览室附近安装打印机,为读者提供文件复印与打印服务,这种站在读者的角度、关心读者切身利益的图书馆读者服务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服务,才能真正收获读者的信任与依赖。其二为内部管理的人本化,图书馆内部的工作人员是读者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支撑图书馆服务与管理成效的重要力量,图书馆应当打破传统的以管理书为中心的“物本”思想,开创以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中心的“人本”管理时代,不断开发工作人员的内在潜能,促进他们自我价值的提升和自身能力的发展。图书馆应当尊重工作人员的个性化发展,依照人们的不同特点进行任务分配,重视每一位员工的突发奇想和积极创造,充分体现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理念。在管理中突出人文关怀,建立公平、透明、民主的决策机制,努力营造人尽其能、主动学习、积极创造的图书馆文化,优化图书馆内部环境和员工待遇,定期开展能力培训及拓展活动,从体系建设、监督管理和制度保障上突出工作人员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 5结语 茶文化中所蕴藏的和谐与人本思想凝聚着我国古代人民的思想与价值理念,本文从茶文化的角度来看我国高校的图书馆管理,针对现有图书馆管理中呈现地僵化、机械化等特征,运用和谐与人本思想对管理模式进行优化,在内部工作人员的管理方面应当注重内部团队的整体性和谐,打破传统的以管理书为中心的“物本”思想,开创以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中心的“人本”管理时代;在读者服务管理方面应当遵循读者第一、服务之上的管理原则,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提升读者的综合素质作为管理的核心目标,为社会文明体系的建立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摘要】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的管理技术,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日本企业文化不仅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也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在当代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趋势中,应当注意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 【关键词】管理哲学;管理技术;文化融合;管理之术;管理之道 西方管理学从泰勒、法约尔开始,逐渐架构成完备的体系,又衍生出众多的流派、学派、丛林。与此相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都离不了理国治邦,他们的文化精髓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管理思想。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乏深邃闪光之处,却沧海遗珠,散见于经、史、子、集,缺乏系统的于是,学院教授的“正统”管理学“言必称希腊”,基本是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 一、西方管理学分析 西方管理在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中积累出明显的优点: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和严密地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技术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对管理中某一要素进行深入地、科学地分析,总结出的某一方面的规律,却往往把局部的规律看成是一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走极端的弊病;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复杂也带来新的矛盾。组织结构复杂常常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扼杀了创造行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人生。所以东方管理文化也是以人为核心,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而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员工“心愿”的问题;而西方则注重员工“会不会、能不能”,是针对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下工夫,各有侧重。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不断提升境界的养料,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木桶,那他前进的动力在某些阶段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起来的科学监督和统计制度,东方管理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的自我管理,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从“性善论”出发,通过自身修养来解决问题。这些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共通之处。儒家讲究的是“宽容和谐内部环境”,但在管理中的感性成分较大。极端的感性管理也会导致具体管理者无所适从、无所凭依,管理走型。 东西方管理文化不同,对管理的本质和认识也就不同。但是在当代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中,现代管理本质越来越体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为核心的人本管理思想。对于“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中国上古时代提出了“德为贵”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儒家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其归宿是“安人”,即理想化的社会管理及最终的天下大同。“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与管理方法。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需要提倡诚实守信、意志坚强、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方也普遍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在mba课程中也开设了“管理伦理”的课程,东方管理学派提出了“以德为先”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把道德行为放在首位,遵行“德智兼容”。日本企业的成功更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三、日本企业文化的示范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在全球开始展露风采。当时美国正在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嘛。企业劳动生产率在连续增长了20多年后骤然停止了增长。而这时,日本作为战败国,战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石油等原料全部依靠进口,但他们的企业在石油危机中安然无恙,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长期熏陶。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一)日本企业文化中体现的东方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府推行,国民诵读《孝经》,提倡孝道。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奉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瞩目。于是全世界都开始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包括曾经是日本人老师的美国人也放下架子,“拜徒为师”。经过一番探讨研究,欧美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与美国的资金扶持有关,而且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不是单纯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设备、技术、产量等“硬件”,也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企业风土”等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如“社风”、“社训”、“社长信条”、“经营原则”、“企业使命感”等。而儒家思想正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是创造“软”因素(日本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学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时空的优势。于是产生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的“人本管理”思想。这种人本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也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灵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管理还讲求施义,这种管理思想,与儒学中的“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有的日本公司在经营宗旨中就明确直奉行“先义后利”!“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荀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成功的日本公司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日本企业家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二)日本企业文化成功案例简析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上九大公司之一,是目前日本获利最高的企业之一,其营业额从战后至今增加了4000倍以上。松下公司的创始人及领导人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该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有很强东方色彩的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表现在:一是强化企业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日本首先创作公司歌曲并制定价值准则;就像现在你一走进“好又多”超市,你就会听到他的公司歌曲,这样的文化熏陶很容易让人们不自觉的将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联系起来。日本的横滨饭店规定对新雇员培训的一半时间不是讲业务,而是教他们懂得自己应对周围的社会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让他们到饭店前面的公园打扫卫生。在日本,有一句很响亮的话:“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由此可见日本企业家对文化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二是重视人才培养,这从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器产品”中可见一斑;另外一家日本企业——日本京滨制铁所是一家高度自动化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工序管理上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但这样一家企业却也十分强调人的作用,建立很强的工作道德观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以培养职工道德观念为主,并围绕道德观念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三是注意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容,使员工易于接受。比如开会,可以选择不在会议室里,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开会迟到的人,可以叫他们请按时到场的人吃饭等等。这样一些比较远离传统的企业文化,可以让员工避免被束缚的感觉,从而能够更容易的接受。 四、结语 日本是“东方的西方国家”,或许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日本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熏染,它才能有这样一个契机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日企横扫英国的摩托车业,超越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和光学仪器市场,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和一般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等一系列的企业神话,这些神话不断的被文化管理学、企业战略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科选入教材,流传起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企业的成功,掌握西方的管理理论,领会东方的管理思想,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将东西方的管理哲学在中国来一个第二次融合。 美国华人管理学家成中英教授说,中国是“心”文化,美国是“脑”文化,管理是外在伦理,伦理是内在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方法在国外公司有时很好用,但现在我们的员工是中国人,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运用西方习以为常的管理方法。虚实结合,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从让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样板。 不可否认的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既不能消灭它,也难以统一它,因为世界需要五彩斑斓的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在差异彼岸构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用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论文 一、东西方企业的质量管理特点 (一)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东方企业质量管理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要数日本了。以下以日本为代表谈论一下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自主,主动是日本企业的独特的特点。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最主要的思想是来源于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管理思想。顾客至上是他们企业的经营理念。最为值得学习的是,日本企业的质量政策在内容上不仅体现出了“把顾客作为焦点”的原则,而且能够在各个生产活动中得以全面的执行应用。 (二)西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质量管理的起源地在美国。美国企业一直重视质量管理,其质量管理方法当然是各不相同,比如:“统计质量管理法”,“全面质量管理法”。因此,美国企业在质量管理思想,质量管理组织和质量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有其特点。美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注重规范化和程序化管理,讲求质量控制,在管理方法上,美国企业是在标准的规范下进行的,也有一些企业为了解决质量管理的具体问题设置一些临时的机构:如福特汽车公司为生产专用零部件而设置的临时工作小组等。 二、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对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理念是在生产过程中综合考虑产品的质量,美国的企业则是在规范化的过程中生产产品。通过对其优缺点分析可以对我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有一个很客观的改正标准:第一,中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研究还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层面;而西方企业已经有自己独特的质量管理理论体系。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质量管理研究,加强中国企业质量管理研究。第二,中国企业质量管理重形式轻实践。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只是把质量管理这一重要的操作流程当做是无关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具体的去实施它的作用。第三,需要提高中国企业员工的个人素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素质,因此我国企业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责是提升员工的文化素质。 三、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一)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是令人堪忧的。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如下:第一,企业产品质量差,浪费生产的原材料。第二,质量不合格的各种产品横行于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乃至生命。第三,我国企业对TQC(TotalQualityControl)和贯彻ISO9000系列标准不进行实际实行。 (二)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我国企业质量管理远远落后于美日。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第一,真正把全面质量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企业必须按照全面质量的原理来重新安排质量战略策划,真正将全面质量面质量管理放在首位,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第二,真正实施ISO9000系列标准,切实做到运用此标准来对质量体系进行规范。第三,注重质量文化的作用。我国的企业应该学会创建文化企业,把员工的个人素质首要位置,以此来提升企业产品的质量。对我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思考,切实做到从我国自己的实情出发,总结我们之前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国外质量管理好的方法,活学活用现代科学的质量管理手段,认真预测世界质量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理论的基础上重实践,一定能把我国质量管理提高到现代质量管理的水平,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道路。 作者:刘艳菊郑满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哲学论文 俗话说,无规矩就不成方圆。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人类的这些进步,一个又一个发明创造,经济不断发展都离不开管理,包扩人的管理和物质的管理。管理思想的发展按时间划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的管理思想、中期的管理思想、现代管理思想。 毋庸置疑,人类早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管理思想,管理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课题,不同时代的管理有着适用于那个时代不同的含义,但是很少全部弃旧立新,不能说过去的管理思想已无用途,现在科学的管理也是在建立在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过去的管理思想还在影响着现在的管理活动,有多种原因:首先,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和遵守客观规律,人类早期并没有一系列的理论概念,我们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验之间,蕴藏的管理思想的萌芽。要怎样安排怎样分配才能更好的完成生产生活任务。这些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想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每个名族每个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中都会有自己名族的特点在内,也就是说早期的管理思想会对现代的管理思想影响。例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是永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永久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存在,而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平衡的集合,因为他是和谐平衡的,让人生存,无私奉献,所以它能够永世长存,而现代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就有企业要有造福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个影响的例子;其次,现在所说的管理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路走来,从欧洲的古希腊神庙到中东的古埃及金字塔再到东方的长城,这些奇迹的诞生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的管理经验。虽然时代一直在变,但是一些理论的有效性还是没有变,例如马基埃维利的思想领导原则和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些原则的是相当类似的。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巴贝奇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的管理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手段来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学科要素在内,不单单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或者是对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来思考而是运用心理学、计算机、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手段来综合管理一个企业。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强了人的培养,企业生产运营更人性化。职工的满足感,归属感成为了影响管理好坏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创新意识,现在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企业和国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适者生存,不仅要适应更重要的还是创新。根据形式不断改革管理体制。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类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现在也能指导管理实践,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我们要分析客观规律才能克敌制胜,这句话在现在的一些企业的竞争的到处都能体现;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认为恶是人性自然需要善来改造。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人是复杂的动物,有两面性,对人的管理要运用不同的手段。15世纪著名的思想家马基埃维利提出了四项领导原则,这四条原则同样也在现代的领导实践中发挥着作用,比如领导需要得到拥护和领导需要团结群众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具有自身的传承和自己的特点。这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偏向与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追求的是最根本的性质。在管理理论中,多数是以工作本身为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很少考虑人的因素,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工作定额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等。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本身,诸如修身养性、忠孝义等词。把个体和外界都有联系在一起,强调事物都是相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倡导的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东西方思想的发展也有诸多理念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理念强调科学与效率,注重科学手段;东方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力量,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 虽然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是整个世界是在相互联系之中的,经济已经全球化势必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代东西方管理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在互相学习交流中发展的。西方在强调科学方法,运用各种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科学严谨的同时,也不缺个性化,既追求卓越也追求和谐。东方当代的管理思想也越来越重视科学和严谨。用以人为本的态度来领导群众,用科学的指标来要求群众。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取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升华为自己的特色。 作者:罗孝骏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图书馆公管管理 文化比较的前提是文化接触与交流,没有文化的接触,就谈不上文化的比较。中西图书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源远流长,一部图书馆事业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经历了古代东学西渐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两个完全相逆的阶段。来新夏先生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和深层的文化心态层。由此图书馆文化也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次。[1]藏书是图书馆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古至今分三个阶段对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意义巨大。纸质书籍的生产、贸易和保存远远优于简、帛、纸莎草纸和羊皮纸,最终取代了它们。但这一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灞桥纸”“罗布淖尔纸”“扶风纸”和“居延纸”等考古发现证明,纸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在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良已得到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初期的纸张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再方口上当时的人们尚有轻纸重帛的观念,纸在汉代并没有广泛地用作书籍载体,简帛仍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提高,纸的优越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纸也就逐渐地由下层平民的使用进入上层贵族的使用,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与简帛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才得以广泛地使用,纸写本书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简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中国书籍制度从此由简帛阶段过渡到写本书阶段。到隋唐时纸写本书的发展达到全盘。纸写本书籍制度基本上沿袭简帛制度,虽然写本书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等三种装订形式,但卷轴装出现得最早,应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对比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和哲学背景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化规律,指出了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论述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最后阐释了东方思维方法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以期为解决现代管理学思想与理论和管理实践界不能对接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分析研究 [摘 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了企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基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认知。高效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员工之间人际关系的改善,更有助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但在实际工作中,人力资源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把中西方人力资源差异作为研究课题,阐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了东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关键词]人力资源;外企企业;可持续发展 0 引 言 S着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理念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企业认识到,企业如果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必须将企业自身的长期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且笔者发现企业战略规划的各个方面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企业获得充足效益的基础和核心,并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大部分的大型企业都在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头疼,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 人力资源的内涵 人力资源也称作公司企业文化精神,指的是企业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长期实践形成的带有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和社会定位,是企业所有人员的社会文化共识,同时和全体员工的各项需求统一,是企业长期以来,在广阔的社会经营中实践凝聚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精神等。 2 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比较分析研究 2.1 东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比较 2.1.1 我国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激励、绩效、培训、考核、员工招聘以及晋升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但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对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的意识较弱,在人员技能与岗位的匹配上与如何留住人才的工作上缺乏实践;在对人才的管理和定义上,仅仅停留在以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表面来简单定义人才。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概念片面,有些小微型企业甚至是大型国企领导对“人才”的认识存在偏见,其认为人才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或者是从国外引进的高级技术人员,并未把企业内部业绩优秀突出的员工纳入“人才”的行列,这使员工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造成企业的人才大面积流失,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不能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现代企业的竞争本质是利用人才的竞争,人是具有高度复杂心理的动物,人在具有经济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当下绝大多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单纯认为员工需要的仅是经济上的收获,而忽视了员工作为社会人的复杂需求,企业以金钱来驱使员工付出的想法是不成熟、不科学的管理思想,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只看到人的经济属性,在工作中只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人际关系单薄,导致员工对公司缺乏归属感和凝聚力。 2.1.2 西方人本管理理念 西方企业较早地树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日本的企业文化在这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其把员工问题视为企业自身的责任,在绝大多数企业裁员以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时,日本企业几乎很难进行裁员,同时日本企业的高层也非常注重保护员工的各项权利,他们把员工当作创造企业市场价值的根本资源,在企业经营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和各项权利。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长远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也将与时俱进,人本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本管理战略的制定将以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导向,并对未来方向进行规划。人本管理理念是西方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西方企业认为人本管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2.2 激励考核机制的比较 2.2.1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对于有些员工来说,报酬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多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是自我满足、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基础弱、起步晚,缺乏对人力资源系统科学的认识,造成了在人事政策的制定上,很难做到细致全面,导致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员工实际的需要。公司管理层对激励的理解单一,认为“奖惩”是最科学公平的方法,缺少完善的绩效考核标准和章程,仅以晋升、加薪、奖金激励员工,导致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激励时,往往凭领导的个人判断进行奖惩,公正性缺失使激励行为适得其反。 企业在实际管理中难以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领导甚至会因为私人关系对个别员工进行特殊关照,而对有的员工故意刁难;员工奖惩管理处罚多于实际的奖励,现金奖励缺乏明确的标准,甚至使承诺变成空头支票,成为公司部分管理者挤压员工的借口。即使公司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对员工的奖惩不能进行客观、公平的判断;如果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仅靠领导个人评判,会使企业缺乏公平的工作环境,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进而产生企业留不住人、人才找不到企业的矛盾。 2.2.2 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西方企业一般都有一套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的激励管理机制,公司在设计激励政策时注重内外部的均衡,在确保外部激励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时,为员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与绩效挂钩,保证及时支付不随意拖欠工资。在强调激励时注意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充分激发员工工作的动力,发挥人才的作用,给员工以归属感;制定明确清晰人事考评的办法、标准、程序,让员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岗位,达到岗位匹配。建立健全企业民主制度,例如成立公正的公会组织,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积极献言献策,通过物质、精神的双重刺激,使员工和企业荣辱与共。 2.3 沟通文化的比较 2.3.1 西方企业沟通文化 在一个关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专访中,笔者注意到整个公司的高层有接近60%是工人代表。通常在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中,其只是把员工视为公司整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员工只需要按照具体流程和规则,像流水生产线一样正常运作就行。但他们把零件看的非常重要,正如当时接受采访的主管所说“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是企业的一部分,所以领导非常支持员工的提议,且通常绝大多数的提议都是有效可行的。”他们给予员工丰厚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不仅未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营业额下降,反而效益得到了更明显的提升,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不单纯的以“经济人”的科学管理理论进行管理,而更多的尊重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和需求,所以在企业沟通上,西方企业的沟通更加有效且富有价值。 2.3.2 国内企业沟通文化 2013年7月,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事件,就是因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集体罢工停工事件是由于企I忽视了员工的理性诉求,单纯的以“经济人”眼光进行管理,导致企业停工,当下我国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相对落后,企业沟通不到位,这也是富士康公司频繁出现员工罢工和跳楼事件的原因之一,其应加强与员工的沟通,满足员工合理、合法的要求,事实上,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双方应和谐共生。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文化是企业自身的价值及行为规范的统一。企业文化对组织的沟通方式有重大的影响,畅通无阻的沟通交流是优秀企业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和谐的企业文化可以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高效的沟通应该以双方的平等为基础,要让沟通变得开放、公正。首先,管理人员要具备开放的思想,积极接受别人的建议,注重沟通;领导在同下属员工进行沟通时,要放弃个人的偏见,要公平公正的评价,择优听取。其次,依靠合理、公平的公司规章制度,鼓励主动沟通。员工淤积太多负面情绪无法疏通,会导致其对企业失去信心,从而造成人才流失。 3 结 语 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能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求,增加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和组织内部的稳定性,减少人才流失,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员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总之,人力资源工作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以人为本是企业经营长盛不衰的秘诀。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摘 要:东西方管理思想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不断发展并完善成熟,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然而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对东方管理思想的学习比较模糊,本文从人本管理在东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不同表现入手,探讨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不同。 关键词:人本管理;行为科学学派;儒学;融合创新 一、西方人本管理思想――以行为科学学派为代表 行为科学学派是在梅奥开创的人际关系学说发展起来以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把对于人本身的管理提升到了最高高度,从而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各种人本主义学派。 (一)行为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行为科学学派的创始人乔治・埃尔顿・梅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包括车间照明实验、继电器装配实验、大规模访谈计划等。以这些实验为基础,梅奥建立了人际关系学说,提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实验中发现了人的动机与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了激励理论:双因素理论。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对于人们工作情况的影响最大:其一是保健因素,其二是激励因素。保健因素是人们最低需要达到的需求,只是一种保证,而激励因素才能鼓励人们朝更高的目标发展,使得自身有满意感。 道格拉斯・麦克里戈提出了X和Y理论:X理论指人性本坏,一般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尽可能逃避工作的特性;而Y理论相反,指人都是勤劳的,他们是否喜欢这一份工作取决于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惩罚还是奖励,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乐意于发挥自身的价值为这份工作而努力。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贡献 1、管理对象中心转变 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的管理对象是事情与物体,它强调的是生产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整个组织需要有一定的秩序等等,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科学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依靠人来完成,一切的组织目标都需要人才能得以实现。因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对象就是人本身及其行为。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观察和激励,来实现对人及其行为的指导与控制,并通过管理人达到管理事与物的目的,从而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2、管理方法转变 由于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管理的方法也就随之而改变,由原来的机械管理,转变到更为人性化的管理。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是一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权力规定的管理理论,不重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以及人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与此相反,行为科学则重视人的感情和工作动机的作用,所以在管理方法上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关注不同人的需求,以及用鼓励与引导的方式引起人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自身的潜力,这种方法显得更加人性化。 二、东方人本管理思想――以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为代表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取西方管理文化之精华并与中华国情相联系,并融合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之精华的系统性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本文以中国作为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代表。 (一)中国古代儒家孔子人本管理思想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中“重民”、“贵民”、“惠民”等一系列思想都体现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儒家管理思想以德治为核心,提出施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式。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非常全面而且深刻,他强调人的基础和核心作用,重视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中晚期,孔子对那时候的统治者提出,首先要爱人民,还要为民表率,兢兢业业,不避辛劳。孔子认为不仅要“爱人”,还需要重视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孔子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因此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种主张按照伦理原则进行管理的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中最优特征的内容是重视人的因素,擅长用教育手段来改善自身的素质与思想,人是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现代人本管理思想 中国的东方管理科学也称作“东学”,是由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派带领各地管理学人员对于东学的研究与探索。东方管理科学是以东西方管理思想为基础,融会贯通,并随着时展有所创新,在文化、哲学、人本、道德、方法五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东方管理科学相比于西方管理学,主要体现在五个字上:学、为、治、行、和。东方管理学包含了东方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围绕着满足人的需求,观察人的需求,以及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开展管理工作;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提高人们的智力、磨练人们的意志,使得人们得以摆脱自然的束缚,达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 三、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文化起源不同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探索。他们从古希腊神话笼罩与神权主宰的桎梏下,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等富有主体意识和挑战意义的人本宣言,第一次将人提升到不屈于神的地位。它对于在一个神权社会唤起“人权”意识,发起“人权”抗争,并最终赢得“人权”,特别是启迪后人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宇宙大观意识的确立和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种“赋予性”关怀与尊重,即基于主体的客观属性所应该获得的关怀与尊重,是“道本”义上的人本启蒙和奠基。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儒家人本的“本”意是立足于主题内部的力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关怀与重视,且其关怀与重视的动因也主要落脚在对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与利益的尊重和维护,而缺乏主体性的尊重与回馈。当时一些儒家学派所倡导与弘扬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官方认可”、“民间运作”的希望工程,但其实质上是为了达到笼络老百姓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因而,其人本价值主要停留在“力本”,最多也就是还存在“义本”的取向,没有上升到古希腊从人类的视角和宇宙万物的情怀审视人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 (二)人本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注重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通过对人们思想上的教育与引导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个人的思想状态升华到一个高度上,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等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并且通过一定的管理模式、一定的制度流程来为人们提供自我发挥的环境与空间,以保障人们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科学性比较重,偏重于理性,定量化分析,是一种“硬”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国际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今管理理论与时间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融合与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但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更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学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学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要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务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的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来。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融合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逐渐加深,各国思想文化的不断碰撞,出现了东西管理的融合。本文简要介绍了东西方管理的融合及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融合现状,对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管理文化 融合 文化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精神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在管理领域,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流逐渐增多,在碰撞融合中相互学习。 1 东西管理融合趋势及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 1.1 东西管理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必然性,经济发展是其根本动因,文化交流是其主要形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随着管理研究的推进不断得到发展。苏东水教授认为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方面:一是人本管理文化的回归;二是人德管理文化的回归;三是人为管理文化的回归;四是人和管理成为东西方的共识;最后是人道哲学的融合。 1.2 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在人事管理的融合上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2.1 “以人为本”总体人事思想的融合。在我国古代的用人思想中,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对人本主义看的很重,在治国安邦、经商为官等领域,不断践行着这种思想。无数经典的历史故事,都演绎了深刻丰富的用人思想,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关怀和爱惜。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说明人的本性相同;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提出“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论等。在政治层面上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所有这些都强调的是“以人为本”。 1.2.2 “选人”方面的融合。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在吸引人的方面孔子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要把人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有着主动性和无限开发潜力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器具。选人的方式一般通过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在西方管理的发展中也是由刚开始的把人看做简单的没有人格没有思想的生产工具,发展到现在提出人力资源的这个概念。在选拔人才上也是采用德才兼备,并考虑到性格与岗位的适合度等等因素。东西选人的标准和途径逐渐走上融合。 1.2.3 “用人”方面的融合。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古代强调的是知人善任,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善任。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此外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用人方面,西方的用人更是不拘一格,大胆提拔有能有绩之人,任其所长。西方的专业分类比中国还要细致,在用人方面强调专业对口,也强调授权管理的重要性,强调对人对下属的信任。 1.2.4 “育人”方面的融合。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人才的培养既要开发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也就是强调终身教育。以前我国的教育比较关注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偏重应试教育,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西方对人才的培养比较注重人的兴趣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强调终身教育,干中学。我国也借鉴西方的教育体制,重视实践教育及人才的兴趣及分层次培养。东西方“育人”方面渐渐趋向融合。 1.2.5 “留人”方面的融合。所谓的“留人”主要从企业激励人员,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责任感、荣誉感、归属感等等方面。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关于激励主要有:“所欲给之,所恶去之”的满足需要型激励;“赏有功,罚有罪”的行为改造型激励法;“交相利,兼相爱”的利、誉激励;“行其所想,致其所欲”的心理动力诱发型激励;“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心理调谐型激励;“改之所行,在顺民心”的疏导型激励;“有欲而后为”的诱导型激励等等。这与西方人事激励思想中的激励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如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等,强调人的动机、人的需求及行为导向的强化激励。由最简单的需求激励到后来越来越复杂的激励思想,显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个人对自我对社会的要求不断的变化的趋势,并逐渐走向融合。 2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东西方的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的文化在融合中发展,但是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在发展进步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在目前管理融合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比较滞后。现阶段,绝大多数企业把人力仅仅视为一种资源,不承认人力资本的贡献就会使得企业内部失信状况严重,也就必然引起非理性的反抗,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级人才的流失,而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蒙上阴影。此外主要表现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全盘引进西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制度。