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塑造论文:浅谈塑造政府良好形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公众对政府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形象成为衡量政府绩效的一项重要标准。所谓政府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在了解和经验的基础上，对政府在运行过程中显示的行为特征和精神状况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它既是社会公众的主观评价，又是政府客观表现的反应。政府形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而政府影响力则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心理关系，是决定政府的目标、意图、倾向能否为公众所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的一项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公众的心理、行为或行为倾向。所以政府形象的好坏对政府的目标、意图能否顺利实现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政之要在于取信于民。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是各级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任何政府都希望得到民众充分的信任和衷心的拥戴。因为良好的政府形象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不仅有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提高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且对政府工作的开展，行政效率的提高，行政行为有效性的增强都具有促进作用，能为政府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无形基础。 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的一笔无形资产，它需要政府的不断投入和努力塑造，能否成功地树立“创新、务实、廉洁、高效”的政府新形象，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否从根本上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行政观，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 首先应意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政府，它只有借助市场、社会的力量，才能真正管理好国家。市场机制有许多胜过政府机制的优点，例如市场是分权的、竞争性的、对变化反应敏捷的、资源和效果直接联系的，政府应在充分应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才能更有效地达到公共目的。因此，要把政府的职能切实转换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强化其管理职能，弱化统治职能。将社会和市场能干的事尽可能交还给社会和市场去办，只有事权的精简，才能真正达到精简机构和人员的目的，建立起小政府大社会，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其次，政府要实现由“划桨人”向“掌舵人”的转变。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它应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的角色，把自己局限于决策者和指导者，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使其成为能够治理和实行治理的强有力的政府，认真负责地担当起政策制定和引导的职责，不再插手微观管理领域。政府应是“运动场”上的“裁判”和“规则制定者”，而不再是集“裁判”、“规则制定者”和“运动员”等角色于一身的万能者。因此，政府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正确处理好与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树立起政府就是服务的观念，为企业、市场提供无偿服务，为它们的正常运行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应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运作规则去实行管理，而非以统治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那样只会导致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使社会生活失去生机和活力。 再次，公平和效率是政府行政永恒的主题，政府应具备企业家的精神，树立成本意识，争取单位行政成本的最大化产出，提高行政活动的有效性。如已经兴起的政府采购制度，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在此其中，重要的是政府应综观全局，实现从部门管理向公众利益的转变，不能把眼光仅局限于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政府是非盈利性社会组织，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政府只看到地区利益和部门利益，那很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社会资源，增加行政成本。 最后，政府要彻底根除官本位的思想，树立以民为本的意识，由“为民作主”转变为“由人民当家做主”。要淡化为官思想，强化职业意识。政府官员是公务员，即公共服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而非人民的主人。政府应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事实上纳税人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是纳税人在“养活”政府，为政府的运作提供资金，政府为纳税人服务是天经地义的职责，而不能把它看作是对民众的恩赐。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果官员带着权利的标记进入经济行为领域，必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损害政府的形象。当权力不再作为一种优越于大众之上的物质生存手段时，当官员恢复公仆的本性时，良好的政府形象才会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当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实现了观念转变，真正具备了以人民为本的思想时，健康的新型的政府形象才会形成。 要塑造好良好的政府形象，政府要努力做好决策科学化、管理民主化、政务公开化、办事效率化、为政公正廉洁，以保证自身行为优良。但仅仅如此还不一定就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因为政府形象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它不仅取决于政府及其官员的实际行为，而且取决于公众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只有当公众在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和信任政府，才能产生对政府的良好评价。为此，政府还应做到如下几点： 一是实现政府整体形象与个体形象的辩证统一。政府整体形象是通过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法规和每一位行政人员的行为特征作用于公众，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一定印象，从而体现出来的。而良好的政府整体形象又以良好的政府个体形象为基础，通过个体形象表现出来。行政人员的言行举止是公众了解、认识政府的重要窗口，他们的态度作风是公众对政府进行评价的感官基础和基本依据。因此，政府必须从整体着眼，个别着手，重视每一项政策法规的制定执行和每一位行政人员的素质优化。一方面，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要注意其倾向性、稳定性和执行度，即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是为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政策法规在一定时期内尽可能是稳定的，而不是朝令夕改，变换不定，以体现政府是守信的；政策法规的执行是严肃认真的，是不折不扣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而不是“偷工减料”，虚同摆设。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重视每一位行政人员的素质优化，不断强化公务员的政治意识、服务意识、依法行政意识、行政效率意识，对于损害政府整体形象的个体行为必须严肃惩处，以维护政府的整体形象和权威。 二是政府内在素质与外部形象的辩证统一。政府自身的内在素质是政府外部形象的基础与支柱，政府外部形象的优劣归根到底取决于政府的内在素质。这就要求行政领导者要有很强的组织决策能力、富有魄力、有远见、公平公正、廉洁自律；行政人员办事高效、认真负责、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政府决策科学化、管理民主化；政府行为合理，有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政府机构设置合理、精简高效；正确恰当地处理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等等。在努力干好的基础上还应该通过适度的宣传和推销，让公众知晓，在了解和认识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和信任政府，从而产生对政府的良好评价。政府形象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客观真实，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地反映政府整体精神面貌，切忌假大空的宣传。片面和虚假的信息不但不能正确反映政府的内在素质，反而会弄巧成拙，使政府形象显得空泛、虚假。 三是政府的价值目标与公众期望的辩证统一。公众的期望应是政府价值目标的选择标准。政府权力 的运用和公众对政府权力许可，本质上体现着一种特殊的社会交换关系。在这种交换关系中，政府对公众期望的遵从，就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现阶段，公众对政府的最大期望莫过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政府官员清正廉洁，社会环境稳定，行政高效。公众对政府领导的“服从”是公众对政府的一种“投入”，其程度与政府“产出”给民众带来的期望满足程度成正比关系，即民众从政府行使权力中得到的利益越多，民众对政府统治的服从程度越高，从而强化了政府的控制能力，使政府的权威合法化。所以政府在制定政策确定价值目标时要以人民利益为重，走群众路线，尽可能与公众期望和谐统一。四是政府实际表现与公众对政府主观评价的辩证统一。政府形象最终取决于政府的实际表现，政府表现良好，公众自然能对它形成良好的评价，但公众对政府评价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他们对政府的期望得到满足的程度，这就不排除有一定非理性的成分。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重视政府公关职能，注意政府整体形象设计，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通过正常途径将必要的政府工作信息传递给民众，并对有关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增强民众对政府行为的理解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对民众期望的目标予以合理引导。在现实生活中，民众的期望值往往高于满足感，对于合理的期望值政府应尽可能去实现，对于非理性思维而出现的过高期望则应予合理引导，这将有助于民众对政府行为形成客观、公正的评价。 形象塑造论文:重视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 法国从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正式把文化列入五年计划之中。文化遗产保护始终列在首位。法国在文化保护方面先后出台了《保护及修复历史遗迹法》(1962、1967),《古迹保护法》(1967),《遗产捐赠与继承抵偿法》(1968)。1984年法国首创文化遗产日。对文化遗产良好的保护和开发使法国成了全球旅游胜地之首。 面对英语的渗透,法国优先考虑加强法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1994年8月法国议会通过了文化部长杜蓬提出的“关于法语使用的法案”,简称杜蓬法。杜蓬法规定禁止在公告、广告中,在电台、电视台播送节目中(外语节目除外)使用外语;要求在法国境内出版的出版物必须有法语的概述;在法国境内举行的各种研讨会,法国人必须使用本国语言作大会发言……对违反杜蓬法的将处以5000-25000法郎的罚款,违反多少次罚多少次。 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艺术家的物质条件,为他们创作新作品提供支持,使法国的作家、创作者通过他们的作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政府对文化工业采取扶持政策。文化工业企业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和税率优惠。 面对美国文化的大规模入侵,法国政府对其国内市场和民族文化采取保护政策。法国的文化政策考虑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希望法国的文化产业如电影、电视、出版业、唱片等,应该在技术方面能够有突破性的发展,以便在卫星传播时代积极有效地抵制美国影视产品的长驱直入,确保欧洲国家的民族文化。1993年,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法国提出了“文化例外”的新概念。在这次谈判中,美国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其影视产品,提出应该把自由贸易的范围扩大到影视等产品及服务领域。一旦美国的这一要求达到目的,法国、欧洲及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就必须拆除原来影视产品贸易中存在的关税壁垒及配额限制。美国的要求在谈判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法国坚决反对美国把文化列入一般服务贸易范畴,提出“文化不是一般商品”,“文化例外”,拒绝了美国的要求。1989年,在法国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下,欧盟国家制定了《无国界的电视》,要求欧洲的电视台必须为欧洲的作品保留“绝大部分的播放时间”。“配额始终包含着限制的意义。音像配额制度是为了保护法国的(和欧洲的)视听作品制作和播放。音像作品播放配额规定40%的时间必须是播放法国作品,60%留给其他国家”。虽然《无国界的电视》所规定的引进美国影视产品的配额比较宽泛,但毕竟对限制美国电视剧的播放量有一定的作用,为法国电视剧制作、播放提供了空间。 在保护国内文化市场的同时,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法语文化的对外输出。1986年,在密特朗总统倡议下举行了首次“公用法语”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法语国家组织宣告成立。该组织包括52个国家和地区的1.6亿人口。法国在世界各地都设立了法国文化协会(Alliance Francaise),为各国法语教学提供教师,并为各国的法语教师提供赴法进修的奖学金。1975年开播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已拥有3000多万听众,每天用17种语言进行广播,扩大了法国在外国的影响。 毗邻美国的加拿大是美国化最深的“受害者”。加拿大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边境。两国订立了自由贸易条约,双边贸易额为世界之最。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旅游者来说,加拿大太像美国了。大街小巷挂满了美国的商标图案,麦当劳餐馆、沃尔玛连锁零售商店的字号随处可见,而且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使用着同样的语言。然而,最容易激怒加拿大人的就是评论加拿大如何像美国。加拿大社会时刻都能感受到它强大的南邻汹涌而来的冲击,因而不懈地探索着在这种冲击之下保护其独立身份的道路。 在加拿大,电影院里上映的电影,电台和电视台里播放的音乐和电视剧,报摊上出售的报刊和书籍等等,绝大部分都来自美国。战后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加拿大青年都是穿着牛仔裤,嚼着口香糖,喝着可口可乐,看着好莱坞电影长大的,其他国家的人已经看不出加拿大人与美国人还有什么两样。正因为如此,加拿大人才对被美国化有一种深切的体会和沉重的危机感,有人担心在未来的25年内,加拿大是否还有能力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甚至15年来一直充当加拿大民族主义代言人的加拿大人委员会主席莫德·巴洛都悲哀地宣布:“扞卫加拿大特性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1998年6月,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9位文化部长相聚加拿大渥太华,商讨“在逐渐全球化的世界中保持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早些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的一次会议的延续。然而,美国各大报纸都把这次会议看作是由加拿大主办的意在抵抗美国文化威胁的会议。 加拿大下决心采取行动来保护其文化。目前所采取的步骤是保证加拿大媒体所播出的节目中“加拿大内容”应当占有具体的比例。加拿大遗产部现任部长席拉·考普斯女士是一位非常活跃的人士,对保护加拿大文化具有极高的热情。简略地看一下他们将要采取的步骤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抵抗“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文化的态度是多么严肃。 目前,加拿大法律要求本国电视台必须提供60%的加拿大节目,测算公式非常复杂。另外,广播电台必须提供30%的加拿大节目。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加拿大政府对电视节目制作的资助水平几乎翻了一倍。 加拿大甚至更进一步规定了什么是“加拿大节目”的具体标准。比如,一首歌曲至少要满足以下标准中的两项才可以被考虑作为“加拿大选品”。这些标准是:1)作曲或歌词主要由加拿大人完成;2)作曲由加拿大人独立完成;3)歌词由加拿大人独立完成;4)全部在加拿大录制或者全部在加拿大表演或实况转播的现场表演音乐会选目;5)1991年9月1日以后录制或现场表演的音乐会选目。如为加拿大人与外国人共同作词作曲,根据官方认可的有演出权的演出团体的演出记录,该加拿大人在节目单上至少应有50%的署名权。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它也说明加拿大所要坚持的不仅仅是文化本身,还有商业的原因。 一个多世纪以来,加拿大政府一直支持帮助那些反映了加拿大独特的有活力的文化的图书、杂志和报纸的生产、发行和 宣传的各种计划和政策。政府支持的前提是,相信加拿大人必须使用加拿大自己的声音讲述加拿大自己的故事。 加拿大现在强行实施一项经过修改的规章,旨在确保只有加拿大出版商才能做针对加拿大市场的广告。外国出版商违反了这条法律将会受到处罚。加拿大对销售美国或外国杂志没有任何限制。他们试图限制外国杂志向加拿大公司推销广告服务赚取加拿大的广告费。加拿大也试图把文化产业从提议中的《多边投资协议》中排除出去。 近代以来,中国接受了西方的进步形象,而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仍然是停滞落后的形象,甚至遭到了极大的扭曲。一个作为“他者”的、扭曲的中国形象,是西方为了保证自己的进步形象而设计出来的,是西方知识谱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中国国家的文化形象建设的核心在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树立健全的中国文化形象,提高国家文化形象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中国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当务之急。 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从西方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了优秀的文化。今后,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一种博大的胸襟和开放的姿态,吸收一切优秀的人类文化成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特别注意到,中国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客观上帮助西方特别是美国培育了其在中国的文化产品市场,大大地减少了西方文化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时的文化折扣,而中国的文化产品在西方却遭受到“文化折扣”的重创,形成了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地位。这在客观上就给西方强势文化形象的传播带来便利,而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带来不利因素。 形象塑造论文:小议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塑造策略 (一)政府应树立良好的行政理念 坚持良好的行政理念是一个政府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是政府形象的内在灵魂。政府的这种内在精神状态对于其行政作为具有价值观上的指导作用,树立良好的行政理念,就是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有效引导,保证政府日常管理和危机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1、政府要形成公仆意识,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政府的权利来自公众的信任和委托,政府不仅仅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占有者,而且还是需要公正有效使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以真正实现为人们服务的公仆。这就要求政府及其官员避免在日常管理和危机管理中的为己谋私和腐化堕落的行为,始终把公众的利益放于首位。在制定决策、落实决策时要从公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尽最大可能为公众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 2、坚持在“公共治理”的理念下塑造政府形象 目前各国政府的政治中心正在从“统治”转向“治理”,从以前政府只是单纯的发号施令进行统治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进行“公共治理”。这要求政府的观念要与时俱进,适应形势的转变,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政府,需要借助于市场、社会的力量才进行社会管理。同时各政府部门应该用全面的观点看待政府的管理,不能仅看到部门利益而应该看到公众的整体利益,因为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公共治理”理念下政府应该加强与民众和媒体的沟通,与公共机构的合作也要具体和透明化,政府务实、负责的施政态度和理念,这不仅有利于塑造责任政府形象,还有可能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二)政府应提高运作的能力,构建效率政府 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是公众对政府进行评价时最有说服力的依据,也是政府形象最为直观的反映。因此要通过提高政府政策和战略的有效性、提高行政工作开展的科技含量、提高政府对于各项有效资源的利用率、开拓政府及公务员的视野及远见来实现政府整体运作水平的提升,构建效率政府。 1、政府在制定和落实政策前,需开展实地调研 通过实地调研,使政府对该项政策所针对的对象进行考察,并在此过程中咨询和采纳有关的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从而保证政策的推行能够有效维护和保障公众利益的同时,还要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2、政府要广泛应用电子政务等信息化运作方式 政府采用电子政务等现代化手段,不仅可以有效的传递信息,建设中间不必要的行政环节,还可以通过网络数据预算和模拟各项即将要实施的政策或方案的可行性及效应。并且可以通过网络对政府的运作开展网上调研或反馈,这就可以根据民意及时调整和规范各项行政行为。 3、政府应发挥好沟通桥梁的作用 政府首先要建立好与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以实现各地区、各层次之间政府的交流与相互学习,从而寻求更为有效的行政方式,也可以开拓政府与公务员的视野,增强其发展和创新意识,提高政府在各项管理活动中的应变能力;其次,政府要努力发掘自身之外的有效社会资源,通过成立专家咨询机构、开展民意调查等方式,来调动社会团体和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等,从而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三)政府要树立危机公关意识,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1.树立危机公关意识 公共危机重在防范,但是没有危机公关意识,单纯的“危机预警系统”是没有效力的,超前、全面的危机意识才是组织防范危机最坚固的防线。危机公关的目的就在于使组织预防和化解危机,使组织形象转危为安。危机公关首先要求政府组织对内部人员进行危机管理教育,树立积极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公关意识,掌握危机出现后应采取的公关措施和技术。良好的危机公关意识对于在危机中快速有效的处理危机,巩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和支持率,减轻政府决策压力,增强反危机能力,从而修复政府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成立专门危机公关机构 在公共危机情况下,如果没有专门的公共危机处理机构,公共危机的处理就会显得比较盲目和混乱,效率不高,所以可以由相应的危机处理机构来承担起部分公共关系职能。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的任务就是为内部和外部公众提供信息,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建立信息咨询部门回答问讯和控制谣言的传播。通过专门的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可以及时了解政府工作的对象的需求和现实要求,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对于政府形象建设,功不可没。当前,我国的政府公关关系危机处理机构可以由各级政府内的信访部门、政府办公室以及新闻和预警部门联合组成,便于对问题的协调。 3、建立和完善政府危机应对体制 当政府形象面临灾难时,一个经过精心准备、积极主动的危机应对体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对政府声誉的破坏。为快速高效地处理危机,我国必须建立一个职能明确、责权分明、组织健全、运行灵活、统一高效的危机应对体制,并用法制化的手段明晰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以实现应对危机时各部门间的高效协调运作。在中央政府建立常设性危机管理的领导、指挥和协调机构,定期就某一领域中当年或者更长时间内可能产生的危机进行预警分析和风险评估,并据此制定危机应对的战略、政策和规划;危机发生时,它应当转为国务院处理有关紧急事务的具体指挥和协调机构,针对已经发生的突发性危机事件权威地分配资源,并发挥协调有关部门的核心作用。 4、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危机处理的评估机制和责任机制 在危机结束之后,有必要对在整个危机处理过程中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和联动效果作出进一步的评估,与评估密切相关的就是责任机制的建立。对危机事件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就是按照明确的职能与权限来确定责任,对危机管理机构设定详细的奖惩标准,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和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分属不同级别的危机管理机构应有相应的职能,处理危机事件中,凡本职本岗位应做的事,要尽职尽责,份内的工作如出现差错或失误,予以责任追究。只有建立起责任追究机制,运用各种监督手段加以督促,危机管理的各责任人才可能将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和个人利益的损失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将维护政府的形象作为主动性和内在性的需要去争取和努力,一个负责任的积极有为的政府才能展现在世人面前。 1.建立和完善政府的信息公开机制 公开实情并采取有效行动,是政府的基本义务,公众有权利要求获得及时的、真实的信息。在2005年11月的“哈尔滨停水事件”中,当地政府宣布停水的第一份 公告显示的理由是管道检修,直到第二份公告才承认是由于松花江水污染,结果谣言四起,产生了更大的混乱。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政府就是完备的信息公开机制的领导者和指挥者。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及时解释和公开相关的准确信息将会有利于危机事件向好的方面转化,公众在了解真相后会更多地表现出宽容和理解,这对危机的控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危急时刻,公众的生存和安全遭遇威胁,对于危机信息及时公布,能够消除公众心理压力,避免群体性的社会恐慌。也利于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和协调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保证了危机管理过程中“上情”的下达和下情的“上传”:政府处理与化解危机的对策方案能否顺利取得预想效果、实施过程中有无计划之外的变故、特殊情况下对策是否需要调整等,都通过及时的信息反馈得到有效传达。 2、注重新闻媒介等多种沟通方式的应用,实施严格的政府新闻制度 政府通过新闻、网络、热线等方式的运用,来实现危机管理过程中公众与政府的有效互动。媒体对于政府行为的报道是全面的,既有正面报道也有负面报道,既让公众了解政府危机管理所取得的成就也反映了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不力举措。通过这些舆论渠道,公众可以监督政府的行为,提供相关的建议,并将其及时反馈。 公共危机的新闻必须做到及时客观、准确有序,而完善新闻制度也是保障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体现了政府的本质和政治的文明程度,有利于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严格新闻制度的建立,要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相关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要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置,采用明确的媒体应对运作流程。流程应包括以下要素: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应通知新闻运作部门;明确的具体情况以及媒体沟通的目标;信息审批者、者及口径;形式等等。政府第一时间新闻,在公共危机处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防止失实报道对政府形象的歪曲。 3、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引导公众广泛参与 政府应该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向社会公众公开危机方面的信息,并辅以相应的解释,确保公众及时充分地掌握危机信息,提高公众对公共危机的认知能力,消除恐慌、误解和混乱;同时政府要通过多种渠道广征民意,并将其作为决策和行动的现实依据。这样,不但能加强政府与公众间的沟通互动,取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而且对政府良好形象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 公共危机一般涉及范围广泛,跨越领域较多,处理时间紧迫,仅依靠政府应对解决是难以实现的,这时应发动非政府组织、社区、企业和个人等参与管理。 这就需要政府改变全能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走向治理。积极引导公众加入社区自救组织,形成互救小组,展开自我防范、自我救援活动。只有公众参与到危机治理中来,才能让他们真正了解危机的发展状况,才让在危机状态下发挥公众的自我理性有效地应对危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总结 公共危机管理对于政府形象的塑造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公共危机管理给予政府一个过于集中且敏感的展示自己形象的窗口,使社会公众在非常态的环境下对于政府的综合能力的要求和关注程度瞬间提升,较往常平稳环境下对政府形象的关注程度和期望值都高得多,而且影响力也很持久,这就对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运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危机管理过程也是政府积累经验和丰富阅历的过程,更是有助于实现与民众互动、加深民众对于政府了解和信任的过程,因而,如何在危机中寻找机遇,提高自身的综合应变能力,提升政府形象才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良好的政府形象对于公共危机的管理意义重大,因此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理所应当成为政府、各部门及各级公务员共同努力的方向。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任重而道远,但政府形象所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将为自己赢来越来越高的威望与凝聚力。在社会公众的信任与支持之下,政府形象力所带来的巨大价值将激发起政府与公众的无限潜力,为实现社会的稳定、进步和发展推波助澜。 形象塑造论文:企业形象塑造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 CIS简称CI，全称CorporateIdentitySystem，译称企业识别系统，意译为“企业形象统一战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国IBM公司首开先河，采用这一差异化战略取胜市场开始，半个世纪以来CIS风靡世界，被欧美、日韩等国际企业所普遍采用，成为创立国际名牌的现代经营策略，国际行家们称为“赢的策略”，“长期开拓市场的利器”。 CIS八十年代传入我国，由广东太阳神集团有限公司率先导入CIS为起点，十几年来，已在国内为广大企业所接受并成为发展潮流，涌现出海尔、长虹、康佳、格力、科龙、健力宝等众多国内著名品牌，成为振兴民族经济的杰出代表。 企业形象塑造过程中（导入CIS）的问题和对策 在我国国有企业里，表现企业精神时使用“团结”一词的达41，使用“拼搏”、“求实”的有24，使用“进取”的有12。 由于数十年计划经济的束缚，指令性生产、习惯了的经营方式与思考方式根深蒂固，国有企业的市场意识、品牌意识、风险意识、形象意识等较差。总体思想观念与经营理念趋于保守，安于现状。一些企业现有的行业内部体制改革尚未造成彻底与计划经济决裂的书面，企业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中。 大的趋势已决定，但整体观念尚未跟上外部经营环境变化之需求。为此，彻底转变观念、确立完全彻底的市场经济观念、现代企业全新的理念是国有企业导入CIS的重要任务。 中国南方机车车辆集团公司株洲车辆厂是我国铁路车辆主要生产基地，创建于1958年，有四十余年研制、生产各种铁路货车的历史，职工人数近7000人。 据广州亚太CI战略研究所调查表现，该厂典型地反映了当前国有企业导入CIS的一些问题。 1、没有专门机构和人才进行整体规划、策划与动作 导入CIS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其内容渗透到各个方面、各道工序和各个岗位。该厂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机构从事这一浩大工程的管理，仅就宣传媒体来说，党委宣传部有报纸、电视、广播，工会宣传部有宣传栏、宣传厨窗，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统一指挥、协调，目前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各唱各的调，显得零星、杂乱，事倍功半，影响了效益和效果。CIS的顺利导入与实施，还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员队伍，这支队伍包括创意、文案、美工等多种专门人才，由于该厂起较晚，目前，基本上没有这方成的人才。 2、没有长远发展目标 五年，甚至十年以后，企业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调查中发该厂很多员工对此很模糊。没有长期的目标，让人感到企业发展的不持续性、不稳定性，有一种短期行为的感觉，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各项管理的制订、落实和实施，更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3、没有明确的经营理念 该厂始建于1958年，靠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经过几代人挥汗流血，在一片荒芜之地上建成了现代化大中型企业。在创造这一辉煌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中，该厂没有停过一天产。连续17个春节，工人毫无怨言的加班。一些走南闯北的新闻单位记者认为，该厂职工这种调度的政治觉悟和综合在全国都是少有的。但也许是司空见惯了，该厂目前还没有将这些颇具个性的传统进行挖掘、提炼、总结，上升到经营理念和企业哲学的高度上。再如，该厂的高级工程师孙明道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科技界先进的代表。大树的长成，离不开沃土，他的成功实质上是该厂重视科技、尊重人才的反映。事实上，在这种氛围和机制下，该厂还涌现了一大批科技英才，但该厂除按常规对他们进行了一些事迹报道宣传外，没有很好地分析他们能够成才的文化背景，并提升到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高度上来认识。 该厂“团结、拼搏、求实、进取”的企业精神形成于80年代。时代进步了，据资料表明，在我国国有企业里，使用“团结”一词的达41，使用“拼搏”、“求实”的有24，使用“进取”的有12。这表明，该厂的企业精神与许多企业雷同，缺少自己的个性。 经营理念是CIS系统运作的原动力和实施基石。据调查发现，该厂不少员工不清楚工厂经营理念。实际上，该厂“以人为中心”的企业哲学，“团结、拼搏、求实、进取”的企业精神等，多少还是反映了一些企业经营理念。但由于没有进行过梳理、提炼、归纳、总结，不能让广大员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对CI战略的实施极为不利。 4、缺少资金投入 CI战略的实施的需要一定资金的投入。该厂在这些方面投入还很不够。据悉，1999年该厂用于广告方面的实际费用仅3000元，因要印画册，才又追加了10万元。 由以上个案，我们可以总结出国企导入CI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普遍性问题。 企业更名问题 国有企业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个生产单位，显然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经之需要。与工厂转制相结合，将工厂名更为现代企业公司名已迫在眉睫。 更换企业名称，确立企业新形象，是国有企业导入CIS形象设计必须解决的前提条件。经营理念确立问题 许多国有企业的理念精神在企业数十年历史进程起过相应推动作用。但一些企业的企业理念、企业精神在现代经营环境变化的形势要求下，显然已经过时落伍，且一些企业的企业精神、企业理念无企业个性。因此，确立企业现代经营理念，形成规范统一体系，创建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是导入CIS的灵魂和基石，非此不能完成“形神兼备”的现代企业形象塑造之任务。 视觉形象更新问题 国有企业的陈旧落伍的外观形象十分突出。现代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尤其是以企业标志为核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并加大传播力度，已成为迫切需求。 伴随企业更名、视觉形象（VI）设计展开，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公司形象必将迅速展示于社会大众之中。但是关键问题是设计完成之后的实施问题，需要作出形象建设工程的“无形资产”投资预算。 品牌问题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背景下；我们已经进入品牌时代。市场竞争的形式已进入“品牌竞争”的高级阶段。而一些国有企业尚处于产品经营、竞争意识不够强烈的阶段。同国际竞争对手相比，其间差距甚大！传统经济几十年的弊端造成品牌意识的淡薄。这是国有企业导入CIS必须迅速解决的核心问题。否则，很难预测企业未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与之背景。为此强化品牌意识，创立主导品牌，启动品牌战略，使之成为企业现代经营战略之重要部分，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快企业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也是导入CIS核心问题。行为规范建立问题。 导入CI过程需要全体员工的加入方能成功。为经营理念的贯彻渗透，更需要通过活动识别（BI）系统的建立加以实现。必须有领导层深刻的认识和魅力、坚忍不拔的毅力与长期推动，一以贯之，方能见效。而当前，一些国有企业要么不理睬CIS，认为CIS无用无效；要么虎头虎尾，导入初期搞得红红火火，中后期工作却逐渐冷清；要么导入CIS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不注意推行运用。 综合上述，就解决国有企业导入CIS的问题，提出一些对策思路。 东方国家的经营理念和西方国家的经营理念比较起来，理念本身比较抽象和重视精神层面的倾向。日本有很多企业有这种情形，往往会把诚实、至诚、团结、感谢等等作为社训或者是经营理念。我国目前也有这种倾向。像永续经营、永续服务、心怀大志、放眼天下，与您携手共创将来，都是属范围比较宏大而气魄理念。 至于具体哪种内容的经营理念比较好呢？是否比较抽象面明诗情、壮志的经营理念比较好呢？那就要从经营人士的价值观、人生观、文化思想观，不家国情来诊断了。如何确立这些内容呢？兹叙述如下： 1．彻底去了解并分析既存的经营理念构成要素，如企业使命、经营理念、行为准则、企业文化、视觉系统、经营方针等的内容。 2．清楚把握经营人士的意图（到底要成为怎样的企业？）。 3．分析时代潮流的趋势与上述1.2.项的比较。分别合于潮流与否。分为A.合于潮流。B.不合潮流。C.保留。分别加以讨论，决定取舍。 4．了解社会，一般消费者、顾客、传播、厂商对于自己公司的认识、评估、期待。 5．了解企业内部对于企业的要求，前途的希望（意识渗透）。 6．彻底了解企业的长处、短处、弱点、需要加强的地方，并引进企业没有的技术，KnowHow或智识。 7．整理、归纳、决定。 8、理念共有化。 以上是确立企业经营理念程序方法。至于推行的规模，具体方法，有关人员可按照当时情形斟酌运作。 形象塑造论文:浅谈现代企业价值关与企业形象塑造 一、企业形象塑造的必要性 （一）企业形象塑造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在竞争愈来愈激烈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高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经济的到来，传统意义上的质量竞争、价格竞争、市场竞争、品牌竞争等逐步显示出其局限性，在信息日益共享的“信息时代”产生了众多趋同现象，即同类商品之间的技术、服务、价格等的水平越来越难分上下。为此，作为现代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战略手段———企业形象塑造已成为众多企业制胜的法宝。 （二）企业形象塑造是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有效途径 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唤起和激励员工的自豪感、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发企业员工的进取心、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意识，自觉地爱护企业、关心企业，把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释放自己的潜能，竭尽全力为企业发展做贡献，使企业充满无限活力，这是一个现代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原动力。 （三）企业形象塑造是产生超价值无形资产的战略手段 在企业形象塑造过程中，不仅可以大大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服务水平的改善，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产生超价值的无形资产，突现企业的名牌效应和提升企业的商誉，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之所在，这也已为世界大多数优秀企业的实践所证明，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是超价值的，它赋予企业的有形资产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四）企业形象塑造是提供企业生存基础的有力保障 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而精心建立起来的，这种企业与公众间令人满意的关系是竞争者不宜诋毁和仿效的，企业只有向社会展露出良好的企业形象，才能取得社会各界和公众的信赖、欢迎和支持，才能奠定交往和合作的基础，使企业争取一个适宜自己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企业形象塑造的内容 （一）企业形象的含义 企业形象是指企业在自己企业价值观的指导下，为适应社会公众和消费者的发展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综合运用创意策划、企业标志、广告宣传、商标选型和公共关系等手段，把以企业价值观为基础的企业经营理念和产品服务特色，通过自身行为和各种媒介传达、表现出来，使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对企业产生良好形象的认同感，对企业形成一定的整体看法和最终印象，并转化为相应的基本信念和综合评价，从而为企业创造一种理想的经营环境；它是企业的所作所为在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心目中的一种客观性反映，是企业展露给社会公众和消费者的形态、相貌和美誉程度，是展现企业精神风貌和经济实力的一面镜子。 企业形象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有机体，其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精神层、制度行为层和物质层，精神层包括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和经营宗旨等，制度行为层包括企业的组织制度、管理行为、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等，物质层包括企业的建筑物、设备配置、产品包装、企业标志及各种代表企业形象的物质形态等。 （二）企业形象塑造的内容 1.企业精神形象的塑造 企业的精神形象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企业精神、经营理念、道德规范、经营宗旨和企业价值观等在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心目中的一种客观性反映以及所形成的社会综合性评价。企业的精神形象直接影响到企业对外的经营和服务姿态，不同的精神形象便会产生不同的经营和服务姿态，便会给人不同的企业形象的印象。企业精神形象对企业经营活动形成指导和导向，它是企业形象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企业必将涣散，人心不齐，行为不一致，从而对企业形象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企业精神形象的塑造应本着独特性、时代性、民族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加以实施，同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精神形象更应包括服务社会、以人为本、不断创新、讲究信誉、明确使命、服务先导等富有时代特色的企业价值观。 2.企业制度行为形象的塑造 企业的制度行为形象是企业的组织制度、管理行为、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等在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心目中的一种客观性反映以及所形成的社会综合性评价。企业的制度行为形象是企业的精神形象在制度行为层领域的具体展示和表现，是整体企业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通过制度行为形象的塑造，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组织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动企业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人的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从而使企业员工成为企业形象的自觉的塑造者、传播者和代表者。因此，为适应现代管理发展的要求，制度行为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应体现企业组织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文化管理的特色，另一方面更应将“一切以用户为中心”的企业价值观贯彻于员工的具体行为中去，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在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来。 3.企业物质形象的塑造 企业的物质形象是指企业的建筑物、设备配置、产品包装、企业标志及各种代表企业形象的物质形态等在社会公众和心目中的一种客观性反映以及所形成的社会综合性评价。企业的物质形象是企业实力、技术能力、文化魅力、经营风格和企业商誉的最佳表征，它不仅表达了企业价值观的取向，而且代表了一个企业的历史、风格、追求和向往，是企业形象高度综合性和概括性的表现，企业物质形象是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判断和评价企业形象优劣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尺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讲，企业物质形象标志着一个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高低。