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大融合 一、“和谐”问题是世界性问题 李方祥先生认为,人类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和谐”,我们渴望和谐,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贫富悬殊,人类对大自然的搜刮与掠夺,继而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社会问题日益明显,“和谐”成为权力机构华丽的装裱,也是普通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梁启超先生提出“必须要用东方文明去拯救已经腐败的西方物质文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处于“大萧条”,东亚多国的崛起,再次引起西方学者对东方文明的向往与思考。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儒家学者,他非常重视精神文明的学习,诚心学习中国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并把这种精神融入家庭与政治决策当中,正是他的这种“和与合”的精神使得新加坡经济飞跃发展,社会安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上世纪发展最快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成功案例,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们忽略了那些曾经让我们引以为傲的珍贵的传统文明。当前,伊拉克战争,中国台湾问题,中日钓鱼岛事件,朝鲜核武器问题,美国国债问题,都是世界性问题,经济危机爆发必然引起一连串社会问题,有的国家抗风险能力强,受挫不大,有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欠债累累,世界各地掀起“孔子热”,并重新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 儒家文明具有划时代性和深厚的思想底蕴,不仅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样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珍贵的社会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他们渴望借助儒家文化,解决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德国“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已经六周年;韩国人崇尚汉学,热衷程度可见一斑,更扭曲孔子为韩国人;斯坦福大学把汉学归为必修课,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对汉学的崇尚与重视。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的历史任务,和谐的建设,不能单独的高举口号,我们应该结合实际,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取其精华,深入学习。 二、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虽然儒家伦理具有阶级性,这种思想潜移默化根植于人民内心,我们不能否认,对于稳定社会民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儒家文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个人品德的修炼,对于规范个人行为与稳定社会秩序起重要作用。 现今我们提倡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又必须回归到家庭邻里的和睦。古语云:厚德载福,敦厚的个人,和谐的家庭方能承接幸福,假如任何事情都斤斤计较,家庭妯娌面和心不合,处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这个家庭也不会幸福,培养的孩子也不见得立足于社会,并不能成为人们的表率。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大国地位日益彰显,但许多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上世纪建国初期,中国人口增长暴涨,如今社会正面临老龄化问题,出于国情考虑,国家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完全赡养老龄人,因此,更加需要家庭的友好和谐,弘扬尊老爱幼的思想,发挥中国传统的孝义精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社会调控手段已经从法律层面扩展到政治、科教、和道德领域。就社会主义经济法规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遵从一般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鼓励市场竞争,我们在关注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不忽略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早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就有《史记》关于职业道德的记载:买卖公平,恪守信誉,童叟无欺等等。中国人喜欢“和气生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思想一方面忽略了法律的重要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人重视诚信和道德修养的特征,“以和为贵”。人无信而不立,诚信不仅是人际交往的法则,也是衡量一个人正直与否的道德标准,商业活动需要公平公允,学科考试需要诚实守信,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道德规范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功能。 三、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民主与法治秩序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儒家和谐强调秩序而非活力,现代和谐观念兼顾公平与效率。今儒家思想能在每个历史时代吸收与自己不同的甚至异质的思想于自身,以适应新的情况而对自己作出新的诠释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其独特生命活力的秘诀。令以儒道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边程中,传统文化将发挥重要作用。 很多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夹杂着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回归原点,我们看问题不应该一刀切,是个错误,但并无损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相反,我们在艰辛之中寻求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稳步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维权与上访行动越来越频密,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加强全民族道德意识修养,提高思想与文化素质。十七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符合国情需要的,是深入民心的,是得到全民族的广泛认同的,我们应该用和谐的手段解决矛盾,求同存异,实现真正的和平大一统。 李方祥教授说,“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极其丰富,然而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运行,却只做了表象性的原则上的描述”,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仁,德”方面的中庸之道,正好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在理性思维上所缺失的内容。 传统文化论文:谈传统文化对当今美术教育的影响 一、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美术教育的人文价值 1.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着名文化学者认为“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思想、意识和观念;二为“文物”;三为“制度和风俗”。文化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国历代都出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美术作品和资料,如彩陶、青铜器、雕刻、汉画像石、壁画等等,都富含生动的文化内涵,是很好的教育素材。而作为“孔孟之道”的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谦谦君子,仁者爱人”等思想,凝铸着美术艺术工作者的灵魂,闪烁着他们高尚的行为准则,影响一代又一代国人,可谓“先做人,后做画”,是画如其人的真实写照。 2.当代基础美术教育体现了人文价值的塑造。 随着美术新课程改革日益深化,美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得以重建,我们应着重从教育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美术课程,而不是从美术这一单一、狭隘的角度看待美术教育。因为每一种、每一个时代的美术都与一种特殊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也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因此必须把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交流和传承作为美术课程价值之一,在美术教育中充分体现人文素养。新课程的改革也把对学生的审美情趣、审美素质的培养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人文精神与传统的结合。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指出:“美术教育要与生活联系一起”,“美术学习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技巧的训练”,美术学习应“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增强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热爱及责任感……”这些都体现了美术教育对于人文价值塑造的要求。 3.民族传统文化升华美术教育的人文素养。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营养的国际大师赵无极,在他的抽象绘画中意象地体现着道学的至深境界,他曾精辟地说“画面要呼吸”,画一旦完成就具有生命,正是立足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才让他走向了世界艺术的巅峰。在美术教育和创作中,传统文化是肥沃的土壤和无尽的源泉,更是历代美术和艺术大师成功的基石,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技艺精湛与人文素养高尚的艺术大师,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证实了民族传统文化对于艺术和美术在人文素养培养方面的重要价值作用,不断升华历代大师的人文素养和艺术水准。在当代我们更需要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使之在基础美术教育中传承、发展,让传统文化在美术教育中得到回归、发展、创新。 二、民族传统文化与美术教育的互溶 1.美术教育的发展需要传统文化的浸润。 翻阅中小学美术教材可以发现,和传统文化有关联的内容相当少,传统文化正被慢慢忽视和遗忘。过去机械反复地进行技能传授,结果将美术的内涵给彻底破坏掉,究其原因在于:无视学生的自主创造力,严重制约了学生对审美的理解、感知、想象,更不能让学生得到美的教化与对美术文化的认识,那么素质教育只能成为纸上谈兵。美术是人类智慧表现形式的结晶,具有增强审美能力、启发艺术创作思维、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品质的功能。基础美术教育改革僵局的打破,从保护民族文化入手是一个重要途径,重建美术文化生存、发展和传承的平台,把根留住,让传统美术进入课堂不失为一条良策。 2.在日常的美术教学中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日常的美术教育活动中,我们需要重视传统文化学习的引导,首先要认真品读作品,挖掘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使作品变成一个具有生命的作品,最后还可以从教学实践中,把传统文化融入美术教学,动手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如临摹一些艺术作品、手工艺品等,也可以开展课外教学活动,让学生加深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让传统文化在美术教育中相互交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优秀传统文化、民族人文精神的支撑,就会虚无,就会异化。因此,我们美术教育工作者要充分挖掘、有效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为美术教育服务,切实提升人文精神,其有效的结果又必然有利于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形成良性循环,实现能力和素质的双赢。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台湾广告中的应用 摘要 本文从台湾茶饮料广告、酒广告和房地产广告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广告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 台湾广告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中华文明的灿烂多姿,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思想中的仁爱道德、忠孝信义,在中华大地上深深扎根,对现代中国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也在其广告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从低卷入度商品——茶饮料广告、酒类广告到高卷入度商品——房地产广告,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应用。 一、台湾茶类广告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从唐代陆羽的第一部茶叶专着《茶经》开始,“天下益知饮茶”,从不同制茶方式到讲究的茶具再到各式的冲泡方法,茶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承载着古老的中华文明。 两岸的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台湾茶源于大陆,其茶文化也打上了大陆茶文化的深刻烙印,不但继承了老祖宗有关茶的经验与智慧,还在保存了茶独有的韵味的同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 古人喝茶,多与精神意义相关:文人墨客借品茶赋诗来追求高洁的精神品质,高人隐士通过钻研茶道寻找人生的智慧,贵族士大夫用好茶待客以显示自己尊贵的生活品位……而如今,现代繁忙的人们已没有空闲慢慢地醒茶泡茶喝茶,取而代之的是风靡全球的茶饮料。 茶饮料现今已是随处可得的便利商品,街边商店无论大小总会有茶饮料醒目地摆放在柜台上,古人精工细作的泡茶方式已被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所遗忘,现代人总是嫌洗茶倒茶渣太浪费时间,于是,如速溶咖啡一般便捷、高效的喝茶方式也随之出现。 台湾茶的两大巨头“康师傅”和“统一”无疑占据了半壁江山,再加上一些其他品牌如“古道茶”、“御茶园”等,台湾本土品牌已牢牢统治了本地市场。在它们的广告中,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诉求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无论是从传统艺术美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养生的观念,诉求于中国人心中对传统文化或景仰或尊崇的心理,营造传统文化中注重人格修养的氛围,是台湾茶饮料广告诉求一个不可忽视的手段,这使得很多的茶饮料广告都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 1 台湾茶广告中的传统艺术美学 台湾的茶饮料广告中经常表现以礼待客、尊师重教、孝敬长辈等场景,在优美的意境中体现道德仁爱、友情信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传统艺术美学思想在台湾茶广告中的体现。 台湾明星林心如代言的“古道茶”系列广告中的“古道梅子绿茶”,展现的是以茶会友的场景,“古道葡萄红茶”追求的是亲近自然、回归健康的生活方式;徐若瑄代言的“御茶园”广告中的“奉茶篇”讲述的是向老师奉茶以表敬意的故事,“会面篇”同样表现对长辈的尊重。 中国人对这些传统美德的追求恒久不变。通过塑造与此相关的广告场景,唤起人们对古典文化的追忆,广告诉求的不仅仅是茶饮料本身,更是蕴含在其中的传统道德标准与修生养性、自我提升的价值观念。茶文化这种古老的文明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而是在新时代_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仅是现代人对优良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传统艺术美学的核心价值。 值,而“风云”酒正是有了许多人的研发、改进,才能成就今日的辉煌。“成就风云”一语双关,既鼓励人们要成就风云人生的理想。也体现了“风云”酒来之不易的成就。追求人生价值是中国酒文化的一种重要精神理念,这在台湾风云酒广告中被很好地体现出来。 三、台湾房地产广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家”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空间,无论是贵族的宫殿还是白丁的茅屋,或大或小的房子里承载着人们对家的深深眷恋,这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寓所,还是对人生、对情感的寄托。 台湾的房地产广告多注重对心理、对感情的诉求,往往用最质朴愿望、最单纯的情感去打动消费者,而不仅仅是诉诸理性,把房屋结构图或装修效果图简单地铺陈于宣传单页中。 1 借用古典文学作品,打造人居文化 台湾新竹科技同一个名为“荷香别墅”的楼盘广告。极富特色,其宣传册的第一页,是一幅清秀高洁的荷花图,下面所配文字,极具文化底蕴,节选自宋朝大文豪周敦颐的《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这段文字咏赞荷的高洁,以荷比君子,将它用在楼盘的宣传中,就是采用联想嫁接的方式将荷花高洁的品质附加到楼盘上来。 这则广告将“世外桃源”作为其文化定位,赋予楼盘更多的文化附加值,让消费者对广告中所描绘的美好生活产生向往,并以此为目标不懈追求。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不仅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提炼,更是对人格的提升、对人性的完善,也是对楼盘在消费者心中地位的有效提升。 在台湾这片喧嚣的土地上,为心灵寻找一个家,让身心回归自然、融于自然,在繁华的闹市中追求一种恬淡、抒情的生活方式,广告所塑造的意境正好满足了消费者对“世外桃源”生活方式的追求与认同。借助古典文学,楼盘成功塑造了独特的人居文化。 2 继承古代思想精髓,重寻和谐家园 台湾房产“林与堂”的广告文案不仅包含了陶渊明“隐士”的风范,更进一步发展为孔子“中庸之道”和老子“大隐隐于市”的精神价值观,其“居所·归心”篇文案如下: 生活的最典型为中庸生活,在动与静之间,找到一种完全的均衡。——摘自林语堂先生《生活的艺术》一书。精神与物质兼顾,生命才能从容,颠峰人士的事业与生活,像一座越来越难平衡的天平,车水马龙的市中心,帮阁下赢得事业的效率,却赔掉居家的宁静。根据最新统计结果显示。邻近公园,静巷内的住宅,比大马路旁还要受欢迎。“林与堂”隐身在繁华都会的静巷之中,散步到大安森林公园,开窗看见台北远企中心,享有盛世的繁华,也拥有远世的宁静。 此文案强调都市生活所需要的均衡,物质与精神之间、动与静之间、事业与居家之间,无论是哪个方面,都要追求中庸之道的生活方式。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的境界。广告以繁忙都市中渴望拥有和谐生活的人们为诉求对象,以古代思想理论的精髓为手段进行说服,以至诚至善的心态容纳疲于应付生活的世人。闹市的喧嚣与静巷的安逸、盛世的繁华与远世的宁静和谐归一,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绿意,将居家静静地包围,住在这里才是真正的智者。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到了台湾广告的疗方面面。 台湾广告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不仅是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台湾广告注重文化价值的塑造,借助传统文化构建出与众不同的文化意境,诉求于人们内心对古典文化的认同感,在现代社会繁忙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帮助人们建立贯穿古今的深厚的价值观。 2 台湾茶广告的中医养生观念 中国人讲究养生之道,中医养生保健之法古已有之,日常生活中的养生基本上都可以从食物中得到满足, 因此才有了“药食同源”、“食疗”等说法。茶的作用早已不局限于止渴,其保健及药用价值也早已被人们所认知,因此,中国人自古就养成的饮茶习惯对于日常的养生保健有着积极的作用。 康师傅大麦香茶的广告就是诉求于传统中医养生之道,中医很早就认识到大麦的药用价值,称其味甘、成,性微寒,有益气补中,利水通淋等作用。如《本草拾遗》说它能“调止中泄,令人肥健”;《调燮类编》认为“大麦性平凉,助胃气,为面胜小麦,而无燥热”。康师傅大麦香茶就是取大麦温和养护的特点,研制出的去油解腻、消热解暑的天然茶饮料,这款绿色天然的产品,既符合中医养生观念,又满足了现代人列天然健康饮品的需求。 康师傅推出的大麦香茶广告,非常注重对健康的诉求,无论是选择金色麦田作为背景还是对六棱大麦的细节表现,都从各个角度体现出自然、绿色、健康的中医养生观念。广告文案“上选六棱大麦、细火煎焙、麦茶温和养护”表明原料的优良品质、加工过程的精细和产品健康的特性,并且同时推出无糖和低糖两款产品,更加契合现代人对美、对健康的追求。 二、台湾酒广告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发扬 中国的酒文化享誉世界,从《诗经》里的“八月到枣,十月获稻,为此舂酒,以介眉寿”到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再到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跨越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诗词见证了酒文化的发展与兴盛,也从酿酒、酒具、酒的精神价值等不同方面阐释了传承几千年的中国酒文化的深厚底蕴。 1 台湾酒广告对“人情味”的传承 酒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作为一种情绪和体验的文化,它更多地融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当中,酒文化中蕴含的人情味,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无法比拟的。以酒会友、以酒论情,酒远不止是满足人们口腹之乐的玉液琼浆,更是一个传承“人情味”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良好的礼仪,优雅的气质,高尚的情趣和超脱的心境。 台湾玉尊威士忌酒广告就在广告中体现了浓浓的人情味,主要表现为朋友之问的深厚友情:朋友们没有忘记夏天的约定,每年都在海边餐厅聚会,在海风的吹拂中畅饮威士忌,不变的酒象征着朋友之间永恒的友谊。广告注重营造一种自然洒脱的气氛,在酒香情谊重的环境氛围中将玉尊威士忌酒的“人情味”体现出来。 广告表现的是人们感情的真实流露,是对友情的释怀,这种强烈的情感观使人们对玉尊威士忌酒所蕴含的浓厚“人情味”产生认同,而正是这种认同感反过来再把更为深刻感情价值赋予玉尊这个品牌,使它对“人情味”的传承更为深刻,也使“玉尊”的品牌内涵在酒文化的滋养下酿造得更为深厚。 2 台湾酒广告中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台湾烟酒公司的玉山风云高粱酒广告体现了不断追求人生目标、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民族精神,广告中一首气势高昂的歌就很好地体现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风云起,山河动,把酒言欢向前冲,纵横天下气势宏,奋斗人生,成就风云,过关斩将我最重,风云既出立大功!” 广告中展示的是一群年轻人聚会的场景,每个人都充满了豪情壮志,要为实现自己更高的人生目标而努力,也许这些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们在看到了风云酒的时候仍然被这种灌注了积极拼搏、奋发进取的精神理念的酒所激励,产生了继续奋斗的勇气和信心。正如广告词中所说“奋斗人生,成就风云”,人生只有不懈奋斗才能实现自身的。 传统文化论文: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的影响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和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影响力是超乎想象的。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作用更是处处可见。作为室内设计师们,总想在设计自己的作品时推陈出新,打破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搞前卫设计。但实际情况都是无论设计者的作品多么的新颖别致,都还是能够在传统文化中得到解释,始终具有传统文化的种种特性。 因为现代室内设计起源于西方的原因,中国现今的室内设计总是偏向于西方化,当然中式(明清为主)设计[！]除外。但很多中国室内设计师渐渐意识到,中国人出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不了解,不能真正体会其设计内涵和寓意,一味的模仿和照搬西方,只会使作品失去其民族性,变得不伦不类。所以要想创造中国室内设计的辉煌,必须要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 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就是从古到今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今天创造的文化,到了一定的时间后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室内设计在各个方面始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件室内设计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外形(表面特征)、意念、神韵。 一、传统文化在外形设计中的体现 外形设计对传统文化方面的体现绝不是生搬照超,而是在传统造型的基础上结合当今的流行时尚元素加以改造和创新,以现代人的审美来决定设计风格,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应用来体现民族特性来表现设计者的构想 比如说现在室内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瓷砖,我们经常看到一组组瓷砖拼合而成的造型,传达出某种意境,或者一组组被故意打碎的瓷砖碎片做成的电视背景墙,又或者是餐厅走廊墙壁及地面随意贴上一两片,形成装饰感极强的壁画和地面绘制效果。但是在这些设计中,都无一例外的显示出传统文化的因素,首先,瓷砖本身渗透着中国千百年来的陶瓷文化,其中饱含传统艺术的底蕴和功力,陶瓷文化贯穿着千年的文明史,也传达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情绪。而设计师并没有死板地去照搬古代陶的图象纹样,而是采用了极具现代感的几何图案还有现代的编排形式,无形中将传统的“陶艺”溶入到了现代室内设计当中来。 着名的人民大会堂澳门厅由王炜钰设计,他将我国古代园林设计中经常用到的莲池美玉,亭台园榭,翠竹杨柳,奇山怪石,传统形式的藻井式天花,统统巧妙的安放在现代化的室内,它既有中国古代园林中南方的秀丽、俊美,又有北方园林的庄重、华贵。设计中大量运用了传统元素,并且将其巧妙地应用在现代的室内设计当中,堪称古今结合的典范。又比如现在涌现出的众多仿明清室内设计风格的茶楼和餐厅,以及遍及北京城的各种古玩店等等。 这些说明传统文化中的外形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被广泛应用,现代室内设计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室内设计更深的内涵,使其具有更加强烈的艺术气息。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意念的影响 现代室内设计讲究以人为本,敬重自然的力量,并且在整体的布局和空间分割上强调“气”的流通,通畅,经验丰富的设计者还会把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应用其中,并且风水理论已经开始在西方建筑和设计中得到重视,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给与现代室内设计包括其他设计理念上的巨大影响。 中国现代室内设计在空间分割上任然沿用着古人留下的方式方法,比如屏风、博古架、衣帽架、飞罩、鱼缸、帷幕等极有传统特色的分割器具还是被大量应用。人与环境的和谐与统一在室内设计中从未被忽略,也在无形中印证了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 环保理念已经成为室内设计所应遵循的又一准则,现代室内设计在材料的选用上恪守可以重复利用,能够降解,以及污染小等有益于环境的原则,提倡利用自然无污染清洁材料,比如阳光、风、地热等。 现代室内设计发展迅速,装饰材料,设备设施,家具家电的更新换代很快,设计者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合理设计空间,坚持环保材料至上,始终把握好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观点,动态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即要求室内设计者既考虑发展有更新可变的一面,又考虑到发展在能源、环境、土地、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性。这些现代设计的理念无不是从传统文化而来。早在三千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由道所生,所以世上的一切万物必须遵循道的规律,否则就会遭到惩罚。而佛家创立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学说,也就是教育人们要遵循客观世界中存在的自然规律。所以人必须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上的生物,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与当今的室内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从中看出现代室内设计受其影响多么深远! 三、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由繁入简”的启示 设计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学科范畴,包括装潢设计,装饰设计,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等等。设计学中有一句话叫做“添一笔容易,减一笔难”,其中的含义是指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设计也包括绘画书法,都秉承“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崇尚运用最少的设计语言或者设计元素,来表达最丰富最精彩的意境,就像是服装设计并不是以服饰上的装饰物的多少来判断优劣; 平面海报的成功与否也不会由线条、图形或者色彩的数量来决定;同样室内设计讲究空间分割合理,空气流通顺畅,反对过多堆砌,过分装修。 “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绝不是对细节表现的完全抛弃,相反它是对细节的高度概括和统一,甚至达到了“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地步,对细节的要求惊人地苛刻。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此处无声胜有声”以及“惜字如金”,早在几千年前《道德经》中就有说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可见“由繁入简”受到了中国传统老话“冗繁削尽留空瘦”的影响。 社会在不断进步,文化科技更是发展迅速,室内设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存在于其中,无论室内设计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将永远相伴,也必将发挥其强大支撑和源泉作用,为室内设计的发展提供原动力。我相信,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会始终存在,并且发挥更大作用。 传统文化论文:简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命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做出了科学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源于诸多方面,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密切关联又不相同。传统文化是区别于外来文化、当代文化,指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文化传统是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一代的积淀,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它贯穿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各个方面都贯穿着中国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容会通”、“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勤俭廉政、精忠爱国”、“仁爱孝悌、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修身慎独”等精神,通过改造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继承,而是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吸收、改造、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表现得非常充分。以“群众路线”为例。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等思想,开启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先河;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政得其民”的历史兴亡规律;荀子进一步提出“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都被思想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张,也吸收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十分重视“和”的价值与作用。他强调“和为贵”,把“和”视为做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标准。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和同”思想,也是既承认差异,又要求和合,通过互补互济,达到事物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状态。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的现代价值,提炼出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和谐文化”,提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个创造。 其次,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综合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它围绕爱国主义这个核心,包含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内容。民族精神这些方面的内容,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凝练下来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比如,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永恒的主题。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同民族的发展历史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一种文化。中国历史上无数的爱国志士,用他们的英勇事迹谱写出了爱国主义的光辉诗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和拼命的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也都是在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内容十分丰富,它围绕改革创新这个核心,包含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等精神。这些精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创新。 再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创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同样需要继承前人思想道德中有价值、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当前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同志提出来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结合我国道德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为我国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尺度。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吸收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出来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仁则荣,不仁则辱”、“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等荣辱思想的精华,把这些思想改造成为易懂易记、朗朗上口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摆正了个人在他人、社会、国家中的位置,体现出中国文化智慧中深刻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表现出人格的“自我的创造性转化”。 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传统,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能够形成国人共识的、反映中国现实发展的、引导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系。要达到这个目标,应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充分重视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失落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有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作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建立。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说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我们当代构建的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是要充分重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到了“”,这种倾向被推向极致,变成了一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摧残,在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心里都留下阴影。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最终酿成了一系列恶果,造成了“断裂的一代”、“西化的一代”,造成了对传统文化没有温情和敬意、失落迷茫的一代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大力倡导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收到了显着的成效。但也不可否认,在一些国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中间,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充分重视起来,更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我们要认真对待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放到一定的高度上来认识。二是要认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瑰宝。它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和认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都值得很好地发掘。三是要批判地继承。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否定中国文化诚然不对,但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也是错误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糟粕的东西,必须对这些东西加以剔除。比如,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等级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官本位”等观念就是需要剔除的糟粕。法家学说中的“尊君”、权术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也是消极因素。道家学说中的“守拙”、“贵柔”、“无为”等思想,在现代社会中都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说要重视传统文化,就把古代的经典奉为至宝,认为只要熟读经书就会无所不通,就是掌握了传统文化,就可不加鉴别、不加批判地全盘拿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弘扬,必须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才能从中汲取积极的因素,构建出能够反映国人共识的科学的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整合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曾经展开过几次比较大的争论,有过“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会通以求超胜”、“全盘西化”、“儒学复兴”、“民族大众文化”、“创造性转换”、“综合创新”等观点。笔者认为,张岱年先生提出来的“综合创新”论在中国文化论争中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学说。这种文化主张,是在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中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了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特别是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吸收“会通以求超胜”论、“民族大众文化”论中的合理因素,认为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对古今中外有益文化加以综合,以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发扬一种创新精神,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为此,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样式。例如,将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创造性转化为义利兼顾的新型的价值观;将儒家所极力倡导的“贵和尚中”精神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和谐理念;同时,我们又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例如,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观念发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爱国主义精神,以此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传统文化论文:八荣八耻学习心得——从传统文化看荣辱观的养成 教育周刊：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彭林：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 在儒家的学说中，荣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同样被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不孝行为。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这是劝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传统文化论文: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看国民素质的提高 一、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 1、国民素质的内涵 所谓国民素质,是指一国国民在先天禀赋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在后天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包括身体、心理、社会文化特质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国民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它具有先天不同性与后天 发展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协调性与非协调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等特征。 国民素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八种:三类素质是指自然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八种素质是指政治素质,思想素质, 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审美素质,劳技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 2、提高国民素质的必要性 (1)国民素质是构成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要素。作为社会主体的中的“人”,作为知识的有效、能动载体,国民肩负着创造知,、掌握、使用知识的使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民质量的优劣。因此,国名素质得以以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国力。 (2)良好的国民素质是维护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的有效前提。 为实现以信用为支撑的市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需要切实提高国民的素质,包括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 同时,普遍提高国民的素质,对平衡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3)国民素质的提高,对加快我国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保证作用。 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过分重视硬实力的建设,却忽视对国民素质这个软实力的提高。致使国民素质中,存在文化程度偏低、科学素养不高、主体意识薄弱、民主精神欠缺、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成为影响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既然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如此重大意义,那么,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中华传统文化对此有没有帮助呢? 二、中华传统文化——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第一、中华民族精神 《易传》中提出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两个命题, 集中地体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自强不息”就是“努力向上, 决不停止” ,中华民族不断进取、奋发有为精神的写照;“厚德载物”指君子应以大地一样的胸怀包容万事万物。这些特点, 概括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哲学家主张清静、无为, 但从总体上讲, 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一直居主导地位。 第二对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中最为鲜明、持久的传统之一,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历代哲人都认为人应该有崇高的社会理想,这个社会理想就是《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原始大同社会图景,影响了中国历代哲人和统治者。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肯定人的人格尊严、人的道德价值的思想,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实践理性精神,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道德塑造理想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为大丈夫。”认为高尚品德的价值远在世俗的富贵之上。儒家非常注重气节,孔子说: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仁。 第三 .修身克己,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修身为本”。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修身,自己优秀了,才能走好下几步路。以上谈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哪些内容可以与今天的时代相结合,从而提高国民的素质,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呢? 三、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提高国民素质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中,中华优秀文化蕴涵的人生智慧、价值观念、道德理想、人生追求、情操境界以及对世界感知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 第一思想教育。 教育,对人的行为,对社会的活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 支配的。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必然产生正确的行为。反之,亦然。但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盲目的思想,必然产生盲目的行为。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比如,他习惯了大嗓门说话,已变成常态,不知在国外惹人讨厌,所以在白人面前仍我行我素。这就要事前教育,使其懂得在出国旅游时,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提升其交往能力和礼仪素质。这样,才能避免不教而诛,也才能避免罚不责众。其实,董先生也说到,“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没有礼貌,更多的时侯是不懂得什么是礼节。”从不懂到懂,靠什么?还不是教育。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传承与创新。 第二 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条重要原则,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发展经济来解决。国民素质提升问题,也要依赖经济发展去解决。经济是基础嘛!基础变了,矗立之上的生活方式、习惯、行为也会或迟或早地起变化的。比如,六七十年代,卖菜的售货员都能以“菜”谋私,经济发展之后,这种特权就自行消逝了;比如,如今住进高级楼房地板比镜子还亮,他会随地吐痰吗;比如,一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人,他会赤膊上街,在公交车上大声喧哗吗,等。这些都有待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最终解决的。 第三 扩大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引领主流、远离“三俗”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对于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健康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2008年开始,我国对法定节假日作出了重大调整,清明、端午、中秋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了重要平台。这些都对深化传统文化教育、提升民族素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领导干部要发挥引领作用,要洁身自爱。 社会本来就有不同利益集团和各种非法谋利行为,顶住诱惑洁身自爱是对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洁身自爱,是我们每个人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我们每一个干部执政的座右铭,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受私欲所左右,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管好自 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口,不为金钱所动。换言之,就是要严于律己,不贪不占,不损人利己,更不要因一时的贪念做出有损于党、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来。 第五培植诚信文化: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根本。孔子说:“信者,人之根,国之本也。”