经验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管理思想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不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执着于以往的家庭作坊式或者迷信个人的以往的经验。 2.2 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在我国中小型企业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严重不足。重利用、轻投入的培训模式使中小型企业倾向于直接利用“现成”的人力资源,不愿意、不舍得对人力资源进行时间和资金上进行培训投入。特别在家族企业中存在重血缘、轻外人的培训模式,家族血缘关系和信任心理,把培训的精力和资本花在自己人身上“肥水不流外人田”。 2.3 人力资源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中小企业员工对薪酬现状不满,难以有效激励他们积极地工作。此外,激励手段单一,忽略员工需求的多层次性,以物质激励代替一切;忽略高层次人才对精神激励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结果造成能人留不住。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核心知识员工的激励。 2.4 价值文化建设滞后。企业的价值文化属于企业的软实力,但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价值文化,是企业整体的精神内涵,对企业的全体员工有着约束和激励作用。目前好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实力较小,在企业价值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少,导致企业的价值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3 东西管理融合下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 3.1 引导管理者转变观念,提高管理者的素质。道家认为,管理者“知不知”,即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是实现轻松管理的前提条件。德鲁克也说过: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一项决策不是从搜集事实开始,而是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企业管理者的观念的对管理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尊重人、尊重知识、尊重劳动。要重视知识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德鲁克先生也说过:组织中的每一位知识工作者必须是一位决策者,至少也得在决策过程中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智慧的角色和自主性的角色。 3.2 设计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提高引进人才的质量。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是保证引进人才质量的制度保障,所以企业要设计一整套科学的人才选拔、考核、引进流程,采用多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衡量每一个人的综合技能。做到发现适合的人才,引进实用的人才。 3.3 建立全面薪酬制度。全面薪酬主要由4部分组成,由核心至边缘依次为:薪资、福利、事业、环境。因为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个人的需求出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激励的制度、考核的机制以及薪酬制度都要进行调整。首先应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金钱分配的内外部公平。该体系的建立不能一味的采用西方的量化的思想,中国讲求长远的眼光,潜力的发掘,所以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成绩要给以突出,优点要给以发扬,具体岗位指标要有所侧重。其次在福利上要建立弹性化或者是菜单式的福利模式,避免简单的一刀切。而且目前国家还准备对福利的收入进行征税,怎么才能真正提高员工的福利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次事业上确切来说是个人的发展上,要帮助员工建立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一方面按照我国传统的思想,尊重资历比较老的员工,一方面大胆采用有能力的青年员工。特别是针对一些专业人才,要建立多种途径的晋升渠道,弥补因管理岗位不足而带给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最后在环境上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办公环境。对于在一些恶劣环境工作的员工要给以一定的补贴和关怀。 3.4 利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建设企业文化。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提出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其逻辑层次,它凝结了我国古代多家的管理思想。首先对基层员工管理的中心在于“法”字;对中层干部管理的中心在于“忠”字,忠于自己的信念。要使中层干部忠于上级,儒家用“德治”而法家则用“权治”;而高层领导团体管理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管理的中心则是一个“道”字。具体在一个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有健全的制度,有一批有敬业精神、忠诚于企业的中层,还要有明智的、道德高尚的高层管理者。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缘文化很突出,而且是强势文化。中国有句俗语称:做事的企业做不大、做人的企业做不小。企业就要利用我国现有的文化背景,去培养企业的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的话,企业文化的倡导就不会得到太多人的反对,在这个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再借鉴西方的一些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中西合用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4 结语 企业的发展,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高素质的人才,任何科学技术的创新、生产工艺的改进、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离不开专业人才。人才的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提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将其纳入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东西方优秀的管理文化加以融合,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才文化价值体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扬我国的经典用人哲学,结合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在融合中不断创新发展。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理念在企业的冲突与融合 【摘 要】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关键词】冲突;融合;价值观念 1.东西方管理理念对比 1.1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理念 东方管理理念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管理理念体系之中。 东方管理理念: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东方管理理念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管理理念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有性善的一面,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理念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3)东方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对冲突的态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中国特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组织冲突管理存在着其特有的问题。 1.2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理念 (1)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以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理念代表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理念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西方管理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的基础。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理念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2.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措施 2.1 运用有效的沟通策略化解冲突 2.1.1 对不同价值观引发的冲突融合 加强沟通。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通过与发生冲突的人聊天,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避免因为自己的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不必要的偏见,使得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保持距离。这种策略是用于冲突双方实在是无法化解之间的矛盾,价值观的差异确实是无法消除,就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矛盾激化,不能将两个势不两立的人放在一块工作。 官方命令。这种策略往往是用于无法自己化解冲突,但又不得不需两个人之力来共同完成工作,这就需要管理者用强制的命令方式或权威来暂时缓冲双方的冲突,保证工作的继续进行。 2.1.2 如何化解由于沟通问题引发的冲突 和当事人直接沟通。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有利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因为如果管理者对每个冲突都要过问,这样的管理工作会很大,所以让员工自己解决是最好的也是最省事的方法。 培养沟通能力。其实很多情况下,冲突双方不是不愿意自己化解矛盾,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以至于事情越弄越糟糕,造成矛盾的停滞甚至激化,因此企业就要为员工开展必要的沟通能力的培训。 2.1.3 如何化解由于不同认识引发的冲突 换位思考。运用“同理心”,尝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想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想”,这样会很容易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问题甚至是自己一直坚持的错误的观点。 尝试接受他人的看法。这个策略和上一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自己放开胸怀,用公正的态度去接受别人正确的、好的看法,就会很容易化解双方的冲突。 2.1.4 如何化解由于个人主义引发的冲突 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作为管理者最不喜欢遇到个人色彩很强烈的员工,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团队为重,乐于奉献的员工,因而遇到个人主义型的员工,管理者一定要在组织内通过培训,培养与他人的合作并大力宣传奉献精神,让员工以和企业荣辱与共而自豪。如联想集团,其内部提倡的是一种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这种文化激励了多少联想人的忠诚和奉献,激荡了多少联想人的心,为了联想的成功,联想人愿意付出他们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由此可见,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加强合适人员的选拔。如果一个团队里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冲突,那么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计好相应的甄选程序,严格把关以保证所甄选的人才是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以避免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进入企业。 2.2 立足本土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西方经营管理造就了另一种文明,它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我们自己的优劣。但是不学习古代文化,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根;不学习西方智慧我们就不能真正进入现代化。西方管理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理论体系的完整、思维严密、逻辑性之强,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经营管理成果已深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西方经营管理的科学成果,对于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有着非常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要学习西方经营管理的内在精神,其内在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独立,造就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然而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相比较而言,西方管理的内在精神偏于科学,而缺少艺术;中国式管理则更偏向于艺术,而缺少科学。 2.3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 企业依法制订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立法”,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人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行使好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聪明的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 成功的企业制度,其效果是使企业运作平稳、流畅、高效,并可基本上防患于未然,使企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战时则也可使企业尽作有准备之战,胜券在握。由制度规范程序,在程序中建立体制,在体制中形成习惯,这便是一个企业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结果。 西方文化则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公司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分配办法,建立合理的工资、奖金等物质分配机制,使员工的精力集中到努力工作、提高工作业绩上来。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探索建立股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效激励机制,以达到稳定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目的。 在分配物质利益的同时,合理运用精神分配模式。精神分配是针对员工心理上的行为动机而进行的工作,虽然精神分配表现是隐性的,但却是企业管理者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持久性的有效方式。 要尊重员工。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分配方式。企业领导者要尊重各级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尤其要尊重普通员工。尊重是加速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 2.4 树立冲突管理的权变思想 西方近20年来管理理念的新发展,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型组织等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又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因为人毕竟是管理的关键,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这与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 (2)在管理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无论从西方比较管理研究,还是从企业文化研究都可以看出,西方最新的管理理念极为重视管理文化对管理的巨大影响。根植于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在管理中作用并不比来自企业制度的硬约束小。企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并使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从更大的层面看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西方在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认识到东方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企业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在管理中更加重视文化的融合。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更为突出。东方管理文化对西方管理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彼得・圣吉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就深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新世纪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世纪”的结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2.5 进行有效的组织沟通 信息经济与信息化企业、组织的运行和管理,其关键是信息采集、掌握与信息加工处理。而信息采集、掌握与处理,都必须以信息交流即沟通为前提、手段和内容。信息的采集、传送、整理、交换,无一不是沟通的过程。沟通交换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种信息,交换和传播了知识、思想、意见、想法和科技,从而使团队合作、组织协调、目标完成、资源优化组合、组织文化形成、发展、企业战略制定等等企业组织功能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沟通加强了企业、组织对所有能利用的各种资源的组合和优势配置,从而使相同的资源得以发挥出更高的效率、效能和效益。 相应的,在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现代信息社会,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是沟通,管理的难度和难题也就是沟通的难度和问题。许多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沟通的不足和失误,普遍地存在管理沟通的问题,因而使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无法实现最佳配置,不仅产生不了合力,反而互相牵制,严重影响企业日常正常运行和发展前景。沟通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的多样和突出,以致在现代信息化企业,离开沟通我们甚至无法谈论管理。 如果能从企业管理学专业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我们对管理沟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理解会更加清晰。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曾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而笔者认为,管理与决策还不止于此:管理不仅是决策,而且还是沟通,决策也是沟通。 作者简介:白(1976―),男,现供职于宁夏西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浅析东西方班级管理差异 【摘 要】本文以东西方班级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当代班级管理改革共同理念作为研究目的。本文通过对班级管理的概念和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且尝试结合当今新课改的趋势的分析来探索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然而东西方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的班级管理模式,本文仅通过对西方的美国的班级管理与中国的班级管理特点作对比来研究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差异。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涉及的基础理论,通过对班级管理的理论研究,认识到不同班级管理理念的观点与发展现状;第二部分是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针对分析,对东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进行对比,认识东西方不同班级管理的特点,并且从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中寻求共同的特点探寻东西方教育改革追求的共同教育理念。 【关键词】特点;差异;东西方;班级管理 一、班级管理的概念 班级管理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采用一定的手段措施,带领全班学生,对班级的教育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动态组织活动过程。班级管理在广大教育者和教育家的实践下逐渐发展为四种比较成熟的模式。第一种是常规管理,既通过设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来指导和组织学生完成班级各项工作,该模式能使得班级工作井然有序地运行;第二种是以班主任核心的班主任管理模式,即班主任带领全班学生领导、组织和实施班级各项工作,管理又可根据民主程度具体分为目标模式和平行管理模式;第三种是民主管理模式,班级活动由集体来决定和承担责任,每个学生都可参与班级管理的模式。在东方盛行班主任管理模式,在西方则盛行民主管理模式。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利弊。 二、东西方班级管理特点的对比 (一)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班主任负责制最早源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传入我国并得到了大规模推广并延续至今。班主任负责制中,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核心,在班级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起主导作用。由于班主任在组织和实施班级工作中具有权威,因此该模式能高效地发挥班主任的教学协调、强化常规管理、德育学生等功能,班主任也因此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枢纽,沟通师生情感,联接科任教师以及家庭、社会、学校等各种教育力量,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教育质量。班主任制初期对教育有明显的积极作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班主任管理模式也出现一系列弊病,与教育民主化改革冲突问题最为突出。不同的教育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有认为应加强班主任地位的“强化”说,取消班主任职能的“取消”说,二者都遭到了学校与家长的一致反对,而目前教改提倡的弱化班主任职能的“弱化”说也建立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前提上的。因此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是东方教育班级管理中最显著的特点。 第二,管理方法以专断式管理为主。中国的班主任负责制确定了班主任的权威。班主任单方面主导着班级教学和德育工作,是主要的决策领导者与实施者,班主任凭借个人的经验判断进行班级决策,班干部和学生则从上到下服从执行决策。班主任通过专断式管理可以很好地把教学任务和班级工作的意志贯彻给班级,并使其能但得到有效实施,使班级工作能得到有序而高效地完成。但是专断式管理也面临着班主任工作负担过重,班干部职能被弱化,班级决策缺乏科学性,师生信息缺乏有效互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主动性不高等问题。 第三,管理目标为应试成绩服务。东方大部分国家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缺乏,因此不得不实行精英化教育和应试教育。以中国为例,教师工作业绩取决于学生的分数和排名。 因此,班主任在安排班级工作中,将资源倾向课堂教学和考试学习,而忽略了学生多样性的需求。例如,班主任更愿意学生将更多的课后时间分配在学习和考试上;更愿意挤用音乐、美术等课程时间来为语数外等应试科目服务。因此,东方教育的应试教育特别发达,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比较扎实。不过由于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应试成绩服务的管理也面临着学生综合素质不断下降等问题。 (二)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学生为主体。美国实行的班级管理体制是“走班制”。走班制是指学科教师和教室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兴趣意愿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的班级管理制度。不同层次的班级的教学难度和内容都不同。“走班制”也被推广到了各种学习生活中,诸如自主管理、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课程中。走班制与班主任责任制完全不同,没有一个确定的老师来负责学生的平时的学习和班级工作,而是由学生自己来选择、比较和决策自己的学习成长方案,由自己独立实施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管理中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是走班制也面临着学生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缺乏自我认识而导致管理盲目性等问题。 第二,管理方法以民主式管理为主。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中学生是根据兴趣爱好来选课学习,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谁来担任他的授课老师,使得师生之间有了双向选择的机会,保障了师生之间的平等性;自由的选择也使得任课老师变动性很大,因此无法确定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老师来管理学生,师生之间消除了权威的阴影而具有了平等对话的空间。这种民主式管理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信,广受学生欢迎。然而民主式管理也使得教学内容无法得到高效贯彻,学生学习兴趣的频繁变化导致学习的不稳定性。 第三,管理目标为发展学生个性服务。走班制充分保障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听自己感兴趣和合适的课程,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多样性学习需求,避免学生能力同质化情况发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提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激烈竞争,美国的走班制教育模式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相对于亚裔等东方学生弱的现状也让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呼吁改革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 (三)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 东西方教育虽然班级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理念的交流却有力地推动了班级管理改革的发展。随着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发展,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改革也在尝试着新的突破。以中国的班级管理改革为例,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尝试通过班级教育小组负责制来替换班主任负责制,小组由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集中负责各项班级工作,试图贯彻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注重学生主体性等典型的西方的班级管理的某些观念;同时美国面对其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的基础能力和知识不断被弱化的情况,不得不硬性加大了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时比例,限制和削弱了走班制的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力,保障学生学习知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西方教育也坚持严格的学年与年级制,并没有放弃应试教育方面的选拔。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却在如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融合,取长补短,推动自身的班级管理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教育的共同发展。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多共同的教育问题,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也越来越多。西方教育过度注重学生的个性的发展的走班制管理模式,客观上弱化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学习,不得不参考东方教育的教师主导教学工作的班级管理模式,硬性强化学生的基础学科的学习;而东方的班主任负责制的班级管理模式在面对市场经济要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与民主化管理实际时,尝试着引进西方的以学生为主的班级管理理念来推动教育改革。因此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只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共同推动当代教育改革。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以Z公司为例谈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摘要:加入WTO后,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和冲击,东西方在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势必给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特定的企业为例,分析东西方企业人才管理观念的差异,力求构建合理和谐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便为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东西方;差异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自然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逐步下降,而人才资源的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速了各国对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的需求。综观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跨入WTO的大门不断深入,势必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大举进入极具吸引力的中国市场,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对企业也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巨大冲击。企业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当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底蕴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使得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入世以后国际化竞争的影响使得企业人才争夺战此起彼伏,人们称之为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宣言的战争。如何建立规范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如何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对企业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本文将以地处山东省的Z公司这一有代表性的制造类高新技术企业为典型,共同探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一、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民族间文化的巨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使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许多显著区别。 任何企业,无论东方西方,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想方设法赢得人才。基于这样的前提,东西方企业都通过种种方法吸引和挽留人才,但核心理念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从西方企业来看,主要是许以优厚的待遇,通过对个人的尊重、生活的改善等人性思维来吸引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而东方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强调以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来激励员工,吸引人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远,这在国有资产重组成立的Z公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有的情况下,权利本位较浓厚。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尽管Z公司已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高层领导有很多是国资委直接派员,因而,对于Z公司来讲改革工作还任重道远。 二、人才选择方面的差异 每一个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不断招聘人才,为自己企业输送新的血液,但在人才选择标准上东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在选人方面,西方企业注重选取最好的人才,并且有一整套严谨的招聘程序,比如宝洁公司,在人员招聘时,要通过面试、笔试、心理测试的严格的程序后,才能成为公司的员工,力求在应聘者中挑选个人能力最强的人加入公司,注重人才的创造性,张扬个性。而东方企业虽然也希望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但多以品质德行排在第一位,不是一味追求最优秀的人才,不追求个人的突出能力,而是强调合适即可,希望获得适合于企业的能满足工作要求的人才。以Z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招聘时便提出:我不要求你最好,我只要求你好,适应公司节奏,懂得精诚合作,演奏和谐音符即可。 三、在用人方面的差异 东西方企业都希望在用人时发挥人才优势,达到人尽其才的理想状态。然而,西方企业在用人时以才为主,突出“个人英雄文化”,强调英雄个人的作用。对于高级的管理人才往往从外部直接招聘,等级观念不是很强,敢于提拔低层的年轻人,并且在员工的培训上,教多的依靠外部力量,与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培养适合公司所需的各类人才,重视管理者的培养。东方企业强调集体主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尤其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求更严格。领导阶层多是从低层干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老员工,等级观念比较强,为了追求集体和谐可以适当牺牲个人才能的要求,小我要服从于大我。多注重培养技术人员的技能,往往忽视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在这些方面,Z公司体现的尤其突出,公司的中高层技术领导大部分是从一线车间干起的普通员工逐步成长起来的。并且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从近几年才开始,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公司培训的重点,他们先后与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签定了培训计划。尽管如此,Z公司还是以技术人员的内部培训为主,较少的依靠外部力量。 从以上的简单比较可见,东西方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到底谁优谁劣,不可以“一刀切”。客观的讲,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没有世界最佳,只有企业本身最合适。随着经济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理念和国外理念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企业中的中西方观念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使不同的文化观念达到最佳的结合,双方势必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发挥其最大优势。 对于Z公司而言,要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西方观念与公司内的文化、制度等观念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势必给其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整合企业文化,加强沟通,建立共同价值观念,积极进行跨文化沟通与培训,要认清现实,把握机遇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试论东西方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差异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国家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摘要】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发展逻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渐走向融合和创新。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管理思想;融合;创新;发展逻辑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教育哲学论文: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 在法国,哲学是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但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 ■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 很多年前,在一堂法语作文课上,听外教谈起她在巴黎高师预备班上的哲学作文训练。她列举的几道作文题中,我还记得一道。这道题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只有两个法语词“moi,je……”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后者是主语,前者是强调后者的同位语。“我,我……”,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要求刚刚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用4个小时对“我”做一番哲学发挥,大概只有这个产生过“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的民族才能想得出来。 这种哲学训练,针对的并非是能够进入高师预备班的中学毕业生精英。2011年前,它是所有普通高中(分为人文科、经济社会课与科学科)和技术高中(以协助学生升学为目的)的高三学生必修课,而从201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规定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哲学教育。并且,哲学是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所有高中的学生,只有通过这一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用一个法国记者半开玩笑的话来说,哲学会考似乎成了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把哲学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科目,这是法国中学教育的独特之处。欧洲另外两个伟大的哲学民族——英国和德国,并未如此推崇中学哲学教育。在德国,哲学课只是中学生的选修课;在英国,哲学课则更多的是比较宗教课或逻辑课。在欧洲,除了法国之外,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把哲学列为高中生的必修课。法国按照哲学概念和主题来组织哲学课,训练学生对关乎人生、社会、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 这些问题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什么法国要求其国民在年轻时就开始加以思考?事实上,在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社会科、理科乃至技术科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中学哲学教育的本质乃是公民教育,因为哲学被认为有助于塑造具有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政治责任的“开明公民”。 ■学习哲学是公民的权利 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锻造新法国所需要的理性国民。拉卡纳尔在大革命前是天主教修会的哲学老师,他在1793年进入国民公会后,积极参与国民教育改革。他认为,自由思考和发展批判理性的权利属于每个公民。显然,哲学对于培养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至关重要。因此,从大革命教育哲学的逻辑来看,学习哲学是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哲学教育并没有能够在混乱动荡的大革命中得到实践,倒是被终结了大革命的拿破仑纳入到法国公共教育系统中。而此时的哲学对于拿破仑而言,只是对国家教育的工具罢了。 中学哲学教育并未随拿破仑垮台而终结,而是得以不断发展。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七月王朝期间,1840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强化了哲学教育在中学的地位,并引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中学生的哲学思考和表达。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国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最终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告一段落,共和国因此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了完整的支配权。反教权和反旧制度的共和国致力于通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向国民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中学哲学教育被认为是通过思考学习自由的重要途径,是共和国通过学校展开的公民教育的顶峰和完成。因此,哲学学习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成为他们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获得充分权利和尊严的个体,是否有能力运用自己的自由?这需要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思考能力。哲学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即将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关注哲学问题,因此“自由是否意味着不遇到障碍”、“欲求不可能的事物是否很荒谬”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会考当中,并不令人意外。 同时,共和国要良好运作,公民能够在自由中理解和承担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并且相互尊重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哲学教育也常常围绕一些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问题展开,如国家的权威、工作的价值、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哲学教育也常常遭遇失败 当然,哲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也常常遭遇失败,并且失败的比率可能更高。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以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之后一直在一所高中教哲学。有一次他给我看学生的考卷,试题是对帕斯卡的一段话进行分析。他对某些学生非常不满,批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爱读书。他给我看了两份考卷,几乎是空白,只能得一两分(满分是20分)。事实上,哲学会考的平均分也就在10分左右。 哲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和他们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启迪和发现会影响他们一生,并非因为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学者,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生和职业的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对这些问题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而他们也应当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去理解这些问题并探求其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中学哲学教育是对政治生活的准备。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哲学课上就正义、自由、平等、国家、工作等问题所学到的知识和进行的思考,事实上是对他们成为公民的预备。差不多同时,他们获得选举权,在法律上成为完整的公民,将在生活中切身理解公民的政治和道德职责。人们只能在自由的运用中学习掌握自由,公民教育只能在政治生活中完成。年轻的法国人能够在政治参与中检验和理解哲学教育传授给他们的公民之道。 近二十年来,某些东欧、拉美国家也纷纷在中学中开展哲学教育,帮助年轻人通过自由思考来理解自由的价值。哲学教育成为民主化的重要内涵。哲学与民主的有益关联,取决于哲学的执著和民主的热忱能否在政治中化身为健全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德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分享1995年巴黎哲学宣言所表达的信念:“哲学思考在教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发展,通过发挥公民的判断力——一切民主的基本要素——积极地推动了对公民的塑造。” ■2012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上午8时,全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的考试。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人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科学科(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责任寻求真理?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经济社会科考生试题 题目1:存在着自然欲望吗?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是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柏克莱《论消极服从》的一个节选段落。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 摘 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对中国教育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保证。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好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关键词:哲学思考;思想;素质教育;客观性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峰回路转,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科技兴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国策。素质教育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政治思想保证。它的提出,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命运和前途有长远的决策性意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切实贯彻、全面实施。 一、素质教育的客观性 客观性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客观性原则,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性与必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等诸多方面的统一,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并非易事。素质教育的形成,正是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结果,它表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认识的深化。 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研究国情,把国情作为我们办事情的出发点。研究国情的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就必然脱离实际,也就是违背客观性原则。我们过去教育经历了许多曲折,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脱离国情。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怎样根据中国国情来发展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后来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有偏差,参与了应试教育的作用,曾多次出现急于求成的情况,影响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素质教育。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质量。”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和1994年全教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及其指示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素质教育来自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呢? 我国的教育,是在旧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例,科技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只有对国情的深刻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并自觉地为之奋斗,才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谈得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于素质教育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它是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进行不断探索形成的共识。它始于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期,它是各国教育的共同趋势,是这个特定时代赋予教育的历史使命。 总之,认识素质教育的客观性,要十分重视对国情、省情、县情的研究,要反对本本主义和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完成,使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富于自觉性和创造精神。 二、素质教育的整体性 万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任何的诸要素都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们的有机统一形成事物的整体。如何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素质教育,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所必须的。 素质教育是通过科学的、抽象的理论形式来反映我国教育实际的,从形式上看他是主观的,从内容看是客观的,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素质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各界的普遍理论与大力支持。不了解其中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关系,就不能把握其整体,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就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性。 如何把握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完成这个任务,但必须努力去研究他、实践他,以期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素质教育协调而健康地向前发展。下面试从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看,我们习惯把素质教育称为面向全体、全面提高、主动发展,它简明而形象地指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以其具体内容而论,它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和关系,要充分认识其整体性,必须做全面考察。素质教育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来的,它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13亿人口中实行的。它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它要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和需求,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纪律、学会审美,为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键是转变教育思想。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由于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所以,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实践。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应试教育”的教育思想有质的不同。 可见,素质教育是由前提、保证、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手段、措施等构成整体。其中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搞素质教育还要不要考试了? 邓小平同志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查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因此,考试是一种教育评估手段,不同点是素质教育把考试作为推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手段,所以素质教育不是要考试而要对考试进行改革,有效地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只要学校存在,考试就永远不会完结。 二是搞素质教育不是就要多搞活动? 本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二者都应抓好,但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所以素质教育绝不等于活动教育。 三是是不是条件差的学校就不搞素质教育了? 素质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遵循的办学指导思想,所以无论条件如何,都应该搞素质教育。 四是打牢基础与升学选拔是什么关系? 应该明确,推行素质教育不是不要升学率,而是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要全体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了,拔尖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 三、素质教育的实践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实践主义(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他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他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社会生活本性是实践的。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并依据社会的规律去改造社会,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主体客观化。