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对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公务员之家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问题分析 前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核心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核心,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想要得到明显的进步,必须从自身的根本出发结合国家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确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全面解决区域经济内的问题。 作者:张馨月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思索 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独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国经济学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在王亚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有关著述,颇感诸多启迪。本文是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学讨论有关问题的读书札记。 一、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失效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理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 建立中国经济学,意味着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认为并存着两种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危机,即不仅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危机,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后者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讨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经济学。它显然是对过去被中国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隐含的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不可能是针对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国经济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它自引进至今不到20年,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在我国取得公认的主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由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中断,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理论还处在学习、消化、鉴别、吸收的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否定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为蓝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在讨论中,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是局部否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毕竟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它才不适应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危机来自其辅助假设时,可以通过对保护带的局部调整,扩大其基本假设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危机来自其基本假设,那么,调整也就不可能。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规定了它最大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外延,它们不可能是无限的。与此同时,任何理论不可能没有基本假设,也不可能并存多种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设。因此,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被改变,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当然,这种否定,总是表现为扬弃。因此,认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目前仅仅是辅助假设从而个别结论出了问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认为目前的讨论不过是庸人自扰。这种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的严重性,或是过高估计了该理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由于隐隐地担心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会导致更大的否定。我认为: 1.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个党内反对派之后,主持撰写的为自己正名的党史一样,斯大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线。全书以描述苏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为基本内容,认为它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基础”,无视或者忽视它,就是修正主义。②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党内权力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今天,当历史正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时,继续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宗,显然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否尽可以讨论,但是,对这一理论以及斯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应当视为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学术研究。 2.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一样的,其基本假设:集体主义的分析基点和行为观,国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国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相同,因此,从理论体系上说,它只是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亚种。这种理论逻辑体系的核心是论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其最大理论半径,至多是勉强地论证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改变它的基本假设,就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运行。①因此,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包含了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理论更新势必表现为研究纲领的更迭。 3.能否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计划经济运行,但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未达到实现计划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它是一个超前的而不是一个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失败必须由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负责?显然不能。对此,当然可以从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结论与现实计划经济运行情况的矛盾进行详细论证。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竟然无法预见这种体制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相反,却认为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形态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一个号称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理论体系,对该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尚且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及正确预测,我们又何能期望它将来能大放异彩呢?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对此,王亚南先生有过很明确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1](P127)王亚南先生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起源于英国,因而曾有人把它称为“英国经济学”,但是当继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采取了与英国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中就都发现了与英国相同的经济法则,所以“他们就用不着再为那种经济形态下的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则,结局,原本是产生在英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一切商品货币经济国家共同的经济学了。”[1](P128)因此,“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1](P128)当今世界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在此基础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产力水平最发达国家的现存生产关系,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与其承认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过去被我国等接受,是由于过去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一种假象,使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论证。然而,它最终被实践证伪了。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的诸种经济制度之中,是它的总称或集合体,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生产关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客观的综合评价。近20年来,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制度,如银行制度、财政制度、贸易制度、汇率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调节制度等等,甚至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演变,都呈现出借鉴并向发达甚至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趋近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认为只发生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现象,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失业、证券市场投机,以及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等等,也都在我国出现了。因此,如果对中国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可能超越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指出:对法国、德国、美国而言,“因为生产的方式同,生产的社会关系同,作用在那种方式,那种关系之下的运动同,于是,原来就英国经济现象研究出的经济学,一样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写照。”[1](P128)这个说法对建设中国经济学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法则,也会渐次地出现在我国。因此,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可以而且必须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无自己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与是否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是两个问题。例如,王亚南先生是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但同时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成果。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题为《中国经济原论》。[1](P126)可以说,王亚南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的远见卓识,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论研究及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思想。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国别研究。在现代,如果不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生产方式类似,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基本相同,国别的经济研究就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哪怕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会显示出各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为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等,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各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1](P136)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国别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国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看法。①但是中国则不同。王亚南先生之所以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写《中国经济原论》,是因为“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而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2](P62)也即,在王亚南先生看来,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1)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部实质;(2)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蕴涵了某种一般性,对它加以详尽的研究,“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显然,王亚南先生的这个意见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必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仍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也已经10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①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这个前市场经济阶段无疑是一种过渡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这种过渡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从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不曾提供的经济现象,而且,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有其一般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却不必也不可能抛弃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纸上自创一套理论范畴、方法体系,而是要在科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大胆运用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科学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来研究发生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各类经济问题的来因和去向,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观规律。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提倡研究纲领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先生还指出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创新。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译者,但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却不为《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所限。“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既是,大体按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2](P73)服从于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并揭示在该经济中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经济现象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解释这些性质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亚南先生大胆地采取了与《资本论》不同的研究体系。 王亚南先生这种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实事求是地根据研究的目的,大胆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则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应当倡导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可以是各种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纲领之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革命时期,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科学常规发展时期形成知识的量变和积累,那么,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则是新的更科学从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进入科学革命时期。正因为如此,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研究纲领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现实的解释预测能力。研究纲领的优劣无法先验地判定,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大力提倡运用不同研究纲领进行探索。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本身就隐含了对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的肯定。而对研究纲领的教条主义限制,只能导致经院哲学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这已经多次为历史所验证了。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公务员之家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摘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2009~2010年,该项目组共了24篇与当代中国经济有关的工作手稿,分别涉及当代中国的经济、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问题。通过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国外机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见解和看法,从多角度审视这些重要理论,在面对国内现实问题时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献差不多占1/3,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目前,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并面临再次的艰难转型,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依靠“中国创造”和扩大内需,人力资本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并已成为不少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近两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论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解读。 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固定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人力资本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与GDP的增长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相比较,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试论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 摘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对于一个理智的决策者,要学会防微杜渐。纵观全球,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占领华尔街”高潮迭起,并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深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问题多如牛毛,可从首相频繁更迭中管中窥豹;韩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战略走到尽头;俄金融领域受到欧债危机冲击。一言以蔽之:“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 众所周知,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旋即席卷全球。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金融市场首当其冲,银行和股市暴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巨擘,“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随之感冒”的“蝴蝶效应”凸显。距这场规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3余年后,其“并发症”不容小觑,世界经济何时复苏尚未成定论,研究并反思这场危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及思考 1、虚拟资本主义的膨胀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贫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发展升级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几名美国民众高举“我们代表着99%的民众”的标语,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区,“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国多个大城市,逐渐成为全美群众性社会运动,其导火索便是金融危机,民众控诉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与无耻、缺乏自律,对危机负责,并督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东反政府示威潮,随后,这朵引发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过海,来到英国,骚乱在伦敦蔓延开来,随后乘着西风,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根发芽……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实则联系紧密,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着底层民众对政府社会职能的拷问。华尔街运动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是虚拟资本主义的贫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此后,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世界经济主体已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王建 乔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 窃以为,虚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殊标志。此次危机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向世人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终有一日会出大问题。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新特征: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列宁从全局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的调节能力。时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宁主义,便是和犬儒主义的行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无缝的理论,一切企图坐锯终极真理的地位的行为都是徒劳。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资本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积累的巨额内外公债和私债上,总体规模据说在50万亿美金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个天文数字。(《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3) 2、美欧之间激烈的“货币战”,欧元面临挑战 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而这一代价是欧洲的整体利益,欧元区被希腊绑架,希腊被高盛绑架,此后,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欧元在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被美元排挤。截止到2012年,“欧猪五国PIIGS”未清偿的国债高达几万亿欧元。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体制本身的弱点,其导火索却是房产泡沫,尤爱尔兰和西班牙。 3、“量化宽松”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美国针对危机所采取的多轮“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无疑转嫁了国内危机,向全球输入了“通胀”。美国对付危机的手段便是发行国债,向美联储透支预借,此次危机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而不是局部危机。”2012年,美国或将推行新一轮QE,将有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影响,给疲软的全球经济增加困难,长此以往,美国的信用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金融领域乱象横生,经济软着陆困难重重 新自由主义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改革,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竞争,金融自由化。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得大于失,但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领域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群魔乱舞,表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以及养老金市场化,而我们却忽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随便引进市场机制,后患无穷矣!虚拟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安危愈来愈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我国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颇多,吴英案暴露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金融监管力度不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及时,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玩具的影响,信誉崩溃,未来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时,这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国内通胀较为严重,加之基尼系数已逾0.5(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超0.5或致社会动乱,网易新闻,2010-5-21),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既问主义,更问苍生。邓公的“先富论”绝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暴富,而让大多数人更加贫穷。 2、地产市场困局与“国退民进”,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侵吞国有资产 1998年为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推行住房市场化,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在随后十几年中高歌猛进,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众多民营企业开始瓜分资本市场。盛极必衰,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已成畸形,泡沫惊人,房价远远偏离正常轨道,“居者有其屋”显得苍白无力。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对于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明显回落局面,但据此而断定中国地产“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是极不科学的,这是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下落,势必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的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故,调整金融政策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42)。近期,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国企严重垄断,应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过股改,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和世袭。其中,不乏外资的操纵和炒作。绝不能让国有资产沦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应让全民共享。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振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全局长远角度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问题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目的不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论经济,也不是就目前的股票市场论股市,而是要从表面上看起来离现实比较远的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对于分析当前的具体经济形势和股票市场形势是非常有用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结论。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有意识地探讨,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说当这些资源不多的时候怎样配置得最有效率。但是有另外一条,我们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体制下研究这个资源配置,这个前提和框架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举个例子,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国有企业股票卖多少?定价依据是什么?控制权要保留在什么水平?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可以解决的。经济学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如说,在研究企业行为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假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很多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企业,往往会忘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根本就不是、不应该是、也不能够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国有制度。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适用前提搞清楚了,才能够学好用好经济学知识。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学能够研究的,而是要靠政治经济学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生产关系的第一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其表现形式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要改成什么样子?改成谁的企业?这一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课题。 生产关系的第二项内容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这个企业由谁控制?谁说了算?这要考虑企业里面的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要考虑国资系统,也就是政府和公司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国资体系里面国资委和各大企业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生产关系的第三项内容是产品分配,这是利益归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利润分不分?分多少?分给谁?怎么分?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怎么定?定多少?这些也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东西。 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改革框架,用经济学配置资源 简单地说,只有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前提确定了或者相对确定的时候,经济学才谈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前提相对应,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美欧留学的时候学的经济学,其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我国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类似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关系也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生产关系的完善本身就需要深入的政治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学体系,是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与研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简单地讲,要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要用经济学来研究这样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下的资源有效配置。 研究股票市场也一样,大政策、大背景就不是平常所说的基本面分析或者技术面分析所能做好的。假如在一个大框架和大前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看市盈率是多少?哪个企业好不好?有意义吗?显然意义不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研究股市的重点是不一样。在前提不确定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在政策方面,政策研究至少要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当大的前提不变或者相对稳定的时候,才会去研究下一步股市怎么演变,哪个行业好,哪些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里,我们既要研究投资学、金融学、经济学,更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会不一样,对于投资决策的指导意义也会不一样。 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就是分别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角度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研究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我们所在的股票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内在关系。经济的内在机制,以及出口、外贸顺差、产能、价格、利润、汇率等等,这都是经济变量的关系。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绝对不是经济变量能够解释的,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变量去理解,我们会犯错误。国家之间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要研究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这在国家竞争中是毫无疑问的。美国逼着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升值,还有一大群的经济学们分别论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由。这些东西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为政治决策服务的。我们的政策决定了,美国人讲一大堆升值的道理,我们不会因此升值,也不应该升值。政治决定的背后是实力,如果美国让你升,你不升,美国会找一些方法逼你,压你,你有实力,就不怕,否则,只好听他们的。做经济学研究的人,研究中国的外贸,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基于这些关系制订适当的经济和外贸政策,但是一定要知道后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 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这大部分都是借着经济学的说法最后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实质上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听过一个专家说,美国要征收碳关税,那么我们也要求一个人力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碳关税听起来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我们以其人之道,用人力资源的经济学课题提出资源配置的要求,但背后是美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政治结论。 国有经济改革的主导力量在哪里?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研究对外开放之外,还要研究改革。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的主题是国有经济的改革,我们用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解释不清楚,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我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经济改革划分为1992年以前的准备阶段,1992年以后(10年)的国有经济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三个大的阶段。 我从改革主导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来分析中国国有经济这十年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整个改革过程的主导性力量。一个社会经济过程的主导力量一定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利益,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这个前提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行政力量就一定要从国有经济的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根据定义就是行政力量不断弱化,经济力量不断强化的改革过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使自己不断弱化的改革过程呢?这个表面的形式逻辑的矛盾,通过实际的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得到解决。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不断强化的经济力量的补偿,其结果是导致权贵资本的形成。前期的国有经济改革主要地采取了国退民进的方式,实现国有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往往通过个案处理、局部解决,由权力圈子内的少数几个人决策。这种改革以经济学的分析为理由,比如说,保留一家每年亏损的国有小企业,还不如卖掉算了,能卖多少钱都合算,哪怕是零价格,总比每年亏损要好。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还是以产权交易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1992年开始的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它是为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服务的融资工具。我们有国家股、法人股,企业职工股,还有一些政策,国有企业要捆绑上市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现象。不能按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只能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但是,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在经济利益、所有制、公平公正性、对于员工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现了改革成果的私有化和改革成本的社会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再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和谐社会建设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缓解和消化前一段时间改革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民心和历史要求的英明决断。 前面说过,行政权力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补偿。如果不允许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从改革过程中得到好处,他就不会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强行要推一个对他没有好处的措施,那么这个行政机器就要崩溃。要避免行政机器崩溃,就不能推动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改革。只要你断了他的好处,改革就会停下来,要让他改就要让他得好处。因此,前段时间改革了,社会失衡了,现在不让他得好处,改革就一定停下来。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改革停滞过程中,直接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权力是不会闲着的,难免会出现行政集权,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在经济利益方面,财政聚财,以政府的名义,大量的收入、财力集中到财政去。同时,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义集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由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权力部门不能得到好处,导致以前的改革停顿,行政部门热衷于集权和聚财。一千个大学毕业生追逐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就是行政至上的最有力证明! 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 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改革过程。作为对传统的行政集权计划经济的否定,是改革开放;而导致社会失衡的缺乏政治经济学论证和支持的国退民进,必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而再次平衡的社会随着国有经济和行政干预的内在矛盾的运动,不可避免地需要进一步的国有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要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过去的资本市场是适应国有经济初步改革的要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未来国有经济深化改革需要的资本市场,是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透明和规范的资本市场,我们今天经历的正是从前一个资本市场到后一个资本市场的过渡阶段,是资本市场规范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以后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需要规范的、透明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再接受前一阶段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人们也会要求强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资本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前景广阔,大家做好准备。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问题“四市” 要把今年四季度工作做好,把明年基本思路理清楚,对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目前,社会上对楼市、股市、债市、汇市何去何从议论纷纷。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十二五”规划难以开好局起好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震荡或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所作为,从长计议,进一步加强系统调研、部门协调和顶层设计,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市问题复杂化 这背后涉及到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据发改委汇报,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这还不算没有实行限购政策的众多二线、三线城市。 前几天佛山市出台了一个放宽限购的政策,不到12个小时又宣布暂停执行。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 住房制度改革已探索20多年,上个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似乎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目前,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下去,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问题欠改革 这背后涉及到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2月以后股票市场逐步走低,9月末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收于2359点和10292点,较上年末分别下跌16%和17.4%。前不久更有新闻报道称,1990年至今,国内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率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十分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以来,综合股指20年来累计上涨不到20个点。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赢利状况严重背离。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赌场”、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1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 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据央行汇报,今年1月-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 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说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问题待统筹 这背后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亿元。 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元债务,有一半是在2009年-2010年发生的。审计结果公布之后,有关部门迄今并未拿出有效措施,相反前不久还发出通知,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大举借债。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至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三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十五”期末2005年的2.1倍,其中十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另外,三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 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问题看结构 这背后涉及到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6.3549,较上年末升值4.21%。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三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2010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 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 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完美结合 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研究人员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又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公民所关心的事情。我国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相应的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与国外差距较大,尚有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有的这方面教材,主要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缺乏联系实践,同时针对性不足。因此,现有教材还不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人士的要求。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教育思想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政治经济学论文: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着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着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 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理论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音乐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 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 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 New 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 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概述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的研究焦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本文以方法论为标准对西方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归类与评介,评述了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历史主义下的考克斯与斯特兰奇的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 键 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政治经济学论文: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内容提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现阶段我国道德尺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健词:宗法礼教 价值瞬间性 主体性人格 论文摘要:转型经济国家的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与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织与冲突使社会道德与价值尺度显得异常复杂。法治、贵任意识的加强与“人情”、特权思想盛行相并存;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与个人主义金钱意识相并存。道德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间相互矛盾与相互渗透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揭示三种道德尺度经济根源的同时,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历史性提升与道德警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德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国在转型期同时存在着对人身的依附、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尊重三种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表现得异常复杂,严重干扰着我国公民人格确立和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对我国现阶段三种道德尺度的差异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谓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其宗法联系和等级关系的家长式权威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对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最初对自然法则的认知与控制。它主要表现为尊从权威和重义轻利,这种道德现状和我国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在对人的血亲等级、本末第次的关注中,大众追求一种重义轻利脱离事功的消极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标准。以少数权威意志和利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行为的依据是与自然经济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标准,它是人类对自然界权威直接依赖的反映。 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生产周期是由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人们从事生产的区域是由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决定。这种“天人合一”结构中,劳动者个体能力在强大自然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只能作为群体结构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级权威和见利思义的道德尺度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行为的惟一尺度。 小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商品经济还未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人们还不能以商品的价值手段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这是人身依附道德观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和交往手段上的彻底变革,劳动者个体不再以尊从权威意志作为公众行为的标准,而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交往的尺度。它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在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减少,客观性、科学性和明确性的加强。平等独立,开拓进取,以法代情的现代社会风尚也必将随之形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旧道德标准抱有情感上的依恋,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类血缘关系的诱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然经济时期的人情内涵是以生命的血亲模式为核心、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和朋友关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权威范围。“父母在上,兄长在先”原则是人情交往关系的永恒原则。以商品交换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确立了劳动者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平等竞争的新型人情内涵,在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旧有的血亲模式被扬弃。独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的主体人格构成现代文明的新型主体间关系。 但传统道德关系对于刚跨人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它毕竟反映的是人类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应该警惕的是一些人将这种传统“人情”关系和金钱关系结合起来,津津乐道地去结成裙带关系或者建立称兄道弟式的关系网,它必将对社会法治建设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隐蔽式破坏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丰富性”的诱惑。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经济时期人的行为特点进行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人们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性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鱼虫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现象的崇拜和依恋,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极被动的非主体特点作为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模式。节奏缓慢、保守平稳的田园诗般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以人类创造的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内容。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社会自然性被社会的经济性所替代。人们创造商品的无限丰富性打破了对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丰富性”,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大胆创新、讲究效益已成为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实际上,人的“原始丰富性”隐藏着一种缺乏竟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隋性,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极不相容的。 最后,旧体制温情的诱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摇了旧体制中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权威地位,为劳动者独立与平等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物的关系”即商品的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中“人的关系”,更容易被误解为对人自身的关注被物的丰富性所替代,而留恋旧体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为什么人会依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的物化关系所替代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表现,它展示了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创造的物完成了对血亲服从和等级统治的否定与超越,对人创造物的服从标志着人对自然物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道德尺度二:所谓对“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相对而言的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反映人类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物的依赖关系是交换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它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规律的关系。商品的经济独立性打破了血缘和等级关系的非经济约束,社会成员个性需求的实现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社会关系中这种对物的依赖是对人身依附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国劳动者个体的道德及价值尺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赋予社会成员独立平等的道德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完成社会及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换回自己的需要。人们凭借商品的权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为的主体地位,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过劳动编织进自己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够得以实现。交换中任何非经济强权都无法替代商品生产者的意志。因此,强调个性独立,自尊自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成员道德内涵的基本内容。 第二,商品的交换原则赋予社会成员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种生产的他人性决定每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和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服务。市场交换原则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关心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就等于关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轻视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最终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经济关系会很快教会人们拒绝权威盲从以及放弃傲慢无礼,迅速建立主体间平等、尊重、互利的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商品竞争的天性赋予社会成员锐意进取的道德风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成本,使自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能保证自己商品价值的实现,任何非经济的等级权威和“人情关系”都无法替代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支出。市场竟争的无情迫使社会成员必须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懒惰习性,只有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特殊的个性需要和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动摇了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养成的被动等待、求同保守行为的经济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单纯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完成商品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后才具备现实的经济意义。当货币取代商品价值的权力后,人钱易位便拥有了异化的可能性空间,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现象并不是交换经济的逻辑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货币转换中的两次矛盾冲突时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使用价值普遍替代的环节。货币的万能作用是商品生产者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时,必须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独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换的各种限定,使交换更加普遍和公正。“货币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价值脱离使用价值中使市场交换获得生命;另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这种将一切事物的性质进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钱易位等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货币的替代作用虽然能制造人的价值和货币形式分离的假象,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创造属性不可能随着货币的替代而产生丝毫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自觉认清这种假象,在行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价值普遍超越的环节。“货币代表商品价值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当商品交换货币时,“商品的价值规定会在商品实现时消失;当货币交换商品时,它的价值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货币无论代表价值实体还是代表价值形式都具有瞬间性。但货币存在意义在于它必须立刻打破其瞬间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价值本身,又“通过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时拥有了“增值”的可能。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货币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单纯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行为只能加剧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尖锐化,破坏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就是要帮助人们自觉消除商品活动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会主体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谓对人的尊重为尺度的道德观是以消除商品交换过程中人的盲目性为前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原则。对人的尊重反映人类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创造者本身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超越经济人限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这一本性与市场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历史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性中君子不苟言利的道德标准是自然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制度缺陷产生的,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受经济法则制约的非主体性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创造一种不仅能够控制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同时要建立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规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换经济中单纯经济制约时主体人的无奈。正如人类从来就没有满足被动接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不断探索,创立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界对人的限定,社会人的科学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经济法则对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限定,克服经济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异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有序的生产活动。 第二,缓解市场失灵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交换而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关系是市场经济发生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市场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交换中,国家宏观调节政策最终会被各种利益的对立关系所左右,巨型跨国公司由于资源争夺的对立关系所展开的国际竞争,最终是以社会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部分企业的有限利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为企业营造高起点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高效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机制。 第三,减轻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低成本发展。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市场动机驱使下必然发生人与金钱易位的现象。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目的也仅仅是将人作为资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钱对人所形成的压力破坏了人类对劳动能力提高的自觉性,而是将金钱的积累视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实现。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浪费。因此,对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和劳动能力的尊重,人的劳动能力开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条件。 面对我国现阶段多元道德尺度现状,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传中把握好对三种道德尺度的不同态度: 首先,消除宗法礼教关系的道德约束。迷恋“人情”关系,受制于等级特权、轻利重义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违背的旧道德。以人的等级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旧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经济的制约,人性的内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别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韩国政府所谓重建儒学,是想通过儒家的道德观整治腐败。对此,除了公众表示冷漠外,并没有起到医治韩国病的作用。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人情和金钱交易,特权和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替惕对传统文化宜传中的误区,是当前理论宜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尺度的道德观。市场交换的经济形式说明人类生产和生活已经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赐获得满足的限定,开始享受自身不断创造的无限丰富的物的属性。这种生产力式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内涵,为人类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能性。但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必要手段,它无差别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属性是产生用金钱代替一切的拜金主义根源。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忽视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发展,为滑向腐化堕落的道德深渊提供通道。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后树立对物的创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标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身依附的两种道德观,虽然都体现对人的关心,但后者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早期对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恋,而前者则体现对具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它也清算了人在创造物过程中人钱易位的现象,把人的劳动创造力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准则。这种道德尺度弘扬的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薄重,体现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抵制,弘扬的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在对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社会道德观。 政治经济学论文: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 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文关键词: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启蒙 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论文明启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何谓启蒙?霍克海默开篇就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就是使人们从恐惧、神话、宗教的统治和支配下摆脱出来,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确立人类对自然、社会、精神的支配权。但是,启蒙却由于其内在的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蜕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神话。启蒙、理性成为工具性理性,“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首先,启蒙推翻了中世纪宗教所追求的创造万物的神,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前面驱逐了创造万物的神,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神取而代之,这就是管理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结果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神相像的人”。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谓具有主权的主人。人性本应替代神性,从神的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而不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结果却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从奴役下完全解放出来。人虽然不再受神的统治,但人在推翻神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为统治这个社会最高的主宰万物的主人。这就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成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纪是神、信仰、盲从支配一切,启蒙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代替神的信仰与非理性的盲从。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从,从神坛上驱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坛。理性铲除了人类的迷信,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理性自身成为人类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结果出现了一个工具性的与人相异的异化世界。理性统治取代了中世纪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对理性的这种统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对神性时那样,它恰好说明理性的统治已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样的神。 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像魔术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纪的神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的地狱。商品、货币本来是人们生产出来用来交换的产品,但是,“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昔日,人们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现在却相反,人们却拜倒在商品货币的脚下,不仅商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这种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它仍然是以一种对统治权的选择代替另一种统治权的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统治权的产生。如人与自然,要么是自然统治人,要么是人统治自然。这就是说,一种旧的统治推翻了,一种新的统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而是用一种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启蒙理应带来自由、文明和进步,但是,恰好相反,启蒙是用“新的野蛮状态”代替旧的野蛮状态,并且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这种野蛮状态的神还在发展壮大。人性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变成了非人性的状况,它正像《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诱人的歌声,他自己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他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既反对自己欲望增长,又反对拒绝本身的享受。这就等于启蒙越是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增长,它越是坚决拒绝去享受财富,去掌握权力、知识,等等。一切都因为启蒙而走向了倒退,由旧的极权走向新的极权,由旧的统治奴役变成新的统治奴役。启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所带来的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负面影响。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工具性,这是其消极因素。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启蒙的伟大意义则是不容否认的。启蒙最突出的划时代性的意义,就是为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制造了舆论准备。毫无疑问,启蒙具有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的伟大意义。启蒙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启蒙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启蒙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这不是启蒙的罪过,而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局限带来的。尽管时代进步了,而启蒙对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认。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完全否认历史,也就不会再有历史。历史不是虚无的,历史应是客观的事实。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对启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知识、政治、理性、宗教等间题的总机关,其意义不在于从旧的启蒙引出新的启蒙。他认为,旧的启蒙是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新的启蒙就是对新的理性和技术统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对启蒙的否定旨在从否定中生发出新的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即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何谓“欺骗”?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有哪些?欺骗群众的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业的“欺骗”。文化本来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广义来看,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狭义的,即指精神产品,指宣传、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从人类使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开始,文化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痕迹的精神产品。文化与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人类从那里开始,文化也就从那里发端,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就生产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不可分离,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除了需要吃穿住这些生活资料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文化?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类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间接的、社会的需要。间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为根据提出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们就会把这种需要逐渐从狭隘的需要中驱逐出去。比如原始社会的人食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残杀和毁灭,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就产生了。还有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等犯罪现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对犯罪惩罚无疑是人道的,它维护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质上应是根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战争,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的却会受到赞扬呢?因为战争被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要褒奖,非正义的战争引起人类生灵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应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义的呢?在这里,它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阶级概念,因为不同阶级对战争就有不同的标准。可见,阶级利益与文化相互关联。霍克海默看到了这一点,即认识到文化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文化成为一种工业。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成为了一种像“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因而,出现所谓“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与“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同样成为了工业。“从利益方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本应是艺术性,它的本质是创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区别开来,就在于不同民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特质只能模仿,无法等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创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它把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二)文化工业改变了启蒙的本来意义,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启蒙本来的意义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一切违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统治的反叛。因为,中世纪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这种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关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本性,人的独立个性,在神的统治下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启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这些只是一种虚假的反叛。因为由启蒙唤醒的文化工业,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质。文化本应是对现实的反叛,从而使文化创新。但是,文化工业完全违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使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模式的人。文化本应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但文化工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每个人个性的抑制者。文化应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自发性,但现在却使人们的想象渐渐萎缩。文化工业用一些陈词滥调、固定的模式来消除人们的创新能力,用一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流行的作品来占用人们金子般的时间,致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机械工业生产出来的是物的产品,文化工业却不同,它生产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人。这种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评或批判)现实的文化。工业文化成为失去反叛性质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带来与启蒙本来意义相悖的结果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这是正确的。因为,文化本来的意义是创新,而反叛(批判)则是创新的起点,反叛也是创新的动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反叛则是创新的杠杆和动力。没有反叛,创新就不会有动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继承性。只有继承才有发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继承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带来的后果是画饼充饥。文化工业利用电影、电视、广告、报纸等媒体,制造一些虚假信息,不断地向人们许诺、欺骗,把人们推向了虚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费,“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演,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地向人们挥舞橄榄枝,用许愿、承诺来欺骗顾客,使顾客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堕入云里雾里,但最后一无所获。在自由时代,文化工业揭露封建专制的落后、腐败、颓唐,鞭挞封建专制野蛮、扼杀人性、违反人道的行径,唤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攻的号角,动员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争得一块又一块地盘,把封建神权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动摇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基础,然后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现代“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文化工业也在发牢骚,面对现实社会,抱怨倍增,对当代资本主义,奋笔疾书。但是,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实质”。这是因为文化工业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仅仅只是表面的,它只触及资本主义的皮毛,而不会伤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与它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相互矛盾。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它只诅咒资本主义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诅咒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牢骚。这样,享乐是一切,一切在享乐中沉沦,一切在享乐中度过。文化工业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见,找回和发扬这种反叛性,就是实现新的启蒙的途径。 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反启蒙的性质,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时,实际上也是对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导致了在批判文化时也对整个文明的否认和批判,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误。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启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认为,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仅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霍克海默就是从文化批判功能开始,逐渐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在他看来,文化批判是走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总机关和动力。当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强大,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文化批判对文化建设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辩证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们的理论中,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因为有了肯定就没有否定。阿多尔诺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当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总机关,这当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应是辩证的否定。从文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阶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继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扬弃。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积极的合理方面,文化就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就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进的。因此,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辩证否定,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绝对的否定,这就抹杀了文化的继承性,必将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论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对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质是创新。霍克海默认为,文化是对现实的反叛,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现实绝对对立,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此而已。其实,文化与现实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从同一性来看,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产生于现实,又服务现实;都产生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是一致的。但文化与现实又有非同一性,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时,文化甚至还徘徊在旧时代的基地上停滞不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创新,通过文化批判使旧文化从它的基地中走出来,创造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创新不是重复,也不是雷同。创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的批判功能时认为,哲学史的实质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哲学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他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黑格尔是对的,哲学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文化前进和发展。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是这样,我国先秦文化发展也是这样,没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没有先秦文化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如此,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等。所以,没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出现。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继承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重复和雷同。继承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前主要缺少的还是文化批评。时期,学术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评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来清扫。其实,批评和批判,决不是打倒一切,正当的文化批评和学术争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和审视,尤其是对欧洲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可见,颂扬和批评,批判和继承,肯定和否定,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两种动力。 (二)当前文化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因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双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适应市场平等自由交换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它是文化建设中正面的东西。但是,市场经济也对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边缘化等倾向的产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那些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正面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扫除那些污染环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业的反面消极影响揭露出来了,对这些东西进行否定,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业时却否认了一切文化,这就等于否认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没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财宝,什么是垃圾,那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当前应对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为幌子的伪气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批判和打击。总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务必弘扬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而我国的文化建设能否健康发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从教学指导思想、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改革 建议 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遇到问题提出的看法与观点,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多达上百种。教材内容和体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这一教材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在内容和体系上依然有不妥之处。 1、目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教材的特点:内容广泛。从这一特点的积极效用看,它不失为一本或者说更适宜做为高校教师备课的参考用书和学生自学教材。但目前,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比如教材第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页表11-1“197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不能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现实。这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 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8章。这种体系构架中,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其内容主要由马克思《资本论》一部分理论,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一部分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理论,还有编书者自选编辑的其它内容,共同合成。这种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使有些章与章之间缺少理论承上启下的内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一章第四节与导论中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有重复。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与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也属于这种问题。另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章内容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七章“竟争与垄断”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 总之,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地位的片面认识给政治经济学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是做为政治经济学教材之用的。随我国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不再作为教科书了。而以《资本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目前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们中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并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有一定社会群体。这种意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倾向,认为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说教。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论基本过时,难以解释现实。这种倾向和思想给教与学增加了难度。 3、研究对象、层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以及运用的主要方法都有着重大的差别。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和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运用的主要是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规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有关。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而要证明这一点,在逻辑上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逻辑只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中。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历史性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资本主义抱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价值取向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总结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管理经验、甚至个别论点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与现实经济问题有着结合,有些理论有一定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这些表层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接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 其次,政治经济学以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4、教师原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1、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我们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例如,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和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与价值既有量的背离,也有质的背离,这就从经济学原理上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却会有价格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只看经济现象,却永远不会发现价格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理论,更不无法懂得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看作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看到了这是各要素的报酬形式,同时看到了这种报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权主体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据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是万能的和能自动充分实现就业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他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采取了对比法教学方法,又更新了对比角度。这种从经济现象和理论本身进行比较和对比,角度发生了变化,会引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兴趣。学生在这种对比中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但这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又非常广阔。经济学不能是黑板经济学,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政治经济学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情趣。贯彻始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便潜移默化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他们思考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自然发挥其中。第五,加强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 西方经济学 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 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在考核时,往往侧重于对学生记忆力、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试卷成绩的考核。在对其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通过多样的考核手段和统一的考核标准,全面考查学生的整体素质。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量和监控教学活动效果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水平等方面的测量,甄别和评价教学效果。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学生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培养人才的能力结构综合素质。因此考试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服从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对经管类本科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通常包含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两学期授课,属于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下将结合黄河科技学院自身做法,对《西方经济学》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进行探讨。 一、常用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 1、闭卷考试 闭卷考试是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主要采用的考试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最常用的考试方法。它着重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注重知识的再现水平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查,具有命题简单、阅卷准确方便、易于组织考试等优点。 2、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是允许学生带与该课程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考试形式。开卷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内容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这种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的内容与开卷考试的内容各占一定比例。考试时先做开卷考试,然后收开卷部分答案,再做闭卷部分试题。闭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4、撰写小论文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学科论文,题目既可自拟也可由教师出题,教师根据学生书写的论文质量评定成绩。有时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答辩。书写论文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还要求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查阅大量资料,对知识进行理解吸收,并加以分析、综合,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也是促进学生增强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的~种有效手段。 5、实验操作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或技能操作,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穗现行考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重记忆,轻运用 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看,主要侧重于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题型上多为名词解释、判断、选择、简答、计算和论述。前5种题型应该是检验学生对概念掌握的准确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的,但经常所命题目在课本上能找到现成答案,学生只要背下来即可。而论述题重点体现的是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命题中所占分值也不高,最高只有10%。因此,从整体上看。对学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问题的能力缺乏有效的考核。而实质上,我校采取的这种考试模式,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谁的记忆力好,谁的成绩就好,使学生形成了考前背一背就能顺利通过考试的习惯,很难将学生学习的优劣真正的区分开来。 2、重教材,轻就业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来看,考研率和录取率比较低,更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考试内容上,应该注重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联系。但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对教材内容的考核,尚缺少对技能和能力的考核。目前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开设时设置6个学时的实践课时,但这种实践并不能体现于就业方向的联系。在就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若所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若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内容,就会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脱节,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将该课程与学生今后的就业联系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3、重卷面成绩考核,轻素质考核 在我校,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卷面成绩一般占学期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卷面成绩主要依据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平时作业来衡量。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考试的导学、促教功能难以发挥,学生上不上课与期末考试学业评价的关系不大,导致学生缺课、逃课,甚至忽略学习的规律,造成知识的掌握不牢,基础不稳,也难以全角度、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重结果,轻过程管理 在我校,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涉及到多个专业,通常是多名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使得在过程管理中存在着对学生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是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不一致,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也出现不一致。这种过程管理的不一致,使得很难真正公平的考核学生。 三、《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改革 1、由注重理论考核向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考核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考试不应该仅仅是对书上某些问题的照抄或者照搬,也不仅仅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的考核,而是要在考核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当前相关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的分析能力,体现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出考题时,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的原则。考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符合培养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可操作性的原则。无论在考试的内容上或手段方法上,都应既有科学性,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以反映和掌握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为目的。 2、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实践能力考核转变 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但在注重知识考核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践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1)做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书本知识的拓展;能锻炼学生。(2)组织课堂讨论。就书上某个知识点或者经济现象进行讨论,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又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事前准备或者即兴发挥两种方式。事前准备给学生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查询到的信息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兴发挥则侧重考察学生自身学识素质、语言组织及逻辑分析能力。(3)撰写小论文。可以采用自由选题或者指定选题的形式,借助于资料的查阅,通过自我的理解、吸收和分析,形成一篇小论文。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体现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 3、由相对单一的考试向多元化考试形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要尽量丰富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对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还可将出勤、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平时测试、调查报告等作为考核项目。此外,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不以一次考试的优劣来评判学生,将对学生的考核在一个过程管理中体现出来,全面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 4、考核标准由相对随意向统一性考核转变 对学科性质和地位基本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应该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1)统一命题。打破谁上课谁命题、同门课程不同专业各自命题。(2)统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组织该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3)统一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任课教师共同确定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4)集体阅卷。保证阅卷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其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环境教育 必要性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西方经济学论文:简析西方经济学素质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入手,以转变教学角色、教学观念、教学模式、重视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法为切入点,论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西方经济学;大学生;改革;实践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正在逐渐影响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活动中,缓慢然而深刻地改变着固有的一切观念、体制和行为,中国的教育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如果只在家里闭门造车,而不下去接触实践,就不可能有如今的素质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使素质教育进人主阵地,如何以全新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在新的经济学背景下更好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操作实务来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何把“两全”落实到每个教学岗位,使课堂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授课的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学生学会自觉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不能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就谈不上学到知识,更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我还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对认知思想道德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浮躁情绪和功利化趋势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思想道德理论,探索理论真谛,而只热衷于对浅层次的“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存在着“理论无用论”的倾向;二是社会舆论对思想道德理论教育不加区分的一些负面评价,把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等同于脱离实际、等同于“假大空”、等同于枯燥的说教,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导致了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的逆反心理。 二、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其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有:供求价格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曲线和国际收支理论等。管理部分主要有:市场失灵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业和通货膨胀治理等。实践部分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业务、资本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外汇业务以及国际结算等。这种结构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转变教学角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张显,渴望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破除师道尊严,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把课堂的主发言权归还给学生,为学生搭建一座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大胆发言、踊跃发言,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尽量做一位忠实的听众,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不惟我独尊,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更要欢迎独到见解的出现。当然我也要发表个人的见解评论,不要强人所难,要以理服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努力与学生达成共识。当问题较难时我还采用定向点拨、转换点拨、启发思维、联系迁移、挑战诱导等方法,力求实现由“教师”向“导师”转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表达方式去掌握知识。 2.转变教学观念。面对第四版的新教材,需要在备课上花不少时间,充分掘展教材资源。因此我觉得教师必须学会解放自己,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逐一过关上,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直接接受书本知识,纯粹被动的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学习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学习过程的探究,充分用好课堂50分钟。知识在成倍增长,现在即使背了不少知识,日后不一定就会用到,但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却能让他们终生受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仙人会点石成金,他遇到一位牧童,要送一些礼物给牧童,随手点了几块石头变成了金子送给牧童。牧童不肯要,仙人问他想要什么,牧童想了想说:“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这个牧童很聪明,他知道金子很快就会花完,如果拥有了仙人的手指那财富就会无穷尽。作为升达的一名教师,我不会吝啬于给学生那根”手指”。 3.转变教学模式。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再现,而且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科学的教学方式绝不能仅限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灌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科学知识的时代内涵,领略科学探索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启迪学生的科学创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新课标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主要体现这样的教学模式——⑴创设问题情境:上课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熟悉的情境,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陌生,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增。例如联系2010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具体数值是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内生产总值;⑵安排活动探究:教材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活动与探究栏目,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开展探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体知识的生成过程,既启迪思维,又加深记忆,当然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盲目探究,也不能因为探究耗时就不探究,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例如可以在学生学习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以后去探究均衡国民收入的产生及意义。 4.重视课堂讨论。上课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上好课。课堂讨论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自如驾驭课堂讨论课的教学进程,需要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师在课堂讨论课的教学中,必须满足一般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即目的明确、内容正确、方法恰当、结构紧凑。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大炮与面包”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观念已深人人心,并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素质教育实践已从宏观走向微观,深人到课堂教学领域等诸方面。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这就对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务实,探索。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西方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 政治 经济 学 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 社会 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认为 政治 经济 学 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 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 历史 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 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 社会主义 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法律 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 在 资本主义 社会 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 市场 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 金融 部门、 农业 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 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 政治 的上层 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 经济学 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比分析 【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思想的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围绕经济利益这一核心问题构筑了相应的理论体系,虽然它们对利益冲突的性质、根源及化解途径的认识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都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的本质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利益关系;利益和谐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和谐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它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相同。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劳资利益冲突出发。反向阐述了利益和谐思想的重要性 马克思认为,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历史的研究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讲的利益首先是指人们的经济利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就是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需要。因此,经济利益需要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社会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起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冲突进行了深入剖析。马克思认为,利益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基础是生产关系,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其经济利益冲突的形式和特点。 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也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通过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方式实现的,其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与一般商品相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甚至更为重要的经济关系,即体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的分配关系。 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所得到的工资,仅仅是其劳动力的价格,在其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即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所获得的工资。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获取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天然具有相互对抗的性质。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主旋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必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不仅使资本在数量上增大,而且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加剧了劳资冲突。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日益增多,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工资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而资本家的利润所占份额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减少,造成劳动供给相对过剩,使产业后备军规模越来越大,并对在业工人构成极大压力。这种竞争力量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减弱工人对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重构生产过程的反抗。”使在岗工人的待遇更低、劳动条件更差,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是对抗性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使雇佣劳动者的处境更加恶化。 (二)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及其对劳资双方的影响,还进一步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有限的市场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在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总供给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工资收入在社会新增价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劳动者购买力受到严重制约,导致总需求不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体是雇佣工人,工资总额是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生产力,也小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同时,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资相对于利润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又进一步抑制消费的增长,使供求之间的缺口日益增大,产品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最终导致以产品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对利益和谐问题有独到的深刻见解。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协调来分析利益和谐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并未改变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替代,不过是以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替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还加剧了这一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被更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替代,将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经济利益的对抗性质,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和谐状态,并以此为基础,最终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纵观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其中,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关系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同其他经济利益相互对抗的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匹配、协调是经济利益和谐的前提,实现经济利益和谐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和谐与否的检验标准。 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 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自然和谐的思想和人为和谐的思想。 (一)自然和谐的思想。和谐其实就是重农主义语汇中的“自然秩序”。按魁奈的说法,社会秩序区分为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然法”,它是客观的、永恒的。而人为秩序则是一种“人定法”,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制度、规章、法令。人为秩序必须符合自然秩序。如果人们认识到自然秩序并按它来安排人为秩序,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人类就幸福。否则,社会就处于病态。他还认为,只有在自由制度下,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才能达到一致,这就是自然秩序的精髓。 亚当·斯密是在自然秩序和谐的基础上用天然一致的信条来解释效用原理,认为个人的自我利益是人类的本性。斯密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释了“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和“自然秩序”的思想。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进一步指出“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对经济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防止“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妨碍社会和公众利益,斯密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建立一种“自然秩序”,即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认为竞争保证利己的追求将改善社会的经济福利,而垄断则代表了不受控制的自我利益和经济福利的最终损害。自我利益不仅推动了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化,而且推动了城市商业社会的发展。 与斯密不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利益自然和谐是一种乐观主义劳资利益调和论。在其《和谐经济论》一书中,巴斯夏力图引导人们去认识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交换是巴斯夏“经济和谐”的出发点。按照巴斯夏的观点,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的服务。”他还进一步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看做两种“服务”交换的表现。资本家的“服务”是供给工人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工人的“服务”是替资本家生产。工资和利润就是这两种“服务”的报酬。在经济自由的前提下,这两种“服务”的交换也必然是等价的。这样,劳资关系也是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是绝对和谐的关系。可见,巴斯夏所说的和谐是阶级关系的和谐,其目的在于从正面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是要永存的,因为它是自然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马歇尔的经济利益和谐思想体现在他的均衡价格论和收入分配论中。换句话说,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论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和谐论。马歇尔认为,价格是由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双方力量相互冲击和制约所决定的,当市场供求力量势均力敌时,就形成了均衡价格。均衡是指经济的稳定状态,此时,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是和谐的,大家相互之间绝无什么对立的矛盾。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马歇尔建立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论。马歇尔认为,所谓收入分配就是把国民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割,分配问题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运用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当生产要素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各要素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既然如此,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也必定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从而达到了经济利益的和谐。他还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去,认为只要自由往来,穷国和富国都可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各自的利益。 (二)人为和谐的思想。边沁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基本上承认个人是利己的,但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的和谐,他用利益的人为一致解释效用,认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加总。他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原则:一是功利原则或幸福最大化原则,即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社会利益只能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准则和立法依据。因此,增加幸福的行为应肯定,减少幸福的行为应否定。二是自我选择原则或自我偏好原则。每个人是否幸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他是自身是否幸福的最好判断者。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为自己谋求最大幸福的倾向,主张一切合乎个人利益或兴趣的东西都能增进个人福利的总量即社会福利,所以政府应根据功利原则最低限度地行使权力,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不作任何干涉,经济上应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边沁认为经济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相反,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和谐。他认为犯罪为利己行为违反公共利益提供了例证,存在犯罪的事实证明不能做到自然和谐。哈耶克将这种功利主义称为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因为他们主张:对每一个行为,都应在充分了解其可见后果的情况下加以判断。这等于宣布,人类在充分掌握了一切相关事实之后,能够建立起一种把一切细节都安排得当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凯恩斯由于市场无法自发实现充分就业而必须依赖政府干预的思想,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使国家干预论取代了经济自由的思想而居于主流地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弊端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失业的存在以及收入的不公正分配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的失谐。失业以及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利益的天然和谐是无法实现的,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给予解决。凯恩斯建立了国民收入均衡决定模型,分析了失业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此外,他还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指出收入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裕的人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贫困的人会把新增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因此,他主张用累进税和遗产税来缩小分配不均的幅度,这样便能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就业水平。 制度主义者认为,从当代和前辈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推论出来的并不是利益的和谐,而是利益的巨大差别。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集体的与合作的人,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但在群体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就像大企业对小企业、消费者对生产者、农民对城市居民、雇主对工人、进口商对国内生产者、商品制造者对货币贷放者之间那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和公平的政府必须为共同的利益进行调解。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并指出这种相互对抗的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中,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都是归一定的人、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占有。这种占有就形成了人们之间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是一种私有制,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由此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所形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对抗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的这一特点决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性质和从属地位,决定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雇佣劳动者仅能得到补偿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这种收入分配格局。这样,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只能使少部分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受益,其结果是失业和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不会改变这种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反而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的利益冲突及其基本矛盾。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这种利益对抗,实现经济利益和谐。 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本质上虽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可协调的。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展开对利益的分析,认为资源的有效配置状态就是利益和谐状态,因为此时,不仅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也实现了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整个社会的利益状态是和谐的。这种状态在私有产权、法治、民主等前提下,通过竞争性市场可以达成。即便由于某些原因,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性,加剧了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改善市场状况,化解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是非对抗的,经济人之间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共赢”。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利益关系本质和利益冲突性质的判断。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本质区别,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是相同的。关注这些基本要素及其影响,对化解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分析,可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都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并推动了制度变革,所以说,利益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变迁正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基于此,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协调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认清这一点,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产权制度是决定利益关系的核心制度。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产权是一系列用来在共同体中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的界定和分配会影响到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因此,产权制度决定了社会利益关系的格局和特点。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能使财产在运用过程中的责任和收益相一致,并激励财产所有者积极地去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要,财产所有者按其私利行事,却造成了有益于他人的后果,由利己而实现利他,最终实现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和谐。但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抗的利益关系的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正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改变这种所有制关系,则无法实现利益和谐。在经济运行中,产权是交易的前提,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表面上看是物品在物质上的转让和移动,但实质是权力的转让。因此,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只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才能通过市场有效调节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 (三)收入分配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收入分配不仅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马克思认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不公正的,它不仅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利益冲突,而且还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西方经济学家也十分重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凯恩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认为其显著的弊端之一就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无原则和不公正。琼·罗宾逊夫人更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变动,这种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她主张借助于政府或第三部门的力量,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不仅加剧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的内需不足,使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要扭转不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制度对调节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需要制度来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加以确认和保障。现行制度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基于对生产资料不同占有关系上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结合,是构筑在既得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内容的上层建筑。它既要适应现实的利益关系,同时也会对这种关系产生影响。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差异,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因此,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冲突和相互妥协的利益博弈过程。在社会变革时代,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整个上层建筑也将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新的利益格局。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而“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其根本作用在于保障、维护及协调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利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五)强调机会和权利平等。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述可看出,二者都十分重视机会和权利的公平分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地位极不平等: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工人阶级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其劳动隶属于资本家。这种权利、地位的不平等,使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不变,工人阶级的境况就不会有根本改善。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机会和权利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只有在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资源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其实,机会、权利均等不仅是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体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利益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利和机会分配不均等造成的。可以说,人们对自身利益状况的不满,不仅表现为对结果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对机会、权利分配不公的不满。因此,要化解利益冲突,首先必须做到“穷人能与富人、权贵共享权力和规则”,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取收入的权利、机会。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侧重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从现象层面进行经济分析,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对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区别的标志,它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 (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如,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从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情况来看,数理方式已被引用到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方法论的创新。但在应用中,既要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又要防止走西方过度数学化的另一个极端,防止数学方法的滥用,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如,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不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靠传统经济理论所提供的办法难以解决,因而制度分析方法对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线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微观行为机理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很大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及理论。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更全面的分析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已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歧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再次,为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及趋势;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进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根据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从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对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热衷于对短期内的现状分析。当然,对本质的探讨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梳理和继承前人的认知和观点,需要对各方面知识进行契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他人的理论和观点抱有宽容的态度,并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视和轻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把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比较,有助于在我国的产权改革过程中坚持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借鉴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中的有益之处。 关键词: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的产权理论体系:一种是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另一种是以科斯为首的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有的学者抱有一定的偏见和误解,无视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否认或贬低马克思产权理论。而对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认为只要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就能彻底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有了科学、系统的产权理论。著名西方学者s·佩乔维奇在他的《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及其产权理论,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思产权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熊彼特也赞扬“是以穿透崎岖、不规则的表层,并以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来领会的”。对上述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有助于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摒弃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产权改革。 一、关于产权的研究目的比较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它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揭示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本来面目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的本质,说明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得出其必然灭亡和必然被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无非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剥削实质。这种不合理的产权关系或所有制有违社会公平,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西方产权理论的目的和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西方产权理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从交易费用出发,依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安排和调整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产权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合乎理性,而公有制则是非理性的。 二、关于产权的研究方法比较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一致法、有机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为产权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背景,使产权理论形成了系统、整体、动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整体决定了个人的属性,思维的出发点不应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人是处在社会整体联系中的,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按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的方法,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因此,产权制度首先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而是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采取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财产的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在给经济主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个人在交易成本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自发交易的产物。可见,西方产权理论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范式之上。这种把社会的、历史的人抽象成无差别的、理性人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主观臆造和错误的。 三、关于产权的研究层面比较 马克思所说的产权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把生产资料从一般产品和资源中分离出来,当作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宏观层面分析了所有制和财产关系。马克思对产权理论分析的焦点是放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趋势上。因此,他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产权及其产权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侧重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宏观整体层面的分析,当然不可否认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也有微观层面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层面的产权分析只是马克思所有制整体分析范式中的一个环节,不是分析的重点。 西方产权经济学所研究的作为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和背景的。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经济个体的交易行为和契约关系、法权关系、成本收益关系等方面来分析产权关系。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具体化、定量化和微观化。也就是说,西方产权理论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产权关系,是一种微观个体的分析范式。如,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讨论的产权问题就是围绕产权的法律界定及其产生的成本收益关系而具体展开的。诺思也认为,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方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 四、关于产权起源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的起源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述的。他认为,公有产权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在恶劣的原始自然条件下,如果人们不建立公有的产权安排,不进行广泛的协作和分工,人类就难以抵御自然条件的侵袭而无法生存下去,公有产权关系是人类早期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公有产权的产生是自然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私有产权是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的演变而产生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在强制的前提下逐步取代原始公有产权关系的。“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可见,私有产权是在自然形成的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制度的演变而逐步产生的。私有产权不是永恒的,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被消灭。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主要是从资源稀缺和人口压力等外部条件人手研究产权起源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就是指私有产权,产权的起源也就是私有产权的起源。产权是在产权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自然演变产生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只经历了一种产权形态,即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私有产权。在他们看来,欧洲封建庄园制度不存在产权关系,原因在于那时的财产占有方式是通过掠夺和强制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经济力的作用自发形成的。诺思认为,欧洲中世纪时代在封建公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直接根源,是推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中世纪前,以封建公约为基础的资源共同占有和利用的封建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无产权状况。 