在企业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企业物质形象的塑造是企业投入时间、精力和财力最多的，为此，对于企业物质形象的塑造，不仅要在维持企业正常运转的建筑物、设备和产品包装等方面做到“精雕细刻”，使其符合既实用美观的标准又反映企业特色和现代性的特征，而且更要在企业标志以及各种代表企业形象的其他物质形态等方面做到“精心点缀”，使企业物质形象成为企业形象最具传播力和感染力的表现形式，抓住与社会公众和消费者每一次“目光捕捉”的机会，产生“一见钟情”的视觉效果，力求给社会公众和消费者以最佳的“第一印象”，同时还应具有直观性、寓意性、表达性、传播性、时代性、独特性、新颖性和民族性等特点。 (三)CI——企业形象塑造的战略手段 CI是CIS的简称，即英文CorporateIdentitySystem的缩写，我国通常译为“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简称“企业识别”）或“企业形象设计和塑造”等等。CI的基本含义是指企业（或公司、团体等组织）在社会环境中求得社会公众和企业员工对其接受、认同和评价的一种整体形象。这种形象是通过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水平、产品的特性和品质，向社会宣传、展示和与公众沟通来获得。CI由三部分组成：企业理念识别（MindIdentity,即MI）、企业行为识别（BehaviorIdentity,即BI）和企业视觉识别（VisualIdentity即VI）。 1.企业理念识别是指企业的精神和全体员工的共同理想，即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和境界，是内部统一兼具外部特征的企业主导思想和观念，是企业的“自我定位”，也是企业欲使社会公众广泛知晓并接受的企业独立品格，是企业之“魂”，塑造企业之魂，核心是确立企业自身信奉的价值观，此价值观 能使整个企业充满活力与朝气，并能激发广大员工的各种潜能。2.企业行为识别是指企业在其经营理念的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经营活动，具体来说，企业行为识别就是将企业的方针、目标、发展战略、组织结构、管理措施、销售手段等，通过所采取的各种决策和措施，对内激起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使其共同行动，将目标变为现实；对外则树立和展现企业魅力，使之获得社会的承认和肯定，从而达到塑造企业形象的目的。 3.企业视觉识别是在企业确立经营理念和战略目标的基础上，运用视觉传达设计的方法，根据与经营有关的一些宣传媒体要求设计出系统的识别符号，以刻画企业个性、突出企业精神，从而使社会公众和本企业员工对企业产生一致的认同感和价值观。 三、企业价值观与企业形象塑造 （一）企业价值观 价值观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最早是在对日美企业管理的对比研究时发现的，日美企业的对比使人们发现，美国企业的管理在许多方面并不比日本落后，若是将管理中一些最重要的因素排列出来，加以对比分析，就会发现关键性的差异在价值观方面。《追求卓越》的作者彼得斯和沃特曼以及《日本的管理艺术》的作者艾索斯和巴斯克作了十分类似的分析。他们认为，共同价值观或最高目标是企业文化最集中的表现，使美国企业大大落后于日本企业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的缺陷造成的。泰伦斯．狄尔和爱伦．肯尼迪在《公司文化》中着重分析了价值观在管理文化中的核心作用，他们强调，价值观是组织的基本观念及信念，它们构成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基石，公司哲学的本质就是追求成功，而价值观提供员工一致的方向及日常行为的方针。他们还说,对拥有共同价值观的那些公司来说，共同价值观决定了公司的基本特征，使其与众不同。同样地，这些共同价值观创造出公司职工的实质意义，使他们感受到与众不同，价值观是公司上下（不单指高级主管）心目中的真理，就是这样一种齐一的认识，使得共有价值观深具成效。价值观作为一个公司取得成功的哲理、精髓，为全体员工提供了重要的共同意识和他们日常行为的准则，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确定符合时代要求和自身特色的价值观，直接关系到管理的成败。因此，企业价值观不是单个人价值观的简单之和，而是企业全体（或大多数）员工持有的、判定某种行为或事物的好坏、对错以及是否有价值或价值大小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或者说，企业的价值观是企业作为一个共同体长期形成的一种共识，是人们对企业、企业生产行为、企业产品、企业公众形象、社会声望与资信等总的看法，是企业一种共同的稳定的心理定式或文化积淀，它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科学性和独特性。 （二）企业价值观与企业形象塑造的关系 1.企业价值观是企业精神形象的核心 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全体（或大多数）员工所持有的、判定某种行为或事物的好坏、对错以及是否有价值或价值大小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直接决定着企业的企业精神、经营理念、道德规范和经营宗旨等企业精神形象的内容，是企业精神形象的核心。有什么样的企业价值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企业精神形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用户为中心的企业价值观的指导下，塑造企业精神形象就必须时刻体现出服务一流、技术创新、积极向上和追求卓越等时代特点，为企业提供统一的奋斗目标。同时，企业价值观还为企业精神形象的定位提供了坐标，因为，每个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都有自己的独特位置或坐标，能否找准自己的坐标，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够被社会公众和消费者所识别。企业精神形象定位的实质，就是塑造适合自己而又与众不同的独特新颖的企业精神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没有独特的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形象塑造就会陷入盲目性，而缺乏个性风格的企业精神形象，就会成为缺乏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企业精神形象，是无效形象，企业要通过独特的企业价值观，显示企业的风格，使企业定位在属于自己的坐标和最佳位置上，从而塑造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企业精神形象。 2.企业价值观主导着企业制度行为形象的性质和方向 企业制度行为形象的塑造，是塑造企业整体形象的动力，因为企业发展的根本最终要依赖于在企业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组织管理制度并由人的行为加以贯彻实施而形成的企业制度行为形象。在企业制度行为形象塑造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按照企业价值观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组织管理制度，力求实现企业价值观及其组织管理制度的有机统一，否则，就会影响企业组织管理制度的运行效率，并因而影响企业组织行为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企业制度行为形象的塑造更要依赖充分体现企业组织管理制度特色的人的价值观的塑造；而企业价值观所倡导和弘扬的就是一种企业人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旦形成，对企业制度行为形象影响巨大。企业价值观培育和造就的应该是优秀的企业人，正是这些优秀的企业人成为企业制度行为形象的主体即企业制度行为形象的塑造者。如果企业不去培育员工进步的价值观、高尚的情操、向上的进取精神，企业的制度行为形象就将苍白无力。因此，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制度行为形象的灵魂，主导着企业制度行为形象的性质和方向，从而成为激励员工奋发向上的动力源泉。培育和塑造出一系列崇高、积极的企业价值观观念，可以为满足员工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提供一个正确的衡量标准和评价标准，提供一个明确的奋斗方向和努力目标，有助于产生较持久的精神动力，产生一种强烈的激励作用，使企业充满生机，是塑造企业制度行为形象的内在保证。塑造正确的企业价值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企业员工的归宿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员工的敬业精神和奋斗热情，并将这种精神和热情投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去，为社会公众和消费者提供富有企业特色的一流的产品和服务，造福社会和人类，在社会中塑造起合乎企业价值观和时代特色的企业组织行为形象。 3.企业价值观决定着企业物质形象塑造的效果 企业物质形象是企业长期发展和奋斗的历史凝结，是展示企业综合实力和发展态势的集中体现，是塑造企业整体形象的最重要的物质手段，而企业物质形象的塑造也渗透着企业价值观的影响，企业价值观决定着企业物质形象塑造的效果。企业建筑物的风格、产品包装的设计以及企业标志的构思，无疑都凝结着企业价值观的成分，是企业价值观的物质外现。在优秀的企业价值观的指引下，围绕高水平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一方面要运用各种先进的宣传手段和现代化的策划创意方法通过企业标志等代表企业形象的物质形态在社会上加以传播，让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充分了解企业及其特色，从中体会出企业的精神、价值观、风格和企业的整体优势，使企业形象在企业物质形象的带动下，在社会中形成一定的冲击力；另一方面更要在充分体现企业价值观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和文化特色在建筑物、设备和产品等企业的硬件方面充分挖掘企业自身的潜能，创造优美的工作环境，提供现代化的设备装置，设计风格迥异而又极富文化个性的产品包装，以及生产集高技术含量和多功能效用于一身的产品等等，为企业物质形象的塑造奠定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企业物质形象的塑造确实离不开代表企业形象的企业标志等物质形态在社会上进行的狂轰乱炸的全方位的冲击和宣传，但更离不开有着扎实技术功底和雄厚财物基础，并充分体现企业价值观的厂房、环境、设备和产品等硬件设施。所以，塑造企业物质形象应全面考虑企业自身的物质实力和企业价值观状况，然后运用适当的现代化传播手段将集中体现企业形象的企业标志等物质形态在社会上加以宣传，做到实事求是和表里如一，这样企业才能在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企业物质形象。 4.企业价值观影响着企业形象塑造的整体水平 企业形象是包含着企业精 神形象、企业制度行为形象和企业物质形象的统一体，既然企业价值观对企业形象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企业的价值观与企业的整体形象之间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外显，企业形象塑造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所以，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形象的本源、本质和基础，影响着企业形象塑造的整体水平。企业价值观不是通过硬性强制，而是通过软性引导，不是通过权力，而是通过思想，不是通过单纯的规章制度，而是通过信念、宗旨和行为规范，以“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企业的整体运作，这种软性的控制和软性管理，虽然没有强制的性质，但它在每位职工个体的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比硬性控制管理更为有效，更为明显，更易于被人接受，更能改变一个人的态度乃至行为。所以，在企业形象塑造过程中，企业形象塑造的整体水平的高低、企业精神形象的导向、企业制度行为形象的素质和企业物质形象的特色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企业价值观的影响。企业价值观对企业形象塑造整体水平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体现企业价值观的无形形象即理念和制度发挥导向作用，企业理念的特色和制度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出企业价值观的优劣，另一方面通过有形形象即企业产品、服务和标志而产生传播功能，在这方面企业价值观直接决定着企业整体形象的传播效果。所以，企业形象不管包括精神、制度行为、物质三个层次还是无形形象和有形形象两个方面，但是，每个层次和方面都是对企业价值观不同程度上的折射。企业形象的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对企业形象各要素及其组合的优化培育过程，是对良好的企业形象的刻意追求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正确、科学、鲜明、独特的企业价值观作指南。（三）企业价值观与企业形象塑造在中外知名企业中的成功实践案例 1.IBM公司 IBM于1955年率先导入CIS，可以说是美国最早导入企业形象识别战略的企业之一。该公司的总策划，在公司总经理的全力支持下，为IBM的发展制定出一整套的CI管理识别系统，不仅利用IBM三个字母进行美术设计，形成统一的、易于识别的标志，并传达出它的业务内容，至今，IBM给人的印象始终是“组织制度健全、充满自信，永远走在电脑科技尖端的国际公司”，IBM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成了“前卫、科技、智慧”的代名词，它已成为CIS开发成功的典范。IBM公司的老沃森以毕生的精力，在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极为注重IBM的企业价值观的传播，把职工对公司的忠诚作为公司的信念，同时又指出“思考”重于忠诚，把两者完美和谐的结合作为IBM神圣的标志。IBM公司的行为准则是“IBM就是服务”，它是其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为了保持公司的优质服务，规定销售人员上班时，必须着深蓝色上装、白衬衫、系条纹领带，中午不准喝酒；谁一旦违章，将不准他参加下午、晚上的任何谈判，以使销售人员在客户前始终热情周到、彬彬有礼，赢得良好印象。 2.松下公司 松下公司是通过企业精神和理念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代表。每天上午8：00遍布日本的近10万名松下员工同时诵读松下精神（产业报国的精神、光明正大的精神、和亲一致的精神、奋斗向上的精神、礼节谦让的精神、适应形势的精神、感恩报德的精神），一起唱公司歌，其用意在于让全体职工时刻牢记公司的目标和使命，时时鞭策自己，使松下精神持久地发扬下去。每一个人每隔一个月至少要在他所属的团体中，进行十分钟的演讲，说明公司的精神和公司与社会的关系。进入松下公司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然后由人事部门负责开始进行公司的“入社”教育，首先要郑重其事地诵读、背诵松下宗旨、松下精神，学习公司创办人松下兴之助的“语录”，学唱松下公司之歌等。 3.麦当劳 麦当劳是通过高质量的产品而塑造的成功企业形象。麦当劳的企业理念是“Q、S、C V）即向顾客提供高质量的产品（QUALITY），快速、准确、友善的优良服务（SERVICE），清洁优雅的环境（CLIEANNESS）和做到物有所值（VALUE）麦当劳几十年恪守这个理念，并始终如一地落实于每项工作和员工的行动中去，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亟身于世界强手之林。麦当劳企业忠实地推行”Q、S、C V），而且渗透到整个现行的组织内，推展出具体的企业行为，这就是麦当劳的CI特点，为了彻底贯彻麦当劳的企业理念，麦当劳在芝加哥的总部派出“地区巡回督察团”，每月不定期到各地经销店、公司直营店巡视好几次，对全世界13000家连锁店一视同仁。督察团巡视完毕后，再把审查结果向总公司或该地区的总部报告。如果审查结果不良，则该店的店长考绩就会受到影响。 4.海尔公司 海尔是靠优质的服务树立的典型企业形象。海尔视信誉为生命，他们把用户视为上帝和企业的衣食父母，建立起“用户永远是对的”、“企业卖的不是产品，而是信誉、用户的难题就是我们的课题”等企业理念，推出“海尔国际星级服务”，在国内市场首先导入全新的服务竞争，以服务质量去推动CI战略的实施。海尔人确立了售前、售后提供详尽的咨询，任何时候均为顾客送货上门，根据用户指定的时间、空间，给予最方便的安装，上门调试、示范性指导使用，售后跟踪、终身上门服务，出现问题，24小时之内答复，使用户绝无后顾之忧等服务原则，这些原则无一例外的体现了海尔坚定不移的原则：用户满意才是目的。为了遵循这一原则，海尔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代价，给顾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四、关于我国企业形象塑造的几点设想 (一)树立体现时代特色的现代企业价值观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基本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企业价值观已开始从计划经济性质的特点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特点，如从看重“市长”到看重“市场”，从看重“产值”到看重“利润”，从看重“步调一致”到看重“文明竞争”，从看重“内部职工”到看重“顾客与公众”等等，由于这些价值观上的转变和科技管理水平提高的推动，使得我国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绩，这一切是与党中央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分不开的，但是，企业价值观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企业价值观的转变，我国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会取得这 么巨大的成绩。为此，在总结我国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更要坚定企业价值观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和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迎接WTO对我国的各种挑战，抓住机遇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价值观的水平，以塑造我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良好形象，在塑造我国现代企业的企业形象过程中，必须突现我国企业价值观的时代性、科学性和民族特性，具体讲，时代性应全面体现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管理和人本管理的特征，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实现与国际惯例的接轨；科学性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发挥自身优势，生产一流的产品、保证一流的服务和塑造一流的企业形象；民族特性就是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保持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特色，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否则，失去民族特性也就会失去自己。总之，科学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对企业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只有科学的企业价值观才能形成现代化的企业形象。（二）力求打造“MADEINCHINA”的中国名牌 名牌是企业良好形象的缩影，是产品质优的证明，身份的标志，是企业的无形财富。创名牌可以作为提升企业形象的突破口，也是建立良好形象的基础。没有过硬的名牌产品，企业形象也将是软弱平庸的。名牌虽只有方寸之地，却凝聚着创造者的心血和智慧，标志着企业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开拓市场，开展宣传等等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象征着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对该企业的信任和厚爱。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品进入我国，这对弥补我国物质和资金短缺、丰富活跃市场，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推动我国经济转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世界级的名牌排行榜中难寻“MADEINCHINA”的影子，这真是令我们十几亿中国人汗颜。从长远看，我们倘只附庸于外国名牌，就很难形成自己独立的、有竞争力的工业基础，更难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商战中取胜，只能处于落后被动的地位。如果国内市场到处充斥着外国商品，我们怎能称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如何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商品品牌是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旗子，要把树立中国名牌视为关系中华民族经济腾飞的战略问题。发展中国名牌事业，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也是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塑造企业形象，不能不特别着力于创名牌。只有通过创名牌，打造“MADEINCHINA”的中国名牌，塑造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国企业只有以高质量为基础，以高信誉为保证，在国际上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才能创造出响誉国内外的名牌，而这也正是塑造企业形象的迅捷途径。 （三）适时导入CI战略 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IBM公司成功导入CI战略以来，欧美各大企业纷纷仿效，20世纪70年代以后，CI战略传入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亚洲国家，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CI战略传入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确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买方市场出现，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无情地冲击着企业长期以来在高度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经营方式、企业理念、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要想在新的经济大潮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树立一个全新的战略观念，即导入和实施CI战略，开拓中国企业的CI战略时代。CI战略虽然给中国一些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产生了一些中国名牌，但与世界级的名牌差距还很大，在CI战略导入方面还存在一些误区，例如对CI战略期望值过高，急于求成，只图一劳永逸，不在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上下工夫；片面理解CI战略的内涵，只重视视觉识别（VI）上投入，而忽视最核心和根本的理念识别（MI）和行为识别（BI）的塑造和规范，只是“治标不治本”，流于形式，从而将CI战略引向歧途；在企业理念上无特色，表现为经营理念大而空和雷同现象严重，或者是抽象的不能再抽象的政治口号，或者虚而又虚的哲学标语，这种无个性、无特色的CI战略必然导致失败。所以，为了真正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的国际形象，一方面我们必须适时导入已被世界优秀企业的实践所证明的先进的企业管理手段——CI战略，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真正把握CI战略的真正实质和内涵，克服一些短视和急功近利等错误倾向，关键要树立科学、正确而又富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企业价值观，重点要抓住质量和服务这个核心，以此来带动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到实事求是地宣传自己，只有企业正确地认识和定位自己，才能使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对之产生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才能达到企业形象在真善美上的统一，才能取得CI战略的最佳效果。 形象塑造论文:试析高校图书馆形象的塑造 论文摘要：良好的图书馆形象，能够以其健康的图书馆精神、良好的工作作风、文明的服务态度去影响读者，感化读者。图书馆只有适应新形势，努力树立良好的形象，实施名牌服务，才能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 论文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形象塑造；途径和方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存竞争的加剧，塑造形象工程，实施名牌战略不仅已成为企业界立于不败之地，谋取更大发展、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法宝，而且也给图书馆界带来冲击与挑战。图书馆担负着为地区社会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服务的重任，服务的对象是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读者。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形象，失去了认知度，也就失去了图书馆存在的意义。 一、图书馆形象的含义及构成 所谓图书馆形象，就是指图书馆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即图书馆馆风馆纪、馆容馆貌、藏书质量及规模、服务质量及公共关系等围绕图书馆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及其成果在读者心中留下的印象，获得的评价。它反映着读者对图书馆的认可程度，体现了图书馆的声誉和知名度。良好的图书馆形象是图书馆的一种无形资源，对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图书馆形象，能够使馆员对图书馆产生依赖感、归宿感、自豪感；良好的图书馆形象，能够以其健康的图书馆精神、良好的工作作风、文明的服务态度去影响读者，感化读者。因此，图书馆只有适应新形势，努力树立良好的形象，实施名牌服务，以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塑造图书馆形象除了现代化的设备、充足的文献信息资源、高效合格的人才队伍、优质的服务等必备条件以外，还需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公共关系工作，使图书馆赢得公众的信任、肯定和支持。 二、塑造图书馆良好形象的途径和方法 （一）制定新颖独特的图书馆视觉识别标志 图书馆的外部行为识别，要求图书馆加强与外界公众媒体的接触，可借助新闻、广告、公关等公益性活动扩大影响，以取得社会公众对图书馆的认识和了解。视觉识别是一种重要的形象识别方式，它包括标志、标准字、象征图形、吉祥物及事物用品、广告设计、交通设计、员工制服等一系列完整的视觉识别手段。中外企业界中，使用企业识别标志，成功占据市场的例子不胜枚举。图书馆的服务视觉识别应该充分体现图书馆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强调图书馆是信息服务中心这个特点，在“信息服务”、“知识海洋”上做文章，从图书馆的名称、图书馆的标志、指示牌、办公用品、服务用品、借书证、阅览证、工作证、胸卡、馆服等诸多方面统一认识。 （二）创设一个美好的内外部环境 视觉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一个人在接受外界信息时，视觉接受信息占全部信息的83%，所以图书馆首先应运用美学知识，为读者提供一个赏心悦目的内外部环境。美观、大方、简洁雅致的馆舍建筑造型不仅为一个城市、区域、学校增添艺术价值，而且其浓厚的文化氛围能够唤起读者对知识的欲望和渴求。馆内应做到整洁干净、明亮舒适，座椅整洁有序、灯光设置合理，通风良好，空气清新，藏书布局合理、设施齐全先进，查阅资料方便快捷；馆舍四周要求安静、道路宽敞、绿树成荫、花草飘香，让人心旷神怡，精神振奋。有了这样的内外环境，图书馆就会让每位读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去，从而提高图书馆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三）一流的馆员队伍是创立图书馆良好形象的保证 图书馆员个人形象的“美丑”，直接关系到重塑图书馆形象的成败，这是事关全局的基础工作。就图书馆个人形象而言，不仅要注重仪表，做到得体不失形，更要注重内在素质。早在十五世纪，意大利著名私人图书馆的拥有者费得里戈公爵就要求图书馆员“学识渊博，神采奕奕，和蔼可亲，精通文学和语言。”事过境迁，图书馆事业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对图书馆员素质要求越来越严格。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说过，现在图书馆、档案馆、情报单位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信息专家或是信息工程师，是信息系统的建设者，也是使用者的向导与顾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的主体作用更加突出了，每个人的才智有了施展的空间，这就尤其需要作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表里如一的健康、向上的形象。 （四）进行一系列的图书馆自身宣传活动，营造公共效应 图书馆要树立新形象，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图书馆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争取社会各界对图书馆的扶持，使全社会都来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就必须重视自我宣传，营造公共效应。 1、图书馆应利用自己的宣传媒介，不定期地对本馆情况进行统一的介绍，宣传图书馆的性质、服务宗旨、馆藏体系及分布状况，各个部门的业务及服务种类等，还可以公布新书通报，让读者了解新书及收藏处，以便查找利用。充分利用传媒介质，努力扩大图书馆知名度，使政府重视图书馆，使全社会与公众认识了解、支持图书馆。 2、搞好同宣传媒介的关系，积极传播图书馆形象。宣传媒介具有面向公众、传播速度快、报道评价具有一定权威性等特点，它是影响、引导读者的重要力量，图书馆应通过多种途径，比如采用新闻报告、专题通讯、专访、广告、展览、接待参观、提供咨询服务、赞助公益活动等方式，宣传图书馆服务成果，形成有利于图书馆发展的社会舆论。否则，即使做出了很大成绩，也不能被读者认同。 3、利用名人宣传图书馆，注意收集各界名流有关图书馆的言论，特别要邀请党政要人和学术界名流就图书馆发表讲话、题词和撰写文章，发挥名人宣传图书馆的权威性。 4、组织馆员与读者经常开展一些有助于相互了解、增进友谊的活动。要通过不断传播图书馆方面的业绩来保持和强化公众方面的良好形象。如果图书馆与读者之间发生矛盾，图书馆应勇于反省自己，主动承担责任，要善意的向读者做好解释工作，使读者消除怀疑不信任和认识模糊等逆反心理，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创造良好的协调沟通环境。 5、转变人们的旧思想，树立图书馆的社会意识。各图书馆都要冲破传统保守封闭思想的束缚而向社会开放，向社会成员敞开发证，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服务对象，广泛吸引社会公众对图书馆的利用，强化社会的图书馆意识，使它融入社会中，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中。 （五）为读者提供完善的品牌服务 图书馆完善的服务包括：热情、周到、开放、亲切的借阅服务；准确、迅速的咨询服务；积极、主动推介图书和图书馆利用的指导服务，接受读者各种申诉、意见和要求的即时服务。但作为一种品牌，仅有这些还不够，服务的极至在于给人以惊喜，即服务已超出读者的想象和预期的结果，这是一种超附加值的劳动。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服务技能、服务及时性等能使读者、用户感受到服务品牌的承诺。图书馆服务品牌是无形资产的积累，它以高尚的职业道德、高超的技艺、高质量的劳务、构建了图书馆在市场的认同度、信誉度、知名度，增加图书馆经营的附加值。 （六）馆藏文献特色化 二十一世纪的图书馆文献信息特点与传统文献资源有所不同。首先，馆藏文献的载体有所不同，由传统的单一印刷型以纸为载体的文献转变为视听资料、电子图书等多载体并存的文献，并逐步改变原有的藏书范围和藏书手段，这种转变将全面改变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内容，从而产生新型的图书馆服务模式。因此，目前高校图书馆应从单一收藏印刷型出版物向多载体馆藏过渡，不断增加微缩资料、声像制品、机读磁带、电子出版物等多载体文献，以建立起现代图书馆应具有的多载体、多层次、特色化的名牌藏书体系。其次，图书馆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及本馆丰富的文献资源，开发各种特色文献资源，努力提供特色服务。 （七）实行科学合理的现代化管理 1、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行定编、定岗、定责相结合。每个工作人员都应有明确的职责范围，读者需求的满足程度必须与工作人员的经济收入直接联系，大胆解聘富余及不称职人员。将藏书体系的科学性与文献开发利用程度作为衡量图书馆工作功过的主要标准。 2、在技术手段上要更新换代，以计算机管理为核心，逐步实现网络建设社会化，使整个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完全呈现在用户面前，并能查阅外馆资料，逐步做到馆际互借。 3、图书馆要制定完整详细的发展规划，确定近期和长远目标与实施步骤，并取得上级有关领导的重视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和改革力度，在办馆方针和方向上都要有新的形象意识。 图书馆承担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递知识与信息进行社会文化教育的职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图书馆的形象体现社会的发展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图书馆形象和声誉，已成为图书馆开拓和巩固读者市场，提高工作效益的重要保证。 形象塑造论文:试析从危机公关谈政府的形象塑造 论文摘要　危机公关对于政府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政府如何在危机公关中变危机为转机，利用好危机事件塑造良好政府形象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试分析危机公关对于塑造政府形象的影响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在危机公关中为政府形象加分。 论文关键词　危机公关　政府　形象塑造 政府危机公关是指“政府在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对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害的事件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与应对”??这里政府面临的危机主要是指由自然原因或者社会矛盾所引起突发事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引发的危机事件近几年集中爆发，也会持续成为未来几年的焦点社会问题。在危机处理和应对过程中，处理得好不但能有效化解危机并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处理不好则会损害政府形象。政府危机公关的能力水平直接展现的是政府行政能力，是政府形象的塑造的关键环节。 一、危机公关对于政府形象塑造的影响分析 （一）从危机突发性来看，政府形象在危机事件面前面临巨大挑战 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即危机事件是政府预料之外的临发生的意外事件，加上政府对危机事件处理上经验的不足以及诸多不确定因素都会使政府形象面临巨大挑战。 1．首先是信息速度以及公开性的挑战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塑造 以西藏3.14事件为例，因为事件的突发性，加上确定事实的真实性、统一口径等需要时间的问题导致政府的信息公布迟缓，这才给国外媒体猜测甚至诬陷中国政府以可乘之机。假如来自现场的第一时间信息是政府在第一时间发出的那么可能就不会有假新闻事件严重损毁我国政府形象的事情出现。其实，国外媒体攻击我国政府“信息不公开”已经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事情，很大一部分原因之前的危机公关中，政府的行政确实存在类似的严重问题。比如2002年开始出现的“非典”疫情，当时政府的“信息不公开”使得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国际舆论纷纷指责中国政府信息不透明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的灾难。那一年中国政府的形象达到了历史的冰点。不同的危机事件，但存在的同样的类似问题都会给政府的形象塑造带来挑战。 2．危机事件对新闻发言人的挑战影响到政府形象的塑造 以2011年7.23动车事故为例，铁道部王勇平召开了关于动车追尾的新闻会。王勇平虽然诚恳道歉，但是会效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对于事故现场掩埋车体的行为，面对公众与媒体的质疑，王勇平竟然以一句“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来搪塞媒体。这完全不应该是具有危机公关能力的政府培养的合格新闻发言人的表达。另外从会现场的来看，会的提问非常无序，铁道部的发言人对于技术上的问题难以回答清楚，而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王勇平显得很慌张。作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应该从容睿智，让一切为我所用，而他却远没有做到。这是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挑战，而政府新闻发言人不能应对这种挑战势必就会在媒体面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二）从危机的“聚焦性”来看，危机发生也是政府塑造形象的机遇 危机事件本身具有“聚焦性”。也就是说危机时期，也是全球媒体关注中国的时期，那么就是我们塑造政府形象的机遇时期。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利用好危机带来的机遇，向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展现一个有办事效率的政府，有足够危机应变能力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值得信任的政府。 在近几年的危机事件的典型案例中对塑造政府形象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当属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地震之后政府第一时间公布的权威信息为各个媒体转载，获得国际媒体的一致认可。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在政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号召下，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援抗震救灾，受灾群众也在政府的号召下众志成城，树立了重建家园的信心。政府运用权威信息的优势，积极开展危机公关，引导了舆论导向，形成有利于我国政府度过危机赢得支持的舆论环境。信息的公开不仅有利于我国度过地震灾难，还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塑造了信息公开，诚实守信的政府形象。抗震救灾过程中政府对于生命的重视与尊重，以及政府主要领导人亲临抗震前线指挥救灾向全国以及世界传递着中国政府尊重生命价值，对每一个老百姓负责形象。经过抗震救灾以及政府对灾后重建的重视塑造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形象。在地震发生的几个小时内，我们政府就能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抗震救灾当中来，也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变能力。无疑，在汶川地震中我国政府危机公关是在给政府的形象加分。当然，在危机的“聚焦性”作用之下，如若处理不当，那么这种“聚焦性”就不再是政府塑造形象的机遇而是更大的挑战。 二、政府危机公关中的形象塑造依然存在问题以及相应的应对之策 尽管危机公关对于政府的形象塑造是一大机遇，但是分析近几年的典型危机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许多的危机公关中，政府的形象并未得到很好的塑造。通常在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事件中，政府的危机公关往往相对成功，但在处理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危机事件中政府在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问题上还是困难重重。如何在这种类似的危机事件中做好应对是政府利用危机事件塑造政府形象的关键。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政府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应对危机机制以及危机后保障机制不健全，要着手完善 一方面，由于我国政府缺乏完备的危机应对机制。尤其是政府面对社会矛盾引发的危机事件时，通常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这种状况在危机发生时势必让政府手忙脚乱，进而损害了政府形象。虽然我们能看到政府应急处理机制的进步，但我们也必须清楚政府的应急机制的仍然不健全，这导致行动的被动和舆论引导的被动，这种被动不但增加危机破坏性而且损害政府形象。另一方面，我们政府缺乏危机后的保障机制同样不利于政府形象的塑造。危机后的保障机制不健全，不但致使危机受害人群危机时期的身心受伤，而且会导致危机后的社会问题，比如遭遇“非典”的幸存者，他们在危机时期得到了政府的关怀得以生存，但是由于药物的大量使用导致就严重的“后遗症”，而政府大多是危机时承诺危机后淡忘，后续的工作因为缺乏政府的关注而遗存。这种问题处理不妥善很可能会使群众形成不负责任的政府印象。这就要求政府不但要完善危机应对机制，并在危机发生时迅速启动，将危机事件控制在可控范围内或是将危机事件的破坏性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另外，还要完善后危机时期的保障机制，政府自身设立保障支持专项资金并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关注关心危机受害人群的危机后发展，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减轻政府负担，解决政府的危机“后遗症”潜在的社会隐患，还会因为媒体的广泛宣传树立负责任的，以人为本的政府形象。 （二）政府在危机面前各方面反应滞后，要抢抓“第一时间” 一方面，由于存在等待上级指示的问题，政府可能丧失消息时机，从而丧失引导舆论的先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在消息时不够准确、及时，甚至有时还存在迟报、漏报、瞒报的现象，致使上级无法根据真实的危机状况作出准确判断，贻误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导致危机负面效果扩大化，进而损害了政府形象。这就要求政府要抢抓“第一时间”。 首先，第一时间公布权威信息，运用政府独有的权威信息的优势，引导舆论走向。当然，这里也包括新闻会的信息，但是新闻要注意这么几点：要培养复合型的新闻发言人，从健全新闻发言人的选拔制度和程序开始做起；新闻发言人的谈吐，着装，驾驭媒体的能力都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和新闻发言人本身充足的准备；完善新闻会现场安排，可以尝试改变目前的新闻会现场人员安排，由单一发言人回答非技术问题，辅助以专业人员回答技术问题，或者采取新闻会现场连线形式，尽可能满足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还要讲究回答记者提问顺序的艺术，比如回答官方媒体与商业媒体顺序交替进行，国内媒体与国外媒体区别开来等等。这些细节的设计都直接关系到一场新闻会现场的传播效果，直接关系到能否塑造好良好的政府形象。从上述两个方面着手改善我们政府的信息制度以及新闻发言人制度，会对危机时期政府的危机公关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进而会塑造正面的政府形象。 其次，主要领导人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事件现场。就像汶川大地震后总理第一时间就出灾区一样，群众会被领导人的亲临所感染，这不仅显示出政府对事件的关注也展现出政府对群众负责任的态度。相比汶川地震贵州瓮安事件在这一点上就非常不到位，正是起初当地领导人的不重视才使得群众被黑恶势力利用引发了严重的暴乱。所以，危机公关中主要领导人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危机现场，这对于危机时期塑造负责任的政府形象十分必要。 （三）政府行政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要注重政府的人才培养 一个行政有效的政府离不开办事有效的人才。政府在危机公关时困难重重与参与危机事件处理的官员的危机处理素质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具体的政策制定，以及具体的执行过程都是人在参与。这就对公务员有较高的素质要求。一方面是领导人既要有利用危机事件塑造政府形象的意识，又要具备塑造政府形象的能力。第一，领导人要善于与媒体沟通，利用信息的权力，驾驭媒体。因为“媒体是有价值的，然而它在政治过程中却存在难以驾驭的因素”??这就要求政府领导人要有驾驭媒体的能力。具体方法上政府可以利用媒体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利用议程设置功能引导舆论。比如利用博客、微博等培养政府的意见领袖，通过人民信任的、德高望重的公众人物或权威专家等传播政府的信息，从而树立诚信的政府形象；领导人还可以利用媒体与群众互动，通过媒体获得群众对于事件的反馈，从而使政府的行政更加有的放矢，从而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形象。第二，领导人要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切忌盲目强制执行行政命令。有些领导人危机意识淡薄，处理事情缺乏经验，在社会矛盾出现时盲目强制执行行政命令导致事件恶化的事件屡屡发生。第三，领导人要改变观念，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树立负责任的，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形象。“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很难想象这是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问记者的问题，就是因为部分政府官员官本位的腐朽思想根深蒂固，服务政府的观念尚未扎根，有这样腐朽的领导人才一次次的抹黑了政府形象。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官员思想，树立服务政府意识，才有可能树立服务型的政府形象。否则，人民眼中的政府势必是不负责任的、人民对立的。另一方面，负责具体执行政策的公务员也要提高素质，包括树立服务群众意识，拥有“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等，以达到在具体的执行中树立政府切实为群众服务的形象。因此，只有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政府公务员队伍，才能为危机公关中的政府形象塑造加分。 综上所述，危机对于政府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政府处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进行形象塑造过程。在危机公关的过程中政府应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在危机公关的同时塑造正面的政府形象。 形象塑造论文:浅论塑造企业品牌形象 [摘 要] 现今社会,市场竞争异常的激烈,生产与销售已不再是企业发展的单纯目标,现在更多的在于整合企业内外有效的资源, 利用公关手段,促进企业与相关受众之间的了解,增加信任感,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企业公关由众多要素构 成,而企业品牌(经济组织)是企业公关的主体要素。若拥有了众所周知的品牌,花在销售上的时间和心血即可大幅降 低。品牌的形象代表你对客户所做的承诺,以及客户对于你达成承诺能力的判断,客户在你开展促销之前就认可了品 牌背后所代表的品质。 [关键词] 公关手段;企业品牌;经济;品牌形象 一 一个品牌形象的建立需要长期的经营与积累。视觉形象的一致性,使得相关受众对品牌形象形成长期沉淀,从而加深对品牌的认识。视觉形象一致性的关键就在于品牌视觉载体这点上,因为相关受众是直接通过品牌视觉载体如标志、名片等来认知品牌的性质、价值、理念等品牌要素的。品牌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依托,是企业开拓占领市场的标签和通行证。品牌形象是一个企业形象的物质基础,是一个企业产品的质量、性能、设计、价格等要素在社会公众当中的整体表现。“可口可乐”总裁曾经说过:假如有一天我的生产企业被一把火全部烧光,我仅用这几个字母就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贷款。可见,品牌的价值和作用之大。所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越早注意品牌形象的建立,对于品牌形象的积累便越有利。 品牌形象简称VIS,即视觉识别系统,包括:(1)基础部分:品牌标识、标准字体、品牌色彩体系、标志字体组合规范等;(2)应用部分:名片、信纸、信封、传真纸、资料袋、路牌、交通工具、服饰等;(3)终端形象店部分,现在随着“品牌个性服务”的完善,这一部分将会越发显得重要。而其中基础部分系统的建立有效地指导了应用部分系统的延展和执行,应用部分系统又是基础部分系统的延续。比如,京东方品牌的建设。京东方主要业务是各种核心显示器件的研发制造和显示器整机的EMS服务,用企业形象、技术、产品、服务来推动京东方的品牌建设,这体现了京东方创新技术与管理,以及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显示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使命。京东方的品牌定位策略是以B2B的行业客户为主体并辐射大众,以“卓越光电,创新”为品牌核心价值,其品牌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与利益相关者对于京东方的信赖。品牌是一种不断超越、不断创新的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品牌内在动力的核心是“价值、文化、个性”,并且与企业的阶段性总体战略紧密结合。京东方根据所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特点,为其自身量身打造品牌推广策略,在品牌的不同阶段,广告承载着不同的任务与使命。