素质教育是在教育实践中取得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理论武器和战略举措。 然而,它毕竟是精神的东西,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素质教育的实践性,也内在地蕴涵在素质教育的内容中,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紧迫任务,党和国家把素质作为关系到面向21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遵循实践性原则,我们在实施教育进程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深化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丰富和发展素质教育“三个要求”的内容。 遵循教育的实践性原则,我们要注意在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理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是实践的前提,素质教育是符合我国教育实践的科学真理,在实施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目标指导的原则,因为目标制约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媒体的选择和教育评价。二是整体优化原则,要从素质教育这个系统的整体出发,努力探求各要素功能的优化组合,实现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 三是因材施教原则,教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地进行素质教育。 四是内启动原则,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启动学生的内因,点起他们内在因素,使其主动接受外因的积极影响,并转化生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进步的内在动力。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素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运用。 五是群体合作原则。在“教育社会化”的大教育观念指引下,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庭教育的基础功能和社区教育的依托功能,构筑教育社会化体制,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学校各方面工作整体优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要真正把握他、驾驭他,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会产生顾此失彼,当强调这一方面又可能忽视别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又放松了次要矛盾,注意了特殊性又忽视了普遍性,或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增加素质教育的科学预见性,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程中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坚持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就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循守旧,具体行为是错误的,脱离实际,为所欲为是不可取的。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及教育方向、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诸方面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转型中的自我完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正确把握就能在实施中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七大和第三次全教会、同志谈话精神为指导,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们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教育哲学论文:转变哲学教育观 摘 要: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目的方面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让学生学好理论知识,掌握好理论原理,能应付考试就可以了,以至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模式下,受教育者仅仅被培养为恪守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不能适应新时期建设实践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拟就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目的错位的现状、原因以及改进措施作一分析论述,以求深化对于当前乃至今后哲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及其教育目的的认识。 关键词:哲学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概括为:培养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目的本身强调的是阶级性、知识性与规范性(或称齐一性),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成为了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与模式化教育的复合体,受教育者被培养为有理想、识“规律”、守纪律的人。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教育界的普遍关注。究竟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够真正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目前的普遍共识是,旧有的“人才”类型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具备务实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创造出新的成就。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领路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变问题便成为广大哲学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 教育目的作为整个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它决定着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结果。正所谓“一个好的起点等于成功的一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整体转变而言,深化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并成功实现其转型便处于决定性地位。而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知识者”的培养诉求,而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像“爱智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应试教育信条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传统的哲学教育被简单地视作知识教育,其哲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育的独特性被抹杀了。受教育者成为一种被剥夺了思想权力和想象权力的“不在场者”,他们学到的只是呆板僵化的公式体系,而不是充满思辩富含想象的哲学思维,只是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而不是激情四溢的创新精神。在这样的哲学教育模式下,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而受到学生的厌恶与排斥。实际上,就哲学的词源意义看,哲学是“爱智之学”,它来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很显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教育都应当是着重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智”旨趣,训练他们的哲学运思能力,引导他们以极大的好奇心与致极性思维去探索世界的多彩面貌与人生的本真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其教育当然应该遵循哲学教育本来的理路,从而引导学生成为“爱智者”。 2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单纯“理论者”的培养目标,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积极地研究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引出新结论,从而像“实践者”、“创造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传统的哲学教育中,哲学被定性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观的问题又被界定为“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阶段性成果’”;基金项目编号为:川教函2006(486) 要对整个世界的构成及其发展图景作出完整的毫无遗漏的理论陈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也顺理成章地被诠释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如此一来,受教育者就只需要做到将现成的理论公式体系烂熟于胸,便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全才”、“通才”,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用理论公式框范现实世界,让实践的进程去牵就理论公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世界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体系自然而然地达于理想境界(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现实永远不会屈从于理论,相反理论无论怎样标谤“绝对”、“万能”,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它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而只能屈从于实践。以旧哲学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拒绝任何对于终极真理的描述,它的真理是衍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本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终极真理”都起源于狂妄无知、玄想臆断,其归宿必然是僵化守旧、停滞不前,这对于有效地改造现实世界而言毫无益处。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实践出发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大力弘扬的致思方式。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受教育者不应再是那种恪守僵化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应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实践者”、“创造者”。 3 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只注重知性教育的片面性,以实现知性与德性统一、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当代哲学教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极力倾注了革命导师对人的关怀。可当前的哲学教育往往只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性质及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意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现实行动不是要去实现某个人之外的客观目的,而是要通过行动去实现人的主观目的,亦即行动是为了人的行动,因此其哲学也是为了人的哲学。革命导师的文本语言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对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现实生活境遇的忧思,而其倾毕生精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谐、富足的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性原则只是作为工具而为德性弘扬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既学到革命导师在理论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证态度与科学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让学生时时从革命导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德性素养中受到熏陶,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实现知性与德性的融合。 二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原因分析 1 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象以掌握群众,这样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性的形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和合理性论证,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在无形中也促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体化、教条化以及公式化的解读。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了描绘世界整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异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观点及想法都被斥为“异类”,而如此一来人们积极开动脑筋以探导世界本原及生命价值的活动就受到严重的束缚,哲学之思便让位于政治教化。 2 从理论赖以建构的思维方式看,用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思维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公式化的重要理论根源。旧哲学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世界,因而本体论成为旧哲学的核心。但这种“本体论”的思维不但使哲学处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总想描绘出世界的终极图景,而且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现实,成为只有用最高的哲学直观才能领悟的彼岸存在。这就造成了哲学处于生活世界之外,它的功能只是解释世界。如果坚持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势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模式,在这样的僵化知识体系的教育下是不可能造就出面向实践,积极改造现实世界的真正主体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僵化思想的忠顺奴仆。 3 从目的错位的现实根源看,当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模式的联姻共同造成了科学知识对教育世界的宰制以及人文教育的失落。自然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催生了当达的工业文明,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备受关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当前的教育中居于主宰地位,而德性教育、人文教育则当作教育体系的旁支末节而被弃之一角,这直接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对于德性教育的漠视,加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机械地认为道德素养和人文精神是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是处于被决定的位置,自然可以不予重视。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培养的人显然只能是马克思文本中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非全面发展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纠正措施 1 改变哲学教学方式,使其真正适应哲学学科的特点而成为一种激发理论兴趣、启迪哲学智慧、交流思想观念、碰撞内在心灵、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积极过程。在本来的意义上,哲学教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话,二是教化。这两个特点都应当在哲学教学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对话是心灵沟通的管道,是人类智慧的积极碰撞,也是哲学教学的最重要手段。只在通过对话,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才能相互了解和理解,才有可能在交互作用中共同地去追导智慧和提升智慧。而教化亦不单纯是单向的知识灌输,它不仅要求同学们学理论、长知识,更要求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践行、去创造,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省和人格修炼,去沉思,去领悟,在对话与理解中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我,增长智慧,获得大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过程中,教师才有可能在与同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不断加深对于哲学的理解,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与水平。 2 改变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以真正科学的态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文提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以旧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诠释。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而这样的哲学是源于对某种超越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普遍原理的先验认定,因此是不具有科学实证性的思辩玄思。相反,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如同实证科学一样立足于科学所揭示的现实联系基础上的理论”。不仅如此,实践的思维方式还时刻提醒我们,理论要始终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对世界的外在说明。由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感性活动,那么参与实践的理论也是有限的、可错的和探索性的,因此这样的理论就必然要求重视与凸显受教育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这样的理论对于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实现知性教育和德性教育的统一。前文提到,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培养实用化的人才成为教育培养的第一目标,而体现人文精神的德性教育却不予重视。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教育应该注重“为学”教育与“为人”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塑造知性主体的同时重视德性主体的塑造,使主体知性能力的提升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在对学生进行知性授业教育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传道功能,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理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正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不仅应该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必须积极地以一个探索者、研究者、存疑者的角色去引导学生真正地依照哲学的本性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并相应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素质,使学生真正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教育哲学论文:由数学史案例渗透数学哲学、教育思想的研究 数学知识呈现静态的和绝对可靠的特性,同一性原理体现事物只意味着它自己,它是逻辑学或精确科学的核心思想,它与进化的观点有明显矛盾。p=p,这里没有论证或历史考查,不涉及到心理学或哲学上的考虑,数学在这里是不变和绝对的,社会学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很少顾及它们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家们的多次宣称,数学没有值得人们知道的历史。 1 数学哲学指导的数学史 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史是一种教条和闲谈,这种教条排除了可供选择的数学观点和立场,而把闲谈归类为脱离记录的私人沉思。若用这种方式理解数学,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终结的理论和完成的工作,这只能作为独特的现实呈现形式,与人类情感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此种观点是错误的,比如对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考等,那些重大的数学问题和它们的研究过程在数学史中占最大的部分,虽然它对于学生创造力的激励和真理精神的追求几乎没有帮助,但这种数学的历史观点对创造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连续性与绝对严密之后的一种错觉在有关的实践方面没有被人们很好的理解,所以这种研究的主题被逐渐放弃了。连续性是理想状态,不具有自然统一性,对于变化的构想都要有建设性的努力才可达到,并且要有认识论的观点做支撑,这样给人们带来一种警示。对数学教条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消极作用是历史的考虑,试图把历史用作揭穿假设的手段,在这种假设下,合逻辑的数学的发展成为错觉,有的时候还会步入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 valery说:“一个人有直接从活动方式中思考和联合的习惯,有只在眼前手段受限的情况下想象一个工作的习惯和从不着手处理来自一个与手段毫无关系的主题或想象的效果的工作的习惯。”所以只采取指出“人类”关心或感兴趣的数学问题,还说明不了历史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要塑造对数学史极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法的范畴,使之对身边的数学问题和认知问题适用。 拉卡托斯说:“缺乏哲学指导的数学史,是盲目的,而背弃数学史里最有趣的现象的数学哲学,也是无知的。”然而我们和拉卡托斯的观点不同,不能确信特殊的数学哲学是从历史里证明是无误的或存在历史进程的完整的理性重建。 如今有很多论战是关于提及数学客体的时单词“real”的用法,这些论战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解决,甚至于不可能成为这些研究的方向。它的目的首先是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替哲学辩护。不同于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不可能集精力于辩护。“现实”就赋予文化意义上的负载,并且比重要信息或物体的集合一定要多。实证主义者对数学产生怀疑,是因为数学所研究的客体都不具备实质性的东西。 2 数学在认识论的转变中得以发展 在研究数学意义发展和物质存在的问题时,我们确信这是需要并能解决的课题。为了解决这类课题,让学生体验概括和抽象的过程,而不是直接面对抽象的过程。 在19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数学和它的物体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它的新理论、新思想的变化。根据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转化而成的集合论和形式公理学,它们的发展使数学变得越加抽象并且缺泛必要的解析。来自大范围远距离交流的必要性和抽象的纯数学的发展,这个历史事实显得非常古怪,它的符号形式既促进同时也阻碍了学习与交流,所以它遭到很大的讽刺。学生对此学习感到困难,尤其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极为重要的概念解释更加困难,而现代数学没能在这个意义上对所需的任何事物提供完整的解释,它们不是特别的假设与抽象,就是特别的技术与机械。所以不能把数学作为一个主题在校园里进行有实效的组织和追求。数学学习也要与其他学科相似,一定要对明晰根本性问题的广泛探究有帮助。 所以可以得出,由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来讲,对其有意义的语句和可以理解的概念进行逻辑还原、组织与分析,好像留给我们思考的没有复原的基本工具,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都想回到过去的风格,而欧几里得数学方法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事物都化简成基本数学。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数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被划分开来的。 关于数学和数学对象本质的本体论在认识论转变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和发展。若我们想要把数学史用于教育来促进人的发展时,正确理解这些转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用实例说明从机械论证到关系思维和从直接的方法到间接的方法这个认识论的转变过程。 3 利用数学看待和分析世界 在19世纪到20世纪数学在希尔伯特和皮亚诺的公理系统下出现了深刻的大变革,并已成数学史上最感兴趣的事情。数学在19世纪被看作是陈述必要结论的科学,据此数学可以完全不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假说或是一种推理。在之前的公理系统就是不需要证明的,19世纪以后数学大厦的地基就变成了纯粹的臆测,只用他们可能的推论加以证明,数学涉及事物的理想状态,它具有系统化和分析思想的方法,同时也是自我反思过程,数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元知识,但是皮尔斯与多数数学家和哲学家不同,连他本人都在否认数学的完全解析理想,他把数学看成在动态现实之中建立客体的可能性。 公理化体系所带来的态度看作是一种运动,需要“具体对象”为它起作用,数学中还是存在一些事实和事物得不到正确的解释,这和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相悖。所以对解析态度不应过分夸大,如果夸大就象人能够预知他的所有结果。正确的观点是数学可以看作是推理形式和操作形式之间的一种递归和互动。 操作思维和操作思维所带来的观点认同从古代数学到笛卡尔观点这种转变是可能的,这其中不可缺的补充部分,被称为关系思维,莱布尼兹确信真理是可以证明的,认同关系和和理论,但笛卡尔认为真理与证明是没有关系的,更偏重于问题解决。19世纪初数学从一种语言转型成为结构科学时,数学很有优势,图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思考的东西。 数学中的数字是在17世纪时变成一种语言,算术是在19世纪成为一种程序化,而且它是在代数观点下结构视图产生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数学的争论在19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不同声音,每一种趋向都只强调两种基本的认知操作中一个,即对相似性和关系的研究。算术化程序试图根据具体化的实物和自然数来定义所有的数学概念,利用还原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基本问题。例如复数对柯西来讲没有意义,只是成对的实数而已。相反正如一些数学家们所预期的那样,公理运动是想利用综合性的从上到下办法,通过推广公理的相关结构及原则,达到扩大它的理论的应用性并以此来解决数学的基本问题。 解析和综合两种观点基本组成了数学活动的实质,数学活动体现在一般化和具体化之间的递归活动,数学体现的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反映,一种思考是另一种思考的对象就是“本质的抽象”,这就是非常基本的现代数学思维方式。瑟斯顿从心理学角度称之为压缩,使人惊奇的是,数学是可压缩的,你可能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精力,分步的尝试从几种方法中找到一些结果,如果你一旦真正完全的理解它的结果,之后再从心理角度你去整体衡量它,马上就会发现有惊人的心理压缩。这样,数学就是一种创造或者成果的体现,并且不能独立于它在本质上的抽象上的发展,这样看来数学依赖来自行动的抽象更为恰当。但抽象一定与明确内省相反的过程不可分离,由此把之前的明确与分离形成一种主体感觉、思考、行为的特定方式。 现代数学已经具备了“关系思维”的特点,关系思维倾向于看待知识与现实等同,这是最大的障碍,与之相反,科学与数学,教会我们怎样看待现实世界,如何进行分析世界,数学史启发我们的是真理和人文精神,但它不是绝对的数学真理。 4 数学的分析和综合的交互作用 围绕公理方法展开的讨论,突出的显示了数学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的转变。到19世纪中叶,提出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类似力学或几何学那样真正的价值,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算术那样有自身心理结构,将数学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划分。代数学被视为是几何或力学结构的代数化,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代数学对几何学的作用,它不是对对象的刻画时,这些差异就逐渐的没有了。关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转向认知和知识的内在动力上来。数学家们开始更加深刻的反思,反思他们自身的结构和活动,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思。 单一的运算x+1衍生出自然数的加法与乘法,格拉斯曼运用这个定义证明了算术运算其它的所有重要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等。格拉斯曼公理包括了归纳法,但是在它那个年代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holder相信涉及递归运算的那些讲述都不是公理,因为算术是先验的。若有人认为这些公式是算术公理,则他就会把相似的公理用于数论和分析中无数的概念,如此话算术公理的数量就会大增。这陈述不够明确,因为格拉斯曼没有处理困难的部分,会指责他的处理是不完整的,只给出讨论中的一些规则,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说法比较合理, holder还未真正的领会数学公理系统,也就是数学公理系统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用数学推论来评估的,并不能完全表示直觉给出的基本现实。 5 如何正确理解数学内部的对立统一 19世纪初出现积分理论从柯西到勒贝格的转换,它用实证更多涉及算术近似法及不等式语言。 利用展示函数概念柯西在一定意义上做完了笛卡尔把几何向算术的压缩过程,他把几何简化成直线,当然就受到格拉斯曼等人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数学理论应该描述与某一主题区的关系。人们都认同通过连续函数概念的介入,由此数学能真正变得很适用,应该能够生成各种各样的直接的真理,对数学问题进行构思,使其与现实有直接关系,这种实证态度和公理运动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函数与连续的概念是同时发展的,连续性是函数的基本特征。柯西将数学转变成了外延理论,必须把连续函数设想成具体表述的等价类,而不能认为它的一些表述提供等价关系的外延公理等同,只能这样来理解函数连续的性质,但不能成为表示函数形式的性质。 狄利克莱和柯西认为,函数必须被看成是解析表达式,而解析表达式是建立于外延公理的基础之上。勒贝格利用假设解析表达式都成立,继而极大的推广了函数的概念,然后又从连续函数发展到可测函数,并且在实际检验的基础上,这个可测函数能包涵数学分析内能找到的所有函数,20世纪初函数概念的发展映射了数学分析的进展。 从柯西以来,可以依据函数的某一性质或推理来理解函数,而没有必要明确表述函数就能选出函数集,这是能够做到的。如柯西证明了具有这个性质:f(x+y)=f(x)+f(y)是连续函数,它没有给出函数f(x)=ax,柯西建立了对数学概念的一种全新的理解,据此数学概念可以依据它得出某一结论来给出定义,把概念理解成具有某种行动计划的操作性,这与过去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柯西是一位真正的现代数学家。 黎曼对积分充满兴趣,继柯西之后开始研究,与柯西研究的方式不同的是他从必要条件入手,黎曼给出了闭区间上可积的有界函数的定义,黎曼由此对连续性与可积性进行了区分,并且定义出非常重要的可积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被人们看成“完全任意”函数中最大的子集,“完全任意”的函数从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在连续函数的定义中处于尤为重要地位。黎曼将可积函数的概念进行了极大的推广,未来进一步概括可积函数的概念就是一定会发生的,黎曼对计算积分值的传统程序的做法是认同的。 勒贝格的做法是分割函数的值域,显然测量和可测性概念都可以定义积分概念,勒贝格的做法不仅仅将可测集和测度集的概念放在了中心位置,还步步加强了实证分析与公理化定义的方法论,托马斯·霍金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就是勒贝格建立了首个通用的积分理论,各种数学范例、定义、定理在勒贝格研究以前早已经存在着,可是它们缺少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完整性及连贯性。 作为微积分理论,从柯西就开始对连续性进行研究,距离概念成为邻近测量的适用性是连续性的定义与定理的唯一条件,由此建立了度量空间的抽象的概念,这个开放性的概念被定义成线的开区间概念,对集合x,不同度量标准决定同一连续函数,仅当x中的一个子集对一个度量标准开放,并且对另一度量标准个也开放。描述连续函数特征的工作就是选择一个拓扑结构,等同于选择一类开放集合,空间拓扑是它结构中的一个特殊性,并且非常适合成为公理化与集合论条件的特征,若没有康托尔创建的集合论,一定没有抽象测度理论与拓扑学理论。 拓扑表征对理解勒贝格的广泛的可测集、类集、可测函数都具有帮助作用,也有助于弄明白在纯数学中发生的事情,由拓扑学的概念可以简化一般形式的辩证与推理,它描述了数学探究和现实重构的特征。 那些给我们的感觉很抽象的数学思想,若只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就变得很容易理解,过程到结构的转换还是相当有好处的,数学史作为描述成长与发展的历程,而数学哲学涉及到更多辩护的问题,这两个在教育情境中都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历史的角度使我们对数学内部类似的对立统一有很多的理解,一是数学成为把人类的智慧释放出来的一种力量,它已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纯数学的发生发展时常因为正式的严格证明而出现,这些证明是公理化的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为操作假说工作,但不能成为客观题材的说明。从柯西以来,对算术与积分论各自的发展描述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的指出,公理集合论是可用于数学和数理化最好的构架。 我想还是有许多人会觉得数学还是很陌生,那些建立于19世纪的集合和代数公理,可以被看成是集论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正是这个矛盾才使得数学史的研究更有意义、更有启迪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应该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临困境。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何走出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遭遇尴尬的真正原因所在。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就成了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混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为思想灌输和时政教育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变为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无形中把哲学教学的任务完全等同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化、绝对化、神圣化。哲学的功能侧重于“政治教育”,哲学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缺乏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忽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这些弊端正是学生们排斥、厌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根本原因。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知识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比较重视,而对方法论教育相当忽略,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甚至以世界观取代了方法论。这使学生对马克思主意哲学方法论思想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自觉应用,以至于他们学无所用、学无所得。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知识。但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认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同时也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了。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这一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僵化、凝固化,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和照搬照用的公式。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照本宣科的原理教学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条主义的体系,陈旧的思维方式,使原本极具灵活性的理论变得刻板、教条,成为照搬照用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丧失灵活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很少能做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原理”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式教条。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思想实际。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很少吸收当今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形式主义的教育。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忽视了这些内容对学生的意义。一个明显问题是老师照本宣科,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理解方式和思想状况,造成预期教学目的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严重脱节。 2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在于实现三个转变。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教育。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是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引导我们树立唯物论辩证法的立场去认识分析问题,当然有思想教育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应该是有一定间接性的、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教育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改造学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理论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通过批判获得真理,获得知识的能力。 2.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 世界观不等同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有机相结合,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乃至做人的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 知识不等于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虽然理论本性不同,但也是追求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也有知识教育的功能,但它更应该发挥启发智慧的功能。倪志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起到一种真正的蒙智、纠智和惠智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得到思考能力和人格素养的培养”。[2]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不能止步于知识的积累,而应该着重于智慧的启迪,思想启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突破困境,承担使命就必须实现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的转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影响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因素研究 一、显性因素 (一)教材以及考试模式 教学内容重复,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教材内容陈旧,不够引人入胜,这些都是马哲众所周知的问题。虽然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版本众多,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教科书的模式,也就是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几个部分组合而成。它不但无法容纳随着历史前进和实践发展必须加以补充的内容,而且在表达已有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也存在缺陷,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的精神实质,缺乏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同时,当前大多数高校考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效果仍然采取课堂考试的形式,教师讲什么,考试就考什么,似乎在考学生的记忆力。这种片面化的文本考试模式,排斥一题多解,拒绝异质思维,限制人的创造力,无法检验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实践能力,也无法体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结果往往造成高分低能。 (二)教法 教学方法单一,脱离学生实际。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大部分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授式教学,这种方法重视理论、强调灌输,以教室、课堂、书本为中心,把哲学抽象成僵化的公式和枯燥的概念,然后再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案例加以证明。这种过于重视理论阐释,而忽视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被动接受现成理论的机器,难以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导致许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缺乏兴趣。 有些不喜欢马哲的同学说:“强迫使我对马哲课没兴趣!”通常我们上这种课的时候都是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做别的事。对它说不上喜欢,主要是这种课通常听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听了后也感觉没有多大收获,而且它离现实又很遥远,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盲从心理吧,上马哲课的时候容易受周围同学的“感染”。如果大家都经常逃课或者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那么自己会感到有点心理不平衡,也会那样去做。一次,两次,时间长了,也就感觉不到马哲有什么意思了。有些同学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课堂上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迫的意味。现在这样的学习不是学生主动去学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灌输意味,学生一开始就会对这门课带有一定的逆反或者反叛的心理。即使明明知道这东西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就是因为你强制我学,所以我就不喜欢学、不愿意学。归根到底,这是导向性的问题,也是教育方法上的问题。 (三)教学制度 现在各大学都挂上了“素质教育”的招牌,“教育有层次,素质也有层次”遂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素质教育轰轰烈烈登上了高等教育的舞台。但实际结果又如何呢?熊丙奇先生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只不过是挂上了素质教育的幌子,是新瓶装旧酒的纯粹形式主义,实际上搞的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 本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有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学会如何思维———这是关键;第三才是学会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古人也曾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大学的核心不在教会学生知识,而在教会学生做人。而我们的大学在发展中却偏离了这一教育思路。 正如杨叔子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时弊根于轻视人文素质。学校视办学如办厂,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效益,校方绞尽脑汁向学生灌输各种“有用”的知识,逼迫学生今天考这个证,明天考那个证,重教学生做事,轻教学生做人,表面上大谈素质教育,实际上却普遍表现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轻视,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过于注重死知识的传授,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大学生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电脑荒于人脑,必然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与活力。 在这种大气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然沦为形式,不仅学生反感,就连一些教师也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就因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恰恰是人文知识的核心,哲学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在高等教育为“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思想所笼罩的情况下,试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怎能取得较大进展呢? 二、隐性因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且一直都有反思改革,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效果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教育目的呢?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是除此以外,还应该存在其他一些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隐性因素。 (一)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在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的倾向比较普遍,教师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条原理和结论。这种教育理念侧重解决学生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承问题,却无法解决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信念并付诸实践的根本问题。同时,它使我们在教学中无意识地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使原来充满智慧、灵性、能启迪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堆枯燥无味、晦涩抽象的知识。同时,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哲是万金油,而马哲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我们有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即使联系不上,也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答案,这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二)教育者的态度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效果。本人认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主要原因。根据调查,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普遍有三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时间一长,学生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甚至有的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 第三种态度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三)没有对马哲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 许多人把哲学教育简单化,把其知识、方法的传授当作是“ 政治理论”的灌输。本来是“ 哲学上的说理”却变成“ 政治上的说教” 。应当承认,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哲学,但哲学有政治无法替代的作用,二者不能简单等同。政治是瞬息万变的,经常表现为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而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有机统一。它以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瞬息万变、复杂迷离的现象,把握规律,认清政治形势。哲学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和简单现成的结论,它为人们提供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问题以及评价真善美的正确标准。它重视的是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不是结论。把哲学简单等同政治,势必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缺乏思维的训练、理性的思考,激发不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哲学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哲学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地注释,不断地演绎。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过去多年来曾经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 (四)在教学方法运用中,认为举例就是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进行哲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宣布这样那样的哲学原理。只有通过哲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曾经说过:“凡哲学都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高于其他哲学,就更必须有严密的论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结论中,还不如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中。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把结论当作如此的东西来宣布,就等于没有讲哲学。” 可我们有些教师以为举例就是论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用举例为证的方法来论证某一条原理,严格说来这是不行的。何况有时候甚至连例子也举得不合适,同原理联系不起来,这就更不行。”我们要通过教学加强哲学的论证力量,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哲学不能只是用来宣布现成结论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这样的学科,那自然在课堂上留不住学生,反而招致学生的反感和厌恶。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逻辑论证力量,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穷魅力。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作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思想的收获、灵魂上的震撼和行为上的引导。 教育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与改革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各种研究解读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当今根本的素质教育亦是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培养的最重要方式。加强和改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以使之更好地体现时代的气息,更加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思维活动的独创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欲望,是一项至关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了深刻且非常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改革的成功都必定是与其所属科目的本质特性相契合的,忽视课程本身的特点而一味追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等方面的改革,无异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为前提与基础,在顺应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真实有效的教学改革。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统一。首先,“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结晶和升华,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离开“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就会失去它的至为重要的“历史感”。其次,“时代的容涵性”,是指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力量,在于它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使人们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达到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深层透视、理性解释、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再次,“逻辑的展开性”,表现为哲学范畴的逻辑体系。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哲学理论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都只能是实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这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征服力量。当然,这段话是针对一切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体现出上述一般特点外,更“熔铸着人类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充分体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取得教学改革攻坚战之胜利的根本前提与基础。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瓶颈” (一)批判与前导性的丧失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为现实做注脚的“辩护士”理论,而是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奔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灯塔。但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彻底摆脱为政治服务、给政治决策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现在我们很难再看到哲学独特的滋养主体、反思现实的批判功能,无处寻觅它对于现实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前导性理念,哲学日益成为“描红”现实的静态话语系统。