五、关于产权绩效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力为基础。认为“不同所有制或产权结构的合理性只能到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找寻”。马克思强调所有制既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合理,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必将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应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各种产权制度的绩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奴隶制和封建制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它消除了劳动力的非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所推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产权关系最终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被新的产权制度所取代。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于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合乎理性,私有产权能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是最优的、最具效率的。公有产权的不明晰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滥用,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状态。因为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看它能否为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更大的内在刺激。在公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人们在公有产权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公共财产的低效率。 六、关于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认为广义所有权或产权是由终极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束,其内在结构可有多种组合。如,共有产权、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合作产权、个体私有产权等。由于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所有权的不同形态、所有权的本质及其变迁规律,所以其更重视对所有权的分析,突出对终极所有权的研究。当然,马克思也对股份公司的“两权”分离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而对其分离的条件、具体的产权结构以及资本所有者如何对经营者进行控制等问题尚未进行详细描述。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具体的产权结构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一个拥有中心剩余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由于企业中存在专用性资产,容易遭受“套牢”或“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所以企业所有者就应是那些对企业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并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哈特等人认为“剩余索取权”并非是一个完备的概念,企业所有权的真正含义应是“剩余控制权”。在合约不完全时,没有在合约中详细规定的那些权力即剩余控制权,应归资产所有者所有,他们因此发展了一个“不完全合约”理论或gmh理论。就企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目前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相比其专用性更强,更容易受到侵害,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取剩余收入,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因而应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资本雇佣劳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七、关于产权变迁的比较 马克思把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即放到历史发展规律中去考察,认为产权制度和产权形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既定的物质前提,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所以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产权结构。马克思还尖锐地批判道:“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西方产权学派尽管有时并不否定私有产权是由公有产权转化过来的,但经常把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并认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私有产权只能被精细化和多样化,而不可能被完全取代。诺思认为产权是个体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占有的权利,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唯一可靠的途径。这样,在西方产权学家的头脑中,私有产权就变成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他们把产权视为源自超历史的人的自利本性,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产权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法律创造了产权,人创造了法律。所以产权本身不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变迁的,而是脱离生产状况、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当制度变革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便会推动制度变迁。因此,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客观经济条件生成的,而是人的自然本性规定的。 八、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看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产权理论体系。由于两大产权理论体系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阶级立场不同,所以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总的来说,马克思产权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在理论深度、体系和逻辑上更具优势和说服力。而西方产权理论由于方法论、研究立场等局限性,得出的结论则相对肤浅,具有片面性,不能够把握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我国产权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应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不能含糊和动摇。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毕竟是一百多年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理论,还没有涉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产权关系问题。因此,应积极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之处,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的产权改革实践。 西方经济学论文: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 摘要: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要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分清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关系,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认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可以起互补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可以互补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对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意义重大。从一方面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在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都处在快速变化中,人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变动迅速而且复杂。认真加以研究并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对缓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对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然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生产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内容,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生产技术创新与生产组织的升级。当前世界上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运行机制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探索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寻找理论基础,它可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然而,它并不以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核心。在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发展和转型期的中国,很难不研究优化资源配置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重点。可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形成了“自然的分工”,这并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撮合,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经过比较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即公认的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体系。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就已实行了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体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有了较多的历史积累。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比我们成熟。为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理由对西方经济学不重视。至于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也确实有不同的评价和补充,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对它采取排斥态度的理由。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已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也会不断暴露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局限性,社会上和学术界也就自然会出现一些批评性和补充性的意见,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都可以视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常态,不足为奇。上面列举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可以互相补充的一些理由,并没有全面分析这两个学科的其他关系,包括互相矛盾的内容。只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互补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在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这两门课程的并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为培养全面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人才,我们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简单地扶持一个、排斥一个,而应把它们都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都给予足够的重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对创新的内涵、条件与绩效的认识有重大不同,但都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性因素。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在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中以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合理之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研究范式。 关键词:创新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借鉴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虽然在分析视野、分析方法、观察立场等方面有重大区别,但分析框架中的基本因子、作用机制又有相通与互补之处。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归纳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澄清和排除其中的错误观点,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创新型社会建设。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方法,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概念,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特别是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一)揭示了创新的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把创新界定为,个别资本通过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发明、改良的机器、制造秘方等,以提高其生产力并得以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创新是在通过专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各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织成资本生产力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创新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与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等区分。马克思认为,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工人、企业家(资本家)、职业创新者或科技人员、国家。由于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在论述分工、协作和机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及生产中的共同消费使工人的经验观察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企业主体与创新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垄断厂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应用,职业创新者为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发明和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技术创新进行调节,以提高创新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是创新的外在压力,以新技术为手段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进而使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外在牵引力;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则从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层面提供了创新的制度压力。马克思还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说明创新的外在压力,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因而消费同样既是创新的目的,也是其源泉。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消费需求是创新的直接契机和社会条件。对创新所需要的条件,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而且关注国家创新政策和创新战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认为金融与信用制度促进股份公司形成,使技术创新的规模条件得以满足;金融机构对技术项目的筛选和风险管理,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克服资本积聚的有限性,便于企业筹集长期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二)论述了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基本特征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创新的内容涉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反过来,直接生产上的科技应用又对科技具有决定和推动作用。创新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演进轨道特征或时间继起性。创新的演进以技术、知识、人才的积累为前提,创新的方向选择又具有环境适应性。 (三)分析了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 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分析,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个别资本所做的就是全体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创新在客观上使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产品创新与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从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源泉;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的制度特点出发分析了节约劳动型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与失业大军的持续存在。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创新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创新的真正起源和历史过程。但他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创新及创新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对短期的具体创新过程没有直接研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创新理论进行精细化处理和数理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企业家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演进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一)对创新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的分析 熊彼特从生产函数和均衡分析方法出发,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生产条件的新变化,认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等。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概念的行为内涵,企业家是创新职能的人格化。创新的发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熊彼特具体分析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指出由于在创新阶段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静态均衡或循环流转中,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必然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按照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本应利用其有利地位拓展创新,但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以柯茨纳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认为,创新主体可进一步拓展到家庭、农民、科技工作者甚至消费者等,创新是具有多样性的行为概念,功能不仅在于打破旧均衡,而且包括通过对付不确定性而恢复均衡。现代创新理论进一步识别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等类型,把创新区分为渐进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结构性创新、空缺创造式创新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新古典经济学从外部性概念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偏差,使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应通过制度安排使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局部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和整体收益率,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空间,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通过降低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非正式制度)而形成的,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 (二)对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的说明 熊彼特认为,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创新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因素,取决于企业家的天赋、动机、才干,创新行为是以机会为中心的识别、探索、利用、决策、实施的过程。创新具有间断性,是一个由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过程。创新可分为企业家间断创新与大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层面的变革常表现为突变式创新,主要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而实现。而大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有条件按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因而沿既定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创新。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这一核心命题。新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阿罗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的副产品,罗默则强调企业r&d投资的作用,宇泽弘文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以人力资本外部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具有一贯性和累积性。技术诸变异体(不同发明和设计)、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可能中存在类似生物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竞争类似的市场选择机制使新技术得以产生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演进会出现自我强化现象,使环境成为适合自身生存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生存的生态场。首先出现的技术通常可凭借先动优势,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技术的普遍流行导致人们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加之技术在市场上越是流行,越会使人们相信它进一步流行的预期自我循环效应,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效应。以纳尔森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均衡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调整时滞。创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个体现象,表现为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任一微小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结果难以预测,形成所谓的“蝴蝶效应”。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基于以前技术的继承,通过现有技术的改进进行,是遗传意义上的创新(“涌现”);突变式创新往往经过重大技术变革或根本性突破,是对以前技术的非线性继承(“突变”)。 (三)关于创新绩效的描述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最初阶段不会有大量的创新竞争者,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实现垄断,获得创新初期的垄断利润。但随着创新利润的不断增加,创新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以致消失。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创新或新组合不是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关于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的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如,在企业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在企业转型阶段,创新有助于扩大企业经营方向和规模调整的机会集,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创新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了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从创新的具体机制、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等层面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更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但西方经济学强调创新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益的根本手段,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因而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激励创新的动态调整能力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由于时代背景、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内容、结论也不同。但这两类理论体系中影响创新的基本因子和机制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一致的关系。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继承和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的精髓,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为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一)创新是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机制马克思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其重点在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整体宏观层面的把握。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存在对抗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制度、技术与管理创新仍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揭示创新的具体机制和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在我国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性冲突,但因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冲突,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大胆借鉴和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切实有效可行的创新机制,构建创新型社会来解决。 (二)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从微观层面分析改良的生产方式对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后,指出创新在客观上使所生产的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导致新兴产业的建立,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从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强调,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新增长理论强调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演进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一个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制度激励,特刺是产权激励对创新的绩效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关注国家创新政策以至创新战略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安排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同时强调产权明晰是收益和成本界定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而形成的。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和产权建设。 (四)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过程内部的影响因子及创新的外在动力 熊彼特强调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功能在于打破旧的均衡。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可能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现代创新理论则识别出创新的认知障碍、行动障碍、模式障碍,关注社会发展滞后、制度行为、企业家创新偏好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创新涉及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创新类型是复杂多样的,创新的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从历史角度对作为创新外在牵引力的市场需求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必须既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又重视市场需求的外在牵引,同时不断克服创新过程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五)强调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把创新看作是一个表现为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创新是把技术与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变量。科技创新和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创新的方向选择具有环境适应性。创新不是个人的偶然行为,社会整体决定了创新的属性;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创新,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人们创新的方式和选择空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则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创新型社会时,必须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相促进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机制。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1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案例为基础,设置好教学情境,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开发学生能力,综合评估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如下: (1)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多,纯讲授理论学生理解效果比较差,也会影响学生接受效果。通过生活中的经济学案例,让学生捕捉生活中的案例,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思考生活,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内心学习的驱动力,从而高效学习。 (2)有效引导学生转化知识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掌握后,理想目标就是学生能够综合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有效地做出市场行为或经营决策,但是不少学生是书呆子,不能灵活运用知识,通过案例教学法,注重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 (3)增强师生互动。 传统的理论教学注重的理论讲述,不可避免地变成教师的主场。通过案例教学,过程强调师生互动,学生理解案例、分析案例,主动消化案例中不懂的知识点,从而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对于教师提出更难的问题,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2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1)精选案例 西方经济学案例主要来自于西方世界。对于学生比较好理解的案例肯定是本土化的案例。案例类型主要有信息式、问题式、陈述式、决策式、实录式案例等。教师应该根据经济学中不同的知识点,预先确定好案例类型,同时在讲解经济学概念时,让学生自己先查找案例,然后组织学生讨论,选出最适合这个概念的案例,目标主要是加强学生对于概念的自我感知。 (2)案例呈现 案例呈现不是教师呈现,而是加强学生的参与。主要是激励学生分组竞赛,通过分组,选出组长和分配好成员,要求学生提前预习知识点,将精选的案例,制作成PPT,案例呈现部分包括,讲述者(讲述者的仪容仪表、表达流畅程度、知识传达)、PPT内容(案例简介+案例分析+案例启示)、PPT形式(制作颜色、图文)。 (3)分析与讨论案例 由组长引导,成立讨论小组,分析案例呈现中呈现的案例简介,引发学生对于案例的好奇心,进而引发学生的思考。分析案例时,注意学生的角色定位、讨论的氛围,教师在分析与讨论案例过程中,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是,教师角色应该定位于引导与监督者,尽量让学生积极讨论,小组长代表小组发言。 (4)评价案例与知识开展 学生分析与讨论完案例,对于案例有一定结论陈述,教师此时才开始真正进入教学角色,将学生的案例进行评价,并开始进行知识点开展,教师结合自身学识并要讲解的知识讲述新案例。 (5)形成案例库 一学期完毕,要求每一组组长共同努力,将案例整理,形成电子案例库,让学生加强复习,巩固案例中所传授的知识点,并通过案例库让学生感知一学期来自己所做出的学习成果。 3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应用策略 (1)案例教学的本土化 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案例的西化不可避免,从而难以让学生理解,因此很有必要将教学的案例本土化,这样能够案情清晰好理解,本土化的案例,透过现象理解本质,一方面化抽象为具体,另一方面也能加深学生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解。 (2)案例开发渠道多样化 鼓励商学院教师自主开发高含金量的教学案例,教师通过市场调查,了解更多的经济现象,将经济现象与经济学原理结合;与多家企业合作,校企共同来锁定案例,比如说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通过与企业合作,能够在实践中加深学生对于市场行为和决策的理解;与校外其他资源合作共同来开发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案例;在报纸、杂志、电视媒体上选取案例素材,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取案例。 (3)增强案例趣味性 趣味性极强的案例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有效地促动师生互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查找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典型的案例,增添趣味性,比如:古人吃饼,吃到第五个后悔迟了前四个,叫学生思考古人结论是否正确;通过俗语或成语故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经济学原理,主要体现在机会成本。生活中丑男配美女的经济学原理等。 (4)凸显案例实用性 经济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广泛,但是如果学生机械地记忆理论,那么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就不明显。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一定要凸显案例实用性,在讲解概念时先要引入生活场景,将生活案例加以分析,在经济学原理分析题中加入生活小常识。这样既能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热情,还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4结语 总之,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有着非常积极的重要意义,既能改变师生角色,也能改变教学氛围,但是目前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本土化还存在不少问题,未来西方经济学中案例教学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 作者:汪支华 单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 西方经济学论文:科教融合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并重的学科,这就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老师不仅要引导学生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还要努力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在我国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还相当突出,主要表现在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严重脱节,导致教学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结果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必要从“科教脱节”向“科教融合”转变,将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尽可能地融合起来,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这样,不仅可以发挥教师的资源优势,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推动学科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将科研经验和书本知识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1“科教脱节”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表现 1.1教师资源方面 从教师资源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教师从事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但不从事关于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的研究。这些教师很难将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理解透彻,也不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更谈不上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一个教师不去研究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特点、运行机理及其后果,就很难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讲深、讲透,并吸引学生探究性地学习相关知识。 2)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的老师,并不担任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虽然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但由于是“专职科研人员”,目的是为了拿课题、发文章,对教学兴趣不大。教师的科研和课堂教学脱节,不仅导致教师资源的隐形浪费,降低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违背了大学科研工作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目的,从长期看,还会降低大多数教师对从事科研工作价值的认同感,认为科研就是为了评职称,职称评定后便懈怠下来,使教师的科研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1.2教学内容方面 从教学内容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教师讲授与自己科研内容不相关的知识。有些任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不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或只研究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却要负责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头讲到尾,结果对其中的许多知识缺乏自己的研究思考、积累和理解,只能照本宣科,单纯地向学生“灌输”西方经济学中的抽象理论,从而使得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学习产生一种枯燥乏味、学而无用的心态。 2)教师的授课内容与现实问题脱节。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本身理论性比较强,实际应用或案例较少,并且教材中的绝大部分案例是以国外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现象。如果教师不能指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无法将理论与当前中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理论与现实之间偏差太大,学习兴趣会大大降低。 3)教师的授课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材所纳入的内容还是上个世纪比较成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要解析的是上个世纪及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仅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到政府的宏观治理。可是,很多教师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书本上,对“互联网+”“创新2.0”“工业4.0”等知之甚少,不能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合理调整授课内容,降低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实践价值。 1.3教学方法方面 从教学方法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教学方法手段单一。李光勤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在进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时基本都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和注入式的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方法手段,教师只注重基本概念、理论的讲解,很少引导学生去思考、去理性批判、去探索问题,教师只是简单地传递知识,而不能很好的引导学生进行启发性、探究性和开放性学习,不能教会学生怎样创造新知识。因此,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无法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应用能力。 2)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曾祥炎认为,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不同,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注入研究的“元素”,鼓励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探究过程中能动地获取知识、发展技能、培养能力,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从中可以看出,研究性教学是实现“科教融合”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会导致教学过程中产生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双重厌倦心理。 1.4考核方式方面 从考核方式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教师选择单纯的闭卷方式进行课程考核。这种考试方式侧重于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往往忽视了学生实际运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一方面,虽然在一些试卷中也会有少量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题,但学生实际上很难将理论要点与现实问题准确、适当的相扣;另一方面,学生对闭卷考试标准答案的追求容易也使他们陷入“思维标准化”的困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比如在学习中缺乏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缺乏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严重影响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等等。此种考核方式表面上是考查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熟悉程度,实质上却只考查了学生的知识记忆能力,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际运用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只适合那些不勤于思考而善于死记硬背的学生,相反,对那些勤于思考、具有探究创新兴趣的学生而言,不利于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培养。 2“科教融合”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实现路径 2.1教师资源的选择 教师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应该注重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教师资源合理配置为“科教融合”打下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强化教师教学的专业性。在西方经济学教师资源的选择上,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安排从事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老师担任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2)实施专题化或模块化教学。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教材内容将教学分为多个专题,分别由多位教师根据研究专长和兴趣各选一个专题,对全校所有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循环授课,充分发挥每一个教师的科研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2教学内容的重构 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针对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有必要根据现实发展要求,进行知识重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案例。安排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案例教学,既能打破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又能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这对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至关重要。 2)允许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展教学内容。教师把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加深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理论创新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甚至吸引他们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使他们在研究中学习与成长,并养成独立思考的气质和批判精神。 2.3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是激发学生探究经济学问题兴趣的重要手段。在“科教融合”导向下,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应重点引入研究性教学方法。研究性教学方法不仅能让教师把科研工作中的方法与心得通过教学传递给学生,诱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而且还能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充分表达、质疑、探究、讨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当然,教师还可以将正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参与讨论,既能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敢于提问和挑战学术的精神,又能引发学生的思考,产生对新知识的求知欲望。 2.4考核方式的改革 采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科教融合”导向下,必须对西方经济学单纯的闭卷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注重过程考核。增加学生平时成绩所占比例,采用闭卷、开卷、课程论文、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学生出勤等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 2)注重能力考核。适当增加主观题所占比例,根据学生的答题思路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题的创新程度,判断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兴趣考核。对学生围绕特定理论或专题进行的资料搜集、文献整理、观点摘编、论文写作等活动予以肯定,并将其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补充方式,使学生在某些观点上有所研究,并产生学习甚至学术兴趣。 3结语 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生存与发展的两项基本任务。然而,长期以来教学与科研处于脱节状态,不仅导致了教学资源的浪费,而且制约了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需要防止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实施面向“科教融合”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从优化师资配置、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努力。 作者:曾祥炎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因此一方面它与我国现实国情存在差别,让学生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案例;另一方面随着理论难度的加深,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对理论的假设和相应的图表、数据统计和公式推理进行理解分析,这些都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例如,无差异曲线、预算线、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拉弗曲线以及产品和货币市场均衡下的IS-LM曲线。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引入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很容易的从案例中分析出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将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形象地展现给学生,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案例涉及的是学生身边的经济问题和焦点问题,能吸引学生足够的兴趣主动思考;另一方面通过探究性的问题让学生不断地思考和探究,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例如,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抽象,教材的解释是“稀缺性资源有很多种用途,当我们选择其中某一种用途时必须放弃其他用途而放弃的相应用途产生的最高收益”,可以结合让学生结合上大学产生的学费、生活费和高中毕业直接出去工作所得到的收益来谈论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或者谈论暑假放弃暑期打工的收益和家里的一日三餐,而出去旅行并产生费用的机会成本。 (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自主探究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教师通过一些好的案例,给学生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探究问题,让学生对学习的内容进行运用,以小论文的形式或者课堂谈论的方式展开。例如教师在讲授供求理论的时候,就可以提供产品价格方面的案例,让学生分析城市中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而电子产品价格却是在不断下降的原因,分组讨论后画出相应的供求曲线的变动情况,并在课后时间完成一篇探究小论文。另外教师在讲授资源的稀缺性和机会成本的时候,可以经济学家们最喜欢议论的“大炮和黄油”为案例,讨论分析大炮和黄油的机会成本,如何在这两者的资源配置找到均衡。自主探究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分组辩论的方式展开,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这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思维。例如,教师在讲授价格与供求定理的时候,可以当下火车票调价问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从经济学角度辩论火车票是否应该降价。 (三)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能力 对于相同的案例和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和处理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社会生活的案例中充当角色,置身于一定的情境下,引导学生利用经济学知识进行思考。通过这种参与案例分析的方式,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系统的思考方式,让他们能以大局的角度来分析,培养创新精神。由于案例本身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不再有什么标准的答案,这样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在教室的引导下进行的讨论就是各种思维方式的碰撞,这本质就是在于强调学生的多向思维。 二、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应用的方式 (一)探究式案例分析作为理论讲解的一种方式 教师在讲解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可以将所选取的合适案例穿插在理论中,比如可以以简单的案例作为引入,在案例的阅读中,进行经济学概念的解析,一方面加深概念的理解,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故事性的分析远比纯粹的概念讲解有意思。利用案例帮助学生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理解,让学生理解起来容易,学起来轻松。例如在讲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时候,可以用吃饭的例子(刚开始吃满足感是最大,之后越吃越不想吃)来让学生自己感受这个规律;在讲解供求规律的时候,可以举季节性水果刚出现的时候供应不足,价格高,然后逐渐供应量增加,价格慢慢降低,这样的案例随手拈来,但却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让学生在案例分析中理解这些规律,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层次,这样学生对经济学的原理理解就很容易,教学质量也就提高了。 (二)以辩论的形式进行探究式案例教学 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选择一些适当的热点问题作为案例,让学生阅读的同时,提出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探究性问题让学生进行辩论。比如“,收入分配是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增长是要效益优先还是环境优先“”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类案例都是可以让学生从正反两方进行辩论,而且可以能启发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促使学生查阅相应的资料,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地调查探究的方式 探究式案例教学强调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实地考察,通过自己的调查分析来帮助理解经济学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讲解价格歧视知识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去调查周边的人对价格歧视的认识,以及价格歧视的具体实施方式,并讨论分析这种价格歧视方式的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情况。通过这种实地探究的方式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和观察分析的能力。 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错误 探究式案例教学已被越来越多的课程和教师所接受,但目前很多教师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存在错误,探究式案例教学有时候被认为是在教学中的举例方式,就是教师在讲完课之后进行列举案例、提问问题,让学生起来回答。这种举例提问方式太过单一,并不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没有脱离传统的教学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应该是将案例作为理论教学的媒介,而非加深知识印象的工具。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并不是简单的举例提问,两者是有差别的。第一,探究式案例教学中,案例占据重要的地位,学生是案例探究的主体,教师作为案例探究的引导者,意欲引导学生进行案例探究讨论,各抒己见,或者将案例作为理论学习的一种方式。而举例提问仅仅是老师对个别同学的提问,基本不存在学生之间的互动,而且案例也仅仅是在教室上完课之后才用到,没有起到其该有的效果,教学质量也就无法提高。第二,探究式案例教学中,学生有独立的思考时间,而举例提问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第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是让学生自主学习、思考,锻炼分析能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像举例一样仅仅是对经济学概念的说明和理解,应该将理论和案例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理解和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 (二)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缺乏相应的案例 目前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西方经济学大多用的是国内的教材,而国内教材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经典,其特征就是理论性特别的强,偏向于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概念性质的知识点太多,而相应的案例却非常少,总之就是枯燥乏味,标准的教材模板。而国外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几乎每页都有案例,以案例分析分主,侧重通过案例解释经济学理论和原理、解决经济现象和问题,很多教材会在案例中附加一些形象的漫画,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事实上这些教材畅销全世界也证明了案例丰富、通熟易懂的经济学教材不仅适用于经管专业,也适用于社会中初学者。但是国内的教材的案例基本来源于西方国家,与我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差甚远,在实际教学上很难推广。因此,国内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国内教材,更需要教师加强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用简单易懂的案例将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形象化。 四、提高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选取案例要与中国国情相符合、和大学生相关 国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译本中的案例大都是国外的,与中国国情不符合,有些能适用我国大学生,但由于案例与学生不存在关联,没有切身体会,很难置身于案例的情境中,因而也就没办法达到探究式案例教学的目的。因此,教师在收集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时候,应选取那些与当下经济热点相关的,和大学生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案例,从而在案例探究的过程中能更好的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例如2015年是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的一年,就业一直是我国的热点问题,因此,在讲到供求理论和失业理论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大学生就业难的案例,引导学生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从供求和价格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宏微观原因,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去人才市场实地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雇主的需求存在不对称。另外,选取案例还应该和大学生相关,能够引起大学生的探究兴趣,也不用提出太难的问题,让学生不知道从何阐述观点。比如讲解价格歧视的知识点的时候,就可以用中国通讯市场价格的案例,探究通讯市场价格是否存在价格歧视这类和大学生息息相关的问题。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点,教师在顺势引导,就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在案例探究过程中需要教师的适当引导 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讲授-接受”模式,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因此,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是教学的主体,而教师要做的是指引学生的思考和讨论,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让课堂真正属于学生。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贯穿始终,从针对案例分析进行查阅信息,独立思考,课堂中对案例进行探究,再到课后对案例进行总结,都应该让学生参与其中。如果出现有些班级在经济学案例讨论中气氛不够激烈,没有应有的讨论气氛,则教师应该在进行案例探究之前先活跃班级的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鼓励积极响应发言的学生,另外也要让学生认识到在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学习中应该畅所欲言,有自己的思考。总之教师应该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保证学生的有效参与。 (三)建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做好教学总结工作 在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应该建立案例资料库,对于一开始案例资料库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应该让所有教师进行分工协作,选取符合一定标准的案例加入案例资料库中,这样按照相同的标准筛选的案例就有了通用性。经济学案例需要通熟易懂、诙谐实用,同时也符合中国国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组全体教师的收集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将会不断完善。另外在探究式案例教学结束后,教师应该做好教学总结工作,一方面让学生在课后撰写相应案例分析的心得,可以随所欲言,目的在于了解学生的想法,而非作业;另一方面教师也应该对本次案例探究的学生是否积极参与的情况进行一个总结,并对下次的教学工作如何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提出相应的想法。此外,可以通过QQ、微信群等网络工具与学生进行经济学方面的互动,这样教师就可以在课堂之余和学生进行交流,更好的归纳总结探究式案例教学。 作者:田江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 1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宗教信仰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我们应基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已有的正式制度,以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来指导我国依法治国等相关实践活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目前国家也强调科学、和谐、可持续等发展观,经济发展是根本和基础,但是应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协调可持续发展。集中国家资源,推动意识形态、信任、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构建完备有效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制度体系和惩罚机制,节约交易成本,应该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者:张美云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字】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三、借鉴与认识 国外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们国内学者认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当代国内的经济学范畴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笔者认为,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作为名词和概念来说,英文public economics能够涵盖更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和范畴,用它代替英文public finance(公共融资)成为“研究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科学”也是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就像早期的经济学和现当代经济学,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是不同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加速,学科之间交融、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经济学”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转向微观基础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笔者认为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摘要】财政学以及公共经济学都属于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范畴,但其发展历史、具体研究内容则各有异同,只有研究其发展历史、研究方向等,才能更确切地了解这两门学科的内涵,进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财政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学派与财政学 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财政收支、税收、公债等,他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 (二)德国社会学派与财政学 1872年,瓦格纳出版了财政学,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学体系,核心内容: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国家财政分配也应该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而增加,通过对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财政学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对财政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体现在:1.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2.批判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见的手原理。3.倡导逆经济风向调节的财政政策。 二、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联系 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可能有失偏H,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四、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异分析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政学所处的几百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关财政收支问题就足以应付时代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有关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各学派也是层出不穷,当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体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征,这就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很显然,传统的财政学对此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经济学则是应运新时代、新环境而生。 (二)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研究的范围大不相同 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问题,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而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公共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曾经指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评价各种政策。此外,财政学的研究只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有所交叉,但是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与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而且还广泛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学,它研究了许多财政学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例如: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外部性矫正、公共定价、宏观经济稳定等等。 (三)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财政学习惯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全面采用了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即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前者考察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各种政府政策的结果,后者试图评价可以实施的各种政策。公共经济学尤其是吸收了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如怕累托最优、契约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边际技术替代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社会福利函数等等,同时,公共经济学还利用了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技术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使分析的结果更加准确,这些分析方法在传统的财政学里是根本看不到的。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公共财政论的发展 内容提要: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在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公共财政论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杨志勇,1998)。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限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故在下文中有许多地方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同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必然也会遭遇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贡献 新制度经济学从分析企业为什么存在入手,探讨了为正统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1937)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新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考察了企业出现的原因之后,科斯(1937)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几种情形。科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但在其论述中所指的那些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而在科期之前的经济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因素,认为经济是在无交易费用的“无摩擦”的世界中运行的。科斯(1937)的理论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为新制度经济学格局的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威廉姆森将纵向一体化从未在价值理论中享有牢固地位归因于传统的对竞争性市场的运行成本为零的假设。他着重分析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完全签约等问题。他重新定义了交易费用概念,将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及投资的交易专用性程度作为描述交易的基本点。同时,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必然要求根据交易特性有区别地使用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出了交易费用如何和为何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于组织制度相匹配。他还重新给出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他认为,行为假定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在企业内部结构上。无论是对纵向一体化、经济组织,还是契约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如此。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克莱因、张五常等的贡献 克莱因(Klein Benjamin)认为,市场决定的契约关系的各种类型,较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交换简单选择的区分重要。一种根基于不完全契约存在(缘于不确定性和考核成本)的交易费用的特殊形式(套牢hold up存在的交易费用)也许是许多随意中止和排他性协商的契约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五常认为,强调交易费用并非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他指出了企业规模的模棱两可,“事实是依照某个人的观点,一个'企业‘可能小到只是两个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约允许扩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个经济。”(陈郁,1996)因此,说“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 张五常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契约可以比另一种契约更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在研究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开拓了新的视角,即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制度的安排问题。当我们想到国家观时,更容易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典型的国家观有两种,一种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国家是整个社会的心脏;另一种将国家看作机械体,国家是人民的信托机构,政府官员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后一种观点表明个人是舞台的中心。(注:罗森(1992),第4-7页。)这一种观点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论的表现。这也就表明这样的国家观与从契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问题显得更为自然。 契约安排理论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张五常认为,在价格理论领域中,经济学家传统上关心的是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忽略了契约安排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这种方法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现实世界。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完全签约理论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交易,而交易是在契约的规定之下进行的。威廉姆森(1971)就对契约的不完全性作了分析。格罗斯曼和哈特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1986)(注:该文的中译文见陈郁编(1996),第270-314页。)一文中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订立契约的成本构成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对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 完全契约是指交易各方所订立的契约能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能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不完全契约不能穷尽所有事件。之所以契约是不完全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前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即使预料到了,也不可能写出来;或者,即使写出来了,也由于法院无法证实和监督成本太高而无法执行。”(注:张维迎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给企业作了定义,认为“企业由其所拥有的资产(如机器、存货)所组成。”他们提出了一种有成本的契约理论,该理论强调契约性权利可能有两种类型,即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在契约中列明所有对资产的特定权利代价高昂时,让一方当事人购入所有剩余权利为优。所有权就是购入的这些剩余权利。当一方当事人购入剩余权利时,另一方就丧失了这些权利,而且这必然会引起扭曲。”对作为供给者的被收购方的管理者而言,可能会对他们的行为造成扭曲,从而导致共同所有变得有害无益。“因此,当事人各方总是试图在契约中写明有关内容以在他们之间有效地配置剩余控制权”。(陈郁,1996)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指出:当当事人一方把他希望得到的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资产的某种权利详细界定的成本太高时,购入在契约中具体明确规定之外的全部权利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所有权就是购入这些剩余控制权;纵向一体化是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 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强调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所致的扭曲(这种扭曲妨碍了一方当事人通过事后获得的收益来补偿其事前投资),因此,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决策特别重要时,一体化是最优的;当双方的投资决策都“相当”重要时,非一体化是可取的,契约的不完全性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扭曲。 他们还指出,如果由于存在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而有碍事后重新进行谈判的话,那末剩余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事后剩余的规模及其分配。 哈特和穆尔在《产权与企业的性质》(1990)一文中,沿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道路继续行进,为研究交易何时应该在企业内部进行、何时应该通过市场进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按照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思路,依据企业财产受其所有者控制的情况对企业本质进行了识别。他们认为,一体化与非一体化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体化时,可以有选择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被收购方);而在非一体化时,只能“解雇”整个企业(即与整个企业中止往来)。他们利用这一思路来研究所有权的变化如何影响雇员以及业主——经理的激励。 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研究企业,是对早期有关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的重大发展。(注:钱颖一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摈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无磨擦”的假设,而专门讨论市场中“磨擦”——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单伟建,1989)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存在完全理性,这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对正统理论的挑战表现在,对新古典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无关紧要,与此相反,对维持长期的有大量投资的交易——专用性资产的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至关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程序问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经济学家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也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理论的挑战。威廉姆森认为,程度效应远较正统经济学所承认的为细微和广泛,应在特定的契约关系研究组织的程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宽了正统理论的研究范围。正统理论将企业视为黑箱,而交易费用经济学打开了这一黑箱,讨论了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比起正统理论的假设更为符合现实(注:这并不是说符合现实的假设就比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更好,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力才是判断理论优劣标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更为现实的假设之上,对正统经济学原先涉及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前者比后者更为可取。),使经济学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讨论更为深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导致制度结构的选择的不同,而不同的制度结构必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正统理论忽视了交易费用,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就资源配置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较旧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忽略了交易的成本。事实上,交易的成本是因为交易要耗费资源引起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盛洪,1996a)“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的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盛洪,1996a) 第三,新缺席经济学中对不完全契约的讨论,以及剩余控制权问题的提出,使得制度安排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五、遭遇挑战的经济理论对公共财政论的影响 遭遇挑战的正统经济理论必将对财政学产生影响,这是由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决定的。作为经济学的分支,财政理论分析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同时它还要大量地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这样,经济理论遭遇挑战,就意味着公共财政论也在所难免。 1.企业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对政府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构建的影响 财政学研究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的活动范围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公共部门(政府)的活动,也是一种交易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活动。政府活动体现了政府和作为纳税人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个人向政府缴纳税款,政府为个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产易必然也是存在交易费用的,这些交易费用主要包括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费用和公共部门(政府)的运行费用等。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虽然自研究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关系起,并将替代原因主要归于交易费用。交易是在一个又一个契约的背景之中完成的。这与公共财政论中研究政府与市场的替代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前已述及,有一种国家观将国家(政府)视为人们之间签订的契约。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实际上涉及的也是一种契约与另一种契约相互替代的问题。我们说,政府活动应局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市场失效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交易费用在这些领域太高了,同时由于客观上存在着一种交易费用更低的契约,因此表现出市场失效。另外,张五常认为企业取代市场是以一种市场取代另一种市场的看法也是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社会中,由于民主化程度的增加,政府活动大致可以视为平等的个人之间在一个特殊的领域中所进行的市场交易活动。事实上,布坎南等早已将市场交易理论引入财政学。但由于布坎南对交易费用的看法所限制,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得到应用。从交易费用是否增加的角度,研究政府活动,将是有利于政府活动的实证分析。 2.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也必然成为公共财政论的行为假定 虽然经济学上一直有行为假定是否应该符合现实的争论,但就理论的发展史来看,理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更为符合现实的行为假定比起原先的行为假定是进了一步的,这当然需要一个前提,即在更为符合现实的假定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理论,应该比原先的假定基础之上的理论更为深入,或者说拥有不亚于它的解释问题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做到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都是与现实一致的,能够通过现实的统计检验。有限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发展,完全理性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一切,很明显这不符合现实。人们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即使能获得完全的信息,也缺乏处理全部信息的能力。(注:现代社会较传统社会,有着更为丰富的信息,但信息污染、信息综合症等问题也是只有在前者才可能出现,也清楚地表明了完全理性假设的不现实性。)机会主义行为假设,暗示了人们只要有机会,就想为自己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虽然从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毕竟不如这一点直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假定,将有助于解释人们在公共决策中的行为。 3.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对公共财政论也是有启示的 公共部门的活动必然要涉及政府支出问题,如现代社会中的政府采购问题。就政府采购问题而言,与企业是选择在市场购买,还是自己生产问题有着相似之处。政府是从市场上来购买商品和劳务,还是自己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在这里,政府和企业就没有什么不同。这实际上表明了我们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公共产品的公共生产和私人生产问题。当由公共部门来组织生产的交易费用低于由私人部门来生产时,就可以公共生产取代私人生产。有一些政府需要的商品,由于在生产上存在着资产的专用性问题,运用这一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问题。 4.新制度经济还还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理论有着启示 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涉及的并不是所有权的变动,而是控制权的转移。格罗斯曼—哈特—穆尔模型对剩余控制权的强调,对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应如何配置资源,以节约交易费用,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剩余控制权理论是对剩余索取权理论的发展,由于后者强调所有权因素的作用,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的启示不如前者那么明显。这一点于公共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有关组织理论,特别是威廉姆森等对企业内部结构的研究对于公共部门管理理论有着直接的启示。 5.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中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代议制国家。个人(选民)犹如市场中企业的股东,政府犹如市场中的企业,政府雇员(管理者、或官僚)就好比市场中的企业经营者。这样,就很容易将交易费用经济学应用到这里。只不过,在公共部门活动中,投票代替了货币支付。对于其他方面,则政治活动与市场活动相似。对于公共部门的活动采取了市场的研究方法,这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将公共部门的活动,也视为市场活动,是极其有利于本来是在研究市场活动中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公共财政论中的应用的。 6.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影响 微观财政学主要涉及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与正统的微经济理论(价格理论)一致的,但它缺少契约安排对这两个问题的影响的分析,这必然在财政学中得到体现。布欣南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契约问题,而不是选择问题。这种说法存在偏颇,但它指出了正统经济学在研究契约问题上的不足。制定实际上是一种契约,缺少契约安排的研究,指的就是缺少财政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正统的公共财政论研究了税收等财政制度对个人的影响,但就个人对财政制度的影响而言,则研究得很少。 正统经济学对资源配置问题作了研究,但就研究的视角而言,它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国家(政府)在市场扩张中的作用就是正统理论的缺陷之一。“国家一旦出现,就对交换的资源配置的空间扩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盛洪,1996b) 国家的出现与交易费用的增减存在着联系。市场交换活动的正常进行需要安全保证,这种保证,如果没有国家的存在,私人只能自己保护自己,每个人为自己财产的安全,需要支付成本。这就增加了交换活动的交易费用。虽然国家的保护也不是免费,也是存在着交易费用的,个人还得为此支付费用,但若由国家来履行这一职责,由于国家保护的是全社会,因此,它可以发挥规模效应,从而节约单位交易费用。国家保护使得交易费用降低,这对社会资源配置空间的扩展是有好处的。分工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水平也就越高。而分工受制于市场。(注: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讨论了这一原理,斯蒂格勒在其论文《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将这一原理称之为“斯密定理”。)。市场范围的狭窄是不利于分工的发展的。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大大提高,这种收益是远远超过国家保护所费的成本的。一方面,国家保护较私人保护有效率,这就节约了交易费用,增加了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半径”(注:关于“市场半径”,据汪丁丁教授所言是由周其仁教授提出的。)的延伸还会增加收益。当,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国家替代个人并不见得都会减少交易费用,这就要看是什么问题,有时国家替代个人(市场)的结果甚至是交易费用的不断增加,从而对社会资源配置造成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家的作用有时是消极的。这是因为“抽象的国家和具体的政府或君王是两回事”。(盛洪,1996b)国家可以建立其适应市场需要的秩序,也可以破坏这一秩序。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国家替代市场是否减少了交易费用问题,至于资源配置中应该让市场还是国家发挥作用,就取决于二者对交易费用因素的影响了。 六、结束语 现在,我国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公共财政,由此,必然要借鉴公共财政论。但是,公共财政论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当中,我们不能以僵化的观点进行借鉴。这也是本文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公共财政论的发展问题最主要的启示。
社会经济学论文:当代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经济学分析 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即将来到,在世纪之交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有些什么重大的变化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莱姆特·瑟罗出版的新书《创造财富》中说:“人类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科技大发展的年代。放眼过去,到处都是令人惊奇的新生事物:‘虚拟现实’和‘网络空间’已成为大众的语言;‘因特网’和笔记本电脑已使电脑购物成为现实;新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居住空间的地缘分界……一个接一个的奇迹令人眼花缭乱,无疑,一块充满了新的发展机遇的领域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瑟罗称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其标志是人类生产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其标志是电气化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如机械动力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电灯、电话带来了新的照明和通讯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在这样的时代,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呈出如下变化: (一)富者相对越来越富,穷者相对越来越穷。 在这里,“富与穷”是要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其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比任何时候都快,而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多拥有者。有人说“在过去15年中美国出现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1982年,美国只有13位亿万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国有189位富翁。这些富翁的资产价值都是在亿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这个公司1986年上市,当年每股获利0.19美元,现年每股赢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每股赢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价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价格为99.4375美元,每股价格与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稳定在这个水平。这样使微软股票的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持续过去五年的增幅,则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比尔·盖茨的个人财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把比尔·盖茨的公司当成一个国家,并以GDP来衡量,则当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仅次于美国78000亿美元,日本42000亿美元,德国21000亿美元,法国14000亿美元,英国13000亿美元,意大利11500亿美元,中国9000亿美元,巴西8200亿美元,加拿大6000亿美元,西班牙5300亿美元)。有人说“比尔·盖茨富有能够敌国”,可以说毫不夸张。 从什么是财富和比尔·盖茨对财富的占有,我们能够得出:(1)当代,财富的创造不主要是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大脑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2)财富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对财产现值的评价,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未来预期;(3)财富不仅以实在的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虚拟的有价值证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来越富,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财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学、技术平等的开发和利用。有人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将确保财富分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中说:“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所以,穷者越来越穷除了因为不能平等地获得开发和利用科技的机会外,关键在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存在着差距。 (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价值观、消费习惯的改变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经济理论的调整。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发展不均衡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经济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收入上。由于区域经济和人们收入上的差距,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产生的经济效应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有资料表明:人们进入老年以后,闲置的货币收入比年轻人多,基于这种“不均衡”,聪明的企业家便建立和发展休闲产业。一些企业家利用这种不均衡成了亿万富翁。我国一些地区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富起来了,证明了除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外,还能够利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这种变化还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人类用以获得生存资料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为休闲产业兴起创造条件,休闲产业兴起不仅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如上述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且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如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都认为“所得”与“成本”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休闲时间的取得也认定是人类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闲时间的丧失是人类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达到一定限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因此他们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主张人类素质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观点,其含义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类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 (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取决于创新变革精神。 当代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只有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的背后意味着优胜劣汰。是自己优胜劣汰,还是让别人优胜劣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选择。让别人优胜劣汰会形成抗争,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结果也许付出的成本代价大,所以,聪明的企业家通常选择“自己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存自己。为此,需要走的途径是:扩大规模;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企业扩大规模包含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引进和开发技术也是“吐故纳新”。当代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的费用占了企业支出的相当比例,但必须指出引进和开发技术是一回事,利用引进、开发的技术成果使之产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 。一般说来,引进、开发技术,企业耗费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开发技术由政府投资,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由企业投资。在这一方面,北美与欧洲相比各有特点,欧洲人与美国人一样都注重技术开发,但欧洲人不如美国人注重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的扩张力上升。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虽然这种控制力主要在国内,而不主要在国外,但国外的某种因素干扰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动,各国政府难以控制信息的传递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会产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序与无序”的选择,即是选择强化政府干预,只让人们有必要的自由,还是弱化政府干预,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实践证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无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过度会抑制人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无序越界会抵销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共合力。企业扩张力的上升,除了已开发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外,20世纪末的企业并购起着“火上加油”和“互为因果”的作用。有人说1998年是“喜结良缘”的大好年,这一年创下了企业并购的最高记录,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并购事件12500多起,价值总额超过16000亿美元。企业并购除了增强自己实力,增大自己无形资产,有利于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取代地方企业、某国企业、相关企业,左右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趋向。要看到企业扩张力的上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五)通货紧缩是下一世纪的难题。 有人说20世纪是通货膨胀的世纪,而21世纪是通货紧缩的世纪,理由是20世纪存在着规模巨大的、连续不断的战争,战争使参战国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进而影响全世界,而21世界战争将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人类能够“和平共处”,通货膨胀政策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评论似乎有点简单、武断。但不可否认,怎样消除通货紧缩将是21世纪的难题。 通货紧缩,简单地说,就是流通中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减少,物价持续下跌。引起这种状况的因素,主要有:(1)生活必需品过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财富的增长在较短的时期中超过过去的若干倍,反映在人们的劳动与收入中,是劳动时间可以大大减少,休闲时间可以相应增加。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着名经济学家罗伯特·W·弗格尔说“在美国,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可以劳动2700小时,而维持一家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只要520小时,约占20%”,这表明:如果仅仅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住,则只要付出2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就足够了,而8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处于闲置状态。对此,他撰文说:“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在1875年,食品、服装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75%,而教育和保健仅占2%,消遣为18%。到1995年,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15%,教育和保健几乎与食品、服装和住房的消费份额相当。但消费中增长最大的是消遣,1995年,仅消遣一项就占到支出总额的67%”。这表明在物质产品消费基本或完全满足以后,经济的发展就不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了,而必须为人们提供消遣的条件,发展休闲产业。所以,当代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都存在着不适应,为人们生活必需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必然导致物价持续下跌。(2)生产能力过剩。不少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家用电器、汽车生产过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有资料说“世界的生产潜力至少比可预计的消费多出1/3”。在生产能力如此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存在着降价压力,所以产品价格下跌是必然的趋势。(3)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使价格下降。在这一方面最明显的是能源、矿产品和农产品,这些年来由于新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石油、黄金和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成本降低。当代,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扩大。存在着降低工资的压力。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弹性上班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5)生产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为价格下跌创造条件。(6)经济危机增大降价压力,因为只有降价,才能增加出口。 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实际利率上升(名义利率加物价下跌率),不利于债务人还债,降低投资者借钱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要克服通货紧缩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要在政策上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同时着力改善供给,特别是消除生产过剩。 社会经济学论文:当代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经济学分析 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即将来到,在世纪之交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有些什么重大的变化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莱姆特·瑟罗出版的新书《创造财富》中说:“人类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科技大发展的年代。放眼过去,到处都是令人惊奇的新生事物:‘虚拟现实’和‘网络空间’已成为大众的语言;‘因特网’和笔记本电脑已使电脑购物成为现实;新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居住空间的地缘分界……一个接一个的奇迹令人眼花缭乱,无疑,一块充满了新的发展机遇的领域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瑟罗称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其标志是人类生产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其标志是电气化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如机械动力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电灯、电话带来了新的照明和通讯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在这样的时代,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呈出如下变化: (一)富者相对越来越富,穷者相对越来越穷。 在这里,“富与穷”是要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其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比任何时候都快,而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多拥有者。有人说“在过去15年中美国出现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1982年,美国只有13位亿万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国有189位富翁。这些富翁的资产价值都是在亿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这个公司1986年上市,当年每股获利0.19美元,现年每股赢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每股赢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价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价格为99.4375美元,每股价格与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稳定在这个水平。这样使微软股票的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持续过去五年的增幅,则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比尔·盖茨的个人财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把比尔·盖茨的公司当成一个国家,并以gdp来衡量,则当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仅次于美国78000亿美元,日本42000亿美元,德国21000亿美元,法国14000亿美元,英国13000亿美元,意大利11500亿美元,中国9000亿美元,巴西8200亿美元,加拿大6000亿美元,西班牙5300亿美元)。有人说“比尔·盖茨富有能够敌国”,可以说毫不夸张。 从什么是财富和比尔·盖茨对财富的占有,我们能够得出:(1)当代,财富的创造不主要是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大脑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2)财富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对财产现值的评价,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未来预期;(3)财富不仅以实在的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虚拟的有价值证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来越富,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财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学、技术平等的开发和利用。有人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将确保财富分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中说:“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所以,穷者越来越穷除了因为不能平等地获得开发和利用科技的机会外,关键在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存在着差距。 (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价值观、消费习惯的改变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经济理论的调整。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发展不均衡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经济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收入上。由于区域经济和人们收入上的差距,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产生的经济效应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有资料表明:人们进入老年以后,闲置的货币收入比年轻人多,基于这种“不均衡”,聪明的企业家便建立和发展休闲产业。一些企业家利用这种不均衡成了亿万富翁。我国一些地区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富起来了,证明了除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外,还能够利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这种变化还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人类用以获得生存资料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为休闲产业兴起创造条件,休闲产业兴起不仅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如上述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且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如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都认为“所得”与“成本”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休闲时间的取得也认定是人类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闲时间的丧失是人类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达到一定限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因此他们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主张人类素质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观点,其含义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类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 (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取决于创新变革精神。 当代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只有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的背后意味着优胜劣汰。是自己优胜劣汰,还是让别人优胜劣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选择。让别人优胜劣汰会形成抗争,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结果也许付出的成本代价大,所以,聪明的企业家通常选择“自己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存自己。为此,需要走的途径是:扩大规模;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企业扩大规模包含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引进和开发技术也是“吐故纳新”。当代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的费用占了企业支出的相当比例,但必须指出引进和开发技术是一回事,利用引进、开发的技术成果使之产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引进、开发技术,企业耗费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开发技术由政府投资,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由企业投资。在这一方面,北美与欧洲相比各有特点,欧洲人与美国人一样都注重技术开发,但欧洲人不如美国人注重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的扩张力上升。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虽然这种控制力主要在国内,而不主要在国外,但国外的某种因素干扰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动,各国政府难以控制信息的传递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会产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序与无序”的选择,即是选择强化政府干预,只让人们有必要的自由,还是弱化政府干预,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实践证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无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过度会抑制人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无序越界会抵销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共合力。企业扩张力的上升,除了已开发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外,20世纪末的企业并购起着“火上加油”和“互为因果”的作用。有人说1998年是“喜结良缘”的大好年,这一年创下了企业并购的最高记录,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并购事件12500多起,价值总额超过16000亿美元。企业并购除了增强自己实力,增大自己无形资产,有利于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取代地方企业、某国企业、相关企业,左右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趋向。要看到企业扩张力的上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五)通货紧缩是下一世纪的难题。 有人说20世纪是通货膨胀的世纪,而21世纪是通货紧缩的世纪,理由是20世纪存在着规模巨大的、连续不断的战争,战争使参战国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进而影响全世界,而21世界战争将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人类能够“和平共处”,通货膨胀政策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评论似乎有点简单、武断。但不可否认,怎样消除通货紧缩将是21世纪的难题。 通货紧缩,简单地说,就是流通中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减少,物价持续下跌。引起这种状况的因素,主要有:(1)生活必需品过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财富的增长在较短的时期中超过过去的若干倍,反映在人们的劳动与收入中,是劳动时间可以大大减少,休闲时间可以相应增加。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w·弗格尔说“在美国,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可以劳动2700小时,而维持一家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只要520小时,约占20%”,这表明:如果仅仅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住,则只要付出2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就足够了,而8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处于闲置状态。对此,他撰文说:“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在1875年,食品、服装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75%,而教育和保健仅占2%,消遣为18%。到1995年,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15%,教育和保健几乎与食品、服装和住房的消费份额相当。但消费中增长最大的是消遣,1995年,仅消遣一项就占到支出总额的67%”。这表明在物质产品消费基本或完全满足以后,经济的发展就不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了,而必须为人们提供消遣的条件,发展休闲产业。所以,当代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都存在着不适应,为人们生活必需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必然导致物价持续下跌。(2)生产能力过剩。不少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家用电器、汽车生产过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有资料说“世界的生产潜力至少比可预计的消费多出1/3”。在生产能力如此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存在着降价压力,所以产品价格下跌是必然的趋势。(3)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使价格下降。在这一方面最明显的是能源、矿产品和农产品,这些年来由于新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石油、黄金和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成本降低。当代,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扩大。存在着降低工资的压力。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弹性上班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5)生产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为价格下跌创造条件。(6)经济危机增大降价压力,因为只有降价,才能增加出口。 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实际利率上升(名义利率加物价下跌率),不利于债务人还债,降低投资者借钱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要克服通货紧缩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要在政策上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同时着力改善供给,特别是消除生产过剩。 社会经济学论文:苏联社会经济学意识研究 本文作者:希罗科拉德 为了能够活下去,人们要么完全脱离学术工作[沙波什尼科(Н.Н.Шапошнико)],要么完全更改学术专业,停止研究经济理论问题[斯卢茨基(Е.Е.Слуцкий)],要么投入执政党领导发起的同“人民敌人”斗争的运动[皮里亚文(Пилявин)]。在后一种情况中,科学被意识形态所顶替,而学者则变成了党的宣传员。后一种社会学的“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数众多,正是其中的一些人构成了那时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队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我国经济学所处的这种艰难时刻开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按照上级命令进行的,并非经济科学内部的发展逻辑使然。 1936年年初,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决定。其中谈到教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在“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门课在1933年取代了“苏维埃经济理论”,然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的框架内研究了苏维埃经济。这纯粹是描述性的教程。它们给学生提供未经加工的说明国民经济某些部门发展的实际材料,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实际上其中并没有理论,如果除去诸如“计划(苏维埃经济理论)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政策)乃是苏维埃经济运动的规律”之类的议论。经过对上述联共(布)中央决定的讨论达成共识:经济政策教程“乃是经济措施史教程,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教程。那种经常建立在部门观之上的经济政策教程,不能深入说明整个苏维埃经济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性”③。 然而,承认对苏联经济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本身,远不足以赋予这种研究以真正的理论性质。对苏联经济发展动力的唯意志论的观念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石,也是执政党积极灌输的观念,是解决这一问题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观念也从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教程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去。身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阶段的波里林(Б.Борилин)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规律性是社会主义工农国家自己创造的。”④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当然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科学。不是偶然的,常常有人抱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理论,这种怨言一直延续到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时经济理论的方法论问题被推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社论指出:“……我们的经济学杂志,例如《经济问题》,很少或者几乎不提理论问题。这些杂志不研究也不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⑤这种状况当然不是偶然的。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创造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长而尖锐化的理论。 斯大林这样做依据的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各种发明,尤其是上述理论。在建成社会主义基础之后正式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是为了扩大大规模镇压,在这以后已经几乎没有人来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到30年代末有学识的经济学理论家已被消灭殆尽;至于青年学者,他们无法获得必要的理论修养,被党教育坏了,不能把理论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由执政党的政策造成的战前苏联经济科学的尖锐危机明显表现在以下事实上,1937年经济研究所没有发表一项学术成果,甚至一本小册子,虽然其计划中有137项,1937年3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研究所的工作不及格;1938年经济研究所总共出版了两本小册子;1940年年底《经济问题》杂志指出,“最近几年”经济学家的著作“几乎没有提出一个国民经济的大问题”①。 直到1943年斯大林才明白,露骨的唯意志论是同真正的科学不相容的,并且这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1943年第7~8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社论反映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的新理解,其中写道:“没有规律,没有合乎规律发展的地方,也就没有科学的地位”,“一个社会,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按照立足于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一定的规律发展的”。由此得出结论,存在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过立即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些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和意志”表现出来的,因此这是“被认识到的规律,被苏维埃国家自觉地运用和利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的规律”。列举的这种规律的例子就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上述补充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表面上的,新观念的真正使命是赋予当时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向以客观经济规律的地位,从而保持对这一政策的绝对正确的信念。竭力赋予政治口号以科学的外衣的努力在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原罪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始终没有能够消除。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都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帮助执政党,为其服务,这是它的主要职能。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主导经济学家们指出,“我国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内容”是由“苏联进入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决定的”②。稍后承认,提出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样的目标纯属乌托邦。20世纪70年代苏共宣布在苏联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承认,这过急了。苏共中央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的看法是针对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道路和时间的简单化的观念的。但以后对发达社会主义解释的着重点逐渐混乱了。 往往把事情仅仅归结为确认成就。与此同时,把经济转入集约化轨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改善居民供应、克服消极现象等许多迫切问题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是自觉不自觉地以特殊的方式为延缓解决业已成熟的任务做辩解。今天,在党宣布和实施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的时候,这种态度是不能容许的。”③在所有这些场合党宣布了某种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后来又被认为是错误的,被遗忘了。而经济学家每一次都要论证其伟大、其现实性,并研究达到目标的道路。稍后相关的著作也同样被遗忘了。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共产党为解决其意识形态任务而建立的(虽然不仅限于此)。而由于党的方针不断变化,即使被认为苏联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也很快就过时了。#p#分页标题#e# 现在只有其中的少数著作还可以用来解决迫切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些研究同部门经济相关的问题或者探讨经济研究的专门方法的著作,其作者因此尽苏联时期最大之可能摆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还与下面的情况有关,即它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取代当代世界经济思想的唯一选择,而当代世界经济思想被它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因而只能予以谴责和批判。对十月革命前的多数俄国经济学家的遗产也采取贬低或者公然敌视的态度。需要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扭转当代俄国经济科学的落后状态。 社会经济学论文: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和谐的理论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是英国经济学家,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认为,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资本相对过剩和严重的失业问题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单单依靠私营经济的市场自动调节,不可能保证社会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必须依靠国家干预经济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采取“普遍福利”政策,增加国家投资和国家消费,甚至通过赤字财政政策,达到抑制经济危机和充分就业的目的。 2.庇古——收入均等化 192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CecilPigou,1877—1959)在其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基础上,出版了最著名代表作《福利经济学》,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所持有的某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增加单位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少,因而他对增加的单位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单位价格)也就越少。给穷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和给富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相比,前者的满足程度一般大于后者。国家可以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给低收入阶层进行各种补助和救济,向穷人提供免费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公共交通、降低房价及房租等社会服务,让社会上一切人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都趋于相当,实现社会成员“收入均等化”,使社会满足总量增加,社会福利随之增大。 3.艾哈德——《大众的福利》 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在德国实施经济改革时,提出了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社会保障观。在其所著《大众的福利》一书中,比较完整的阐述了其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保障必须以经济效率、经济激励为前提;社会保障必须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力量,只有当个人负责还嫌不足或者必须停止时,国家和社会的义务才能发挥作用;现代社会保障不能涵盖所有的群众,必须要有限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公民由于地位和职业的因素完全可以自立;福利国家的路走不通,主张全体公民的自主选择及自担责任和风险。 4.奥肯——把“馅饼做大些” 亚瑟·奥肯(ArthurOkum,1928—1980)在分析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后,认为以机会均等促进经济,在有效率的经济中增进平等,当经济“平等”与“效率”双方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方牺牲都必须以公平为前提。主张依靠国家对大企业的支持,提高效率,加速经济增长,扩大收入;通过累进所得税、转移支付等措施,由国家对收入再分配过程加以调节,以缓和贫富之间的对立。在这整个经济战略中,提高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乃是全局关键。否则,即使把经济馅饼切得再均等,社会各阶层到时也会为分割这一块小“馅饼”而激化矛盾。 5.贝弗里奇——《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 1942年12月,英国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部际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W·H·贝弗里奇(WilliamBeveridge,1879—1963)勋爵,从英国获得长久的安全考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又称《贝弗里奇报告》)。报告提出了社会保障有三种主要途径,1945年8月,英国工党执政,贝弗里奇的设计报告得以实施,不仅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对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和谐的功能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人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公民权利不断得到保障,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社会公平不断得到改善的社会。 1.调节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分配机制,既是国家提供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又是对初次分配留下来的贫富差距进行修正。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一是调节代际收入再分配和代内收入再分配。二是调节同代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三是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作为社会自我调节的手段,其作用在于干预社会再生产过程,在一定限度内减弱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的现象,给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 2.促进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须手段和重要方面,是通过下列方式达到其目标的:一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机会公平的保障。二是维持社会成员发展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三努力缩小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当前,看病难,就业难、缴费难、维权难的问题还很突出,要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性建设问题。3.调整社会心理 人从需要到满足的过程,是一个心理变化十分复杂的过程,极易引起心理与环境的失调,这时就需要对这种失调进行调适。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能够满足人们生存需要而应运而生的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扮演了调适人们心理与环境的角色:给人以满足感,保证了每一个公民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力图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给人以安全感、尊重感和价值感。4.保护生存延续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主要功能之一是保护种的繁衍和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人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而实现的。数千年的人类发展文明史,都是现役劳动者必然要供养后备的劳动者和退伍的劳动者的循环反复。为了使劳动力和物质资料再生产有计划地协调发展,必须使劳动者在退出劳动年龄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得到社会保障,实现生存延续。 5.稳定社会秩序 按照美国著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系统划分的观点,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范围内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方式,使社会成员在横向上彼此互助互济,在纵向上实现不同年龄劳动者的代际赡养、抚育,力求实现收入的“均等化”。这样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新型道德观念的建立和延续。 三、和谐的举措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体系能力不强。因此,必须解决好人们在年老、患病、失业、工伤、生育以及生活遇到暂时困难时能够获得物质帮助等问题。 1.扩大就业 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实施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并举的战略,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缓解劳动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加大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助扶持力度,特别是高度重视“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快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培养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技能、高技能的劳动者。 2.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社会保险覆盖面是反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程度的重要指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就是扩大了社会公平。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齐心协力,使社会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当前,要下大力气把养老、医疗、工伤这三个险种全面覆盖到各种所有制企业和全体职工,不仅做到政策制度全覆盖,而且做到实际参保全覆盖,真正实现全员参保、应保尽保。要针对全社会普遍存在的看病贵、就医难的问题,加快医疗保险的制度改革与完善,使城乡有别的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更加合理。并应特别注意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权益的落实。 3.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直接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劳资冲突不断上升,集体争议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犯。为此,要通过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保证劳动关系协调和谐。首先,加强劳动关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其次,政府有关部门要探讨建立整套应对劳资冲突的化解系统,加快劳动关系协调制度机制建设。再次,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建设,使和谐劳资关系的建设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第四,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建立健全权责法定、制度配套、监察高效、保障有力、行为规范、廉洁为民的劳动保障监察体制。 4.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最后的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并适时进行调整确定。政府民政、劳动保障部门应创造条件,不断探索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国家救济、社会帮扶、劳动自救相结合的低保制度与社会保险制度相互补充的有效途径。 5.提高财政社会保障能力 社会保障属于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科学安排和使用社会保障资金,完善就业和再就业的财政支撑体系和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有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证。尤其要把全民低保作为社会保障的第一支柱,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以解决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造成的社会不公,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摘要:经济学为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营养,对解决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的某些政策与技术选择难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从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社会保障和谐论的基本理论及功能作用,提出了为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应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及推进实施。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保障;和谐社会 利益和谐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制度支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编织一张给软弱者以救助、国民以安全感的社会保障网,对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十分重要。 社会经济学论文:和谐社会经济学 摘要: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3.推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政府的长远目标,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实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要大力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要创建环境资源市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积极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间,有效缓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社会经济学论文:节水型社会经济学 摘要:本文从资源的稀缺性出发,提出了“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要性,进而指出“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重要意义;然后,通过对生产函数的描述,直观反映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过程与效果;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建议。供都江堰灌区等“丰水”地区参考。 关键词:丰水节水型社会建设经济学 目前,全社会对于水资源形势和节约用水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然而在“丰水”地区是否应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问题上,人们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有的人不关心,有的人不支持,甚至还有的人只把它作为要项目、要资金的“口号”……“丰水”地区为什么要建设节水型社会,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动力等问题,推进人们对“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认识。 一、资源稀缺性与“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 水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其总量与可利用量是十分有限的。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水资源(下称水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对水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水资源的稀缺是长期的、全局的、绝对的,水资源的丰沛是短期的、局部的、相对的。个别地区虽然习惯上被称为“丰水地区”,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利用的水资源是无限的。第一,“丰水”是相对的,它只是相对于其它地区“不缺水”,也就是说该地区可能是“相对缺水”。(“丰水”是一个大家广泛使用却没有严格界定的术语,水文学在多年平均径流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年(期)、平水年(期)和枯水年(期)的概念,现实中,人们约定俗成地把长江流域以南称为“丰水”地区,这是相对而言的。笔者认为是否“丰水”应视水资源的供需两方面而定,同时这是一个具有动态性质的概念);第二,该地区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极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四川省水资源就具有时空分布不均的特性;第三,水资源形势正在由“丰水”向“缺水”转化,这不仅包括自然条件的变化,用水需求量的提高,还包括人为污染造成可用水资源量的减少;第四,如果水成为商品,那么该地区对水商品的供给将是有限的。 因此,就“丰水”地区而言,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无用水之忧,但并不等于水资源不稀缺。既然水资源稀缺,那么就有必要优化配置。这里的优化既包括局部的优化,也包括全局的优化。局部的优化指在“丰水”地区内的不同地方和时期之间优化水资源配置。全局的优化则是指在“丰水”和缺水地区之间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二、优化水资源配置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 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此之前,人们首先提出的是“节约用水”。作为“缺水”的应对之策,其目的主要是节约水资源用量。随着对水资源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建设节水型社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 “节水型社会”充分地体现了优化水资源配置的思想。节约水资源用量只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浅层特征,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用水效益的最大化,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节水型社会”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战略措施。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动节水的做法,手段单一,管理体系不健全,公众参与程度不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节水型社会”通过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自觉节水意识,把节水工作贯穿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从根本上改变节水乏力的状况。 “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其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首先,就局部优化而言,“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势在必行。由于“相对缺水”的存在、水资源在季节分配上的不平衡、“丰水”向“缺水”转化的动态性,“丰水”地区同样面临着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那种认为“我们这里不会缺水,没必要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观点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其次,就全局优化而言,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动力和保障。全局的优化并不必然带来局部的优化。局部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不等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丰水”地区就没有自觉、自愿节约用水的动力。初始水权的确立和水市场的建立,使节约出来的水转化为商品,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使“丰水”地区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趋于一致,为“丰水”地区节水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保护了“丰水”地区节水的积极性。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学描述 为了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情况进行直观的反映,笔者将“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济效果描绘如下。 (一)静态的初始生产曲线 设静态下全社会初始生产函数为F(X),其中F(X)代表产量,X代表水资源用量。 一般情况下,图中横轴代表水资源用量,纵轴代表产量。生产函数曲线BAC代表了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水资源用量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BA段边际产量递增,随着水资源用量的增加,产量逐渐增加;水资源用量达到A,产量达到最大;AC段边际产量递减,随着水资源用量的继续增加,产量逐渐减少。由于AC段中,水资源用量是可控的(用多少水,由人决定,用多了,可以把用水量减下去,洪涝灾害除外),故用虚线表示。 (二)缺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假设缺水地区生产函数与全社会相同,水资源用量受到水资源量的限制,最大水资源量为d,那么其产量只能达到D点,无法达到A点。该地区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改变了初始的生产函数,则形成了新的曲线B‘A’C‘。 该社会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生产函数变为F‘(X),生产函数曲线改变为B’A‘C’,从而在可用水资源量为d时,实现了比过去D点高得多的产量D‘。我们把BAC向B’A‘C’的转变视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 可从我国的现实中找到例证。1991年以来,我国耕地平均每年因干旱受灾减产粮食280亿公斤,城市、工业缺水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由于缺水,我国的生产函数曲线达不到最优点A.与此同时,我国万元GDP用水量2002年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这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改善生产函数,在缺水的情况下,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高得多的GDP.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以都江堰市为“丰水”地区代表,在现有的用水水平或者说生产函数下,可用水资源量有时为d(不妨设为最小值),小于最佳需求量a,有时为e(不妨设为最大值),大于最佳需求量a.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值,都江堰市放弃了多余水量,故其产量在D和A之间变动。 都江堰市建立节水型社会也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效果。 建立了如缺水地区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实现在较少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产量F‘(X),如:在d下的产量D’。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F’(X)属于[D‘,A’]);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e-X)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另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在较多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的产量F‘(X)。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F‘(X)属于[D’,E])‘;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e-X)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总之,促使生产函数优化的过程就是“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需要应对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及带来的各种风险,但是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四、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对策思考 上面的分析对生产函数进行了简化,以直接地描述节水型社会的过程。实际上产量不仅是用水量的函数,更是其它多个自变量的函数F(X1,X2,X3,X4,X5…),我们可以把X1、X2、X3、X4、X5分别定义为水资源用量、劳动力素质(包括用水意识)、生产技术(包括用水技术)、生产结构(包括用水结构)、经济体制(包括管水体制)等。生产函数之所以能够变化,是众多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化生产函数,建设节水型社会也必须从以上众多因素入手。 当前,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首先要提高“丰水”地区政府、企业、公众对水资源形势的认识,充分认识水资源的稀缺性,克服“我们不缺水,不需要节水”的片面观念,增强人们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其次,进一步完善已有的工作手段,改进节约用水工作,提升用水技术和生产结构。制定好流域水资源规划、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加大节约用水投入,加强水资源项目建设,实施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推行计划用水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推广应用节水技术和器具、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等,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 第三,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解决“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本收益不对称的问题,从根本上建立“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长效机制。在水权、水市场制度建立之前,建议国家考虑对“丰水”地区节水、调水区调水给予适当的转移支付。 第四,建立健全专职节水工作机构和投入机制,加大节水行业的科研和培训力度,培养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加快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步伐,提高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管理水平和质量。 社会经济学论文: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重建依据 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 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来源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对于“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发了7个“一号文件”;失业问题,社会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观决策机构于2002年12月,颁布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中小企业问题,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样,对它们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些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对象及来源。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同。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失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发现、发明或创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 我们之所以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弱势群体区别开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区别开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 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来自历史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社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内容却是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共产党宣言》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理也在这里。 第二,现实的社会实践。除了宗教,实证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社会为转化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规,作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面对,必须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和系统说明。 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边缘学派”与“福利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发现或设计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群体有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平机会;“边缘学派”与“帝国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分析解剖妨碍人们“清休”、影响人们安全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是要对形成物欲横流、以强凌弱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反思。 社会经济学论文:网络时代社交的社会经济学 计算Facebook的路数的“棋谱”有两门,分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交网络这盘棋,棋路与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经济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推特那样,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Myspace那样“速灭杀丁”。 鉴于国内还看不到一家SNS(社会网络化服务)可以很好平衡这门算路,后来者目前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上机会,通过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发现未来商机,实现咸鱼翻身。 沿着Facebook的方向,再往前走几步,我们将期待怎样的未来?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理论。如果把人生比成一盘棋,理论家好比支招的人,他可以比下棋的人多算几步、甚至十几步、几十步。 计算Facebook的路数的“棋谱”有两门,分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交网络这盘棋,棋路与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经济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推特那样,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Myspace那样“速灭杀丁”。 鉴于国内还看不到一家SNS(社会网络化服务)可以很好平衡这门算路,后来者目前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上机会,通过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发现未来商机,实现咸鱼翻身。 网络社交的理论界桩 网络时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学意义,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具体聚焦到网络社交这个主题上来,我们发现“棋谱”或“菜谱”相当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两类差异很大的学科,一类叫社会经济学,以经济人为重心;一类叫经济社会学,以社会人为重心。 社会经济学,又称社会问题经济学(如夏普等《社会问题经济学》第18版),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国内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 、宋国兴主编《社会经济学》)与夏普一样,主要研究弱势群体利益相关的贫困、失业、环境污染、走私等社会问题,与社交网络无关;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从经济人角度研究成瘾等社会行为背后的理性选择。 经济社会学,又称新经济社会学,以别于早期的经济社会学。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低度社会化理论,主要从交易费用角度在经济学中引入社会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经济分析,国内是汪和建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一个是过度社会化的观点。 如果以棋谱比喻,社会经济学注重“实地”,经济社会学注重“外势”;如果以菜谱比喻,社会经济学偏重“炒菜”,强调物化的因素,经济社会学偏重 “汤菜”,强调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最有助于我们分析象Facebook这样的SNS的理论,无疑是新经济社会学这一支,包括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代表作《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国内有张其仔的《新经济社会学》。