经过多年的积累,现在的京东方在品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适用于自身发展的品牌建设和推广模式,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思想力与行动力是相一致的,所以一定要站在品牌战略的高度来策划全局。 二 综观国际著名品牌,哪一个品牌不是历经了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风雨洗礼,而生命却依旧青春,光辉仍依然亮丽。也正是因为这种品牌的人格魅力,与不同的社会背景、文化修养、心理因素相融合,异化为一种时代的象征。产品及其所依附的企业在经过长期的市场推广和积累,最终形成了强势品牌,正如我们所熟知的IBM、INTEL、BMW、TOYOTA 、CITIBANK、SIMENS等。企业在长期的积淀和与消费者的沟通并兑现承诺的过程中,更进一步形成了令人信赖的品牌,企业品牌与产品品牌已经紧密相连,互为倚重。 一个品牌的塑造一般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即从产品品牌发展到企业品牌,再发展到社会品牌。 第一阶段,产品品牌阶段 一个品牌的个性在建立之初都是一样的,都是立足于其产品的功能、特点和用途。产品具体特征的塑造才是品牌个性的建立所必须依据的,利用主要受众群体的诉求来进行定位,进而形成受众对品牌的识别。例如,德国大众生产的金龟车,就是以结构紧凑、轻便省油、造价成本低作为其品牌特征,以产品打开市场。 第二阶段,企业品牌阶段 利用舆论、广告和促销等公关手段把企业独特的观念、文化、技术等因素传播、移植、扎根于相关受众脑海中,让其自发地对企业建立起品牌忠诚度。公关是提升品牌知名度、产生品牌联想和美誉度最好、最经济的方式之一。如今,公关已经成为品牌建设的重要手段,它在与企业利益相关者进行品牌沟通时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今天,企业新闻传播,新闻只是充当一种形式,营销才是本质。越来越多的企业成立了专职部门来负责市场推广、媒体宣传及企业形象设计。比如,TCL不仅在集团层面成立了品牌管理中心,还在其下属七大事业本部设立了自己的公关传媒部门。在整合传媒的时代,公关传播已经从单兵作战走入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时代,过去那种信息来源、流通、流向的管理机制,正在受到来自虚拟世界的多元化媒体环境的挑战,其中企业邮箱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企业邮箱除了一般邮箱所具备的功能之外,更是塑造品牌形象、扩大企业影响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企业家们也非常明白企业品牌树立后,不但可以获得巨大的品牌资产,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企业的经营发展,为新产品的上市推广提供强大的品牌支撑和市场竞争力的道理,所以他们都非常注重企业“大文化”中个人职业品牌的建立。个人职业品牌的塑造是留给公众的首要印象。企业家形象是企业品牌形象人格化的具体体现方式之一,无论哪一个品牌,其后面都有一位性格强硬或张扬或儒雅或低调的企业家,换言之,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后面都有一位出色的企业家。比如,奠基IBM的沃森父子、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等等。这些企业家们给消费者及大众带来的都是正面的认知和联想,带来的都是对企业的信任,对产品的信任。对于还处在初创阶段的企业来说,企业家良好的个人品牌是支撑和助推企业吸引资金、招聘高素质员工并吸引更多媒体报道的资源;对于公众型公司而言,企业家个人品牌甚至可以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走向。例如,高尔文在辞去摩托罗拉总裁职务后其公司股票反而上涨5%。企业品牌形象人格化的具体体现方式之二就是企业中所有员工的个人职业品牌的集合。人——企业的员工,是社会大众感受企业最重要的渠道,也是企业能够获得更多客户、商业伙伴、媒体、其他企业、政府等更多支持和信赖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看到很多著名的企业里产生了很多著名的职业人员,以及这些著名的职业人员又帮助企业品牌提升的原因。 第三阶段,社会品牌阶段 企业的行业形象与企业的民族形象共同组成企业社会品牌形象。例如,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长徐冠巨做人做事一向低调,主张把事情做好,把企业带大,在行业内具有“大哥”级的地位,传化化工在其所在的行业内也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受到行业内人们的尊敬。又如,至今仍没有下文的“徐工案”,今年的徐工集团引进美国凯雷投资并购案,在关键的时刻,三一重工的执行总裁向文波在网络上公开反对徐工集团“贱卖”国有资产,反对不顾国家安全利益的徐工集团把资产出售给境外投资者的事件。一时间,专题的网络报道铺天盖地,从而引发了经济界、企业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监管等大讨论。如今,媒体和网络无孔不入,不能够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将面临被曝光的危险,从而危及企业品牌形象。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评价企业成绩和品牌形象的关键指标。企业能够走向国际市场当然是件好事,但需要面对的是如何与当地政府、企业良好合作,如何使品牌的核心价值被当地的相关受众认可,简单地依赖产品的价格、质量和服务已经是远远不够的,这更取决于企业品牌如何通过良好的社会形象,真正拉近品牌与当地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融入到社会中去。当然,通过建立合资公司也是提升品牌认知度和品牌偏好的一种有效方式,成功的例子还不少,如索尼-爱立信、富士施乐、LG、Philips、S-LCD等。还有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运用良好的策略联盟使企业在市场上很快树立自己的品牌,就像海尔那样。海尔在准备进入澳大利亚市场时,也遇到了要走国际化路线的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如何迅速打开市场,让当地相关受众尽快知道并接受海尔这个品牌的问题。海尔利用了相当巧妙的公关手段,采用体育营销的方式作为切入点。海尔与澳大利亚本土当时最著名的篮球队墨尔本老虎篮球队合作,选择冠名该篮球队,并邀请其队长、著名的世界级篮球明星安德鲁·盖茨出任海尔电脑的形象代言人。海尔通过当地受众最喜欢的体育项目及体育明星,一下子就拉近了同当地受众之间的距离,成功地进入到澳大利亚市场。再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博取人心,上世纪80年代,由于美日之间贸易的摩擦,而引发了美国民间"抵制日货"的发生。为了消除美国相关受众对日本品牌的偏见和抵触情绪,在美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以社会服务为诉求,再造公司品牌新形象:对美国社会进行捐助活动,为美国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等,到1996年底,丰田企业品牌形象广告活动受到全美的高度赞扬,并且改变了美国人对丰田品牌的印象。 三 如今,品牌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淹没于众多营销要素之中的作为普通角色的命运,与企业家、知识、资本、人力资源、土地五大资源要素并列为同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品牌引入国内企业时间不长,经验尚浅,有些企业对品牌及品牌战略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从而导致错误的品牌操作方法,结果是不仅浪费了金钱,还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归纳起对品牌的错误认识也不外乎主要有以下7点:(1)把名牌当品牌。(2)把CI当品牌。CI是企业形象设计。品牌既离不开企业形象,又独立于企业形象之外而自成一套战略体系,二者不能混淆。(3)重视产品不重视品牌。其实受众在决定买谁家产品时,关键在于他们如何看待产品,而不仅仅是产品做得怎么样。重视品牌,也就意味着深入地重视顾客的全面需求。(4)把品牌等同视觉符号标志。(5)以为广告宣传就是品牌塑造。品牌塑造,涉及到品牌设计、品牌管理、产品开发与生产、渠道销售与人员销售、广告公关活动等一系列工作。(6)以编造的形象替代品牌形象。捏造虚假形象,以求一时轰动效应。(7)缺乏长期一致、全面统一的品牌管理。虽然目前品牌形象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都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崭新领域,但只要我们始终保持一份开放与进取的心态,积极学习国外成熟的理论、及时借鉴、总结成功的案例,勇于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相信在中国经济黄金时代来临之际,就能成功运用品牌形象打造出属于中国人的世界强势企业。 四 市场经济在不断发展,企业的生存环境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以前那种单一的产品价格战、质量战、品牌战已经不能够满足目前的企业综合形象战的需要。近年来,在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即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它是将企业经营观念与精神文化通过整体传达系统传递给企业周围的公众或者团体,反映企业的自我认识和公众对企业的外部认识,以便产生一致的认同感与价值观。它由企业理念识别(MI)、行为识别(BI)以及视觉识别(VI)三者有机整合运作的子系统构成。它通过确立符合企业实际且富有个性化的经营理念、策划设计来体现企业理念的行为规范、活动体系以及具有冲击力的视觉识别体系,以逐步建立、形成与优化企业的综合形象。CIS作为一种现代企业战略,已经被许多著名企业导入与应用,并在日趋激烈的商战中显示出巨大的战斗力。中国的中小型企业要在国际舞台上有立足之地,必须得有一套符合自身条件发展的CIS系统才好。 企业形象的塑造不是立竿见影,不会马上就给企业带来看得见的经济效益,但它能够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最终会获得由社会效益转化来的经济效益。因此,中国的中小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商战中建立长久立足之地,那就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些,把目标盯牢些。 由衷希望中国的中小型企业能一路好走。 形象塑造论文:试析高校图书馆形象的塑造 论文摘要：良好的图书馆形象，能够以其健康的图书馆精神、良好的工作作风、文明的服务态度去影响读者，感化读者。图书馆只有适应新形势，努力树立良好的形象，实施名牌服务，才能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 论文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形象塑造；途径和方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存竞争的加剧，塑造形象工程，实施名牌战略不仅已成为企业界立于不败之地，谋取更大发展、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法宝，而且也给图书馆界带来冲击与挑战。图书馆担负着为地区社会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服务的重任，服务的对象是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读者。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形象，失去了认知度，也就失去了图书馆存在的意义。 一、图书馆形象的含义及构成 所谓图书馆形象，就是指图书馆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即图书馆馆风馆纪、馆容馆貌、藏书质量及规模、服务质量及公共关系等围绕图书馆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及其成果在读者心中留下的印象，获得的评价。它反映着读者对图书馆的认可程度，体现了图书馆的声誉和知名度。良好的图书馆形象是图书馆的一种无形资源，对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图书馆形象，能够使馆员对图书馆产生依赖感、归宿感、自豪感；良好的图书馆形象，能够以其健康的图书馆精神、良好的工作作风、文明的服务态度去影响读者，感化读者。因此，图书馆只有适应新形势，努力树立良好的形象，实施名牌服务，以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塑造图书馆形象除了现代化的设备、充足的文献信息资源、高效合格的人才队伍、优质的服务等必备条件以外，还需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公共关系工作，使图书馆赢得公众的信任、肯定和支持。 二、塑造图书馆良好形象的途径和方法 （一）制定新颖独特的图书馆视觉识别标志 图书馆的外部行为识别，要求图书馆加强与外界公众媒体的接触，可借助新闻、广告、公关等公益性活动扩大影响，以取得社会公众对图书馆的认识和了解。视觉识别是一种重要的形象识别方式，它包括标志、标准字、象征图形、吉祥物及事物用品、广告设计、交通设计、员工制服等一系列完整的视觉识别手段。中外企业界中，使用企业识别标志，成功占据市场的例子不胜枚举。图书馆的服务视觉识别应该充分体现图书馆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强调图书馆是信息服务中心这个特点，在“信息服务”、“知识海洋”上做文章，从图书馆的名称、图书馆的标志、指示牌、办公用品、服务用品、借书证、阅览证、工作证、胸卡、馆服等诸多方面统一认识。 （二）创设一个美好的内外部环境 视觉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一个人在接受外界信息时，视觉接受信息占全部信息的83%，所以图书馆首先应运用美学知识，为读者提供一个赏心悦目的内外部环境。美观、大方、简洁雅致的馆舍建筑造型不仅为一个城市、区域、学校增添艺术价值，而且其浓厚的文化氛围能够唤起读者对知识的欲望和渴求。馆内应做到整洁干净、明亮舒适，座椅整洁有序、灯光设置合理，通风良好，空气清新，藏书布局合理、设施齐全先进，查阅资料方便快捷；馆舍四周要求安静、道路宽敞、绿树成荫、花草飘香，让人心旷神怡，精神振奋。有了这样的内外环境，图书馆就会让每位读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去，从而提高图书馆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三）一流的馆员队伍是创立图书馆良好形象的保证 图书馆员个人形象的“美丑”，直接关系到重塑图书馆形象的成败，这是事关全局的基础工作。就图书馆个人形象而言，不仅要注重仪表，做到得体不失形，更要注重内在素质。早在十五世纪，意大利著名私人图书馆的拥有者费得里戈公爵就要求图书馆员“学识渊博，神采奕奕，和蔼可亲，精通文学和语言。”事过境迁，图书馆事业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对图书馆员素质要求越来越严格。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说过，现在图书馆、档案馆、情报单位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信息专家或是信息工程师，是信息系统的建设者，也是使用者的向导与顾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的主体作用更加突出了，每个人的才智有了施展的空间，这就尤其需要作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表里如一的健康、向上的形象。 （四）进行一系列的图书馆自身宣传活动，营造公共效应 图书馆要树立新形象，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图书馆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争取社会各界对图书馆的扶持，使全社会都来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就必须重视自我宣传，营造公共效应。 1、图书馆应利用自己的宣传媒介，不定期地对本馆情况进行统一的介绍，宣传图书馆的性质、服务宗旨、馆藏体系及分布状况，各个部门的业务及服务种类等，还可以公布新书通报，让读者了解新书及收藏处，以便查找利用。充分利用传媒介质，努力扩大图书馆知名度，使政府重视图书馆，使全社会与公众认识了解、支持图书馆。 2、搞好同宣传媒介的关系，积极传播图书馆形象。宣传媒介具有面向公众、传播速度快、报道评价具有一定权威性等特点，它是影响、引导读者的重要力量，图书馆应通过多种途径，比如采用新闻报告、专题通讯、专访、广告、展览、接待参观、提供咨询服务、赞助公益活动等方式，宣传图书馆服务成果，形成有利于图书馆发展的社会舆论。否则，即使做出了很大成绩，也不能被读者认同。 3、利用名人宣传图书馆，注意收集各界名流有关图书馆的言论，特别要邀请党政要人和学术界名流就图书馆发表讲话、题词和撰写文章，发挥名人宣传图书馆的权威性。 4、组织馆员与读者经常开展一些有助于相互了解、增进友谊的活动。要通过不断传播图书馆方面的业绩来保持和强化公众方面的良好形象。如果图书馆与读者之间发生矛盾，图书馆应勇于反省自己，主动承担责任，要善意的向读者做好解释工作，使读者消除怀疑不信任和认识模糊等逆反心理，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创造良好的协调沟通环境。 5、转变人们的旧思想，树立图书馆的社会意识。各图书馆都要冲破传统保守封闭思想的束缚而向社会开放，向社会成员敞开发证，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服务对象，广泛吸引社会公众对图书馆的利用，强化社会的图书馆意识，使它融入社会中，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中。 （五）为读者提供完善的品牌服务 图书馆完善的服务包括：热情、周到、开放、亲切的借阅服务；准确、迅速的咨询服务；积极、主动推介图书和图书馆利用的指导服务，接受读者各种申诉、意见和要求的即时服务。但作为一种品牌，仅有这些还不够，服务的极至在于给人以惊喜，即服务已超出读者的想象和预期的结果，这是一种超附加值的劳动。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服务技能、服务及时性等能使读者、用户感受到服务品牌的承诺。图书馆服务品牌是无形资产的积累，它以高尚的职业道德、高超的技艺、高质量的劳务、构建了图书馆在市场的认同度、信誉度、知名度，增加图书馆经营的附加值。 （六）馆藏文献特色化 二十一世纪的图书馆文献信息特点与传统文献资源有所不同。首先，馆藏文献的载体有所不同，由传统的单一印刷型以纸为载体的文献转变为视听资料、电子图书等多载体并存的文献，并逐步改变原有的藏书范围和藏书手段，这种转变将全面改变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内容，从而产生新型的图书馆服务模式。因此，目前高校图书馆应从单一收藏印刷型出版物向多载体馆藏过渡，不断增加微缩资料、声像制品、机读磁带、电子出版物等多载体文献，以建立起现代图书馆应具有的多载体、多层次、特色化的名牌藏书体系。其次，图书馆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及本馆丰富的文献资源，开发各种特色文献资源，努力提供特色服务。 （七）实行科学合理的现代化管理 1、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行定编、定岗、定责相结合。每个工作人员都应有明确的职责范围，读者需求的满足程度必须与工作人员的经济收入直接联系，大胆解聘富余及不称职人员。将藏书体系的科学性与文献开发利用程度作为衡量图书馆工作功过的主要标准。 2、在技术手段上要更新换代，以计算机管理为核心，逐步实现网络建设社会化，使整个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完全呈现在用户面前，并能查阅外馆资料，逐步做到馆际互借。 3、图书馆要制定完整详细的发展规划，确定近期和长远目标与实施步骤，并取得上级有关领导的重视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和改革力度，在办馆方针和方向上都要有新的形象意识。 图书馆承担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递知识与信息进行社会文化教育的职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图书馆的形象体现社会的发展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图书馆形象和声誉，已成为图书馆开拓和巩固读者市场，提高工作效益的重要保证。 形象塑造论文:试析从危机公关谈政府的形象塑造 论文摘要　危机公关对于政府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政府如何在危机公关中变危机为转机，利用好危机事件塑造良好政府形象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试分析危机公关对于塑造政府形象的影响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在危机公关中为政府形象加分。 论文关键词　危机公关　政府　形象塑造 政府危机公关是指“政府在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对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害的事件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与应对”??这里政府面临的危机主要是指由自然原因或者社会矛盾所引起突发事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引发的危机事件近几年集中爆发，也会持续成为未来几年的焦点社会问题。在危机处理和应对过程中，处理得好不但能有效化解危机并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处理不好则会损害政府形象。政府危机公关的能力水平直接展现的是政府行政能力，是政府形象的塑造的关键环节。 一、危机公关对于政府形象塑造的影响分析 （一）从危机突发性来看，政府形象在危机事件面前面临巨大挑战 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即危机事件是政府预料之外的临发生的意外事件，加上政府对危机事件处理上经验的不足以及诸多不确定因素都会使政府形象面临巨大挑战。 1．首先是信息速度以及公开性的挑战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塑造 以西藏3.14事件为例，因为事件的突发性，加上确定事实的真实性、统一口径等需要时间的问题导致政府的信息公布迟缓，这才给国外媒体猜测甚至诬陷中国政府以可乘之机。假如来自现场的第一时间信息是政府在第一时间发出的那么可能就不会有假新闻事件严重损毁我国政府形象的事情出现。其实，国外媒体攻击我国政府“信息不公开”已经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事情，很大一部分原因之前的危机公关中，政府的行政确实存在类似的严重问题。比如2002年开始出现的“非典”疫情，当时政府的“信息不公开”使得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国际舆论纷纷指责中国政府信息不透明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的灾难。那一年中国政府的形象达到了历史的冰点。不同的危机事件，但存在的同样的类似问题都会给政府的形象塑造带来挑战。 2．危机事件对新闻发言人的挑战影响到政府形象的塑造 以2011年7.23动车事故为例，铁道部王勇平召开了关于动车追尾的新闻会。王勇平虽然诚恳道歉，但是会效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对于事故现场掩埋车体的行为，面对公众与媒体的质疑，王勇平竟然以一句“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来搪塞媒体。这完全不应该是具有危机公关能力的政府培养的合格新闻发言人的表达。另外从会现场的来看，会的提问非常无序，铁道部的发言人对于技术上的问题难以回答清楚，而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王勇平显得很慌张。作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应该从容睿智，让一切为我所用，而他却远没有做到。这是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挑战，而政府新闻发言人不能应对这种挑战势必就会在媒体面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二）从危机的“聚焦性”来看，危机发生也是政府塑造形象的机遇 危机事件本身具有“聚焦性”。也就是说危机时期，也是全球媒体关注中国的时期，那么就是我们塑造政府形象的机遇时期。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利用好危机带来的机遇，向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展现一个有办事效率的政府，有足够危机应变能力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值得信任的政府。 在近几年的危机事件的典型案例中对塑造政府形象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当属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地震之后政府第一时间公布的权威信息为各个媒体转载，获得国际媒体的一致认可。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在政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号召下，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援抗震救灾，受灾群众也在政府的号召下众志成城，树立了重建家园的信心。政府运用权威信息的优势，积极开展危机公关，引导了舆论导向，形成有利于我国政府度过危机赢得支持的舆论环境。信息的公开不仅有利于我国度过地震灾难，还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塑造了信息公开，诚实守信的政府形象。抗震救灾过程中政府对于生命的重视与尊重，以及政府主要领导人亲临抗震前线指挥救灾向全国以及世界传递着中国政府尊重生命价值，对每一个老百姓负责形象。经过抗震救灾以及政府对灾后重建的重视塑造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形象。在地震发生的几个小时内，我们政府就能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抗震救灾当中来，也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变能力。无疑，在汶川地震中我国政府危机公关是在给政府的形象加分。当然，在危机的“聚焦性”作用之下，如若处理不当，那么这种“聚焦性”就不再是政府塑造形象的机遇而是更大的挑战。 二、政府危机公关中的形象塑造依然存在问题以及相应的应对之策 尽管危机公关对于政府的形象塑造是一大机遇，但是分析近几年的典型危机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许多的危机公关中，政府的形象并未得到很好的塑造。通常在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事件中，政府的危机公关往往相对成功，但在处理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危机事件中政府在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问题上还是困难重重。如何在这种类似的危机事件中做好应对是政府利用危机事件塑造政府形象的关键。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政府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应对危机机制以及危机后保障机制不健全，要着手完善 一方面，由于我国政府缺乏完备的危机应对机制。尤其是政府面对社会矛盾引发的危机事件时，通常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这种状况在危机发生时势必让政府手忙脚乱，进而损害了政府形象。虽然我们能看到政府应急处理机制的进步，但我们也必须清楚政府的应急机制的仍然不健全，这导致行动的被动和舆论引导的被动，这种被动不但增加危机破坏性而且损害政府形象。另一方面，我们政府缺乏危机后的保障机制同样不利于政府形象的塑造。危机后的保障机制不健全，不但致使危机受害人群危机时期的身心受伤，而且会导致危机后的社会问题，比如遭遇“非典”的幸存者，他们在危机时期得到了政府的关怀得以生存，但是由于药物的大量使用导致就严重的“后遗症”，而政府大多是危机时承诺危机后淡忘，后续的工作因为缺乏政府的关注而遗存。这种问题处理不妥善很可能会使群众形成不负责任的政府印象。这就要求政府不但要完善危机应对机制，并在危机发生时迅速启动，将危机事件控制在可控范围内或是将危机事件的破坏性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另外，还要完善后危机时期的保障机制，政府自身设立保障支持专项资金并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关注关心危机受害人群的危机后发展，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减轻政府负担，解决政府的危机“后遗症”潜在的社会隐患，还会因为媒体的广泛宣传树立负责任的，以人为本的政府形象。 （二）政府在危机面前各方面反应滞后，要抢抓“第一时间” 一方面，由于存在等待上级指示的问题，政府可能丧失消息时机，从而丧失引导舆论的先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在消息时不够准确、及时，甚至有时还存在迟报、漏报、瞒报的现象，致使上级无法根据真实的危机状况作出准确判断，贻误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导致危机负面效果扩大化，进而损害了政府形象。这就要求政府要抢抓“第一时间”。 首先，第一时间公布权威信息，运用政府独有的权威信息的优势，引导舆论走向。当然，这里也包括新闻会的信息，但是新闻要注意这么几点：要培养复合型的新闻发言人，从健全新闻发言人的选拔制度和程序开始做起；新闻发言人的谈吐，着装，驾驭媒体的能力都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和新闻发言人本身充足的准备；完善新闻会现场安排，可以尝试改变目前的新闻会现场人员安排，由单一发言人回答非技术问题，辅助以专业人员回答技术问题，或者采取新闻会现场连线形式，尽可能满足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还要讲究回答记者提问顺序的艺术，比如回答官方媒体与商业媒体顺序交替进行，国内媒体与国外媒体区别开来等等。这些细节的设计都直接关系到一场新闻会现场的传播效果，直接关系到能否塑造好良好的政府形象。从上述两个方面着手改善我们政府的信息制度以及新闻发言人制度，会对危机时期政府的危机公关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进而会塑造正面的政府形象。 其次，主要领导人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事件现场。就像汶川大地震后总理第一时间就出灾区一样，群众会被领导人的亲临所感染，这不仅显示出政府对事件的关注也展现出政府对群众负责任的态度。相比汶川地震贵州瓮安事件在这一点上就非常不到位，正是起初当地领导人的不重视才使得群众被黑恶势力利用引发了严重的暴乱。所以，危机公关中主要领导人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危机现场，这对于危机时期塑造负责任的政府形象十分必要。 （三）政府行政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要注重政府的人才培养 一个行政有效的政府离不开办事有效的人才。政府在危机公关时困难重重与参与危机事件处理的官员的危机处理素质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具体的政策制定，以及具体的执行过程都是人在参与。这就对公务员有较高的素质要求。一方面是领导人既要有利用危机事件塑造政府形象的意识，又要具备塑造政府形象的能力。第一，领导人要善于与媒体沟通，利用信息的权力，驾驭媒体。因为“媒体是有价值的，然而它在政治过程中却存在难以驾驭的因素”??这就要求政府领导人要有驾驭媒体的能力。具体方法上政府可以利用媒体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利用议程设置功能引导舆论。比如利用博客、微博等培养政府的意见领袖，通过人民信任的、德高望重的公众人物或权威专家等传播政府的信息，从而树立诚信的政府形象；领导人还可以利用媒体与群众互动，通过媒体获得群众对于事件的反馈，从而使政府的行政更加有的放矢，从而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形象。第二，领导人要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切忌盲目强制执行行政命令。有些领导人危机意识淡薄，处理事情缺乏经验，在社会矛盾出现时盲目强制执行行政命令导致事件恶化的事件屡屡发生。第三，领导人要改变观念，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树立负责任的，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形象。“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很难想象这是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问记者的问题，就是因为部分政府官员官本位的腐朽思想根深蒂固，服务政府的观念尚未扎根，有这样腐朽的领导人才一次次的抹黑了政府形象。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官员思想，树立服务政府意识，才有可能树立服务型的政府形象。否则，人民眼中的政府势必是不负责任的、人民对立的。另一方面，负责具体执行政策的公务员也要提高素质，包括树立服务群众意识，拥有“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等，以达到在具体的执行中树立政府切实为群众服务的形象。因此，只有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政府公务员队伍，才能为危机公关中的政府形象塑造加分。 综上所述，危机对于政府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政府处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进行形象塑造过程。在危机公关的过程中政府应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在危机公关的同时塑造正面的政府形象。 形象塑造论文:谈吉祥符号在企业形象塑造中的运用 摘要：中国传统吉祥符号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传承与发扬它，把其精神元素融入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之中，必定会使企业形象设计更具文化性与社会性。本文从吉祥符号的产生谈起，阐述了其产生的原因、意义，以及吉祥符号如何在企业形象塑造中运用。 关键词：吉祥符号、企业形象、图腾。 这个世界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当你试图认真地寻觅原先在身边的比较熟悉的东西时，它竟然会在无声无息之中悄然离去。于是，有人惊叹这个世界变化快！时光如大江东去般一往无前滔滔不息，“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然而，人世间也有奔涌千年的沧海、照彻古今的明月、四季华茂的常青树、永久流淌的不老泉，这就是吉祥符号。它是记录那些表达吉祥幸福的纹样、图案或文字。 吉祥符号的出现源于吉祥意识的产生。有人类的地方，就有人追求美好幸福，祈望吉祥平安。吉祥意识的产生来源于古人对生活的不安定感。先民们对人类自身疾病、瘟疫和死亡充满迷惑和畏惧，以为是魔鬼侵入体内作怪，需要借助某一物或神帮助他们向妖魔发起进攻，驱鬼逐妖，消灾灭害，保佑平安。因此，他们举行宏大的舞蹈，创造出他们认为魔鬼们害怕的形象，作为他们家庭、氏族的保护神。于是，图腾出现了。 图腾的实体是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甚至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形象，原始人最初将图腾当作祖先崇拜。再后来将图腾认作保护神。因此，图腾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保护神。继而有了自己的图腾圣地、图腾仪式、图腾物、图腾色彩、图腾音乐、符号图形等。这一点与当今现代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的内容，企业精神、行为规范、企业标志、吉祥物、标准色、象征图形等在形式上是多么接近啊！对于氏族成员来说，图腾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使氏族之间互相区别，维系社会组织，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记象征。这与现代企业所追求的企业内部员工凝聚力和互助精神以及追求品牌个性也是一致的。 中国各民族都有各自的图腾。同时，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图腾神——龙。中国人将它视为神灵，它既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也是帝王和皇权的象征。龙可以说是最大的吉祥物。中国人之所以世世代代执着地崇拜龙，一是历代帝王用龙树立自己的权威；二是龙崇拜中含有自然崇拜。中国数千年以农立国，而雨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为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将龙视为全民族的保护神。闻一多先生说：“龙族文化做了我国几千年文化的核心。”传说中龙有九子，各有不同的形象，并在不同地方保佑着中国人的生活。 作为龙的传人，龙的子孙，龙的应用无处不在，祭龙日、龙抬头、舞龙灯、赛龙舟等。因龙命名的地名、水名、人名不计其数。与龙有关的图案均有吉祥的涵义，如“龙马精神”、“龙凤呈祥”、“二龙戏珠”、“云龙风虎”、“鲤鱼跳龙门”等等。还有由龙形简化而来的图案，也包含着无限幸福的意义。 这种龙的意识，龙的象征，延续到今天现代企业形象的塑造上，被广泛地应用于商业活动之中。从全民族的图腾，成为现代社会某个企业品牌的指定符号，又因其独特的造型和处理方式为企业所用。以龙命名为企业名，品牌名随处可见：科龙空调、龙凤汤圆、金龙鱼、E龙网等等。以龙为标志的符号与吉祥物更是随处可见。具体的龙、抽象的龙、威武的龙、可爱的龙、拟人的龙、图案化的龙在中国各行业的企业形象中比比皆是。 这表明，现代企业形象塑造也在寻求吉祥的表达。 中国吉祥图形符号的资源极其丰富。它是中华文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典籍”。象龙这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自然中没有的吉祥物很多。除了龙，还有凤、麒麟、辟邪、朱雀、玄武等。这些吉祥物也被许多品牌作为形象代言人而采纳。 中国几千年传统吉祥图案及纹样经逐步挖掘、变化和改造成为中国企业形象标志，有方胜、云纹、如意纹、回纹、水纹、太极八卦、中国结等。这些纹样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如“方胜”图案被靳埭强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成司标，而且很成功。陈汉民在评价其司标时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其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且自然贴切，无牵强之感；其二，司标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其三，形象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标的‘功劳’。” 靳埭强设计有限公司司标设计是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和现代审美观的成功结合。司标巧妙借用“方胜”图案为基本框架。“方胜”是中国特有的吉祥文化图形化，它表达了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美好意愿，常结合“盘长”图案以传达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哲学思想，这是一种积极向上，对追求幸福生活的情感寄托，因此在民间广泛应用。靳埭强先生借题发挥，使自己的设计更有情感色彩，对内含的表达更具哲理性。 靳埭强设计有限公司司标设计，把握住了“以人为本”理念的向导性，赋予了公司的积极意义；公司与客户，公司与员工，对内与对外的合作，沟通，互诚互信的双向关系；以及包括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在设计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这正是公司所提倡的战略思想的表达。 利用约定俗成，在中国民众心中已经形成共识的吉祥图案应用到公司固有的内涵之中，创造出更新、更深层次的理念精神。这是很好的一步棋，使其设计更具有文化性与社会性。当然，靳埭强设计有限公司司标设计的形象虽源于传统“方胜”图案，但又不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象的再创造，使司标更加适应以后的展开使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成功的启示。 象靳埭强一样借用传统吉祥图案作司标的还有陈幼坚设计公司机构形象的“四喜娃”图案，把古老的图形注入新的意念。 再看中国联通的司标，司标是由一种回环贯通的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盘长”（即中国结）演变而来的。迂回往复的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寓意着信息社会中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井然有序，而又信达畅通。同时也象征着联通公司的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 倍受瞩目的北京2008奥林匹克申办标志，整体结构也是取自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盘长”籍以祝福北京申奥成功及2008年奥运会吉祥如意。 中国邮政电信总局，中国移动总公司的企业形象也用了吉祥纹样“回纹”。 可见，吉祥纹样在现代企业，特别是高科技领域里，也有其独特的、内涵丰富的象征意义。 CI精神来源于欧美，如何“洋为中用”是改革之初企业决策者头痛的问题。创建有中国精神的品牌形象就是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由赵琛设计的《人民日报CI导刊》标志，可以说是“中国CI事业的导航塔”。标志整体造型取材于天安门前的华表和天坛的云纹纹样，其构图又巧妙地演化为“中”字，以表明中国型的本意，通过艺术手法处理化为英文的CIS，以表明作者创意深处的东西方文化融为一体的“中国型CI”的精神实质。标志整体图案流畅自然，刚柔相济，古朴中透露着时代精神，显示出凝重的历史美感。 在这里，传统吉祥纹样的应用更具它独特的民族情感。 中国吉祥符号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及丰富的内涵。同样可以得到国际上跨国公司的肯定与应用。 由北京视新广告公司设计的摩托罗拉公司年度报告书（1997年）。选用了具有象征意味的传统吉祥图案。在诞生篇里，用了丹凤朝阳图像，曰：丹凤朝阳，应召而生。在人才篇里，分别选用了龙和鲤鱼图像，曰：育龙之后代，铸华夏伟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以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使一家美国企业融于中华文明精髓。该书设计完毕，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好评。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伯瑞德与亚克斯曾在《市场审美》一书中评论： “摩托罗拉的年度报告书，恰当地运用了中国的象征和成语等表现手法，丰富而准确地反映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多样性发展。例如：凤凰图案，象征着幸福和财富；虎的图案，象征力量和使命；帆船，象征生意兴隆；梅、兰、竹，既象征着勇气、诚实和灵活，又表达了摩托罗拉植根中国的战略思想；成语“如虎添翼”和“同舟共济”，则分别表达了摩托罗拉截至1997年在中国的12亿美元投资的魄力和与中国共同发展的决心。” 中国的汉字也是非常丰富的设计之源，含有吉祥含义的汉字被用作企业名称的非常之多，有：福、禄、寿、乐、荣、华、鼎、盛等等。用“福”字作标志和名称的最多，福临门、福满多、来福、福多……。中国人还特别讲究吉祥数字，如3、6、9、8、4等。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人基于一个概念，即所有复杂东西都是由简单性中产生的。中国人认为三为多，九为无限。传统戏剧中四个卒就代表千军万马，以少胜多。中国企业以吉祥数字命名的也有之，例如：三九集团、喜六食品。 这些以吉祥图形和吉祥数字为元素的企业形象符号是“中国人文化意识和形态哲学观念的体现，它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包含科学合理部分，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二是它的想象性和创造性，体现了中国人对吉祥幸福的向往”（司徒虹）。 当然，我们应用传统吉祥符号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老祖宗的东西并非都是“凡是民族的，进而又是世界的。”中国吉祥图案萌发于人类童年时期，成长和发展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它必定会从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带出封建文化的印记。应该明白，一些传统吉祥图案存在有迷信、落后的糟粕成分。所以我们要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去伪存真，让其具有民族性、现实性的一面得以弘扬光大。如前所述的，中国联通、申奥标志都是很好的例子。 但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套用。造成了龙凤满天飞，云纹如意纹正过来倒过去都能见到的场面，这种单一的创作思路应及时刹车。《新周刊》封面曾刊登中国航空公司的所有标志，以凤和鸟为素材的标志占了绝大多数。这些标志好象除了说明“飞机会飞”这句谁都明白的废话以外别无他意。每个航空公司有其不同特点与优势，有其不同的企业理念。形象首先要传达理念，是为了区别而非跟从。如何在形象塑造上与同行拉开距离，树立“我就是我，我与别人不同”是企业形象定位的依据。 自从靳埭强先生八十年代推出了中国银行标志以来，外圆内方的“孔方兄”似乎就成了中国金融机构形象的唯一象征物，剩下的就只有在图形细节，表现形态、色彩上做文章，诸如建行、工行、农行、汕头市商业银行等。这样一大堆“孔方兄”。使诸多银行失去了自身的个性。可喜的是，深圳商业银行、上海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了全新的银行形象。它突破了银行必用古铜钱的旧模式，多了一些人情味而少了一点铜臭，创造出一种温馨和亲和力的形象，改善了银行古板的面孔，体现银行为市民服务的宗旨。这种敢于突破陈规的设计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经典的吉祥符号时也切莫依样画葫芦，要把握好其精神实质，以免落入俗套，要将内涵化为修养，然后在设计中自然流露。这一点靳埭强先生的设计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知道，在传统纹样中也有一些不美的东西。我们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应用。若不加清理、改造地直接搬用，既没有时代性，缺乏创造性，也是与现代企业形象所不相符。如在名称中用荣、昌、华、贵等字，让人感到既老又旧。如何清理传统吉祥符号取其元素精神，与现代设计语言重新组合，使企业形象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不仅是设计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同时也是企业决策者应当考虑的问题。 吉祥符号的应用，还有注意其世界性的问题。 今天的世界，由于经济一体化以及网络通讯的直接影响，使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趋向同质化。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主流消费阶层的年轻一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审美、意趣情感与世界各地青少年都一样，都在向一个国际化标准靠拢，他们都穿T恤、穿牛仔、吃汉堡、喝可乐、上网聊天购物等等。一切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都在逐步趋同。所以中国的品牌要走出国门必然要有其世界性。 那么，中国品牌如何做到世界性与民族性？我们认为，现代性产品要考虑国际化设计语言，在创作中了解世界民族大文化区域和文化禁忌：如海尔品牌的吉祥物不能在中东地区应用，因该地区是禁止光着身子的。我们只有找到跨民族文化的人类共通之处的符号表达，才能塑造国际性品牌。而中国地域性产品则应强调民族性，如文化旅游，中国工艺品等，要表达民族特色出生地，挖掘文化符号中不可替代的文化附加值。切莫使一个从纽约来北京观光的游者，看到的北京跟纽约一个样，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如何用祖国传统文化精粹，以国际化语言来表达，是历史交给我们设计师的沉重使命。 中国吉祥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处独特景观。它题材之广泛、内涵之丰富、形式之多样、流传之久远，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即使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中，它那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也丝毫不会逊色。把吉祥符号的精神元素融入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之中，必定会使企业形象设计更具文化性与社会性。 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世界的设计语言，共通中汇成现代设计艺术的长江黄河，浇灌自己，奔向世界。将设计艺术民族化、现代化，推动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历史交给我们新一代的伟大任务。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栏目专题现状管窥 【摘 要】《新闻联播》传播天下大事，关注民生。近年来，省级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以河南电视台《河南新闻联播》为例，针对电视台时政新闻栏目专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新闻联播；主流媒体；报道；会议报道；专题 自电视机普及以来，《新闻联播》以庄重的风格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后经过约四代的传承和发展，《新闻联播》突破以往的报道风格，进行大型主题策划，并从百姓视角看社会，关注百姓、贴近百姓、走进百姓生活。以河南电视台《新闻联播》为例，将从主流媒体价值、系列报道、会议报道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彰显主流媒体价值 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成为大众最为接受的一种接收信息的方式，但是，思想、层次、文化等问题都影响着社会各阶层人们对互联网信息的接受程度。此时，主流媒体的价值得以彰显，在主流媒体的信息更具有信服力，引导大众舆论方向，掌握话语权。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近几年，《河南新闻联播》以这个重要节日为契机，春节期间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栏目组在“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大型主题报道的基础上，先后推出“文明河南暖暖新年”“感恩拜年送祝福”“节日里的坚守”“新春台湾行”“春满中原欢乐多”“新春喜事多”“文明河南务实创建”等系列报道，通过记者深入基层的实地采访，生动展示了基层群众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风貌，反映了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该省民众欢度传统佳节的喜人景象，体现了主流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价值导向和“三贴近”原则。