上述束缚投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便是本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文教育被活生生“抽空”为纯时政性的苍白的政治道德说教,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内化为学生的品德素养,学生也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实证与人文思辨的素质训练。由此看来,相当多的学生对本门课程表现出厌恶与冷漠也不足为奇了。 (二)“人”的隐遁 纵观马克思伟大一生的研究历程,无论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人”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使在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流通等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资本论》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之彻底解放的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过分关注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强调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基石的论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是对物质存在的反应,社会历史是受物质生产方式支配的)。虽然这样的哲学体系也讲“人”,但这里的“人”只是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已,缺少对人及其能动性的基本关注,其中的“人”已被剥离为空空如也的符号,沦为表现历史自身发展的工具。应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浸染着浓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身影。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些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上便表现为教材中映入学生眼帘的是满纸冰冷的逻辑与铁一般的法则,人的主体性、灵动性悄然隐遁,面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教学,学生很难适应,更无从应用。 (三)教材的陈旧 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取自前苏联的教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其间多次改动,但主体框架与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易。例如,四大板块结构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格局仍未完全突破。另外,大部分的教材不是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使它更像是材料与观点的集合,而很难显现出个性与独创性。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较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或形态。”近年来,不少具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新鲜…炉,其中吸收了一些新内容,但有些内容目前仍是有争议的,如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实践观的提法。这样陈旧的教材远远无法满足时展的要求,教材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相距太远,大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科技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问题等等,并未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试想,这样一套远离现实、束之高阁的理论如何能塑造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潮头的大学生以健全的人格?如何能培养他们宝贵的独创欲望与卓越的创新思维呢? 三、在教学理念上,要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对人的关怀 如上所述,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领域,从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过程中建立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的生活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定要对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实现哲学主题由“物质整体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重大转变。将之称为“重大的转变”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研究的主题,其中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对“人的世界”的重新关注,必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维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里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隶属于整体、依附于社会的工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以实践作为其存在方式的创造自身历史与未来的充满自主力量的人。人的光辉的复现,同时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由“物质”向“生成”的推移。所有这些转变,无疑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由僵化迟滞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从前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研究主题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从单一政治或经济功能定位的观念转变到确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养健康、高尚人格相结合的观念上来,使其从单纯灌输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也使其从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确立“教学”相关、“教研”共进的观念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与智慧,更有健全豁达的人生观。这样的哲学才是“智慧之学”、“为人之学”,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是“育心之作”、“树人之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凸显“批判与前导”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里的革命性所指的不单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该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不断地超越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注解论证。一味用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待哲学的后果是严重的。长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令精神文明建设流于表面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低效率。批判功能的重现,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彻底摆脱本本主义的僵化教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努力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导性,积极主动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导向性理念,在宏观标向上指引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一新的转向可以消除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脉搏的滞后性,改变其长久以来的“注脚”形象。转而走在了浩浩历史之江水的潮头,如灯塔般照亮我们前方的征程。这样的哲学教育充满了青春的脉动,学生们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呢? 四、在教材体系上,要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体系划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部分,内容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充分挖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便是要重建这四大板块的内在联系,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绝不仅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手段。实践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来,不少教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物质观这一章的后面加入了实践观的内容,但这里仍然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如,唯物史观不仅仅是一个隶属于自然辩证法之一部分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人创造历史、解放自身、描绘美好未来的过程。它是浸染着辩证法的、彰显着认识论光辉的开放性进程。再如辩证法,它不只体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运动规律,更表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这样的思想愈发明晰地揭示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深入探索上述闪光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熔铸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为了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同时也考虑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也应随之进行分解和重新的排列组合,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体系。这种“树状”知识结构由“根知识”、“主干知识”和“枝知识”三部分构成。在学习中,学生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究,首先找到贯穿于这一章中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主干”,将构成这一基本原理的主要概念与范畴看作这一章的“根”,将每章中的其余知识视为本章的树状知识结构的“枝”,“枝”的意义取决于其依附的主干知识与根知识。主干知识遍布本章,而根知识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章的知识体系中。“改革后的哲学原理教学新体系,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既体现出理论的魅力,又具有时代的感染力”。 五、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过分注重了原理的阐发,致使哲学教材沦为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与苍白的说教,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丰富性。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史生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于哲学原理的编排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学生接受到的永远只是科学且同定的结论,冰冷又干巴巴的条文。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获得的,在这样的真理产生之前,理论创建者进行了怎样深邃而艰苦的思索,这中间又与自身的哪些旧痕迹进行了彻底地清算,即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何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巢窠中涅磐重生的等等,我们无从得知,似乎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是早已给定的,只需尽力接受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做法令教材变得枯燥乏味,学生读来亦是味如嚼蜡,难免产生厌恶、恐惧的心理。因此,在教材中引入历时性维度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蜕变而逐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正是对这一生成的科学描绘。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充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流变历程,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原理的真谛。例如“人的本质”一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当引入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使学生在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理论的嬗变中更精准、更全面地理解最终的结论。 (二)凭著丰论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科学归纳与概括,体现了原著的精华所在。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教材不是原著,它始终只是中介,不是本原,它不能代替原著的学习;其二,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编撰的教材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普遍使用,只会使哲学教学变得单一、枯燥”。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一轮又一轮的归纳、概括、抽取极易导致对原著理解的简单教条乃至偏移曲解。前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后者则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如对于“生产力”这一范畴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眼中的生产力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多个方面,但在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却被曲解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因而新教材中应加强原著与原理的结合,实现以原理带原著,以原著丰原理的崭新格局。这样师生才能共同面对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感受伟人思想的真实脉动。 (三)借比彰论 这里的“比”有“比较”的意思,同时亦包括“借鉴”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充分对比、借鉴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通过“扬弃”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首先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源于中国的,它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而形成的中困传统义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既是“活的规范”(延续着的传统),又是正在生成着的传统。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极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团”,是country而非state。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可以扩而广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同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应该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这也是新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这些东西,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肯定会激发出学生的极大兴趣来。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一直以来,教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排斥的,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冠之以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或不可知论之类的大帽子,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是平等,而是俯视,甚至是敌视。然而细细想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绝不是在温室中、在与致病因素隔绝的无菌室中产生与保持的。相反,它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辩论、打磨中显露其金子般的光辉的。打开窗子,让新鲜的阳光进来,屋内的花朵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况且,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也并非都是谬误,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是旨在避免绝对化,能够对其他流派、思潮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必要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可能性的维度。“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剧,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景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协商式的争论会使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有了这样好的契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应解除束缚,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平等对话中展现其特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 (四)依实话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借此来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维度,同时也是时展的客观要求。 从哲学的性质上看,它总是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具体特殊、表现思想的,似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实则相反。纵观整个哲学史,没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是完全抛弃现实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将火热的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包裹了起来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更是倍加关注,因为它就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既要对历史开放和批判,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态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以及由此提出的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抛弃“原理加例子”式的假化的教材体系,真正将现实生活引入到哲学之中,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马克思哲学教育彻底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这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方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时代特征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上面提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是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地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科技革命和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向纵深处挖掘,会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哲学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反映了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两大潮流,在深层上,乃是社会进步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反映着人类在处理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和发展自身。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则反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的自觉地反思”。忽视了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势必会影响社会的长远、稳定、全面的发展。而这样的任务就需要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完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才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才切实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之间绝非是孤立的,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整体化倾向。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必然与代表马克思某一阶段思想内涵的著作相关联,也必然会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对现实社会凸现出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中诞生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时代性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不仅要在形式上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还要在内容上形成史、论、著、比、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格局。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形成由来已久,欲彻底根治其弊症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立足于长远的教育理念,站在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的高度,以竭力造就创新人才的哲学精神为目标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教材体系的改革,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质的飞跃,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哲学教育 本文对化学中体现的哲学原理作了简要介绍,并与其他学科作了类比,力图在化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哲学教育,以培养他们的哲学品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功利性的紧张时代,我认为作为一名化学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化学课堂对学生进行哲学的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化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将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一、现象与本质的教育 1.现象与本质的含义。 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它不能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矛盾,这就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现象是事物的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多变的方面,它能被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 2.例析培养学生的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哲学思维。 (1)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这也是一个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本质的过程,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应用了黑格尔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门捷列夫透过六十三种元素的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发现了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性质变化的本质。这是透过事物看到本质的一个典型例子。 (2)将二氧化硫分别通入红色的品红溶液和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后,均能使其褪色,二氧化硫是否均表现了漂白性? 通过这些实验,让学生学会用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观点周密、严谨地看问题,做实验时,要认真观察现象,并认真思考,通过实验现象认识实验本质;学知识时,也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并抓住事物的本质。理解了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的掌握知识的内涵。 (3)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物质的本质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不同。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但是其性质却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呢?在金刚石的晶体里,每个碳原子都被相邻的4个碳原子包围,处于4个碳原子的中心,以共价键和4个碳原子结合,成为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非常牢固,因而金刚石熔点沸点都较高,并难溶于溶剂。 石墨的晶体则是层状结构,层与层之间以范德华力相结合,因此片层之间容易滑动,石墨质软。但是由于同一层上的碳原子间以较强的共价键结合,所以石墨的熔点很高。 二、量变引起质变的教育 一位伟人说过:“化学可以被认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一切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客观事物的变化总是只有质和量的变化,质和量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呈现为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因此,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规律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 1.量变与质变。 量变是事物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数量上的增减和事物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排列次序上的变化,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化学中,物质浓度的变化,分子量、原子数目、化合价、键能、温度压强等物理量上的变化,以及物质排列次序、排列方式空间取向、晶体类型等的变化,反应过程的程度改变等都属量变的范畴。 质变是指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例如物质的变化、同分异构体的相互转化、分子组成和反应性能的改变等。 2.化学中的实例。 量的变化引起质变的例子很多,如浓度、温度不同引起的质变以及元素周期表体现的规律等。 (1)浓度变化引起质变:稀硫酸具有酸的一切通性,但当改变硫酸的浓度时,随着硫酸浓度的改变,引起了性质的变化。浓硫酸具有强烈的吸水性、脱水性和氧化性。而这些正是稀硫酸所没有的。 在一个烧杯中放入恰好能反应的1l20mol?l-1的浓硫酸和20mol铜,反应也不能进行彻底。因为在整个反应过程中,随着反应的进行,硫酸的浓度逐渐降低,“浓度”这种量的改变引起了质变,浓硫酸变成了稀硫酸,稀硫酸不能与铜反应,所以反应不能进行彻底,所以得到的产物cuso4应该是少于20mol,而不可能是20mol。 三、内因和外因的教育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反应比比皆是,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种物质本身的性质就是内因,也就是通常我们化学上所说的物质的结构。影响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就是化学反应所需的条件,即外因。例如,在研究化学反应速率时,主要研究了外因对反应的影响:双氧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放出氧气,但只要我们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剂,就可以制取氧气了。这是因为二氧化锰是催化剂,加快了化学反应进行。也研究了内因对反应的影响:铜在常温下不与稀硫酸反应,而铁可以,这是内因(物质本身的性质)不同造成的。 四、看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教育 科技虽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今的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说明了科技的两面性——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方面。教师不妨带领同学们实地考察、询问群众,了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五、进行辨证唯物主义教育可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1.运用演示、实验、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生动、形象、具体地进行教育。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生以形态的模式认识事物的本质。 2.多做研究性课题,如学习环境污染这一章节时,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考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可以培养学生量变到质变的观点,培养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不仅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培养了学生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还让学生学会了怎样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教育哲学如何讲述之史学视角 在西方汗牛充栋的教育理论文献中以“教育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文本不胜枚举。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的一种应答。逻辑上可把“什么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换为“教育哲学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分析,从中反省教育哲学可能具有的真正形式。 一、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 但首先是,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换言之,教育哲学究竟应该讲述什么?只有明确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教育哲学的讲述才具有可能。王坤庆教授认为教育哲学之所以在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关键就在于其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学科;在金生?教授那里,教育哲学的存在是为教育的应然性问题做一个哲学辩护,教育哲学是讲述教育的应然性问题。还有论者认为教育哲学讲述的是教育的存在之谜,追问教育之真。关于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人们回答各异其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哲学何以可能的种种观点的穷尽归纳,而在于我们需要明白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它们生成的概念框架是什么。 概念框架是人们在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并对思维中的概念进行整理的方式。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人们形成的经验世界的图景也是不一致的。教育哲学构筑的是教育世界的图景,不过,这种构筑,不是常识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教育哲学对教育世界图景的构筑,是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的。区别于常识的、科学的概念框架,哲学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科学。但是甚至在哲学系统内部,哲学也有自己彼此不同的概念框架。正如西梅尔(simmel)所说,“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首要的问题”。譬如西方古典哲学和实证哲学,虽然同为哲学,但是它们分别是在思辩的和实证的概念框架中来营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系统内不同概念框架选择的制约。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会形成不同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世界图景”。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对哲学的反思,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离不开对哲学可能问题的思考。 同时,教育哲学的构建也离不开对教育世界着眼点的选择。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与教育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的可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在对世界作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因此教育哲学讲述者讲述的世界只能是经验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关于教育的感性活动。而由于人们对教育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经验程度和经验范围,那么不同的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教育世界也就存在差别,人们关于教育的概念理解也就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也就为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差异。譬如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家庭教育,那么在此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家庭教育哲学肯定就有别于学校教育哲学。 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分歧,是在于人们关于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选择的不同。在不同的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中,生成的教育哲学也就存在着差异。面对诸多的概念框架,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成为未决之问。但是,这种未决之问,恰恰是教育哲学有望成为可能的前提。无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辩,还是对教育本体的存在反思,抑或对教育价值的执着追求,教育哲学都是教育和哲学的联姻。“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对教育哲学讲述何以可能的追问,应该上溯到关于哲学和教育何以可能的思考。 哲学和教育的可能,规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哲学和教育的可能只能是教育哲学前提而不是教育哲学本身,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对哲学和教育的可能的思考,可以由哲学史和教育史来回答。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教育的可能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但由于最终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和教育的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不一定就是教育哲学应该有的面貌,而只能是教育哲学可能有的或正有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象教育哲学的这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能用不同方法加以分类的各派教育哲学。”也因此下文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只能具有启发的意义,而不能作为结论的标准。 二、哲学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规律的演绎过程,不同的时代实践派生出不同的时代哲学。以人类历史实践为线索,梳理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揭示出哲学所呈现出的种种可能,进而可以把握教育哲学的讲述所具有的几种可能。 当人类还处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由于人们尚远远不能破解处于优势的自然之谜,因此就难免给自然之谜以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追问,对普遍规律抑或绝对理念、普遍精神的追寻。这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但是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狂飚之势,尤其是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实证精神风靡一时。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开始转向了对本体认识可能的反思。哲学从本体论必然转向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析哲学破土而出,哲学在近现代再次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有西方学者对哲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形式作出了精辟的论断:“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分析哲学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哲学的自然进程。20世纪由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不断扩张边界,人文世界日益受到挤压。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此起彼伏。对人的关注、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挖掘成为西方哲学讲述的主流。哲学也进入了对既往的和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批判和清思的阶段,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哲学的讲述表现出了多种的可能。哲学史呈现出的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必然给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一)本体探求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这就给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存在被讲述着的教育哲学的话),那就是以思辩的方式追问教育的本体。但是“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的知识。”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追求的可能形式也就是对教育实证知识的揭示。而由于当时教育哲学还没有从教育学中分化,故而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也即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学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也就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时代,教育学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必须有赖于哲学关于永恒存在,尤其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支撑。显然通过这种思辩的途径获得的关于教育的实证知识也就只能是思辩的,教育学所呈现的范式也只能是思辩的,进而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所以,在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的概念框架下,传统的教育学与其说是“哲学的教育学”,毋宁说是教育哲学的一种怪胎。人们建立教育学的初衷是对教育进行描述,但结果却走向了规范,教育学大厦本应是立足于经验,但结果却奠基于思辩。在此逻辑下,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既被看作是教育学,又被看作是教育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探求的初衷,却对后来的教育哲学的讲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界一度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挖掘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 (二)价值规范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经过认识论的转化,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哲学家从过去致力于对终极存在的追问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探究。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拒斥,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也走向了终结。教育学毅然迈向了科学化进程。显然教育哲学已经不能依附于教育学而存在了。在哲学认识论转化的背景下,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不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一方面它借用了自然科学方法,以追求科学化、量化为目标,朝向建立教育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它保留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将教育学中具有价值和观念属性的内容纳入哲学范畴,朝向形成教育哲学体系。”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方向,在哲学拒斥“自在之物”的背景下,教育哲学也不再关注教育的本体,从而也不再关注教育实然,这些都交给了教育学去解决。教育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中演绎出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并试图根据这些价值、目的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哲学,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教育哲学讲述呈现的这种可能,反而给自身的可能带来了疑问,“教育倒反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哲学演绎式的教育哲学如同哲学式的教育学一样,面临着成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演绎式的教育哲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类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譬如处在这一时期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三)语言分析式的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他的教育哲学范式却并没有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赞成。而当分析哲学的问世,教育哲学的合法性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西方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中,教育哲学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有清晰界限的研究领域,以其强有力的分析方法著称于世。”分析哲学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哲学言说方式,哲学被打上了科学化的烙印,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这也就为教育哲学摆脱以往对哲学的依附性提供了突破口,教育哲学开始真正关注自身,并能够为自身的科学性提供保证。显然教育哲学的这种可能性得到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哲学的可能性得到了默认。分析教育哲学依靠分析这一批判的武器真正展开了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和清思。遗憾的是,分析哲学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其否定埋下了伏笔。分析教育哲学在文本分析的概念框架下,日益进入了逻辑的游戏,日益脱离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即便他们也试图对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但是分析的方法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本身也值得反思,分析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能或至少不能代替哲学本身。所以当分析哲学走向式微的时候,分析教育哲学也就好景不长了。教育哲学的讲述再度成为一个问题。 (四)人文求索式的教育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绎下,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的发轫,为后继哲学对人存在意义的观照更提供了可能。分析哲学之后,语言已经被哲学演绎成“存在的家园”,通过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来找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哲学主题的切换给分析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带来了挑战,以分析的方式展开对教育文本的反思、理解、体察,并从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使得教育摆脱顽固理性的干扰,让教育对象走出对象性的存在,成为教育哲学时髦的主题。这种教育哲学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都不乏存在,无论这些教育哲学所选择的教育着眼点是什么,它们字里行间都始终关注人的时间性存在,处处激荡着人文的气息,文化的关怀。然而,教育哲学的这种讲述方式依然没有摆脱自身对其上位哲学演绎的窠臼,同时,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基于其方法论,在叙事方式上提倡“小叙事”而反对“元叙事”和“宏伟叙事”,这也就导致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是笼统的关注整个教育过程,而偏重于对微观的教学事件、课程开发、教育政策等进行哲学的审视。所以,尽管西方教育哲学的讲述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演绎,但是,西方教育哲学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反而再次迷失了。正如彼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英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时说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伦敦学派’的发展。但是,也许会有一种‘范式转变’,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但是我却不知道新的东西会是什么。” 三、教育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教育本身。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只有人类教育活动的存在,教育哲学才有讲述的可能。教育史是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很大程度上教育史中关于教育经验世界的描述,既是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之外是存在着的无),同时也是教育哲学讲述的积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无限的有)。因此教育史关于教育的讲述也为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教育的起源或史前教育,起源问题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前提,因而本质上也就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它纳入到教育哲学体系中来。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史以描述的方式对教育历史形态的揭示。只有在这种描述性的概念框架中,教育史中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融为一体。 我们知道,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教育史对教育的前后讲述,可谓大相径庭。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还不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即作为学校教育的理解。因为当时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尚为数不多,教育特权往往都还掌握在教权或皇权的手中,教育整体上还远未世俗化(偶尔也有例外,譬如拜占廷时期的教育),同时,这些教育在形式上也还停留在个别施教上,教育内容比较简单,教育方法也比较浅显,教育目标也还只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追求。显然,面对这样的教育经验世界,“如何教育”乃至“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并不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必要性本身还有待思考。“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毕竟积累了许多经验,经历代有识之士的整理,形成了大量教育文献;惟这类经验总结,主要属于教材研究、治学经验、道德修养的规范及程序、教师风范之类。与其说是‘教育’的经验,毋宁说是‘学’的经验。”故而当时的教育现状限定了教育哲学讲述可能。因此,当我们有人把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教育哲学时,不免牵强附会,虽然其间不乏关于教育的许多讲解,但毋宁说它是一部政治学更为妥当。 到了近代,西方历史经过了中世纪痛苦煎熬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延续至今的大学。中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教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问题也逐渐增多。于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增长。但这种思考出自教育实践的需要,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教育”的问题上。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必然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范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讲述的主要表征。同时,过去家庭式的、个别施教的教育逐渐被学校教育、规模施教所取代,这就决定这一时期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难免也逐渐从家庭教育、个别施教逐渐转移到学校教育、规模教育上来。再者,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上往下延伸,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人们对初等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自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逝世以来,就已明确地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所以,这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讲述主要把视野限制在儿童教育上,教育哲学的讲述也难脱其咎。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述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学校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一般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给教育哲学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教育史的讲述充满着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从18世纪开始,教育普及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西方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于是人们据此认为,“教育学之所以产生,实师资专业训练使然,而师资训练的需求,取决于教育事业的普及状况。”遂教育哲学的可能也就孕育于此。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教育学(包括教育哲学)的讲述都以初等教育的理论形式问世,而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价值无涉。但是,这些教育理论却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的。德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才能成为普通教育学的故乡。缘何当时教育理论不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讲述呢?事实上,当时德国的洪堡理念已经颇具高等教育哲学的意蕴,而红衣主教牛曼的《大学的理想》也已经于1852年问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谈及的高等教育哲学框架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成型了。然而,直到20世纪,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依然将教育主要定位在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上来。难怪教育哲学家费茵伯格(feinberg,w.)指出,认为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般哲学基础”和“专业培训”的观念是不够正确的。而罗森科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由于其广阔的教育视野(该著作教育视野非常广阔,它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教育的一般观点,第二编是关于教育的要素:体育、智育、意育;第三编是关于世界教育的特殊系统:家庭生活、学校社会、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生活),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并专门以《教育哲学》命名之,今天看来或许对教育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思考更具有启迪意义。 而当人类迈入20世纪,教育一改以往的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下延式的发展路线,开始步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上升式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于是人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也变得紧迫起来,高等教育哲学也走进了教育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哲学的讲述已经不能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普通教育阶段了。