因为它们与网络社交的关系最相关。 旧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大区别,就在网络理论的有无。“新”主要新在网络上。这个网络虽然本意不是指互联网,但与SNS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它是指人际互动网络。 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理论,有别于低度社会化理论之处在于,他不认同交易费用的决定作用,因为认为那太经济化、物化,而强调信任在网络中的作用,也就是强调人心的作用。但格兰诺维特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学家以一般道德的观点解释诚实行为,认为那过于社会化,“人”化,而强调在人与人互动中产生的信任起决定作用,有点象经济学中强调的有限重复博弈对合作的影响。 打下上述这些算路上的关键界桩,我们就可以深入实质性的分析,看理论为网络社会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网络社交又给理论出了哪些难题。 网络社交中的深度判断 1、仅有关系不行,还要有信任 中国是个非常讲关系的国家,格兰诺维特在建立社会网理论时,特别看好中国。他说“研究社会网的社会学”“应该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据说他爱吃中国菜,而且还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厅中比较出正宗与否。于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中国学生,轮流请吃,关系大为密切。以致美国学生大为吃醋,说他爱中国学生甚于美国学生。 关系并不是社会学的专利,经济学中也有关系。当关系作为社会概念最初引入经济学时,还不能同经济人行为区别开来。经济学中讲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是基于原子论的一个个孤立个人之间的物化关系。 在网络社交实践中,我们看到一种竞争,就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熟人网络与Myspace为代表的生人网络之间的竞争。按照契约关系理论以社会化为优先的标准,熟人网络是低级的,因为是私人关系;生人网络才是高级的,因为是公共关系。后者比前者的社会化程度高。因此应该是Myspace赢,而Facebook输。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给他总结的第一位死因就在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发展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是礼品经济;Myspace的理念则是发现,发展的是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社会化。Myspace把SNS误解为社会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质是社会资本,即关系加信任,相比较而言,二者都有关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残缺。” 我个人一直认为,把SNS当作社会化,是一个SNS从业者至今仍存在的极大思维误区。它与扎克伯克关于SNS的原创思路正好相反。坚持认为SNS是社会化模式,会由于理论基本面上的失误,导致商业实际操作上的两方面误区。一是社会化必然导向认为公共关系高于私人关系,把这一点绝对化,会把社会网操作成经济网,而失去社会网的内在活力。二是社会化会必然导向以交易成本最低为取向,而失于发挥信任对网络的增值作用。契约本质上是非信任关系,是在信任度为零条件下进行交易的原则。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按此逻辑操作,难以把建立信任这种基于“社会”的长处和优势真正引入经济。 我们从理论上总结出的SNS以生命换来的教训,格兰诺维特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提前预言了。问题在于搞互联网的不爱看书,也不爱通过杂志学习知识,而偏爱拿自己的小命耍着玩。我们现在来看格兰诺维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导致Myspace死亡的问题的理论根源所在。他在批评经济与社会结合中的“低度社会化”倾向时,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问题在于过度迷信“经济”,而忽视“社会”。 以经济方式,外在地处理信任问题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待网络关系中的诚信,有一个严重问题:它直接在理论基本面上,就会产生与网络模式冲突的悖论。格兰诺维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中基本观点上的一个致命问题不放。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将直接导致以科层制,而不是扁平化网络来处理信任和网络欺诈。格兰诺维特讥之为缺乏文化的“利维坦”。我们不可想象SNS为解决诚信问题,而诉诸科层制的办法。现在小结一下,社会学和经济学在交叉融合中,对网络社交提出的第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于,把异质关系网络和信任,作为社会人特有的长处加以吸收。按照社会网理论推论,网络社交中的关系应该不是指契约关系。可以认为,网络社交所建立的关系,是有别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约关系,而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约关系。不是物化的关系,而是人化的关系。这里与经济相对的社会,不应被理解为社会化,而应理解为与物相对的心,即与物化理性相对的人本。 社会经济学论文:和谐社会经济学的构建方式分析 【摘要】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一是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二是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三是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二是“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三是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3.推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政府的长远目标,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实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要大力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要创建环境资源市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积极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间,有效缓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社会经济学论文:和谐社会经济学分析 【摘要】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一是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二是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三是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二是“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三是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3.推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政府的长远目标,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实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要大力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要创建环境资源市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积极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间,有效缓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社会经济学论文:一个社会经济学角度的观察和思考 [关键词]权力;女性;性别差异 [摘要]女性获得解放来自政府政策的支持与自身对其生育行为的控制,接受更多教育是女性获得权力的有效途径。传统的权力部门是企业和政府部门,通过研究女性高管和女性政府官员,本文对男女在权力部门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在企业中,女性能进入企业高管的比例远低于男性,但现存企业女性高管比例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女性高管在企业决策方面也和男性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而女性政府官员则对于腐败的容忍度更低。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5-0080-10 一、导言 大量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显著存在,除了表现在消费、投资,而且还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距以及雇佣差异等等。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女性的收入都低于男性。在欧盟,这个差距大概是15%,而在英国,这个差距为17%,美国的性别收入差距为23%。更有甚者,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这个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会更大:在亚洲,这个差异大约为35%,而在非洲大约为46%,在拉丁美洲,该差异会达到51%。而且这种差距无所不在,其差异由多个内在因素导致。比如,行业差异、职业差异以及职位差异都会导致性别收入差异。一项研究发现,当女性走上企业高层后,其性别收入差距会变得更大,男女高管的性别收入差异甚至能达到30%。 这一系列数据说明,性别歧视不容忽视,而如何对其进行经验检验,从贝克尔(Becker,1957)和阿罗(Arrow,1973)的研究开始,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的收入不平等上,但很少有研究考虑到雇佣过程中的歧视行为。然而,事实上,很多领域和职业都被揭示存在基于性别差异的工作雇佣过程差异。比如说,戈尔丁和罗斯(Goldin and Rouse,2000)通过研究交响乐团的招聘发现,当在主考人和应聘者之间拉一道帘子,从而采取“盲听”的方法,可以有效减少对于女性音乐家的性别歧视。当然,这从另一面也说明了雇佣过程的确存在着性别歧视。 更进一步地,性别差异还表现在包括风险、竞争以及社会偏好等各个方面,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决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效用函数,并最终影响其福利状态。研究发现,女性难以和男性以相同的路径抵达其帕累托最优。戈尔丁(Codlin,2004)的研究也表明,女性有工作但是没有职业,女性选择去职场工作更多地是为了生存而非进一步发展。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能看到,众多成功女性走上历史舞台,进入包括政治、学术以及企业经营等传统的男性领域,而且取得了不菲的成就。那么,对这些女性而言,性别差异是否依然存在?通过研究这些有权力的女性其成功路径和福利后果,可以进一步探究阻碍女性发展的障碍及瓶颈。而且,上述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差异的表现是否是女性和男性自主选择的结果。或者说,如果女性愿意追求和男性在面对选择时相同的结果,现行制度环境是否提供给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抵达其目的的路径。继而,我们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赋予女性权力,而当拥有了更多发展自身的权力时,女性是否和男性有着同样的表现?怀着这样的疑问,本文梳理了社会经济学方面的相关文献,期冀能够得到更为稳健的研究结论。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节从避孕药的发明和政府政策两个层面梳理了女性获取权力的来源;第三节基于企业中的女性,综述了当女性拥有权力时,和男性在企业中存在哪些显著差异;第四节则从腐败这个社会问题出发,厘清了女性和男性在面临腐败时的性别差异;第五节则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给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及以后的研究方向。 二、什么赋予女性权力:一个历史视角 要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赋予女性权力,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女性是如何获取发展自身的权力的,进而得到一个思路更为清晰的研究脉络。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来度量女性的发展。通常意义上,度量女性发展的指标包括以下几项: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职业等级、劳动参与率、初婚年龄等等。如果用这些指标来衡量,研究发现,即便女性和男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女性也以比男性更快的增长速度在发展。戈尔丁等人(Goldin et al,2006)的研究也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女性与男性相比,包括收人及受教育程度在内的各项指标,其比率以起初很慢后来则很快的速度增长。比如说,1960年,完成本科教育的男女比例为1.60:1,在读的男女比例为1.55:1,然而,到了2003年,这个比例变成了1:1.35和1:1.30。不仅如此,女性不单单选择接受更多教育,其接受教育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女性在中学开始接受更多的包括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教育。第二,在大学,众多女性开始选择和男同学同样的专业。第三,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女性开始不仅仅只有工作,而且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袁晓燕(2012)用中国的数据也得出了这一结论。 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一个人谋求发展,最重要的路径之一是进入高收入行业,而更高收入的职业总是与其专业技能紧密相连,所以当年轻女性期待拥有更高的社会参与率及社会认同度,她们就会去提高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进而改变她们大学的课程和专业。而且,职业的期许会激励女性选择更晚的初次婚育年龄。研究发现,女性选择更晚初婚年龄对其职业发展更为有利。当然,这一结论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女性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婚育年龄。是什么给予女性这样的自主选择权呢?戈尔丁和卡茨(Goldin and Katz,2002;2008)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女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山谷到山峰的转变(the valley t0 the summit)。而这些转变集中在那些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女性身上。为什么变化会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身上呢?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食物和医药管理委员会的许可下,口服避孕药在已婚妇女中开始广泛使用,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未婚女性也有权利使用口服避孕药。而这恰逢40年代出生女性的生育阶段。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进而降低其在婚姻方面的成本,而且将避孕的主动权更多控制在自己手里,最终使得女性可以合理规划自己的人生。相关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其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参与率都显著提高,最终表现出性别工资差异的逐渐减小。 社会经济学论文: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谈效率与公平 【摘要】西方经济学对于效率与公平的看法以及西方经济学错误的本质在于没有区分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经济学对其的批判以及分别从物质社会以及信息社会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效率和公平的看法。 【关键词】效率 公平 信息 效率最开始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的,因此效率也指的是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代的西方经济学中,对帕累托最优状态主要存在着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指的就是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来重新组织生产和分配以便增进人人的满足状态;另外一种解释指的就是任何改变都不能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让别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 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就算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制度依然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如福利经济学家奥肯认为政府应持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对于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界便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于是就形成了两派,也就是效率优先派和公平优先派。 效率优先派的观点主要包括:⑴市场天生就是平等的,平等也可以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所谓的干预也只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给另一些人,把一些人的偏好强加给另一些人,然而这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公平。⑵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也是会损害效率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就一定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什么体制来刺激人们去生产或者是生产得更多更好,并且实际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二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就会阻碍前者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而使社会效率受到损失。 持公平优先派的观点包括:⑴不公平就会损害人们工作的热情,以至于降低效率。并且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还会导致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在西方经济中,权利和金钱相交换,并且权力还能够成为财富和收入的源泉,但是财富和收入就不一定会与他们的努力程度成正比了。⑵平均分配是一种最好的分配。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不可以用来比较的,效用的程度也是不可以量化的,因此勒纳认为,既然效用不能用来测量每个人或每群人的边际效用曲线的高低也就无法预知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可以获得最大福利。 但是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最本质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清楚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区别。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的,其研究主题基本属于既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与现代社会如何创造新资源的经济发展问题本质上是两个不相干甚至是互不相容的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可以归结为资源配置经济学。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不只是体现在简单的收入水平方面,不只是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是更具有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性质与规律的根本性变化。此时,如何创造更多新资源,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创造怎样的新资源,新资源的创造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等经济发展问题。因此,经济学在描述现实经济状况时,必须立足于恰当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上,以保证其描述的合理性。即,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时,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而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状况时,则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特点为基础。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在研究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上,首先应做的就是讲社会历史区分为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两个阶段,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因为,一方面社会经济活动是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活动会有不同的内容、特点与规律;另一方面,经济学应该是实现现实经济状况的反映,它所揭示的经济活动特征与规律,必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征与规律 在物质社会,由于生产的条件以及生产的方式一直不变,社会能够追求的目标也只是维持既定资源效率最大化。由于难以有新知识出现,社会生产利用的是不变的知识体系。在生产知识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包括人的能力、国际经济联系以及社会制度、社会经济活动能够利用的种种资源、能够采用的种种生产技术或方式和能够生产的种种产品也都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各种经济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也都大部分是稳定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指工作的人)都从自己的父辈学习、以及生活磨练都大致拥有了差不多的技能。因此,社会不需要专门的去强调效率,因为在物质社会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是重复再重复的。正是大家都拥有着相同的技能,因此,这时公平就显得尤其重要。大家付出了等效的劳动力,就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政府就应该进行干预,本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 在信息社会,由于迅速涌现的新知识的冲击,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一种常态,社会经济活动所利用的生产知识体系是不断变化的,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的变化,各种经济事物及其之间的联系也是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的。因此,这个时候效率就更加重要了。人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他的知识状况。而且,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社会必需的生产知识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基本上已脱离日常生活的范围,使得想及时获取必要的生产知识的人必须依靠非自动传播渠道。人们就需要不停的通过教育等途径不断提高自己,以达到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明显,拥有的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强,效率也就越高,相应的也就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 社会经济学论文:曲阜市肺结核病人社会经济学调查分析 摘 要 目的:了解曲阜市肺结核病人的社会经济学现状,分析肺结核病病人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特征,为改善结核病控制服务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以问卷形式对调查对象进行逐项调查和记录。调查对象是曲阜市乡镇所有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记的肺结核病人。结果:肺结核病人家庭经济水平较低,门诊费用与性别、年龄、报销费用有关。结论:农村因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的相对落后,依然是肺结核多发地区。患者的患病因素来源于个人、家庭和不同生活环境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异,对肺结核病人要实行免费检查与治疗和新农合报销政策。 关键词 肺结核 社会 经济学 卫生服务利用 肺结核是严重危害人类的传染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800万新发活动性结核病例,并造成将近300万人口的死亡,75%的病例正处在创造经济价值的旺盛时(15~54岁),一个成年人患结核病将平均损失3~4个月的工作日,这将使一个家庭损失20%~30%的收入,如果患者死亡将平均损失15年的收入,结核病对社会经济造成间接影响[1,2]。据调查,曲阜市平均每年发现活动性肺结核病人400余例,由于肺结核病人治疗时间较长,如果不能正规治疗,极易出现耐药,并且这部分病人是传染源,能够传染给周围人群,另外在治疗期间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生活,同时,病人如果出现耐药,将花费2万~3万元用于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对病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为了解我市肺结核病人的社会经济学现状,近期,我单位结核病防治科对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记管理的肺结核病人进行社会经济学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记管理的601例肺结核患者。 调查方法:本次调查由结核病防治科工作人员采取面对面询问方式收集原始数据,并有专人负责调查质量的控制和调查表的审核工作。 调查内容: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病人的一般信息,病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年家庭收入、支出情况、患病前后收入对比情况等。 统计分析:对原始数据资料进行编码整理后,全部输入计算机,用ACCESS建立数据库。在计算机录入程序中设定了相应的逻辑控制及核查程序,及时指出调查填表和录入时产生的错误,有效地控制录入数据的质量。录入完成后,进行简单的逻辑统计分析,将异常值进行统计处理,最后将数据资料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单因素的统计分析。 社会经济学论文:以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自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以来,教育问题得到了各国重视。但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从投入产出的关系出发,把教育看成是人力资本投资,只要投入大,产出高,对社会的贡献就大。在此基础上,强调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高等教育投资对GDP的贡献大。我国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只对教育投资的规模及形式加以重视,却忽视了教育的质量、内容等,扭曲了教育传播知识的作用,使学生的能力得不到真正提高。信息社会经济学因此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不足进行了批判和重建。 一、高等教育的功能 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教育是知识传播的途径,是人的能力提高的决定因素之一。在知识迅速涌现的今天,人们需要掌握和吸收的知识的难度在不断增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不断增长,教育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基础教育提供的主要是大量的基础性知识,高等教育(大专、本科、硕士、博士)提供的主要是专业知识,它对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技能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应该把知识的获得作为教育的目的。一般来讲,基础教育都实现了学生们获得知识的目的,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基础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而高等教育却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对社会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达到增加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能力的目的,或者说并没有培育出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人才,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提供现代知识体系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不能起到有效传播知识的作用,是由我国的教育体制、社会观念等决定的,并不是高等教育资本投入决定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育质量低下。从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识内容和结构看,我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很好地提供现代知识体系,主要表现在: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受教育者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较低,很多毕业生都只能纸上谈兵,基本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能力。其次,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比较盲目,专业趋同现象严重,提供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传授的知识比较陈旧,高校的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毕业生的能力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之间存在差异。 2.教育体制不合理。我国高等教育是文凭教育机制,这会使受教育者只是为了获得文凭或者分数,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也就扭曲了高等教育传播知识的作用。另外,我国大量的人才外流使得受教育者的知识不能在我国得到有效利用,使我国比较缺乏的发展资源更加稀缺,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我国教育体制存在问题,对受教育者的学习动机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如今,我国一些大学生把追求文凭作为学习的主要动机,在学习期间缺乏追求知识的动力和压力。再加上通信网络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游戏的发展,一些高校学生不能自控,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中,学习敷衍了事,甚至投机取巧,这也使得教育传播知识的功能被弱化。 3.教师素质比较低。教师担负着对广大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完善素质的责任,其自身的素质状况对于教育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高校中有很多教师并没有掌握现代知识体系,或者虽然专业理论知识比较扎实,学术研究水平较高,但教学能力不强,教学的效果也不好。 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 高等教育要实现知识的传播,促进知识的增长,从而缩小或者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就是尽可能地把知识充分有效地传播给新一代。 1.转变观念。教育是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它的目的是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播。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应该首先转变观念,转变西方经济学对我们根深蒂固的影响,深刻认识到教育是提高知识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手段,是消除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知识差距的措施,而不是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不能用成本收益比较机制来衡量。要清楚地认识到资本投入不是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虽然投资越多对教育越有利,但并不代表投资越多教育效果越有效。教育所产生的效果主要应该取决于教育的体制、内容和结果等,资本投资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2.教育体制改革。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要实现知识有效传播,从而达到提高人的能力的作用,必须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机制进行改进。我国高等教育机制属于文凭教育机制,使教育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因此,应设法建立素质教育机制,使高等教育更好地起到知识传播的作用,培养受教育者的知识文化素质,提高动手操作能力,提高质量。同时,还应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做到人才培养适应市场的需要。当然,还必须设法激励受教育者追求知识的动力,让他们有学习的压力。 3.提高教师素质。教师的素质对于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影响比较直接,他们掌握发达的现代知识体系,对受教育者知识的传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来说,高校必须拥有厚基础、强素质的高校师资队伍,他们可以通过引进外国学者或者本国留学生,也可以通过我们国家自己培养。教师素质高,可以充分掌握发达的现代知识体系的教学水平。当然,这些也需要我国合理的教育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才能实现。 除此之外,合理的社会规范作为促进知识增长的激励机制,对于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高等教育要顺利实现其作用,教育的基础设施和手段有助于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在强调教育体制、观念、教师素质的同时不能忽视像社会规范、教育基础设施等次要而必不可少的因素。 总之,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知识增长,实现缩小或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教育是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途径。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误区与发展中国家道路的选择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 20世纪后半叶,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兴起,改变了经济主体及其竞争原则的观念。跨国公司和世界金融中心成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的单位。国际经济如同国内经济一样,国家也应为市场职能提供一切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大限度地取消市场管制,使私人资本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发展,保障国际资本稳定地发挥作用。[1]新自由主义尤其是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的联系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 该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和投资开放将鼓励资本流入贫困国家。由于工业化国家通过追加资本来赚钱的最好机会已经用完,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应该比工业化国家高。如果贫困国家降低贸易和投资的门槛,那么富裕国家就会输出部分资本。如果这种资源流入采取的是贷款或间接投资形式,就会补充国内存款,放松对本地公司追加投资的金融限制。如果是国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技能,金融风险也较少。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投资增加都会使贸易增加,富国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以牺牲穷国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根据这个理论,在所有交易中,进出口双方、借贷双方、股东和员工双方都可以双赢。按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逻辑,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机制,并且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 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实践悖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下,只要不太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发达国家的机制,他们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没有使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2]典型表现如下: 1.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但是,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发达国家所鼓励的战略,利用外国银行贷款和跨国公司雇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增加出口,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生产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因为不利的贸易条件、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而导致经济增长下降。除少数国家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有些国家还出现了负增长。 2.扩大生产失效。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作为万用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其机制扩张过程为:技术的提升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节约的资本剩余用来降低价格或提高工资需求增长刺激资本扩大生产。然而在1980~2000年期间事实与理论设想相背离。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工资增长。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真实工资之间存在着鸿沟,这意味着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所得都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工人产出虽然增长了,但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降低,或者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相反,服务部门的就业不断扩大,但从事服务业的大部分人的工资都非常低或是非临时性的。 3.债务日益攀升。从1982年到1998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增加了3倍,从5000亿增加到20000亿美元,债务国利息不堪重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额的40%。拉美有些国家情况更加严重,阿根廷经济就是因为日益攀升的债务走向凋敝的。 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误区 之所以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的误区。 1.市场并非自足。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自发的,存在着“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因而无须政府插手。市场的确是在人们日常的互动过程中自发形成和自行“扩展”的,它无须人们有意识地设计或统一的中央计划就能达到协调,无需以成员间的共同利益作为前提就能运行。每个独立的参与者在追求各自独立利益的时候能够自觉地形成高效配置资源的手段。然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有许多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都不是市场能自动提供的。比如说,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以人们在商品价格和品质方面形成某种共识作为前提,需要不受那些与价格无关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产品及其制造环境十分稳定。同时,市场的良好运行还涉及到许多非市场因素。国内市场尚且如此,更何况无序的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穷国在拆除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过程中更需要政府来调控市场。 2.股票市场并非万能。在通常情况下,股票价格上升了,工商企业可以从中获得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扩大经营,促进物质生产和商品流通,持股人也可以从中取出一部分用于消费,而消费的增加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物质生产。但是,股票市场的动荡却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就资本主义经济史而言,股票市场与金融投机活动是一对孪生子,相伴相随,而且股票市场越发展,投机活动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就华尔街的股票市场而言,现在它的持股人有几千万,然而股市价格的涨落基本上是操纵在为数不多的大炒股户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谋取暴利。也就是说,在华尔街股市兴风作浪的主要是金融垄断资本。他们的投机活动的猖獗必然破坏股票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加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市场的无序。 3.资本剩余和市场调节并不协调。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创建自由市场,即解除国家加给市场的所有限制将最终造福于所有国家。然而,资本剩余的利用和市场的调节机制间并 没有那样清晰的关系。当出现持续的停滞趋势时,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明显。在商品生产和服务方面的投资机会减少时,越来越多的资本剩余会投向大幅扩张的金融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市场愈益成为国际性的市场,资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寻求利润。这样就使停滞趋势和金融危机全球化了。此外,在资本主义体系结构中,所有地方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堆积如山的债务问题,但新自由主义却束手无策。 4.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是比较优势理论,然而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作用的一些前提却被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十分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即使一国在每个方面的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也都是有利的。但是,萨米尔·阿明和其他人却证明了这一理论并不正确,因为该理论实现有一个前提,即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对于穷国而言,如果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不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那么自由贸易是十分危险的。菲律宾自加入WTO后一路攀升的失业大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5.国标贸易必然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断值得怀疑。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工业,但忽视了国内市场服务。如果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去搞贸易自由化,其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在国际市场上下跌,这种自由化会造成自己打败自己的结果。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鼓励贸易。但是即使贸易增加了,也不足以证明对经济增长有利。一些经济学家以计量经济数据来证明贸易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计量经济学应用在经济等其他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上从来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要发现潜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精确的经济联系并不是数据能说得清楚的。不同的变量或基期的选择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带头攻击这种支持贸易的回归统计研究。作为贸易自由化坚强捍卫者的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迪和斯里尼瓦森也同样严厉批评这种回归论断。[3] 正是由于以上的理论误区,导致了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行为。 1.新自由主义认为越少干预的政府越好,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都加强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美国或英国,都实行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国家为保护市场机制而加强在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中作用的趋势被称之为“向正统自由主义的妥协”或“向凯恩斯主义的妥协”。[4]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国力的限制或者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政府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全球化中受的是更多的伤害。 2.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控制,但与全球化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开放会增加了垄断程度。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垄断势力在不断加强,而市场本身无法解决与控制垄断问题。由于绝大多数垄断势力都是发达国家的商业企业,而发展中国家受到经济水平的限制,没有完善的避险机制和监管体制,无法避免发达国家的剥削,因此,全球化的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在金融全球化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他们存在产业结构和技术上的优势。发达国家政府直接参与支持金融资本的活动,把预算开支的20%或国内生产总值的3%-5%转移到持有国债的金融资本所有者手中,从而使金融资本成为永久性实际正利润的受益者。这一市场垄断了世界金融市场30%的金融资产。跨国公司是推行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它们是庞大的垄断组织,触角延伸到全球各个地区。但是目前世界上6万家跨国公司中80%属于发达国家。[5] 3.资本的重新配置并不合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充裕的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要比资本匮乏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低,因此,在开发的资本市场中,资本会从发达经济区流向不大发达的经济区,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生产增长,最终赶上发达经济区。但是,由于美元和发达国家货币的强势地位,国际投资形成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格局。“从理论上讲富国在向贫国输出资本,但在目前的体系中,却是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6]。“发展中国家虽然吸引了不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但与民间或地方大量利用外资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发达国家政府债券的大量投资,中国就曾在这个意义上被国际金融市场称为资本净输出国”[7]。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极不合理,它迫使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目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共有2万亿美元的储备,这种外汇储备很大部分投资于美国的短期国债,从而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繁荣了美国经济。 四、几点启示 1.从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之所以能在西方国家以外盛行和发展,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派上了新的用场。在某些西方大国和某些国际经济机构的策划和支持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并形成一套所谓的市场取向型经济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宏观管理自由化,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化”,其目的是要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扰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秩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时刻警惕全面自由主义对本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危害,但同时又要看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正视这一发展趋势,否认或断然拒绝都不是解决之道,只会给国家经济造成更大的危害。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当务之急应是不断完善本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创造有利的条件,积极培植本国和本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体制;培育本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企业和品牌。 2.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实质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争论、交锋、斗争的历史,而且发展到今天,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具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事实上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在西方经济的实践中也交替出现过。这说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总是与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也总是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说时,一定要与其历史环境相联系,既不能照搬照抄,也不能一概否定。特别要与我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条件结合起来,科学地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子,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现实基础,趋利避害,制定一套符合本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 3.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用经济主权来保护本国的利益。多数发展中国家曾沦为殖民地,为了国家主权曾进行过不懈的斗争,深知国家主权对一国的重要性。虽然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但是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而全球化进程事实上扩大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差别。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国家主权,相反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牢牢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否则,国家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国家就有可能被他国操纵甚至沦为经济殖民地。在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为了防范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弊端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用国家主权来保护本国利益的策略。[8] 4.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利益和统一认识。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规则中的优势地位具有自我维护和自我加强的特点。然而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相对弱小,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发展中国家必须发展区域—体化,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团结合作,发挥总体力量,才能对一些不合理的全球规则施加更大的影响,逐步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国际法 摘要: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主义”与“理论”都在其上有着精彩纷呈的表演。但就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力而言,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无疑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三股思潮。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体系。虽然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重视,一直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个基本共识。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创新以及扩大对实践影响的机会,“软权力”理论以及“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提出及传播即为典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虽然其中存在的瑕疵我们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软权力;自由主义国际法学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无论是在冷战结束前的紧张气氛下,还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始终都是自由主义规划世界秩序的蓝图中的重要一环。①为了更好理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我们可以从考察20世纪80年代与新现实主义展开激烈的“新-新论战”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入手。 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视野下的国际法——以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为例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构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论战”,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相对于新现实主义,无论是在分析层面,还是在理论与研究方法上,都决定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与国际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也为国际法的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 (一)在分析层次上新自由主义对体系进程的关注与国际制度的地位 虽然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即都是立足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与国家为国际关系中重要角色的假设,但由于两者对国际体系的关注点不一而导致两个学派视角下的国际制度乃至国际法的功能与作用的反差。 新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结构主义模型包括三点,即“无政府秩序原则”、“忽略其他差异,功能基本一致的单位即国家”以及“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在前面两点不变的情况下,“权力分配”成为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三个重要原则中唯一的可变因素。因此,新现实主义者的体系结构可被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而且,由于新现实主义者对于权力分配的基本思考在于“集中关注作用最大的国家”,所以,权力分配就是指大国之间的以物质为基础的实力分配。[1](p16-17)而国际制度,包括作为核心部分的国际法,也就没有多少的存在空间以及用武之地了。与此相比,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否认这种结构模型,认为以大国间实力分配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过,他们也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并不仅仅如此。正如他们所指出的:新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权力分配当然是重要的,但仅仅强调结构是不够的,还需要由强调国际体系的其他特征加以补充。[1](p17) 立足于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新现实主义者将单位之间的互动即国际体系的进程归为单位属性而不加考虑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实际上,进程与结构一样,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这时,新自由主义强调的重心就从国际体系结构转移到国际体系进程,即影响包括国际体系中单位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的“进程”的,主要包括“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等两种体系因素。在这两种因素中,由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要等主要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完成,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就把国际体系结构假定为常数。一旦国际体系结构被假定为不变的常数,那国际制度就成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1](p17)至此,出于对体系特征的认识,从进程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了国际制度选择国家行为,即与“结构选择”针锋相对的“制度选择”理论。[2](p44)新自由主义者的基本问题是,在国际结构不变的情形下,国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有时合作,有时冲突。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体系因素导致了这样的不同行为?亦即:是什么样的体系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合作或冲突行为。对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是体系进程因素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而体系进程中最具意义的因素是国际制度。[2](p45) (二)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义的定位与国际法的关系 不仅仅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关注国际体系进程而决定其理论特征是国际制度,而且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的独特视野,也决定其对于晚近国际立法,尤其是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的影响或解释,也将占据独特位置。 在立论上,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假设,崇尚“放任自由”原则,即在国内社会中如果人们能够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充分地按照他们的偏好行事,那资源分配将最合理与最有效率,而且,这条法则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放到国际经济领域,也是行得通的。同时,基欧汉自认为其主张属于“成熟的自由主义”(sophisticated liberalism)或是“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这种自由主义介于主张自由贸易将导致和平的“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 liberalism)和强调国际制度或规则对各国关系的管理的“管制自由主义”(regulatory liberalism)之间,是对它们的综合与超越。另一方面,虽然新自由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不仅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角色,也承认国际关系中物质力量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其基本思路仍然属于理性主义的范式。但是,与纯粹物质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看到了国际制度的重要性,其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内核,不仅将制度、规范等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一种主要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变量。[3](p4) 在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义深受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该学科中有关交易费用理论、国家理论、法和经济学研究等,都被新自由主义者广泛应用,从而打上了自由经济主义的许多烙印。具体地讲,新自由主义者在理论分析中大量运用了博弈论、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等方法,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一般理论,包括其产生、发展以及维持的可能与方法等等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增强现象解释与结果预测的准确性,并提出避免合作失败与增强合作成功几率的一些策略或手段。这些,显然为国际立法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谈判技巧,也为东西南北等国家走出谈判僵局提供了有价值的路径选择。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中,国际制度占据了核心地位,以国际制度为研究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也成为该学派成就最大的一块。当前,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法的研究有着紧密融合的趋势,而新近对国际机制“法制化”的探讨使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学者逐渐认识到,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履行的是一种法律责任,而且,随着冷战的缓解乃至结束,另一种区别于物质权力的制度权力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增大。当然,在国际机制学者的研究带动下,国际法学者也很快意识到国际机制理论对于分析国际法问题,所能提供的巨大帮助,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框架。如今,至少在一些领域,国际法学者正在遵循着国际机制的研究路径来分析一些国际法现象。[4](p79)当然,国际机制学者与国际法学者开始的这种跨学科合作,无论对于何方,都有更宽广的研究空间以及产生更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潜力。 二、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国际法的发展——以“软权力”理论为中心 在冷战结束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机制“法制化”成为趋势之一,这些现象似乎验证着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与预言。此时,以约瑟夫•奈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及时提出了“软权力”理论,对包括国际经济领域的国际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表现在促进“国际软法”的发展方面。 在自由主义学说中,“软权力”一直是核心概念之一,但在冷战结束以前,由于时局的不适宜,这个核心概念并未能“理直气壮”地发扬光大。不过,冷战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之竞争,使得该学派力挺“软权力”理论的时机成熟。这时,约瑟夫•奈宣称,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包括军事力量、核威慑等在内的硬权力,但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传统上的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相比之下,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5](p155)换句话说,国际政治性质的转变已使无形的权力即软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和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权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性,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适应这种转变,必须学会运用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操作相互依赖,管理与影响国际制度,共享人类文化价值,推广民主、自由理念等在内的“软权力”资源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5](p171)简言之,在提倡“软权力”的学者看来,在已进入全球信息时代的今天,尽管硬权力和软权力都很重要,但软权力相比过去而言更加重要。[6](p25)立足于此,约瑟夫•奈结合这两种权力勾画出新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思路:[7](p243)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新战略不仅要确保美国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也要考虑这种战略给美国之外的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适当利益,因为只有在满足“相互利益”的基础上,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别的国家的尊重。鉴于此,美国必须继续承担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重任。当然,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是无选择性的,必须是极其重要以及美国的实力所能够承担的。按照此标准,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应当优先考虑那些有关国际体系的问题。具体包括: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占有主导优势的英国所关注的三件公共物品,包括“维持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均势”、“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对国际公共领域的开放的维护”等,都适合于美国当前的情势:第一,维持地区均势和尊重各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必须提供的一项公共物品。第二,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要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既要抵制住国内保护主义的影响,也要支持世贸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第三,美国在保持诸如海洋等国际公共领域对所有人开放上存有利益。另一方面,今天的国际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濒危物种的保护以及外层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的使用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命运。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公共物品也有新的变化,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包括:第一,美国应该促进世界各国在贸易和环境、防止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以更好地组织这些领域的国际行动。第二,美国还应该把国际发展放到更优先的位置,它也是一件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第三,充当调解人是作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强国的美国可以提供的另一项重要的公共物品。至此,约瑟夫•奈总结到,对美国而言,一个基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的大战略应该包括如下内容:(1)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均衡;(2)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3)保护国际公共领域;(4)维持国际规制与机制;(5)援助经济发展;(6)充当联盟召集人和争端调解人。 无疑,约瑟夫•奈依据“软权力”理论所提出的美国冷战后对外战略,不仅有对美国一些传统外交战略的肯定,如二战后致力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也有对某些方面美国不当的外交政策的鞭策,如在全球气候变暖等的全球公共问题上美国至今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冷战结束后以及新世纪里美国的外交战略提出了一个整体规划。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践看,这个立足“软权力”理论的外交战略思想的及时提出,正是响应了冷战后美国以“硬权力”与“软权力”相配合的世界新秩序战略。虽然美国冷战后的战略实践并不是与约瑟夫•奈勾画的战略构想完全吻合,甚至有些方面是相违背的,但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其对“软权力”的重视。按照这个战略设计,包括维持wto等普遍性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推进全球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平衡,甚至包括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等方面均成为战略目标,这无疑在理论上极大地提升了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毕竟至今全球主要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维护与发展仍然和美国的对外战略息息相关。 总之,“软权力”理论旨在向世界展示与推销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美国要达到此目标,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推动以“自由化”作为理念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当然,这早已运用到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之中。且不说西方价值观在联合国、wto、imf、世界银行(wb)、oecd等国际组织运作中的主导性,也不说这种价值观在国际政治领域、人权以及社会领域的国际立法中的影响,即使是以效益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立法也如此。不仅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航空自由化协定以及双边税收合作协议中“美国范本”的横行,甚至是在区域与多边规则的制定中,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欧洲能源宪章条约》(ect),甚至是wto等国际组织或条约的许多规则,无不带上美国国内规则的影子。而按照托依布纳有关“法律全球化是在公民社会的各个部门创建了大量无中心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过程”的界定,[8](pxiii)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通过私营公司创制出的全球化法律就颇自然地采取全球商法美国化形式”[9](p39)。实际上,“美国商业法已变成一种全球化的普通法,明示地或默示地被吸收在各国的契约之中,并正开始被吸收到其他许多国家的判例法,甚至是制定法中”[9](p39)。无疑,以上种种现象正是美国“软权力”对国际立法以及各国国内立法的影响输出的鲜明写照。 在这里,我们可以预测到的是:为达到推销西方自由市场机制、民主理念、人权意识、文化价值观等的目的,冷战后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软权力”理论已经并且将继续影响“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与内容。 三、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理论向国际法学的扩张——以“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为中心 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不仅仅体现在“软权力”理论的提出,也在于其向国际法学的直接扩张,表现在由美国国际法学会前任会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教授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国际法学”(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崛起。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分析起点,还是其理论假设,乃至分析方法及研究路径,无一不是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引申而来的。对国际法学而言,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引入国际法的研究,为国际法学开辟了一条“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这对于长期以来依赖“自上而下”的国际法传统研究路径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也为当代“跨国法”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沿袭了“自上而下”或“由外至内”的分析路径,对国内因素的研究呈现出忽视的状态。对此,斯劳特指出:“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所提供的解释国家行为的基本模式,很不幸地存有一个‘黑箱’(black box)或者‘撞球’(billiard ball)缺陷。在这些基本模式中,国家被认为在结构与功能上是无区别的个体,而且国际社会与国内体制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10](p226)显然,这种研究模式的弊端在于许多重要的、必须考虑的因素都被排除出去,从而导致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令人怀疑,这些重要因素包括:个人、公司、ngos、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利益、身份以及相互依赖等等。[10](p227)为了尽快打开这个“黑箱”,斯劳特拟定了一个新的“自由主义议程”(liberal agenda)的研究规划。[11](p185)在这个研究规划中,斯劳特首先提出了三个最基础的假设:第一,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角色是国内社会的成员,包括追逐个体利益以及利益相冲突的个人与公司、私人社团;第二,所有的政府只是代表国内社会的部分利益,即在国家政策中得到反映的利益;第三,最终导致国际层面的合作与冲突的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偏好的性质与构成。[12](p228)立足于以上假设,斯劳特认为,“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需要探讨的首要因素不是在国际层面,而应该集中在国内或跨国层面。要准确分析国家行为,除对国家角色与权力因素做出分析外,还必须对国家和国内与跨国社会(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society)之间的关系作出“进程”分析。体系层次的分析是把国家看成单一或相似的结构与功能,导致对“国家如何行动”的观察存有“黑箱”。而通过这种“进程”分析,主权的“黑箱”变得透明,进而能够看到国内政府是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代表活跃在国内与跨国社会上的个体或集团的利益而展开国际层面的活动。[12](p207) 立足于以上假设以及设定的研究任务,“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侧重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国际法的概念和活跃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法律主体是如何对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的;第二,处于规则外围和边缘的国际公法的功能定位;第三,怎样使得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等。② (一)规制国际秩序规则的渊源以及它们的互动 传统上,被认为对国际秩序作出独特贡献的国际公法被定义为“国家之间”的法律;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国际公法的功能在于实现这个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对于调节国际关系,尤其是和平与稳定方面,国际公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国际秩序是被从上而下创设的。与此相反,秉承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个体为分析起点及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创设的理论假设,斯劳特认为,国际法的主体应该被设定为尽可能广泛,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国际秩序的各种行为体。换句话说,不仅应包括传统的行为主体即国家,更应包括个人、公司、利益集团、ngos、国际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当代国际秩序的维护不仅仅意味着和平与稳定,也包括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 一旦认定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被创造的,就意味着许多以前被忽视的但对国际秩序发挥了实际效用的各种实体规则、规范、概念以及程序必须被重视。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路径将它们带到了规则的中心,并且提供了一种彼此联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即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不仅仅是将这些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法律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而且使这些法律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先地位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行为是个体或群体博弈选择后的表现,那么创建国际秩序的关键就在于规制这些博弈选择以及调整个体或群体的行为的具体规则。在这种意义上,将责任强加给国家的传统国际条约和个体并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倒是个体之间互动规则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斯劳特认为,对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分析的先后次序应该翻转,即从传统的以国际条约为分析起点转为将个体之间互动规则的分析作为起点,才符合国际法的“真实”面貌。在这里,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探寻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合之处,在这里有三个层次的法律,或者至少三种立法,反映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第一,国内社会以及跨国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制定的自律规则。第二,政府制定管理国内和跨国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活动的规则。政府之间还可能在一些共同事务上相互协商制定规则协调它们的管理活动。第三,国家制定调节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以上被高度概括的三个层次的法律,是可以重新解释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的三种经常性与标准化模式的。而个体之间的互动,要么直接通过国家机构进行,要么在国家机构的影响下进行,要么通过国家机构与国外的个体之间实现互动。 总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提出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国际秩序,它所关注的相关主体和活动层面都发生了改变,并对产生不同规则的实体之间的互动与影响进行了重新排列。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有着国内根源,而直接规制个体和群体的法律更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源,它们对于国际秩序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除非国家将某些权力让渡给超国家的实体,否则这些法律规则的影响力比国际公法更大。作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方案,国际公法和国际制度可以明确地以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属性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 (二)国际公法的功能 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对塑造国际秩序的法律规制的分类里,传统的国际公法被归于第三等级。虽然已是最后等级,但其毕竟还是在塑造国际秩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们有探讨其功能的必要性。一般来讲,国际公法的传统功能是致力于对关联交叉的“集体行动之困境”的调和,或者规制各国共存之需要。但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视角看,许多看起来非常“国际化”的问题都有其国内根源。包括战争、环境恶化、保护主义等,都源于个体和群体中优先利益的错误选择或者代表某种优先利益的政府行为被扭曲等。简单地讲,全球法律规则与国内法律规则紧密相连,前者依赖于后者。因此,按照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观点,国际公法的基本功能不仅仅在于创设一些国际性组织来实现单个个体国家无法达到的目标,更在于影响和改善国内相关机构的职能。这种功能在国际社会生活中逐渐明朗,但至今仍然被认为是特例性质的、有疑问的以及边缘性的。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应优先对这种问题展开分析,并将此功能视为国际公法的核心功能来对待。以下领域或命题是国际公法发挥这种功能的典型表现:第一,人权法。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视野下,人权法是国际法的核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中,人权法至少是一种可以确保最低限度的个体权利或利益不受侵害的机制。第二,人道主义干涉。当许多国际法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仍然以“不干涉内政”的教条反对人道主义干涉时,自由主义理论却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来自人权法的天然属性。当然,这种行动必须是极端谨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主义学说只是支持非常有限的人道主义干涉。第三,补充作用。国际法的补充作用的前提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在审判方面有足够的能力,而且是在国内法庭确实不能或者不愿意起诉的情况下。遵守这种前提才合乎自由主义之理念,即国际法或国际机构是用来影响和提高国内机构的机能,最终目的是通过监管,或者竞争,让国内法与国内机构自身能够实现这些功能,国际责任在本质上毕竟还是需要通过国内行动来实现。第四,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将传统的国家责任向个人责任的扩展,相应的国际刑法的管辖也从适用于国家扩展到同时适用于个人,即实现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第五,显现国家责任。国家必须承担将它们的国际责任在国内执行的义务,这种转化让国家脱离了与别的国家面对面的独立责任。第六,构建遵守能力。当前出现的“新主权”并不是以前被遗弃的权利,而是国家参与数量及能力日益增长的国际机制和制度网络的权利。然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遵守由这些机制或制度加于它们的责任,就必须提高它们国内遵守的能力,包括教育和规制它们的公民的能力。因此,构建遵守能力必须被渗透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对属性。 (三)提高国际制度的效率 怎样使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呢?将国际制度深嵌进国内与跨国社会以及迎合人们对之影响国内制度的期许是合理方式之一。斯劳特认为,国际制度必须融入并正在融入国内社会,最好的例子是日渐增多的国际法庭。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机构往往是那些个人可以直接提起诉讼的机构,如欧洲人权法院。同样,wto争端解决机制中,ngos也能够对涉案国家或争议问题施加压力。如果允许个体进入诉讼程序,那相关的国际法庭在国内和跨国社会中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当然,国际制度的能量将取决于其成员国家的组成,或者授予其权限时国际关系的状况。 四、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所折射的学术意义 自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制度的作用重新被人们重视,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这似乎印证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场与观点,尤其是反映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态度方面。同时,国际关系学理发展史本身也似乎验证了自由主义有关国际法的看法的合理性,即自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贬到最低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出逐渐提高之趋势。至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之间对于国际法的态度或立场已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例如,现实主义范式中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在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问题方面与自由主义日益趋同;同时,经过自由主义者对观念的研究以及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努力,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也呈现出趋同的态势。虽然这种趋同只是一种努力方向或态势,但这毕竟证明了不同范式之间在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的问题上,正努力寻找一种“最小的共识”。 而且,自由主义学者巧妙地利用全球化这一对其有利的学术与实践环境,无论是“软权力”理论的及时提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都是自由主义理论繁荣与扩张,进一步强化其学术影响与地位的明证。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发展趋势,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在理论分析方面确实还有许多亟须解决或完善之处。以后者为例:一方面,自由主义理论应用于国际法研究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该理论的研究视角定位于自由民主国家所引发的。③虽然国际法学者可能看到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具体承诺,可以作为国际法得到遵守的一种解释,但问题是这并不能类推至国际法对所有国家都能够施加的约束,这种约束真正施加时是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导向为何的。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讲,国际法是国际社会中的普遍性法律规范,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必须揭示自由民主国家如何遵守国际法,也必须解释非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问题。如果过分强调自由民主制度和非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不良倾向:其一是对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悲观;其二是对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乐观。另一方面,斯劳特将欧盟法作为自由主义式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典型例证的做法也存在着问题。对斯劳特来说,欧盟法成功的关键是欧盟成员国的法院能把欧盟法当作超国家法而接受与解释。然而,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说,欧盟法并非典型或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确切地说,欧盟是依赖于一个国际条约而建构的国际组织,欧盟法却是自从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后逐渐发展而来的,依赖于该条约构建的国际组织所创造的一系列法律。因为欧盟法直接对成员国产生效力并且在很多案例中直接适用于成员国国内的民众,因此其符合自由主义理论所提倡的跨国法。然而,如果把它看成是国际法进一步发展的“范例”或方向无疑是具有误导性的,[4](p80)到目前为止其仍然只是国际法中的一种特例。此外,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许多假设仍然经不住太多的推敲。例如,对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有关有效的国际规则的前景期望,不能再仅寄予传统的仅仅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而是必须寄予跨政府规则网络(像巴塞尔委员会)或者由自由民主国家发起的“垂直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或组织(像欧洲人权大会)的假设并不牢靠。虽然晚近跨国社会规则急剧膨胀,但传统的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条约法也得到迅速发展乃至深化,至今我们还很难推断出跨国规则的效力是否已经超过传统的条约法规则。[13](p252)事实上,鉴于以上缺陷的存在,在西方国际法学界,跨国法的研究至今仍然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希望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对国际法更具有解释力,从而达到更接近国际法的“真实”的理论,其还有一个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同样,“软权力”理论的倡导者也面临这一问题。包括“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区别所在,两者的关系如何,外交实践中两者的比重或均衡,两者的矛盾或冲突的恰当解决在内的诸多重大问题,倡导者都必须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思考,否则其理论本身的自圆其说以及进一步深化,将面临很多的困难。当然,“瑕不掩瑜”,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以及国际法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期待的是,“软权力”理论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既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发展的一种契机,也是一种挑战。 放眼到当前的国际关系学,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后至今又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繁荣的时代。“最大现实主义”、“最小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软权力理论”、“世界秩序理论”、“全球化理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女性主义”、“第三条道路”、“新主权理论”、“新帝国论”等理论,不仅对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或前景作出了各自的分析与预测,也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作出了自身的定位。对此,我们始终认为:“多元化”的世界总是比“单一”的世界更为精彩以及更有生命力。每一种理论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观点分歧,对于国际法进行更为全面的认识是有裨益的,它们都为人们提供了从某一个侧面看待国际法的方法与机会。也许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人们最终会检验出哪一种观点或看法更符合实际,但从学理上讲它们都具有某种价值意义。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浅谈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范式 一、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最明显的特征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深刻而持久的动向。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众多,它主要指涉“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强。”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世界经济通过贸易、资本和技术的全球运动日益相互依赖,其本质是世界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与深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基础之上。资本的积累和对利润无止境地追求,要求资本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对此,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绘了资本在全世界开疆扩土的图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一百多年后,在资本的驱动下世界市场真正形成。南于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断积累,终于酿成矛盾的外溢,列强加剧对世界殖民地的争夺,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间的大规模战争重创了资本主义经济,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为应付国内危机,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国,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占据另一极。为了恢复和壮大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力,与苏联在全世界展开争霸竞赛,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与前资本主义霸主英国达成妥协,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安排的教训,形成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起来,并经历了持久的繁荣,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战后“黄金时期”。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主义国际经济制度重启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趋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战后新一轮科技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化,产业升级为国家间、区域间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无一不加速经济全球化。有分析将全球化的动力总结为科技革命的推动,自由市场的扩张和市场理念的普及。但究其根本,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驱使资本在全球奔走。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战后持久繁荣后,资本积累在国内的盈利空间极其有限,国内市场无法满足庞大的资本盈利要求,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已蓄势待发。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一种发展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企业借助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机制,通过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运动以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这无疑可以促进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大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经济全球化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传播,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发展机遇。 然而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另一张面孔,它是一把双刃剑,如若不洞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对经济全球化无条件地拥抱可能弊大于利。从经济全球化的重新驱动到加速发展,都可以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核心角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固然是资本逐利、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但是对国际垄断资本而言,它们从来不满足于坐等盈利机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经济意识形态从来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壮大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终于问鼎主流经济学宝座。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最好的催化剂。 二、新自由主义的兴盛之路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学术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经过40余年的锤炼和沉浮,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逐步取得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并最终主导英美国家的经济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在产生之初,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从早期的米塞斯坚定地反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力量哈耶克成立“朝圣山学社”、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形成及其后卢卡斯的“理性预期革命”,他们都是作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存世。新自由主义产生时是为了坚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它以彻底的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积极的政府干预,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为鲜明的理论特色。关于新自由主义,乔姆斯基认为:“它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古典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他们相信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在以资本牟利的市场中每个人会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总体利益。古典自由主义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鼎盛于19世纪。它是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反叛,主张经济的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对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干预。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力在英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也成就了英国19世纪的帝国霸业。然而古典自由主义并非万能的,它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公和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而后起的工业国家对英国霸业的挑战加剧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西方世界面临长期萧条和宏观经济不稳的经济难题,以“凯恩斯革命”为标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再坚守其自由至上的信条,政府纷纷出手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终结。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滞涨”危机使得凯恩斯式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效,“政府失灵”成为新自由主义批判的靶子。新自由主义以“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为口号,试图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荣光。它反对政府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总需求,调节经济周期波动;主张放松市场管制,给予企业最小的干预,自由经营,特别是消除政府对垄断企业的规制;反对高福利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新自由主义常常被简化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者无一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义,他们竭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主张保护私有财产、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并将它们作为最高的经济目标。 随着撒切尔夫人“别无选择”口号响彻全球和里根政府的执政,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最信奉自由放任的两大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官方经济意识形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的政策主张在英美得以实施,并开始了全球扩张历程,其实践的主要标志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推广。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关于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它主要包括十大政策工具,核心内容包括紧缩财政、减少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实施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等,它们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具体体现。作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的威廉姆逊声称,这十大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和调整,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由此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向全球不遗余力地扩展。 三、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兴盛之时正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跨国公司和金融垄断资本大肆扩张的时期。经历了长久繁荣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了庞大的财富,而战后新科技革命为资本扩张提供了优越的技术基础。而此时美国国内对垄断行业的种种规制让庞大的垄断资本在国内束手束脚,阻碍了垄断行业的发展。而对于渴望发展经济,尤其是缺乏资本与技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的正是他们所需,因而经济全球化浪潮为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最佳机遇,这些垄断资本自然乐意打着“自由”的旗号向全球扩张。此时经营自由、贸易自由成为了垄断企业的“自由”,而政府成为需要被规制的对象。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旗帜,以效率为利剑,以推进世界自由贸易与投资为己任,为经济全球化加足了“燃料”,有力地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特征之一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西方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顶端。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处于世界经济结构的末端,亟需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如此双方形成强烈的互补性。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大卫・科兹指出,全球化所表现的跨国经济活动的增强,使各国大公司一方面竞争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又可以较自由地摆脱国内限制。由于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国内限制的减弱,战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再次逆转,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加重,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空间增大。跨国公司自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它们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能获取最大利润的地方扎根,生产、贸易和资本流动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才符合其根本利益,它们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先锋实践者。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另一大特征是经济日益金融化。一方面,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金融体系进入利率、汇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时代;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致使石油价格在1973-1976年上涨4倍,石油出口国积聚了大量的资金,它们在欧洲市场寻找到出路,促成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繁荣。世界经济在金融化道路上一路狂飙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是十分契合的。正如大卫・哈维写道:“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经济金融化加速了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促进了世界贸易与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金融的全球化与自由化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国际投机经济,这些投机资本并不以实体经济为本,而是游走于各个资本市场以谋取高额利润,造成了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是促成国际金融危机的祸源。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代表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是建立在“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基础上的,他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发扩展秩序”,他主张彻底的私有制,唯有私有制才能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甚至于政治自由。对于全球化的发展也基于上述思想,新自由主义将其看作是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它的显著特点是“超地域性”,资本本性要求不断打破国家间的界限,实现社会空间组织方式的重组。 经济全球化并非如新自由主义的赞歌那般完美,“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非常不均衡的过程,倾向于再生产出新的和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等级。”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致使资本缺乏盈利机会。依据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的空间理论,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可以解决资本盈利问题,而剥夺性积累就是锋刃。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将公共资产、公共权利私有化,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家对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等等构成了剥夺性积累的主要途径,其结果是使财产和收入从社会大众手里转移至上层大资产阶级,从全球落后国家转移至少数发达国家。这种对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经济等级化、不均衡化的批判是深刻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塑造起新的世界经济秩序,问题是这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依据什么原则建立起来。“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在这个全球竞争秩序之中,必然有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的遵守者,以及对违规者的惩罚规则。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尽管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以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身份许诺的共同繁荣却终难实现。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全球扩张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表现。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领头羊的美国以新自由主义为武器实行“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建立起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例证了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而后撤离,导致该国货币贬值,造成金融市场的崩溃。它们包括1995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2001年土耳其以及2002年阿根廷危机。而危机之后的拯救则使本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借贷国融资有严苛的条件,这就是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一揽子稳定方案,这些“结构性调整”使得危机国家经济加重了衰退,贫富差距加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然而,伤人终将伤己。由2007年的次贷危机酿成的金融风暴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数家金融巨头纷纷向美国政府求援救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和反政府干预被置于九霄云外,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不攻自破。 四、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但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进入危机后“常态”,经济复苏的步履艰难,摆在世人面前的是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应该建立怎样的运行秩序,抛却了新自由主义式的另一种全球化是否可能? 中国发展的实践表明,超越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可能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同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也为世界贡献了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国家稳定、社会繁荣的“发展智慧”,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出现了繁复的阐释和解读。笔者主张通过分析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主张及其实践,探究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可能性。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主张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已是千疮百孔,重构世界经济秩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议题,其中探索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建立起公正合理、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应是重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内容。 (一)独立自主、创新进取――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基础 面对世界经济最显著而深刻的发展趋势,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坚持了独立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范式,而非盲从新自由主义倡导了经济全球化模式。有学者总结,“美国过去的成功是因为它并没有在本国实施新自由主义,而是使其他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从而导致它们的自杀。”中国不仅避免了“自杀”的命运,反而脱颖而出,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角度看,也是因为中国没有实施新自由主义,反而坚持了“被自由主义所竭力诟病的所谓的中国经济体制的‘落后性’,如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以及对资本自由化的有效控制等。”这些因素是中国成功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中国经济平稳、持久发展的有力保障。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利益的界定也随之变化,不管是利益边界还是利益内涵都会与前全球化时代大为相同。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经济活动的跨国化,主权国家的地位及其民族国家利益界定受到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制约。这种制约主要表现为,一是民族国家让出部分经济主权给超国家组织机构,二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治理。以国家汇率政策为例,一国的金融货币政策通常寻求三大目标:独立的货币政策;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在美元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蒙代尔指出,多数国家或经济体面临着“三难选择”,因为这三个目标逻辑上和操作上互相矛盾。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只能在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以及资本管制这三种汇率制度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见对民族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保持国家政策的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会失去其独立性,沦为主导国家的经济附庸甚至政治附庸。 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拒绝经济全球化,更非关起门来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重要的发展动力,实现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其内涵主要包括主动创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与华盛顿共识相比,“北京共识”的灵魂核心在独立与创新,而非某个政策主张的不同。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最终只会成为教条。只有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改革与开放,以创新制度与技术为发展动力,实现自主式发展。主权国家仍旧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时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捍卫国家利益,唯有此才有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动力。 (二)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标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当今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国际间贸易与分工,深化参与国家的对外开放,有力地提高了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各国受益是严重不均衡,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存在分明的等级化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经济、政治、科技的绝对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区域,掌控了价值链的分配权。这就造成了经济全球化体系的一端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和支配,另一端是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和依附。这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宗旨相违背,也会严重损害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主张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才符合各参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真正联为一体,大家同住“地球村”。各个参与主体以平等、尊重为前提,彼此和平共存,以非零和思维实现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要素自由全面流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动力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因此,实现资本、贸易、技术和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跨国自由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根基,也是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旨所在。然而,以“三化”著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未做到这一点,开放市场方面,发达国家使用双重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常常以非关税壁垒等形式保护国内市场,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因此,实现全球经济要素自由而全面的流动仍旧是经济全球化的努力方向。 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是实现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一个逐渐积累的结果,这突出表现在世界经济过度金融化导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以及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美国作为国际金融自由化的主导者,以美元霸权为支撑,形成借贷消费的巨型债务经济,最终引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美国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分别是18.4万亿和21.1万亿美元。资产是GDP的1.3倍,负债是GDP的1.5倍,但对外负债净值占GDP的19.4%。可见,金融一体化进程过度超前于经济一体化进程,会加大经济全球化的运行风险,因此国际社会需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使之适应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速度,防范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扰乱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失衡的另一问题是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国际分工主流形态从早期的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核心,产品的各增值环节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创新理念和品牌价值,掌控营销渠道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主导地位,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母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它们在全球的经济布局造成了”服务一制造”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艰难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发达国家开始重启制造业,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问题。 总之,实现要素全面自由流动,争取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才能夯实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根基,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驱动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奠定坚实基础。 (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运行的制度保障 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超越一国边界成为跨国甚至跨区域活动,由此造成了诸多的全球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国家间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国际合作、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一体化建设,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这就促使了全球治理的出现。 然而在全球治理应本着怎样的原则构建怎样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巨大的分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然而却存在重大弊端,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中的治理霸权、治理缺失两大难题。霸权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统治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创立的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广泛的认同,秩序的运行依照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确保主导国和统治阶级能够继续保持它们的无上地位,同时又给弱势团体以一定的满足或得到满足的希望。”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体现出美国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先锋,然而却是败绩累累,成为治理霸权的最佳例证。其后有学者总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原因时指出,“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制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或者没能对其加以反应,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种种弊端,新兴经济体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这本身是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努力。 在全球治理中,一方面表现为治理霸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治理缺失。“某些国家失去的,并未被其他的国家所得到。各国政府权威的流失,已经造成了―个很大的无权威空洞,这个空洞或许可以称之为‘无治理’。(ungovernanee)”这种治理的空洞可能是治理主体的缺失或者不明确,也可能是治理主体之间因为矛盾分歧无法达成全球治理共识和行动,同时全球治理又“是由无数的,准确地说是成千上万个具有不同历史目标、结构和进程驱动的控制机构构成的”。在民族国家为核心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国际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主权国家的让渡,当经济全球化要剥夺许多国家独立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财政政策时,国家被迫在经济竞争和保护社会安全网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全球治理就面临巨大的约束。因此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始终是它面临的首要问题,构建公正合理而充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解决与日俱增的全球问题,仍任重而道远。 在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程中,首先需不遗余力地反对美国式的制度霸权主义,同时为其构建坚实的政治基础。各国以平等互利为前提,本着责任共担,权利共享的原则,依据各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唯有此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质浅析: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 要: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实质及危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当代中国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政治经济学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当代中国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端演化与发展。在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以来,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在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震撼了全世界,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出现了。凯恩斯面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所陷入的严重危机,主张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将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从此,国家干预主义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大行其道。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滞胀”局面,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面对这种新现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趁机抬头,并一跃上升为主流经济学。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就来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该学派的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极力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国家干预和经济计划会损害效率。他甚至主张货币发行权也应由私人银行承办,不应由政府垄断,政府介入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持类似观点,他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就可以稳定发展。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理论基础,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认为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的市场能够产生自发的秩序,市场不会强制人,效率和效益也都极高,且带来合作。” 二、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我国的蔓延“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出现的变革客观上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滋生和流行提供了物质条件。 下面笔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细致的分析,以阐述其本质和发展逻辑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 1.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所有制结构单一,是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试图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但事实证明,这种所有制结构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束缚了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阻碍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状,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思想,即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他们发展。”这样,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支持下,非公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30多年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局面。应该承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这种所有制结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问题就会走向反面。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看,国有经济所创造的产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78年的56%,降至1998年的41%,再降至2010年26.6%;非公经济则由1978年的1%上升至1998年的21%,再升至2010年的62%;从就业人数上看,国有经济的从业人数从1978年的50%,降至1998年的27%,再降至2010年的19.2%,而非公经济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从1978年的10%,升至1998年的30%,再升至2010年的62%。目前,公有制经济成分无论产值还是从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还在进一步下降。 所有制及其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乃至政治制度的基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所以,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迁而跌宕起伏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领域发生的变革,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 2.新资产阶级(或视为私营企业主新阶层)的兴起。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1956年公私合营时,中国私营企业只有16万户,雇工250万人,资产33亿元。到1978年,我国有工商企业670万个,工业总产值4067亿元,国民收入3010亿元,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4488.2亿元,流动资金2853亿元,职工9499万人。2010年私有企业的个数、产值、资产和雇工人数分别是1978年的122.1%、481%、79.1%和96.6%。 2010年,私营企业雇工9183万人,形成产值17.7万亿元;工人工资报酬约8264亿元,平均每个工人年报酬1.08万元;企业利润11131亿元,平均一个企业利润136万元,每个私营企业主获利68万元,每个企业积累资产216.5万元。每个私营企业获利是一个工人收入的124.9倍,每个私营企业主获利是一个工人收入的61.9倍。从24.85万个私营工业企业看,2008年其总利润是8301.1亿元,每个企业获利337.6万元,每个企业主获利168.8万元;拥有总资产7.58万亿元,平均每个企业资产3086.3万元,每个企业主资产1543.2万元。这些企业雇工2871万人,平均工资17076元,平均一名雇工为企业创利润34831元,创资产26.4元;每个企业纯收入是劳动者的144倍,每个企业主纯收入是劳动者的72.1倍,剩余价值率高达216.6%。 私营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工人的收入,这是贡献。但是,工人的工资是工人自己创造的,他们创造的绝大部分大于必要劳动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了,形成利润并转化成新的资本,使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收入差距是在财产差距基础上形成的。私营企业主的收入由于剩余价值积累而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仅限于自己创造的必要劳动部分,这就是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 由此不难作出判断: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特征和相当经济实力及经济基础的新的社会人群在我国已经形成。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拥有10多万亿元作为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有财产,拥有的资产总量达到国有经济资产的1/3左右;雇工7000多万人,雇工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60%以上;其经营的企业遍布城乡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主要生产流通领域;每年获得的剩余价值量超过1万亿元,利润总额与国有经济不相上下。人均拥有的财产和纯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100倍以上。私营工业生产能力约占全国工业的1/3,总产值在GDP中约占2/3多。 (二)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意识形态背景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除了上文提到的物质基础,还有意识形态的背景。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有其相对独立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去占领;总之,一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总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总要先做意识形态上的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相交融,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非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激烈交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在理论界,新自由主义一度颇为流行。 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实质和危害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不过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翻版,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唯心史观。对当代中国来说,它的传播所带来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渗透至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周新城认为,“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出现的,它是对私有制的否定。”他同时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不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是指导我国改革的邓小平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分歧之一。不能认为我国的改革是由新自由主义指导的,更不能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否定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作为既定的、无需论证的前提,由此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由此得出私有化的必要性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在对待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不允许新自由主义者把这些方针政策朝私有化方向解释。” 陈岱孙认为,西方国家竭力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西方国家向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隐蔽经济战”。 四、目前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事实表明,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陷阱。邓小平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在“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影响下,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种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麻木不仁、人云亦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这是需要警醒的。 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必须坚持确立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绝不能搞多元化。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很复杂,有时甚至还会发展很尖锐。对于鼓吹私有化的观点不可听之任之。 当前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是决不能放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私有化、私营经济为主体则会使社会的性质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从而危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才能解放、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李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北京 100000)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质浅析: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 [摘 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定以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历程中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由主义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尽相同的,大致可分为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通过对各个阶段代表性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进行探究,从而梳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还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历程。 [关键词] 自由主义;历史演进;经济思想 在西方国家重视并实施市场经济的近300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关注。我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下,完善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尤为重要,梳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我们借鉴其合理经验理论、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形成了主张重视农业生产、经济放任自由的理论思想。色诺芬在其代表作《经济论》中最先提出“经济”一词,这里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视农业生产,初次探究了劳动分工的现实意义。玛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将农业置于一切行业之首,奉劝奴隶主应该经营土地、从事生产的行业。他强调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重要技艺。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反对专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主张经济自由为核心,这一阶段以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经济表》中提出国家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应当取消,行会制度、工业法规的实行也是没有必要的,应该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他对于工商业的自由竞争理论,就是他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直观体现。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其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主要强调了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对市场的作用。他反对国家做出干预经济的政策决断,主张自由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会自发地促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资源会得到最优配置。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只有商业自由,才能够实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个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国家才能更高效地发挥资源禀赋,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较成本学说就是倡导各国应分工生产对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产品,以实现互利共赢。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至今仍是各个国家推行的贸易准则。 让・巴蒂斯特・萨伊不仅仅继承并发扬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统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萨伊定律”等无不体现了他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可和推崇。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市场会自发地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旨在论证供给会创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凭借市场机制自发地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旨在强调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其发扬了边际主义的理论思想,以供求为载体,弘扬了自由主义思想。马歇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强调自由竞争,提倡自由竞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他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生产要素投入和消费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以马歇尔作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论分析均是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凯恩斯所提倡的干预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他强调的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市场的自由运行提供调控和指导。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派众多,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是伦敦学派,以哈耶克为理论代表。广义的主要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等等。下面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进行论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确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或者计划经济的实施,会使经济发展收到制约,会导致国家权力专制,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的认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摒弃。他认为市场就应该是自由放任的,强调自由的市场、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和垄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前提条件,认为只有独立的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才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为核心基础,哈耶克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罗伯特・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在《预期和货币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张,强调市场自由运行、提倡经济自然发展。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不应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就越繁荣。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崇尚市场自由放任 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能够长期稳定的通过自发调节得到发展,市场利用配置的资源完全可以规避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二)完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保证政策的适宜性和连续性 政府为达到短期经济效果而做出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带来影响范围更广更深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带来更加棘手的经济问题。(3)提倡政府应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由水平为政策目标。政府通过强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行经济调控,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站在货币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对经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市场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程度。他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造成经济的动荡和不平衡,政府不应该试图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自由运行,应该首先保证货币总量的稳定。货币总量能够以稳定的态势持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价格的稳定就会带来整个市场的稳定,促使经济稳健地增长。他认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唯一的手段就应该是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稳定市场,而并不是靠强硬的政策企图实现短期的经济效果,例如调控失业率以及物价水平等等。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核心即为推崇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我们要客观的分析,考虑到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我国进行政策制定应借鉴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规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发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质浅析: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比较 摘要: 古今中外提出的各种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理论都绕不开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自由主义在中国与西方呈现的特点也不同。本文通过对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做比较来分析自由主义中西方差异。 关键词: 老子;哈耶克;自由主义;无为而治;自发秩序 一、宏观调控机制之争: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是经济学中争执不休的一个永恒主题,即对经济活动有效运行这一问题是选择市场还是选择政府。在经济学史发展历程中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有三次交锋:古典经济学与重商主义之争,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之争和新经济自由主义之争与新凯恩斯主义之争。同时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也有各自的发展阶段。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指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确定了市场可以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政府在经济中是无为的,政府只要做好“守夜人”就可以了。之后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呈现出由高潮到低潮直到再度复兴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假设的主观性。西方自由主义假设社会中的个体都具有理性并且是完全理性,而市场的常态总是出清的。此假设没有考虑到人总是在某种社会关系中,即使只考虑经济领域,人们也会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生产关系,并且各个个体处在不同的生产地位。这一现实经济事实是难以忽视的。二,浓厚的个人主义倾向。西方自由主义认为个体的经济行为动机都只是追求自身利益并且从不会有利他的行为动机。这一假设在根本上还是将人剥离与现实社会,个体不仅是经济人,还同时是情感人,社会人。个体的经济行为可能多数情况下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可同时他会基于情感而作出利他利己甚至是利他不利己的行为。三,“看不见的手”足以调节市场经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认为市场调节机制是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由调节会是市场自由竞争并实现市场出清。不再需要其他调节方式横加干预,其他调节手段只会使得市场变得越来越糟糕。 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是指主张扩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反对自由主义对经济无限制的自由放任,同时限制私人经济发展,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国家干预主义最初表现为欧洲封建社会时期的重商主义,以当时的英国为代表。在当代则集中表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罗斯福新政”背景下,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书中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并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通论》的出现被称为“凯恩斯革命”。针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保障经济理论――有效需求理论。 二、中西方自由主义之别:善因论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倾向在中国表现为善因论。善因论源于先秦道家的无为而治而成于西汉的黄老之学。老子最先提出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靠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战国时期的齐国是黄老之学最兴盛的地区之一,西汉初年黄老之学再度兴起并成为官方提倡的思想潮流与治国方略。善因论由西汉司马迁提出,核心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对春秋战国以来的道家“清净无为”黄老之学进行了一番理论总结,使之上升到理论体系的思想高度,并使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宏观治国思想,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次理论总结。 中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有着相似的思想核心和理论假设。两者都强调经济活动有自身的规律因而要遵守它的道规律);都指出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经济性的前提;都认为人民利益的实现对社会总体经济运行和秩序正常运转的重大作用。同时,中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又有着明显的差异。两者立场不同:善因论是从实行统治者政权的长久的立场出发的;西方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应尊重体现自然秩序的人的自然权利,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能力。两者方式不同:无为是通过统治层的自律示范作用来实现的,希望统治者以个人能力寻找经济活动的道规律),对于统治者的权利却没有有效的限制方法;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是在民主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相比之下,中国的自我约束难以长久有效的持续下去,而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则更有可操作性。 三、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思想核心 (一)老子的无为而治 老子哲学的基本格调是倾向于自由放任一派的。老子认为道,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操纵着经济的运作和发展。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但是,他也并非完全反对国家干预的,只是“看得见的手”在作为的时候要遵循“无为”的原则,而不能违反“道”的精神,那样就会“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把事情做坏。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没有任何的行为,他暗含的意思是不胡乱作为。不仅不能胡乱作为,更应该顺应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按规律,按规矩办事。其次,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等待甚至是听天由命。 (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指,社会制度不是以人的有意识的理性行为而设计出来的。通常有意识的设计的社会制度最终将极有可能带来更差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哈耶克的论点最鲜明的特征正是,所有演化而成的秩序可能不见得都是可取的,或者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但是哈耶克更侧重了秩序的自然演化可能会具有比较优势。在哈耶克的眼中,所有经济问题的解决最终都是通过某种协调体制来实现的,我们所在社会现象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结果。 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论证的一个重要基点,来自于他的知识论。他认为,知识在本质上是根植于社会价值之中的,但社会行动者并没有准确意识到这些知识的社会价值。哈耶克认为,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知识的主要形式,而那些可辨识的共同知识则在本质上是个次要的形式,它们以分立的形式存在于不同主体的大脑中,并随时跟随社会现象的变化而变化。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的行为规则可以分为两类:天生的遗传的)和习得的文化的)规则。前者通过生物演化形成,而后者则通过后天教化形成。哈耶克认为习得规则的演化要快于天生的行为规则,文化规则的集合包括了支配社会的所有价值。行为规则的变迁是个长期选择的过程,哈耶克试图通过演化概念来表述自发秩序原理。在他看来,演化过程促成了对那些最好的行为规则的选择,而自发秩序正好表现为演化过程的结果。但哈耶克在展开这一思路时也意识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文化演化与生物演化是否等同?他区分了二者在三个方面的差异:1)文化演化涉及习得规则的传递,而生物演化只涉及遗传规则的传递;后者无法通过学习和模仿获得进化,因此文化演化快于生物演化;2)文化演化跨越了亲属和血缘的界限,可以在家庭和种群之间传递;3)文化演化主要通过非亲缘的同种群体选择展开,而生物演化则必须通过亲缘展开。范伯格在评价哈耶克的文化演化观点时指出,文化演化与生物演化在“过程变异”和“适应性选择”方面存在共性。但需要明白的是,哈耶克认为自发协调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利用分散的信息,而组织却无法有效利用这些分散的信息。因为任何形式的组织都不可能是全能的,及时的,准确的获得并处理这些分散的并且处在变化中的信息。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良好的秩序需要建立在合适的行为规则基础之上。而市场正是这样的经济秩序,他做为一种自发秩序,能高效恰当的运行主要依靠于合适的主体行为规则的指导。而市场机制本身就会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及竞争机制对市场运行中的个体行为做出规则,这样市场机制才能正常运作。 四、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比较 (一)个人经历 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老子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由“道” 而展开的。 “道”不是人类能直观感触得到的。当这个“道”不与人生发生关系,那么它就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罢了。虽然老子的哲学具有强烈的形而上的浓厚色彩,但是老子最最关心的还是与政治经济相关的问题。老子是典型的综合思维方式,从面及点,从哲学角度观察世界万物及各种联系。万物各有其道规律),顺其道、无为即为。这样的哲学观点影响了他的经济观,他的经世治国方略也是无为而治。 哈耶克从反对自由的干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棋手;从经济学角度不断扩展,到法学、政治学、再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他的视角不断扩展,由点到面。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其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继承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即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人的自主。这种自由是全方面的,要想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就要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因而,哈耶克眼中的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哈耶克认为经济研究的主题还是这种“自然秩序”。因此,哈耶克认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不是经济福利,而应该是人的自由程度。哈耶克特别反对把经济福利作为理想社会的唯一标准。哈耶克认为理想社会是通过法治实现的。 (二)时代背景 老子所处的时代正是诸侯混战,统治者贪求无厌、肆意放纵,违背自然规律。周朝衰微,诸侯争霸,分封制开始瓦解。土地制度开始向私有转变。井田制瓦解,经济有了发展。战争让人民民不聊生,小国寡民的社会虽然老死不相往来比较消极,但不否认这样的社会很平静,很美好。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哈耶克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游学欧美各地。一方面受到奥地利学派影响,另一方面随着他的学术生涯的累积和人生经历的丰富,哈耶克的经济观站在了人类的视角,站在了时代的视角。同时,哈耶克亲历了世界第一次大战并且在二战中自己的祖国被法西斯国家侵占,所以他痛恨战争、强权,一生追求自由、和平。他的自由思想渗透在他的各个研究领域,各个著作中,尤其是《通往奴役之路》。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工商管理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工商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本文将以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着手点,针对目前市场经济中工商管理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从而提出在市场经济中将工商管理有效运用的具体措施,希望能够在理论等层面上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工商管理;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基本内涵 0引言 工商管理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产物,能够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同时,市场经济也是工商管理工作实施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市场经济发展足够好,工商管理工作的价值和作用才能够得到凸显。本文进一步探究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此在探究过程中发现并且寻找相应的规律,促进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更好地发展。 1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事实上,工商管理的存在是为了规范目前市场的经济秩序与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统治秩序,能够进一步在趋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实施宏观调控,促进资源得到更为优化的设置。而市场经济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产生的必然结果,并且针对市场趋利性的基本特性而言,其也是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体制建设的必然发展需求[1]。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内在联系,二者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若是没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更没有工商管理存在的必要。但是缺乏工商管理行为,经济发展也就缺少了管控能力与自律能力,很多市场经济行为都缺少相应的管理与监督,而市场经济在失序的情况下是不能够正常顺利发展的。所以有利益关系的存在,就会导致市场经济中的不同对象之间存在纠纷,这一点是由市场经济趋利性因素所导致的。而工商管理能够以相对权威的角度,根据目前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根据所设立的工商管理办法以及工商管理制度,对不法商贩以及不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与责任管理,最大程度上对我国的市场经济进行维护。这些都是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只有正确认识了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二者之间的发展规律,才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开展工商管理工作,落实好工商管理工作。 2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为了加强对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行为的监管,设立了一定的工商行政等部门来进行相应的工商管理工作,但是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工商管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使得目前的工商管理依然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首先从工商管理的制度层面上进行分析,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方向,很多工商管理制度已经不能够满足多元化的经济行为需求[2],所以其基本管理行为与管理体系都不够完善,缺乏相应的执行力,同时也不能够满足目前社会发展需要,在基本管理与管控观念上面临着改革与更高的挑战。工商行政部门如何在明确目前经济发展现状的同时,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观念的转变也是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的首要工作。另外,工商管理是一种较为宏观的管理行为,所以想要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行为就需要从根本上完善管理组织结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工商管理的组织结构并不能够满足工商管理工作的需要,不合理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目前工商管理执法能力的提升,使得工商行政部门的大多执法行为不能够落实到位。比如地方政府与工商行政部门之间的直接冲突,阻碍了工商部门进行相应的行政行为等。除此之外,在工商管理实施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政府在进行工商管理方面的人才招募时很多都不是走常规的招募程序。所以致使目前工商行政部门缺乏相应的人才[3],并且没有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来促进其自我能力的提升,所以目前的管理人员普遍没有树立正确的工商管理观念,不能够正确认识到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这些都是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只有在明确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才能够针对问题进行相应的改进,以此促进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的共同进步与共同发展。 3在市场经济中优化工商管理运用的具体措施 3.1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 想要在市场经济中优化工商管理的实际运用,就需要在了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事实上,工商管理制度在1995年就已经得到初步建立,即《工商行政管理暂行规定》[4],经过近些年不断的修订,也在具体的工商管理组织结构与管理职责上进行了相应的划分与明确。社会发展迅速,很多经济行为已经不能够用传统的工商管理制度去进行约束,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实施的过程之中,工商制度规定的《广告管理条例实行细则》中就有部分内容与其不符。所以国家之后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促进工商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所以,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因此从制度方面着手,才能够为落实工商管理工作奠定制度基础,从而提升工商管理行政行为的执行能力。 3.2在工商管理进行中完善管理组织结构 在工商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完善管理组织结构,有两大益处,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监督,扩大监督范围的同时也能够增强监督力度[5]。另一方面有利于内部管理的和谐发展,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行为,促进工商管理行为的顺利实施。所以在完善工商管理组织结构的过程中,需要与地方政府的其他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机制,良好的沟通是一切管理活动进行的前提。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很多工商管理行为都难以落实到位,所以建立良好的合作管理并且完善管理组织结构也是目前工商行政部门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3.3提升工商管理团队的综合素养 在关注一些工商要闻时,一些工商管理行为不能够落实到位很大程度上与执法人员的综合素养有关,所以为了顺应目前社会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工商管理团队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充实自身,提高整个管理团队的综合素养。比如目前网络的发展也在不断壮大,想要落实工商管理工作,还需要提升网络监管能力,从而进一步维护网络市场秩序[6]。在近期的工商管理中也提出了“增强四种意识,更加高效维护网络市场秩序”的口号。所以工商管理团队需要从多方面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和水平,比如电子商务消费维权、防范利用预付消费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如何去加大消费维权工作力度、去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等,这些都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工商管理团队提出的挑战。 