诚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建设和谐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是个人立身之本,成事之基,处事之道。 总之,若要提升国民素质,这需要一个大环境。而这个大环境的风气,靠我们每一个人,严格要求自身,从每件小事情做起。 传统文化论文: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 摘 要: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包含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 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脸谱中视觉语言表现元素的简要 视觉表现元素——色彩 任何一个民族传统文化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因为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中国戏曲在20世纪进入了兴旺繁荣时期,四大名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走入了兴盛时代,脸谱是戏曲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作为戏曲艺术形象塑造的主要表现元素,在舞台上以夸张的表现形式,塑造出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舞台人物形象并形成中国戏曲化妆独特的审美风格。一般来说,脸谱主要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体可以从“形”和“色”两个方面来看,从这两点中,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色彩在所有的艺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会给视觉带来巨大的冲击力,色彩也是在传统艺术脸谱中是主要组成部分及重要的表现符号,脸谱的色彩文化带有民族性及传统性,它的创立高于生活,同时又不失生活之源。戏曲舞台上各种颜色的脸谱在生活中是没有的,但它来源于生活。也就是在把现实生活中某种物象的自然形态取来加以变化,使其图案化,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在里面,例如:红脸膛、白脸膛等。脸谱的色彩特点具有鲜明的特点,脸谱中的色彩运用是多种多样的,五彩缤纷,容易使人眼花缭乱,每张脸谱至少有三种以上的颜色来表现,各种颜色都有不同的意义与寓意:一般红色会运用到勇敢、正直、赤胆忠心的角色。在脸谱中色彩是很强的视觉符号,在搭配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现在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研究,追求创新改革,使色彩愈来愈丰富多彩,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区分也越加鲜明,开创造出许许多多历史和神话人物的脸谱,形成了—套完整的化妆谱式。其实在脸谱中色彩其实是根据人物的性格去选取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看来色彩真实的意义,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色彩可以描绘出不同层次的人物性格,形成独立的、鲜明的个性的角色,色彩是脸谱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精髓文化。 视觉表现元素——图形 戏剧评论家张庚先生曾说:“脸谱是一种中国戏曲内独有的,在舞台演出中使用的化妆造型艺术。从戏剧的角度来讲它是性格化的;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它是图案式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戏曲脸谱是随着戏曲的孕育成熟逐渐形成,并以谱式的方法固定下来”。戏曲脸谱是中国戏曲独有的、有着独特迷人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脸谱中图案非常丰富,手法夸张、醒目,令人印象深刻,脸谱的形式都是随戏的内容形成而产生的,脸谱的外观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为目的,使观众能够看到外表就能明白人物的内心、身份、性格、命运等,每一张脸谱具有鲜明的思想性。造型大胆而夸张是戏曲脸谱的主要特征,这种大胆的夸张不是随便涂抹而成,它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脸谱艺术有其固有的章法,它将绘画中的“点、线、色、形”有规律的组织成变形、夸张、装饰性极强的图案造型,由此产生了戏曲脸谱的格式与规则,形成了一定的程式。脸谱以‘象征性’和“”夸张性”着称,在戏曲里许多人物的脸与造型与人物特征性格接连在一起,演员面部图形的勾法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总之,脸谱的图案非常丰富,但总的着色的方式分为:揉、勾、抹、破四种类型,揉脸,他是最古老的一种方式,色调比较凝重、威武。勾脸:色彩丰富,五彩缤纷,华丽脸上会用到金银两色,抹:浅色为多,一般奸诈的坏人用此方法,破脸:整张脸的图案不对称,左右不一样,形容反面丑陋的角色。象征是一种符号,但不是一般的符号。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老人说,象征符号“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就已可暗示要表达的那种思想内容的符号”。 脸谱艺术是一个严谨有序的过程,还包括角色与谱式之间的一整套规则关系,包括脸谱的勾画过程等,都显示出戏曲脸谱的程式化特征。戏曲脸谱的程式化特征,必须是服从并协调于戏曲艺术本身的整体风格和美学特质的。图案化、装饰化的戏曲脸谱程式要与戏曲本身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戏曲艺术严谨和谐、节奏鲜明、气韵生动的艺术品格。脸谱的程式与表演等其他程式一样,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它能使常看戏的观众明白人物的性格、情绪、心理等,让观众产生丰富的联想,增强艺术感染力。 脸谱有其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及审美意义,它始终是戏曲艺术表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脸谱的艺术表现力和对审美特性的认识,只有在观看戏曲表演之后才能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每张脸谱都不是特定的,色彩、人物性格及一张完整协调的脸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而这个形象是通过很多元素表达包括脸、色彩、衣着、鞋饰等元素,才组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在现代文化与技术的推动下,创作空间有了更新的发展与突破,艺术家用新技术将人物形象重新整理与刻画,在传统中求新、求变,使传统符号文化有了新的生存空间,也会在美学中开辟新领域。 结语 脸谱是中华民族戏曲艺术中重要的、极为独特的部分,是戏曲舞台特殊色彩的一种美学,它不仅丰富了舞台画面,更主要的是通过各种艳丽的色彩与夸张的图案,使舞台上人物性格表面化,这是经过多少戏曲艺术家的积累、探索、发掘、创造的结晶,中国戏曲奇妙至极,其中脸谱艺术有着很大的作用。脸谱艺术在舞台上经过演员的“唱”、“念”、“做”、“打”以及服饰的结合,形成了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极大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脸谱是观众视觉的中心,对观众审美心理的美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五颜六色、变幻无穷、内涵丰富、极富夸张的脸谱造型,为色调赋予了鲜活的生命,这就是中国戏曲脸谱的魅力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德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德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着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德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德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德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德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德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德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 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德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德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德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心理考评方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线.进行品德考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孔子评价“孝道”的基本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尽管这一标准在当代看来。显得有些片面、可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道德标准来看。依然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考评方法。概括的说.中国传统品德考评的方法主要有谈话法、观察法和自我评价法。 三、结论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德育思想蕴含着许多至今仍然很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中值得骄傲的一部分。虽然现代社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德育思想仍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继续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德育思想和方法,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今后应长期坚持之探讨的重大课题。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行政管理的链接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下的太极养生观 前言 太极拳是一种融哲理,医理和拳理于一身,并且有强身简体,娱乐表演等多种功能的传统武术拳种。他以中国古典哲学,中医学为理论基础,以各家拳法为技术基础,于明末清初得以成型,人民对太极拳健身价值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随着人们“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树立,独具民主特色的太极拳已成为大众化、全民性的传统健身项目。太极拳的开展和普及既可强身健体,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又可终身受益,对于培养人们体育健身观念具有长远意义。 1太极拳理对养生的阐述 太极拳理包括的方面众多,众多拳家在自身的练习过程中把自己的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心得予以总结,使太极拳理内容丰富,内涵深远,也使学习者收益终身。 1.1“根”的健身作用 “千变万化有我运,下体两足定根基”(陈鑫:《陈氏太极图说》);“步者,乃一身之根基,运动之枢纽也!”(陈长兴:《太极拳十大要论》):“其根在脚,发于腿”(武禹襄:《十三势说略》)这些文字记载说明了太极拳中“根”的重要性。 太极拳除少数腾空动作以外,绝大多数动作都是在下肢的支持下完成的。在移动过程中,也要先使重心平稳过渡,脚下不能晃动,在这种支撑状态下,太极拳形象的比喻为“根”,意即脚如“树根”般深入地下,使身体这棵大树获得稳定。[2] 有研究证实,经常练习太极拳可以有效的增强老年人的下肢平衡力,改善下肢的柔韧性即关节灵活性。发展肌肉力量。增加肌肉耐力,这对老年人预防下肢肌肉萎缩和各关节的活动障碍有积极的作用。国内外研究人员发现,太极拳锻炼有助于加强老年人的双腿稳定能力,降低因摔倒而导致受伤的可能性。参加太极拳锻炼的60 岁上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摔倒的可能性分别下降了30%和25%。[3]说明注重下肢运动的太极拳,确实能够延缓老年人腿的衰老。 1.2心静体松的健身作用 太极拳家将“心静体松”视为太极拳练习的第一要求。留意各家拳谱关于“心”“体”的表述比比皆是:“神舒体静,刻刻存心”(武禹襄:《太极拳论要解》);“心贵静,神宜舒”(武禹襄:《太极拳解》); “心静身正,以意运功”(《太极拳全书·陈鑫太极拳论人类语录》);“心静神舒” (李福荫:《廉让堂本太极拳谱序》)等。以上文字记载,虽各不相同,却反映出共同的内容,那就是在练习太极拳时应心神合一,心无杂念,使肢体放松,和谐的完成每一动作。 2太极美学对太极养生的影响 目前,对传统太极拳健身的科研众多运用西方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采用实验对照的方法,而对太极拳健身文化的研究并不多,太极拳健身的科学解释应该是中西结合的理论结果,东方的传统文化不可缺少,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太极拳的产生,发展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1儒家文化影响的太极美学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兼以各家并存。《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分为《易经》和《易转》。太极拳的“太极”二字见于《易经》,“意在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医学最基本的范畴是阴阳,如天地,刚柔,动静等。太极拳理正是阴阳对立。阴阳的协调统一以及阴阳的相互转化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也直接影响到太极拳理和拳法。其 2.2 “气”是太极拳美学的标准 “气”在武术领域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无法指出他具体的存在,但它在太极拳中的表现很重要。世界上生息的万物就是“ 气”演绎变化的结果,《十三势歌》曰:“气启蒙身躯不少滞”。太极拳讲求意气相连,形随以动,意到气到,气到劲到。陈氏太极拳名家陈鑫指出“太极之道,开合二字尽之,一阴一阳之谓拳,其秒全在根。”[1]要求刚柔相济,这种相济并非简相加或反复交替,而是将刚与柔巧妙揉何在一起,做到“刚终寓柔,柔中寓刚,刚柔相济,运化无方”[2] 2.3 “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的太极美学 “天人合一”思想的提出最早便是孟子。他主张天与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予”。庄子也主张“天人合一”,他认为道是宇宙根本,人便以道为本。在天人和一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重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并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思想逐渐形成稳定的思维模式,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太极拳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就是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渗透的拳理和拳法中逐步完善的。 以上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太极拳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在漫长的进步过程中日臻完善。人们也对太极美学开始注意和重视,为其所吸引。习练者为追求其中之美而持之以恒,太极拳的保健作用也在潜意识当中慢慢发挥功效。练习的人逐渐体会和掌握太极美学之精华,使自身处于一种身心娱乐的氛围之中,观赏者亦可以得以美的享受,使太极拳的保健作用得以广泛的发挥空间。 3太极拳与大学生健康体育 当前一起独特的方式吸引了许多大学生的目光,各大高校均有习练太极拳的学生。它主要从三个重点来影响身体健康:心静体松,动作连贯圆活,意气形合一。心静体松前面已经讲过,而动作连贯圆活是指动作变换圆活不滞,太极拳始终走的是弧形曲线,圆形的动作路线贯穿始终。练太极拳的过程就是练气的过程。即“意义顺气,意守丹田”这样既可以改胸式呼吸为腹式呼吸,改浅呼吸为深呼吸,逐渐把呼吸练的柔和,细长均匀,从而练成丹田呼吸。从现代医学观点看,丹田呼吸可以扩大胸腔和腹腔,促进气体交换和血液循环,促进消化和吸收,起到健身作用。 大学生长期静坐练习,属于体育锻炼,很容易引起各种疾病,而太极拳以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运动特点不受场地,器材,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意于开展又能延续到社会,适应于成年人直到老年人的终身增强体质,所以太极拳黑适合在大学中开展和普及。 4结语 太极拳精华也不可能被每一个人完全掌握,太极拳练习这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限于老年人。很多人对太极拳存在误解,认为他只是轻稳慢均的一种拳术表现形式 ,对其内涵不甚了解。发挥太极拳养生功效必须从实际出发。 (1)从小抓起,太极拳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同样适应于青年人,而且青年人的参与更加有利于太极拳的发展与普及。 (2)全面宣传,使人们认识了解太极拳,使它在人们心目当中树立正确的形象。 (3)培养后备人才,形成可持续性发展。 传统文化论文:谈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学美术教育的“有机切合” 1 他山之石——吸取传统文化精华是中学美术教育的现实需求 传统文化对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生态,并且难能可贵地有机统一、相互融合。古往今来,教育都强调“文道结合”,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培养道德品质,中学美术教育除了注重知识传播和技能锻炼,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的熏陶砥砺道德品质、完善人格修养,实现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文化积淀的精神财富则是取之不尽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着崇高的人性光辉,胸怀、仁爱、诚信、修身、立志、廉洁、牺牲……这些美德都是传统文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信仰。 传统文化对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大有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凝结了哲学和艺术的结晶,在中医、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各个领域积淀了无数令人为之倾倒的作品,其形态、功能、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脱离传统文化的积淀空谈艺术修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人们欣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时,如果对《洛神赋》毫不知晓,则很难对画中展现的情节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进而体会其巨大的艺术价值,更无法进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同样,如果不了解“云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在古代建筑、雕塑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其代表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理念,那么北京奥运火炬“祥云”的诞生也是不可想象的。传统文化和中学美术教育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是美术学习和创作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入更深的艺术境界。 2 传承发展——当今中学美术教与传统文化结合亟待加强 “重知识,轻素养”根深蒂固。当前中学美术教育在提升人文素养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重知识,轻素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是注重美术技能传授,忽视审美感受培养;二是注重美术形式学习,忽视文化底蕴积累;三是注重美术学科本身,忽视跨学科交流。这种局面下,美术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学生文化素质苍白、难以厚积薄发,因此,强化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汲取精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积累文化功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重洋轻土”一度普遍存在。毋庸讳言,当前我国中学的美术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重洋轻土”的现象,表现为大量采用西方的美术教学模式,侧重西方美术能力锻炼,比如绘画上过分重视素描、色彩(水粉、水彩、油画)、速写等西方画种教育,忽略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重视这些并无不妥之处,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剖学、光影素描等能力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妥的是厚此薄彼、“重洋轻土”。这种情况下,容易使人在文化意识尚且模糊的状态下,盲目追求“中西结合”,追求表面形式,忽视精神内涵,这对培养真正优秀的美术人才并无益处。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我们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拿来”得更理直气壮,避免陷入盲从和消极。 3 多措并举——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实现中学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升 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一个兼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在各个方面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对中学美术教育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3.1 在优化课程设置上下功夫 课堂教学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教学方式。可以考虑在中学美术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课程的比例,加大跨学科交流的力度,把优秀艺术作品引入课堂,充分利用课程设置的示范作用,鼓励学生广泛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欣赏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3.2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功夫 美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可以让优秀的内容走进课堂,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走进节日风俗、祭祀仪式,有条件的中学还可以鼓励学生“走出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社会实践,到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地考察感受,了解我们国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进而进行保护和传承。同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育和交流也是创新教育模式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也应相应扩展,发展充分交流、合作、激励的互动教育关系。 3.3 在搭建交流平台上下功夫 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中学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中学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液,中华文明在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后,留给我们后人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坚持民族化、本土化,融合国际化、全球化,美术教育一定能够更加硕果累累。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对人事管理制约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影响 1、以人为本理念。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孔子也倡导“仁者爱人”、“爱人能仁”的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当今社会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现代企业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实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纳。自上海市自来水闵行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贯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无论是在“勤于学习、勇于创新、敢于争先、乐于奉献”企业精神征集,还是在职工教育培训、工资薪酬调整以及管理标准制定等过程中,十分注重采用各种民主方式,听取、采纳职工的意见建议,营造了温馨的“家园文化”,促进了干部职工素质能力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发展。公司成为上海自来水行业持续十年赢利的唯一一家企业。 2、刚健有为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原动力。20年前,临危受命出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的张瑞敏挥动大锤,砸掉了76台质量有缺陷,但仍可作为二等品出厂的电冰箱。张瑞敏的大锤砸破了旧观念,砸出了新观念。经过不懈奋斗,海尔保持了8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速度。2003年,海尔以530亿元的品牌价值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榜首。同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选出“美国及美国以外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排名第19位。海尔干部、职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成就了海尔今天的成功。 3、中和尚礼理念。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孔子所阐述的不偏不倚与不走极端的处世之道,认为它会使天地之间所有的人们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现代企业管理用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推崇的和谐理念去调控人的经济行为,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松下公司经营者非常推崇中国的中庸之道,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言,也不搞折中,放弃原则,而以社会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好各种关系。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消极影响 1、平均主义思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于小农社会,因此平均思想在民众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小农平均思想主张结果均等,否定竞争,其后果必然是压抑进步,保护落后。这种平均主义在管理上表现为权力平均、责任平均、利益平均、风险平均。平均主义扼杀的是人的积极进取心与生存的危机感。 2、人治高于法治思想。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历来被统治者所信奉。但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过分重视人情,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特别是制度的执行力不到位直接影响企业的规范化、持久性发展。如果无法设计真正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模式,就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难以营造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 3、重传统轻创新思想。有人认为中国人智力优秀是世界上公认的,但中国人的创造力评级在世界上却较低,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容易培养不善于表现、竞争意识弱、攻击性差、缺乏冒险精神的个性特征,求同心理大于求异心理,容易压抑人的个性的自由发挥。 三、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借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 1、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的管理,是企业诸多现代管理观念的核心,是一切管理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一是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人事部门要根据企业的发展趋势作好人力资源的需求预测和规划,将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选派到合适的岗位上,对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获得更应有强有力的人才管理规划来保证。二是建立健全人才培训体系。一方面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对专业人才要不断充电,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比较专业的培训则可以委托社会培训机构进行,或派员出国培训和进修,做好企业人才“内育”与“外引”的工作,保证企业不断获得合格、适用的各类人才。近年来,上海市自来水闵行有限公司还通过组织经营者竞争上岗、管理人员公开竞聘、团委书记竞聘等工作,在公开条件、公开标准、公开程序后,鼓励各类优秀人才参与竞争,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氛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强调责权相符的科学管理制度。现代化大生产是十分复杂的生产过程,具有高度的比例性和连续性,不论在企业内部还是外部,都有着细致的劳动分工,严密的协作。要把这些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组织起来,只有统一意志,集中指挥,协调动作。领导的权力适当集中是必要的,但过分集中其弊端显而易见。我们应该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当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时,必须进行组织创新,既要由集权逐渐走向分权,将决策权下放,授予下级更多的自主权;又要强化责权对等的管理理念,用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制约和监督企业组织各层面的执行力,防止权力分散后容易出现失控的弊端。同时,还要注重培育尊重个人、上下沟通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员工在认知、认同 企业理念、企业精神的基础上,将其化为自觉践行的实际行动。 3、培养员工义利统一的协作精神。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主张是“先义后利”、“以义统利”。管理人的职责在于指导所有部门朝向系统的目标而努力。首要的步骤就是把事情理清:组织内每位成员都应该了解系统的目标,以及怎样让自己的努力有助于目标的完成。其次要进行沟通,有效的沟通协作才能实现团队整体的目标,发挥系统整体效能。重视提倡有边界分工,无边界协作,全员参与改善,使团队工作形成一种工作习惯。还可以建立健全合理化建议活动体系,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日本企业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发生问题一般不追查个人责任。他们的观点是谁都想把工作搞好,不想出问题。出现问题一般80%是管理者问题,20%是作业者问题。要用好目视化管理这个有效手段,把问题目视出来,把经验和教训目视出来,把变化点目视出来,减少作业者出现问题以及第二次犯同样错误的可能。 4、激发员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激发员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要求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采取各项激励措施,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企业管理中引入激励机制不仅是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表现,更是迎接未来挑战的需要。企业通过建立适合企业特点的文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充分考虑员工的个体差异实行差别激励、重视长期激励等措施,激发员工潜在的自强不息精神,对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采用科学的激励措施,还可以使员工树立高度的责任心,激发员工不断探求新知识、新技术的兴趣。 5、强化员工勇于创新的开拓理念。权变思想是中国传统兵家谋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应该根据事物的变化,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灵活应变,从而去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尽管权变思想是有关战争的谋略,但它对于处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管理来说同样适用,企业只有善于开拓创新,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海尔企业文化的灵魂就是“不断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战略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而其中观念创新是最重要的,它是所有创新的先导。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过程中,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精神应用到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来,坚持以人为本、义利统一、以礼服人的原则,就能做到无为而治,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呈现出良好的生机。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之舞蹈“体现” 舞蹈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我国舞蹈文化事业的兴衰。 进行舞蹈文化教育,舞蹈教材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首当其冲。在舞蹈的教材与舞蹈教学中,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既是一个无法回避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释义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 通常我们把文化概括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简言之,物质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而精神文化则是人类生存的样式和自我完善的方式在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不仅包括某一民族在社会实践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而且为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时期社会成员所共有,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社会实践的一切文明成果。在我国,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对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人们意识、道德等精神方面的密切关联度,它不仅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进程关系、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 舞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舞蹈艺术是传达或表现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如今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的情况下,舞蹈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增入的舞蹈文化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边缘的游弋状态,而且会遭致固守既存传统人士的反对。 如何使舞蹈文化教育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呢?从文化欣赏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特性与保护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舞蹈在传承传统文化时要创作和发展,就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 二、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定位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那是要慎之又慎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是只把传统视作时髦的“怀旧情绪”,而是当作“生存的必要”。 传统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文化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如唐代的乐舞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乐舞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濡化过程。这种濡化过程一般不会引发剧烈的冲突,也不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充当异质吸收的文化主体强大、有自信力和包容精神。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 舞蹈院校的舞蹈教育在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也就是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中,优秀的舞蹈人才和舞蹈作品不断涌现。一部好的舞蹈作品的创作,一定是从内心到动作的浑然天成、和谐统一。它是既立足本族传统,继承了传统文化,又富有现代人的情感,将外在的舞蹈技法与内在的情感表达巧妙融合,而展现的超然艺术境界,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朝鲜族舞蹈作品《扇骨》以它特色的朝鲜族舞蹈语汇和深刻的民族底蕴赢得了众多专家和观众的喜爱与肯定。《扇骨》作品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随着时代审美变迁而有的新体会,在提炼出朝鲜民族具有典型特征的舞蹈语汇的同时融入了编导个人的性格与情感,这样一部作品满足了观众的一份期待——通过舞者身体中流露的沧桑与坚韧,透出朝鲜民族特有的骨气与尊严,表现艺人不随遇而安、不急功近利的人生况味。朝鲜族女子舞蹈一般传统展现的风格优雅而深沉,韵律细腻而含蓄。而《扇骨》的编导张晓梅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位一身傲骨,透着坚韧、刚烈,一位痴迷执着于舞蹈的朝鲜族女子。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观众来解读一位朝鲜女子的人生与情感,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舞蹈艺术是一个情感、观念、信仰、文化交织的精神集合体,多种形态但又具有整合而一的民族性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即是这种民族性以及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在舞蹈艺术中以今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传统的新生是一个民族层面上的典型精神产物。这不只是单一舞种的文化传承,而是通过舞蹈这种客观的文化现象沿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稳固民族之本,扎深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三、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继承 中国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艺术积累,在五千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舞蹈,面对博大而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恒久而弥新的中国舞蹈,面对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如何以一种新的视角去反映和再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以及在舞蹈学院光辉历程中留下深深足迹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我们今天该认真考虑的;把握当今文化发展的方向,适应市场运作,从舞蹈视觉角度入手,打破原有表演模式,通过视觉重构来表现当代中国舞蹈剧目的古典神韵,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们的应该努力探索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传统”继承上,突出视觉冲击力,从舞蹈本身出发,运用舞美灯光的大色块设计和陪衬,结合音乐与舞蹈共通相融的乐舞形式,努力寻找当今审美时尚和舞蹈本体的完美结合。把经典的中国舞蹈剧目以全新的视觉角度传达给观众,力求使中国舞蹈的神韵在演员表现和观众欣赏的过程中能有新的理解、新的体现和新的思考。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传统文化论文: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作为服装界里永不过时的元素被各国人们所喜爱,也始终是各国着名服装设计师们热衷选择的时尚元素之一。本文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面料、色彩、款式和图案中的体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所拥有的文化底蕴和运用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服饰;体现 1前言所谓的中国传统元素应该就是让人们看到后马上会联想到“传统中国”,看上去就知道是从中国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经久不衰,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都蕴含在服饰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思想。它的核心是中庸、和谐、内敛。这些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服装上得以充分的体现。比如服饰里渐变过渡的中间色,它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宁静致远,这就是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的风格;宽袍大袖也是从汉代服饰发展而来的一种服装样式;还有丝绸的材质等等。东方和西方的服饰对比起来就好像西方人更强调竞争、中国的传统则是讲究平和的,如放风筝、太极等,讲究的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中国传统元素是一种神韵,不是一件旗袍、大灯笼袖或者某种色彩可以诠释的[1]。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服装必然包含着三个元素,那就是面料、色彩和款式。不同年龄或不同身份地位和消费水平的人对这三个服饰里的重要元素都有着不同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还有科技、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服装的面料、色彩和款式也都在不断地改进和更新,所以这三个重要因素足以让服饰千变万化,来适应各种人群对中式服装的不同需要。中国传统元素在服装里可以体现在这三方面的任意一点上。 2.1面料。总体来讲,中式传统服装的面料选择十分广泛,但其中有些面料却是中国独有的或是最先运用在服饰中的。例如大麻被称为汉麻;苎麻,被称为中国草;丝绸也是我国特有的面料。而棉布最早则是从印度引进的。其他的面料包括绫、罗、绢、绮、绵、纨等。我们看到在出土的西周时的织物中,麻织品的精细程度甚至可与丝织物相媲美。由此可以看出,中式的服装不仅仅是单纯的从形制和款式上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服装有所区别,而且在服装的面料上也颇有特色。也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服装面料使中式服装增色不少。 2.2色彩。传统的中式服装在色彩上是很有讲究的,也并不是所有颜色都适合人们的日常穿着。 在中国的传统服饰中,什么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有着严格的规定,在礼仪礼法中明确规定了服饰的色彩,不同的服装颜色代表的是不同人物身份的高低贵贱,而且在生活中还忌穿“贱色”和“凶色”。所谓“贱色”,就是从事某种低贱职业者的服装颜色,这些颜色往往被视为不洁之色,民间把它们称为禁忌的颜色,比如绿色头巾就是一种贱人所穿服装中的一种。因为民间认为绿色和青碧色多为娼妓优伶等身份的人穿用。另外“依五色、五行与四神方位的说法,春德为木,据于东方,其色为青;夏德为火,据于南方,其色为红;秋德为金,据于西方,其色为白;冬德为水,据于北方,其色为黑。”由此可见,通常看似普通的颜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蕴含着深层的含义。中国自周代以来建立服饰制度,认为色彩是汉民服饰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但在现代的服饰上配色高艳度、强对比却成了中式服装的典型的配色方法。传统服装色彩受到阴阳五行影响,有青、红、黑、白、黄五色的说法。这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其余颜色则为间色。正色在大多数朝代为上等社会专用的,代表着高贵,成为民间人们所喜欢和追求的色彩。从配色方法看,强对比和高纯度是中国传统的配色方法。强烈的对比色往往在黑白、金银等中性色的配合下使服装显得更加辉煌艳丽且不失浑朴大方的气质。中国民间则对蓝色有传统喜爱,发明了蓝印花布、靛蓝蜡染布等。蓝色与黄种人的肤色相配在一起比较协调,能够产生柔和的色对比效果。民间的服饰作为一种特定的审美范畴有着自己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2]。 2.3款式。中国传统元素服饰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款式风格才风靡世界。而现代的中式服装中仍沿用着许多传统的细节与款式。传统的款式包括对襟、斜襟、一字领、裙子侧摆处的开叉、灯笼袖、上衣下裳的形式、袍衫等等。领子分为斜交领、对开领、立领。在装饰手法上通常使用镶、嵌、滚、盘、绣等种工艺。中式的服装崇尚自然下垂,强调的是纵向感,不会过分地夸张肩部,长长的衣袖和筒形的袍裙等使四肢显得有挺拔感。我们所熟悉的中山装就是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求同存异的典型,它是由孙中山先生仿照童子军格式而定,所以被称为中山装。衣服为翻领,对襟,五纽,前胸左右各有两个方形凸袋,有软盖,衣长及臀,袖长及脉;裤子前面开,用暗纽,左右二暗袋,右后臀部有一个裤袋,有软盖。从装饰特点上看,由于中式服装表现的是二维效果,属于平面直线裁剪,所以装饰也主要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的装饰。装饰手段有镶、盘、滚、绣、嵌等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造型简练,色彩靓丽,让人在穿着它时既能显示出独特的气质又不失美观。刺绣用于服装中的历史悠久。发展到后来,甚至形成了“衣必锦绣”。在现代的中式服装中运用平面刺绣的方法来装饰服装表面空间的手法是沿用至今的最常用到的手法。尤其是精妙绝伦的刺绣工艺与精致的丝绸面料相配合,使服装充满东方风韵,令人赞叹不已[3]。 2.4图案。中式传统服饰上的图案考究而精美,而且涉及的样式和种类也十分丰富。这些丰富多彩的图案纹样里有飞禽走兽、四季花卉、山峦亭阁、几何纹样等,或抽象或具象、或夸张或写实,风格全面且精美,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古至今,无论是在高贵的绸缎还是朴素的民间印花布里,吉祥纹样运用都极为广泛。这表明中式服装喜欢利用图案表示吉祥祝愿。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九龙戏珠、蜥龙闹灵芝等图案,不仅隐喻着图腾的崇拜,而且以类似的图案来抒发“龙的传人”的情感。像凤穿牡丹、团鹤仙寿、鹤鹿同春、喜鹊登梅、连年有余、吉祥八宝、福禄寿喜等图案,反映了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希望。其中还包括几何纹样、飞禽走兽、四季花卉等类型,这里最具特点的是皇帝的龙袍。因为皇帝作为真龙天子,所以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图案各有寓意:“山”代表稳重;“华虫”取文丽的含义;“日、月、星”取照临的含义;“藻”代表洁净;“粉米”表示滋养;“火”取光明之意;“宗彝”表示忠孝;“黼”取表示决断;“黻”取代表明辨。在古代的官服中包含的图案里也更是充满寓意和标识作用。例如在明清文官服饰中多采用飞禽图案,武官的则多为走兽图案。其实说起服饰的装饰,它是从原始部落时就已存在的,在那时的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就已经穿有不同饰物的服装。在商代的墓室壁画里我们看到奴隶主们的服装绣有云纹或几何纹图案。在众多的装饰图案中“宝相花”是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图案,它是佛教的象征性名物,是佛教庙宇中最庄严的装饰,后来才被用到了织锦上,成了衣衾上的花纹。宝相花图案在唐代开始被用于衣服上,从此它从庄严的佛教殿堂走进了世俗的生活。到后来出现了变体的宝相花,带有变体宝相花的纹锦和变体宝相花纹的锦鞋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中式服饰中,传统的吉祥动物图案有:兔,它性情温顺,象征着很强的繁殖力,寓意着年年丰收;玉兔可以捣药,所以还有除病治病的意思;鱼,寓意着“余”,有年年有余,鱼跃龙门之意;蝙蝠,谐音“福”,有祝福和多福之意。其他常见的传统图案有“多子多福”、“喜上眉梢”、“榴开百子”、“花开富贵”等等。 3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衣冠王国,始终为世界服装的发展提供着素材,许多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和各个时期的服饰也成为世界各国服装设计师竞相参考与模仿的样本。所以服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不仅可以美化人们同时还可以让世界各国的人们通过服装去了解他国的风俗文化,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可以通过服装进行交流和借鉴,并且从中把我们的中式元素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从而把它们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体育新闻论文:体育新闻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摘要: 伴随着当代数字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体育新闻的传播途径、传播速度、受众人群、信息渠道的真实和准确性等方面均受到了挑战。本文讨论了在新数字传媒条件下体育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 数字化时代；体育新闻；机遇挑战 新闻领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转变，广义的新闻领域包括体育新闻，数字化时代是相对于以往纸质化时代而言的，数字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是伴是伴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整体大环境在发生变化，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对于每一位新闻从业者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今席卷全球的是数字化、全球化、智能化、市场化。这些因素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如何在特定的国家和新闻市场得到发展，都是由体育新闻所在的特定文化和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全世界的体育新闻有相同点，也有些许的不同。 1体育新闻工作者的机遇 1.1互联网信息量的增多，便于记者找寻资料和新闻 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巨大，我们说现在的云储存的文字，是过去几百年文字的总和都比不了的，可以用海量来形容。这里面自然不缺乏体育新闻。很多人将网络当作信息的来源，特别是运动队的官方网站上的独家内容，通常会成为记者们驻足的第一站，他们在这里寻找运动员或运动队官方的言论然后加以引用。比如网络上刊登的一个足球队的介绍，足球俱乐部的官方网站会登载他们所收集的素材和内幕消息，并把这些给俱乐部认可的媒体平台。比如天津权健和泰达足球队的介绍，因为是本地的足球队，那么本地的今晚报体育记者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独家去采访和挖掘关于这两个队的一些新闻。比如，权健新的掌门人卡纳瓦罗，还有糜昊伦、王晓龙、杨善平、王永珀、比利时队国脚维特塞尔、巴西人帕托、韩国球员权敬原等7位新援。这一个很重要的体育信息，肯定对于权健俱乐部的球迷来说，是很重大的。球迷就想继续去跟进了解这些后续的新闻，比如转俱乐部会费是多少，今年权健目标是什么等等。