同时,当代教育也逐渐走出了围墙,走出了专业培训,从有限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当代教育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教育先行、教育预见、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经验世界的日益丰富性,给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增添了丰富性。当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j.r.kretzschmar)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哲学教育学的死亡时,相反,人们从哲学层面对教育经验世界的思考却越来越多,教育哲学已经不局限在学校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上了。而时至今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教育经验世界都可能会进入教育哲学讲述的视野。也因此,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越来越成为疑问。 四、结语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西方教育哲学讲述所呈现的种种可能,也启迪着我们今天教育哲学的讲述。既然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性源于哲学史和教育史,而哲学理论在不断演绎,教育世界也在日益丰富,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方式、讲述内容必然也在不断地生成。所以,教育哲学范式的探讨,如果脱离丰富的教育实践,脱离可能的哲学语境,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而那种试图给教育哲学提供单一模式或唯一范式的理念,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更是有悖历史本身的逻辑。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教育哲学范式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哲学研究也能够呈现出范式特色,譬如分析教育哲学。同时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也表明,教育哲学范式化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植于时代的哲学,也根植于时代的教育。如果存在唯一的教育哲学范式,那也只能是在时代实践的广阔境遇中选择哲学,运用哲学的知识和智慧来审视教育、反思教育、批判教育,从而改造和创新教育。教育哲学的讲述真正能够得到认可的过程,也正是教育哲学在时代的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恰恰是教育哲学范式化的过程。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轻易地穿过历史时空,梳理出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不过是因为我们沿着历史实践的车轮碾过的痕迹,重温一次教育哲学的文本罢了。 教育哲学论文:融入科技哲学的高职通识教育初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高职院校在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使命。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努力探索和构建学生科技素质培养体系,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识教育视阈下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通识教育”的要素包括:第一,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高尚的人,这一目的特点表现为明显的非功利性;第二,其教育对象是少数“社会精英”,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有闲暇超然物外,终日沉溺于非功利的活动中;第三,注重培养人的智能,教育内容全面、广泛。只有培养人的智能,才能使人成为自由且高尚的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为未来所从事的技术型职业做准备。同时,要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具备的融合型人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对学生进行应用技能和高素质培养的双重重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造就技术与文化兼备、赋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加强对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精神”是指在长期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大旗、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的性质与特征,有人认为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认知成果的升华。其要点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即客观、求实精神;科学怀疑精神即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断求知的精神;创新的精神;继承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孟建伟认为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所起的作用各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持续进步。同时,若无人文精神的激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维度的高职 科技哲学教育的合理性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包括四部分: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识教育维度下,在高职教育中施行科技哲学教育,解释科技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如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通过课程使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辩证思维方法,提高高职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课程,关系到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课程性质决定其人文主义思维方式与情怀。科技哲学课程的定位为:对科技发展进行哲学的反思,亦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人文主义的解读与反省。 高职院校开展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还没有哪所高职院校设置了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我国,高职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办学经验尚需积累。当前,高职教育存在两种不利倾向:一是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二是教育目的的工具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表现在教育者一方,就是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在课程结构方面,知识性课程比例偏大,方法类、思维类课程比例相对较小,其结果是职业教育近于专业训练。表现在受教育者方面,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催生了文凭热、证书热、考研热等,社会现实促使高职教育的功利性增强。金耀基认为,今日之大学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由于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不知不觉中大学日趋社会化、政治化和市场化。大学如斯,高职则更甚之。教育目的的工具化,使人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人成为科学技术或工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违背教育的初衷,表现为只突出做事的教育,忽略了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得不到全面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和浮躁情绪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缺失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21世纪的科技创新人才,是高职教育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科学技术哲学应成为高职通识教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让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进行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在高职院校培养体系中,融科技哲学于通识教育中,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有正确的认识,完成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对于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有: 增强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认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改变了世界面貌,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但创新不仅仅指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通过科技哲学教育,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思想。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会带来负面效应,科学技术有“双刃剑”的性质。对科学技术若没有全面认识,只看到和利用其功利性一面,而无视科技对人类和社会的负效应,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灾难。 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 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含的人文精神,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从某些方面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建伟认为,科学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和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它给人类以崇高的理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有充分认识 “科学”、“技术”是两个不同概念。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区分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科学和技术的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为人们普遍认同。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复合体、统一体。通过科学技术哲学教育,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进行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得到的不仅仅只是技术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是人文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必须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既遵循科学精神,又顾及其人文社会后果。 建构科学人文的高职通识教育桥梁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的主要途径,一是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结构及课程体系,二是培育高职学生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开设具有广泛的意义和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功能。面对高职院校的实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讨在高职院校开展科技哲学教育,弥补当前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促进科学教育人文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而非单纯的技术传授给学生,使他们不仅掌握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懂得如何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于人类。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科技哲学”类课程是指针对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开设的政治理论公共课。目的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这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于实践。高职院校的专业或学科设置以工程、技术应用类为主,与普通高校的理、工、农、医类有相类之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并不能因为其学位层次较低就视科学技术哲学教育为可有可无;反之,对于毕业以后直接从事工程技术类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开展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教育,让他们具备工程良心,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有全面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高职学生培养的特点是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短、理论与实践并行,所以,在高职院校开展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还是个崭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不能像大学那样系统,可按以下步骤: 第一步:通过问卷方式选取部分对象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科技哲学观进行调研,考察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认识、对科学素质课程的教学需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等。根据问卷调研报告设定选题目标。 第二步:以开设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在高职教学中融入科技哲学的通识教育内容,为高职学生建构通识教育桥梁。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内容力求体现当前最新科学技术实践的最新经验,科技的最新进展,让高职学生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哲学是体现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 结语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它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高职通识教育视阈下的科学技术哲学教育,无论是以科学技术哲学所特有的科学自然观和方法论清除形形色色神秘主义与现代迷信,还是对于培养具有科学与人文素养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教育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反思与批判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高等教育产生近千年来,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之中。20世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迅猛,各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流派都试图解释高等教育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高等教育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与政府、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人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从多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代表各方利益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融合一切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解释这种复杂现象。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多种需要才会产生多元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也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作出不同的回应,共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国家的需要,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的需要,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则重视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尽管多元的哲学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不同的哲学观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或者在冲突中进行融合,共存是高等教育哲学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克拉克·科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与纽曼时代的“村庄”和弗莱克斯纳的“城镇”不同,大学的功用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种高等教育的哲学观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功用。同样,用认识论的观点来解释社区学院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或者用政治论的观点来解释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从业能力的劳动者,是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显然不是为了追求高深学问,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目标也很难实现。在综合性大学中,则可能存在着人本论、政治论、认识论等多种哲学观的影响,这些多种哲学观可以共同促进大学多种功能的实现。高等教育是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为了高深学问本身,还是为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些目标并不能够整体地融合起来,也不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哲学观多元共存,更加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教育价值的角度 一、教育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教育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拓宽了教育本身所局限的视野。在国外,“教育哲学”一词的使用最早来源于1832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该学校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专门开设了教育哲学讲座。80年代之前。美国教育哲学的任务是寻求教育的普遍性真理。中国教育界真正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是在借鉴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教育课程建设为出发点开展教育哲学研究。80年代之后,教育哲学的责任趋向教育的微观领域,致力于具体教育情境下教育??题的个别化阐释,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理解和评判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学科功用上,教育哲学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本身难以解决的基本??题,通过对教育整体性的把握给予教育事业一个正当的价值尺度。进入90年代,中国的教育哲学的研究思路从建立教育哲学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完备的哲学原理,有着丰富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智慧。教育哲学研究的角度一类是从哲学的体系出发来论述教育??题和教育实践,突出哲学基本原理视野当中宏观教育的本质:另一类是从教育的基本??题出发来做哲学分析,澄清教育当中相关概念的含义,突显微观教育领域的本色。整个前进的道路上,教育哲学与时代同步,但始终没有脱离对教育价值的深情关怀。 共同体以具有卓越品质的好公民来要求个体,个体不断获得关于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使灵魂得到无暇的教化。说教育单单是教化会给生活带来无法消解的隐痛。人极想从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某种教育立场,在那里看到至善的灯塔,转化为拥有它的渴望,这才是教育的宝贵之处。教育的??题出在教育实践的价值虚无,以至于整个教育没有鲜明的方向,因此教育的根本??题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的??题,美好灵魂的生成需要经过价值的熏陶和感染。教育哲学审慎的赋予教育可能的价值,这种价值成为“自然好人”的必需,进而唤醒人类内在沉睡的潜力,促使一种寻求共同体永恒价值力量的爆发以确保共同体稳固的根基。诚然教育哲学根植于共同体的教育思想,思考整体的教育秩序。描绘出灵魂耕耘、德性自然培育的公民品质提升的图景。如果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是无意义的教育,显然教育哲学帮助教育搭建教育价值技巧的体系。 二、实践哲学本然诉求价值关怀 实践意指着人类理性生活的全部的现实以及进入现实之中,它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范式,并且是由一种价值导引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意蕴指向人类全部的现实性实践生活,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自己并改造着客观现实。一方面,人的生活是避恶向善的实践,更是追求价值应然的个性解放事业。实践哲学从价值的角度思考行为的正当、善和一些原则性??题,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追求的价值又是怎样的?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实践的催化和付诸行动。实践哲学规定了人们善的实践活动的奋斗历程和获取有关善的实践性知识,并以此参与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感悟实践本身的智慧,主动积极地尝试一切可能的生活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人意识观念中的生活走向可能性实践的哲学阐释,它统合有关生活实践的普遍性知识:实践哲学更是人们走向有意义生活的哲学努力,它赋予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 实践哲学具有求真求善的实践品质,在具体的、变动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人们只能在探索生活价值的道路上把握它。实践哲学的实践品质表现为理性力量的导引,从而审思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并以此走向真实的生活。如果孤立视实践哲学为确定、统一的规则,自然会破坏价值的本性,实践者也会因此走上机械的实践。外在的实践哲学表现为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实践境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干预的张力,使实践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图景融入一体。在此意义上,实践首先是有目的的价值选择,给行动以明确的方向和原则,继而采取自由意志的行动。实践哲学把人置于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实践链中,统一人特有的存在价值与实践价值。实践哲学承载着人们实践行为趋向生活至善的活动模式,对人们的实践行为的价值作出考察,以此关乎人类的生活。 三、教育价值:教育哲学与实践哲学共通的桥梁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一种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实践中主体人的需要与作为客体的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范畴观念的认识就是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足以解释教育的正当性和人们为什么追求良好的教育。教育价值观同样是可变的,不存在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也不存在永恒教育价值的教育。从另一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教育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使人过上良善的公共生活。教育价值强烈地诉求个体在幸福的教育场域中不断获得长足的完善和发展。康德说过,教育隐含着人性完善的重大秘密,正是通过教育带来了人类全部的善。追求善也是个体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使个体能够体验到生活的快乐。 (一)教育哲学开启人们对自然好的教育实践的共识 1 教育哲学统合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 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体性得到高度发挥。精神世界得到充分洗礼。教育当下的生活是事实,可以由经验来验证对于人们的必要和必须,而教育实践中关于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知识,不能用经验来取得证明。教育价值反映的是教育对人的有用性,是教育对人的主体效益。教育哲学的言说和阐释其实是对教育这种事物的意义评价,也就是说。教育与人的需要产生必然的联系。评价这种关系生成的效益的标准是人们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层??题是教育实践的根本性??题。蕴含着教育价值追求的动机。因而教育哲学一方面统全教育认识,另一方面致力于教育价值的筹划,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人们的教育自觉性和主体地位,赢得人们对灵魂教育的共识和激情。 2 教育实践追寻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源于教育哲学 对于教育哲学来说,教育价值的判断、选择和寻求是凸显个人主体性的过程。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探询教育价值应然的学术,它通过心灵的启发而达到受教育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应然愿望,培养个体成为有独立人格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精神。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不仅关注当下人类教育生活的整体性状况,唤醒失落的教育公共精神,还对理想中的教育做出了期待和指示。从教育的普适性价值来看,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基本??题或将教育基本??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题的一门学科。因此,教育价值需要教育哲学实践化,教育哲学本应该有一颗使个体走向善的虔诚之心。 教育作为向善实践活动的价值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向善的教育同时兼有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教育实践的培育在本质上是指不断地个体体验。关注人教育生活的意义是教育一如既往的追求,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教育理想。教育实践不能认为教育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否则人不会在教育中获得本来应该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教育哲学实践性乏力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的虚无。教育生活中,从表象看存在着教育价值。有规划个体社会化的统一标准。事实上,教育实然中淡化了教育本来所蕴含的鲜活生活本质的体验,虚构了一个枯燥的脱离教育实践的生活空间。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实践达成,其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哲学对教育现实性的尊重和反思,二是对教育价值走向可能性的挖掘和激励。基于教育价值视域里人的充分发展,教育哲学需要担负起搭建教育价值的逻辑框架,客观上决定了教育哲学走向实践的必然性。 3 教育哲学为教育价值达成的可能性提供内在驱动力 价值在实践中极大丰富,实践在价值中极大活跃是教育一味的奢望。教育哲学追求有关好教育的真理,热忱的探索实现教育价值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的使命也是教育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人类美好的教育生活急需切切实实地规引,首要的任务不在于忠实地墨守教育的诺言,而在阐释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将成熟的教育价值情趣融入教育实践的预设、行动和反思性操作之中。因此教育哲学与教育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天然的联系。教育哲学要走向教育生活,必须与生活展开对话,洽谈美好生活的由来、特质和技术路线。教育哲学如果避开教育价值的言说,只能加深教育的价值性危机。教育生活也不应该放弃对其本质性??题的理解和追思。为什么非要过当下的生活?意愿的选择还是被迫的接受?教育一旦陷入价值迷失的洞穴里,何谈人性的完善,何谈人有意义生活的生成。教育事业必须缔造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不断地理解教育意义新的历史表达。教育哲学不从教育价值的维度思索教育存在的理由,不对教育生活中的善执著地求索,教育永远不会拥有最高准则,相反会成为一个让人熟视无睹的静态概念。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无疑是教育生活最优秀的设计师。 (二)向善教育实践化的基础 1 好教育需要合理的价值判断 教育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教育不是人们常态观念下所指向的纯粹性学习。这就意味着教育不是随心所欲,人人喜好,它必须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规范。教育目的体现在通过教化的方式建立共同体关于良善的生活,即教育的实践性需要一种思想的导向。教育的魅力倾向于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不断追??、达成,因而教育不是随随便便,人云亦云。其次,教育是个动态的概念,因动而活,因活而美。动态性是一种超教育的自然状态,它充分地实现着教育的公共利益。如果始终把主体性的必要性放在首位,教育的生存危机就会越大,因为个体的教育需求千差万别,没有好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就没有良善的教育,更没有智慧的教育。 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选择教育合理的价值判断。可以说教育困境的真正源头是价值的迷失甚至是虚无,这对于教育的主体或者客体来说,都是莫大的教育伤害。传统的教育曾经信奉“不打不成材”的格言,实质上??题出在教育者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认为教育就是无条件的知识灌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规训,而是不加任何雕饰的教化,它使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崇高理想生活的呼唤下通过实践完成德性向善的自然转变。正如柏拉图所言,理想的城邦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但那些希望看到它的人却可以在内心中见证并且分享它的存在。因此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教育过程中诸因素不断地出现矛盾和对抗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生活场域的突变,教育不再是向善的事业,“利益”的不平衡留给教育者的印象是教育的可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做出价值选择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杜威认为教育是民主的教育,有民主教育的前提是民主的教育哲学。毋庸置疑,民主的教育哲学规划好了良好教育的路径。并在对教育价值不断地辩护过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进一步说,良好的教育都在实践中孕育和发展,好的教育在于教育哲学的实践化路径。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舞台,也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学校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平台,学校教育关怀学生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思索学生公民化教育实践带给整个社会的贡献。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找出教育真正的意义”,探究教育理想的内容、形式和哲学体系,建构关于教育自然性命题的知识。教育哲学是教育的意见向教育真理攀爬的阶梯,有着对当下教育现实“不满”的勇气,它不会淡然得迎合教育现实的不合理性,这也是教育哲学具有实践特质的动力。但是教育哲学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对教育的合理性及教育真理的理论捍卫。而是在行动中见证教育丰盈的意义之根:教育哲学畅想着教育未来的美好生活,它以宽大的胸怀和积极地态度付诸于教育行动和教育实践。并不断地期待着崭新的教育可能性愿景。 2 教育哲学走向实践化 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教育哲学??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特别是当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峙越来越明显而无法消解时,教育也一时无法取得巨大的超越和长足的发展。因此当教育原地不动地膜拜自身弱点的时候。就没有审视自身局限的意识。然而重要的是教育的利益和矛盾需要不断的消解或者弱化,从应然角度说要求某种价值来调适和平衡,促使教育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幸福场域。在这里,教育的应然不是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教育理应在应然的感召下超越实然,在实然的现实中追求应然的可能,教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且教育哲学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教育哲学更不是教育的宏大哲学叙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躬耕于教育事业,切切实实地解决时代变迁背景下教育的点点滴滴和是是非非,它有关爱教育成长和进步的奉献精神。 没有教育哲学的恩泽,教育不会树立起自己的信念,也不会轻而易举的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因此,教育哲学和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立刻得以显现,而且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继而教育哲学站在教育价值规划的图景上,在教育实践中践行其思想性指导,给予教育一个开阔的视野。教育事业只有单纯的理论性知识是苍白无力的徘徊,只有纯粹的实践性知识是盲目的前进。教育哲学如果一味地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线,在假设演绎中往返,它永远承担不起教育理论研究的任务,更不会达到教育的实践化。在这点上,教育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哲学要坚决避开两种倾向:一是基于教育哲学的思辩性而忽视对实践的影响。二是基于教育哲学的目的性而忽视对教育实践操作性模式的理论探究和整合。真正能够引导教化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哲学,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教育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紧密统一起来,整合到相得益彰的生态化境界。 (三)教育实践导向的本源 教育是关于人的教化实践,而哲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虽有了自身价值的构建,但怎样实践的??题也是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题。现代教育对人们精神文化培养的忽视,让人片面的发展,让人的心灵空洞贫乏。教育哲学关乎人生命的充盈性,它不仅在乎人的现实状态,更立足于人的未来状态,形成对教育价值的提前预设,这也是教育哲学回归最重要的地方。人们常常把教育看作是手段,甚至是对教育的麻木。没有一点情感渗透的教育曲化了人们对教育的憧憬和钟爱。事实上,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理论来支撑,但当教育实践本身的理论不能很好的指导教育实践时,教育哲学的历史使命应然而生:对于教育活动的必要性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促使教育不断做到反思与自我调试,实现教育最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教育哲学的理想引导功能。反思从严格意义上去说,是指深深地思索,思索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思索关于自然纯朴的教育,更是对教育合理性的谋划;反思并不单单是形成共识性的教育话语,达成教育思想,追求教育真理,而是思索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对教育生活的实践品质。教育哲学的实践品质就是教育哲学所拥有对教育的崇高理想与教育当下现实生活实践的高度统一。教育哲学立足于教育生活的当下和未来,整合出合理的教育理论,并不断地作以宏观上的反思与批判。微观上的修正与融合,使人类在教育中获得有关至善的技术和实践性知识。 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实践者往往会依据一定的图式规划来认识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实践的反思是教育理论不断形而上的创新。不是仅仅对教育实践本身的修正与超越。教育实践活动在本质是要超越教育主客体对感觉经验的某种设定。教育哲学积极建构教育实践的因素并成为达成理想教育经验共识的手段。在这里,教育实践的和谐状态是实现理想教育的本质基础。换句话说,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教育意义是由实践活动内在的和谐度决定的,教育实践的诸要素要努力达成实践生产与实践环境的统一。如前所述,教育实践活动是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统一,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因此当教育实践在某个阶段出现个别因素的对抗状态时,教育哲学会进行合理的调节、融通教育实践的层次结构。教育哲学的这种角色源于教育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想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利益,确实需要这种行为。在此意义上,当教育哲学试图澄清教育困惑,解决教育生活中的难题时,其角色越发明显。教育哲学理论向教育实践行为的转化过程中,第一次转化是前提,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而第二次转化是关键,只有落实到行动中才真正有意义。人们期望实现所畅想的教育过程,容易使教育走上不涉及善恶美丑等价值的价值中立的过程,教育就是人的心灵趋向美的教化过程,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实践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价值的颠覆既没有为教育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也没有为正当教育价值的确立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教育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给教育者提供反思的机会,批判的对当下盛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合理的辩护,以提高反思的实践意义和有效性。这种反思是修正性反思,正当性反思,更是自觉性的反思。比如说,教育常常认为道德教育是理论的教育,让学生能够背出道德规范就算完成了教育。其实,通过教育哲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践行,它是实践智慧的教育。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必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在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中才能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否则,学生就会对道德教育失去兴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疑??:“哪一种生活最值得过?”显然他在思索当下生活的价值,并通过反思来确定美好生活的根基。美好的教育生活离不开教育实践,教育是善的实践活动。当不断追??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在教育中应该做什么时,可以看出教育是一项反思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教育哲学提供了回答这些??题的理论源泉。但是,教育哲学不能因追求指导教育实践而失去对理论思考的个性特征。教育的无序来源于教育目的的庸俗杂乱和教育实践的若影若现,扑朔迷离的实践镜像使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不知去向,教育理论和实践有了共同的教育信仰避免了教育因文本的差异性而带来的诸多疑惑甚至是教育的灾难。教育内在和外在的和谐需要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使教育不仅活在当下,而且瞩望未来;它扎根于教育现实世界,不断汲取教育生活的营养,在教育实践中探寻着有关教育培养人类美好品质的哲理。 四、结语 康德认为。实践哲学是整个批判哲学的核心。可见,作为教育哲学同样把教育指向了实践,开启了实践性的教育走向智慧之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实践的核心要义是善的活动,是否称之为人类活动,一看有无目的性,二看是否践行善的终极目的。当然目的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目的存在于实践本身也可以栖身于实践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的实践性存在的伟大秘密在于人类有着天生追求完美事物的意识和行动的欲望。不管怎样,实践活动中人的根本性目的是最宝贵的,体现着无条件的善的终极意义。另外,教育的理性品质只能趋向于善,而无法在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获得终极的善,这是因为人的存在规定性中有着恶的必然倾向和向善的必然欲望。教育因人性向善而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教育让人成为丰富多彩生活的享有者。因此,教育哲学是让教育生命涌动的动力。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题的哲学思考,用哲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教育??题,包括教育的本质、目的、学习的历程、知识的架构、人类的课题、权威的??题、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方针等等。人们的素养和文化的传承、演变大多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孩子及公民存在着很大挑战,因为教育的过程是复杂的。其次,教育以人的生活作为生存基础,没有人的生活何谈教育的存在?教育是在美好未来的召唤下,不得不存在和发展于当下。不得不在所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教育哲学只有依托于现实教育的健康发展,理想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即教育的理想才能如愿以偿。理想中的教育应该具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成长过程中所张扬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感染力。人因教育而拥有了让生命无时无刻涌动多姿多彩的哲学旨趣。可见,教育哲学立足于生活实践又不断超越教育现实,通过规范引导教育生活的本质基础提升教育哲学的实践品性,是人在教育实践中追求精神家园的丝丝甘泉。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摘要: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基本现状值得关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失调,致使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不断出现矛盾冲突。通过分析这两方面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角度出发,思考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整合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 矛盾冲突 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 高等教育主要从事高深学问的应用、创新和传播,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以后,高等教育将由社会经济的边缘进入到社会经济的中心,国家、社会、个人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并导致在高等教育价值的取向上不断涌现出矛盾冲突。因此,思考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现状 所谓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主体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以及在其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来进行教育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要根据不同主体的要求来调整其价值取向,从而产生了矛盾与冲突。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在不断地交替演变中前行。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使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符合国家、社会的要求,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通过教育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人和教育被作为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直接工具,忽视个人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个人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个人为了获得利益把社会、教育当成利用工具,而对全面素质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者看似矛盾但并非截然对立,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文明进步又终究是由社会主体的人来不断地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权衡与选择,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与侧重的,不应该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看不到两者的辩证统一。 2.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在20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表现在通过何种教育价值取向来满足利益的需求。高等教育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崇理性至上,追求真理,它注重研究物质世界,注重获取对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合理性。高等教育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它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注重获取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及价值的合理性。在国家和社会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代,人越来越被看作为单纯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消费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作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价值取向,推进二者的融合,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无疑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时代性与进步性。同时,也涌现出了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即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分析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现代性价值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价值理念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化和人自身的物化。现代人在追逐和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被物质财富所物化,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方向,人类正经历着现代性价值危机,这就产生了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病症。人类似乎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力,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实际上,人类是面临着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等方面所带来的新危机。在这种现代性境遇下,就已经预示着高等教育出现了现代性价值危机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已经以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对学生进行无原则的知识灌输,以形而下的技术塞满头脑,忽略了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遮蔽了教育的主动性,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因此说,高等教育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是其价值取向产生 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原因。 2.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人的主体性。“所谓价值主体性是指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与人、主体的本性和特点相联系,直接表现和反映人的目的、需要、能力。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是依主体不同而不同、依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②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这种主体差异与高等教育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出现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将会与社会现实发生诸多矛盾和冲突。从形式上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的自主选择,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价值主体的价值需要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价值主体只能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下考虑并提出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价值需求。因此,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多元化中协调和明确价值主体的共同目标,对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思考。 三、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不加以自觉协调,将会导致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趋于片面化,与其终极目标有所背离。因此,针对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和价值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迫切需要从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来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从而解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 1.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中感性现实的人的实践,致力于人的全面本质和自由的实现,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与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崇高的理想。在这一崇高目标理想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人有理性、有意识,具有精神属性。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③。具体说来,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就是促使“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在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体社会化,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尽可能完善的人,以便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所以,高等教育更要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己任,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同个性发展、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起来,塑造成一个充满主体意识和智慧力量的人,使之能够在复杂、多元、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地进行知识选择和创新,能够不断地传承人类社会文化和文明。 2.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念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高校的管理和教育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是从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过多的立足于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理念。“‘教育不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了人才’,‘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教育‘旨在促进人的发展’” ④。由此可见,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等教育理念,精确地表达了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及其理想追求。在不同的时代或阶段,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它的时代特征和目标。现阶段,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目标应当是,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并适应新世纪的政治、经济、科技、综合国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坚持以科学、人文、创新融合为一体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全面素质的一代新人,从而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3.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弘扬先进文化、塑造科学精神、增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使命。因此,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要求。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时代的精神培育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面对现代化中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及功利主义等价值危机,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显现,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不仅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还要使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形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代表,是每一位国民的精神家园,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一定影响。