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时期，《河南新闻联播》重点关注全省各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关键词的形式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通过时政会议新闻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使受众直接了解新政策、明确新任务、学习新精神。传播权威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凸显了时政新闻节目宣传报道的价值。 例如，2014年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举行开幕式，在对开幕式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加入了新闻特写《发挥特色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次日继续推出新闻特写《智能终端智慧生活》，不同报道形式相结合，不拘一格，出新出彩，避免了会议报道的程式化、公式化。如何创新会议报道，彰显主流媒体价值，是时政新闻栏目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二、系列报道点亮荧屏 系列报道多是重大或重要的事件，但一般不是事件性新闻，所以可以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的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 “郑欧班列万里行”系列报道，派出精兵强将，走出国门，站位高，擅统筹，有效实现了该题材重大新闻价值的报道与挖掘。在《河南新闻联播》中每天播出一集，还专门“量身定做”系列报道宣传片花，并在报道第一天配发《开栏的话》，形成了集成式、大规模、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报道格局。 如《郑欧班列：集货范围覆盖大半个中国和亚欧》，通过对相关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采访，选择小的切入点，以小见大，以具体的小事例，展示大背景，反映大主题；再如随后播出的《郑欧班列：一单货物通关最快10秒钟办结》，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报道经济新闻，具体的故事与宏观的经济形势有机衔接，点面结合，增加了新闻的趣味性和可视性。《高端访谈：专访德国汉宏国际物流公司总裁克劳泽赫尔曼》则将报道的形式向人物访谈方面延伸。 总之，“郑欧班列万里行”系列报道点亮了荧屏，堪称一组精心策划、精良制作的成功报道，显示出《河南新闻联播》作为权威主流媒体，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捕捉整合信息的超强能力。 三、增强会议报道感染力 为避免新闻形式内容^于单一，使新闻报道更加喜闻乐见，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提升时政会议新闻的效用，《河南新闻联播》改进会议报道模式，设置《两会记者观察》和《两会热议》两个板块，采取精彩实况、记者出镜报道、新闻特写、现场采访等形式，和编辑制作相配合，正确把握了舆论导向，突出了媒体自身的个性，增强了会议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如2014年1月播出的《政协第十一次河南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等，采用会议同期声，丰富会议报道语言、突出会议报道主题；《两会记者观察：节俭节约成两会“新常态”》，记者走出会场，向观众呈现委员们的“吃、住、行”，改变报道切入点，创新报道的表现手法；《两会记者观察：“深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引热议》，大大提升了报道覆盖面，实现了传播效应的最大化，为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政新闻论文:开拓高瞻远瞩的时政新闻 对全国性政情话题做出独立采写报道，在《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样一家地方媒体，渐渐成为一种常态，“南都”高端时政新闻（就是对全国全球重要时事动态或政要人物进行的重头报道）的开拓计划正得到有效执行。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关于高端时政新闻的报道，除中央级媒体的正统报道外，地方媒体基本放弃甚少主动出击进行高端时政新闻的采编。因此“南都”此举也就有了一定的探索意义。 “南都”的高端时政报道实践 对于高端时政报道，应该说从2007年十七大开幕前夕，“南都”才进入自觉实施期。半年来，出现了两次报道高潮。 第一次报道高潮，从2007年9月中旬开始，”南都“推出了一系列十七大报道 这次十七大系列报道，是在报社主要领导的直接统筹指挥下推出的。在会议的每日进程报道之外，“南都”在十七大预热和召开期间设置“五年新政”、“国是开讲”、“会客室”等专栏，邀请了一批时政专家和一把手官员，以系列政论性通讯的形式，对十六大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变迁，进行深度分析。 在十七大闭幕之际，为了准确、深刻解读十七大精神，地处广东的“南都”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高端论坛“历史新起点―――北京论坛”，邀请了23位权威专家在京召开座谈会，对十七大的新思维予以解读。 在此期间，“南都”还推出两个特刊。2007年10月22日中午“南都”第一时间推出16版号外《前进！进！》，对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全面介绍，其快准、精编、详实的风格赢得当天市民欢迎，这也是当天广东省内唯一独立销售的号外。10月29日，“南都”再次以16版的规模推出十七大报告解读特刊“国是论衡”，将论坛发言和十七大新名词予以梳理。 通过十七大报道，“南都”与一大批引领中国政经学界的权威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是初步建立起实施高端时政报道的智库。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大系列报道荣获2007年度广东新闻奖一等奖，都市类报纸向来以社会新闻见长，这一奖项表明，“南都”在时政新闻方面的开拓已获得广泛认可。 第二次报道高潮是在2008年年初的全国两会 这次两会报道，承续了十七大报道的模式，除了原有的品牌栏目“国是开讲”、“会客厅” 等，最大的亮点是：“南都”在北京举办“广东解放思想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一到广东就疾呼”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南都”适时在两会期间举办这次论坛。在论坛上，高尚全与任剑涛两位先生以“全国”与“广东”两个空间参照系，进行了“南北对话”；以周瑞金（皇甫平）为代表的长三角学者与以任剑涛、金心异为代表的珠三角学者，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区域发展模式展开了“长珠对话”。与十七大期间的“历史新起点”论坛不同的是，这次论坛立足全国，但聚焦在广东，以全国专家“会诊”广东的政治经济的现状与前景，为其把脉。参加论坛的还有蔡定剑、杜钢建、应松年、朱学勤、石小敏等活跃于政法与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南都”智库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这次两会是五年一次的大换届，人大、政府、两院多有易人，一些明星官员也就分外引人注目。在这期间，“南都”推出了若干人物特别报道。比如，《“小女子”如何步入政坛的》，“南都”采访了时任中央干部考察组成员的刘义才，首度披露当年49岁的吴仪如何被考察，于1988年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副市长而正式从政的往事。此外，还报道了刚刚卸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国家审计署前审计长李金华等人。 日常的高端时政报道也时时见诸报端，成为“南都”的一个常态的新闻品种 包括外派采访，以及伴随动态新闻而进行的政策解析、人事分析，早在去年4月，随着总理的“融冰之旅”，“南都”就已经派记者去日本呆了20天。记者采访了包括日本前驻华大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佐藤嘉恭在内的10位日本政界名流，采写了《“融冰”之后，要努力把冰水捂暖》等一系列高端访谈，这是介入高端时政的一次成功尝试。 由于初步建立了高端专家资源库，“南都”对国家大政方针和高层人事变动，往往能找到合适的专家予以咨询与解读。今年3月底，中央宣布，姜异康任山东省委书记。对于这一变化，记者根据有关专家的观察分析，成稿《把中央智库经验拿到地方去实践》，把一些省部级官员的从政经历归纳为“任职地方―――调任中央党校（或国家行政学院）―――掌舵一省”模式，从中看出中国官员培养方式的一些精微变化。在对省部级以上官员的职务变化、履职表现等，高端智囊的观察无疑是较敏锐的。 在采写与编排方面，“南都”的高端时政报道也有自己的特色 在人物报道上，“南都”和传统的中央媒体报道有较大不同，充分发挥了都市类报纸一贯擅长的生动与灵活。报道不过多地在意识形态上着眼，而从日常生活、人情人性、现实问题方面下笔，尽量贴近读者。仍以吴仪步入政坛的报道为例，记者通过采访其老友、当年的中央干部考察组成员，来介绍这位富有个性的官员。在谈论“政事”之外，还花了相当的篇幅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吴仪，她的婚姻观、业余生活、性格特征等。以平视的眼光“打量”一位高级领导人，这在一个地方省级媒体独立采写的稿件中，是不常见的。 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报道与解读上，“南都”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与操作模式。其一，寻求话题的公共性。比如，在组织“国是开讲”栏目的新闻选题方面，就选择了“股市前瞻”、“政府税收的开支”、“大部制实施之难”等可引发公众话题的焦点议题，予以深度剖析。其二，寻求高端时政的通俗表达。“高端时政”往往涉及基础性理论和官方习语，相当多的媒体，为了怕表达出错，就刻板地按照官方文件，不敢越雷池一步，使报道缺乏传播效果。“南都”在新闻采编方面力争话题深入，表达浅显，采取和专家学者对话的方式，尽量用口语表述，以事例贯穿，同时讲究版面元素的丰富多样。比如，十七大与全国两会报道，专门开设了“国是开讲”，就是采用了记者与权威专家圆桌对话的方式，展开一个个通俗的热点话题。 高端时政报道的意义与面临的问题 “南都”关于“大时政”新闻品种的开拓，兼具有两种意义：一是增加了一种极具竞争力的新闻品种。“南都”近些年来以时事评论与深度报道，在全国综合性日报中享有盛誉。目前，在媒体市场化程度相当高的广州，一城有6家综合性日报，竞争激烈，报纸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如何开拓出新的新闻增长点，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推出高端时政新闻，报道中国高层政治动向，关注国内国际政经热点，“南都”在地方媒体中无疑是棋先一招。 二是可争取高端主流人群。多年以前，都市报类新闻多以鲜活的社会新闻扬名报坛，已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主流媒体。而今，高端时政新闻的推出，对于主流人群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政界人士是这一板块的报道对象，他们掌握信息、拥有权力、控制资源、决策政治。与此相应，政界人士也是这类报道的核心读者群，商界人士、中产阶级对这类报道也有天然兴趣。 虽然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政府透明程度不断增加；虽然更多的专业人士愿意就时事热点发言，媒体对高端时政的报道有了一定的开拓，但由于中国国情所限，目前地方媒体在高端时政的采编领域仍有颇多难处。 1．采访还是偏于外围，对新闻的核心不易接近。同属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南方周末》的编辑，在总结他们的时政报道时曾经感叹：“我实在不忍心再去‘压迫’记者了，真的不愿意。有一篇稿件，为了一个信息源，居然打了将近70个电话，其中的60多个人，几乎是在知道我们是记者时就选择直接挂掉电话。”虽然被拒的频率不会大到如此夸张的程度，但类似遭遇对于“南都”记者也属于常态。难以获得最核心的事实，在高端时政新闻领域颇为常见。不少政府部门的当事人宁愿少一事，不愿多一事，即便记者找上门也是三缄其口。从近半年来“南都”所接触的高端时政采访对象来说，多为退休官员和学院派人物，他们要占80％以上。 就是同政府联系密切的研究机构也不易接触（如国务院研究中心、财政部财政金融研究所等直接隶属于政府机构的智囊）。直接采访到的在任部级官员屈指可数，他们在公开会议之外，很少愿意接近媒体。 2．观察与分析还欠深入。这和远离新闻核心相关。比如，今年3月两会结束，国务院等组成人员换届，“南都”立即采写了近4000字的《法学家首掌最高检察院》，对一府两院的领导成员特征进行解读。该篇新闻分析被不少门户网站挂在较显眼的位置，报纸的转载率也颇高，有一定影响力。但实事求是地说，其中对一府两院组成人员的年龄与专业的分析，只具统计总结意味，而官员升迁与调动的更具体更本质的原因，我们还难以知悉。原因在于，组织部门的知情者没有发言，核心智囊没能现身说话。由非政府一线决策人士来披露，这样得出的新闻分析与政策阐释，往往就“隔”了一层。 3．对政经形势尚少独立担当的判断。2007年9月24日“南都”刊发《如牛市生残夜股指逐浪高》，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负责人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文中预言：中国10年牛市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见报当天，就被各大门户网站挂在显要位置，对股市造成了一定影响。随后“南都”又发表声明，表示昨日发表的专访不符合被采访者原意―――等于否认了昨日报道。原因在于，这名负责人的谈话可能会大大影响股事行情，出现政府不愿看到的局面。 4．地方媒体全国和国际性的新闻资源相对匮乏。目前，“南都”驻京记者只有寥寥几位，部委记者对中央机关与各大部委的重要信息了解还很少，可以说是挂一漏万。至于出境对东西方各国热点时政新闻采访，还远远做不到统筹规划，形成制度。 不难看出，地方媒体的高端时政报道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但显然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随着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在不久的将来，地方媒体也许可以增加驻京记者，更加自由地接近中央决策核心层，使报道更加具有权威性。甚至可以派记者出去，现场报道美国大选，观察英国议会政治，调查印度国情，远赴南美考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比照和借鉴。 从长远看，一个媒体要令人看重，关键是它的报道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趋势。这样的媒体，无论政界还是商界都会关注你。高端时政报道到了一定的火候，比的就是资讯迅捷、判断准确，比如《时代》、《经济学人》，全球政界商界的精英都要看。这就是高端时政新闻报道的理想境界，也是《南方都市报》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要闻部主任助理） 时政新闻论文:把握时念 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中，其中的10年是做电视时政新闻报道，因而有幸在、两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对这些年来电视时政新闻的改革，我可以说是亲历者和实践者，而获得中国新闻奖的《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新闻片，也正是电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中的一个作品，而且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品。 一、对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的认识 一般来说，时政新闻是对党和国家的最新政治活动以及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的重大事件的报道。简单地说，就是对党和政府机关、领导层的一些会议、活动、讲话，包括作出的决定，出台的文件、政策等的新闻报道。 可能一些人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时政新闻不好做，它题材重大，参与者层次高，场面隆重、盛大、严肃，报道条条框框多，各种规矩多，有通稿的限制，往往给人以“重要而不好看”、“严肃而不活泼”、“板着面孔说教”等印象。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时政新闻承载了大量的政策、信息，代表了党和国家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主张和方针、政策，从普通百姓的生活到整个国际社会，无不受到影响，它往往集时效性、重要性和广泛性于一身。正是因为时政新闻的这种特质，我们要真实、准确、及时地报道时政新闻，这是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基本要求。 但是，对于这个领域的媒体从业人员来说，应该在遵循“真实、准确、及时”报道的基础上有更高的追求。追求什么呢？我认为，要追求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形态，是事物的内部变化与表现形式。传播形态，就是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所谓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就是指新闻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受众在接收事实信息的同时，还能接收到与当今时代特质相吻合的内涵信息。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传播形态应该是与时代共进的。在总书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所以，我认为，时政新闻的内涵信息应该是一种对人的尊重、温暖、关切，这种人文关怀的内涵信息将使新闻的事实信息直达观众的心灵深处，激活他们心中的情感波澜，达到有效提高新闻受众到达率的结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涵信息并不是我们随心所欲增加的，而是在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有时代特征的新闻内涵的挖掘得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更加自觉地领会信息内涵的深刻意义，在实际操作中把所做的时政新闻区别于就事论事的报道。 二、时政新闻传播形态创新分析 新时代对电视时政新闻传播提出了新要求，成为了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的动力源。在深刻理解这样的认识，并取得有关部门认可之后，我们从2003年底开始了电视时政新闻的创新尝试。经过几年的积累，到现在已经逐渐摸索出一种形态较新的时政新闻报道体裁，我把它称为“特写式消息”。总的来说，这种体裁从新闻内容上看，是核心事实到过程事实的延伸；从领导人形象的塑造上看，是从“政治家”到“自然人”的延伸，让观众感受到“执政为民”的领导人，本身也有一颗平常的心，也有百姓的情怀，也有普通人的行为动作。这种从电视新闻体现出来的政治家的人性特征，无疑对他们执政理念的人性特征做了一个真实的注解。具体来说，“特写式消息”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它的播出时长通常在4～8分钟左右，有一定的容量；其二，它的画面特点有两多：特写镜头多，运动长镜头多；其三，它的声音特点也有两多：同期声多，背景声多。其四，它的内涵信息是正面的，向受众传递了爱心、关切、体贴、喜悦等积极的情绪。可以说，这样的新闻，饱含着浓浓的爱意。因此，它的传播效果是生动而富于感染，饱满而内含张力。这里通过《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来做具体的分析。 1.时空架构 先看时长，片子时长为4分钟，配音解说为600字，以电视播音员每分钟300字的语速，2分钟就可以念完，多出来的2分钟是什么呢？就是生动和具有感染力的现场画面和声音，在片子的结构中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同时也给受众培养一种氛围，一个沟通的气场，给人们的思想留出咀嚼的空间，引发受众对新闻由表及里的多层次感受，在实际传播效果上大大区别于就事论事的新闻报道。 2.拍摄手法 （1）特写镜头应用 这个片子当中共有44个镜头，其中特写镜头有11个，为总镜头量的四分之一。电视新闻的最大特点，是利用直观传神的可视画面，拉近新闻事件与受众的距离，从而使观众对陌生的报道对象有具体的感知印象。不同于报纸可以通过比较详细的文字材料解释现象，电视新闻是通过转瞬即逝的画面来锁定观众的视线。因此它应该有合适的特写镜头，传达新闻精髓，表现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情绪内涵，否则就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更难使他们产生深刻的印象。 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中，除了营造节日气氛的一些环境特写镜头外，可以看到，“手”是特写又是亮点。在片子中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与90岁的老红军刘天佑拉家常，镜头从两双紧握的手拉开到两个人亲切交谈；第二次是胡总书记在延安安塞县侯沟门村与村民共同看表演，镜头从他轻松愉快的表情摇到轻抚一个小孩肩膀的双手；第三次是总书记在村民康海发家中做年糕的手；第四次是炸年糕的手。特别是做年糕的一系列动作，可以说是观众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的领导人很家居化的手部动作。一连串的动作特写镜头，真实传递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基层百姓相处时的随和、体贴、关心，使这双手显得格外有情。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手可以感觉到震幅只有0.00002毫米的震动，是人体中触觉最为敏感的地方。看一个人手的姿势变化，往往能及时捕捉到他发出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往往没有修饰，很真实，有时一个温柔的爱抚胜过千言万语。在几年跟随在身边拍摄的经历中，我发现他的手往往能传递出很多感情信息。2006年，我随队报道胡主席出访印度，在紧张的行程中，他专门抽出时间看望对我国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柯棣华大夫的亲属，当时的场景让现场的人很感动。他在交谈过程中一直用手长时间搀扶着柯棣华大夫的亲属―――一位老夫人，嘘寒问暖；他在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老朋友”的同时，手部动作还透露他对一位普通异国老人的体贴。我拍的镜头是从胡主席脸部高兴期待的特写，往下摇到胡主席与那位老夫人先握即扶的双手，然后往上摇到老夫人的脸部特写。动作无声却意味深远，新闻播出后反响十分强烈。 2004年1月21日，是猴年除夕，我跟随报道胡总书记赴河北张家口考察，在拍摄中综合运用了推拉摇移等多种手段，突出了总书记在农民家里过年包饺子的手部特写，以及总书记在路上给村民拱手拜年的场景，使新闻《在河北考察工作，进农家包饺子与民同乐》产生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和听觉感染，播出后引起了境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美联社1月22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当天播出的新闻中，身着一件简单黑风衣的中共总书记，在河北省的农村与村民们一起包着中国农历大年三十除夕夜的饺子。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电视画面，也是让总书记展示出自己新形象的画面。在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把一些肉馅放进饺子皮中时，他强调了已成立一年的新政府的首要任务，那就是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贫困地区。美联社认为，与村民们一起包饺子的新闻，是今年春节最被中国人关注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国中央电视台还在他包饺子时，特意给了手的特写。”其他境内外媒体也纷纷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发表各种积极的评论。这个片子获得了2004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长镜头应用 我们再回到镜头上，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中，还运用了通常在纪录片中出现的运动长镜头。它表现的是总书记与村民一起扭秧歌，这个镜头拍摄长度超过1分钟，实际播出了12秒，在新闻报道中是少有的。镜头先从总书记摇着扇子拉开到整个欢乐的队伍，在他前进动作中跟焦，再推到他脸部特写，他不时与旁边的村民进行眼神交流。其中没有解说，只有锣鼓作为背景声，快乐中伴随着体贴与温情。总书记与老百姓一起过年，体现了总书记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与民同乐的高尚情怀。 长镜头在我国纪录片中的运用，我记得早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望长城》等纪录片中出现，后来又在《中华之门》、《》等纪实性纪录片中被成功采用。它在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镜头内，运用推、拉、摇、跟、移的手法，多层次、多景别地表现同一主体，保证时空的连续性、完整性和真实性。这种纪实性的长镜头，使观众看到一个不间断的新闻事件和一个不分割的新闻现场。随着新闻进程的变化，观众产生强烈的参与感和现场感，形成特有的氛围，给观众以视觉冲击力和情绪的感染力。 事实上，总书记与村民一起扭秧歌的这个场景，也成为新华社对这一新闻报道的主题摄影镜头。而同样，作为电视镜头，总书记扭秧歌也将是一次标志性的历史画面，并在整个片子中形成收看的情绪高点，充分体现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3.声音处理 （1）同期声应用 《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在同期声的处理上也是特别丰富的，共有三处，都是总书记给老红军和村民拜年，拉家常的温情大白话。借着与康海发一家人喝米酒吃年糕的时机，他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的就是要让广大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也就像乡亲们过年吃年糕所想表达的意思那样，要让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一年更比一年高。实实在在的话再次表现了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执政为民理念。中国人对春节讲究团圆，而团圆，意味着不疏离。从政府的角度讲，政府官员不能与老百姓，尤其是身处困境的老百姓相疏离；从公众的角度看，任何民众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掉队。从片子中，我们对“团圆”之意有了新的感悟，它跳出了单纯的家庭欢聚之意，是一种精神状态上的回归和团聚，与人们心中的祥和、幸福、和谐等概念都有所关联，既有“团圆”之意，也是“和谐”之举。 同期声的出现，是我国电视节目创作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次革命，在长篇豪言壮语或华美词汇堆砌而成的解说词中，让一个人用自己的嗓音和语言向观众说几句话。逐渐地，中国的电视观众可以从电视屏幕上听见许多“不同的声音”，使观众感受到了作为电视接受和参与主体应有的尊重，同期声成为电视人手中“拉近观众”的一张王牌。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曾说过：“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 （2）背景声应用 在背景声的应用上，片子中也是很丰满厚重的，是一般时政新闻中少见的欢乐的鼓声，愉快的笑声，激动的掌声，共有7段，加上3处同期声，这些写实音贯穿片子80%以上。有人说，电视画面是有画框、有边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声音则无边无框的，它的空间大于画面，是无限的。在传播过程中，背景声或者叫“写实音”作为一种“场信息”对观众来说都是重要和有效的，起到了扩展画面空间，增加真实性和引发观众联想的良好效果。 4.内涵传递 在4分钟的片子中，它的画面多是亲切的笑脸，喜庆的窗花，热闹的秧歌；它的声音多是关怀的问候，激动的掌声，喜庆的音乐。带给受众快乐的内心体验与情感反应，自然地传递了我们想要传递的新闻内涵信息。 在传统的新闻形态中，往往只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并不太多考虑如何影响观众看完新闻后的情绪感受，只体现了信息短缺时代媒体的“告知”功能。而我国目前处在转轨与转型的特殊时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向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处于迅速深入的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探索与逐步完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媒体应当在新闻传播中增加良性情绪的传递，承担起创建和谐社会的传播责任。情感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情感分为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正性情感是高兴、满意等令人舒适的心理感受，负性情感是烦恼、痛苦等不舒适的心理感受。新闻内涵信息给受众的刺激，并不作用于生理需要层面，而是作用于社会性需要层面即心理需要层面。 例如我们要报道央行加息的新闻，如果简单处理，只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加了多少个百分点，要还贷款的观众看了之后可能就会产生焦躁的情绪。如果我们接着给观众算算账，告诉储蓄的人怎样做才能增加存款利息，还贷的人是选择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以更合适自己的财政情况，他们就能理性看待这个事件，新闻也就有了人文关怀的成分。又例如对前段时间引人关注的“高跟鞋踩猫”事件的报道，如果媒体只是渲染令人发指的画面，只会引起社会的越来越高涨的激愤情绪。而我看到《新闻调查》栏目却是从调查分析人的不正常宣泄心理入手，最后提出关注人的精神健康的潜在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之后，精神家园该如何建设？这同样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理念。 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的片子中，从拍摄手法、声音铺排、结构组合三个前期要素上，都按照创新传播形态的要求做了不一样的设计，保证了新闻内涵信息的传递，激活了受众群体的情感，创造了和谐的传播环境。这样的时政新闻形态，从传播效果上看，实现了由事实信息到内涵信息的递进，达到了电视时政新闻内容上拓展、形态上创新的效果。 三、时政新闻传播形态探索回顾 时政新闻一直是我国新闻报道的敏感地带，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出台《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把新闻改革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也成为时政新闻改革创新的一个启动信号。2003年12月12日至17日，胡总书记到山东、河南两省考察工作，其间会看望黄河漫滩受灾群众。在出发前研究报道方案的记者会上，我提出了创新报道方式的想法，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提出建议，除了常规新闻外，可否制作偏重特写的一条消息，得到上级可以尝试的意见。在5天的视察活动中，我们克服了救灾帐篷拍摄区域狭小、没有专业录音设备等困难，拍摄了600分钟的新闻素材，完整、清晰地记录下胡总书记向灾民问寒问暖的感人画面和大量有完整同期声的素材。在完成“规定动作”，制作播出消息《在山东、河南考察工作》的同时，还在回来的当天12月17日成功制作播出了一条8分钟的特写消息《中央惦记着你们―――总书记黄河滩区看望受灾群众记》。片子中首次突破了以往时政新闻画面拍摄的常规，出现了大量纪实长镜头，现场同期声，面部表情特写和一系列动作特写。新闻播出后，胡总书记关切的面部表情，以及在灾民救灾帐篷里“解粮袋，掀锅盖，摸灯绳”等动作和大量深情的同期声引起观众热烈反响，并得到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成为我国新时期时政报道的一次破冰之作。 之后，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亲民活动不断，2004年春节，胡总书记到河北省喜顺沟村与村民包饺子过除夕；温总理探望了河南郑州市的几位低保户。2005年春节，胡总书记到贵州和农户一起打糍粑；温总理去了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和艾滋病人家属共度除夕。2006年春节，胡总书记到延安同老区人民炸年糕迎新春；总理则来到山东济宁菏泽农村过节。2007年春节胡总书记来到甘肃会宁县大坪乡，与村民剪窗花迎春节，而温总理则到辽宁抚顺棚户区看望困难群众。还有日常到各地的视察活动，都给时政新闻创新提供了很好的题材和空间。现在，这种“特写式消息”的报道形态已经在领导人每次的国内考察中实施，并由国内活动向出国访问等外事活动延伸，像《长青松旁话友谊》、《主席看望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官兵》等都是在出访期间制作的。 我很高兴地看到，国内外舆论也从这些时政新闻的新形态报道中找到了新的评论角度，像2004年春节美联社评论的“饺子新政”，有媒体还作出比较：它们统计美国总统从就任到2006年8月，到戴维营度假共78次，回老家克劳福德镇的牧场共50次，累计319天；而中国领导人在节假日里往往都会出现在老百姓身边，从而得出“饺子政治”和“金元政治”的对比。从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连续几年在中国最隆重的节日里赶往农民家里过年的行动中，很多媒体得出这样的判断：这体现了领导人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昭示了中国政府想要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从而规避社会不稳定因素、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心。虽然新闻中领导人讲的都是平常的话，做家常的动作，人们却似乎从中领悟到更多的意义，产生了积极正面的传播效果。 从2003年到今天，大约5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去创新时政新闻的报道手法，共制作了“特写式消息”近百条，除了2007年获奖的《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外，产生较大反响的还有像《总书记陕南问农情》、《小院里的笑声－总书记走访农家乐》、《太行精神永存》、《在贵州看望劳模和群众与大家共迎新春》、《总书记踏雪看望坝上乡亲》、《在重庆市看望慰问遭受暴雨洪灾群众》、《到宁夏考察抗旱救灾工作》等一系列的电视新闻作品，初步奠定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创新的基础和方向，与日常形态的时政新闻一起，形成层次丰富，形态多样的时政新闻群体，从而把新一届领导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的亲民形象逐渐生动地树立了起来。 四、结语 巴金先生曾说，文学能给人光热和希望，能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这个世界。我认为，电视新闻也应该有人文关怀的品格，传递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传递爱和温暖的力量，它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民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我们团结一心，向着更加美好的和谐社会迈进。 电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的点滴推进，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条件。我有幸生活在一个亲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我有幸跟随在时刻把基层人民生活放在心上的领导人的身边，我有幸工作在一个不断提升新闻价值观认识的团队中，我有幸自己在时政新闻这块宝贵领域里耕耘的时时刻刻，都保持着创新的激情。期待通过同行们的共同努力，让时政新闻产生更有魅力的传播能量。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时政新闻部）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都市化解读 时政新闻市民化是都市媒体实践“三贴近”的客观要求，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民的关注点逐渐从生存需要转向发展需要，个人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作为面向市民的都市媒体，在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就时政新闻而言，进行什么样的深加工才能使其更加符合市民口味儿，是摆在记者和编辑面前的一道课题。 一、找出市民关切点 时政新闻要做到“三贴近”，首先应从新闻中找到市民的关切点，以拉近新闻事件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一般而言，市民对本地新闻的关注胜过国内新闻，对国内新闻的关注胜过国际新闻。在做离市民最远的国际时政新闻时，尤其要注意拉近与本地读者之间的距离。比如最近缅甸果敢地区暴发冲突，在新闻时，不妨加上战乱背景，告诉读者果敢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今当地居民多是华裔，以拉近读者对战乱地区居民的身份认同，这样能够大大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多元化催生了市民关切点的不同。“新闻每天发生，视角各有不同。”这是央视的一句广告语，它提醒媒体人：即使站在市民的视角做新闻，也得做到不拘一格。 以神舟六号飞船航游太空为例，一些媒体介绍“费俊龙一个筋斗翻出七百里”，见证中国人现实中翻出最远的一个筋头，虽然还赶不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但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将航天英雄与人们熟悉的神话英雄对比，增加了人们对航天英雄的亲切感。另外一些媒体介绍神六捎带的植物种子：“深圳十五种生物种子随神六归来”，“荷花种子登神六，打造强势品牌”等，将神六与人们的饮食联系起来，加深了人们对神六的期待和对未来食物的关注。 二、请专家解读，做延伸阅读。 政策、法律法规出台、经济数据公布等之类的时政新闻，与市民自身利益关系极大，但因为其公文性质，直接播报会给读者以雾里看花的感觉。记者拿到公文后，应先寻找与市民相关的利益点，然后请专家或权威人士进行解读，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政策动向，这是近年来都市媒体普遍采用的方法。 2009年8月11日，国家统计局7月份经济数据，提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下降1.8％，是2007年以来的最低值。对于不懂经济的读者来说，物价指数是个很专业很抽象的名词，它的最低值意味着什么?对市民生活有什么影响?仅从数据中肯定找不到答案。第二天(8月12日)，郑州四家都市报出现了两种标题，一种是请出权威人士：专家建议逢低消费，现阶段花钱也就是省钱。另一种是照录统计局数据：物价指数连降六个月。很显然，第一种标题做到了“三贴近”，它从市民的“钱袋子”着手，标题读起来像是与朋友聊天，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第二种标题则显得冷漠和呆板。 有些新闻需要解读，有些则需要延伸。2009年8月，河南淮阳决定投资10亿元打造“羲皇故都、水城淮阳”，对于这样一则消息，编辑在处理时，为了更加贴近郑州读者，标题直接延伸到建水城的目的：“去陈州拜羲皇 赏泥狗喝鱼汤”。一下子拉近了新闻与市民的距离。给寻根的人们提供一条信息：这里是羲皇故里，人祖之地；还给休闲的人们提供一处风景：这里是中国泥狗之乡，可以喝到特色独有的鱼汤。标题将政府施政与百姓生活很好地接合在一起，既完成了宣传任务，又切切实实地服务了读者。 三、请出市民，共同讨论 每年春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之后召开的各地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意的集中梳理与展示。代表委员在“庙堂”之上讨论大政方针、民生民情，依据的就是各自所掌握的民众声音。而民众声音的大范围表达，更多地需要媒体的传播功能来实现。都市媒体除了关注代表委员的言论外，还应派出自己的记者走上街头，摘取最原汁原味的市民声音。这样的“三贴近”实践，不仅读者喜欢――能够反映他们最真实的心声；党和政府也高兴――大政决策有了更科学的依据。 2008年4月的郑州“两会”，河南商报推出《市民声音》和《政府回应》两个栏目，郑州晚报则主打《市民建议》及《约您提问》，两家都市媒体竞相邀约市民，通过媒体平台使其与政府官员直接“对话”。有市民建议医保卡全省通用，立即获得政府积极回应。有市民问郑州市物价局长对菜价上涨有何感受，陈军安局长说，他和爱人经常一起上街买菜，“感觉菜价涨幅确实太高了”，一下子拉近了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距离，随后，陈军安局长就物价上涨作了深入解读和分析，并保证自来水暂不涨价，给市民吃了一个“定心丸”。这样的新闻操作方式，政府高兴，百姓满意，报纸公信力提高，是一种典型的三赢新闻报道，显示出报社采编人员的“三贴近”功力。 综合来看，新闻报道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传播效果。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明确要求“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给新时代的新闻采编人员指出了努力方向。近几年郑州都市媒体对时政新闻报道方式的探索，展示了河南媒体人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成绩。媒体从业人员通过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素养和自身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建设，提高了实践“三贴近”的能力。新闻报道坚持以正面鼓劲为主，大力弘扬主旋律，在履行媒体监督职责的过程中，注意把握分寸，做到帮忙而不添乱，有力地推动了河南各项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时政新闻论文:县级台时政新闻节目的创新 秸秆是农业废弃物，我国是农业大国，每年农作物秸秆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其中，42％直接还田或过腹还田，30％作为农用燃料，8％作工业或其他用途。然而，作物秸秆含有大量的碳、氮、磷、钾、钙、镁、硫、硅等多种营养元素，而且含纤维素、蛋白质等有机物。因此，我们应把着眼点集中在利用秸秆发展动物饲料上。 一、秸秆作物的特性 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是秸秆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其中，纤维素含量最大，占细胞干质量的30％～50％。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较易被生物降解，而木质素成分较难分解并阻碍纤维素分解菌的作用。木质化纤维素材料的消化率一般与秸秆中木质素的百分含量成反比。秸秆中的纤维素有着复杂的超分子结构，葡萄糖分子链内和链间通过氧链缔合成原纤维。原纤维内部分子密度大的地方为结晶区，而相对松散的为无定形区。且纤维素的结晶程度影响着分解纤维素微生物的分解速率，结晶度越大，越难被降解。由于秸秆中粗蛋白含量约4.5％，直接作牲畜饲料是不够的，因此，秸秆常要与一些高蛋白物质如豆粕或棉籽饼等一起喂养。即使对反刍动物来说，秸秆的适口性也很差。因此，如果秸秆用作动物的唯一营养源，就必须补充蛋白质、磷和钙以及其他一些微量元素。以添加尿素、豆饼、糖蜜和矿物质的形式来提高秸秆营养成分含量，并已经进行了各种成功的尝试。 二、秸秆饲料化处理方法 据统计，在国内用于牲畜饲料的农作物秸秆中有近16％的秸秆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用于饲喂，为此农作物秸秆饲用处理的研究有极强的开发潜力和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一，青贮技术 秸秆青贮是把新鲜的秸秆经过微生物发酵作用，达到长期保存其青绿多汁的营养、调节季节粗料余缺的目的。青贮既能保持青饲料的营养价值，又能改善适口性，且易被消化吸收，并可调节青饲料的均衡供给[41。在我国，主要的青贮材料是玉米、高粱和黍类作物的秸秆。以玉米秸秆为例，全株青贮玉米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适口性好。据实验，使用青贮玉米饲喂的奶牛比常规饲喂的奶牛日产鲜奶量提高8％～lO％t~。其具体制作方法是：将青绿玉米秸秆切成长度为13cm的碎块，放人事先准备好的窖中，每装20cm～25cm的厚度，人工踏实1次，不留空隙，依次进行，直至装满(高出窖面0.5～1.0m)，然后严密封窖(在原料上覆盖塑料薄膜，在其上压30cm～40cm厚的土层，封顶，但不允许有漏气现象)。一般6～7周即可开窖利用。 第二，氨化处理技术 秸秆饲料氨化是指用液氨、尿素、碳铵作氨源，处理玉米、稻草、麦草之类的农作物秸秆等低值粗饲料，使秸秆木质素彻底变性。氨化后的秸秆质地松软，气味糊香。氨化改变了秸秆的组织结构，提高了其营养成分，使之更容易被瘤胃微生物所消化，从而提高粗饲料的消化利用率，改善其适口性，使其成为牛羊等反刍家畜的良好粗饲料。但要注意，氨化饲料在饲喂前应充分摊晾，使氨气挥发，以免对畜体产生毒害。 第三，微生物发酵贮存技术 秸秆微贮技术就是在农作物秸秆中加入微生物活性菌种，并放入容器中或地面进行发酵，经过一定的过程，将秸秆转化为湿润膨胀、柔软酸香、家畜喜食的饲料。微贮饲料基本无季节性限制，不易发霉腐败，能长期保存，而且其对粗纤维的降解率较青贮料高，从而大大提高了饲料的营养价值。其制作方法及步骤与青贮料基本相同，但需要在装填的过程中加入微生物活性菌种。且菌液的配制是微贮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配制好菌液后，将切短的秸秆铺在窖底，每隔25～30em均匀喷洒菌液1次。封口时，在最上面1层撒食盐粉，然后覆膜圈。 第四，制粒技术 秸秆制粒是以秸秆为主要原料，通过机械加工揉搓粉碎后与精料混合，搅拌均匀后制粒而成。并结合牛羊等草食家畜的营养特点及生产水平的实际要求，在充分利用秸秆的前提下，添加30％～60％的混合精料。这种方法容易将纤维素、微量元素、非蛋白氮和添加剂等成分强化进颗粒饲料中，从而提高营养物质的含量，改善营养平衡，而且成本较低。 三、其他加工利用技术 主要包括秸秆气化、秸秆制炭、秸秆制酒精、麦秸种草菇技术等。还有人将玉米秸秆制成“菌糠”饲料，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秸秆不同部位的营养价值、理化特性不同，可通过机械的方法将秸秆的叶、皮与瓤各部分进行分离，单独利用。分离出来的叶、瓤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可用来直接饲喂家畜；秸秆皮部分营养价值较低，但木质纤维素含量高，可用于造纸、板材等工业。这样，从饲用角度看，无需进行氨化处理就能得到相当于优质牧草的秸秆饲料；而对于工业用途，秸秆皮部分又优于整株秸秆。 四、秸秆利用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不断进行，从战略角度看，秸秆饲料将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资源之一，可以大大降低能源的消耗和饲料的成本。此外，其对于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生态循环模式――秸秆饲料一养殖畜禽一沼气。同时，我国周边许多国家随着乳业的不断发展，对于秸秆饲料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加大。据有关资料显示，韩国每年秸秆饲料的缺口达500万吨以上。随着秸秆饲料加工技术的深入发展，人们对秸秆颗粒饲料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动物营养专家认识到饲料中添加液体添加剂的优越性，并已开始广泛使用，如液体酶制剂、霉菌抑制剂、颗粒黏结剂、抗氧化剂、维生素、氨基酸等。成型颗粒饲料液体真空后喷涂工艺的开发，可准确、均匀地将液体添加到颗粒上，不仅可保证配方的真实性，而且能保证饲料营养成分免受损失，为生产优质、安全、高效全价颗粒饲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若将其应用到秸秆颗粒饲料生产中，加人瘤胃发酵控制物和营养性添加剂，对进一步提高秸秆代谢转化，满足家畜的生长发育将会起到良好的效果。总之，秸秆饲料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大环境中，将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时政新闻论文:新闻网站时政报道的四“板斧” 时政新闻由于其政治性、权威性、导向性，一直以来是党报的主流新闻、核心报道。随着网络手段增多、网绍媒体影响扩大，不少时政报道越来越具可读性和民生性，有份量、耐读、有思想，结合适当的网络形式开始吸引网友目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七大报道和近年全国“两会”的报道，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均有良好的表现。网络现场直播、深入挖掘幕后、追踪官员言行、官民网络互动、民生议题设置、手机平台介入等多媒体、多手段、多方式的时政报道，引起广泛关注。时政报道越来越受到各地网络媒体的重视， 集纳式报道：从重点变成热点 重点是编辑的选择，而热点则是网友的选择。时政报道要从重点演变到热点，集纳式报道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集纳式报道就是一种组合报道，网站通常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大专题、小专题(含话题类专题)和新闻热词等。新闻热词是对同一内容不同报道设置的集纳式简洁列表报道。 时机的选择。时政报道以何种集纳式报道出现，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错过时机，同样的报道其他网站很可能已铺天盖地，组织集纳式报道就处于被动状态。作为后来者，如果创意不足力量不够，集纳式报道往往就没什么网络关注度了。 重视时机的选择，一是报道内容的推广时机判断；二是集纳式报道方式的选择。当非预知的报道出现时，我们根据内容重要性、报道涉及面和引起网络关注的可能性进行判断。这种情况下，决定有必要进行集纳式报道时，一般会先以新闻热词的面孔出现。新闻热词在报道内容比较少，但关注度开始上升时设置。这样方便于编辑和迅速在重点区域推出，吸引网民眼球，当报道内容数量和关注度上升到一定阶段时，则以全新专题包装推出，让热度延烧，进行全方位报道。重点事件逐渐演变为热点事件。有些内容因舆论引导等原因，不适宜继续加热，但是读者却想了解真相和处理结果的，我们可以继续设置热词，不转为大专题。东南网曾经组织了福建地市人事变动、两岸经合协议、紫金污染事件、暴雨袭闽等热词，有些转为大专题有些继续以热词出现。6月份暴雨全面袭击福建以社会事件衍生出大量时政报道，东南网为当地第一家及时推出新闻热词滚动播报和大专题的网络媒体。当事件是属于可预知性的，一开始则可做比较详尽的专题报道。比如，福建省长黄小晶首次率团访台。东南网提前进行了策划，当天内容虽然不多，充其量也只能做个新闻热词。但这个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系列两岸交流发展的结果。此前有大量的相关报道，完全可以做为背景新闻出现。这样，专题可重点策划好最新的报道和图片，让它成为吸引眼球的焦点，其余则可通过背景新闻来延伸阅读。专题一推出来，就以其快捷反应、气势、报道重点和深度延伸受到关注。接下来，由于稿件源源不断出现，专题两三天就可以丰满，热度自然上升。 页面的包装。一是页面的设计，二是栏目的设置，三是标题的制作，四是手段的运用。