这些官网新闻一部分可以及时的反馈给体育新闻工作者，记者就好去挖掘整理。满足体育爱好者的心理。 1.2数字化媒体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体育新闻和其他新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我国体育新闻的发展是我国新闻发展历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注体育的人数众多。体育新闻是新闻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现在有24小时滚动新闻频道，播出体育频道和体育新闻，比如说乐视网的体育频道。这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记得央视5套的《天下足球》的刚开播，对于球迷来说简直就是沙漠中的绿洲一样的存在，收视率爆红。随着数字化传媒快速发展，新闻速度更新越来越快。数字化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前完全独立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越来越多。科技的进步带来的是分工细化，分工细化而联系又紧密，就像汽车流水线一样。以前体育报业是体育报业，媒体是媒体。好似是两家不同的产片。如今数字化把两家牢牢的拴在了一起，新传媒行业诞生。市场是目的，数字技术是推手。数字化影响下，体育新闻和其他新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利于体育新闻的良性发展。 2体育新闻工作者的挑战 2.1“一直在线”的体育新闻记者需要数字技术的协助来拓展专业技能 媒体大环境的改变，影响了我们各行各业。体育新闻人过去是一台摄像机、一个话筒、一支笔走天下。如今智能手机是体育新闻者的随身必带，它沟通了前方和后方，方便二者的联系。可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录音笔都是记者们的法宝。有了无线技术，记者可以“在路上写稿”以及在各种媒体平台间传递文本，他们还可以通过博客和微博消息和言论。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数字化的产物来工作。24小时都可以体育新闻，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那么随之而来的是技术上的要求，体育新闻工作者也要及时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数字技术的知识，熟练运用各种编辑软件，包括剪切，后期制作等，有的体育新闻者是一人多能，记者、制片、剪辑、混音都行。所以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同时要求的是体育新闻传播者的技术更新。 2.2体育新闻信息采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降低，报道的深度减弱 数字化时代下，体育新闻的传播速度和传播途径不断加快加大，但是体育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降低。过去传统的新闻，可以是去采访，回来在采访稿的基础上再编辑体育新闻。现在是随手转发就可以是新闻，所以新闻的真实性就降低了。新闻竞争加剧，同行的竞争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过去传统体育新闻媒体数量不是很多，现在数量增加，大家都想要最新最吸引人眼球的消息，那么重视速度和数量的同时，质量就很难保证。新闻变成快餐文化的一部分，只需要看看标题就可以，标题标新立异，新闻内容空洞无趣。数字化时代体育新闻的来源更加灵活，但是可信度和能带给我们启迪的新闻在变少。网络上素材的准确性也需要核实，常常需要记者走出办公室并与人们进行交流。写体育新闻不再是难事，而是动一动鼠标的问题，看看微信、微博的问题，所以新闻的内涵和深度就不会过多的去关注。转发就可以。综上所述，数字化时代是个好时代，同时也是个充满无数挑战的时代。机遇和挑战共存。体育新闻会一直是个让大众关注的新闻类型，体育新闻的发展也会十分迅速，数字新技术的应用会不断给体育新闻带来活力。体育新闻从业者也要好好把握时机，更好地将过去的纸媒行业时代的优点和现代的数字化时代相结合。体育新闻在这个商品经济时代下如果要继续健康前行，势必要全体体育新闻工作者齐心协力地去为理想而奋斗。 作者:魏利洪 孙洪涛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体育新闻论文:手机媒体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 摘要：进入21世纪，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而技术的进步让手机的功能不断增加，除去发短信、打电话等基本功能外，手机的功能更加趋向于娱乐化。手机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手机媒体发展初期就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21世纪初，中国人民为之骄傲、兴奋的一件事——申奥成功，北京成为举办第29届奥运会的城市，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传播工具，在第一时间将此消息带到了中国人的耳边。 关键词：手机媒体；体育新闻；传播；影响 一、前言 如今社会信息高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手机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较之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其他媒体，具有互动性强、信息源内容多样、传播与更新速度快、传播形式多样等特征。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时间观念的增强，手机媒体的便携性打破了地域、时间的限制，使人们能随时随地接收具有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的新闻，从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手机媒体的广泛使用给体育新闻传播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下面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二、手机媒体与体育新闻传播 （一）手机媒体化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12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另据中国经济新闻网报道，截至2014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12.8亿，普及率为94.5％，手机用户的增加大大促进了手机媒体的发展。例如，就当代大学生而言，手机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天有70％的时间都在使用手机。大学生基本都通过手机来获取外界信息，每天在手机上浏览新闻、看视频、收看直播、关注微博等，一步一步地成为“手机党”、“低头族”，这些调查研究表明手机已经高度媒体化。 （二）手机媒体与体育新闻传播特性相契合 手机媒体打破了时间、地域的限制，有着传播与更新速度快的优点，并且体育新闻的时效性正好与手机媒体的特征相契合。由于体育具有竞技性质，人们往往希望能在第一时间观看到体育比赛。但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往往不能守在电视、电脑前观看体育比赛。手机媒体的发展打破了这一限制，现在一个NBA球迷如果要选择观看一场NBA篮球常规比赛，更多地会选择打开手机，登录新浪、风云直播等网络平台观看比赛，真正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观众已经不多了。手机媒体的便携、可移动性正好满足人们随时随地欣赏比赛的需求，手机媒体的时效性与体育新闻的时效性正好完美契合。 三、手机媒体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 （一）体育新闻语言的改变 体育运动本身具有专业性、竞技性等特征，对部分观众而言比较抽象，不容易理解。但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我国的体育事业受到普遍关注，直接促进了体育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体育新闻播报正逐渐以准确、简练、具体、快速、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报道，更多地使用大家熟悉的语言来进行体育新闻传播。据笔者了解，在80年代，篮球赛的播报更多地存在于各个体育院校中，直到后来，各种篮球比赛正式进入电视直播，才慢慢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最开始，人们并不怎么了解篮球比赛的过程以及篮球比赛的规则。如今，由于手机媒体简洁易懂的播报方式和体育语言的通俗化，使篮球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可见，这种新闻语言的改变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手机媒体提升舆论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力 手机媒体是一种开放的互动式传播，传播者与受众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流互动。用户在收看体育节目的同时，可向平台发送自己的观点，与体育爱好者进行交流，特别是当下QQ、微信、博客、微博的发展为体育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笔者作为一名资深的体育迷，经常在微博上与广大体育迷进行交流互动。每逢较大的体育赛事，微博首页会以最快的速度传播赛事情况，广大体育爱好者便能在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观赛体验。在激动的时刻表露喜悦，在沮丧的时刻发泄不满，在喜欢的运动员或球队输了的时刻吐槽，和大家分析失败原因，在支持的球队不负众望获得冠军的时刻分享欣慰和无比激动的心情。再加上如今体育直播、转播中，直播员为增加收视率，也会以有奖竞猜、上墙等形式，或者发表一些自己幽默的观点来达到互动效果，从而促进体育新闻的传播。 （三）手机媒体使新闻进入融合及整合式传播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传统新闻媒体与新兴媒体正在逐渐融合。中国手机网民的不断增加、新兴媒体的不断发展，使得很大一部分“手机党”、“低头党”通过手机媒体来获取新闻资讯。传统媒体在这一状况下，为了谋求发展不得不与手机媒体进行融合。例如，报纸行业。新兴媒体的发展给传统报纸行业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用户能在各大手机新闻媒体上获取报纸上的各种信息，这就使人们购买报纸的需求减少。为了寻求报纸业与手机媒体进行融合发展的整合式传播道路，手机报应运而生。 四、结语 手机媒体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传播速度快、方式灵活、内容丰富、更新速度快、互动性强的特点，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流方式。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状况，体育新闻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是必然趋势。在这一条件下，新兴媒体以自身优于传统媒体的特点，逐渐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的主流，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 作者：魏瑾 单位：云南工商学院 体育新闻论文:大众传媒体育新闻传播倾向研究 前言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体育新闻的传播与发展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体育新闻不在仅仅出现在报纸、电视、广播中，网络也成为了其传播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随着对网络文字、图片等资源的应用，其传播形式也更加的新颖、生动。传播途径与形式的变化发展使体育新闻的传播速度与质量得到了进步。但是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体育新闻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出现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和采取有效措施，将不良因素剔除，促进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 一、大众传媒体育新闻传播若干倾向的成因透视 (一)媒体市场化语境下的利益诉求 随着市场化经济出现，新闻媒体行业也更加倾向于利益的诉求。尽管市场经济的出现为大众传媒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不得不做出改革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媒体行业自身的职业属性以及从业操守易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而发生偏颇。体育新闻在市场化的传媒行业中也是作为一个经济利益平台存在的，因此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就会在新闻标题与内容上作文章。现今社会的体育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的大都不是关于体育知识与体育赛场的主要情况报道，而多数都是体育明星的日常生活或是隐私，而这些新闻中还不全是事实报道。还有的新闻标题过于夸张，与新闻内容严重不符的情况。如此多的不良报道现象成为了阻碍体育新闻健康发展的一大因素。 (二)体育传媒监管机制存在的弊端 目前我国的新闻传媒业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与上升阶段，因此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在传媒监管上的疏忽使得体育新闻在报道上，出现了新闻事实与标题不符、过分渲染新闻内容以及新闻报道过于娱乐化等不良现象。目前我国传媒行业的监管部门对于媒体的审核责任权限几乎都交由媒体自身处理，因此在不涉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体育新闻媒体拥有传媒主动权的情况下，就会拥有很多的自由发展空间，因此会出现一些体育新闻传播的不良现象。尽管经过长期的发展，体育新闻在传播模式上已经形成了固有模式，对于体育新闻的报道也多以新闻事实为基准，并且很难被打破。但是随着新的网络媒体的出现，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以及网络不良因素的影响，使许多不良信息得以传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监管机制对于审核权限的过度放权。因此应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不良消息带来的恶劣影响。 (三)从业者队伍专业素质的不力 造成大众传媒若干倾向的原因，还有对新闻从业者的队伍建设不够完善。体育中多是竞技类项目，因此体育新闻工作者必须对于体育规则有着一定的掌握。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体育事业的关注度的加深，体育新闻工作者还要注重对体育知识以及赛场情况进行真实的报道。这些体育新闻的报道基本要求，也对体育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以及职业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的体育新闻从业者队伍能力明显不足，难以满足社会上对体育新闻的需求。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体育新闻报道行业相教育政治类、经济类与文化类等领域的新闻行业起步晚，人员队伍中还缺乏高素质人才来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 二、规避大众传媒体育新闻传播倾向的若干建议 (一)正确处理好“利”与“善”的平衡关系 新闻媒体行业具有其职业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中追求高效的经济效益固然重要，但是对于身兼的社会责任更应切实的履行。体育新闻要想获得长远健康的发展，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之后再兼顾经济效益。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时刻牢记要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于首位进行实时报道，为人民群众创造出更加优秀、健康、积极的新闻内容。与此同时，在进行市场竞争中难免会出现恶性竞争的情况，影响了新闻质量、扰乱了媒体行业的市场经济秩序，进而影响了体育新闻的品质。因此各体育新闻媒体也要摒弃偏见、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上共同发展、达到双赢。 (二)深度权威是体育新闻传播的不二选择 目前体育新闻媒体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于广告投资，而人民群众又是新闻内容与广告内容的接受者。因此为实现体育媒体竞争力与经济效益的需要，必须打造出可以吸引群众的新闻内容，进而得到广告投资，但是吸引群众的前提是新闻内容要真实、有深度。在进行新闻传播时，也要时刻注意体育新闻的报道目的，是要进行体育文化的传播。目前我国的观众几乎都是从观看比赛的过程获得体育知识的，不能对体育知识产生更好的理解。因此在进行体育报道时可以更多的加入体育知识内容与文化，加深人们对体育的了解，从而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只有进行真实、深刻的体育新闻内容的报道，才能在群众心中形成权威性，使群众对体育新闻的信赖度更深，进而使体育新闻行业不断的进步发展。 (三)完善体育传媒机构的监管机制 目前媒体行业的不良新闻报道现象层出不穷，主要是由于媒体行业的自由度过大，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下难免会出现混乱情况。因此为保证媒体行业的健康发展，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媒体行业的审查机制、监督机制以及奖惩机制的建立。首先要建立起严格的新闻审核标准，对于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不良体育新闻，要坚决不予报道。对于新闻的品质、层次等方面的规定要制定严格的规章审核制度。除此之外要对新闻媒体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管，坚决杜绝不实新闻、低俗新闻流入市场。与此同时对于低俗、不实新闻的流出媒体也要进行严惩，为更多的体育新闻媒体发出警告，保证新闻质量。 (四)加强体育传媒从业者的专业化素质建设 目前我国传媒高校的多数新闻类教育针对于经济、政治等方向，而针对体育新闻的教育极少。因此尽管体育新闻从业者具备良好的播报技巧与新闻知识，也由于对体育知识的缺失，而导致体育新闻质量不高的问题。多数的体育新闻报道只能停留在对场外情况、幕后花絮以及运动员的介绍等浅层方面，无法进行更深入、专业的体育知识的报道。与此同时一些体育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水平建设也未达到标准，许多新闻工作者为了制造出新颖眼球的新闻，进行不实的新闻报道，或是过多专注于体育明星的隐私报道。这些因素都是阻碍体育新闻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要加强对体育新闻从业人员队伍的建设。开设专业的体育新闻教育专业，培养具备体育知识的专业体育新闻人才。加强对体育新闻从业者的思想素质教育，确保新闻质量。 三、结语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兴起，体育新闻媒体行业也正在不断发展。处于发展时期的体育新闻，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良倾向。但是随着体育新闻行业的管理机制的健全以及媒体自身专业素质与思想素质的提升，体育新闻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作者：易璇 单位: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新闻论文:体育新闻标题语言艺术论文 一、在标题中活用词汇 词汇，是每一个标题的小精灵，它是最灵活的组成部分，在标题中活用词汇屡试不爽，因为词汇往往最能突出重点，成为亮点。新词、外来词马上让标题走上国际化的道路；数词、专业词是在用“球迷的语言”看世界；动词的活用赋予标题以灵动的生命。因为体育新闻标题中运用词汇不仅能让标题大众化，又能不失专业性。 1.运用新词、外来词词汇，短小精悍，往往是一个标题中最能吸引眼球的亮点。体育类报纸较多使用流行语、方言，突出其娱乐性的特点。如：Hold住大运七宗最（《体坛周报》第2383期）“Hold住”为2012年网络流行语，意思是掌控、稳住的意思。在此题中表达了全面了解的内涵，使标题语言显得活泼生动。CBA国产球员上演“逆袭”（《中国体育报》2012.12.19）“逆袭”一词原是网络游戏常用语，后广泛流行，指在逆境中反击成功。逆袭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以弱胜强、充满正能量的精神。“逆袭”在标题中的运用凸显了内含的精神，使赛事报道得到了深入。 2.运用专业术语体育类报纸中的新闻标题也常出现较多专业术语，这样能更好地凸显新闻的专业性及评论性特点。如：失点，迪纳塔莱习惯……（《体坛周报》2384期）“失点”为足球运动中失去点球机会的技术语，运动员总迪纳塔莱总是如习惯一般痛失点球机会。NBA反抢CBA（《体坛周报》2424期）“反抢”指体育运动中反击之意。随着NBA结束停摆开始新赛季，在这之前登陆CBA的NBA球员将被召回，因此NBA复活节，却可能成为某些CBA球队“受难日”。专业词汇的运用显示了新闻报道的专业性。而在《人民日报》之类的综合类报纸中，较慎重引用流行语，突出权威性，为了使新闻能通俗易懂，其标题更偏向多用数据标题来清晰呈现赛事结果。 3.短小词汇的组合单用若干词或短语构成的标题，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读者眼前，简洁明了又能概括主旨如：个性、激情、铁血（《体坛周报》2376期）这是一篇评论性的报道，三个短词形容的是一位教练—卡马乔。三个词很好地概括了文章对卡马乔的评论，突出了文章的主题。让文章基调清晰地摆在读者面前。全力、聚力、合力（《中国体育报》2013.4.18）标题是引用总局青少司司长郭建军在谈青少年体育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一句话中三个重点词，突出报道了司长对青少年要热爱体育的要求。 4.巧用动词体育比赛常常惊现激动人心的一瞬，或狂胜或完胜，或跌落或败绩。体育新闻报道应抓住这种赋予表现力的细节，刻画出人物或比赛的特点。因而在体育报纸中的标题比较注重动词的使用，如：中国跳伞华丽转身（《中国体育报》2012.12.18）“华丽转身“一词优雅生动，又内涵丰富，暗指中国跳伞在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下，在世界跳伞大会上取得三金一银的历史性突破。 5.善用数词刘翔七步杀弗（《体坛周报》2340期）七步描写的是一个动感的过程。以大化小，具体到步数，突出比赛过程的短暂和刺激，牢牢抓住读者心理。为赛事报道增添了光彩。70.9%的崇拜（《中国体育报》2012.12.22）一个具体的百分比数字题目让题目显得很抽象，却很吸引人，“怎样才是70.9%的崇拜”是读者往下阅读所带的问题。 二、在标题中巧用修辞 修辞被大量运用于标题中，比喻可让标题生动活泼；对偶可让标题充满气势；对比可让标题突出重点；反语、反复能够增强语言气势；仿拟可让标题达到EWSWINDOW独特新颖，别具一格的效果。用这些修辞能够突出标题强烈的主观色彩，语言风格活泼，言辞犀利。 1.比喻添生动接过邹市明的接力棒（《中国体育报》2012.12.10）新闻内容是小将吕斌继邹市明夺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后，成为在世界大赛上登上最高领奖台的中国拳手。接“接力棒”是对小将不负众望夺冠的比喻。北京女排的“第五局魔咒”（《中国体育报》2012.12.12）北京女排连续三次在第五局惜败，将这一巧合的事件比喻为魔咒公牛终于变成了狼群（《体坛周报》2378期）这一标题很好的利用了篮球队队名“公牛“的动物名特点，将队员比喻为狼，形容这个队伍好战凶猛。 2.仿拟增新意朗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体坛周报》2396期）标题仿拟诗句“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新闻报道的是伊朗教练无论比赛结果如何总是呈现给大众自如淡定的表情，似乎一切压力在他眼中都无可担忧。标题将首字换成伊朗队的简称，突出新闻主题。让整体的表达也增添了新意。三个教练一台戏（《体坛周报》2373期）从“三个女人一台戏”到“三个教练一台戏”这个标题很好地突出了新闻要素中的人物，这场戏也注定能引发看客的好奇 3.对比凸主题上次23年，这次1年（《体坛周报》2379期）用数字形成对比，视觉上就抢先抓住读者眼球。2010年在法国巴黎，中国羽毛球队时隔23年后再度包揽世锦赛五枚金牌；一年之后在伦敦，这一壮举再次上演。这一新闻报道突出的是时间上的差异，标题很准确的抓住这一对比效果。 4.设问引用显直白乔丹取而代之？难！（《体坛周报》2383期）这样一个能很直观的设问看出报道评论的态度，表明主旨。“你们需要搞这些鬼把戏吗？”（《体坛周报》2373期）引用了新闻中一位教练的话表明新闻人物的态度，也很好地吸引了眼球，引起读者的注意。 5．对偶排比展气势展示激情，释放能量（《中国体育报》2012.11.27）新闻报道全新的可移动笼式足球场地设施盛装亮相，提供给足球爱好者释放能量的场地。各体育管理部门领导、企业、媒体及参赛运动员，盛赞之余对全新的“大家伙”建言献策。显示了大众对体育的热情。标题对偶简单明了的烘托了报道的情感态度。 6．借代添生趣北京鸭被狗不理烫了嘴（《中国体育报》2012.12.6）利用地方特产代指队名，标题含义为北京队被天津队打败。墨西哥劲吹“中国风”（《中国体育报》2012.12.4）“中国风”指大量金牌被中国选手获得。 三、在标题中妙用语音 语音是成就语言节奏美、韵律美最重要的基础，好的标题不仅是形式多样，新颖别致，而且是抑扬顿挫，以提高标题的感染力。因此标题必须发挥汉语的特点。 1．巧用双关期待刘翔的“金”喜（《体坛周报》2384期）将“惊喜”换成“金喜”，也是一语双关，突出夺金的重点，也使标题语言显得更有趣。30岁，一枝花or一直滑（《体坛周报》2376期）“花”与“滑”的对比，暗指30岁是正当年还是滑落期的疑问，突出文章表达中心。李娜激情“杀”娃（《体坛周报》2348期）“莎娃”是运动员“莎拉波娃”的简称，是比赛中李娜的强劲对手。标题将人物名中的同音字很好的与动词相结合，既突出了动词也蕴含了赛事报道的人物 2．巧嵌名字“姚”望名人堂，很远也很近（《体坛周报》2380期）这里的“遥望”变成了“姚望”，一字点明了文章的主要人物，提升了标题内涵，“遥望”本身一次和远近有关，与标题后部分相当的契合。这个“妮”子有点帅（《体坛周报》2374期）高尔夫运动员“曾雅妮”卫冕女子英国公开赛，新闻标题在评论中突出人名，对新闻人物突出表达了赞赏。 3.巧用语音韵律你不懂，这是传统（《体坛周报》2382期）结尾字“懂”和“统”的押韵，标题充满了节奏感。人不够，娃娃凑（《体坛周报》2381期）“够”和“凑”的押韵，而且前后句字数相同，非常整齐简洁。市民练了，赛了，乐了（《中国体育报》2012.12.6）标题使用并列同样长的音节来表达韵律美。结语标题的语言功能丰富，在大众传播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研究标题的语言特色对标题制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体育类新闻作为专门类的新闻报道，更是需要发挥言语特色的优势，让标题独具魅力。面对广大受众，既要尊重新闻事实又要突出体育新闻标题自身的独特之处，更要提升反映弘扬体育精神和深刻的人文内涵。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体育新闻信息交流的需要，让受众收到鼓舞，丰富精神，作为能够从事深度报道，强调专业的体育类报纸，标题讲究语言艺术正确使用各种手法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体坛周报》、《中国体育报》的新闻标题在词汇上.选用新颖的词汇和巧妙的动词；在音韵上，借助押韵平仄区分等手法使新闻标题像首耐人寻味的歌曲；在修辞上，各种辞格的综合使用，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在当今新闻发展迅速大背景下，以新闻标题制胜，这也是《体坛周报》、《中国体育报》在同行中成为佼佼者的一大原因。 作者：郑岩朱思毓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体育新闻论文:语言艺术对体育新闻标题的启示 1、口语化 相对于报刊、杂志等纸质媒介而言，网络更容易造成视觉疲劳。而受众通过电脑屏幕进行扫描式阅读时又带有跳跃性的特点，使得网络新闻标题要尽量鲜明生动，让受众印象深刻。口语化的网络新闻标题在语言上通俗易懂，可读性更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同受众的距离。尽管中美两国间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是，但是正所谓“篮球无国界”，虎扑网在进行NBA新闻报道时，将一些口语化的语言融进标题之中，让NBA的明星大腕们看起来亲切不少。例如，在新闻《韦德：处队友就像处对象，不能想当然》（2013.11.4）中，韦德把与队友间的相处比作同女人谈恋爱，在失掉最初的新鲜感后便会把一切看作理所应当。而标题对于正文的凝炼生动准确，“处对象”的表述则在通俗中透露着巧妙。又如，在《升至西部第八有何感想？科比：耶！》（2013.3.11）和《8连客目前3胜1负，德隆：哎呦，不错哦》（2013.3.25）两条标题中，“耶”和“哎呦，不错哦”的出现让受众不禁被逗乐的同时，轻松领会了新闻的主题。 2、陌生化 陌生化这一概念最早由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具体指利用新鲜或奇特的语言，去打破约定俗成的、缺乏原创性和新鲜感的语言常规，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以求延长读者的审美感知历程。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陌生化如今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到网络新闻语言之中。虎扑网在拟制NBA新闻标题的过程中，尝试加入一些创造性、非常规的语言，不仅让受众获得了别样的阅读体验，也使陌生化的标题风格逐渐打上了虎扑的烙印。例如，在标题《科比：生当为湖人，死亦为湖魂》（2013.10.31）中，虎扑创造性地将李清照的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改编为“生当为湖人，死亦为湖魂”。尽管受众通过这条标题便可大体猜到：科比渴望在湖人“终老”，但是如此充满新鲜感的创意标题还是能够吸引他们到正文中去一探究竟。再如标题《掘金主帅告诫球员：谦受益，满招损》（2013.3.25），依照正文的意思，“谦受益，满招损”完全可以用“切勿骄傲自满”等语句代替，但是巧用名言警句的做法却使得标题增色不少。 3、娱乐化 虎扑网的受众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该群体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于网络中流传的热门词句有着较高的敏感度，并且具备娱乐精神。虎扑网牢牢抓住受众的这一特性，使用一些具有娱乐性质的流行词语和短句，以期增加标题的亲切感和受众的认同度。例如，标题《莫雷：篮板都到我们的碗里来》（2013.10.31）借鉴了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快到碗里来”，这句话起源于一条牛奶巧克力豆的广告，却被虎扑网巧妙地融入标题之中，让一则普通的新闻变得有趣起来。2013年，不少新成语的涌现让网络词汇库变得更加丰富，虎扑网也顺应潮流，在标题中运用了网络新成语。比如，《香波特交易法里德？掘金十动然拒》中的“十动然拒”是通过简缩的方式构成的新词，指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他（她）。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鲜元素的加入能使网络体育新闻标题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然而，无论是口语化、陌生化还是娱乐化的新闻标题的拟制，都必须遵循真实准确的原则，避免给受众的阅读造成困惑甚至反感。 作者：朱衡单位：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 体育新闻论文:体育新闻经济效益 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告诉我们市场将在资源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价格的涨落。引导生产和消费调节社会资源的流向，把有限的资源调配到最需要的效率最高的地方去。 传统观念中，人们将体育划归上建筑，认为它主要作用于社会效益。实际上，体育也是一个经济体，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体育如果不讲经济效益，同样不能发展。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形式并不直接产生物质，它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它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于社会，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应，并继发出强大的经济效应。而使其影响作用于社会的传递渠道，便是新闻媒介。这里，有三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体育活动、新闻媒介、社会。 本文试图就体育新闻媒介在体育经济效益中的作用及其应用初步探讨。 一、一般资料分析 当今世界的体育大战，同时伴随着新闻大战和企业大战，这三者紧密结合，愈演愈烈。 体育发展，使体育对新闻传播媒介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新闻媒介也将体育、特别是诸如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大型体育活动作为提高自己声誉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新闻传播媒介的支持，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大型体育活动便无法举办下去。洛杉机奥运会的成功之处，是因为其抓住新闻传括媒介。它的成功，给予国际奥委会以极大启发，萨马兰奇便十分注重新闻媒介，他本人设置了新闻顾问。他去巴塞罗那检查，第一站去奥运村，第二站便是新闻中心。奥运会现在也在考虑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项目的设置和安排是否有利于电视传播，有没有电视观众。场次安排也是如此。巴塞罗那的一些场次的时间安排，使考虑和服务于新闻传播。有些场次如女篮，就安排在半夜。如果说是早年建设体育场馆，设置观众席位，为的是便于大家观看的话，如今考虑新闻传播的特殊性，项目安排有利于新闻传播，同样是为吸引更多的观众，只不过是这些观众不在体育场的观众席上，而在家里通过电视观赏，但其数量远远超过体育场看台上的观众。因此申办奥运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看其有没有符合要求的新闻传递条件。奥委会新闻委员会权力很大，它可以因为你的新闻传递条件不符合要求而否决你的申办要求。 奥运会等重大体育活动对于新闻传递媒介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任何一个新闻机构，都想利用某个事件来提高知名度，重大体育活动便成了新闻机构角逐的“战场”。海湾战争使美国NBC电视台誉满全球。这次25届奥运会，他们去了300人；美联社是144人，法新社是105人，新华社是113人。奥运会开幕前夕记者蜂涌巴塞罗那，满街均是挎相机的各国记者，市民惊呼：“外国记者入侵”：新闻竞争，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竞争，奥运会上第一块金牌产生于格林威治时间9点零1分，70秒钟后，新华社播发了三行字的电讯稿，路透社是9点08分播出，美联社是9点30分钟播出，新华社为使自己挤入世界六大通讯社行列而获得奥运会新闻采访特权，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中央电视台花50万美元组织记者赴巴赛罗那采访，但比较起欧广联的9000万美元的投资，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这个数字对于我国其他新闻单位则是天文数字。 由于体育受新闻机械的重视并通过新闻传播而家喻户晓，企业界便纷纷借助体育活动来提高自己的身价。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只要看一看大型体育活动场地周围的广告牌及企业界对资助体育活动越来越感兴趣便知道其中的奥妙，其目的均是想借助体育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也就是说社会效益，最终达到良好的经济效益。霍英东通过资助体育而名声大振，健力宝公司通过走体育这条路而使自己几乎占领全国体育饮料市场。1984年初“健力宝”研制成功并正式投入生产，厂长李经纬首先想到两次为祖国夺取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他们派专人把饮料送到女排驻地。女排姑娘称赞健力宝味道鲜，柔和清淡，解渴、提神，并把一个有全队签名的新排球送到三水县运动饮料厂作纪念。五月，亚洲足球联合会会议在广州“白天鹅”举行，李经纬通过良好的关系，送去100箱健力宝，有口皆碑。接着省体委将健力宝推上奥运饮料竞选舞台，被指定为中国代表团首选饮料。三百箱健力宝作为参加第2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专用饮料运往洛杉机，在中国运动员夺取了第14枚金牌之后，敏感的日本《东京新闻》记者发现中国女排轻取了东洋魔女，跟着又以2：0把美国女队击得落花流水。她们每逢战斗，从不喝美国红罐的可口可乐，而喝中国的白罐子“健力宝”。在此之前，获金牌的李宁、马燕红、许海螃、奕菊杰也都是喝握力宝。他们杯疑“健力宝”有不久的魔力，于是《东京新闻》发出题为《中国靠“魔水”加快出击》的新闻说，“在中国队加快出击的背后，有一种“魔水”在起作用。喝上一口“魔水”，马上就变得精力充沛。这是一种新钦科。今后世界各国将努力分析这种妙药的成分，并很可能在运动饮料方面由此引起一场革命”。与此同时，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举行的奥林匹克科学大会上，广东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欧阳孝教授向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宣读了题为《吸氧配合口服电解饮料“健力宝”消除运动性疲劳》的学术论文，引起科学家们瞩目。记者的直觉加科学家的论断，把“健力宝”从三水县报了出来，推上了中国体育饮料皇冠的宝座。国家体委于1985年5月作出决定，今后国家派往国外参加比赛的体育代表团，一律自带“健力宝”饮料。“健力宝”同时成为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以及垒球、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学生、游泳、跳水、田径、棋类等12支国家队运动员专用饮料。从此以后，一些大型运动会上，健力宝满天飞。第六届全运会上，李经纬以250万元取得全运会指定健力宝为专用饮科的专利权；第11届亚运会上，健力宝及健力宝广告比比皆是！于是，健力宝通过体育新闻传播走向整个社会！ 二、基因分析 为什么体育和体育新闻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呢？这是由于体育和体育新闻的固有特性及社会的需求心理决定的。 1、体育活动的特征及其社会地位 随着人们生活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体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参加体育锻炼、观赏体育表演、关注体育动态的人比例不断上升。体育升值来源于它自身的特性： 激励性 体育具有强烈的激励性，是除了战争之外，最能激励民族情感的社会活动。例如，在亚运会、奥运会举行的日子里，凡是有文化的人几乎都在关注着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当25届奥运会中国金牌总数排列第四位时，几乎是举国欢腾。外国一些球迷为了给本国运动员鼓劲，往往包租飞机跨越几个国家去助威。一些小型群众体育也是如此，哪怕一场拔河比赛往往激励着几十百人。 凝聚性 体育有着极强的凝聚力。一场足球比赛，在体育场周围就凝聚着数千数万人，至于通过电视观看的人数则无法统计。据萨马兰奇说，地球上有1／3的人通过各种形式观看第25届奥运会。一个时期内全球都在议论奥运会。我国每年举行的龙舟赛，每场观众也在数万计。 多样性 体育丰富多彩，正式列入奥运会的就有25项。至于没有列为奥运会的各民族不同形式的体育项目，更是层出不穷。多种多样的体育项目，满足了不同层次的人的不同爱好，把更多人吸引到体育身边来。 连续性 体育的连续性表现在多方面，一场比赛有选拔赛及初赛、预赛、复赛、半决赛、决赛等；一项赛事，连续进行多届，例如奥运会，每四年一届，已经进行了一百年。由于其连续性而使竞争越来越激烈，连续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欣赏性 体育是健与美的综合体，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精华的展示场，人类在体育场上采取多种形，式充分显示自己的精华。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欣赏体育表演无论是力量、速度、技巧、智力还是形体时，表现得如痴如梦。 竞争性 竞争是体育的固有特性。争强好胜是人类的本性。在和平时期，人类便通过体育活动来决定谁强谁弱。体育竞技强烈地刺激着个体（人）和群体（地区、国家、民族）使之产生着强大的吸引力。 体育的上述特性使之在某个特定时空里成为人们注意力的中心，并被社会和传播工具广泛地运用。在当今社会上，没有任何一项活动像体育这样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并被新闻媒介快速地、广泛地、全息地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正因为如此，它成了企业界的借体，企业家们企求借助体育的幅射力将自己折射给更广泛的社会。 2、体育新闻的特性及其社会地位 体育的社会影响是通过新闻传播辐射给社会的，是通过新闻传播产生的。这种以体育活动为新闻原体的新闻传播活动，便是体育新闻。它是新闻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新闻范畴。 所谓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新的话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是对重要事实的传播。如果再说详细一点，新闻是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关对于最新的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进行报道或评述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简言之，它是社会信息的总称。 新闻的特性使之产生特殊的社会效应 信赖性效应 新闻的主要特征是“真实”，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而不是虚假的东西，真实的是新闻的生命。假报道是造谣，根本不能归纳到新闻中去。新闻的真实性特征，使之在社会上产生了信赖性效益。即是说，人们对报纸广播、电视中报道的事实中可信的。 快速性效应 新闻贵在新。要新，必须快，以最快的速度将最新的事实报道出去。随着现代科学发展，新闻的快速反应越来越明显。电视现场直播往往使社会活动同步传播出事，使新闻原体与新闻受体的距离缩短为零。而且由于新闻的特殊处理，使身居千里万里之外的新闻受体往往比身历其境的人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某些细节。 轰动性效应 任何一项社会活动，在它传播出去之前，其影响几乎没有，如果通过新闻媒介在最短的时间内向社会传播，在社会接受传播讯息最初阶段，便会产生出轰动性效益，这个轰动性效应的余波还会在较长时间内持续，苏联政变、戈尔巴乔夫下台、上台又下台，克林顿击败布什入主白宫，约掐逊服兴奋剂等等，通过新闻传播之后，立即引起轰动；产生出全球性轰动效果。 全息性效应 新闻覆盖面很广，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后，窄则在某个地区内，广则全球能通过新闻传播了解这个事件的真相。第25届奥运会在巴赛罗那举行，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的人，坐在家里便了解赛场信息。 选择性效应 全球有成千上万个电台电视台，通过成千上万个频道播发新闻：全球还有数不清的报纸用无法统计的版面和各种语言传递信息。但是，这种信息是通过选择之后传递的。同样，新闻受体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新闻和信息。 导向性效应 新闻是影响舆论的特殊工具，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它可以控制整个舆论。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统治者要想拥有政权，必须拥有舆论工具的简单道理。现在，企业界则充分用广告来进行消费导向，干方百计引导消费者去买他的商品。 上述六方面的效应使新闻传播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与传播界打交道的人，不了解社会信息的人，是微乎其微的！ 3、传播受体的信息需求心理 社会是新闻传播的受体，即接受信息的群体。传播受体希望从传播中获得什么呢？综合起来，大体可称为“五求”： 求力，即思想动力 从传播接收中获得精神力量，这种获得包括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和短期的、立竿见影的。长斯的可称为精神教育，短期的可称为精神激励。例如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英雄主义的教育，使传播受体受到人生观、世界观的熏陶，从而坚定信念，形成精神力量，为了一个明确的信仰而终身奋斗。短期的精神激励，能使传播受体产生必胜的信心，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奋勇向前！例如教练员对运动员的赛前激励，军队长官对士兵的战前动员等等。这两种教育除了接受口头传播外，很大程度过是接受传播媒介的传播，而新闻传播是其中的重要渠道之一。 求乐，即娱乐的满足 传播受体从传播中获得娱乐。例如欣赏电视中的体育节目和娱乐等。 求新，即信息的需求 任何一个人，都希望更多地尽快了解自己周围的新鲜事。这种满足，只能从传播中去得到。这是人们除娱乐之外对传播的第二大需求心理。这种信息需求心理因文化素养的不同而不同，文化素养较低的人，往往偏重于娱乐需求。 求名，即扩大知名度 通过传播工具的作用，扩大覆盖面，并随着传播的不断加强而不断扩大影响。这种需求在政界和商界表现得更为强烈。因为，他们迫切需要社会认识他，了解他，因而充分利用传播工具来“鸣锣开道” 求利，即经济效益 如果求名是社会效益的话，求利则是经济效益了。而经济效益是通过社会效益来实现的。于是，远见卓识的实业界人士便充分利用传播工具的桥梁作用，通过媒介将自己传播到社会上去，让社会接受自己，从而获得经济效益。 三、可行性分析 上面我们已经将新闻的特征、体育的特性及社会的需求心理作了分析，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于新闻传播具有快速、真实、全息的特点，并能产生轰动性效益，由于体育具有激励凝聚、竞争性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由于社会有着求力、求乐、求新、求名、求利的，需求心理，因而使三者形成了一个联结体，通过互相利用，有机结合，产生出各自的经济效益。即，社会个体借助体育的社会影响，通过新闻传播工具，将自己介绍给社会；体育通过新闻传播工具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吸引更多的社会个体来借重自己；新闻传播工具则充分发挥自己的媒介作用，在二者中获利。这项循环活动称为体育新闻链。其中，体育活动是新闻原体。因为他是整个活动的基础，没有它，便没有传播循环活动；社会个体（例如某个企业），为新闻借体，它借助体育活动，使自己成为此项循环传播活动中的重要一员；传播工具则为新闻载体亦称为媒介，整个社会为新闻受体。这个过程可以列如下框图： 上述体育新闻链，围绕着体育进行着，在这个过程中，体育可以获得经济效益。因为，体育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吸引资助者，并通过第一次传播活动的完成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新闻受体，从而使下次活动吸引更多的资助者。此外，由于传播工具的参入，体育活动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广告；由于体育影响大，传播工具企求通过体育传播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体育因此可以收取传播费，这在一些重大的国际性体育活动中己成为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体育活动已成为社会和传播工具注视的对象，但如果忽视体育新闻这个载体，便使整个新闻链失去中心环节，体育活动的经济效益便无从产生。因此，引起新闻传播机构对体育的兴趣，是体育产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 四、可行因素分析 新闻传播机构对体育活动感兴趣的主要因素包括： 1、技术因素 高档次的体育活动是吸引新闻传播的主要因素。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奥运会较之亚运会、全运会较之省运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足球世界杯赛与基层篮球赛的影响更加不能同日而语。 高水平体育活动的来源，一是招徕外地高水平的体育团体；二是提高当地体育技术水平，一个体育水平不高的地方，是很难有高水平的体育队伍光顾的，当然也不会引起新闻传播机构的兴趣。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体育活动必将投入市场参加市场竞争，商业性体育活动会越来越多。免费观赏和免费进行新闻传播的时代将逐步结束，组织者将通过高额门票来增加收入。同时，体育一旦进入市场竞争，将不再是体委一家组织，社会各界也会纷纷染指体育活动或以体育为题材的其他活动。在商业体育大战中，新闻界将以读者、观众的兴趣和自己的利益来衡量和选择传播对象。观众也会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观赏对象。在争夺观众和新闻传播机构的竞争中，只有高水平的体育活动才能稳操胜券。 2、工作因素 包括现代化的体育设施和现代化的通讯条件。现代化的体育设施是举办高水平体育活动的物质条件，而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则是将体育活动传播出去及吸引新闻传播机构的物质条件。现代化的体育设施如果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无异于聋哑人。新闻传播已成为申办奥运会的重要内容。新闻传播条件越来越要求规范化。国际直拔电话、文字传真、图片冲扩、完备的成绩公报系统，这五个方面被认为是基本条件。柯达杯足球赛在大连举行时，有一次传真设备发生故障，一位德国记者跪在地下痛哭流涕地说：“这种新闻传不回去了，便被炒了！全家的生活来源也使因此而断了！通讯工具还应考虑到电视、广播、报纸、摄影记者的不同工作特点和中外记者的不同特点，还要考虑日报和晚报的不同特点。中国报纸往往有个截搞时间，例如，晚报要求在中午12点以前发搞。晚报和日报偏听偏重于抢新闻，而周报和杂志偏重于评述背景材料的更深透的挖掘。摄景记者要求到现场，而文字记者则不必如此，外国记者必须注明发稿时间而没有截稿时间，因此几乎每个记者要求有一根专用线路，一到现场便一直开着，随时发出新闻。中国记者则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和这种必要。外国电视记者要求每台机器有4对线路，一个传播席至少有三个席位，在罗马足球赛上，每个席位5000美元。图片传真设备也越来越先进。以前是将图片制好后传真，如今是将录相机线接上传真机，由编辑部选择画面直接制版印制。 3、服务因素 良好的服务能极大地提高服务对象的积极性。给新闻传播提供尽可能完备的服务，能刺激他们更多地传播信息。 （1）条件服务 给新闻传播提供采访条件是最基本的服务。每个体育场要有固定的记者采访席位，其位置处于最佳角度。可是我们许多体育场馆根本没有记者席位，记者来了，或是满场跑，或者只能站着，或者打游击，极大地影响新闻传播积极性的正常发挥，当然也就影响了体育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正常发挥。体育活动组织者必须在办事机构中设立新闻管理部门，一般称作新闻委员会，统一协调新闻传播工作，包括发放证件，举行新闻会等等。会不仅在活动开始前要举行，当活动之中出现有价值的新闻时，要及时举行会，为记者提供更多的采访机会。 （2）资料服务 一次大的体育竞赛，有许多赛场，一个赛场中有许多运动员，一个记者不可能到达各个赛场采访。在一个赛场里，不可能同时了解所有运动员的情况。为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组织者必须为记者提供详尽的资料。以前的资料要求只需一个最终结果，这对于需求欲越来越来强烈的新闻受体来说早己成为历史，他们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数据。例如一场足球赛，每个运动员、教练员的基本情况，球史、技术特点、业余爱好、财产等等；一场球赛中进球次数、犯规次数、黄牌数、换人罚球等等。如果是田径赛还包括风速等。这些资料除了贮存于电脑中随时备查之外，还应印成文字材料，随时发放给记者们。还必须为记者提供监视设备，使他们在新闻中心便能观察到各个场地情况。对于比赛结果，以前只要求在比赛全部结束时提供，如今则要求每场比赛结束时便要提供。 记者们有了众多的、丰富的资料，便可发出更多的新闻稿件，得利的当然是体育组织者们。但是，我们一些体育活动的组织者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甚至连秩序册也舍不得为记者提供。 （3）生活服务 在生活要求方面，外国记者与中国记者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外国记者要求住得舒适，他们习惯于在新闻中心写稿。中国记者则希望住房内有工作条件，他们习惯于在宿舍中写稿，外国记者希望住房靠近比赛场地和闹市，价格以中当为宜；中国记者只要求住低档宾馆，有直拔电话，有卫生设施便可。收费不宜太高。 记者们工作节奏很快。因此，搞好记者的生活服务，为他们提供一个。较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国一些大型比赛活动，均采取有偿服务，便在省一级的或省级以下的体育活动中，往往对新闻单位采取无偿服务措施。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无偿服务终究会被有偿服务所代替。既然是有偿服务，就一定要提高服务质量，满足消费者的各种要求。 五、前景分析 体育新闻的前景十分广阔。其社会原因是人们祟尚英雄。在和平环境中，体育竞技中的金牌获得者无疑是人们祟拜着的英雄。因此体育场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商品和企业期望伴随着金牌获得者的名声而引起世界瞩目。其经济原因，是现代领导者的才智、能力、水平与效率，很大程度取决于对信息的获取、处理与利用，广告是传递商品信息的最直接的办法之一，天才的企业家们都十分重视广告宣传。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于公共关系的广告费，通常产销售金额的10％；日本资生堂化妆品公司的宣传广告费高达销售总额的29％而体育又是最好的广告传播工具之一，受到企业界的青睐。中意电冰箱厂在北京亚运会中心赛场的24个进出品以及火炬台基、各国代表团旗上打出产品广告，获得出人意料的经济效益。 结论 体育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它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随着文化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技艺水平也将不断提高。体育的广告利用价值越来越高。体育组织考如果充分发挥了新闻传播机构的作用，体育的经济价值将会越来越高。 体育新闻论文:新媒体下的体育新闻传播格局探析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传统的电视新闻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第足球世界杯比赛中，新媒体的崛起已经表明新媒体时代下体育新闻传播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基于此，本文对新媒体语境下体育新闻传播格局的变化进行分析。 关键词：新媒体；体育新闻；传播格局；分析 一、前言 当今，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微博、微信、移动电视等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据相关调查显示，全球网络用户已经突破30亿，手机用户超过50亿，中国手机用户接近10亿，这就说明中国已经成为新媒体用户的第一大国。在新媒体时代到来的同时，新闻传播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电视、报纸、期刊的体育消息传播速度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在新媒体时代下，传统体育新闻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新的格局正在形成。 二、新媒体的概述 新媒体是科技飞速发展的产物，当前尚未有明确的定义，但是从某个层面上来讲，新媒体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一种新形式，其利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将信息进行融合，通过网络终端进行发送，及时将信息传递到人们手中。从方式上看，新媒体传播方式多样，丰富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新媒体传播具有自主性、移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是传统媒体体育新闻报道所不具备的。 三、新媒体的发展现状 2009年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整合力度最大的一年，也是新媒体逐渐成形的一年。在北京奥运会时就已经通过新媒体进行网络直播，但由于当时互联网用户较少，信息技术还不够成熟，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但随后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新媒体逐渐崭露头角，这不仅是足球竞技的舞台，同时也是媒体竞争的舞台，南非世界杯不同以往，传统媒体在报道的同时，网络直播空前活跃。以往电视转播是观看世界杯的唯一途径，而此时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主导。