当前是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阶段,不可避免的要发挥文化对思想、行为的积极作用。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国家的顶梁柱,高校开展知识、技能教学的同时不能忽略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培育功能,这就要求加强文化教育。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大学生日常思政教育引入茶文化,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质,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境界。 1茶文化素质对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茶文化历史悠久,在两千多年发展中吸收融合了诸多优秀文化的精髓,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禅宗思想等,文化底蕴深厚、思想精神深邃。自古以来,茶即是清雅、廉政、淡泊、诚和、和谐等品德的形象,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通过品茶来凸显自身的高尚品德。品茶不是简单的品尝茶味,而是通过品茶来修身、养性、凝神,体会其中蕴藏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提高思想品德素质。当前,我国提倡素质教育,强调学生全面发展,这就需要加强大学生的文化教育和德育教育。而茶文化作为我国富有文化底蕴和哲学内涵的传统文化,若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政教育,将培育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品德素养,稳定大学生的心性,使大学生坚定信念,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茶文化在大学生日常思政教育工作中的融入 为了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茶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是必然选择,符合思政教育改革创新需求。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融入,从教材、课堂教学、教学实践活动及教学氛围等方面着手。 2.1茶文化在思政教育教材中的融入 思政教育涉及大学生身心成长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教育工程。教材是教育实施的基础,面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诉求,必须加强大学生思政教育教材建设,发挥教材对思政教育的指导作用。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首要工作是基于茶文化编制大学生思政教育教材。编写教材时,深入分析挖掘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价值,调研评估茶文化德育素材,把有益于大学生文化素质、品德素养培育的内容融入教材中,补充现有的思政教育教材。在此基础上,明确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目标,实现茶文化与思政教育目标的有效衔接。一方面,通过茶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及世界文化的影响,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另一方面,通过茶文化的茶道、茶德、茶人精神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大学生的“三观”。 2.2茶文化在思政教育课堂中的应用 课堂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阵地,要想发挥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培育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就要将茶文化与思政教育课堂充分结合起来,拓展思政教育课堂资源。大学生思政教育对教师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教师潜移默化地在思政教育课堂上渗透茶文化。如,在思政教育课堂上讲解茶文化相关的典故,透过富有寓意的茶人、茶事向大学生传达文化、德育等内容,实现思政教育目标。此外,也可以设立茶文化选修课,辅助教师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学生自然而然的受到茶文化熏陶,体会茶文化的文化魅力和精神气质,更益于理解消化茶文化蕴藏的德育内容,使自身的精神、品德进一步提升,达到良好的思想境界。 2.3茶文化在思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应用 素质教育实施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教师充分把握思政理论,熟练应用思政教育方法方式,能够针对大学生思想动态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当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教师基于茶文化组织设计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让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了解学习茶文化,体会茶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并受之感染,养成良好的品德素养。如,组织大学生参观茶园,学习制茶、泡茶等工艺,参与茶艺表演等。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增进大学生对茶文化精神内涵的了解,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品德。 2.4茶文化在思政教育教学氛围中的应用 茶文化对大学生全面发展虽然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可以培育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品德素质,但是,高校普遍缺乏茶文化氛围。基于此,高校组织开展多样的茶文化活动,鼓励大学生成立茶社,使茶文化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以便思政教师更好的开展茶文化德育教育工作。在校园茶文化感染下,大学生学习茶德、茶人精神,学会和诚、以礼敬人等良好精神品质。 3日常思政教育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养,深化思政教育效果 在素质教育下,高校思政教育全方面的应用茶文化,把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教材、课程教学、教学实践活动及教学氛围等方面,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养,以深化思政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基于茶文化素质培养的大思政教育可以让大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习惯,形成坚定的民族精神及良好的品德意志,身心健全的健康成长。 3.1通过茶文化素质培育使大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习惯 茶文化不仅是一种饮食文化,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生活理念。茶味清香,略有苦涩,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效。喝茶品茗,既可以保养身体,也有凝神静气,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思政教育引入茶文化,通过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养来帮助大学生了解茶文化的养生保健、德育等价值,使大学生认识到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习惯。当前大学生知识基础偏好,但是普遍缺乏健康的生活方式,锻炼意识相对比较薄弱,且存在功利等思想。因此,思政教育要积极开展茶文化教育活动,利用茶文化蕴藏的修身养性、养生保健等思想引导大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方式,增强大学生的保健、锻炼及健康等正确的生活意识。 3.2通过茶文化素质培育使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教育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茶文化的融入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茶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思政教育通过讲解茶文化的发展历史、思想文化来培育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唤醒大学生内心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存在的根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有稳定民心的民族文化,才能在各民族之间屹立不倒。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顶梁柱,要学习传统的优秀文化,继承优秀的精神品德,所以思政教育通过茶文化宣传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风貌,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特别是茶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大学生在思政教育课堂上学习茶文化,开拓大学生知识视野,拓展大学生思维,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激发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坚定不移的热爱国家。 3.3通过茶文化素质培育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意志 茶道、茶德、茶人精神等是茶文化的核心内容,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及意志的培养有强大的积极作用。其中,茶道讲究“静”、“和”、“雅”、“寂”等,注重茶礼,这些都给大学生思想启迪。如,“和”文化启迪大学生人为处事以和为贵,茶礼教育大学生以礼敬人。此外,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教会大学生用平和心态看待世间万物。总之,茶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德育内容。大学生思政教育向大学生传递茶道、茶德、茶人精神等,让大学生在茶文化中感悟处世哲学,形成良好的品德意志。 4结论 综上所述,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可以培育大学生健康的生活理念、良好的思想品德及坚定的民族精神,对大学生全面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高校思政教育要善于利用茶文化中的文化内容开展有效的德育教育活动,优化德育教育水平,切实实现思政教育目标。
建筑设计论文:中国哲学思想在古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一、中国哲学思想概述 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为其精髓,主旨是对于每一个面向社会的人,要求以礼仪、仁义以及一系列良好的品德来约束自己,以完善自身的标准来完善社会,使人能够向天靠拢来获得舒适自然的感受;而道家则是要求在完成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之后,升华于社会,回归到田林、山地等自然中去,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道互补的命脉由古到今一直贯穿于中国哲学史,实践到每个人的身上的具体形式,则是人必须在社会中竭尽全力完成自身被赋予的社会责任之后回归到大自然的环境中,达到无欲无求、名利不争的“无为”状态,也就是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这一点与佛教最后达到的“涅盘”状态非常像,也是不执着、不贪欲,但是佛家达到了这个状态之后还需要回到社会中去,并尽可能地完善更多的人群来继续修行,并且佛教自魏晋传入之后才逐渐汉化,究其根本也是外来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同儒家、道家一同发展的还有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其他流派。法家要求以规范或法律来治理国家,墨家以严格的纪律和组织来武装自身,而阴阳家发展到后期与天文、占卜、五行等方术相关,具有了宗教迷信的性质而不能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因此,儒、道两家从众多的学术流派中脱颖而出而成为中国社会中主导的哲学思想。 二、中国古代建筑设计概述 (一)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发展 大约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国,在长江流域的多水地区就有干阑式建筑,干阑是独立的底层架空结构,底下架空的一层用来蓄养牲畜,人居住在上面而能够有效隔潮并且能防御野兽的侵袭;秦汉初期楼阁建筑的兴起,促使斗拱结构发展;北魏佛教传入,建筑明显受其影响并开始大量兴建寺庙、开凿石窟;转入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使唐代建筑气魄宏伟,开明之中又见严整;隋代留下的建筑物有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敞肩拱桥——赵州桥。北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木构架结构,总结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营造法式》。 (二)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特点 1.木构架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在结构上创造出了独特的木结构形式,木构架结构的建筑是古代建筑典型的结构,主要有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木构架结构在屋顶与顶梁的交接处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构件——斗拱,其将屋面的承重由横梁过渡到立柱上,造型美观大方。 2.衬托性建筑的应用 中国古代宫殿、寺庙等高级建筑中经常采用华表、牌坊、铜狮等依附性建筑来衬托主体建筑的氛围,达到所谓主次分明、相依相衬的整体效果。 3.封建宗法礼制的设计 中国古代许多宫廷皇室建筑的组群被均衡分布在了中轴线上,封建社会中的均衡分布、规矩方圆被牢牢限定在了建筑组群中,等级制度相当森严。 4.庭院式的组合布局 中国古代建筑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体,其通过主体建筑、辅助建筑、花草、山木、雕塑、河池等一系列的艺术景观将各个建筑物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以建筑、生态、环境、艺术为一体的建筑综合体。 三、中国哲学思想在古代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仁、义、礼、智、信的儒家精髓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礼制的运用,“礼”作为日常生活中君子自律的修身规范,被运用到建筑物中则是规矩、均衡、定制的体现。作为皇室宫廷的代表建筑,故宫将封建等级制度的划分发展到极致。故宫的主体和辅助型建筑都被安置在了中轴线上,宫城内外四四方方的布局使主体、辅助性建筑分布鲜明,前三殿与举行朝会大典的太和殿为重要建筑,在穿过前三殿的主要空间之后,又在太和殿布置了一些庭院以强调前朝的尊严。而在空间气氛的处理上,由大清门、天安门和午门形成三处渲染氛围的高潮,大清门和天安门是一段,天安门和午门又为一段,在穿过午门以后,绕过金水河才到太和殿,经过一重又一重的空间渲染,使人们在进入大殿之前就感到严肃的气氛。此外,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组群也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礼教制度,四合院的大门均不设在中轴线上,路北住宅的大门开在东南角上,路南住宅的大门开在西北角上。大院分前院和后院,以院墙隔开,墙文化是古代建筑中内外隔绝的最好例证。分隔内外院的门设在中轴线上,前院招呼宾客,后院为主人房,宾客不得入内。正房置在中轴线上,一般为长辈居住,厢房在左右两边对峙分布,为晚辈居住,前后院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尊卑有致,这种根据封建宗法礼制和等级观念分布的主次顺序、内外有别在住房上相当讲究。 儒家礼制在建筑中的严格规整、均衡分布使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深入人心,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等级森严的建筑中生活与居住,不免会感到乏味倦怠,并且文人“入世”后的悲愤不平与无奈妥协又使其灵魂不由自主地要求解脱放松,于是便有了退隐山林的私家园林,文人们在那里畅谈欢笑,将自己淡泊豁达的情怀寄托到山水之中。 苏州园林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例子。其中最为出名的沧浪亭,在其园门外,有一清水绕园而过,该园就在这一面不建界墙而以有漏窗的复廊对外,巧妙地把水之景借入园中,此乃是古代园林专注《园冶》中“借景”的方法。其余的园林设计包括山、石、池等都模仿自然,以达到《园冶》里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这里,道家的思想尤为可见,在经过规范礼制的社会生活之后逐渐升华自身,修行自己的灵魂,形成“天与人”的结合,将人工雕琢嫁接到自然恩赐上,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结语 儒道互补的中国哲学思想使古代的优秀历史建筑传承至今、经久不衰,反观当今的一些新建筑,频繁地采用新技术与新材料,将形式的运用作为设计的代名词,这些建筑以夸张新颖的造型与技术获得了世人的关注,其“为形式而形式”的设计观念颇符合消费社会的价值需求。但建筑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承载,只有将设计与文化的概念巧妙地结合到具体设计物之中,才能实现建筑设计的实质内涵。 建筑设计论文:论高层建筑设计中的外部尺度关系 当前,高层建筑外部造型设计多以追求新奇造型为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从宏观的城市环境到微观的建筑细部角度加以分析,认为在参考人的尺度下,高层建筑设计外部形象的设计,主要处理好五种尺度关系,并试探地提出一些设计指导原则。 当前,我国的高层建筑外部造型设计多以追求建筑形象的新、奇、特为目标,每栋高层都想表现自己,突出自我,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整个城市显得纷繁无序、生硬,建筑个体外部 体量失衡,缺乏亲近感,拒人于千里之外。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高层建筑的外部尺度的认真仔细推敲,因此,对高层建筑的外部尺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定义一下尺度,所谓的尺度就是在不同空间范围内,建筑的整体及各构成要素使人产生的感觉,是建筑物的整体或局部给人的大小印象与其真实大小之间的关系问题。它包括建筑形体的长度、宽度、整体与城市、整体与整体、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对行为主体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讲到尺度时应注意它与尺寸之间的区别,尺度一般不是指建筑物或要素的真实尺寸,而是表达一种关系及其给人的感觉,尺寸是用度量单位,如:公里、米、尺、厘米等对建筑物或要素的度量,是在量上反映建筑及各构成要素的大小。不同的尺度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尺度使高层建筑显得挺拔或厚重,有的则使高层建筑显得庞大或轻飘,它直接影响人的心理感受,由此可见,尺度在高层建筑设计中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 高层建筑设计中尺度的确难以把握,因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用品,日常生活用品很容易根据经验做出正确的判断,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高层建筑物的体量巨大,远远超出人的尺度。二是高层建筑物不同于日常用品,在建筑中有许多要素不是单纯根据功能这一方面的因素来决定它们的大小和尺寸的,例如门,本来可以略高于人的尺度就可以了,但有的门出于别的考虑设计得很高,这些都会给辨认尺度带来困难。 高层建筑设计时,不能只单单重视建筑本身的立面造型的创造,而应以人的尺度为参考系数,充分考虑人观察视点、视距、视角,和高层建筑使用亲近度,从宏观的城市环境到微观的材 料质感的设计都要创造良好的尺度感,把高层建筑的外部尺度分为五种主要尺度:城市尺度、整体尺度、街道尺度、近人尺度、细部尺度。 1、高层建筑设计中的外部尺度 1.1城市尺度 高层建筑是一座城市有机组成部分,因其体量巨大,高度很大,是城市的重要景点,对城市产生重大的影响。从对城市整体影响的角度来看,表现在高层建筑对城市天际轮廓线的影响,城市的天际轮廓线有实、虚之分,实的天际线即是建筑物的轮廓,虚的天际线是建筑物顶部之间连接的光滑曲线,高层建筑在城市天际线创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城市的天际轮廓线从一个城市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也是一座城市给一个进入它的人第一印象。因此,高层建筑尺度的确定应与整个城市的尺度相一致,而不能脱离城市,自我夸耀,唯我独尊,不利于优美、良好天际线的形成,直接影响到城市景观。高层建筑对城市局部或部分产生的影响,是指从市内比较开阔的地方,如:广场、干道、开放的水系和绿地所看到的天际线,也直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城市天际轮廓线不仅影响人从城市外围所看的景观,也直接影响到市内居民的生活与视觉观赏。 高层建筑对城市各构成要素也产生重大的影响,高层建筑的位置、高度的确定,也应充分地考虑该城市尺度、传统文化,不当的尺度会对城市产生不良的影响,改变了城市传统的历史文化,也改变了原来城市各构成要素之间有机协调的比例关系,如:上海市,黄浦江可谓是城市一条重要水系,原先具有宽大、雄壮的气势。但由于东方明珠塔的建成,又过于靠近黄浦江,其他高层建筑也跟着靠近黄浦江建设,使黄浦江的尺度感变小了,失去了原有的雄壮,而改变了老上海的历史与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东方明珠塔的建成又是一件憾事。 1.2整体尺度 整体尺度是指高层建筑各构成部分,如:裙房、主体和顶部等主要体块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给人的感觉。整体尺度是设计师十分注重的,关于建筑的整体尺度的均衡理论有许多种,但都 强调整体尺度均衡的重要性。面对一栋建筑物时,人的本能渴望是能把握该栋建筑物的秩序或规律,如果得到这一点,就会认为这一建筑物容易理解和掌握,若不能得到这一点,人对 该建筑物的感知就会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混乱和不安。因此,建筑物的整体尺度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在设计时要注意下面的两点: 1.2.1各部分尺度比例的协调 高层建筑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裙房、主体和顶部,也有些建筑在设计中加入了活跃元,以使整栋建筑造型生动活跃起来。一个造型美的高层建筑是建立在很好地处理了这几个部 分之间的尺度关系,而这三个部分尺度的确定,应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参考系(如把建筑的一层或几层的高度作为参考系),不能每一部分的尺度参考系都不同,这样易使整个建筑含糊 、难以把握。 1.2.2高层建筑中各部分细部尺度应有层次性 高层建筑各部分细部尺度的划分是建立在整体尺度的基础上的,各个主要部分应有更细的划分,尺度具有等级性,才能使各个部分造型构成丰富。尺度等级最高部分为高层建筑的某一整个部分(裙房、主体和顶部),最低部分通常采用层高、开间的尺寸、窗户、阳台等这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尺寸,使人们观察该建筑时很容易把握该部分的尺度大小。一般在最高和最低 等级之间还有1~2个尺度等级,也不易过多,太多易使建筑造型复杂而难以把握。 1.3街道尺度 街道尺度是指高层建筑临街面的尺度对街道行人的视觉影响。这是人对高层建筑近距离的感知,也是高层建筑设计中重要的一环。临近街道的高层建筑部分的尺度确定,主要考虑到街道行人的舒适度,高层建筑主体因为尺度过大,易向后退,使底层的裙房置于沿街部分,减少了高层建筑对街道的压迫感。 为了保持街道空间及视觉的连续性,高层建筑临街面应与沿街的其他建筑相一致,宜有所呼应。如:在新加坡老区和改建后的一条干道的两侧,为了不致造成新区高层和老区低层截然分开,沿新区一侧作了和老区房屋高度相同中相似的裙房,高层稍后退,形态效果良好的对话关系。 1.4近人尺度 近人尺度是指高层建筑最底部分及建筑物的出入口的尺寸给人的感觉。这部分经常为使用者所接触,也易被人们仔细观察,也是人们对建筑直接感触的重要部分。其尺度设计应以人的 尺度为参考系,不宜过大或过小,过大易使建筑缺少亲近性,过小则减小了建筑的尺度感,使建筑犹如玩具。 在近人尺度处理中,应特别注意建筑底层及入口的柱子、墙面的尺度划分,檐口、门、窗及装饰的处理,使其尺度感比以上几个部分更细。对入口部分及建筑周边空间加以限定,创造 一个由街道到建筑的过渡缓冲的空间,使人的心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如:上海图书馆门前采用柱廊的形式,使出入馆的人有一个过渡区,这样使建筑更具有近人及亲人性。 1.5细部尺度 细部尺度是指高层建筑更细的尺度,它主要是指材料的质感。在生活中,有的事物我们喜欢触摸,有的事物我们不喜欢触摸——我们通过说“美妙”或“可怕”来对这些事物做出反应 ,形成人的视觉质感,建筑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运用不同材料的质感,来塑造建筑物,吸引人们亲手去触摸或至少取得同我们的眼睛亲近感,或者换言之,通过质感产生一种视 觉上优美的感觉。勒。柯布西埃在拉托尔提建造的修道院是运用或者确切地说是留下大自然 “印下”的质感的优秀典范,这里的质感,也就是用斜撑制作在混凝土上留的木纹。 2、高层建筑外部尺度设计的原则 2.1建筑与城市环境在尺度上的统一 注意高层建筑布置对城市轮廓线的影响,因为在城市轮廓线的组织中,起最大作用的是建筑物,特别是高层建筑,因而它的布置应遵行有机统一的原则进行 布置: (1)高层建筑聚集在一起布置,可以形成城市的“冠”,但为避免其相互干扰,可以采用一系列不同的高度,或虽采用相仿高度,但彼此间距适当,组成有关的构图。也可以单栋高层建筑布置在道路转弯处,以丰富行人的视觉观赏。 (2)若高层建筑彼此间毫无关系,随处随地而起不到向心的凝聚感,则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和谐整体。 (3)高层建筑的顶部不应雷同或减少雷同,因为这 会极大影响轮廓线的优美感。 2.2同一高层建筑形象中,尺度要有序 高层建筑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建筑的城市尺度、整体尺度、街道尺度、近人尺度、细部尺度这一尺度的序列,在某一尺度设计中要遵守尺度的统一性,不能把几种尺度混淆使用,才能 保证高层建筑物与城市之间、整体与局部之间、局部与局部之间及与人之间保持良好的有机统一。 2.3高层建筑形象在尺度上须有可识别性 高层建筑物上要有一些局部形象尺度,能使人把握其整体大小,除此之外,也可用一些屋檐、台阶、柱子、楼梯等来表示建筑物的体量。任意放大或缩小这些习惯的认知尺度部件就会 造成错觉,效果就不好。但有时往往要利用这种错觉来求得特殊的效果。 3、结语 高层建筑的外部尺度影响因素很多,设计师在设计高层建筑中充分地把握 各种尺度,结合人的尺度,满足人的使用、观赏的要求,必定能创造出优美的高层建筑外部造型。 建筑设计论文:水利工程建筑设计发展前景 1水利工程建筑艺术创作设计方法 水利工程建筑艺术创作设计的几个关键为: 1.1总平面设计水利建筑总平面设计一般包括水利工程主体建筑物和其他配套设施的总平面布局,主体建筑物一般包括闸、坝、泵站等,配套设施包括管理用房、生活用房、绿化、活动场地等。以泵站为例进行总平面设计,泵站枢纽一般包括的建筑物有:泵房、配电房、办公楼以及职工宿舍、食堂、车库、锅炉房、大门传达室等附属建筑。过去的总体设计中,往往只做水工工程位置图,而不做配套建筑和环境总体规划设计的传统设计模式,这样缺少了对建筑的合理布局和对环境的规划,总图往往有大片位置无设计内容,对这一大片空白区建设单位对其的使用和建设存在普遍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我们调整了过去老的设计模式,详细规划和建筑环境设计环节,基于水利建筑一般坐落在城市边缘或离城市较远,常与风景区结合等特点,水利建筑的总平面设计不仅要满足基本的使用要求,做到功能分区布局合理,内部交通流线简洁、顺畅、有序,建筑物之间联系方便,减少不同使用功能之间的交叉干扰,而且应注重环境设计,考虑设计绿化、休息空间.职工体育运动场地等,丰富整体空间造型。同时各个建筑物也有集中和分散各种布置方式,各有其优点,具体采用哪一种布置方式,则应因地制宜,根据具体环境而定,或突出建筑,或强调环境。 1.2建筑平面设计同总平面设计类似,一般水工建筑物的设计程序首先是由水工专业、水机专业、电气专业等提出专业设备布置要求,然后由水工专业和建筑专业共同确定水工建筑物的平面布置形式,建筑专业主要把握建筑在总图布置中与交通的关系,建筑物本身在建筑防火、使用尺度、安全性、内部交通关系等方面是否满足规范以及使用需要。 同时建筑设计人员应积极发挥主动性,考虑建筑空间的有效使用和综合利用。 水工建筑有其固有的特点,其结构的布局是按水工设计规范,满足水力条件和机泵设备安装的要求,在与建筑专业的配合上,需要多方面、多回合的商讨,才能相互协调。几年来,从多项工程的设计中我们体会到,水工结构与建筑艺术的配合过程,是一种磨合和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过程。水工设计不仅为水利建筑艺术化创作设计提供了技术保障,更是为营造新型的景观水利、城市化水利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水工与建筑设计巧妙结合,可达到减少投资,优化设计,美化环境多重目的。做好水利工程建筑艺术创作设计,树立创新意识,对设计思想的发展非常重要。只有大胆探索,勇于尝试,才能创造出一流品质的现代化水利工程。 1.3建筑造型设计建筑造型的设计往往反映一幢建筑的性格特征:或粗犷豪放,不拘一格,或温文尔雅,小家碧玉;或强调现代高科技韵味,或注重历史文脉,运用符号、象征等手法表现一种文化底蕴。总之一幢或一组建筑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应与它所处的具体环境相协调,而不是靠在设计时凭空想象,或单纯为追随某种所谓“时尚”而臆造出来的东西。同时,即便是在一个整体环境下的一组建筑之间,由于体量的不同,各个建筑物也存在着性格上的个体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存在于统一性之中的。如:泵房一般平面为简单的矩型,高度较高,体量较大,这是它的体量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就是大度豪迈。对于这类建筑,由于其本身不可能像公共建筑一样有什么大的形体上的组合、对比关系,设计中要注意“粗中有细”,尽量利用其本身大的体量,通过开窗方式、墙面与柱子关系的进退等手法丰富其细部,以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单调。如泵房配电房毗邻设计,还可利用与其靠在一起的配电房,使泵房体量作为形体组合的一部分,泵房、配电房一并考虑,以取得形体对比较丰富的组合效果。 对于像启闭机房加两侧桥头堡类的建筑,由于机房本身一般长度较长,有时可达到几百米,设计中应充分运用“韵律”的造型手段,使每跨作为一个造型因素,形成一系列有节奏、韵律的线性体量。桥头堡作为端部的收尾,则形成类似交响曲尾部的高潮,较高的体量同时成为整个工程的标志性建筑,达到令人过目不忘的效果。至于建筑具体的风格是采用现代风格还是仿古甚至所谓欧陆式,一方面多多少少要受到一些流行因素和建设单位喜好的影响,更主要的则是建筑设计师要根据当地的地理、人文环境设计出因时、因地,与环境相宜的建筑。 总之,建筑风格的确定,事关整个水利工程外观表现成败的关键,所以提倡建筑师在设计之前一定要到现场实地考察一下,精心揣摩,想象一下工程建成后的实际效果。 1.4建筑材料建筑的颜色和质感取决于所用材料,同时也同建筑的造型设计息息相关。由于水工建筑多处在野外.所以抗风性和耐脏性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抗风性主要表现在所选门窗能否承受超常的风荷载.耐脏性问题则要求在建筑表面装饰材料的选材上,尽量选用耐脏性较好,不易积土,耐于水冲刷的材料,如饰面砖、石材、优质外墙漆、铝塑板等。另外为表现水利建筑的特点,在颜色的运用上常用蓝色、白色等冷色系,但不可一概而论,有时暖色系的运用,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新晨 2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水利工程紧紧依托大自然,许多工程甚至就建筑于自然的山水之间。而且,水利工程一般不需全年运行,年运行时间长的几个月,短的甚至只有汛期的几天,有诸多有利条件结合水利工程进行建筑艺术化创作设计。我们应充分利用水利工程依托自然山水的自身优势和秀美的水体环境,通过建筑艺术化创作设计等手段,将单一功能的工程水利设计向多功能的环境景观化水利工程设计转化,形成集水利工程与观光、游览于一体的水利观光景区。 发展多功能环境水利工程建设,创造丰富的水利环境景观,让环境创造价值,实现水土资源的再开发与利用,使之成为都市外花园式的水利观光区,从而吸引社会消费,形成水利工程结合景观建设,带动水利经济的发展,促进水利的良性循环,推动水利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这将不失为一条水利建筑事业面向社会、走向市场的发展之路。例如我们院做的江宁赵村水库工程,现在已成为着名的横山湖风景区,在发挥水利功能的同时,形成了优良的风景,是假日休闲的好去处,水库管理处完全实现了以库养库的目标。结合工程水利,加强建筑艺术创作设计,发展景观水利的设想,对于水利建筑业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将成为水利建筑业的发展目标。 建筑设计论文:论给排水工程的建筑设计 简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对工作、生活环境要求的提高,人们对给排水工程的设计已除了要求有合理、先进的工艺流程,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水,还需要整个厂区有一个整洁优美的环境和赏心悦目的建筑形态。这就必须对给排水工程的原有设计方法和程序思路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应把设计的全过程看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不断开放的、经常变化的动态体系,以确保设计出一个优秀工程来。 关键字:给排水工程 建筑设计 一、问题的由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对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特别是对美的追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原有的一套设计习惯。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更要求对以前不受建筑设计重视的给排水工程的设计来一个较大的改革,以适应日趋变化的业主市场。 长期以来,给排水工程设计采用的是一种封闭静止的方法,就工艺而工艺,就生产而生产,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单一的一种功能,没有综合地考虑各种要素,因此工程的最终结果必然不能全方位地满足业主的各方面要求,更不能满足日趋重要的环境要求。 近年来给排水工程设计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必须在设计的观念上要有一个较大的革新,或者说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才能真正确保给排水工程的设计质量的提高,即良好的功能和良好的建筑形象的高度统一。良好的功能可为生产和管理人员创造舒适安全和整洁优美的环境,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良好的建筑形象也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不光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水厂建筑的特点:一是工业建筑范畴,但不能忽略其美观;二是建筑物匍伏于地,尺度不大,并且形式单调均一分散、变化不大;三是构筑物所占比重特大,表现在体量闷沉、笨重,而且一般布置在厂区平面显眼的中心位置;四是污水处理厂气味重而难闻;五是为使水厂的环境更加接近自然,需有大面积的绿化。因此,水厂的建筑设计的意义倒并不完全在于如何做好工艺(这是很重要的),如何画出一张美丽的图画,而在于其理想的目标能得以实现,完美的构思能得以表达,合理的功能能得以兑现,以及优雅的环境能得以体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水厂的建筑设计首先应该在确实掌握丰富的信息、详实的资料的条件下,在加强内部工种联系的前提下,在正确的设计原则指导下和正确的方式组织下,有步骤、有计划地应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去加以制订(其中还要特别重视国外的各种先进经验)。我们不能把设计的全过程看成是一个封闭———自立门户的模式;单一———就事论事的模式,稳定———一成不变的模式;而应该看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不断开放的、经常变化的动态体系,才能确保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优秀工程。 二、要注意的几个因素 1 工艺流程的要求 给水处理厂即一般常称的自来水厂。由于原水水质不同,工艺流程有各种组合,但它的基本工艺为混合、絮凝、沉淀、过滤和消毒。在城市水厂中,基本流程为原水一级泵房加药絮凝池沉淀或澄清池滤池消毒清水池二级泵房用户。水厂内的主体处理构筑物中沉淀池、滤池基本上都高出地面,只有清水池可以埋入地下,而当沉淀采用平流式沉淀时,其池长达100余m,在水厂中会形成单调冗长的池体,都需加以仔细设计。 大多数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流程一般为提升后的污水重力经格栅沉砂初沉曝气二沉消毒出流。如果排入的水体是感潮水体,有时亦会在处理水排入前有提升泵站,以解决高潮时污水厂的出水问题。 对于地下水位高的地区兴建的污水厂,为了解决构筑物的空池抗浮,往往以出水末端构筑物的高度为控制,而将进水泵站以后的构筑物以高出地面3~4m布置,这样就必须对这种沉闷不堪的大体量砼面作建筑处理,同时也必须对池间联系的狭小的通道走廊作恰当的建筑处理,否则作为一个整体环境来讲是极不理想的,往往也不易被人们所接受。 2 总体规划的要求 总体规划非常重要,它是设计的灵魂。在规划时首先要有一个总体布局的构思,其中应包括:工艺布局的合理、道路走向的清晰、广场的适宜、地域的平衡、人流的互不交叉和公建用房(即生活区,其中包括办公、科研、试验、管理、会议室、食堂、厨房等内容)的最佳布置,然后按照①功能分区合理、简捷、便利、经济的原则;②风向、日照、地形有利的原则;③构图优美、对比均衡、空间流通的原则等,根据工艺流程的要求,结合厂址的自然条件及环境条件(包括地形以至地质条件、厂外道路系统、绿化条件、朝向、原有建筑物等)来进行总体规划。在总体规划中必须注意要创造良好的日照、空气和通风条件,还要尽量避免噪声的干扰,合理安排和大量利用绿化,把生态环境放在首位统一规划(特别是厂前区),然后将建筑物(或构筑物)布置在经过深思熟虑的绿化等环境中。在绿化设施中须充分考虑到生态绿化和景观绿化的有机结合,并多种植些可以释放有益气体和减少尘埃的树种,以改善厂区环境,减少空气污染,提高厂区的明洁度。 同时,建筑物(构筑物)的设计原则还必须在立足于“环境、空间、形式”三者统一的原则基础上,使群体形象和个体形象都能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含蓄和谐调,并通过曲直、高低、虚实、明暗、黑白、凹凸、方圆、上下等造型元素和设计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出工艺工程设计的新境界。 3 传统观念的改革 传统是指技术上、文化上历史的凝聚、沉淀和积累,它是人们长期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固有的客观存在。它之所以能长期继承,经久不衰,并在某些方面形成一种固有的心理态势,就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耐人寻味的余韵,因此它往往极易被人们长久地、习惯地循套,自然地袭用,即使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和不足,但对成功来说总往往可加以原谅,或者最后说总的还是成功的。我们如果辩证地看,则可以这样说,在继承传统之余必须要有充分的创新,即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对传统作转变的工作”。如果工艺总是老一套形式,形式总是老面孔,色彩总是陈调重弹,即使在功能上还可以过得去,能满足业主的一般要求,但从社会发展来看,从两个文明来看,无论如何在组织形式上、在事先指导上、在各专业的协调、在通气上都应该重新思考,不能一味循旧。在工艺上必须要创新、要提高、要有些新东西。在选型、色彩上必须要美观、要有所升华,否则就不能使业主感到非常满意,不能心情舒畅。为此可以说挑战创新是必须的,是绝对的,没有创新就会暮气沉沉没有生气,就不能前进。 4 防止专业之间的各行其是 长期以来,给排水工程的习惯做法是工艺一马当先,先提出设想,后再递交给其它各工种,尽管各工种可以回提条件给工艺,但由于已成习惯,且因为各专业对工程总的概念认识不足而未能充分进行必要 的商榷了解,互相质疑,因此就提不出内在的、关键的问题,致使矛盾隐蔽得不到圆满的解决,有时还会引起返工,最后造成木已成舟的尴尬局面,导致项目得不到最佳的方案,达不到最理想的质量。 从管理科学上来说事先指导,预先协商,不把问题的解决拖到最后,这是最科学也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如果一个专业的设计,一味地关在工作室里,并且总是闭门苦思(即没有和其它有关专业认真商量研究),就只会把这些设计(即使是本专业中最优秀的设想)从一个社会现象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个体,并且将这个专业完全裹入到“绝对正确”之中而一丝也动弹不得,其结果必然是感觉迟钝且视感平平,最后远不能满足业主的总要求。因此,在整体设计中要非常重视事先的协调,重视事先的各有关专业的参与协商,并且必须认识到这不光是一个单一的项目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优劣的关键必然是组成这个组织内的各有关要素的综合,而决不是一个主导专业的所为(当然,它是很重要的)。所以决不能允许各专业各行其是,或者说是过分地突出自己,而缺少必要的整体相融性。只有通过组织有序的精心的全面的设计安排,我们才能把一个初看好像支离破碎、意见分岐、没有完整性的模糊、凌乱的印象,变成一幅诗意盎然、变化有序、排列恰当、构图完美的图画。 5 建筑设计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建筑设计(特别是工业建筑)在思想上趋于封闭狭隘,在形式上趋于呆板一律,在色彩上趋于灰暗、单调,总之建筑在如何体现满足人类的舒适和精神要求这方面考虑得太少了,更谈不上在美观的构思上多下功夫,而只片面单纯地理解为单一的功能性构筑物,仅为满足生产而已,别无它求,诸如环境、空间、选型、尺度、色彩等方面都无关紧要也无须多考虑。 因此在工业建筑中,建筑的地位一直不高,也没有什么发言权,最后造成厂区建筑不美观,品味不高,大家不满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需要有一流的先进的工艺、能生产出较好的社会需要的产品,人们的追求向更高层次发展,更需要有一个包括优美的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在内的赏心悦目的舒适的氛围,更需要防止和减少工业建筑常有的废水废气对周边环境的污染。这就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的建筑设计,对污染进行充分有效的处理,保证有清晰的水质和洁净的空气。建筑设计虽然不像工艺设计那样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从全局、长远的效应来看,其对提高生产效率、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社会的文明都能起到很好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给排水工程中建筑设计这个概念有一个新的认识,它必须是全面的、综合的、整体效应的结果并必须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贯彻始终。设计实践告诉我们应该有一个懂总图的设计师来进行总的牵头、控制和协调,平衡各专业,取其所长限其所短来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我们暂且称此设计师为总协调建筑师吧。在建筑设计全过程中,总协调建筑师要始终以能形成最佳环境景观的观念为依据,充分考虑到工艺流程的最先进、最便捷,结构布局的最经济、最合理,不断地向各有关专业的负责人就当地环境景观的形成进行有方向性的引导,并不时向他们提供大家能接受的各种状态建议或者能取得平衡的一些构想,以达到最广泛的共识,统一的行动。 为了对全局进行有效的控制,总协调师还要根据其对环境景观形成的基本观念预先策划制定各项设计细则,它将作为整体设计的原则引导各个单体在循序渐进中得以贯彻、实现、完善,起到启发创新的作用。在此前提下,又要避免造成对各单体专业自由构想的束缚,以细则为依据进行整个设计运作的协调,在各专业之间按照具体的变化情况就整体和单体衔接部分之间进行柔和的调整,使之达到统一。 此外,总协调师还要在尊重各专业特点的前提下,为实现全局的一种“缓和宽松的秩序”而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总的协调是指制约的开放性,或者说是在整体观上充分保持单体设计(专业设计)者的自立性,充分发挥其个性特点,把所谓的束缚性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最后达到辩证的统一,即互相限制了各自的不足,又保留了各自长处,而且彼此心情愉快,形成最佳的综合效应。 建筑物的设计处理大体有以下的一些手法: 1 公共建筑(1)总平面要结合地形地貌,因地制宜,构图优美,比例匀称,并注意韵律。(2)功能相近者尽量合并,减少地面分散的构筑群,要做到大中见小、见透。(3)要处理好内外部空间,做到宽松、明亮、空透、轻灵。(4)立面和平面都力求避免过于平直、呆板,可适当组织上下、左右、高低参差,和配以局部的弧形以示流畅、舒适。(5)色彩上可区别于厂区建筑,但又不能太过于突出,必须符合统一中求变化的大原则,即在和谐中求局部的突变和醒目。(6)屋顶的处理可以在平屋顶的基础上适当配以小斜顶,或局部注以建筑符号起到全区的点缀、装饰之用。 2 生产性建筑(1)合并同类型相近功能的设施,多占天,少占地。(2)平面要简朴,要注意构图均衡,立面处理不宜运用过细的线条,要突出块形,要有厚实感。要注意虚实对比,高低有序,前后层次,交错合理。窗子形式可作为一种图案,多求变化。(3)要注意细部设计,任何一种粗心大意、不拘小节都会给整个建筑带来败笔。特别要注意室内的线路,管道、孔洞都要精心设计,合理安排,一般不暴露在外。(4)色彩处理宜平淡整洁为主,另配局部点缀,其鲜明程度要次于厂前区建筑的色彩处理。(5)要考虑到建筑物的连接体处理,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过渡,进行超常规的处理,并顾及相互的空间和环境。(6)屋顶的处理可略同厂前区建筑。 结束语综上所述,给排水工程的建筑设计是一门多学科又“色、香、味”俱全的特殊工程,牵涉到的因素方方面面,千头万绪。本文因涉及到的面较广,工艺流程也较复杂,目前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由于这方面的理论较缺乏,实践不够,因此肯定会有许多不足,但不管怎样只是想通过本文能对水厂(污水厂)的建筑设计全过程引起重视,作为提高水厂(污水厂)整体设计质量的一种尝试、探讨。 建筑设计论文:自然通风在适宜地域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建筑中自然通风技术的作用原理,指出了自然通风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而论证了在建筑设计中如何实现自然通风,提出自然通风这项传统的技术要与建筑所处地域的自然地理气候特征相适应,并辅以实例分析了自然通风与地域气候的完美结合。旨在引起在地域建筑设计中对自然通风传统适宜技术的重视。 [关键词] 自然通风 机理 效益 地域建筑 设计 长久以来,自然通风做为一项传统的建筑防热技术,在世界各地的传统民居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湿热地区,人们看到的传统民居往往有这样的外表:建筑都有开阔的窗户;采用轻便的墙体;深远的挑檐;高高在上的顶棚并且设置有通风口;建筑往往架空,以避开地面的潮气和热气,采集更多的凉风——这样形象的背后,隐藏着劳动人民对利用自然通风技术的朴素观念。自然通风是一种具有很大潜力的通风方式,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赖以调节室内环境的原始手段。 空调的产生,使人们可以主动地控制居住环境,而不是象以往一样被动地适应自然;空调的大量使用,使人们渐渐淡化了对自然通风的应用。而在空调技术得以普及的今天,迫于节约能源、保持良好的室内空气品质的双重压力下,全球的科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然通风这一传统技术。在这样的背景下,把自然通风这种传统建筑生态技术重新引回现代建筑中,有着比以往更为重要的意义。 1.自然通风的理论机理 通常意义上的自然通风指的是通过有目的的开口,产生空气流动。这种流动直接受建筑外表面的压力分布和不同开口特点的影响。压力分布是动力,而各开口的特点则决定了流动阻力。就自然通风而言,建筑物内空气运动主要有两个原因:风压以及室内外空气密度差。这两种因素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共同起作用。 1.1风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 风的形成是由于大气中的压力差。如果风在通道上遇到了障碍物,如树和建筑物,就会产生能量的转换。动压力转变为静压力,于是迎风面上产生正压(约为风速动压力的0.5-0.8倍),而背风面上产生负压(约为风速动压力的0.3—0.4倍)。由于经过建筑物而出现的压力差促使空气从迎风面的窗缝和其他空隙流入室内,而室内空气则从背风面孔口排出,就形成了全面换气的风压自然通风。某一建筑物周围风压与该建筑的几何形状、建筑相对于风向的方位、风速和建筑周围的自然地形有关。 1.2热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 热压是室内外空气的温度差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的“烟囱效应”。由于温度差的存在,室内外密度差产生,沿着建筑物墙面的垂直方向出现压力梯度。如果室内温度高于室外,建筑物的上部将会有较高的压力,而下部存在较低的压力。当这些位置存在孔口时,空气通过较低的开口进入,从上部流出。如果,室内温度低于室外温度,气流方向相反。热压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开口处的高度差和室内外的空气密度差。而在实际中,建筑师们多采用烟囱、通风塔、天井中庭等形式,为自然通风的利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使得建筑物能够具有良好的通风效果。 1.3风压和热压共同作用下的自然通风 在实际建筑中的自然通风是风压和热压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各自的作用有强有弱。由于风压受到天气、室外风向、建筑物形状、周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风压与热压共同作用时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因此建筑师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使风压和热压作用相互补充,密切配合使用,实现建筑物的有效自然通风。 1.4机械辅助式自然通风 在一些大型建筑中,由于通风路径较长,流动阻力较大,,单纯依靠自然风压与热压往往不足以实现自然通风。而对于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直接的自然通风还会将室外污浊的空气和噪声带入室内,不利于人体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采用一种机械辅助式的自然通风系统。该系统有一套完整的空气循环通道,辅以符合生态思想的空气处理手段(如土壤预冷、预热、深井水换热等),并借助一定的机械方式加速室内通风。 2.采用自然通风的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自然通风是当今建筑普遍采取的一项改革建筑热环境、节约空调能耗的技术,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根本目的就是取代(或部分取代)空调制冷系统。而这一取代过程有两点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是实现有效被动式制冷,当室外空气温湿度较低时自然通风可以在不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降低室内温度,带走潮湿气体,达到人体热舒适,即使室外空气温湿度超过舒适区,需要消耗能源进行降温降湿处理,也可以利用自然通风输送处理后的新风,而省去风机能耗,且无噪声。这有利于减少能耗、降低污染,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二是可以提供新鲜、清洁的自然空气(新风),有利于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室内空气品质的低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充足的新风。空调所造成的恒温环境也使得人体抵抗力下降,引发各种“空调病”。而自然通风可以排除室内污浊的空气,同时还有利于满足人和大自然交往的心理需求。 3.建筑设计中自然通风的实现及实例分析 传统建筑对自然通风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方法,而在我们现代的建筑设计中积极地考虑自然通风,并注意与地域建筑的有效结合,对于自然通风的合理利用、节约能源具有现实意义。 3.1建筑体型与建筑群的布局的设计 建筑群的布局对自然通风的影响效果很大。考虑单体建筑得热与防止太阳过度辐射的同时,应该尽量使建筑的法线与夏季主导风向一致;然而对于建筑群体,若风沿着法线吹向建筑,会在背风面形成很大的漩涡区,对后排建筑的通风不利。在建筑设计中要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利弊,根据风向投射角(风向与房屋外墙面法线的夹角)对室内风速的影响来决定合理的建筑间距,同时也可以结合建筑群体布局的改变以达到缩小间距的目的。由于前幢建筑对后幢建筑通风的影响,因此在单体设计中还应该结合总体的情况对建筑的体型,包括高度、进深、面宽乃至形状等实行一定的控制。 3.2维护结构开口的设计 建筑物开口的优化配置以及开口的尺寸、窗户的型式和开启方式,窗墙面积比等的合理设计,直接影响着建筑物内部的空气流动以及通风效果。根据测定,当开口宽度为开间宽度的1/3~2/3时,开口大小为地板总面积的15%-25%时,通风效果最佳。开口的相对位置对气流路线起着决定作用。进风口与出风口宜相对错开布置,这样可以使气流在室内改变方向,使室内气流更均匀,通风效果更好。 3.3注重“穿堂风”的组织 “穿堂风”是自然通风中效果最好的方式。所谓“穿堂风”是指风从建筑迎风面的进风口吹人室内,穿过房间,从背风面的出风口流出。显然进风口和出风口之间的风压差越大,房屋内部空气流动阻力越小,通风越流畅。此时房屋在通风方向的进深不能太大,否则就会通风不畅。 3.4在建筑设计中形成竖井空间,来加速气流流动,实现自然通风。 在建筑设计中竖井空间主要形式有: (1)纯开放空间——目前,大量的建筑中设计有中庭,主要是平面过大的建筑出于采光的考虑。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我们可利用建筑中庭内的热压形成自然通风。由福斯特主持设计的法兰克福商业银行就是一个利用中庭进行自然通风的成功案例。在这一案例中,设计者利用计算机模拟和风洞试验,对60层高的中庭空间的通风进行分析研究。为了避免中庭内部过大的紊流,每12层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各自利用热压实现自然通风,取得良好的效果。 (2)“烟囱”空间,又叫风塔——由垂直竖井和几个风口组成,在房间的排风口末端安装太阳能空气加热器以对从风塔顶部进入的空气产生抽吸作用。该系统 类似于风管供风系统。风塔由垂直竖井和风斗组成。在通风不畅的地区,可以利用高出屋面的风斗,把上部的气流引入建筑内部,来加速建筑内部的空气流通。风斗的开口应该朝向主导风向。在主导风向不固定的地区,则可以设计多个朝向的风斗,或者设计成可以随风向转动。例如在英国贝丁顿零能耗发展项目中,设计了可以随风向转动的风斗,配合其他措施,利用自然风压实现了建筑内部的通风。 3.5屋顶的自然通风 通风隔热屋面通常有以下两种方式:1)在结构层上部设置架空隔热层。这种做法把通风层设置在屋面结构层上,利用中间的空气间层带走热量,达到屋面降温的目的,另外架空板还保护了屋面防水层。2)利用坡屋顶自身结构,在结构层中间设置通风隔热层,也可得到较好的隔热效果。 b.被动式自然通风实施效果一 c.被动式自然通风实施效果二 a.自然通风原理示意 在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规划设计实施工程中,多数是从冬季较寒冷的山区迁移到夏季较炎热的丘林坝子中。原住居民的住屋形式是在寒冷地区发展与延续下来的,其夏季的通风问题不是主要的空间约束。而新迁地夏季较炎热,室外亦有较大的区域风,但是室内风速则相对较小。因后墙及山墙均无窗户,所以室内通风不是很好。新搬来的住户对室内的热环境都表现出很大的不满。因此,改进建筑的通风效果是克服民居缺陷的主要途径。在新农居的设计中,二层楼的前部采用窗加百页的构造,后部加设可开启的窗户,以保证二层堆放农作物的自然晾干功能。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加大了挑檐设计,精心做了堂屋、卧室与阁楼的通风设计,通过简单的构造措施,对民居的热环境做了积极的改进与引导(图a,b,c)。在该工程中,有效的将传统的自然通风这一绿色适宜技术用于对传统民居的更新,既满足了经济的要求,又符合了生态的效益。 3.6双层玻璃幕墙维护结构 双层(或三层)幕墙是当今生态建筑中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先进技术,被誉为“会呼吸的皮肤”,它由内外两道幕墙组成。其通风原理是在两层玻璃幕墙之间留一个空腔,空腔的两端有可以控制的进风口和出风口。在冬季,关闭进出风口,双层玻璃之间形成一个“阳光温室”,提高围护结构表面的温度;夏季,打开进出风口,利用“烟囱效应”在空腔内部实现自然通风,使玻璃之间的热空气不断的被排走,达到降温的目的。为了更好地实现隔热,通道内一般设置有可调节的深色百叶。双层玻璃幕墙在保持外形轻盈的同时,能够很好地解决高层建筑中过高的风压和热压带来的风速过大造成的紊流不易控制的问题,能解决夜间开窗通风而无需担心安全问题,可加强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并能降低室内的噪音。在节能上,双层通风幕墙由于换气层的作用,比单层幕墙在采暖时节约能源42%-52%,在制冷时节约能源38%-60%,是解决建筑节能的一个新的方向。 3.7太阳能强化自然通风 太阳能强化自然通风,充分利用了太阳能这一可持续能源转化为动力进行通风。太阳能强化自然通风的建筑结构主要有:屋面太阳能烟囱、Trombe墙和太阳能空气集热器。以上三种结构可以单独设置来强化通风,但是,为了在夏季达到更好的冷却效果,通常将这些做法与其他建筑结构组合成一个有组织的自然通风系统。 4.结语 通风是建筑的最基本功能之一,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降低建筑能耗,使建筑的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达到动态的平衡,将是建筑在满足了基本的使用功能和美学要求后应追求的更高目标。 我们现在的建筑设计中,尤其是一些建筑的更新如新民居的设计,不仅要关注自然通风技术,更要注意把这一传统的技术与当地的地理气候特征和气候因素等相结合,提出多层次的、全面的、适宜的建筑技术,体现“气候决定建筑”的设计理念。 建筑设计论文: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现代主义建筑流派纷呈,但均不可避免地受到哲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如何做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一直以来是我们中国建筑师努力的方向。可以说建筑设计与哲学思想互为同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因此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分析和研究,对我们今天的建筑设计极具指导意义。 1、“整体思维”与“群体形态构成” 中国哲学有着大一统的思想,思维的基点是整体,即把事物作为有机的整体看待。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周易》中则把天、地、人“三才之道”视为整体。这种整体观念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有着鲜明的体现——“群”,一种有序的群体组合特征。因此,中国古建筑的单体形式较为接近,但在群体组织上却反映出和谐统一,既注重个体与群体,也注重群体与群体以及整个环境的和谐关系,形成以群为主的整体。中国建筑群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故宫,它的虚与实,空间与实体,内与外的整体和谐,正是中国这种整体思想的体现。同样,这种整体思想也存在于城市的整体布局,是由一个个样式大致相同的四合院排列起来,形成一条条的胡同、街道,整个城市简单而又和谐。(见图1) 现代建筑应寻找与中国古代整体哲学思维的结合点,可以参照中国古代建筑,以平面展开的形式,表现为院落空间组合的特征;也可以表现为多个单体建筑的聚集,形成“群”的空间关系。其中,所有的“群”处理,都必须符合“和”的精神,因为整体性是群建筑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 例如,湖南大学天马西麓建筑群设计,以结构的整体性为依据,建筑单体的位置、体量、取向等因素都与外部空间协调,并利用建筑单体与组群空间之间的过渡空间,既在横断面上联系,又在纵断面上连续,试想如果没有整体的思维,每一幢建筑都“独善其身”,那么整个建筑群就很难达到和谐统一。建筑群体的扩大就是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就是若干个建筑群的聚集体。总之,“群体形态构成”在建筑设计、规划设计及其衔接过程中都可以起到极其有益的作用。(见图2) 2、“天人合一”与“新地域主义” 中国古代哲学自然观的基本特征是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思想观点各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但是在自然观上几乎都是统一的,即“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是指无所不包的自然,是客体;人,是指与天地共存的人,是主体。主体融入客体,达到天人混成,就是“天人合一”。老子曾讲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其意也就是讲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着重人与空间的和谐,讲求人、建筑、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因此,可以说,崇尚自然,也是一种美学特征,一种人生观,一种生活方式,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例如“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贯穿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反映在建筑设计中,是建筑的重要思想基础,所以: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观就是“天人合一”的建筑发展观。其对中国传统城市和建筑的影响表现在大到都城选址、宫域规划,小到建筑高度、面阔、进深,以及门窗尺寸的确定。其重点在于使用的方便、材料和人力的节约使用、建筑结构的合理以及艺术构图的完美等。应该说这种哲学思想和自然观,在园林艺术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中国园林表现的是顺应自然的审美情趣,其首要原则就是——“虽有人作,宛自天开”,建筑群与自然界紧密联系,处处渗透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意味。