4结语 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商管理行为仍然存在着不足,使得目前的工商管理工作还不能够满足当前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需求,我们需要在明确市场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通过管理组织结构的完善、工商管理者素养的提高以及工商管理制度的优化等多方面加强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中的有效运用。 作者:刘冀 王骄洋 杜恺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高职艺术设计教育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市场机制的成熟与完善,科技教育文化已经完全融汇到经济一体化当中,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成为探讨的话题。国内艺术与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学生每年数以万计,其中大中专毕业生,这主要是在广告,包装设计和室内外装饰设计等行业中。高职艺术设计专业的教育大多承担着室内外环境设计与施工,广告行业的人才培养任务,但在职业教育中的艺术与设计专业的学生与生产能力的经济需要相缺乏,艺术设计教育的高职院校之间的差距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然而现代产业需要的是知识面广泛,能力强、适应能力优等各方面的素质,而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角色转换过慢,是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无法操作,能力偏低,实践操作非常薄弱,职业能力素养相对较低。因此,找到合适的科学的改革,艺术和设计人才的培养和合理的互动方式。 关键词: 高职教育;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市场经济、互动 一、高等职业的的作用 高职教育的培训与其他教育不同。高等学校是国家创新的主体,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扮演者特殊的角色,和培训机构有着不同的地方。培训是由社会上的机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专门的训练。英文training也说明培训是一项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而教育是由教育机构有计划和有目的的培养活动,是传递社会经验的手段,是培养人的一种现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类型是不同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的类型的鲜明特点,然而职业培训是一种社会性的学习活动。职业培训是按照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对需要培训的人员进行训练,根据学员的身份进行训练。 二、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几年来,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依据高职人才的培养要求,结合学院的“六双”人才培养模式,并采取“123”人才培养运行形式,即:“1”,是指紧紧围绕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宗旨的“1条”主线。“2”,是指采取校内、校外“2者”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方式。“3”,是指“3个”阶段层次,第一阶段是在校内的四个学期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把学生的理论知识打扎实,动手的操作能力有稳步的提升;第二阶段是实训阶段,参考真实项目案例,结合项目进行教学,强化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实践能力。第三阶段是就业前的实习阶段,通过到实习公司和企业进行学习,获得较为真切感受的经验,让学校和企业的“零距离”对接。 2)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根据专业职业岗位及岗位群的要求,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即在前四学期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内容过程中,对于职业能力通用的专业及专业基础知识,用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等知识模块满足不同学习者需要,构筑专业基本能力平台;第四学期末集中2个月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高职艺术人才的互动性 互动模式是市场经济产生后最经常使用的词语,大的范围包括社会运行的领域,如生产、物流和消费。小的范围指的是人民的日常生活起居等。 1)实现教的互动。 教育目标的培养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对于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如何实现国家教育总目标需要进行探索。目前而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要符合社会需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建设。1 2)实现学的互动。 培养良好的创意思维是高职艺术设计的教育核心思想。在原有的教育理念限制了创造思维的培养。创新艺术设计具有一定批判性,灵敏度、流畅度和原创性是它的主要特点。“灵敏度”是指具有某种敏锐的观察能力,洞察事物的分析能力,从专业的视角,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原创性”是指用创造性的思维进行的创造活动,没有抄袭和模仿。 3)实现研的互动。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生产、建设和管理的应用人才。因此离不开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实现校企合作,充分合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创造出具有模范式的实习基地有校内和校外两种方式。校外实习基地是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过门石,校外实习基地的有效建设,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实践教学有着强化的作用。 4)互动的形式。 在当下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面化中,高职教育要符合国际标准,找准发展的形式。糟糕的设计、抄袭和雷同的设计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更会带来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使得设计水平下滑。高职艺术设计人才要加强危机意识,建立起良性循环模式。只有这样,发展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才符合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高职教育道路。2①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不是简单的双证重复性的叠加,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对“双师型”教师的标准界定为:具有讲师(或以上)职称,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任教师:一是有本专业实际工作的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含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二是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在企业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能全面指导学生的专业实践实训活动。所以只有教师具有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提升,才能名副其实的建设双师队伍,对于学院的发展起到真正的帮助。②产、学、研一体化。产、学、研深入整合。目前高职设计教育忽视高职教育的社会属性,忽视了专业领域的研究,忽视了新科技的方面。在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方面显得尤为不足。高职设计教育的培养教育不能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要加强之间的有效链接,建立于经济密切的横向关系。建立合作办学机制,使得学生在学习时就能实践操作。让学生的作品和成果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四、总结 着眼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向着“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必然选择。随着信阳经济的快速崛起和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艺术设计要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形成互动。信阳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应着眼于实际,并关注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探索符合学校和社会的各面的需求,调整出符合实际的教学模式和结构,适应新的学生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体系,创新教学手法,打造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产、学、研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出具有学校型和社会型的综合素质团队,通过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思维的发展,探索多样化的管理方式,解决高职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在教学中更加有针对性,为市场经济的快速腾飞注入新鲜的活力。 作者:翟翌辉 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行业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将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发挥不同经济体系的最大化作用,禁止出现经济不协调的情况。房地产经济隶属于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变化对房地产行业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存在干预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则必然会增加管理难度。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强化市场管理力度,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 一、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 针对经济发展形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必须及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明确后续干预形式的要求,进而探究切实可行的发展措施。以下将对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价格和价值出现不协调 根据房地产价格形式和价值形式的变化,必须及时对价值形式进行分析,基于已有控制机制的特殊性,如果出现价格过高的情况,则必然会扰乱市场秩序。近些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变化比较明显,甚至出现泡沫经济的情况,和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是相反的,因此很难保证房地产经济的有效发展,减少经济风险。 (二)干预形式不合理 基于已有发展形式的特殊性,要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形式,避免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在后续干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形式有重要的作用,必须制定合理有效的干预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干预机制不健全的情况,无法在第一时间对市场发展形式进行了解,进而出现控制形式不健全的情况。 (三)资源应用不合理 房地产经济处于开放式管理形式,在实践过程中必须灵活应用资源,体现出资源应用形式的要求。在具体控制过程中存在土地规划形式不合理、开发形式不合理的情况。由于我国资源比较少,人均占有量少,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处理能源矛盾的问题,使其适应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 二、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及时对经济形式进行调整,使其适应协调发展形式的要求,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以下将对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分析。 (一)调整房地产商品价格 根究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在后续控制阶段,如果不及时对其进行控制,则会出现经济泡沫的情况,增加市场经济的风险。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及时对房地产商品价格进行调整,强化控制机制。控制控制好房地产商品价值决定价格市的价格并不说一定要强制性将房产价格降下去,应该按照房地产商品的价值制定相应的商品价格。房地产价格过高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明确价格变化形式,调整工序矛盾,及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整,保证房地产市场处于稳步发展的状态。 (二)强化金融监督形式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对整体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整个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房地产经济进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形式采用的是大规模发展形式,为了避免出现价格控制不合理的情况,必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相关部门要及时对房地产企业的信息进行了解,提升监控管理力度,及时对贷款机制进行调整,进而保证资源的合理应用。在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存贷形式进行分析,灵活应用资产形式,降低高风险贷款风险,保证市场经济和房地产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进行经济转型 当前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控制不当必然会出现转型机制不协调的情况。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发挥主导性作用,应用杠杆经济原理,鼓励相关房地产企业应用智能化发展形式,此外对购买的住宅区进行环保设置。如果存在控制不合理或者经济发展机制不明显的情况,则必然会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此外房地产建设形式必须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和市场经济发展保持一致的步调。如果房地产建设不能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则必然会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 (四)合理应用激励政策 基于房地产设计形式的特殊性,在后续干预过程中,则必须从现有发展形式入手,结合后续控制形式的要求,合理应用激励政策。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战略发展目标,制定合理有效的经济发展形式。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要及时调整贷款形式,吸收更多的购房群体对这种住宅的关注。实践证明,政策的激励政策势必会带动房地产经济向着低碳经济的转型,工作人员必须在已有设计基础上,调整经济发展形式和干预机制,使其适应整个发展形式的要求。 三、结束语 近些年来我国房地产经济取得了突出的进步,为了调整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和市场经济干预形式,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对控制机制进行分析,控制经济发展形式,采取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形式,必须发挥房地产经济的最大化作用,带动市场经济发展,重视转型发展机制的要求,及时对其进行总结,对房地产经济加以控制,这样才能发挥出房地产经济的积极作用,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同步发展。 作者:王威 单位:包头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服务局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市场经济研究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特征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立足于阶级社会本有的特点,而不是将他的研究基础直接划归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里。比起以往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像那些只在经济知识范畴中游走的经济学家们,因此,对于那些“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的经济学家,他们又怎能将人性问题科学地在经济学领域中发挥出来,即使像斯密那样对过去的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使得“时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的确,这样的进步是有利人类社会的,商业中应当存有人道意识,这样会缓解人们之间因为激烈的竞争而出现的人性危机。但是斯密的理论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商业运作本身的缺陷,也就是说,商人的目的最终是回归私欲的贪婪之中,这是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经济学研究的进程比之过去其他阶级社会时期都要进步,这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一种结果。但是,“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这样就脱离了对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正确理解,即“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于客观事物的把握程度是全面的,并且把经济学的那些意识形态很好地做了一些转化,至少超出了一些伪善的表象,还原了发生在阶级社会,尤其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那些真实意图。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客观性存在于一定的结构基础上,这种结构基础主要表现在他将一种人格性关照到了经济研究领域,而不只是将经济学视为纯粹的知识体系或是一类意识形态。例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俨然会失去平衡状态,这涉及到了生态环境、能量资源等问题。人类生产行为本身就是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和谐,特别是在工业生产大步迈进的阶段,这种对自然界的干涉甚是严重。因此,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基础研究中,资源问题的出现就已经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面对这种本有的缺陷,人的生产行为本身应当有所注意,因此,关于资源的应用问题就是一个与人密切相关的范畴,包括马克思以后的人类对生态问题的反思都与资源的利用行为有着根本的联系,最为突出的联系就是人为因素。在人类社会生产最基本的环节中就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界存有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经济学自然而然的就要赋予人格化形式,证明经济学体系也是处于一个有机体中,而绝非是人的某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除了这样的基础外,异化劳动本身的存在又成为了马克思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个事实,而且人也因为经济行为进入到了经济领域,使得经济学研究范围就被赋予了人格化形式,即它的研究导向以及研究目的总是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相结合,同样也始终没有离开过对于人的利益的关注。这是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基础模式,他选用这样的基础作为他研究的视角,自然要进行全面的了解与分析,从这一层面上也证明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研究有着必然的准确度,即科学性。 二、市场经济意志的形成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马克思对于商品交换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也是他的一个基础性研究,即“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另一方面,在对商品交换过程的阐述中,对于商品所有者的确立是说明了市场本身存有的伦理性,虽然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表现,但是人们的经济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被归结在这个市场范围内以及被制约着。另一方面,对于商品监护人来说,由于商品自身的限制,商品需要监护人,并且监护人“必须以意志寄存在这种物内,并且以这种身份,发生相互的关系”,因此,商品交易的过程就是实现了交易者彼此的利益,“他们必须互相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它总归是在契约的形式上——是一种意志关系,并在其中,反映出一种经济关系来”。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就被人们的经济意志所支配,这样的经济意志致使人们之间的经济权利通过买卖关系实现,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契约的形成。人以各自的经济意志代表了商品实现其价值,以人的意志将自身与商品的关系确定为人是商品的所有者,并且人们之间通过各自的经济行为来完成交易过程,因此,市场本身的性质就是具有人格化的,即“经济舞台上的人物,一般是当作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商品自身没有意志,表现出的是完全平等性,而人的意志却致使商品之间出现了不平等,这也就是商品与商品所有者的一种差别。商品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自身的经济意志,使得商品产生了外在化缺陷,即人自身的需求差异推动了商品交易的形成,也就是商品才可能进入市场被交易,从而人的经济意志也就是市场经济意志的体现。就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即商品的有用性是人产生经济意志的对象。每一个具体的交换行为又体现了买卖双方对同一商品不同利益的所需,对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上;对于非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是其使用价值。因此,商品的价值是促进整个商品交易的基础,这既是商品存在的价值体现,又是人的经济意志产生的条件。整个的商品交换基础就是人对商品的需求以及人们彼此维系的买卖关系,这也是市场被人的经济行为所确立的基础,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也就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交易中达到了彼此利益所需。但是,市场经济意志不能只是在经济学意识形态下去继续维持,即依靠表象的特征将市场本身视为一种机械化体系,一味追逐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一般状态下是将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商品交易本身的人道存在与需求。商品交易过程体现的人道需求的基础是维持一种平衡性与合理性共存的状态,其意图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达到交易者彼此之间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接近最大化,而不是单一地去实现某一方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交易出现了只能实现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其中就显示出违背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尽管商品交易本身带有一种契约形式,但是没有市场伦理的要求也很难保证商品交易的公平性,即人们之间不可能存有合理的交易行为,更谈不上公平性。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在平衡性的导引下才可以称得上合理性,否则只出现某一方获取最大利益,那么这意味着买卖者之间出现了非正义行为。商品所有者自身的经济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商品以便换取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其他商品,在这之间,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希望自身通过交易可以得到适合的商品,适合自身就足够了,而不是为除过自身之外的人着想,只要他自己实现利益就可以了。这是人的经济意志的普遍体现,因此,在纯粹个人利益的需求下人们之间更倾向于存在一种契约形式,而并非是属于道德伦理关系的自然形成。即“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为那有使用价值可以满足本人欲望的他种商品,换去自己的商品。在这限度内,对于他,交换只是个人的过程……但同一过程,不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是只为个人的,又是只为一般的社会的”。因此,“从一个商品所有者的观点看,每一他种商品,对于自己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殊的等价,自己所有的商品,对于其他一切的商品,则是一般的等价。但一切商品所有者所处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这其中体现了人的经济意志与人的某种本能有直接关系,尽管市场作为一种实现经济目的的媒介存在,但是也深受人的这种本能所支配。在经济利益的关系下,货币的出现也就成了一种现实需要,即“这种商品的自然形态,成了社会公认的等价形态了。由这种社会过程而充作一般的等价,就成了这一种搁在一边的商品之特殊的社会机能了。它成了货币”。货币的产生,“是交换过程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也影响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出现了一种对立,因此,人的经济行为又逐渐的被外在因素所牵制,也就是在其本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身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即“为商业的便利起见,这种对立,有在外部表现出来的需要。这个需要,引起一个独立的商品价值形态,且不绝进行,终于使商品分化为商品与货币。劳动生产物越是转化为商品,这一特殊商品,也就越是转化为货币”。通过货币形式所连接起的私人利益又会扩大到国家经济利益,而市场始终是持有这种经济利益的中介,货币的价值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商品的价值交换中,同样也深入人的经济行为中,成为了经济意志的一种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人的经济意志。 三、货币与经济意志的形成 货币在整个市场的交易过程中发挥着自身的商品职能,这是货币这种一般商品从特殊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形态,同时也说明了货币存有一种独立性,主要是指它在交换价值中充当了一种适当的价值形态,并且通过这种唯一性也将自身与那些只拥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对立了起来。另一方面,由于货币的这种普遍适用性,使得人们的经济意志深受货币的影响,即引起了人的金钱意识高涨。由于“货币形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的反射”,因此,人们对于其他商品只是一种出于本能所需的积累,而且受到物质本身性质的限制。但是,货币就不同了,人们储藏货币的目的俨然已经超过简单的生存需要,而是一种被人们对于价值形态的错误理解所引发的强烈欲望。马克思对这种现象的描述使得我们可以准确把握这一现象,也就是“当商品转化为货币时,交换过程所给于货币商品的,不是价值,只是特别的价值形态。这两件事情的混同,使人误认金与银的价值是想像的东西。又因货币的某种机能,可由某符号代替,又引起了一种错误:认为货币本身也是符号。但这种错误包含着一种预觉。那就是,一物的货币形态,不是该物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只是隐藏在该物后面的人类关系的现象形态”。因此,人们也就是习惯于贮藏一种“人类关系的现象形态”了,尽管货币商品有它的实体存在,但是这根本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为我们所解释的那样,所以人们对于金钱储存与致富意识的真实原因都应当清晰化、明朗化。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对于货币的欲望不断上涨的趋势俨然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经济意志,即市场本身需要社会伦理制度来调和,而且市场逐渐在人们被货币的支配中也受到支配。从某种程度而言,相关的社会制度以及伦理道德也在力图保护人们的这种欲望,而且对于社会制度以及伦理道德本身而言,只要保护了人们这种私欲的顺利交易或者是人们货币交易的安全进行,那么它们才可以成为伦理道德以及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在这里需要了解到的是,人们在现实社会关系中不能用绝对的道德理念去要求现实的每一事件或是行为,正如同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错觉一样,可是在现实的市场商品交易过程中,这种错觉并不妨碍商品的交换,反而人们更需要被保护起来。因此,合理的社会伦理关系在此更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即对于人类普遍欲望以及行为的保护,那么对于市场伦理道德而言,它也超不出这个范围,也就是说人的普遍需求才是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现。因此,市场的经济意志本身就是人的欲望的普遍化,而对于这种普遍化欲望的保护才是人们所希望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人的现实需要,也是一种经济意志存在的证明。然而,就是在人这种本有的缺陷中才会需求合理的经济制度,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更是在科学与道德相互结合的形式下突出了其经济批判的客观原则,而且这种客观原则将与社会伦理需求形成一种必然性。 作者:周娟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师生思政教育市场经济研究 一、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 (一)受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皿的深刻形响,学校一些师生信仰缺失、情绪焦蹂、关系复杂化。l、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动摇了师生员工的政治信仰。由于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出现了一些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生活腐化堕落,以及失职、读职等现象。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部分师生不能正确看待腐败现象,情绪低落、思想消极,甚至改变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党和政府的信任出现动摇,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2、社会收人分配差距过大,校园不良风气草生,人际关系复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收人差距日益扩大,校园里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部分校园的奢靡攀比之风流行,拜金主义蔓延。由于少数富有者的收人来自腐败、违法,导致了一定程度“仇富心理”产生。家庭收人、地区收人和行业收人差别较大,引起师生心理失衡,关系复杂化。3、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师生心理焦虑,影响学风教风。在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少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同时隐性失业大量存在,加之大学的扩招和我国第三个就业高峰的到来,就业形势愈加严峻。部分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便会产生思想困惑和焦躁心理,因而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继而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学校的学风、教风建设难度进一步加大。4、网络经济及对外开放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新经济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和实践,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普及面不断扩大,师生接受信息的速度之快、内容之庞杂使人始料不及。网络化既给师生提供获取知识、开拓思维的便利条件,也给师生在面对大量的负面信息的同时,在心理上对思想政治的正面教育产生抵触。特别是西方腐朽思想和西方文化猫权的渗透,使得部分学生浮躁虚荣、逆反情绪强化、责任感淡化、心灵空虚,更谈不上正确的信仰追求。 (二)市场经济下师生员工对思政工作认识的误区。市场经济的价值、竞争规律和利润最大化的运行方向,客观上与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形成矛盾和反差。第一,利润最大化原则与重理想、信念、道德、责任等价值取向之间形成矛盾;第二,自主性原则与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第三,等价交换原则与上级决定、领导安排、计划调配之间形成反差;第四是竟争性原则与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共同进步之间有不相容之处等。这些矛盾的存在,导致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产生种种误区:1、对立论: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二者不可兼容。2、无用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要靠物质、金钱作调节杠杆,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是空口说教,既不解渴,也不当饱,没用。3、替代论:认为教学科研搞好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搞好了。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就是教学、研究压倒一切、替代一切。4、悲观论:认为市场经济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师生的思想价值观、道德观都发生了变化,想使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效果太困难。由于思想认识发生偏差,陷人误区,导致了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缺乏积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在行为上被动、消极,甚至干脆放弃。在一些学生中存在只重视科技知识学习,忽视思想品质修养的现象;在教师中,存在只顾教书,不注意育人的现象。 (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素质、方式方法与新的形势不相适应。一般来说,学校思想政治队伍中科班出身不多,而由于社会认可度不高,使科研的精英集中在理工领域和非思想政治的人文研究领域,加上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陈旧,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与理论素质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具体表现在:1、观念陈旧。思想认识没有摆脱传统体制下思想工作中的“左的”、“权威”、“管教”等观念。2、工作方式方法老化,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不强,习惯于学文件、读报纸、写心得、谈体会等说教灌输,缺乏灵活性、主动性、实效性,容易让师生产生排斥心理。3、思维方式单一,缺乏创新意识。面对师生员工价值取向多元化、学生犯罪、违规低龄化、师生民主意识强烈等现实,不能提出最有效、最及时的方法去解决、引导,多向思维、工作手段和方法的创新较少,遇到问题显得无所适从。 二、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的产生,既有客观形势变化的原因.也有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原因.新形势下,要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为学校思政工作提供有利条件和环境。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旨在维护社会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堵塞制度漏洞、弥补制度缺陷、完善社会行为规范,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完善、落实《反垄断法》、《个人所得税法》;将分配政策倾向于效率调整为倾向于公平等,解决贫富收人悬殊问题;落实存款实名制和领导干部个人收人申报制、离任审计制等,以遏制腐败。政治上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经济上,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以缓解失业、待业带来的社会压力,进而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同时对全体公民进行民主法制教育,提高全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人们懂法、守法、用法,并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行事的氛围。一旦社会进人了良性循环,出现机遇均等、利益分配合理、竞争公平的和谐社会环境,那么,失衡的社会心理就能得到矫正,师生心态就会恢复正常,其行为就会受到主题建康的心理机制的有效控制,再行思想教育.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认清市场机制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二者达到统一。1、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思想政治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导向、激励、启发、教育功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创造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集团的分化、生活地位的改变,社会矛盾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要解决这些矛盾,除了建立和完善社会运行机制外,还必须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引导师生员工对改革充满信心,以国家大计为重,提高自我调控能力,防止各种负面影响的扩大蔓延,维护学校和谐稳定。2、要认清发展市场经济与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思想道德全面进步的过程。发展市场经济,人是根本。青年将成为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用先进的思想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作用在于为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它还通过作用于师生的思想、心理、意识,发挥调节、疏导、激励、引导补充作用。同志指出:愈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愈要适应新的形势,全面加强和改进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3、走出认识误区,在实践中把发展市场经济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我们要坚持教学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两个任务一起上,两付重担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要”,“两手都要硬”,“防止一手硬、一手软”。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学和管理当中去,做到教学、管理与育人相结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纳人各系部、各部门中层干部业绩考核体系中去,纳人员工的工作任务中去,确保把工作落在实处。 (三)立足学校自身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强化与新形势相适应的观念。为适应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快自身改革。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针,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对象、内容、要求、条件,确立五种观念:1、系统观念。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其复杂的结构和运动规律,需要从科学管理人手,制定目标、划分层次、把握环节、采取措施,这样才能避免工作的随意性、盲目性和零碎性,才能充分提高工作效率。2、前瞻性。前瞻性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必然要求,高质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预见性,即工作目标、内容、方法要走在师生思想发展的前面,并根据目前师生员工思想发展和事态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其说服、疏导、教育、激励的功能3、民主平等观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政工人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平等观、民主观,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充分尊敬师生的人格、师生的权利和师生的尊严,抛弃那种以权势、以资历、以学识压人的猫道作风.4、利益效益观念。作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引人利益效益原则,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离不开利益和效益。利益要求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动员师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也要善于保护师生自身的正当利益,把精神、道德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利益效益原则最好的落脚点.5、科学观念。树立科学意识是现代社会给人提出的要求之一。作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具有科学意识,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客观规律,运用科学知识与方法上。比如,吸收和运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知识经济、新经济等知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四)加强政工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各系部都要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政工队伍,坚持年轻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特别是从未来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挑选那些政治素质好、思想观念新、品德优良、作风正派、有专业知识和开拓能力的青年教师,充实到政工队伍中,提高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五)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式方法。探索有效方法,目的是要寻求工作的实效性,达到工作的预期目的。近年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践中探索出很多好的工作方法,诸如心理咨询、平等对话、树立典型、目标激励、情理并施、人格感化等。针对新时期人们的思想、心理状况,思想政治工作要引进科学的管理理念,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科学管理系统。近年来各校基本建立了由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以专职政工队伍为骨干、教职工广泛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有效的运行机制有: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规范机制、奖惩机制、评估机制等。要按目标预测、结构层次、程序环节进行动态管理,要用辨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实施动态的管理操作,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管理系统,使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球鞋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零售产业也借着东风大幅度扩张,直接体现在消费者购卖力上。之前中国的鞋市一直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人们购买大多以满足需要或者实用性为主要目的。而近五年了鞋市却愈发地火爆,表现为某些限量版球鞋的价格飞涨、外来sneaker文化、名人效应、国内仿造也的兴起、营销策略、倒卖市场的繁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这一切正如近些年来房地产业的迅速膨胀,充斥着当下人们心里内心的浮躁和欲望。 关键词: 消费观;饥饿营销;名人效应;倒卖 Sneaker本意橡胶底帆布鞋,sneaker文化真正的起源于1908年第一款匡威鞋的问世。后来球鞋文化的多元化和发展,sneaker直接与球鞋挂钩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北美为主的sneaker文化流入,这种情况在中国也越来越习以为常了,逐渐发酵。其表现和原因大概有以下八点: 一、超过通货膨胀率的溢价 airjordan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2009年以后每年都会复刻一次。2000年的发售价120美金至2015年的发售价220美金,十五年涨了100美金,差不多翻了一倍。结合通货膨胀率,2000年的120美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73美金,也就是说实际这双球鞋15年增长幅度为47美金,增长率为27%。然而现实生活中自从2009年开始,人们实际购买到的价格也一直在攀升,比如aj11大灌篮现在市场均价是432美元,也就是说人们平均要多花高于售价212美金的价格才能买到,溢价率为96%远远高于27%的增长率。 二、球鞋文化的传播 以亚新体育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一批sneaker领导人把这股潮流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很多年轻人接触逐渐深入了解sneaker衍生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sneaker圈子,同国外的sneaker圈一样,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球鞋,并以收藏到某些限量款为荣,伴随脸书推特和微信朋友圈传播,总能看到一些人晒刚刚得到的球鞋。 三、名人公关 NBA赛场上球星们的精彩表现往往带动他们脚上穿的球鞋的大卖,诸如科比詹姆斯杜兰特库里为首的球星们的个人签名球鞋倍受球迷追捧。最近几年耐克阿迪达斯也对中国市场愈发重视,毕竟有那么一股强大的购买力存在,每年夏天休赛期都会有一批接一批的球星来访引发巨大轰动。场下很多歌星,演员本身就是潮流的引领者,球鞋自然也是必备品之一,诸如侃爷韦斯特,他的椰子系列签名球鞋以其超前卫的设计和独家营销方式,每次发售总能引起巨大的轰动。透过名人代言,强烈暗示一般人只要消费这些产品也可以达到和名人一样靓丽的形象,对于不满自身现状的消费者来说,便是一种透过代言商品的消费来满足并成就个人梦想的消费行为。 四、仿造行业的兴起 球鞋市场的巨大的利润吸引不少地下作坊以及不法小工厂选择铤而走险,以低廉的价格生产出大量的防止球鞋以满足难以正价买到球鞋的消费者需求。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知名网站X宝以远低于发售价的价格销售数以千计万计的球鞋,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人们对于球鞋的强烈需求。他们简单易得,不需要话费太多成本就可以是消费者本身获得满足感。 五、营销模式 以耐克为首的球鞋品牌,每次发售一款aj正代球鞋的时候总是加上限量抢购,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无论上线上还是线下甚至产生人流过多造成瘫痪的状态,几乎每年年底发售最经典的aj11总能听闻新闻报道美国因为抢购球鞋发生枪击案。耐克的饥饿营销模式不得不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了赢得口碑的同时还赚的了大把钞票,几乎所有球鞋迷以原价抢到乔丹球鞋为荣。后来阿迪以及国内的李宁也纷纷效仿都取到了不错的绩效。 六、球鞋转让 球鞋市场和消费之间滋生的另一个消费方式就是球鞋转让市场。市场之火爆如同当年的房地产一样。有些人为了赚取差价抢购到球鞋就拿来变卖,也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的原因之一。甚至有一些大贩子联手垄断鞋市,积压球鞋导致价格居高不下。据著名球鞋评测网campless统计2014球鞋倒卖金额已经超过10亿美金在二手球鞋市场依然火爆,某些限定版球鞋在二手市场还能卖出比原价高出数倍的价格。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最昂贵的10款单品,很荣幸能看到中国定制版鞋迷俗称的“天津喷”能够以1694美金高居第一差不多是11000左右的价格,是原价的六倍左右,而侃爷韦斯特的代言设计潮鞋yeezy750boost以1416美金紧追气候同样要是原价的4倍,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销售额排名前十的鞋款第一名差不多是2到4名的总和,188w美金之多一个庞大的数字。从2015年3月31日截至目前为止ebay显示的球鞋销售量已经突破2000万。 七、年轻人消费观念 法国学者德博里亚说过,sneaker族收藏球鞋已经超过了消费者本身的内涵,更突出消费品本身的内涵,消费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的符号价值。富贵,浪漫,时髦,前卫,归属等象征衍生的价值散发出符号的魅力球鞋的主要消费人群年龄段在13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以大学生为主,他们叛逆,张扬渴望表现自己,sneaker文化融入街头文化后,鞋更是成为“武装”的必不可少条件之一。欧美时尚大军攻陷中国市场后,日韩风也跟着席卷进来,街头潮牌vivimAape还有香港潮牌i.t..都是年轻人弄潮范本。一些单品诸如著名日本潮鞋设计大师山本耀司设计的y-3黑武士,藤原浩设计的编织鞋。不仅仅是要穿的舒服也要穿的好看,穿出型来。追求颜色绚丽多彩款式设计的新潮,搭配上也要下一番功夫。大学生的攀比心里推动球鞋文化的发展。他们常常因为穿了某位名人代言的鞋子限量和价格而鸣鸣得意,有的同学会通过在没有这类鞋的面前穿了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而之前没有购买经历的同学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也开始省钱买此类限量版球鞋,无形之中算是加快了球鞋文化的传播。 八、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提高 随着中国鞋业消费市场容量的不断膨胀,中国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鞋类产品制造基地外还是第一大鞋类消费市场,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逼近3000亿。从2007年开始呈不断增长趋势,平均增长率为10.2%。2009年是一个巨大转折点,消费增长率不断爬升,2011年更是达到顶点,结合之前最初一张表,2011年也是中国球鞋圈价格发生质变的一年。城市化全面加速,物价飞涨,货物膨胀,产能过剩这些因素都在影响零售鞋业的发展。专家预计2017年,市场鞋类消费总额将达到4450亿。 九、长久压抑的欲望 说到底,对奢侈的渴望是一种无形的压抑。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大部分都是很清贫的.现在大妈们开始疯抢降价黄金,上班族青年排队抢购打折香奈儿,还有学生党们省吃俭用购买球鞋。不知不觉生活追求发生变化,曾经遥不可及的奢侈在如今却变得可以如此“亲民”。穷怕了,所以挥霍起来也就很少顾忌。憋的太久,释放出来也就显得很疯狂,正如这疯狂的球市。欲望不会维持太久,慢慢的人们就会产生厌倦和麻木,继而催生新的对奢侈的欲望,工厂就会加班加点生成更多款式和配色的鞋子来满足鞋市的需求。 作者:刘卓航 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研究 内容摘要: 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两项重要内容,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现实依据与经济基础,而公共管理制度又能反作用于市场经济,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在改革实践中,应当对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引起高度重视,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关键词: 公共管理;市场经济;制度;相关性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的革新都在持续地进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制度才得以创新、发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加快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两项重要使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从而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一、公共管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差异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管理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就必须了解公共管理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公共管理制度作为与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相关的制度,其功能必然与经济制度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不同,前者以获利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后者则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为目标;二是价值追求不同,经济制度追求的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最大值,公共管理制度追求的是自由、稳定、民主、公正的社会秩序;三是标志不同,经济制度的标志主要为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以竞争性资源优化配置为追求目标,而公共管理制度则是法律、民主的制度,以结果的统一、和谐为追求目标。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商品流通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加自由。然而,市场经济仍然受制于国家调控,所以市场也必然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可见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同样也存在一些缺陷。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会受到国家宏观干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但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形态,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使用“有形的手”,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这也是市场经济形态的共性。管理和经济运行的本质都是人类的行为活动,所以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要想对改革进行深化,就需要调动起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改革区域,承担其相应的职责,将创新公共管理制度作为第一要务,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二者进行协同发展(赵秋兰等,2014)。 三、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相关性 (一)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其通过市场机制让经济活动适应供求关系变化、符合价值规律要求,将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需求最大的环节中,从而实现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提高(陈希,2013)。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也自然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刘太刚,2014):第一,要求公共管理制度要对政府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同时要重新明确政府与社会、企业、市场、事业单位、公民等组织及个人的关系;第二,要求将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作为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政府要从“无限”变为“有限”;第三,要求树立法制、服务、以民为本的公共管理理念;第四,要求调整公共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将过去命令式的单一化管理转变为服务式的多样化管理;第五,要对公共服务进行改革,不仅要对机构进行改革,还要对人事进行改革,构建一套规范的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市场经济的上述要求让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其自身的特点与运行原则,让人们的利益观念大为改变,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化,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对于改变社会统治结构,实现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广大群众的利益观念被唤醒,人们往往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公共管理进程。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同时也促进了第三部门的形成,让公共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从而逐渐提高了群众对公共管理主体的制衡作用。在公共管理越来越复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社会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就必须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以满足多元化的公共管理需求。创新公共管理制度,首先可以增加公共管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对群众的意愿、需求及时地予以回应,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畅通的渠道;其次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可以对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加以规范,制定公共管理主体的行动依据与行为准则,以确保公共管理活动能够高效、有序、规范地开展。总之,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对制度创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制度创新又是提高公共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可见市场经济是进行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二)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公共管理制度自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并且还能通过政治保障等来支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对制度进行创新后,公共管理质量也会相应的提升,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服务必然有助于开拓市场经济发展新局面,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地发展。1.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制度作为经济体的支柱,创新制度必然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计划经济直接催生出来的产物,而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管理主体也发挥出了极大的推动效应。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无法脱离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而独立存在的,这是因为制度的创新决定着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比如外界对待经济活动的态度,经济活动的地位等等。市场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环境,其会对市场经济产生决定性作用,个体在开展经济活动时,往往容易因缺乏对市场的整体把握而盲目操作,在此情况下,引入政府或第三部门进行调控,将很好地规避经济活动的混乱与大幅波动。权利部门在对市场经济运作进行干预时,需要法律、制度相关体系的支撑,所以要让市场经济按照预期轨道发展,就离不开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类行为规范和国家的宏观干预。2.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规范行为,可见制度对于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就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制度的行为规范作用,同时创新的制度也能对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引,以改变市场的无序、混乱状态,保证经济活动能够在稳定、良好的轨道上运行(侯一麟,2012)。要想让市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仅以社会环境为依托,更需要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因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直接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减少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安全隐患,为经济活动的运行营造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从而确保生产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此外,前文提及的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但这种关系只有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由此可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创新也不可忽视,如果不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同时也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提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 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通的要协调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要认识到二者的本质作用具有相通性,二者的本质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而高效、合理、科学的行政及政治体制又是市场经济的有效保证,所以公共管理制度与市场经济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目标服务的,二者在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李宜强,2015)。因此,我们应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同推进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同时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与归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是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汪小波等,2011),可见上层建筑变革与发展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其能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市场经济分别归于上层建筑变革和经济基础范畴,所以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必须依赖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制度创新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必须从市场经济着眼,深入分析其要求与特性,结合经济规律明确制度创新的方向与目标,再通过创新实践达到预期的目标。在本质和现象层面,市场经济都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同时还为制度创新指明了目标与方向,制度创新只有以市场经济为基石,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作为最终目标,安排新的制度服务于市场经济,才能确保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克服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是一种科学、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比如:市场经济造成的利益分化可能导致功利主义思想倾向;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更多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物质当先,更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市场经济运动原则泛化可能滋生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引发社会矛盾,等等。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效应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并阻碍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不可否认,公共管理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公共管理的强制性是制度创新的根本,而这一强制性有源于其社会合法性,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可见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并不完全符合效率逻辑,并且制度创新还会受到制定者个人偏好、社会科学知识等的限制。鉴于此,要实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局限与不足,并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和弥补,尽可能地减小其负面效应,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制度的创新也能加快市场经济的完善,保障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地发展,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二者存在的不足与局限,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规避,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以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驾护航。 作者:陈程 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只有坚定地贯彻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关键词:依法治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着上层建筑的依法治国,即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主要受国家控制,各经济主体听命于国家的行政命令,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很少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大相径庭,经济关系主要靠市场的力量来调节,配之以有限的国家宏观调控,各经济主体是独立的,需要靠自己自主经营,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各类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是无条件得到担保的,必须坚定地贯彻依法治国的战略,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才能使各经济主体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自主。 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 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的需求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永恒性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会使不同群体之间为争夺资源而展开竞争。毋庸置疑,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只有展开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但是,参与竞争的主体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各竞争主体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避免遭受淘汰的残酷现实,使出浑身解数,无视公平公正竞争的规则,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道德失范”之事。恶性竞争的现象频频发生,恶意价格战、恶意贬损对手、假冒伪劣、虚假广告……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竞争,不仅会损害对手的利益,而且会损害消费者甚至是国家的利益,是极度不可取的行为。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和秩序,必须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依靠法律的权威促进社会的正当竞争,规范引导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 三、市场经济的契约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存在的普遍的行为模式之一就是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契约或合同是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其他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契约精神能够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现实生活中存着许多违背契约精神的“霸王条款”,比如说餐厅谢绝自带酒水、营业厅捆绑销售流量套餐等等。因为各经济主体都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抓住一切机会,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弘扬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契约精神,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契约只有在法律确认下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在法律保障下才能得到履行,只有在法律引导下才能富有活力。 四、市场经济的平等性 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市场主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独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变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各类经济组织、某些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均可依法从事市场经济活动,于是出现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局面。这些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不论其规模大小都能够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享有其应有的权利,并且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国有企业不得依仗其强硬的政府支撑恶意压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所有经济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需要用法律的强制性保证各类经济主体处于同等地位、同一起跑线上。 五、市场经济的开放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各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我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因此,伴随着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开放与发展,各国的市场行为都必须要与国际市场的各种行为接轨。为了确保这些接轨行为的规范性与高效性,各个成员国家必须承认和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国际市场贸易行为规则。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契约性、平等性和开放性,以及市场经济中最终的产权制度都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只要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作者:张玲花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公务员之家 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核心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公务员之家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国有经济的存在,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民经济中都存在着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从一般的规定性来看,所谓国有经济,就是由国家(政府)通过赎买、投资等一定的方式形成并拥有所有权的经济形式。就国有经济的形成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采取赎买甚至没收的方式把私人经济转变为国有经济,而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主要是通过国家投资形成的,这不仅包括国有独资企业,而且也包括国家控股或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权部分。国有经济在产权制度上的基本规定是国家拥有决定权。一定的产权制度所包括的产权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组权利的总和,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形成的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权利体系,一般可划分为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使用权、收益权、让渡权等。国有经济最基本的规定是所有权为国家拥有,在国家拥有所有权的基础上,产权制度的具体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安排。国有经济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种经济形式,与其他的经济形式并存,进行经济活动并发挥作用。在我国经济中,从社会性质上看,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国有经济的实体形式是国有企业(包括国家控股和参股的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微观经济组织。虽然国有经济的普遍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究竟如何认识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地位、效率以及矛盾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 一、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与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其许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国有经济所无法取代的。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领域,如邮电、铁路、港口、供水、供电部门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大都由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国有经济承担着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并为其它经济部门和企业取得效率与收益创造条件的职能。第二,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如重要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产等,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同时,由于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许多也是由国家投资、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正常运行基础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许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承担着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职能,承担着创建新兴工业和产业、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职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同时,在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和援助落后地区、接管某些发生危机或破产的重要民间企业以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国有经济的这些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一定领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国有经济履行这些职能并有效发挥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体现的,这就使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定经济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具备了基础性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现。就国有经济而论,国家拥有所有权并不排斥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不排斥对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等都集中于国家的产权结构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本身具有权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总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授权下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这就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的信用化对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国有经济在资本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生机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创造和提供了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客体的资产已经价值化、货币化和信用化,这就使国有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委托—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多样化、有效化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在国有经济中调整、改革和重构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市场客体条件。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国家作为所有者同国有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有助于形成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得以基本反映。这些,提供了在国有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现实,促进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与生机。 二、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 认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讲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有的人对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持怀疑态度,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国家所有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低效率为论据的。因此,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不能不涉及资产所有状况与企业效率高低的关系问题。 在国有经济中,资产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由国家来代表)所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能以其个人身份和名义对国有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要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归全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由国有经济的资产所有属性所决定,其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盈利或亏损,并不对构成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整体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因国有企业的盈利所获致的利益和因国有企业的亏损而承担的损失是极其间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整体构成部分的公民个体,缺乏直接地主动监督国有经济提高效率的激励。而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论应该是有这种激励的,因为国有经济运营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激励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职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所有者正是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这些国有企业去实现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其间有时不得不把利润目标、效率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主体的职能,但这是在一个相当大范围中通过若干层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其间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手段,同时可能逐层弱化国有经济的所有权约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资产国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或者说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就必然地、绝对地是由资产国家所有造成的?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认为,公有、国家所有必然造成企业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带来私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中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端专业化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使得往往只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即一个一个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着强烈的谋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很难对经理人员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私人业主制中能发挥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公司制企业中很难、甚至不大可能发挥出来,从而难以成为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私有公司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就一定比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基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运行实践也表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私有企业的破产,既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制性作用,也是由于这些私有企业的低效率,资产的私有并没有绝对、必然地保证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显然,市场经济中一定经济形式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关系相联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而言,并不仅仅只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经济的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效率。 2.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在委托——关系下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况时,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经营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权益、预算约束软化从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间接治理方式以及内生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或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经营具有效率。 3.市场经济中影响企业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公司制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问题,都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都有成本问题,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层次委托关系导致高成本、弱监督激励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人和人的责权利是明确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在国有经济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诸如任命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或经理人员及监督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就可能履行国有经济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必须特别指出,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结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对某一经营事项所作的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状况等等,都对企业效率产生着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的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使国有企业产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资产国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绝对唯一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同样具有产生高效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只要建立适当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国有经济同样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就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而言,并不否定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 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矛盾 说明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绝对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也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务员之家 1.布局性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的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国有经济的数量与分布显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越过这一区间,就会发生所谓布局性矛盾,即国有经济数量过多、分布过泛所产生的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分布过泛,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造成许多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也隐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2.体制性矛盾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有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连,旧体制对国有经济的影响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有的国有企业仍然预算约束软化、难以自负盈亏、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许多国有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冗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这就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比如,忽视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生产经营不从市场需求、市场变化出发,决策随意而出现重大失误;规章制度不完善,在生产经营中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监督检查;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存在漏洞,导致经营成本提高、资金运用低效、产品质量下降;忽视现代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运用,在管理上墨守陈规,不思创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使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遇到困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矛盾并不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有的,非国有经济、非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因此,这种矛盾在市场 的投入,另一方面是不符合社会需要或市场需求的低效或无效的产出,很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往往是低效率的,同时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无效配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经济运营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是和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有关的。那么,是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核心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公务员之家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 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和谐的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竞争的属性,也应有和谐的属性,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和谐机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决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的经济,然而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竞争的属性外,还应具有和谐的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竞争与和谐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和谐的市场经济。 一、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1.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的社会,其中经济的和谐是基础。因为,和谐社会的实质是要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协调好人们的各种利益,使人们和谐相处,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首先协调好经济利益关系,满足了物质生活这一最基本的需求,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社会是否和谐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和谐,只有从经济利益关系出发来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在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的基础上,构建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理顺我国现阶段经济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外,还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既要促进效率的提高,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作用要受到社会和谐目标的约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协调和相应政策的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和谐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经济。 3.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促进经济增长、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其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从而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带来经济增长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悬殊,乃至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市场经济的缺陷不仅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对立,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相对立。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就为市场经济消极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从而产生竞争无序和失范、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不和谐现象,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迫切需要和谐机制来引导、规范、推进和保障,以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发展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消除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1.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这些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属性有着共通的地方,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个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运行良好的。同时,完善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发展市场经济,能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增强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完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容易促进国家完善民主法治,这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具有统一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尽管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在公平竞争中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生产者经营者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再次,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诚信友爱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通过契约为纽带来维系的,“诚信为本”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生存的法则,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调节着商品运动,一切商品的价值和质量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这有利于树立人们的质量意识和诚信观念,为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还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追求利益,相互竞争,不仅使社会充满着活力,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促使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这就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另外,市场经济承认并肯定人的利益,而对人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尽管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却离不开物质条件。因为和谐与贫穷落后是不相容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贫穷也不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和谐的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其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在宏观上,它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微观上它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转总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的,是相容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和谐机制是指为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导手段和控制杠杆。尽管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和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和谐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1.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 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类活动与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此,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首先从人出发,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保护和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确保人的权益得以实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机制的核心,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形成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2.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此积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要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营造扶正去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诚信友爱对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要建立企业、个人的信用档案,完善现代信用体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3.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要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界定各市场主体的产权,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使市场活动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展开,引导人们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解决所遇到的矛盾;要坚决打击市场不法行为,真正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4.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社会公平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促进社会公平,就必须健全收入分配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规划”方法指导下,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制定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并以法律形式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因此,必须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者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保护,实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的经济,也应该是和谐的经济,既具有竞争机制,也应该有和谐机制,只有把竞争机制与和谐机制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奠定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其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是自发产生的,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干预的产物;表面提倡经济的自由竞争,实质又严重依赖国家干预;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又实行国家保护;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结果却是造成严重的灾难。因此,我国在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时,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正如德国的罗伯特·库尔茨所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人为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的出现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米塞斯说:“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米塞斯的话毫不掩饰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和扩张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化过程。格雷指出,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渐进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所作的辩护,有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迈克尔·佩罗曼认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商业生产方式并不占优势,它们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资本家看来,商业生产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便获得劳动力。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要想把这种经济方式下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将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颇费时日。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来干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一步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种自发进化的情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过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种毁灭既有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的经济政治危机,但它却始终没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秩序和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必须依靠某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规范。 二、名为自由竞争实为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来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着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一般都是大实业家阶层。拉尔夫·密里本德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根据社会出身、教育和阶级状况,那些在国家体制中控制着所有支配职位的人,主要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实业界和有产者,或是来自自由职业中等阶级……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男人和妇女们,始终被那些来自其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较为优越的和相对来说较为疏远的阶级统治、代表、管理、审判和在战争中指挥,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显然,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这涉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沃勒斯坦说,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规则的最终制定者不是别人,而是国家,它在确保维护利益,如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则,资本主义活动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利润。因此,所有实际的资本家都喜爱和尊崇国家,与特定的国家政府打交道,以换取订立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规则。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集团非常虚伪,它们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保护它们的市场不为竞争对手所占领;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它们毫不掩饰地只去满足部分阶层的利益。 以自由竞争面目出现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远未涵盖经济生活的全部。布罗代尔说,那些大资本家们总是尽量避免专业化的局限,总是试图染指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所有部门。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有望取得垄断优势,获取高额利润。事实上,自由竞争原则发挥作用的区域总是低额利润区域——微型资本主义,而大资本行使垄断权的区域则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区域,具有非比寻常的利润。为了更为有效地排斥竞争力量的压力,大资本家常常求助于国家的介入和干预。对于国家力量在限制自由竞争上的作用,大资本家显然比西方经济学家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一位华尔街大亨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管制。他强调:“表面的说法是‘市场’会惩罚那些在金融体系中的不法者。但是,在监管金融机构的工作中,市场并不灵光……在这种严谨的监管形式下,华尔街的公司可能要符合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及对其控股公司的所有活动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因为失去很多专利,证券公司的数目和规模最终会缩减。”显然,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那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减少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绝对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处于对立的地位。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三、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对外自由贸易对内保护主义 在人们的观念中,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向来是实行自由贸易的楷模。美国学者保罗·贝罗奇戳穿了西方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贸易神话,向世人指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才是常规。”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并不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总是要求落后国家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们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但他们自己实际上不仅没有放弃国家干预,甚至还把国家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拳头挥向别国。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总是要求别国搞贸易自由主义。美国政府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对内实行保护主义的种种做法,就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都感到羞耻。他说:“我们声称我们信仰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但我们却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我们信仰政府最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我们的政府却制定了进口配额,并实行政府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而向国外进行出口倾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历史已经证明,英美统治者都是以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当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需要加强政府干预时就加强政府干预,需要放任自由时就放任自由。他们绝不会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来解决问题。即使在美国里根执政时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他们只是放松了国家干预,并没有放弃国家干预。他们推行的虽然有不少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但也有凯恩斯主义,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许多关于减少国家干预的主张并没有接受。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具有讽刺意味,而恰恰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场准则的国家的正常运作模式:市场开放规则只对你,不对我;除非“游戏场”正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偏斜,而这种偏斜在典型情况下都是国家大规模干预的结果。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那些“肆意地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总的来说,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样,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更倾向于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他们比社会主义的欧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 四、等待戈多:自由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 直面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大量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宣称,美好生活总会惠及到广大民众,只要加剧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畅行无阻。实行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大大削弱了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市场、金融投资的能力,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地扩展开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断弱化,国内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不断拉大。 英国经济学家安·麦迪森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曾经历过三个最成功的时期,它分别为:自由秩序时期(1870~1913年)、黄金时期(1950~1973年)、新自由秩序时期(1973~1998年)。这三个时期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则是黄金时期(1950~1973年),而这正是发达各国在实践中主要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时期。麦迪森的这个研究分析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但至少有可供参考的价值。从经济增长维度来判断,最能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果不仅考察经济增长问题,而且考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情况,那么很明显,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简单地说,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结果来看,其带来的问题则更多。有人认为,波兰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成功的转型国家,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轻率结论。波兰政府副总理、总统经济顾问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是这样回应这个问题的:“转型国家再也不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路;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的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可见,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不能指望它会自动带来长期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而必须有相应的机制、规则来约束它。“如果我们想保护环境,减少贫困和失业,避免恶性竞争的后果,那么自由市场就很有必要由强有力的道德框架、社会凝聚力和有理性的政府干预来支撑……因为假如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合作和强有力的政府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无法修补的话,那么持续的人类进步就不太可能了。到那时,人类就会完全乞怜于自由市场——沦为它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 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具体地加以评价。对其非科学的内容进行批判,警惕它所设下的意识形态陷阱;对其带科学性的合理成分则应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合理借鉴。任何西方现存的理论和模式都不能直接为中国提供现成的方法,但所有理论和模式都将会对我国的改革有所启发。
数量经济论文:浅析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摘要】数量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新兴学科,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和其他经济学科难以替代的优势。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县规模,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本文从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分析入手,阐明建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客,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 函数形武 经济模型 数量经济学是以现代经济理沦为基础。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及其计算工具。通过对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变化规律的研究,描示经济运动内在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690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的出版。1933年美国经济计量学会的成立段《经济计量学》的出版,是它正式置身于经济学科舞台的开端。5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及计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数量经济学的繁荣,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成了计量经济学的时代”。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两大新兴学科。在研究中广泛采用了现代经济理论的成果和经济教学方法,并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因而具有了其他经济学科难以替代的优势。 一、我圈数量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 经济理论的数量化研究不仅可以使人们对已经揭示的经济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 还有助于人们从研究某些经济现象中揭示未被认识的规律。因此, 它能起到较为精确地反映客观经济过程, 定量地分析、预测和论证经济过程的运行和发展趋势, 并推动经济科学向前发展的作用。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友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我国自五十年代起就已纤开始注意建立和开展经济数学方袂的研究卫作。建国初期, 经济学界曾肴手把数学方法(主要是线性代数)引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研究中, 而在宏观经济分析及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中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及其工具, 则己经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事了。大体来看,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如下三个主要阶段: (1)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左”的错误倾向和“”指导思想的失误, 经济生活遭到破坏,造成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为了挽救这一局势,中共中央在1962年明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指导方针当时, 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有必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益及经济核算等重大理论间题。因此, 我国数量经济学在研究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 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与消费、速度与效益、农轻重等重大的比例关系, 并为当时经挤的调整与稳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 (2)197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重建、繁荣阶段。这一时期, 数母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科李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开始走向正规的研究和发展阶段。从此, 它开始受到关注, 并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我国1979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国数量经济学会,1982年建立中国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近几年来, 我国已公开发表的数量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己达到1000多篇,1981年我国开始编制了146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原国务院技术拚究中心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对200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多层次的可行性研究、分析和预测。 二、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现状 不可否认, 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 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 客观地考察和分析纵观其发展进程。我们认为其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1)从理论构造看, 经济理论数量化发展到今天, 最终未能导出一个严格而又为大众接受的理论体系。 (2)从应用方向看, 我国数量经济学过于侧重对全国和地区的宏观经济计量的研究, 而忽视了开展企业(尤其是大型综合性企业)经济计量的研究。因而,经济计量方法作为短期预测技术的作节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水平较低。 (3)从研究的方式看,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偏重这一学科所采取的方法, 而忽视了数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不仅如此, 在运用和建立数量经济学方法时, 重引进、吸收和借鉴, 轻发挥、创新和改进。 三、我国数里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既要学习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 更要以马克思全义的科学作为基本前提和出发点。我国数量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数理科学。因此, 在发展和完善这一学科时,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指导, 结合本国国情, 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关系, 使它具有中国的特色, 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但目前, 我们在把数学用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现阶段,己经突出地感到缺乏适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充分成熟、发达和系统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虽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函数形式及其内容有许多地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 甚至有的地方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更为合适, 但是, 庸俗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毕竟主要是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建立起来的, 所以它根本满足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需要。总的来看, 科学发展到今天, 马克思主义数量经济学正沿着三个主要方向发展:第一,借鉴西方的研究经验, 利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现有的函数形式及数学模型或在此基础大进行形式上的“改进”或“修补”;第二,扩大在解决具体经济问题和任务时产生的数学手段的使用范围;第三, 为适应经济科学的发展和经济实际的客观需要,已经开始出现专门为阐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原理以及为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它们而建立的工具。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量经济学的第三个方向。 因此, 我们认为, 从现实出发, 上述第三方面, 即为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原理以及为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它们, 从而建立起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 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数量经济论文:延安市经济增长中最佳人口数量的研究 摘要:通过对近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继承性的学习和批判,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为研究出发点,以环境保护为研究背景,创造性地提出“技术进步悖论”和“自然资源无限,自然环境有限论”,以边际理论为分析工具,用社会分工、技术进步、生存成本、福利成本等因素建立延安市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模型来对延安市经济增长与人口数量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社会分工 一、对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继承与批评 适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而适度人口的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文·坎南在1888年提出明确。到20世纪,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接过了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大旗,从原来的“经济收益”变成“人均产量”、“人均收入”,从原来的静态适度人口研究转向动态人口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广泛。[1]但之前的理论受时代的制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 经济增长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人类因破坏环境而遭受了大自然清除式的报复,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坎南、索维等众多人口经济学家受到时代约束,在立论之初没有涉及可持续发展概念。 (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关系中所起到的内在影响分析不够清晰 坎南、索维等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适度经济人口的增加,但是坎南重点强调最大收益点的变化,没有对适度经济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作出进一步解释;而索维没有解释清楚在人口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相悖条件下经济适度人口是如何确定的。 二、理论假设条件及其基本范式 (一)理论假设条件 1.延安市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这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设,是以当前延安的平均福利条件为研究起点。研究延安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再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这样的假设有利于展开研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承认,使理论与现实更加贴近。 2.劳动力不能出现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同时延安市不存在大宗国际贸易活动。人口大量的流动,可以直接改变延安的经济增长,而大宗国际贸易活动则可以改变延安市的产出和消费结构,进而间接的影响了延安的经济适度人口。 3.延安市的人口增长是按照经济人口增长率增长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是指由社会分工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经济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增长而增长的,而是由社会分工来决定的。 (二)理论的基本范式 1.技术进步悖论。技术进步一方面造成环境破坏的加剧,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水平,换句话讲,技术进步既破坏环境也保护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工业的出现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环境问题日渐凸现的时刻,技术的进步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的支撑,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停止,只是放慢了脚步。 2.社会财富的增加等于产出与消耗的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指由劳动人群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创造的可以消耗和积累的社会物质。其中社会物质包括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务服务等。 三、模型构建及其解释 (一)基本模型构建 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是人们拥有的并运用于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资料只有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实现现实的生产并创造出产品来。[2]劳动力的增加为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技术进步是技术发展中渐进式的变革,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包括生产技术上的局部性的改进和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机器是排斥工人的”,技术进步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失业,即减少了经济适度人口。延安市的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不应当看作是失业,而是社会分工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可以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所以技术进步在延安市的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成本指福利的增加而消耗掉的社会财富。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只是数据上的增加,对人们来说,福利的增加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扣除福利的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数据就会很高,也就是说舍去福利的增加而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在数据上的变化。但是这样是不符合基本假设一中,已经规定的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的假设。所以在经济增长中,福利的增加是相当重要的消耗部分。 社会分工的增加使生存成本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使信息更加不对称,人的不确定性增加,必然造成生存成本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也导致福利成本的增加。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所以在延安市的福利增加上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将消耗函数用图来表示,就得到了图二,其中延安市的社会分工的增加与延安市的福利成本的增加是一个对等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增加必然使生产多元化和消费丰富化,人们得到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生活的条件是趋于更好,因此福利也是相应的在增加,而且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也是福利成本的承载者。所以福利成本和社分工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通过图二可以明显看出,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作为消耗的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分工的增加就会造成消耗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减少就会造成消耗的减少,影响延安市总消耗曲线斜率的因素是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增长率。生存成本增长越快,消耗曲线的斜率就越小,从而生存成本的微小增加就可以造成经济增长的快速减少。反之,生产成本增长越慢,消费曲线的斜率就越大,从而生存成本的巨大增加也不会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和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在总消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量经济论文:云南省原煤产业与发电量现状的经济数量分析 摘要:文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相关性分析、GM(1,N)、GM(1,1)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对云南省2000-2010年GDP、年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数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的电力产业对总体经济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原煤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有限。因此,应该规范并限制原煤开采,大力发展其他能源供应手段。 关键词:经济计量分析;灰色理论;煤电;GDP;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云南省是电力资源十分丰富,水力资源可发蕴藏量为九千多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煤炭保有储量246.5亿吨,居全国第八位。近年来,云南全力开拓华南电力市场,一直是“西电东送”南线的主要输出省。同时,在国家支持下,云南电力已将市场拓宽到毗邻的东南亚,逐步实现了“云电外送”。 本文对云南省GDP与原煤产量、发电量、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分析,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评估云南电力资源的价值,对云南省今后的电力战略规划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所涉及到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云南省统计局的《云南省统计年鉴》,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二、计量经济分析 (一)多元线性回归 使用最直观的多元线性回归建立函数模型: GDP=d+a*el+b*coal+c*po ① 其中,el代表发电量;coal代表原煤产量;po代表人口数量;a、b、c为三个外生变量系数;d为常数项。 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方程拟合优度约为0.99,方程对于样本拟合度良好。方程显著性检验值为191,显著性良好。而在电力、原煤产量和人口数量中,发电量对于GDP的影响最大,而其他两项对于GDP影响甚微。总体来说,该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GDP和发电量、原煤产量及人口之间的关系。 由表2可以将式①写为: GDP=5.11el+0.146coal-3.79po+16126.07 ② ②式说明,发电量每增加一万千瓦时,将导致GDP上升5.11亿元,每增加1万吨原煤产量,将导致GDP上升0.147亿元,人口每增加1万,将导致GDP下降3.79亿元。 发电量具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值得加大投资力度;而原煤生产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应该适当减少生产;人口增长虽然具有边际递增效应,但其对GDP的影响为负值,所以需要加大力度控制其增长速度。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可以考察所有的变量之间共同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决定哪个变量更为重要,相关系数的一般公式如下: rxy=■③ 根据③式,对GDP、年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数量四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4的结果可以做如下分析:发电量对GDP的影响大于原煤产量和人口数量;原煤产量对GDP影响不大;原煤产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电量,但作用有限;本地人口数量对发电量的影响甚微。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云南省的电力资源多用于出口,且火力发电并不是主要电力供应源。此结果与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一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适当减少原煤(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应该成为一种趋势。 三、灰色系统理论 灰色理论站在系统的角度,通过分析系统内部能量流动的方式,对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运行趋势、状态进行评估,试图找出系统内部的规律,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 假设GDP、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小型灰色系统,利用GM(1,1)模型和GM(1,N)模型对这个灰色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 (一)GM(1,N)模型 GM(1,N)模型通过建立灰色系统的白化方程,对系统各要素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GDP作为系统的特征行为序列,发电量(el)、原煤产量(coal)、人口数量(po)作为参数序列,使用GM(1,4)模型进行分析,由于原始数据比较平滑,所以利用一次累加生成算子即可。 计算获得的白化式微分方程如下: ■+0.0876GDP(1)=0.787el(1)-0.0271coal(1)+0.0127po(1)④ 从④式易知,el前的系数最大,表明发电量对系统影响最大;coal前的系数为负,原煤开采是阻碍系统进展的因素;po前的系数很小,表明人口数量的变化对系统影响不大。而系统的目标则是GDP增长。这个结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相吻合。 (二)GM(1,1)模型 由于线性回归模型T检验值不甚理想,并且由于数据不完整,无法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作出预测。灰色系统理论预测可以在数据量较小的情况下,对事物发展规律作出模糊性的长期描述,是预测领域中较为完善的一个分支,可以用于该系统分析。 使用GM(1,1)模型做预测,一次累加作为生成数,对2011-2015年云南省的GDP、原煤产量、发电量、人口数量分别进行预测。 经过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GDP估计值平均残差为69,年发电量平均残差为16,原煤产量平均残差为273,人口数量平均残差为40,基本切合实际值,预测值可以反映未来趋势。到2015年,GDP、发电量、原煤产量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口数量将增加200万。 以上数据表明,云南省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未来几年内,GDP增幅将达到2000年的9倍;电力产业的发展与GDP成正比,势头稳健;原煤开采虽然也有一定的增幅,但增幅不如其他几项明显,说明原煤产业已经步入边际效用递减的阶段,但依然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四、分析结果说明 通过对云南省2000-2010年GDP、原煤产量、年发电量、人口数量等数据的分析,基本可以对云南省煤电产业的现状作出客观的评价。 (一)电力产业是我省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从相关性分析得出的结论看来,发电量对GDP影响甚高;GM(1,N)模型体现出发电量是促进GDP提高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电力产业所做的贡献。 数量经济论文:货币数量工具难解实体经济“需求荒” 连续降准释放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的信号,但对于实体需求的持续低迷,单靠数量型工具似乎难以应对,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时隔3个月之后,央行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自去年11月央行开启“降准”大幕之后的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降准释放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的信号,但对于实体需求的持续低迷,单靠数量型工具似乎难以应对,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情形与去年不同,如果说去年货币政策的矛盾在于供给端(有需求无供给),那么今年货币政策的矛盾则在于需求端(有供给无需求)。从央行刚刚公布的金融统计报告看,4月新增信贷数据最大的特点是中国经济需求低迷进一步凸显,不但新增贷款大幅回落,环比少增3282亿元,增幅创年内新低,当月人民币存款减少4656亿元,同比少增8080亿元,这反映出未来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信心都不足。外需依旧不振,内需开始乏力。 从外部需求状况来看,欧债危机持续恶化,以及发达国家去杠杆化,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下行,导致外部总需求严重不足,中国外贸形势极为严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167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其中进口同比增长5.1%,出口同比增长6.9%,进出口双双重返个位数增长,近期欧债持续动荡,人民币对欧元大幅升值的滞后影响,中国整体出口下滑的趋势很难改变。 从内部企业生产情况看,随着经济增速逐季放缓,产出缺口有所缩小,需求对物价的拉动减弱,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上涨较快,我国产品出口价格优势削弱,特别是PPI环比继续回落,企业利润被进一步压缩,因此,对未来生产经营扩张的资金需求开始减少,而如果考虑到,考虑到金融信贷周期要先于经济周期,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延续进一步下滑的态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和短期贷款增速呈现出明显的背离关系,中长期贷款增速持续下降,4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增仅增加1265亿元,新增信贷持续走低,中长期贷款的下降其背后凸显出内外部实体经济的需求萎缩。 未来流动性的大格局将不可避免的出现金融体系流动性和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分化。对于实体经济流动性而言,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社会融资增速的收缩将持续较长时间,货币乘数以及外汇占款的平台式下降也使M2增速继续下降。整体流动性供应增速还是在下降趋势,未来可能出现银行间流动性进入宽松状态,而实体经济流动性仍适度偏紧的分化局面。 流动性格局酿巨变,央行还会放松流动性“阀门”,降准或成为常态,但最大的问题是,宏观经济的真正矛盾是在于如何提升并满足需求端——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这恐怕难以仅靠数量型工具所能解决。如果过度依赖降低准备金率、贷款放松等数量型工具,不但会为未来买下通胀隐患,还可能导致流动性的结构性失衡。在外需严重低迷、成本上升压力难以有效化解、实体经济持续疲软的宏观环境下,国家更需要大规模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科技政策等结构性政策方会在需求端起到真正刺激作用。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数量经济论文:经济学家程恩富:科学控制人口数量是民族利益的诉求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陈。 据介绍,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国人口的发展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至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诉求?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亿至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亿至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至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调整:时机尚不成熟? 有专家认为,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人口结构,延迟“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应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 “现在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这样一个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出现的现象。我们的劳动力还在增长,而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并出现了一定形式的过剩。即使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在短时间内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出现短缺。”程恩富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鹏都持有相同的观点。 据有关方面测算,按16岁至64岁人口计算,2016年将达到9.9亿人峰值,2050年为8.7亿人,比2000年还多2800万人,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因而,从人口结构特征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 然而,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和制约了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达47.6%,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而非真正的劳动力短缺。 因此,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已成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程恩富认为,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声音:2009年1月15日,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强调,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李斌认为,生育率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阶段。 中国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 〔摘要〕 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表现出严重的高速度、低质量特征。这种不一致除了表现为总量视角上的不一致,还同时表现为省区视角上的不一致。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质量差异大、资源环境代价大,以及增长的稳定性不足和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等问题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数量背离。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统一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路径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创新型经济,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推动制度创新。 〔关键词〕 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一致性 一、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的态势描述 1.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不可能谈及经济增长质量。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不一致,首先要分析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衡量指标。本文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1〕,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6个维度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2〕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对于增长的数量,我们采用总量GDP,并以2000年为基期的真实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测度指标,通过比较方式描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基本状态。 不难发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变动趋势是不一致的。2000-2010年的中国真实GDP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是,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基本上呈现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其中2000-2004年经济增长质量呈现有升有降的波动态势,而在2005-2010年表现出稳步提高的趋势。 在借鉴刘海英(2006)成果的基础上,〔3〕我们修正了关于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系数ε: 其中,b代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a代表反应经济增长数量的真实GDP,n为年份值,若ε=0,说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同步扩张,反之,则说明两者呈现不一致的态势。 由此得到2001―2010年的值,从图2可以看出,增长质量与数量不同步是常态,可喜的是最近几年这种不同步的趋势在趋缓。但总体来看,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2.省区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多数分析集中在总量层面〔4〕,其实,除了纵向的不一致,横向的省区增长数量和质量相对排名不一致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样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5〕,通过对201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考察,得出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以此为依据作为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数,并根据该指数大小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排序,同时选择各省的总量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主要衡量指标对其排名,列出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升降状况,结果见表2。 表2 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比较 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 二、为什么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会产生不一致 1.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有质量差异 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总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如果投入与产出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能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高的产出,我们便可以认为经济增长的产出质量比较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量投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实现的。王小鲁(2009)等人的研究认为,1980-1990年中国资本形成率在35%上下波动,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42%左右,〔6〕高资本形成率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种高投入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上的奇迹,但是以投入产出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这种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的生产方式也致使等量的原料、资源投入所创造的价值较少,增长质量必然不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 “提高资源的组合质量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投入,提高产出”。〔7〕因此,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以及质量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 追求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其关键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新中国成立以来,GDP10多倍的增长是以矿产资源消耗增长40多倍的代价实现的。中国长期的资本高投入,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火电供电的煤耗高达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达21%,水泥综合能耗高达45%。而高能耗、高投入的背后是资源环境的代价。研究称中国GDP的139%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为代价换取的。〔8〕所以,即使过去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在数量上成绩可观,但是由于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直接导致增长质量不容乐观。另外在中国地区层面上,某些地区产业软化程度较高,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其增长过程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就较少;反之,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如果政府监管不力,产权不清晰,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就较明显。这样也会导致地区在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方面相对排名的不一致。 3.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足 稳定增长应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小,二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次数少。〔9〕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最重要的维度之一,能够总体反映经济增长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势和总体状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出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10〕即“大起大落”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同时一些地区的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仍较为激烈,这使得各地区之间的宏观稳定性有显著差异,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不一致。除此之外,在整个国家层面,由于受外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冲击,在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近些年通货膨胀压力陡增也说明整个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增长质量相对于数量明显落后。 4.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 从经济增长结果来看,无论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人的生活水平。200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从1997年之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11〕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福利却被压到了最低。同样,在收入分配方面,1952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153,到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值为0473,基本已经肯定近些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的04,如此差异的收入分配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除此之外,环境恶化、食品质量无保障、公共产品提供不够等也无不影响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使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从心底感到幸福。这种只有GDP数字意义的增长,而无所有民众共享增长成果之实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以上的偏差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质和量往往是不一致的,单纯注意增长的数量不可能带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将视角切换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包括关注低效率部门的改善,资源利用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治理,熨平经济的剧烈波动以及显著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 三、实现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一致的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做法在于转变增长方式,以及调结构和平波动。但从实质意义上讲,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实现一致性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 从经济学经典理论来看,以国民收入增长为研究对象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如哈罗德―多马模型,而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创制也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由198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约翰・斯通完成)或新古典主义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以增加就业的短期分析为主,不重视增长的后果和代价,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修建金字塔和挖坑后再填埋都是经济萧条时期可行的政策。另外,凯恩斯主义没有基于福利或效用的微观基础,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适当的资本积累率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条件。因此,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经济增长分析只是针对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将宏观与微观相对接的过程中,目标函数逐渐从最大化国民收入转向最大化总效用或总福利,这就涉及到福利函数的假定。在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因假定不同而不同,如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个体福利的加总,而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则由社会成员中福利最差的福利水平决定。在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中,一般默认采用萨缪尔森型的福利函数,但暗含着如下两个条件:①增长成果具有普惠性,即经济增长会给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这就要求社会制度或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②没有外部性,这里的外部性主要是负的外部性,即每个人对经济福利的追求不会对他人造成损失。基于这两点,我们才能认为社会福利函数是萨缪尔森型的,即社会福利等于个人福利之和。满足这两个条件,经济增长所生产的剩余才能成为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因素,从而才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质和量的统一。 另外重要的一点,以上两个条件是在传统报酬不变前提下讨论的。传统的报酬不变假定条件下,分配服从边际生产力理论,收入由技术条件决定,那么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使得单位要素的收入也呈现递减的状态。如果要素收入由要素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决定,则处于弱势的一方所获收入也会因投入不断增加而递减,且递减的速度会更快。这就是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最终结果为什么会出现增长的质与量不一致的根本所在。但本文假设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要素间分配的矛盾会缓解,企业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会得到一定的缓和,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自我优化而获得增长。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质与量的统一需要满足如下条件:①普惠的社会制度。经济增长规模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注意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问题,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要通过消除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和发展机会,使得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平等利用这些机会,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收入和能力,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并步入良性循环;②权责明晰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不仅独自对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构成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各类财产权,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产权的激励功能可以使经济活动当事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准确界定行为主体获取与其努力相一致的收益的权利,而且最核心的还在于能够抑制外部性的特别是负外部性的发生和泛滥;③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机制基础上进行的,单纯通过扩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进行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于知识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统一,核心在于增长机制应由报酬不变转向报酬递增,由要素投入型增长转为内生增长,这其中必须注重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路径 1.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刻不容缓。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数量、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由资源耗费型和环境污染型增长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由经济社会失调型增长向经济社会协调增长转变,由低成本扩张向高效率创新型增长转变,由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转化为内生技术进步型增长,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增长转化为民间投资驱动的增长,由不可持续性增长向可持续性增长转变,由出口拉动型增长向内需推动型增长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增长向结构优化型增长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增长向低碳经济型增长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增长向自主创新型增长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增长向“共同富裕”型增长转变。〔12〕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能使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从而提高增长质量。由于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其主导产业是不同的,因此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有重要影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一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二是要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工业经济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四是要加大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力度,提高研发投入,激励自主创新,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3.发展创新型经济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型增长。要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发展创新型经济:一是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13〕二是要加快传统部门改造,加大对传统部门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同时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使企业或整个行业从原先的资本驱动型或劳动驱动型增长向知识驱动型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过渡;三是要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型向技术提高型转变,由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要素效率提高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中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形成。 4.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 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目标,关键在于加强对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所谓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就是要依据各种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大小和我国资源禀赋状态,以产权为实质引入市场机制,改变资源行政划拨、无偿使用的运行机制,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增长中要素的组合质量和配置质量;二是科学地评价与引导经济发展过程对于资源、环境的正负面影响,确保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的最佳配置状态,将保护资源放在突出位置,严格执行现有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对资源的管理约束,加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完善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使等量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改善要素供给机制。 5.推动制度创新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在于改善供给,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推动制度创新,建立与质量型经济增长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一是进行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建立科学的政府决策机制。