手段的运用可以有互动、有视频，还可以有动画等等。但不管如何，围绕页面包装关键还是两点：一是内容表现到位，二是便于网友阅读。 组织时政报道的策划者必须了解页面的包装和网络手段的运用，同时对专题内容又了然于胸。这样，有的放矢，才能让设计与内容完美结合，让页面语言庄重而不失鲜活、角度选择独到而不失主旨、内容挖掘抢眼而不失厚重。在大多时候，时政报道的把握比社会新闻更难。对事件的政治目的、影响、口径的把握等等都应有准确判断。在全国“两会”专题中，东南网先后改了三次页面设计。正式页面以特点鲜明、分块明确、主旨突出、包装独到的特点受到网友关注。在设计福建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专题报道中，东南网提前了解主旨、行程及可能的报道情况，在访台前一天晚上推出大型专题，依据走亲、访友、做生意三大版块及记者滚动报道设计页面。专题出来后，广受好评，本地一些网站先后仿效。 位置的呼应。重要时政报道历来是党报的头条，但在网络媒体却不是成规，让时政报道在网络中有所作为，位置尤其重要。同样的新闻不同的位置由于阅读率截然不同，带来的影响力相差悬殊。 网站树立起时政新闻的重要地位理念，当碰到重大或耐读的时政新闻时，即时结合网络特点修改标题、包装形式，让时政新闻在头条或重要导读区域现身出来，产生“秒杀”效应引起关注。东南网推出的黄小晶率团访台专题，曾在首页做了20多条头条导读，大力提升了专题的传播力。百度搜索相同专题名称，东南网该专题曾连续一段时间高居第二位。 除了位置，标题制作也非常重要。标题忌以说教的面孔出现，不然不仅得不到流量，反而让更多网友不去注意网站下面更多精彩内容。有人曾经对标题党大为批判。标题党哗众取宠虽不可取，但从原因上看，标题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现象。它代表网络的一种点击习惯。如果一篇文章很好、很耐读，但标题沉闷枯燥，也难以让人停留。一旦没有停留，海量信息中这条新闻就很难让人再去阅读它。时政新闻的标题应该追求一种张力，即“性感+思想”的组合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有深度、敏锐、一针见血；它有悬念，你看了还想看；它是准确的、适度的，它不玩噱头。 多媒体报道：从台前挖掘幕后 主席、总理先后作客网站和网友交流后，地方官员越来越多接受网站视频访谈，多媒体时政报道也成为网站内容的重要部分。多媒体时政报道，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新政策解释性访谈；二是主政官员施政理念和施政措施访谈；三是热点事件新闻会发言；四是重大事件幕后故事访谈。这些都是从表面新闻转向幕后新闻，从事件表述转向深度解析。 幕后故事访谈。更多时候主政官员不出面，智囊团成员、时政记者等以既是现场者又是旁观者的身份出来讲述幕后故事，这是一种容易让人接受的多媒体时政报道。不仅可弥补日常新闻报道的不足，还可以讲出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他们以更有说服力和更实在的形象出现，对于地方领导来说往往是加分的访谈。这些现场者比一般网友深入了解工作的性质、地方领导考虑的问题、老百姓想解决的事情。立场相对中立，表达更平民化，细节鲜活，有的放矢，容易让人接受。 东南网东南宽频设置了《新闻幕后的故事》访谈栏目。今年5月福建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回来后，东南网邀请了福建日报两位跟团记者进行访谈，策划制作了《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的新闻背后故事》视频节目；今年6月暴雨洪灾袭击福建全省，东南网在进行大型新闻专题报道的同时，于7月6日、7月9日分别策划推出了两期背后的故事：《灾难中倒下的和站起来的》、《福建决策层在特大洪灾关口》。这几期多媒体时政报道，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是有细节。福建日报跟团访台的两位记者讲述了许多精彩的细节故事。比如说，台湾方面送给黄小晶“旺 时政新闻论文:浅议时政、民生新闻的融合 有人认为，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两者之间无论从内容风格、关注点、关注对象、写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时政新闻主要关注的是党政机关和领导层，而民生新闻则关注的是基层普通群众，两者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实不然，随着媒体竞争的日趋激烈，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活热情的不断增加，如何将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让时政新闻从更深的层次上关注民生，已经成为媒体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一、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从更高的层次上架起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我们说民生新闻关注民生，那么与民生新闻内容风格截然不同的时政新闻是不是就不用关注民生问题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同样是新闻，为什么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在老百姓眼中的差距会那么大呢？主要是一些媒体没有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真正内涵，没有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融合起来。 诚然，时政新闻必须讲政治，必须严格遵守报道程序，但这决不能成为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理由。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时政报道，是在按上级的指示搞宣传，而不是真正去做新闻，因为太中规中矩而常常陷入程式化、模式化的窠臼，因为程式化、模式化而湮没了新闻，结果导致记者不去主动地了解民众、服务群众。许多记者认为，会议和领导活动不会有真正的新闻，只要按程序报道就行了。我们不排除有些会议和领导活动确实没有新闻传播的价值，那么，是不是党委和政府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是与解决当前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无关呢？答案是否定的，出现这一问题，关键是我们的记者只关注会议或领导活动的表面，没有看到会议和领导活动后面的深层次的东西。缺少对领导讲话精神的解读，缺少对领导讲话和活动的背景介绍，缺少对领导讲话中所关心的与人民群众反映相契合的问题的反映。 因此说，时政报道并不等于疏离群众，关键是我们怎么样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真正内涵，真正发挥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染，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地融合起来，从群众关心的角度去报道时政新闻，从会议和领导活动中发掘和解读到群众感兴趣，急需了解和希望解决的问题。记者只要心理装着群众，把群众的利益、呼声和意见挂在心上，并带着这些问题去参加会议，报道会议，捕捉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共振点”，这样，我们的报道就会扭转脱离实际，疏离群众的局面，一定会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二、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在越来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一些媒体主观地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隔离开来，主打新闻以时政新闻为主，主要为领导服务。而另外再办一档民生类新闻节目，认为民生类新闻节目就可以抛弃一切对受众没有吸引力的报道，一切以收听（看）率至上。现在，一些媒体的所谓民生类新闻节目，报道的内容大多是一些社会新闻，如血淋淋的车祸、火灾、打架斗殴、醉酒闹事、婆媳吵架等“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东西，甚至出现“五条腿的王八”这样的新闻作为节目头条的现象。即使是真正的民生新闻也只是孤立地报道单个事件，不作深入、系统的挖掘，缺乏对新闻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整体关照，让人觉得所谓民生新闻不仅琐碎，而且肤浅，乍看挺热闹，实质上沿着新闻娱乐化的方向越陷越深，成了“市侩新闻”。 这种病症的出现对于当代中国兼具执政党舆论宣传工具功能和面向市场的大众传媒双重功能的媒体来讲是极为有害的。长期人为地将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分设，必然会导致新闻党性和人民性在媒体上的决然对立，进而导致受众对新闻媒体的怀疑和抛弃。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隔裂开来，容易把听众分为一种只关心时政大事，另一种只关心发生在老百姓身边小事的两种人群，产生的结果是经常收听时政新闻的听众反映新闻节目报道老百姓的事太少，而经常收听民生新闻节目的又反映本地有这么多大事为什么都不做报道。使新闻宣传的整体效果被大打折扣。最终完全可能使媒体陷入一种既无法实现党委政府喉舌功能，又没有办法在越来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赢得先机的被动局面。这就要求我们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在更好地宣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中心工作的前提下，更多地去关注人民生活、平民生计，报道群众的身边事，反映群众的喜怒哀乐，靠高质量的新闻赢得受众，为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条件。 三、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搭建公共平台，从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关注民生 现在许多媒体都提出了“公共新闻”的概念。所谓“公共新闻”就是在国家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的大背景下对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新的阐释和传播，意在通过媒体搭建的公共平台，塑造官员的公民意识以及公民的公共意识，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能力，缓解矛盾，化解冲突。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媒体力图把境外舶来的“公共新闻”理念本土化，从根本上理顺当下由于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这两种新闻模式分立而导致的混乱。因此，要解决这一混乱问题，就必须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好起融合起来。 实施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融合在当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动我们新闻媒体的改革步伐，使新闻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回到新闻本身，使新闻媒体找准自己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全党全国齐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能够更好地起到引导舆论、鼓舞群众、关注民生、启发民智的作用。记者通过一些时政活动的报道，搞清楚，哪些问题要突出报道，哪些问题暂不宜报道；哪些问题要大声疾呼，哪些问题要淡化处理；哪些问题要加热，哪些问题要降温；都要从全局的高度去正确把握。既要把民意反映好，同时又把大局维护好，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时政新闻要与民生新闻融合，就必须让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更具广度和深度。关注民生但不是一味地去迎合受众，关注问题就是对新闻事实除了报道“什么”，更应该关心“为什么”、“怎么办”，新闻要对社会对民众负责并积极地引导公众来关心公共事务，共同为公共事务出谋划策。民生新闻哪里来，民生新闻不单是从街道社区来，主要是从政府部门来，民生题材包括就业、住房、医疗、教育、收入分配、社会治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的新闻就是要多跑政府部门才能得到。实际上很多民生新闻就是时政新闻的延伸报道和深度报道。 总之，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传媒市场、资讯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要想把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及时、准确、生动地传达给广大群众，就必须在严格遵守宣传纪律的同时发挥创造性，牢牢树立受众意识，时时以受众为本，处处为受众着想，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好地融合起来，讲求传播艺术，不断提高新闻采写和传播的水平，努力把新闻做得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困惑与突破 我国的媒体是党的喉舌，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这就决定了时政新闻将永远是媒体主流，也是我们所有从事这一事业的采编播人员所要一直研究的课题。因此，从时间上看，时政新闻将长期存在并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各台的立台之本。 然而，相对于更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民生新闻以及精彩纷呈的各类节目来说，观众对时政新闻往往有一种抵触心理，时政新闻面临着内容和形式创新的困惑，笔者在此谈谈几点认识。 1．从模式化到百花齐放。首先是废弃八股、积极创新时政新闻模式，以时政的会议报道为例，首先可以切主题，这是最简单的方法，现在有不少记者都在应用。以吉林市经济广播电台《松江潮声》为例，我们就要求除市委书记、市长外，所有会议不得用领导讲话，除重大会议（两会）外不报会序，而要摘出主要内容进行报道。有一次，吉林市召开消防会议，会上讲的都是官话，成绩、不足、下一步工作等等，我们的记者从中心内容出发，抓住重点，以《我市消防安全存在四大隐患，市政府严令限期整改》为题进行报道，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次是换身份，就是转换记者的身份，角度、立场、思路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十七大的报道，要求报动态，各家媒体基本都是热烈欢庆，心情振奋，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推进各项工作，促进总量翻番。我们就做了一组《蓝图宏伟群情振奋，百姓热切盼落实》，站在百姓立场上看时政、写时政，让老百姓说实话。既丰富了时政新闻，又可以决策部门和机构提供民意借鉴。 再次是多侧面。我们常讲新闻要客观、真实，而角度越多、侧面越多无疑越接近这个要求，因为事物都是复杂的，非黑即白已远远不能描述世界，在二者之间有着大量的中间地带。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新闻尤其是时政新闻却没能跟上这种变化，特别是在宣传上就是一种官腔，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写法。我们每年都有不少典型要宣传，经常采用的就是拔高，结果写出来的人物离生活特远，这是因为“碗杯效应”造成的，就是说一个人身上的优点可能只有一杯，原来的生活是一个桶，杯放在桶中并不显眼，但我们加工创作后的稿件中的生活就缩小至只有一个碗，杯再放进碗中就非常醒目了。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典型还原到生活中，用本色说话，这样才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2．从简单化到深入挖掘。现在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特别是在进行时政新闻采访时，一般就是拿材料走人，回去扒材料，更有甚者就是用报社稿，即便是采访也是敷衍了事，根本不做深入思考。而记者首要的任务就是采访，既采又要访，搞电视的都知道拍片有个剪辑比，一般是五比一但实际上掌握的素材越多，写作起来越容易，稿件越容易鲜活。所以时政新闻如果不好看、不好听，记者有很大的责任，其根本就在于采访流于形式、走过场、不做深入挖掘。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简单化呢？简单归纳，就是四多，“多研究材料、多收集素材、多找人谈话、多想问题”。 先说研究材料，很多记者对材料都轻视，认为枯燥，很少有人认真研究，但材料里有很多的线索和高度概括的内容，直接把它做成新闻不好看也不好听，但它却是新闻眼所在，围绕它来做则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一年，吉林市召开工业会议，市有关部门提供了很多材料，一般情况下就是摘几个数字、写几条措施稿件就可过关，但我们觉得这样做体现不出全市工业的发展，给听众印象也不深。经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原来吉林市的工业主要靠化工，而化工区主要集中在江北地区，但最近几年，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发展很快，且一个在西、一个在南，我们一下子就意识到从工业布局的变迁最能看出城市工业的发展，于是就有了《吉林市工业布局凸现三足鼎立之势》这篇稿件，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后获省二季度优秀新闻奖，被专家称为近年少有的一篇工业好消息。 再看多收集素材，我们在接到一个时政新闻的命题时，不要轻易地动手，而要尽可能地搜集与之相关的素材，丰富的素材可以让你选取更好的角度、更好地表现主题。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份某局8月份的工作总结，你就要想到要一份全年的计划和下一步的打算，还要想办法拿到下属各科室的总结，因为鲜活具体的内容往往在底下，这样，上面的总结是纲，是新闻的点，下面的村料是肉，有血有肉才是好新闻。多找人谈话十分必要，我们要求记者采访时，除了当事人之外，还要找他身边的人，从其他角度验证、分析当事人的话，以核实采访内容，丰富积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这种做法往往会使记者有新的切入点和由头，从而使时政新闻更加鲜活，好听好看。 最后是多想问题，记者采访时政新闻时最怕不想问题，如果不想不仅出不了好新闻，而且容易出问题，多想问题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事物、抓住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则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新闻的着力点和核心。 上述的时政新闻报道思路和方式方法，落到细节和实处上，还是应该要求一线的采访记者练好本领，不断提高新闻采访水平和报道能力。笔者认为，培养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1． 过硬的政治素质。近几年，随着广电事业的蓬勃发展，大量的年轻人充实到采编一线，这些年轻人思路新、思想活跃，给广电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这一点在娱乐节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这批人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普遍政治素质偏低，把握方向的能力差。“三个代表”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什么，和谐社会提出的背景和目的，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恐怕能准确说清楚的不多，个别记者连中央政治局常委、省委书记、省长都不知道是谁。常识性的东西是记者必备的素质，但现在有一批记者毫无政治经验和头脑，却依然活跃在时政一线，这也是时政报道枯燥的主因，实际上写不出好新闻可以有待提高，但一旦出现政治差错就不是小事情。要想增强政治素质，首先要研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地方的法规及中心工作，这是写好时政新闻的一个重要要求。其次要了解并切实执行政治纪律，大的方面是稿件送审，小的方面遵守会场纪律，总的说来，时政无小事。 2．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现在很多新闻很浮浅，缺乏新意和深度，实际上就是记者不能也不会分析问题，所以凡事只报表面，不追求深层次的东西，我们现在所说的媒体同质化，实际上新闻也同质化，就是因为不能独立地分析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具备这种能力呢？根本就是一条，懂得辩证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辩证法还容易些，掌握运用则要难得多。举例来说，吉林市为了帮助雪花啤酒的发展，对酒类市场进行了整顿，有很多人包括记者议论这是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相背离的，这话对不对呢？从现象上，看这话没错，但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看，而要与周边的环境、事物联系起来看，按照这个原则再去采访、了解，市政府不是不懂而是另有目的，那就是生产雪花啤酒的华润集团想要投资上一条生产线，但又怕市场容量不够，为了让这一项目成功落户吉林，市政府决定助雪花啤酒一臂之力，而同时吉林市经营金士百啤酒的商户又有很多是无照经营，根本不纳税，政府这么做也是借此机会整顿市场。这样一分析，大家就会明白这是政府为招商引资、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特别的招法，而且是一个阶段性的打法，从整体看是符合发展地方经济的要求的，因此这种增加税收发展经济的举措作为一个短期打法是无可非议的。 3．要有创新精神。对记者来说，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在五个方面，一是胆识，要敢于突破禁区，这是个前提，这一点在年青人身上表现较为明显。二是见识，要有把握全局的本领，吃透上级精神，有深厚的文学政治修养，没有这些，勇敢就是空话，是莽撞从事。三是独到，要有独到的见解、独到的观察、独到的分析，不可复制就是核心的竞争力。四是思维，要学会并熟练运用多种思维模式，找出最适合的角度和形式进行作（逆向、发散、定点、跳跃式思维）。五是汲取，就是吸收利用一切现有的形式，为我所用，推陈出新，借他山之石攻新闻之玉。有一个例子，《兖州，2亿吨大煤田不挖了》这篇稿件获得了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它就是创新的成果，其主题是要表现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典型的时政新闻命题。其起因是记者一直想写山东的煤炭问题，当时山东煤矿主产区兖州、枣庄就是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几十年开采后，城市面临煤尽城亡的危险，产业萎缩、地面下陷，经济、环境压力空前，这时当地的市委书记提出要克服“煤炭依赖症”，那么如何把这种理念反映出来呢？记者经过实地转采访，发现一个素材，当时当地发现了一个面积120平方公里、储藏量达上亿吨的大煤田，开采后每年可为当地带来税收5000万元，但当地政府研究后决定放弃开发转而发展替代产业，因为开采后会严重影响当的生态环境，这一举措避免了过度开发，遗祸子孙。从这一素材出发，记者又了解到当地政府之所以有这个勇气，是因为替代产业发展得很好，经济有依托，这样才有底气。这些素材一组合，就产生了获奖报道。应该说，如果没有创新观念，那么这只是一篇平平的报道，但记者却没有停留在领导讲话和观念宣传上，而深入实际、创新采访，最终才有了这篇作品。 总而言之，时政新闻不仅可以做好做活，而且大有可为，重要的是独到的观察和特别的发现，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时政新闻也必将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单位：吉林市经济广播电台） 时政新闻论文:地方台时政新闻改革的进路 编者按：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新闻联播》改版的消息传出后，业界和民间的各种说法莫衰一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特殊地位和央视新闻的示范作用决定了这次改版的非常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电视新闻理念的阶段性认定。期待中，人们的讨论汇集了多年来电视新闻实践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体现着各自对电视新闻特别是电视时政新闻走向的看法。 200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闻频道行将改版的消息，在业界乃至民间都引起了不少的关注。据称，这次央视新闻节目改版的核心目标是加大新闻信息量、提高新闻评论的空间和质量，在风格上将更好体现亲民化路线。几十年来，央视新闻节目的每次改版都会牵动全国观众的目光，对地方电视台的节目改革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央视的新闻节目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另外，在国人看来，更能体现民主、公正、透明的时政新闻，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它的改革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因此，就这次央视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改版来说，其行为本身也许比具体如何改版更具有意义。因为这将可能是引领地方电视台(本文指非中央级的电视台，包括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台)时政新闻走向的一个符号。 价值取向： 做属于群众的时政新闻 时政新闻究竟承担什么功能，这是改革的着手根本。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时政新闻就是时事政治方面发生的新闻。这个字面意思在新闻实践的时候，往往比较容易被领导活动、上级精神和正面宣传所执掌。长期以来，在这个操作惯性的驱动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时政新闻等同于宣传，无怪有观众调侃《新闻联播》三十分钟只有后面三分钟的国际新闻才是新闻。在信息时代，随着社会转型生发的信息与公众利益关联程度的增强，随着国人对境外媒体接触的频繁以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人民越来越要求时政新闻及时、公开、透明、讲真话，少些形式主义、官话、套话、空话、大话、假话。时政新闻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凡是涉及政府部门和市场关系、政府部门和公众关系的诸般变化，都会与公众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关联，不论是动态事件(硬新闻)还是问题或者现象(软新闻)，公众都希望媒体能够及时报道，并让民意得以通畅表达。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清楚的是，地方台的时政新闻是否应该主要体现宣传功能，它的宣传主体究竟是谁?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的公共部门每天的运转都可能产生新闻，从部门立场来说，这里面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负面的，但这种认识不一定和公众的立场相吻合。面对政府部门的负面新闻时，地方电视台是站在维护政府形象这个传统宣传职能上回避它，还是站在保护公众利益促进政府部门的改进呢?与央视是新闻宣传阵地这种惯性认识相比，地方台时政新闻宣传功能体现在哪里呢?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学术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现实操作中难以回避的规则。毫无疑问，当理论与现实发生碰撞时，地方台时政新闻的宣传意味就不可能消除。其次，在市场化生存环境日益鲜明的形势下，我们必须追问，地方台时政新闻的市场在哪里?央视是全国性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新闻资源采集和渠道优势，而地方台中，除了少数几家卫视具有地域上的所谓全国性，其余的都表现出强烈的本地性，几乎难以在现实中获得相对自由的新闻采集能力，所谓的时政新闻总体上表现为比较狭窄的地方化市场。换句话说，地方台时政新闻改革的驱动力到底在哪里?是扩大本地市场还是迈进国内市场，抑或是增强宣传效果? 笔者以为，这两个都不是根本问题。地方台是在长期以来的“宣传”理念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大多沿袭中央电视台标准播报型的模式。模式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新闻为谁存在的问题，是新闻为广大观众提供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体验的问题。受众关注时政新闻，主要是因为它具有“重要”和“有用”的新闻特质。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否认新闻应该具有的宣传和舆论引导等性质，恰恰相反，任何国家的电视机构所做的新闻，都在根本上服从于本国的意识形态并最终为本国利益服务。以时政新闻为主要表达方式的电视新闻，强烈地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宣传意味，这既是部门趋利的需要，又是基于这种认识将其当做工具和手段的产物。如是观之，观众责怪时政新闻是“传声筒”，是图解政治，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时政新闻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很难在时政新闻中获得身份认同，他们需要的不是电视台的级别，需要的是讲真话、讲实话、讲问题的时政新闻。部分地方电视台民生新闻跨区域传播的成功已经做了比较好的诠释。 改进表达形式： 做观众看得懂的时政新闻 价值取向很重要，它体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体现了电视台对待观众的态度，决定了电视台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和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制作新闻。就目前情况来看，地方电视台的新闻中，时政新闻尤其是传统宣传型的新闻仍占主导地位。许多时政新闻的原始材料文字稿都是大块头，理论性强，枯燥无味。比如南京某台的《时事要闻》前两条消息是《提升效率简化流程，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构建国有资产风险防范机制》，从标题到会议程序的报道，显得十分空泛，这种现象在全国十分普遍。这种司空见惯的时政新闻表达，是内容问题还是形式问题?其实是价值取向问题，是对新闻的理解问题，是新闻工作作风问题，是对观众的态度问题。 时政新闻表达从来就没有要求对政府活动进行表面化、程序化的记录，恰恰相反，在我国新闻宣传的传统里，因为时政信息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而早先群众的文化水平又比较低，等一批国家领导人多次对新闻宣传工作者讲话，要求记者写新闻要通俗，要用群众熟悉的语言来报道国家政策方针。这其实就是要求记者要学会解释时政信息。 改进时政新闻，从字面上理解似乎就是减少和压缩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内容。实际上，失去观众的关键因素是缺乏以贴近的形式和丰富的信息来进行有效的传播。从表达层面改进时政新闻是必要的，例如压缩空话、套话与程序性报道，但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挖掘时政新闻中最具价值的新闻点。时政新闻记者编辑要开动脑筋，提供“解读”过的、容易消化理解的信息，把价值摆出来，让观众爱看易懂。许多地方台能观众都有这样的感觉，每年省市开“两会”，电视台的新闻主要是大段大段的讲话。其实每年“两会”期间，都有许多新精神、新信息，其中不少信息是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观众有接受和了解的需要。地方台时政新闻一定要清楚一个道理，不要认为报道的是发生在本地的事情观众就会关注，新闻的本质是要为本地观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观点。简而言之，地方台时政新闻表达式的改进应该在内容与形式上双管齐下。 首先，加强平民化、本土化的内 容建设。美国杰出新闻培训项目有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最成功的电视新闻报道有七个方面的特点。报道本地新闻、以群众为报道主角、重视受众的诉求，就是其中的三项。时下地方台时政新闻，存在着报道总量增长与受众需要获知的信息不足的结构性缺失的问题，恐怕与缺乏这三项不无关系。为此，地方台的时政新闻要减少对领导行为活动的报道，增加公民表达意见、行使权利的行动或事件；增加对党政决策、领导行为的背后的决策过程、施政行为的报道；以平民化视角报道时政新闻，坚持从老百姓的角度来报道时政新闻，使老百姓喜闻乐见。只有报道在当地老百姓看来最有价值的新闻，地方台才有生命力。 其次，加强解释、分析和评论，提高信息“质”。地方台时政新闻报道在其背景复杂、平面新闻繁多的形势下，加强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为特征的深度报道，增加全方位立体性时政新闻的报道，抓住新闻的本质才能凸显时政新闻的重大意义，彰显其权威性。要围绕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如农民增收、法制、医疗卫生、环保等主题做深度报道。现在地方台时政新闻一般都是事件性新闻，局限于就事论事，应该围绕重大问题进行解释、分析、调查、评述，加大解释性报道力度。应该把时政新闻做“软”一点，在报道方式上尽量地人性化、趣味化、形象化，采用老百姓喜欢的报道方式。比如，多设置观众能够参与的议程，重视传与受的互动。 改革组织结构：做有机制保障的时政新闻 电视新闻改革其实是围绕着三个关键词做文章，第一个是内容，第二个是表达方式，第三个是组织结构。观众从来都只关注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变化，很少关注电视节目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的变化，但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是最重要的，如果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是落后的、传统的、保守的，纵有千种想法万般理念恐怕最后都会执行不到位。 包括时政新闻在内的电视新闻，从来都没有比现在更要求讲究效率，第一传得快，流通速度快，流通时间短，跟上新闻生发速度；第二传得多，跟上新闻生发数量：第三传得自由，自由是快与多的基础，这就必须打破种种条条框框，减少种种束缚。就全国范围而言，电视新闻的生产依然保持着行政区域的条块性，除了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可以进行全国性、国际性的新闻采集，地方台实际上并不具备更多更自由的跨区域性的新闻资源采集权。即使是国家级的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也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新闻生产组织。为了尽可能提高新闻供应的效率，2008年12月21日，中央电视台和地方50家电视机构负责人在北京签署协议，成立“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并在欧洲、美洲建立中心站。但是，联盟存在问题是好事大家希望传千里，如果要发生不太好的事呢?比如说矿难，还有许多可能涉及对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批评的新闻，地方台会不会产生一种屏蔽，不支持呢?中央电视台新闻生产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各省市没有自己的记者站。它直接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当你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新闻已经不是第一落点了，并且，你想进行批评监督也比较困难。这样一来，电视新闻的生产效率就大打折扣，观众就不满意，电视新闻的功能和地位就受影响。与电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纸质媒体在其他大城市设立办事处、记者站、广告部的比比皆是。 央视尚且如此，地方台新闻生产就更显艰难。目前，省级卫视还难以跨越区域的限制，既不能自由采制新闻，也难以形成区际联盟。省级卫视上星使得地域范围扩大，但提供的时政新闻却是地方性的，这不符合市场利益规律。目前，《新闻联播》采取审片制度、集体记者制度、全国同时联播制度，这三个制度确保了《新闻联播》的主体宣传功能，但也形成了刻板、正面为主的宣传模式。在一个行政省域内，省台新闻生产遭遇了缩小版的央视的困局，省台时政新闻没有联播制度来保障省内收视，在各地市也没有记者站直接进入新闻现场，新闻除了自己采集就是地市台提供。这就难免使时政新闻落入宣传的窠臼。 欧美发达国家新闻相对自由，竞争更加激烈，全国性电视网与地方附属台在新闻生产上密切合作。而地方台更是建立起适应市场规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新闻生产方式，以便新闻生产的快速高效。应对社会新闻需求的变化，我国地方电视台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新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新闻传播系统，简言之，就是将公众的新闻自由权利上升为一种能有效控制社会进程和民主进程的权力，这与政府公共部门的目标完全一致。对于实践中央政府政策的地方政府来说，让政策决策通达于民，以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促进政府工作的效率和社会发展的和谐，必然离不开媒体尤其是电视。作为地方政府与民众互动的重要传播平台，地方电视台对于时政新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愈发为各界注目也就不足为奇。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发掘与表现 当前，都市类媒体新闻的同质化越来越高，尤其是时政新闻。如何拿到独家新闻，如何在拿不到独家新闻的时候做出深度来,是记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我从事时政报道近8年时间，几乎跑过所有的时政部门，下面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站在全局的高度预判时政新闻的价值 1.尊重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写作最基本的规律。具体地说，所谓“用事实说话”，就是迅速地（时效性）用典型的（有选择的――能充分说明新闻主题的）新闻事实（真实性――不仅要求现象的真实，而且要求本质的真实）向广大读者（受众面――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受众面）说话（以最能为读者接受的方式，表达作者所希望读者接受的立场）。 “新闻事实”包括：新近发生的事实、新近发现的事实、新近变动的事实、新近消失的事实、新近萌发的事实，这些事实必须是反映本质的事实，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 写稿最关键的是选材，写作技巧尚在其次。写得不够好，编辑还有修改余地；选材不当，纵然妙笔生花，也没有见报价值。即便见了报，也没人看，或者给读者上当受骗的感觉。 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报道价值的？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要求，但总体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有新闻价值。所谓新闻价值，包括如下因素：事实的重要性（影响力）、时新性（时效）、接近性、显著性、异常性，以及知识性、趣味性、人情味等等。此外，还要注意所报道事实的宣传价值，即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政策，是否符合本行业、本单位发展的需要。 2.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判断新闻价值。具体而言：此事在本单位及本行业的影响如何？此事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新政策的关系如何？此事能否引起公众对其普遍性的思考？此事是否有特色，能否引起公众关注？ 我认为，上述几个方面都很关键，很多内容是公众愿意和喜欢看的，以平时的报纸公告为例，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国土资源部门的招、拍、挂的公告，很多人对这种广告不感兴趣，其实细心的人则会发现隐藏的很多商业信息和发财机会，例如，2009年淄博市国土资源部门曾经在鲁中晨报上刊发了一则张钢集团搬迁公告。张钢搬走后，这个地方会卖给谁？买主是干什么的，会搞房地产还是商业？东部地区的房价会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和新项目的带动而升值？这些分析性的东西恰恰是读者最爱看的，同时也会带动报纸的房产广告。 要善打“阵地战”和“情报战” 时政记者最大的特点就是跑口，口就是记者的阵地，如何占领阵地？我认为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沟通优势，让宣传科长或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外的人都成为通讯员。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记得2002年我刚进报社的时候，没事骑着自行车就往淄博市劳动保障局跑，有时也“赖”在那里蹭饭，中午和几位副局长吃完大包子后就一起打扑克。正是基于这种磨合和不断的“混脸熟”，让我积累了大量的线索，也赢得了相互的信任。目前，我已经建立了省、市、区三级通讯员体系，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各科室负责人以及所有副局长在第一时间都能联系到，为重大新闻的采访奠定了基础。 如何发挥通讯员的优势？由于通讯员大都在一线，他们鲜活的新闻很多，我们要勤跑、勤观察、多留心，发现新闻后就及时去挖掘。2009年9月，张店区劳动就业办公室发起了一个进社区送岗位的活动，他们本来是想正面宣传一下功绩，但和张店区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陈静闲聊时发现，提供的岗位多但应聘人员不多，后来写了《送岗位进社区却难“送”出 结构性“就业困难”是主因》的报道，正是通讯员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稿子的突破点，后来这篇报道获得大众新闻奖。因为这篇报道，陈静成为我的“铁杆”通讯员之一。 另外，我建议新闻同行们没事的时候多到通讯员那儿去坐坐，或者给他们打个电话。时间长了，他们会把给你提供线索当做一种习惯，这样，一个“情报员”就产生了。所以，没有事情也一定多联系，多打电话或者通过QQ联系，时间长了就找到规律了。 要善于从文山会海中挖掘“新闻富矿” 记者经常会拿到众多的领导讲话和会议材料，如何才能从会议材料中发现宝贝呢？需要提醒的是，一定要学会算数字。 2008年12月，淄博高新区召开新农保工作会议，在所有的文件材料中政策与其他区县一致，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一个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淄博其他区县政府的补贴基数都是按照上年度农村纯收入来计算，而唯独高新区的政府补贴是参照市民待遇，为此我采写了《淄博高新区新农保让农民享受市民待遇》的报道，稿件刊发后被大众日报、新浪网等多家媒体转载。 在此基础上，我继续关注这个事件的进程。2010年2月份春节过后，我到淄博市农保处采访时，发现他们的材料中提到2010年10月淄博将实现全覆盖。而在此前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全覆盖的时间为2020年。我随即采写了《淄博提前十年实现新农保全覆盖》，稿件获得大众新闻奖和山东新闻奖。 重大节日和节点策划是时政新闻的重要延伸 现在，时政记者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相关部门不开会，不出政策法规怎么办？这种情况下策划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时政记者还要有一张特殊日历表。重大节日、纪念日、人物日志、季节交替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新闻节点。如果能够记住这些日子，在这些日子到来之前找到相关的对象进行采访报道，就是新闻。像护士节、植树节、高考等，这些虽然不是特殊的节日，但如果将这些日子划到特殊日历表内，注意这些重大节点，不仅可以发稿，而且可能写成系列报道或专题报道。 2010年3月，结合第18届“世界水日”、第23届“中国水周”，鲁中晨报与共青团淄博市委等联合发起了“保护母亲河，共植晨报林”淄河两岸实地考察采访活动。3月27日，志愿者来到淄博的“母亲河”――“淄河”的源头之一、鲁山山脉博山区池上镇的山坡上，与大家共同栽下600余棵“环保树”，倡议“绿色、环保、保护水源”，表达了对“母亲河”的一片赤子之情。这个活动不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得到了淄博市领导的专门批示和高度赞扬，类似这样的策划还有很多。 另外一个策划就是“爱心送考”，利用高考这个特殊节点铸就鲁中晨报的公益品牌。2007年高考期间，我们发现，在考试前总会有很多小马虎，这个忘带笔了，那个忘带身份证了，我们就考虑如何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家讨论之后，我们有了组织车队参与“爱心送考”的想法，后来倡议一发出，私家车、公交车都加入了进来，中央电视台也参与了报道。其实，这个点子就来源于新闻报道中，更源于新闻报道的延伸策划。因此，做时政记者不仅关注稿子本身，而且要关注现象，从而做出纵深的新闻策划，提高新闻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单位：鲁中晨报） 时政新闻论文: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更需要走群众路线 从“三贴近”到“走转改”再到“走群众路线”，新闻媒体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采制出一篇篇形式活泼、内容充实的新闻。那么，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应该怎么样走群众路线才算是科学合理？ 一般说起来，时政新闻走群众路线要比社会民生新闻难，而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走群众路线比央视和省级卫视时政新闻更难。这是因为，其一，时政新闻与社会民生新闻定位不同，前者注重新闻宣传教育，后者注重新闻互动沟通。这导致时政新闻在电视大众心目印象里属于阳春白雪，社会民生新闻属于下里巴人，两者的差异让社会民生新闻更容易得到普通大众的青睐。其二，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与央视、省级卫视时政新闻地位不同，前者侧重当地政府领导日常工作动态，后者侧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动态。这导致地方时政新闻在电视大众心目印象里类似工作简报，枯燥单调。其三，时政新闻与走群众路线之间存在一定的困难。毕竟时政新闻承担着更重的方针、政策、指令、计划等诸多信息任务，这与普通群众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距离感。因此，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采取自己的应对措施，即走群众路线才能适应时展，在未来新闻媒体多元化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怎么做才能使得时政新闻与群众路线真正切实地融合？ 首先，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一定要深刻意识到走群众路线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只有每一名时政新闻工作者努力在日常新闻节目制作中体现做到做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的目标，才能让普通受众感受新闻传播的魅力，使时政新闻发挥应有的宣传教育鼓舞作用。 其次，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要针对不同观众群的不同需求口味，按照科学合理地编排策划，进行节目的日常采访报道拍摄。虽然时政新闻承担着相当分量的政治宣传任务，但是电视行业本身依然要根据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只有顺应新闻不是简单枯燥地说教而是客观生动地报道的规律，才能采制出具有生活气息特点，让观众喜欢且接受的主流时政新闻。 第三，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需要与社会民生新闻开展适时的交流沟通，相互学习节目走群众路线的方法。社会民生新闻因为接地气，更加容易得到普通观众的支持喜爱。究其原因，关键一点在于亲民近民。如果时政新闻能够达到这些效果，就找到让观众重视的捷径。 第四，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适时地深入普通百姓身边进行节目互动推广活动。只有让更多的观众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运作整体情况，才能真正支持喜欢时政新闻。 笔者以宁波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时政新闻《宁波新闻》为例，来说明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如何进行群众路线工作。 第一，逐步降低自己身段，淡化新闻说教色彩，强调采访语言生活化、报道内容通俗化、新闻题材深刻化。例如，2014年元月开始，《宁波新闻》进行了适当调整，每天节目减少政府工作会议报道和领导日常活动报道，增加与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解读报道。在1月10日的新闻节目里，《宁波新闻》播出了市委市政府领导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工作后，紧接着就播出了解决市民菜篮子、钱袋子及出行、入学、求职等日常生活问题的报道。三十多分钟的节目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和百姓群众关联的新闻，这是《宁波新闻》走群众路线一个最大的变化。 第二，《宁波新闻》与频道社会民生节目《看看看》定期、不定期开展新闻报道的相互交流。两个节目的采编主创人员利用日常时间，进行新闻业务探讨，开展采访报道技巧训练，并把这些群众路线的成果应用到各自的节目当中。同时，《宁波新闻》还借鉴《看看看》大众化和生活化口语式的新闻采编报道样式，逐步改变自身节目曲高和寡的境地，逐步贴近普通大众的生活。除此之外，《宁波新闻》还与省内外兄弟电视台时政新闻和社会民生新闻开展新闻节目走群众路线的学习交流，定期进行节目制作间的互通交换。 第三，《宁波新闻》摆出了亲民近民的姿态，经常下基层、进社区、入学校、到企业……向广大普通百姓进行节目互动和品牌推广活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邀请业内学者专家、省内外同行、热心观众以及电视评议监督员等对当月或当天节目内容和编排制作进行点评审议，以期达到最佳的走群众路线效果。 当然，《宁波新闻》在开展走群众路线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果解决了这些不足，就能够让《宁波新闻》更好地进行节目走群众路线的新闻宣传报道。 （作者单位：宁波广电集团）栏目责编：胡江银 时政新闻论文:多维视角下的时政新闻编译方法研究 【摘 要】本文基于新闻编译研究的相关成果，通过对收集的时政新闻平行文本进行分析，探讨了编译过程中编译方法的选择问题。本文认为，新闻编译集新闻翻译和新闻制作于一体，编译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社会文化、篇章以及文本功能三要素对译文面貌的影响最为紧密。