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国际足联授予网络媒体4分钟的转播权，但是流畅性较差，用户体验不佳。但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网络已经能够完成全程直播了，因此南非世界杯算得上是体育新闻网络直播最有意义的里程碑。 四、新媒体主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的新格局 按照传统的概念去理解，体育新闻领域向来是新媒体的试验场，每一项信息创作的新技术发明，都会被立即运用于体育新闻报道。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已经将传统的旧格局打破，形成了新媒体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格局。［1］ （一）新旧格局的交替 在媒体形态和传播方式方面，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报纸传播，当时《申报》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的主导，并成为一种格局。随着期刊、书报的逐渐增多，社会进入了多元的通信时代，这期间的体育新闻传播主要依靠电视，电视媒体能够进行体育直播，技术较为成熟，一度形成了电视媒体格局。但好景不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逐渐普及，移动数字媒体逐渐在体育新闻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南非世界杯，大量新媒体介入说明这个传播格局的改变时机已经成熟。据相关报告显示，65%的人们愿意从网站关注体育新闻，30%的人们首选电视媒体。这就说明网站和微博成为人们了解体育新闻的首要途径，原本电视媒体主导的转播格局被打破，新媒体体育转播格局逐渐形成。 （二）新媒体语境下体育新闻传播新格局的形成 在新媒体语境下，传统电视媒体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互联网的冲击力更加强大，人们可以通过微博、网络新闻等了解最新的体育战报。如果将新媒体语境下体育新闻的传播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核心、中层和边缘。在新媒体时代下，网络将取代电视媒体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的核心力量，其具有便捷性、实时性、交流性，传统电视媒体地位下降，成为人们了解新闻的次要媒体，或者成为人们了解拓展性报道的渠道，而广播、期刊、报纸等逐渐边缘化，成为人们最后的选择。新格局的形成是相对的，仍然处于动态中，不同层次的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爱好、身份、习惯和条件选取适合自己的新闻媒体。 五、新媒体语境下体育新闻传播的特征 （一）自主性 传统新闻媒体进行体育新闻报道时，观众相对被动，没有自主选择权，只能被动地接收媒体传达的新闻，而新媒体则具有更明显的自主化特征，人们能够根据自身爱好和需求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体育新闻。其次，新媒体时代下体育新闻的传播也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是体育新闻信息的接收者，同时每个人也有可能成为信息的者。比如在巴西世界杯现场，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身边的设备进行现场直播，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体育新闻传播中，业余记者和专业记者各占据半壁江山，很多关键性资料的提供者是观众，而不是专业记者。［2］ （二）移动性 竞技体育具有瞬时性，很多信息的变化通常在一瞬之间，人们可以通过报纸期刊了解比赛的结果，却无法想象比赛的激烈程度，传统媒体的体育新闻传播将人们固定化，规定了空间和时间。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移动技术逐渐兴起，将人们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人们能够利用4G网络随时随地观看比赛，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也是新媒体独具的便捷性。［3］ 六、结语 新媒体语境下，体育新闻传播的格局已经被打破，网络和新媒体逐渐成为主导力量，传统的电视媒体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南非、巴西等世界杯大赛上，新媒体充分显现出自身的优势，正逐渐完成格局的交替，但新格局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因此我们期待下次世界大赛时新媒体体育传播能让人们眼前一亮，最终确定自己的主导地位。 作者:范氏翠琼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体育新闻论文:体育新闻传播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 体育新闻传播是青少年进行体育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传播体育自身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素养，还能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意识起到引导作用。但由于体育新闻传播渠道的普及面不够广泛，导致其无法全面覆盖于青少年的视野中。因此，拓宽体育新闻传播的渠道、加大体育新闻传播的力度、提升青少年对体育新闻的正确认知能力，是确保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的塑造和培养的关键。从古至今，体育新闻传播和体育参与意识两者相辅相成、密切相连，体育参与意识促进了体育新闻传播功能的逐渐完善和提高，两者发挥了自身优势，扬长避短，实现了良性健康发展。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对体育新闻传播事业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它不仅对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和日常行为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也起到了同步的影响和作用。 1相关概念的界定 1.1体育新闻 体育新闻是传播人类健身活动、体育运动及其相关的一些有关体育方面的信息，凸显人类向自身的极限挑战、不断追求自身、战胜自我和超越自我的至善至美的一种体育人文精神。它从属于新闻事业的领域，其特征主要是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和标志。每一事物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都可能形成自身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显著的标志，其又与体育事业密切联系，因此体育新闻的特征必然是在与这两者的交叉与互动中形成的，并在恪守新闻原则、遵循体育新闻文化传播规律和客观地反映体育事实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身区别于其他新闻传播活动的显著的征象和标志。 1.2体育参与意识 体育参与意识是人类进行身体参与体育运动项目有关的行为活动，促使其大脑产生一种意识能力，能够培养人类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和能力。 2体育新闻传播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的影响 2.1体育新闻传播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的积极影响 随着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青少年的学习压力逐渐增大，使得其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体育运动，导致其体育参与意识逐渐削弱，最终使青少年自身体质状况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参与体育运动已成为当前教育部进行青少年体质增优的首选干预措施。体育新闻传播可凭借人物形象、文字简捷的优势，向青少年视野中传达体育运动自身的特殊价值和魅力，而青少年在吸纳体育新闻时，也能够让自身的娱乐和求知欲望得到满足。简言之，体育新闻传播能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也能实现其与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的较好衔接作用，并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2.1.1增强青少年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素养从体育新闻传播对青少年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素养所产生影响的角度来分析，体育新闻传播能够为青少年传达丰富、专业而有趣的体育文化知识和其中所蕴涵的体育素养，随着青少年脑海中存储的体育文化知识的不断扩充，其体育参与动机、参与欲望和参与意识都会得到明显提高。以体育新闻对体育游戏的传播为例，体育新闻能够向青少年提供与体育游戏相关的健康文化，促进青少年深入了解体育游戏与健康之间的关联性。通过传播，青少年能意识到体育游戏对体质健康具有积极影响，因而促使其产生参与体育游戏的动机。随着现代教育领域各学科的重要性和所占的比例大小，体育学科未能占领主要学科的位置，因而其越来越容易受到青少年和体育教师的忽略，因此体育课上项目单一、枯燥，甚至将其替换成其他学科来进行教学。据此，笔者认为，体育新闻应通过传播体育游戏，促进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意识、体育参与动机得到提升，并丰富青少年在体育课上的体育运动项目，这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具有良性的发展意义。此外，体育新闻传播能提高青少年的体育素养，推动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的增强。以体育新闻对健身操的传播为例，由于健身操是一种有众多人群进行的一种有氧操，通过其传播，能刺激青少年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提高青少年体育参与的素养和道德意识，并能起到增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起到推动引导的作用。2.1.2引导青少年形成体育参与意识体育运动分为一般体育和专项体育两类项群。其中，专项体育是指以各体育运动项目发展并进行其比赛达到突破自我的能力，而一般体育是指所有人均能参与进行运动的能力。青少年在选择参与体育运动项目时，受到多因素条件的影响，体育新闻对体育运动项目的传播和宣传，就是其中应考虑的重要一环。体育新闻传播能够将一般体育和专项体育的活力特征和美感价值充分呈现出来，尤其是深入传播体育专业人士参与体育的行为特征，其也是将一般体育和专项体育的不同独特价值传达给青少年。在这整个过程中，体育新闻传播须逐渐将体育精神融入到青少年日常生活中，青少年在吸纳这些体育信息时，会对一般体育和专项体育产生更深刻的感悟，并产生参与体育运动的意识。此外，体育新闻传播能够向青少年呈现正能量的思想，发展其自身的文化教育功能。一篇精辟而优秀的体育新闻，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以及体育的发展历程在体育美学方面的定位，还能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深远的正向影响，引领青少年逐渐树立正确的体育参与价值观。 2.2体育新闻传播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的消极影响 体育新闻通过向青少年传达正能量的思想与信息，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并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意识形态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对青少年传达积极向上的体育参与意识，最终实现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的强化。但是，世界上任何事物既有统一又有对立，均具有两面性，体育新闻传播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在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的环境中，体育新闻信息复杂多样，而其中众多信息仍需鉴别和判断选择，这就致使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易受其影响，并对体育新闻产生负向作用。具体来说，体育新闻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2.1貌同实异的体育新闻信息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产生误导随着手机、电脑等高科技网络的兴起和发展，各种体育新闻信息纷纷而来，其大量内容均能对青少年正向体育参与意识的塑造和培养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然而，一些貌同实异甚至虚假的体育新闻信息会对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体育参与信息和体育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负向影响。例如，在体育新闻传播中，撰稿人或体育记者由于受到自身体育专业的局限性，在体育信息传播中会作出错误的表达和述评，青少年吸纳了这些信息后，可能会对此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并产生错误的体育参与意识。2.2.2体育新闻传播的片面解说对青少年体育素养产生误导现今在体育新闻传播中，一些负向内容的出现实属正常，但是某些媒体为了取得更多青少年的关注，继而获得更多的自身商业利益，对富含负向信息的体育新闻信息进行片面解说和广泛传播，这种传播行为不仅很难产生正向的价值引领，还会使青少年产生错误的体育素养认知能力，这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的塑造和培养以及未来体育行业的发展均会产生不容乐观的消极影响。体育新闻传播不仅能传达大量丰富的体育文化知识，还能在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形态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直接引导青少年体育参与运动的欲望迸发，提高青少年体育参与运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对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和谐共处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两者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貌同实异、片面解说的体育新闻传播会对青少年产生错误的体育欲望，因而导致其体育参与意识下降，逐渐促使青少年远离体育参与运动，致使其自身久坐不动行为（静态行为）产生，最终导致自身体质健康状况中部分指标呈现下降的趋势。 3拓宽体育新闻传播渠道的建议和措施 3.1全面提升体育传播的渠道 若想加大体育新闻传播的力度，可以通过结合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大方面进行全面宣传和传播体育新闻信息，追求多元化理论和价值选择，传播一些具有蕴涵体育精神层面的体育新闻，引领青少年体育参与的意识，提高他们参与体育运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下，在复杂多样的媒体传播环境下，体育新闻传播不仅须对体育比赛进行细致解说，让青少年全面了解比赛信息的来龙去脉，还须进一步深入挖掘研讨体育赛事幕后具有代表性价值和深远意义的体育新闻事实。例如，赛前运动员的备战阶段、赛中运动员的心理阶段以及赛后运动员得与失的主要原因等。总之，题材内容要丰富、新颖，适当采用内幕新闻和独家新闻的形式来取得青少年的青睐，并吸引青少年的兴趣和爱好。此外，教育部门和当地政府应加大对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器材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和开放使用，这样能使青少年意识到体育参与的重要性，并结合体育新闻中的国家健将的运动历程来感染青少年，真正地实现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与体育新闻文化、体育新闻素养的转化与结合。 3.2全面增强体育新闻传播的体育人文关怀 体育新闻传播要注重体育人文关怀，赛场上运动员的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已完全超越了体育比赛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这些体育精神能促使青少年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永不妥协、积极向上和奋斗努力。因此，在传播中要注重体育人文精神，通过广泛弘扬体育人文精神，能够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理念，为今后社会发展和青少年自身而服务。例如，《中国体育报》一向关注人文气息，在传播中不仅能将体育赛事过程和结果传达给青少年，还能将体育人文精神进行弘扬和宣传，从而充分体现体育新闻传播的丰富价值内涵。体育新闻与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密切相连，充分体现了有益的体育新闻，推动了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的塑造和培养，为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扩大了影响因子，提升了体育的人文关怀精神，同时也促进提高了青少年体育参与运动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因此，今后两者的发展须扬长避短，实现两者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 4结语 体育新闻传播与青少年体育参与运动的意识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交叉，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和作用。因此，今后关于青少年体育参与意识能力的研究，应适当从另一个新的视角去深入研究，即体育新闻传播这个视角，这可为接下来教育部门进一步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实施干预措施提供有效的线索和参考价值。 作者:汪志胜 魏源 单位:广州体育学院 体育新闻论文:新媒体发展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 摘要:新媒体的出现给体育新闻传播带来空前未有的变革,在8月份结束的里约奥运会中,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手段,在此次奥运会上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新媒体为核心的传播手段已经形成。该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新媒体的概念为切入点,来具体分析新媒体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积极作用以及衍生出的问题。 关键词:新媒体；体育新闻；传播；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身心的享受,体育已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运动也已然成为了人们增强体质、强身健体的重要手段。人们在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体育信息,体育新闻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传媒不可或缺的重要传播内容。而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发展来的新媒体,较之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尤其是在今年的巴西里约奥运会中,彰显出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独特优势。什么是新媒体？其是指除去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外,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条件下,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讯网、卫星等手段,以及电脑、手机等移动终端平台,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它们在报道时以全方位的形式、多视角的内容传播奥运新闻和民众的反应,最终在里约奥运会上实现最佳传播成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下的定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渠道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形态。新媒体的主要类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移动通讯类:如手机短信、手机电视、手机报纸、手机广播等;互联网类:如虚拟社区、博客、微博、微信、各大网站、电子邮箱、QQ等;新电视技术类:如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它们都是依据数字信息技术,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因此新媒体具有即时性与时效性、交互性、多媒体化及个性化等主要特点。 1新媒体发展对体育新闻传播的积极作用 新媒体的即时性与时效性,表明了其传播速度快的特征。就现在的网络及数字技术而言,网民通过手机、电脑或者其他移动智能终端能够快速和及时接收信息,改变了传统媒体计划性的传播方式,真正实现了无时间和无地域限制的传播。在重大的体育赛事传播上,新媒体的运用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例如央视影音App、腾讯体育等,这些网络直播平台会以最快的速度,滚动传播赛事情况,广大体育爱好者更是热衷于这种方便快捷的观赛体验。新媒体具有信息内容丰富多彩和交互性的特点。以往的传统媒体处于强势主导地位,单方面决定受众接受什么样的信息,用户很难进行信息好坏反馈,交互性相对来说很差。在新媒体语境下,体育信息的传输是双向或多向的。每个网络用户都具有信息交流的权利和平台,用户不再是单纯被动的。例如当下较热的微博平台,通过微博传播体育新闻,用户不仅可以轻点鼠标轻松获取体育信息,也可以通过关注、转发、编写信息等方式积极参与到传播的过程中来,其交互性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新媒体使体育消息传播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局限性,通过新媒体的手段,接收信息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方便快捷。比如一些门户网站、手机体育App等,只要你想知道,随时随地点开手机,就可以获取你想知道的体育信息。新媒体的便携性为大家提供了方便,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观看现场比赛实况的需求,使信息的接收和传播方式从静态变成了动态。新媒体平台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传统媒体任何信息时,信息没有对特定的人群,不具有其针对性和专门化。和传统媒体相比,在面对海量信息资源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专门化的信息,使用手机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和急需的信息,通过搜索引擎和相关网站的方式获取各种信息,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也为受众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个性化服务,以满足受众的个性需求。新媒介的演变越来越具有“人性化”趋势。从手机媒体的传播性特征来看,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需要的体育赛事信息,由被动接收转换为主动选择,实现信息的分众化传播,新媒体的出现使不同的受众都能获取自己所需的体育赛事信息。这种人文关怀式的传播,更易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被受众所接受。 2新媒体发展衍生出的问题 重娱乐,轻信息,缺乏新闻信息的该有本质属性——真实性。由于新媒体高度的便捷性和及时性,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制造者,缺少新闻信息的把关人。有些网站媒体“唯速主义”,为了抢头条,为了提高点击率,制造轰动效应,播报的体育信息过度娱乐化,不偏重体育信息本身,而将重点放在了运动员的隐私及花边新闻等方面。强加娱乐性的装饰手段,使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发生质的变化,严重影响新闻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信息监管力度的缺失及不足,使得基本上掌握这种信息技术的个体,都可以参与其中,畅所欲言。网络技术的虚拟化和个人化,大大增加了信息监管的难度。并且一些公民缺乏应有的道德观念恶意传播低俗、血腥的内容且屡禁不止,更有网民盲目跟帖,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导致了许多体育新闻偏离了真实性,同时也影响和侵犯了许多体育明星、机构等的隐私权和名誉权。虚假信息泛滥,信息内容过于表面化,缺乏深度和创新。真实性是任何新闻信息都要遵循的原则,任何凭空捏造的新闻消息都不叫新闻,体育信息也不例外。而新媒体自身的特点使其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为虚假信息提供了可能的存在空隙。新媒体时代是个高度开放的“世界”,是信息者传播、发表个人观点不受任何机制限制的平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体的平台进行消息,没有约束的自由,使各种虚假消息、过激负面的言语横行,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造成了体育价值观的扭曲。 3结语 在现代科技进步中,新媒体的作为信息传播的新型手段,因自身独特的优点和传播特质而为广大受众所接受和追捧,它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大众观看体育比赛、获取体育新闻的方式。在运用新媒体平台传播体育新闻信息的同时,对于其消息影响的分析不仅要考虑体育新闻传播方面的原因,也要从传播学基础理论的角度考虑。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使体育新闻传播一次次有了新的改革和质的飞跃。新媒体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可以借鉴传统媒体所特有的优点,实现二者的最佳整合和互补。 作者：蒋琪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长岗校区 体育新闻论文:媒介融合背景下体育新闻传播思考 摘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行各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在传播领域，其变化非常显著。随着计算机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各种新媒体逐渐出现并广泛被人们认可、接受、应用。然而，传统的新闻传播媒介并未消失，而是融入到了新媒体传播媒介之中，与新媒体相互交融，这种新旧传播媒介融合发展的局面，使得体育新闻传播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媒介融合；体育新闻；传播特征；发展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各个领域得到了高速发展，越来越成为新闻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在网络普及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媒体，以便利、快捷、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的优势，成为备受人们青睐的信息获取途径。传统的新闻传播媒体并没有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消亡，而是迎合时代的发展需要，与新媒体融合共生。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体育新闻的传播特征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媒介融合概述 媒介融合是当前新闻传播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就认为，传统的新闻传播媒介会因时代的发展而受到各种新媒介的冲击，并且，这种困扰在未来也不会减弱，为了自身的发展前景，传统的新闻传播媒介必将与新的新闻传播媒介相互融合、相互合作。事实证明，美国学者的预测是正确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媒介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与新媒介共存，各自发挥优势和作用，吸引着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所以，媒介融合既不是传统媒介的消逝，也不是新媒介的独存，而是新旧媒介的和谐共生。 2媒介融合背景下体育新闻传播的特征 2.1竞技体育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的主体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竞技体育以其场面壮观、紧张、充满悬念等引人注目的特点，成为体育媒体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其以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为载体，突破了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将竞技体育报道广泛传播。其通过电视或网络视频传播，完整呈现了激烈的对抗场面和紧张的对抗过程，凭借优质的画面效果，俘获了众多热爱体育人士的心。 2.2体育新闻传播的娱乐化倾向明显 面对媒体种类繁多、媒体数量与日俱增的竞争压力，如何在压力中站稳步伐，成为许多新闻传播媒体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随着现代生活娱乐化特征的凸显，新闻媒介为了提高自身的商业化运作力度，逐渐向新闻传播的娱乐化趋势发展。从本质上来说，体育就是一种娱乐项目，体育精神与娱乐精神相互融合，体育新闻报道的娱乐化，可以使体育赛事更加生动有趣，充满戏剧性，更受人们的喜爱。 2.3传播方式丰富多样，传播内容丰富多彩 由于社会上的人群年龄层次、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他们对于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也不尽相同。新闻传播媒体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为了迎合不同人群的需要，其传播方式和内容也应该多样化。现代体育新闻传播媒介更加重视以简单明了的方式与观众互动交流，电视网络新闻传播视听节目将图片、文字、动画融于一体，克服了传统电视传播浅白表达的缺陷，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因而更受人群的喜爱。 3媒介融合背景下体育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势 3.1体育新闻传播与现代化技术紧密结合 体育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不同时代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科技的发展水平。当今社会，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新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的表现形式朝着数字化、信息化方向发展，传播方式层出不穷。运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不仅能够提高体育新闻传播的速度和效率，还能使体育传播更加开放和多元化。 3.2以传播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化 商业利益的主要来源是消费者，随着消费者地位的提高，新闻传播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必须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新闻传播也必须以受众为中心。传统的体育新闻传播媒介重视传播者的权威性，传播内容受传播者控制；在现代这个消费主义蔓延的社会，重视受众的观点和意见，关注并满足受众的需要，在新闻传播领域越来越成为共识，体育新闻传播媒介也正在秉持并倡导这一理念。 4结语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各种新闻传播媒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并渗入人们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体育发展，中国也逐渐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体育及其相关的新闻传播不断发展，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对于体育娱乐和体育健身知识的需要。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体育新闻传播的方向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步。 作者：刘云 单位：河海大学 体育新闻论文: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创新策略 摘要：媒介融合时代的来临对新闻传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新闻传播人才亦是如此。本文立足于媒介融合时代的新特点，对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结合媒介融合时代的特点，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方案提出了新的观点。笔者对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案的创新探讨，旨在为我国的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作出一些有益的探索，使其能够满足当前的时代特征和传媒行业发展的需求，从而使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媒介融合；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创新 随着时代的进步，网络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并在传媒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应用。新媒体形式层出不穷，新旧媒体的界限日渐模糊，媒介受众也由大众化向分众化转变，媒介融合时代悄然来临。媒介的融合发展对传媒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在更加娱乐化的体育新闻报道中。因此，探索更加适合媒介融合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创新方案势在必行。 一、媒介融合时代传媒融合的特点 21世纪是媒介融合时代，网络、手机等新媒介出现并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媒介。同时，人人都可以是新闻的传播者，现代传播成为平民化甚至是全民化的传播。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开放与多元，传播渠道的多元使受众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受众向分众化转变。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的融合成为趋势。但同时，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传媒发展中也存在诸如新闻真实性存疑、传媒公信力降低、受众选择性困惑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引导和规范。 二、媒介融合时代对体育新闻传播者的新要求 相较于其他新闻传播者而言，受众对体育新闻传播者的要求更高。体育新闻传播者不仅要懂体育、爱体育，拥有海量的体育知识，同时还要拥有敏锐的判断力与独到的见解。媒介融合时代对体育新闻传播者提出了新要求。 （一）运用多种媒介搜集与整理数据 数据的搜集与整理是一名合格的体育新闻传播者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海量的体育数据与丰富的体育知识是体育新闻报道的先决条件。一篇好的体育新闻报道，不仅要有记者的观点与见解，同时还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大数据的来临使得数据的搜集与整理不再复杂，在互联网平台上，可以进行各种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所以，运用各种媒介搜集、整理与分析数据，是一名体育新闻传播者应掌握的基本能力。 （二）综合应用多种媒介渠道传播体育新闻 媒介融合时代，多种媒介使用统一的以网络平台为基础的数字工具和数字语言，形成了大众传播特性、艺术表现形式和数字技术平台紧密结合的融合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优化，体育新闻传播者亦是如此。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性要求体育新闻报道风格的娱乐化与内容的专业性。所以，体育新闻传播者在进行体育新闻报道时，既要hold住官方文章，又要能报道街边趣闻，同时还要善于捕捉竞技场上潜在的新闻。使用数据工具与数据语言进行多种媒介渠道的报道，是体育新闻传播者必备的能力。利用多种媒介进行报道，要求体育新闻工作者写出适合各媒介传播特性的各种风格与体裁的文章，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新闻策划能力，策划出适合各种自媒体传播的“萌文”。当然，图文的处理与音视频的制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分析 中国的体育新闻专业教育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1983年上海体育学院试办体育新闻专业方向。据资料显示，我国现有的体育新闻专业方向点已达20个左右，主要分布在体育院校、综合性大学的体育学院以及民办学校和其他社会办学机构。其课程设置大多以体育新闻评论、体育新闻学、广播电视概论、网络传播理论与务实、电视新闻务实、新闻摄像、体育新闻传播学等为主。但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现有的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案亦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体育新闻≠体育+新闻 体育新闻专业成立至今已经培养了几代优秀的体育新闻人才，但体育新闻人才的培养仍然存在课程设置问题及教材问题。目前，国内有的体育新闻专业教材包括郝勤的《体育新闻学》、毕雪梅等的《体育新闻学概论》等。虽然弥补了体育新闻专业教材方面的空白，但是部分院校仍然将体育新闻专业停留在新闻传播学理论与体育简单叠加的层面，缺乏课程设置的专业性。 （二）师资结构有待调整，师资力量亟待加强 我国体育新闻专业虽然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体育新闻教育仍相当于起步阶段。随着新闻媒体的更新换代，专业教师仍处于较为缺失的状态。绝大部分院校的体育新闻学教师由高校新闻学或专业项目教师担任，缺乏体育新闻专业教育的专业性和深度。 （三）理论教育与实践脱节 由于师资结构存在问题，学生能接触到的有体育新闻实践经验的教师数量较少，使得目前我国体育新闻教育实践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师资方面的问题，还使学生最后的实习环节受到影响。首先，部分院校没有设置实习部分，即使设置了，对学生的实习地点等也没有做过多要求。其次，部分院校设置了对口的实习基地。此举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实习难的问题，但部分实习基地的建设尚未落实，或者无法跟上时代要求，这也成为制约体育新闻专业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四、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案创新研究 为应对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满足当前体育新闻报道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对当前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创新性改革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当前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应该以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主。我国高校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来存在着轻实践、重理论的问题，培养的学生多是理论知识掌握得多，而实践能力相对较差。体育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亦是如此。如何进行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笔者有以下建议： （一）打破专业壁垒，调整课程设置，增开融合型技能专业课程 当前，我国的体育新闻传播在进行专业设置时，体育新闻学、体育电视编导、体育广告学、体育播音主持等相关专业都是分而立之，各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安排也都是基于该专业设置形式而形成的。这种专业和课程设置模式造成了各专业之间人才培养的割裂，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必须要打破专业壁垒，调整课程设置，才能够真正培养出基础扎实、技能多样、适应媒介融合发展需要的传媒人才。同时，为了适应媒介融合时代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介主流化发展的趋势，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传统体育新闻专业开设的采、写、编、评、摄等核心课程之外，还应开设摄影摄像基础、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与制作、网页设计以及包含有音视频与图文立体交互设计的多媒体交互设计课程，使学生全面掌握网络、手机新闻的采编、制作能力。同时，还可以进行网络传播用语与网络受众特征等方面的课程培训，使学生快速掌握网络受众的特性，方便学生在网络传播的实践中，尤其是在娱乐化的体育新闻传播实践中快速上手。 （二）优化师资队伍，加强媒介融合技能型师资队伍建设 现阶段，在我国的体育新闻专业中，与媒介融合相关的课程教学工作做得并不好，其主要原因是缺少拥有媒介融合技能的高素质师资队伍。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培养体育新闻传播人才的关键所在。由于传统的专业与课程设置的弊端，院校现有的教师往往只对某一类媒体有较深的认知和了解，对其他媒体尤其是新兴媒体的认知和研究则相对缺乏，对新媒体技术的了解与掌握更是少之又少。体育新闻传播者独有的体育属性要求体育新闻专业的教育与普通的新闻学教育不尽相同，体育新闻专业的教师更加侧重对体育项目的熟悉与了解。因此，教师在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与教学水平的同时，还应该时刻关注体育比赛与体育新闻，对某个或多个体育项目进行深入了解，以便在教学中随时随地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引领学生对体育的爱好与关注，加深学生对体育的理解与思考。 （三）整合实践平台，创建媒介融合实验室 对于传媒专业而言，完备的教学实践平台是培养传媒人才所必需的，体育新闻也是如此。早在2008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就投资数万元建设了仿真媒体生态环境的媒介融合实验室，并开设了我国第一个本科媒介融合专业。其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发展型、复合型、应用型传媒人才，特别强调理念和技能双管齐下的培养模式。当然，就现实情况来说，建设媒介融合实验室需要高昂的费用，这对于国内很多体育院校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幸运的是，媒介融合本身也为教学实践平台的建设提供了便利。例如，电脑PC机和智能手机等网络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学生能够自己开设个人网页、个人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并在上面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展示自己的作品。同时，学生也可以利用PR、EDIUS等软件工具进行音视频的制作，并通过网络相互转发与评价，在互评中得到提高。还可以将这种平台与学院已有的教学实践平台相连接，大大强化学生各种媒介技能的训练，取得更好的培养效果。 作者：魏月姣1 张小燕2 单位：1.武汉体育学院 2.湖北工业大学 体育新闻论文:体育新闻传播手机媒体影响思考 摘要：进入21世纪，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而技术的进步让手机的功能不断增加，除去发短信、打电话等基本功能外，手机的功能更加趋向于娱乐化。手机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手机媒体发展初期就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21世纪初，中国人民为之骄傲、兴奋的一件事——申奥成功，北京成为举办第29届奥运会的城市，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传播工具，在第一时间将此消息带到了中国人的耳边。 关键词：手机媒体；体育新闻；传播；影响 一、前言 如今社会信息高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手机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较之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其他媒体，具有互动性强、信息源内容多样、传播与更新速度快、传播形式多样等特征。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时间观念的增强，手机媒体的便携性打破了地域、时间的限制，使人们能随时随地接收具有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的新闻，从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手机媒体的广泛使用给体育新闻传播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下面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二、手机媒体与体育新闻传播 （一）手机媒体化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12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另据中国经济新闻网报道，截至2014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12.8亿，普及率为94.5％，手机用户的增加大大促进了手机媒体的发展。例如，就当代大学生而言，手机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天有70％的时间都在使用手机。大学生基本都通过手机来获取外界信息，每天在手机上浏览新闻、看视频、收看直播、关注微博等，一步一步地成为“手机党”、“低头族”，这些调查研究表明手机已经高度媒体化。 （二）手机媒体与体育新闻传播特性相契合 手机媒体打破了时间、地域的限制，有着传播与更新速度快的优点，并且体育新闻的时效性正好与手机媒体的特征相契合。由于体育具有竞技性质，人们往往希望能在第一时间观看到体育比赛。但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往往不能守在电视、电脑前观看体育比赛。手机媒体的发展打破了这一限制，现在一个NBA球迷如果要选择观看一场NBA篮球常规比赛，更多地会选择打开手机，登录新浪、风云直播等网络平台观看比赛，真正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观众已经不多了。手机媒体的便携、可移动性正好满足人们随时随地欣赏比赛的需求，手机媒体的时效性与体育新闻的时效性正好完美契合。 三、手机媒体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 （一）体育新闻语言的改变 体育运动本身具有专业性、竞技性等特征，对部分观众而言比较抽象，不容易理解。但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我国的体育事业受到普遍关注，直接促进了体育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体育新闻播报正逐渐以准确、简练、具体、快速、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报道，更多地使用大家熟悉的语言来进行体育新闻传播。据笔者了解，在80年代，篮球赛的播报更多地存在于各个体育院校中，直到后来，各种篮球比赛正式进入电视直播，才慢慢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最开始，人们并不怎么了解篮球比赛的过程以及篮球比赛的规则。如今，由于手机媒体简洁易懂的播报方式和体育语言的通俗化，使篮球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可见，这种新闻语言的改变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手机媒体提升舆论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力 手机媒体是一种开放的互动式传播，传播者与受众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流互动。用户在收看体育节目的同时，可向平台发送自己的观点，与体育爱好者进行交流，特别是当下QQ、微信、博客、微博的发展为体育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笔者作为一名资深的体育迷，经常在微博上与广大体育迷进行交流互动。每逢较大的体育赛事，微博首页会以最快的速度传播赛事情况，广大体育爱好者便能在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观赛体验。在激动的时刻表露喜悦，在沮丧的时刻发泄不满，在喜欢的运动员或球队输了的时刻吐槽，和大家分析失败原因，在支持的球队不负众望获得冠军的时刻分享欣慰和无比激动的心情。再加上如今体育直播、转播中，直播员为增加收视率，也会以有奖竞猜、上墙等形式，或者发表一些自己幽默的观点来达到互动效果，从而促进体育新闻的传播。 （三）手机媒体使新闻进入融合及整合式传播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传统新闻媒体与新兴媒体正在逐渐融合。中国手机网民的不断增加、新兴媒体的不断发展，使得很大一部分“手机党”、“低头党”通过手机媒体来获取新闻资讯。传统媒体在这一状况下，为了谋求发展不得不与手机媒体进行融合。例如，报纸行业。新兴媒体的发展给传统报纸行业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用户能在各大手机新闻媒体上获取报纸上的各种信息，这就使人们购买报纸的需求减少。为了寻求报纸业与手机媒体进行融合发展的整合式传播道路，手机报应运而生。 四、结语 手机媒体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传播速度快、方式灵活、内容丰富、更新速度快、互动性强的特点，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流方式。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状况，体育新闻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是必然趋势。在这一条件下，新兴媒体以自身优于传统媒体的特点，逐渐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的主流，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 作者：魏瑾 单位：云南工商学院 体育新闻论文:体育新闻传播现状与理性发展探讨 1体育新闻传播现状 1.1新闻价值低廉，文化内涵低俗 当体育新闻所报道的焦点已经远离体育赛事中的拼搏精神，漠视运动员精湛的技巧，忘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壮举，而独关注体育明星的私生活，甚至体育比赛中的美女球迷，体育新闻传播逐渐开始走向低俗化。 1.2失实新闻泛滥，炒作内容肆虐 新闻传媒的第一原则是真实原则，新闻的核心价值也在于真实性。然而，现今体育新闻传播一方面是用大量失实新闻报道欺骗受众。一方面，是用炒作新闻强制吸引受众注意、为求实现其直接或间接的商业利益。 1.3人文精神缺失，狗仔乱爆隐私 狗仔这一舶来词，当下正泛滥于体育新闻圈。一批素质低劣的体育记者利用各色偷拍器械与方式，私爆体育运动员的私生活，将偷拍资料冠上噱头十足的标题，哗众取宠，完全不负责任的敷衍受众群。列如，孙杨奥运夺冠后，许多体育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其女友为叶诗文，后经证实并无此事。 1.4从业人员失德，媒体管理不利 体育新闻具有鲜明的实时性，娱乐性特征。从业人员往往为抢占点击率、收视率不顾原则，抄袭或者直接剽窃他人稿件。我们通过各大体育网站看到的体育新闻往往如出一辙。一些小型门户网站甚至没有发稿门槛，匿名，假名都能发表体育新闻，直接降低了体育新闻质量。 1.5关注重点趋同，漠视群众体育 我国推崇以人为本，群众体育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体育新闻极少关注群众体育，各类体育新闻传播根本毫无群众体育消息。群众体育长期被各大体育新闻媒体漠视。这不利于群众体育素质的提高，继而也会影响群众对体育新闻传播的接受度。事实上，我们身边每天进行着丰富的群众体育项目，各种民间组织的精彩赛事，交谊运动都是能使群众产生强烈共鸣和亲切感的体育新闻。然而我们的广大体育新闻媒体，为追求眼前更大的利益，忽略了体育新闻所应发挥的本质效用。 2完善体育新闻传播缺陷的对策 2.1健全体育新闻律法 法律法规作首先为国家所认可，由国家强制实施为手段，用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在体育新闻传播治理中应当发挥其强制力和约束力的作用。体育新闻相关法律的及时出台能有效减少体育新闻传播中的不正行为。相关律法应明确体育新闻传播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界定。确立体育新闻违规违法行为惩罚与罪责制度。落实体育新闻传播制裁的执行机关与部门。 2.2加强媒体间相互合作 在激烈的新闻传媒竞争环境下,只有加强媒体与媒体间的合作,使优势得到互补、资源得以共享，才能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达到双赢。网络媒体得到传统媒体的有力支持就能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优势。例如：腾讯体育这一成功的体育新闻网站，其背后有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新闻晨报等等数十家纸质媒体的合作与支持。 2.3严把出版内容 纸质体育新闻传播类容由专业编辑根据传媒正确的的价值取向，新闻立场等进行打磨雕琢，严格把关审核后，方能出版发表。同时网络体育新闻内容，可由网络管理部门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过滤。网络管理部门可建立如百度类搜索引擎抓取关键字的数据库，一旦发现不良体育新闻内容，强制进行干预。 2.4加强从业人员素养与职业道德 首先，应当提高体育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素质，通过专家授课学习专业知识，牢固对体育新闻把握的基础，强化视觉、听觉、和文字的的运用技巧，培养出真正利于体育新闻传播的优秀人才。其次，提高体育新闻从业者的文化知识涵养，让体育新闻传播涉及面更广，体育新闻内涵度更深。再次，应给予工作和道德表现突出的新闻媒体或个人表彰；对体育新闻传播中的不良媒体与个人进行批评或降低信用度，使得体育新闻媒介或新闻工作者不断维护自己的信用度。最后，成立体育新闻传播鉴定考核部门或委员会。定期对体育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与专业技能知识考核，保证体育新闻传播良性发展。 2.5丰富体育新闻层面，关注群众体育 以群众为基础，大力支持群众体育事业发展，配合群众体育活动报道。在体育分类中可直接增开群众体育专栏，赋予体育新闻传播亲民性，丰富性，提高全民体育参与感，进一步扩大体育新闻传播受众群。 作者:沈一岚 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体育新闻论文:数字化时代体育新闻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摘 要 伴随着当代数字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体育新闻的传播途径、传播速度、受众人群、信息渠道的真实和准确性等方面均受到了挑战。