(见图3) 在现代建筑创作中,基于“天人合一”的理念,还应囊括更为广泛的生态建筑思想与实践——“新地域主义”,即把建筑置于一个大环境(物质的与文化的)下进行观察和考量,在特定时空的有机整合中,突出建筑主体与个性,同时强调大环境的整体性。这样往往能突破固有的思路和模式,实现创新,环境的不同,又将给每一件作品带来它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因此希冀在现代建筑中深刻体现“天人合一”时,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哲学思维的抽象性及整体性,那么我们的建筑作品将既是现代中国的,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回望中国传统园林院落式的大学建筑原型,最终呈现为一系列“面山而营”的差异性院落格局。建筑群敏感地随山水扭转偏斜,场地原有的农地、溪流和鱼塘被小心保持,中国传统园林的精致诗意与空间语言被探索性地转化为大尺度的淳朴田园。外墙大量使用木板装饰,栏杆也采用编织在钢框架之中的竹篾,使人感受到自然的质朴与亲切。(见图4) 3、“阴阳五行”与“现代建筑意向”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阴阳两分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着统筹作用。将世界万事万物分为阴阳两种属性,如:天地、乾坤、日月、男女、正负、南北、奇偶等。秦汉时就出现关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思想以及东南西北中五岳庙祭祀。在建筑上主要表现为:规则与自由、实与虚、顺凹与逆凸、刚直与柔曲、限定与余地、天功与人代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内在的阴阳思想。中国住屋的规则严整与庭园的自由柔和,常被用来说明儒道两家思想在人文环境上的反映。其实,这也不如说是中国阴阳思想的流露。(见图5) 根据阴阳哲学与美学思想,根据现代人的心理感觉,并参照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表现,可以认为,现代建筑中体现“阴阳相生”,可能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在哲学与美学层面上,即阴性事物与阳性事物在建筑中的基本平衡、相互协调相互包容,以表现“阴阳相成”、“刚柔相济”的现代建筑意向;二是健康理念,即建筑中朝阳和背阴空间的平衡带来健康的人居环境。结合阴阳思想,可以规定现代建筑要素的隐形或阳性属性,根据不同的设计对象,适当搭配不同属性的建筑要素,以表现“阴阳相成”、“刚柔相济”的现代建筑意向。 例如,长沙市简牍博物馆整个博物馆以黑白两种颜色为主,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中国传统的太极图——其黑白二色代表阴阳两方,天地两部,独特地表现出“阴阳相生、刚柔相济”的建筑意向和宇宙的幽深奥妙。 (见图6) 4、“善”的美学理念与“适形”的理性主义 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以善为美或称美善同一。此处“善”非善良,而是有用,属于功利主义的美学观,“善”即功利,包含道德功利和现实功利。功利主义美学思想是来自于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国语·楚语》中的“伍举论美”,是中国美学理论第一个关于美的定义,就是关于建筑之美的论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注重人生(现实),强调“实用理性精神”,从“先秦”开始,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开始贯穿着这个总思潮、总倾向。儒家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美和艺术的社会作用的问题,认为“文以载道”,艺术有教化作用,陶冶人的 情操,反对奢侈浪费。最精到的莫过于“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了儒家以实用理性主义的态度看待问题和实用经验的价值取向。因此,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美学观要求建筑注重本身的实用价值,更多地考虑实际需要,讲求“话形”不讨千追求讨分高大与华丽,减少攀比与浪费。(见图7) 在现代建筑中应继承其有益之处,一方面,要求从国情出发,朴实节俭;另一方面,建筑设计要有适宜的尺度,表现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筑不需要创新,在“适形”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原创精神。 例如,甘肃庆阳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它结合地形条件,从生土窑洞中借鉴了基于自然资源的生态设计元素。绝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的自然元素,如土坯、茅草、芦苇等。使用地方材料,营造出丰富、自然的室内外空间环境,并在自然通风采光,保温和粪便处理等方面独具匠心,用适用技术达到了节能和环保的要求。另外,当地工匠的营造,传统技艺和现代设计的结合,也使这个并非引人注目的建筑实践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成为“高科学、低技术”的“适形”的优秀范例。(见图8) 5、在传统中创造未来 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东西总是与新的东西(包括自身系统产生的新事物和外来新事物)发生传承、整合作用。这个过程是以传承为基础并最终扬弃传统,而在新的传承中,又把自身作为传承因素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建筑的发展是对传统中无意义的信息加以选择、清洗和淘汰,把传统中那些对人类今天和未来有意义的部分与来自自身以外的有意义的且有相同或有相似背景的信息,通过特定的媒介和关联方式重新聚合,融为一体。所以,只有真正领会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懂得创新是根本,脚踏实地、立足现实,以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生活、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既不妄自菲薄以媚外,也不坐井观天以祟古,运用相关的哲学观念来指导实践,终究会找到既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时代感的中国建筑之路,创造出与中国厚重的传统文化相匹配的现代建筑艺术的未来。 建筑设计论文: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 摘要:城市是由建筑、绿化、道路、水系、人文风景等共同组成的服务于人的空间。城市规划解决的是上诸因素以及以人的六觉感受尺度为准组合而成的城市空,而建筑设计则解决诸因素中建筑个体功能以及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影响下与城市大环境小环境的协调。 关键词:城市规划 空间结构 建筑设计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设计,也即对人活动的区域空间和各区域空间只的关系的协调。建筑设计是解决室内空间的使用、经济、美观的要求,同时在外部形体上,具有一定时代特性风格的前提下与周围环境、城市历史文脉及城市控制性规划相协调的结果。城市规划是动态地解决和协调各类建筑之间的联系、建筑群的整体形象,以生态的、可持续的观点延续城市的历史,展望城市的未来。在这里,我试图对城市空间进行解析,以空间为主导因素,讨论城市规划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和制约。 解析城市空间 空间:城市空间是空间的一种,但空间是什么呢?空间一词用于建筑是近百年的事情,后来对城市进行设计,空间便移植入城市中,成为城市空间……一直以来,建筑物被西方人看作实体,被看作塑造的主体,建筑师们如同雕塑雕像一样极力刻画着建筑物本身。上世纪末,建筑界发生了一场革命,人们看见了原先看不见的“空间”,建筑师们先前的理念殿堂轰然倒塌了,似乎一切都“黑白颠倒”过来。杰出的现代建筑代表人物赖特曾拿出中国老子的一段话来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老子 这里的“无”赖特以之为空间。一个全新的观念进入了建筑师的思想和他的人民生活之中。“此后,建筑逐渐成为空间的艺术,被认为是一连串联系的空间。 中西异同:中国人一直以来就不曾把建筑单体当作主体来刻画。中国建筑工匠的注意力一直在建筑群体上,李允铢曾在《华夏意匠》中讲到:“ 中国的建筑是在平面上展开的”,中国建筑工匠考虑的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院落”。中国古代建筑,以“院”为中心组织单座建筑,“院”被称为一个基本的组织单元,若干院落组成建筑群,所谓“无院不成群”,而院与院的空间感受是绝不相同的,从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空间效果。西方建筑师则更多的注重了建筑物单体本身,很大精力花在建筑单体的形体塑造上。因此,西方建筑的形体要比中国古代建筑形体复杂得多。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间设计上,中国是城市较早的,中国很早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筑与建筑之间上了。北京故宫、江南园林都是铁证! 空间概念: 一直以来,西方建筑师这样教授我们什么是空间:这是一种图底关系。把房子当作实体,周围环境作底,我们只看得见房子;如果把房子当作底,房子周围的形状就出现了,这便是空间。举四合院的空间为例。 许多前人已给过我们明示。G.尼奇凯(G.Nitsche)为空间提出以下定义:“这个空间有个中心,就是知觉它的人。因此在这个空间里具有随人体活动而变化的方向体系,这个空间,绝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界限的。换句话说,它是有限、非均质、被主观知觉所决定的……”这是其所谓知觉空间。J.耶迪克在着作《建筑空间论序论》中讲:“建筑空间是可以作为体验空间来谈的,”还说,“建筑空间同人及其知觉作用联系在一起,所谓空间就是继场所而起的知觉的总和。”海迪加也提出过:“不能把人和空间割裂开来,空间既不是外部对象,也不是内部体验,人与空间是不能分开考虑的……”舒伯格。舒尔兹也在《存在空间建筑》中说:“单纯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世界对我们一切人来说是共同的、一样的,但我们所知觉道的却不是那样的世界,而是我们的动机和过去各种体验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世界。” 然而,这关系和空间限定说的是什么?是空间本身吗?不是,它们只是平面的图底和水平面由地面逐步升起的变化,它代表不了空间。空间怎能与平面等同? 建筑空间包括建筑形式(平面和立面)、质感、材料、光影和色彩,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清晰的表现空间的品质或精神。甚至于一声呼啸,一声声回音,也会让人感到空间的存在。因而,现在所阐述的空间概念,不只是视觉感受,必须包括行动、情感方面的其它概念加以补充,它应是一种感觉,就如同我们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感觉到“辣” 一样,“辣”不只是一个味道,不只是味觉,而是一种感觉。 空间意识远不止是脑力活动,它占据意识和感觉的全部, 要求整个自我介入以期作出全面的反应,因而对空间的概括不能用平面、模型或建筑物。空间就是某种因场所而产生的人的知觉感受。如同人的听觉,不能用物体振动或声波曲线来概括声音;如同人的色觉,无法用光的反射吸收或光谱来描述颜色一样,空间也不能用平面、模型或建筑物来概括。空间就是人的一种感觉,人对周围环境场所的感受,对自身定位的感觉。 城市空间:城市中的空间,即城市中的人们所体会到的包罗万象的感受。德国建筑师Robert Krier提出过城市空间的概念:它仅是城市内和其它场所各建筑物之间所有的空间形式。这种空间,以不同的高低层次,几何的联系在一起,它仅仅在几何特征和审美质量方面具有清晰的可辨性,从而允许人们自觉的去领会这个外部空间,即所谓城市空间。简言之,就是城市中及各建筑物之间的可被人们领会的所有的空间。人在任何时候都在领会城市,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方面感受便是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的构成 :研究城市空间,必然要对其分解,以期得到它的构成要素。既然城市空间是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方面感受,必然得从人的知觉、心理、行为角度加以分析。 舒伯格·舒尔兹在《存在空间建筑》中在谈及空间时讲到“如果把知觉心理学所带来的这些基本成果用常见词汇来表示,那就是初期组织化的图示是依靠中心(center),亦即场所(place,近接关系),方向(Direction )亦即路线(Path,连续关系),区域(Area)亦即领域(Domain,闭合关系)的成立而确立。人为了给自己定位,尤其需要掌握这些。”舒尔兹这里把空间用知觉心理学的方法分为了中心、方向、区域三部分。 美国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从领域角度在居住环境中提出了一个由私密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办公共性空间及公共空间构成的空间体系的设想,这种构成是从人的行为心理来分类的。 从人的认知意向来研究城市空间,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一书中,归纳了城市形象的五个要素: 路(Paths)、边沿(Edges)、区域(Districts)、结点(Node)、标志(Landmarks) .这个分析是真正从人的认知角度去分析城市空间,尽管凯文。林奇本人也许并没有把城市空间当作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种感受,但他的城市五个构成要素恰恰是从城市所提供给人们的视觉感受即他所谓的人对城市的意象(Image)角度出发而得出的。 城市空间的本质:任何事情,都不能只见其表面,而应究其本质,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设计。一直以来,建筑师在谈论建筑时,常用平面、模型来说明设计,经常费尽心机在设计平面、模型上。习惯性的,当建筑师、规划师们谈及城市规划、城市空间时,也都不由自主地拿出城市的平面、模型来。对建筑设计来说,也许确实离不开平面和模型,但在城市设计上,平面模型到底能够说明什么呢?按照图纸上的平面、模型能建造出设计者所想象的城市空间吗?平面与模型,只能表现一种二维的形态,当然,以建筑师的眼光来看,平面上的建筑符号能代表特殊的涵义,在他们的头脑中由具体的平面加立面、剖面就能绘制出 一副理想的效果图来。而这一过程是足以耗费许多宝贵时光,且没法保存下来;模型,似乎是对设计对象一个整体直观的表现,但人们观看模型的视角形成的印象是鸟瞰的效果,而建筑设计要解决人的尺度感受、规划也解决的是人走在大马路上视觉感受到建筑群高低错落和周围的环境相映成趣的效果,这些,模型体现不出来。如昌迪加尔城市中心,这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之一勒·柯布西耶的作品,看到这张精美的总平面图,我们感到它的构图十分严谨,极富现代风格,难怪曾有人评价它:“整体的构图是华丽的,使人感到出于巨匠之手,……”尽管图中加了阴影,使人感到其立体的效果,无非是让人看到在高空看这个市中心的形象,可又有几个人能从这个角度欣赏这个伟大杰作呢?人们只能在城市中欣赏和体验,同时城市空间需要人的介入。 巴西利亚新都三权广场及政府建筑群一经问世,震惊全世界,从高空俯瞰十分壮观,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它的设计者奥斯卡·尼迈也尔(Oscar Niemeyer)是勒·柯布西耶的推崇者,视觉艺术是他的创作源泉,无疑这又是一个平面城市、模型城市的典范。由于推崇勒·柯布西耶,由于从视觉出发,与昌迪加尔类似,他的城市空间需要还原成平面或模型才能显其美丽,也就是在高空中观察才见其壮观。但身在其中又如何呢?城市是不能当作雕塑来欣赏的。一位曾在那里住过的建筑师这样评价:“住在旅馆里,周围一个孩子也见不到。整个城市没有生气。”城市空间要提供给其中的人以不同的全面的感觉,不能只是视觉。 魏林比(Villingby)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卫星城,距首都10公里,有电气化铁路和高速干道与母城来联系,用地170公顷,人口2.3万。中心商业区占地700×800米为岛是布局,由两个大型百货商店、70个小型专业商店、咖啡店、饭店等组成。其规划模型使我们得到了极为良好的图形感受,由空中鸟瞰效果如同模型,“从飞机上看,完成的设计给人印象极深,它将观者放在设计者制作研究形模型似的同样位置上。然而当一个人实际从地面进入魏林比并在城镇内走动时,他要想找一个统一组织的空间是徒劳的。事实上,从地面上感受魏林比绝不如在空中那样令人满意。” 因而,我们现在不能再抱着传统方法不放了。平面城市和模型城市也许时上半个世纪的典范,可到了60年代后,这样的设计典范起了改变,先是雅可布斯(Jane Jacobs),再是林奇(Kevin Lynch),加上克林罗(Colin Rowe)等人的理论,都暗示了一个重返街道生活,有历史感与地点感的全新的城市设计范例的浮现我们应该寻求城市空间的本质以便找到更准确更实际的设计城市空间的方法。 本原问题即第一性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城市空间的本原,也就是探讨城市空间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东西决定城市空间的问题,从而知道城市设计者的任务,知道设计师应该设计的是什么。 城市空间的本原:建筑,就是要人们去亲身体验,不只是看看而已。他吸引我们深入,亲历其境,分享在其中活动的人们的感受。当水花飞溅,汩汩作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时,我真的完全置身其中陶醉了。城市也是,或者说必须这样。设计者的课题并不在于创作建筑立面和体量,而是要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感受,以促成人们的介入。 城市空间就是城市提供给人们的那种包罗万象的感受,城市设计者就应千方百计的创造城市所能提供出各种感受。什么决定这种感受呢?根据什么来设计呢?城市空间感受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城市与社会生活,与经济、工程技术;与思想意识;与运动;与时间等都有密切联系。各种因素都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变化。究其共性,这些全都是“人的行动”——人在城市中的行为运动决定了城市提供给人们的感受,人们在城市中的行动方式的变化决定了城市空间的变化,“人的行动”即城市空间的本质。 空间就是人的空间,为行人考虑是设计的全部。城市设计是为人的,正如J.O.西蒙兹所说:“ 作为计划着,我们不仅要处理地域、空间和素材,不仅要应付本能等属于心灵方面的东西……仅仅适应人是不够的,好的设计必须满足他,取悦他,提高他,并且鼓励他。”从城市空间的本质出发,即从“人的行动”出发,我们才能设计出杰出的城市,从而避免重蹈覆辙。设计城市空间,不再是空空的设计,实际是在设计人的行动,设计人的运动、视线、心理感受;设计在城市中让人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碰见什么;设计不让人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碰见什么,这才是设计城市者的任务。中国园林设计师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甚至中国设计师一直致力于在设计游人的心理、联想及运动中的感受。当今的城市设计师应该向我们的先辈取法,细心体会中国园林的精妙之处,探究先辈们是如何设计人的运动、视线和心情,运用何种方法设计出那种丰富的空间。而在具体建筑的形体刻画和理论设计上则应该取道于西方的先进内理论设计思潮。 空间发展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学 城市规划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空间地域的规划,其总任务是为各种活动(或土地利用)提供空间结构。这种规划也称“实体环境规划”。但在研究对象上,城市规划需要满足城市综合发展的需要与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它涉及城市的外观形式、性质与分工产业发展与布局、社会发展与设施、规模投资及城市各部分的组成、管理、政策等。而空间应该是更为基础的理论,它与城市规划的结合,是从一个侧面研究城市的形态。 现代城市发展与空间研究趋向 城市空间向区域空间转化:区域交通和信息化发展促使现代城市空间从封闭结构向开放结构转化,信息的沟通加速了城市网络化的建设,使每个城市都与所处区域空间的整体密切相关,城市密集地区的出现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空间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现象。世界上已经有六大城市密集区,美国东北沿海地区、美国五大湖地区、日本东京地区、英国伦敦地区、欧洲西北部、中国沪宁地区等。 从广度来说,以往的认为由产业布局的点状规划到交通布局的线状发展再到以创造更好的环境,改善居住与工作套间为目标的面状规划的三次时间并没有解决城市发展的社会病症,应该探索更整体与立体的规划,即在国土范围内建立“自然—空间—人类系统”的整体割据和发展模式。特别应注重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发展,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作用和关系,强调在大城市地区和城市密集地区建立一种共同发展的秩序,从而促使区域的整体良性发展。 空间意识与行为模式 文化观念与理想空间: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构成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准则,由此而形成社会空间,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普遍的事实。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拉普普特(A.Rapopot)在《居住形式与文化》一书中有大量例证阐述。在每一特定的地区,种族群体的文化传统及其演进对城市空间的组织与发展产生影响,形成了城市空间的文化特色,空间的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其空间物质形体积淀和延续了历史的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岁居民整体观念和社会文 化的边而发展。空间结构形成后又反过来影响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行为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 以中国古代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古人“仰观为天,俯察于地”是观察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天圆地方说”就是中国早期对宇宙万物空间形态的基本看法。“天圆地方说”作为一种整体上的文化观,方形成为人类居住空间的理想模式。它从深层次的文化意识上奠定了中国方形城市的理想形态。 对中国传统城市而言,天人感应思想也极为重要。它通过与书等表达方式将天人相符引申到田地契合,形成了我过城市空间布局中象征主义传统。所谓“天星地形,上下相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各类建筑要素如宫室、宗庙、社稷等都与天相对应,同时由星辰的运动显示祸福。 行为活动与空间模式:20世纪50-60年代,人的基本需求以及多种社会使用方法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城市空间不仅是一个三维和四维的空间实体,而是包含社会过程的综合场所。这是一个空间观念的更新,这一更新进一步说明了空间形式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行为科学的发展对此产生了强烈的促进作用。 20世纪心理学发展经理了两个重大的挫折,首先从传统心理学转向注重行为研究的行为心理学,接着再到注重饮食的认知心理学,它们构成了行为科学的理论基础。 传统心理学重视研究意识观念,而忽视了物质与社会环境的作用。而行为心理学注重行为,否认意识观念,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否认存在着本能的心理特征遗传,走入了环境决定论的歧途。后来认知心理学对行为心理学进行了修正,引入了“整体行为”和“中间变量”的概念。“整体行为”是指共同趋向和目的,这种行为带有选择的性质,“中间变量”指行为不再是外界刺激的直接结果,而和一系列中间变量有关,包括有目的性的认识,以往刺激的情景和经验,它们与观察的反应相联系,构成行为的实际决定因素。环境虽然还是重要的,但已不再是说明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环境提供信息,通过人的外部行为的各种认知过程而加以编码、储存和操作。重视过去实践经验成为认知心理学的最重要特征。 人为环境与空间建构 建成环境与空间的肌理:建成环境,指城市中非自然因素形成的人造环境,是由城市中已建成的城墙、街道、桥梁、建筑物、构筑物等构成。除一些特殊因素外,大部分的城市空间发展都与建成环境有关,城市是一个连续生长和不断更新的有机体。 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功能的城市,其建成环境能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的空间肌理。我国传统城市由于交通形式、营建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形成了细密和均质的空间肌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空间的肌理不断有新的变化。现代中国城市形成了新的空间肌理特征,具有了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行政区、文化区、旅游区等功能划分,每个区内的建筑密度、高度、体量、布局方式等也都有所差异,形成了整体的不均质、粗犷的空间肌理,并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都有新的变化。这说明空间肌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生产、生活和技术相适应。 历史观与旧城更新:对待已有建成环境和城市的不同观念将产生不同的空间结果,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比较中西方一些重要的历史扩展诡计,可以看出城市空间在整体建构上对已有建成环境的不同态度。古代中国的都城作为封建王朝的象征,“从项羽开了一个这样的像消灭敌人一样消灭钱钞城市的先例,其后就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殊传统,新的王朝兴起就兴筑新的城市,王朝的败亡,就连同作为国都一起毁灭。” 城市规划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场地设计 场地设计是为满足一个建设项目的要求,在基地现状条件和相关的法规、规范基础上,组织场地中各组成要素(建筑无、交通系统、室外活动设施、绿化景园设施、工程系统)之间关系的设计活动。 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设计使场地中各要素,尤其是建筑物(对于室内空间的要求是建设目的中最主要的部分,这使建筑物成为一个项目最主要的内容,建筑是场地设计中的核心内容)与其它要素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工作内容上看:场地设计即是整个建筑设计中除建筑物单体的详细设计外所有的设计活动。这一般包括建筑物、交通设施、绿化景园设施、场地竖向、工程设施等的总体安排以及交通设施(道路、广场、停车场等)、绿化景园设施(绿化、景园小品等)、场地竖向与工程设施(工程管线)的详细设计。 从建设流程来看:实际建设流程中,一般首先是业主确定一个建设项目,并取得了相应的用地,然后再委托建筑师来设计,建筑师是在野猪所提出的设计任务和基地条件的基础上开始工作的。设计者在进行具体的设计前要做细化和完善设计任务的工作。包括详细培植项目的组成内容,并对这些内容的规模、形式等一些有关的问题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时要与业主协商,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城市规划对场地设计的要求:城市规划对场地设计的要求一是体现在城市总体规划对于城市用地的发展方向和布局结构的控制之上。二也是主要的,体现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是具体性的,对场地设计有更直接的影响,场地设计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之中的土地使用和建筑布置等各项细则必须做出恰当的切实反应。这些要求一般包括:“对用地性质和用地范围的控制,对于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建筑高度、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方面的控制,以及对交通入口的方位规定等。它们会对场地设计尤其是布局形态的确定构成决定性影响。 ⒈对用地性质的规划:具体建设项目的选址上,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这一项目只能在某一允许区域内选择基地地块;对用地进行开发的场地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该地只能做一定性质的使用。 ⒉对用地范围的控制:规划是有建筑红线与道路红线共同完成的。 ⒊对用地强度的控制:是通过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等指标来实现的。对容积率、建筑覆盖率最大值及绿化覆盖率最小值来限定,可将基地使用强度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畴之内。 ⒋对建筑用地范围的控制:由建筑范围控制线来限定。即基地允许建造建筑物的区域。城规中一般都要求建筑范围控制线从红线退后一定距离。 ⒌规划中对建筑高度、交通出入口的方位、建筑主要朝向、主入口方位等方面的要求,在场地设计中也应同时予以满足。 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研究 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之间中间环节,是城市规划管理的主要依据和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前提条件。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其控制力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建设加速,同时也出现种种失控现象。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⒈开发商和建设单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不断更改建设用地和增加建设密度。 ⒉行政领导为了招商引资,强行干预控制性规划。而美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规划法规系统比较完善,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的区划。美国地方规划管理工作的三种控制手段:区划法、土地细分法、和设计指导原则。 其中,区划法和土地细分法是真正的法规,设计指导原则只是一种引导性的控制手段。 美国的区划以“保护公众的卫生、健康和福利”为出发点,其结果是对土 地经济利益的严格控制。包括: ⒈允许的用途。 ⒉地段的设计要求(地块的最小面积和面宽、红线退后、容积率等)。 ⒊建筑设计要求(限高、层数、建筑面积等)。这些区位、用途和开发强度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地价,关系到房地产所有者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所在,因而只能遵循公开的法定程序来决定。即每一个影响地价的重要因素都在控规中得到了明确控制,而没有对视觉美感的直接控制。 我国控规传统做法忽略了经济规律。目前,我国控规典型的做法是由规划师在指定的大街区或几个大街区内,参照甲方提供的容积率(密度),摆房子,即在保留部分现状的前提下,追求空间体量的美学关系和视觉效果。然后以此来分割地块、分配楼板面积、指定建筑红线,以供将来批租土地之用。这种做法常常土地市场经济规律。如,规划师为了追求美的原则,把地块分配的大小不一,建筑规定的高低不一,丧失了统一的标准和公平的原则。还违背了地价运作的经济规律。 我国城市规划的误区。历史上由于种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规划设计与大型公共建筑项目的设计之间一直难以区分,这种现象造成我国的控规地从美学和视觉效果出发,缺乏对土地经济体制的全面认识。在控规立法上,我觉得应该注意两个原则: ⒈对用地的控制要符合土地建设开发的经济规律。 ⒉一切对地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应该在立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求同与求异的原则。在同一区位的相邻地段,美国区划的控制原则是求同,即遵循地价运作的经济规律,在同一区位,保证土地转让(批租)时地价相同,自然要把地块的大小、建筑体量、容积率、红线后退等做一视同仁的规定。这种控制手法在产生和谐的风格、有序的城市肌理、保护街道界面、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是成功的。 视觉美感的控制。美国的经验:引导性手段。 以美国的城市设计指导原则为例,它控制的是街景透视,关心的是人在以街道为中心的公共空间的心理和视觉体验。城市设计指导原则对一切影响街景透视的因素提出设计要求,包括建筑体量关系,广场之间的围塑关系,街道及建筑界面的尺度关系等。 建筑设计之我见 起初,做设计时我经常的手法也是从主观的感觉出发,通过形体、体量的造型来首先达到视觉上的审美要求,而且设计的大多数时间用在了这方面,对于细部则由于时间的限制而来不及仔细推敲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结合环境总体考虑。 在现今紧促的教学制度下,我学到了什么呢?学到了功能组织、流线分析、快速设计, 而创意真的难以发挥。即使有,也觉得自己的东西太少。我自己擅长的就是三维想象。在与现今教学环境的结合下,我在透视、空间分析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而这是不够的。前段时间看了些论文书刊杂志,结合规划考虑了设计的做法,逐渐明白建筑更应该怎样做了。 ⒈ 结合环境。从城市区域规划出发设想建筑与大环境的结合:建筑的整体轮廓上,与周围的现有建筑呼应,立面上虚实对比、色彩处理与环境格调相协调,流线上,符合环境的肌理;从人的感觉出发想象建筑局部小环境的处理: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间, ⒉ 造型。有自己的风格,整体性强、简单中体现复杂,不变中起变化。这方面我喜欢板材效果,直接、明了、轻佻。 ⒊ 理性。承传历史文脉,用抽象化的手法引用或延续历史的痕迹。 当然,最重要的是把视线集中在人的视觉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思考。视线所能及范围内着重考虑。高层建筑顶部以及多层不上人屋顶等视线不能及处简洁处理,体现一定秩序,满足可能的俯瞰效果,并从墙面倾斜、局部层高处理等来控制人的视线和控制小环境,比如:曲面玻璃,将天空反射向地面、局部低层或镂空引进阳光等。 建筑设计论文:办公建筑设计研究 摘要: 办公室设计顾问、作家弗朗西斯·达菲指出,"所谓的办公建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标志之一。在各大洲是办公楼的塔尖勾画出了城市的天际线。作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技术发展最常见的标志,办公建筑已经成为这个世纪世界运转状态的象征".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办公建筑最能够反映过去一百年来在就业方式方面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今天,在美国、在西欧、在日本,至少有50%的从业在办公楼里工作。相比之下,二十世纪初这一数字仅为5%.办公建筑设计研究 关键词: 办公楼 办公建筑 经济 有趣的是,一个典型的服务机构,在其生命周期内的所有支出中,大约3%-4%是办公设施开支,4%是运转费用,1%是家具费用,90%-91%是员工工资,因此,如果办公机构能够充分利用这3%-4%的办公设备开支来提高工作场所的产出率,它将对占服务机构支出费用90%-91%的员工开支产生事半功倍的影响。 为顺利达到这一目的,建筑物必须受益于可以完成一系列目标综合设计思路。通过综合设计,新一代的高效能办公建筑正在不断地涌现出来。这些办公建筑能够为业主和承租人提高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效率,有益健康,具有更好的适应性,节能环保。特别是通过运用生活周期分析,这些设计方案可以使建筑设计、系统选择、大楼建设这些先期投资发挥积极的作用。 方案提交团队 高效能办公建筑融合了各方面专家的设计成果,包括项目经理、房地产专家、设备经理、策划师、内部设计人员、图像设计人员、景观设计师、土木工程师、结构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照明工程师、消防工程师、声学工程师、电脑设备工程师、安全顾问、餐饮服务顾问、视听系统工程师、建设人员(也就是一般合伙承包商等等)。这些专家的成果必须融合在一个涉及各专业的建筑系统内。通过制定并落实详细的计划进度表,可以约束方案的实施,并最终使方案成为一个能够使办公室达到高效能目的的浑然一体的设计。 方案提交阶段 办公建筑的提交过程需要考虑大型商业建筑在经济方面的可行性。为了确保计划购买使用的设备符合美国公共事务总署和承租人的目的,以及他们的要求能够在高效能办公建筑的开发中发挥作用,美国公用事务总署已经制定建立了一个指南来指导方案提交过程和项目发展研究。 城市规划 大量的办公人员聚集在一个建筑物内将对他们的邻居们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办公楼的建筑造型可以通过设立零售店、餐饮店使邻居关系更加和谐。通过办公室之间的业务互补还可以为相邻办公室带来业务。开发办公建筑时,还必须考虑运输问题。办公建筑通常与城市规划和市政区划冲突,因为城市规划和市政区划总是试图使土地利用和和睦的邻里关系能够和谐共处。 空间类型 办公建筑有建筑外壳和承租人改造部分组成。承租人需要通过不同的空间类型来适应办公楼的内部构造。可供使用的空间类型包括办公后勤区、仓库、小实验室、私人卫生间、滞留区、医务室、健身区、护婴中心、会议室场所、图书室空间、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室空间、零售店空间、餐饮空间。办公建筑空间一般还包括地下停车场和地面停车场。 建筑设计必须考虑潜在承租人方方面面的要求,包括他们想要的建筑外观、开放度、运转时间、附属物要求、安全问题,以及大楼受攻击可能性评估结果、组织和群体大小、发展可能性、长期需求的持续性、集会必要条件,电子设备和技术要求、音响要求、特殊升降和装卸仓储要求、特殊公用服务、各种经营材料和生产流水线上的材料,特殊的健康危害,交通工具的使用和类型,以及经济目标等等。 建筑组成 建筑系统和组成包括建筑外壳和建筑内核。建筑内核包括停车场、景观和绿化、场所照明、场所消耗、场所家具、大楼入口、建筑物包装(如玻璃窗、大门和其他开放空间)、内部分隔、雨篷、屋顶系统和天窗、披屋结构、地基和下层结构、结构系统和地板背板、空气流通、垂直运输(楼梯、电梯、自动扶梯)、邮件支持、泊车场、设备维护、窗户保洁、大楼安全保卫,以及建筑物标记等等。大楼外壳的机械系统包括供暖系统、降温系统、送风系统、排气系统和系统控制。建筑外壳的电气系统和相关槽隙包括电力服务和配给,照明、紧急电源、照明保护。建筑外壳的管道系统包括公用给排水服务、供气服务、家庭冷热水系统、卫生排污系统和管道维修。建筑外壳消防系统包括压制系统、警报系统、排烟系统。建筑外壳通风系统和空间包括入口装置、垂直和水平通道、箱体和结合物。建筑安全系统包括场所屏障和缩进,周边屏障和防爆装置、公用保卫、进入控制和侵入检查、入口扫描、包裹扫描和控制、空气和公用供给保护。建筑外壳包括与建筑核心、公共走廊、门廊、普通空间和公用空间(如机械、电气、管道、通道、消防、安全等空间)相关的内部建筑。 内部建筑和承租人改造包括分隔、门、标识、活地板、窗户处理、墙面涂饰、地板涂饰、天花板系统、特殊机械服务、管道服务点、电力接口、器材、铺设的通讯系统电缆和安装的接口、配备的家具和办公设备。为了能够提供良好办公环境,内部建筑必须在概念上与建筑外壳相一致。 建筑物属性 集成性 也就是说,建筑设计要在考虑所有相关因素的前提下构思。除此之外,大楼的建设用途和维护方法也很重要。为保证建筑的完成与建筑物维护相分离,由建筑用途出发而得出的建筑设计就很重要。这意味着高效能办公建筑的整体设计必须在建筑师、工程师、业主和委托人的合作下,贯穿于整个设计和建设过程。 可变性 高效能办公室必须能够简单、经济地装修,必须适应经常性的更新改造。这些更新改造可能是由于经营方重组、职员变动、商业模式发生变化或技术创新的来临。但是不管怎样,办公楼的基础设施、内部系统、家具配备必须进行升级换代以应对这些需要。 技术创新正在飞速进行,特别是在电讯、照明、计算机领域。先进的办公室必须通过有效采用不断涌现的新技术,通过革新设备如电缆汇流、数模配电,来迎接技术的发展变化。 安全、健康和舒适 在办公环境中,对雇主来说,最大的一笔支出费用就是办公室中这些雇员的工资。这类支出一般来说超过设备租赁费和所耗用的能源费用。因此,在高效能办公室中,员工的健康、安全和舒适是最最重要的问题。 在正在形成中的新一代先进办公室中,这些问题已经被制定为标准列入建筑说明书,如,提高新鲜空气流通率,采用无毒、低污染材料和系统等。 居住者的舒适度是工作场所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效能办公室能够提供个性化气候控制,允许用户设定他们各自的、局部的温度、空气流通率和风量大小。 虽然难以衡量满意度的高低,但有一点被广泛接受,那就是当办公室职员被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后,员工满意度和业绩提高了。提高工作场所满意度能够得益于此,部分原因是员工们可以接近自然,视野开阔,有相互交往的机会,还可以控制自己周边的小环境, 能源效益 根据办公室大小、局部气候、使用收益和效用比,能使能源消耗降至最低的策略包括:①减轻负荷(通过综合考虑建筑与场地状况,充分运用建筑外壳,如减少透光、提高隔热性);②使用规格大小合适的取暖、通风和空调系统;③安装高效能的设备、灯具和器具。 必须考虑可更新能源的使用,如可以为建筑物提供照明用电的与建筑一体化的光电池系统、可以提供家庭热水供应的太阳能加热系统、通过抽取地球中饱含的热量的地热抽泵系统,提高高压输电系统的性能等。 另外,还必须考虑其他可利用能源的应用,包括微涡轮机、燃料电池等等。可利用能源可以提供供电可靠性(如紧急电源和关键时刻用电)和独立的电力系统,减少对化石电力的依赖。 支出效用 高效能办公室必须运用生命循环经济模型和材料评估模型来进行评估。在一些情况下,业主必须要认识到,为了今后建筑物能在长期运转和维护方面节约资金,充分发挥建筑物的性能,必须要心甘情愿地在开始阶段投入更多的资金。 工程经济学 为了使在设备上的投资达到最佳性能,工程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得到与每一个设计元素和建筑构成所花费用相对应的性能、表现。在设计阶段,建筑开发商应正确地采用工程经济学来考虑可供选择方案,以确保项目完成时能够达到所预期的支出效用。 工程经济学通过在减少生命周期费用的同时又可以维持或改善结果得出选择方案。在建设阶段,通过共享节约,鼓励承包商采用他们特殊的“绝活”来进行方案改动,这些改动必须既能够降低建设费用又能保持或以高建筑质量、价值和功能。 正确建设和维护 随着已经提高了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控制的到来,作为质量保险计划的一部分,各种高效能建筑的正确委托建造显得极其重要。在许多案例中,对正在建设中的工程进行委托已经显示是可行的。 一旦建筑物已经建造完毕和投入使用,通过测量、监控、报告等积极处理措施来确保和巩固其长期性能就很关键。这些反馈结果应当告诉维护管理人员,也可以为新的设计成果提供参考。 出现的问题 建筑物安全 回顾在过去的十年中所发生的恐怖,我们的设计要关注于保护居住者和其财产不受暴力袭击。通过综合威胁评估、易受攻击度评估、风险分析,可以被确认特定建筑物的安全需要。应该确保恰当的、合理的应对性设计能够融合进办公建筑的设计中。 现代化 过去25年来形形色色的设备的出现给建筑设计带来了显著的挑战。对于现代化这个问题来说,其关键领域包括升级外部包装、机械系统、电讯设施,加强安全性和提高内部涂饰效果。对现代化这些设备来说,提高工作场所质量和能源性能,加强安全使之能适应承租人的频繁改造是非常重要的目标。对建筑物的历史或部分历史遗迹进行恰当的保护也是现代化效果的一部分。 可通行性 办公建筑必须根据法律的要求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通道 历史保护 根据美国国家历史保护法案(NHPA)的要求,国家历史名册上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或其部分建筑必须给与特殊对待 可持续设计和建设等级系统 对以这一点,许多系统正在开发之中,如美国环保总局(EPA)的建筑物能源之星计划和美国绿色建筑理事会(USGBC)的LEED等级系统。这些系统可以使能耗和环境性能可以被正确地测量出来并和普通的国家标准相比较。EPA的计划专门关注于节能效果,而LEED等级系统则致力于研究涉及范围更广的一系列关于可持续设计问题。 活地板系统 活地板的使用是办公建筑的主要设计特征,它明显提高了办公建筑的效能。活地板可以进行高效的电缆铺设和电力分配,还可以提高送风能力来提高每个居住者的舒适度。 进行委托 一些联邦机构和私人机构正在积极地开展托管所有的高效能建筑物业务发。在开展业务活动中,委托范围和委托费用是矛盾所在,所以各方仍要在这方面协商一致。但是,一些组织却将委托看成是正常的建设过程中多余的、不经济的干扰行为。 能源效能 包括国防部、公共事务管理局和国家公园服务中心在内的许多联邦机构,正在积极采取行动来保证能源效能。采用可替代能源系统,如使用太阳光、与建筑一体化的光电池、风力发电,以及充分发挥利用废热发电技术或天然气燃料电池技术的自主发电策略,已经成为高效能建筑设计中的标准要素。 工作场所的连接 许多研究机构和制造公司正在努力开发可以提高工作场所连接性的设备和系统。在这些正在开发的产品中,有改善了的活地板系统,可以插接传输电力、数据、声音的光纤,数字分配线网和汇流器,会议集成交换器和各种各样的其他产品。正确处理建筑设计和承租人改造之间的关系是改善工作场所连接性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建筑设计论文:建筑设计必须遵循自然辩证法 摘要: 建筑设计可以“模糊”吗? 人是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复杂体,所有建筑的诞生及使用都是由人类完成,其规划、设计、审美、消费以及感知的一系列过程所涉及的诸多评判的标准都不是简单的是或非可以绝对划归的,很多事情并不是非白即黑或0、1原理。 关键词: 建筑设计 自然辩证法 模糊 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复杂体,所有建筑的诞生及使用都是由人类完成,其规划、设计、审美、消费以及感知的一系列过程所涉及的诸多评判的标准都不是简单的是或非可以绝对划归的,很多事情并不是非白即黑或0、 1原理。在建筑设计的实践中,定位一个建筑作品的优秀与否,这个评判和下结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灰色的概念,好或不好都是相对而言,是通过运用一系列的标准或尺寸来进行衡量和评判。比如红色,可以包括浅红、桃红、深红、大红……设计中碰到的大量问题都是这样非绝对概念的灰色问题,或者定义为模糊的问题。 “模糊数学”理论的产生为分析模糊现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1965 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数学家L.A查德(L.A.Zadeh)教授发表了题为《模糊集合论》(《Fuzzy Sets》)的论文,标志着这门学科的诞生。它以精确数学集合论为基础,提出用“模糊集合”作为表现模糊事物的数学模型。在模糊集合中,给定范围内元素对它的隶属关系不一定只有“是”或“否”两种情况,而是用介于0和1之间的实数来表示隶属程度,还存在中间过渡状态,当隶属于0和1之间值时,就是模糊集合。很多模糊现象其实都是靠着“度”这个概念来区分,过之或不及,黑或白,都是一种相对界定,有一个过渡过程。比如酸碱度以数字化0~14的PH值来表示,达到7以上为碱性,7以下则是酸性,等于7时呈中性,在其间不同的取值点上则定义出不同的强度:比较酸、特别酸、很酸,或微碱、强碱……(详细分析涉及到模糊数学理论中集合论、模糊逻辑等相关专业知识,在此不予论述)。建筑设计里也提到可靠性、可靠度的概念,引入概率进行分析,任何房子都不可能永远不倒,只能保证在常规定义多少年的使用期内,是安全的,所谓安全也就是97.73%的不失效概率。建筑规划及设计作为系统工程,其间涵盖有大量的模糊现象,诸如地段区域的功能划分合理性研究、各种受力面最大或最小承重值的取定、以及空间效果上高与低、宽敞与否、设计风格上古典与现代等等这样一些对立的概念的运用,都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而运用模糊数学则可以把这些模糊问题引入数学模型中进行可操作性处理,L.A.查德采用模糊集合理论来建立模糊语言的数学模型,就是把人类语言和思维过程提炼成数学模型,使其数量化、形式化。 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诸如模糊数学的产生与运用,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到,建筑设计实际上是可以“模糊”的。在处理很多灰色问题时,通过运用相应评析体系,可以对建筑设计加以衡量并作出最终评判,典型的如组织专家组进行考核。一个建筑的好或坏,都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外观、室内的风格定位、各功能空间的布局划分、空间利用的实用效果等等,对各种对象和目标用相对确切的语言进行表述,设计指标体系,建立数学模型,得出综合评价。 比如评判一个房子整体功能的好与差,评判对象:卧室、客厅、厨房、卫浴间、衣橱;功能评判分成五级标准:好、比较好、一般、较差、很差 据此可以建立关系矩阵:建筑设计以及日常生活里很多事物的差异在中间过渡中的不分明性,都是其本身客观存在的一种特性,人们在认识过程中,需要真实地反映这种客观性,辨证地看待,才是真正接近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所谓建筑设计的评价可以“模糊”,亦是这种相对概念。当然,模糊数学在建筑学上的运用渗透,也不能仅作为一个概念或者一种理论被机械地套用,而是应该作为处理设计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种方法,与其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最近这些年,许多科学家已建立了模糊评价体系用于建筑设计的评价。 建筑设计是一个创作过程,完成一件设计作品需要遵循一定的设计理论。近几十年来,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建筑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们在得到收益的同时,也为建筑事业对人类自然环境的破坏而忧心忡忡。 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其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建筑设计作为一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必然要遵循自然辩证法。系统观、科学技术观和创新观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筑设计中体现这三方面内容必然有对建筑设计有所启示。 系统观 现代系统观认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是一个总体过程,要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对象,综合地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把握住对象的内、外环境的关系,以便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对象。 在建筑设计中不仅要处理好建筑内部各要素的关系,而且在处理好建筑与外部要素和环境的关系。建筑内部各要素包括建筑、结构、设备、建筑物理、建筑材料和建筑施工等,一个建筑设计只有符合满足上述要素的要求,才能满足一般的使用功能。但今天的建筑设计已不单单是一幢建筑的实用、美观和经济的问题,它还要涉及到社会学、生态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环境学等多门学科。即建筑设计不仅要满足为人使用的基本功能外,还要体现建筑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文化性。在今天“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指导下,在一个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年代,人们已经不满足居住在一个个孤立的、毫无生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而是要居住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协调、相统一的绿色建筑体系内。这就要求建筑师在进行设计中必须有综合思维的能力,在错综复杂的诸因素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2].一个建筑的设计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建筑师只有解决好各阶段的问题,才能设计出一个健康、安全、高效、节能、方便、舒适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在当今建筑设计系统观主要体现在生态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指建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建筑样式,即要求在建筑设计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建筑物不仅有效地满足各种使用功能的同时,还要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这其中好的范例是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的设计。该楼位于清华大学校园东区,建筑地下1层,地上4层,总建筑面积2930m2.该楼的设计尽可能减少一次性消耗能源,降低对外界环境的污染。该建筑结构体系采用钢结构,围护结构强调开放性,过滤性;室内环境采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能源采用太阳能和天然气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为使用者提供和谐的工作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各项与生态建筑有关的研究,示范先进的生态建筑技术。 科学技术观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第一生产力,可以帮助人类不断创造出光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给建筑设计带来新的设计理念和思想。现代建筑设计必然要满足科学技术观的要求,在当前设计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智能建筑的设计思想。智能建筑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但其核心思想是系统集成设计[3].它包括有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缩写OA)系统,即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使人的部分办公业务活动物化于人以外的各种设备中,并由这些设备与办公人员构成人机信息处理系统;通信自动化(Communication Automation,缩写CA)系统,即在智能建筑中可以迅速进行各种图像、文字、语音及数据的通信;建筑物自动化(Building Automation,缩写BA)系统,即以中央计算机为核心,对建筑物的设备运行状况进行实时控制和管理。建筑自动化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筑节能技术,这是自能源危机出现后在建筑领域内出现的设计大趋势,节能设计通过对建筑的围护结构、环境控制、能源系统和自控测量等系统的设计达到节约能源,使建筑在各种自然环境下处于一种超低耗能的状态。以上三个系统在智能建筑中由系统集成中心(System Integrated Center,缩写SCI)统一综合管理。 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同样很好地体现了科学技术观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作为科研基地,该楼汇集了多种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仅以该楼的自控测量方案设计为例来说,它在设计中考虑了根据环境的变化调节建筑物各部位的状态,实现建筑智能化控制和实时测量的效果。该楼的控制系统可以自动采集各室外测点的日照情况,根据不同的朝向方位调节遮阳板百叶的状态以减少热负荷;采集室外气象参数,决定外窗的开启状态和热压通风竖井的开启状态;另外还可以控制建筑中采光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和通风系统等工作状态。 科学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另一个体现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科学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变化莫大于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作为较早应用计算机技术的建筑设计,三维制作软件的发展无疑给建筑设计带来了更大的想象和表现空间。当前的建筑设计早已不只是要求画出平面图的时代,而是要求有直观的效果图,甚至要求有虚拟现实的出现。建筑效果图是建筑师展示其作品的设计意图、空间环境、色彩效果与材质感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使用户能够在吸收多种信息后,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计算机技术以其简单易用、易修改,可重用、准确真实和易存储传输的特点已经成了建筑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创新观 创新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永恒主题。同志曾精辟地指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同志也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给建筑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并取得了宏大的成绩,但是在“全球化”思想的影响下,给人一种千街一调、百城一色的感觉,因此建筑设计需要创新,需要营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创新的过程,正如英国心理学家沃勒斯在《思考的艺术》中指出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即收集资料的过程,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设计思想以及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取的知识和启示,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经过一个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过程,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建筑设计是一件艰辛而复杂的智力劳动,一项优秀的建筑作品的诞生要求建筑师有全面的设计知识、扎实的设计基础和丰富的想象力。建筑设计的创新过程,决非直接搬用国外的设计作品,而是一个不断要否定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往往就建立在巧妙地解决了许多难点的基础上[4],而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即有创新意识的建筑往往就会得到大家的欣赏。 建筑设计的创新不仅可以体现在建筑外形中,也可以体现在建筑技术中。在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设计中就有多处创新之处,在围护结构设计中包含了生态舱的设计、相变蓄热地板的设计、植被屋面的设计及各种幕墙的设计。其中的生态舱位于建筑物一层北部,将绿色植物引入室内,创造性地在建筑内部增加了与自然接触的人性化空间,并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室内环境质量。能源主要采用太阳能和天然气,将这些天然能源转化为电能和热能,减少了动力电的使用。 结语 建筑设计必须遵循自然辩证法,建筑师应学习自然辩证法,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和人文素质,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维工具去探索建筑与环境的内在自然规律。在建筑设计中要把握系统观,体现科技观,富有创新观,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建筑作品。 建筑设计论文:建筑设计与自然辩证法 摘要: 建筑设计是一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建筑设计的任务是组织空间和创造环境,建筑技术是实现设计意图的条件和手段,必然要遵循自然辩证法。本文从系统观、科学技术观和创新观这三个方面对建筑设计进行哲学的思考,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科技与文化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 建筑设计 系统观 科学技术观 创新观 建筑设计是一个创作过程,完成一件设计作品需要遵循一定的设计理论。近几十年来,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建筑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们在得到收益的同时,也为建筑事业对人类自然环境的破坏而忧心忡忡。 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其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 . 建筑设计作为一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必然要遵循自然辩证法。系统观、科学技术观和创新观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筑设计中体现这三方面内容必然有对建筑设计有所启示。 1. 系统观 现代系统观认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是一个总体过程,要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对象,综合地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把握住对象的内、外环境的关系,以便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对象。 在建筑设计中不仅要处理好建筑内部各要素的关系,而且在处理好建筑与外部要素和环境的关系。建筑内部各要素包括建筑、结构、设备、建筑物理、建筑材料和建筑施工等,一个建筑设计只有符合满足上述要素的要求,才能满足一般的使用功能。但今天的建筑设计已不单单是一幢建筑的实用、美观和经济的问题,它还要涉及到社会学、生态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环境学等多门学科。即建筑设计不仅要满足为人使用的基本功能外,还要体现建筑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文化性。在今天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指导下,在一个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年代,人们已经不满足居住在一个个孤立的、毫无生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而是要居住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协调、相统一的绿色建筑体系内。这就要求建筑师在进行设计中必须有综合思维的能力,在错综复杂的诸因素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个建筑的设计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建筑师只有解决好各阶段的问题,才能设计出一个健康、安全、高效、节能、方便、舒适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在当今建筑设计系统观主要体现在生态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指建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建筑样式,即要求在建筑设计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建筑物不仅有效地满足各种使用功能的同时,还要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这其中好的范例是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的设计。