从这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有助于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 【关键词】编译 社会文化维度 篇章维度 功能维度 引言 编译是新闻媒体广泛采用的一种新闻翻译策略。例如，国内知名媒体《参考消息》就长期致力于国际新闻编译工作，向国内读者传递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各种报道。新闻编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1989年卡伦・斯戴汀（Karen Stetting）提出“transediting”（编译）一词以来，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理论范式，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究（谢新云，戈玲玲[1];郑庆珠，刘源佳[2];徐英[3]等）。但目前的编译研究主要是从单一视角考察新闻编译，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文本功能以及篇章等因素对译者编译过程的共同作用。因此，本文尝试以收集的新闻平行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各种编译方法在实例中的运用情况，从多个维度探究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过程，从而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 语料中编译方法的运用情况 本文所收集的语料均是时政新闻，原语新闻选自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以及美国之音等各大媒体，包括硬新闻与社论，共20篇。编译文选自《参考消息》，共20篇。语料收集时间为2011年6月至2015年1月。所收集的编译类型主要为篇内编译，即就单一原语新闻所进行的编译。 关于新闻编译方法，李德凤提出国际新闻编译主要采用“调整句法结构、调整文章顺序、合并段落、变直接引语为间接引语和删减内容”五种方法[4]。许明武在其《新闻英语与翻译》中还提到“在译文中另设标题”“选择原文中的关键句作为译文中的题外议论”等编译方法[5]。通过考察这些编译方法在语料中的运用情况，发现删减的情况最普遍，接下来译者最常用到的编译方法依次为：另设标题、合并段落、调整文章顺序以及增加题外议论。 编译方法的选择 翻译是一个选择的过程，编译作为翻译的一种，也是一系列选择的决策过程。从源语文本的选择到编译方法的运用，编译行为的每个阶段都包含译者对多种选择的确定。“这种选择，决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自由选择，它要受到诸如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6]。以下将结合编译实例，从社会文化、篇章以及功能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过程。 1.社会文化维度 翻译活动是在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因而文化层面的各种因素，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等必然会对翻译产生制约与影响。就新闻制作与新闻翻译而言，意识形态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新闻媒体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情境中，所采写的报道不可避免会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新闻话题的选取、立场的选择、人物话语的引用到文体的风格等新闻话语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媒体的倾向性”[2]。译语与原语媒体经常会出现意识形态差异，这就需要译者通过语言层面的改动对原文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转换，以制作出符合译语读者意识形态与认知期待的译文。正如勒菲弗尔所指出，“在翻译过程的各个层面，如果语言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观点相冲突的话，后者往往会胜出”[7]。 语料中，删减和在译文中另设标题是两种常用的对原文意识形态进行转换的方法。以《美国之音》2011年6月15日一则有关南海冲突的报道为例，原文题为“Beijing Criticizes U.S. for Meddling i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其编译文为“中国告诫美国不要插手南海 反对外部势力介入争端”。原文有11段，经过编译后有3段，删掉了一些重复的背景信息以及内容敏感的部分。如原文第5段中以下部分被删减： China’s claims over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verlap with those of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此句意为“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对南海提出领土主张”。作者把台湾和中国并列在了一起，与中国政府对台湾拥有主权的明确立场严重相悖，因而译文对其进行了删减。此外，译者没有将标题直译为“北京指责美国插手南海争端”，而是更改为“中国告诫美国不要插手南海 反对外部势力介入争端”。“告诫”一词的选用，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义。根据李行建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告诫”意为“警告”[8]，比“指责、谴责”语气强硬得多，表明了中国是南海主权国以及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译者对于此则新闻标题的另设明确反映了《参考消息》作为国家权威新闻机构的立场。 2.功能维度 文本功能是译者在编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另一重要因素。新闻文本属于“信息型”文本，其翻译的焦点是将信息有效、准确地传递给读者，因而译语读者对信息的接受在新闻翻译中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译语读者与原语读者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和期待视野等方面存在差异，原文中的信息对译语读者来说并不都是必要的，其重要性也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译者必须从读者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对新闻内容进行增删调整。 在很多情况下，在译文中另设标题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并激发其阅读该报道。比如2014年11月25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的一篇报道“The Sum of all China’s Fear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中国所有恐惧的总和：转基因食品），译者编译时没有采用原标题，而是另设了标题“美媒文章 中国限制转基因食品另有原因”。该标题亮点在“另有原因”，旨在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近年来，有关转基因食品争议的报道不断出现在各大媒体里，对转基因食品的抗拒主要是因为对其安全性存在顾虑，这一点已为一般读者所熟知，因此，“另有原因” 能吸引读者去文中寻找答案。该标题也浓缩了新闻内容的精华，方便读者理解新闻。 对于原文内容的删减有时也是基于文本功能因素的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近日刊出一篇有关钓鱼岛的评论，原文题为“China and Japan’s East China Sea Dilemma： No Simple Solutions”，其编译文为“中日解套钓鱼岛困局无捷径”（《参考消息》，2015-1-8）。译者对原文进行编译时删掉了一些背景信息，如第5段中的部分内容： The Senkakus were ceded to Japan in 1895 in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after it defeated China militarily. Beijing refers to this as an “unequal treaty” （Note to China： losing territory is what usually happens when you lose a war） and thus claims it is illegitimate. 该部分提到钓鱼岛在1895年因为《马关条约》被日本割占，解释了钓鱼岛领土争端的由来。对西方读者而言，这些背景信息可以帮助其理解新闻内容，而对《参考消息》的读者来说是历史常识，因此译文中被删减，以避免冗余。 3.篇章维度 篇章也是影响编译过程的一大因素。译文能否很好地被读者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译语语篇规范和读者的阅读习惯。一般来说，英语新闻段落较多，而且通常每段都比较短小，由一两句话构成。从句法上看，是完整的一段，而从内容上看，往往连续几段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相比之下，中文新闻则习惯一个段落交代一个主题。这种新闻写作模式上的差异决定了编译时常常要对原文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将一些有意义连贯性的段落合并，以使译文符合汉语新闻语篇的规范。 以2014年11月20日《新西兰先驱报》一则有关国家主席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举行会谈的报道为例，原文题为“President Xi Identifies ‘New Bright Spots’for NZ”，其编译文为“推动中新关系更上层楼”。原文共有14段，编译后有4段。通过文本对比，发现编译中有两处合并段落的例子，第一处出现在译文的第2段，该段由原文第5、6和8段合并译成。其中，第5段提到两国除了在农牧业等传统领域加强合作，还有其他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如金融服务、节能环保等。第6段说中国重点发展这些领域，新西兰在这些领域也有竞争力。第8段提及中国市场很大，新西兰乳制品、羊毛等优质产品在中国很受欢迎。这三段都是对关于中新两国开展合作领域评论的援引，各句意思联系紧密，所以译文中被合成了一段。同样地，对原文第4和10段的合并也是基于篇章连贯性的考虑。这两段都是约翰・基对中新两国关系的表述，属于同一主题，因而译者将其合并为一段，使得译文可读性更强。 结论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新闻编译关涉社会、认知、文化和语言过程，是诸多因素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中，社会文化、篇章以及功能三要素对于译者编译过程以及译文面貌的影响最为紧密。译者在准确传递原语新闻信息的同时，要确保译文符合目标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译语语篇规范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从以上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有助于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进而对编译实践与译品质量评估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陕西渭南 时政新闻论文:“互联网+”时代下时政新闻的转型之路 摘要 面临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不断探索转型发展之路。时政新闻开辟微信平台，既是对新闻热莸睦洌又是主动拥抱“互联网+”的明智之举。新媒体灵活多变且弊端凸显，如何规避成为时政媒体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唯有坚持社会责任与专业精神并举，不跟风、不媚俗，保持理性、中立、客观的媒体态度，才能确立媒体合理的发展方向，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 新媒体；转型；融合 从织微博到发微信，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己经从影响个人生活到推动信息传播。新媒体的“攻城略地”，并非“融合”“整合”两个词能概括，其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程度可谓是“颠覆”和“重建”。传统媒体要如何自保7严肃、刻板的时政类新闻出路在何方7很多传统媒体尤其是以新闻立足的地方台媒体都在探索新的途径融入这场来势汹汹的媒体变革大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更新，与之相匹配的各种热门的新媒体开始渐次活跃起来，博客、播客、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客户端……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今年1月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88亿，其中手机网民的规模也达到6.20亿，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更是突破50%，互联网已经以各种姿态悄然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面对着新媒体的来势汹汹，传统媒体也遭遇了断崖式的发展局面，求新、求变、求生存势在必行。2014年10月，营口新闻微信平台正式上线，引起微友粉丝的广泛关注。作为官方媒体微信平台，营口新闻微信有着自己的功能定位，不跟风、不媚俗，除每天推送本地新闻、政策热点外，还推送一些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话题，微友互动活跃。上线一个月，平台关注量突破万人，点击量数十万次。不仅提升了《营口新闻》的社会影响力也拉近了时政新闻和观众的距离。营口新闻开通微信平台并非是仅仅是为了赶时髦、追新潮，或是盲目盲从地开通新的传播路径后弃置不用，最终目的是契合新媒体的发展，打造受大众欢迎又不失新闻规律的“新产品”。因为这个时代的读者已经具备了很高的知识素养和新闻敏感性，他们对信息具有很强的鉴别力，你是真的想给他提供阅读价值，还是纯粹搞推广，他们一眼就能看清。微友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兴趣？语言的组织上如何拿捏7媒体观点和功能如何体现？如何提升人气？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结果必然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导致新媒体内容无传播力，粉丝也成了“僵尸粉”。 地方台时政新闻栏目开通微信平台，既体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充分融合，又契合媒体的时代要求。进入物联网时代，网络实现全覆盖，微信以其草根性、及时性、共享性等特点迅速占领了信息市场。人人都可以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人人都可以是消息源，在微信的世界里，人们尽情享受着网络的便捷，微信似乎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第一入口。每一种媒体技术的出现都会深刻改变着世界。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传统媒体的市场用户已经逐渐迈入老龄化，譬如以报纸为代表的纸质媒介，他们的受众大多年龄50岁往上，而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则毫不意外地垄断了大部分的受众市场，从学生到农民再到白领，他们所获取信息的渠道基本都依赖互联网，新媒体的勃兴己然对传统媒体造成了极大威胁。 事实上，受众转移到新媒体环境中，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好事。因为，他们在接触新媒体的过程中，碎片式的阅读、真假难辨的信息、良莠不齐的内容，让受众不胜其扰。这些弊端，作为新媒体的运营者该如何避免呢？ 症结一：一味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忽略其真实性 新闻，贵在一个“新”字。这是新闻时效性的具体要求。自从新媒体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媒体在报道时效上的滞后，让新闻的及时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从传统媒体的日报变成了“分报”“秒报”。尤其是近些年，所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后，都是由新媒体率先爆出，然后由此引发的舆论热点会在互联网上蔓延。因此，“时效”二字成为各类新媒体平台争夺用户市场的主打牌。然而时效同时也是媒体的一把双刃剑，如果单纯重视新闻的时效性而忽视其内容本身的真实性，这样的媒体也不会走很远。 2015年10月27日，歌唱家于文华在微博自媒体平台了一条关于国内文学家、剧作家、词作家闫肃老师逝世的消息，一时间，无数粉丝转发该条微博，甚至一些官方媒体客户端也随机推送有关“闫肃老师去世”“缅怀追忆闫肃老师”的相关信息，然而诸多媒体人马上就意识到，各大新闻的相关报道，信息源皆是一句简单的“据歌唱家于文华”，事情很快发生反转。随后闫肃老师的亲人以及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各大媒体出来辟谣，于文华本人也赶紧删掉这条信息有误的微博，并向闫肃老师及其家人表示歉意。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一条不真实的新闻可以在全国媒体引发集体乌龙，盲目跟风导致后果很严重，微友很生气。 症结二：过分崇尚“标题党”形式作风，降低媒体公信力 网络提供给受众的大多是碎片化的阅读。人们往往只看标题，忽略内容。如果标题打眼，就会赚取很高的点击量。不少媒体人在标题上动起了“脑筋”，即所谓的“标题党”。具有噱头、煽情、媚俗、暴力的标题虽然会吸引大量的眼球，但这些却让标题的内涵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变成投其所好而存在，并不符合媒体的客观性。“标题党”的存在不仅极大助涨了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还让媒体公信力大伤元气。 症结三：内容媚俗无底线，无视媒体责任感 作为媒体人，需时刻牢记身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新闻既要去伪存真、还原事实的真相，更要体现人文关怀。有一些媒体人，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的取向，特意给自己的新闻内容冠上“独家”“超级”“深度”等字眼，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将“独家”“超级”简化为噱头，将“深度”等同为内幕，他们错误地将内容的卖点理解成了低俗，一味地谋取利益和业绩而置媒体责任而不顾，这种行为不仅不利于媒体的长远发展，甚至对社会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媒体人明确了新媒体的症结所在就要在日常新媒体运营中有所规避。譬如在转发信息时，不要刻意追求时效性忽略真实性；针对原创的信息一定要核实后再；同时还要保持基本礼仪规范，避免过度情绪化从而影响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时政新闻栏目的微信平台不同于其他自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既要向公众传播有价值的信息，还要守住“操守”和原则，不能为了追求点击量而迷失方向，人云亦云。否则，势必会使新闻真实大打折扣，媒体公信力严重受损。没有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再唱与新媒体融合的“高调”岂不是舍本逐末？开辟新媒体阵地固然重要，但守住传统媒体的“真、我”根本，更为重要。媒体人只有坚持社会责任与专业精神并重的原则，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中立、客观的职业态度，才是长久发展之计。 时政新闻论文:省级卫视时政新闻栏目的报道常规和新闻偏向 摘要：《浙江新闻联播》作为省级卫视的时政新闻节目，其新闻类型、消息来源、新闻主体、话语引述等方面都暗含着媒介组织的新闻报道常规。它既自上而下式地沿袭央视《新闻联播》的传播框架，又有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大省的品牌新闻栏目的特性。 关键词：报道常规；新闻偏向；消息来源 一、样本选取与研究对象 （一）确定样本 笔者选取了2015年10月8日至17日连续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一时间段内的新闻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这个时间段内没有各种节日、重大的活动与会议，能够体现常规报道的真实状貌；其次，选择连续的时间线内的新闻样本进行研究，反映新闻部门在一个连续时期内筛选、处理消息的工作流程和常规。 这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去掉提要、片尾和导语的时常一共10526秒，平均每天1052.6秒（17分32.6秒）。 （二）样本单位――新闻数量 需要说明的是，在统计新闻数量的过程中，一个新闻标题下的内容算为一条新闻。遇到一个标题下有两条相同主题、不同事件的新闻时，将其算作两条新闻。如果报道后配有本台短评，将其算作两条新闻。样本中10月9日有一条本台短评。此外，口播新闻虽然没有同期声画面，但作为一条独立新闻，它也有主题且产生意义，因此在本研究中也算作一条新闻。10月12日有一条口播新闻。 据此计算，样本中一共有新闻160条，平均每天播出16条。其中，10月11日播出新闻条数最多（20条），10月15日播出条数最少（13条），条数波动幅度为65%。 二、样本分类 笔者将研究样本按照新闻主题分为党政新闻、领导人活动、经济发展、科教文卫、社会事件、旅游休闲、城市建设、服务信息等8类。 （一）党政新闻 党政新闻指反映党政部门工作活动的新闻的总称。在本样本中，党政新闻共有22条，占新闻总数的13.75%；总时长1310秒（21分50秒），占新闻总长度的12.45%。 （二）领导人活动 领导人活动主要为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视察、讲话、座谈等内容，从题材上看也属于党政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因其在节目中安排的位置、篇幅、时长乃至动用的新闻资源都远远超出其他类型的新闻，故单独拿出来归类。在笔者选取的该样本内，有24条新闻是领导人的活动方面的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5%；领导人活动新闻的时长为2587秒（43分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58%。 若是将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合并计算，便能更清楚地看出其所占的比重。总条数46条，占新闻总数的28.75%；总时长3897秒（1时4分57秒），占新闻总时长的37.02%。平均每天播出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389.7秒（6分29.7秒），超过每天平均播出时间（17分32.6秒）的三分之一。 （三）经济发展 有27条新闻是经济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6.88%；经济新闻的时长为2838秒（47分18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6.96%。 （四）科教文卫 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进行分类，有40条新闻是科教文卫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25%；科教文卫新闻的时长为1775秒（29分35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16.86%。 （五）社会事件 有8条新闻是社会事件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社会事件新闻的时长为301秒（5分1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86%。 （六）旅游休闲 有16条新闻是旅游休闲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0%；旅游休闲新闻的时长为829秒（13分49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7.88%。 （七）城市建设 有14条新闻是城市建设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8.75%；城市建设新闻的时长为627秒（10分2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5.96%。 （八）社会服务 有9条新闻是社会服务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63%；社会服务新闻的时长为259秒（4分19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6%。 三、样本性状分析 笔者选取了消息来源、新闻主体、同期声使用、时效性等四个维度对样本进行了性状分析，以剖析《浙江新闻联播》节目的报道常规和新闻偏向。 （一）消息来源 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媒介组织的生产研究中，都关注到消息来源对媒介组织议题选择的建构功能。周小普在对央视《新闻联播》的样本分析中，便将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区分开来，他认为新闻来源是新闻的报道者，而消息来源是为新闻的报道者提供新闻事实的人员，即事实来源。笔者选取的消息来源即周小普笔下所说的“事实来源”。根据消息来源机构所处的视角、地位将消息来源分为党政部门、事业商业机构和社会人员三类。 在该样本中，有106条新闻是来自党政机构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66.25%；来自党政机构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8175秒（136分15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77.66%。有46条新闻是来自事业商业机构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28.75%；来自事业商业机构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1874秒（31分14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17.8%。有8条新闻是来自社会人员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来自社会人员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477秒（7分5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4.53%。 （二）新闻主体 新闻主体指一条新闻中报道的主要对象或是行动的施动者。综合新闻类型和消息来源的分类，笔者将新闻主体分为党政部门（人员）、事业商业机构（人员）和普通百姓。其中，参照本研究中新闻类型的分类，笔者在这一部分的样本分析中，亦将领导人从党政部门（人员）分类中剥离出来独立成类进行研究。 1.党政部门（人员） 有59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党政部门（人员），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36.88%；新闻主体为党政部门（人员）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3950秒（65分50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37.53%。 2.领导人 有24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领导人，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5%；新闻主体为领导人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2587秒（43分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58%。 合并计算的话，以上两部分总共的新闻条数为83条，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1.88%，超过了一半的新闻总数；两部分的全部时长为6537秒（108分5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62.1%，接近三分之二。 3.事业商业机构（人员） 有65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事业商业机构（人员），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40.63%；新闻主体为事业商业机构（人员）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3326秒（55分26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31.6%。 4.普通百姓 有12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普通百姓，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7.5%；新闻主体为普通百姓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663秒（11分3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6.3%。 （三）话语引述 电视作为一种声像传播方式，同期声和画面、配音一样，是一种重要的声像表现手法。就其种类而言有两种，一种是现场的环境声，另一种是人物的谈话声。话语引述便是着眼对该样本同期声中的人物谈话的研究。笔者将话语主体分为党政部门人员、事业商业机构人员、专家学者和一般群众。 在该样本中，共有人物谈话同期声137个。党政部门人员的话语被作为同期声引述53次，占总次数的38.69%；事业商业机构人员的话语被引述42次，占总次数的30.66%；专家学者的话语被引述3次，占总次数的2.19%；百姓群众的话语被引述39次，占总次数的28.47%。 （四）时效性 本研究中所说的时效性指一篇新闻报道在写稿时所采用的时间状态。就分类而言，笔者将其大致归纳为五类：今天（文本中有明显的时间状语）、昨天（包括经推断时间为前一天的新闻）、近日（诸如日前、最近等一类时间状语）、无时间（从文本中无法明显辨识出新闻发生的具体时间）、将来（所报道事件的时间状态指向未来）。经过统计，这五种新闻的时间状态在样本中存在的条数和占比分别为：89条，55.63%；16条，10%；30条，18.75%；19条，11.88%；6条，3.75%。 笔者采用了周小普对央视《新闻联播》时效性分析的加权处理方法，对采用不同时间状态的新闻进行打分，最终为样本打出一个平均时效分。[1]打分规则具体为：今天（5分）、昨天（4分）、近日（2分）、无时间（0分）。需要说明的是，“将来”的时间状态因为指向未来，无从谈论时效，因此不予打分，亦不计入加权范围。经过加权处理和计算，笔者选取的这十天的样本平均时效分为3.69分。根据打分规则来看，样本的时效性在昨天之前。从加权处理的结果看，《浙江新闻联播》所报道的新闻平均发生在昨天之前。究其原因，虽然“今天”新闻占了55.63%，但由于节目中有不少的“最近”和“无时间”新闻，大大影响了这档新闻节目的平均时效性。 结论 综合对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的样本分析结果来看，作为省级卫视的时政新闻栏目，无论是新闻分类、新闻主体还是消息来源的选择，党政部门皆具有极强的存在感。若将这一结论放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去理解，便能发现其中的必然性。媒介组织在选择消息来源时，从源头上已将党政部门作为最重要的依赖，记者得到新闻素材后，无可避免地统一媒介组织和党政部门的立场。有学者经过对特定议题的量化分析后便指出，我国城市媒体由于过度依赖政府消息源，而使得新闻报道成为政府文件的复制，甚至成为部门利益的表达场所。[2] 从新闻类型上看，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占新闻总数的28.75%，占新闻总时长的37.02%；从消息来源来看，来自党政部门的消息占新闻总数的66.25%，占新闻总长度的77.66%；从新闻主体来看，党政部门（人员）和领导人的新闻占新闻总数的51.88%，占新闻总长度的62.1%。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新闻类型、消息来源和新闻主体三者都存在着一致的规律：《浙江新闻联播》在处理党政部门和领导人新闻时，惯用的处理方式是，在相对较少的新闻条数中，播放时长尽可能长的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新闻。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新闻业传统中，党政部门往往是“垄断性”的新闻主角，这样一种主角分配模式对应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业理论对于新闻业的角色要求，例如，宣传和传达政府的政策并向公众提供解说，这种角色实际意味着一种“政府表达”，而非民间表达。[3] 若将视角扭转过来，便会发现其他诸如行业新闻、服务信息之类的新闻类型，新闻条数的比例比新闻时长的比例要大，与党政新闻的情况恰恰相反。也就是说，虽然播放的其他类型新闻条数比较多，但从新闻时长来看，在一期节目的容量其实并不大。这是《浙江新闻联播》兼顾各类型新闻平衡报道采用的一种策略。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政新闻论文:论如何增强党报时政新闻的亲和力 [摘 要]时政新闻在媒体的报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时政新闻报道内容单一、形式僵化，缺乏亲和力，导致受众不愿意看，影响了新闻的传播效果。因此，应通过对报道思维、报道视角、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报道语言几个方面来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 [关键词]新闻报道；时政新闻；亲和力 时政新闻在媒体报道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时政新闻报道重领导、轻群众，重工作、轻生活，报道语言公式化、概念化，缺乏亲和力，导致受众不愿意看，影响力传播效果。 同志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时政新闻报道只有增强亲和力，才能产生吸引力，形成感染力。因此，要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体制改革 在坚定不移的坚持党报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让党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让时政新闻的写作更加灵活，让舆论监督的力度更为强大，让党报的宣传之味日益淡化。党报究竟是要替党说话还是要替百姓说话，这都需要在新闻体制上进行革新，让党报新闻思想从“指令性新闻模式”向“指导性新闻模式”转变，借用《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的一席话“过时、过细、过严、过死的新闻管制手段，是阻止中国媒体‘做大做强’的最大障碍。官方媒体之所以不能向世界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甚至还在失去本国民众的信任，原因就在于自己人掐住了自己人的喉咙，使其有话说不出，说出来也没有力量，久而久之就不会说话。”我国党报要更具有新闻亲和力，要更为读者所接受、所喜欢，应从下述两方面着手：其一，使党报新闻摆脱旧有的宣传本位，回归新闻本位；其二，党委宣传部门转变观念，在强化党委对报纸的政治影响和政治领导的同时，赋予报社一定的自主权和自由裁量权。 二、转变思维 打造时政新闻的亲和力，首先需要媒体一改过去的惯性思维，要在报道思维方式上先行突破，报道思维的转变是根本。 一是思维方式要从趋同型转向求异型，求异型思维在认识过程中往往关注于事物间差异性与特殊性， 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 已知事物的局限性。时政新闻之所以“ 老面孔” ， 就是记者局限在求同思维中， 主题重复， 视角相同， 写法老套。求异思维要求记者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特色、视角，从常规中寻找特异性。 二是思维方式要从单向型转向多向型。多向思维呈发散状， 能帮助记者从事物的不同侧面去理解其本质，从相互联系、交叉中去发现新闻， 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 不同形态中去挖掘新闻，有利于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客观事物。 三是思维方式要从静态型变为动态型。时政新闻要有动态视角、动态思维，就是要善于从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中寻找“ 切入点” ，进行先导性报道，而不是干坐在那等。 四是思维方式要从单一因果型转为多因果型。在时政新闻报道中， 要注意事物发展所出现的一因多果、 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等复杂情况。尤其要防止用线性单一因果的思维方式去报道事物。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事物因果链前后左右的关连， 把事物间的因果决定看成断然不二， 片面强调事物产生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扭曲了报道立体的能动 性， 使记者不能全面、正确、客观地报道事物。摆脱“单一因果” “ 非此即彼” “ 非黑即白” 的思维方式， 才能消除时政新闻报道绝对化、简单化的流弊，使报道看起来更有立体感。 五是思维方式要从滞后转向前瞻。当今的时代是信息的社会， 随着各种信息的迅速跃动与交汇， 受众再也不满足那种浅层次的报道， 而是希望了解新闻事物的前因后果， 特别是渴望了解事物发展的趋向及对前景的预告。时政新闻由于受到一定的局限性，有时进行这种前瞻性的报道比较困难，但党报记者的思维转向前瞻型， 有助于把昨天的事实背景与今日发生的新闻事件联结起来， 作深层次的思考， 尽可能揭示明日的发展前景与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对于新闻的了解更全面。 三、报道中要以人为本 “从表面上看，受众是新闻媒介的接受者和服务对象，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新闻传播效果的检验者，是新闻传播方式和内容的决定者。”传统的时政报道多采用官方视角， 缺乏贴近性，缺乏亲切感， 对读者自然没有吸引力。因此，新形式下提升时政报道的“亲和力”，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非常关键。 这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首先要表达人民的声音。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媒体做到真正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新闻报道中需强化人本精神，用人文关怀表现人民的状态，传达人民的心声，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 其次，新闻媒体要紧扣读者的需求。“办报为大众，办报靠大众”，在时政新闻报道 中明确树立科学明晰的受众至上的现代传播理念，以平民视角反映普通民众的思想情感， 这不但是媒介与记者在实践中应该坚持的一种价值取向， 也是媒介面对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认同的一种竞争策略。 当然，这种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并不是简单地把镜头、笔端对准老百姓，而是使报道的关键点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点形成共振、互通。这样，读者了解的就不是哪个领导开了什么会，视察了什么地方，更重要的是了解到这个会议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什么关系，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以及影响到什么程度。 四、拓展报道内容 以往时政新闻的报道内容框架性比较强，报道素材单一，也成为其不受欢迎的一个方面。现在，记者在时政新闻的报道中不应再因循守旧，在主题确定的前提下，要对报道内容进行不断的拓展。如今新闻新品种如雨后春笋冒出来，如精确新闻、背景新闻、解释新闻、谈话新闻、体验新闻、深度报道等等，就是新闻报道内容不断拓展的结果。 人们在拓展时政新闻报道内容上，通常采取三种方式： 做“ 宽” 时政新闻，抓住重大政治新闻，进行横向的开拓。 做“ 深” 时政新闻， 搞纵向开拓、深度剖析，为读者提供权威的信息和观点。 做“ 强” 时政新闻，在原有既定报道的基础上，可照仿其它新闻种类的做法，尝试增加口头访问、直接观察、亲身体验、隐性采访等内容，运用大量鲜活的材料，为时政新闻的报道造势增色。 五、报道形式要多样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包装，包装抓人，人们才会进一步仔细考察里面的产品。新闻报道也是如此，只有先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兴趣，才会耐心地往下读。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除了转变思维方式外，还需创新形式，不断改进报道方式。形式是新闻报道的外在表现，报道形式的多样化是打造时政新闻亲和力的重要手段，对于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闻报道作为一种文体， 其基本种类有消息、通讯、特写、专访等。这些体裁种类 在过去各自特征比较明显， 格式比较固定， 操作起来往往出现程式化。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就是要打破这种程式化，不断丰富报道形式，一改过去的报道模式，变封闭式的方式为开放式的方式，变训导式的方式为诱导式的方式，变灌输式的方式为启发式的方式。只有与读者建立平等的沟通关系，增强报道的亲和力与吸引力，才能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具体来看，追求直观效果、突出视觉冲击力，注重面部扮相、强调给受众第一印象等等都是丰富时政新闻报道形式，提升“亲和力”的手段。 《南方都市报》的《广州小变大盘点》和《深圳触摸现代化》两个大型报道中都把封面和封底打通来做，同时运用大量的图片。尤其在“小变”中，图片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有一图胜千言的审美效果，而且比文字的震撼力更强。同时大量照片的使用也使得整版面鲜活起来，让读者产生从视觉到思维、又从思维到视觉的双向交流。 《北京青年报》强化解读报道。《北京青年报》在两会报道中经常使用“对比报道”的手法，将权威人士对同一事件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见解置于同一平面进行分析比较，给人以最直观的感受，于对比中给读者留下思索的空间。 《经济日报》则常用数字和图表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编辑用曲线表、柱状图等形式将相关领域的发展变化直观展现给读者。 以上种种都体现了传统媒体在时政新闻报道形式上的灵活与多样，这对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六、报道语言要生动 俗话说，没有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在一篇时政新闻的出炉过程中，语言的表达是最末的环节，也是最基础的环节。试想一下，你的思维方式转变了，报道视角也有了，报道内容也拓展了，报道形式也是多样的，但语言表达不够，也无法出彩。因此在前面的环节做足的情况下，必须要将政策性强的时政新闻信息用通俗、生动的群众语言表述出来，使读者容易接受。这就需要记者和编辑们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打造通俗易 懂的个性语言，使时政新闻的报道更富“亲和力”。 七、新闻从业人员再教育 当前我国党报新闻亲和力缺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的原因，即党报记者、编辑与报社领导的个人主观原因，说到底这其实是新闻职业素养不够，想要彻底改变这一现象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但也有种种可使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得以提高的路径。新闻业界可借鉴每隔几年举行的党员先进性再教育活动这个做法，在新闻从业人员中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新闻从业人员再教育，鼓励新闻工作者进学堂，进图书馆，进资料室，不断给自己充电，不断更新知识，使政治理论水平走在时代的前端，专业知识水平走在学术的前沿，使新闻理想与新闻追求永不磨灭，并且越发熠熠发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方延明在沈峥嵘同志的人物通讯研讨会上说，好一记者名记者一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二要有执著的新闻理想，三要有着迷的新闻敏感，四要有快捷的写作速度，五要有开阔的政治胸襟，六要有虔诚的仁爱之心。5，新闻工作者可把具备这六点素养视为前进的方面。改进党报新闻亲和力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无法一触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它需要理论界与业界共同的不懈努力，不断改革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不断汲取养分，提出更有用更有效的改进措施。而本文在此呈现的，也仅是党报新闻亲和力改革探索中的沧海一粟。 时政新闻论文:如何让企业报时政新闻更可读? 拟好标题，为时政新闻画龙点睛 标题是新闻给受众的第一印象，好的标题具有揭示出包含或蕴藏在新闻事实里的本质意义之功，质量意识不能模糊。 具有信息传导力度的方法大致有如下种类。一是平铺直叙。用清晰、直白、简洁的语言精确陈述新闻事实，传递新闻正文有价值的信息，指导受众阅读。2011年1月S日《中国石油报》6版图文并茂刊发人物通讯，记录了中央企业劳动模范、中石油工程建设苏丹公司经理杜光鉴事迹。我和同事采写的通讯以《一个中国石油人的海外20年》为题，展示了新闻的立场、观点。二是善用数字。2011年2月，利比亚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石油上下联动，迅速组织安全撤离在利比亚员工。3月3日，《中国石油报》一版刊发通讯，主题是“为了392个兄弟姐妹”，与写实的副题结合，醒目地突出了“一个都没少”的新闻事实。三是情融其中。通讯类时政新闻标题也可用散文式笔法，使文题一入目，即觉出感人的力量。2010年元旦，总理冒着严寒来到大庆油田，石油报一版头条刊发了“总理和咱一起过新年”纪实通讯，文题虽质朴，但暖意融融。四是古句新用。记录中石油人才战略的通讯“良枝自引‘凤还巢’”，借用了梅派传统京剧曲目《凤还巢》的字面意；记录中石油廉政建设的通讯“莲濯清水，香远溢清”，撷取了北宋名篇《爱莲说》中的佳旬。五是深意巧蕴。2006年9月。中石油在辽河油田召开廉洁文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我承担了现场观摩的通讯报道任务。为避免文章流于空洞的说教，采用了虚实结合方式拟出了主副题，主题是“让‘宝石花’圣洁地开放”，将中石油标识和神圣而纯洁的意味组合一起，既兼顾可读性，又突出了文章的重大意义。 抓住细节，让时政新闻鲜活耐读 近年来，《中国石油报》领导活动类时政新闻报道任务量明显增多，成为报道重头戏。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国石油企业或项目考察调研近70次。怎样让这些活动类时政新闻更好地吸引受众？细节是一个重要抓手。如《总理和咱一起过新年》一文，就运用了多个细节描写：用过午餐，总理来到井队二班阚涛班宿舍，他摸摸被褥，关切地问：“晚上凉不凉？”队党支部书记赵桂军说，现在是地热，比原来的电取暖好多了。再如，走到宿舍门口，看到技术员刘小明头戴的棉帽子，总理伸手摸了摸说：“这真是狗皮帽子，暖和吧。”大家都笑了。最后，将离开铁人展览馆时，看到人群中的“新时期铁人”，总理像老熟人一样直呼其名，问道：“王启民，你今年多大年龄？”王启民说，74岁啦。总理一再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这些细节虽小，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民的形象跃然纸上。 获2009年度中国石油新闻一等奖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消息，写作中融入了通讯笔法。为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管道工程，中土哈乌四国元首聚首土库曼斯坦。开工当天上午，巴格德雷合同区阿姆河第一天然气处理厂门前近4万名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四国贵宾。我注意到古文记载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土库曼特产“汗血宝马”充当了现场表演的主角，于是将这一细节描绘到了文章里，“阿哈尔捷金马姿态优雅地微微颔首轻曲右膝，欢迎贵宾到来。四国元首在掌声和欢迎声中健步走上观礼台，欣赏马术和文艺表演。” 笔墨着情，让时政新闻打动受众 采写总理冒着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低温，与大庆油区工人共度新年的新闻时，我通过现场采访、事后采访当事人等办法，选取了一些饱含隋感的事例和语言，用“总理来到咱井场”“总理走进咱家门”“总理叫出咱名字”三个小标题，描绘了三个场景，记录了三个片段，再现了总理对石油工人的深情。 在采写中石油利比亚员工安全撤离的过程中，我和同事到机场接机采访、电话连线亲历者，尽可能真实记录、还原现场。因为饱含对历经磨难战友、同事的敬重、怜惜之情，我们在文中做了这样的记述：午夜。那雨下得正紧。人全被赶下大巴车，站在没脚脖儿的泥水里。打在身上的冰雹，有黄豆大。“冷，真冷啊。”王贵宝回忆着。“走到拜尼瓦里德，又被军队拦下，强令车辆原路返回，没收了电脑、手机、GPS。蒋超把手机藏到身上，才没断了联系。”长城钻探利比亚项目部经理李亚强组织员工安全撤到突尼斯，自己却留在利比亚通过QQ联系包机。媳妇惦记他的安危，不停网上问话，只是不见丈夫开小窗回应。等了很久，李亚强回了旬：“忙，我这儿开了20多个窗口。”此文刊发后，仅在中石油集团内网短时间内点击量就过万。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摘要】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的管理技术，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日本企业文化不仅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也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在当代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趋势中，应当注意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 【关键词】管理哲学；管理技术；文化融合；管理之术；管理之道 西方管理学从泰勒、法约尔开始，逐渐架构成完备的体系，又衍生出众多的流派、学派、丛林。与此相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都离不了理国治邦，他们的文化精髓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管理思想。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乏深邃闪光之处，却沧海遗珠，散见于经、史、子、集，缺乏系统的于是，学院教授的“正统”管理学“言必称希腊”，基本是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 一、西方管理学分析 西方管理在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中积累出明显的优点：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和严密地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技术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对管理中某一要素进行深入地、科学地分析，总结出的某一方面的规律，却往往把局部的规律看成是一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走极端的弊病；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复杂也带来新的矛盾。