要鼓励政府行为长期化,“政府行为长期化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4〕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机制;二是促进科技和教育制度创新,为改善供给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持。通过科技制度创新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努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通过教育体制的创新,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优化教育结构,推行素质教育,扩大教育资源,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三是促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创新,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保障城镇贫困阶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数量经济论文: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北京郊区村庄数量经济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北京郊区村庄的经济收入、产业结构、用地特征等指标的对比分析,揭示出预期总人口变动对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北京市解决郊区农村居民点的合理布局问题提供数量依据。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 北京郊区村庄 数量经济研究 一、课题研究背景 在北京市进入了人均地方生产总值6000美元发展水平的时期,郊区农村的基本单元――村庄及其人口规模的变动会出现哪些新的态势,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因其变动而将对郊区的村镇布列、聚落形态、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等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为了编制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布局规划,2005年4-5月,我们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各个村庄内的居住人口、用地、不同居住形式等结构指标以及对未来人口变动的预期。调查对象和范围是除中心城以外全部有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行政村。调查的项目包含村庄的村民人口变动、非村民人口变动和村庄总人口变动。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包括全市13区县、166个乡镇,共计3732个村。回收问卷中有关人口变动数据的有效问卷共3561个,占发放问卷总数的95.4%,本文依据有效问卷对村庄各项指标进行分析。本调查的假定是:被调查村的负责人依据近年来本村人口变动的情况,对未来5年该村庄人口变动的基本方向(增加、持平或减少)可以做出较为正确的预期。 二、课题研究过程 1.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平均经济收入将随之增多。从村庄平均经济收入看,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为4108.3万元,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为2962.5万元,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为2562.3万元。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1.6倍,是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1.4倍。 2.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人均纯收入也将增加。 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7296.3元;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6461.8万元;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6129.9万元。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比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村庄多19%,比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人均纯收入多12.9%。 3.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非农产业比率将逐步增加。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二、三产比率均高于预期总人口减少、持平情况的村庄。特别是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第三产业的比率比预期总人口减少情况的村高1.4个百分点,比预期总人口持平的村庄高3.4个百分点。 4.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用地面积会有较大幅度增加。统计分析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平均用地面积为494.6亩,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用地面积为364.4亩,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用地面积为326.7亩。即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用地面积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1.5倍,比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多35.7%。 (5)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平房住户比例下降而楼房住户比例上升。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别墅用户、楼房用户的比例上升,分别达到4%、17%,而平房住户的比例下降;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平房住户比例最高,达95%,楼房住户比例只占5%,别墅住户几乎没有。 6、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距离较近。 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平均距离分别为4.4公里、16.7公里和32.3公里;预期总人口持平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距离分别为6.4公里、23.6公里和43.2公里;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村庄距乡镇、新城和五环路的距离分别为7公里、33公里和58公里。 7.用地结构特征 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宅基地、非村民住房用地等各种用地指标都较多,尤其是非村民住房用地、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旅游接待用地及其他企业用地都有较大幅度增加。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非村民住房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2.6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服务设施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用地的2.5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工业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用地的2.3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旅游接待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3.1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其他企业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3.5倍。 三、不同功能区预期总人口变动影响效应 1.城市功能拓展区。受调查资料的限制,对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分析主要是对朝阳、海淀、丰台三个区的分析。城市功能拓展区在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情况下的经济收入分别为7360万元、7064万元和9783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507元、8211元和9190元;第三产业比率分别为47.1%、47.4%和56.1%;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92.4%、94.9%和95.1%。城市功能拓展区的计算分析表明第三产业比率高、非农产业比率高的村庄,其经济收入水平和人均纯收入也较高。 2.城市发展新区。城市发展新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比率三项指标分别达到4230.9万元、7336元和43.6%;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指标分别为3483万元、6895元和37.8%;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比率分别为3797.8万元、6472元和41.6%;城市发展新区的统计数据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经济收入与人均纯收入都较高,超过了城市发展新区的村庄的平均值。 3.生态涵养发展区。生态涵养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3269万元、6924元、46.3%和77.9%;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2119.9万元、5819.9元、45.9%和72.4%;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1288.6万元、5752元、44.5%和71.2%;计算分析表明生态涵养发展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人均纯收入、经济收入高于预期总人口持平和减少的村庄,且高于平均值,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三产比率、非农产业比率也高于预期总人口持平和减少的村庄。 四、不同搬迁类型村庄的数量经济指标 1.迅速搬迁型村庄。在迅速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632.2万元、3275.4万元和3772.8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836.4元、6729.4元和6726.6元;用地面积分别为499亩、412亩和390亩。计算分析表明迅速搬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按照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人均纯收入的多少与用地面积大小成正相关关系。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超过预期总人口增加和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 2.引导搬迁型村庄。在引导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613.6万元、2021.9万元和2529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173.5元、6736.7元和6249.6元;用地面积分别为527亩、330亩和323.8亩。计算表明引导搬迁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按预期总人口减少、持平及增加的顺序依次递增,并与用地面积成正相关关系。统计分析表明引导搬迁型村庄在预期总人口的增加时的用地面积是预期总人口持平时村庄用地面积的1.6倍,用地规模较大。 3.逐步搬迁型村庄。在逐步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704.7万元、1680万元和2083.7万元;人均出收入分别为7355.3元、6214.4元和5658.7元;用地面积分别为510亩、302亩和316亩。逐步搬迁型村庄的计算分析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时的经济收入超过预期总人口持平、预期总人口减少时村庄的经济收入,并超过平均值。人均纯收入水平按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并与用地面积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 4.城镇化改造型村庄。在城镇化改造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914.6元、7422.3元和6864.3元;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85.9%、82%和80.2%;用地面积分别为628亩、555.8亩和542.9亩。城镇化改造型村庄的计算结果表明这种类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按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和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并与非农产业比率、用地面积呈正相关关系。 5.原址改造型村庄。在原址改造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2061.4万元、1870万元和2086.4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414.7元、5970.2元和5902.4元;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67.9%、67.7%和71.8%。原址改造型村庄的计算结果表明在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其人均纯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在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其经济收入、非农产业比率达到较好水平。 五、结论 1.对城市功能拓展区可采取减少村民人口数量的政策,将城市功能拓展区的部分村民转移到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这样既可以减少城市功能拓展区村庄村民的人口数量、缓解用地规模不断增加的矛盾,也有利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增加村庄经济收入与村民人均纯收入,提高非农产业比率,优化产业结构。 2.为提高村庄经济收入水平,可对迅速搬迁、原址改造型村庄采取减少外来人口的政策,对城镇化改造型村庄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对引导搬迁和逐步搬迁型村庄采取适当增加外来人口的政策;为提高人均纯收入水平,可对五类搬迁村庄均采取适当增加人口的政策。 数量经济论文: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甘肃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短期内二者相互影响,长期内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进一步预测方差分解表明,产业结构变动会引起且加速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自发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较差。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增长;数量 1.引言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产业结构必须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将促使经济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将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成功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次次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动后所取得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及时变动,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增长。目前,不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结构因素的增长作用,都有强烈的现实感受,尽管它们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国内诸多学者论证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大都是在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的论断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应用性研究。“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增长方式.即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1]“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2]。“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3]。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无法揭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内在生成机制,尽管他们的结论富有创见性,论证却没有说服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有学者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4](朱慧明,韩玉启,2003) ,但其结论只能说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论述其是否协调,而且运用第一产业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表示产业结构的变动不能反映产业结构调整的全貌。本文首先构建了产业结构整体变动的指标和经济增长的指标,然后利用甘肃省统计年鉴中的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H-P滤波处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预测方差分解对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算是对已有的研究作了微小但有益的补充。 2.指标与数据 2.1 指标设定 产业结构可用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来反映,它是产业结构的基本内容和本质表现。这里,我们以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表示产业结构变动,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指数表示经济增长 首先计算结构相似系数[5]。公式为: 式中,r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Xi为第i产业产值基期所占比重; Yi为第i产业产值报告期所占比重。 r值介于0和1之间,r越接近于0,说明相似程度越低,产业结构差异越大;r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越高,产业结构差异越小。 G表示以1978年为基期,以所研究期为报告期,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的定基增长指数,计算公式为 2.2 数据来源及计算 利用甘肃省1978年到2004年数据[6],通过分析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与结构相似系数的关系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按照上述①②两式计算r和g如下表 通过r的变动,可以发现甘肃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呈下降趋势。考虑到是以1978年的产业结构为基期,r反映的是其他各年的产业结构与基期的相似程度,那么这种下降应该说是良性发展的一种表现。但这种下降在90年代后有所减弱,表明甘肃的产业结构调整在90年代后效果甚微。 3.实证分析 3.1 H-P滤波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VectorAutoregression)来分析甘肃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VAR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是平稳序列。H-P滤波[7]是目前在宏观经济学中被广泛用于获取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成分的平滑方法,这种方法最早出现在80年代Hodrick和Prescott完成的一篇关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周期的工作论文中。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分分离出来,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其主要理论如下: 则式⑤为H-P滤波问题,即最小化问题。H-P滤波的运用比较灵活,它把经济周期看成宏观经济波动相对于某些缓慢变动路径的偏离,而这种路径是随着时间单调递增的,所以可以称之为趋势成分。使用H-P滤波得到的变量趋势能够反映该变量动态变化的实质。 表2和表1相比,数据平稳,更能反映变量动态变化的本质,这一特点在图1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其中结构相似系数r的变量趋势先下降后略有上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增长指数的变量趋势一直呈上升态势。 3.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在下述二元VAR模型中考虑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问题。假设经济变量xt和yt满足的结构方程为: 表4、5表明甘肃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短期内(滞后2期,表3)二者互为因果;长期看(滞后4期,表4)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说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Granger影响关系从1978年以后由原来的互动性转变成单向性,并且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趋势的拉动作用也由原来的短期性转变成更加显著的长期性。 3.3 预测方差分解 预测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描述了冲击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变量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从表5的左半部分可以看出.TR的变动大部分可由它自己的新生进行解释.TG的新生对TR变动的解释能力随时期的增加而逐渐加强,但总体上很小,到第10期TG对TR的解释能力达到6.06%,这说明经济增长自发对产业结构变动影响很小;相比之下,从表5的右半部分可以看出TG的增长由其自身的新生进行解释的部分随时期的增加而减小,到第10期减小到10%,而TR对TG的预测方差的贡献随时期的增加而增加,到第10期增加到90%,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影响。 4.结论与建议 (1)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由原来的互动性转变成单向性,并且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趋势的拉动作用也由原来的短期性转变成更加显著的长期性。因此,产业结构变动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由被动到主动,其影响由短暂到深远。 (2)产业结构变动对甘肃实际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经济总量的增长率与各产业(部门)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总量的增长率等于以部门产出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为权数的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加权和。因此,在部门产出增长率不均衡的条件下结构变动对总增长率将产生重要影响。从甘肃三次产业的比重结构看,虽然在二十几年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与发达地区相比甘肃的各产业总量和内部结构都显得非常落后。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结构变动对甘肃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 (3)经济总量增长对甘肃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随着经济增长社会需求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格尔系数趋向下降。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已由总量矛盾转化为结构矛盾,需要通过结构转换来适应供求结构和供给环境的变化,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动。但这种变化在理论上是建立在资源的市场调节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之上的。由于我国建立资源配置的市场调节机制时间不长,还不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调节作用,在更大程度上产业结构变动是政府产业政策的结果,而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变动方式往往与实际经济总量的需要是有差距的,容易带来结构变动的失衡。因此甘肃在针对性地制定有效产业政策引导的同时,应加强市场体系建设,通过市场在各产业部门间优化配置资源,使产业结构能依据经济总量的发展水平作及时调整,以适应经济总量增长的需要。 数量经济论文:企业数量、规模与经济增长 摘要:长期以来,企业数量与规模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内容。笔者利用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企业数量、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产出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呈现时序递增趋势。研究还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企业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越是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对产出的弹性越强,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应当重视企业与产业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强调“做大做强”。本研究还为理解地方政府与国家产业主管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上的冲突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 关键词:工业企业;数量;规模;区域经济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开始,分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劳动力、资本是最重要的投入,通常情况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与劳动力、资本的投入量和增长速度正相关,而且根据新增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存在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较大的企业数量常伴随着较大的经济总量。但企业数量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平均意义下企业规模的下降,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通常管理学研究企业规模的目的在于探讨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对其市场竞争力与经营绩效的影响。经济学中对企业规模与数量的研究主要归属于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主要从企业角度进行研究不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产业整体,关注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产业经营绩效与发展阶段(钱德勒,1999)。管理学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在企业经营决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区域层面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企业数量,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对企业空间集聚效应的研究。以后产业集聚的研究得到较多的关注,成为区域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但区域经济学很少关注企业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企业与产业层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区域层面?举例说,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现有企业“做大做强”更重要呢,还是推动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经济更重要?根据管理学的研究,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数量与规模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投入期与成长期的企业需要重视量的扩张;对进入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企业,深入挖掘其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盈利水平(黄修权、顾银宽,2004)。那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企业数量与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差异确实存在,是否有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有相关性、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区域经济的?以上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文章结构如下:在提出问题后,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模型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数据的来源与处理;第四部分将全国作为一个区域,分析企业数量、规模对经济的影响;第五部分对全国31个省级单位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之所以分省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汇总数据可能会损失个体信息;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面板数据的分析可能揭示出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数量经济论文: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的出租车数量管制分析 摘要:出租车行业竞争性很强,对该行业进行的数量管制必然以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代价,主要表现在:数量管制造成人为的垄断,给社会带来无谓的损失并形成高额的垄断租金;数量管制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对管制租金的争夺又导致出租车司机和管制主体之间的冲突;数量管制不能克服城市拥堵问题。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可以避免由垄断造成的低效率,增加社会就业,提高消费者的福利。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视角;出租车;数量管制;社会福利 2008年,我国暴发了多起出租车罢运事件,这说明针对出租车的管制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现有的文献对出租车的监管方法和必要性的论述相对较多,但对于出租车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却少有论及,出租车管制是否增进了社会福利?考虑到社会的总体福利,出租车管制应该如何进行?本文将利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出租车数量管制应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 公共管制应该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和信息的不对称,管制部门往往被管制对象所俘虏,或者管制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管制,从而偏离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对出租车的管制属于典型的公共管制,自然应该以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 出租车行业的管制一般有三种:价格管制,数量管制,标准管制。这三种管制都涉及到消费者和司机的切身利益,对社会福利有直接的影响。价格的变化会影响消费者的支出,价格越高,消费者的支出也越多;数量管制会影响社会潜在的就业数量和就业机会,也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权。当出租车数量少,准入条件非常严格的时候,社会的供给会减少,消费者的选择权也因此受到剥夺。支持管制的理由之一是缓解大城市的交通拥挤,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大城市的拥挤主要是由出租车引起的。也有论者认为出租车是准公共物品,所以要进行数量管制。大多数支持管制的观点对于管制是否真的能增进社会福利、克服市场失灵都没有详细的考查和分析。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的情况,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措施“加强管制”的结果,却是出现了大量的罢运事件,矛盾不但没有被解决,反而越来越尖锐。因此,认识出租车行业的管制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就变得尤为重要。 二、出租车数量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帕累托标准是福利经济学中被广为接受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来判断出租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关键是要考察数量管制之前和数量管制之后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早在1890年,马歇尔就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认为市场总剩余是“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并用“市场总剩余”来分析衡量社会福利的状况。 从市场总剩余的角度看,出租车数量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如图1所示,d为出租车的需求曲线,S是供给曲线,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价格和出租车数量完全由市场竞争来决定,此时的价格为P1,数量为Q1,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与实际付出的价格之间的差异,在图中由三角形AP1E表示;生产者剩余与厂商愿意接受的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异,由三角形BP1E表示。如图1所示,没有管制时,价格为P1,产量为Q1。消费者获得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厂商获得所有的生产者剩余,社会的福利没有任何损失,此时的社会福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若要改善消费者的福利(降低价格)则厂商(出租车司机)就会亏损,若要改善厂商的福利(提高价格)则消费者的支出就会增加。也就是说不可能让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没有任何人的福利受到损失。 当存在政府的数量管制时,市场里的出租车数量必然小于Q1,因为大于Q1的数量管制对市场不会有任何意义。假设政府的管制数量为Qg,相应的管制价格为Pe,这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管制形成垄断,形成供给不足和价格提高的局面,从而损害社会福利。在我国占多数的出租车经营模式都是公司经营,公司经营事实上就是公司垄断出租车的经营权。当市场被垄断之后,就会造成分配性的低效率,体现为在三角形CDE之内的社会福利将损失,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将受损,同时,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福利会因此而改善。CDE通常被称为哈伯格三角形(HarbergerTfiangle)。在CDE(阴影部分所示)内的任何一点,司机愿意接受的价格低于管制价格Pc,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高于Pf,在该区域的交易是司机和消费者者双方都愿意的。但是由于数量管制,这样的交易不能达成,这意味着司机和消费者的福利受到了无谓的损失。之所以是无谓的损失是因为在司机和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失的同时,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会因此而改善。只要有数量管制,就一定有无谓的损失,数量管制越严格,则无谓的损失就越多。 垄断除了导致无谓的损失之外,还导致福利的转移,表现为原来属于消费者剩余的四边形PcPtPc被生产者占有,这就是福利经济学所说的塔洛克四边形(FuHock quadrangle)。在出租车行业中,占有消费者剩余的并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垄断的出租车公司及各个管制部门。事实上真正的生产者即司机得到的只是Pf的收入,司机愿意接受的价格为Pf,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c,这之间的差距就是管制租金。出租车经营权高额的转让费就是这种管制租金存在的证明。由于管制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收费和拍卖经营权的形式来瓜分管制租金,而出租车公司则通过份钱押金等形式来参与管制租金的分配,并用以弥补购买垄断经营权所花费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管制者必然要求管制租金的最大化,也就必然要求消费者付出最高价Pc,同时只分配给司机愿意接受的最低值Pf,两者之间的差距由管制者和出租车公司占有。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对管制租金的瓜分实际上就是第三方主体对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占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状况由此变得更差。这些管制租金事实上也是管制部门资金的重要来源,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收费和拍卖费。这些被管制部门占有的管制租金,在信息不公开、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最终会被管制部门所耗散。由于租金和管制者的利益正相关,因此可以预见这样的低效率的管制并不会自动消失,而会长期存在。另外,由于管制形成的垄断给出租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垄断利润,为了保持这种利润,出租车公司会采取行动维护其垄断地位,有可能造成寻租腐败,更进一步损害社会的福利。 其次,管制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行为能力,同时减少了就业岗位。福利经济学家森认为社会福利提高的重要体现就是社会成员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与发展,这种自由指的是实质的自由,称为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既不是人们实际获得的效用,也不是物品,而是人们有可能实现的、各种有价值并值得去做的活动,包括初级的需要如营养和安全,也包括社会交往 和自尊等高级的社会需求。考虑到可行能力,人的福利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收入,二是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的难易程度。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提高了出租车服务的价格,降低了人们的收入,而且,数量的限制也增加了人们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的困难。人们虽然有足够的收入乘坐出租车,但因为数量管制,乘客需要更多的等待,或者会遭到拒载,就相当于由于年老、生病、残疾等状态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一样,消费者虽然有收入,但并不能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无疑是一种福利的巨大损失。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本来应该是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相当于本来是要人们节食以提高生活质量,但事实上却导致了人们被迫挨饿。另外,数量的限制必然导致营运者的减少,从而损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减少了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改善福利和实现自身潜力的机会,人为地制造服务短缺,增加失业率,这也是社会福利损失的重要方面。 再次,管制引发社会冲突,这直接有悖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社会问题的控制程度是影响社会福利的要素之一,社会问题存在于所有的社区和社会,冲突解决得比较好的社会或社区会比其他地区有更低的犯罪与暴力,会更加安全,因而能够将冲突问题进行有效控制的社会所拥有社会福利就比较高。但是,出租车的数量管制不但没有解决社会存在的冲突,反而激化矛盾,引发罢运事件。管制是引起出租行业罢运的根本原因,管制形成管制租金,但由于缺乏一个分配管制租金的统一规则,各利益集团在对管制租金进行分配的过程中,使出租车司机处于利益链条的最薄弱环节。管制部门以各种税费和拍卖经营权的形式参与租金的分配,而出租车公司则以份钱和租金的形式来占有管制租金,这些份钱和租金最后都要由出租车司机来承担。司机工作辛苦收入却很少,在管制体系的内部又没有一种办法来平衡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当他们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只能采用罢运这种极端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从而引发社会冲突。不仅如此,管制还可能导致腐败,因为管制对出租车公司而言是有利的,既打击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并形成垄断,也维持了较高的价格。因此,出租车公司很有可能为了寻求管制而对管制官员行贿,如1930年美国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lker)就大力鼓吹数量管制,事后人们才知道,沃克市长暗中接受了出租车公司的贿赂,包括两家出租车公司的股份,作为回报,使沃克市长允诺推动建立出租车数量管制。 最后,管制并不能克服机动车的外部性,缓解城市拥堵。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原则,社会福利最优的条件之一是社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由于机动车具有负的外部性,包括造成交通拥挤、污染空气、造成交通事故等。考虑到这些外在成本,机动车的私人成本要小于社会成本,这就会造成市场的供给数量多于社会最优的供给数量从而形成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对出租车的数量进行管制,试图减少出租车的市场供应数量,减少社会的福利损失,但这一目标并不能实现,因为所有的机动车都具有外部性,出租车只占机动车的一个较小比例。出租车数量管制对机动车的总的外部性的克服效果非常有限;同时,当出租车减少时,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困难,这可能会导致人们购买私人汽车进行替代,从而增加了总的机动车数量,导致更为严重的拥堵。事实上,拥堵都是由于私人汽车的大量增加而导致的,依靠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来限制城市机动车的外部性,是完全无效的。 三、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会增进社会福利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放松对出租车数量管制已经是一个趋势,英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都纷纷取消了数量管制。英国人口最为密集的伦敦市是最早对出租马车数量进行管制的城市之一,其管制的目的是治理道路拥挤。1833年后,由于道路设施改善,数量管制被取消,从此,再也没有实施过数量管制,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司机和车辆均可获得牌照,不设定数量上限。爱尔兰自2000年开始放松出租车管制,到2004年底,爱尔兰出租车数量增加了两倍,并没有引发道路拥堵、交通事故率上升,乡村出租车短缺、车况和服务恶化等负面效果。“公众对放松管制给予了令人瞩目的积极评价。” 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社会的福利,原因如下。 首先,取消数量管制可以避免由垄断带给整个社会的低效率,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取消数量管制,必然会使大量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使市场的结构由垄断变为竞争,哈伯格三角形内部的潜在交易将得以实行。在这个三角形内部任何一点的价格和数量上,消费者和司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社会中没有任何人的福利会受到损害,因此这种交易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由于价格下降,塔洛克四边形会自动消失,由其所引起的租金耗散也不复存在。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价格下降,垄断租金自动消失,自然也不会有相关利益主体为争夺管制租金而进行博弈,由出租车利益争夺而形成的社会冲突就不复存在。 其次,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社会的就业数量,实现机会平等。数量管制政策在事实上只允许有限的经营者从事出租车行业,而剥夺了其他所有可能具有同等能力的人的从业机会,不但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而且对于潜在的从业者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取消数量管制可以促进竞争,增加供给,也使更多的人面临公平的机会。 再次,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和行为能力,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数量管制造成人为短缺,降低消费者的行为能力,是对消费者福利的剥夺。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都是以增加人们的选择空间来实现的。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的选择范围大大的拓宽,从而使个人变得更加自由。而出租车数量管制限制了人们的正常选择,制造人为短缺,使少数利益群体受益,必然损害社会的福利。显然,数量管制与出租车业的公共服务目标相矛盾,取消数量管制可以避免这样的福利损失。 取消数量管制之后,人们可能会担心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这可以通过加强标准和准入条件的管制来避免。这些标准包括汽车的标准和司机标准。汽车的标准如车况和车型,保养与维护等;而司机的标准则主要关注其驾驶水平和经验,并且要对车辆和司机的服务水平定期进行检查。这些工作不一定要由政府直接干预,可以由出租车司机组成的行业协会来进行监督。因为政府的直接干预极有可能形成新的腐败,而行业协会比政府官员更加关心整个行业的发展,由行业协会进行的监督效果可能更好。根据英国的经验,取消管制的地方消费者对出租车不足的抱怨大量减少,直接的服务和安全标准管制被认为是提高服务和安全水平的更为可靠的办法。 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可能是取消数量管制之后,出租车数量增加,会形成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城市拥堵都跟过多的私家车数量有关系。凡是治理拥堵成功的城市,都必然是限制私家车的使用,而不是限制出租车,相反,在众多的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制的城市中,也存在大量道路拥堵的情况,这本身就说明,出租车的数量管制并不能缓解城市拥堵。新加坡治理拥堵就采用了限制私车和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的方法,严格限制私车的拥有数量,同时对出租车采取放松管制的策略。到2006年底,出租车数量增加了20%。相对于私家车而言,出租车的利用率要高得多,出租车增加会使人们减少对私家车的使用。随着出租车数量的增加,其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因为竞争而下降,其数量并不会无限的增加,这也就是像伦敦这种特大型的城市也能完全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的原因。 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价格的管制也就没有必要,竞争的市场会形成买方和卖方都接受的价格,正如在其他的竞争性市场一样。图1所示,为了获得垄断租金,管制的价格必然高于竞争时的价格。放松数量管制之后,价格下降而供给数量增加,这就是放松管制后社会福利改善的具体体现。
由于目前我国国企还被禁锢在传统的生产经营制度之下,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都未实现国际化,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有待完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不成熟。文章通过分析国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财务管理现状,就地缘政治、国际税收、外汇汇率等干扰因素对财务管理问题的影响及国际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一带一路”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和实施四项综合措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一体化,这一倡议为中国的跨境物流贸易和其他相关产业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沿“一带一路”投资合作也迅速发展,与沿线3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与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一批有影响力、标志性的工程陆续落地,“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和成就超出预期。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8年1月,中国企业在沿线46个国家进行了投资[1]。其中非金融直接投资总额12.3亿美元,同比增长50%,占同期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1.4%;与沿线国家共签订合同12500项,累计合同价值2790亿美元。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走向国际化的主导力量,与亚洲、欧洲、非洲等许多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物流、港口、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的国际商务合作,走上国际发展道路。 一、“一带一路”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国际化重大意义 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也快速增长。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走向国际化的先头部队,在许多国家展开了多项国际业务合作。例如中国国企在埃及的投资包括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承接的埃及电网整体升级工程,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为埃及最大发电站项目配套建设的天然气调压站,中航国际、中国中铁与埃方签订总金额12.4亿美元的合同,建设连接开罗、开罗卫星城斋月十日城和埃及新行政首都的轻轨项目[2]。但是,目前我国国企大多受制于传统的生产经营制度,在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上还未实现国际化,管理手段和方式都有待完善。为了保证国有企业能够实现对外开放,在国际市场中立足,就必须要先在财务管理上实现转变,加速国际化管理的进程,以便在跨国经营中出现财务风险时,能够有效规避,确保国企竞争力的稳步提升,在国际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此外,企业内外部的环境因素也会引发投资风险的出现,如资产构成、企业规模、发展水平等,这些不同的因素容易造成并购结果存在差异,与企业预期不一,从而引发财务风险。为了有效规避甚至解决财务风险,势必需要实现财务管理的国际化。国企以“一带一路”为前提,实现对外开放,也会面临不同国家的不同税率和汇率风险。为了避免这些威胁,财务管理需要对跨国经营中的税率和汇率提出具体的措施。一般来说,税率和汇率的波动,会对企业的投资利益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人民币与其他国家币种的不同,以人民币为基础得到的具体金额很有可能随着汇率的波动而增大或减小,对企业的投资收益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资金换算本身存在一定的困难,跨国经营也并非一个国家所能操控,需要多国的加入才能提高经济效益。那么,从资金的筹集到后期的投资运作、资金结算,都需要将最终利润与国外企业一同分配。当税率和汇率出现升高或降低时,则意味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解决财务分配问题,财务风险因此而爆发。如中海油并购尼克森的案例。加拿大的利率和汇率与我国有差异,财务部门计算金额时,会根据不同国体、不同会计准则规定等因素做出全面考虑,这一过程中会引发财务风险。中海油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其财务管理如果能够实现国际化,对加拿大的所有相关政策都有所掌握,在很大程度上将节省财务计算时间,有效规避财务风险,才能够保证在整合期间双方不会因为彼此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同而产生差异和冲突,造成难以管理的矛盾,必要情况下还可以减少财务的失误,加强财务安全,实现财务保护。在国企对外投资、跨国经营、与外企合作的过程中,财务管理国际化能够有效地弱化运营风险。 二、“一带一路”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挑战 国有企业“走出去”就意味着他们要在多种多样的地区环境经营发展,所面对的发展环境远比国内环境复杂得多,发展难度也会更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税务、会计、法律制度,这导致了跨国经营国企的财务管理相对于单纯国内运营企业的财务管理而言难度更大、赋有更高的挑战性。“一带一路”落实中,我国跨国经营的国有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遭遇的主要挑战有以下几点: (一)各地区不同的政治环境带来的挑战 “一带一路”几乎经过了世界上政治环境最复杂的几个地区,且沿线国家本身具有独特的政治、宗教、民族环境,甚至有一些国家处于政治动荡期。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通常是由于政治环境不稳定所造成的。因此,沿线国家与地区政治局势动荡、政策法规更改可能会给跨国经营的国企造成难以预料的损失。一个国家是否有稳定的政局、健全的法治、正确的国家发展基本政策,这涉及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政治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提醒有海外经营业务的国有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时,要把此类挑战放进各类方案之中,同时在财务管理的每一阶段都务必保持警惕性,对出现的以及可能出现的挑战准备正确的处理方案,务必最大限度地减少危险和亏损。 (二)外汇汇率变动带来的挑战 外汇挑战是指国有企业在对外经营时,用外国货币衡量的产业以及外债由于意料之外的外汇汇率波动造成的价值波动的情况。经营、转换以及交易方面风险都是构成外汇挑战的重要部分。汇率带来经营方面的风险是指在跨国贸易中企业一定会收取大量外汇,而不可预料的汇率波动会影响到企业未来的现金流,企业将面临收益还是损失,就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负担。转换方面的风险是指由于汇率波动带来的会计收入以及资产负债表发生变化的风险。交易方面的风险是指因为交易日和结算日之间存在汇率差而使企业收支出现改变的风险。 (三)税收筹划工作带来的挑战 “税收筹划”又称“合理避税”[3],是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而尽可能取得节税经济利益的纳税行为。税收筹划工作是企业按照国际税收政策和各国不同的税收政策进行的纳税前瞻性行为。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信息化特征明显,社会的改变必定引发各国家、地区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变化。熟悉东道国国际化经营的特殊环境,了解东道国的税收法律政策,从各方面正确地、有针对性地掌握对企业发展有紧密关系的税收政策内容,然后仔细研究,从而制定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同时又不违背东道国税收政策的经营方案,可以说是所有走出去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四)投资经营方式带来的挑战 我国许多企业国际经营管理方式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不相适应,非理性的竞争广泛存在,经济保障系统不完善,融资有较大问题,亟需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性。国有企业虽然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的领头人,但国企管理体系和市场化发展方式还不完善,不能较大程度地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同时因为国企薪酬制度对企业的薪酬总额存在规定,薪酬制度缺乏活力,这也许会降低国企员工去较差环境中发展建设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另外,国企参加海外项目讨论时,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国家意志,可能会带来沿线国家的忧虑,这也是企业需要考虑的方面。 三、“一带一路”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一)对财务管理国际化重视不够 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传统制度的限制之下,逐渐走上改革的道路,但改革时间太短,相较于国外企业来说,在财务管理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依附于“一带一路”的实施,国有企业逐渐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许多国有企业都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意图先打进国际市场,再对财务管理实现进一步的完善。然而,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和合作经营活动的过程中,财务管理是最为核心的一点。如果财务管理得不到完善,也就不能实现国际化,极易造成财务风险,更甚者会造成企业对外投资的失败。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财务问题处理还存在众多缺陷。以中海油案例来看,在其并购尼克森的过程中,首先应当严格测量与审核尼克森的财务经营状况,其次由中介评估机构对其结果做出评估,双管齐下,以便能够将并购价格与价值所对等,也就不会存在60%的溢价[4]。过高的支出给中海油带来过高的经营风险。总之,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还是过于心急,没有意识到财务管理国际化的重要作用,最终导致问题的产生。 (二)缺乏专业的国际化财务管理人才 任何领域的发展和任何时代的进步都离不开人才,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人才是核心,是企业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武器。那么,在财务管理国家化的发展中,没有专业的国际化财务管理人才就不要提先进的财务管理经验。具备丰富财务管理及风险控制经验的财务专业人才熟悉融资需求、会计准则及汇率等各种业务,他们可以做到有效地控制企业的各种财务风险,能在最大程度上预防财务风险的发生。如今,国企体制改革的时间太短,改革的方方面面都不能做到完美,在此情况之下,挖掘并聘请专业的国际型财务管理人员时,要有更为严格的审批流程。在财务管理国际化发进程中,引入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如利用职务之便而产生的财务风险。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财务管理人才还处于匮乏的境地。 (三)没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国际化制度,监管不到位 在“一带一路”下,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非常迅速。然而,想要在短时间内便融入到国际市场竞争中去,是非常不易的。由于国企的财务管理国际化制度还未得到完善,财务的监管还不到位,有许多国企跨国投资还依旧实施着国内的会计制度和准则,并未与国际接轨,也没有根据国外的具体情况去制定一个有针对性的财务管理制度。这种缺失导致国有企业对国外的政策和制度非常迷茫,当出现经济纠纷时,无法通过有效的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跨国投资出现财务风险,造成经济的直接损失。以中海油为例,其在收购的过程中正是由于财务缺乏监控,无法做出风险评估,预警机制不健全,才会造成溢价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必须建立一个具体的财务分析体系和预警模型,以便在并购前期做出资产质量分析和评估,保证现金与价值的对等,实现对资金全面的管理和控制。 四、“一带一路”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国际化策略 (一)提高对“一带一路”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国际化的重视程度 在国际化发展过程当中,国有企业必须提高对财务管理国际化的重视程度,要意识到国际市场竞争的多样化,各类风险会接踵而至。国有企业要对国有资产负责,为了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综合实力,缩短与国外财务管理之间的差距,就必须高度重视财务管理国际化。首先,国企内部的管理人员必须具有专业的知识内涵,要定期进行培训,以便时刻巩固财务管理国际化方面的知识理论,分析借鉴优秀的管理经验,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重视财务管理的良好氛围。其次,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时间较短,在“一带一路”下逐渐前行,虽然许多企业都遵循了对外开放、走出去的政策,但仍旧有部分企业存在侥幸心里,认为先打入国际再对财务管理进行完善也为时不晚。无论是对外投资还是跨国合作,其中都少不了财务管理的存在,若不能及时与国际接轨,将会大大提高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甚至会造成投资活动的失败,导致国有资产的大幅流失,对国家经济造成直接损失。因此,在“一带一路”下一定要重视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国际化存在的问题,提高对财务管理国际化的认识[5]。 (二)建立健全企业财务管理监管制度 现金流是企业维持生存发展的必需品,财管人员要熟悉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企业要严格防止财务人员从内部破坏企业的风险防范体系。完善财务信息质量是财务管理中的根本,对财务管理流程应严格规范,切不可触犯法律法规。在财务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中,企业应当提高资金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的权限管理体系,从源头扼杀虚假财务信息。高层决策管理人员定夺企业的发展方向离不开财务信息的支持,错误虚假的信息会造成错误的财务决策,进一步对企业的经营造成巨大的冲击,甚至破产清算[6]。 (三)推动公司内部财务共享 财务共享是公司集中管理模式在财务方面的体现,通过财务共享,企业财务工作中重复投入和效率低下问题得到解决,同时企业各地区子公司的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得以实时监控,共同推动企业经营战略的实施。跨国经营的国有企业具有广泛的经营布局,财务共享模式的运用可以高效而有针对性地体现出财务管理链,合理分配财务资源。此外,走出去的国有企业不妨在某些特定地区发展一些共享中心,从而通过集中安排地区内各子分公司的财务和项目,降低重复的财务职能,把复杂的工作变简单,并高效地处理地区内公司的财务资料,把握各子公司的财务情况,减少经营成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7]。 (四)加强国际化财务管理人才培养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人才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高素质人才才能适应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国际化需要,若要做到财务管理国际化,财务管理人员的水平要先达到国际化的标准。首先,要想了解国际前沿的理论与实务,在今后合作中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财务人员就必须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财务管理国际化需要掌握多种综合技能的财务人员。其次,个人素养和综合能力要能经得住考验,良好的个人素养对工作的影响非常大。以日本企业员工为例,日本员工普遍职业素养高,对工作也呈现出积极努力的态度,且对企业的忠诚度非常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的财务管理人员学习的。最后,财务人员还必须对国内和国外的财务会计制度所熟悉,财务管理国际化进程中,与国外企业打交道是必不可少的,知人知彼,才能够将财务报表做好,符合两国的会计准则,提升财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五)加强政治风险防范 政治环境所带来的风险某种程度上是走出去国有企业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政治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提醒有海外经营业务的国有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时,要把此类挑战放进各类方案之中,同时在财务管理的每一阶段都务必对其保持警惕性,对出现的以及可能出现的挑战准备正确的处理方案,以最大限度减少危险和亏损。在投资之前,国有企业要从各方面评估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与风险,选择正确的投资方案。 (六)增强对外汇风险的管控 在“一带一路”过程中,企业将面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率以及汇率等风险的威胁,需要从财务管理上对跨国经营中存在的税率、汇率等风险进行有效规避。利率和汇率的波动将会对企业的投资收益产生极大负面影响,每一个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外汇风险。国有企业必须不断提高外汇风险管理水平,从更高的视角审视外汇风险的管理。首先,签订远期合同,这项合同规定交易双方必须在特定日期将特定数额的货币以特定的汇率转换成另一货币。交易的时限可短至一天至几天,或者长至几个月甚至几年。这是对冲外汇风险很受欢迎的工具。远期合同能让人心安,同时又可轻易及准确地管理好商业成本及预算。其次,密切留意市场趋势,虽然汇率变动很难预测,但做好准备应对不利的波动则相对容易。做好预防,洞察市场动态是企业应对不利汇率波动的最佳法则。最后,使用银行网上外汇平台,充分运用科技成果,使用银行所提供的网上外汇平台,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上网对外汇交易下单。 参考文献: [1]侯宝珍.“一带一路”和BEPS视角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建议[J].会计之友,2017(18):69-72. [2]陈辉发,熊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准则等效战略研究[J].会计之友,2018(2):56-59. [3]梁昱.“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J].新金融,2018(5). [4]张欣.“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趋势、挑战与对策[J].国际贸易,2017(11):34-40. [5]王慧.“一带一路”背景下零售企业国际化与商业模式创新[J].商业经济研究,2017(22):105-107. [6]李顺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下税收协调措施探索[J].会计之友,2016(21):2-6. [7]李旭红,郑鹏,赵倩.“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境外所得免税法研究[J].国际税收,2017(10):48-52. 作者:袁华 单位:湖北科技学院财务处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新时期财政学理论探讨 摘要:建设好新时期的财政文化,我们新一辈的财政青年在探寻财政文化本质的同时充分继承并发扬优秀的财政文化,更应赋予新时期财政文化以新的意义,问新时期财政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突出监管重点,健全监管机制,在服务财政管理、保障财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推动财监督事业发展。 关键词:财政;新时期;文化 一、财政文化的本质 说到为财政注入青春活力,我们必须先探寻文化的本质,而探寻文化的本质,就必须从文化说起。文化的定义也许谁也说不清楚,其实它本身的定义本就多种多样,它可以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亦或者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可能是人类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社会产物,当然,它更是人类群体所共享物质观,价值观以及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 而财政则是国家为了完成其相应职能对其资源所进行的汲取、管理、分配、以及使用的职能。文化融汇于财政,寓财政之精髓于文化。对一个群体来说,文化是具有灵魂性的,而财政则是具有导向性的,而财政文化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简单的财政,而是财政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财富,从古时担任节用、赋役等职能的官吏,发展到现在新时期的财务人员数千年的文化传承造就了这种精神财富,并传承着财政人美好的愿望以及财政文化独特的内涵。而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部分,新时期财政文化无疑是一个行业风向标,是体现出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状态,为了实现为广大纳税人提供高效而科学的服务以此来做好新时期的财政工作,当下的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力加强并推动财政文化的建设,以此来推动财政事业的发展。 二、新时期财政监督工作的思路 当前,改革和创新已成为财政工作的主旋律,财政监督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财政监督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立足监管,着力创新,服务改革,争做贡献。立足监管”,就是牢固把握中编办、财政部赋予专员办的工作职能,强化财政监督,加强财政管理,积极推进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有机结合。“着力创新”,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探索监管新思路,丰富监管新内容,拓展监管新领域,尝试工作新方法,开创工作新局面。“服务改革”,就是要把握大局,抓住机遇,紧紧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创造性地开展财政监管工作,建立健全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财政监管新机制,服务财政改革和财政管理,服务专员办职能的调整和完善。“争做贡献”,就是要坚持讲政治、讲奉献,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强化中央财政监管和专员办发展做出新贡献。由于财政监督涉及财政管理和改革的各个领域,专员办的工作不可能全面出击,而应该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整体推进。 1.把握全局 根据我国当下的国情已经今后的一个时期的主要表象,我国势必将继续推进财务相关的体制改革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大财政收入支出的征管力度,强化有关部门的预算控制管理并完善税费制度,这些相关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将是当下以及未来我国今后财政监督的重点工作。 2.抓住热点 专员办要根据财政支出在编制预算、资金拨付、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的不同特点,加大对部门预算的监管力度,强化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加强对财政支出的专项核查,真正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并积极参与其中,认真的履行相关的审核调查并保证其的科学性,认真监管财政资金的管理情况。同时完善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工作,按照“审查分离”原则强化初审调查以及监督检查,保证国库资金及时足额支付的前提下,建立起对资金申报拨付、管理使用等情况实施全过程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模式。 3.突出重点 专员办作为履行中央财政监督职能的专门机构,要根据国家赋予的工作职责,结合财政改革的总体需要,重点从三个方面强化中央预算收人监管工作:一是加强对中央预算执法部门的监督,重点是税务、海关和国库等部门。这一点可以说是重点中的重点,要实施全面的专项检查并全面规范日常监管工作,健全中央预算收入报表报送制度,二是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管,重点是积极参与“收支两条线”改革认真执行《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规范对中央级预算外资金的监管并纳人专员办日常监管范围,保证国家“收支两条线”政策顺利贯彻实施。三是继续抓好中央财政非税性专项收征管工作。加大征管力度,健全台账管理、专人负责和定期对账制度,定期对各项收人进行清算对账,确保专项收人“颗粒归仓”。 4.加强研究 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化和财政管理的加强,财政监督工作也应根据国民经济运行和财政管理需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检查和调研,提高财政监督工作层次。这里面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加强信息反馈,增加之间的交流,通过监督与交流发现一些重点的倾向性问题,充分发挥其“耳目”的作用。再次便是要积极建议,针对调研情况提出修订完善财税法规制度的建议并提出相对的改进意见促进被监督单位改善管理。 5.主攻薄弱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财政部门的工作重点是“治乱”和“打假”,也就是治理财会基础工作混乱局面,加强财税监督和财会管理,打击会计信息虚假行为,规范行政、企事业单位的财会行为和社会中介机构的执业行为。为此我们应该继续强化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更要明晰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工作原则,把处理人和处理事结合起来,坚持疏堵并重,既要严格处理违法违纪问题,也要促进相关单位加强内部管理。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讲究方法,实行“上下联动”,而最后更要注意的是要重点关注一些国家独资银行、国家控股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部分中央军工企业的决算审查工作,依法检查处理群众举报案件。 6.加强建设 我国财政系统正在实施的“金财工程”是通过建立包括部门、单位、地域、序号等属性的数据字典,详细记录每个部门、单位每一笔财政资金收支来龙去脉和每一个时点的资金运动情况,涵盖财政收支管理的全过程,动态监控任一时点的财政收支状况,从根本上防止财政资金的体外运行和被挤占挪用。 三、着力构建新时代财政文化 财政文化作为财政所特有的文化,是财政领域所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的文化。把财政文化建设置于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公共财产精神的背景下,按照“心系群众,财政为民”的宗旨,做到取众人钱财,为众人办事尽财政之责,这是财政所特有的品质,也是财政核心内容“公共”所在,体现了“为公理财,为民服务”的财政文化核心理念。 组织国家收入,为支出筹集资金;公共支出,为满足政府职能需求所作的支付;财政管理,为收入和支出制定方针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财政作为一项国家职能,包括了很多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它是国家之根也并不为过,而随着党的重点工作转移和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财政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取消了沿袭2600多年的农业“皇粮国税”,改向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多项惠农政策,而且将民生工作、社会保障工作等也作为头等大事,列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可以说这不仅是一种态度的转变,更是旧时期与新时期之间的重要的改变!财政知识是财政文化建设的支撑力,财政文化建设如果离开知识,将是无迹可寻的空话。在财政文化建设上,财政知识建设才是支柱和根本。财政工作者在保证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应重视提高个人素质,积极开展理论调研、文艺演出、体育竟赛,丰富财政干部的精神生活,扩大财政文化的深刻内涵。对于财政青年来说,更应该把握住美好的青年时光,抓紧每一分每一秒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关注政治时事,将实戏与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 构建和谐财政文化应结合财政工作的特点和新的形势对财政工作的要求,着眼于长远。着力建设好为公的财政文化,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公共,时刻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着力建设好均等的财政文化,保持均衡的理念,达到和谐协调的状态;着力建设好权利与责任并重的财政文化,处处体现责任,为民理好每一分钱;着力建设规范与规则的财政文化;着力建设好服务与发展的财政文化,为民、为公做好服务,促进财政发展;着力做好和谐与合作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勤政与廉洁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诚实与信用的财政文化,讲诚信,树新风,构建诚信文化,做到为民为公。 新的时代赋予了我们财政青年新的任务和新的气象。作为财政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播者,新时代的财政青年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将直接关系到财政文化建设的成致和功效。推进财政文化建设,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财政文化建设的讨论和实践之中,先进的文化必将把我们带入深刻而崇高的精神领地,使新时期的财政事业得到腾飞!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中西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与融合 【摘要】1776年,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关公共收支的理论和思想为财政学搭建了基本框架,随着研究领域的发展,财政学逐步由主要采用理论归纳的方法转变为运用数理和计量工具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在对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吸收和学习过程中,我国财政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在经济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在财政学理论体系发展过程中,中西方财政学理论出现了日益鲜明的融合性。 【关键词】财政理论 国家分配论 公共财政理论 融合 一、中国财政学理论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中国财政理论迎来了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其理论体系主要受前苏联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进而,初步形成了中国财政学理论的雏型,结合我国财政经济实践活动,对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进行探索,既而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经济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传统财政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西方财政学,两派产生了激烈的交锋。有学者认为,“国家分配论”必须突破过去的认识,打造一种新的财政理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导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财政改革实践,于是,公共财政理论在中国正式作为一种财政理论出现。 随着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建设的推进,对公共财政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我们认识到,“国家分配论”从根本上讲主要探讨在财政本质上的基本理论,然而“公共财政论”研究的则是财政运行形态的相关问题,两者不是直接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 二、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情况 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财政活动,标志着财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当时的国家财政理论适应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倡导以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固定财政收支的自身平衡为目标,主张将政府限制在政治领域范围内。 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在新的社会经济中自由经济理论的终结。于是新的财政经济理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功能财政理论便产生了。 20世纪50年代, 财政学进入黄金时期,公共经济学理论逐渐形成继而成熟。萨缪尔森采用数学方法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进行了界定, 指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在于,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影响或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此外,蒂布特在一系列假设前提的基础上, 提出了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 即如果居民可以在社区间流动,他们就会选择居住在能够提供符合其偏好的公共产品的社区;罗森提出了鼓励政府间竞争说,他认为,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会使积极投资活动转向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因此,地方之间的竞争会减少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提高经济效率;马斯格雷夫提出了三部分模型: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三个分支。 三、分化与综合-中西方财政理论日益鲜明的融合性 中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机制这一基础之上,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融合与趋同。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都是:市场有效率、市场失灵、政府介入、公共财政这四个阶段,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能够最大化利用稀缺的资源,将人们的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并实现最大化的制度。但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根本假定是完全竞争市场,而纯粹靠市场机制的调节结果并不理想,会出现竞争的不完全、外部性、信息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危机正是市场失灵的最集中体现。所以,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都认为光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自发调节经济至最有效率,所以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政府去干预经济运行,发挥财政职能,弥补市场缺陷。 中西方财政支出理论也基本相似。中西方各国财政支出范围大体上均包括:各级政府机构、科教文卫事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社会公平调节。 中西方财政除了在财政支出理论上近似以外,在财政收入理论方面也日益趋同。例如,都以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采用相同的税收分类方法、相同的税制设计基本原则,即公平与效率原则等等。 在处理国家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中西方财政也有着相同的财政体制理论,均认为各级政府要明确划分事权、财权是由国家政权结构的层次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财政职能的层次性决定的。各级政权的事权应等于其财权,否则会引起某一级政权的功能越位或者缺位。在实践上,中西方各国也都采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来处理各级政权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中西财政理论关于财政本质的认识,既有一定的共性, 又有一定的区别, 即都以国家或政府为财政主体,而财政客体、财政形式、财政目的, 各有侧重,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财政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财政职能决定于财政存在的依据, 同时又规定着财政活动的方向和范围。至此,中西方财政虽沿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发展而来,但当前二者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市场经济这一前提下,出现了基本理论的日益融合和整个理论体系的日益趋同。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西方财政学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 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 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 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 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 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 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 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 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 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 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 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P17—18.)
公共经济论文:城乡公共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与手段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平衡城乡间各种公共产品的投入,实现城乡之间公共品结构的合理化 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存在外溢性经济效果的特性,其供给效率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正常生活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公共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高是当前农村公共财政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因此,应调整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格局,着力解决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问题,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途径和前提,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体现。当前要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一是尽早确定并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的基准定额,不断提高预算内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和教师收入水平等措施,使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水平全面提高;二是对贫困、边远学校的资金扶持政策。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贫困、边远学校的经费投入,通过设立贫困、边远学校建设专项资金,做到贫困、边远学校建设资金优先安排,重点保证,努力缩小义务教育学校之间的差距。三是对弱势群体学生入学的补偿政策。 高额的医疗费用和农村薄弱的基本医疗体系成为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农村医疗卫生仍面临着投入不足、效率低下、保障缺乏、公共卫生薄弱等主要问题。首先,政府应增加对农村基本医疗体系的支持力度,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要合理安排农村卫生机构经费和建设资金。其次,农村卫生改革的核心是加大乡镇卫生院改革力度,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医疗卫生乡镇卫生院是开展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主体,承担着农村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职能。三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导,抓住农村基本医疗保障的突破口,重点做好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新农合制度的受益面,增强新农合制度的普惠性。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根据农村社会保障的构成,首先,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低保制度具有更加明显的贫困指向特征,是由政府直接对城市贫困人口给予“兜底”式定期定量救助。因此,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的“应保尽保”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首要目标。为此,应改变主要靠地方筹集农村低保资金的做法,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投入,保证支出需要。其次,重点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以农民自筹为主,财政补助为辅。客观上说,政府的投入水平还是较低,应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通过构建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实现城乡平等,促进社会公平,而且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此外,应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是重要原因。为推动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政府应逐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当前要抓住新农村建设机遇,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切入点。首先,应将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信等乡村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投入,列入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范围,改变乡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和集资来解决的现状。其次,中央和地方要集中财力,以直接投资的方式,为大中型防洪工程、灌排工程、水资源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林工程等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第三,推动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带动农村环境建设。以城市供水、供气、公共交通、污染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正在深入开展。要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将完善小城镇和村庄基础设施纳入目标,总结已有经验,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小城镇和村庄,引导城市骨干市政公用企业引领村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管理。 (二)完善公共资金的投入机制和管理体制,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有效监督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缺乏规范的监督,没有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经常被挪作他用,造成了公共资源的管理混乱;二是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较多,公共资金被一层一层“过滤”,公共产品被层层加价。三是在生产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竟相攀比,导致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和增长无序,增加了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筹集需求,提高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农民负担加重。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加强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的监督,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二是减少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确保公共资金提供到位,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三是必须及早完善农村的管理体制,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维护管理,通过建立维护管理的责任制度等手段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正常管理和维护。 (三)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机构的人才结构 政府作为传统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其行为必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必 须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防止出现追求“形象工程”的自利短视行为,并及时完善自身的财政体制,及早落实用于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资金。同时,政府应该加强自身的伦理道德建设,牢固树立“服务为民”的理念,深入农村,具体根据农村的现实对症下药,防止原本不足的农村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建立各种激励机制促进高学历人才服务农村,进入乡镇工作,一方面可解决农村基层人才后继乏人,改善服务机构的人才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可提升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 (四)建立农村自治体制,加强农民素质培养。 公共财政是宪法政治下的必然形式,没有民主和法治就没有公共财政。公共资源的配置如果不能体现公众的意愿,结果既不会公平也不会有效率。目前我国农民对财政财务的决策权和民主选举权基本限定在村一级,而且这样的重要权力往往把握在少数人手里。由乡政府专断运用公共支出,或按照农村少数人利益配置公共资源,进行收入分配,这样的公共财政制度效率一定很低。建立农村的自治体制,加强农村居民自治的程度,可以提高农村居民建设和维护公共设施的积极性。同时,农村的居民自治有利于完善村民对于自身需要的公共产品的表达机制,有利于村民自主选择需要的公共产品,防止公共资源的浪费。但是,农村的自治必须与政府的外部调控机制并存。农村自治体制的建立,还需加强农民素质的培养。只有通过加强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充分表达自身意愿,才能真正将农村现有的公共产品利用率提高,才能真正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城乡公共经济协调发展的技术手段研究 (一)公共支出手段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改变现有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将农村纯公共产品全部纳入国家预算支出范围,由“依靠农民自身”转向“以政府为主”的模式。其支出手段是:一是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和责任。目前中央应主要从事跨经济协作区的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农业基础科技成果推广、农业环境保护、农业信急网络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以及与国防建设有关的民兵建设、与国民素质相关的义务教育等。地方政府应主要从事本区域内的农业基础性及社会效益较显着的项日的投资及管理。二是调整财政和国债投入结构,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增加国债资金用于农业、农村的数量和比重,使农村能够获得较多财政资金,由此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提供资金保障。三是政府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民间投资给予优惠和鼓励,以吸引民间资金投向农村。 (二)公共收入手段 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渠道包括财政渠道、市场渠道等。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预算内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方面的筹资作用在下降,而地方财政预算内筹资渠道的地位在增强。为此,在财权划分上,要加快地地方税制体系的建设,扩大地方财源,同时建立规范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以平衡各地区的财力差异,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此外,可利用资本市场筹资,或成立旨在推动某项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的专项发展基金,或利用减免税收和给予信贷优惠等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 (三)财政投融资手段 资金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核心问题。因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且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较大,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往往力不从心。从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出发,统筹城乡关系的重要措施是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形成一个完善的、以公共财政为主体的、多渠道融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通观世界各国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经验,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融资渠道:一是完全在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内解决,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供给公共产品的方法;二是由政府和私人通过谈判的方式联合供给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通常可以通过清晰界定产权赋予私人部分收益权;三是由私人提供政府补贴的方式;四是完全由私人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现阶段,我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坚持政府融资为主,引入民间资本,采取政府与私人供给或由私人供给、政府给子适当补贴的形式,多方面筹集资金,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大量资金需求。近年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东部发达省份民营供给地方公共产品情况较好。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农村公共产品的民营化供给、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解放了思想、扩大了供给量。但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既需要一定的范围和界限也需要完善的条件作保证。因此,我们应在广泛的推进农村公共产品民营化进程中,具体做到:一是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拓宽民营化供给的地方公共产品领域;一是切实控制地方公共产品民营化供给的质量和数量,确保民营化供给的地方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证我国地方公共产品民营化供给的规范和健康发展。 (四)转移支付手段 财政转移支付对保证农村地区基本公共需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实现城乡统一税制的过程中,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县乡一级农村公共财政的困难。并且,鉴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有必要通过中央、地方事权的重新界定,扩大转移支付的范围,增加转移支付的数量,建立针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框架,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目前中央对省的转移支付制度正在逐渐向规范化的目标靠近,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加大中央对贫穷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省市一级财政对区县的转移支付办法,从而保证基层政府有足够的财力。目前对乡镇政府的一些支出如农村教师工资应实行县级财政统筹,农村的社会保障开支实行省级统筹,以减轻乡镇财政负担;中央应加强对农业的专项转移支付。 (五)公共品提供机制的创新手段 众所周知,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日益膨胀的公共产品需求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公共产品依赖性的不断增强,一方面是税费改革后形成的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釜底抽薪”之势。目前的关键在于:尽快构筑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这一新型供给体制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按照戴维一伊斯的观点,公共决策在本质上是关于社会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活动。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多由上级政府部门根据政府政策直接决定,基本上不反映农村居民的真实需求,造成了实践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这种结构失衡表现有:一是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投资建设快,如各类达标升级活动、小康工程等,而许多见效慢、期限长、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不大愿意提供或提供得很少。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建设很快,而像农业科技推广、农业发展的综合 规划和信息系统等“软”公共产品却不愿提供或提供很少。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反映出公共决策不合理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建,必须首先解决决策权的配置问题。为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应采取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的模式,它包括“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过程和“自上而下”的主体选择过程、资源配置过程和项目分解与实施两过程。其次,供给什么,供给多少,是由需求决定的。从农民自身的需求出发,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建立农民能够充分表达自己公共需求的机制,由全体村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进行民主表决,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上的“自下而上”。既可以使农村推行的“村务公开、财政公开、民主理财”的活动真正落到实处,又可以保证公共资源或公共产品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杜绝贪污浪费的发生。 2、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机制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各种层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主要由省以上财政提供,地市级财政适当配套,县乡财政暂时不予考虑。这样做的理由在于:第一,分税制后的省以上财政较为充裕,尤其是中央财政的“两个比重”上升较快;第二,中央、省级机构改革较彻底,财政供养人员大幅下降;第三,县乡机构改革普遍流于形式,改革不够彻底,大多数县乡仍以“吃饭财政”为主,而且,前述分析表明,县乡财政普遍负债严重,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辖区内的农村公共产品,尤以中西部地区为甚;第四,以村落社会为基本特征的农村社区更不能作为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因为过去几十年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为建设国家已经付出的太多太多,现在该是国家建设农村、回报农民的时候了,而不能再让农民自己出资建设家园。 公共经济论文:探讨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核心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着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核心,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核心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理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核心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核心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着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核心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核心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核心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核心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对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中的教学研究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1〕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公共经济论文: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字】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 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 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着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三、借鉴与认识 国外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们国内学者认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当代国内的经济学范畴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 (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 (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笔者认为,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作为名词和概念来说,英文Public Economics能够涵盖更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和范畴,用它代替英文Public Finance(公共融资)成为“研究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科学” 也是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就像早期的经济学 和现当代经济学,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是不同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加速,学科之间交融、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经济学”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转向微观基础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笔者认为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摘要]本文从需求角度出发探讨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认为公共需求是研究公共经济的逻辑起点,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并不是源于市场失效,而依赖于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市场失效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公共经济;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 公共经济(public economics)是随着政府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展——从财政收支活动扩大到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生产,宏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以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收入问题,与其相比,公共经济学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增加了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公共支出的分析等,而且改进和完善了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着名的公共经济学大师如马斯格雷夫等纷纷以公共经济替代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这种改变意味着财政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1.关于公共经济存在依据的两大理论 关于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是市场失灵。该观点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以市场失灵为逻辑出发点,把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公共部门活动的基本内容,把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作为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部门决策的政治过程,形成了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财政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英国学者的传统思想认为,市场是主导,而公共部门是一种例外,只有产生特定的市场缺陷才需后者介入。如亚当·斯密认为受多种力量和动机驱使的人类,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相互交往,产生合乎社会需要的结果。欧洲大陆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德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则是从两方面来看经济体制,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天生是平等的,如谢夫勒提出了“按比例满足”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的规则,但没有成为主流。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主流承认现有的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是以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为起点论述公共经济的存在。我国的当代财政学者大多数也持有这种观点,如张馨等学者就从市场失灵出发提出了要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该派观点是从供给角度为公共经济寻找理论支持,探讨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事实上,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并不是必然,而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要的表现形式,以其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存在缺陷的,这在后文中将加以详细论述。 关于财政存在的依据另一种观点是由社会公共需求论提出的,该派学者认为财政存在的依据是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流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何振一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提出者。他指出:“所谓‘社会共同需要’,区别于生产单位、集团和个人的需要,但不是这些需要的简单加总,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需要。它是‘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任意的‘共同需要’。”他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范畴的一般本质或内涵……”社会共同需要论在8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很快就冷却下来。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没解决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同一的问题,但它以“公共性”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具有很重大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渐确立,我国财政学者开始探寻传统的财政理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的共同点,力求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实现双方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共同需要论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共同需要说实际上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90年代之后,共同需要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则假设“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很可能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 2.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我们试图从需求角度即从社会公共需求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基本逻辑认为:社会公共需求的客观存在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而市场失效仅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里提到的社会公共需求不同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关于社会公共需求的定义——其理论基点认为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现代财政理论已经普遍认可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具有三大职能的观点,本文研究的社会公共需求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具有了新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需要,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大类型。前者是指作为社会公众集体中的个体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消费者通过支付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这种需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我们首先采用排除法对社会公共需求进行定义,即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的,是除私人需要以外的需要。显然这个定义忽略了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这一特性,也没有揭示出公共需要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个定义作初步地补充: 一是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并且是私人需要的有机合成的集合体(不是私人需要的简单加总)。 二是社会公共需求是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与私人需要相对应,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需要水平,增加额外的一个消费者不会引起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的产品的成本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某些人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不排斥其他人公共需要的满足。 社会公共需求是指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它是共同的私人需要的集合体,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对应于私人需要通过私人产品来满足,公共需要通过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它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拥有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后者是相对于同质而言,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具体利益,多个子集团所组成的集团的需求。社会公共需求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共需求。 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 1.公共需求与公共经济 (1)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 需求是对物或服务的一种欲望,社会公共需求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求的表现形式。正如前面提到的,需要一般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产品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根据其范围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共产品即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严格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广义的公共产品,除纯公共产品外,还包括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二者至少有一种存在的产品。结合公共需要的特征很容易得出私人产品不能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结论。 共同的私人需求的有机组合构成了社会公共需求,社会公共需求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公共产品可以满足私人需求,但当公共产品对应于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时,其目的具有公共性,不能拿公共产品用于私人目的。社会公共需求必须由公共产品来满足。一是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本质特征,这使得公共产品所固有的职能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二是私人不可能也不愿意(不含有政治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种公共需要的存在,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和形成。韦伯和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边际革命发生后,人们更是逐渐意识到,政府的活动也能带来效用。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给出了一般均衡的解释,并指出在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公共需求和公共经济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要比任何动物世界复杂得多。正如亚当·斯密强调指出 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分工。经济社会以来,从来没有过私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绝大多数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相反是人类自身瓦解了公共供给方式,在私有制产生以前,共同需求——人类的根本需求和具体需求是一致的,私有制产生以后,私人需求才从共同需求里独立出来,在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产品的时候,才产生了对某个物件的独占意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不断分化、分工,公共权力分散,但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地存在着。 从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看,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其中私人部门即指市场,而公共部门狭义来说指政府,广义来说除政府外,还包括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团体和组织,如民间组织和国际性组织。作为不同的主体,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理论上都具有参与公共产品配置的可能,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市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责任逐渐由政府承担,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和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是专业化分工所决定的,是一种自然属性,是分工规律演变使然。 2.同质性与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多层次性 由于个人在收入、文化、信仰和地区等方面的差异,公共需求有群体性差异,难免形成利益集团,整个社会资源是被瓜分的。基于此,社会公共需求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公共性,其实质反映了社会全部成员的共同意志;后者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具体利益不同,多个子利益集团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求,它源于社会需求的私人性,即社会需求首先要能够体现私人的需求。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有必要选择一种机制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暴力机制在现代社会是不文明的;阴暗机制扰乱社会的稳定,是非理性非道德的;社会机制缺乏权威性;市场机制在协调上力量不足;现代政治机制具有强制性和文明性,对少数人执行强制统治,文明的一面体现在民主机制上,在直接民主制下,各个利益集团可以直接投票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方式适应于小范围如社区内;在代议民主制下,通过选择人代表表达自己的偏好,在既定的投票规则下协调利益冲突。可见,政治机制相对而言是最优的,但并不排除其它机制的共同使用。这表明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前文已经论证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那么在存在同质性和异质性需求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将如何分工呢?事实上,由于公共需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存在,公共经济也具有层次性。关于公共经济的分权代表性理论有:一是蒂布特的“以足投票”模型,该理论首先从公共产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其实,公共产品只是表达公共需要的媒介,政府采取的行动的逻辑起点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如何满足公共需要,只有需要得到有效满足,官员的选票才可能得到最大化。二是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产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效率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有关公共经济分权理论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斯蒂格勒的“菜单”理论和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等。 从性质上看,社会公共需求从本源上可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需求。同质性的公共需求容易推断由较高一级的政府来满足,尤其是全国性的同质性需求,由中央政府来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要求提供独特的公共产品,如果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具有完全信息,那么它就能有效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中央与公众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相对而言具有信息优势,更容易了解民众信息和需求,特别是在联邦政治市场,政府官员任命的程序是民众选举的,选民的意志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官员对民众的偏好比较了解,能更好的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可见,一般而言,中央满足同质性公共需求,地方政府满足异质性需求,这就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层次性。 三、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1.市场失灵与公共经济 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原因是当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不匹配时,市场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或提供的数量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种资源的无效配置状态。一般而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有四点:一是垄断;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外部性;四是公共产品的存在。 简单来说,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原因,即市场势力和市场的不存在。(1)市场势力,如果某些人和厂商是价格制定者,那么资源配置一般是低效率的。因为一个拥有市场势力的厂商可能会通过减少供应的方式将价格提高到成本之上,这样用于商品生产上的资源变得不充分了,帕累托最优遭到破坏,出现市场失灵。只有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成为价格接受者的时候,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得以成立;(2)市场的不存在。对一种商品来说,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么很难预料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实际上对某些商品来说是不会有市场的(如贫困保险,因为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存在而可能出现的另一类低效率就是外部性,即一个人的行为以一种现存市场以外的方式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福利的情形。 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对公众私人需求的满足形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是私人部门很难化解的,于是对于化解此类威胁的需求形成了一种较为隐晦的公共需求,它不同于作为满足公共需求直接表现的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层次更高,但却是维护整个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即最高层次的同质性公共需求的保证。依据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 2.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市场存在失灵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由公共经济来弥补,市场失灵下的公共需求也并非必然以公共经济的方式来予以满足。在不同经济体、不同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的程度不同,对公共需求的满足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存在多种弥补方式。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需求的满足可以选择通过公共经济来实现,或者通过第三部门来解决。 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出发,垄断的存在破坏了市场有效竞争的机制,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破除垄断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也是对公共需求的满足,尽管此类公共需求并不像教育或者国防那样属于显而易见的公共需求,但却影响着每一个个体需求的满足。如果是市场势力形成的垄断,公共部门可以选择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其进行打击,或在保证 企业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实行政府限价;对于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可选择由公共经济进入,或实行由公共部门生产并提供或实行市场化生产由公共部门提供这两种方式。 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其本身即直接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纯公共产品毫无疑问地要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提供,但可以以市场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对于混合公共产品而言,就存在混合提供的问题,要视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性质来确定公共经济和市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如在满足“科斯定理”的情形,可以通过界定产权来解决。如外部性中最常见的污染问题,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征收“庇古税”的方式,也可以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更是如此,既可以通过立法来强制披露,或保证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弱势一方的利益,也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收集并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存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对于公共需求的满足方式是多种的,并不必然需要由公共经济来满足。换而言之,市场失灵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而非必然。而公共经济本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如强制性和规模优势,使公共经济满足公共需要这种可能性最大可能地变为现实性。公共经济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市场无法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和市场无效、低效的领域,是市场效率无法波及的具有市场缺陷的领域。 3.公共经济的扩展是以公共需求的扩展为依据的 10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日臻完善,近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也在不断的发展,而同时各国公共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规模日益加深,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复杂,使得为满足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持续扩展。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1],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趋于非生活必需品。当一个群体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其公共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范围也会越来越大,层次也会越来越复杂。 此外,私人部门的日趋完善,使得原有的一部分公共需求可以在市场中得以满足,但又使得一部分原来由市场满足的需求转化为要由公共部门来满足,同时伴随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引致而来的公共需求骤增。公共经济的扩展也就在所难免。公共经济的扩展同公共经济的存在一样是由公共需求决定的,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契机,而不是公共经济存在和扩展的必然因由。 公共经济的存在、发展和扩张都是建立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的范围以及公共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也要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限,一方面从公共部门的历史演变来看,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存在,市场失灵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主流是从需求角度出发,以公共需求为逻辑起点,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也成为公共经济的主题之一。可见,虽然市场失效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根本性、永续决定的是公共需求。 公共经济论文:论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研究述评 公共经济管理是在公共经济学拓展和丰富传统财政学研究主题而形成新的学科范式、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浪潮在公共部门日益盛行的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它是一个多重理念、价值、工具和方法的总和,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重叠、相互渗透的综合研究领域。公共经济管理是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包括非营利组织、公共企业等主体对自身及授权干预的经济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应体现对公私部门互动方式和范围的合理性考量。当前公共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研究路径构成了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理论来源与基本思路。公共经济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理论体系、主要议题的问题导向性研究以及实证分析方面还有待于充实和提高。随着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公共经济管理必将朝着更加成熟、完备和规范的学科体系转变。 一、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公共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形成,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期。在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界深入探讨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公共部门转变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式的特定背景下,这两股学术潮流齐头并进式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政府参与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模式。如果说公共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拓展了财政学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范围、夯实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那么以强调竞争和效率、“引私入公”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则是管理主义在公共领域的强力渗透和推进。 继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危机颠覆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又暴露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局限。在对两个理论极端的追从中得到教训的学者和政策实践者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功能和关系,并努力寻求它们之间的合理边界。虽然市场失灵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理由,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但在纠正市场失灵更有效的机制出现之前,公共部门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如瓦格纳定律所揭示的那样,人们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与数量的需求不断上升,而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日益增强。伴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民众对社会价值公正分配的呼声渐高。这都导致公共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让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力度。公共部门参与经济活动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经济管理的总体能力 ,使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地加强。英国学者吉姆·汤尼森指出,在新形势下,政府的总体能力,尤其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是一个经济体成功与否的关键。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有关经济管理的新理论范式,以有效回应这些挑战。 在学术背景上,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开端和发展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 浪潮的深刻影响。管理主义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强调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角色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主张公共部门仿效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如果把经济学对其他社会学科的普遍渗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则管理由于其在实践中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也不断为其他学科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是名副其实的“管理学帝国主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创的以管理替代行政的趋势,各种以管理命名的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还有高校里开办的数目繁多、规模庞大的管理学院,都是管理主义盛行的明证。管理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后的“第四要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绩效 。 管理学和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两大主力学科,也出现了交叉融合的局面,且融合交叉的范围、领域、层次都有所扩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两栖性,几乎难以分清其为纯粹的经济学和纯粹的管理学 。一个简单的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中的教学研究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公共经济论文: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公共经济政策分析 摘要 政府需要根据本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执行灵活的公共经济政策,以使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方面,美国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榜样。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它有助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与继承,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政府应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关键词 文化产业;政治经济学;发展战略 发达国家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竞争力,围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机制定公共经济政策。他们的经验表明,适当的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是在国家福利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支持。现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主导全球经济的战略产业,因此,在公共经济政策的视角下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非常重要。 一、公共经济政策的作用:以美国为例 在中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普遍推崇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因此,通过对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经济组织形式、经济政策和战略产业)进行回顾,可以加深我们对公共经济政策作用的认识。 (一)自由竞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最开始,作为美国雏形的十三个北美殖民地是英国的海外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殖民地在经济势力壮大后,抓住英国对北美公共经济政策的失误发起了独立战争。美国实现独立后,英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对美国实行技术封锁,试图使美国继续扮演以前的角色。这时,美国南北双方对产业选择的不同导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观点的差异逐渐无法调和,于是,爆发了南北内战。之后,获胜的北方用其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一了国内市场。当时美国的重点产业是钢铁、木材加工、纺织和日用工业品。美国国力、工商企业经营实力和经营范围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外宣称“门罗主义”。在自身没有实力对全球事务进行干涉之前,试图避免其他强国对自身的潜在势力范围的侵蚀。这时,美国的工商企业组织形式是中小型的私人业主式。内战之后,随着国内市场的统一,促使企业组织形式逐渐向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时期,政府主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二)垄断竞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商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各个产业分别由寡头瓜分。寡头们通过操纵市场价格、收买政府官员、资助政治选举等方式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于是,美国开启了进步时代,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区分、完善文官制度、管制垄断行动,促使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保持进步。在这一时期,美国大力开拓海外原料和商品市场,抛弃“门罗主义”,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借助日趋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汽车、钢铁、化学和日用工业品。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二战后,美国累积了超强国家实力,具有了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实力和责任感,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组了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美国工商企业的组织形式初步具有了现代跨国公司的雏形,主要通过国际贸易主导国际经济体系。与之相配套,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转向了主导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运行,通过关贸总协定(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世界经济秩序。对内公共经济政策则是通过推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和“伟大社会计划”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汽车、石化、化学、生物、军工和航天产业。 (四)金融资本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使美国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国内市场和现有的国际市场体系无法满足生产能力的增长和承担社会福利支出压力。于是,一场致力于提高大型工商企业国际竞争力、减轻国内福利负担的运动被发起,30多年来备受冷落的经济自由主义被奉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这场运动就是当时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是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破除国内福利政策的桎梏,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求效率扫清障碍。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基于双重标准推动开放的国际市场体系的建立,督促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运动,有选择地实现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利用资本市场确立和扩大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美国的国内公共经济政策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推动政府瘦身,在政府管理中引进企业管理的方法。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金融服务、电子信息、军工与航天、文化产业、高等教育和大众餐饮娱乐业。 二、美国公共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一)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在20世纪之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并非如今的面目,多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面部分的回顾,应该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经济政策的变迁较为清晰地演绎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美国的经济组织形式、重点产业和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达到了高度的协调。我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并没有为我们奉献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而是经过了选择的经济学,我们从中无法得知国家利益是否存在、是否需要维护以及如何维护。 (二)国际经济的主导权与纵向竞争优势。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推祟,使得我们忽视了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主导权,迷失了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丧失了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敏感性。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分工中,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主要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分享的利润份额却与之不成比例。发达国家对高科技的封锁、品牌的占有和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导保证了他们可以用最少的资源取得最多的利润。目前的国际经济竞争实质上以纵向竞争为主,即占优势地位的国家与在产业分工中处于末位的国家进行竞争。在这样的市场开放与经济自由下,竞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发达国家控制国际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就是维持和扩大其纵向竞争优势,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横向竞争中为其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通过战略产业的选择,突破在纵向竞争中位居下游的困境。 三、文化产业的特殊战略地位 (一)传播与传承民族文化与核心价值。文化产业是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文化产品绝非只具有商业消费效用,还具有传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巨大便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强势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文化与核心价值,可以彻底征服弱势国家,从而通过“锦标赛式纵向竞争”在世界上形成单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产业主导国而言,可以通过文化产业向弱势国家传播其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从而为在弱势国家谋求长远的利益奠定社会心理基础,诱导其国民的行为和偏好,配合主导国国家战略的实施,最终服务于主导国的国家利益。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而言,则可以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保护、挖掘和传播民族文化,维护自己的文化安全与主权。 (二)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现有的关于国际经济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基于经济技术实力的异化的或不自愿的分工,弱势一方往往以自然生态、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不自愿地参与这场分工。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即使两国分别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也存在着占优势的一方,双方的合作博弈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总体利益。但是,如果占优势一方进行不合作博弈,被动的还是产业技术层次低、可替代性强的一方。 从文化产业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命题而言,其原因主要是:文化产业是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它是内容产业,是表达和传递特定文化符号的、以产业化方式使这种文化符号传播方式实现规模化、大众化和自主化的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每个国家都具有可以产业化的文化资源、容易具备独立的文化产业生产技术和市场体系,从而容易掌握文化产业主导权。这是因为,文化产业生产技术的国际纵向分工可以被打破,国家可以避免在国际纵向产业分工中丧失主导权,主导国可以自成体系地进行文化生产从而在国际上形成多元文化产业中心。根本原因是,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产品的形态和效用也是多元的。 (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传统的产业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因此,它追求的是通过理性地组织人力、技术、资源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发展中国家因为急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往往毫不吝啬地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被动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本国自然生态的破坏,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正由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发展中国家往往被迫以较多的资源投入和较少的收益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同时也承担发达国家转嫁的社会风险。 文化产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原因是:它的生产资源往往是自然的、可以重复利用的,如旅游资源、历史剧作题材和作家的写作能力;它的生产资源往往属于环境友好型,如娱乐演出业;它的生产过程体现了以人为本。文化产业的生产主体是人,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和技术,生产过程的异化程度极低;文化产业的消费和传播具有低成本和低能耗性,如娱乐节目的传播主要靠卫星信号,书籍、音像制品的复制成本极低,不需要重复性投入大量资源;文化产业是大众消费型产业,消费的外部性强,方便政府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 四、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公共经济政策 文化产业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了我国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实施合理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自成体系的产业技术在这一新兴产业中有所作为。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将不再赘述我国文化资源禀赋和竞争力的现状,而是根据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阐述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公共经济政策: (一)中央政府发挥总体调控作用。由于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积累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雄厚的资本实力。因此,为了赢得竞争机会,我们无法完全根据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原则使文化企业从小到大发展和提高竞争力。我们可以在现有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基础上,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进行升级和改造,将其培育为具有一定实力的、具备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领航者。同时,鼓励和支持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应站在维护文化主权和安全的高度,对文化产业进行总体调控,制定发展战略,引导和规范文化企业自觉地实现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维持产业型和事业型文化产业发展的动态平衡。 (二)实施“内部市场互补与外部市场纵向竞争”的策略。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奉行横向竞争会造成文化生产资源的浪费,相反,根据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或特色进行市场互补可以在维护区域文化产业特色的同时节约核心文化资源,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总体竞争力。实现这一安排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对生产主体进行利益整合,抑制个体利益对整体利益的侵蚀。在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则坚持以纵向竞争为主,通过打造文化产业品牌,提炼产品特色等手段提高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避免在横向竞争中耗费巨大的资源而仅仅获取微薄的利润,力争通过占领市场制高点分享纵向竞争力增强带来的利益。 (三)地方政府围绕文化资源构筑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格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因此,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构筑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格局,形成互补性产业分工,合理延长文化产业链,防止横向竞争。这就需要政府根据总体利益原则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诱导他们根据区域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文化产业。目前,湖南选择了借助深厚的历史人文资源重点发展现代出版业和传媒业,云南根据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重点发展县域文化产业,深圳根据创意人力资源丰富和资本实力强的优势重点发展动漫画产业和高科技文化产业,这些都是理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战略既有助于避免资源内耗,又有助于维护我国文化产业的多元特色,还能充分发挥范围经济效应,优化对国际文化产业消费者的效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出现了“文化政绩工程”热,其深层次原因是地方政府找到了新的政绩工程增长点。从事文化政绩工程建设的社会阻力相对较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负面影响不容易暴露。因此,需要上级政府和本级国家权力机关加以监督,促使地方政府将有限的文化产业资源切实用于提高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上。 (四)地方政府为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主体提供激励保障机制。品牌建设是市场主体占据主导地位和赚取超额利润的关键,而技术创新是提高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文化产业品牌的基础。现代文化产业生产的复杂性、文化企业间竞争的激烈性,使得单个市场主体难以独自进行自主创新,容易选择忽视长远发展战略,通过低水平复制和降低生产成本开展横向竞争,最终沦为发达国家文化企业的初级产品提供者。因此,地方政府应为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主体提供激励保障机制,为具有正外部性的市场主体提供融资、公共研发平台建设、减免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可以由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设立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模拟市场机制选取具有文化产业技术创新潜力的市场主体,并提供创新支持,在政府和企业间建立收益和风险共享机制,帮助有潜力的文化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创新.为打造世界知名品牌、提高纵向竞争力奠定基础。 五、结束语 政府需要根据本国资源察赋和产业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执行灵活的公共经济政策,以使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方面,美国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榜样。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它有助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与继承,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而且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政府应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公共经济论文: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的探讨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核心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核心,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核心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核心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核心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著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核心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核心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核心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核心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浅析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公共经济学 摘要: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政府间社会保障财政纵向和横向失衡的重要举措,是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需要依据公共产品的特征,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政府间社会保障权责划分问题的依据,也是实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前提条件。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 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 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社会保障地区差异问题的现实举措,在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发展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西方经济论文:关于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贡献的思考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学生道德理性的培养 大学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为了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包括道德素质和专业素质。对于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不是单纯凭高校德育课程的教学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学生在掌握德育课程上所授道德行为标准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大学所授各科人文课程理论,结合自身经历体会,形成道德理性,自觉做行为道德的人。 西方经济学是大学经管类专业学生的主要基础课之一,同时也成为许多高校面向所有专业开展的素质选修课。本课程不但给予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与管理专业课程提供理论基础,还能帮助学生建立经济理性以指导日常行为选择。通过教学过程中的正确引导,让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一致,将使道德教育事半功倍,而如果让学生形成道德行为不符合经济理性的认识,道德教育将前功尽弃。 一、当前高校道德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最终将成为社会各部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我国高校高度重视大学生道德教育,在大学入学第一个学期就为学生开设了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并且是作为必修课。大学第一个学期是学生从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向大学的能力教育的转折点,是学生在高考指挥棒下的被动学习向社会就业导向下的主动学习的转折点,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点。高校期望大学第一学期的思想道德教育课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效果并不理想。大学生对思想道德教育课态度消极,思想道德教育课成了逃课重灾区,即便教师采用点名、随机提问、留作业等方式将学生强留在教室,学生听课并不认真,至于将思想道德教育课上灌输的道德理念深入思想内部并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则更无从谈起。 在国家教委颁布的德育大纲中,德育基本上都是以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的,这种目标离大学生的现实生活太遥远,无法让实现这种目标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这使得大学道德教育很难实现其既定目标。 科尔伯格指出: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既不是灌输特定的学校、教会和国家的固定习俗,也不是向学生传递道德相对论,而是为了促进道德判断的发展及其与行为的一致性。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推理能力的培养应成为学校德育的关键,也就是促进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朝更成熟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对普遍公正原则的明确而清晰的理解[1]。但目前国内高校开展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是教师经由课堂教学讲解教材内容,关于什么是道德行为是由教材给定的,至于为什么书上给定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或者为什么书上认可的行为才是合适的行为,学生很难自己找到答案,自然很难从内心深处接受书上的道德指引。 “人的道德行为不是人的本能性的适应活动,它必须以一定道德认识为基础”,[2]这种道德认识需要大学生结合自己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认知共同支撑,要使道德行为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就必须让学生认同道德行为是理性行为。道德教育和所有教育一样,需要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大学生的智力发展与道德发展,决定了大学道德教育更应该侧重道德理性的培育[3],而学生道德理性的形成无法单凭思想道德教育一门课程的教学实现。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大学生道德行为选择的影响 经济(econom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ikonomos,它的意思是“管理一个家庭的人”。经济学家研究如何让人们作出决策,试图告诉人们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也包括该不该去帮助一个人,该不该为了别人更多的利益部分牺牲个人利益。 关于如何选择首先要给出选择的标准,西方经济学里选择的标准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关于市场行为主体“经济人”的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利己的,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常常被肤浅地简化成“人是自私的”,也因而常常被人诟病,“利己自私的人性假设解释不了现实生活中的利他行为”,以此为基础,人的道德行为也就成了非理性行为。一些经济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面对这样的疑问选择回避,蒋满元、唐玉斌将此解释成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建立在资本主义唯心分析基础之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唯物基础上并不完全成立,[4]这样的解释如同思想道德教育课堂上将书本上认同的道德行为灌输给学生,并不能让学生从心底接受。如果关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解需要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基础的话,西方经济学的其他理论又该如何取舍?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并不比我国少,如何解释?这将使学生陷入更深的困惑中。将 “经济人”假设 跟道德行为统一起来是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里效用理论是解释人的理性行为选择的重要理论,用来解释人们如何分配有限的收入以获得最大的效用,在这里效用被定义为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满足感,理性的消费者在分配自己的收入时应该满足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消费者在花掉其全部收入的情况下,使花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所提供的边际效用都相等,即mux/px= muy/py =muz/pz=……。消费行为选择只是人们生活中要做的无数行为选择的一种,但消费行为理论很容易延伸到其他行为,几乎所有行为的目的都能够归结于为了获得满足感。依此理论,诸如捐助之类的道德行为看上去是非理性的,因为人们无法从捐助行为中直接获得效用。教师在教授消费行为理论时需要作出适当的解释让学生认同诸如捐助之类的道德行为在一定层面上符合经济理性。 博弈论是经济学学科新拓展的领域之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材在编排博弈论的内容时都会提到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两个嫌疑犯曾经共同犯过一次大罪,因为一次小的犯罪被抓,警察对他们犯过大罪只是怀疑但没有证据,警察决定将两人分开审讯,如果两人都抵赖,则因证据不足每人各只判1年徒刑,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则坦白者免罪释放,抵赖者被判8年徒刑,如果两人都坦白则两人都判3年徒刑,两人都不能确定对方会如何选择。 在该模型里面,理性的两个囚犯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结果是两人都被判3年有期徒刑,但很显然,两人都抵赖是比都坦白更好的选择。人们在采取道德行为时同样面临这样的情景,每个人都很清楚,如果大家都能无私助人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但是如果自己无私助人,在自己需要帮助时却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那自己的无私助人就是非理性的了,道德行为受到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教师在讲解博弈论时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三、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完全可以统一,但对于初学经济学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并不能自觉认识到这一点,需要经济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引导。通过经济学的教学不但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还能引导学生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理性,在生活中自觉实施道德行为。 对“经济人”假设的诟病,根本的原因是武断地将“经济人”假设所说的“个人利益”物质化,忽视作为社会人的人们,生活中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精神利益。“经济人”假设里的“经济人”是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阐述的商品提供者所具有的自利特征的高度概括。但亚当·斯密也承认:“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个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 情”[5]。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人们在“关心别人的命运”时自己感觉更好,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获得了精神利益,实施诸如帮助他人之类的道德行为跟“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矛盾。