本文讨论了在新数字传媒条件下体育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 数字化时代；体育新闻；机遇挑战 新闻领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转变，广义的新闻领域包括体育新闻，数字化时代是相对于以往纸质化时代而言的，数字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是伴是伴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整体大环境在发生变化，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对于每一位新闻从业者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今席卷全球的是数字化、全球化、智能化、市场化。这些因素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如何在特定的国家和新闻市场得到发展，都是由体育新闻所在的特定文化和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全世界的体育新闻有相同点，也有些许的不同。 1 体育新闻工作者的机遇 1.1 互联网信息量的增多，便于记者找寻资料和新闻 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巨大，我们说现在的云储存的文字，是过去几百年文字的总和都比不了的，可以用海量来形容。这里面自然不缺乏体育新闻。很多人将网络当作信息的来源，特别是运动队的官方网站上的独家内容，通常会成为记者们驻足的第一站，他们在这里寻找运动员或运动队官方的言论然后加以引用。比如网络上刊登的一个足球队的介绍，足球俱乐部的官方网站会登载他们所收集的素材和内幕消息，并把这些给俱乐部认可的媒体平台。比如天津权健和泰达足球队的介绍，因为是本地的足球队，那么本地的今晚报体育记者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独家去采访和挖掘关于这两个队的一些新闻。比如，权健新的掌门人卡纳瓦罗，还有糜昊伦、王晓龙、杨善平、王永珀、比利时队国脚维特塞尔、巴西人帕托、韩国球员权敬原等7位新援。这一个很重要的体育信息，肯定对于权健俱乐部的球迷来说，是很重大的。球迷就想继续去跟进了解这些后续的新闻，比如转俱乐部会费是多少，今年权健目标是什么等等。这些官网新闻一部分可以及时的反馈给体育新闻工作者，记者就好去挖掘整理。满足体育爱好者的心理。 1.2 数字化媒w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体育新闻和其他新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我国体育新闻的发展是我国新闻发展历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注体育的人数众多。体育新闻是新闻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现在有24小时滚动新闻频道，播出体育频道和体育新闻，比如说乐视网的体育频道。这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记得央视5套的《天下足球》的刚开播，对于球迷来说简直就是沙漠中的绿洲一样的存在，收视率爆红。随着数字化传媒快速发展，新闻速度更新越来越快。 数字化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前完全独立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越来越多。科技的进步带来的是分工细化，分工细化而联系又紧密，就像汽车流水线一样。以前体育报业是体育报业，媒体是媒体。好似是两家不同的产片。如今数字化把两家牢牢的拴在了一起，新传媒行业诞生。市场是目的，数字技术是推手。数字化影响下，体育新闻和其他新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利于体育新闻的良性发展。 2 体育新闻工作者的挑战 2.1 “一直在线”的体育新闻记者需要数字技术的协助来拓展专业技能 媒体大环境的改变，影响了我们各行各业。体育新闻人过去是一台摄像机、一个话筒、一支笔走天下。如今智能手机是体育新闻者的随身必带，它沟通了前方和后方，方便二者的联系。可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录音笔都是记者们的法宝。有了无线技术，记者可以“在路上写稿”以及在各种媒体平台间传递文本，他们还可以通过博客和微博消息和言论。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数字化的产物来工作。24小时都可以体育新闻，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随之而来的是技术上的要求，体育新闻工作者也要及时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数字技术的知识，熟练运用各种编辑软件，包括剪切，后期制作等，有的体育新闻者是一人多能，记者、制片、剪辑、混音都行。所以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同时要求的是体育新闻传播者的技术更新。 2.2 体育新闻信息采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降低，报道的深度减弱 数字化时代下，体育新闻的传播速度和传播途径不断加快加大，但是体育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降低。过去传统的新闻，可以是去采访，回来在采访稿的基础上再编辑体育新闻。现在是随手转发就可以是新闻，所以新闻的真实性就降低了。新闻竞争加剧，同行的竞争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过去传统体育新闻媒体数量不是很多，现在数量增加，大家都想要最新最吸引人眼球的消息，那么重视速度和数量的同时，质量就很难保证。 新闻变成快餐文化的一部分，只需要看看标题就可以，标题标新立异，新闻内容空洞无趣。数字化时代体育新闻的来源更加灵活，但是可信度和能带给我们启迪的新闻在变少。网络上素材的准确性也需要核实，常常需要记者走出办公室并与人们进行交流。写体育新闻不再是难事，而是动一动鼠标的问题，看看微信、微博的问题，所以新闻的内涵和深度就不会过多的去关注。转发就可以。 综上所述，数字化时代是个好时代，同时也是个充满无数挑战的时代。机遇和挑战共存。体育新闻会一直是个让大众关注的新闻类型，体育新闻的发展也会十分迅速，数字新技术的应用会不断给体育新闻带来活力。体育新闻从业者也要好好把握时机，更好地将过去的纸媒行业时代的优点和现代的数字化时代相结合。体育新闻在这个商品经济时代下如果要继续健康前行，势必要全体体育新闻工作者齐心协力地去为理想而奋斗。 体育新闻论文:手机报与微信媒介下传播体育新闻的发展 摘要： 作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生力军的电子媒体如手机报，微博、微信等，虽然其存在历史较视屏性媒体短，却迅速已成为当代新闻报道最大的力量，也使体育新闻报道在形式、内容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机报与微信媒介电子性大众传播体育新闻报道的发展将成为今后的生力军，这对我国电子性大众传播媒介的体育新闻报道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手机媒介；微信；传播；体育新闻；发展 0 引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学者开始关注着体育产业，虽然，对体育产业无论从现状、含义、发展方向、经营管理、目标策略等早已有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大众传播媒介和体育产业之间的特殊关系问题很少被学者所提及。随着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大众传播媒介和体育产业之间有着越来越不可分割的联系。体育产业化的进程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而伴随着体育产业不断深入的发展，体育也逐渐成为大众传播媒介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当代社会，体育产业有着不可取代的功能，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同时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政治，社会舆论等。如今，影响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就是大众传播媒介。最近几年，媒体对体育产业的宣传力度加大了，一方面，在我国在体育竞赛体制改革的重大进步进行了大力宣传，从而开放体育竞赛市场的。同时，在另一方面，我国引进了许多国外优秀的体育比赛节目，让观众看到职业化，正式化的比赛所带来的各种收益，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如今，手机报与微信媒介媒体成为了最直接、最便捷的传递信息和影响大众生活的方式之一，在当下的知识经济时代，体育产业和煤体的关系必将愈加亲密。 未来社会必将越来越重视体育和体育新闻，究其原因是因为体育新闻和体育的性质以及社会对其的需求心理决定的。 1 体育运动的特点和它的社会影响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满足，人们越来越注重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因此，体育运动日益受到大众青睐，越老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观看体育赛事、参与体育运动。体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青睐是因为它有自身的特点： 1.1 体育运动具有激励促进性 体育是除了战争之外最能够激发一个民族感情的社会性活动，它具有很强的激励促进性。例如，在奥运会和亚运会举办期间，可以说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国人都在关注体育健儿的表现，为其呐喊助威。第三十届奥运会结束后，我国体育健儿获得的金牌总数位居世界第二，几乎全国人民都在为他们喝彩和骄傲。大到国外有的球迷为了给自己的国家运动员加油，甚至租赁飞机穿越数个国家到举办赛事国家观看比赛。小到在学校操场举办一场拔河比赛，都能够引发成百上千人围观。 1.2 体育运动具有凝聚团结性 体育拥有极高的凝聚团结力。以足球赛比例，每逢比赛体育场必定是人山人海，并且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在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萨马兰奇说，全球有1/3的人通过各种媒介注意着第30届奥运会的动态。一个阶段内地球上都在讨论奥运会。我国一年一度的龙舟赛，每场比赛的观众也在万计以上。 1.3 体育运动具有多式多样性 体育运动种类丰富，仅仅被列入W运会项目的就有25个之多，没有被列入奥运会项目的更是不计其数。种类繁多的体育项目，为各式各样的人提供了运动空间和机会，把大多数人吸引到体育上来。 1.4 体育运动具有连续不断性 体育的连续不断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一场正规比赛有最初的选拔和初、预、复、半决、决赛等；一项连续进行多届的赛事，如奥运会，每四年举行一届，已经持续百余年。因为它的连续不断性而使竞争越发激烈，人们对它的热情从未消减。 1.5 体育运动具有欣赏观赏性 体育是健美的总称，分为健和美，象征着一个国家的精华，人们在赛场上运用各种方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大家在观赏体育运动不管是力度、迅捷度、技能、机智度还是形态时，表现得异常陶醉。 1.6 体育运动具有竞争性 竞争是体育运动的固有属性。竞争是人的本能属性。在非战争时期，人们就用体育来判断孰弱孰强。竞技体育激励着个体和群体，对他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体育的较强竞争性使得其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强烈关注，并且传播媒介和社会也对此乐此不疲，积极的为更加广泛传播体育运动发挥作用。可以说，当下社会没有任何一项活动能够像体育一样，引发全民关注和追捧，并被迅速的、全方位的传播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因此，它成了一些企业借助的媒介，他们意图凭借体育的广泛传播性，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2 体育新闻的特性以及它的社会地位 体育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依赖新闻传播，因此，体育新闻就是体育活动为新闻原体的新闻传播活动。体育新闻是新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属于社会新闻范畴。所谓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新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是对重要事实的传播。换句话说，新闻同时也是报纸，微信，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以及电视台等多个新闻机关对于最新的社会事件或政治事件进行报道或对其评述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总而言之，它是社会信息的总称，而新闻的特性便市使之产生一种特殊的社会效应： 2.1 体育新闻产生的信赖性效应 “真实”是新闻的主要特征，不是虚构的东西，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新闻的生命就是真实，假报道本质上并不能算作新闻，它和造谣没有区别。新闻只有具备真实性特质，才能在社会上存在较高的信赖性效应，从而发挥巨大的传播作用。 2.2 体育新闻产生的快速性效应 新是新闻另外的一个特性。而要想做到新，必须首先做到快，即以最快的速度报道最新的事实。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新闻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且人们对新闻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电视现场直播碍于技术和设备等要求，往往滞后于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消去了新闻原体和新闻受体之间的距离，让新闻受体直接表述自己的感受，更加快捷准确。 2.3 体育新闻产生的轰动性效应 在传播出去一项社会活动之前，任何社会活动的影响力都是没有的，但经过新闻媒介传播后，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社会上造成轰动性效应，并且随着时间的增加，这种轰动性效应还会不断发酵，造成更大的轰动性效应，比如约掐逊服兴奋剂、苏联政变等新闻，一旦被新闻媒介传播后立即就造成了全球性的轰动效果。 2.4 体育新闻产生的全息性效应 新闻具有很广的覆盖面，一旦出现一个重大的事件，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的在某个地区，甚至全球广泛传播。例如，在巴塞罗那举办的第25届奥运会，只要有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地方，就可以接收到相关的赛事信息。 2.5 体育新闻产生的选择性效应 全球通过成千上万个电台，电视台，频道传播新闻，更有数不清的报纸采用难以计数的版面和各种语言传递信息。然而，这种信息都是先选择后传递的。并且对于信息的选择是双向的，新闻受体也在选择自身感兴趣的信息。 上述由体育新闻产生的五个方面的效应让新闻传播变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与传播界打交道，不去了解社会信息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3 大众的信息需求心态 社会大众是接受信息的群体。他们期望从传播中得到什么呢？大致能称为“五求”： 3.1 追求思想动力 从传播中获得精神层面的力量，其中包括长期的、短暂的、立竿见影的、耳濡目染的。长期的为精神层面的教育，短暂的为精神促进。如共产主义、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等的教育，使人们受到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启发，更加明确自身的行动方向，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短暂的精神促进，能使人们产生必胜的决心，更加坚定的向自己的目标出发。 3.2 信息的需求 任何一个体，都期望更快更多地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要想满足这一点，只能够从传播中去获得。这是人们仅次于娱乐之外的对传播的又一大需求心态。这种需求信息的心态会根据文化素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文化涵养较低的，则更偏向于娱乐需求。 3.3 追求知名度的扩大 通过传播媒介，扩大覆盖笼罩面，而且随着传播的加强而不断加大影响力。这种追求在政治界和商业界更加强烈的表现了出来。因为，他们急切地想让社会知道他，熟悉他，因此充分利用传播媒介来摇旗呐喊 。 3.4 追求经济效益 若求名与社会效益对应，则求利就与经济效益对应了。而社会效益实现了经济效益。因此，有真知灼见的实业界便灵活运用传播媒介的中介效应，运用媒介将自身传播到社会大众中去，让社会大众了解、熟悉并接受自己，从而得到大量的经济效益。 总而言之，发展至今关于电子的大众传播媒介体育的新闻报道已然较为完善成熟，这能够积极促进我国关于电子的大众传播媒介体育新闻的报道。 体育新闻论文:体育新闻娱乐化过度异化及冷思考 摘要：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崛起，传统媒体的优势逐渐减小，亟需整改转型，探求新的发展方向。就体育新闻而言，因为新闻自身具有鲜明特征，可以轻易引发观众关注，并且带动其情绪，怎样使观众在获悉最新体育新闻的同一时刻还能够体会到更大的乐趣就成为传统媒体转型的关键。因此，娱乐新闻的因素渐渐被融进体育新闻当中，逐渐呈现出鲜明的娱乐性质。然而因为认知的不到位，跟风式的追求娱乐效益，使得报道娱乐化过度异化，呈现出不正常的商业化、庸俗化和狗仔化，需要对其进行冷思考，找出合理的改良策略。 关键词：体育新闻娱乐化过度异化策略 当前，我国的体育新闻呈现出十分显著的娱乐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此类新闻节目的不断涌现、编辑和制作更多的表现出人为干预，同时，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不再集中在体育比赛方面，而是转变为参与相关活动的人员及事物方面，原本严肃、单调的体育新闻不再让人“望而生畏”，变得更加“平易近人”。然而，在体育新闻不断娱乐化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一些弊端，也就是所谓的娱乐化过度异化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使体育新闻变得更为丰富生动，但同时也弱化了其原本意义，不但对受众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成为体育新闻发展的绊脚石。 （一）过于商业化 体育新闻的娱乐化异化现象逐年显著，为了快速获得第一手新闻材料，我国很多权威报社通过高额报酬买断运动员的自由，从而得到更多的第一手新闻资料。除此之外，很多媒体还通过较高报酬买断运动员的话语权，使后者按照媒体期望发表吸引观众的言论等。在媒体出现的最早时期，其被定位为实现新闻交流与舆论监督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改变，体育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体育媒体的竞争逐渐呈现出炽热化，十分激烈。历经近几年的发展，为了跟上市场发展的脚步，体育新闻过于娱乐化，原本的意义逐渐被弱化，其最初的功能定位和初衷不复存在，异化愈加明显。 （二）过于庸俗化 在体育新闻逐渐步入娱乐化的过程中，一些媒体为了获取更多观众的瞩目，在播报的方式上一味地仿照国外媒体，含有“情色”的花边新闻成为主要内容，更有甚者，刻意制造相关新闻，以获取最大利益。比如新世纪初的《南方体育》，将“性感和美丽”元素融入到新闻当中，大幅度的刊登足球宝贝照片，将其放在报道首页，甚至毫无掩饰地展示出甲A图片特级，以此增强新闻对观众的吸引力。而后，女性腹部以上的照片成为很多媒体封面，意在借助女性独特的性别魅力给观众带去更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甚至在一些体育新闻当中，文字描述可以隐晦的指向人体敏感器官，内容过于庸俗化。 新媒体的崛起，使多个行业都看到了媒体行业的可观利益，转身参与竞争，特别是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激烈竞争的过程中，后者为了保住自身的牢固地位而大范围撒网，极力搜寻第一手新闻资料。比如明星隐私、桃色新闻，抑或相关丑闻，而这些明星也不乏著名教练、运动员或者产品代言人。一旦获取此类新闻爆料，媒体就会花较多人力和物力持续挖掘潜在资料新闻，使观众长时间沉浸在此类刺激性新闻的感性体验当中。 （三）过于狗仔化 “狗仔”一词最早来源于香港媒体，而后被观众熟知。所谓的狗仔们不断四处搜寻相关新闻资料，相关报道或夸张，或刻意，使观众一时难以辨别真假，同时体育相关人士对狗仔也是“敬而远之”，生怕自己的行为被报道出来，而后陷入各种风波当中。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体育媒体为了保证自己的市场地位，而选择跟风屈从，一切以经济利益为首，而忘记了自己作为体育媒体人应有的职业道德，不再注重新闻应有的社会价值，甚至将新闻应有的权威性搁置一边，将娱乐化报道作为新闻的主要内容，通过哗众取宠的方式吸引观众，该现象一经出现便一发不可收拾。 冷思考 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异化与变化都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现象，二者并无差别，一定程度的异化能够推动新兴事物的更好发展，但同时异化的程度一旦超越特定范围则会成为新兴事物发展的绊脚石。在娱乐报道中，新闻呈现出通俗化和娱乐化，这些都无可厚非，然而假若娱乐性成为报道的关键，那么新闻自身就失去了原本价值和意义，其客观性、评判性、人文性都难以体现出来，只剩下娱乐，长此以往，必然会呈现出商业化和庸俗化，新闻内容毫无价值。体育新闻也同样如此，如果过度异化，那么就会使体育新闻的正常健康发展受阻，进而对社会和谐造成不利影响。但是，如果在合理的范围内使体育新闻娱乐化适度异化，则可以推动此类新闻发展更上一层台阶，同时也是发展需经历的必然阶段，是体育新闻变革的关键，假若能够抓住这一时机，有效合理利用，那么将会使全体体育新闻事业健康积极发展。体育新闻娱乐化过度异化的缓解是一个长期持续性改进的过程，并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将其调节至合理范围。因此，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找出应对策略，使体育新闻在适度范围内娱乐化，保持新闻的原本社会价值。 应对措施 （一）加强行业自律 体育新闻娱乐化过度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究其根本，在于对此类新闻的定位不明确，而这一现象则是由于相关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而引起。这里所指的素质，不但包含了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公德意识，同时还包含了其自身的品行操守。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经济利益不应该成为任何媒体追求的关键，各个媒体都应该肩负起自身的社会使命，传播体育文化，正确引导舆论导向，人文关怀应该是每一个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在无形中对其言行进行有效约束。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是体育新闻从业者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不但应该具有丰富的专业性知识，还应该具有相应的编辑能力、了解和掌握体育比赛的内容。 （二）加强引导与监督 在体育新闻娱乐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充分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体育媒体以市场发展为导向而寻求生存和发展无可厚非，但是却不能像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撞，一味地迎合市场，而应该时刻以职业道德底线为发展根基。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制定相应规范来对行业行为进行约束，有效引导后者良性发展，从而规避体育媒体将经济利益作为首要追求。比如可以建立一些监督制度，同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特e要加强对庸俗新闻的整改。另外，将公众作为体育媒体监督的重要力量，体育新闻从业者应该铭记自身职责，充分利用自身工作的特殊性，将真实的体育事件报道给观众。如果体育新闻陷入低俗化，那么不但会对从业人员的自身发展造成阻碍，同时也对体育行业的长期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应该加强引导和监督，从根本上规范媒体行为。 总之，将体育新闻娱乐化可以提高观众的兴致，但是一定要合理掌握住娱乐的“度”，特别是在当下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更应该进行长远规划，不能一味地将经济收益放在首位，而忽视新闻的真正价值，导致体育新闻娱乐化过度异化。所以，体育新闻媒体必须加强行业自律，同时相关部门加强引导和监督，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在呈现真实新闻的同时，呈现出一定的娱乐性，推动体育新闻健康发展。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教育经济论文:翻转课堂教育经济学论文 一、翻转课堂的易用性和公平性 教师将教学内容转换成教学视频让学生作为“家庭作业”在家观看，这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家庭作业，你会怎么做？你在哪里去接受培训？你的技术工具从何而来？你哪来这么多时间？乔纳森•伯格曼（JonathanBergmann）和亚伦•萨姆斯（AaronSams）是翻转课堂两个引人注目的支持者。2006年，作为美国林地公园高中的两名化学教师，他们合作实施了翻转教学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成功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他们拥有了一份新职业，就是在研讨会或“翻转课堂网络”①上宣扬他们的翻转教学方法和理念。2012年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作《FlipYourClassroom:ReachEveryStudentinEveryClassEveryDay》。萨姆斯在该书中说技术和时间不应该成为翻转课堂的主要障碍，他和伯格曼翻转他们的第一堂课仅使用了他们两台糟糕的电脑，另外在软件上花费了50美元；有很多简单且免费的程序可以帮助人们创建教学视频和其他教学材料，除了一个智能手机外不需要任何东西；他鼓励与合作的同事伙伴共同承担相应的开支费用。其实，翻转课堂的实施并非这么容易，仅仅是教学微视频的设计和开发就会让教师们望而却步。一般情况下就连参加教学竞赛的普通PPT课件都是由学校教育技术或计算机中心的专业教师来完成的，更别说微视频的设计开发了。实施翻转课堂其实是向教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工作量，加大了完成教学工作的难度。教师要达到这些要求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资金，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实际上就是增加了教师的“生产成本”。那么这种投入是否让教师个人收益增加呢？显然还没有一种很好的薪酬制度来补偿实施翻转课堂教师的额外劳动。虽然不能说教师是完全为了个人利益而从教，但教师额外劳动的付出理当以一定价值来体现。因此，要想实施翻转课堂并不容易，它的易用性并不容易体现。那翻转课堂的另一方———学生呢？翻转课堂教学是基于学生都具备在家观看教学视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的假设。翻转课堂的支持者反驳说这并不需要最新式的智能手机或掌上电脑，教师只需付出一点点代价，将教学内容刻录低技术含量的DVD光盘发给学生回家观看，或者白天在校时提供相应条件让有需要的学生观看教学视频内容即可。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或学校，学生家庭还是具备实施翻转课堂的物质技术条件，但翻转课堂的实施不是仅仅针对这些家庭条件较优越的学生，对其他学生而言，这显然不公平。 二、翻转课堂的适用学科领域 在翻转课堂引入中国后，翻转课堂在中国教育领域仿佛遍地开花，好像什么课程都突然变得需要“翻转”了，什么课程都能“翻转”而且都取得了比传统教学方式更好的教学效果。事实果真如此吗？全校所有课程都可以进行翻转教学吗？翻转教学对所有学科都有同样的促进效果吗？也许翻转课堂的支持者会肯定地说“是的”。他们会引用由美国常春藤盟校赞助的培养数学天才的可汗学院为例，他们通过YouTube网站至少提供了3500段教学微视频。但是有研究表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仅对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STEM）学科领域的教学才有积极的影响（Herreid Schiller,2013）。在此，显然不包括所有学科。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理科知识点相对明确，概念、公式、实验、例题等知识容易拆解，便于翻转课堂的实施。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则需要教师与学生不断进行思想、情感上的交流互动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国外中学教学层面，有少量案例研究表明，由于引入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9年级数学不及格率下降了多达31%，科学不及格率下降了22%。还有一项实证研究，美国研究者对23名处于不及格边缘的学生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他们在家参与在线学习的参与率从75%提高到100%，与控制对照组学生相比，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学生的及格率也提高了11%。还有案例是在物理课上，教师准备了16段关于磁场的教学视频并实施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对这种新教学法反应积极，他们表示很喜欢观看这类教学视频，并且能够自由回放进行学习；69%的学生表示在这种全新教学模式下，他们能从教师那里及时地得到所需的帮助；三分之二的学生表示在课堂互动时间向同伴学习是有价值的。上述研究只是少数学校的案例，至今仍没有能证实翻转课堂教学绩效的广泛的实证数据。斯坦福研究机构（StanfordResearchInstitute）最近对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使用可汗学院教学材料的学生进行了一项小范围研究，他们发现数学学习掉队的学生不管是通过教学视频的翻转课堂还是接受小组教学都取得了同样好的成绩。“翻转课堂网络”对558名教师进行了调查，有65%的教师表示翻转课堂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FlipYourClassroom:ReachEveryStudentinEveryClassEveryDay》一书的作者之一伯格曼现在在凯尼尔沃思约瑟夫西尔斯学校担任技术顾问，他也承认有说服力的数据来之不易，但他认为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最终将消除外界的所有质疑。 三、翻转课堂的本意回归 随着翻转课堂追随者的增多，对翻转课堂的问责和评估呼声也越来越高，翻转课堂实践者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变得有问题。伯格曼并没有将翻转课堂描述为教学法的变革，仅仅是教学的一种新方式，是利用旧思想的新方法，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使教学变得更具有创新性，使用各种方法照顾到每个学生的需求。而当翻转课堂引入中国后，部分教育者对其本意和实际价值显然存在误判。翻转课堂的兴起体现了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对当前传统教学中存在的弊端的不满，以及对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新型教学方式变革的渴望和积极探索。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教育是教育，不是为了体现某个理念而存在的。这种源自欧美的舶来品和PBL（基于问题的学习）、专题学习网站、Moodle网络课程等曾被寄予改革中国教育现状厚望的名词，在没有大量实证数据支持及成熟操作模式下，翻转课堂不可能撑起人们寄望它来改变中国教育现状的美好愿望。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不能只是依靠纯粹理论的推演，而是要经过实证检验才行。这也正是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科学特质和基本属性。翻转课堂究竟适用于哪些学科，如何实施才能真正促进教学绩效的提高，以及实施过程中具体教学情景的把握、学习指导的撰写、学习活动的设计、学习任务的分解与递进、教学微视频的设计与开发、教学效果的测评与检验、翻转课堂教学技能的培训等各个具体教学环节都还有待大家进一步探索、论证、优化。 四、结语 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需要消耗大量的教育资源，而具体到每一所学校，其办学资源都是有限的。在当今注重绩效的年代，如果没有大量实证数据来证实翻转课堂的教学绩效，教育主管部门及管理者不可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全面推行一项前景不太明朗的教学变革。从世界各国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来看，它都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也正是如此，翻转课堂在中国的应用前景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证实。 作者：刘勇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经济论文:小学阶段教育经济论文 一、国外小学经济教育目标的研究与借鉴 国际上较早开设经济教育课程的是美国、德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这些国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美国一直走在经济教育的最前沿，在经济教育的课程设置、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师资建设、教育支持系统方面形成了完备的体系。韩国的中小学经济教育，自20世纪60年代起步，到80年代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目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面分别以美、韩这两个东西方国家为代表对其小学经济教育目标进行详细介绍。 1．美国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现状美国经济教育课程已经被作为一门核心课程，可见经济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美国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主要在《全美自愿性经济学内容标准》（VoluntaryNationalContentStand－ardsinEconomic，1997）和《全美社会科课程标准—卓越的期待》（CurriculumStandardsofSo－cialStudies：ExpectationforExcellence）中进行了详尽的规定。（1）《全美自愿性经济学内容标准》中的小学经济教育目标1997年，美国经济教育委员会（NationalCouncilonEconomicEducation，简称NCEE）颁布《全美自愿性经济学内容标准》。这是美国第一部关于幼儿班至12年级经济教育的国家课程标准。该标准在前言中阐述了经济教育的基本目标。知识目标：①理解基本经济概念，能够找出影响生活的各种经济问题，避免发生因不懂经济学而犯的错误；②了解有关美国经济的一些事实，包括失业、通货膨胀、现行的资费标准和利息率等；③理解人们看待经济问题时会存在不同的观点。能力目标：①确定经济问题、选择、利润和成本；②分析经济环境中激励对工作的影响；③考察经济条件和公共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后果；④收集经济证据，比较利润与成本。为了实现经济教育的这些目标，教育委员会又制定了贯穿幼儿园到12年级的20条内容，针对幼儿园到4年级、5年级～8年级、9年级～12年级，每一条内容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学习基准。例如，该内容中的第一条为：学生能理解的生产资源有限，人们不能得到他们所要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结果是他们必需选择某些东西，放弃其他的东西。针对幼儿园到4年级提出：人们需要做出选择是因为不能拥有所想要的一切；经济需求是一种欲望，可以通过消费商品、享受服务或从事休闲活动得到满足；商品是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服务是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行为；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选择决定了资源怎样被利用；一旦做出选择，就意味着其他一些东西被放弃；企业家是组织生产资源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生产者是指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等15条具体基准。总之，美国小学阶段的经济教育目标就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经济教育概念，开始学会抉择。（2）《全美社会科课程标准———卓越的期待》中的小学经济教育目标美国全国社会科协会于1994年推出的《社会科课程标准：卓越的期望》是美国课程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科课程标准，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影响深远。该课程标准以10大主题轴（thematicstrands）的形式构建了社会科课程结构。 这10大主题轴分别是：文化；时间；连续与变迁；人、地与环境；个人发展与认同；个人、团体与制度；权力、权威与管理；生产、分配与消费；科学、技术与社会；全球联系；公民意识与实践。其中“生产、分配与消费”主题轴主要涉及经济内容。该主题轴分别描述了学生在低、中高年级应达到的经济教育目标。低年级应达到的目标如下：低年级阶段的学生要学会区别“想要”和“需要”，通过比较自身与他人的经济体验去探索经济决策，进而思考这些决策给不同的群体、社区、国家等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又对低年段作了详细的预期目标，被确定为：（1）举例说明稀缺性和选择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决策；（2）分清需要和想要；（3）从范例中分辨出属于私人还是公共的商品和服务；（4）说出构成经济体系的各种不同机构，如家庭、工人、银行、工会、政府部门、小型商业机构、大公司等；（5）描述我们怎样依靠特定工种和工作方式的工人，他们服务于生产、商品与服务的交易；（6）描述动机、价值观传统和习惯在经济决策中的影响；（7）解释并说明金钱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8）描述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关系；（9）使用经济学概念如供给、需求、价格去帮助解释社区和国家中的事情；（10）用经济学概念分析当地经济问题，如怎样减少垃圾。从上述主题轴中的经济教育课程目标可以看出：（1）美国对小学阶段的经济教育尤为重视。其目标的详细性和深刻性远超过我国小学阶段，甚至超过我国初中的经济教育课程；（2）目标的逻辑性。目标根据人的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用螺旋上升的方式来构建。（3）目标内容的全面性。内容涵盖了经济学的基本要素，便于经济学知识的构筑。 2．韩国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现状韩国中小学的经济教育是通过社会科课程实施的。1987年韩国进行了第五次教材改革，在课程中增加了大量的经济学内容，另外对各学段的经济教育目标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小学阶段的经济教育目标为：教育诱导学生从小关心经济生活，养成良好的经济生活习惯和正确的生活态度，对周围的经济生活产生兴趣，并能用简单的用语来叙述发生在身边的经济现象；培养学生合理参与经济生活的能力和素质。低年级（1～4年级）重点放在养成正确的经济生活习惯和形成良好生活态度上；高年级重点放在能够正确理解与经济有关的基本概念，在较高的层次上关心经济生活，培养对经济生活的浓厚兴趣和参与经济生活的能力与素质。与美国相比，韩国没有独立的经济教育课程，而是通过社会科课程进行实施的。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教育目标会存在差异，但也有共同的特点，如美、韩两国都旨在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和掌握基本的经济概念。可见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实施经济教育的重要性，它可以使我们从小养成良好的经济习惯。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一直把“德育”作为社会科课程的主要目标，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美韩等国的经验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小学经济教育课程目标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经济教育在小学阶段涉及到的内容很少，相比发达国家，在理论研究和实际教学中还存在很大差距。在小学尚未设置独立经济教育课程，只有少量与经济相关的内容存于社会科课程中，如品德与社会课程个别单元涉及了经济内容。随着“国家三级课程体系”改革序幕的拉开，有些发达地区出现了经济教育的校本课程，如浙江省兰溪市实验小学开设的《理财与生活》和宜昌市大公桥小学开设的《经营与消费》等。关于小学经济教育目标在《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有所涉及，以下添加着重号部分为经济教育目标：《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的经济教育目标 （一）情感•态度•价值观1．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养成自尊自主、乐观向上、热爱科学、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态度。 2．在生活中养成文明礼貌、诚实守信、友爱宽容、公平公正、热爱集体、团结合作、有责任心的品质。 （二）能力1．学习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认识、分析社会事物和现象，尝试合理地、有创意地探究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学习对生活中遇到的道德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三）知识 1．初步了解儿童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初步理解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关系。了解一些社会组织机构和社会规则，初步懂得规则、法律对于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 2．初步了解生产、消费活动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知道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影响。 3．了解一些基本的地理知识，理解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简单了解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 相比较美、韩等国，我国对于经济教育目标研究的敏感度不够，存在的问题有很多，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理论研究不足通过搜索数据库可以发现，关于经济教育的论文还比较少，专门写经济教育目标的论文更是很少，大多零散地出现在对经济教育情况整体描述的文章中。另外，对于国外的经济教育研究多于国内，如对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经济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都有涉及，而对我国经济教育研究的文章很难找到。且研究的深度不够，大多是对我国经济教育进行宏观的文本研究，缺乏深入课堂、深入实际教学中进行的调查。只有把文本研究和实际调查相结合，才能深刻把握经济教育的实质。 2．比较研究不够细致以中、美两国为例，研究者趋向于把两国的经济教育总体情况作一个比较，缺乏从微观视角入手，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方面作详细比较。就中美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而言，可以从“二者有什么共同点？二者有什么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等方面作细致比较。总之比较得越细致，越能深刻把握其实质，越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3．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过于笼统，缺乏阶段性和递进性如美国在经济教育总目标下，对幼儿园到4年级、5年级～8年级、9年级～12年级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学习基准。对每个阶段具体应该掌握什么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而且每个阶段的目标呈螺旋式上升。以我国的《品德与社会》而言，经济学相关目标分散于课程的三维分目标内，缺乏不同年级或年段的目标，更谈不上目标的阶段性和递进性。因此，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亟待优化。 4．经济教育目标侧重在经济生活中道德品质的培养，缺乏经济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我们一直所推崇的，但是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再也不是一个谈金钱、谈利益可耻的年代。在我国社会科课程目标中，经济教育目标和道德教育目标混杂在一起，更多的是教育学生如何看待财富的问题，缺乏从经济视角看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如课程目标中的“勤俭节约”、“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等原则，体现的就是学生在经济生活中所应该具备的道德品格。我国小学的经济教育可以说是以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为指向的。这一事实与我国社会科课程突出道德教育相关。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该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学生生活为基础、以学生良好品德形成为核心、促进学生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因而，经济学相关目标也指向了经济道德品质的培养，经济教育被作为品德教育的一部分。与我国相比，美国经济教育以公民素质的培养为宗旨，即以培养理性公民为目的。经济教育目标包括了丰富的认知方面要求，以及选择能力和决策能力等技能方面的要求。 三、我国小学经济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1．加强小学经济教育目标的基础理论研究我国经济教育目标的研究相比较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有利于我国经济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对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其中包括目标、经济教育、经济教育目标等一组概念。这些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经济教育目标的起点。（2）对研究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对于经济教育目标的研究应该把文本研究和实际研究相结合，深入课堂，对教师、学生、家长等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这样得出的结论对我国经济教育目标的制定和实际教学才更有借鉴价值。（3）引进国外先进经济教育理论。美国一直走在经济教育前沿，如对“朴素理论”和皮亚杰的“经济认知理论”的引进，为我国经济教育目标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2．优化我国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我国目前小学阶段的经济教育目标包含在社会科课程标准之中，但对于经济教育目标涉及的很少，且不够完整和深刻。因此，我国经济教育目标急需优化。我们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思路：首先我们可以从目标的来源（学习者的需要、社会需要、学科需要）以及三种基本取向（行为目标、展开性目标、表现性目标）来厘清小学经济教育目标的确立依据。然后根据目标确立的原则———基础性与发展性、连续性与一致性、全面性与差异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对小学经济教育目标进行优化。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以及霍恩斯坦的目标分类理论，为我们目标的优化提供了思路。因此，我们可以把目标分类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小学阶段的经济教育目标进行具体的优化。根据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实施的现状，设置独立的经济教育课程标准还不可能，但是可以把这样的优化思路用在社会科课程标准经济教育目标的制定中。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研制自己的校本课程，制订适合于本地区的经济教育目标。 3．处理好经济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关系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教育的发展，首先，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檀传宝针对学校德育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提出了“一方面学校教育告别羞于言利的陈腐思维，直面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提供充分、全面的经济（学）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学校教育同时注意开展‘富的教育’、自觉承担德育的超越使命等。两个方面相互诠释、缺一不可”。这里“富的教育”的思想源自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它指既要教会学生去创造财富，又要教育学生正确看待财富，实质上是要让学生更好地学会驾驭财富，形成正确的财富观。我国目前的经济教育倾向于后者，注重学生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品质，对经济学的知识和技能关注较少。在现实教育生活中，对我们个体还是社会而言，我们需要的是道德规则和经济规则的相统一。所以我国经济教育的未来发展，二者必须兼有之。 4．出台基础教育阶段的经济教育保障政策国外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得益于其对教育的关注，尤其是对经济教育的关注。相比之下，我国的经济教育还比较落后。因此，急需出台有关经济教育的政策。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1）从国家层面，应该出台有关基础教育阶段经济教育的文件，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促进基础教育阶段经济教育的发展；（2）在社会层面，允许更多的经济教育的社会团体出现，借助社会力量提高我国学生的经济素养和创业精神；（3）在教育层面，建立经济教育专业教师培养制度，培养科班出身的经济教育教师。因为教师是学生的直接“对话者”，教师本身也是课程，所以从教师出发，丰富教师的经济学知识，会对学校经济教育的提高起到直接的作用。 作者：房飞飞任京民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教育经济论文:剖析教育经济效益的因素和特点论文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社会经济活动创新知识教育经济学经济时代经济因素经济价值现实性 论文摘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因素。以传播、保存、创新知识为主要任务的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但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能否由潜在性转变为现实性，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高等教育经济效益内涵与类型 1．高等教育经济效益内涵。高等教育经济效益，是一围或一地区高等教育或高等教育投资所引起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与高等教育投资的比较，即高等教育间接产出与高等教育投入的关系。衡量高等教育经济效益，首先需要研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计算出间接产出，然后以此与高等教育成本相比较，来确定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 2．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类型。从国际上看，由于每个学者采用的划分方法不同，高等教育经济效益有如下类型： (1)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个人效益是指由受高等教育的个人所获得的经济收入；社会效益则还包括本人不能单独占有的，为社会其他成员共享的收益。一般认为，属于个人范围的收益，是从个人终身收入流量中扣除与高等教育收益相联系的税的支付，除此之外的高等教育收益则属社会效益。由于社会效益内容广泛，相比较而言，个人效益较之容易度量。 (2)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直接效益是指高等教育投资所获得的效益来自高等教育过程因素本身或归受教育者本人所享有，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高等教育生产因素所直接生产的利益，即受教育者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消费利益及获得的知识、技术；二是受高等教育者就业后所获得的薪金。间接效益主要指高等教育对于社会整体的贡献及经济效益增长两方面的利益。对直接效益的统计分析为计量间接效益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研究间接效益需要度量高等教育投资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量以及外溢性带来的社会效益。 目前，学者根据各自的理论建立了多种不同的计量方法，如舒尔茨把教育资本的增加看作做是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丹尼森把教育水平的提高看作是促进劳动力质量提高，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这都显示出由于计量理论方法不同而造成计量结果的差异。 (3)金钱效益与非金钱效益。不难理解，高等教育投资所获得的个人、社会效益中直接以金钱形式取得的，称为金钱效益，反之为非金钱效益。直接利用金钱收益的量化指标可以减少度量工作的困难但非金钱效益的客观存在，会给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度量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二、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特征 经济效益，又称经济效果，是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消耗与成果、费用与效用之间的对比关系，其实质是对各项合乎预期目的的经济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最显露、最直接的效益，可以用明晰的财务指标来分析与计算，便于评价与考核。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具有间接性、多重性与社会性，成本与效益在时间上具有迟滞性，在人群上具有不完全对称性。高等教育的产出是多元的、复杂的，有着不同于物质资料生产的特点。 1．长期性和间接性是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外在表征。物质生产领域的投资是定期投入、定期发挥作用、定期收回，可用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新增量的大小来判断投资经济效益的高低。而教育则是定期投入，劳动者获得的知识与技能将在其整个劳动期间长期地发挥作用，因此，不可以把其经济效益简单、直接地用国民收入某一时间段内的增长量表示出来。