组织结构复杂常常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扼杀了创造行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人生。所以东方管理文化也是以人为核心，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而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员工“心愿”的问题；而西方则注重员工“会不会、能不能”，是针对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下工夫，各有侧重。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不断提升境界的养料，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木桶，那他前进的动力在某些阶段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起来的科学监督和统计制度，东方管理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的自我管理，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从“性善论”出发，通过自身修养来解决问题。这些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共通之处。儒家讲究的是“宽容和谐内部环境”，但在管理中的感性成分较大。极端的感性管理也会导致具体管理者无所适从、无所凭依，管理走型。 东西方管理文化不同，对管理的本质和认识也就不同。但是在当代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中，现代管理本质越来越体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为核心的人本管理思想。对于“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中国上古时代提出了“德为贵”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儒家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其归宿是“安人”，即理想化的社会管理及最终的天下大同。“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与管理方法。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需要提倡诚实守信、意志坚强、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方也普遍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在mba课程中也开设了“管理伦理”的课程，东方管理学派提出了“以德为先”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把道德行为放在首位，遵行“德智兼容”。日本企业的成功更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三、日本企业文化的示范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在全球开始展露风采。当时美国正在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嘛。企业劳动生产率在连续增长了20多年后骤然停止了增长。而这时，日本作为战败国，战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石油等原料全部依靠进口，但他们的企业在石油危机中安然无恙，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长期熏陶。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一）日本企业文化中体现的东方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府推行，国民诵读《孝经》，提倡孝道。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奉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瞩目。于是全世界都开始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包括曾经是日本人老师的美国人也放下架子，“拜徒为师”。经过一番探讨研究，欧美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与美国的资金扶持有关，而且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不是单纯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设备、技术、产量等“硬件”，也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企业风土”等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如“社风”、“社训”、“社长信条”、“经营原则”、“企业使命感”等。而儒家思想正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是创造“软”因素（日本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学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时空的优势。于是产生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的“人本管理”思想。这种人本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也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灵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管理还讲求施义，这种管理思想，与儒学中的“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有的日本公司在经营宗旨中就明确直奉行“先义后利”！“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荀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成功的日本公司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日本企业家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二）日本企业文化成功案例简析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上九大公司之一，是目前日本获利最高的企业之一，其营业额从战后至今增加了4000倍以上。松下公司的创始人及领导人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该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有很强东方色彩的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表现在：一是强化企业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日本首先创作公司歌曲并制定价值准则；就像现在你一走进“好又多”超市，你就会听到他的公司歌曲，这样的文化熏陶很容易让人们不自觉的将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联系起来。日本的横滨饭店规定对新雇员培训的一半时间不是讲业务，而是教他们懂得自己应对周围的社会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让他们到饭店前面的公园打扫卫生。在日本，有一句很响亮的话：“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由此可见日本企业家对文化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二是重视人才培养，这从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器产品”中可见一斑；另外一家日本企业——日本京滨制铁所是一家高度自动化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工序管理上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但这样一家企业却也十分强调人的作用，建立很强的工作道德观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以培养职工道德观念为主，并围绕道德观念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三是注意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容，使员工易于接受。比如开会，可以选择不在会议室里，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开会迟到的人，可以叫他们请按时到场的人吃饭等等。这样一些比较远离传统的企业文化，可以让员工避免被束缚的感觉，从而能够更容易的接受。 四、结语 日本是“东方的西方国家”，或许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日本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熏染，它才能有这样一个契机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日企横扫英国的摩托车业，超越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和光学仪器市场，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和一般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等一系列的企业神话，这些神话不断的被文化管理学、企业战略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科选入教材，流传起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企业的成功，掌握西方的管理理论，领会东方的管理思想，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将东西方的管理哲学在中国来一个第二次融合。 美国华人管理学家成中英教授说，中国是“心”文化，美国是“脑”文化，管理是外在伦理，伦理是内在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方法在国外公司有时很好用，但现在我们的员工是中国人，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运用西方习以为常的管理方法。虚实结合，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从让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样板。 不可否认的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既不能消灭它，也难以统一它，因为世界需要五彩斑斓的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在差异彼岸构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用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论文 一、东西方企业的质量管理特点 （一）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东方企业质量管理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要数日本了。以下以日本为代表谈论一下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自主，主动是日本企业的独特的特点。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最主要的思想是来源于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管理思想。顾客至上是他们企业的经营理念。最为值得学习的是，日本企业的质量政策在内容上不仅体现出了“把顾客作为焦点”的原则，而且能够在各个生产活动中得以全面的执行应用。 （二）西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质量管理的起源地在美国。美国企业一直重视质量管理，其质量管理方法当然是各不相同，比如：“统计质量管理法”,“全面质量管理法”。因此,美国企业在质量管理思想，质量管理组织和质量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有其特点。美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注重规范化和程序化管理，讲求质量控制，在管理方法上，美国企业是在标准的规范下进行的，也有一些企业为了解决质量管理的具体问题设置一些临时的机构：如福特汽车公司为生产专用零部件而设置的临时工作小组等。 二、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对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理念是在生产过程中综合考虑产品的质量，美国的企业则是在规范化的过程中生产产品。通过对其优缺点分析可以对我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有一个很客观的改正标准：第一，中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研究还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层面；而西方企业已经有自己独特的质量管理理论体系。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质量管理研究，加强中国企业质量管理研究。第二，中国企业质量管理重形式轻实践。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只是把质量管理这一重要的操作流程当做是无关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具体的去实施它的作用。第三，需要提高中国企业员工的个人素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素质，因此我国企业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责是提升员工的文化素质。 三、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一）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是令人堪忧的。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如下：第一，企业产品质量差，浪费生产的原材料。第二，质量不合格的各种产品横行于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乃至生命。第三，我国企业对TQC(TotalQualityControl)和贯彻ISO9000系列标准不进行实际实行。 （二）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我国企业质量管理远远落后于美日。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第一，真正把全面质量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企业必须按照全面质量的原理来重新安排质量战略策划,真正将全面质量面质量管理放在首位,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第二，真正实施ISO9000系列标准，切实做到运用此标准来对质量体系进行规范。第三，注重质量文化的作用。我国的企业应该学会创建文化企业，把员工的个人素质首要位置，以此来提升企业产品的质量。对我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思考，切实做到从我国自己的实情出发，总结我们之前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国外质量管理好的方法，活学活用现代科学的质量管理手段，认真预测世界质量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理论的基础上重实践，一定能把我国质量管理提高到现代质量管理的水平，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道路。 作者：刘艳菊郑满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哲学论文 俗话说，无规矩就不成方圆。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人类的这些进步，一个又一个发明创造，经济不断发展都离不开管理，包扩人的管理和物质的管理。管理思想的发展按时间划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的管理思想、中期的管理思想、现代管理思想。 毋庸置疑，人类早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管理思想，管理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课题，不同时代的管理有着适用于那个时代不同的含义，但是很少全部弃旧立新，不能说过去的管理思想已无用途，现在科学的管理也是在建立在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过去的管理思想还在影响着现在的管理活动，有多种原因:首先，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和遵守客观规律，人类早期并没有一系列的理论概念，我们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验之间，蕴藏的管理思想的萌芽。要怎样安排怎样分配才能更好的完成生产生活任务。这些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想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每个名族每个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中都会有自己名族的特点在内，也就是说早期的管理思想会对现代的管理思想影响。例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是永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永久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存在，而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平衡的集合，因为他是和谐平衡的，让人生存，无私奉献，所以它能够永世长存，而现代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就有企业要有造福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个影响的例子；其次，现在所说的管理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路走来，从欧洲的古希腊神庙到中东的古埃及金字塔再到东方的长城，这些奇迹的诞生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的管理经验。虽然时代一直在变，但是一些理论的有效性还是没有变，例如马基埃维利的思想领导原则和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些原则的是相当类似的。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巴贝奇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的管理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手段来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学科要素在内，不单单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或者是对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来思考而是运用心理学、计算机、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手段来综合管理一个企业。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强了人的培养，企业生产运营更人性化。职工的满足感，归属感成为了影响管理好坏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创新意识，现在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企业和国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适者生存，不仅要适应更重要的还是创新。根据形式不断改革管理体制。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类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现在也能指导管理实践，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我们要分析客观规律才能克敌制胜，这句话在现在的一些企业的竞争的到处都能体现；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认为恶是人性自然需要善来改造。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人是复杂的动物，有两面性，对人的管理要运用不同的手段。15世纪著名的思想家马基埃维利提出了四项领导原则，这四条原则同样也在现代的领导实践中发挥着作用，比如领导需要得到拥护和领导需要团结群众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具有自身的传承和自己的特点。这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偏向与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追求的是最根本的性质。在管理理论中，多数是以工作本身为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很少考虑人的因素，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工作定额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等。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本身，诸如修身养性、忠孝义等词。把个体和外界都有联系在一起，强调事物都是相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倡导的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东西方思想的发展也有诸多理念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理念强调科学与效率，注重科学手段；东方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力量，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 虽然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是整个世界是在相互联系之中的，经济已经全球化势必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代东西方管理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在互相学习交流中发展的。西方在强调科学方法，运用各种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科学严谨的同时，也不缺个性化，既追求卓越也追求和谐。东方当代的管理思想也越来越重视科学和严谨。用以人为本的态度来领导群众，用科学的指标来要求群众。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取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升华为自己的特色。 作者：罗孝骏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图书馆公管管理 文化比较的前提是文化接触与交流，没有文化的接触，就谈不上文化的比较。中西图书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源远流长，一部图书馆事业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经历了古代东学西渐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两个完全相逆的阶段。来新夏先生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和深层的文化心态层。由此图书馆文化也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次。[1]藏书是图书馆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古至今分三个阶段对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意义巨大。纸质书籍的生产、贸易和保存远远优于简、帛、纸莎草纸和羊皮纸，最终取代了它们。但这一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灞桥纸”“罗布淖尔纸”“扶风纸”和“居延纸”等考古发现证明，纸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在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良已得到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初期的纸张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再方口上当时的人们尚有轻纸重帛的观念，纸在汉代并没有广泛地用作书籍载体，简帛仍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提高，纸的优越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纸也就逐渐地由下层平民的使用进入上层贵族的使用，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与简帛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才得以广泛地使用，纸写本书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简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中国书籍制度从此由简帛阶段过渡到写本书阶段。到隋唐时纸写本书的发展达到全盘。纸写本书籍制度基本上沿袭简帛制度，虽然写本书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等三种装订形式，但卷轴装出现得最早，应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对比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和哲学背景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化规律，指出了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论述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最后阐释了东方思维方法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以期为解决现代管理学思想与理论和管理实践界不能对接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分析研究 [摘 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了企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基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认知。高效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员工之间人际关系的改善，更有助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但在实际工作中，人力资源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把中西方人力资源差异作为研究课题，阐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了东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关键词]人力资源；外企企业；可持续发展 0 引 言 S着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理念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企业认识到，企业如果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必须将企业自身的长期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且笔者发现企业战略规划的各个方面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企业获得充足效益的基础和核心，并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大部分的大型企业都在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头疼，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 人力资源的内涵 人力资源也称作公司企业文化精神，指的是企业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长期实践形成的带有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和社会定位，是企业所有人员的社会文化共识，同时和全体员工的各项需求统一，是企业长期以来，在广阔的社会经营中实践凝聚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精神等。 2 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比较分析研究 2.1 东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比较 2.1.1 我国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激励、绩效、培训、考核、员工招聘以及晋升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但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对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的意识较弱，在人员技能与岗位的匹配上与如何留住人才的工作上缺乏实践；在对人才的管理和定义上，仅仅停留在以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表面来简单定义人才。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概念片面，有些小微型企业甚至是大型国企领导对“人才”的认识存在偏见，其认为人才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或者是从国外引进的高级技术人员，并未把企业内部业绩优秀突出的员工纳入“人才”的行列，这使员工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造成企业的人才大面积流失，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不能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现代企业的竞争本质是利用人才的竞争，人是具有高度复杂心理的动物，人在具有经济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当下绝大多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单纯认为员工需要的仅是经济上的收获，而忽视了员工作为社会人的复杂需求，企业以金钱来驱使员工付出的想法是不成熟、不科学的管理思想，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只看到人的经济属性，在工作中只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人际关系单薄，导致员工对公司缺乏归属感和凝聚力。 2.1.2 西方人本管理理念 西方企业较早地树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日本的企业文化在这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其把员工问题视为企业自身的责任，在绝大多数企业裁员以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时，日本企业几乎很难进行裁员，同时日本企业的高层也非常注重保护员工的各项权利，他们把员工当作创造企业市场价值的根本资源，在企业经营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和各项权利。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长远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也将与时俱进，人本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本管理战略的制定将以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导向，并对未来方向进行规划。人本管理理念是西方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西方企业认为人本管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2.2 激励考核机制的比较 2.2.1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对于有些员工来说，报酬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多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是自我满足、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基础弱、起步晚，缺乏对人力资源系统科学的认识，造成了在人事政策的制定上，很难做到细致全面，导致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员工实际的需要。公司管理层对激励的理解单一，认为“奖惩”是最科学公平的方法，缺少完善的绩效考核标准和章程，仅以晋升、加薪、奖金激励员工，导致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激励时，往往凭领导的个人判断进行奖惩，公正性缺失使激励行为适得其反。 企业在实际管理中难以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领导甚至会因为私人关系对个别员工进行特殊关照，而对有的员工故意刁难；员工奖惩管理处罚多于实际的奖励，现金奖励缺乏明确的标准，甚至使承诺变成空头支票，成为公司部分管理者挤压员工的借口。即使公司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对员工的奖惩不能进行客观、公平的判断；如果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仅靠领导个人评判，会使企业缺乏公平的工作环境，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进而产生企业留不住人、人才找不到企业的矛盾。 2.2.2 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西方企业一般都有一套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的激励管理机制，公司在设计激励政策时注重内外部的均衡，在确保外部激励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时，为员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与绩效挂钩，保证及时支付不随意拖欠工资。在强调激励时注意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充分激发员工工作的动力，发挥人才的作用，给员工以归属感；制定明确清晰人事考评的办法、标准、程序，让员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岗位，达到岗位匹配。建立健全企业民主制度，例如成立公正的公会组织，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积极献言献策，通过物质、精神的双重刺激，使员工和企业荣辱与共。 2.3 沟通文化的比较 2.3.1 西方企业沟通文化 在一个关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专访中，笔者注意到整个公司的高层有接近60%是工人代表。通常在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中，其只是把员工视为公司整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员工只需要按照具体流程和规则，像流水生产线一样正常运作就行。但他们把零件看的非常重要，正如当时接受采访的主管所说“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是企业的一部分，所以领导非常支持员工的提议，且通常绝大多数的提议都是有效可行的。”他们给予员工丰厚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不仅未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营业额下降，反而效益得到了更明显的提升，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不单纯的以“经济人”的科学管理理论进行管理，而更多的尊重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和需求，所以在企业沟通上，西方企业的沟通更加有效且富有价值。 2.3.2 国内企业沟通文化 2013年7月，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事件，就是因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集体罢工停工事件是由于企I忽视了员工的理性诉求，单纯的以“经济人”眼光进行管理，导致企业停工，当下我国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相对落后，企业沟通不到位，这也是富士康公司频繁出现员工罢工和跳楼事件的原因之一，其应加强与员工的沟通，满足员工合理、合法的要求，事实上，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双方应和谐共生。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文化是企业自身的价值及行为规范的统一。企业文化对组织的沟通方式有重大的影响，畅通无阻的沟通交流是优秀企业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和谐的企业文化可以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高效的沟通应该以双方的平等为基础，要让沟通变得开放、公正。首先，管理人员要具备开放的思想，积极接受别人的建议，注重沟通；领导在同下属员工进行沟通时，要放弃个人的偏见，要公平公正的评价，择优听取。其次，依靠合理、公平的公司规章制度，鼓励主动沟通。员工淤积太多负面情绪无法疏通，会导致其对企业失去信心，从而造成人才流失。 3 结 语 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能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求，增加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和组织内部的稳定性，减少人才流失，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员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总之，人力资源工作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以人为本是企业经营长盛不衰的秘诀。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摘 要：东西方管理思想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不断发展并完善成熟，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然而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对东方管理思想的学习比较模糊，本文从人本管理在东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不同表现入手，探讨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不同。 关键词：人本管理；行为科学学派；儒学；融合创新 一、西方人本管理思想――以行为科学学派为代表 行为科学学派是在梅奥开创的人际关系学说发展起来以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把对于人本身的管理提升到了最高高度，从而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各种人本主义学派。 （一）行为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行为科学学派的创始人乔治・埃尔顿・梅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包括车间照明实验、继电器装配实验、大规模访谈计划等。以这些实验为基础，梅奥建立了人际关系学说，提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实验中发现了人的动机与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了激励理论：双因素理论。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对于人们工作情况的影响最大：其一是保健因素，其二是激励因素。保健因素是人们最低需要达到的需求，只是一种保证，而激励因素才能鼓励人们朝更高的目标发展，使得自身有满意感。 道格拉斯・麦克里戈提出了X和Y理论：X理论指人性本坏，一般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尽可能逃避工作的特性；而Y理论相反，指人都是勤劳的，他们是否喜欢这一份工作取决于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惩罚还是奖励，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乐意于发挥自身的价值为这份工作而努力。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贡献 1、管理对象中心转变 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的管理对象是事情与物体，它强调的是生产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整个组织需要有一定的秩序等等，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科学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依靠人来完成，一切的组织目标都需要人才能得以实现。因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对象就是人本身及其行为。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观察和激励，来实现对人及其行为的指导与控制，并通过管理人达到管理事与物的目的，从而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2、管理方法转变 由于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管理的方法也就随之而改变，由原来的机械管理，转变到更为人性化的管理。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是一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权力规定的管理理论，不重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以及人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与此相反，行为科学则重视人的感情和工作动机的作用，所以在管理方法上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关注不同人的需求，以及用鼓励与引导的方式引起人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自身的潜力，这种方法显得更加人性化。 二、东方人本管理思想――以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为代表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取西方管理文化之精华并与中华国情相联系，并融合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之精华的系统性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本文以中国作为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代表。 （一）中国古代儒家孔子人本管理思想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中“重民”、“贵民”、“惠民”等一系列思想都体现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儒家管理思想以德治为核心，提出施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式。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非常全面而且深刻，他强调人的基础和核心作用，重视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中晚期，孔子对那时候的统治者提出，首先要爱人民，还要为民表率，兢兢业业，不避辛劳。孔子认为不仅要“爱人”，还需要重视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孔子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因此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种主张按照伦理原则进行管理的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中最优特征的内容是重视人的因素，擅长用教育手段来改善自身的素质与思想，人是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现代人本管理思想 中国的东方管理科学也称作“东学”，是由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派带领各地管理学人员对于东学的研究与探索。东方管理科学是以东西方管理思想为基础，融会贯通，并随着时展有所创新，在文化、哲学、人本、道德、方法五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东方管理科学相比于西方管理学，主要体现在五个字上：学、为、治、行、和。东方管理学包含了东方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围绕着满足人的需求，观察人的需求，以及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开展管理工作；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提高人们的智力、磨练人们的意志，使得人们得以摆脱自然的束缚，达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 三、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文化起源不同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探索。他们从古希腊神话笼罩与神权主宰的桎梏下，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等富有主体意识和挑战意义的人本宣言，第一次将人提升到不屈于神的地位。它对于在一个神权社会唤起“人权”意识，发起“人权”抗争，并最终赢得“人权”，特别是启迪后人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宇宙大观意识的确立和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种“赋予性”关怀与尊重，即基于主体的客观属性所应该获得的关怀与尊重，是“道本”义上的人本启蒙和奠基。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儒家人本的“本”意是立足于主题内部的力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关怀与重视，且其关怀与重视的动因也主要落脚在对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与利益的尊重和维护，而缺乏主体性的尊重与回馈。当时一些儒家学派所倡导与弘扬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官方认可”、“民间运作”的希望工程，但其实质上是为了达到笼络老百姓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因而，其人本价值主要停留在“力本”，最多也就是还存在“义本”的取向，没有上升到古希腊从人类的视角和宇宙万物的情怀审视人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 （二）人本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注重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通过对人们思想上的教育与引导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个人的思想状态升华到一个高度上，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等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并且通过一定的管理模式、一定的制度流程来为人们提供自我发挥的环境与空间，以保障人们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科学性比较重，偏重于理性，定量化分析，是一种“硬”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国际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今管理理论与时间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融合与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但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更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学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学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要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务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的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来。