通过在课堂上让学生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展开讨论,在理解“经济人”假设里所说“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考虑精神利益,能够让学生明白实施诸如帮助他人之类的道德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钟生根在《群体意识与经济人利他行为选择》一文中考虑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利他行为并提出用“价值”来衡量不同利他行为使行为人“变得更好”的程度,人们在实施道德行为时自己内心会得到充实,这种充实跟人们在消费某种商品或服务一样能给人们带来满足感,这时我们能够相应地得出人们在决定生活中如何分配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时遵循的原则是“个人价值最大化”,也就是“个人满足最大化”,[6]通过这样的延伸,使学生能够理解道德行为同样是符合理性的。在课堂上,通过向学生提出“列举自己生活中实施的一些道德行为”,并要求学生对“为什么会这么做”展开讨论,强化学生对道德行为的认同,并能够充分意识到道德行为的合理性,帮助大学生建立道德理性。 博弈论囚徒困境模型之所以出现损人损己的结果是因为模型完全没有考虑人性,事实上如果该情景出现在现实中,结果并不必然是两人都选择坦白。笔者在课堂上实施了一个情形类似但更接近学生生活现实的调查,结果显示道德本性存在于多数同学心中。 调查模型设计如下: 调查一:假设你是一个七人小组的成员,成员互不相识,小组每人拥有600元人民币。如果你选择将你的600元捐出去的话,其他6个人将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每人增加200元收入,你将失去这600元。当然如果其他成员也选择将他们钱捐出去的话,每有一位成员捐出,你将增加200元,如果其他6位都捐出的话,你将增加1200元收入。你选择捐还是不捐? 对模型的分析显示:如果大家都捐,每个人的收入都达到1200元;自己不捐,其他人全捐将使自己收入达到最大的1800元,其他人的收入1000元;而如果自己捐,其他人都不捐,自己将一无所有,别人的收入达到800元。如果决策时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收入变化,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激励不捐,博弈的结果是每个人的收入都维持在600元,这个结果比大家都捐更糟糕。 调查的结果显示,67%的同学选择不捐!结果跟模型预测的基本一致。 当把模型条件稍作改变,结果出现巨大变化。 调查二:在调查一的基础上附加一条件,假设被调查学 生知道另外6人当中有一个是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结果65%的同学选择了捐! 这说明同学们的本性中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也就是说只要别人有需要,自己可以冒着面临损失的风险去帮助别人,这恰恰是人们实施道德行为时需要具备的基本特性。实施道德行为通常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道德行为通常会对别人、对社会带来好处,但这种付出并不必然收获有形的回报。 当把调查模型里的条件改成其他6人都是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时,选择捐的同学没有显著地增加,仍然有大约30%的学生选择了不捐。这表明不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愿意冒着自己遭受损失的风险去帮助别人,这也充分说明实施道德意识引导的必要性。 通过在课堂上实施这样的调查,并当众统计、公布调查结果,让学生意识到道德意识是多数人心里都拥有的。一方面,强化具备道德意识的同学的这种意识。另一方面,也能够唤醒部分同学内心更深处的道德意识。让同学们在掌握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理性。 经济学课程因为理论分析的需要,不能考虑到现实人性,让人浅显地认为人的道德行为不符合经济理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将人的本性还原到经济理论中,从而让学生充分认识到道德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从而培养道德理性,自觉实施道德行为。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新探索: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例 当代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新探索: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例 一、 引言 当代大学教育范畴主要体现在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两个维度上。而大学课堂教育作为大学生学习通识知识与专业知识的主要方式,其课堂授课质量的好坏对于大学生接受、领悟及熟练掌握这些知识及技能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此外,由于中学授课模式多体现为低参与的被动授课方式,这种授课方式对于学生而言往往体现为被动接受知识、机械性记忆以及潜意识的学习抵抗。大学生初入大学阶段,往往需要重新适应大学课堂的授课模式。而如果大学课堂教学不能有所创新,将很难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造成其对本专业的怀疑甚至排斥。因此,高校教师应当从学生立场出发,有机结合其所授课程的内容,不断探索出一条从适合形式到理念上吸引大学生聆听、主动接受知识的课程教育新模式。 二、 教学模式的新探索 "教育以人为本"作为高等院校培养大学生的根本标准,应当契合当代大学教育主体的合理诉求。当代大学生作为朝气蓬勃、活跃积极的人群,有着对新知识及新鲜事物的无限渴望及探索求知欲。大学生人群在经历了青春期叛逆的阶段,对于其在中学时代所熟知的"满堂灌"式的授课模式具有一种先天性的抵触及心里反抗。因此,如果在大学课堂教育中仍旧沿用这种落后的授课模式,则很难达到预定的授课目的及取得相应的授课效果。因此,以人为本的教育模式探索应当从大学生的视角出发,深入了解及倾听大学生对于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诉求,通过借助各种教学手段不断摸索创新大学生教育新模式。 (一)创新教学手段 随着高等院校教学硬件的不断提升,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高科技的教学手段,不断得到了高校教职人员的青睐。多媒体教学可以有效避免因黑板书写、教学音量等方面的先天限制所导致的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影响,此外高校教职人员还能通过多媒体教学,从声、图、视频等多种教学素材纳入课堂,很好地调动大学生的听课积极性,提升教学品质。然而,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也是存在的。比如教师一成不变地使用相同教学课件可能导致课堂生动性及知识的传播效率受到影响;大量图像、影音等生动性教学元素的运用将引致喧宾夺主的负面效果,从而影响教学质量的提升。 本研究认为,积极探索多媒体教学的新模式并非是在授课中过量地运用各种多媒体手段,相反应当借助这种先进的教学工具,通过多媒体恰如其分地向学生展示教学内容,从而实现活跃课堂气氛、实现授课生动化的主旨,有效调动大学生的听课积极性。 (二)革新教学方式 本研究认为大学授课质量的高低与大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于中学教学模式的低参与率甚至零参与率,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搜寻学习知识是当代大学课堂教育所应达到的主要目的。高校教职人员应当通过拓展与革新教学方式,从而提升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这样不仅能够使得课堂气氛得到活跃,而且也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大学生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实现其对课堂知识的深入了解及掌握。 笔者曾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通过亲身实践,总结出了一些活跃课堂气氛、提升学生参与率的方法。比如,通过在课堂上组织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发言及小组之间关于某一经济问题的不同理解进行辩论,从而提升大学生的课下自主学习能力,实现其对相关知识的深入认知和深刻记忆。笔者作为裁判,会依据学生各自的课堂表现奖励以相应的课堂平时成绩,从而很好地激励和调动了学生们的发言积极性,使得课堂气氛异常活跃。此外,笔者也曾借鉴现如今电视传媒节目中广泛运用的智力问答题节目形式,通过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开展相互计分问答的游戏竞赛,从而敦促学生在课下积极学习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利用图书馆资源学习本门课程的相关知识。 (三)教学与时俱进 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大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彻底摒弃那些陈旧的观念及说教方法,在认真备课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强化自己对新事物的认知及当下潮流的把握,结合自身所授课程的相关知识,不断更新授课内容,从而更好地使自己从教与学的对立面,真正转化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走进学生的内心,成为他们的授业导师、人生导师。笔者在课堂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效用论,则会完全摒弃教科书中黄油与大炮的经典例子,而会以ipad和iphone作为效用论中消费选择集的例子。此外,笔者会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讲解大学校园恋爱的匹配度,从博弈论的角度阐述大学生作弊与监考老师反应的问题。这些细微的教学改变能在很大程度上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得学生在听课过程中逐步放下抵抗,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而实现高校课堂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 三、 教学新模式的探索前瞻 总而言之,大学课堂教学模式并非是要求教师一成不变、年复一年地照本宣科,也并非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标新立异、舍本逐末地吸引学生注意力。在不断探索创新高等院校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始终需要保证"一切为提升教学质量"服务这一原则,高校教职人员则应根据各自学科的特殊性,结合当地教学资源,因地制宜地探索和拓展其教学模式,以期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与特点分析 一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 theoy of economic 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虽然认为,在商品经济中,买卖双方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私人科益;但是马克思反对经济人的假设。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下,人们之间的经济生产活动根本不受这种利欲之心的驱使。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由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活动和交往关系等组成的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这与韦伯将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样,都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中反复批判的“头脚倒置”的嫌疑,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体现一种“历史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的终级关怀和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李普森曾说:“这两个理想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其重要性凌驾于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将生气勃勃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民主政制,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使它与其他制度不同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价值观。如果要将民主制度的特征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这样说:民主制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最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注:[美]李普森:《民主的基本原理》,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马克思经济伦理理想并未排斥自由、平等,但与资产阶级相比,前提是不同的。马克思的经济伦理理想是建立在“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不揭示自由、平等的阶级立场,其图景必然是迥异的。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辩论教学中教师任务角色谈 摘要:辩论式教学法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良好教学方法。要使该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任课教师应该履行自身的任务角色:辩题确立者、技巧传授者、过程点评者和成绩评定者。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辩论教学;任务角色 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是取得西方经济学课程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作为一名任教多年的西方经济学教师,笔者一直在不断探索和思考辩论教学方法。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明白,教师在辩论教学中至少应该充当如下四个任务角色: 一、辩题确立者 确立科学的辩题是一场辩论赛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科学性是辩题的生命力。“科学性”的内涵应该包括: 一是辩题内容的针对性。西方经济学原理很多,可供选择的辩题很多。在选择辩题时,要尽量选择针对性强的辩题。它们应该是针对某些经济学原理而设计的,不能偏离学科体系。例如,笔者曾经设计过辩题:中国是否应该抵制日货。该辩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辩手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原理展开辩论。教师在确立辩题的时候,应该思考辩题是不是能够找到经济学的辩论根基。 二是辩题内容的时代性。经济学是一门时代性很强的学科。时代性要求教师在确立辩题时,尽量选择那些热点问题作为辩题,避免那些与实践相差太远、理论性太强的辩题。试对比如下两个命题:“中国是否应该抵制日货”与“国家是否应该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从时代性要求出发,后者比前者略逊一筹,前者更适合作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辩题出现。 三是辩题内容的可辨性。要尽量避免选择具有明显“正误性”的辩题,而应该选择有“辩点”的辩题。辩点越多,则可辨性越强,辩论的价值越大。举个例子。如果教师确立如下辩题。正方:国际贸易分工主要是出于比较优势原理;反方:国际贸易分工主要是出于绝对优势原理。该辩题的可辩性不敢恭维。因为经济学界基本认同国际贸易分工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基本事实。面对可辨性的要求,任课教师应该仔细思考:辩题是否具有显而易见的答案?正反双方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展开辩论?只有当辩题并不具备明显的正误性,可以从很多角度展开辩论的时候,它们才是可辨性强的辩题。 二、技巧传授者 西方经济学课程一般被安排在大一和大二。此阶段的学生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过辩论赛,对辩论的技巧了解甚少。任课老师有必要就辩论过程中的基本技巧向辩手做简单交代和传授。这些技巧包括: 一是开篇阶段和总结阶段的陈词技巧。正规的辩论赛都有开篇陈词和总结陈词。开篇陈词主要是构建己方的逻辑框架,相当于建筑房屋时给整个房屋打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很多学生由于缺乏技巧,不知道如何去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其后果就是,不但评委抓不住其逻辑要点,而且对方辩友也不好寻找自身的逻辑错误。所以,教师应该举具体的例子,联系具体的辩题,教导辩手应该从哪些方面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如何充实每一个子框架,使逻辑体系有血有肉。至于总结陈词阶段,教师要告诉辩手,这是一个对对方辩手的逻辑错误做出总结,重新提炼升华自身观点的阶段。教师应该教导学生如何去归纳对方的逻辑错误,如何升华自身的观点。这些技巧的学习有很大的难度,教师在辩论赛展开前应该悉心教导。如笔者在辩论赛前,先设计几个辩题,要求每个同学起草一份开篇陈词稿,收集起来后,对那些有代表性的稿件做出评价。 二是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技巧。提问和回答问题是辩论赛中不可回避的,两者的基本要求是简洁、有力、巧妙。简洁,亦既不能给人一种懒婆娘的袜子又臭又长之感。有力,亦既要切中对方问题要害,不能隔靴捎痒。巧妙,亦既能四两拨千斤,避其锋芒。这些要求是辩论实践中提问和回答问题所必须具备的,初学者不容易把握。教师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引导学生往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如笔者在西方经济学课程辩论中,针对辩题“中国目前是否应该全面放宽二胎生育政策”,要求学生思考两分钟后提出三个有价值的问题。然后针对每个问题,谈谈它是否是一个有价值的提问。针对那些有价值的提问,再指定学生如何回答。通过多回合的实践,笔者发现学生的提问技巧和回答技巧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三、过程点评者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辩论过程中,辩论态势 息万变,作为身处其中的辩手往往应接不暇。面对这种局势,作为评委和旁观者,任课教师理应对每场辩论赛的完整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点评。 一是对学生角色的点评。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自身在辩论赛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没有强烈的角色意识。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四辩身上。不可否认,四辩的主要任务是最后总结陈词。许多学生对它的理解过于狭隘,认为四辩就是最后出场做一下总结陈词。在这种角色意识指引下,他们在自由辩论阶段,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直到辩论快结束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才姗姗出现,做一个要么不伦不类、要么事先准备好的所谓总结陈词,真是大煞风景。这是对四辩角色的误解。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笔者都会对四辩手进行点评。几乎每次辩论赛,笔者都要针对辩题的要义、针对对方的弱点、针对自身的逻辑等告诉四辩手应该如何做出点评。实践证明,笔者的点评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许多学生茅塞顿开。 二是对整个辩论环节的逻辑体系进行点评。辩论最讲究逻辑的严密性。教师应该仔细倾听整个辩论的逻辑构建。气势庞大、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的逻辑框架是取胜辩论赛的首要前提,而这个任务是由开篇陈词来完成的。但许多学生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时,显得条理混乱、乏力。不但评委抓不住他们的逻辑要点,也会令对方辩友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与他们展开辩论。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教师应该在事后全面指出这种逻辑乏力的弊端。例如,在辩题为“中国目前是否应该放开二胎政策”的课程辩论赛中,正方辩手能够从人口老龄化的危害性、计划生育对人权的侵犯、人口红利的消失等几个方面提出自身的观点,每个小的论点都有恰当的论据作为支撑。这是很成功的例子。但面临同样的问题,有一些辩手显得手忙脚乱,层次不清,看上去有血有肉,实质上貌合神离。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教师应及时纠正错误。 四、成绩考核者 为了调动广大学生参与课程辩论的积极性,应该将辩论表现与课程成绩挂钩。教师应该设计相对完善的辩论成绩考核体系,并严格执行。作为成绩考核者,教师应该在两个方面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 一是辩论成绩评定方案的设计。在辩论成绩评定上,笔者任教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具体考核方案是:辩论环节占整个平时成绩分数的30%,约12分。每个学生的具体占分视其辩论表现而定。胜方的最佳辩手得满分,即12分,其他辩手在8~10分之间。负方的最佳辩手得10分,其他辩手在6~8分之间。 二是辩论成绩评定方案的执行。在方案执行上,为了尽可能公平地评定辩手的成绩,笔者一贯坚持发扬民主作风。每场辩论赛中,我都会指定班级学习委员到高年级同专业兄弟班级邀请两位有经验的学长和我组建评委团,严格按照正规辩论赛的评分要求逐项打分,再根据平均分确定胜负结果。为了尽可能完美地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教师应注意倾听学生的心声,发扬民主的作风,做到公开、公平和公正地评分。 总之,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辩论教学是一种很好、很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教学方法的教学优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一定要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这些任务角色包括辩题确立者、技巧传授者、过程评价者和成绩评定者等。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基础性必修课程,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对其他相关课程的掌握程度。然而当前一些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对该课程进行科学革新,更好地发挥其基础性地位,进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是本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西方经济学因其并非中国土生土长,而是引自西方国家而得名。它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性概括和抽象式描述。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教育部指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全国各个本科院校的财经类专业课中普遍开设。它不仅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是服务于其他专业的经济学相关理论学习的有力工具 [1]。 二、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应实现的几大目标 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目标,除了让学生掌握书本知识以外,还应着重实现下述目标: 1.帮助学生形成经济学的思维习惯。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教学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之余,能够做到活学活用。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教师自己要养成经济学的思维习惯,并在授课过程中通过采用适当的方法让学生了解经济学思维习惯的优点以及经济学思维习惯的形成方法。帮助学生在生活中日积月累,最终学会用专业思维去看待和分析问题。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经济学及其相关专业知识,也是保障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落实的有效手段。 2.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2]。时代在发展,知识在更新,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也应做到能够与时代并进。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教师在教的过程中获得自身水平的提升,也能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3.帮助学生实现专业课程间的融会贯通。西方经济学与其他专业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通性。经济学的基础性地位更加说明了在这种共通性之中,经济学知识的掌握和主动向其他课程渗透是首要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的穿插引入其他课程的某些元素,如可以引导学生用经济学的方法去解释其他课程学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用其课程的知识和观点来解释经济学课程学习中的一些问题等。这些都有利于学生灵活掌握其所学的各门课程,做到活学活用融会贯通。 三、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1.理论性强导致趣味性不够。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其中包括大量的概念、定律、原理的阐述,常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对于初学者和数学基础不太好的学生来说,会存在学习和理解上的困难。较强的理论性也使得课堂教学过程充斥着资料性信息,导致课堂气氛的轻松性不够,也减少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令教师无法及时得到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不利于其对教学方式的及时调整。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接受知识,无法与教师进行很好的交流,导致教学过程变得枯燥乏味,从而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2.数学化倾向导致理解力不够。西方经济学知识阐述的一大特点就是要借助大量的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及西方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和难以掌握。近年来,经济学界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注重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能够增加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严谨性。然而,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很容易令人忽视现实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牵连性。在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中,不应因数学方法本身而强调数学方法,而应加强对基础理论的定性分析。因为数学的方法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不是它的全部。 3.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从当前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中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成分比较多见。目前中国选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版本大都以主流经济学为主。如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来源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早期版本,宏观经济学来源于凯恩斯的理论观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未能在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得到反映。教材中还缺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的分析。即使学生课堂上能够记住一些抽象的理论、模型、案例、图表和专业术语,但由于现实性不够,学生不仅不能将所学知识牢固掌握更不能实际运用 [3]。 4.教学手段单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中,由于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教学的主要方式局限在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普遍缺失。学生大都是被动地听,而没有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因而无法活跃学生的思维,使得学生“三大能力”,即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的培养成为一句空谈。而随着多媒体设备的普及,一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完全抛弃课本和教案。少数教师甚至跳过了备课环节,直接从互联网下载教学课件,上课时对着课件“照本宣科”,时常出现讲授思路不清、逻辑混乱、知识点错误等情形,直接导致了教学效果不佳。 四、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1.增强教学方法及手段的适宜性。教师应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法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优势,将图、文、声、像高度集成于教学活动之中,改善课堂教学内容的表现力,提高知识传授的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应注意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如可将传统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以及其他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法相融合,充分发挥多种教学方法的集合优势。例如在教学中适当使用黑板板书介绍关键概念或推导重要数学模型和公式,有利于加深学生的记忆,强化教学效果,或采用参与式教学法以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兴趣和增强学生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 2.增强理论与现实的贴合度。在教材使用方面,应尽量选择精练易懂、所举实例符合中国现实的教材。有条件的院校可以自主编写适合本院学生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在教学过程中,要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帮助学生深化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在课堂教学之外,应注重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为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必要的实际操作条件,帮助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激发他们的学习和实践热情。 3.增强教学体系改革的有效性。西方经济学内容纷繁复杂,流派林立,观点各异。容易令学生把握不清其基本知识体系。教师要把握住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条主线,通过两条主线将各知识点串联起来,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住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如微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总供求的平衡。在讲授时,应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调整侧重点。如对数学基础较差的学生,可适当简化模型化的经济理论的阐述,着重培养其思维方式。 4.增强教学内容的前瞻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进一步推进,经济理论界对知识的时效性越来越注重。一些不合时宜的理论在时代的变迁中被淘汰,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在时代的呼唤中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教学不能忽视现实经济的这一重大的时代特征,在教学中必须加强对前沿理论的研究,促进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授课教师也应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紧跟经济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适时向学生介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帮助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西方经济论文:浅析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应用问题探讨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多媒体教学 传统教学 教学手段 论文摘要: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应用与创新是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出发,从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原则与注意问题,以期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的社会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要的科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西方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环境、运行方式、调控手段的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而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最重要核心专业基础课。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学术规范上采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现象,提出经济理论,是最偏重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其繁琐的假设条件、抽象的概念与内涵、复杂的数学推导和几何图形、使得老师和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难教难学,因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梳理保证其基础性与前沿性的基础上,重视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手段与方式的改革与创新,以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完美结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效果良好的解决路径。 多媒体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把文字、数据、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体合成处理并组成一个交互系统的技术。把多媒体技术引人课堂教学之中,使我们得以突破传统教学中“黑板+粉笔”的局限,在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的同时调动学生的多种感觉器官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现已成为高校教师包括经济学教师普遍应用的教学模式之一。要想使多媒体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表现优势、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们需明确一个关系、遵循两个原则,注意一个问题。 一、明确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关系 多媒体教学凭借广泛的集成性、灵活的控制性和信息的多维化等特色,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教学手段的典型代表,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教学的“一支粉笔、一本教案、一张嘴”的模式,有着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效果。然而无论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多么优越,也不能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因为多媒体教学不是万能的,其优势在于信息的大容量与影音图像的动态表现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其最大的不足是由于使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进行教学而产生教学过程机械化、教学内容固定化的弊端,对教师的思维是一很大的束缚而难以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的使用。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媒体教学课件仅是辅助性的工具,无论多媒体技术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完善,它也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工具,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补充与完善,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传统教学,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尤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是内容广泛、理论抽象,有大量的数学推理和图形分析,单纯依靠多媒体教学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只有两者充分结合、优势互补,方能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二、多媒体教学应用原则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两者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在应用时不能绝对化,应注意遵循两大原则。 1.内容决定形式原则 多媒体教学只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是一种形式,而内容决定形式。用不用课件什么时候用课件是由教学内容的需要而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四大模块,基本经济理论的文字演示、数学公式的推导、图表变化的演示和教学案例的播放,构成了两大内容体系:一是以文字为主的理论体系(包括案例),二是以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为主的模型体系。内容的差异决定了可供教师选择的教学手段也应有所不同。 (1)理论内容课件具有教学优势 多媒体教学在文字性的教学内容时具有不仅具有信息容量大、节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的效果,更能通过文字、影音、图像的有机结合使抽象、枯燥的教学内容变得更为直观、形象、较之传统教学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在课件设计上,首先,内容要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不能把教科书搬到课件上,其次课件层次要清楚,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思路西方经济学特点之一是内容广泛且前后内容关联性强,因而在课间制作时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超链接功能,实现各内容板块的适时转换,实现逻辑结构的清晰。再次,课件设计应追求简洁明快,色彩要搭配合理,既增强视觉刺激,要避免课件太花太过凌乱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2)模型部分板书具有教学优势 数学模型的推导与几何图形模型的演示方面板书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教师的板书功力较高的话,可以通过一遍讲解一边书写、画图的形式带动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走,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用多媒体,教师一定要在课件设计上下功夫,使其服从于教学需要。例如在利用图形讲解某一内容时,最好是对图形进行几何分解,讲一条曲线,就现“画”一条曲线,一边“画”,一边讲,这样将一幅图分解完成,同时也将分析问题的思路展示给学生,效果会比较好。 2.以人为本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因而在教学中要注意贯彻以人为本为本的原则。 (1)注意节奏,忌放电影模式,跟着课件走 新教师在应用多媒体教学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完全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机械地点击鼠标完成所有工作,教师的思维限制于课件中。教学过程是老师与学生的双向沟通、互动过程,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面部表情呆板茫然、说明学生没有理解领会该部分内容,教师就应该调整教学节奏、必要时重复梳理教学内容,不注意这一点,即使课件做得很新颖,效果亦未见得好。 (2)充分发挥教师得主观能动性 如果说备课、制作课件是一次创作过程,那么讲课就是教师的二次创作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会有即兴激发的灵感与火花进发出来,这是传统教学过程优于多媒体教学的最大优势。因此运用多媒体课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重视课前备课的作用,更应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注意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让整个教学过程形成一个思路连续清晰、课堂气氛活跃的有机整体,如此方能实现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完美结合。。课堂教学即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科学性体现在教学过程本身尤其内在的规律性,教师必须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主管能动性;艺术性表现在每一堂课都是教师知识积淀的展现与个性的张扬,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正如一千个人教师就有一千种西方经济学。 三、注意多媒体教学手段与其它教学方法的匹配问题 多媒体教学方法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还有其他许多教学方法,如案例法、讨论法、实验法、双语教学法的匹配问题。西方经济学课程与其它课程一样,力求将探究式、讨论式、案例教学、经济学实验等各种先进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教学内容贯穿在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使它们在教学中产生1+1 2的效果,也是我们今后应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西方经济论文:浅谈 西方经济学 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 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在考核时,往往侧重于对学生记忆力、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试卷成绩的考核。在对其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通过多样的考核手段和统一的考核标准,全面考查学生的整体素质。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量和监控教学活动效果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水平等方面的测量,甄别和评价教学效果。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学生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培养人才的能力结构综合素质。因此考试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服从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对经管类本科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通常包含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两学期授课,属于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下将结合黄河科技学院自身做法,对《西方经济学》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进行探讨。 一、常用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 1、闭卷考试 闭卷考试是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主要采用的考试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最常用的考试方法。它着重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注重知识的再现水平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查,具有命题简单、阅卷准确方便、易于组织考试等优点。 2、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是允许学生带与该课程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考试形式。开卷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内容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这种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的内容与开卷考试的内容各占一定比例。考试时先做开卷考试,然后收开卷部分答案,再做闭卷部分试题。闭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4、撰写小论文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学科论文,题目既可自拟也可由教师出题,教师根据学生书写的论文质量评定成绩。有时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答辩。书写论文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还要求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查阅大量资料,对知识进行理解吸收,并加以分析、综合,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也是促进学生增强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的~种有效手段。 5、实验操作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或技能操作,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穗现行考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重记忆,轻运用 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看,主要侧重于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题型上多为名词解释、判断、选择、简答、计算和论述。前5种题型应该是检验学生对概念掌握的准确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的,但经常所命题目在课本上能找到现成答案,学生只要背下来即可。而论述题重点体现的是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命题中所占分值也不高,最高只有10%。因此,从整体上看。对学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问题的能力缺乏有效的考核。而实质上,我校采取的这种考试模式,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谁的记忆力好,谁的成绩就好,使学生形成了考前背一背就能顺利通过考试的习惯,很难将学生学习的优劣真正的区分开来。 2、重教材,轻就业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来看,考研率和录取率比较低,更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考试内容上,应该注重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联系。但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对教材内容的考核,尚缺少对技能和能力的考核。目前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开设时设置6个学时的实践课时,但这种实践并不能体现于就业方向的联系。在就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若所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若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内容,就会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脱节,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将该课程与学生今后的就业联系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3、重卷面成绩考核,轻素质考核 在我校,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卷面成绩一般占学期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卷面成绩主要依据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平时作业来衡量。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考试的导学、促教功能难以发挥,学生上不上课与期末考试学业评价的关系不大,导致学生缺课、逃课,甚至忽略学习的规律,造成知识的掌握不牢,基础不稳,也难以全角度、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重结果,轻过程管理 在我校,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涉及到多个专业,通常是多名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使得在过程管理中存在着对学生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是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不一致,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也出现不一致。这种过程管理的不一致,使得很难真正公平的考核学生。 三、《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改革 1、由注重理论考核向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考核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考试不应该仅仅是对书上某些问题的照抄或者照搬,也不仅仅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的考核,而是要在考核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当前相关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的分析能力,体现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出考题时,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的原则。考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符合培养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可操作性的原则。无论在考试的内容上或手段方法上,都应既有科学性,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以反映和掌握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为目的。 2、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实践能力考核转变 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但在注重知识考核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践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1)做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书本知识的拓展;能锻炼学生。(2)组织课堂讨论。就书上某个知识点或者经济现象进行讨论,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又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事前准备或者即兴发挥两种方式。事前准备给学生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查询到的信息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兴发挥则侧重考察学生自身学识素质、语言组织及逻辑分析能力。(3)撰写小论文。可以采用自由选题或者指定选题的形式,借助于资料的查阅,通过自我的理解、吸收和分析,形成一篇小论文。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体现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 3、由相对单一的考试向多元化考试形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要尽量丰富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对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还可将出勤、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平时测试、调查报告等作为考核项目。此外,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不以一次考试的优劣来评判学生,将对学生的考核在一个过程管理中体现出来,全面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 4、考核标准由相对随意向统一性考核转变 对学科性质和地位基本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应该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1)统一命题。打破谁上课谁命题、同门课程不同专业各自命题。(2)统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组织该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3)统一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任课教师共同确定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4)集体阅卷。保证阅卷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其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西方经济论文:浅谈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环境教育 必要性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西方经济论文: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析 哈罗德—多马模型及资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移及升级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经济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主导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要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办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延长产业链,并争取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垄断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污染环境。旅游业季节性明显,且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可以惠民,但难以富民。 (三)相关方法、原则和条件 “大流通、大工业、大市场”以信息社会为背景,是解决小农社会意识与生产方式的重要武器。产业集群的软硬基础设施需要政府进行投资,巨额的资金缺口迫使政府不得不调动民间私营部门的积极性。政府对私营部门要真诚,讲信用,互利多赢。西部地区要从技术创新或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经济集聚等维度培育经济增长极。规模报酬递增的科技革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走向。它必须能够控制源头性创新,并能够不断衍生新技术应用。 西方经济论文:简析西方经济学素质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入手,以转变教学角色、教学观念、教学模式、重视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法为切入点,论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西方经济学;大学生;改革;实践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正在逐渐影响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活动中,缓慢然而深刻地改变着固有的一切观念、体制和行为,中国的教育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如果只在家里闭门造车,而不下去接触实践,就不可能有如今的素质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使素质教育进人主阵地,如何以全新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在新的经济学背景下更好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操作实务来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何把“两全”落实到每个教学岗位,使课堂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授课的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学生学会自觉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不能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就谈不上学到知识,更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我还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对认知思想道德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浮躁情绪和功利化趋势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思想道德理论,探索理论真谛,而只热衷于对浅层次的“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存在着“理论无用论”的倾向;二是社会舆论对思想道德理论教育不加区分的一些负面评价,把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等同于脱离实际、等同于“假大空”、等同于枯燥的说教,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导致了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的逆反心理。 二、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其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有:供求价格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曲线和国际收支理论等。管理部分主要有:市场失灵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业和通货膨胀治理等。实践部分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业务、资本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外汇业务以及国际结算等。这种结构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转变教学角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张显,渴望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破除师道尊严,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把课堂的主发言权归还给学生,为学生搭建一座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大胆发言、踊跃发言,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尽量做一位忠实的听众,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不惟我独尊,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更要欢迎独到见解的出现。当然我也要发表个人的见解评论,不要强人所难,要以理服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努力与学生达成共识。当问题较难时我还采用定向点拨、转换点拨、启发思维、联系迁移、挑战诱导等方法,力求实现由“教师”向“导师”转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表达方式去掌握知识。 2.转变教学观念。面对第四版的新教材,需要在备课上花不少时间,充分掘展教材资源。因此我觉得教师必须学会解放自己,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逐一过关上,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直接接受书本知识,纯粹被动的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学习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学习过程的探究,充分用好课堂50分钟。知识在成倍增长,现在即使背了不少知识,日后不一定就会用到,但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却能让他们终生受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仙人会点石成金,他遇到一位牧童,要送一些礼物给牧童,随手点了几块石头变成了金子送给牧童。牧童不肯要,仙人问他想要什么,牧童想了想说:“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这个牧童很聪明,他知道金子很快就会花完,如果拥有了仙人的手指那财富就会无穷尽。作为升达的一名教师,我不会吝啬于给学生那根”手指”。 3.转变教学模式。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再现,而且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科学的教学方式绝不能仅限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灌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科学知识的时代内涵,领略科学探索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启迪学生的科学创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新课标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主要体现这样的教学模式——⑴创设问题情境:上课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熟悉的情境,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陌生,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增。例如联系2010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具体数值是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内生产总值;⑵安排活动探究:教材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活动与探究栏目,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开展探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体知识的生成过程,既启迪思维,又加深记忆,当然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盲目探究,也不能因为探究耗时就不探究,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例如可以在学生学习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以后去探究均衡国民收入的产生及意义。 4.重视课堂讨论。上课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上好课。课堂讨论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自如驾驭课堂讨论课的教学进程,需要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师在课堂讨论课的教学中,必须满足一般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即目的明确、内容正确、方法恰当、结构紧凑。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大炮与面包”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观念已深人人心,并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素质教育实践已从宏观走向微观,深人到课堂教学领域等诸方面。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这就对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务实,探索。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 政治 经济 学 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 社会 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 ,认为 政治 经济 学 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 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 历史 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 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 社会主义 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法律 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 在 资本主义 社会 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 市场 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 金融 部门、 农业 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 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 政治 的上层 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 经济学 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 西方经济论文: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探析 摘要:本文在分析高职西方经济学偏离其应有定位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必须紧扣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因材施教,要注重发挥考核评价的全面衡量和激励功能,充分运用好讲授教学、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等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高职教育;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教学探讨 “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作为支撑。这对于高职院校来说,不仅是极好的发展机遇,更是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但目前,我国的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重专业/职业技能的训练、轻素质的培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德国,高职教育不仅有专科、本科和硕士层面,甚至联合培养博士;也不单单培养操作技能型人才,还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科研和技术开发能力,能够进行新工艺、新技术的引进、研发、优化等。发达的高职教育成就了德国的制造强国,一点也不夸张!因此,高职院校在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既要抓专业技能的培养,又要抓专业理论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既要满足当前就业需要,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持续提升和全面发展。显而易见,较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全面素养是不可或缺的。西方经济学是财经类专业的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专业基础课,对于学生专业理论基础的构建,以及专业思维能力、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培养,在专业基础理论的支持下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技能,促使学生在专业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一些高职院校,由于教学定位模糊、课程地位和作用不被重视,西方经济学在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上的作用也显得无足轻重。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视角,探讨高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定位不准的成因分析 (一)缺乏对高职人才培养特色的准确理解,致使高职西方经济学课程定位偏低,其地位和作用被弱化 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基本沿用理论和推理的一套做法,授课方式以讲授和练习为主。而高职课程设置标准是根据技术领域与职业岗位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来确定课程教学目标和内容的。显然,目前的高职西方经济学课程目标和所培养的能力,在职业岗位上难以体现,其地位和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与其同时,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上非常重视基本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尽力把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职业岗位标准匹配起来,主动满足行业和职业岗位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但是,作为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很难简单地与职业岗位的技能相匹配,因此,在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上,经常遭遇“课程可有可无,课时可多可少”的尴尬。此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采用模块化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和技能训练,但高职西方经济学很难进入模块化教学的设计之中,课时被压缩很难避免,这必然影响到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质量,进而不同程度地影响财经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二)缺乏对高职学生基本情况的准确把握,因材施教没有落到实处,致使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欠佳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理论性强,加之有大量的数学推导、计算以及配合模型的解释和应用,课程内容较难理解。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我国的高职学生属于专科层次,数理基础较弱,逻辑推理和分析思考能力远不及本科学生。尽管他们对于该课程的重要性深信不疑,但面对数理分析和模型,常有畏难情绪,得过且过,不求甚解。此外,西方经济学知识点多、涉及面广,需要高职学生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据笔者的抽样调查,清楚表明,高职学生习惯选择记笔记并课后整理、认真观察和思考记忆、认真做作业等学习方法。而课前预习、使用工具书、自学、寻求新旧知识的联系、关注专业咨询等,很少被采用,而这些方法恰恰有利于自主学习和研究的。可见,高职学生仍以被动型学习为主。西方经济学课程对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学习悟性、举一反三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而被动型学习方式致使他们不善于总结,缺乏独立思考以及学习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更谈不上触类旁通,因此,在理解经济原理、分析经济现象和讨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大受挫伤,学习效果往往不佳。 二、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法初探 基于以上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笔者在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开展了一些新的尝试,在此做一简要的梳理。 (一)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法实施的基本要求 1.要依据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对西方经济学课程进行合理定位,确定其课程培养的能力和目标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创新体系日益完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案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经历了技能操作型人才,到复合型技能人才,再到目前的知识型技能人才培养等几个阶段,根本目的就是适应行业/企业和职业岗位对技能型人才需求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知识型技能人才就是目前高职院校所要培养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一方面,作为知识工作者,必须自我管理,自主确立目标,不断创新,不断学习,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不仅掌握技术,而且了解技术背后的理论,适应岗位和技术更新的需求。知识型技能人才要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要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许多创新都来源于一线生产和作业的灵感,一线技能型人才是十分重要的创新力量。 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让学习者能够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看待个人与社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它注重研究个体和社会如何管理稀缺资源,包括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通过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来指导个人生活和企业的经营;通过对宏观经济数据分析来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提前做好风险防范等,在此过程中,分析人们如何权衡利弊和对激励做出反应等。可见,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对知识型技能人才的能力培养作用不容小视。但是,西方经济学内容面广点多,高职学生完全掌握有一定的难度,且部分内容更偏重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因此,要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确定西方经济学培养目标和能力,以够用为原则,对内容和知识点合理取舍,将知识点和现实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同时,通过知识点的任务设计,促使学生运用知识点解释和讨论经济现象和现实问题,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工作责任感。 2.考核评价既要准确衡量,更要激励学生按要求完成课程的培养目标合理的考核评价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考核指标设置得当对于学生完成课程目标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适当提高平时成绩的占比;灵活运用课前预习、小组作业、辩论赛、课堂发言、课堂讨论、专题报告或论文等形式,促进学生及时消化所学内容,激励学生更加主动、更有目的、更有效率地完成学习计划,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考核评价要尽可能对每一位学生进行全面考核,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教师对学生总结评价,包括对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给予建设性意见。二是学生自评,以认识自己的优势、不足和潜力。三是组长评价,要客观反映小组成员各自分工、完成任务和配合情况。最后是组内成员互评,包括参与程度、合作沟通能力、贡献率等。 (二)教学法的具体实施 1.采用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高职学生数理基础较为薄弱,社会经验和阅历相对缺乏,在学习和理解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数学模型、计算、图形以及抽象的现象分析时难度不小。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当补充数学基础知识;导入案例教学,包括中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个体和总体应用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成功与失败的实例。案例教学有助于将理论知识点和难懂的模型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既增强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现实感受,又提高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信心和兴趣。一般分为三步实施: (1)课前准备。提前把相关资料发给学生,引导学生对整个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做好准备。各章节讲授的案例在授课前一周印发学生。案例紧扣学习目标,并布置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推荐相关的参考材料,要求学生课前整理成简单的脉络,以便课堂讨论和分享。课前小组交流讨论,不同观点的碰撞可以加深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增强对知识点的认识,为课程教学提供铺垫。 (2)课堂讲授和案例教学法相结合。系统讲授概念、原理和数学模型推理,并结合课前案例导读,有助于高职学生对复杂抽象的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案例分析过程中,针对重点、难点及热点问题,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步步跟进,深入思考,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分析的能力。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案例讨论和辩论,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案例所涉及的现实问题,把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对接起来。 (3)巩固知识。相关章节讲授结束后,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当前时事经济热点问题,选取适当的案例,并给出分析思路和查找资料的路径,通过有效方式,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回忆,帮助学生理解、消化和吸收知识点,并检验学生对其掌握的程度,达到巩固知识的作用。小组成员讨论、分析,在课堂上演讲,并当场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教师给予现场点评;以及学生根据相关知识自拟题目,完成课程小论文等,都是十分有效的形式。 2.引入任务驱动教学法。它是以任务为出发点,通过小组合作,并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带着任务目标主动探究、分享思路、归纳总结,使重点、难点问题的把握更为直观,更易理解。完成任务的过程充分体现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有效建立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任务驱动教学法特别注重学生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工作责任感的培养,对于高职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专业工作能力和素质十分有效。——任务驱动教学法中教学模块构建和设计。应考虑三个要求: (一)模块的选择要考虑课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成性。 (二)西方经济学知识点必须具备可以转化为实践性的任务,适合模块内容的构建。 (三)模块内容构建必须考虑高职学生实际水平,包括认知能力和理解范围。 在教学模块内容(任务)设计方面,每个模块内容都有一一对应的实训任务和课程培养目标。任务的内容和环节设计必须具备实用性、适应性、时代性和趣味性:任务的内容和完成过程的思路与处理方法,贴近现实生活和工作,使学生能在工作岗位上运用这些经济学知识;任务的操作过程所需要的调研、讨论、合作、分析、计算、报告都在学生的能力范围内,容易产生激励,驱动学生自主学习;任务内容能反映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让身临其中的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感受,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以及乐于迎接挑战的心情;学生在完成任务的每个环节中,这些任务环节的要求参照职场的标准,包括工作态度和工作完成的质量,让学生尽快适应职场的工作模式和素质要求,增强高职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此外,任务内容趣味化,结合一些有趣的案例和事件,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主动学习。 ——任务驱动教学法中模块和对应任务实施的过程与目标的控制。首先,学生必须明确任务及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任务要有明确的操作指导书,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让学生明确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完成任务的要求、工作流程和方法;任务所要达到的目标,考核重点与评分点。其次,教师对于任务的每个重要环节要把关。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适当调整模块任务的内容和难度。同时要对任务中每个环节的进度和质量进行把关,主要做法是:每个小组推选一个组长负责督促完成任务,保证每个学生在自主学习外通过小组合作的束缚和压力参与到实训任务中去。教师对组长工作进行进度和质量把控,在每个重要环节上都要求组长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任务完成成果,汇报小组的工作进度和每个成员具体工作情况。对于偏离任务目标的小组,教师将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适当引导,使之回归正确方向继续完成任务。最后,尽可能让每位成员有机会代表小组发言、回答同学的问题等,通过此举,教师可以把握每位同学在任务完成中的基本情况,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建议。 总之,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除了技能的锤炼以外,夯实专业理论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否则,高职学生的不断提升和持续发展终究是一句空谈,如此下去,也必将影响到高职教育自身的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准确理解高职教育“理论知识够用为度”的真正意涵。 作者:卢秋欣 单位: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 【摘要】经济学研究范式作为研究经济学领域的一种独特概念范畴和分析方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对于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采用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差异性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而系统地显现。第一,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他认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么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第二,抽象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以用化学或物理实验去研究,不能靠单纯地感性直观,只能借助思维的抽象力去分析。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方法不是一种先验的或纯粹思辨的,而是历史的,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暂时性,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第三,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种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和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又是统一的,研究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叙述就是从思维抽象到思维的具体,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第四,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出发,在思维中具体化,即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历史的方法是从事物的实际发展顺序去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逻辑与历史是相统一的。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个人、厂商、政府或其他组织如何进行现实生产的选择,使得资源高效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回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在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规范经济学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研究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在具体的经济活动行为过程中会依据价值判断来做出理性的经济行为选择。实证经济学是采用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具有一定数量关系的函数关系,构建一定的经济模型,通过这种模型进行一定分析来证明经济活动选择的可行性。第二,均衡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法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去分析某一时间点、某一特定市场中的某一商品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分析是分析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决定。考虑到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在现实经济活动分析中常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第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完全抽调时间及其相关的变动因素,静态地进行经济现象的分析;动态分析法与静态分析法相反,是对经济活动变动的过程进行分析,比如分析某一时间内有关经济总量的变动以及相关经济总量在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第四,经济模型分析和边际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就是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数量关系来建立一定的经济模型,然后去分析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边际分析法就是运用微积分方法去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某一经济增量的变化,用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变化过程,其结果可以用因变量的变化率与自变量的变化量的比率来表示,可以分析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各不相同,也是两种不同阶级的经济学说,本质上是为不同的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无产阶级服务;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为资产阶级服务,使得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第一,本质研究与现象描述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大的不同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善于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深入到经济现象背后去探索事物的内在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背后本质的分析,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必然灭亡性,并且通过对资本家的具体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最终发现资本家所获得利润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榨取;然而,西方经济专注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描述,而不探究其生产过程的内在本质,不考虑为谁生产,只考虑怎么生产和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维度去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研究;而西方经济学企图通过对资源配置、需求满足或效用性的分析来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两种研究范式最大的不同。第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对经济现象的性质分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抽象出一般的概念范畴,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说明整个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和活动性质。例如,马克思发现了抽象劳动,用以说明劳动的二重性质,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当然,西方经济学也进行了一些定性分析,比如投资、消费、供给、需求等概念,用以说明经济活动主体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或经济现象中数量关联。西方经济学注重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运用经济模型、边际分析和量化分析等方法去研究经济活动过程中不同数量之间的关系,为如何做出经济选择提供参考。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采用了一定的定量分析,例如在对剩余价值、平均利润和社会再生产等环节的分析就广泛地运用了定量分析。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定量分析法。 作者:张启森 单位: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心得浅谈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高校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些共性的方面可以参考。一是需要深入理解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和理论;二是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将理论与实际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三是要引导学生从模型的角度来理解理论知识。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如何把这门课教好学好,让学生真正掌握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学生以后进一步的学习至关重要。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运用大量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以及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难懂并难以掌握。通过几年的教学工作,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总结,并结合与其他相关老师的交流,提出在讲授该门课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一、深入理解概念和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学生在大学期间较早接触的经济类课程之一,其中的很多理论甚至概念都是初次碰到。对于这些理论,不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而是要理解,这是关键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同学认为它与其它一些纯粹文科课程一样,通常背背其中的内容就可以。但是这样下来,往往很快就忘记了。在每个学期的讲课过程中,总会有同学反映,很多概念自己能听得懂和看得懂,但是题目做不出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己理解的东西。比如,在微观经济学第一章的需求部分,有两个概念需求的变动和需求量的变动。需求的变动指的是由商品本身价格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变化,带来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而需求量的变动指的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起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引起变化的原因却有本质差异。在做一些题目,很多学生无法正确区分它们。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概念的解释,力争让每个同学都能理解并接受。同时,在课堂上及时讲解相关的一些题目,通过这种方式让同学感受如何把概念所描述的内容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巩固对概念的理解。 二、适当地采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征事件中,从而进行案例的分析。通过学生的思考,进一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能有效地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思考方法,是如何来分析具体问题的。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对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经济学功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案例的选择要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 如果在刚开始的阶段就选择比较复杂的案例讲解,教师需要解释很多相关概念和理论,而学生听起来也会比较吃力,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的感觉,反而会影响教学效果。 2.要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教学中,理论的学习在课堂中仍占主要地位。如果教学过程过多强调以案例为主,会造成学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解比较到位,但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性。案例教学作为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有益补充,可以起到传统教学很多起不到的作用。 3.与实际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等背景紧密相关的。在此方面,我国的情况与它们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一方面要引用西方国家的现有案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收集以我国经济发展为背景的本土经济学的成熟案例,更多地关注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这样,才能较好地将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 三、经济模型的使用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其中,图形就是一种常见的使用方式。与数学方程以及文字对相关理论的描述一样,图形也是表达模型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很多同学对于教材中大量出现的图形感到恐惧,不愿意进一步随着教师的分析思路走下去。比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在分析产品般均衡并推导IS曲线时,如果从数学表达式来推导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当把这个过程用图形来表达时,很多同学觉得不好理解。对于这些图形,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数学知识,比如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导数的概念,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当然,还需要同学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因为这门课实际上研究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的,尤其在图形中大多数是使用英文符合来表示。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后,接下来的就是如何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来读懂图形。教材中的大部分图形是在二维坐标上表示的,需要知道坐标的两个轴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颠倒了,则结果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只有从图形的演变过程中深入理解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对基本的经济理论有深刻的掌握。最后,在掌握了相关经济理论后,需要把现实的经济现象及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需要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理论来解释我们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才是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作者:李怀建 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
实验经济学论文: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若干新近发展及展望 一、引言 经济研究的方法在于总结典型的经验特征与收集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经济研究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的可验证性,即能否通过数据实证检验相关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模型来解释事实,并预测未来的经济变动趋势以及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则犹如硬币的双面,从不同的角度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计量经济学以实际经济数据的建模与分析为主要研究对象。当实际数据不可得,或实际数据过于复杂而导致因果关系不易梳理时,实验经济学则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出发,通过可控的实验数据代替实际数据,成为实证经济分析的又一个有利工具。 计量经济学是由经济学、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叉产生而又独立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计量经济学产生于对经济理论的实证分析,经济系统的建模和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法的计算等经济学问题,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而且被广泛运用的学科。计量经济学可以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其中理论计量经济学主要关注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包括针对不同数据类型、随机实验和不可控随机误差的分布形式、经济学模型和实际问题而进行的假设,从而对该模型进行参数、非参数等的估计、统计推断和预测,并给出其具体的理论性质,例如无偏性,渐进分布、统计有效性、预测误差等等。应用计量经济学则侧重于实际问题,其内容基本涵盖凡是有数据支持的经济学理论的各个分支,并用经济数据来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或是对某些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量化研究,或是利用金融数据进行风险估计等实证研究。例如对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都可以通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计量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计算。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辅相成,对现实生活中某种类型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往往成为发现理论研究新方向的动力,同时理论研究的成果也通过计量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各种实际问题中去。 计量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可以说如果没有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理论就像纯数学理论一样只有象牙塔式的研究价值而不能被数据所证实或者应用证伪。在过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当中,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予了两位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弗利希(RagnarFrisch, 1969)和丁伯根(JanTinbergen, 1969),表明了计量经济学在推动整个经济学研究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早期因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包括李昂惕夫(WassilyLeontief, 1973)、克莱因(Lawrence R.Klein, 1980)和哈维尔莫(TrygveHaavelmo, 1989)等。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日益与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紧密结合,并反过来极大促进了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法登(Daniel L.McFadden, 2000)、赫克曼(JamesHeckman, 2000)、格兰杰(Clive W.J.Granger, 2003)、恩格尔(Robert F.Engle, 2003)与汉森(Lars PeterHansen, 2013)都是因为提出新的计量方法促进了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等相关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而获此殊荣。在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体系中,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并列的三大学科,成为经济学各分支学科最核心的方法论基础。 实验经济学则是最近四十余年兴起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结合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涵盖了决策论、经济学、金融学、博弈论、管理科学、市场营销或政治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实验经济学以模拟实体经济决策环境和验证理论模型为目的,通过仿真方法创造与实际经济相似的实验室环境,观察分析受到物质报酬激励的受试对象如何在一定规则下进行决策,从而研究人们行为决策。经济学家通过调整实验参数以及对不同参数下产生的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加工与分析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或者发现新的理论,或者为一些决策提供理论分析的基础。 实验经济学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基于可控实验而得到的数据能够很好地避免数据的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众所周知,因果关系研究是自然科学研究和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相对于现实环境下自然产生的经济决策实际数据而言,实验经济学数据是在事前已经尽可能控制了各种干扰混淆因素条件下产生的,从而数据相对比较整洁,有利于经济学研究人员发现并研究经济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验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融学、市场学、组织行为学、会计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的核心研究方法。这些领域国际最顶尖学术期刊都会定期发表一些运用实验技术完成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卡纳曼(DanielKahneman, 2002)、史密斯(Vernon L.Smith, 2002)和罗斯(Alvin E.Roth, 2012)三位经济学家因其在实验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下文中,我们首先对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最近一二十年来的发展做一简单介绍。作为与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从来就受到两方面需求的推动,其一是理论发展与政策分析的需求,其二是数据特征与数据可得性的需求。之后,对国内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发展的现状做一简单评述,最后对一些亟需发展的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提出若干建议。 二、计量经济学的若干最新发展 (一)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 面板数据(panel data)是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综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数据类型。和单一的时间序列数据相比,面板数据能够提供不同个体在同一时点的横截面信息;和纯粹的截面数据相比,面板数据又能够提供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点的动态变化。因此,和传统的横截面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相比,面板数据模型在模型估计、假设检验和管理科学应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国内外高质量面板数据的出现极大推动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宏观经济学和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其一是非线性面板数据建模的发展,包括各类非参数半参数条件均值模型、条件分位数模型和离散数据模型等。函数系数模型(Cai et al.,2000; Cai et al., 2000)采取可加模型的形式,解释变量的系数可以是其他随机变量的函数(称之为光滑变量,smoothingvariable),而光滑变量的选择由经济理论决定。函数系数模型不仅能够提供更好的数据模拟能力,而且在非参数模型中融入了经济学的解释,因而近年来有不少研究将函数系数模型结合到面板数据中。其二是非平稳面板数据模型的发展,包括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以及包含非平稳变量和未知时间趋势的估计与检验等;其三是包含横截面相关(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的面板数据建模。面板数据通常包含两个维度,行为个体与时间维度。行为个体可以是微观层面的家庭、个人或企业,也可以是宏观层面的国家、产业或地区。传统的面板数据建模通常假设面板数据各行为主体之间是完全独立的(横截面独立假设,cross-sectionalindependence),这就完全排除了行为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从而导致模型估计与检验的一系列问题。横截面相关性已成为面板数据领域最为活跃的科研方向之一。目前文献中处理横截面相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一是通过因子模型(factormodel)描述横截面相关性,然后通过模型中可观测变量的横截面平均作为因子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的变量,用以解决因共同因子不可观测性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Pesaran,2006; Pesaran Tosetti, 2011等);其二是交互效应(interactive effect)模型,通过PCA的方法直接估计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commonfactor)与因子系数(factorloading),通常使用的估计方法包括QMLE和最小二乘法(Bai, 2009, 2013等);其三是使用一系列距约束条件描述横截面弱相关性,不需要借助于常见的因子结构(Chen etal., 2012等)。最近几年,这一领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将横截面相关性与半参数或非参数模型相结合,研究模型的估计与检验方法,这也是目前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二)微观计量经济学与政策评估 因果分析与政策效应评估是经济分析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主要难点在于经济事件与经济政策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虚拟事实的不可观测性。社会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类因素各种事件往往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由于巨大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社会经济政策无法使用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模拟实验的方法。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经济分析通常借助于所谓的“准实验”(quasi-experiment)机会,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以及在工具变量方法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估计政策处理效应(treatmenteffect)的方法。工具变量必须同时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的要求。所谓相关性,是指工具变量必须与内生的结构变量高度相关,否则便称之为弱工具变量(weakinstruments)。所谓外生性,是指工具变量仅通过内生的结构变量影响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而不存在其他独立的影响渠道。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计量经济学家发现当存在弱工具变量的情况下,无论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常见的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包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与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都无法得到一致性的估计量。这一时期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具变量质量的检验,以及存在弱工具变量情况下不同的统计检验方法。最近十年中,计量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工具变量的外生性问题,讨论在工具变量严格外生性条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对统计检验的影响。目前较有影响的做法是采用再抽样(resampling;Berkowitz et al., 2012)或贝叶斯的方法校正近似外生性的影响(Conley etal., 2012; Kraay, 2012)。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计量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在存在大量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工具变量的选择问题。目前主要的做法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工具变量中加入稀疏性(sparcity)假设,采用LASSO等变量选择的方法在第一阶段选择有效的工具变量;另一类是不采取稀疏性假设,通过主成分分析或岭回归等降维的正则化(regularization)方法处理估计中的问题(Hansen et al.,2008; Okui, 2011; Carrasco, 2012; Hansen Kozbur, 2014等)。 当工具变量仅是简单的二元变量时,工具变量法就和政策处理效应的一系列估计方法建立了联系,这部分是近几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研究领域之一。倍差法(difference indifference, Card Krueger, 1994; Bertrand et al., 2004; Athey Imbens, 2006等)是最为常见的处理效应估计方法。当某一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尽管我们可以同时观察到处理组中政策前后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同时包含了具体政策的处理效应和不可观测的时间趋势的变化。如果假设时间趋势在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两次差分的方式,将共同的时间趋势剔除出去,从而得到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值。倍差法的主要优势在于计算简便,可以接受某种形式的选择性误差(-selectionon unobservables),但主要问题在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必须保持相同时间趋势的假设有时不符合现实,且较难检验。也有研究者发展一些半参数的倍差法试图放松相同时间趋势的假设(Abadie,2005)。匹配(matching,Rubin, 1973)是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处理效应的估计方法。和倍差法不同,使用匹配法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条件独立性(conditionalindependence或unconfoundedn esscondition),是指在控制各种变量以后,处理效应的结果不再受到是否接受处理(treatment)的影响。在条件变量较多的情况下,事实上无法做到严格匹配,倾向匹配得分(propensityscore)是用来处理降低匹配维度的主要方法,一些非参数方法也被广泛用来完成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匹配(Heckman etal., 1997, 1998; Hahn, 1998; Hahn et al., 2000; Imbens, 2000; Lechner, 2002;Abadie Imbens, 2006等)。当是否接受处理效应的概率成为一个非连续函数时,断点回归(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sign, RDD; Trochim, 1984; Lee Card, 2008等)成为近年来非常热门的估计“准实验”政策处理效应的方法。当选择变量(-selectionvariable)与是否接受处理效应的关系是确定时,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精确断点回归(sharp RDD)。当选择变量与是否接受处理效应存在随机关系时,也就是是否接受处理效应的同时受到一些不可观测的选择变量影响时,经济学家使用所谓的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D),这是一个类似于两步法处理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除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 ATET)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在讨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LATE,Imbens Angrist, 1994等)、边际处理效应(marginaltreatment effect, MTE)和分位数处理效应(quantiletreatment effect)等。这些政策评估方法被广泛地用于各种社会经济政策的评估,如最低工资效应、反歧视法、失业救济等。 (三)大数据(高维)计量经济学 在目前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可得性和多样性导致样本量无限增大,同时变量个数无限增多,从而对分析大数据特点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有了新的要求。例如,现在流行的电子购物数据中,每个消费者在电脑前点击的次数以及内容体现了丰富的反映购物行为的信息。又例如,许多人口普查数据、政策评估调查数据等等都有非常多的变量数目。另外,变量数目即使有限,因为研究模型不一定是线性形式,许多方程变换、级数展开等等处理方式也使得变量维度增加。从文本、视频、音频中提取有用变量等等方式也成为高维度数据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数据本身的可得性增加,另一方面,现代高性能计算机群(HPC)的计算性能和存储功能也使得处理这些大数据成为可能。21世纪是大数据的世纪,云计算、存储等争相从科技领域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中。 高维度计量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变量数目非常大,有时候甚至大于样本量的情况。例如在资产定价的研究中,资产数目很大,有研究者(Fan et al.,2008)用因子模型去估计资产回报的相关性,其中资产回报的协方差矩阵的维度也随着样本量而增长,因此如何处理高维度数据在资产投资组合等领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计量经济理论在处理高维度数据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选择重要的变量以及如何对变量进行选择,以使得模型的预测性能更强,对模型的估计有更好的性质。在高维计量经济学建模中,一般假设真实模型只包括一部分有限的变量。高维度计量经济学包括了经典的线性和非线性非参数模型。 在很多实证研究中,一般假设模型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线性形式,变量是根据经验或者共识来选择。而高维度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是通过数据本身来探究其重要性,从而进行变量选择。在经典岭回归思想的启发下,一系列带惩罚项的估计方法被提出并广泛应用在基因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各学科中。例如套索估计量(LASSO,Frank Friedman, 1993; Tibshirani, 1996)的先驱性研究首先提出用一个惩罚项加在经典的最小二乘损失函数上,再用一个调节参数来控制惩罚的力度。套索估计量可以在变量选择的同时进行参数估计,并且在变量个数较大的情况下解决了传统模型选择方法例如信息准则等的不可计算的问题,减小了模型选择的不确定性。套索方法有很多良好的性质,其中一个就是可以用来处理变量个数超过样本量的情况,并且能够选择变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高维度方法有了长足的发展。继套索估计量之后,SCAD估计量、Dantzig估计量、弹性网(Elastic Net)估计量等相继发表在顶尖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期刊中。在经济学中,高维度计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处理多工具变量选择的情况。Belloni,Chemozhukov Hansen(2012)提出了用改进的套索方法选择工具变量的方法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Bai Ng(2008)用主成分分析,Caner Fan(2015)用可适性套索方法进行工具变量的估计和选择。 大数据计量经济学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方向,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也势必进一步推动大数据分析的发展。 (四)金融计量经济学 金融计量学主要是指对金融市场数据,包括金融市场各种交易变量(如价格、交易量、波动率等)进行相应统计分析和计量建模的学科。作为联接金融理论和实证证据的桥梁,金融计量学在现代金融学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可以用于检验经济学假说和金融理论,解释金融现象,并对金融市场行为建模和预测。一方面,金融计量学的发展对现代金融和投资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又对金融计量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金融计量学最早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检验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即金融市场价格是否可以被预测。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文献甚至可以追溯到Working(1934)和Cowles(1933, 1944)。他们主要通过检验股票价格序列是否服从随机游走过程来检验市场的有效性。Fama(1970)对有效市场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综述,他认为市场的有效性假设有三类,即弱有效,半强有效和强有效,而对应的价格走势往往只是一个鞅过程。这样说来,检验市场的有效性就等价于检验一个时间序列是否为鞅过程。Hong(1999)提出了一个基于广义谱函数的检验方法,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该方法不但能够捕捉变量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同时也能够甄别出数据中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可被推广并应用来检验经济和金融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或者是否独立,从而为对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建模提供依据(Hong Lee, 2005, 2006; Hong McCloud, 2011; Hong Chen, 2011)。 与金融市场有效性检验密切相关的一个研究领域是提出各种模型对金融时间数据进行预测,或者是对各种预测模型进行评价。这些预测模型大多基于各种经济学理论,包括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研究人员构造了不同的预测模型来对金融市场进行预测,例如Hong et al.(2007)研究了随机游走模型是否能够对外汇走势提供更好的样本外预测。Hong et al.(2010)也检验了多种时间序列模型在分析中国的短期利率走势的有效性。 在有效市场理论检验问题之外,资产定价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投资组合理论一直也是金融计量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Markowitz(1952)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以来,许多资产定价模型相继被提出来,包括Sharpe(1964)针对股票市场提出的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 Pricing Model,CAPM)/:请记住我站域名/,Ross(1976)提出的套利定价模型(APT),以及Heath et al.(1992)提出的针对固定资产收益证券定价的HJM模型。将这些定价理论模型应用到实践需要对相关的模型参数进行准确估计,而金融计量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最重要的估计方法即由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ansen(1982)提出的,Hansen Singleton(1982)则将此推广应用到资产定价模型的动态广义 矩方法(Dynamic GMM)。金融计量学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对波动率的建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波动率被广泛认为是风险测度指标之一,但如何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一个前提是对其进行准确建模。最早的波动率模型包括Engle(1982)提出的ARCH模型以及Taylor(1982)提出的随机波动率模型(stochasticvolatility model),Bollerslev(1986)进一步发展了GARCH模型。基于这些模型,一些重要问题相继得到研究,比如波动率溢出效应(Hong, 2001)、金融风险的传染(Hong et al., 2009)等。 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交易日趋复杂,一些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并急需解决。比如说在高频数据的建模中,如何处理市场微观噪音及市场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带来的跳跃现象是金融计量学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相关的文献包括Chan Maheu(2002)和Ait-Sahalia Jacod(2009)。而对金融市场中一些非线性和非对称的现象进行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比如说在考虑非线性情况下,如何检验市场的有效性,如何对资产定价模型进行稳健、准确的估计等。此外,人们观察到金融数据普遍呈现厚尾现象,正态分布不再适用于刻画这些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评价极端风险(extremerisk)不可以再用方差来度量。所以,当分布存在厚尾时,如何来度量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依然是金融计量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五)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宏观计量经济学 传统实证宏观计量经济学用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对总体经济变量例如总产出、总消费、总投资、失业率、通胀率等进行分析,其思想起源于凯恩斯经济学。而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往往通过模型校准来描述实体经济,在量化研究方面其方法显得更为严格。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则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出发,从消费者、生产者、中间厂商和政府部门等的动态最优化决策过程来推导一般均衡结果。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可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和经济学含义,并使得过去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两分法问题得到解决。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和推断使我们对宏观变量的随机过程得以加深了解,并对模型本身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出发,研究利率、失业率等宏观变量成为实证宏观计量经济学的新范式。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欧洲中央银行也正式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并把其预测结果作为指定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尽管在宏观经济学中,不少变量通过加总去掉了很多噪声,向量自回归等传统方法在预测性能上优于以微观基础起步的宏观计量模型,但微观结构模型方面的研究在逐渐放松假设、贴近实体经济方面也有了长足进步。目前以似然函数方法为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样本外预测上的表现可以和向量自回归等方法相比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个人、厂商、政府、中央银行等分别最大化其全部时间段内的效用、利润及财政、货币政策目标(例如弥补产出缺口、保持产出增长率等),得到消费、产出、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变量需满足的最优化条件,再由市场一般均衡的条件推导出欧拉公式,用对数线性化的方法得到简化式和状态空间形式。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引入外部冲击来模拟现实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和日常波动。外部冲击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生产技术冲击、需求冲击、财政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外贸冲击等,通过这些外部冲击得到模型的随机性。另外,通过引入工资、价格粘性、消费习惯形成和投资调整成本等假设,模型也更加接近现实经济。在模型的估计方面,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多采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由前面一般均衡条件得到的公式加上测度方程,即引入经济系统中的随机冲击,得到似然函数。首先通过把均衡条件进行对数线性化,然后用蒙特卡洛马尔科夫链抽样方法估计模型参数。根据模型参数设定的不同,可能出现为一解、无解或多解的情况,研究者要对其进行分析或者约束。近年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计算和引入新的冲击、放宽模型假设(例如允许厂商和消费者的异质性)等方面有很多进展。进一步放宽模型的假设,减少模型校准和更好地估计高阶非线性模型从而最终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是该方法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实验经济学的若干最新发展 (一)新类型实验数据的收集和利用 传统实验经济学产生的数据主要是经济决策变量数据,例如决策者在个体决策问题中的选项选择,在市场决策问题中的价格选择、投资决策选择和努力水平选择,在博弈论决策问题中的策略行动选择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经济学家认识到收集一些新类型实验数据有助于更好地检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建立更接近描述决策者行为的新经济学理论。例如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当作一个黑箱子,只是简单地假设决策者具有特定的偏好和特定的信念并且采取最优的决策,而有意忽略决策的产生过程。最新的一些研究开始讨论决策偏好、决策信息、决策过程的形成,尤其是决策者如何思考决策问题的过程。打开决策过程这个黑箱子意味着我们将从更基本的层面来理解各种经济决策。一方面,研究决策过程所能依赖的数据类型增加了,包括决策思考时间、搜寻次序、眼球移动、生化多巴胺等新的生理学数据,从而使我们有必要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产生这些新类型的数据来检验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这些新类型数据和传统经济学决策数据结合在一起,有助于发现和建立新的经济学理论。例如,Gabaix etal.(2006)通过收集实验参与者的搜寻次序数据来检验有关决策者如何获取信息以及信息处理的有限理性模型;Caplin etal.(2011)则通过收集参与者在最终选择之前的所有临时选择数据来检验他们新提出的最优选择模型;Reutskajaet al.(2011)通过跟踪实验参与者的眼球移动数据来研究超市购物者的购物选择行为等。 (二)非均衡博弈论框架的建立和实验验证 策略性思考是博弈理论及其应用的基础。纳什均衡以及相关均衡的概念过去一直是描述策略性思考的核心内容,其定义为每个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都是在给定其他方策略下的最优反应。显然这种均衡的定义内在要求每个博弈参与者在决策信念上达到均衡,即每个参与者对其他方的策略持有正确的信念。在过去的研究中,经济学者通常假定均衡框架存在从而做出对参与者行为的预测。尽管在一些博弈场景下,基于均衡概念的行为预测是准确的,但在多数情况下实验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会系统性地偏离基于均衡概念的行为预测。由于来自实验经济学数据对原有理论框架的挑战,经济学研究人员逐渐提出了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并且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收集数据来检验这些新理论。这些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的核心在于继续假定博弈参与者在决策时仍然有策略性思考的因素在里面,但放弃了均衡的概念以及嵌入在均衡概念里面的很强的理性假设。目前这些在非均衡概念基础上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认知层级博弈理论”(Nagel, 1995;Stahl Wilson, 1995; Camerer, 2004)。在认知层级博弈理论框架下,博弈论参与者被假定可能具有不同层级或者不同深度的策略性思考行为。一个毫无策略性思考的博弈论参与者被假定为没有注意到其他参与者行为的影响来进行决策。这种层级的策略性思考行为被称为第0层级决策者。进而第1层级决策者的行为表现是他们假定其对手为第0层级决策者进而做出最优反应。相应地,第2层级决策者是假定其对手为第1层级决策者进行最优决策反 应,以此类推至更高层级决策者。与过去基于均衡概念的博弈论理论研究发展相比,有一个明显值得注意的特征是,这些在非均衡概念基础上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实验经济学对其相关理论的检验。换句话说,理论的进展和实验的检验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三)实验经济学研究在市场机制设计和政策设计方面的广泛应用 有效的公共政策和法规会给市场参与者提供正确的激励,并有助于建立社会规范来防范诸如腐败、市场失灵以及个体或者企业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政策制定者尤其需要了解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行为准则。近年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分析公共政策和法规时用到的传统经济学模型存在理论假设上的弊端,这些模型的建立仅仅基于个人或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偏好和行为准则之上。例如,研究表明在很多现实情境中,人们除了关注自己的所得,还会关心他人的所得和福利。另外,人们往往会采用互利互惠的行为准则。因此,当政府制定政策和法规时就需要考虑这些因素,比如限制商家向非专业的消费者推销过于复杂的产品(如结构性金融产品、住房销售合同,以及移动通信套餐等)。当政府为平衡社会各阶层收入而调整个人所得税率时,需要考虑纳税人对公平的偏好如何影响其对税务法规的遵循。 四、我国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现状与建议 我国计量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在过去30多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教学角度而言,国内各主要高校均已能够独立地开设从本科阶段的初级计量经济学到研究生阶段的中高级计量经济学的课程,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与训练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教学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且日渐与国际接轨。从研究角度而言,计量经济模型与计量经济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之中,并且极大地促进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水平。近几年来,国内高校经济学科加大了引进海外经济学人才的力度。这些年青的海归学者不仅推动了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水平,而且在国内迅速形成一个从事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团队,而这一点在十年之前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近几年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分别设置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与金融计量经济学两个重点课题。通过重点、重大课题以及各种其他资助项目的设立,对于引导与推动特定学科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相对年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我国实验经济学研究在最近几年发展迅速。国内的许多重点大学都相继建立了经济学实验室,其他尚未建立实验室的大学也在积极进行实验经济学研究。在人才招聘方面,国内不少大学都从海外招聘了实验经济学学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进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加强中国实验经济学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的交流,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从2010年到2014年已经连续五年举办了实验经济学国际会议。该研讨会每年都邀请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若干名国际一流学者前来做主题演讲、指导,并且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目前该年度会议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实验经济学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交流。 国内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如何通过重大或重点课题的设立,引导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推动经济学科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需求。国家治理就是通过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控制、管理和提供服务,确保国家安全,扞卫国家利益,维护人民权益,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科学发展。有效国家治理的最重要的基础在于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正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从规模扩张式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而要顺利实现这一转变与调整的目标,不但要明察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形势的变化,把握其未来发展趋势,而且要对已实施的各项国家重要政策尤其经济政策予以正确的评估,以便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制定、实施新的政策与配套措施。因此,经济政策评估非常重要,是实现国家经济治理,乃至政治治理的必然要求与重要保证。但过去在这方面,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部门,都是对经济政策实施前景预测的多,对经济政策执行效果评估的少。换句话说,评估政策全过程中的有效性与利弊得失,从而制定与实施科学、高效的经济政策,对决策科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至关重要。计量经济学特别是微观计量经济学近几年来在政策评估方面取得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也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大数据背景下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政策评估不仅符合学术发展的前沿,而且能够满足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 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相比,实验经济学则在政策设计与政策评估方面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在政策设计和实施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果政策影响对象是有限理性的决策人或者具有各种决策行为偏差的决策人,我们该如何合理的进行政策设计来实现政策的目标或者帮助这些人改善决策质量。例如利用现实中人们的现状偏好设计养老金计划来提高他们的养老金储蓄,以及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帮助人们避免被商家误导!从而做出更符合自己利益的个人金融决策等。而且,实验经济学在市场机制设计和政策设计方面的研究应用有助于经济学家承担起经济学工程师的角色。经济学者可以在实验室实验场景下或者在实地实验场景下比较检验不同政策设计的效果。由于这是在可控条件下实现的,我们可以在大规模实施政策改革或者政策干预之前进行科学评估,从而做好理论指导准备和政策实施准备。在过去二十年里实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在国际上曾经应用在设计无线频谱拍卖机制、设计政府采购招标拍卖、中小学教学以及择校改革,以及医药健康改革等方面。其中美国实验经济学家AlvinRoth因其在市场机制设计应用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有理由相信,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势必为政府的科学决策和理性决策做出更大的贡献。 实验经济学论文: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 长人类的决策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偏离标准的经济学理性假设的行为模式。假使这些对理性和利己假设的偏离极微小,或者只是纯粹的个人癖好的结果,那么作为整体的研究将把它们忽略,经济理论对参与人行为的总体预期不会与实际偏离太多。以弗农·史密斯为首的实验经济学家对各类市场机制的早期研究,可以看作是对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个人癖好假说的检验。如果检验的结果显示对理性和利己的偏离是系统的,那么理论本身的修订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以丹尼尔·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维尔斯基为首的认知心理学家对人类的决策行为的早期研究则可以看作是对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系统性假说的检验。 一、实验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在传统上被看作仅依赖真实经济数据的非实验科学。许多学者认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其进一步发展受到的羁绊即在于此。如果不能进行可控实验,经济理论的检验必定受到限制。仅凭真实经济数据,很难判断一个模型是否失败,何时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所在。一般科学研究所遵循的,理论和可控环境下的观察之间的反馈路径——新的实验结果启发新的理论发现,新的理论发现又要求有用来检验其真实性的新的实验设计——在经济学中好像非常难得。 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即被称为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支的创立,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专家们要研究参与人某些特定的经济行为,要求他们在模拟的、但更简化而且具有纯粹形式的市场或其它经济环境中进行经济决策。实验构造的经济环境与真实市场在多大程度相符尚在争论之中。但是就像物理学中的小型实验的结果形成的结论(如那些支撑基本粒子和热力学的定律)深刻影响了物理理论(宇宙理论或气候学等等)的发展一样,从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得出的规律同样能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研究中运用实验方法,其实有相当早的尝试者。不过,弗农·史密斯毫无疑问是实验经济学研究传统中的最主要人物,也是对实验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做出最重要贡献的理论代表,而且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核心。他教育了大量的实验经济学的年轻研究者,并与他们合作。这些年轻一代的实验经济学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 (一)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最杰出的工作是有关市场机制的研究。他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他创新了竞争市场实验,对不同的拍卖形式进行了实验检验,还设计了实验的所谓引致价值(induced-value)方法。 史密斯的第一篇实验论文(1962)是受到张伯伦(1946)的课堂实验的启发而形成的。史密斯哈佛求学时期的教师张伯伦,曾在那时组织了捉对交易的虚拟买卖市场。张伯伦将他的实验结果作为证明标准的新古典完全竞争(即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价格接受者)市场模型有错误的论据之一。 史密斯最初认为,如果将参与人所处的实验环境改造得更接近于真实市场,张伯伦的实验结果将更具说服力。他设计了一类被称作双向口头拍卖的市场实验,在这些实验市场中,参与人被分为潜在的买者和卖者两个群体。这种市场机制实际应用于许多金融和商品市场中,参与人被随机地分派买卖者角色,每个卖者得到一单位的待售商品以及这一单位商品的保留价格。如果保留价格是v,卖者则无权以低于v的价格卖出,当他以p>v的价格卖出商品时,其所得为p-v美元。卖者的保留价格是其私人信息。相对应地,每个买者也被摊派一个私人的保留价格w,作为其购买商品价格的最高上限,以价格p<w购入商品意味着这个买者赚到w-p美元。在保留价格的分布的基础上,史密斯勾勒出理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以及反映竞争均衡价格的曲线交叉点。相反,实验参与人并没有这些信息,更不可能以此计算出理论均衡价格。令史密斯吃惊的是,实验的交易结果与理论均衡价格非常趋近,因此,这个以证伪市场理论为初衷的实验,其结果支持了市场理论的理论预期。 史密斯和其他学者后来又进行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用以检查这种与理论预期的相符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后来的实验继续验证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普洛特和史密斯(1978)的合作工作除得出这一通常结论以外,还得到了另一个重要结论:市场制度肯定是重要的。特别是,他们比较了允许买、卖者在一个交易时段内连续改变价格(史密斯的早期设计)和令交易者在整个时段只能贴一个标签价,这两类不同机制的结果。结果显示,在后一类实验设计下,向理论均衡价格的趋近速度较慢。相对于收集真实经济数据,实验方法的引人之处正在于此:即可以保持“市场环境”(保留价格的分配)不变,而以可控的方式变化“市场机制”(此例中的价格调整规则)。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所探讨的理论假设清楚地进行检验都要求控制参与人的偏好。由于买卖行为都会受到参与人对得失的个人估价的影响,而这种估价又不能直接为研究者所观察到,所以控制偏好是最困难的事。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可以通过付给参与人“恰当”的金钱刺激的方法来解决。史密斯(1976)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所谓的“引致价值方法”。而今,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的标准工具。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首先规定一个参与人作为某同质产品市场中的买者,假设实验专家想要他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也就是说,在任一价格p下,这个买者应该是想要购入确切的数量q=D(p)。但实验专家不知道他的真实效用函数u(w)。史密斯的方法是通过给予价格p购买q单位的买者R(q)-pq美元,(其中R是一个适合的回报函数)来导出想得到的需求函数。通过经济学原理,这个买者将选择一个数量q,以使增加q所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也就是一个数量R'(q)=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u是增函数和凹的,需求函数就是如此,条件是对于任何价格,报酬函数的反函数与需求函数相等,也就是对于任意p,如果(R′)[-1](p)=D(p)。与此类似的各种方法从此在实验经济学的文献之中得到广泛运用。 (二)拍卖理论的检验 拍卖理论是在微观经济理论和博弈论领域中得到最成功发展的理论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在经济学之中。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 Vickrey对拍卖理论的研究得出了大量有关各类拍卖机制的理论结果,后来,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也参与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史密斯首创了检验这些拍卖理论定理的实验,并通过实验得到了很多不同的结论。同时,史密斯还最早提出了将可控实验作为新的拍卖设计在运用于实际前的“风洞”检验方法。 按照通常的理解,“拍卖”这个术语似乎对现实经济生活没什么实际意义。然而,对拍卖形式由简到繁的探讨,已经加深了我们对真实市场结构的认识 。即使是理论研究中一些相对简单的拍卖形式也会在实践中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涉及到对那些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和私有化,公共物品的获取,以及政府债券的出售等问题。 史密斯拍卖实验的核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种理论,预期出售单位物品的特定拍卖机制的结果。这些拍卖在传统上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英国式或升价拍卖,买者以价格递增的顺序喊价,直到再没有更高的出价为止。第二类称为荷兰式或降价拍卖,由卖者提出一个初始的最高价,再以固定的价格单位按固定时段降价,直到有买者喊出“接受”为止。这两类拍卖通常都是口头式的,而交易价是最后的(或第一个)喊价者的出价。另两类拍卖形式,所有的竞拍者同时将报价密封,标被卖给最高的出价者。在第一价密封拍卖中,竞拍者以出价得到标;而第二价密封拍卖中,中标者只付出价第二高的竞拍者报出的价钱。 微观经济理论也将拍卖分为私人价值拍卖和共同价值拍卖两种拍卖形式。两种类型的拍卖中,个人对标的估价被认为是随机变量。在私人价值拍卖中,估价在统计上是与潜在的竞标者无关的,也就是说任何买者的估价都是其对标的物价值的纯粹个人评价。而在共同价值拍卖中,竞争买者的估价中存在一个共同部分,即二手市场上的价格或一些相关品市场上的价格情况(例如谱系拍卖或电信市场)。 对于私人价值拍卖,经济学者以下三条理论预期:(1)英国式拍卖和二价拍卖在中标者和预期的标的价格上是等价的。这个结果的前提是个体理性(更确切地说,是假设竞标者不会采取弱占优策略)。(2)荷兰式拍卖和一价拍卖是等价的,前提是存在更严格的纳什均衡意义上的行为假设,即个体理性还要加上相互一致的预期。(3)在风险中性假设下,四类拍卖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参与者认为参加一次公平的抽奖机会和保证你直接拿到期望的抽奖奖金额之间没有区别)。 史密斯做了大量的实验(实验的设计还是控制供需条件,变化市场机制),对这些理论预期以及其他的理论预期进行检验。为了在实验中得到私人价值,每个竞拍者被随机独立地安排一个v值作为其私人信息。如果竞拍者以价格p赢得标,则他赚取到(p-v)的钱。对于上面提到的预期(1),史密斯发现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确实能得到相似的结果。对于(2),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并不能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这与理论不同。对于(3),他发现假设人们具有相同风险偏好的模型不能被证伪。除此之外,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的平均拍得价格比一价密封拍卖的价格要高,而一价密封拍卖的最终平均拍卖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的均价。 这些结论中,最出人意料是得到了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不等价的实验结果。为解释这种差异,两类理论被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收入,还与荷兰式拍卖过程中的“等待悬疑”有关,另一种理论认为竞拍者往往低估荷兰式拍卖过程中逐渐增加的风险。史密斯(1999)分析了这两种理论以及另外一些理论解释。 (三)将实验作为“风洞” 史密斯与普洛特,最早将“风洞”(一种用来检验飞机样机性能的实验装置)方法引入实验,检验为官制、私有化和公共物品供给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通常这些机制都太过复杂,以至于难以给出确切的理论预期。而实验方法的运用在此却能发挥特别的效用。史密斯的一系列实验研究论述了公共物品供给的适宜激励机制的设计。史密斯检验了经济理论中提出的机制效果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机制效果。史密斯的其他实验工作还涉及以计算机辅助市场实验方法分析私人机场候机机制以及对能源市场上的组织结构的研究。 (四)实验方法论 除在市场理论和拍卖理论上得到一些独创性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实验研究工作还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他的影响深远的文章,刊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实验经济学:诱致价值理论”(1976)提出了一种用于指导实验室经济学实验设计的详细的可行方法,并进一步归纳出运用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1982)。 史密斯发展的实验方法与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大相径庭。实验方法强调给予参与人足够的金钱激励的重要性,因为足够的金钱方能避免决策成本导致的行为扭曲。史密斯还强调实验设计中重复尝试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才能让参与人清楚并理解实验环境。 与心理学实验方法相比的许多差异往往就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心理学家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个人行为,史密斯构造其实验的初衷却主要在于分析市场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理解人类行为的两类不同方式。 史密斯的方法为实验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可能给不同于经济学的其他社会科学以有益的启发。例如,普洛特等(1978)对议会中决策行为的实验研究基本上遵从的是史密斯的方法,却导致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开始报道相关的实验研究成果。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将决策问题引入心理学研究,为未来的研究框架勾勒了轮廓,而西蒙(Simon,1956)也曾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加工和决策理论。不过直到卡尼曼和1996年去世的特维尔斯基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发现之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开始盛行。尽管卡尼曼的研究工作一贯坚持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他仍经常被作为经济学家对待。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其中的一篇文章(Kahneman Tversky,1979)甚至成为被认为最有声望的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报》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如果说传统学科之间的交流存在着壁垒的话,可以说已经有相当多的工作投入到铺架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之间的桥梁上。当今,这两个学科之间实际上存在两座桥梁—一座围绕着实验方法建造,另一座沿着理论建模方式铺设。两类工作都是行为经济学现今发展潮流的基础。下面先粗略地谈一下决策概念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区别。 (一)经济学中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典型的观点是,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激励的推动,利己心和理性是经济决策的基础。这里,理性意味着决策者能够以逻辑的和系统的方式利用可得信息,并在给定可选集和可得目标中做出最优选择。同时,理性也表示一种向前看的决策方式,即决策者可以考虑到决策行为在未来会导致的一切后果。总之,影响经济行为的是外在激励。 在心理学领域,尤其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人通常被看作是以有意识的、理性的方式组织和解释可得信息的系统。但是,其他一些下意识的因素也可以系统地影响人类行为。就是这种相对复杂的观点—内在刺激也会影响人类行为—使认知心理学最近的发展逐渐集中于经济理论之上。 传统上,经济学家将决策者在可行集上的偏好定义为给定不变的,并且认为决策者是对环境状态和自身行为结果做出概率估计或预期后,依统计原理处理可得信息的。更确切地说,标准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期望效用最大化方法之上的。这种方法由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提出的,萨维奇(Savage,1953)进行了扩展。这里,假定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定义在相应收入集合x=(x[,1],x[,2],…x[,i])上的真实估价函数u,如果在任何以概率p[,i]得到x[,i],(其中i=1,…I)的行动a和另一种以概率q[,i]得到相同结果的行动b之间进行选择,则决策者(严格)偏好a>b,当且仅当这一“效用函数”u的统计期望价值,在a行动下比b行动下大。正式地,选a的标准为 附图 所以,给定市场条件,定义好决策者面对的可行选择集,认知过程就简化为期望的形成和最大化问题了,决策者的行为就像是在正确地赋予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之后,选择最大化其期望价值或最终效用的行动。 与此相对,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决策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可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按自身法则发挥作用的感知(perception),用以解释其发生条件的信念或心理模式。内在动因,像感情(emotions,指决策者的心理状态)或态度(attitudes,即某环境下,对某一相应现象的强烈心理趋向)都可能影响决策。而且,对以前决策及其结果的记忆(memory)也会对当前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构成特定的认知方程。这一复杂观点将人类行为看作对给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行为是典型地适应性的;是以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和短暂的知觉条件为基础做出的。 心理学和传统经济学的这些差异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实验强调对环境进行抽象,包含货币报酬和重复尝试的运用。心理学家关注内在动机和对特定环境的心理调整过程,并将之定义为决策问题的架构。 卡尼曼和其他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大量广泛的证据,并对经济理性假设提出质疑,认为至少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下理性行为假设值得怀疑。大量研究已经揭示出了与传统理性经济行为模型的颇多的偏离。例如,真实世界里的决策者并不总是以概率法则来估计不确定的未来事件,决策行为也经常违背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下面讨论卡尼曼对不确定性下的推断和决策理论的主要贡献。 (二)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经验推断和偏差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系统地偏离于传统经济理论提出的理性类型。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早期工作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总的来说,人们通常没有能力对环境做出经济学的和概率推断的总体严格分析。人们的推断往往靠的是某种顿悟或经验,所以经常导致系统性偏差。 一类基本偏差是人总是倾向于运用小数法则,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均值具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其实这违反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原则。例如,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参与人认为某一给定时间在大医院内诞生的婴儿有60%是男孩,则一家小医院内情况必定相同。通常,人们好像都认识不到随着样本规模的扩大,随机变量的样本均值的方差减小的有多快。 更准确地说,根据统计学的大数法则,独立观察某随机变量的一个大样本,其均值的概率分布集中体现这一随机变量的预期值,随着样本规模的变大,样本均值的方差趋近于0。 但是,按照人类心理的小数法则,人们确信随机变量期望值的分布也会反映在小样本的样本均值之中。这导致对短序列的独立观察值做了过度推论(overinference)。 小数法则的案例之一是,当投资者观察到一位投资经理在过去两年表现好于其他人,就总结说这位经理水平要高一些,而这一结论的统计含义太弱。另一个相关的例子称为“赌博者谬误”:许多人都经常预期一个随机赌局的第二轮会得到与第一轮相反的结果,而实际上,每一轮在统计上都是独立的。如果一项投硬币游戏前若干轮出现太多的“头像”,那么许多参与者确信下一轮便应该是“文字”了。 小数法则还与相似性(representativeness)相关,这种相似性是形成推断的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在一些精美的实验中表述了这种经验推断方程。参与人被要求以已知的描述为基础将人进行分类,如区分销售人员或议员等。对于一个给定群体中随机抽取的某个人,当给他的描述是“对政治感兴趣,乐于参与辩论,渴望出现在媒体上”时,许多参与人判断说是议员。即使这个群体中,销售员更具备这种特征。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深入地考察了这种经验推断式的思考方式,在他们的实验中,一些参与者得到有关群体构成的确切信息。一类设计中群体由30%的工程师和70%的律师组成,另一类设计中群体构成比例相反。实验的结果是这种差异对参与者的推断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经验推断也会令人们相信两个事件的联合概率高于其中的事件之一发生的概率,这与概率理论的基本定理相悖。例如,某实验中的参与者就认为如果Bjorn Borg闯入温布尔登决赛,则相对于输掉第一盘的结果,他输掉第一盘而赢得冠军的结果更可能出现。 Shleifer(2000)的回顾行为金融理论的文章认为,小数法则和相似性推断可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某些反常现象。例如,对股价变动的过分敏感可能是投资者对短期利好信息的过度反应的结果。 概率推断中的另一种常见偏差是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偏差,指人们通过不费力地回想出的例子来进行概率推断,结果导致赋予那些易见的、容易记起的信息以过大的比重。比如,人们总是在亲身获知某人在一座城市中被谋杀时,高估这座城市的犯罪率。认知心理学通常认为,与不熟悉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被忆起,也更让人相信其真实性和相关性。熟悉和可得性于是成为真切和相关性的暗示。 (三)确定性下的决策:前景理论 有证据证明,不仅推断,而且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行为也都与传统的经济理论有系统的偏差。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行为偏离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期。 对“冯·诺伊曼-摩根斯坦-萨维奇”期望效用理论的偏离最早由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莱(1953)提出,他提出了所谓的“阿莱悖论”(另一个相关悖论见Ellsberg,1961)。例如,在获得3000美元定额机会和有80%的概率得到4000美元而20%空手而归这两种机会之间进行选择时,许多人选择前者;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宁可选择20%的概率得4000美元的抽彩机会,却放弃25%的概率得到3000美元的机会。即使事实上这两类选择方案中所得的客观结果受相同因素(即概率)的影响。这种表现出来的偏好,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所谓的替代性公理。卡尼曼提供了偏离期望效用理论的大量证据。 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人们经常对区别于某种变化着的参照水平(如现状)的结果更敏感,而对结果的绝对水平不敏感。这种对相对变化比对绝对值更多的关注可能与认知心理学的某些已有法则相关,心理学认为人们对外部环境的相对变化比对其绝对水平的反应更大,比如温度或光照。 而且,以某参照水平为标准,相比于某一数量的收入,人们似乎对等量的损失更加反应强烈。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92)估计,人们对一个适量损失的估价可能两倍于对等量收入的估价。也就是说,人们的偏好具有(局部的)损失厌恶的特征。小风险下,他们通常更偏好稳定状态,而不是一半对一半的机率赢12美元或输10美元。在大风险下,发现了明显的风险偏好行为,也与传统的风险厌恶假设不一致。例如,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79)就发现,实验中10个人中有7个更愿意参与有25%的概率输掉6000美元的赌局,而不愿参加50%的概率输掉2000美元或4000美元(各25%的概率)。因为这两种抽彩的预期值应该是一样的,第一种只不过是第二种抽彩平均预留的变化形式,所以实验结果是与传统的风险厌恶假设相悖。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工作不仅限于这 类批评,他们还在其影响深远的文章“前景理论:风险决策的一种分析方法”(1979)中提出了一种替代的模型框架。与期望效用理论的公理式形式不同,他们的前景理论是描述式的。这一理论引自实证的观察结果,而不是由一套漂亮的逻辑的公理推导而出的。后来,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认为实际可以有两种理论:期望效用理论用来定义理性行为,而用如前景理论这样的理论描述真实行为。期望效用理论可以对某些简单清楚的决策问题中的选择作真切的描述,但现实生活中更多决策问题却复杂繁乱,更复杂的行为模型是必须的。 两个模型有三点差异。首先,在前景理论中,决策者并不关心财富本身的最终价值,而是关心那个相对于参照点的财富量的相对变化w。这个参照点经常是决策者当前的财富水平,决策者以此来定义与现状相对比的得失。但这个参照水平也可以是某个欲求水平:参与人在给定现有财富和预期条件下,想努力获得的财富水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要“编辑”,以便建立一个面对决策的参照水平,这样就可以给决策结果“编码”了:当结果大于参照点,就是赚了;小于参照点就赔。“编辑”阶段之后,就是估价阶段,当然是以方程(3)为标准。 与期望效用理论的第二个差别是价值函数v。这个函数除了定义在财富变化之外,还具有特殊的S形状。因此,在盈利的部分是凹的,在损失的部分是凸的,而且在向两端发展时,其敏感性在逐渐消失。这条曲线在0处有一拐点,这使得相对曲线的小的盈利部分,小的损失部分更加陡峭。而期望效用理论中的函数u的形状则总是平滑和凹的。 第三点差别在于决策的权重函数,它是客观概率p或q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单调递增的,并且在0和1两处不连续。因此,这个函数系统上赋予了小概率以过高的权重,而赋予大概率以过低的权重。 正是这些差异,使前景理论的预期可以与前面所提到的实验事实相符。由于人们对存在风险下的未来的估计是建立在与某一参照水平相关的财富变化的基础上的,所以对“编辑”阶段作适当假设,会使模型更加与以下观察结果相符:即人们总是因面对结构不同的问题,而做出不同的选择。价值函数由参照水平决定了一个拐点(这一点导致了曲线的小损失部分比小盈利部分更陡峭),这暗含一个结论,就是选择行为符合损失厌恶理论。而函数v的两端对客观概率变化的边际敏感度逐渐减弱消失,将导致决策者对盈利有风险厌恶(即过低地估价盈利可能)和对损失风险喜好(即过低地估价损失可能),这也与实验事实相符。而且决策权重函数对小概率的高估和对大概率的低估的事实也可以用来解释阿莱悖论。 前景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似乎背离传统经济学的行为规律。例如人们在购买家电时,总是倾向于购买昂贵的小额保险;他们也总是乐意为了省几毛钱驱车去很远的商店买些零七杂八,却不肯花费同样的精力购买能得到同比例折扣的贵重物品;他们在收到对其一生收入不利的消息时,又从来都抗拒做出减少消费的决定。 总之,卡尼曼及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出了不确定性下选择问题的许多规律,而前景理论为解释这些规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卡尼曼的研究结论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也促进了后来的模型建构工作。前景理论的一个扩展—累积的前景理论(Tversky Kahneman,1992)对原有观点进行了一些弱化。特别是,累积的前景理论考虑到了对大量的结果的预期,这与随机支配的原理相符。 前景理论及其扩展模型比期望效用理论更能真切地描述风险下的个人行为,并且已经在这方面贡献卓著。可以说,前景理论已成为风险决策领域应用性实证工作的基石。 三、总结 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讨论“回答问题-形成推断-做出选择”思维过程时的一些观点,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在这条路上,其他的心理学家也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性下决策行为的研究工作影响最大,也最为出类拔萃。对行为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卡尼曼也做出了许多早期贡献。其中一例是他和Knetsch、Thaler(1986)对于“考虑公正”的重要性的研究工作。这一领域已经成为相当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其他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后续实验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许多市场行为的形成可能是出自公正和互惠的考虑。通过这些工作使卡尼曼成为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蓬勃发展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研究也对其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医学领域受到广泛地引用。 史密斯是在经济研究中创造推行实验这种实证方法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史密斯的研究工作并不是从向理性决策这一传统经济理论挑战开始的。他检验了有关市场表现的替代假设,尤其是不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工作主要针对个性行为者的决策讨论展开,而史密斯的实验则专注于特定市场环境下,参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同时,史密斯还强调方法论讨论,发展了可行的实验方法,并且提出了构成一个好实验的必备标准。其他的研究者对这一传统继续深化研究。特别是普洛特的一些重要论文,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实验方法,还将实验方法拓展到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不过,经济学家们大多是通过史密斯的工作成果,才认识到实验室实验可以是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 现今,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上相互重合的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这种新的研究工作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都有潜在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特定的心理现象(如有限理性、有限的利己动机或不完全的自控力等)是隐藏在一系列市场结果之下的重要因素。行为理论通过艰苦的发展,理论预期逐渐与这些实验事实相符,并最终取代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某些元素。金融经济学中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就是确定市场套利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清除系统非理性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应用 [论文关键词]实验经济学 实验环境 实验方法 [论文摘要]实验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跻身于主流经济学之列,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本文系统阐述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与传统研究方法相比独具的两大优点:可复制性、可控制性;并介绍了它在理论与实际中的应用。 一、引言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它是对传统经济解释方法的拓展,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它具有两个优点:可复制性和可控制性。可复制性是指其他研究人员可以复制实验从而具有独立验证结果的能力;可控制性是指操纵实验室条件以使观测到的数据足以用于评估各种理论。利用实验条件的可操纵性防止了各种与之相伴的不可观察因素的变化,这样就可得到比理论验证更纯粹更有效的数据。 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实验的设计 在实验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实验不可能完全复制现实经济的运行过程,因此我们构造的是与实际环境相似的实验室环境,让实验者在模拟的经济环境中做出反应。普洛特认为,实验经济学通过简单的实验来比较和评估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这种比较和评估并不因简单实验没有完全模拟现实经济而影响其效力。高鸿桢教授也说过,试图在实验室中完全实现现实环境的复杂性是无益的。因此,“简单性”正是经济学实验的长处。 实验设计的一般步骤为:确定实验目标,选择合适的交易制度,选择被试,确定被试报酬的支付方案,编写实验指导用语,实验方案的审定。 实验室交易制度的设计。无论实验的类型或研究的焦点是什么,都必须规定交易规则和其他环境特征。在实验设计中是交易规则的细微改变可能对观测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实验经济学中的交易制度设计是相当重要的。 被试的选择。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是精心设计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在实验中有时可能出现我们所不希望的行动,所以在选择被试时,要尽量注意减少被试的差异,或选择被试差异与实验目的无关或影响极小的被试。 报酬的支付。支付给被试现金或其他奖励作为报酬,支付的多少与被试在实验中的表现密切相关,这是实验经济学与调查问卷的根本区别。支付报酬要遵循所谓价值诱导理论。绝不可故意欺骗被试。 2.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 (1)比较和评估。实验结果的有效性,所验证的理论的真实性都要通过比较与评估的方法得出,因此,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与评估的方法的应用。一是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普洛特和史密斯将效率定义为被试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并把它作为比较分析互相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标准的问题。二是采用独立自动变量。实验中独立的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数量。三是评估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被试并不能总是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结论不是运用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 (2)运用行为和心理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试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将心理学实验和经济学实验相结合是近年经济学实验的一种发展趋势。 三、实验经济学的应用 实验经济学在理论领域广泛应用于两个方面: 1.检验理论 实验能对不同的理论的优劣进行检验。他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优势:在简化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者能对实验环境进行良好的控制,从而能比非实验方法更好的确定各个实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2.发现新规律 在不存在理论时,经过反复的实验,我们往往会发现新的规律。