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是其特点，一个优秀高中毕业生一般要经过至少四年培养才能本科毕业(如果加上研究生教育还需三至五年)，毕业后仍然须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四五年，才能成为高级专门人才。这种人才培养时间上的长周期，决定了高等教育经济效益长期性的特点。同时，高等教育经济效益还表现在为社会进行多方面服务，具有间接性的特点。 2．高等教育的经济效果优于单纯的物质生产的经济效果。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认为：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其作用远远超过了被看做具有实用价值的建筑物、设备、库存物资等物质资本。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说：“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消费活动，它为受教育的人提供满足，但它主要是一种投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本领，以便将来进一步得到满足或增加此人作为一个生产者的未来收人。所以，我主张将教育看作一项投资将其结果看作资本的一种形式。由于教育成为其接受者的一部分，我把它称作人力资本。”他进一步认为：“美国国民收人增长中未经解释的某一部分甚或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因于这种资本的形成。”舒尔茨1961年在研究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时指出，美国整个国民收入增长额中的33％是通过教育投资获得的。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生产力是提高了的生产力，这样的生产力更加有助于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在费用相同的情况下，用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比单纯增加劳动力和机器设备的数量，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一旦有了提高，就可以成倍甚至几倍地增加社会财富。二战以后，美、英等国都在逐年加大对高等院校的经费投入，使其成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补充科研队伍的重要基地，对其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是实现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学校是科技大军的重要力量，他们承担着国家许多重大的科研任务，其理论创新、研究成果等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教育的任务，恰恰在于通过传授、继承和发展人类的生产技能和经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科学技术这一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也就是说，人们通过接受教育，掌握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又通过受教育者现实的生产活动得以转化。而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级科技及管理人才的专业性教育，在社会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是通过培养和输送具有高级文化科技水平的劳动力大军来实现的，即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的。这些高级专门人才在受教育期间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有别于物质资料，具有延时性的特点。 三、影响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因素 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因素很多，本文仅就影响较大的几个因素来进行分析比较。 1．对高校的教育投入。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看，对高校的教育投入是对高等教育经济效益影响最大的因素。包括国家对高校的投入，地方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投入，以及企业或个人对高校的捐赠投入等等。加大教育投入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物质保证。1980年6月，国家发出了《高等学校建立学校基金和奖励制度实行办法》的通知，批准高等学校建立基金制度。这一制度的施行能够使高等学校大力兴办校办产业、开展科技开发以及后勤服务；使高等学校对内、对外投资渠道更加丰富和畅通。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校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2．高校的学生培养成本。高校的学生培养成本是研究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核心问题。有人要说，教育投入不就是学生培养成本吗?准确地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例如：现行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的设备购置费和修缮费，尤其是大型购置和维修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因为一次性投资可以多次参与教学业务活动，而且在若千年内被重复使用，并保持其原有的实物形态和使用价值不变。显然，把它一次性摊人当年的学生培养成本，就会造成教育成本的不均衡、不科学、不合理。应当提取折旧，逐年分摊成本。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学生培养成本不能单纯的以支出大或支出小来评定其优劣。由于高等教育所提供产品的具有特殊性，所以高校学生的培养成本应以高校培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合格人才的合理耗费来计算。这样进行的学生培养成本测算才是科学合理的。 3．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情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上要求高等学校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符合市场需要的相关专业的毕业生。而现有的某些专业社会不需要，社会需要的专业，高校反而没有设置。这对矛盾近年来显得尤为突出。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 4．高等学校的管理模式。目前，由于我国大部分高校进行了合并，没有进行合并的高校管理模式比较单一。所以，我国高校的管理模式一般分为集权模式、分权模式、混合模式三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对应着不一样的财务管理模式。所以，不管何种管理模式，由于学校合并的出发点是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就要求学校的领导层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5．高等学校的财务管理。在目前的形势下，高校的财务管理决不单单是一个记账、报账的会计工作，也不仅仅是财务一个部门的工作。尤其是合并后变成超大规模的高校，其经济活动总量持续增长的趋势不断增强，经济活动内容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广泛。校内的经济责任制、内部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实施和落实不彻底。对外投资、贷款风险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等等。这些因素无不影响着高校资金的使用效益，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益。 教育经济论文:教育经济利益质量管理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俄罗斯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启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教育经费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俄罗斯高等教育的质量令人堪忧、俄罗斯高校扩招问题、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问题、俄罗斯高等教育的“灰色”消费、俄罗斯政府开始加大打击力度等，具体资料请见： 转型后俄罗斯高等教育经过10余年的发展，产业市场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俄罗斯教育产业市场化后，经济利益与教育质量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同时教育质量问题为转型后走上市场的俄罗斯教育行业敲响了警钟。俄罗斯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令人深思。 关键词：俄罗斯高等教育；教育经费；教育质量 作者简介：徐明（1964－）男，黑龙江人，俄联邦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管理科学博士后研究员，现工作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 一、俄罗斯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经费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 俄罗斯教育部与财政部的教育预算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转型后俄罗斯教育经费在各层次的投入是向高等教育倾斜的，而教育投入的多寡却取决于国家经济运行状况。俄罗斯的能源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可以从其教育经费来源上得到答案。俄罗斯政府的预算取决于收入。俄罗斯能源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也意味着能源经济发展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国家的总体收入，从而会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大增，不但拉动了国内经济，各领域的财政预算也节节攀升，教育也因此获益。近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比（%）为，1995年，教育总支出3.86%，高等教育占2.23%，1996教育总支出3.5%，高等教育占2.0%，1997年，教育总支出3.49%，高等教育占1.99%，1998年教育总支出3.44%，高等教育占2.06%，1999年教育总支出3.6%，高等教育占2.26%，2000年教育总支出3.75%，高等教育占2.28%，2001至今教育总支出均高于4%，高等教育占2.5%以上。由此可见，俄罗斯的高等教育预算与国家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而俄罗斯国家经济的增长与能源经济的增长成正比。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出口。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公布的材料显示，俄罗斯整个财政预算收入的35%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工业。2003年，俄石油行业收入达718亿美元，其中石油出口收入达407亿美元，石油产品出口收入达145亿美元。也就是说，俄罗斯高等教育在获得的国家财政预算中，每100美元中就有35美元是来源于石油行业。但即便如此，每年俄罗斯有150万人中学毕业，继续读大学的是少数。这点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俄罗斯一名技术专业的大学生的教育成本每年是2200美元，而国家只能投入500美元。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的质量令人堪忧 不久前，俄罗斯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表明，有44%的家庭愿意交费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俄罗斯的许多低收入家庭只能将收入的3.3－7.5%用于子女教育。美国家庭在这方面的教育支出是22%。这说明俄罗斯人对教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尚且不足。与有限的支付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择校的边际费用支出，一些家长为使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还要额外支付数额不菲的“好处费”。这说明，尽管教育市场价格高，但消费者数量多，支付能力却较弱。在有偿教育条件下，俄罗斯的教育质量令人堪忧。整体来看，有偿教育的水平、技术保障、办学条件、教学内容与方法参差不齐。有的学校将教育作为追求收益的商业性活动，而不注重质量效益。但也有的学校却将教育质量视为办学的生命，将质量视为数量增加的必要前提基础。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西里·茹可夫认为，只有在国家承担起经费的责任与义务的条件下，各学校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地提高教学质量，而不只是为了生存。[1] （三）俄罗斯高校扩招问题 一直以来，俄罗斯的国立大学预算内计划招生名额都多于自费名额。而私立大学却存在计划招生名额与实际招生名额的反差。如，1995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13.55万人，而实际招收5.24万人；1998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25.07万人，而实际招生17.71万人；2000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47.06万人，而实际招生35.72万人。[2]因为目前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罗斯国立教育要比私立的商业性教育有威望得多。这种供需矛盾是无法用增加国立大学预算外招自费生名额的方法来解决的。（类似问题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试想，如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扩大自费生招收比例，不但会影响到生源质量，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这种供需矛盾的存在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即便俄罗斯家庭中有44%的家长肯花大钱供孩子读大学（莫斯科市占50%以上），但并非肯花钱就能进入好大学。 （四）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问题 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问题历来以久。不规范的教育市场主要表现为违反许可证制度及教育活动中的行贿受贿等方面。俄罗斯教育部曾在70个联邦主体中，对大约700所高校及其分校进行过检查。结果表明，有100多所高校在违反许可证制度的情况下经营。 俄罗斯教育部最初规定国立大学招收的自费生数量不得超过预算内学生名额的25%。但是，如果至上而下的限制国立高校的自费招生的规定，会抑制社会需求。私立学校因有办学的自主权，开设了许多管理部、法学部、会计部等。这样本应进入联邦大学腰包的钱流失了。为了重新向国立大学吸引资金，教育部决定取消原定25%的限额。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处负责人柳鲍维·克拉夫佐娃提出，“原则上俄罗斯的高等院校可以招收70%的自费生”。[3]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能获得余下的30%预算招生的拨款。任何一位校长，尽管想赚钱，也不想铤而走险。要知道国家预算拨款对他们来说是有保障的，至于他们是否能招来足够数量的收费学生对他们来说还是未知数。这导致在高校招生过程中，行贿受贿现象的出现，主要体现在决策人决定将某人招收为公费生或自费生、录取到某学校等环节上收取贿赂。“教育寻租”之风盛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五）俄罗斯高等教育的“灰色”消费 上大学前要花一大笔钱。据社会问卷调查显示，约有36%的人花钱请家教，36%的人花钱参加各种补习班、备考班，32%的人为能被录取支付“人情”费。去年莫斯科市每个家庭用于考大学的平均支出是725美元，非莫斯科市的家庭是280美元。为考入首都内大学“人情”费要花2500～3000美元。根据高等教育经济支出统计的预测，未来80%大学生的家庭花钱上大学的费用，在俄罗斯的总支出将为年均8.8亿美元。总体上用于孩子高等职业教育的费用年均50亿美元。这其中4.2亿是“灰色”消费，它们大多进了家庭教师的腰包或用于行贿。[4]可见，俄罗斯教育市场化需要加强规模与规范化管理，以减少准大学生们在入学前就落入教育“灰色”消费的陷阱。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 （一）俄罗斯政府开始加大打击力度 对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俄罗斯早在1999年12月17日就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该法案规定，因教育服务质量破坏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有权终止学习合同并要求校方退还全部费用。随着向市场关系的过渡及收费教育的合法化，自费学生自然逐渐成为教育服务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向国家质量管理局或法院投诉。此外，“国家有偿教育服务条理法案”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台。为避免教育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国家推出了统一高考制度，2004年在莫斯科已有47000多名中学应届毕业生首次参加由国家统一命题的高考，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已经开始为建立与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使教育市场化向文明迈进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5] （二）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90年代初受到市场法则变化震荡的俄罗斯教育体系已经自然走向平衡。时间使人们认识到了教育市场化的代价，认识到了无形教育资产、教育质量及教育价格的关系。教育将成为预算的间接收入款项已被俄罗斯教育界普遍认同。教育投资在现代社会是盈利事业。美国研究者及新西伯利亚科学家的分析研究所都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工作人员的25%，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多半是由他们创造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经济的贡献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居民构成中的份额。相反，教育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大约占四分之一的居民）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0%。目前，教育投资是赢利事业及教育消费是可以得到回报的意识，可以说已经普遍得到俄罗斯社会的认同。俄罗斯要加入世贸组织，教育也要入世，为此教育界曾忧患重重。[6]不过，随着市场观念的转变，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三）俄罗斯教育市场有步入良性竞争轨道的趋势 随着教育产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私立教育机构已从数量的竞争转向了质量的思考。这些机构更加重视现代化技术投入、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更多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与管理方法，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办学体制灵活，更适应市场需求，教师的待遇普遍提高。与此同时，国立教育机构为保持竞争地位，也在利用与开发原有资源，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与管理机制。这说明俄罗斯教育市场正在步入良性竞争轨道。显而易见，俄罗斯的收费教育不但不会取消，相反，名望高的学校收费会更高。 （四）教育走向国际市场 在“冷战”的最初几年,美国总统的分析家在思考如何扩大美国的世界影响时，得出的结论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是发展外国大学生教育。因为，对外国人的教育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收益。2000—2001年在美国高校就学的外国学生为547.867万人。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学院2001年有关国际教育交流的统计资料，外国学生仅学费支出一项就为美国带来约6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而用于学校教学的间接支出是95亿美元。美国政府对外国大学生的财政支持是45亿美元。这样，在一个学年内仅外国学生就为联邦各洲增加了近110亿美元的收入。澳大利亚作为教育水平弱于俄罗斯的国家每年在外国学生身上也能收入约20亿美元。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俄罗斯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收益指数，每年大学招收的外国大学生约8万人，国家的经济收入年均只有1.5亿美元左右。为此，普京总统指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不能没有前景广阔的教育体系。问题在于，学生的学习是靠国家预算，还是商业基础。他号召高校校长讨论招收外国大学生问题，并着重强调独联体国家的大学生教育及其专家的培养问题。首先瞄准独联体国家的教育市场被普京总统列为是绝对首要的任务。 俄罗斯首先加强了对独联体国家留学生教育市场的开发，确立了国际联合办学的新思路。（同样值得我们中国教育界反思的是，我国与俄罗斯有着优越的地域优势，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令俄罗斯瞩目，教育水平与质量正逐步被世界认可，俄罗斯学生在其国内学习汉语的势头看长，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我国教育收费和生活消费水平远低于欧美国家，但我们却没有把吸引俄罗斯留学生的教育市场开发问题重视起来。） （五）加快与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 俄罗斯的一些高校为了与国际教育市场接轨和普及大众化高等教育，也开始实施学分制。在国际教育实践中，学分制在美国大学广泛推开。从1988年起，欧盟成员国为加速欧洲教育的一体化进程，开始在成员国内的145所大学普遍实施学分制。学分制保证了大学生稳定地接受高等教育，它已成为欧洲教育结构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到2000年已有一千多所欧洲大学推行了学分制，并以此作为大学之间交流与合作招生的依据。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在向国际化迈进的同时，正在建立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已经多次专门组织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学分制体系实施问题研讨会，交流学分制经验。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大大地推动了俄罗斯与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为本国学生在国外大学继续深造铺平了道路。 三、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启示 目前，在俄罗斯，教育质量问题已经为俄罗斯敲响了警钟。在全俄罗斯，约有10％的大学达不到教育质量标准，俄联邦教育和科学监督局计划关闭一批国立和私立大学的分校，将有近百所分校被关闭。同时，自2004年9月起，俄罗斯开始禁止高校开办分校，并对现有的各高校分校展开教育质量大检查，不合格的专业、分校在关闭后，学生将被安排到其它大学继续学业。俄罗斯教育界长期以来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认为如果以纯市场化的态度来对待教育会有害无益，这将使教育与受教育变成一种纯买卖关系，而不是社会公益事业，也将脱离民族特有文化发展的基础。教育质量问题为转型后走上市场的俄罗斯教育行业敲响了警钟。许多国家的商业化教育都是精英式的、高质量的、有限制的。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也有力争向这一方向发展的意图，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从计划到市场，转轨后的俄罗斯教育产业历经十余年的论战、实践，逐步走上市场化。我们国家的教育产业市场起步晚，考虑到教育体制及国情的因素，虽可以走市场之路，但并不适合完全的市场化。不过，在整个教育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教育产业交错融合，在很多方面，中、俄两国教育界所面临的问题、困难极其相似。无论是普及式的初等义务教育还是精英式的亦或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都被教育经费的“瓶颈”制约着。令人深思的是，中国教育受到的困扰来自的层面繁杂，远超俄罗斯，更需要教育立法与监督体系的保障；但俄罗斯的教育立法与监督体系的建立健全机制却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转型后的俄罗斯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俄罗斯教育产业的市场化就孕育和发展在这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中，俄罗斯高等教育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教育经济论文: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研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1.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5]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7](P134)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2.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P840、83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P14)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3.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7](P50)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8]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8](P4)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1](P120)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9]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10](P94)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然而，市场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换言之，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障，而且需要伦理规范使经济行为更加合理、更加文明。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不正当，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国家经济实力也不能真正增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自身缺乏基本的诚信，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导致假冒伪劣、合同欺诈、“三角债”恶性怪圈等现象出现。最终不仅企业会失去市场，行为主体也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据200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经济的进步问题，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经济形势，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观念，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形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公平竞争、精诚合作，讲求信誉、竭诚服务，崇尚奉献、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的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素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和影响生产的效率和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视精神激励和潜能开发，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识，而且已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无数艰难困苦，需要一股决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拼命精神；那么，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同样需要理想和信念，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激励。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支柱。如海尔集团的“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价值观；日本日立公司的“和、诚及开拓精神”的企业精神；美国杜邦公司“通过化学为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更美好的东西”的企业宗旨等，都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不仅对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企业道德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不仅使人们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还会营造一种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把个人生存劳动的目的同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觉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物质基础和道德基础。在经济分析中，动力来自个人物质利益的假设是有局限性的。人是“社会的人”，除了有经济需求之外，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人的积极性，除了物质利益这一基本动因之外，还明显受精神因素的制约。在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物质利益对个人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会有所减退，而精神激励和道德激励的作用将有所上升。思想政治教育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人性化原则，充分尊重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工作方法，企业、社会公共目标的激励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体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管理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了价值信念上的共识，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摩擦费用”，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教育经济论文: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 【内容提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存在的理论依据，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作了概括。本文认为，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随着经济建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1](P119)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经济价值，实际上要回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总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表示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建设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反而是浪费时间。这正是导致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一手软、一手硬”，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现象的认识根源。因此，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从理论上澄清一些模糊的问题，对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1.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P840、83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P14)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2.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5]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7](P134)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3.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7](P50)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8]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8](P4)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1](P120)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9]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10](P94)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然而，市场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换言之，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障，而且需要伦理规范使经济行为更加合理、更加文明。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不正当，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国家经济实力也不能真正增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自身缺乏基本的诚信，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导致假冒伪劣、合同欺诈、“三角债”恶性怪圈等现象出现。最终不仅企业会失去市场，行为主体也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据200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经济的进步问题，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经济形势，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观念，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形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公平竞争、精诚合作，讲求信誉、竭诚服务，崇尚奉献、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的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素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和影响生产的效率和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视精神激励和潜能开发，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识，而且已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无数艰难困苦，需要一股决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拼命精神；那么，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同样需要理想和信念，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激励。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支柱。如海尔集团的“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价值观；日本日立公司的“和、诚及开拓精神”的企业精神；美国杜邦公司“通过化学为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更美好的东西”的企业宗旨等，都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不仅对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企业道德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不仅使人们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还会营造一种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把个人生存劳动的目的同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觉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物质基础和道德基础。在经济分析中，动力来自个人物质利益的假设是有局限性的。人是“社会的人”，除了有经济需求之外，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人的积极性，除了物质利益这一基本动因之外，还明显受精神因素的制约。在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物质利益对个人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会有所减退，而精神激励和道德激励的作用将有所上升。思想政治教育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人性化原则，充分尊重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工作方法，企业、社会公共目标的激励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体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管理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了价值信念上的共识，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摩擦费用”，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教育经济论文:徽商创新教育经济 徽商,是以我国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纵横明、清两代300多年,其从商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商业资本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一度居十大商帮之首。徽商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绝非偶然,其在经商处世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创新精神是根本原因之一。 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商创新精神的孕育之源。首先,徽文化在商业认识上的突破为徽商创新精神的孕育提供了社会条件。南宋以后,特别是明代以来,由于朱熹、王阳明、王艮、王畿、李贽等对商业、商人地位有重新认识的思想家的影响,由于商品经济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商人势力的增强,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在徽州发生了动摇,逐步形成了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新四民观”。其次,徽文化熏陶下的高文化素质成为徽商创新精神形成的人本基础。徽州乃“程朱阙里”、“理学之邦”、“东南邹鲁”。徽商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教育,从贾之前就知晓诗书,粗通翰墨,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从贾之后,他们仍然好学不倦。许多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书画家、金石篆刻家、出版刻书家、戏曲家、经济学家、收藏家、科技巨匠等。 鲜明的进取意识:徽商创新精神的主体之魂。主要表现为:一是不甘穷困,矢志千里。徽商背井离乡、出外经商不仅仅是被动的谋生之举。徽州人的骨子里,早已把经商视作经儒一样的宏图,“走出徽州”实质上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和阶梯。二是坚韧不拔,矢志不渝。徽商的行商之路艰险异常,仅走出徽州就可谓陆路有山障,水路有滩险,在跋山涉水中还要忍耐无尽的感情煎熬,而徽商没有回头,有的甚至几十年都不再回来,对于经商失败的,宁愿客死他乡。三是不畏挫折,百折不挠。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光绪《祁门倪氏文族谱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四是不甘平庸,勇于超越。徽商之所以能够执明清中国商界300余年之牛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墨守成规、“小富即安”,而是志存高远,江春、胡天柱、汪定贵、胡雪岩、程量越等著名徽商的成功之路无不诠释着这一点。 丰富的商业实践:徽商创新精神的活力之本。徽商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塑造了极具特色贾儒结合、义利相兼的理念,体现了徽商的基本特征、基本倾向和整体风貌。他们强调“利在义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戒诈”、“戒欺”、团结互济等品德。他们不断创新商业技能。具体包括贾儒相济,运筹帷幄;以德治商,以信接物;忍辱负重,勇于开拓;趋时观变,抓住机遇;借助政治,垄断经营;无货不居,灵活多样,等等。仅就趋时观变、抓住机遇而言,大多数徽商都能够做到“相度土宜,趋物候”,即树立信息观念,根据市场行情制定灵活的商业经营策略。他们不断拓展经营范围。徽商崛起于明代中叶(16世纪),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商业发生了转型,即从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为主,转向贩卖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百姓。(叶显恩《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从经营内容可以看出,徽商积极顺应了这一转型,引领了商业的时代潮流。他们努力推进组织和管理制度创新。在组织体系方面,徽商构建起以血缘与地缘相结合、寄籍地和侨居地互动的庞大商业网络,这一网络既有融资、组织货源、推销商品、公关、增强竞争力等经济功能,又有引进、吸收外地文化的效用。在具体管理制度方面,徽商在以往商业营运形式的基础上,推出会票制、合股制、伙计制、掌柜制(最早职业经理人)等制度。 自觉的传承衍播:徽商创新精神的进化之径。从横向看,徽商最大限度把创新精神和技能推向经商寄寓地。徽商在其兴盛的几百年间,其活动范围“几遍禹内”,所谓“山陬海涯无所不至”,尤其是在江南各地,徽商更是遍及城乡。徽商所到之处,其开拓创新精神和商业技巧总是影响深远,徽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优秀品质深受赞扬。从纵向看,徽商尤其重视教育,使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代代相传,推陈出新。徽商的发展离不开徽文化,同时徽商又是酿造徽文化的“酵母”。徽商发迹后,出巨资兴修书院,教育子女经儒治商,使创新创业的精神和技能遗泽后辈,发扬光大。许多徽商还著书立说,主篆或参与编著了大量商书,内容涉及水路交通,商业经营管理技能、商品市场规律、商业道德、商业行为规范以及天文地理气象、安全养生防骗等知识。 徽商创新精神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有:其一,以文化创新为先导。如果说,徽商代表了中国商业的一次崛起,那么首先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它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务理念,这一切都源于博大精深的徽文化的影响。这深刻地启示我们,创新必须以文化创新为先导和前提,通过文化创新,在全社会营造以创新发展为荣的导向,形成鼓励尊重创新、宽 容创新失败的氛围,使创新创业成为全体民众的共识和践行目标。 其二,创新必须以务实权变为根本。“徽骆驼”和“绩溪牛”作为徽商的形象概括,体现的是坚韧不拔、勤恳务实和趋势求变、抢抓机遇、开拓进取的统一。我们继承徽商创新精神,绝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要把徽商的吃苦耐劳、实事求是和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统一起来,坚持务实权变,推进创新发展。 其三,创新必须以开放融合为动力。徽商历史证明,走出徽州是成就徽商的关键,而每一次地域的开拓都带来了徽商新的繁荣昌盛,这也有力地说明,徽文化只是孕育徽商创新精神的土壤,创新精神最终是在徽商搏击天下中形成的。这昭示今人,创新发展必须以开放融合为动力,只有紧扣时代,放眼世界,坚持开放发展,融汇一切先进的思想和制度、技术,才能不固步自封,坐井观天,引领时代风尚,实现持续创新发展。 其四,创新必须以提升人的素质为关键。创新之本是人,徽州建筑有一个特殊构造——“商”之门,最上一点是个元宝,代表效益,下面两个门框由人进出,代表商字中间的“人”、“口”二字,体现了“人本”思想。这警示我们,创新的本质是人的自我解放与扬弃,是自我素质的不断提升。今天,我们要创新发展,仍然要抓住提升人的素质这一关键,使人的素质成为撬动全社会创新发展的坚实“支点”。 教育经济论文:干部素质教育经济 [论文关键词]知识经济干部素质干部队伍 一、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有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知识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呈现出高科技、高智力、高风险、高效益的特点,它给干部的素质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知识经济的前沿性特点要求干部有较高的创新素质。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各专业、各领域、各学科的新知识相比过去都是十分先进的,可以说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尤其是以互联网、微软技术为龙头的信息产业,其发展之快、作用之大,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之深入,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知识经济的这种前沿性特点,对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问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各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要在尽可能熟悉本专业世界领先水平的前提下,不断钻研新技术,接受新知识,结合本国本地实际,创造出更新的成果来。 2.知识经济的速变性特点要求干部有灵敏的能力素质。在知识经济形态下,知识、技术更新的速度正以3—5年的周期率迅速发展着。在这个时代,天然的资源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关键,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根本标准是:素质、教育、机制的管理。这充分说明知识经济的这种速变性特征向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不仅能熟悉和掌握现有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有灵敏的应变能力,不断快速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内容,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3.知识经济的综合性特点要求干部有广泛的知识素质。知识经济的发展在当今时代,尤其是我国,虽说还只是初见端倪,但也完全可以看以,它涉及的不仅仅是某个行业、某个部门、某个领域,而是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经济模式,广泛地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就其知识方面看,呈现出三个发展趋势:一是知识商品化,这包括文化商品化、知识物业化、文化知识经济化等等;二是文化知识旅游,它是集知识、商贸、旅游三位一体的经济,是典型的知识经济的理念化;三是知识产业化,它是知识经济的直接成果,也是知识经济的最终目的和最佳模式。随着知识产业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质量将越来越高,品位将越来越高,档次将越来越高,综合性的层次也将越来越高。因此,这就要求今天的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具有本专业本领域的丰富知识,而且要能真正适应时展的要求,则必须有较为广泛的、综合性的文化科学知识。 二、加强干部素质教育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关键之举 从干部教育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目前干部队伍素质和干部教育的现状来看,有计划、有步骤、主动地把干部教育的重点从基础教育、学历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是干部队伍适应时展要求的当务之急,而且也是我们能否主动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关键之举。 1.干部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知识和能力素质的教育。 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由于所处地位和肩负责任的特殊性,其素质的主要支撑点是政治素质。这是他们与其他类别人员素质最大的区别点。因为,领导者政治素质的好坏、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他决策的正确性和对人民群众的致益性,影响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大政方针与发展方向,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我们的干部教育,必须用大的力气在这方面下功夫。而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对政治素质的要求,又不能沿袭以往基础教育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模式,而应侧重于站在时代的高度、全局的高度,较深层次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主动地掌握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最新状态,准确地预测其发展趋势,提高自己的政治嗅觉和敏感力,自觉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重大决策与政治风云变幻联系起来,以增强决策的正确性,减少失误率,促进本地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顾名思义,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毫无疑问,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单一地靠拼体力、拼消耗来发展经济,而必须靠科学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软件产业”来发展经济。要实现这一点,作为领导干部首先就必须增加自己的知识存量,不仅要学习和掌握一般的、基本的科技常识,而且必须尽可能多地接受最新科技知识,用国际国内的前沿科技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知识存量中的科技含量与水平。因此,干部素质教育就必须想方设法为干部提高知识素质作贡献。干部教育部门不仅要为干部准备这方面的教材、教员,而且必须为干部获得最新知识提供必要的先进手段和设施。 干部素质教育的落脚点在于提高干部的能力素质。因此,干部教育要围绕知识经济对干部在能力方面的新要求,采取多种手段以提高干部运用知识于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此,一方面可以运用互联网和其它高科技手段,进行案例教学。通过收集多种相似地方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来进行对照、比较,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用他山之石来攻本地之玉;另一方面,则可以把本地的多种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经济状态、主观愿望等制作成电子信息,通过互联网来征求各地专家、学者、能人、巧匠们的意见,或者进行广泛的交流、讨论,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来普求良策。 2.实施干部素质教育的关键是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干部是我们事业的中坚,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这部分人的素质不提高,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提出的高要求,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不可能建成。因此,一定要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下大功夫抓好干部的素质教育。