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融合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逐渐加深，各国思想文化的不断碰撞，出现了东西管理的融合。本文简要介绍了东西方管理的融合及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融合现状，对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管理文化 融合 文化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精神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在管理领域，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流逐渐增多，在碰撞融合中相互学习。 1 东西管理融合趋势及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 1.1 东西管理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必然性，经济发展是其根本动因，文化交流是其主要形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随着管理研究的推进不断得到发展。苏东水教授认为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方面：一是人本管理文化的回归；二是人德管理文化的回归；三是人为管理文化的回归；四是人和管理成为东西方的共识；最后是人道哲学的融合。 1.2 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在人事管理的融合上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2.1 “以人为本”总体人事思想的融合。在我国古代的用人思想中，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对人本主义看的很重，在治国安邦、经商为官等领域，不断践行着这种思想。无数经典的历史故事，都演绎了深刻丰富的用人思想，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关怀和爱惜。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说明人的本性相同；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提出“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论等。在政治层面上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所有这些都强调的是“以人为本”。 1.2.2 “选人”方面的融合。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在吸引人的方面孔子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要把人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有着主动性和无限开发潜力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器具。选人的方式一般通过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在西方管理的发展中也是由刚开始的把人看做简单的没有人格没有思想的生产工具，发展到现在提出人力资源的这个概念。在选拔人才上也是采用德才兼备，并考虑到性格与岗位的适合度等等因素。东西选人的标准和途径逐渐走上融合。 1.2.3 “用人”方面的融合。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古代强调的是知人善任，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善任。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此外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用人方面，西方的用人更是不拘一格，大胆提拔有能有绩之人，任其所长。西方的专业分类比中国还要细致，在用人方面强调专业对口，也强调授权管理的重要性，强调对人对下属的信任。 1.2.4 “育人”方面的融合。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人才的培养既要开发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也就是强调终身教育。以前我国的教育比较关注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偏重应试教育，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西方对人才的培养比较注重人的兴趣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强调终身教育，干中学。我国也借鉴西方的教育体制，重视实践教育及人才的兴趣及分层次培养。东西方“育人”方面渐渐趋向融合。 1.2.5 “留人”方面的融合。所谓的“留人”主要从企业激励人员，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责任感、荣誉感、归属感等等方面。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关于激励主要有：“所欲给之，所恶去之”的满足需要型激励；“赏有功，罚有罪”的行为改造型激励法；“交相利，兼相爱”的利、誉激励；“行其所想，致其所欲”的心理动力诱发型激励；“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心理调谐型激励；“改之所行，在顺民心”的疏导型激励；“有欲而后为”的诱导型激励等等。这与西方人事激励思想中的激励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如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等，强调人的动机、人的需求及行为导向的强化激励。由最简单的需求激励到后来越来越复杂的激励思想，显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个人对自我对社会的要求不断的变化的趋势，并逐渐走向融合。 2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东西方的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的文化在融合中发展，但是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在发展进步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在目前管理融合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比较滞后。现阶段，绝大多数企业把人力仅仅视为一种资源，不承认人力资本的贡献就会使得企业内部失信状况严重，也就必然引起非理性的反抗，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级人才的流失，而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蒙上阴影。此外主要表现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全盘引进西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制度。经验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管理思想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不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执着于以往的家庭作坊式或者迷信个人的以往的经验。 2.2 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在我国中小型企业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严重不足。重利用、轻投入的培训模式使中小型企业倾向于直接利用“现成”的人力资源，不愿意、不舍得对人力资源进行时间和资金上进行培训投入。特别在家族企业中存在重血缘、轻外人的培训模式，家族血缘关系和信任心理，把培训的精力和资本花在自己人身上“肥水不流外人田”。 2.3 人力资源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中小企业员工对薪酬现状不满，难以有效激励他们积极地工作。此外，激励手段单一，忽略员工需求的多层次性，以物质激励代替一切；忽略高层次人才对精神激励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结果造成能人留不住。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核心知识员工的激励。 2.4 价值文化建设滞后。企业的价值文化属于企业的软实力，但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价值文化，是企业整体的精神内涵，对企业的全体员工有着约束和激励作用。目前好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实力较小，在企业价值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少，导致企业的价值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3 东西管理融合下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 3.1 引导管理者转变观念，提高管理者的素质。道家认为，管理者“知不知”，即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是实现轻松管理的前提条件。德鲁克也说过：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一项决策不是从搜集事实开始，而是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企业管理者的观念的对管理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尊重人、尊重知识、尊重劳动。要重视知识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德鲁克先生也说过：组织中的每一位知识工作者必须是一位决策者，至少也得在决策过程中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智慧的角色和自主性的角色。 3.2 设计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提高引进人才的质量。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是保证引进人才质量的制度保障，所以企业要设计一整套科学的人才选拔、考核、引进流程，采用多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衡量每一个人的综合技能。做到发现适合的人才，引进实用的人才。 3.3 建立全面薪酬制度。全面薪酬主要由4部分组成，由核心至边缘依次为：薪资、福利、事业、环境。因为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个人的需求出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激励的制度、考核的机制以及薪酬制度都要进行调整。首先应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金钱分配的内外部公平。该体系的建立不能一味的采用西方的量化的思想，中国讲求长远的眼光，潜力的发掘，所以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成绩要给以突出，优点要给以发扬，具体岗位指标要有所侧重。其次在福利上要建立弹性化或者是菜单式的福利模式，避免简单的一刀切。而且目前国家还准备对福利的收入进行征税，怎么才能真正提高员工的福利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次事业上确切来说是个人的发展上，要帮助员工建立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一方面按照我国传统的思想，尊重资历比较老的员工，一方面大胆采用有能力的青年员工。特别是针对一些专业人才，要建立多种途径的晋升渠道，弥补因管理岗位不足而带给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最后在环境上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办公环境。对于在一些恶劣环境工作的员工要给以一定的补贴和关怀。 3.4 利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建设企业文化。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提出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其逻辑层次，它凝结了我国古代多家的管理思想。首先对基层员工管理的中心在于“法”字；对中层干部管理的中心在于“忠”字，忠于自己的信念。要使中层干部忠于上级，儒家用“德治”而法家则用“权治”；而高层领导团体管理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管理的中心则是一个“道”字。具体在一个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有健全的制度，有一批有敬业精神、忠诚于企业的中层，还要有明智的、道德高尚的高层管理者。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缘文化很突出，而且是强势文化。中国有句俗语称：做事的企业做不大、做人的企业做不小。企业就要利用我国现有的文化背景，去培养企业的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的话，企业文化的倡导就不会得到太多人的反对，在这个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再借鉴西方的一些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中西合用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4 结语 企业的发展，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高素质的人才，任何科学技术的创新、生产工艺的改进、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离不开专业人才。人才的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提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将其纳入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东西方优秀的管理文化加以融合，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才文化价值体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扬我国的经典用人哲学，结合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在融合中不断创新发展。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理念在企业的冲突与融合 【摘 要】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关键词】冲突；融合；价值观念 1.东西方管理理念对比 1.1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理念 东方管理理念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管理理念体系之中。 东方管理理念：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东方管理理念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管理理念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有性善的一面，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理念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3）东方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对冲突的态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中国特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组织冲突管理存在着其特有的问题。 1.2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理念 （1）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以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理念代表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理念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西方管理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的基础。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理念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2.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措施 2.1 运用有效的沟通策略化解冲突 2.1.1 对不同价值观引发的冲突融合 加强沟通。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通过与发生冲突的人聊天，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避免因为自己的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不必要的偏见，使得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保持距离。这种策略是用于冲突双方实在是无法化解之间的矛盾，价值观的差异确实是无法消除，就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矛盾激化，不能将两个势不两立的人放在一块工作。 官方命令。这种策略往往是用于无法自己化解冲突，但又不得不需两个人之力来共同完成工作，这就需要管理者用强制的命令方式或权威来暂时缓冲双方的冲突，保证工作的继续进行。 2.1.2 如何化解由于沟通问题引发的冲突 和当事人直接沟通。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有利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因为如果管理者对每个冲突都要过问，这样的管理工作会很大，所以让员工自己解决是最好的也是最省事的方法。 培养沟通能力。其实很多情况下，冲突双方不是不愿意自己化解矛盾，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以至于事情越弄越糟糕，造成矛盾的停滞甚至激化，因此企业就要为员工开展必要的沟通能力的培训。 2.1.3 如何化解由于不同认识引发的冲突 换位思考。运用“同理心”，尝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想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想”，这样会很容易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问题甚至是自己一直坚持的错误的观点。 尝试接受他人的看法。这个策略和上一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自己放开胸怀，用公正的态度去接受别人正确的、好的看法，就会很容易化解双方的冲突。 2.1.4 如何化解由于个人主义引发的冲突 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作为管理者最不喜欢遇到个人色彩很强烈的员工，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团队为重，乐于奉献的员工，因而遇到个人主义型的员工，管理者一定要在组织内通过培训，培养与他人的合作并大力宣传奉献精神，让员工以和企业荣辱与共而自豪。如联想集团，其内部提倡的是一种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这种文化激励了多少联想人的忠诚和奉献，激荡了多少联想人的心，为了联想的成功，联想人愿意付出他们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由此可见，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加强合适人员的选拔。如果一个团队里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冲突，那么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计好相应的甄选程序，严格把关以保证所甄选的人才是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以避免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进入企业。 2.2 立足本土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西方经营管理造就了另一种文明，它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我们自己的优劣。但是不学习古代文化，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根；不学习西方智慧我们就不能真正进入现代化。西方管理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理论体系的完整、思维严密、逻辑性之强，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经营管理成果已深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西方经营管理的科学成果，对于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有着非常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要学习西方经营管理的内在精神，其内在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独立，造就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然而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相比较而言，西方管理的内在精神偏于科学，而缺少艺术；中国式管理则更偏向于艺术，而缺少科学。 2.3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 企业依法制订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立法”，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人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行使好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聪明的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 成功的企业制度，其效果是使企业运作平稳、流畅、高效，并可基本上防患于未然，使企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战时则也可使企业尽作有准备之战，胜券在握。由制度规范程序，在程序中建立体制，在体制中形成习惯，这便是一个企业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结果。 西方文化则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公司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分配办法，建立合理的工资、奖金等物质分配机制，使员工的精力集中到努力工作、提高工作业绩上来。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探索建立股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效激励机制，以达到稳定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目的。 在分配物质利益的同时，合理运用精神分配模式。精神分配是针对员工心理上的行为动机而进行的工作，虽然精神分配表现是隐性的，但却是企业管理者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持久性的有效方式。 要尊重员工。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分配方式。企业领导者要尊重各级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尤其要尊重普通员工。尊重是加速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 2.4 树立冲突管理的权变思想 西方近20年来管理理念的新发展，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型组织等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又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因为人毕竟是管理的关键，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这与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 （2）在管理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无论从西方比较管理研究，还是从企业文化研究都可以看出，西方最新的管理理念极为重视管理文化对管理的巨大影响。根植于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在管理中作用并不比来自企业制度的硬约束小。企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并使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从更大的层面看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西方在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认识到东方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企业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在管理中更加重视文化的融合。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更为突出。东方管理文化对西方管理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彼得・圣吉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就深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新世纪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世纪”的结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2.5 进行有效的组织沟通 信息经济与信息化企业、组织的运行和管理，其关键是信息采集、掌握与信息加工处理。而信息采集、掌握与处理，都必须以信息交流即沟通为前提、手段和内容。信息的采集、传送、整理、交换，无一不是沟通的过程。沟通交换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种信息，交换和传播了知识、思想、意见、想法和科技，从而使团队合作、组织协调、目标完成、资源优化组合、组织文化形成、发展、企业战略制定等等企业组织功能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沟通加强了企业、组织对所有能利用的各种资源的组合和优势配置，从而使相同的资源得以发挥出更高的效率、效能和效益。 相应的，在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现代信息社会，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是沟通，管理的难度和难题也就是沟通的难度和问题。许多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沟通的不足和失误，普遍地存在管理沟通的问题，因而使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无法实现最佳配置，不仅产生不了合力，反而互相牵制，严重影响企业日常正常运行和发展前景。沟通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的多样和突出，以致在现代信息化企业，离开沟通我们甚至无法谈论管理。 如果能从企业管理学专业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我们对管理沟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理解会更加清晰。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曾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而笔者认为，管理与决策还不止于此：管理不仅是决策，而且还是沟通，决策也是沟通。 作者简介：白（1976―），男，现供职于宁夏西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浅析东西方班级管理差异 【摘 要】本文以东西方班级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当代班级管理改革共同理念作为研究目的。本文通过对班级管理的概念和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且尝试结合当今新课改的趋势的分析来探索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然而东西方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的班级管理模式，本文仅通过对西方的美国的班级管理与中国的班级管理特点作对比来研究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差异。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涉及的基础理论，通过对班级管理的理论研究，认识到不同班级管理理念的观点与发展现状；第二部分是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针对分析，对东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进行对比，认识东西方不同班级管理的特点，并且从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中寻求共同的特点探寻东西方教育改革追求的共同教育理念。 【关键词】特点；差异；东西方；班级管理 一、班级管理的概念 班级管理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采用一定的手段措施，带领全班学生，对班级的教育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动态组织活动过程。班级管理在广大教育者和教育家的实践下逐渐发展为四种比较成熟的模式。第一种是常规管理，既通过设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来指导和组织学生完成班级各项工作，该模式能使得班级工作井然有序地运行；第二种是以班主任核心的班主任管理模式，即班主任带领全班学生领导、组织和实施班级各项工作，管理又可根据民主程度具体分为目标模式和平行管理模式；第三种是民主管理模式，班级活动由集体来决定和承担责任，每个学生都可参与班级管理的模式。在东方盛行班主任管理模式，在西方则盛行民主管理模式。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利弊。 二、东西方班级管理特点的对比 （一）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班主任负责制最早源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传入我国并得到了大规模推广并延续至今。班主任负责制中，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核心，在班级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起主导作用。由于班主任在组织和实施班级工作中具有权威，因此该模式能高效地发挥班主任的教学协调、强化常规管理、德育学生等功能，班主任也因此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枢纽，沟通师生情感，联接科任教师以及家庭、社会、学校等各种教育力量，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教育质量。班主任制初期对教育有明显的积极作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班主任管理模式也出现一系列弊病，与教育民主化改革冲突问题最为突出。不同的教育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有认为应加强班主任地位的“强化”说，取消班主任职能的“取消”说，二者都遭到了学校与家长的一致反对，而目前教改提倡的弱化班主任职能的“弱化”说也建立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前提上的。因此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是东方教育班级管理中最显著的特点。 第二，管理方法以专断式管理为主。中国的班主任负责制确定了班主任的权威。班主任单方面主导着班级教学和德育工作，是主要的决策领导者与实施者，班主任凭借个人的经验判断进行班级决策，班干部和学生则从上到下服从执行决策。班主任通过专断式管理可以很好地把教学任务和班级工作的意志贯彻给班级，并使其能但得到有效实施，使班级工作能得到有序而高效地完成。但是专断式管理也面临着班主任工作负担过重，班干部职能被弱化，班级决策缺乏科学性，师生信息缺乏有效互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主动性不高等问题。 第三，管理目标为应试成绩服务。东方大部分国家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缺乏，因此不得不实行精英化教育和应试教育。以中国为例，教师工作业绩取决于学生的分数和排名。 因此，班主任在安排班级工作中，将资源倾向课堂教学和考试学习，而忽略了学生多样性的需求。例如，班主任更愿意学生将更多的课后时间分配在学习和考试上；更愿意挤用音乐、美术等课程时间来为语数外等应试科目服务。因此，东方教育的应试教育特别发达，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比较扎实。不过由于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应试成绩服务的管理也面临着学生综合素质不断下降等问题。 （二）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学生为主体。美国实行的班级管理体制是“走班制”。走班制是指学科教师和教室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兴趣意愿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的班级管理制度。不同层次的班级的教学难度和内容都不同。“走班制”也被推广到了各种学习生活中，诸如自主管理、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课程中。走班制与班主任责任制完全不同，没有一个确定的老师来负责学生的平时的学习和班级工作，而是由学生自己来选择、比较和决策自己的学习成长方案，由自己独立实施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管理中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是走班制也面临着学生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缺乏自我认识而导致管理盲目性等问题。 第二，管理方法以民主式管理为主。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中学生是根据兴趣爱好来选课学习，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谁来担任他的授课老师，使得师生之间有了双向选择的机会，保障了师生之间的平等性；自由的选择也使得任课老师变动性很大，因此无法确定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老师来管理学生，师生之间消除了权威的阴影而具有了平等对话的空间。这种民主式管理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信，广受学生欢迎。然而民主式管理也使得教学内容无法得到高效贯彻，学生学习兴趣的频繁变化导致学习的不稳定性。 第三，管理目标为发展学生个性服务。走班制充分保障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听自己感兴趣和合适的课程，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多样性学习需求，避免学生能力同质化情况发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提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激烈竞争，美国的走班制教育模式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相对于亚裔等东方学生弱的现状也让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呼吁改革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 （三）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 东西方教育虽然班级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理念的交流却有力地推动了班级管理改革的发展。随着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发展，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改革也在尝试着新的突破。以中国的班级管理改革为例，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尝试通过班级教育小组负责制来替换班主任负责制，小组由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集中负责各项班级工作，试图贯彻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注重学生主体性等典型的西方的班级管理的某些观念；同时美国面对其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的基础能力和知识不断被弱化的情况，不得不硬性加大了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时比例，限制和削弱了走班制的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力，保障学生学习知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西方教育也坚持严格的学年与年级制，并没有放弃应试教育方面的选拔。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却在如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融合，取长补短，推动自身的班级管理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教育的共同发展。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多共同的教育问题，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也越来越多。西方教育过度注重学生的个性的发展的走班制管理模式，客观上弱化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学习，不得不参考东方教育的教师主导教学工作的班级管理模式，硬性强化学生的基础学科的学习；而东方的班主任负责制的班级管理模式在面对市场经济要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与民主化管理实际时，尝试着引进西方的以学生为主的班级管理理念来推动教育改革。因此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只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共同推动当代教育改革。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以Z公司为例谈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摘要：加入WTO后，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和冲击，东西方在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势必给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特定的企业为例，分析东西方企业人才管理观念的差异，力求构建合理和谐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便为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东西方；差异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自然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逐步下降，而人才资源的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速了各国对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的需求。综观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跨入WTO的大门不断深入，势必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大举进入极具吸引力的中国市场，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对企业也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巨大冲击。企业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当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底蕴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使得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入世以后国际化竞争的影响使得企业人才争夺战此起彼伏，人们称之为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宣言的战争。如何建立规范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如何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对企业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本文将以地处山东省的Z公司这一有代表性的制造类高新技术企业为典型，共同探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一、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民族间文化的巨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使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许多显著区别。 任何企业，无论东方西方，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想方设法赢得人才。基于这样的前提，东西方企业都通过种种方法吸引和挽留人才，但核心理念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从西方企业来看，主要是许以优厚的待遇，通过对个人的尊重、生活的改善等人性思维来吸引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而东方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强调以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来激励员工，吸引人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远，这在国有资产重组成立的Z公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有的情况下，权利本位较浓厚。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尽管Z公司已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高层领导有很多是国资委直接派员，因而，对于Z公司来讲改革工作还任重道远。 二、人才选择方面的差异 每一个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不断招聘人才，为自己企业输送新的血液，但在人才选择标准上东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在选人方面，西方企业注重选取最好的人才，并且有一整套严谨的招聘程序，比如宝洁公司，在人员招聘时，要通过面试、笔试、心理测试的严格的程序后，才能成为公司的员工，力求在应聘者中挑选个人能力最强的人加入公司，注重人才的创造性，张扬个性。而东方企业虽然也希望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但多以品质德行排在第一位，不是一味追求最优秀的人才，不追求个人的突出能力，而是强调合适即可，希望获得适合于企业的能满足工作要求的人才。以Z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招聘时便提出：我不要求你最好，我只要求你好，适应公司节奏，懂得精诚合作，演奏和谐音符即可。 三、在用人方面的差异 东西方企业都希望在用人时发挥人才优势，达到人尽其才的理想状态。然而，西方企业在用人时以才为主，突出“个人英雄文化”，强调英雄个人的作用。对于高级的管理人才往往从外部直接招聘，等级观念不是很强，敢于提拔低层的年轻人，并且在员工的培训上，教多的依靠外部力量，与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培养适合公司所需的各类人才，重视管理者的培养。东方企业强调集体主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尤其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求更严格。领导阶层多是从低层干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老员工，等级观念比较强，为了追求集体和谐可以适当牺牲个人才能的要求，小我要服从于大我。多注重培养技术人员的技能，往往忽视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在这些方面，Z公司体现的尤其突出，公司的中高层技术领导大部分是从一线车间干起的普通员工逐步成长起来的。并且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从近几年才开始，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公司培训的重点，他们先后与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签定了培训计划。尽管如此，Z公司还是以技术人员的内部培训为主，较少的依靠外部力量。 从以上的简单比较可见，东西方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到底谁优谁劣，不可以“一刀切”。客观的讲，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没有世界最佳，只有企业本身最合适。随着经济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理念和国外理念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企业中的中西方观念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使不同的文化观念达到最佳的结合，双方势必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发挥其最大优势。 对于Z公司而言，要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西方观念与公司内的文化、制度等观念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势必给其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整合企业文化，加强沟通，建立共同价值观念，积极进行跨文化沟通与培训，要认清现实，把握机遇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试论东西方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差异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国家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摘要】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发展逻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渐走向融合和创新。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管理思想；融合；创新；发展逻辑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