比如人在博弈中的学习行为,这为研究者根据实验数据和现象建立新理论提供了可能。 在现实中,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查尔斯·普洛特和费农·史密斯(1978)用实验方法发现了标签价格机制。在日本,实验经济学已在市场研究、谈判、投标、环保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西条辰义等人将实验经济学应用在“温室效应气体排除权交易的机制设计”方面,取得的成绩备受关注。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实验经济学也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管理等方面。 (1)实验经济学为制度设计提供依据。传统上,制度评估必须在制度实施以后才能做出,这可能导致制度无法挽回设计失误。当使用实验经济学方法以后,制度设计、政策设计甚至管理学中的一些策略设计都可以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借助实验室完成,这会改变制度设计因依赖于理论而造成的盲目性。(2)实验经济学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指导。如某公司在确定如何对其新产品进行包装之前可以设计一个恰当的实验,考察被试对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反应,根据实验结果提供的信息帮助确定最优的包装方案。(3)实验经济学应用于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竞选等方面,通过建立模拟环境进行仿真实验,使我们做出最优决策。“总统股票市场”就是实验经济学在政治学上应用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实验成功的预测了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布什领先的百分比,其准确度超过了任何民意调查结果。 实验经济学论文:关于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摘要:实验教学作为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正逐步在国内理论经济学课堂中应用。该教学模式对于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有着积极的意义。加强实验教学的推广与应用应当成为高校理论经济学教学改革与教学方法创新的重要内容。 论文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构想 一、实验教学进入经济学课堂的意义 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是指将实验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学习经济学原理,通过参与者和观测者的双重身份,激发学生对于经济事件的好奇心,并鼓励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思考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教学方法。 1.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理论教学作为课堂知识传授的一种古老方式,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科知识的历史积淀系统地传授给学生,有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本课程较为正确的理性认识,从而达到知识增长效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经验的铺垫和感性认识的积累,这种知识体系难以形成稳定的、长期的理性认识和体系构架,不容易产生内化效应(张革华,彭娟,2009)。实验教学使学生在课堂获得知识的途径更具直接性和直观性,在更清晰地理解抽象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稳定的知识结构。 2.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实验教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学生对于教学过程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探索。实验教学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着重开发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师生的参与与互动,使经济学课堂更具活力。另一方面,实验教学模式进入课堂,增加课堂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活跃课堂气氛,增加课堂的吸引力,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中外大学生素质的比较研究的结论中,创新意识的缺乏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实验教学鼓励学生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并解决问题,不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源泉。可以说,实验教学在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提高整体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和有效途径。(孙文彬,2006) 4.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实验教学中,学生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设计课程体系、准备教学条件、记录过程、撰写报告、汇报结果,完成作业,这一系列的课前、课堂及课后的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而且使学生的其他能力得到锻炼,为学生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 二、国内实验教学发展滞后的原因 1.经济学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制约。经济领域的复杂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使经济实验困难重重,加上经济理论的高度抽象性,更难用简单的实验进行演示或论证。另外,专业基础理论平台课的定位也决定了该学科教学过程中倾向于选择直截了当的灌输式课堂授课模式,舍弃理论的探寻过程,从而忽略学科自身建设和学科内容的创新与发展。 2.师资缺乏以及教师考核体系与教学脱钩现象严重的制约。目前国内创新型教学模式的推广师资欠缺,大部分经济学教师一直处在高校环境中,本身就是在传统理论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接触社会,缺乏对现实经济世界的感性认识,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不强。另外,由于目前中国高校教师的考核体系和晋级制度普遍偏重于科研环节,对教学能力和教学创新的要求达到可以忽略的地步,这种机制的导向性决定了任何理性的个体都会忽视教学的创新,因而,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足为奇了(李军军,黄茂兴,2011)。 3.实验教学的各方面条件不足的制约。首先,授课班级规模的制约。1999年后高校大规模扩招导致大班授课成为大部分基础理论课程主要的授课方式,这严重制约了课堂实验教学的尝试与推广,很难想象在讲座式的课堂展开课堂实验。即便教师有尝试的欲望,也很难在此教学条件下安排和操控课堂实验的有序进行。 其次,教师及教辅团队建设的制约。课堂实验需要教师对课堂的管理和实验过程各个环节的指导。国外高校助教制度较为普遍,通常由助教辅助完成实验各环节。国内高校授课环节很少出现教学团队。这种“单打独斗”式的授课方式很难完成较为复杂的实验教学。 最后,课时与考核方式的制约。经过多次的课程体制改革,许多高校理论课程的课时不断地被压缩,赶进度、完成教学计划成为教师授课的重要目标。另外,在加强档案管理,规范考核制度的要求下,闭卷统考往往成为专业理论必修课选择的考核方式。在此指挥棒下,相对灵活但较难规范的实验环节很难进入课程考核体系,于是缺乏激励成为课堂实验开展的又一大制约。 三、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构想 由于实验环节的欠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普遍存在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脱节的问题。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成为当务之急。 1.逐步展开,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稳步提升课堂实验的质量和效果。课堂实验教学需要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内容的随时更新,开设时间的长短对教学效果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倡议经济学课堂尽快展开实验教学的尝试,从无到有,从尝试到推广到普遍应用,从模仿到创新,从简单实验到复杂实验,在教学实践中积累并交流经验,稳步提升我国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整体质量和教学效果,注重创新,形成自我鲜明、符合中国特色的课堂实验教学模式。 2.加强师资建设,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教学团队建设。在师资建设上采取引进与培养并举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利用这些人才在海外接受的教育,尽快完成课堂实验的效仿与尝试。另一方面加强现有师资力量各方面素质的提高,组建教学团队,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分享实验结果。各高校还应积极鼓励和支持科研活动对教学环节的“反哺”,将科研活动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学素材应用于课堂实验教学,丰富实验教学内容。这也可以成为实验教学创新的良好途径。 3.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实验中来。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可以学习国外教授的一些做法,给与实验的优胜者颁发一定的小奖励作为纪念,既活跃了气氛,又在课堂中增添一定的竞争意识。奖励的力度可依实验的难度和表现的差距来定。 4.加强必要的配套设施建设,包括网络技术和仿真技术等。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研究内容的拓展还可以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包括软件技术与网络平台的应用。例如利用Excel、Matlab、OriginPro等软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将经济学中的变量、曲线、模型在给定条件下自动生成,使学生对经济理论有更加直观的认识,这也可以成为经济学课堂实验的一个思路。 应当强调的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学实验教学只能是课堂理论教学的一个补充,不可能成为课堂教学的主导形式。由于课时有限,只能适当地穿插安排,且特别强调实验课前的充分准备。只有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课前充分准备,课上积极参与,内容精心组织,细节细致安排,就能成就一堂效果理想的经济学实验课!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兴起、应用与意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 #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实验经济学论文:从进化与实验经济学的观点看道德的由来 [论文关键词]利他行为;亲缘选择;互惠;实验经济学 [论文摘要]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一般而言大多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也即广义上的利他。但是这样一种特征,似乎与进化论中残酷的生存竞争相矛盾。人类道德是怎样起源的?利他行为如何能在自然选择中保存下来?文章阐述了动物行为理论中有关利他行为的解释,以及国外实验经济学中与人类行为模式相关的结果,探讨了人类道德的内涵,可能的进化上的优势以及进化的途径。 大约从幼儿园开始,老师、父母就谆谆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讲道德的人,拾金不昧,乐于助人,我们从那时起就有这样的概念:一个有着崇高道德水准的人,一个乐于无私奉献的人,在社会上将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喜爱。道德不同于法律,它并不是一种被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而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无形的标准、一种制度。道德,在我们心目中似乎与这个世界同时产生,只有遵守它才能受人尊敬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游戏规则。 然而,当我们接触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了解到自然界残酷的自然选择时,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不安地说:“道德,遵守它往往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别人,有着这样行为的个体,为什么能够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呢?” 如果我们把道德视为社会制度的一种——人类社会本可以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制度:所有的小孩可以从呱呱坠地起被灌输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们以自私自利为美德,只有那些一心只为自己追求利益的人才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的社会完全可以是另一副模样。那么,我们禁不住想知道:道德,或者说广义上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怎样在自然选择中被大自然的金手指所垂青的呢? 一、来自生物界的声音 说起利他行为,生物界中的例子数不胜数,或许来自这些比人类低等、简单的生物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人类的道德。 (一)亲缘选择的力量:自私的基因 亲缘选择的利他行为。是指发生在亲族间的利他行为。典型的例子如一些膜翅目昆虫:蜜蜂,蚂蚁。蜜蜂中的工蜂没有繁殖能力,它辛辛苦苦劳作一生,只是为了养育蜂王以及蜂王的后代。事实上,工蜂与蜂王往往是同胞姐妹,从平均概率上来说,享有3/4共同的基因,它的这种利他行为,虽然不利于自己的繁衍,但是有利于它与蜂王共享的那部分基因在整个蜜蜂种群中的增加,并因为这种基因的增加而使得利他行为闯过自然选择的剪刀,稳定地持续下来。Dawkins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详细描述了这种行为,并提出基因不但是遗传的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单位。 也许亲缘选择的力量的确在人类身上发挥着作用,是道德行为的动力之一:百万富翁为自己的家乡人民捐款;人们在异乡看到自己的同乡人感到格外亲切并乐于帮助他们。这点点滴滴的道德背后,是那自私的基因,那存在于利他行为的施与者和接受者身上的共同的基因,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吗? 人类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受到细胞中所携带的基因的控制。一张熟悉的脸庞,一口亲切的乡音,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触发了你细胞里那段表现型与之相同的基因,而这个自私的基因,为了帮助它自己的另一个复本,在你的身体里引发了一系列变化,诱导了你的利他行为。也许这就是道德的本质,而人。只不过是自私的基因帮助它的一个复本的工具而已。 但是,亲缘选择并不能解释人类道德的全部。亲缘选择的适用范围仅仅是人类为亲属或部落谋福利的利他行为,这与人类道德这个复杂的社会标准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人类对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的帮助,比如拾金不昧,又当如何解释呢? (二)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 这是一种期待回报的利他行为,经典的例子是动物界里的吸血蝙蝠,当某只蝙蝠没有吸到血又非常饥饿时,吸到血的蝙蝠会吐给它一点血,靠着互助,蝙蝠就能克服个体不时遇到的捕食失败。 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用到人类身上,也就是说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期待他人的回报的:拾金不昧的人可能希望能够得到失主的奖励;同事的小孩考上大学了去送礼,是因为日后自己家的小孩金榜题名时人家会有回礼;中国人请客喜欢一人买单,是因为下一次聚会时可以白吃,别人请客。这些可能是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也许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伪君子”的来历,这种理论,看来的确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所谓的“道德”。 诚然,互惠利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小而稳定的团体,具备识别对方的能力等等。不过人类识别自己同伴的能力在动物界的确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在人的大脑皮层中,负责控制面部肌肉的部分大约占去了近1/2,因此人类有着丰富的表情,如眼神、微笑等。曾经有学者在120个实验者中开展最后通牒实验,每一次实验前向实验者展示其实验伙伴的照片,有些照片上是一张笑脸,而另一些照片上的实验者表情平淡。结果表明,那些看到对方笑脸的实验者会提出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且进一步的实验表明,人类面部的各种细微变化,如是否显得真诚友好,是否有些阴沉郁闷,对实验者提出的分配方案都有影响。生物学家常常为人类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如表情和神态,感到惊讶,而也许正是因为人类有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才使得人类能够识别那些愿意合作的人和不愿意合作的人,从而让互惠利他的行为在人类中获得了发展。 但是,互惠利他仍然不是道德,互惠只能存在于小而稳定的群体中,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社会,如此大的一个群体中的利他行为: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是在指望日后她或她的后代的回报吗? 二、来自实验经济学的启示 在学者Ernst Fehr和Bettina Rockenbach进行的一次公共物品试验中心,他们对原来的实验进行了改进,在每一次实验开始以前,所有的试验参与者都被要求在带有惩罚机制的试验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中进行选择、每一个试验参与者完成选择之后,所有人按各自的意愿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带惩罚机制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一次试验结束以后,每个参与者将有再次选择的机会。他们的试验结果非常有意思:一开始,大约有2/3的人选择了没有惩罚机制的试验,但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愿意进行无惩罚机制的试验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几乎没有人愿意进行这样的试验。而那些自愿选择了有惩罚机制的人们严厉地惩罚了搭便车的人,并在最后几次试验中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每个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都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物品试验中,合作的确是使人们的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只是这种合作很难实现,特别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互不相识的群体中,但是,在这个引入了惩罚机制的公共物品试验的最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互不相识,可是合作依然进行得有条不紊。 于是,笔者禁不住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道德,会不会就像公共物品试验中这种惩罚制度一样,虽然它牺牲了个人的利益(为了惩罚别人,个人要付1元钱),但是由于它达成了人类群体的稳定的合作,而获得了自然选择的青睐?这种猜想为一些经济学家所认同,如叶航认为,在原始人类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合作的法则比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更有效率,而道德正是一种有利于合作的精神或行为规则。 如果道德的确是因为它可以使人类社会达成稳定的合作而在进化上被保留下来,那么道德最初起源于什么?或者说,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是怎样进化而来的呢? 三、道德的进化:一种可能 就像我们在生物课上讨论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得那么长一样,我们也可以试着来讨论一下人类的道德是如何进化而来的。 在我们祖先生存的那个遥远的年代,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人类时时刻刻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在这种环境下,合作,无疑能够增加每一个个体生存下去的可能,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合作的回报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这个群体能否生存下去,特定个体能否生存下去,都是难以预测的未知数。于是,当一个群体最需要利他的心理,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基于互惠的合作,由于群体的不稳定,在进化中遭遇了无情的淘汰。 根据人类学家的观点,人类社会首先是根据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构成的,根据地缘关系而构成的区域性社会是后来的产物,而我们今天面对的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它的历史只有5000年左右。既然如此,那么最初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构成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的亲缘利他行为,是不是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扩散到了后来由地缘关系构成的区域性社会,以至今日的国家呢? 生物学家对于一些鸟类和昆虫的研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猜想。他们发现,许多鸟类中的雄性个体在哺育后代时并不会区分鸟巢里的孩子哪些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它们会对巢里所有的小鸟给予同等的爱护,尽管其中有些并不是自己的孩子。另外在一种蜜蜂中,有时蜂王会与另外的蜂王合作建立蜂巢,于是最终建立起来的蜂巢会由几个蜂王共同领导,不过这时,蜂巢里的工蜂并不会偏爱那些与自己有着同一个母亲的幼蜂(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姐妹关系),而是对整个蜂巢里的所有幼蜂都一视同仁。对于这些现象,生物学家的解释是:区别与自己并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带来的成本比收益大,比如工蜂在这种辨认的过程中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从而降低了整个蜂巢的工作效率。另外,由于所有的幼蜂从小就在一个蜂巢里,彼此的气味也很相近,这使得工蜂在辨别自己真正的姐妹时也很容易出错。所有这些原因使得那些严格遵守亲缘利他原则的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而那些将亲缘利他行为扩散到所有同伴的群体将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扩大,原来的一个家族慢慢增加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中,亲缘利他的扩散完全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发生。也许,当人类对亲族与非亲族的伙伴给予同样的帮助时,最原始的道德,就在人类社会中萌芽了。 而道德一旦出现,拥有它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因之而获利,因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地遵守道德准则,人们彼此之间将达成稳定的合作。 当你在午夜空荡荡的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你当然不是希望这时候交警会给你奖金之类,但是,正是因为司机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白天熙熙攘攘的公路上,车辆才能井然有序地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人类道德的内容之一——它所带来的合作,使所有人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这就是拥有道德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在进化上所具有的优势。回到前面的例子上来: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并不需要她日后的回报。事实上,由于你的行为(还有许许多多像你一样的不求回报的纯粹的利他行为),“照顾老年人”这一道德标准得以在人类社会中稳定地延续,所有人都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人类在照顾老年人这一点上实现了全社会的一种合作。于是,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你也会享受到这种道德带来的好处,更好地度过晚年。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拥有这种力量的群体,将在艰难地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保持稳定的合作,从而获得比其他群体更多的生存机会。 这种社会制度——道德,之所以能够在进化中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使得群体内部的合作成为进化上稳定有利的行为,它提高了群体内合作的适应性。有着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能更好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而正是这样,道德——人类的秘密法宝,也才能在进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记得小时候听过一句这样的诗:“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扶持,才能飞向天空。”人类道德所倡导的利他行为,从来在我们心目中就是那么美好,也许,道德是我们的祖先在千万年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积累下来的财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应该有怎样的标准和法则。人类只有合作才能生存,而道德。就是让合作稳定进行下去的制度基础,是让我们各自的翅膀能够协调一致地飞翔的口令。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应用 [论文关键词]实验经济学 实验环境 实验方法 [论文摘要]实验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跻身于主流经济学之列,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本文系统阐述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与传统研究方法相比独具的两大优点:可复制性、可控制性;并介绍了它在理论与实际中的应用。 一、引言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它是对传统经济解释方法的拓展,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它具有两个优点:可复制性和可控制性。可复制性是指其他研究人员可以复制实验从而具有独立验证结果的能力;可控制性是指操纵实验室条件以使观测到的数据足以用于评估各种理论。利用实验条件的可操纵性防止了各种与之相伴的不可观察因素的变化,这样就可得到比理论验证更纯粹更有效的数据。 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实验的设计 在实验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实验不可能完全复制现实经济的运行过程,因此我们构造的是与实际环境相似的实验室环境,让实验者在模拟的经济环境中做出反应。普洛特认为,实验经济学通过简单的实验来比较和评估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这种比较和评估并不因简单实验没有完全模拟现实经济而影响其效力。高鸿桢教授也说过,试图在实验室中完全实现现实环境的复杂性是无益的。因此,“简单性”正是经济学实验的长处。 实验设计的一般步骤为:确定实验目标,选择合适的交易制度,选择被试,确定被试报酬的支付方案,编写实验指导用语,实验方案的审定。 实验室交易制度的设计。无论实验的类型或研究的焦点是什么,都必须规定交易规则和其他环境特征。在实验设计中是交易规则的细微改变可能对观测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实验经济学中的交易制度设计是相当重要的。 被试的选择。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是精心设计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在实验中有时可能出现我们所不希望的行动,所以在选择被试时,要尽量注意减少被试的差异,或选择被试差异与实验目的无关或影响极小的被试。 报酬的支付。支付给被试现金或其他奖励作为报酬,支付的多少与被试在实验中的表现密切相关,这是实验经济学与调查问卷的根本区别。支付报酬要遵循所谓价值诱导理论。绝不可故意欺骗被试。 2.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 (1)比较和评估。实验结果的有效性,所验证的理论的真实性都要通过比较与评估的方法得出,因此,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与评估的方法的应用。一是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普洛特和史密斯将效率定义为被试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并把它作为比较分析互相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标准的问题。二是采用独立自动变量。实验中独立的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数量。三是评估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被试并不能总是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结论不是运用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 (2)运用行为和心理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试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将心理学实验和经济学实验相结合是近年经济学实验的一种发展趋势。 三、实验经济学的应用 实验经济学在理论领域广泛应用于两个方面: 1.检验理论 实验能对不同的理论的优劣进行检验。他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优势:在简化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者能对实验环境进行良好的控制,从而能比非实验方法更好的确定各个实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2.发现新规律 在不存在理论时,经过反复的实验,我们往往会发现新的规律。比如人在博弈中的学习行为,这为研究者根据实验数据和现象建立新理论提供了可能。 在现实中,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查尔斯·普洛特和费农·史密斯(1978)用实验方法发现了标签价格机制。在日本,实验经济学已在市场研究、谈判、投标、环保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西条辰义等人将实验经济学应用在“温室效应气体排除权交易的机制设计”方面,取得的成绩备受关注。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实验经济学也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管理等方面。 (1)实验经济学为制度设计提供依据。传统上,制度评估必须在制度实施以后才能做出,这可能导致制度无法挽回设计失误。当使用实验经济学方法以后,制度设计、政策设计甚至管理学中的一些策略设计都可以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借助实验室完成,这会改变制度设计因依赖于理论而造成的盲目性。(2)实验经济学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指导。如某公司在确定如何对其新产品进行包装之前可以设计一个恰当的实验,考察被试对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反应,根据实验结果提供的信息帮助确定最优的包装方案。(3)实验经济学应用于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竞选等方面,通过建立模拟环境进行仿真实验,使我们做出最优决策。“总统股票市场”就是实验经济学在政治学上应用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实验成功的预测了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布什领先的百分比,其准确度超过了任何民意调查结果。 实验经济学论文:关于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摘要:实验教学作为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正逐步在国内理论经济学课堂中应用。该教学模式对于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有着积极的意义。加强实验教学的推广与应用应当成为高校理论经济学教学改革与教学方法创新的重要内容。 论文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构想 一、实验教学进入经济学课堂的意义 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是指将实验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学习经济学原理,通过参与者和观测者的双重身份,激发学生对于经济事件的好奇心,并鼓励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思考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教学方法。 1.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理论教学作为课堂知识传授的一种古老方式,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科知识的历史积淀系统地传授给学生,有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本课程较为正确的理性认识,从而达到知识增长效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经验的铺垫和感性认识的积累,这种知识体系难以形成稳定的、长期的理性认识和体系构架,不容易产生内化效应(张革华,彭娟,2009)。实验教学使学生在课堂获得知识的途径更具直接性和直观性,在更清晰地理解抽象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稳定的知识结构。 2.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实验教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学生对于教学过程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探索。实验教学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着重开发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师生的参与与互动,使经济学课堂更具活力。另一方面,实验教学模式进入课堂,增加课堂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活跃课堂气氛,增加课堂的吸引力,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中外大学生素质的比较研究的结论中,创新意识的缺乏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实验教学鼓励学生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并解决问题,不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源泉。可以说,实验教学在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提高整体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和有效途径。(孙文彬,2006) 4.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实验教学中,学生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设计课程体系、准备教学条件、记录过程、撰写报告、汇报结果,完成作业,这一系列的课前、课堂及课后的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而且使学生的其他能力得到锻炼,为学生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 二、国内实验教学发展滞后的原因 1.经济学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制约。经济领域的复杂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使经济实验困难重重,加上经济理论的高度抽象性,更难用简单的实验进行演示或论证。另外,专业基础理论平台课的定位也决定了该学科教学过程中倾向于选择直截了当的灌输式课堂授课模式,舍弃理论的探寻过程,从而忽略学科自身建设和学科内容的创新与发展。 2.师资缺乏以及教师考核体系与教学脱钩现象严重的制约。目前国内创新型教学模式的推广师资欠缺,大部分经济学教师一直处在高校环境中,本身就是在传统理论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接触社会,缺乏对现实经济世界的感性认识,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不强。另外,由于目前中国高校教师的考核体系和晋级制度普遍偏重于科研环节,对教学能力和教学创新的要求达到可以忽略的地步,这种机制的导向性决定了任何理性的个体都会忽视教学的创新,因而,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足为奇了(李军军,黄茂兴,2011)。 3.实验教学的各方面条件不足的制约。首先,授课班级规模的制约。1999年后高校大规模扩招导致大班授课成为大部分基础理论课程主要的授课方式,这严重制约了课堂实验教学的尝试与推广,很难想象在讲座式的课堂展开课堂实验。即便教师有尝试的欲望,也很难在此教学条件下安排和操控课堂实验的有序进行。 其次,教师及教辅团队建设的制约。课堂实验需要教师对课堂的管理和实验过程各个环节的指导。国外高校助教制度较为普遍,通常由助教辅助完成实验各环节。国内高校授课环节很少出现教学团队。这种“单打独斗”式的授课方式很难完成较为复杂的实验教学。 最后,课时与考核方式的制约。经过多次的课程体制改革,许多高校理论课程的课时不断地被压缩,赶进度、完成教学计划成为教师授课的重要目标。另外,在加强档案管理,规范考核制度的要求下,闭卷统考往往成为专业理论必修课选择的考核方式。在此指挥棒下,相对灵活但较难规范的实验环节很难进入课程考核体系,于是缺乏激励成为课堂实验开展的又一大制约。 三、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构想 由于实验环节的欠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普遍存在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脱节的问题。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成为当务之急。 1.逐步展开,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稳步提升课堂实验的质量和效果。课堂实验教学需要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内容的随时更新,开设时间的长短对教学效果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倡议经济学课堂尽快展开实验教学的尝试,从无到有,从尝试到推广到普遍应用,从模仿到创新,从简单实验到复杂实验,在教学实践中积累并交流经验,稳步提升我国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整体质量和教学效果,注重创新,形成自我鲜明、符合中国特色的课堂实验教学模式。 2.加强师资建设,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教学团队建设。在师资建设上采取引进与培养并举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利用这些人才在海外接受的教育,尽快完成课堂实验的效仿与尝试。另一方面加强现有师资力量各方面素质的提高,组建教学团队,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分享实验结果。各高校还应积极鼓励和支持科研活动对教学环节的“反哺”,将科研活动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学素材应用于课堂实验教学,丰富实验教学内容。这也可以成为实验教学创新的良好途径。 3.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实验中来。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可以学习国外教授的一些做法,给与实验的优胜者颁发一定的小奖励作为纪念,既活跃了气氛,又在课堂中增添一定的竞争意识。奖励的力度可依实验的难度和表现的差距来定。 4.加强必要的配套设施建设,包括网络技术和仿真技术等。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研究内容的拓展还可以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包括软件技术与网络平台的应用。例如利用Excel、Matlab、OriginPro等软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将经济学中的变量、曲线、模型在给定条件下自动生成,使学生对经济理论有更加直观的认识,这也可以成为经济学课堂实验的一个思路。 应当强调的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学实验教学只能是课堂理论教学的一个补充,不可能成为课堂教学的主导形式。由于课时有限,只能适当地穿插安排,且特别强调实验课前的充分准备。只有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课前充分准备,课上积极参与,内容精心组织,细节细致安排,就能成就一堂效果理想的经济学实验课!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兴起、应用与意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 #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实验经济学论文:从进化与实验经济学的观点看道德的由来 [论文关键词]利他行为;亲缘选择;互惠;实验经济学 [论文摘要]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一般而言大多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也即广义上的利他。但是这样一种特征,似乎与进化论中残酷的生存竞争相矛盾。人类道德是怎样起源的?利他行为如何能在自然选择中保存下来?文章阐述了动物行为理论中有关利他行为的解释,以及国外实验经济学中与人类行为模式相关的结果,探讨了人类道德的内涵,可能的进化上的优势以及进化的途径。 大约从幼儿园开始,老师、父母就谆谆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讲道德的人,拾金不昧,乐于助人,我们从那时起就有这样的概念:一个有着崇高道德水准的人,一个乐于无私奉献的人,在社会上将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喜爱。道德不同于法律,它并不是一种被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而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无形的标准、一种制度。道德,在我们心目中似乎与这个世界同时产生,只有遵守它才能受人尊敬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游戏规则。 然而,当我们接触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了解到自然界残酷的自然选择时,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不安地说:“道德,遵守它往往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别人,有着这样行为的个体,为什么能够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呢?” 如果我们把道德视为社会制度的一种——人类社会本可以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制度:所有的小孩可以从呱呱坠地起被灌输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们以自私自利为美德,只有那些一心只为自己追求利益的人才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的社会完全可以是另一副模样。那么,我们禁不住想知道:道德,或者说广义上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怎样在自然选择中被大自然的金手指所垂青的呢? 一、来自生物界的声音 说起利他行为,生物界中的例子数不胜数,或许来自这些比人类低等、简单的生物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人类的道德。 (一)亲缘选择的力量:自私的基因 亲缘选择的利他行为。是指发生在亲族间的利他行为。典型的例子如一些膜翅目昆虫:蜜蜂,蚂蚁。蜜蜂中的工蜂没有繁殖能力,它辛辛苦苦劳作一生,只是为了养育蜂王以及蜂王的后代。事实上,工蜂与蜂王往往是同胞姐妹,从平均概率上来说,享有3/4共同的基因,它的这种利他行为,虽然不利于自己的繁衍,但是有利于它与蜂王共享的那部分基因在整个蜜蜂种群中的增加,并因为这种基因的增加而使得利他行为闯过自然选择的剪刀,稳定地持续下来。Dawkins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详细描述了这种行为,并提出基因不但是遗传的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单位。 也许亲缘选择的力量的确在人类身上发挥着作用,是道德行为的动力之一:百万富翁为自己的家乡人民捐款;人们在异乡看到自己的同乡人感到格外亲切并乐于帮助他们。这点点滴滴的道德背后,是那自私的基因,那存在于利他行为的施与者和接受者身上的共同的基因,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吗? 人类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受到细胞中所携带的基因的控制。一张熟悉的脸庞,一口亲切的乡音,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触发了你细胞里那段表现型与之相同的基因,而这个自私的基因,为了帮助它自己的另一个复本,在你的身体里引发了一系列变化,诱导了你的利他行为。也许这就是道德的本质,而人。只不过是自私的基因帮助它的一个复本的工具而已。 但是,亲缘选择并不能解释人类道德的全部。亲缘选择的适用范围仅仅是人类为亲属或部落谋福利的利他行为,这与人类道德这个复杂的社会标准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人类对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的帮助,比如拾金不昧,又当如何解释呢? (二)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 这是一种期待回报的利他行为,经典的例子是动物界里的吸血蝙蝠,当某只蝙蝠没有吸到血又非常饥饿时,吸到血的蝙蝠会吐给它一点血,靠着互助,蝙蝠就能克服个体不时遇到的捕食失败。 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用到人类身上,也就是说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期待他人的回报的:拾金不昧的人可能希望能够得到失主的奖励;同事的小孩考上大学了去送礼,是因为日后自己家的小孩金榜题名时人家会有回礼;中国人请客喜欢一人买单,是因为下一次聚会时可以白吃,别人请客。这些可能是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也许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伪君子”的来历,这种理论,看来的确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所谓的“道德”。 诚然,互惠利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小而稳定的团体,具备识别对方的能力等等。不过人类识别自己同伴的能力在动物界的确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在人的大脑皮层中,负责控制面部肌肉的部分大约占去了近1/2,因此人类有着丰富的表情,如眼神、微笑等。曾经有学者在120个实验者中开展最后通牒实验,每一次实验前向实验者展示其实验伙伴的照片,有些照片上是一张笑脸,而另一些照片上的实验者表情平淡。结果表明,那些看到对方笑脸的实验者会提出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且进一步的实验表明,人类面部的各种细微变化,如是否显得真诚友好,是否有些阴沉郁闷,对实验者提出的分配方案都有影响。生物学家常常为人类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如表情和神态,感到惊讶,而也许正是因为人类有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才使得人类能够识别那些愿意合作的人和不愿意合作的人,从而让互惠利他的行为在人类中获得了发展。 但是,互惠利他仍然不是道德,互惠只能存在于小而稳定的群体中,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社会,如此大的一个群体中的利他行为: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是在指望日后她或她的后代的回报吗? 二、来自实验经济学的启示 在学者Ernst Fehr和Bettina Rockenbach进行的一次公共物品试验中心,他们对原来的实验进行了改进,在每一次实验开始以前,所有的试验参与者都被要求在带有惩罚机制的试验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中进行选择、每一个试验参与者完成选择之后,所有人按各自的意愿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带惩罚机制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一次试验结束以后,每个参与者将有再次选择的机会。他们的试验结果非常有意思:一开始,大约有2/3的人选择了没有惩罚机制的试验,但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愿意进行无惩罚机制的试验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几乎没有人愿意进行这样的试验。而那些自愿选择了有惩罚机制的人们严厉地惩罚了搭便车的人,并在最后几次试验中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每个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都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物品试验中,合作的确是使人们的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只是这种合作很难实现,特别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互不相识的群体中,但是,在这个引入了惩罚机制的公共物品试验的最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互不相识,可是合作依然进行得有条不紊。 于是,笔者禁不住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道德,会不会就像公共物品试验中这种惩罚制度一样,虽然它牺牲了个人的利益(为了惩罚别人,个人要付1元钱),但是由于它达成了人类群体的稳定的合作,而获得了自然选择的青睐?这种猜想为一些经济学家所认同,如叶航认为,在原始人类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合作的法则比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更有效率,而道德正是一种有利于合作的精神或行为规则。 如果道德的确是因为它可以使人类社会达成稳定的合作而在进化上被保留下来,那么道德最初起源于什么?或者说,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是怎样进化而来的呢? 三、道德的进化:一种可能 就像我们在生物课上讨论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得那么长一样,我们也可以试着来讨论一下人类的道德是如何进化而来的。 在我们祖先生存的那个遥远的年代,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人类时时刻刻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在这种环境下,合作,无疑能够增加每一个个体生存下去的可能,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合作的回报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这个群体能否生存下去,特定个体能否生存下去,都是难以预测的未知数。于是,当一个群体最需要利他的心理,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基于互惠的合作,由于群体的不稳定,在进化中遭遇了无情的淘汰。 根据人类学家的观点,人类社会首先是根据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构成的,根据地缘关系而构成的区域性社会是后来的产物,而我们今天面对的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它的历史只有5000年左右。既然如此,那么最初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构成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的亲缘利他行为,是不是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扩散到了后来由地缘关系构成的区域性社会,以至今日的国家呢? 生物学家对于一些鸟类和昆虫的研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猜想。他们发现,许多鸟类中的雄性个体在哺育后代时并不会区分鸟巢里的孩子哪些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它们会对巢里所有的小鸟给予同等的爱护,尽管其中有些并不是自己的孩子。另外在一种蜜蜂中,有时蜂王会与另外的蜂王合作建立蜂巢,于是最终建立起来的蜂巢会由几个蜂王共同领导,不过这时,蜂巢里的工蜂并不会偏爱那些与自己有着同一个母亲的幼蜂(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姐妹关系),而是对整个蜂巢里的所有幼蜂都一视同仁。对于这些现象,生物学家的解释是:区别与自己并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带来的成本比收益大,比如工蜂在这种辨认的过程中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从而降低了整个蜂巢的工作效率。另外,由于所有的幼蜂从小就在一个蜂巢里,彼此的气味也很相近,这使得工蜂在辨别自己真正的姐妹时也很容易出错。所有这些原因使得那些严格遵守亲缘利他原则的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而那些将亲缘利他行为扩散到所有同伴的群体将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扩大,原来的一个家族慢慢增加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中,亲缘利他的扩散完全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发生。也许,当人类对亲族与非亲族的伙伴给予同样的帮助时,最原始的道德,就在人类社会中萌芽了。 而道德一旦出现,拥有它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因之而获利,因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地遵守道德准则,人们彼此之间将达成稳定的合作。 当你在午夜空荡荡的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你当然不是希望这时候交警会给你奖金之类,但是,正是因为司机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白天熙熙攘攘的公路上,车辆才能井然有序地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人类道德的内容之一——它所带来的合作,使所有人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这就是拥有道德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在进化上所具有的优势。回到前面的例子上来: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并不需要她日后的回报。事实上,由于你的行为(还有许许多多像你一样的不求回报的纯粹的利他行为),“照顾老年人”这一道德标准得以在人类社会中稳定地延续,所有人都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人类在照顾老年人这一点上实现了全社会的一种合作。于是,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你也会享受到这种道德带来的好处,更好地度过晚年。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拥有这种力量的群体,将在艰难地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保持稳定的合作,从而获得比其他群体更多的生存机会。 这种社会制度——道德,之所以能够在进化中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使得群体内部的合作成为进化上稳定有利的行为,它提高了群体内合作的适应性。有着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能更好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而正是这样,道德——人类的秘密法宝,也才能在进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记得小时候听过一句这样的诗:“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扶持,才能飞向天空。”人类道德所倡导的利他行为,从来在我们心目中就是那么美好,也许,道德是我们的祖先在千万年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积累下来的财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应该有怎样的标准和法则。人类只有合作才能生存,而道德。就是让合作稳定进行下去的制度基础,是让我们各自的翅膀能够协调一致地飞翔的口令。 实验经济学:兴起、应用与意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 #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加强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的关系探讨 摘要:公共经济管理对于改善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于加强公共管理和改善民生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改善民生;积极作用 民生问题是我国政府当前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政府当前最关注的问题,改善不仅仅关系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基本权利,同时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繁荣。因此,总理明确提出了民生工作是当前的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府公共管理承担着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制定公共政策等重要职能,因此在改善民生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本文简单探讨了加强公共课经济管理和改善民生的关系。 一、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对于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 公共经济管理维护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保障社会公民的利益,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迅速。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在2010年,我国经济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收入分配不够合理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我国的两极分化已经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对于我国的国计民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公共经济管理有利于民生需求的实现。民生内涵和领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生不仅仅是过去温饱问题和住房问题,已经拓展到了基本生存要求之外,包括了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和产品需求,改善民生成为真正实现人民利益、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和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公共经济管理承担着庞大的公共产品服务,管理着庞大公共事务,所以对于民生改善有着巨大的影响,加强公共管理对于改善民生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加强公共管理和改善民生的关系研究 1 公共产品是改善人们生活的基础 公共经济管理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是改善民生的基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迅速,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10年,GDP增长超过了10%,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成就,人民生活的基本生存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国民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然而这些公共品的供应却因为体制和管理等原因,难以保持相应的增长速度,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缺口。 由于政府是我国目前的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和社会福利的主体,政府向社会直接或间接的提供公共产品,才能够保证人们的公共产品品种、质量,极大满足人们的公共产品需求,从而成为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有建立,医疗,教育,和养老问题一直困扰广大农村群众的重要问题。所以,给广大农民和贫困线以下的城镇居民提供福利和社保就依靠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是改善民生的基础。 2 促进社会公平是改善民生的先决条件 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职能是协调公共事业发展,推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作为一项公共事业,是公共资源配置的一个体现,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率的,公平被摆在次要的地位,只有发挥公共经济管理的作用,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才能在保证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需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生的改善。我国的民生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公共经济管理相对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甚至在一些比如医疗卫生等重要的公共领域的改革产生了强烈的市场化的色彩,没有把解决卫生服务公平性问题作为首要任务,而一味强调全民共同承担健康责任,试图通过市场解决医疗卫生问题,这样就导致了广大收入过低的人民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无法实现医疗事业的公平性。市场不能代替政府公共经济管理的地位,政府要在公共事业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才能够有效改善民生。 3 公共经济管理制度法制化是改善民生的法制保障 我国民生问题主要是供给不足造成的,这就需要政府在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压缩非公共品的支出,将“服务投资性财政”转变成为“公共服务性财政”,加大公共民生领域的产品投入,使财政支出以改善民生为宗旨,建立有效的财政支出体系,改善财政结构,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公共产品的有力资金保障。 同时,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公共经济管理制度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从制度角度保证改善民生落实和有效执行,为提高公共经济管理提供有效地制度保证,将公共经济管理活动纳入到法律体系之中来,对公共经济管理过程及机构的权限予以规范,使整个公共经济管理活动有法可依,使人们能够形成良性预期,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的利益得到尊重和保护。 三、结论 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对于改善民生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要积极研究二者的关系,并且从此角度,审视加强公共管理的方向。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公共经济管理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定义 公共部门经济学,又称政府经济学,它是由(公共)财政学发展而来的。在有些学者眼里,(公共)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同一个研究领域在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在另一些学者眼里,它们是同一个研究领域的不同名称。公共部门的核心部分是政府,所以“公共部门经济学”也被称为“政府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是既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又是公共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构成公共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在当前,建立与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是我国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既年青,又古老。它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在西方诞生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前身是财政学,而财政学的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财政学的诞生,以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问世作为标志。在该书中,斯密论述了财政学的许多基本原理。他认为,国家职能是保护社会不受侵犯,保护个人不受侵犯和压迫,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与之相对应,国家的主要财政支出包括国防费、司法费、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等;而为了保证财政支出,就必须有财政收入。后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财政学都深受斯密思想的影响。直到20世纪30年代财政学一直是在斯密的思想框架下发展的。 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革命及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为财政学提供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基础,并拓展了财政学的研究主题,特别是对政府经济活动的研究。1936年马尔科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一书的英译本在美国的出版,使得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的由欧洲大陆学者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改造过的新财政观(包括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经济理论等)进入英美财政学者的视野,并使英美的财政学发展逐渐转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财政学最终实现向公共经济学的转变,其主要标志是1959年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1964年科尔姆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论》和1965年约翰森的《公共经济学》三本书的出版。此后,财政学的教科书多以“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 为名;20世纪70年代以后,更多的教科书以 “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the PublicSector)命名。应该说,“公共部门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 这两个名称并没有在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是作者使用的习惯上的问题。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公共部门经济学更突出公共经济学的行为主体。 从“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并不仅仅是学科名称的变化,而是财政学研究重心、理论基础以及分析方法的变化,即研究重心从过去只研究财政收支本身的问题,转变到研究财政收支对经济的影响和公共部门本身的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效率问题;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变化则表现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为公共经济学的诞生创造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分析方法与技术。同时,这种学科范式的变化反映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政府管理活动的变化了。 近三四十年来,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迅速,研究成果丰硕。它对政府、政策的研究视角不断转换。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人们仍对政府及其经济活动是完全信任的;而到了八十年代,让公共部门退出经济领域的呼声高涨。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和政府(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都不是万能的,它们都会失灵,因而单靠市场或单靠政府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离不开一个高效政府的支持。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往往是通过分析方法或工具的突破取得的。彼得・M・杰克逊说:“……经济学家解决本学科内各种问题的能力与本学科内其他理论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 那么,什么是公共部门经济学呢?《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定义是:“公共经济学是关于公共经济的研究,即研究那些并非纯属市场、并非纯属住户或厂商之间的关系的经济问题,侧重于逻辑(科学)分析以及论理规范问题。”而布朗、杰克逊则看来,“公共部门经济学考察公共支出、税收和经济主体(如个人、家庭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认为,公共部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尤其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学科,涉及公共支出、税收和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公共部门和公共物品。人们习惯将经济领域划分为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公共部门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广义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等部门以及各种不同组织的公共层面:狭义公共部门仅包括政府机构以及依据政府决策产生的机构和部门,是最纯粹的公共部门。政府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其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无偿占有社会公共资源,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除政府机构外,还存在公用事业、公共事业、非政府机构等“准公共部门”组织,也称为第三部门,但因其具有鲜明的“公共”特性,也将其归入公共部门之中。 我们可以把政府的基本职能概括为提供公共物品,因而公共物品构成公共部门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公共部门经济学有关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等内容都是围绕公共物品理论而展开的:公共支出是为了公共物品供应而提供费用;税收是人们享受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价格”。 什么是公共物品?斯蒂格利茨说:“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他性的)。”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说:“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是不可能的,因而私人提供者就没有提供这些物品的积极性。” 公共物品有各种不同类型。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物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一种商品,称作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以萨缪尔森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排他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 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史密兹、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或从理论或从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可能性。德姆塞茨和戈尔丁从技术的角度讨论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即如果存在排他性技术,则私人可以很好地供给某些公共产品。例如,高速公路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在入口处可以设置收费站,因此高速公路可以通过私人投资、私人收费的方式来兴建。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公共部门经济学关于个人行为动机以及行为模式的假设与一般经济学一样,采用“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按照该假设,个人无论是处于什么地位,其本性都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极大化个人的效用作为最基本的动机;或者说,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遵循理性原则,即做出个人决策时经过仔细的计算和分析,力求实现利益最大化。 布坎南认为,“经济人”假说是经济学理论知识的一个重要遗产,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伟大贡献”;正是亚当・斯密将具有利己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称为“经济人”或交易者。他们的伟大发现是,只要有适当的法律或制度框架,个人追逐他们自己利益的行动可以无意识地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后来的经济学家用这个假设去分析市场中进行不同活动的人们的行为,并进而分析市场制度本身的作用。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关于人类动机的这种特别的假设建立起一门作为实证性社会科学学科的经济学。 公共部门经济学假定公共部门中的个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并且个人的效用函数是多元函数(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有多个变量(财产、权力、名誉、闲暇等);它假定社会个体偏好的多样性,个体对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偏好也会随着社会进步而变化;它假定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由于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预测的困难以及人类活动或行为的范围有限等因素,使得全面理性(纯粹理性)在实际中不存在;人类决策行为所依赖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全面理性或纯粹理性,由于受能力、信息、时间、知识等因素的制约,人们只能在有限的且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从事决策;它还假定人的行为有机会主义倾向。 作为公共部门经济学重要流派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对公共部门及政治领域和集体选择过程的分析。依照这种假设,个人在政治活动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或价值既可以是财富、商品、收入,也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甚至是友谊、慈善、和平、安宁等精神因素)。布坎南和塔洛克说:“经济学的探究方法假定,无论在市场活动中还是在政治活动中,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要求一个个体的人牺牲其他人以增强自己的效用。这种方法把政治活动表现为一个特殊形式的交换;而且,就像市场关系中那样,理想上还期望这种政治关系使所有各方面都互有收获。”公共选择学者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假定“有代表性的或者普通的个人在参与市场活动和政治活动时,都是以同样的普遍价值尺度为基础而行动的”。 二、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公共部门经济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根据荷兰学者汉斯・范登・德尔和本・范・韦尔瑟芬在《民主与福利经济学》一书中的说法,福利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一个团体中的个人的共同福利(共同福利包括由经济所决定的团体的幸福),它包含三种因素:(1)各种条件的公式化约束;(2)关于以上条件如何被团体中的机构加以实现的研究;(3)对于现存的团体机构的贡献及现存的团体福利政策的批判性评价。福利经济学不仅关心公共政策(政治)对于社会价值的分配,而且关注由此带来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问题,从稀缺性方面观察社会价值的分配。帕累托、巴罗、兰格、丁伯根和鲍莫尔等福利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一是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的条件下定义;二是关于一个经济(秩序)的组织如何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问题。 福利经济学是围绕“共同利益问题”、“公共分配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构建起来的,在关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更关注在其基础上的财富分配即社会福利问题。尽管有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以及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在公共部门经济学当中大量使用“效用”、“效用函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及“社会福利函数”等等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术语。福利经济学还是对公共部门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分析的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从抽象的角度来说,主要讨论的是社会选择标准的界定、收入的再分配及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福利经济学利用这种标准来评价以不同制度(主要是政府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以便确认最理想经济的学科。”福利经济学的框架是建立在社会选择标准的基础之上,这包括配置效率或帕累托效率,满足这项原则的必要条件,公平理论及实施的原则,社会福利函数及各个学派的公式,社会最优选择等。 公共部门经济学运用福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了政府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从微观经济层次角度,对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收入不公平等社会现象进行剖析,提高政策运行效率,由政府针对市场中存在的“市场失灵”等问题,制定微观经济政策,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从宏观经济层次的角度,在封闭的经济中,制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和价格政策,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开放的经济中,政府通过对货币及汇率制度进行国际标准化的管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微观经济学考察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和公司在市场中的行为(而宏观经济学研究总体或集合经济并检查如通货膨胀和失业一类的政策问题)。“微观经济学研究家庭和企业如何做出决策,以及他们在某个市场上的相互交易;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现象。”在经济分析中以单个经济主体(作为消费者的单个家庭、作为生产者的单个厂商、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完成交易的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称为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将经济行为的基本主体分为两大类:个人和企业。个人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才能)的所有者;企业即生产单位,一方面是商品的生产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微观经济学研究这些经济行为主体,如何在一系列既定的假设条件下,在市场机制中,通过价格机制,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并使经济达到一般均衡。 微观经济学框架即通过对微观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来说明现代西方经济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作用,以及改善这种运行的政策途径。这一框架由以下理论构成:消费者行为理论,均衡价格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理,一般均衡理论等。这些理论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提供可以直接使用的分析工具。 “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公共部门经济学目前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 借助于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公共部门经济学家根据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运用演绎法和数学模型,运用各种行政手段,解决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市场失灵”,使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的来讨论政府的微观行为。其中包括估算政府制定政策的机会成本与沉淀成本,及取得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指导其他微观主体的社会行为等等。微观经济学是使公共问题的争论转化为实证分析的有效途径,目的在于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程度。 (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与矫正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发展,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偏失问题严重。本文分析了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偏失的表现,主要包括政府主体的缺陷、民营化导致公共利益流失、民主制度不完善和公共行政监督缺位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矫正公共性偏失的政策建议,如规范政府主体职能、发展协作管理、完善公民参与和强化公民意识教育等,以期为我国公共经济管理的改进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 偏失 矫正 在我国,政府在经济市场上的主要职能是,从社会经济生活宏观的角度,履行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职能,这其中包括收入分配、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政府资源配置、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对公共经济管理方法不断改革和创新,使得我国政府的公共经济管理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经济发展水平逐步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高,产业结构升级也取得了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政府行使公共经济管理主体职能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 公共经济管理概述 (一)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 公共经济管理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基础性学科,还必须有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背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审视公共经济管理,就会形成不同的概念和框架体系。所以多年来学者对于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存在颇多的争议。在国外,例如斯蒂格利茨、汤尼森等知名学者,都是从政府作为公共经济管理主体的职能方面进行探讨公共经济管理。但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大胆将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的方法引入公共管理。这不仅扩大了公共管理的主体,还从根本上革新了公共管理的管理方式,这也对公共经济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黄恒学教授对公共经济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将公共经济管理界定为公共部门与公共经济的三大关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公共部门经济活动要素和过程,公共部门与市场关系模式的选择。具体来说就是公共经济主体为实现公共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对公共经济三大关系进行计划、预测、决策、组织、领导、协调、控制和监督的过程。 (二)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体现 第一,公共经济管理价值观的公正性。和一般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公共经济管理的价值观更多地体现在平等、公平、民主等方面,更加注重民众的参与、社会公平及承担为民众谋福利的责任。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以经济、效率等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不可否认,效率的确是评价一项经济行为的重要指标,成本收益比率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一种经济行为的有效性,但这些也无法撼动公共性作为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和内涵所在。 第二,公共经济管理主体的公共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大胆将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的方法引入公共管理。在前文讨论市场失灵时,虽然市场中私人部门无法提供适量公共物品、无法自发地组织起来为社会创造更多福利,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部门不能涉足这些领域。只要通过政府主体合理地协调、控制、组织与监督,这些私人部门也完全可以参与到公共经济管理中来。因而,在新公共管理视角下,除了政府外,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各国政府、国际公共经济组织、私人企业等,都可以作为公共经济管理的主体,而政府主体则在其中担当协调、组织、控制的引导角色,为公共经济管理指出正确的方向。 第三,公共经济管理手段和过程的公共性。前文已经介绍过,公共经济管理是对三大关系进行计划、预测、决策、组织、领导、协调、控制和监督的过程,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上。公共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委托给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执行的一种权力,而公共政策就是公共部门为了实现一系列具体的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继而通过公共权力强制实施以达到这一系列目标的过程。从公共权力的来源上讲,公共经济管理就是一个实施民意共同管理的过程,政府执行其公共权力必须广泛吸纳社会参与和监督,应该听到不同群体的声音,协调平衡各群体间的利益分配,然后通过这些群体对公共经济管理过程实施充分的监督。 第四,公共经济管理对象的公正性。公共经济管理的三大关系中,其服务对象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并不是特定的集团或个人。公共经济管理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公众共同追求的利益,这是公共经济管理的最基本导向。所以,公共经济管理对象的公共性也是公共性重要的一种表现。 第五,公共经济管理结果的公共性。公共经济管理的结果是指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最后产出,例如基础设施使用、受教育活动参与、绿色的环境、丰富的文化思想等。这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利益,不是为某些集体独享的,而是所有人可以享有的、无偿的公共利益增加,是社会公众所共同享有的成果。这种结果的公共性是公共经济管理活动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 (一)政府主体的缺陷 首先,政府主体公共经济管理价值观的异化。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管理中,主张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追求3E目标(即经济、效率、效益)。而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是公平性而非效率或价值最大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保证公平性兼顾效率的原则。这种追求效率的新主张就导致了政府主体在决策选择上产生了向效率的倾斜。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异化必然导致方向性的错误。 第二,政府主体的自利性行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个人不管是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包括担任政府公职的人,同样都是理性自利的人。即,政府同样也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的,那么他在产生决策和行为上必然会存在一种自利倾向,这种理性的自利行为就必然会导致寻租及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又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社会的价值体系与道德标准的瓦解。这种行为严重了损害了公共经济管理的效率和公共性取向。 第三,政府失灵。前文提到市场失灵需要非市场力量的干涉与矫正,但是政府也会产生失灵的现象。因为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这就切断了利润的约束和成本的约束,这种关系的断裂就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政府失灵就意味着公共经济管理的无效。 (二)不正当民营化导致公共利益流失 民营化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经济管理的一种主要方式。民营化的本意为了引入市场机制借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经济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的确,这种改革在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不正当民营化却造成了公共利益的流失,其中包括民营化的腐败和垄断问题、公共责任问题等。 (三)民主制度不完善且人民参与度低 虽然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实际上在具体实施环节仍有不完善的地方。人大代表推选时候选人的提出缺乏充分民主,选民罢免本选举单位选出的人大代表和人大代表罢免国家机关领导人的程序仍无法落实,行政机关公共权力范围过大、滥用和运行状况不透明等,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在我国民主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实际上,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仍然主要以党和国家为核心来运作,即由国家向公民单向性运行,公民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国家公共管理决策的人民参与度还远远不够。 (四)公共行政监督缺位 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就必须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而我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政治体制的过度集权化使得监督失去了必备的外部民主环境,所谓的“监督”基本上处于废弛状态。我国现行的监督体系庞大而杂乱,各组成部分之间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现行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的协调;行政监督的法治化程度也较低。上述迹象表明公共行政监督缺位,无法保证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体现。 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偏失的矫正 (一)规范政府主体职能 第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针对公共经济管理价值观异化的问题,政府主体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管理过程中坚持“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的原则,坚持不放弃以效率来作为考核管理行为的指标,但也不能逾越公共性作为公共经济管理核心价值观的地位。 第二,要树立公众至上的服务理念。公共经济管理是为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而服务的,追求的目标也是全社会总效益。简单地说,公共经济管理是一种以社会公众为受益对象的服务。政府主体必须树立公众至上的服务理念,坚持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的宗旨,让公众满意。 第三,合理界定政府主体的职责范围。自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后,政府主体职能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政府现在的角色是规则的制定者、权力的分配者。所以政府应该注重方向上的引导,从宏观上加强公共经济管理的制度体系和法治、法规建设。 第四,加强公职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增强对公职人员的法律约束。针对政府公职人员在执行管理行为中的寻租与腐败现象,首先内部应该通过培训、教育等方式加强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通过道德准则来督促公职人员合理的运用其公共权力,不做逾越其权力的事。另外,也要完善公职人员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让公职人员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依法行政,合理行使公共权力。 (二)培养多元化公共经济管理主体并发展协作管理 虽然自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我国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引入了其他组织形式,但这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段距离。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往往涉及政府不同组织部门、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等主体。而多方主体的参与,也能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所以应该培养多元化公共经济管理主体,努力发展协作性公共经济管理,这也是未来公共管理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应该加强政府主体的协调控制作用,引导其他主体理性管理,尽量避免社会公共利益的流失。 (三)建立评估和反馈机制并完善公民参与制度 对公共权力缺少必要的监督与评估,就必然会滋生腐败和寻租行为。建立评估和反馈机制,完善公民参与制度,这就要求社会大众都参与到公共经济管理中来。针对公共经济管理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制度,社会公众运用适当的监督手段,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公共性、合法性、有效性等进行监督,针对公共经济管理中的政策偏差和执行失误积极进行反馈和矫正,保证政策和管理行为的有序有效进行,保护公众自身的合法权益,逐步建立公民参与式国家。同时,必须从法律上保证这种公民参与制度的有效性,有法可依、有规可据是监督工作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四)强化公民意识教育 公共管理公共性意识的承载者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因此,进行合格公民的公民意识教育是使公民自觉形成公共意识和维护公共性的有效途径。这种公民意识教育包括道德和法律方面。首先,道德上要培养公民健全的人格特质,强调一种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其次,法律上通过立法保证公民参与公共经济管理的权力,传授公民政治经济知识,提高公民参与公共经济管理的技能。通过这种公民意识的培养,促使公民积极参与到公共经济管理,维护自己的权益。 综上,公共性是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但目前我国公共经济管理中很多方面公共性都有偏失。笔者首先分析了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偏失的表现,主要包括政府主体的缺陷、民营化导致公共利益流失、民主制度不完善和公共行政监督缺位等方面。继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矫正公共性偏失的政策建议,如规范化政府主体职能、发展协作管理、完善公民参与和强化公民意识教育等,以期改进我国公共经济管理。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加强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之我见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逐渐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我国党及政府一直将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开展工作的基础及任务。然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同改善民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对改善民生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相关人员应重点关注对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不断增强管理水平及能力。本文简要探讨了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的意义及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更好的提高公共经济管理质量,为百姓做好服务工作。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 改善民生 关系 民生一词最早源于《左传·宣公十二年》,里面提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现代民生指的是民众的基本生存及生活情况,及民众的根本发展能力、根本发展机会及根本权益等。民生的问题一直是我党及政府现今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政府当前最关键的事情。改善民生不但同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基本权利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还影响着社会的繁荣与国家的稳定。所以,总书记在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将民生工作作为现今政府工作的第一任务。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工作时担负着提供公共服务、公共用品、拟定管理条例等职责,在改善民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简要探讨了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供相关人士参考。 一、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对改善民生的重要性 我国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宗旨及根本在于保证民众的基本权利及基本收益,确保公平公正的分配资源。但是,想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以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为基础。在开展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时,应全面展现市场对资源调配的作用。另外,进行公共经济管理的部门还要对社会中的每名成员负责,全面掌握及合理利用相应的资源及权利。例如: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为民众提供服务等。进而确保资源合理分配,管理规范化,更好的实现改善民生的任务。 现今,人们具备较强的民生认识,这对于进行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来讲是一种好的情况,能够进一步推动管理的发展。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其目的在于为百姓提供服务、公共商品及拟定相关政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民生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不仅包含了基础的生存条件,同时还包含了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教育、服务等内容。在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基础上,资源都能够合理、公平的进行分配,维护了民众的基本利益及社会的稳定性,从而将改善民生的思想落到实处。对于民生的要求,相关部门应制定科学的预算体系,增强资金使用率,确保收入合法,创建全面的监督机构,从而更好的为民众服务。 二、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 公共的经济管理工作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基础保障,对人们的基本生活产生影响,而改善民众的基本生活就是改善民生的重点内容。因为民生思想的创建工程范围较广,资金的使用率同民众的利益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相关责任部门应采用更为周密、高效的处理方法,提高对民生资金的动向监督就管理。想要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改善民生,就应就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 (1)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协调的关系。假如在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没有清晰的责任主体,就可能造成相关负责人滥用职权,缩减公共部门的财政收益,让公共经济资源不能合理、平等的分配。因此,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应全面应用市场的调节功能,创建科学方法对市场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另外,为了确保公共资源可以高效运转,还应创建相应的市场体制,利用对经济管理部门中财务进行衡量,提高资金使用率,防止因部门人员徇私舞弊而出现的问题,更好的对民生进行改善。 (2)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影响的关系。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增强,民众对生存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然而,因为民众对卫生、医疗、利益、教育等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公共经济资源可以为人们要求提供的服务及商品就出现了紧缺情况。因此,假如公共经济的管理服务人员工作效率较低,就会对公共管理效率及财政效率造成直接影响,严重的甚至影响到资源的补给方面。如果人们在公共商品及服务无法达到标准时,就可能出现负面的舆论及危害,进而影响公共经济管理部门的信誉度。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及人员应正确认识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提高效率,确保把民众的需求落实到位,从而增强改善民生的工作。 (3)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保障的关系。我国现今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及教育等民生工作一般还是由政府出资来补助。例如:减免税收、提供津贴补助等。这些工作的服务及生产同公共管理的资金支出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公共经济的管理部门凭借对管理标准的不断完善,预算支出等方法对市场形成刺激,再激励个人企业参与到公共服务及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而保证人们对公共品的要求得到满足。然而,只利用刺激市场的方法并不可以全面提高公共产品的配置。由于市场在分配资源时存在盲目性及功利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就可能导致公共资源分配出现矛盾。所以,相关部门应增强对市场分配资源的管理工作,确保商品供给数量充实、分配平等,才可以对盲目性导致的隐患进行处理,保证分配资源的合理性及公平性,将改善民生落到实处,真正为民众做实事,谋福利。 (4)创建全面的公共经济管理标准。我国政府想要对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进行增强,首先就应创建规范、全面的管理标准,将现存的管理制度进行优化,把财政支出的方法进行科学调整,降低非公共经济支出。相关部门应把工作的重点投入到处理当前同民众息息相关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上,重点关注民生领域,增强公共产品的质量及利用率,切实做好改善民生的工作。 (5)将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同法制化相连接。常言道“无规矩,无以成方圆”。我国是一个法制化国家,法律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是维护国家稳定发展的保障。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也需要同相关法律相连接。公共管理人员可以说是公共的人,这种的方法把工作人员的自身同相关权利进行连接。那么,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人员应切实为民众做事,对民众负责。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首先要将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念,把诚信的确立同法制化进行联系,利用对经济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标准,保证工作可以全面、顺利开展,同时也让整个管理过程有法可依。在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时,应坚持法制观念,确保改善民生工作的合理性及公平性,为改善民生提供法律基础,更好的满足百姓的需求,为民众服务。 三、总结 总而言之,改善民生是我党及人民现今最为关注的事情。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生观念所包含的范围也逐渐增加,公共经济管理在对改善民生进行作用时也应不断进行调整,紧跟时代步伐,想民众之所想,确保公共服务同公共补给不发生间断。另外,相关部门还应增强管理人员的道德素养及法律常识,进而不断增强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水平。相关政府在进行公共经济管理时也应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对相关标准进行完善,确保将改善民生工作落实到位。因此,对加强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的关系进行探讨是值得相关工作人员深入思考的事情。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论公共经济管理与民生关系 摘要:经济是国家的命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强经济建设,对于人民来说,经济是物质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 物质生活才能够更好实现。而经济发展是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人民力量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没有人民就没有经济发展。当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要利用经济来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当人民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和政府就要返利于人民,在更大程度地解决民生问题。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人民;民生关系 我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一直坚守着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我国的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改善民生是维护国家和平的保证,只有国家内部和平了,国家才会团结、友爱。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迎难而上,共同前进,人民的凝聚力就越来越强,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公共经济管理与民生关系内涵 公共经济管理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公共经济管理,都对民生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公共经济管理之所以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是因为它所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民生关系的重点在于一个“民”字自,它的主体是民生。民生关系的主体是民生,民生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我们日常所说的民生关系、民生问题其实是狭义的民生,民生关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衣食住行,因为一个人的生理需求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广义的民生是指凡是同民生有关的,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都属于民生范围内的事情。民生关系关乎每个人的生存利益和现实发展,是群众在创造经济时会遇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家需要重视和实现的问题。 二、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关系的作用 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关系的具体作用如下: (一)公共经济管理对维护社会利益的平衡分配有着重要作用 简单来说,政府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可对社会利益、责任、义务等因素进行平衡分配,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性。公共经济管理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百姓福利,实现社会的平衡分配。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总财富数值增加越多,社会分配的平衡性就越是存在偏差,这一现象现已受到了我国广泛民众的关注。为了能更好的完成社会平衡分配任务,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各种坚持“全民共享”“改善民生”原则的惠民政策,将提供公共产品设定为政府主要任务,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来指导工作,更快更好的实现了政府公共经济管理。财政方面,政府逐渐拉低了建设财政的支出比例,增加了社会性服务财政的支出比例,基本上实现了政府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这一系列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二)公共经济管理能为民生需求的实现提供帮助 “民生”这一词语的内涵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过去人们对“民生”的解释无非是公民的衣食住行,而在今天,“民生”的涵义除了衣食住行之外,还包括了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方面。这一变化意味着公民需求在不断扩大,政府如果要管理民众、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先满足民生需求。从政府、民众、民众需求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要在真正意义上保持三者之间关系的稳定,还要引进另外一个因素,也就是我们此处探讨的公共经济管理。政府通过管理公共经济来对社会进行公平分配,从而满足民众的需求,而民众的需求一旦满足,民众便能在社会中保持安分。所以我们说,公共经济管理有利于是民生需求的实现,能为实现民生需求提供辅助力量。 三、公共经济管理问题分析 (一)贫富差距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那么在交往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理状况就会出现不平衡的状态,这种心理反应有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发生,从而阻碍民生工程的实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人依靠勤劳和勇敢迅速富裕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则在生活线上挣扎。所以,社会上有仇富现象的发生,如人们对官二代和富二代的不实言论以及打砸抢烧名贵车辆,都展示了人们的不健康心理。过大的贫富差距对于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是极其明显的,我国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比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快速许多。若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将会导致每个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不一,民生关系发展不平衡。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是极其明显的,这会造成农村人口的锐减,城市人口呈现爆炸性增长,如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交通、住房、就业等民生关系受到不良影响。 (二)就业问题 一些地方在公共经济管理中,没有做好增加就业、减少失业这项民生工作。我国每年的大学生毕业人数处于上升状态,公共经济管理要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给予这些人群。大学生是知识丰富的人群,如果这样的群体都不能很好地就业,不能把所学习的知识才干发挥在工作之中,这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损失。就业问题不仅包括初次就业,还包括失业再就业问题,如何安顿失业人群是公共经济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人们在失业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及时找到工作,迫于生活问题他们很有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不仅严重损害了自己的价值,还威胁到了社会和不特定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民生关系来说更是一种挑战。 (三)医疗、住房保障问题 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在医疗保障方面做得不够好,民生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如大病、重病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在医疗制度中,体制也不够健全。医患关系的紧张与不健全的医疗保障脱离不了关系。其实,医疗保障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若想在公共经济管理中一次性地发展好这N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公共经济管理不加强医疗保障民生关系的建设,以后还会有许多医患麻烦。住房保障是民生关系中容易爆发问题的一个点。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多及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住房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多城市都存在住房保障民生关系问题,一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白天在工地或者街道干活,晚上睡在天桥底下。有些城市白领工作人员租住小房子,简称蜗居、蚁族。这都是因为没有住房保障,人们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也说明公共经济管理没有做好住房保障的民生工作,造成民生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四、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改善民生关系的措施 为了更好地完善相应的民生改善工作,政府一定要加强对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视,进而提出有效的措施。 (一) 加强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 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改善民生的基础,此时就需要政府加强对经济的调节与市场监管,进而重视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工作的全面展开,加强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职能转变要加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并且明_政府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要将公共资源更加倾向于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进而加强社会事业的发展以及民生的改善。 (二) 加强公共政策公平性建设 政府公共经济管理工作中,最为直接和主要的方式就是建立相应的公共政策。在加强以及保证公共政策公平性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建立并且完善相关政策决策和监督机制,利用相关制度政策监督保证民生政策的落实。事实上,主要就是尽量使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调研、执行、决策以及监督这四个环节进行有效地区分,进而利用相关政策促进社会的公平分配。 (三) 加强各级政府对公共经济事务管理 为了确保民生工作的顺利发展,一定要加强各级政府对公共经济事务管理责权的合理划分,明确中央以及地方的经济调节、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四)重视公共经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 改善民生的问题一般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政府在开展相关管理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考虑,加强政府财政公开制度的推广,在进行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领域设计与决策的时候,一定要积极倾听人民群众的建议,建立相应的信息平台,利用媒体渠道发表一些看法,在进行民生决策的时候,加强人民群众的参与与讨论,进而充分了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需求与关系,真正实现全面改善民生的目标,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 五、结语 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公共经济管理,社会公共经济管理也是民生问题的关键所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经济的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累积的问题,因此,不可妄图一次性解决。要想解决民生问题,但从政府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从调查走访中,找到老百姓的核心痛点,在这基础上,才可以真正有效地改善民生,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环境。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的影响 [摘 要]本文分析了公共经济管理促进对民生关系的改善,并提出了改善民生的建议,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民生关系;改善 1 公共经济管理推动对民生关系的优化 1.1 公共经济管理对于协调民生关系有利。公共经济管理的出发点是优化民生,它的终极目标是达成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以提升人们生活水准。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和它有关的民生问题显得尤其显著,所以,公共经济对民生的投入持续增大,像渐渐增大的财政投入,持续完善的每一种保障制度,公共产品种类的丰富、制度的创新等,各级政府通过公共经济管理渐渐实现社会公平,从而让经济发展增速和民生发展相符合,高效处理每一种矛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发挥了协调民生关系的效用。 1.2 公共经济管理推动民生需求的飞速实现。自民生的内涵而言,民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民生说的是百姓的衣食住行,就是和百姓生活关系密切的领域;广义的民生,不仅有社会保障,也包含就业、医疗、生育、教育等很多层面,伴随社会的飞速发展,这些问题也渐渐显现出来。如果想达成“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每一级政府必须要沉下心来,深入群众,实地调研,找准群众的正常需要所在,掌握民意、民情,一层面抓经济建设不放松,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另一层面使公共产品持续满足人们需要,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红利与国家经济发展红利,进而从本质上处理社会保障问题,给民众办实事、谋福利,达成社会健康、稳定、有序发展的目的。 1.3 公共经济管理利用协调政府财政支出达成高效的市场配置。伴随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每一级政府在医疗、社保、教育等层面强化财政补助,为弥补民生所需资金缺口,公共财政支出产生了一些问题。关键表现在资金配置简单化,效果没有发挥出来。在高效的公共经济管理介入之后,不仅推动了公共产品的科学分配,与此同时,作为决策,把财政预算高效刺激经济发展,达成了有效的市场配置。 1.4 公共经济管理平衡贫富差距。自我国当前状况而言,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准持续提升,但是另一层面,在同意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之下,我国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仍然有非常大的一部分人仍处在生活线上,和快速致富的阶层产生了相当大的差距,再加上城乡差距巨大,进而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有些人出现了仇富心理,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大家都知道,贫富差距致使社会两极分化,但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城镇化进程,致使农村人口快速减弱,城市人口飞速增大,构成环大城市的都市圈,广大农村的医疗、教育、卫生的条件和城市差距持续增大,增加了城乡矛盾。城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成的一连串社会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利用公共经济管理的适度干预。 1.5 公共经济管理推动就业。目前,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而公共经济管理的关键职责即为尽量的提供就业岗位。然而就当前而言,政府的就业压力非常大,虽然运用很多的策略甚至立法以推动就业,也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实际上来说个别地方政府并没有完全实现降低失业率,推动就业的民生工程。虽然每一个地方政府均推出了很多推动就业与创业的优惠政策,但是因为宣传不足,加上沟通平台与方式有限,最后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假如广大的大学毕业生不能科学就业,所学到知识应用不到社实践当中,对学生、对社会均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与此同时,还严重威胁到了社会稳定。所以,怎样飞速高效的处理就业问题,便成了公共经济管理亟待处理的重大问题。要想处理这个问题,必须依仗公共经济管理手段。 1.6 公共经济管理在医疗、住房保障层面的效用。目前,医疗资源分配相当不平衡,大批量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少部分大城市,基础医疗条件薄弱,致使人们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非常明显,大病、重病医疗保障体制有待优化,医疗体制也不太完善,医患矛盾持续升级。所以说,公共经济管理在这层面发挥的效用有限。怎样强化医疗保障,怎样从本质上处理医患矛盾,是摆在公共经济管理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是要想处理这个问题不能着急,其是一个体系工程,需要每一级政府持续创新机制,系统解决。与此同时,在民生关系当中,极易爆发问题的另一个点即为住房保障。目前,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再加上二胎政策的全方位放开,新增人口持续提高,城市住房的需求日益增大,供需矛盾加大。当前,我国显著的一个问题是,城市房价太高,和居民收入十分不符,增长太快,民众购买力有限,再加上租房成本太高,社会保障房与廉租房供应不足,少数城市低收入人群与广大农民工没有经济能力买房、租房,住房条件相对恶劣,需要各级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与此同时,完全注重住房保障工作,利用公共经济管理手段使安居乐业。 2 改善民生的意见 2.1 用公共经济管理方式强化住房、医疗等根本的社会保障。 2.1.1 为了达成老百姓的安居梦,必须更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体制,不仅要增加财政投入,提升住房改革进程的速度,而且必须加大房价的调控力度,改革住房公积金体制,完善廉租房制度与城市棚户区改造,实实在在的保护老百姓的住房利益。除此之外,在医疗保障层面,必须积极探索制度创新,运用灵活多样的保障手段,扩大医保覆盖范畴,进一步确认医疗保障主体,逐渐处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快速推动医保全国联网,切实处理异地看病、住院、购药的具体问题,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扩大基层医疗的范畴与区域。进一步规范养老保险体制,加强医疗保险管理,改革医疗保险与医药卫生体制的配套。 2.2 采运用多种手段处理就业问题。就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民生的重大问题,基于此,我国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但是在具体实施当中仍然有一些问题,像创业扶持政策不太细化、交流信息平台透明度欠缺,为了进一步未完善民生关系,则必须运用多种多言的手段处理就业问题,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进一步优化创业园区、科技孵化园区建设,健全大学内部的大学生创业基地、校外实习基地、校企合作机制等。 2.3 减少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每一级政府必须执行税收减免政策,进一步健全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范畴、主体、期限、税率机制等。于农民而言,政府必须调控粮食的收购价格同严谨的标准与执行程序,适度的调控市场经济,利用税收政策给予农民科学的补贴,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医疗、住房、租房、子女入学、户籍等问题妥善处理,对闲置耕地开展科学利用,对农村闲散劳动力科学安排,进而让农民渐渐富起来。与此同时,必须按照各自区域城市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进一步减少城乡差距,最终优化民生。 3 结语 总而言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经济管理得到了长足发展。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对于改善民生,满足民生需要拥有很大是推动意义。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与矫正 【摘 要】 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共经济管理方面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绩,随着经济与社会不断的发展,公共经济管理也在朝着新的方向进步。公共性偏失是公共经济管理中最常出现的问题,其中民主制度不完善、政府主体缺陷和民营化制度缺失,在行政管理监督方面尤为凸显。根据不同的问题制定不同的解决措施,总结出解决公共性偏失的高效解决方案,规范政府的主体职能和协作管理,推动我国公共经济管理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公共经济管理 公共性 偏失与矫正 民主制度 公民 一、概述 公共经济管理是一个由多门学科共同交叉相汇的综合性学科,其中包含了政治学学科、经济管理学和经济学,其中还不同的融汇了法学和社会伦理学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经济管理进行了整体的分析,从而形成不同的概念和框架体系,公共经济管理在概念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是在整体的经济管理职能方面是一致的。早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曾经扩大了公共管理的主体,并且拓展了公共管理的管理理念,为公共经济管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共经济管理体现出一定的公正性,公共经济管理不会片面的追求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而是纵观全局去实现经济行为的平等公平性。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注重广大民众的积极参加,创建起一个新的公共经济管理体系,可以更加有效准确地去制定经济行为的重要指标。公共经济管理体系经常会引入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市场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失灵的状态,市场中的一些私人部门是]有条件提供公共物品,而无法为社会创造一些福利条件。公共经济管理在新的视角下,除了一些政府组织和国际公共经济组织,都可以作为公共经济管理的主题,并且很好的去协调控制一些主体角色。通过不断去健全公共经济管理体系,推动国际公共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公共企业管理组织部门当中存在着一些偏失,需要及时的加以整改,同时还需要健全政府的主体职能,公共经济管理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只有每个部门都对自己的职能加以整改和细化,才可以更好地去推动公共经济组织的长远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 1. 政府主体的缺陷 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存在着一定的偏失,政府在主体位置存在着系统缺陷,政府主体在公共经济管理中的价值观逐渐出现异化,公共管理中逐渐引入新的市场机制。在公共经济管理体系中,逐渐达到经济、效益和效率三个总体目标,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其实是公平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核心价值观出现了偏移。公共经济管理的价值观首先要保证公平性,这样才可以更好地追求效率,从而推动政府主体高效的选择效率倾斜,这种公共经济管理核心价值观的偏移异化,逐渐会导致公共经济向错误的方向发展。随着政府主体在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政府会出现自利性行为,也就是说当经济利益摆在面前时,政府会优先选择利于自己的经济行为。制定一些考核体系去考核经济管理的行为,提高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地位,树立高尚的服务理念,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而服务。长此以往政府的公共形象,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最终都会导致出现腐败的行为发生,此外政府符合经济人假设,所以必将会在日后的经济决策中出现自利倾向。 政府决策失灵也是公共经济管理中最常出现的问题,如果在公共经济管理决策中赋予政府过多的权利和职责,势必会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矫正过度,最终也会导致政府失灵现象发生。公共经济管理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利润,随着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现象发生,就势必会导致政府管理出现断裂。我国的政治主体也出现了许多的缺失,在政治有决策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存在着玩弄权力的现象,过度的控制权力自然就会演变到滥用权力。 2. 民主制度不完善且人民参与度低 我国在公共经济管理制度上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仍然会存在着一些消息闭塞和民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在公共经济管理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再加上在推选人大代表时会出现一些民主失和现象,这个最终就会出现人民参与度低。选民罢免本选举单位选出的人大代表,人大代表罢免国家机关领导人的程序仍然无法落实,这就导致在公共经济管理的初期,官员选用方面运行状况不透明。我国的公共经济管理仍然是以党和国家为核心来运转,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主要是被动的承受者,所以公共管理决策中人民的参与程度远远不够。我国民主制度不够完善,直接导致了人民对于一些公共决策参与率较低,政府所做出的一些决策不能够满足公民的需求。首先我们应该健全民主制度,提高公民参与一些公共经济管理制度的决策,推动我国公共经济与管理的快速发展。国家执行力度过于单向行运行,公民在被动的接受过程中不能够理解政策的具体含义,所以就会导致公共管理决策的人民参与度过少。通过加强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意识,逐渐对公职人员的日常行为进行一个约束,保障公民能够积极的参与一些政治决策。 三、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偏失的矫正 1. 规范政府主体职能 作为政府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旦发现公共经济管理出现了价值观的异化,要及时的纠正经济的发展方向,在发展的同时还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制定一些考核体系去考核经济管理的行为,提高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地位,树立高尚的服务理念,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而服务。个别的政府会出现许多自利的行为,这些行为要及时的加以抵制和改正,政府作为公共经济管理的主体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主体还要确定自己的职责范围,不可以逾越自己职责之外,也不可以放任自己的权利不管,政府首先是公共经济管理的分配者和制定者,所以主要的职责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在公共经济宏观发展上应该加强制定一些体系和法规建设,此外还需要加强公职人员的道德工作素养,提高政府职责工作人员的工作水平。政府主体存在着一些自利性的行为,政府主体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主要还是要服务于人民。虽然政府主体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人假设,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经济决策和具体的经济行为上,仍然会存在着一种趋向于资历的意识存在。政府主体长期的存在与自立的意识行为,就会导致社会的不公平和社会的价值体系瓦解,只有不断的去规范政府主体的行为,才可以正确的去引导比较完善的价值观念。 2. 建立评估和反馈机制并完善公民参与制度 建立评估和反馈机制,对于公共权力要加以必要的监督和评估,政府职员处于权力高职责重的一个位置,如果缺少了社会和政府的监督,长此以往必定会滋生腐败和贪污,从而扰乱政府职能工作。通过建立评估和反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完善公民参与到公共经济管理中的体系,适当地针对公共经济管理还可以建立一些高校的评估制度。不断去提高经济管理行为的有效性、高效性、公共性、合法性和公平性,对于政府职能部门出现的工作执法失误,进行及时的纠正和完善,对于执行失误还要进行工作后的反馈。 新的公共管理体系建立以来,我们需要不嗟娜ヅ嘌多元化的公共经济管理主体,协同这些主体共同的推动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引入一些比较科学规范的组织形式,缩短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有效的去解决一些公共问题。努力发展协作型公共经济管理,这种管理发展趋势,也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加强政府主体的协调控制作用。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公共性,但是就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仍然存在着许多公共性的偏失,随着民营化不断的快速发展,直接导致了公共利益的大部分流失。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健全民主制度,加大力度去对公共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有效的去对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去进行整改。 现代公民是公共管理公共性意识的承载者,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要强化公民的意识教育,通过去提高我国公民的自我素质,才可以更好的去维护公共性。在道德上要去培养健全公民的人格特质,在生活中要保障公民的生活秩序。 四、结束语 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仍然存在着偏失,这些存在的偏失我们需要进行及时的矫正,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及时加以解决。对于一些典型的公共性偏失表现,我们要制定一些专门的制度去完善和进行行政监督,逐渐去完善公共经济管理体系,此外还需要规范政府的主体职能、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全面推动公共性经济管理的发展。提高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地位,树立高尚的服务理念,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而服务。公共经济管理的价值观首先要保证公平性,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追求效率,从而推动政府主体高效的选择效率倾斜。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偏失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我国公共经济管理的方式也逐渐呈现多样化发展。然而,当前公共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公共性偏失问题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转型发展。本文在公共管理视域下,探讨了公共经济管理的内涵,进一步分析了公共经济管理中公共性偏失的现象,并提出了相关改进策略。 【关键词】公共管理 公共经济管理 公共性偏失 公共经济管理概述 公共经济管理内涵。公共管理以公共性价值为首要原则,并运用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效益)管理主义工具。当前,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经济管理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管理。市场机制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但在公共福利供给方面的效用较差,这是公共经济管理与私人经济管理的本质区别。政府和市场在经济管理中是“体”与“用”的关系,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较为明显,具有更加公平化、多元化的特点。 公共经济管理中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公共经济管理包括对公共经济的计划、预测、决策、组织、领导、协调、控制、监督等过程。这些公共管理方式的公共性包括了国家公共政策和公共权利,其中公共权利是公共经济管理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也是公共性的集中体现;公共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公共经济发展的特定目标,比如满足公共需求、维护公共利益、处理公共问题等,广泛听取群众声音,在社会公众的认可下完成由政府的相关公共政策决定。具体来说,公共经济管理中的政府职能如下: 第一,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政府的社会组织管理职能注重管理程序的不断更新,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变更与发展进行监督管理,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第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政府作为国家公共经济管理中的核心部分,同样也是社会公共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第三,规范公共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使政府充分发挥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我国经济体制完美转型。 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偏失 政府主体职能不规范。公共管理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政府要做好目标定位,始终本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态度,强化公共管理。在当前的法治经济背景下,法律对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为了提高个人和企业依法办事的意识,政府经济管理机构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由相关法律规定,在具体的经济管理工作中,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失职行为。 公共监督意识不强。公共监督主要是为了实现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平、公正。现代公共经济管理的发展不仅需要加强政府职能,同时也需要强化公众的主体意识。我国公共经济管理监督体系较为混乱,各组成部门缺乏独立性,行政监督的法治化程度不足,公共经济管理体系无法实现有效沟通和有机协调。公共监督机制的瘫痪不仅影响了公共经济管理职能的规范发展,同时也导致公共监督意识减弱,监督体制发展呈现恶性循环的状态。 公民参与度不高。虽然我国在民主化的原则下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在真正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完善现象,例如在人大代表推选候选人的环节中缺乏民主参与,选民罢免人大代表的实施程序仍然存在一定的落实障碍。这反映了行政机关公共权力滥用、运行不良、权利范围过大等缺点。我国公共管理要以党和国家作为经济调控与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国家在公共经济管理中的职能单向性运行,公民作为被动接受者,在国家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参与度远远不够,不利于公共经济管理的完善化发展。 公共经济管理不完善。在公共经济管理的变革发展中,一直存在民营化和私有化的对立。民营化认同者认为,民营化存在一定的竞争机制,能够有效促进管理效果提升,实现社会公共治理规范化。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产业化发展模式,商品销售各个环节之间紧密联系,多个地区和多家企业的加工与生产相互配合。单一的市场经济运转模式难以有效保障产业化发展的科学性,需要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进行合理调控和经济支持。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化改革逐渐延伸到公共事业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公共利益的实现,主要体现在民营化的公平性损失、经济腐败以及经济性损失,加上公共经济管理中的私人垄断现象不断增加,民营化无疑对公共经济管理造成了不良影响。 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偏失的矫正 规范政治主体职能。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型政府,政府公共经济管理能够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有效指导,使政府职能不断向服务型转变。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也不断宽松化,这对于强化市场经济竞争、促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此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以市场为中心,依靠政府进行合理调控,从而有效实现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相互沟通。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促进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相互协调。 强化公民意识教育。公共管理的公共意识主要是指代表公民主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加强公共意识教育对公共性的维护至关重要。公民主体意识包括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从道德上不断培养公民的人格品质,只有公民在人格上认同主体意识的重要性,才能从根本上接受公共性教育;另一方面,法律要确保公共性的基础,这是实现公共经济管理公正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向公民宣传有关政治经济的相关知识,不断提高公民参与公共经济管理的必要技能。 完善公民参与制度。在公共经济管理实施过程中,应采用相应的反馈和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公民的参与管理。公共经济管理过程中对管理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及公共性格外关注,公众参与能够有效矫正并反馈公共经济管理中出现的政策偏差和错误策略,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严格执法模式。 加强多元化公共经济管理。政府职能是实现社会公共经济管理和谐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偏远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沿海地区,重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远远优于边缘城市,这导致我国的公共经济调控难以保障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和双重兼顾。政府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通过不断突破各个区域的局限性,由沿海经济带动边缘城市经济发展。此外,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往往涉及到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组织团体,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多方主体参与不仅展示了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形式,也反应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形成各方协作、共同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未来公共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作为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公共性对社会经济的良好循环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我国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公共性偏失问题较为严重,相关政府部门和组织应加强经济管理的规范化,比如加强政府主体职能、强化公民主体参与意识、建立多元化公共管理等,促进我国公共经济管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研究 [提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公共管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但经济发展的质量不尽如人意。本文以公共管理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为出发点,通过对我国公共管理与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并提出一系列措施。 关键词:公共管理;经济增长质量;路径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不似初始阶段那么迅速,如今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除了利用经济手段之外,还需要国家通过公共管理手段加以辅助,但是如今我国公共管理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政府管理垄断、办事效率低下。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务之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需要创新管理机制、推动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 一、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 公共经济管理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基础性学科,还必须有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背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审视公共经济管理,就会形成不同的概念和框架体系。所以,多年来学者对于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存在颇多争议。在国外,例如斯蒂格利茨、汤尼森等知名学者,都是从政府作为公共经济管理主体的职能方面进行探讨公共经济管理。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大胆地将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的方法引入公共管理。这不仅扩大了公共管理的主体,还从根本上革新了公共管理的管理方式,这也对公共经济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质量与公共管理创新的内涵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各个领域始终没有给出准确的定义。有人认为这个概念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从效率上讲,产量、质量、效率、消费率等的共同增长就是所谓的经济质量提高;也有人认为这个概念关乎宗教、政治和社会等多个方面;而任保平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指的是经济的长期发展;叶初升则认为这是“质”的飞跃,突出“质量”一词。可见,学者们多是在主观上给经济质量下定义。虽然经济发展质量这一概念不确定,但是却有一定的“规范”,主要从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综合考虑,不在于数量、规模上的提高,关键是将生态、社会系统也纳入其中。公共管理创新是指公共管理创新主体为了公共利益,对现存的有缺陷的公共管理制度进行改造,或对失效的公共管理制度加以废止,而使现存的有缺陷的公共管理制度得以完善,或创建出合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新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持续不断的创造性活动过程。公共管理的主导者是政府内的公共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其目标主要是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从公共管理的职能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来看,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公共管理予以保障,也需要以公共管理做载体,公共管理的基本任务和方向都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公共管理部门配置社会资源使得市场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另外,公平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社会协调发展和实现公共利益都是通过公共管理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创新管理机制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手段。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往往先于质量而行,这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和社会成本太高,并不是市场管理机制不完善,这样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此外,从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经济多元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经济主体多元化导致各主体之间竞争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恶意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商家信誉。所以,政府要加强管理,通过创新管理体制、提高资源管理效率、规范主体行为、改变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经济增长质量背景下公共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共管理模式存在弊端。第一,政府主导管理。我国政府的各个机构层次划分明确,行政权力的运作、领导的指挥方向、信息传递方式、政府人员的权限和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官僚制的价值观念格外重视形式和契约;第二,没有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建立灵活的、全民化和企业化的政府还只是设想。例如,很多人认为企业化政府只是简单地代替了官僚政府,在管理中滥用权利等现象就是具体体现。再有,临时机构和雇用的员工关心的只是如何按时完成任务,并不在乎管理的过程是否得当,这是严重缺乏责任心的表现。 (二)公共管理主体缺陷。第一,管理方法陈旧。目前,政府的管理带有主观性、强制性强的特点,透明度较低,主要管理方法是下达行政命令,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提高经济质量增长的重要性,不仅要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还要致力于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传统手段和管理方式早已不能满足公众利益实现的需求;第二,公共管理供给主体单一。我国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公共管理事务越来越多,改革中的诸多问题也已暴露出来,但是政府利用权力掌握公共管理,成为了最大的“股东”,影响了管理效率。 (三)公共管理体制落后。第一,政府管理存在官僚制现象。在管理体制中等级制度明显,管理的前提是下级服从上级。官僚体制是在工业时代出现的,各种制度和系统内都渗透着官僚制,在这一制度下,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现象层出不穷;第二,政府供给与实际需求不符。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地位特殊,处于主导地位,而公众等被管理者没有优势可言,被管理者没有权利选择管理者,也没有权利选择管理者实施管理的方式,从而导致供需不相符的现象,最终导致福利分配不均、环境恶化等。要想实现经济质量的提高,就应该对社会、环境、市场等方面的不良现象加以纠正,但政府却越发利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使得管理效率低下、经济失衡。 (四)公共管理的理念陈旧。管理理念是公共管理者在从事管理活动时秉承的思想原则和价值取向,起到规范主体思想观念的作用。我国的公共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唯GDP论”。改革开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发展失衡,把经济增长看成简单的GDP增长,GDP成了管理绩效、官员评定的标准。然而,却缺乏对福利分配、服务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关注,这种“唯GDP论”是导致粗放型经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第二,“无限政府”理念。在公共管理中,政府是主体,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管理中普遍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官本位”、“权本位”等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政府成了“全能政府”,将自己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参与公共服务,公民对政府及其服务质量都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的影响 [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经济管理获得长足发展。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于改善民生,满足民生需求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从我国基础国情出发,主要阐述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的作用,解析民生关系对公共经济管理的需求,提出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的改善措施,以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民生关系;公共管理水平 一、公共经济管理与民生的内涵 就国际社会而言,为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各国政府的公共经济管理理念,都是把国家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紧密结合进行研究。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公共经济管理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其终极目标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这就要求政府提供的有限的公共产品应当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人民进行分配,而这二者相比较,重点在于保证公正性。因此,各级政府就要对所有社会成员负责,做到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实施方案明确具体,公共资源分配合理。近年来,随着民生意识的觉醒,普通民众逐步增强维权意识,使得公共经济管理研究得以迅速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政府将民生问题上升到施政纲领层面,制定了多种惠民政策,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级政府在合理分配公共资源、合理使用公共权力方面不断改进,对全部社会成员负责,制订的实施方案明确可行。要想深入研究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的影响,就要先弄清二者的内涵。 (一)民生关系的内涵。民生关系有狭义的民生关系和广义的民生关系,其核心是民生。广义的民生是同民生有关的事情,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群众会遇到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公共资源分配等众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这些问题仅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而狭义的民生是就是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这也是民生问题的核心。 (二)公共经济管理的内涵。公共经济管理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的公共经济管理来看,它包括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从狭义来看,公共经济管理是一门学科。二者密不可分,对民生关系影响巨大,共同作用于经济管理领域。公共经济管理的知识理论较为庞杂,涉及层面极为广泛,民众对其要求也较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广义和狭义的公共经济管理又有区别,不能混淆,同时对民生关系的作用也有所区别。 二、公共经济管理与民生的关系 (一)公共经济管理促进对民生关系的改善 第一,公共经济管理有利于协调民生关系。公共经济管理的出发点是改善民生,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从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发展正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前行,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与之相关的民生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公共经济对民生的投入不断增加,如逐年增加的财政投入,不断健全的各类保障制度,公共产品种类的丰富、制度的创新等,各级政府通过公共经济管理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使经济发展增速与民生发展相匹配,有效解决各类矛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起到了协调民生关系的作用。 第二,公共经济管理促进民生需求的快速实现。从民生的内涵来看,民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民生主要指百姓的衣食住行,即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而广义的民生,除了社会保障外,还包括就业、医疗、生育、教育等诸多方面,随着社会的告诉发展,这些问题也逐步凸现出来。要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各级政府就要沉下心来,深入群众,实地调研,找准群众的正在需求所在,了解民意、民情,一方面抓经济建设不放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让公共产品不断满足群众需求,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红利和国家经济发展红利,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民众办实事、谋福利,实现社会健康、稳定、有序发展。 第三,公共经济管理通过协调政府财政支出实现高效的市场配置。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各级政府在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加强财政补助,为弥补民生所需资金缺口,公共财政支出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资金配置简单化,没有发挥最佳效果。在有效的公共经济管理介入后,不但促进了公共产品的合理分配,同时,作为决策,将财政预算有效刺激经济发展,实现了高效的市场配置。 第四,公共经济管理平衡贫富差距。从我国现状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可否认,当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挣扎在生活线上,与快速致富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加之城乡差距严重,从而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一部分人产生了仇富心理,社会稳定遭到威胁。众所周知,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而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城镇化进程,导致农村人口迅速削减,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形成环大城市的都市圈,广大农村的医疗、教育、卫生的条件与城市差距不断加大,加剧了城乡矛盾。城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公共经济管理的适度干预,才能解决。 第五,公共经济管理促进就业。就全球来看,就业问题是民生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生之根本,各国政府都极为重视,就业对于公民而言,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当前,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而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的提供就业岗位。但是从目前来看,政府的就业压力很大,尽管采取了诸多措施甚至立法来促进就业,还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事实上部分地方政府并没有充分完成减少失业,促进就业的民生工程。有的是主观上重视不够,有的是执政能力欠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尽管各地方政府都推出了许多促进就业和创业的优惠政策,但由于宣传不够,加上沟通平台和方式有限,最终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如果广大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合理就业,所学知识不能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对学生、对社会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因此,如何快速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就成了公共经济管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有仰赖公共经济管理手段。