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把它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千秋基业,从方针政策,到具体布置检查落实,扎扎实实地抓下去。 3.实施干部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建立配套的机制。 由于干部的选拔、使用、教育、考核等等各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因此,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这不仅仅只牵涉干部教育部门一家,而是一项涉及到组织人事、干部教育、监督、舆论等多部门的综合性工作。因此,从考察、选拔到使用、教育等多个环节,建立起一整套干部素质教育的配套机制,是能否使干部素质教育真见成效的重点。因此,只有通过党委部门建立综合的干部素质教育配套机制,使之落实到各个环节,干部素质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开展起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也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教育经济论文:道德教育经济功能 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研究宏观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对道德教育所包含的经济意义认识不深，尤其在前一阶段，有一种理论似乎认为：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道德的沦丧是不可避免的事，也就是说，经济起飞阶段，不得不以牺牲道德进步为代价。这种思潮，对我国道德教育尤其学校教育工作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因此，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道德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重新探讨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研究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必须从研究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本身的辩证关系开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也是辩证统一的，经济的发展为道德的进步提供了物质的前提。作为精神生产的道德的发展，一种新的、进步的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形成，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总要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发展为基础；而物质生产的落后和贫困，文化生活的空虚和贫乏是造成道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承认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不是唯物主义者。另外，唯物主义认为，在经济发展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生产力，一定要通过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其中首先要通过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制度来作用于道德的发展；其次，还要通过道德教育和各种文化设施等等，才能促进道德的发展，这种“折光”关系是唯物主义者所必须承认的，否则也将陷于庸俗唯物主义的窠臼。 道德是精神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也是社会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的重要因素，社会分工协作关系又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因此，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它在物质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道德对于经济发展的这种“折光”，正是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只有从历史形式来考察社会分工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进而正确分析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 物质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唯物主义者是把它作为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来看待的。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便是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马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了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还作了详尽的分析。 指出人们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新要素。因为分工协作“激发个人的自尊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并且认为“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生产的。”他还给这样特殊的生产力一个专门名称：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还说“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以上分析表明，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它对现实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那就必须看它所属的那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其道德对经济的发展也必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这一点，是我们理解道德的经济意义时特别应该注意和把握的。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已经建立起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是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所不能比拟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道德，它除了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外，又能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情况，是由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就其本质来看，正如列宁所说，它“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度服务的”。 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我们对道德的经济意义的理解，也是以社会主义道德这一质的规定性为前提的。 道德的经济意义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工作去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这一主体而发生作用的。道德，离不开一定的道德教育，尽管道德教育的方法、途径各异，但其对象都是特定社会个体的人这一主体。通过道德教育，把一定的道德规范、道德观念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这一过程就是德育过程。而社会个体的人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又是以其智力、体力、思想品德三种基本要素同时发生效能为其前提的。在时序上没有先后之分。社会个体究竟把自己的智力、体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单靠智力、体力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社会个体头脑中的思想品德。假定社会个体参与经济活动时，其智力、体力是一个既定量，那么思想品德就可以比拟为这个既定量的调节器。它既可以促进这个既定量，也可以使其向负方向发展转化。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智力、体力的这种正负方向的调节作用，实实在在地表现出道德教育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 着眼于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作用，那么，我们道德教育应使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那些观念，及时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从而使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调节作用向积极方向发展。在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决不应该放松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更不应该以牺牲道德进步为代价来换取经济进步。从唯物主义关于道德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没有良好的道德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政体上是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又是由党的领导来体现的。 所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的那些道德，特别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道德教育中占首要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道德及道德教育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要求，把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那些新道德观念及时纳入道德教育内容，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对社会经济及生产力的发展亦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呢？一般他说，我们应把下列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 1、进取与创新观念：社会个体的进取与创新观念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发展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它的特点是事业心强，有强烈的成就和成功的愿望及历史使命感，表现出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它对社会的贡献表现为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起带头作用。把进取和创新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就能使社会个体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的潜力，使思想品德在调节智力和体力两因素中具有必要的张力。 2、时间和效率观念：时间和效率观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观念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都在加快，每一单位时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日益增大。为此，珍惜时间，节约时间，讲究效率是社会个体必须具有的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加强时间和效率观念的教育，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前提，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教育只有真正把时间、效率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才能使社会个体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具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品德特征，从而实现社会个体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 3、法制与纪律观念：法制与纪律观念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必要的法制与纪律观念。我国以宪法为核心，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有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要求社会个体要具有遵法、守法的道德风貌。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纪律教育，不仅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且是依法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重要一环。道德教育把法制与纪律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一点，对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是必要的社会条件。 道德教育所形成的个体的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性调节，是道德教育经济效能的表征。从我国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抓紧道德教育工作，什么时候社会风气就有明显好转，社会经济和生产率也健康发展；什么时候放松道德教育，就会产生社会风气不正的严重后果，这在种情况下，即使高速发展的经济势头也决不会持久。 在实践上回答道德教育的经济意义，需要我们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已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过可喜的探索。据调查，由于道德教育不得力，社会个体思想品德差所造成的劳动态度差、劳动纪律松散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 上海市企业每年因此损失劳动生产率23--25%，损失国民收入195亿元，损失工业总产值286亿元。在管理行列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大。可以想象，前几年由于忽视道德教育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全国将是十分巨大的数字，它相当于全国几十个大型企业全年收入之和，这一反证真实他说明了道德教育的经济价值。 道德教育所具有的经济功能，要求我们认真改进道德教育工作，以整体的、系统的观点组织学校教育活动，从根本上克服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脱节的现象。在教育内容上应当注意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不能只从抽象的内容上来局限道德教育，而应注重现实的历史的道德发展，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和生产所需要的基本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既应进入到精神生活的更深层次，又要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广阔的层面。在道德教育的途径上，要紧密地和个体社会化结合起来。不仅要注意在功能和目标上协调家庭和学校的预期社会化，而且也要与人的继续社会化（职业适应、终生学习等）结合起来；不仅要进行道德社会化，还要指导好政治社会化、两性角色社会化和职业社会化。学校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环节都要组织在道德教育的总目标下，使校园文化、风习传统、心理气氛、人际关系以及种种“潜在课程”，都充分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在教育方法上，要注意道德教育的社会性和开放性，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闭门“修养”是培养不出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也不可能充分发挥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应当认真组织社会实践和道德践履，倡导各种生动活泼的讨论、调查和陶冶教育，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阐明道德教育的经济意义，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提高对道德教育社会功能的整体认识，从而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热情。同时，我们在理解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时，首先要克服这样一种倾向，即简单地将道德教育等同于经济活动或经济效益。我们认为两者的“简单取代”不是对道德教育经济意义的科学认识。 其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树立道德教育具有经济意义的思想时，应避免产生“两张皮”现象，而应把道德教育纳入到社会实践中来，使其具有真正的活力，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目的。 教育经济论文:国外高等教育经济利益 转型后俄罗斯高等教育经过10余年的发展，产业市场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俄罗斯教育产业市场化后，经济利益和教育质量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同时教育质量新问题为转型后走上市场的俄罗斯教育行业敲响了警钟。俄罗斯存在的一些新问题及其发展趋向令人深思。 关键词：俄罗斯高等教育；教育经费；教育质量 一、俄罗斯高等教育存在的新问题 （一）教育经费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 俄罗斯教育部和财政部的教育预算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转型后俄罗斯教育经费在各层次的投入是向高等教育倾斜的，而教育投入的多寡却取决于国家经济运行状况。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和教育的关系，可以从其教育经费来源上得到答案。俄罗斯政府的预算取决于收入。俄罗斯能源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也意味着能源经济发展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国家的总体收入，从而会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大增，不但拉动了国内经济，各领域的财政预算也节节攀升，教育也因此获益。近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比（%）为，1995年，教育总支出3.86%，高等教育占2.23%，1996教育总支出3.5%，高等教育占2.0%，1997年，教育总支出3.49%，高等教育占1.99%，1998年教育总支出3.44%，高等教育占2.06%，1999年教育总支出3.6%，高等教育占2.26%，2000年教育总支出3.75%，高等教育占2.28%，2001至今教育总支出均高于4%，高等教育占2.5%以上。由此可见，俄罗斯的高等教育预算和国家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而俄罗斯国家经济的增长和能源经济的增长成正比。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出口。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公布的材料显示，俄罗斯整个财政预算收入的35%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工业。2003年，俄石油行业收入达718亿美元，其中石油出口收入达407亿美元，石油产品出口收入达145亿美元。也就是说，俄罗斯高等教育在获得的国家财政预算中，每100美元中就有35美元是来源于石油行业。但即便如此，每年俄罗斯有150万人中学毕业，继续读大学的是少数。这点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俄罗斯一名技术专业的大学生的教育成本每年是2200美元，而国家只能投入500美元。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的质量令人堪忧 不久前，俄罗斯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表明，有44%的家庭愿意交费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俄罗斯的许多低收入家庭只能将收入的3.3－7.5%用于子女教育。美国家庭在这方面的教育支出是22%。这说明俄罗斯人对教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尚且不足。和有限的支付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择校的边际费用支出，一些家长为使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还要额外支付数额不菲的“好处费”。这说明，尽管教育市场价格高，但消费者数量多，支付能力却较弱。在有偿教育条件下，俄罗斯的教育质量令人堪忧。整体来看，有偿教育的水平、技术保障、办学条件、教学内容和方法参差不齐。有的学校将教育作为追求收益的商业性活动，而不注重质量效益。但也有的学校却将教育质量视为办学的生命，将质量视为数量增加的必要前提基础。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西里·茹可夫认为，只有在国家承担起经费的责任和义务的条件下，各学校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地提高教学质量，而不只是为了生存。[1 （三）俄罗斯高校扩招新问题 一直以来，俄罗斯的国立大学预算内计划招生名额都多于自费名额。而私立大学却存在计划招生名额和实际招生名额的反差。如，1995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13.55万人，而实际招收5.24万人；1998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25.07万人，而实际招生17.71万人；2000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47.06万人，而实际招生35.72万人。[2因为目前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罗斯国立教育要比私立的商业性教育有威望得多。这种供需矛盾是无法用增加国立大学预算外招自费生名额的方法来解决的。（类似新问题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试想，假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扩大自费生招收比例，不但会影响到生源质量，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公平、公正新问题。这种供需矛盾的存在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即便俄罗斯家庭中有44%的家长肯花大钱供孩子读大学（莫斯科市占50%以上），但并非肯花钱就能进入好大学。 （四）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新问题 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新问题历来以久。不规范的教育市场主要表现为违反许可证制度及教育活动中的行贿受贿等方面。俄罗斯教育部曾在70个联邦主体中，对大约700所高校及其分校进行过检查。结果表明，有100多所高校在违反许可证制度的情况下经营。 俄罗斯教育部最初规定国立大学招收的自费生数量不得超过预算内学生名额的25%。但是，假如至上而下的限制国立高校的自费招生的规定，会抑制社会需求。私立学校因有办学的自主权，开设了许多管理部、法学部、会计部等。这样本应进入联邦大学腰包的钱流失了。为了重新向国立大学吸引资金，教育部决定取消原定25%的限额。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处负责人柳鲍维·克拉夫佐娃提出，“原则上俄罗斯的高等院校可以招收70%的自费生”。[3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能获得余下的30%预算招生的拨款。任何一位校长，尽管想赚钱，也不想铤而走险。要知道国家预算拨款对他们来说是有保障的，至于他们是否能招来足够数量的收费学生对他们来说还是未知数。这导致在高校招生过程中，行贿受贿现象的出现，主要体现在决策人决定将某人招收为公费生或自费生、录取到某学校等环节上收取贿赂。“教育寻租”之风盛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新问题。 （五）俄罗斯高等教育的“灰色”消费 上大学前要花一大笔钱。据社会问卷调查显示，约有36%的人花钱请家教，36%的人花钱参加各种补习班、备考班，32%的人为能被录取支付“人情”费。去年莫斯科市每个家庭用于考大学的平均支出是725美元，非莫斯科市的家庭是280美元。为考入首都内大学“人情”费要花2500～3000美元。根据高等教育经济支出统计的猜测，未来80%大学生的家庭花钱上大学的费用，在俄罗斯的总支出将为年均8.8亿美元。总体上用于孩子高等职业教育的费用年均50亿美元。这其中4.2亿是“灰色”消费，它们大多进了家庭教师的腰包或用于行贿。[4可见，俄罗斯教育市场化需要加强规模和规范化管理，以减少准大学生们在入学前就落入教育“灰色”消费的陷阱。二、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向 （一）俄罗斯政府开始加大打击力度 对于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俄罗斯早在1999年12月17日就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该法案规定，因教育服务质量破坏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有权终止学习合同并要求校方退还全部费用。随着向市场关系的过渡及收费教育的合法化，自费学生自然逐渐成为教育服务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向国家质量管理局或法院投诉。此外，“国家有偿教育服务条理法案”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台。为避免教育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国家推出了统一高考制度，2004年在莫斯科已有47000多名中学应届毕业生首次参加由国家统一命题的高考，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已经开始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使教育市场化向文明迈进做好了相关的预备工作。[5 （二）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90年代初受到市场法则变化震荡的俄罗斯教育体系已经自然走向平衡。时间使人们熟悉到了教育市场化的代价，熟悉到了无形教育资产、教育质量及教育价格的关系。教育将成为预算的间接收入款项已被俄罗斯教育界普遍认同。教育投资在现代社会是盈利事业。美国探究者及新西伯利亚科学家的分析探究所都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工作人员的25%，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多半是由他们创造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经济的贡献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居民构成中的份额。相反，教育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大约占四分之一的居民）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0%。目前，教育投资是赢利事业及教育消费是可以得到回报的意识，可以说已经普遍得到俄罗斯社会的认同。俄罗斯要加入世贸组织，教育也要入世，为此教育界曾忧患重重。[6不过，随着市场观念的转变，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三）俄罗斯教育市场有步入良性竞争轨道的趋向 随着教育产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私立教育机构已从数量的竞争转向了质量的思索。这些机构更加重视现代化技术投入、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更多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办学体制灵活，更适应市场需求，教师的待遇普遍提高。和此同时，国立教育机构为保持竞争地位，也在利用和开发原有资源，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机制。这说明俄罗斯教育市场正在步入良性竞争轨道。显而易见，俄罗斯的收费教育不但不会取消，相反，名望高的学校收费会更高。 （四）教育走向国际市场 在“冷战”的最初几年,美国总统的分析家在思索如何扩大美国的世界影响时，得出的结论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是发展外国大学生教育。因为，对外国人的教育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收益。2000—2001年在美国高校就学的外国学生为547.867万人。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学院2001年有关国际教育交流的统计资料，外国学生仅学费支出一项就为美国带来约6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而用于学校教学的间接支出是95亿美元。美国政府对外国大学生的财政支持是45亿美元。这样，在一个学年内仅外国学生就为联邦各洲增加了近110亿美元的收入。澳大利亚作为教育水平弱于俄罗斯的国家每年在外国学生身上也能收入约20亿美元。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俄罗斯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收益指数，每年大学招收的外国大学生约8万人，国家的经济收入年均只有1.5亿美元左右。为此，普京总统指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不能没有前景广阔的教育体系。新问题在于，学生的学习是靠国家预算，还是商业基础。他号召高校校长讨论招收外国大学生新问题，并着重强调独联体国家的大学生教育及其专家的培养新问题。首先瞄准独联体国家的教育市场被普京总统列为是绝对首要的任务。 俄罗斯首先加强了对独联体国家留学生教育市场的开发，确立了国际联合办学的新思路。（同样值得我们中国教育界反思的是，我国和俄罗斯有着优越的地域优势，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令俄罗斯瞩目，教育水平和质量正逐步被世界认可，俄罗斯学生在其国内学习汉语的势头看长，非凡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我国教育收费和生活消费水平远低于欧美国家，但我们却没有把吸引俄罗斯留学生的教育市场开发新问题重视起来。） （五）加快和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 俄罗斯的一些高校为了和国际教育市场接轨和普及大众化高等教育，也开始实施学分制。在国际教育实践中，学分制在美国大学广泛推开。从1988年起，欧盟成员国为加速欧洲教育的一体化进程，开始在成员国内的145所大学普遍实施学分制。学分制保证了大学生稳定地接受高等教育，它已成为欧洲教育结构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到2000年已有一千多所欧洲大学推行了学分制，并以此作为大学之间交流和合作招生的依据。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在向国际化迈进的同时，正在建立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已经多次专门组织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学分制体系实施新问题研讨会，交流学分制经验。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大地推动了俄罗斯和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为本国学生在国外大学继续深造铺平了道路。 三、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启示 目前，在俄罗斯，教育质量新问题已经为俄罗斯敲响了警钟。在全俄罗斯，约有10％的大学达不到教育质量标准，俄联邦教育和科学监督局计划关闭一批国立和私立大学的分校，将有近百所分校被关闭。同时，自2004年9月起，俄罗斯开始禁止高校开办分校，并对现有的各高校分校展开教育质量大检查，不合格的专业、分校在关闭后，学生将被布置到其它大学继续学业。俄罗斯教育界长期以来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认为假如以纯市场化的态度来对待教育会有害无益，这将使教育和受教育变成一种纯买卖关系，而不是社会公益事业，也将脱离民族特有文化发展的基础。教育质量新问题为转型后走上市场的俄罗斯教育行业敲响了警钟。许多国家的商业化教育都是精英式的、高质量的、有限制的。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也有力争向这一方向发展的意图，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新问题。从计划到市场，转轨后的俄罗斯教育产业历经十余年的论战、实践，逐步走上市场化。我们国家的教育产业市场起步晚，考虑到教育体制及国情的因素，虽可以走市场之路，但并不适合完全的市场化。不过，在整个教育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教育产业交错融合，在很多方面，中、俄两国教育界所面临的新问题、困难极其相似。无论是普及式的初等义务教育还是精英式的亦或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都被教育经费的“瓶颈”制约着。令人深思的是，中国教育受到的困扰来自的层面繁杂，远超俄罗斯，更需要教育立法和监督体系的保障；但俄罗斯的教育立法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健全机制却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转型后的俄罗斯是一个布满矛盾的集合体，俄罗斯教育产业的市场化就孕育和发展在这个布满矛盾的集合体中，俄罗斯高等教育的新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教育经济论文:教育经济增长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分析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各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经济增长作用 1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 1.1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高等教育。伴随政府的重视和政策的扶持，1990～1998年间，我国高等学校的规模稳步扩大，全国普通在校生总规模从206.27万人增加到340.8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8.2%。受知识经济的挑战、社会需求的呼声、拉动经济的压力等影响，教育部1998年12月24日制定、国务院1999年1月13日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开始提出“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在1999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则进一步提出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1999年以来实行了高等教育的快速扩招，1999年招收本专科学生156万人，高等职业教育教育逐步兴起，至2003年底，全国1552所普通高校在校生1108.56万人，校均规模达7143人，其中本科院校校均规模为11662人，高职(专科)学校为2893人。 1.2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大，政府、企业以及家庭都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高，200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每年平均2%的速度增加，2004年我国各级各类高校在校生总数超过2000万，高校毛入学率超过19%，规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据最新统计，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为21%，已经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到2002年的15%，仅仅用了12年时间就越过了国际公认的大众教育的基准线，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而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5%到15%的飞跃，美国用了30年（1911～1941年），日本用了23年（1947～1970年），韩国用了14年（1966～1980年），巴西用了26年（1970～1996年）。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阶段的时间比美国晚了60年，比日本晚30年，比韩国晚20年；目前，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80%，日本和韩国均已超过50%，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中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水平已达40%，不少发展中国家都超过20%；而我国高等教育现仅处于大众教育起步阶段。 2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 2.1发展高等教育，促进GDP增长 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形成教育的固定资产。同时教育活动、科研活动也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力，目前全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超过1000万，在读学生超过2亿。每年大量的科研成果还直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增加了社会财富，因此教育可以直接作用于GDP的增长。除此之外，为教育服务的支持保障产业也会随着教育的发展而扩大，带动大量的物质投入和产出，因此教育的发展还可以间接作用于GDP，促进其增长。由此看出，一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反过来教育的发展能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就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学的贡献，他应用经济增长余额分析法核算了美国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表明美国1929～1957年由于教育投资实现的经济效益（纯收益）为495亿美元，占美国同期经济增长余额710亿美元的70%，占美国1929～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总额1520亿美元的33%。林廷春在研究高等教育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得出，1965～2000年间，高等教育存量增长1%会使台湾实际产出大约增长0.19%，尤其是工程、自然科学专业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最为显著的作用。我国学者丁兴富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教育经济效益为，1952～1978年因教育水平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总贡献是962亿元(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额的41%；而从1978～1997年因教育水平提高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额的总贡献是7053亿元（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占国内生产总值总增长额的47.8%。 2.2发展高等教育，拉动国内需求的扩大 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需不足造成的，但是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却是相当的大方，经常为了子女的教育“一掷千金”，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教育市场是市场经济改革剩下的最后一个卖方市场。因此，扩大高等教育招生，不仅可以满足社会发展及人们的需求，而且可以增加教育及教育服务的就业岗位，为社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可以带动教育支持保障产业的发展，如建筑业、教育金融业、餐饮业、出版业等，形成连锁反应，增加消费需求。据统计，2005年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人均储蓄已经超过1万元。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为了子女上学准备的储蓄占总储蓄额的44%，并认为教育消费是一个大的消费领域。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居民教育支出仅占家庭消费性支出的1%，低于同期印度的4%，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8%~10%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占相应年龄组的人口比重仅为4%，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仅占同龄人口（18~21岁）的3%左右，加上成人高校在校生也不过7%，而到了2005年，我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率已经达到21%。由此看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增长速度快，而且存在足够的扩展空间。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在全体城镇居民的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快速增加，目前中国城市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年均增速高达20％。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仅占城镇居民总支出的3.89％；2000年占到5.76％；到了2003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的6.42％；2004年虽然比上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占到总支出的6.12％。和比重相比，目前的城镇居民教育支出更令人关注的是它的相对增长速度。相比1994年的130.33元，人均教育支出10年时间增长了283.5％，年平均增幅为14.4％。而同样在10年的时间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平均增幅为11％，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平均增幅只有9.3％。教育支出的增幅要明显高于收入和支出的增幅。因此，教育供给扩大，教育消费的拓展空间将是巨大的。 2.3发展高等教育，增加个人收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仅认识到教育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对生活质量的提高等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也深刻体会到了教育对未来经济效益的直接影响。特别是高等教育，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为14.8%，对社会回报率为9.5%，个人收益率超过社会收益率。20世纪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逐年上升，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明瑟收益率（Mincer）1974年提出的教育收益率计算模型，反映受教育者由于多接受一年教育而使收入增加的指数）1996年为8.23%，1997年为9.68%，到1998年达到11.35%，已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通常为10%的收益率，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成为一项给个人（家庭）带来较高收益的投资。 3发展高等教育的相关建议 教育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素质，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还带动了一些相关产业的高速增长。借鉴国外教育的发展历程，现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3.1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并制定长期教育政策 我国在过去片面强调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事业性而忽视其产业性的一面，实行高度的计划性和一统化管理，经费来源单一，发展缓慢，没有充分开发市场调节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高等教育应当发挥其产业性的一面，而且有很大潜力。因此，应该把教育当作一种特殊的产业，通过教育体制改革使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增加学校办学自主权，减少计划经济的成分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使教育的产业性方面得以充分展示，树立正确的教育产业观，将教育作为基础产业引向市场经济的轨道。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人力的竞争，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已成为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的关键因素，因此国家应制定长远的教育政策，发挥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3.2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实现教育主体多样化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教育经费的供求矛盾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我国的教育业的主体大部分是由国家政府、地方政府投资的所谓公办学校，这样造成了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不足、教育资源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以及办学效率不高等弊病。要满足高等教育扩展的需要，除了政府加大投入以外，还要开源节流，广泛引进社会团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个人或其他社会团体成为当今教育的主体，发展非公办高等教育。因为教育主体的多样化可以为教育事业筹措大量的民间资金，减轻国家的经费负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坚持学术自由与办学自主性，促进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可以保证高等教育从少数化阶段向大众化阶段乃至普及化阶段的成功过渡；可以为经济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输送大量适用人才；较好地满足人们对教育多种服务功能的需求等等。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学校私立化的程度很高，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普通高等学校（不含培训机构）、私立学校所占的比例一直高于50%。1995~1996年，美国共有高等学校3706所，其中私立学校2041所，占总数的55.34%。近些年，我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据统计，2004年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机构）共有7.85万所，其中民办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含独立学院）228所，民办其他高等教育机构1187所，民办普通高中2953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1633所，民办普通初中4219所，民办职业初中24所，民办普通小学6047所，民办幼儿园6.22万所。 3.3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终身教育的思想就已经提出，60年代开始流行，成为指导未来教育的时念。所谓终身教育，即主张教育应该贯穿于人的一生中的各个年龄阶段，而非仅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足量的高等教育机构，使得高中后年龄段的人群中正在接受教育的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例，一直保持较高的比例且持续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在美国，只要有学习能力需求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而我国在很多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仍然是一考定终生，于是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高考落榜将使很多人从此与高等教育绝缘。统计表明，在我国18～24岁的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只有10.5％，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要达到50％以上。高等教育大众化是趋势，虽然我国早在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步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GDP的贡献分别为1.47%、1.17%、0.68%，其中上海的贡献率最高，达2.75%，而青海最低，只有0.17%。要想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东部经济发展拉动中西部经济的崛起，必须平衡发展地区高等教育。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路还有很长，我国应该发展多种多样的高等教育形式，同时提高办学质量，而不是只强调学生数量的提高，将高等教育由培育尖子型向大众化转移，为社会输送适用的人才。 教育经济论文:高等教育经济市场化 【内容提要】高等教育所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是高等教育体制造成的，因此，用传统的行政手段、计划手段已无法解决。高等教育需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高等教育市场机制应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只有如此，高等教育才能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所需人才。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同时，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也不断地暴露和激化。高等教育的规模、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质量标准都很难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不断变化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内部存在着教育思想僵化、教育内容陈旧、教学手段落后、管理简单粗糙、效率低、效益差等问题。如何解决上述各种矛盾和问题，就成为高等教育能否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用传统的计划手段、行政命令的方式已无法解决。因而，只能寻求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现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不但发展速度快，而且质量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断地用市场手段去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市场化不断地渗入高等教育各个环节和层面，使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成为市场主导型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最高，这为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强国提供了制度保障。 本文拟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出发，分析现存的矛盾、问题、体制与机制的弊端，阐述市场模式的优越性，对如何转变思想观念、高等教育如何变革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高等教育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高等教育规模偏小 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从而达到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在建国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连续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具有了一定规模。但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对高等人才的需求相比、与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相比，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2000年，我国通过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进入高校学习的在校生总数为：本科生862万人，研究生29万人，合计890余万人。如果加上函授、自学考试等接受其他高等教育方式的学生，其总数已达1100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11.7%左右。应该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近几年增长是很快的，与1995年在校生547.7万人相比已经扩大了一倍。即便如此，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还是偏小，已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45%，其中北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80%以上。