该楼位于清华大学校园东区,建筑地下1层,地上4层,总建筑面积2930m2.该楼的设计尽可能减少一次性消耗能源,降低对外界环境的污染。该建筑结构体系采用钢结构,围护结构强调开放性,过滤性;室内环境采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能源采用太阳能和天然气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为使用者提供和谐的工作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各项与生态建筑有关的研究,示范先进的生态建筑技术。 2. 科学技术观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第一生产力,可以帮助人类不断创造出光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给建筑设计带来新的设计理念和思想。现代建筑设计必然要满足科学技术观的要求,在当前设计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智能建筑的设计思想。智能建筑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但其核心思想是系统集成设计[3].它包括有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缩写OA)系统,即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使人的部分办公业务活动物化于人以外的各种设备中,并由这些设备与办公人员构成人机信息处理系统;通信自动化 (Communication Automation,缩写CA)系统,即在智能建筑中可以迅速进行各种图像、文字、语音及数据的通信;建筑物自动化(Building Automation,缩写BA)系统,即以中央计算机为核心,对建筑物的设备运行状况进行实时控制和管理。建筑自动化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筑节能技术,这是自能源危机出现后在建筑领域内出现的设计大趋势,节能设计通过对建筑的围护结构、环境控制、能源系统和自控测量等系统的设计达到节约能源,使建筑在各种自然环境下处于一种超低耗能的状态。以上三个系统在智能建筑中由系统集成中心(System Integrated Center,缩写SCI)统一综合管理。 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同样很好地体现了科学技术观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作为科研基地,该楼汇集了多种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仅以该楼的自控测量方案设计为例来说,它在设计中考虑了根据环境的变化调节建筑物各部位的状态,实现建筑智能化控制和实时测量的效果。该楼的控制系统可以自动采集各室外测点的日照情况,根据不同的朝向方位调节遮阳板百叶的状态以减少热负荷;采集室外气象参数,决定外窗的开启状态和热压通风竖井的开启状态;另外还可以控制建筑中采光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和通风系统等工作状态。 科学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另一个体现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科学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变化莫大于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作为较早应用计算机技术的建筑设计,三维制作软件的发展无疑给建筑设计带来了更大的想象和表现空间。当前的建筑设计早已不只是要求画出平面图的时代,而是要求有直观的效果图,甚至要求有虚拟现实的出现。建筑效果图是建筑师展示其作品的设计意图、空间环境、色彩效果与材质感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使用户能够在吸收多种信息后,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计算机技术以其简单易用、易修改,可重用、准确真实和易存储传输的特点已经成了建筑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3. 创新观 创新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永恒主题。同志曾精辟地指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同志也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给建筑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并取得了宏大的成绩,但是在“全球化”思想的影响下,给人一种千街一调、百城一色的感觉,因此建筑设计需要创新,需要营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创新的过程,正如英国心理学家沃勒斯在《思考的艺术》中指出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即收集资料的过程,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设计思想以及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取的知识和启示,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经过一个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过程,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建筑设计是一件艰辛而复杂的智力劳动,一项优秀的建筑作品的诞生要求建筑师有全面的设计知识、扎实的设计基础和丰富的想象力。建筑设计的创新过程,决非直接搬用国外的设计作品,而是一个不断要否定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往往就建立在巧妙地解决了许多难点的基础上,而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即有创新意识的建筑往往就会得到大家的欣赏。 建筑设计的创新不仅可以体现在建筑外形中,也可以体现在建筑技术中。在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设计中就有多处创新之处,在围护结构设计中包含了生态舱的设计、相变蓄热地板的设计、植被屋面的设计及各种幕墙的设计。其中的生态舱位于建筑物一层北部,将绿色植物引入室内,创造性地在建筑内部增加了与自然接触的人性化空间,并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室内环境质量。能源主要采用太阳能和天然气,将这些天然能源转化为电能和热能,减少了动力电的使用。 4. 结束语 建筑设计必须遵循自然辩证法,建筑师应学习自然辩证法,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和人文素质,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维工具去探索建筑与环境的内在自然规律。在建筑设计中要把握系统观,体现科技观,富有创新观,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建筑作品。 建筑设计论文: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教育的反思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近年来我国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环境设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中西方设计思想和设计文化的比较,找出我国建筑设计及相关学科在设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引起我国建筑界和教育界的重视,从而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建筑设计教育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之路。 关键词:设计文化 科学技术 设计教育 近年来,广大群众对我国城市建设所出现的问题提出许多意见和质疑,从而引发了笔者对我国现代城市建筑设计、环境设计、现代建筑教育状况的反思。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大批的留学生和专家学者到国外学习、进修和交流,可以说他们接受了西方国家最新的设计教育,接触了西方国家最先进的设计思想,了解了西方国家最新的设计理念,学习了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并把西方各国优秀的设计教育方法带到我国的建筑设计教育体系中,培养了大批的建筑与环境设计人才。但从我国的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环境设计的建设发展来看,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种差距不单是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认识和审美意识上的。 一、思想观念的差异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巫术神学到哲学与美学的发展过程。哲学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核 心,从根本上决定着特定时代的发展方向,同时对特定时代的设计思想也产生重大影响。 1. 欧洲在中世纪早期受宗教思想统治,教堂建筑和广场的产生与欧洲人的宗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教堂的建筑造型和装饰渗透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美学和人文思想。 2. 在古希腊时代,生存环境促使古希腊人重视对自然的探索,并在和自然的抗争中体会出人的理性、力量及形体之美。中世纪之后,这一思想又得以延续,所以,欧洲的历史是在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探索和社会的不断变革中进步与发展的,这种变革造就了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如:苏格拉底、卢梭、康德等。这种发展促进了欧洲文明的不断进步,其美学思想对艺术和设计的影响相当大,如古希腊时期强调的尺度、形式、次序、比例、和谐的传统美学观念,都表现在欧洲古典建筑设计中。1908年,沃林格尔所著的《抽象与移情》一书对早期的抽象派艺术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现代著名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艺术理论的形成,就是受沃林格尔美学思想的影响。所以,早期欧洲人认为艺术是探知外部世界的一种手段。 随着欧洲科学思想的产生,工业文明更加促进了西方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从以前关注神的世界逐步转变到研究人的科学思想观,近代西方对真理的追求不是要寻找哪种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是符合上帝旨意的,而是直接地追问:“宇宙是什么?”“地球是什么?”“人类是怎样产生的?”“社会是什么?”这种追求真理的怀疑态度,促进了近代科学与近代哲学的兴起,比如:色彩学、人体工程学、现代心理学、生态学、结构美学等。这些科学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设计的发展。 3.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在以农耕为主的年代,中国人的自然生存环境相对优越,最困扰我们先人的不是自然的侵扰,而是社会的变化莫测,许多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不能用逻辑来理解。因此,儒家思想一直被统治阶级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人性的道德化和唯美主义成为衡量人们思想发展的标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就是中国哲学思想总体特征的一种反映。中国人在思想认识领域中普遍采用一些传统而模糊的思想概念,结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学术上的中国式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的学术理论无所不包,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人类文化和精神文化都统归于神秘主义思想观之中,甚至把原始神话概念也作为对某些科学性认识的解释。某些时候,“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人们用来解释人与自然矛盾的借口,这种思想至今还作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之中。另外,中国农耕民族的特点,造成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来取性、逻辑,因而表现出感性强、理性弱的特点,以及中国哲学与科学观念的模糊性。 比较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形态,求真的精神在西方历史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中国人讲“真”主要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真,而对自然物质世界的真、科学的真并不特别关心。这种传统思想导致了国人缺少创新精神,缺少探求科学真理的主观意识,造成了思想的保守和科学的落后,至今“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思想仍然存在。因此,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极其重要,只有科学思想的进步,才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会推动设计艺术水平的提高。 二、设计文化的差异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等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各个国家的设计文化都体现出各自的特点。 当今,在我国城市建设方兴未艾的形势下,我们的建筑设计界和建筑教育界更应该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学习西方的先进成果。欧洲诸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从其城市规划、建筑、绘画、雕塑、手工艺品中,都可以寻觅到历史发展的足迹。任何设计都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宗教、地域特征和民族特点紧密相关。欧洲各个城镇,甚至于乡村都有不同时期修建的不同风格的教堂,比如伦巴底式风格、哥特式风格、罗马式风格、巴洛克式风格及乡村式风格,教堂的产生和欧洲人的宗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同时期、不同风格教堂的产生又受到各个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同风格教堂的建筑造型和装饰渗透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美学、人文思想的印迹。 城市广场可谓是欧洲的产物,最著名的广场是被拿破仑称为“世界著名客厅”的圣马可广场。从广场周围的建筑可以看出,当时这里是一个为举行宗教仪式活动而设计的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此广场逐步发展成为宗教、政治、贸易活动的中心。欧洲城镇传统式的广场在功能上大多数是为了满足当时政治与宗教活动的需要,空间形式变化不是很多,但也有个别的广场例外,如:法国南锡市的斯坦尼思拉斯广场。近代,随着社会与城市的发展,广场成为城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欧洲国家现有的广场来看,他们的广场设计更强调功能性,更关注人性化设计,比如法国的德方斯广场,它作为交通的集散中心,不仅解决了交通问题,同时在空间设计上富有层次感,在周围环境设计上给人一种良好的视觉效果。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有其根源的,任何一个伟大的设计都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中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如果不考虑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以破坏传统文化为代价,盲目地向西方学习,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的丧失,在这方面我国的设计师应该向日本设计师学习。日本的建筑业正是将独特的传统手工业生产和理性化的工业系统相结合,重视开发新材料、新方法和自我维持研究工作的能力,才在世界建筑领域中独树一帜。 三、科学技术水平的差异 工业革命的产生,使人类对传统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重新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表现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的碰撞上。碰撞的结果必然引发设计上的变革,从而产生了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等。这些设计运动的产生,反映了在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人类对设计的重新认识,以及设计思想与设计理念的不断更新与完善,使设计成为一种文化。 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表现最直接的就是在建筑设计和建造上,从英国的“水晶宫”、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的“西格拉姆大厦”、德国的“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到中国的“国家大剧院”、“新中央电视台”建筑;从维尔德认为的“技术是产生新文化的重要因素”,格罗皮乌斯主张的“建筑设计要充分利用新材料、新结构和新技术”、包豪斯提出的“艺术与技术的统一”设计原则,到现代建筑设计领域倡导的建筑要生态化、节能化、智能化、信息化的观念,都能让我们感受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建筑设计及设计理念带来的冲击和产生的影响。 我国的工业制造技术和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当今时代,建筑物的建造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先进的技术、工艺和材料。比如现代流行的钢结构建筑,它打破了传统建筑的建造模式,丰富了建筑的造型形式,赋予建筑设计师更大的创造想象力。如果离开了科学技术的保证,就不可能建造出具有时代感的现代化建筑物,这在其它设计领域中也得到印证。 四、设计教育水平的差异 我国的设计教育起步晚,这是事实,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很多从事设计教育的教师都在国外或国内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并把西方的设计教育方法带到我国建筑设计教育学科中,运用西方的先进教育理论培养了一大批设计人才。但我国的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产品设计等和国外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然,建筑作品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我们很多建筑设计教师都受过西方最新的设计思想与设计方法的教育,其设计思想、理念、方法不可谓不先进,为什么还设计不出被世界建筑界认可的优秀建筑作品呢?抛开前面谈到的几个因素,我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国大众基础审美教育薄弱,甚至是缺乏;我国的设计师审美意识普遍较差,艺术素养较低。2001年,一份日本的建筑学刊物第一次介绍了一栋中国建筑,文章称这栋建筑不仅具有极简主义的现代风格,它所散发的独特气质,使它成为建筑界一件全新的优秀作品。这栋建筑是一位自由艺术家工作室,设计师就是房子的主人—艺术家艾未未。在为自己建造这栋工作室之前,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建筑设计方面的训练。笔者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建筑师如果只是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材料,而自身没有较高的艺术素质和审美修养的话,设计出的建筑也只能称得上是房子,而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建筑作品。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设计作品,但成功的城市规划和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实在是太少。通过笔者多年来和建筑教育学科、建筑师的接触,感到我国的建筑设计(包括其它艺术设计)教育缺少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审美素质教育。很多设计师不注重提高自身的审美修养,或者对艺术及相关的设计根本就不感兴趣,缺少厚积薄发之力。我国究竟有多少建筑设计师经常关注现代哲学、美学、现代艺术、工业产品设计、家具设计,关注其它设计艺术的发展?我们在国内大谈包豪斯的教学体系,而包豪斯设计学院正是因为有了不同设计与艺术方面的人才,才会形成其办学思想、设计理论和教学方法,才会培养出许多杰出的设计师。 我国建筑学科专业教学的不足还表现为对建筑技术等相关学科教学的不重视,在资金的投入和师资的培养上都跟不上现代建筑师培养的需要,我们的建筑结构、建筑技术学科等方面的教材还是几十年前的版本,懂得先进结构技术的师资实在是太少。这样的教学状况,如何能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优秀设计师?如何能创造出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社会上的广大人士对我们的城市建设、城市建筑表现出的不满,难道不值得我们的建筑设计教育界反思吗?我们只要亲自到过法国巴黎,就能真正体会到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与他们的差距,就能体会到我国的建筑设计师和学习建筑设计的学生们在艺术素质、审美修养、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和国外的设计师相比存在的较大差距。 中国在中小学阶段基本上采用的是应试教育,重理轻文,重分数的高低而轻知识的宽度,不重视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综合知识的培养,建筑学科录取的学生在高分光环的照耀下,普遍存在着艺术资质较低的现象。这种隐患的存在,恰恰是影响中国的建筑设计发展和提高中国建筑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建筑设计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建筑设计师必须具备较强的造型能力和较高的艺术审美修养。而我国在建筑设计基础教学中,只能在短暂的时间里,用教授基础绘画的方法来解决学生的造型能力和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问题,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亡羊补牢的教学方法怎么能提高我国建筑师的艺术素质和设计水平呢?当我在巴黎街头看到法国的学生在画巴黎圣母院,各种美术馆和展览馆里都有学生参观时,我感到:我们的建筑设计教学何止是方法上的落后,更主要的是思想认识上的差距,不结合国情,盲目学习西方的教学方法,只会走入另一种误区。 我们在建筑设计和环境设计教学中强调功能的重要性,但形式就不重要了吗?建筑师、环境设计师都是搞造型艺术和视觉艺术的,如果只有功能,没有美的形式,那算什么优秀的设计?!现在让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包豪斯宣言中对建筑的论述:“完整的建筑物是视觉艺术的最终目的,艺术家最崇高的职责是美化建筑。今天,他们各自孤立地存在着,只有通过自觉,并且和所有工艺技术人员合作,才能达到自救的目的,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必须重新认识,一栋建筑是各种美观共同组合的实体,只有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能灌注进建筑的精神,以免流为‘沙龙艺术’。”重温包豪斯宣言,难道不值得我们的建筑师和建筑教育界深思吗? 建筑设计论文:试论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论文关键词]建筑设计 地域文化 建筑地域文化 [论文摘要]建筑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建筑物质和建筑精神财富的总和。 “建筑与文化”成为20世纪以来现代建筑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阐述地域文化内涵和分析建筑文化地域性的形成与表现的基础上,就建设设计与地域文化的融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以期对我国建筑设计吸收地域文化要素并促进我国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融合,从而体现建筑艺术的个性化提供指导和参考。 建筑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建筑物质和建筑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和地理、自然条件构成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这样的文化环境,是由社会与自然整体构成的。在不同的地域之间,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自然条件的不同,因而出现地域建筑文化的差异。也因此,“建筑与文化”成为20世纪以来现代建筑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本文在阐述地域文化内涵和分析建筑文化地域性的形成与表现的基础上,就建设设计与地域文化的融合,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以期对我国建筑设计吸收地域文化要素并促进我国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融合,从而体现建筑艺术的个性化提供指导和参考。 一、建筑文化地域性的形成及其表现 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设计,同样要受到各种地域文化的限制与制约,为适应不同的地域气候,必须针对气候进行建筑设计,于是产生了热带雨林建筑及其建筑文化,温带建筑及其建筑文化,高寒、荒漠、极地等不同气候环境的建筑及其建筑文化。因此,为了适应不同地域文化的要求,在建筑设计中,自然就必须考虑地域文化的要求,将各种地域文化因素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并最终形成了建筑文化的地域性。 具体而言,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地域性的建筑文化,主要体现在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大层面。 (一)物质层面的建筑地域文化。物质层面的建筑地域文化,主要体现在物理环境的地域性和建筑材料的地域性两方面: 1、在物理环境的地域文化上,为适应不同区域的物理环境,需应用不同的建筑物理学。高纬度地区需保暖,光辐射强烈的地方需遮阳,温湿地区要防潮通风,雪压大的地区要防积雪,多雨地区应注意排水,多沙的地区要防沙暴,多地震地区特别要注意防震等。我国幅员辽阔,南方和北方纬度差别大,气候差异也非常明显,造成了各地建筑设计的差异,从而会产生了不同特色的建筑文化。 2、在建筑材料的地域文化性方面,建筑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建设材料地域性的影响。建筑用材多,体积庞大,运输困难,所占造价比重甚大,因此必须就地取材,就近采集和生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材料力学的、美学的特长。产石地区多石构,生土地区有土筑窑洞,产木的地区用木构,产竹地区有竹楼,这些都是建筑设计在建筑材料地域文化的充分体现。 (二)非物质层面的建筑地域文化。建筑文化的地域差异性,除了表现在物质层面外,还表现在各种地域性的意识形态、地域性的人文习俗等非物质层面。首先,不同文化模式下的人类机体的建筑尺度和建筑风格也表现出某些差别,这是建筑文化地域性的民族性或国家性之缘。其次,各个在民族或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一定地方界限的社会生活联系与规则。这种地域性的界限一方面联系着种种经济、政治及宗教性质的公私活动,形成了与建筑文化相互关联的规则、法律、习惯、规范、道德、情操、宇宙观等,另一方面,在不断的联系交往中也沉淀下了各个地区的地域性文化,并反映在地域性的建设文化上。再次,由于礼制的不同,各个地域会出现不同的礼制文化与礼制建筑。宗教信仰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宗教建筑,如西方的教堂、中国的庙宇,如欧洲史前的圆环巨石建筑等。丧葬制度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陵墓建筑,官制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官场建筑,这些都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建筑与文化。最后,由于风俗习惯的差异,建筑文化与建筑活动也必然会产生差异,最终形成地域性的建筑文化。如我国各个地区不同的家庭习惯、村规民俗对宅区、村镇建设的影响就非常典型。 综上所述,建筑地域文化的非物质基因表现为人们通过不同仪式化行为和标志边界等各种方法将文化意义赋予场所和行为。建筑中不同的符号、材料、色彩、形式、空间组织和景观方面都可能包含某种文化意义。当意义、空间与活动系统相互一致时,彼此之间就加强;当建筑变得与社群文化和生活方式一致时,就有归属感。 二、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有机融合的途径与方式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文化是根,在建筑设计领域同样如此。这就要求在建筑设计中要有意识地从文化入手,寻求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为此,建筑设计师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应从如下方面做起: 1、在建筑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当地环境和当地材料等硬件性物质文化对建设设计的影响与要求。为此,建筑设计师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要尊重当地的地理特征和生态环境,充分考虑与环境相融合,使建筑成为环境的一分子,找寻天人合一的惬意。同时,还要灵活地运用当地的地方性材料,使得所设计出来的建筑风格一方面能本质节俭节约的原则,就地取材,另一方面也能够充分体现出地方特色来,使得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得以充分释放与发扬。 2、在建筑设计时将当地的人文、风俗、生活习惯、地域特色等软文化要求,与建筑设计进行有机融合。比如,川西地区传统的养身休闲文化,使人们乐于找寻并享用幽雅的生态环境,成都人潜意识中大多具有盆地意识,小富即安,安逸自在,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上班、下班、菜市场、茶馆、回家,几点一线,周末假日闲暇时到附近休闲放松,有滋有味,其乐融融,也是明显的地域文化特点。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就要体现出文化背景设计构思感受体验这一过程,使人们在建筑中亦能享受到当地生活风情的文化习俗。 3、在吸收与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将西方文化元素融入到地域文化中,并体现在建筑设计中,最终在建筑设计中体现对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要保持建筑文化的民族性,继承发扬优秀的地域文化传统,就存在一个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西方文化是在当前网络信息时代无法回避的文化环境,它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模式、思维模式。为此,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的融合,并不代表我们要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相反,在建筑设计中建筑设计师要有意识地汲取西方先进文化的精神、利用它的科技性,使地域文化上一个台阶,发出新枝新芽,即在发扬自己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利用地域文化优势、吸收外域文化精华,滋养自己,使地域建筑文化在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的同时,又不失去自己的精华。为此,建筑设计师在进行建筑创作的创意过程中,可遵循这样的流程:在现有文化的整体感觉中寻找灵感;在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积淀中寻找胚芽;在建筑文化的民族性及地域性中寻找芽蘖;利用当代科技手段及科技观念拓展建筑设计空间的前瞻性。 建筑设计论文: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设计 摘要: 本文浅谈了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设计问题,从建筑风水文化的角度浅析了中国的建筑设计。 关键词: 建筑文化 风水文化 建筑设计 中国文化渊远流长,建筑风水学博大精深,中国建筑文化在几千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没未离开过建筑风水的字眼,从皇宫、皇陵的规划建设,到普通村落、民宅的建筑无不留着风水学的痕迹,建筑风水学随着中国文化传入西方后,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认同,特别是近30年来建筑风水学在国外受到了高度重视,甚至形成了中国风水业,中国风水也开始进入了百姓安居的视野,由此可以想象,可以推见在未来的世界闻名进程中,中国建筑风水学必将饰演重要的角色。建筑风水学与当代房地产有效结合是现代风水文化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造福当代百姓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建筑风水文化是古代祖先长期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其易道博大精深,渊源流长,现在我们共同探讨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设计问题。 说到风水文化我们很多问题一直没有机会找到答案,比如环境的改变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有多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应该被动的接受还是主动的改变,如果要改变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些方法有规律吗?有人说这些方法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好,方法论也好,在现代社会还有什么样的现实价值呢?这个现实价值怎么连续、怎么使用等等太多的问题。 风水研究领域目前正在突破也是最难突破从文化来讲就是创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产生与现代的结合,文明的进步是靠文化的融合,现在我们不是克隆工业化,要把传统和现代融合,建筑文明是新文明的一部分。 中国有一句格言:风水宝地,人丁兴旺。中国是风水宝地,养育着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上曾定都在西安、南京、北京等地,这些地方都是风水宝地,拿北京来说东有渤海,西有燕山山脉,富贵之地能使我们国家昌盛。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建筑风水是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国古代建筑领域的灵魂,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风水应有的主导地位,在城市大规模园区的整体风水规划,房地产开发的整体策划,房产风水策划是从根源上把住了建筑风水的关键,从而为更多的百姓营造出一个事业顺随、家庭和美、身体健康的吉祥场所。同时也给开发商带来了回报。 中国的建筑风水学科是内涵非常丰富的,结合我们中国的建筑设计来讲,把建设风水科学与我们现代的设计理念相融合,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在21世纪建筑应该具备的特色。 易经是中华五千年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其中内含天象、地理各个方面,目前易经的研究和应用已经受了国内外甚至全世界人们的欢迎和重视。近几年来尤其在东南亚各国众多的易学爱好者,纷纷把易学知识应用到不同领域当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自从2003年秋在印度尼西亚成功举办“环保与易经”大会以后,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更多的学者把易经风水学和现代建筑、现代家居、现代环境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使之古今结合,古为今用。人们不再要求简单的、外在的气派、豪华,更多的是追求内在的温馨、舒适、实用、健康,体现以人为本的物质享受、精神享受。 建筑风水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看法有人扬之,有人抑之。扬者认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抑者认为是封建迷信。中国建筑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有一些古建筑文化是古代祖先生活经验的总结,在中国建筑文化乃至在世界文化中有一定的影响。随着建筑行业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产生,更希望建筑风水文化能在新时代得到不断发展和重视。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建筑的理论结合,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传统之所以必须尊重是因为它是创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曾经创造了工商文明,未来的文明必定在文化的融合中产生。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下,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中国风水文化传统的良莠,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区别,只能在创造未来的实践中鉴别。传统是被保存或淘汰,决定于它在创新文明的实践中是否有积极的贡献。作为环境文化和环境艺术的中国风水文化,不仅包含某些科学和技术的因素,而且包括有终身的价值选择和产业的道德规范。 世界正处在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国正处在与世界文化融合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建筑产业正处在一个创新文化的关键时期。让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宽容的胸胸怀,通过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讨论,把传统的惯性转变成创造的动力。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开发商都有这样的意识,把健康的概念注入我们的开发和建筑当中。进一步探讨、继承、弘扬、发展中国的风水文化,为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我们国家建设现代化服务,为2008年科技、人文、绿色北京奥运举办成功服务,为我们国家昌盛服务,为世界各民族居住健康发展作出我们中华民族及科学、建筑风水文化的应有贡献。 建筑设计论文:浅谈高层建筑中的建筑设计研究 论文关键词:建筑设计 高层设计 分类设计 安全问题 论文摘要:随着高层建筑的自身发展,人们对高层建筑中建筑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本文首先对高层建筑中的总体设计进行概述,对高层建筑分类设计进行分析,同时从建筑防火、电气以及防雷击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浅谈高层建筑中安全保护设计。 随着高层建筑的迅速发展,结构理论和建筑技术也不断得到提高,高层建筑结构形式也开始趋于多样化发展,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但是也随之出现了很多在高层建筑设计方面的问题。在作为城市风景线的同时,高层建筑还面临着如何搞好高层建筑设计的问题,如何多方面实现高层建筑设计的完善是目前高层建筑设计所追求的主要理念。 一、高层建筑整体设计 (一)主体设计 高层建筑设计中的一个全新的要求就是要实现建筑本身的生态节能。首先对于高层建筑主体的下部分裙房而言,虽然其裙房的建设对整个城市影响较小,但是对街道的尺度以及人性化空间的创造等方面的影响都很大。高层建筑的下部门裙房在立面设计上一般跟高层建筑的上部立面不同,在建筑设计当中需要比较细致的设计,要将下部裙房设计的比较多样化,以免显得过于苍白。同时裙房还要进行一定的人性化处理,原因在于群众的视觉一般接触到的都是高层建筑的裙房部分,同时裙房对人们所产生的街道空间感的影响以较大。而对于高层建筑的中的楼顶对整个高层建筑的设计形象又起到了个性化体现的作用,虽然对生态环境的意想不到,但是它们体现的是高层建筑的标志性和独特性,因此在楼顶的设计上也不是不容忽视的。 (二)处理手法上的巧妙运用 在实际的建筑设计过程中,高层建筑设计中的塔楼部分虽然在设计上没有很大的变化余地,但是在高层建筑的底层部分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处理来实现对空间形式上的丰富,在实际的建筑设计中一般都是采用底层架空和入口缩进的处理方法。 二、高层建筑中的分类建筑设计 1.底层入口 首先高层住宅的底层入口处一定要避免设在当地冬季主导风的迎风面,而在我国的南方地区,由于比较炎热,因此底层入口可以全部或者是局部架空,避免对夏季通风的妨碍。 2.建筑围护 由于人们在高层建筑商居住多半都会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因此在高层建筑设计中一定要注重建筑维护的安装,从而给居民提供一定的安全感。同时在高层住宅的窗户设计上,由于高层的风压过大,一方面会对外窗开关造成影响,同时也会对人们擦玻璃的同时产生不安全因素,因此在外窗的设计上应该设计为推拉的启闭方式。 3.服务设施 高层住宅建筑在设计上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建筑的服务设施,要在建筑底层入口处设置大楼管理人员的值班室,在值班室中配置夜间电梯紧急呼叫装置、公用电话以及值班人员必要的生活用品;同时还要在大楼内外设计分户信箱以及车辆的存放处,在具体的分户信箱的尺寸安排上,应该大于300mm,同时要保证对墙面面积占用较小的基础上与墙面垂直。 三、高层建筑设计所必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一)防火的问题 总体布局要保证畅通安全。在楼道的设计上要保证人员的流动畅通,便于紧急情况时人员的疏散。有采光设施或者照明系统,使居住人员在疏散中能保证安全快速的撤离,从而避免发生踩踏等其他伤害。 合理进行防火分区。在高层建筑的楼道内消防器械、疏散通道必须合理的分区,做到在火灾发生时,可以及时的采用灭火措施和进行人员疏散。消火栓的位置应保证同层的任何部分都可以实现两个消防栓的水枪同时到达。 (二)电气的问题 1.消防电源与配电 高层建筑要求供电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方案:第一种是供电电源必须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发电厂,保证一个要是遇到问题或者突发事件无法正常工作时另一个也可以正常工作,从而确保建筑的正常运行;第二种是供电电源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区域变电站;第三种是一个电源来自于区域变电所而另一个是自备的发电设备。目前在一般大多数设计中都是采用了第三种方案,经济合理。 2.应急照明 应急照明就是指当高层发生火灾及其它灾害、故障时,导致正常照明系统中断而启用的照明,也称事故照明。应急照明的安装要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应急照明主要安装在疏散楼梯、消防电梯前室、消防控制室、自备电源室、变配电室、消防水泵房、防排烟机房的墙面上或者顶棚上。当电源断电时,应该能清晰地看到。 3.电梯 电梯在设计中要保证位置合理,让电梯在运行中的噪音不会打扰用户的正常生活。电梯的最大载荷也要根据居住结构作相应的调整,保证居住者平时出行上的方便和快捷。电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有方便快捷的方法使人迅速撤离。为了保证电梯正常而安全的运行,便于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进行救人和灭火。 (三)防雷击的问题 高层建筑防雷系统应该按照“综合治理,整体防御,突出重点,多重保护”的原则,充分利用高层建筑物的结构,做好防雷措施,进行防雷击问题上的治理。在高层建筑物的顶端以及其他容易受雷击的部位装设避雷针或者避雷带、避雷网。利用结构中的主钢筋作引下线,利用整个钢筋混凝土基础作接地装置。在建筑物周围用扁钢做避雷带。为了防止静电感应产生火花,建筑物内的金属物体和突出屋面的金属物均要接地。 建筑设计论文: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项综合性建筑设计方法,减轻设计人员劳动强度,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计质量,节省投资。设计者设计的建筑物与工程单位可在万维网上相互沟通交流。 关键词: 虚拟现实 建筑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 建筑物 1 前言 计算机技术用于建筑设计已有多年,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主要是帮助设计者把设计、计算、画图、数据存储和处理等繁重工作交给计算机完成,而设计者把主要精力用于创造性构思。计算机产生的设计结果,可通过图形设备向设计者展示,并可模拟,允许设计者作出修改。虚拟现实(简称 VR) 技术能创造身临其境的感觉。 虚拟现实也称虚拟环境或虚拟真实环境,是迅速发展的一项综合性计算机、图形交互技术,它集成了计算机图形学、多媒体、人工智能、多传感器、网络并行处理,利用计算机生成的三维空间形象实现的目标合成技术,通过视、听、触觉,以图表及动画方式呈现,让观看者“眼见为明”。它改变了传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被动静态的信息传递方式。它的特性包括: (1) 交互性(interactive) ; (2) 想像性(imagination) ; (3)沉浸性(immersion) .虚拟现实就建筑视觉模拟的可行性而言,应用领域可包括:建筑物模拟、室内设计模拟、城市景观模拟、施工过程模拟、物理环境模拟、防灾模拟、历史性建筑模拟等。在建筑设计中既要进行空间形象思维,又要考虑到以用户的感受为核心,是一连串的创新过程,包括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维护等。巨大的成本和不可逆的执行程序,不能出现过多的差错,虚拟现实是一种可以创造和体现虚拟世界的计算机系统,虚拟世界是整体虚拟环境或给定仿真的对象的全体,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虚拟现实,可减轻设计人员的劳动强度,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计质量,节省投资。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设计中应用广泛。 2 展示建筑物的整个信息 现阶段的二维、三维的表达方式,只能传递建筑物部分属性的信息,并且只能提供单一尺度的建筑物信息,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可展示一栋活生生的虚拟建筑物,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设计不仅仅是设计者的事,住户、管理部门都可起到辅助决策的作用。 3 远距离浏览 设计者设计的建筑物与工程单位可以相互沟通交流,通过万维网达到远距离浏览,也可以以计算机语言开发与虚拟现实造型语言整合,虚拟现实用于Internet 网中提高其普遍性与实用性。 4 实时多方案比较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一般都会对设计的建筑物提出不同的设计方案,对未来建筑物的形象做多种设想,在虚拟的建筑三维空间中,可以实时地切换不同的方案,在同一个观察点或同一个观察序列中感受不同的建筑外观,这样,有助于比较不同的建筑方案的特点与不足,以便进一步进行决策。事实上,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不但能够对不同方案进行比较,而且可以对某个特定的局部作修改,并实时地与修改前的方案进行分析比较。 5 专用的人机接互 人机接口是使用者与计算机沟通的桥梁,它是代表使用者意图的转换及计算机程序的执行,良好的人机接口的建立,可减少使用者对系统的学习时间和增强系统的使用效率。在虚拟现实技术建筑设计中,必须有特定的人机接口模式: (1) 使用者模式。使用者直接进入虚拟现实中,进行观测与互动操作,以第一人称的观测方式,进行虚拟现实的沉浸观察,隐藏的接口,只有在使用时才出现; (2) 者模式。在虚拟现实中,常因沉浸环境与现实环境的感性差距,而造成空间迷失现象,以至于使用者无法掌握虚拟现实中的状态,以空间者的虚拟环境信息的提供,以第一和第二人称的观察方式,进行虚拟环境中的观测; (3) 监控模式。使用者以第三人称的方式,监控虚拟现实中所有的现实状态,并进行虚拟物的监视与控制,而接口的产生与虚拟现实的种类并无绝对的关系; (4) 浸入操作模式。将控制虚拟现实物的接口,置于虚拟现实中,以进行仿真式的操作模拟,使用者以 第一人称的操作方式,对虚拟物进行控制。从系统整合的观点来分析建筑设计,系统的接口连结不当,影响设计质量和施工程序。 虚拟现实系统基本上有两种:模型式和图像式。以模型式虚拟现实,以虚拟现实造型语言(简称VRML) 为主要描述语言,使得建筑设计可用计算机进行三维建模,利用效果图和三维施工图与资料库,并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连结到资料库作为实时模拟操作。虚拟现实造型语言,可用来在万维网(3W) 中定义与更多信息相关联的三维世界的布局和内容,使之能够在一个交互的三维空间中很容易地被表达出来。当虚拟现实造型语言浏览器启动后,它会将虚拟现实造型语言中的信息解释成虚拟现实造型语言空间中的建筑物的几何形体的描述,一旦VRML 空间被用户的浏览器解释,它将提供实时显示,一秒钟可以显示多次,这样,用户的机器上将会有一个活动的场景。 6 应用实例 荷兰的虚拟现实技术起步较快,Eindoven 大学的Calibre研究院已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设计和咨询,他们开发的软件包由一组类CAD 的函数组成,称为CAAD 软件,为建筑结构的创建、修改和可视化提供了工具包, 它支持Auto CADDXF 文件的输入输出,而且能够用于虚拟环境中增加动画和对象的动态行为。已用该系统模型化了一座小城市,具体目标是在河中小岛上设计一栋博物馆。这座城市由好几百栋建筑物组成,坐落在河边斜坡上,可以俯瞰小岛。首先,数字化该城市的地图,创建基本的Auto CAD 模型;其次,按真实三维位置安排每栋建筑物,同时也考虑山坡的轮廓;再次,加上建筑细节,如门框和窗框设计,以便标准地表现该城市的美学特征。该应用实例让人们领略了该领域和他们所取得的成果。 在美国洛杉矶和费城的虚拟建筑三维模拟系统被认为是全球最成功的虚拟建筑模拟系统之一。各国对虚拟现实技术都在研究和应用,我国也一样,在虚拟世界建筑方面,都已制作和展示了复杂的虚拟世界模型。虚拟现实技术所涉领域十分广泛,技术潜力巨大,在建筑设计中应用前景广阔,但软硬件投资巨大,可重复性低,如计算机辅助设计/ 制造数据库/ 计算机辅助工程,多媒体/ 台式视频,图形艺术,形象/动画制作,科学可视化,实时模拟等的硬件价格很高。 7 结语 总之,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随着网络的发达及计算机软硬件的进展,应用层面会更广,成长幅度会更大。网络传输的便捷与快速处理,利用计算机科技来呈现建筑设计成果,已成为新的趋势,而且技术日新月异。
在茶文化的背景下,由于茶文化在我国的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能够对于目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产生冲击,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载体的变革。本文将从茶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变革和对策的研究。 茶文化在我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蕴含着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是我国民族文化当中的瑰宝。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极大的改变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于大学生三观的形成有着正确的导向作用。并且茶文化的教育理念和包含的元素与现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内容有着较大差异,所以,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会产生一定的变革,会对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变革。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载体 1.1课程载体 课程载体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通过教学环节来使得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于大学生而言,课堂教育是大学生最能够接受的方式,也是大学生活动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载体是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中最为重要的和关键的一部分。在课堂上对于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快速直接的方法,但是对于大学生内在的思想的教育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大多数学生在上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时候,只是为了完成上课的任务和考试,并没有深入的去体会老师对于其思想政治的引导。 1.2大众传媒载体 大众传媒对于人们思想的领导和教育一直是范围最广的一种方式。传统的大众传媒是报纸、广播和电视等。而现在处于信息化的时代,大学生作为信息接收的主体,通过手机、电脑等新兴的大众传媒,能够接收到很多知识。大众传媒当中思想政治的导向,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且网上的言论对于大学生思想的冲击与引导也十分重要,因为在网络上言论自由,很多人会滥用网络的隐蔽性和虚拟性来传达扭曲的思想政治观念,这对于当代当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因此,大众传媒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具有双面性。 1.3管理载体 管理载体主要是指学校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等等,将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行为标准融入到大学生日常的行为规范当中,通过强制和严格的命令的方式来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进行约束。对于自制力不强和容易受不良思想影响的大学生,可以通过管理载体的方式,使得大学生能够保持思想政治的正确性。但是由于管理载体的强制性,会引起大学生的反感,无法从根本上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起到良好的引导和改变作用,一旦失去了管理载体的控制,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可能就会出现偏差。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难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各国的文化的交流也逐渐频繁,而且由于网络的发展,信息的传递和交流也更加的快捷和方便,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逐渐多元化。大学生处在思想文化碰撞作为激烈的地方,能够接触到世界各国不同的思想文化,也能够接触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因此,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也在受到不断的冲击,也逐渐多元化。而且,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意识,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大学生也更加具有包容性,能够接纳不同的思想政治观念。但是由于大学生还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与政治知识,不能很好的分辨每种不同的思想政治观念的优良,所以,容易在接纳不同的思想政治观念的时候,无法进行正确的选择,会出现思想政治观念的扭曲和错误。 3茶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变革 3.1由课堂载体变为活动载体 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吸收了我国各家思想流派的思想文化和哲学思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吸收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文化。茶文化包含的元素也非常之多,例如茶艺、茶曲和茶舞蹈等。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的教育,也逐渐有课堂转向了课外。教师不再只是通过课本和课件来讲解思想政治,而是通过具体的活动。教师向同学们介绍茶文化,并且教导同学们如何进行品茶和泡茶等,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学生也可以进行实践,可以泡好一壶茶,静静的开始品茶和思考。老师在讲解品茶和泡茶的过程当中,可以自然的穿插茶文化当中蕴含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例如茶文化当中的清廉、正直与积极的入世、积极的面对生活等等,在潜移默化当中,就会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产生影响,而且也不会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可以真正的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进行良好的引导和教育。和茶文化相关的活动是非常多的,茶文化当中蕴含的思想政治观念都可以在活动载体中得到体现。而且活动载体可以弥补课堂载体的缺陷,使得枯燥乏味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有趣的茶文化相结合,并且在各种各样的茶文化活动当中,学生受到的思想政治教育会更加的多,更容易被大学生记住和理解。 3.2由管理载体变为人文载体 茶文化当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就是茶文化当中蕴含的人文精神,由于茶文化吸收了儒家的思想观念,儒家讲究“中庸之道”与“和”,并且儒家的教育观念是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的教育不再是冷冰冰的管理教育,而是转化为一种更为融合的方式。通过向大学生宣讲思想政治的小故事,引导大学生观看新闻以及的报告,教大学生唱相关的歌曲的方式来在各个方面,通过人文化的手段,来促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的教育。 3.3增强心理引导载体,使之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茶文化当中的饮茶品茶和当中包含的佛家的思想观念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引导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茶文化当中蕴含的处事哲学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在茶文化的背景下,高校可以利用茶文化先对大学生的心理进行一次正确的疏通和引导,使得大学生的心理能够更加的纯净,这样对于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更容易接受和吸收。 4茶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4.1将茶文化与现代网络相结合 茶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虽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知识和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但是在传播的形式上仍然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大学生的现代化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需要将茶文化与现代的网络技术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将茶文化当中包含的思想政治观念,通过视频的形式将茶文化当中包含正确的思想政治的观念演示出来,例如可以拍成纪录片、小视频和情景连续剧之类的利于当代大学生接受的形式。同时,也可以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的传统载体与现代载体有机的结合起来。 4.2注重对于大学生的言传身教 在茶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课堂载体变为了实践载体,在实践环节的时候,学校可以邀请德高望重的茶文化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来给同学们讲解茶文化的知识,由于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具有良好的思想观念和浑然天成的气质,在给大学生进行讲解的时候,能够使得同学们受到感染。同时,在平时的教学当中,也需要对老师进行良好的思想政治的教育和茶文化的教育,使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能够做好示范作用,做到言传身教。 5结语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是对于人们思想政治观念的冲击也十分巨大。茶文化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可以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茶文化的背景之下,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改革也是十分重要的。由于茶文化的悠久性和古老性,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时,会与目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的载体和教育的方式存在冲突,因此,在茶文化的背景下,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对茶文化进行适当的更新与调整,使其更加现代化和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