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相继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并向高等教育的终身教育发展。 （二）高等教育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 高等教育不仅规模偏小，而且质量也不能令人满意。建国以来，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计划体制的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思想、理论、目的、内容、质量标准等，长期处于一种落后的、僵化的、不确定的状态中，背离了高等教育的本质，严重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的质量，对此社会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学生本身更不满意。广东省有关部门最近就高等教育质量，对高校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对高校教学质量满意的仅为2.7%，而不满意的竟达77%。《中国教育报》登载的对12398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79%的人认为学不到有用的东西，77%的人认为所学内容与社会现实脱节，80%的人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不满意[1]。高等教育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教育的结构、层次不合理 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层次既包含学历的层次：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专科，也包括各个专业和学科之间的配比。从学历层次上讲，我国高级人才严重短缺，博士后、博士研究生人才缺口比较大。再者，我国的高级技术工人也严重缺乏。在深圳，有些行业的高级技术工人的薪酬与硕士、甚至与博士的薪酬相同。 从学科与专业的设置来看，也没有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很多高校坚持自己成熟的学科、专业，不关心社会、经济的变化与需求，不关心毕业生的发展。比如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极为迅速，接纳社会就业的70%以上，创造的产值占GDP的近50%，可是到现在第三产业中的多种业态，并没有在高等教育中设置相关专业，严重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品质和质量的提升。 2.教育模式僵化，教育内容陈旧 高等教育模式僵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培养人才模式的僵化。我国高等教育从创立到现在一百多年了，可培养人才的模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是思想、真理、知识的传播者，学生是接受者。教师把他认为学生应该接受的东西强加在学生头上，学生没有选择的可能。这种模式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严重地是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创造性的发挥。难以培养出独立性、创新性的人才。 在这种僵化的培养人才的模式之下，教育内容和知识的陈旧落后也就是必然的了。 3.学生实践能力差、创新能力差 高等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多种素质和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为：自由的思想和创新的精神。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平等、民主、法律等现代意识；没有创新精神社会就不能发展。而我国高等教育中最缺乏的就是这两点。造成我国大学生现代素质低、实践能力差、创新能力差。 社会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只有创新。创新能力就成了竞争力最核心的部分，国家如此，企业、个人也是如此。 （三）高等教育效率不高、效益低下 现在谈到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人们往往归罪于政府投资过少。1993年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教育经费的支出应占当年GDP的4%。而实际上教育经费占当年GDP的比率为：1993年2.54%，1996年2.46%，1997年2.50%，1998年2.55%。1999年上升到2.79%，而同期以色列7%，挪威6.8%，美国5.8%，发展中国家巴西5%，马来西亚4.9%，韩国、泰国3.6%。从比较中可看出，我国政府教育拨款占GDP的比率是偏低的，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 另一方面，我国高校生均年成本大多在2万元以上，有的已超过3万元。这样的培养成本不论是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对人们的收入状况来说都是极其昂贵的。这种昂贵的高等教育，国家和消费者都是难以承受的。在这极其昂贵的成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等教育不讲效率、不讲效益造成的。如果与同是高等教育的民办大学相比，这一点就会看得更为清楚。民办大学的学费，低者每年3000元左右，一般5000元，高者8000元。这些学费之中，不仅包括学生的培养成本，还包括办学者的利润，扩大办学的投资等。国有高校与民办高校相比，办学成本有的竟相差10倍之多，很显然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教育经费是被白白浪费掉了。 高等教育效率不高、效益低下既存在于宏观管理之中，也存在于微观管理之中。 1.宏观管理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国家集兴办者、投资者与管理者于一身。学校的兴建、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学科、专业、教学内容、招生、分配等都在国家严密而具体的计划之中。计划手段造成以下后果： 第一，一方面是教育经费短缺，一方面是重复建设、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严重。第二，我国高等学校从建国以来，分分合合、搬迁重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给高等教育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流失。第三，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使用的随意性。 2.微观管理 微观管理主要是指大学内部的管理。我国现在的大学还是以完成上级的计划、指令、任务为工作方向和目标。完成了上级的计划就完成了任务，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拨款和其他资源，没有经营之责，也就不用过多地考虑办学的效率和效益。 在高等教育这种效率不高、效益低下的情况下，教育经费的增加对高等教育来说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会不会给得越多，浪费也就越多？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 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主要是政府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及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大学运作机制造成的。 （一）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点 1.集中控制 现行高等教育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它对整个教育行业形成了绝对的垄断。第一，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资金、土地、实物等有形资源，还包括政策等无形资源。第二，垄断了高等教育的消费资源，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消费市场。高等教育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不仅体现在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上，而且渗透到大学内部管理的各种过程和层面上。 2.纵向分级领导 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往往是以各级政府为主的纵向约束，高等学校只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附属机构，是行政体制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延伸。办学的主宰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大学的校长和广大教师。行政化的高等学校完全按行政组织的规章行事，行政人员是学校运行的核心和主角[2]。这种体制是分级纵向领导的，领导的方式是计划、文件、指令以及各级政府的决议等。 3.用计划手段进行管理 在宏观上，计划管理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的布局、层次和结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资源的配置等。在微观上，计划管理主要表现在：高等学校的规格、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人事、财务、后勤、招生分配等都要按照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各种计划进行。这种计划教育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有着同样的性质。 （二）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 1.剥夺了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丧失了办学自主权，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一切都要听命于教育主管机构，严重影响了高等学校办学的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广大教育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的服务作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都与高等学校本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大学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2.限制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品质的提升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肩负培养人才重任的高等教育与之相适应。这种要求首先表现在高等教育的规模应不断扩大上。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把高等教育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精英教育——大众教育——普及教育——终身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超过15%为大众化教育阶段，达到或超过50%为普及化教育阶段，接下来就是终身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0年近12%，尚未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阶段。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更远远低于北美洲地区的8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不合理造成的。 发展高等教育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高校每增加一名学生仅基本建设投资就达3.8万元左右，如果加上其他方面的投入，所需资金就更加惊人。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我国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也就是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那么，因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需增加建设性投入累计约4500亿元左右。这种巨大的投入，仅靠政府是无力承担的。另一方面政府又严格限制其他资源介入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全行业垄断。民办高等教育的准入条件极为苛刻。 大学的功能就是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以任何理由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剥夺公民消费高等教育的权利，都是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上文谈到高等教育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这种状况也是由于高等教育体制造成的。高等学校不必对社会负责，不必对学生负责，只要对政府负责就行了。当一个产业不对它的消费者负责，那它就不可能对消费者的愿望和要求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反映，也不可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是由于扩招造成的，从而强烈反对高等学校再进行大规模扩招。其实，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什么时候高过？我国最好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每年招生几乎把全国高考的拔尖人才一网打尽，但它培养人才的模式，与其他普通院校又有多大的区别？清华大学在世界知名大学中排名二百四十多位；北京大学校长也说，我们没有世界名牌大学。现在，有的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下降是事实，但更多的是因为学生入学时的整体基础素质下降了，从教育增值的角度看教育质量没有多大变化。高等教育的僵化体制和单一的质量模式才是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本所在。 3.资源配置不合理 现在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主要还是计划手段，这种配置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社会、经济、市场和个人的需求。第一，条块分割，部门分割，资源不能合理配置和流动。第二，人为划定重点大学、重点学科，把有限的资源向少数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倾斜，这必将对大多数高等学校造成多方面的损害。名牌大学是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而不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往往是政府越培养，大学功能越退化。 4.缺乏长远规划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始终缺乏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教育规律的长远规划，缺乏战略构想。高等教育决策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短期行为居多。 （三）大学运行机制的缺陷 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下形成的高等学校的运行机制，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具体来说，存在以下问题： 1.高等学校机关化、行政化严重 高等学校首先是一个办学实体，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学校的机构设置、管理运行、教育科研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一点。但现在高等学校的运行机制是反向操作的，不仅教育主管部门把高等学校看成是自己的附属机构，而且高等学校本身也把自己看成是准官方机构、准行政机关。党委、政府所设置的部门，高等学校也大都存在。行政机构、行政人员是支配学校运行的核心和主角，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都按行政权力的意志来安排。 高等学校内部的运行方式也是行政化的。学校把政府的有关计划分解到学校的各个方面，然后用行政手段实行，各级部门也只能去执行、去完成计划和任务。 2.人事分配制度僵化 与高等学校行政化机制相配套的是僵化的人事分配制度。人员的进出，干部的上下，刚性十足。这种人事制度不是根据需要设计的，更不是根据高等教育市场化设计的。分配制度也同样不合理，工资、奖金的多少，只与每个人的职称职位相联系。有了相应的职称和职位，即便是工作没有业绩也不影响其收入，所以，大家拼命的是职称职位而不是工作。 3.管理的封闭性、保守性、经验性 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几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很少与社会发生直接的联系，也很少接受外界的信息并对此做出反应，这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是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管理的封闭性才造成了管理的保守性、经验性，创新的思想和创新的尝试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对制度创新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4.教育观念落后 对我国培养人才观念的落后陈旧，刘道玉先生曾有过一段比较典型的总结：“‘三型三性’，即封闭型、重复型、记忆型与专制性、权威性、统一性。很明显，它们与现代教育的开放型、创造型、思辨型与科学性、民主性、多样性的理念是相悖的。”“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的‘三中心’教育制度依然顽固地统治着今日的大学。”[3]在这种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之下，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更难以培养出创造性的人才。我们应该更多地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和培养人才的模式，对现有的大学培养人才机制进行全面的革新。 三、市场化——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上述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下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不论是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质量的提升，还是高等教育效率与效益的提高，都需要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 （一）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客观要求 1.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已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了，各种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准备，不但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日常生活也会遇到种种麻烦。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走向普及化和终身教育。 高等教育不仅在规模上要有很大扩展，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的性质要有根本性的变化。大众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是社会、市场的价值取向，是为受教育者将来的工作、生活做好准备，强调的是知识、技能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2.中国加入WTO后高等教育的竞争态势 中国加入WTO后，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将以更快、更深的程度融入到国际体系中去。WTO中关于教育方面，共有四项约定：(1)教育服务贸易可以跨越国境支付，主要通过远程教育和函授等方式进行；(2)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到国外求学或者培训，即到他国进行教育服务消费；(3)他国可以到东道国设立教育机构办学，或与所在国高等学校联合办学；(4)国外教师可以通过自然人身份到国内任教[4]。在上述条款中，目前我国已承诺兑现2、3、4项，第1项还可进一步谈判。这样，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将面临全面对外开放的态势。高等教育市场与资源的垄断将被彻底打破，对我国高等教育将会产生如下影响：第一，直接影响。一是国外的高等学校通过其优质的教育产品把中国的学生吸引到国外求学；二是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来国内办学，或独资、或合资。以上两方面将对我国高等学校造成强烈冲击。 第二，间接影响。中国加入WTO后，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加速，中国的产业结构将进行重新布局和调整，那么必然要求高等教育的结构、专业、培养方向随着它的调整而调整。 3.民办大学对国有高校的冲击 我国民办高校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产生的。据统计，全国上规模的民办高校已达一百多所，还有一些国有高校兴办的二级学院。加入WTO后，高等教育市场不仅要对外开放，还要对内开放，民办高校终究会获得国民待遇，这就为民办高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办高校将会与国外教育机构发起对国有大学的夹击。 （二）高等教育的属性 现在对高等教育能否产业化、市场化讨论的焦点，是高等教育的属性问题。高等教育如果属于上层建筑，那么它必然就会采取政治、学术价值取向；如果把高等教育看成公益事业，纯公共产品，那么也必然会排除市场化，排除竞争、效率、效益等这些市场化的手段。而持高等教育产业化观点的人认为：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基础教育不一样，它带有更多私人产品的性质，属于服务产业（第三产业）。这样高等教育就必然采取社会、经济的价值取向，追求更多的是个人的利益，高等教育作为服务产品完全可以进行市场化经营。 通过对比，可看出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已大于社会的收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已远远大于社会的收益。高等教育已越来越带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产业进入市场。持高等教育不能产业化、市场化观点的人，是没有看到高等教育由于其发展而产生的质的变化。这种观点将会严重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 可见，不论是高等教育面临的客观形势，还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属性，都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对原有体制进行彻底的革新。只有这样，国有高等教育才能参与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提高质量、效益，优化结构，以求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市场机制 1.法人治理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只有获得法人资格，拥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利，独立承担经济责任和民事责任才能存在和发展。高等学校要进入市场，进行产业化经营，必须获得独立自主的法人资格，拥有办学自主权。在招生、人事、工资、财务、学科、专业、教学内容诸方面根据市场的需求、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独自决定。 如美国，联邦政府没有管理高等教育的专门机构，高等教育由各州分权管理。州政府对高等教育也主要是宏观管理：制定高等教育市场的法规、发放办学许可证等。一旦高等学校创立，其管理、招生、课程、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师聘任等都由学校自主决定，州政府不得干预。法国对大学实行合同管理，用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高等学校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面对政府教育管理部门。 2.供需平衡 供需平衡是市场机制规则之一。当一种商品供不应求时，这种商品就必然会抬高价格，企业因而获得超额利润。在利益的驱动下，各种资金、资源就会聚集到这个产业中来，使这个产业获得快速发展，产品大量增加，供需也会趋于平衡。这时价格下降、利润平均，发展进入正常阶段。如这一产业的产量继续增加，超出了市场的需要，那么就会产生供大于求的情况，价格继续下降，一些质量差、效益差的企业就会亏损、甚至倒闭，退出这一产业。市场用这种方法淘汰劣质企业，使优者愈优愈强，以推动整个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教育经济论文:创业教育经济社会发展意义 创业教育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教育体制深化市场导向改革的必然选择，有人预言它是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亮点。在我国现阶段，创业教育应突出强调转变学生的就业观念，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创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创业教育（Enterpriseeducation）。创业教育证书被称为继文化知识证书（毕业证）、职业技能证书后的“第三本教育护照”，这可以理解为：进行从事各项事业策划、开办、拓展的教育；探索、冒险、创造精神与技能的教育等。 创业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观念，不仅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侧重教育创新和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并且强调转变学生的就业观念，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适合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趋势，结合我国国情，大力推进创业教育，鼓励大学生创业，培养具有创业能力和企业家思维的新一代创业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一）有助于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创业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培育务实趋利、理性进取的商业精神。大力发展创业教育，倡导创业精神，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改变新一代创业者基于文化习惯的心智结构，有利于扩大我国解放思想、开放改革的成果；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为创业家和企业家孕育和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 （二）内生出高素质的创业者，为发展经济积蓄力量 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会带给欠发达地区许多商机，欠发达地区的一批商业意识和创业技能较强的创业者能在专业化分工协作和第三产业的需求中找到创业的机会。大学生具有文化知识方面的优势，且在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当今，这些较高素质的大学生应该是我国创业者的主体，是在产业转移中创业活动的主体。但现状是许多大学生不具有起码的创业知识，既使有创业的愿望，在没有项目、资金的条件下，可望不可及。创业教育正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通过适应性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创业信心，掌握创业技能，学会捕捉商业机会，提高创业管理的能力。大力发展大学生创业教育，通过产业政策激励大学生开办自己的企业，能够借助产业转移的契机，孕育出一批高素质的创业者。他们的创业，不仅能带动就业，促进技术转化和技术创新，而且能够提高产业素质，促进产业高度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 （三）有利于打造高校核心竞争力，促进高校创新发展 在未来的高校竞争中，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将是培养学生人文和科学素质、就业和创业技能、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机制和能力。教育部进行创业教育试点，就是探索教育改革的新路径，就是要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中，推动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在未来的发展中，高校必须有正确的定位，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特别是民营高校，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但要维持现有的竞争优势，必须面向市场、深化改革，提升能力。大力发展创业教育，引导大学生积极创业，培养学生的实践精神、探索精神、冒险精神和创业能力，将是我国高校的创新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现状 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而将创业教育纳入教学则更晚。2002年4月教育部才开始启动创业教育试点工作，比国外晚了20多年。由于起步晚，推进慢，创业教育特别是进课堂的工作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声势，也没有引起各高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可以说，创业教学还处于开展讨论、提高认识、少数试点的阶段，还不具备全面推开、普遍实施的气候和条件。 （一）缺乏创业教育的教学体系 创业教育要纳入教学，其涉及方面广，实践起来比较复杂。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专门成立了“创业管理培训学院”，他们面向本科生的创业教育课程设置的必修课有三门，即创业管理入门、商务沟通与交流、创业实务。选修课则有五门，即团队训练、拓展训练、创业市场调查、公司法与合同法、创业财务基础。很显然，对大多数学校来讲，因为关系教学计划和教学课时的调整，增加很多创业方面的课程是不现实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创业教育涉及到教学的系统改革，创业教育也不是开设几门课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渗透到学生培养的方方面面，这就牵涉到学校的教学改革问题，涉及到学生培养模式的改革问题。因此，对一般的学校来讲，创业教育真正纳入教学还需时日。 （二）教师积极性不高 创业教育落实在老师，创业课程的开设也要靠老师，而老师对这件事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原因有三：一是这门课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没有现成的教材，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二是这门课程即使开起来了，学时不会很多，而现在很多高校教师的奖酬金分配是与学时挂钩的，这就牵涉到老师的切身利益问题。三是讲课的难度大，因为创业方面的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而大多数老师本身缺乏创业的经历，他们也只能纸上谈兵，有学生欢迎程度的问题。 （三）创业资金的落实困难 无庸讳言，创业实践需要资金，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目前解决学生创业实践的资金主要有政府设立的创业基金、民营企业家设立的投资风险基金以及学校设立的创业基金。从总体情况看，目前这类基金不是很多，并且设立的门槛也很高，学生很难获得。那么作为创业教育实施者的学校，理应解决学生创业实践的资金问题，事实上这也不现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创业基金为300万，复旦大学的创业基金为1000万，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市徐汇区政府、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创业基金则高达1.5亿。但他们的示范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大部分高校很难拿出大笔资金投入学生创业实践。 （四）创业场地落实较难 如果要开展创业实践，那就要有场所，要有阵地，否则就只能在电脑上虚拟，在纸上设计。创业实践的场地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有着特殊要求的场地，应该基本能模拟创业的环节，甚至对一些简单项目可以实施。一类是简易的，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就可以，主要用来培养学生某种能力，或者进行某种实验。既然是场地就应该有房子、设备，除少部分条件好的学校外，大部分学校用于学生创业实践的场地都非常缺乏，要么是把牌子挂在某个办公室，没有建设专门的场所。 （五）高校的处境尴尬 特别是在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开展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的重要性显得非常必要，高校领导对此都有清醒认识，但在投与不投，建与不建的问题上，学校也处于尴尬的境地。不投不建，教育需要，学生需要；投了建了，达不到预期效果，又会造成浪费，何况已经有前车之鉴。 推进创业教育的建议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及时行动。我国《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创业教育正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方向，创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制深化市场导向改革的必然选择，发展创业教育正是引导我国教育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一条有效途径。面对创业教育这新生事物，一方面要通过学习把握教育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要大胆探索，可以设立一批创业教育试点院校，摸索适合实情的创业教育发展模式。 转变观念，特别是要转变学生和教师的观念。不能只认为学生毕业了，只是要找一份工作。要改变单纯的就业观念，树立既要就业又可以创业的新观念。在这方面，我们的学校、老师的观念还相对滞后。要真正开展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就该有所改造。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应该制定新措施，鼓励教师到创业一线去兼职，甚至可以有计划地选派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开展创业实践；另一方面，可以请一些企业、一些经验丰富的成功企业家、创业者、技术专家做创业基地的兼职教师，在教师队伍上要有所创新。教育部已连续两年举办了创业骨干教师培训，专门举办培训班，来培训大学教师怎样进行创业。 扎实开展高校的创新。高校是高等教育市场的行为主体，要通过课程设置推进创业教育，同时要吸引企业加盟。我国许多高校多年来积极参加团中央和科技部、教育部组织的“挑战杯”，并且组织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这些都为开展创业教育打下了一定基础。在创业教育的操作方面，开展创业教育实践活动形成合理的机制，学校和学生个人应当形成一种有效的合力，学校的侧重点是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自由个性、自主学习的能力、创新能力、综合人文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并且为学生自主开展创业实践提供资金、环境、政策和其他条件方面的支持和保证；而学生方面的重点是在熟练掌握所学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主性、自由个性和开创性，不拘泥于某一种创业实践方式，尽可能自主地开发和开展各种创业活动，大到创办一个公司和企业，小到提出一个“点子”或新想法，都应当纳入创业教育的范畴。此外，创业教育的操作和实践可以包括直接的资金运作、商务服务，直到各种各样的模拟实验和模拟创业活动。高校可以先开讲座，传播创业学的理论，逐渐从选修课，到专修课，通过设置创业的课程，使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学生都能接受一些基本的创业教育理念，一旦有创业机会，任何专业的大学生都可能成为创业者。创业教育注重实践，高校在进行创业教育时要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通过适合市场的方式，多渠道筹办基金。可请企业家走上讲台，用创业经历教育学生，也要让学生有机会接触企业，了解企业或者利用创业基金创办企业。 政府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创业教育的目标是要让大学生具备创业技能、参加创业活动。学习借鉴上海、天津的经验，将大学生创业纳入社会创业的系统中，让大学生在创业方面享有“国民待遇”。要制订系列优惠政策，通过贷款担保，基金支持引导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的大学生创业，且要建立专家诊所，帮助他们解决创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研究表明，风险投资机制的有效性，是科技型企业创业成功的关键。大学生创业科技含量要高一些，因此在建立政府和社会支持体系时，要探索新的金融机制，要通过地方中小银行的建设推进大学生创业。 要加大对创业培训，创业教育，创业扶持的工作力度，建设完善的创业教育体系。在谈到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时，强调要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变成人力资源优势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大学生、下岗职工、农民的创业教育是国民教育大体系中相互关联的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的有效协调运行，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协调效应和波及效应，进而产生111大于3的整体效应。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平衡、可持续发展。 教育经济论文:道德教育经济功能 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研究宏观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对道德教育所包含的经济意义认识不深，尤其在前一阶段，有一种理论似乎认为：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道德的沦丧是不可避免的事，也就是说，经济起飞阶段，不得不以牺牲道德进步为代价。这种思潮，对我国道德教育尤其学校教育工作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因此，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道德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重新探讨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研究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必须从研究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本身的辩证关系开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也是辩证统一的，经济的发展为道德的进步提供了物质的前提。作为精神生产的道德的发展，一种新的、进步的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形成，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总要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发展为基础；而物质生产的落后和贫困，文化生活的空虚和贫乏是造成道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承认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不是唯物主义者。另外，唯物主义认为，在经济发展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生产力，一定要通过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其中首先要通过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制度来作用于道德的发展；其次，还要通过道德教育和各种文化设施等等，才能促进道德的发展，这种“折光”关系是唯物主义者所必须承认的，否则也将陷于庸俗唯物主义的窠臼。 道德是精神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也是社会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的重要因素，社会分工协作关系又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因此，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它在物质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道德对于经济发展的这种“折光”，正是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只有从历史形式来考察社会分工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进而正确分析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 物质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唯物主义者是把它作为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来看待的。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便是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马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了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还作了详尽的分析。 指出人们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新要素。因为分工协作“激发个人的自尊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并且认为“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生产的。”他还给这样特殊的生产力一个专门名称：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还说“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以上分析表明，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它对现实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那就必须看它所属的那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其道德对经济的发展也必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这一点，是我们理解道德的经济意义时特别应该注意和把握的。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已经建立起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是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所不能比拟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道德，它除了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外，又能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情况，是由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就其本质来看，正如列宁所说，它“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度服务的”。 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我们对道德的经济意义的理解，也是以社会主义道德这一质的规定性为前提的。 道德的经济意义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工作去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这一主体而发生作用的。道德，离不开一定的道德教育，尽管道德教育的方法、途径各异，但其对象都是特定社会个体的人这一主体。通过道德教育，把一定的道德规范、道德观念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这一过程就是德育过程。而社会个体的人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又是以其智力、体力、思想品德三种基本要素同时发生效能为其前提的。在时序上没有先后之分。社会个体究竟把自己的智力、体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单靠智力、体力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社会个体头脑中的思想品德。假定社会个体参与经济活动时，其智力、体力是一个既定量，那么思想品德就可以比拟为这个既定量的调节器。它既可以促进这个既定量，也可以使其向负方向发展转化。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智力、体力的这种正负方向的调节作用，实实在在地表现出道德教育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 着眼于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作用，那么，我们道德教育应使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那些观念，及时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从而使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调节作用向积极方向发展。在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决不应该放松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更不应该以牺牲道德进步为代价来换取经济进步。从唯物主义关于道德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没有良好的道德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政体上是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又是由党的领导来体现的。 所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的那些道德，特别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道德教育中占首要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道德及道德教育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要求，把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那些新道德观念及时纳入道德教育内容，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对社会经济及生产力的发展亦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呢？一般他说，我们应把下列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 1、进取与创新观念：社会个体的进取与创新观念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发展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它的特点是事业心强，有强烈的成就和成功的愿望及历史使命感，表现出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它对社会的贡献表现为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起带头作用。把进取和创新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就能使社会个体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的潜力，使思想品德在调节智力和体力两因素中具有必要的张力。 2、时间和效率观念：时间和效率观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观念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都在加快，每一单位时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日益增大。为此，珍惜时间，节约时间，讲究效率是社会个体必须具有的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加强时间和效率观念的教育，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前提，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教育只有真正把时间、效率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才能使社会个体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具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品德特征，从而实现社会个体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 3、法制与纪律观念：法制与纪律观念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必要的法制与纪律观念。我国以宪法为核心，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有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要求社会个体要具有遵法、守法的道德风貌。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纪律教育，不仅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且是依法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重要一环。道德教育把法制与纪律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一点，对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是必要的社会条件。 道德教育所形成的个体的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性调节，是道德教育经济效能的表征。从我国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抓紧道德教育工作，什么时候社会风气就有明显好转，社会经济和生产率也健康发展；什么时候放松道德教育，就会产生社会风气不正的严重后果，这在种情况下，即使高速发展的经济势头也决不会持久。 在实践上回答道德教育的经济意义，需要我们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已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过可喜的探索。据调查，由于道德教育不得力，社会个体思想品德差所造成的劳动态度差、劳动纪律松散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 上海市企业每年因此损失劳动生产率23--25%，损失国民收入195亿元，损失工业总产值286亿元。在管理行列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大。可以想象，前几年由于忽视道德教育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全国将是十分巨大的数字，它相当于全国几十个大型企业全年收入之和，这一反证真实他说明了道德教育的经济价值。 道德教育所具有的经济功能，要求我们认真改进道德教育工作，以整体的、系统的观点组织学校教育活动，从根本上克服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脱节的现象。在教育内容上应当注意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不能只从抽象的内容上来局限道德教育，而应注重现实的历史的道德发展，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和生产所需要的基本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既应进入到精神生活的更深层次，又要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广阔的层面。在道德教育的途径上，要紧密地和个体社会化结合起来。不仅要注意在功能和目标上协调家庭和学校的预期社会化，而且也要与人的继续社会化（职业适应、终生学习等）结合起来；不仅要进行道德社会化，还要指导好政治社会化、两性角色社会化和职业社会化。学校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环节都要组织在道德教育的总目标下，使校园文化、风习传统、心理气氛、人际关系以及种种“潜在课程”，都充分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在教育方法上，要注意道德教育的社会性和开放性，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闭门“修养”是培养不出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也不可能充分发挥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应当认真组织社会实践和道德践履，倡导各种生动活泼的讨论、调查和陶冶教育，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阐明道德教育的经济意义，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提高对道德教育社会功能的整体认识，从而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热情。同时，我们在理解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时，首先要克服这样一种倾向，即简单地将道德教育等同于经济活动或经济效益。我们认为两者的“简单取代”不是对道德教育经济意义的科学认识。 其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树立道德教育具有经济意义的思想时，应避免产生“两张皮”现象，而应把道德教育纳入到社会实践中来，使其具有真正的活力，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