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摘 要:当今社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学科,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是研究新闻事业活动和其工作规律、探索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在这个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新闻早已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电视、网络、QQ、微信、微博等各种信息工具,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到新闻传播当中。如何让人们清楚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理性审视两者关系,成为本文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理性;新闻学;传播学;关系 随着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开始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新闻是将近期发生社会活动或事件进行事实报道,传播则是借助相应的传播媒介将这些信息进行宣传,两者相互影响,但又不尽相同。在实际生活当中,不管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传播手段,主要遵旨是服务于人民。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的审视两者间的关系,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概述 (一)新闻学 新闻学(journalism)是指研究新闻事业和传播规律的一门社会影响类学科,是社会学的一种存在形态,也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其中包含理论、历史和应用三大部分。通常会借助视觉工具、图片、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化形式,将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件与人类社会关系进行描述,快速准确的表达其传播意图。新闻学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经济、政治、环境、体育、娱乐等领域,它以形象的、互动的、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新闻,服务公众,以公开的数据为基础,依靠特殊的软件程序对信息资料进行处理,从而挖掘事件背后的重要意义。 (二)传播学 传播学(communication)又称为传意学或传学,是研究人类与社会一切传播过程和行为、事物发展和社会关系、社会信息和其运行运行规律的一门专业性学科。属于社会学范畴。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等等多种学科通常会用到传播媒介和信息手段,对新闻内容进行快速有效的控制。简单而言就是指研究人类如何运用各种符号对社会信息进行传播与交流的一门学科。 2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和区别 我国早期的新闻学,主要存在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大学,新闻本身所包含的学术性内容较少。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新闻系大学仅存在几所,主要是以传受新闻工作技艺为主,没有实质性的项目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新闻从事工作者开始对新闻以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例如: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领域活动间的关系,新闻开始涉及“学”的成份,有了最初的学术内容。新闻和相关活动的传播现象,开始不限于新闻采编,它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的传媒运作,这些内容的传播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也开始对新闻学和传播学有了细致的区分。下面就从几个方面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说明: (一)从诞生背景、现状及未来发展看两者的关系 早在20世纪,德国大学中就有学生开始以报纸作为研究对象对新闻学进行研究,20世纪初,新闻学成为一门热门学科,其理论体系已经相对成熟。美国大学开始在学校内部增设新闻学院,对学生进行新闻教育;传播学真正形成始于20世纪50年代,与新闻学相差仅半个世纪,属于一门新兴的学科。传播学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与社会学、新闻学、政治经济学、人文学、语言学等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我国1996年一位李启教授写了一篇《论述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认为新闻学和传播学属于不同的学科,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和背景、理论构架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同年5月《新闻大学》编辑部针对这一问题专门开设了一场研讨会,邀请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相关教师、同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部分老师,以“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为题对两门学科的不同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两者属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关系,并不存在谁取代谁的这种现象。两者都是时展的产物,要加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育工作才是重点。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开始趋于明朗化,但两者的理论体系和完整性仍相对薄弱,需求进一步提升。未来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新闻学和传播学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两者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传播学可能会相对占优势,新闻学则与我国国情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从就业角度来看,两者关系并无较大区别。 (二)从研究对象看两者的关系 新闻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学科,主要是研究新闻采编又或者说是新闻传播。而传播学作为社会研究,主要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活动现象,像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等。新闻学传播主要依靠大众媒介,是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从两者的研究对象上看,新闻学包含于传播学之中,新闻学的研究是传播活动的一部分,两者属于相互依存的关系。 (三)从两者的研究意识来看 新闻学主要研究的是新闻业务方面,它关系着新闻工作的实际操作方法和研究规律,就算在研究中涉及新闻理论,也要对其真实性进行探讨,新闻学主要注重“术”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识。而传播学注重“学”的研究,主要依靠实际方法对人类传播活动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意识,在这一点上两者的关系并不大。 (四)从两者的研究方向来看 新闻学注重实际应用,它的研究会涉及新闻以外的诸多东西,如,国内外媒介研究的实用性,相比而言,传播学更加偏向理论学习的研究,如火爆欧洲的超级媒介理论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偏重学术方面,选择传播学会相对比较容易,如果想要做新闻媒体工作,应该选择新闻学会比较专业,从这一点关系可以看出,两者从本质上给学者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方向。 (五)从研究范围看两者的关系 新闻学出现早于传播学,它是传播学的一种特殊现象,属于大众传播范畴。传播学属于社会学,它的范围包含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等等。新闻学研究的主体是新闻本身,而传播学的研究主体是整个社会传播信息系统,它涵盖了整个新闻学,两者关系看似密切,却又存在实质性的区别。 (六)从研究方法上看 传播学主要是通过实证来研究事物传播规律,进过实验与变量分析,提出理论依据,对人类活动的传播方式和现象进行分析解释。新闻学则通过实践经验,对事物进行归纳总结,在实践中找出不同的操作方法和规律,对进行工作指导。新闻学是传播学的重要分支,两者相互影响,却又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未来不管怎么样发展,两者在本质上还是相关联的,因此,要理性的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七)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随着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研究学者开始偏向大众化,不再局限于一种学科的研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兴起不仅可以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也给政治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两者在关系上开始变得融洽,在新的教育体制改革下,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相互影响,人们开始在新闻教育体制上加强传播学的教学应用与研究,将两者进行完美的结合,遵循两者自身的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创造良好条件的同时,实现了共同发展。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发展下,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我国新闻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促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两者应该理性审视彼此间的关系,做到相互借鉴、互相扶持,共同进步,将理论体系落实到实际建设工作当中。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为新闻事业创造有利的价值,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提供有利的保障。 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研究 摘要:为武警院校学员开设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有助于通过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提高武警院校学员从事新闻传播与新媒体运营工作的能力。对部队来说,有利于培养自己的新闻传播人才,为军事新闻媒体的运营工作及处理涉军舆情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的新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课程定位有待明确、教学内容有待取舍、教学方法有待创新、学习方法有待选择等方面,本文针对这些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供教研人员参考。 关键词: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教学 为武警院校学员开设“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是个新的尝试,有助于通过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提高武警院校学员从事新闻传播与新媒体运营工作的能力。对部队来说,有利于培养自己的新闻传播人才,为军事新闻媒体的运营工作及处理涉军舆情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概况 在地方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传播的本质、模式、功能、原则,新闻的概念性质和功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等,使用的教材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在新闻系开设此类课程,有的院校在对外汉语系也会开设类似课程,如“跨文化传播”。除了个别政工类院校或专业以外,在武警指挥类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作为一门专业课出现在课程设置中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该课程是武警指挥专业中国语言文学方向的选修课,为大四学员开设半学期,共有50个课时,使用童兵所著的《理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作为教材进行授课。 二、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 “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是四年培养期的唯一一门新闻传播理论课程,在教学上存在以下四点不足。 (一)课程定位需要明确 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对中文方向的本科战士学员来说,普遍年龄与地方大学生相比要大五六岁,他们往往不太能够接受理论学习。对高中毕业入伍的青年学员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往往是理工科背景,因而对社会科学的了解比较薄弱。面对这样的教学对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定位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它既不属于基础课,也不属于专业核心课程,类似人文素质课程却又占用了专业课课时。 (二)教学内容需要精炼 依据当前比较通用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教材,内容包括新闻传播行为、理论新闻传播学对新闻起源的认识、新闻传播的特点、新闻传播者、新闻传播内容、新闻价值、新闻选择、新闻传播过程、新闻传播要求、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受众、新闻传播效果、新闻传播调控等,相当庞杂。总体上来说,现行教材理论过强,与学生距离过远,实用性太弱,难度太大,需要去繁就简,精讲重点内容,对次要内容予以精简。 (三)教学方法需要创新 首先,由于课时不足,课时安排过于紧凑造成教学速度太快,节奏非常紧张,学生吸收知识比较困难等问题。而且,大四学员往往忙着各类考核,学习时间有限,采用地方大学式的按章节逐节细讲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其次,学员生活比较单一闭塞,除了军队相关的生活内容,他们和社会上的新闻传播舆论场基本绝缘,最新的案例难以高效讲解。再次,长期以来教学形式比较枯燥,而院校教学评价的趣味化趋势对教员提出了较高要求,于是我们尝试采取话题讨论的教学法,学生分为两组,分为正反两方课堂讨论,学生课堂反应有所改善。最后,实践教学部分,操作难度较大。由于院校军事化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出于人身安全考虑等多方面原因,学员课外实践机会很少,长期限制在院校内部,因此可发掘的新闻素材少之又少。 (四)学习方法需要选择 在学习方法的选择偏好上,与普通地方大学学生相比,武警院校的学员存在明显的差异。武警院校学员尽管心理上并不认同“满堂灌”,但因为种种原因却不得不接受这种教学模式。而地方大学学生就能够根据自己喜好来摒弃高中式的“满堂灌”的学习方法。对于理论性实践性均较强的课程,在实践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操作中却相当困难。地方大学课表空余部分较多,有时间条件安排学生参与社会调研,甚至参加老师的课题与学术会议。而武警院校学员的课表是统一设置的,从周一到周六上午,课程门类繁多、时间紧迫、要求太高,课余时间相当有限,离校进行社会调研和旁听学术会议几乎不太可能,这种现实情况导致学习方法的选择有待探讨。当然,由于教学领域太新,教员缺乏相关经验也是暂时无法改善的缺陷。 三、改进“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的对策 (一)明确课程体系 本文的顶层设计侧重于教学规划方面。具体来说,教学规划部门应根据不同类型的学员量身开设不同的科目并确定开设顺序。本门课的开设目的是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基本目标,即重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的训练;二是较高目标,使学员不仅在知识上了解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在笔头上也要获得初步的新闻撰写能力,增加对军事新媒体的了解,形成初步的媒介素养。如条件许可,还可引导学员将所学理论服务于武警部队建设,例如军事新闻的传播、涉军舆情的分析等。 (二)明确课时配备 由于本门课程的课时与地方大学相比稍显不足,故而只能采取抓重点内容的教学方法。至于重点内容的内涵则应该结合学员实际需求进行统筹。在理论讲授上把新闻概念、传播过程、传播模式、传播效果及言论自由的必要限制作为主要内容,在实践教学上把自习时间的案例讨论作为重点,除了教材上这些内容,还需要大量讲解军事新闻的内容,另需预留一定量的练习和复习课时,从而巩固教学质量。 (三)明确学习意义 根据教学经验,武警院校学员在学习本门课程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绪。第一种是非专业情绪,高中毕业考学的学员在入学之前没有学过任何新闻传播类课程,且高中阶段往往是理工科,对大四学习社会科学类课程在接受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培养新闻敏感等专业意识方面先天不足,容易产生非专业情绪。第二种是畏难情绪,“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材理论性太强,论述过程较为枯燥,学员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应明确本门课程的基础是部分理论,但主要是一门应用课程,并在教学实践中注意贯彻。第三种是消极情绪,由于本门课程不属于需要考核的军事类科目,且大四学员临近毕业,容易降低自身学习标准,为此,应明确新闻传播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更要明确在日后任职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意义。 (四)明确教学方法选择 新闻传播知识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应先学习地方大学先进经验,结合自身课时较少的现实,做好教学方法储备,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比如多媒体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多媒体教学法通过多种形式来表现教学内容,提供给学生多种感官的刺激。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所学的知识结合到各种案例中,引导学员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情境教学法是为了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教员往往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生动为特点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情绪体验,引发学生思考,从而真正达到教学效果。比如讲解“沉默的螺旋”理论时,教员先对概念及其发生机制进行讲解,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游戏,通过对主流舆论的行程过程进行模拟,让学生亲自去感受体会占优势地位的观点造成的压力。综上所述,武警院校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上虽有前面所说的不足之处,但这门课程基础性强、应用范围广,一旦对策适当,一定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李岑星 刘宇昕 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引言 新闻学在我国的发展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我国的新闻学的诞生。随后徐宝璜《新闻学》问世、邵飘萍发行《实际应用新闻学》,这些着作的先后出现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的成熟。传播学则是改革开放之后传入我国并获得了迅速发展,一度成为我国的一门“显学”。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所以“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等一系列论断层出不穷,但是也有丁淦林、李良荣等一些知名学者从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产生背景等众多方面论述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不同。本文梳理了一些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关联性问题的有影响的争论,然后又分析了二者在产生的背景、所具有的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旨在引导人们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以便更好的开展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 1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 1.1 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 对于新闻学、传播学二者关联性的问题,甘惜分、高永振以及何光先等学者认为传播学是由新闻学拓展出来的,所谓传播学研究无非就是从一些新的视角、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拓展新闻学的研究领域、拓展新闻学的研究对象而已,因此传播学应该从属于新闻学,还将传播学称为“广义新闻学”。例如1988年何光先在《现代新闻学》中指出“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新课题”,“应该把传播学列入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传播学进入我国的初期,那时学者们认为传播学所研究的内容都是新闻学应该研究的内容,因此提出了“新闻学拓展论”的观点。传播学在发展初期的研究对象确实与新闻学有所重合,因此说两者具有关联性不无道理,但是传播学是在政治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片面的认为传播学属于新闻学是不合适的。 1.2传播学会“取代”新闻学 上世纪90年代,邵培仁、胡正荣等学者提出了“取代论”,认为新闻学将逐渐转向传播学,将成为大众传播学或者被大众传播学所取代。例如1995年邵培仁与叶亚东合着《新闻传播学》指出“传统的新闻学已经失去了光辉”,于是倡导“改革新闻学,给新闻学引进新的方法、植入新的基因”,为此,邵培仁等名家预测新闻学会先发展成新闻传播学,而后彻底变为传播学,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是“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随后1997年胡正荣发文指出传播学的发展轨迹是“新闻学发展到大众传播学,最后再发展成传播学”,同样支持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这一论断。虽然有众多学者赞成这一观点,但是不得不承认新闻学中像“事务新闻学”等内容是传播学始终未涉及到的,而且从“取代论”提出到现在已有近20年,丝毫没有出现新闻学将被传播学“取代”的迹象,所以这一论断就不攻自破了。 1.3.新闻学与传播学将“融合” 学者们除了认为新闻学将被传播学“替代”外,另有学者提出了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研究将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更有学者认为两者将会“融合”为“新闻传播学”这一新的学科。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有陈力丹、童兵等一些名家,在他们的倡导下传播学和新闻学将“融合”为“新闻传播学”的论断很快引起了轰动,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专着。例如1996年徐小鸽发行了《新闻传播学研究》,明确提出了“将传播学与新闻学有机结合”,并声称自己的使命是“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即新闻传播学”。刘卫东在1999年出版《新闻传播学概论》中则直接定义:“新闻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现象和活动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也主张在传统的新闻学基础上构建新闻传播学。陈力丹更是在多篇论文中提出“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已经融合”。传播学同新闻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两者在互相借鉴的基础上发展是有可能的,但是两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众多方面是存在差异的,所以简单的认为它们将“融合”成一个学科可能性不大。 2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性 由以上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可以看出,新闻学和传播学关系密切,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两者产生背景存在差异 众所周知,许多学科都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新闻学也不例外,它正是人们新闻实践的产物。新闻事业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新闻学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于20世纪诞生,新闻学早期的着作基本都是涉及包括采访、写作以及编辑等在内的实际新闻运转业务,后来扩展到评述、总结新闻事业的历史等。此外,新闻学自产生之初就侧重研究新闻事业与民主整治的关系,例如《解放日报》等一些党报理论。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则是多学科交叉、渗透而成的学科,它伴随着电子传媒等大众传播事业的兴盛而出现,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美国。随着以新闻和广告等为传播内容的大众传播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受到大众传媒业越来越大的影响,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借助社会学、信息科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对社会上的信息交流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是传播学所产生背景,显然与新闻学存在着巨大差异。 2.2 两者研究对象和领域各异 新闻学和传播学二者无论是在研究对象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都是存在差别的。从研究对象上看,新闻学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众传媒上所承载和传播的新闻信息,如什么是新闻、新闻的特质以及新闻采写编评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大众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如国家和政党对传媒业的运用、管理;第三部分则是大众传媒及其活动。正如钱辛波在《新闻学是一门科学》中所言:“什么是新闻学?那就是研究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和它对社会影响的一门科学”。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要研究包括传播媒介、传播者和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众多对象,除此之外公共关系、电影、广告、图书以及大众文化等内容也是其研究对象。因此可见,虽然二者研究对象和领域有重合部分,但是总的来讲是各有侧重的。 2.3 两者研究方法不同 传播学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不同于新闻学。例如,注重研究方法是传播学的一个优点和特点,只就其实证研究而言,它就具有个案研究、抽样调查、控制实验以及内容分析等。此外,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还带有十分鲜明的思辨性。如美国作为传播学大国 ,一直强调将心理实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运用到传播学中,通过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定量的分析来得到结论,以此作为完善传播活动的科学依据。相比之下,新闻学对研究方法则显得不够重视,由于它侧重于媒介的新闻和评论方面,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因此一般以定性研究为主,通过归纳、演绎等基本的推理方法来进行研究。 2.4两者的功能有别 新闻学和传媒学的功能是指两者在与社会和大众的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能力和功效,两者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新闻学重点突出新闻报道,其最重要的功能正是通过新闻报道来满足公众的日常需要、维持新闻传播系统的稳定。例如我们能够利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来获知新资讯,正是新闻学作用的体现。此外,对时事发表评论也是新闻学重要作用的一大体现,发表时事评论能帮助人们明确媒介或者他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总的来说,新闻学侧重培养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人才,通过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所发挥的功能更为宽泛,它不仅能够发挥监视环境、协调社会等作用,而且还能传承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如传播学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体现在它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正如李希光所言,传播学所讲授的内容除了一些理论知识,还涉及到包括公关、组织传播等在内的实用课程,这些理论和方法能够直接为各类工商企业、组织机构以及公关公司服务,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3结语 总而言之,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两者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融为一科,而是要互相借鉴和影响,协同发展。正如王勇所言:“从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前景来看,它们有着各自的轨迹和方向,虽然有的时候也可能出现相交的情况,不过它们却不会永久的重合下去,因此新闻学和传播学谁也不能替代彼此”。新闻学和传播学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又具有明确的差异性,应该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正确明确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促进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携手共同发展。 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综述 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综述 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是2012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所呈现的主题。面对社会转型期的诸多挑战和新兴网络媒体的不断冲击,学界和业界共同围绕改革与创新这一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表现在围绕“走转改”活动涌现的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中。2012年全国新闻界的“走转改”工程,成效显著,收获颇丰,学界和业界贡献了几百篇文章,总结得失,深化认识。“走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转改”是党的新闻工作在新时期的一大创新,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深化,也是新闻媒体转变观念重塑优势、创新新闻宣传方式、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机遇。尹韵公认为“走转改”是“改革开放30 余年来我国新闻界展示的最为壮观的传播图景”,是“新闻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1]刘笑盈指出,“走转改”新闻是对传统新闻学的完善与发展,也是对当代西方新闻学的扬弃与修正,这一活动是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2]鲁炜认为“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3]9月30日,召开新闻战线“走转改”理论研讨会,高度评价了“走转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学界和业界共同回顾十年来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发展。[4]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用新闻传播客观规律来推进新闻改革,把新闻宣传作为党的执政资源,将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整合各类资源,促进媒介融合,形成宣传合力,提升了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5] 二、学科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扩展和完善 学界注重梳理学科原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学科发展提出建议,以不断完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杨保军、涂凌波提出提升当前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需路径是“走出”与“走入”:“走出”新闻学,即以跨学科的视野进行学科融合;“走入”新闻学,即以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为基础,真正进入新闻学自身研究领域。[6]李文竹探讨了新闻学理论对新闻报道实践的影响和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认为新闻学理论研究应密切结合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为媒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7]李晖将发展新闻学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和酝酿期、形成期、成长期、缓慢期、重构期五个时期,为发展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8]吴飞认为传播学可以划分为专业传播研究、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等四种类型。[9]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共传播学值得提倡,传播学者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公众的社会活动。常江认为媒介批评学科体系的建构需在文化、权力分配与多元性的框架内展开,赋予该学科以真正的批评力量,切实推动社会变迁。[10]崔保国、李宜篷探讨了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问题,为传媒经济学的学科规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11][12]喻国明等利用共引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出了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对中国近十年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状况与研究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归类,进而探究大陆传媒经济的研究范式和科学发展阶段。[13] 三、传媒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深化和推进 2012年是贯彻实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关键之年,“报纸或电视会消亡吗”之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加速进行的出版传媒改革或许正是对这一疑问的回应。在构成传媒业的各种要素之中,平台、产业链、内容与技术是核心关键;传媒业资本运作中上市是趋势,资金是主流,重组、收购、融资、借壳是主要方式;传媒业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变革既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又是一种机遇和机会。[14]宋建武探讨了传媒业规范改制的路径选择,并指出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及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多重未决问题,在实践中显得更为复杂,在理论上也需进一步明确和探讨一些深层次问题。[15]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基于当前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参与国际传媒集团竞争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现实需要,报业走全媒体发展之路是必然的选择。[16]殷琦对我国广电机构所形成的内生型与外延式两种不同治理结构改革模式及其成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创新路径。[17]2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出版传媒集团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出版传媒集团战略性改组,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科学管理,着力推动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实现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2012年也是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突破之年,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优势资源的进一步聚合,有助于主流媒体做大做强,尽快造就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 四、舆论引导研究的新机制新方法 2012年国内出现多起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面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思考新媒体环境下舆论运行机制的不同特点,阐述媒体角色和政府转型对舆论引导的影响,积极为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建言献策。丁柏铨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触发的条件、因素和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18]赵振宇、焦俊波在系统论视野下尝试构建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19]薛可、陈??在案例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网络论坛中的突发事件讨论网进行了分析;[20]钱晶晶、史安斌用内容分析法对乌坎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探索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应采取的策略;[21]罗以澄、姚劲松考察了中国传媒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特殊角色,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舆论引导的深层次问题。[22]《新闻传播》开设了“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府新闻问题”专题,探讨了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以及政府新闻学的未来学科建设和走向等问题。在当前的媒介化时代、围观时代以及危机常态化时代,传播领域中制度设计的关键性缺陷是意见表达的宽容度过于狭窄,政府角色转换以及关系资源的获得是走出当前舆情危机的关键。[23] 五、公共传播研究的新拓展新提升 学者们主动融入时代和社会发展进程,用学术研究服务于能源、环境、卫生、教育、外交等各项事业的社会需要,推动了公共外交、气候传播、健康传播、媒介素养教育等公共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化。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结合实际问题,探讨了奥运会与国家形象传播、国外政府和公共组织的公共外交、参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等话题。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启正院长与多国公共外交资深专家对谈的新书《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24]出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议题成为社会一大关注热点,健康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国际新闻界》第6期集中刊发了几位学者不同角度的研究。气候变化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美丽愿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乐施会共同组建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近年来在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开展气候传播研究,增强了政府对媒体和ngo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扩大了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在社会与公众中的影响,显示了学术研究在气候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2012年项目中心在以往跟踪研究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政府、媒体和ngo 的传播角色与影响力的基础上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向,即转向社会与公众,实现了“两路并进,双向实力”。项目中心先后开展了“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的活动,和《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了中英文版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12月初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应邀出席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并在多哈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中国角主持召开“公众参与,全民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边会,还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了“中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比较”边会,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为祖国赢得了学术荣誉。 六、网络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新特征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革命带来的挑战,是新闻传播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刺激了网络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无论从“质”还是“量”、从宏观还是微观,这方面的成果勾勒出了本年度新闻传播研究壮阔的学科“图景”。对社会化媒体、微博、媒介融合、全媒体转型、公民新闻方面的研究,涵盖了新闻专业主义、公共传播、政治传播、新闻政策研究等多个领域。李良荣等认为互联网是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它掀起的新传播革命为执政党形塑了全新的执政环境,争夺传播主导权成为国家的全新课题。[25]郑保卫认为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共生的新的媒体格局下,传统媒体要保持和发扬传统,并有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同时适应新时期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和媒体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26]刘海龙指出社会化媒体导致的困境也为新闻工作在数字时代与时俱进提供了机会,可借此重新界定新闻工作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建立新闻组织的透明性、重申新闻为公众服务的基本原则[27]。陈力丹等指出微博问政的发展趋势有四:政府从断点式危机应对走向常规化运作、从被动等待关注走向主动自我推介、问政微博呈现集群化趋向、微博问政从单方信息转向关系的维护。[28]很多学者对微博意见领袖给予特别关注。韩运荣、高顺杰推演了微博舆论传播的底层结构,并根据微博事件的类型,探析了微博舆论的演化模式。[29]李彪通过微博数据挖掘和问卷调查,对这一群体的人格特质、微博行为特征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微博意见领袖表现出媒体属性强化、圈群化、权力结构集权化等新特点和新趋势。[30]王平、谢耘耕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该事故中涌现出的微博意见领袖的特点及其影响力,并针对引导和管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意见领袖提出一些建议。[31]张涛甫等通过对微博意见领袖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指出其行动特征有:机会主义策略、事件导向、“极化”趋向。[32] 七、“西方化”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 学界在回顾学科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科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2012年适逢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首访中国大陆30周年,姜飞撰文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经历一个蝉蜕和化蝶的过程,找到一个传播实践和学术理论的未来平衡点。[33]《新闻大学》第2期刊发了2011年底召开的“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对话会的一组笔谈文章,意在从传播与人类生存这一基点,反思和批判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遵循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出自己的宽广基础和理论空间,为其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启示。李彬、黄卫星认为当务之急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34]胡正荣等反思了用西方传播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时的“水土不服”,并提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的融合范式,将中国的传播实践纳入世界结构和世界历史的视野中。[35] 八、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思路新目标 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年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较为丰富,影响也逐步增大。白润生、于凤静、李兴国、朱天等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少数民族信息传播的基本问题,郭建斌、金玉萍、孙信茹、杨星星、陈峻俊等学者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阐释。由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业的发展状况,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成绩和经验、问题与不足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报告由70多位专家历时2年撰写完成,是中国 首部系统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状况的文献,对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11月底,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在广西大学召开,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覆盖了全国各个民族地区。如今,论坛已发展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并开始产生品牌效应。 除以上热点外,新闻传播研究多点开花,在新闻与传播立法、新闻与传播历史、新闻与传播教育、广告传播、公共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少亮点,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展开。 回顾2012年,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研究者的深刻思考和辛勤付出,使得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不断壮大,学科影响力不断加强,学界同业界和社会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得以改善和强化,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呈现出新的局面,从而使得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与传播业,以及公共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研究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扩展学科理论的系统性、适用性和前瞻性,在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的现实基础上,发展多元走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现实和理论脱钩、学界和业界隔阂等现象。 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这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与理论。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渗透着对新闻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为我国新闻与传播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路径,这方面的课题需要学界积极跟进并贡献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目标的提出,传媒改革将继续成为热点话题,如何发展新型新闻传播业态,提高新闻传媒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提升舆论影响力和引导力,增强新闻传媒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思考。在对外增强影响力和争夺话语权,对内完善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公共属性和重要功能需要继续发掘,学界引导的公共传播研究领域需要继续拓宽,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入。 可以说未来仍是新媒体的时代,新媒体引发的传播革命方兴未艾,仍将推动现有传播格局和传播观念的变革,并将继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研究主题也将表现得更为鲜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给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期待在这一舞台上,研究者们能够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使得我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能够百花齐放,壮大繁荣,更好地服务于传媒改革,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学科建设。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府壁垒以及避免策略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具有更高的同质性的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得到更好的借鉴与效仿。尽管我国的总体经济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要保证我国经济后续发展及其长远目标,作为我国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各个地方政府,就需要突破各自为政的现状,更好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采取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灌输强劲动力。 论文关键词 区域经济 政府障碍 消除策略 一、政府壁垒相关概述 (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政策和规划时所造成的障碍 1.制定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资本总量供给不变且有限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通过博弈之后,为了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流入本辖区,一般会选择对整体经济最不利的结果,也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恶性竞争措施,给予进入本地的企业低于市场成本的资源,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资源浪费的结果,并没有换来企业发展最佳配置,而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采取户籍优惠政策,医疗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歧视性待遇。由于以上不对等制度的存在,人口的流动性就被限定了,从一个行政区进入另一个行政区,后顾之忧就得不到解决,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就很难实现。较少的人口流动,很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 3.采取对本地区产业有利的经济政策。本地区的企业获得更大的税收减免,减轻及免除更多的收费,从而降低本地企业的成本,使得本地产品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当地政府可能会提供低于贷款利息的贷款以及其他优惠措施,降低企业成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定外地产品的流入,设置行政壁垒,根本不给于其他外地企业进入本地的机会。即使产品可以流入,在经历了跨区域运输之后,高昂的路费也会增加成本,限制外地产品的竞争。 4.限制生产要素流出本行政区域。对于自然资源,地政府一般会限制本地自然资源的流出,而购买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于此同时,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为了增加本辖区的经济优势,地方政府一般限制高科技产业的外流。 (二)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时形成的壁垒 地方政府不仅有制定政策的行政权力,而且宪法中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由于是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地方政府一般会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利益,而规定上面政策中采取的措施,从而将之规定为法规规章,形成正式性的政府障碍,在此不再多说。而且法规规章具有滞后性,曾经有利于促进经济合作的规定,可能在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 行政分权结果,造成地方政府在更多的领域内拥有更大的主动权,间接促进形成地方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高度集权,统一管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安排,各个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地方政府政令的执行者,只要能够圆满完成上级任务即可,无法体现各地方政府积极竞争的情况。而中央政府分权后,相应地财政权与税收权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行使,而地方政府同时取得了相应的融资权利以及企业管理权,就有机会取得地方财政收入盈余。然而事物都有双面性,原本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策略,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则出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利益,往往放弃规模经济和产品更新换代,采取低效的地方保护,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形成。 1.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间接地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在我国当前官员考核制度中,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之一。考核地方官员,主要看当地GDP增长速度,以致地方官员将GDP指标作为任期的主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发展GDP而忽视经济效益的情况。有些地方政府,为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鼓励高税收及高盈利的产业进驻该地区,从而引起各产业重复建设,忽略了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2.地方政府大而全的职能,出现了与民争利的情况。地方政府本是市场经济裁判者和调控者,而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分割也就慢慢形成了。 3.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地方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因此,也就形成了各具优势的不同产业,而由于相同行业在不同区域的重复建设,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各地方政府为避免本地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往往采取“利己”的措施,使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不能形成优势互补和产业梯度的转移,不但阻碍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4.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遗留的一些产业分配问题,由于先前的布局,难免会出现重新整合的阻力。于此同时为了获得一方百姓“父母官”的美誉,地方政府官员则可能束缚产业升级与转移,而只是的保持现有利益。 三、突破地方政府壁垒,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 1.改革政治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创立正确的政绩考核体系,避免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首先,在中央改革集权化政权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不适的情况,部分部门给予的权利过大,而有的则要求过于严格,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越来越弱,所以有必要形成较严格的约束机制,以便地方政府在竞争的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合作。其次,政府职能需要从积极的市场参与者转换到裁判者与调控者的角色,不仅不参与市场行为中,而且尽量能不调控的就有市场机制来约束,只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才可以谨慎的调控约束。再者,在有限的自然资源约束下,快速经济发展作为政府官员最重要的考核指标,难免会引起恶性竞争,这时,需要将更多的指标纳入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比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的更新换代等等。更合理的考核指标,就更有利于减轻当地阻碍。 2.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继续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实现企业的自由竞争,形成规模经济和各地区竞争优势。第一,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应实行统一的市场经济原则,比如,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逐步取消妨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与政策规定,以及妨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第二,政府部门既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有事市场竞争的参加者,拥有强制手段的政府为了取得更多利益,必然会约束其他主体地竞争。因此,要不断放宽对市场主体参与者的约束,逐渐改革国有企业制度,政企分开,使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氛围中更加活跃的竞争。在企业主体都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生产与转移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就会慢慢的形成。 3.完善相关法制,将政府行为纳入到法律规定之中,利用制定法律时的预见性,将部分阻碍经济发展的行为规定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在一方做出该行为后,需要按照法律承担有关责任。为了促进法律更好的实施,则需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依法行使,则可以很好的钳制政府官员实施“利己”行为。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区域内交通、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统筹与管理,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没有区域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地方经济就很难有效地流动。重复建设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合作,而且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各地方政府间应该积极协调配合,完善各地区间的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教育科技文化设施,遥相呼应。 5.借鉴国外经验,消除政府障碍,促进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我国可以借鉴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间采取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而每种合作方式都有其有力的一面。在这方面做的最成功尚属欧盟。欧盟在发展区域间经济时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措施:制定相关的区域政策,成立负责执行区域政策的专门机构或部门,建立专门的基金,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在我国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时,可以做借鉴。其次,借鉴德国经验。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区域协调发展做得比较好的西方国家之一,其区域政策深受世界各国的重视和推崇,其主要手段是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它分为两类:财政性转移支付,即横向财政平衡,是在各州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即财力强的州拿出部分财政收入“捐给”财力弱的州,使各州及地方的人均税收平衡;收入性转移支付目的是使各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均衡。若是我国可以实现这一制度,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就可以注意到平衡协调,并且避免不均衡的结果出现后在进行调整。最后,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签订相关的政府协定与协议,规划经济,基础设施,教育等社会因素,促进各地区间更好的合作。 四、结论 伴随着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已经取得了辉煌成绩。然而,由于存在行政区域经济,较大的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取得更好的发展,我国应当不断的消除行政区经济中的壁垒,取得区域间以及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并且实现规模经济且展现其中的竞争优势,避免资源浪费,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跨区域间转移,争取突破瓶颈,促进我国经济更上一层楼。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视域下高校人才的培养途径 “十二五”时期是石家庄市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赶超的重要时期,石家庄市委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大力实施中东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战略,举全市之力建设东部产业新城、大西柏坡、空港工业园、南部工业区四大战略性项目,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而石家庄中东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战略实现的有效路径之一,就是从教育入手改变要素的供给状况,提高区域人才的总体竞争力,增加区域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人才具有决定性作用,它的基础性、战略性特征对一个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重大。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应用型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可以优化区域人才资源结构,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与配置效率,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只有针对性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才能保证人才兴业战略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针得以顺利实施,使之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最直接的动力源泉。 区域经济视角下,石家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可行性 1.产学研合作运行机制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条件。目前,石家庄实成功合作的案例使产学研联盟日益成为学校、企业、科研单位的一项“战略意识”。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本科院校也在研究和实施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使学校的智力资源和区域产业密切相连。此外,有关产学研合作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产学研合作,为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在“2012年度石家庄市产学研合作对接会”上,石家庄市11家企业与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单位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项目投资总额达2.43亿元。石家庄有关政府部门表示,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打造一流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要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根据自身优势,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成立校(院)企科技合作机构,加快科技成果向我市的转移和转化,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石家庄拥有一批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地方高校。石家庄地方高校和地方行业关系紧密,有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先天优势,积累了很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益和社会效应。这些高校注重创新办学理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培养模式改革,培养的应用型人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区域经济视角下,石家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对策 当前,探讨、完善石家庄地方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加快提高石家庄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对推动地方高校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进而促进地方高校又好又快的发展意义重大。 1.科学规划,明确石家庄地方高校的指导思想。市委市政府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责任,做好“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内的规划工作,统筹安排社会资源,切实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关任务。 2.努力提升石家庄地方高校的办学水平。“十二五”时期是石家庄地方高校发展的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应改变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探索内涵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创新高校的管理体制,走产学研结合的新道路,为石家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3.不断提高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应当定位为应用型人才,要深化本科教学改革,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把知识传授本位改为能力形成本位的教学模式;试行学院或专业群的大类招生改革,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增设学科平台课程;合理缩减理论教学时数,加大实践教学课时比例;逐步推进校内专业办学质量评估工作,强化专业特色和特色专业建设。 4.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地方高校专业结构的设置应适应区域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地方高校专业设置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相背离。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类型定位应符合区域产业分工和技术层次与生产组织过程的需要,要使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对各类专门人才类型的需求。地方高校要建立专业评估机构,改变人才培养质量的方式,依据区域产业分工的具体特点,使专业定位和产业结构转换、技术结构升级相协调。 5.要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明确服务区域定位。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及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确定新的人才培养方向及专业设置,及时了解区域经济的特点,调整专业方向,合理调整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要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以及地方资源来筹划学科专业建设。使学校的目标定位、学科规划、及人才培养目及管理制度,都围绕地方建设和社会需求来确定,进而实现学校发展目标。 6.坚持分工与协作。地方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谋划高校办学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校地合作、校企合作体系,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地融入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去。高校应当在自身所处的类型、层次上,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地方政府要支持、引导高校的办学发展思路。提供财力、信息资源等服务。比如,加大对高校的财政投入,提高办学质量,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高校自主办学的能力。只有高校、政府、社会的共同参与、优势互补,方能实现合作双赢、互惠互利,促进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本文作者:于向阳、李红娜 单位:石家庄学院) 区域经济论文: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对比 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通过政府的集中安排,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力图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格局协调并保持区域分配合理。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值得思考和借鉴。 一、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差异分析 1、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差异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联邦政府的区域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与美国奉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相吻合。尽可能让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始终是美国经济理论的主流,也是历届政府遵守的信条。与此相应,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公共政策,政府投资项目以基础设施、兴办教育、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为主,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中渗透着尽可能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理论,非国有资产的流动,都遵循“逐利而往”的原则。 德国采取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在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时,又重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负有的责任,与其它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制定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和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二是允许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力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将经济成就同社会进步相结合。 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总体上强调区域均衡发展,同时优先考虑国防与国家安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不断改革,我国在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做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对落后地区开发的时机差异 最早进行工业化的英国,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英国传统工业区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导致失业率大幅度增加。同时,原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不断拉大。这既动摇了英国经济总量原来长期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位,也带来了国内政治社会的不稳定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企图通过政府制定区域政策来干预和解决其区域问题的国家。 在原苏联,直到俄国发生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建立,才真正开始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主动对其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欠发达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最初的考虑主要是开发利用东部欠发达地区的森林、水利、能源等具有世界意义的优势资源,后来又出于必须赢得卫国战争的军事需要和国防安全目的,将落后地区资源开发与建设战略大后方以及缓解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西部落后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状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均衡发展为主线的宏观区域经济政策。第二次的实施背景是199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9年,同志在西安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3、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差异 美国基本上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全国发展计划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其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而改变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地区再开发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地区再开发管理局。鉴于地区再开发计划存在的不足,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开发管理局也变为经济开发署。 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是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来制定、完成的。联邦德国在1969年10月颁布的《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中规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由州来执行,联邦只起协调作用,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联邦提供区域经济促进费用的50%)。 中国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分工合理、职能明确的区域管理机构。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价都需要一定的机构来负责,这种机构不论采取何种模式设置,都是立法的产物。而且,必须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对区域政策负责。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国国务院组成部委共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共17个,国务院办事机构共6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共9个。其中有许多涉及地方发展援助,各有一定的资源,但无一协调区域行动的机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部门与区域冲突有加剧之势,区域问题增多要求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 二、中外区域经济政策共同之处 1、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的规律性演化使得区域政策具有某种相似性 区域经济政策是为了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存在的。建国至今,中国的区域问题的变化,同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曾出现的区域问题的演变路径有类似之处。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区域问题的出现与演变存在一个规律:在前工业化时期与工业化初期,主要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与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平衡;而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后,区域差距扩大及由此而产生的区域经济矛盾与冲突成为重要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接近中等发达水平时,那些曾经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区域开始出现膨胀或萧条。 中国的区域问题同样表现出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突出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和生产力地区布局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剧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同时带来了区域间剧烈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近年来,老工业基地的老化和部分发达城市地区的膨胀问题也开始充分显现出来。 2、国家计划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宏观指导具有普遍性 自从区域政策开始被运用到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中来,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就带有明显的国家计划的色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国家干预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不论是在有计划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有自由经济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来,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日本1950年便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设置北海道开发厅,随后又制定了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九州、四国等开发计划也相继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形成。 在对落后地区开发的过程中,国家计划的运用一般还与经济的不发达程度相关,即不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通常对国家计划的作用抱以更大的期望,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对其进行 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开发扶持,这些地区国家计划的作用程度常常比较深刻。 3、在开发落后地区过程中国家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国家投资的投向和规模对经济开发局面的形成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但国家投资的主体地位仍非同寻常,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外部资金的注入对其发展有特殊意义,但一般的工商业投资必须有利益预期的保证,现实的环境使之不愿冒此风险。商业性投资的观望加强了不发达地区对国家政策性投资的期望和国家投资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关键作用。 4、民族文化因素伴随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英国是一个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不同地区和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国内各地区间的离心和向心趋势自古有之。当英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兴盛时期,英国各个地区民族凝聚力增强,从而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但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各个地区的离心趋势开始增强。促进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边缘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成为英国政府不可小视的一个问题。 巴西的地区经济差距属于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遗产。巴西在解决南北差距问题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长期的差距对国民心理的影响。1991年12月11日的巴西《这就是》周刊汇集了一些南方人对北方人的看法,被采访者大多使用了游民、无赖、懒汉等字眼,这种偏见构成了南方分立运动的思想基础。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西部大开发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举措。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6%,全国八个民族省区全部在西部,西部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正是因为西部是多民族的聚居与活动之地,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中,西部地区有扮演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角色。所以,中国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民族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民族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各国的实践充分表明在解决区域经济问题、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政策的科学制定与实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地区差距明显、区域问题突出的我国,在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认真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体制、时展背景等各方面的异同,在尽快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的基础上,遵循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演化的规律,尊重不同地区人民的民族感情,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尤其在开发落后地区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 区域经济论文: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加快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必须大力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创新体制,健全制度,严格监督,实现政府角色定位的准确化、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管理效益的最大化,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行政效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1、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优化投资软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良好的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关乎形象,关乎企业和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在当前十分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区域经济发展对软环境依存度越来越高,软环境已经成为一种高潜质的发展资源,软环境已经成为优势突现的竞争实力。哪个地方投资软环境好,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快。如果不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就会坐失良机。失去一次机遇往往就会失去一个发展阶段,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再说,现在的发展是在高效率、高速度、高质量的过程中进行,如果没有一个高效务实的政府机构与之相适应,要想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开展行政效能建设,改善发展软环境,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依法行政,创设市场经济法制环境。建设效能型政府,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行为法定化。行政效能建设犹如勒紧野马的缰绳,可以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政府的决定、命令,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保障政令畅通;可以及时纠正各种不当行政行为,依法惩治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及消极腐败现象,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高效行政,降低经济发展的商务成本。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规范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各类办事环节和相关收费,构建一个反应敏捷、效率一流的政府服务体系,凸显一个地区低廉的商务成本优势,从而营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 三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廉洁从政,提供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及时地发现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改进管理办法,完善规章制度,健全监督机制,减少不廉行为的发生。通过效能建设,可以推进政务公开,使行政权力的运行更加透明,从而清除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污染源,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 2、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符合投资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好的环境不仅能吸引投资,加快经济发展,也是不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行政效能低下,不仅难以保证政府工作目标的实现,还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政府的形象。 (1)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各级干部的发展意识、开放意识、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意识明显增强,工作作风、服务质量明显改进,工作节奏明显加快,行政效率明显提高,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执行政策水平明显提高,“三乱”现象明显减少,努力营造开明、开放、优惠的政策环境,高效、快捷、优质的服务环境,文明、诚信、热情的人文环境,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2)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增强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举措。通过行政效能建设,不断优化工作层面、政策层面、体制层面的发展环境,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投资成本,为各类投资者创造公开、公正、高效的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对人才流、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吸引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实践“亲民、利民、爱民”的具体体现。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找准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切入点和结合,使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单位党员干部增强为民服务意识,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做到深入、深入、再深入,扎实、扎实、再扎实。特别是多到困难大、群众意见多、工作基础差的地方去,团结那里的群众一起克服困难,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通过及时的、持续不断的便民、利民活动,使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就业、住房、医疗、环境、治安等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让群众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取得实际利益,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和实惠。 二、当前行政效能建设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近几年来,各级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改变作风、服务群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离“三个代表”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还有较大的距离,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是服务态度差。当前,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仍存在“脸难看,门难进,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办事态度生硬,庸俗关系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业务不熟,答复问题前后不一,不能做到一口清。二是办事效率低。一些单位人浮于事,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办事效率低下;有些部门全局观念淡薄,部门利益至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拖而不办,不了了之;一些部门的办事环节繁琐,审批事项过多,达不到精简高效的目的。三是管理不规范。行政管理比较混乱和无序,不该管的到处管,该管的没管好,没有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管理,随意性比较大,责权利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部分干部的服务理念淡薄。服务观念显失,不能换位思考,这是行政机关效能不高的首要原 因。有些部门的领导及部分工作人员对自身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社会责任感淡漠,服务意识淡化,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过分强调部门利益和个人收入。有的还把手中的权力当作“私有财产”,随意处置。二是部门的职能划分不科学。首先是行政权力划分不合理,权力设置科学性缺少,表现在没有充分放权,没有科学分权,没有有效制权。其次是行政职能配置不科学。行政职能范围过于广泛和庞杂,即所有的社会事务都纳入行政管理的范围,其结果是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未管好。其次是行政职能方式过细。即过分重视微观管理,从而造成政府一方面越俎代庖,影响了社会基本单位的积极性,压制了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又无暇或无法充分顾及全社会的宏观性事务,导致宏观失控,带来人为的无序状态。三是监督机制严肃性缺乏。目前监督的机构多,队伍庞大,但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且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监督的实效没有真正体现,因此对行政权力的运用缺乏有效制约。另外,多数部门责任追究的意识淡薄,责任追究的办法缺少。 三、实现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途径 行政效能就是生产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区域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已经演变为发展环境的竞争。谁能够率先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人们普遍向往的良好环境,谁就能率先抓住机遇,率先赢得发展。而营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行政效能建设是根本途径。 因此,要实现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应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才能奏效。 (一)从理念层面必须强化四种观念 1、抓住一个核心,即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法为民。作为行政效能建设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要树立“公仆”意识和“群众”观念,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能是人民的老爷。因此,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应当是为人民做奉献,为群众谋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力尽所能,想方设法解决群众的急难困苦。只有树立公仆意识、群众观念,尽力为人民群众多办事办好事,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才能树立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围绕一个轴心,即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做到简政放权,减少干预。行政效能建设要坚持办事效率和办事程序的统一,在行政效能建设中,我们强调提高效率,主要是为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事拖拉,遇事扯皮等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关要加强宏观调控,简政放权,减少干预,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 3、突出一个中心,即变“管理型”为“服务型”,做到转变作风,优化服务。“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时刻要有“服务”意识,心里要有老百姓,要转变作风、优化服务,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变“管理型”为“服务型”。 4、紧扣一个重心,即变“允许型”为“禁止型”,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制经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当今民主政治社会的主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制无法无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是在各级政府和机关工作人员中依然存在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这不仅影响政府的效能,而且影响政府的形象,更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为此,要严格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变“允许型”为“禁止型”。 (二)从操作层面必须做到三个坚持 1、坚持改革拉动,为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创设体制机制性条件 一要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世贸组织规则相接轨的行政审批体制,深化便民服务中心的建设工作,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 二要积极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疏通干部进出渠道。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严格干部管理任用制度,减少委任制,扩大选任制,完善票决制。 三要逐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收支分离”。严格按照中央关于财政体制改革方面的有关规定,认真落实新政策、新制度,努力实行收支两条线。 2、坚持制度推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平台 行政效能建设需要和依靠有关制度作保障,才能体现其公平性、持久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一要完善行政决策制度,实现科学化。决策的绩效是最大的绩效,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要完善决策规则,实行决策前的论证制,决策中的票决制,决策后的责任制。凡是政府的决策都要符合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以避免决策的随意和不科学。 二要完善机关办事制度,实现公开化。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务透明度,保证一切行政行为都在阳光下操作。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步伐,探索推行网上申报、网上注册登记、网上审批、网上招投标等办公方式,以科学合理的办事流程,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段限制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行政决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三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实现规范化。行政机关要科学配置管理资源,优化机关管理要素,合理划分各个岗位和各个环节的事权,做到职责明确,关系理顺,制约有效,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整体效益。 3、坚持人文促动,激发服务主体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一要加强教育引导,畅通信息渠道,体现预警性。通过经常性的教育引导,强化广大机关干部的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廉洁意识和效能意识;继续深化行风评议工作,办好“行风直播室”,多渠道收集、整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畅通群众投诉渠道,花大力气建好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建立健全各部门的投诉机制。 二要形成监督合力,加大追究力度,体现惩戒性。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财政、物价、审计 、监察等专门监督以及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的作用,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突出重点部门、重点项目和重点对象,实施纪律检查和效能监察,哪里不落实就跟踪到哪里,哪里难推动就督查到哪里,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制订出台和严格执行有关损害和影响经济发展环境责任追究办法。各部门也要加强对“神经末梢”的监督管理,认真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切实解决“肠梗阻”现象。建立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三要完善绩效考核,提高福利待遇,体现激励性。要明确牵头部门,抓紧调研测算,尽快实现工资外收入分配统一,提高公务员福利待遇,建立并逐渐增加公务员廉洁从政的收入预期和不廉腐败行为的成本预期,使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岗位,不愿以身试法。同时,加强绩效考核,从而逐步建立起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保护干部依法、高效、廉洁从政的利益格局。 区域经济论文:国际贸易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之我见 一、带来了区域内部经济的增长 由于地区经济自主权益性的增强,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要研究具体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首先研究其经济增长问题。而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和联系,可见要表述为经济增长加经济社会进步等于经济发展。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量的个性,而进步是其质的特性。所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应注重增长问题的研究,才能运用其运动规律,通过产出总量的增长,为改善环境创造条件,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发展战略所需的政策工具日益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传统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重要性降低。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无论在主观需要还是客观条件上,我们都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通过积极吸引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并与自身资源相结合,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对区域内部产业结构推进起了巨大作用 从进口贸易促进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机制作用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进口贸易通过需求信号刺激区域供给机能发挥作用,推动区域新产业的滋生和成长,进口区内所没有的产品使消费者偏好逐渐向这些新产品转移,导致区域内需求结构发生变动,当这种需求刺激信息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吸引区域内投资于这类产品的生产:二是进口贸易通过引进国内外的技术或引进生产线,可以加速区域产业的成长。引进先进技术将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活的生产力因素,从而使区域经济活动集聚和吸纳功能不断增强,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系统优化功能的发挥。 值得指出的是,出口和进口不是孤立的对区域产业结构起作用,凡是成功地实施外贸推动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其进、出口之间都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区域内部可有效地利用进、出口把区域内相对落后地区产业结构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较高的互补关系,不仅可以极大地实现地区的比较利益,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本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提高了区域内部就业水平 解决就业问题,不应是一个被动安排现有劳动人口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努力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过程。根据贸易和就业的关系,当出口大于进口时,按照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贸易顺差越大,一国国民收入增加量就越大,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在通常情况下,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战略会促进就业较快的增加。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就业资源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要把就业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通过各种措施扩大国际交换,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争取把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到我国来。就区域内部的情况而一言,“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简单等同于GDP增长是硬道理。GDP规模再大,若就业规模没有相应的、按一定比例的增长,那么社会稳定就无法保证。因此,面对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资源相对稀缺的区域内部,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开放服务业,巩固传统市场和开拓新兴的市场,积极吸引FDI,这样可以利用工业国的剩余资本,为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劳动力丰裕是区域内部的优势,通过扩大劳务输出可以减缓就业压力。通常在进出口贸易中扩大劳务输出有两种措施:一是隐性劳务输出,在出口商品中提高物化劳动含量,在进口商品中提高技术含量,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生产,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增加就业机会,通过国际贸易扩大潜在的就业含量;二是显性劳务输出,即劳务出口,让劳动力在境外工作或进入国际劳务市场,后者发展潜力很大。 四、加大了FDI的引入 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短缺是不发达经济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任何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支撑,从世界范围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大量资本的流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成为资本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贸易量越大在现实条件下与其可得的外资流入量就越多,但在不发达的区域内部,其出口向资本品转换能力很弱,使之在获得资本品的国际借贷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大量外资的引进和利用,不但弥补了省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带动了产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区之间利用外资的差距比较大,发展很不平衡。随着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步伐加速,区域内部在资金、政策等方面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与倾斜,在利用外资方面得到了重大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结构、形势更趋多样化,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弥补和缓解了建设资金不足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促进了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上面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以上几个方面的作用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反过来又可以综合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是区域内部地区开放经济体制下利用外贸作用机制促进其经济发展的表现。我们要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探讨区域内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利用外贸促进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对策。 区域经济论文:谈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界定的法律问题 【论文摘要】随着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已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各省市政府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如何定位其职能进行探讨研究,统筹区域经济规划,加强宏观调控,努力建立区域经济协调机制,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论文关键词】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宏观调控 环渤海区域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蒙古中东部。环渤海地区处于日渐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和对外交往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中国北方核心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环渤海地区具备良好的基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组合优势尤为突出,同时环渤海地区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洋经济”和“大陆经济”的连接枢纽,强大的创新能力、发达的金融业也使这里成为外商在北方投资最密集的地区。全球80多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其中40%以上设在北京;而天津拥有的外商投资企业有1万余家;大连的外资企业数量和质量在全国达到一流。环渤海地区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区。① 环渤海地区已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第三个大规模区域制造中心。环渤海地区在保持了诸如钢铁、原油、原盐等传统的资源依托型产品优势,同时新兴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发展迅猛。环渤海区域经济已进入到一个跨越式发展期,未来环渤海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大,渤海区域沿海经济走廊相互协作的逐步深入,环渤海5省市提速发展的态势将会进一步明显。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由此带动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也将为“环渤海经济圈”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环渤海地区未来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环渤海经济圈是保证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核心地区,是“三北”地区发展的引擎,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沿,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日益显现。但随着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已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 二战后,随着区域合作组织如欧盟、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非盟等等成立与发展,国际间这种经济合作组织已经迅速得以发展,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根据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有关国际上区域集团引起的“管辖权统一”的理论,“管辖权统一”对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种制约,它极大地减少了贸易壁垒的长度,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奥尔森指出:“由于在相互独立的国家之间实行了自由贸易,就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再利用政府的强制权利来加强卡特尔组织所需要的对产出的限制了。同时,也没有任何方式在所有国家中间再去建立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法律,因为并没有任何共同的政府存在。”奥尔森所谓的“管辖权统一”就是指国家间经济合作制度。“管辖权统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间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同样也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省市之间的合作。 (一)进一步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的作用,加大区域间政府的合作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前提下,加强区域联合发展已成为环渤海各省市的共识。目前,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为代表的协调机制。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通过20多年来的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为环渤海区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环渤海乃至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如2004年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通过了《2?12廊坊共识》、《5?21北京建议》、《6?26廊坊框架》,第一次将环渤海的发展与东北亚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一次建立了官、学、商共同参与的政府推动、市场驱动的对话磋商机制,第一次实现了环渤海地区领导人联手打造中国第三增长极的“全家福”;2008年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的天津倡议》确定了环渤海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给环渤海区域合作带来崭新的工作局面。 自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以来,各成员市围绕《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天津倡议》和工作议案狠抓落实,环渤海区域合作不断扩大,经贸交流日趋活跃,合作成果日益显着,科技、交通、旅游、环保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更加完善和健全。同时,还分别成立环渤海区域环保合作网络组织、环渤海区域口岸合作组织、环渤海区域人才协作联盟。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环渤海地区项目合作签约仪式,集中签订了16个合作项目,合作金额达182.69亿元。 (二)加强政府协调机制,逐步建立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区域协调机构 政府要在环渤海城市群中发挥协调作用,逐步由低层次松散型到高层次紧密型的环渤海区域性协调机构,作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组织保障体系,本着共同发展的目的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综合安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资源开发等内容,协调解决区域联合的重大事项,制定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统一指挥与协调权威性机构,以利于形成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各级政府应建立政府协作、区域合作市场中介组织参与等法律制度,保证在区域横向合作活动中,政府逐步实现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从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高成本型政府转变为高效率型政府、从传统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为了协调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保证区域横向合作 计划的有效实施,各级政府还可以考虑成立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构或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负责区域经济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监督。同时为发挥区域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建立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协调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应由区域内各类企业自愿参与,代表区域内企业的共同利益,反映企业的共同要求和愿望,沟通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加强行业的内部协作关系,搞好区域内企业的自身管理,促进区域性各类企业的共同发展。 此外,为适应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渤海区域间政府应在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市长联系会作用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建立环渤海区域间协调机制,包括社会团体、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行业协会等之间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系。还可以针对区域经济联合的具体合作内容成立相关专题工作组,协调区域合作中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问题,以谋求共同发展的目标。 区域间各级政府多层次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走向成功的关键。目前,环渤海区域发展的种种制约和障碍清楚地表明,区域内各省市间迫切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管辖权统一”,以消除地方壁垒,减小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约,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顺利形成。各级政府应当把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从提高区域间联合紧密度、健全统一的市场机制、建立交流合作长效机制、提升区域合作层次等方面入手,通过组建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从深层次上推动了区域合作的发展。 二、充分利用环渤海的科技资源优势,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竞争力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科技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环渤海经济圈已经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电子、汽车、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开始形成。北京有中国最大的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科研、贸易、生产基地,集中了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的优秀人才;天津开发区已成长为环渤海沿海经济活跃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IT制造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等生产基地;各级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充分利用环渤海区域的强大科技资源优势,制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规定,鼓励本地企业创造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进而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各地政府应推动和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强重大科研课题的联合攻关,加快建立区域科技项目合作机制和成果转化平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并且,结合本地实际,对与外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重大科研课题合作研发的当事人给予各种优惠和扶持政策,包括提供资金资助、给予物质奖励、优先职称评定和聘用等方面,以此发展研发机构,建立科技服务体系,培育自主品牌,提高技术研发转化能力。应建立健全人才合作交流机制和区域性人才市场,完善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区域内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鼓励和保障人力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各地政府应该对流动人才的户籍迁移、社会保障、子女的入学入托等问题给予当地居民同样待遇。充分利用本地区高科技人员集中的优势,进一步发展跨区域、跨国际的科工贸、科工农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体,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 政府可以采取适当优惠扶持鼓励建立区域内技术市场,完善持续激励自主创新和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体现技术参与收益分配的制度,加大鼓励区域间技术服务优惠政策的力度,对科技中介机构开展区域间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给予税收扶持;加强区域技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技术市场公共服务能力,大力推进技术市场的信息化建设,结合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建立面向社会、辐射全国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支持区域性技术交易网络的建设。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口岸最集中的地区,是最大的粮食、煤炭、原油等进出口物资中转基地。要充分发挥本地区港口群的优势,扩大国内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尽快实现与国际市场对接,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联合发展,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三、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制订区域宏观调控法律规范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区域间各省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不正当竞争、地区保护和市场条块分割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环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要打破行政和市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则必须依赖政府的宏观调控。美国为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并制定了相应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为了对落后地区进行治理开发和促进经济发展,美国分别于1933年通过了《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流域开发法》、1961年颁布《地区再开发法》、1965年《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一系列法案,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负责领导、组织管理和规划落后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这些立法举措,一方面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级主体的行为提供了法律规范,同时也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协调机制。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注重依靠法律制度来保证其实施,这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主要措施,这一成功经验,也完全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的完善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并且,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基本性宏观调控立法还处于空白。由于没有统一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从而也使得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难以建立,也就无法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尽快制订宏观调控基本法是极其必要的。但在没有基本法的前提下,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也应积极探讨制订相关的法律性文件,予以促进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目前,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实行联席会议制度,自2004年以来,环渤海经济合作联席会议通过了《廊坊共识》、《北京倡议》、《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即《廊坊框架》),以及《中国北方环渤海11城市旅游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环渤海信息产业合作框架协议》等专门性文件。这些文件就其性质来看,都是政府间的协议,属于行政契约,而不是法律性文件;就其内容来看,大多是一些原则性规定,以及各省市政府间一种意向或共识,对于经济合作协调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并不多,且缺乏相应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对于文件相关的解释、合作争议的解决、违约责任的承担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这种缺乏法律强制机制和实施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具有稳定性,也就无法起到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因此,环渤海区域政府应当积极探索,本着合作的精神与共同发展的目的,达成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区域性法律规范文件,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环渤海区域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四、建立并完善环渤海区域性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促进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 一个区域性共同市场的形成,依赖于一个区域层次乃至全国层次的健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制度。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其内在要求是确保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上上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规则;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管理要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各省市政府应当制订适合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统一制度和政策,加强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要从区域大局出发,修改、制订或逐步取消妨碍区域市场一体化形成的相关制度与政策,在税收优惠、招商引资、资金扶持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政策上力争统一协调,保证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享受同等待遇;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环渤海地区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的投资,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地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扶持和重视私有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经济,增加环渤海经济圈的竞争力 区域经济论文: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 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 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外围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 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纵观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领域的研究相比,显得比较幼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虽然从最初不为传统史学主流所承认的边缘位置起步,到21世纪初以一个生机勃勃的前沿性的姿态展现于史学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学术规范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等等。 最后仅引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假如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它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 区域经济论文:川南五市(乐山、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区域经济协作前景分析 川南五市(乐山、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区域经济协作前景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突出的时代趋势和现象,而区域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建立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自身发展及对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影响,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增长极有产业和空间两种相辅相成的表现形式:产业上表现为能够带动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增长的“主导产业”;空间上表现为“主导产业”所在地形成的“增长中心”。对于人口众多的区域经济来说,这种增长极,单靠个别产业和个别城市是无法承担的,而必须依靠主导产业体系及其所在的城市群共同支撑。在有城市群的经济区域中,由于整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形成区域增长极,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在城市群内部,多个经济增长极构成网状系统,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使各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地区都得到了发展,从而使城市群本身也得到快速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城市群无可置疑地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处于集聚和创造财富的中心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群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群逐步成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实现形式,特别是沿海地区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面向世界的富有开放性的城市体系。整个东部省份,无一不具有两个中心城市及其所带动的城市群:如辽宁省14个省辖市,基本分为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城市群和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城市群;山东除了发展较快的省会城市济南之外,也形成了以副省级城市青岛为核心的青、烟、威半岛城市群;另外还有江苏的南京、苏州及其苏、锡、常城市群;浙江的杭州、宁波城市群;福建的福州、厦门及其厦、漳、泉城市群;广东的/!/广州、深圳及其深、珠、惠、中山、江门城市群等等,有力地拉动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目前,四川在西部已基本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成德绵城市群。这个城市群符合中央提出的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用地少、就业多、要素聚集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标准,这个城市群对带动四川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与东部省份相比,四川仅有一个城市群作为增长极是不够的。而地处成渝腹心地带的内江、自贡、宜宾、乐山、泸州5个川南城市,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城市群。 川南五市地域面积4.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0;人口2100万,占全省近四分之一;本地生产总值1360亿元,占全省五分之一,是除成、德、绵之外的四川第二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率比较高,5市全部工业增加值530亿元,占生产总值的40,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也高于成都、绵阳的比重。五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70亿元,占全省的24,工业利润73亿元,占全省三分之一强。在川南打造重化工业城市群,有五大有利条件: 第一,有协作基础。从地域区位和历史渊源上看,川南城市群互动发展、区域整合有良好的基础。一方面,川南城市开发较早,布局紧密,在地理上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群。另一方面,川南五市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在市场的互补性、资源的互补性、产业的互补性及经济发展的依存度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已经呈现出分工与合作密切、相互融合、共生互补的一体化发展态势。 第二、有产业支撑。一是化工,川南有全省最集中的天然气化工、盐碱化工、化纤、高分子化工等产业,覆盖无机化工、有机化工、高分子化工等全部领域,在化工科研,特别是高分子合成材料研究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二是食品,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占了全省名酒的一半,产量占了全省的70,名酒的品牌效应在全国屈指可数。三是通用机械,有锅炉、机床、起重机械、泵阀等。四是新材料,川南的高分子材料、合金材料、碳黑材料、焊接材料、磁性材料、核材料,在四川唯一,全国领先。国家商务部已意向性同意在自贡建新材料出口基地。川南五市大中型企业科技力量较强,有1.69万人从事科技活动,占全省的23。五是旅游,乐山、宜宾、自贡的大佛、恐龙、竹海、石海、古镇、民俗旅游等资源得天独厚。川南的以上五大产业,已基本形成产业集群,正拓展产业链,其产业优势在全国同行业中有领先地位或独占优势。经过培育壮大,不仅能支撑川南的发展,而且能拉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第三、有资源依靠。川南具有较为齐全的能源资源。天然气虽已走过盛产期,但储量800亿立方米,仍占全省储量的30以上,支撑川南发展是有保障的。具有全省最多的煤炭资源,其保有储量占全省储量120亿吨的65,是支撑全省火电发展的主要煤炭基地。宜宾向家坝水电站,是目前四川开发的最大水电站,装机规模超过四川现有全部电力装机的一半。川南的能源配置,可以确保川南有最佳的水、火电结构,也可为全省的水、火电结构合理化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川南的盐卤资源200亿吨以上,还可开采上千年,这为川南的化工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川南农产品资源丰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21,粮食产量占全省的23,为食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第四、有交通支持。川南是全省唯一有条件发展立体交通的区域。五市间距离均在100公里左右,全部通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比重为70,比全省水平高4个百分点;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46.54公里,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分别占全省的22和28。其中内宜高速公路贯通三市,是四川公路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五市全部通铁路,其中内昆线是四川到广东最短的线路。五市境内有宜宾、泸州机场,虽然规模较小,但宜宾机场是目前全省唯一盈利的支线机场。五市大多通航运,其中乐山、泸州、宜宾是省内主要的水运港,泸州是全省唯一发展的集装箱港。如能对沱江航道进行整治,使内江、自贡也能进入航运,则川南有全省最便宜的出海通道,由此可以构建云、贵、川三省的物流结点。 第五、有腹地依托。川南城市群不仅可以依托川渝广大的盆地作为其依托的腹地,而且可以辐射贵州的遵义、毕节、六盘水地区及云南的昭通地区。 加强川南区域经济合作,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市场、科技、政策、资本四个方面加强产业整合,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比较优势和特色经济是经济合作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川南五市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历史基础。如何进一步加强产业整合,加快形成比较优势突出、互补性强的特色产业集群,是加强协作区内经济合作的首要任务。我认为,应重点从市场、科技、政策、资金四个方面加强整合,把各地区的资源市场以及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结合起来,以市场拓展引导产业方向,以科技开发提升产业层次,以政策统一降低交易成本,资本运作支撑产业发展,形成带动各地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 综合优势。市场上,消除一切人为的市场壁垒,形成商品自由流动、人员自由进出、合作自由进行的统一市场。重点是全面建成各协作市区间全方位的“绿色通道”,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各地市场上取得“绿卡’,并有在各地市场销售的权利,各地的经营主体都可以平等取得经营权资格等。 科技上,开展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智力支持,可筛选一批市场前景好、竞争优势强、带动效应大的高新技术项目,以此为载体加强各成员之间的科技、人才交流合作,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 政策上,应参照WTO的基本精神,制订和修订产业政策,包括产业发展纲要、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区域性产业转移、产业分工和整合、鼓励扶持补贴政策等,鼓励各类经济主体自由地进行资产重组、企业并购和产业转移。 资本上,应在吸引社会投资资本和国内外投资银行的同时,在经济协作区域内统一行动,加快产业资本证券化,培育各级各类金融市场,为企业增加募集资金的渠道。 第二,从方式、内容、主体、组织四个方面创新合作机制,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合作方式上,要从偏重于单个企业,逐步转向行业组合、条块联手、内外结合等方面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合作内容上,要从偏重于投资办厂,转向既有投资、又有技术管理、市场拓展、教育培训、咨询信息等各种服务相互渗透的合作。合作主体上,要从偏重本地国有企业转向动员各类经济和社会组织,联合协作区及区域外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合作组织上,要从偏重于一般性的牵线搭桥,转向统筹协调、政策引导、规划导向和改善环境的综合性组织。 第三,从互信、投入、机制、产业四个方面协调行动,推进生态环境建设。 切实搞好环境保护,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不仅与川南五市的发展环境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大计。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关联性,需要经济协作区内各成员的共同努力和统一行动。要形成建设西部美好家园的共识,增强互信,加大投入,建立机制,形成产业,联手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一是各方应互不向对方城市和农村扩散污染工业,不新建污染企业,互不允许开办从事破坏绿色植被、水体、空气的产业,相互配合处理好各种纠纷。二是各方共同努力争取国家对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支特,继续抓好长江上游生态工程建设,加快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共同防治区域性环境污染。三是各方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尽快建立合同性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形成合作共建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和生态利益共享机制。四是各方统一规划环保产业,协同发展循环经济,共同推进无污染、无公害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川南城市群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既需要国家相关部委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协调和推动,也需要川南五市之间的合作和努力,同时更离不开重庆经济协作区发展的带动。为此,在考虑川南城市群的构建中,应重点研究好以下问题: 一、城市群发展规划问题 城市群的发展必须以一个统一的规划为基础。应加强对川南城市群区域规划的组织协调,由省里组织省内相关部门、有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与规划编制工作,川南五市配合,联合编制川南城市群发展规划,将规划制定落实到一批跨地区的、有利于共同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态环境等建设项目上,并列入全省“十一五”期的项目建设的重点,从资金、政策上加以支持。同时,建立川南城市群组织互动机制。作为规划区域主体的川南五市,应着手建立一系列有效的组织工作制度,如定期的五市政府领导峰会、五市企业家峰会、五市经济协作会、政府职能部门对流会以及方便社会各界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搭建起五市之间的协作桥梁。 二、中心城市建设问题 中心城市是城市群发展的制高点,其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因此,加强川南中心城市建设是发展川南城市群的当务之急。中心城市的加速发展有其内在必然性,市场机制将扮演越来越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完全自发的市场活动并不能使城市规模、布局结构达到最优,所以建议省政府能够有意识地选择1-2个基础和发展潜力较好的城市作为重点支持城市,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促进要素集聚,增强城市功能,扩大城市规模,推动其加速发展成100万-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并成为川南城市群的中心。 三、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规模经济建设,城市群内有一个规划统一、布局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既节约投资又提高效率。因此,川南各市应在城市群发展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来制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子规划。要加强全区域的统一规划与协调,在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既要考虑满足各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又要从全区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出发,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当前,应以打造五市1小时经济圈为目标,在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布局上,从总体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形成全区域统一、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加速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有效解决各城市资源有限和市场不足的问题,得以更好地发展,进而形成高效方便的现代化城市群。在机场建设上,以宜宾机场为基础,通过改造扩建提高其运输能力;在港口建设上,实施沱江航道整治、加快泸州集装箱港口建设,改造、建设乐山、宜宾、自贡各主要码头;在铁路建设上,启动由峨眉至乐山、自贡、隆昌的峨隆路项目,连接成昆线、成渝线,提高川南五市的铁路综合运输能力;在公路建设上,新建乐山经宜宾、泸州至重庆、乐山经井研、自贡到泸州的高速公路,向南延伸隆纳高速公路至贵州界,向东延伸内宜高速公路至遂宁,打通川南至川中的快速通道,加上现有的成渝、内宜、隆纳三条高速公路,形成川南城市群三横两纵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分工问题 强化产业整合,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全区域的竞争能力,是建设以城市群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问题。各市不宜强调在自身行政区划内培育和形成所谓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避免生产力布局重复和产业结构雷同现象。建议由省发改委牵头,确定川南五市产业发展方向和生产力布局,五市在省里的统一协调下,重点在产业互动、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专业协作等方面合理规划,在川南区域性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定位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因地制宜地配合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我认为,当前,川南地区应重点发展三大主导产业:一是能 源工业。以煤电、水电相结合,抓紧向家坝、溪落渡等特大型水电站前期工作,建设川南最大的筠连煤田及宜宾黄楠庄火电站、筠连坑口电站,有效发挥自贡电力集输中心和西电东输的枢纽功能,从而使川南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水火并举的大型能源基地。二是化工产业。综合开发硫磷、天然气、岩盐和盐卤资源,继续扩大盐化工、天然气化工优势,加快建设硫磷化工,使之逐步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独具特色的综合化工基地。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点两带格局,即以自贡、泸州、宜宾三城市为核心,沿长江和内宜铁路及其支线形成两个化工产业带。宜宾以硫磷化工为主,发展高效复合肥料,并依托天原化工厂发展氯碱和精细化工;泸州以天然气化工为主,发展尿素、磷铵、有机化工原料、合成材料、精细化工;乐山、自贡以盐化工为主,发展两碱、甲烷氯化物、氟材料和其它精细化工。三是旅游产业。整体开发以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区和自贡恐龙-宜宾蜀南竹海风景区为重点的川南旅游资源,突出自然生态旅游、佛教文化旅游、盐史文化旅游和名人故里红色旅游四个主题,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建设一批经典景区。在围绕上述三大产业发展的同时,各市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着力于发展特色产业,提高食品、机械、造纸、新材料等重要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实行差别化发展,以形成区域内合理分工和梯度互补的产业体系,进而实现川南城市群产业趋同化竞争到产业协作化互补、由产业的点分布到产业带聚集的转变。构建川南城市群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区域发展的创新实践,不但需要积极的态度,也需要务实的作风,更需要创新的勇气。 区域经济论文: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究 一、数据处理与测算 本文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河北省统计年鉴》及《河北经济年鉴》。(1)提取主成分。利用SPSS19.0软件对处理后的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前3个主成分累计总方差达到91.123%,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选取前三个主成分来概括原始变量。(2)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以表示为三个主成分与其对应的贡献率乘积的累加,即得到各主成分与各指标之间的关系,由此计算得到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如表2所示。(3)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预警区间。根据3σ法的理论,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选取1倍标准差和2倍标准差作为预警区间的界限。由SPSS19.0得到统计指标数据的均值E=1.389和标准差σ=1.165。根据3σ法计算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预警区间,其中,(-∞,-0.941)、(3.919,+∞)为异常区间,(-0.941,0.224)、(2.552,3.919)为基本正常区间,(0.224,2.552)为正常区间。 二、研究结果分析 由指标的组成可知,本文中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度指数表示的是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相适应程度。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小,表明房地产业发展相对于区域经济而言过于缓慢;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大,则表明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过快,超过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这时便会出现房地产业市场过热的情况,并且有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危险。将表2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视化为折线图,如图1。由图1可看出,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总体处于较稳定状态。从2001年到2009年,协调度指数K波动上升,到2009年达到目前最大值,之后逐年下降,开始稳定波动。结合原始数据以及图表分析可得,2002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此时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性较差,协调度指数为0.835,位于基本正常区间。从2003年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趋于稳定,此时协调情况有所好转,协调度指数进入到正常区间。2004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情况又趋明显,此时协调度指数减小,滑落到正常区间的边缘。2005年以来,国家在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加大了调控力度,河北省房地产市场也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从2005年到2008年,协调度指数保持在正常区间范围。2009年,河北省跟随国家政策,出台了相关政策刺激房市,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协调度指数骤然增大到4.110,处于异常区间的边缘。201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政策由此前的支持转向抑制投机,先后采取了土地、金融、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河北省房地产业的供需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因此,协调度指数从2010年开始下降,2010—2012年均处于正常区间范围。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河北省房地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的计算,可以得出,从2001年到2012年,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情况基本处于正常状态。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以上所得结论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建议。1.建立完善的房地产业预警指标体系,完善房地产业预警系统。在建立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性定量分析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度预警体系指数的实时监控,及时纠正房地产业运行过程出现的偏差,为房地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2.探索建立保证房地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房地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从制度和科技两个方面考虑。在制度方面,根据国家对房地产相关政策,如土地政策、金融政策、财税体制和住房保障等政策,结合河北省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价格监督机制;在科技方面,通过对住房信息的普查,建立完善的住房状况信息系统。这可以为科学分析住房需求、建立长效机制提供部分信息基础。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学论文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厦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 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应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着力提升第一产业,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产业结构;厦门 [正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应当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优先、快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带动第三产业,提升第一产业,使现代服务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 一、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 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先进制造业主要是指以先进制造技术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制造业,一般说来,其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生产效率高;三是创新能力强。对于厦门来说,发展先进制造业首先是适应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其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快速发展工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业强市的必然选择;再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构建“厦门制造”、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就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就难以提前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就难以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 1、做大做强三大支柱产业。厦门特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电子、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为主的制造业结构体系。综观厦门制造业,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明显优势:一是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厦门作为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对外、对内开放程度居于全国前列,尤其是利用外资水平较高、对外贸易活跃,加上四通八达的海陆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以及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使落户厦门的企业发展空间较大,整体竞争力较强。同时,经过这些年快速发展涌现出的一大批制造业骨干企业,如戴尔电子、金龙汽车、翔鹭石化等,也形成了较强的后发优势。二是较强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厦门地方不大,面积仅1569.3平方公里,但高等院校密集,尤其是厦门大学享誉海内外,每万人中大学生比例高居全国前列,企业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内地城市中排名第九位。三是有一定的市场优势。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厦门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目前已经和周边地区以及江西、广东等地初步形成了相互开放、相互衔接、相互依存的统一市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厦门先进制造业发展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集中体现在产业整体配套能力较弱、产业链条较短,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因此,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必须重点扶持发展一批关联性大、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和骨干项目,以延伸产业链,壮大产业规模,增强产业竞争力。 2、加快培育新兴产业。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纳米、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制造科技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就必须依靠高新技术,突破传统产业的限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大力发展例如光电产业、动漫游戏产业、环保设备制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产业。 3、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有机结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宜采取“点上突破,面上提升”的发展思路,督促落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在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升装备制造业水平的同时,加大用高新技术及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通过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方面使其能够满足原先不能达到的市场需求,并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另一方面促使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从而推动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为此,首先要通过实施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的技术与装备,并推进企业产品标准化,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这是传统产业接纳高新技术的前提与基础。其次,加快推进企业信息化。我们要充分利用当今世界信息革命浪潮所带来的契机,全面落实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大力实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提高制造业整体信息化水平。最后,坚持投资扩大与结构优化并重。要继续坚持实施投资带动战略,抓住扩大投资不放松,着力引导各种资金投入主导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重要装备制造业经济总量的扩大与质量的提高。同时,搞好投资结构的调整,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提高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及综合竞争力。 二、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兴旺发达程度是衡量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够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新的低成本支撑,为城市现代化拓宽多元化就业空间,为“富民优先”开辟低门槛创业途径,为经济结构调整建立节约型产业模式,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绿色增长方式,为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提供全面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厦门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均服务业占有量比重较大,但是,随着gdp的增长,第三产业产值虽然有所增长,但比重却呈下降 趋势。因此,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服务业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厦门经济发展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充分认识厦门发展服务业存在的差距、潜力和目标任务,要像重视发展制造业一样重视发展服务业,以抓开放型经济的力度来抓服务业。 1、重点发展为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服务业 一是现代物流业。现代物流是运输、储存、配送、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的有机组合,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撑,被誉为21世纪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厦门有港口、交通、产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现代物流业前景广阔。为此,我们要以打造国际中转港、赶超高雄港为目标,加快港口开发开放步伐,积极扩展港口功能,提高港口物流管理水平,深化“大通关”建设,推进区港联动、厦漳港口组合和海铁联运等三项工作,完善口岸服务功能,力争把厦门建设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二是科技服务业。要建立健全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推动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要建立财政资金支持创新创业的机制,健全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充分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要积极兴办各类科技服务机构,建设公共科技平台,提高科技资源社会共享程度。 三是金融服务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厦门发展金融业要以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为目标,着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精心培育金融市场,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鼓励发展民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快金融业开放步伐,特别要充分利用好与台湾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五缘”优势,抓住四大对台基地(即祖国大陆对台通商基地、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基地、海峡两岸旅游合作基地和农业合作基地)建设的契机,勇挑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的重任,大力引进台湾金融资源,吸引台资金融机构入驻,力争使厦门成为台资金融机构汇集地,并最终实现从经济特区向金融特区的转变。 四是会展服务业。会展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厦门充分发挥沿海城市、经济特区的优势,积极发展会展经济,为会展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后要继续以“9·8”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对台出口商品交易会和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为重点,加强与全国行业协会、国际会展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承办各类国际国内会议,发展国际化、专业化、贸易型为主的会展,举办具有产业和地方特色的会展,把厦门培植成海峡西岸的高层次会议、展览中心。要着力整合会展资源,扶持发展会展企业,加快会展业配套设施建设,完善会展服务体系和整体功能,争创厦门会展业的品牌优势。要充分发挥会展业的集聚辐射效应,延伸会展业产业链,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大力培育关联度大的新兴服务业 一是信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主要包括系统集成、软件等信息内容服务业和数字平台、网络等信息工具服务业。党的十六大把信息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信息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牢牢把握信息服务的新技术、新业态,坚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鼓励扩大信息消费相结合,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要加大信息资源整合力度,积极发展基于数字平台、移动通讯平台、宽带多媒体平台的信息增值业务,不断拓展网络增值服务,推进社会服务信息化。 二是旅游业。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对扩大消费需求、增强城市活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均具有重大关联带动作用。20__年厦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达1712.8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30.93亿元人民币。今后要围绕建设旅游强市为目标,充分发挥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和对台旅游区位优势,有效整合旅游资源,实施旅游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旅行社等大中型骨干旅游企业的培育和建设,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延伸旅游产业链,壮大旅游产业经济,建设并形成东南沿海的重要旅游口岸和国际性海滨旅游城市。要加强旅游区域协作,发展与邻近的漳州、泉州、龙岩的旅游互动,开辟跨区域旅游线路,加大旅游市场促销力度,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旅游市场格局。要积极争取国台办的政策支持,将现有的厦金旅游审批权下放至厦门,并开放大陆居民走厦金航线赴台旅游。要抓住厦门成为台胞包机新增航点的契机,加大厦门旅游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台胞、国际游客在厦通关、登陆。 三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以建设海峡西岸和东南沿海文化名城为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整合社会文化资源,落实文化产业政策,引导社会力量投资文化产业,尽力形成一批发展前景好、产业规模大、竞争能力强的文化产业群和文化产业集团。要充分利用厦门的环境资源和人才资源,大力发展音乐、艺术、舞蹈等特色教育,特别要发挥厦门作为全球三大油画生产基地的优势,从政策引导、产业规划、环境营造、市场拓展、人才培训等方面下功夫,提升油画产业的层次,做大做强油画产业。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厦门与台湾有着很密切的文化渊源,对台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厦门作为闽南文化的汇聚地,闽南的各种文化都能够在厦门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要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积极发挥先锋和主力作用,充分利用与台湾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地理位置毗邻的优势,狠抓有闽南特色(如歌仔戏)的文艺精品创作,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平台,全方位推进对台文化交流工作,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3、全面提升直接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消费性服务业 一是现代商贸业。一方面,要从“扬长”出发,依托厦门的人文优势、区位优势、口岸优势和服务配套设施较完善等优势,以推进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加快商贸零售业态升级换代,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特许经营、制等多种现代流通方式,努力构建聚散能力强、辐射面广、高效益、高容量的生产资料、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三大流通体系,初步形成区域商贸中心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从“避短”出发,通过新建、调整、提升,促进城市商贸等级网络体系的形成,支持商贸业的合理布局和有序发展;促进商贸业专业化发展,重点 培育石材、汽车、it电子等专业市场,同时以专业街为载体,支持专卖店、精品店、品牌店为主的新兴商业业态的成长;扩大商贸业吸纳辐射能力和范围,努力提高商贸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二是社区服务业。要坚持以方便百姓和增加就业为目标,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体系,推进社区服务业向社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要建立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现代社区服务发展机制,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创办服务企业,拓展服务领域,增强服务功能,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要加快发展养老托幼、家庭医疗、家庭教育、清洁卫生、保养维护等便民利民的家政服务。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加快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建设中心村,促进农村人口的集中居住,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进城务工的组织和就业培训服务。 三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几年,厦门房地产业发展迅速,但行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今后要重点规范土地市场管理,提高有限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水平,合理调整房地产结构,推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当前,要积极探索建立房地产政府调控体系,定期分析房地产市场形势,建立房地产信息预警系统,加强监测引导,促进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着力提升第一产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厦门作为沿海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城市,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虽然仅有2%,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厦门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没有厦门农村的城市化,就没有厦门城市的现代化;没有厦门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厦门全市人民的小康。为此,一要继续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厦门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银鹭集团、大洋集团、如意食品集团等,已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今后,我们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运作规则,坚持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方式,扩大订单农业规模,组织适销对路的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延伸农业产业链,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高机械化程度和生产技术水平,实现农户与市场、农业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对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二要抓住当前对台形势转变的时机,加大农业对外特别是对台开放力度。一方面,通过农业科研部门及相关民间组织开展技术交流,大力引进台湾名优新品种和台湾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保鲜、加工等前沿技术和农产品质量检测、动植物防疫检疫、食品安全卫生技术等多方面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建立台湾农业技术引进示范区,提升厦门农产品品质,增强厦门农业的比较利益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小三通”和业已形成的台湾水果中转地等有利条件,以及大嶝对台贸易区的有利地位,积极开展农业新品种、新设备和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把厦门建成对台农业合作基地和台湾农副产品到大陆中转集散基地。三要围绕“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环保”的要求,适度开发观光农业。根据厦门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发展观光农业宜主要开发以下两种类型:一是观光果园。如荔枝园、草莓园、花圃、台湾水果园、柚子园等等,让游客入园摘果、赏花,享受丰收的喜悦和陶冶情操;二是休闲农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休闲农场,游客不仅可观光、采果、体验农作,享受乡土情趣,而且可实现住宿、美食、度假和游乐于一体,丰富厦门旅游的内涵,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特色的创新创业 摘要:当前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高职校的性质、高职生自身特点等多种因素决定学生创业意识及能力必须区域化,与区域经济特色相适应。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强化乡土教育教学,重构培养体系,政府、社会、学校联动,共同组建高职生创业平台,开设适合区域经济特点的新研究、新专业、新培训。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生;区域特色;成功创业;教育 不同类型的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也应该有所区别,体现自己的特色。对五年制高职校来说,紧跟时代潮流,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开展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及创业能力,应当是一个合理有效的创业教育理念,它有利于提高高职生创业的成功率,是当前高职生成功创业的新引擎。地方高职校为地方经济服务,抓住区域特色创新创业教育,就是抓住了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牛鼻子。 1.大学生创业的高失败率促使我们重视区域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对区域创新创业教育的忽视,导致学生创业过于理想化、概念化,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找不到符合区域实际的项目,是高职生创业成功率如此之低的重要原因。近几年,高校中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广大师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许多高校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许多大学生也满怀激情投入创业之中。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却极低。据有关资料表明[1],社会上创业失败率为70%左右,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仅为2%~3%左右,毕业后自主创业率也不过1%,可见同社会上的创业相比,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是不容乐观的。 2.经济区域化趋势引导着五年制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方向,顺应这个时代潮流的创新创业则更容易取得成功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经济的个性化。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地聚集于有特色的地区。区域特色因个性而存在,个性成为区域价值的依据,如深圳经济区域、苏南经济区域、苏北经济区域等都有自己的特色。 3.五年制高职校的现状决定了其创新创业教育区域化的方向 地方高职校应以培养面向基层的应用型人才为根本出发点,积极探索可行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多渠道的培养方法,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各地高职校、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高职校,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地发挥,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高职毕业生区域创新创业意识及能力不强,不愿意在本地创业。因为经济相对落后,毕业生大多向往经济发达地区,学校亦将他们向发达地区企业推荐。 4.高职生区域化使创业倾向区域化 高职生的生源分布有一定的区域性,即大多来同一个地方,尤其是五年制高职生几乎全来自本地。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极为熟悉,区域化的创业教育有利于创业的展开,并提高成功率。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对立志创业的五年制高职生如何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参考模型。他们应该试图建立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多与人沟通,并与社会网络成员建立广泛的事务关系。而区域化则为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抓住以上问题,五年制高职生创新创业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在山重水复之际,出现柳暗花明。那么,如何进行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呢?各个区域有自己的特色,下面以江苏宿迁为例,作一简单说明,以期抛砖引玉。 宿迁市属于苏北经济区,建市十多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经济增幅连续几年全省第一,被社会誉为宿迁现象,区域经济特色初现,但仍属于经济发达省份的落后地区。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大量的流失,同时,我们还发现引进的外地人才不同程度地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一、以区域特色教育为中心,重构创新创业培养体系,并建立长效机制 1.强化乡土教育与创业教学,增加高职生对区域创新创业的了解,培养高职生区域创业之心志 五年制高职生年龄较小,阅历也浅,对创新创业问题认识不深。区域创业意识与创业能力不强。许多高职生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未必对当地区域全貌及历史文化等有透彻把握;再加上中学阶段的升学率教育,许多学生曾经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外界所知甚少。但他们对新知识的接受速度快,转化的效率也惊人。因此高职校宜及时开设地域文化特色课程,为其补上这一课,让学生受到丰富的地域文化的熏陶,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和人文素养,强化学院学生扎根宿迁、建设宿迁,在宿迁创业的坚定信念。 宿迁市编写的《宿迁创业文化读本》,是了解宿迁市市情及创业状况的较好的资料,适合在高职校中传阅。同时,开放教学内容,教师要经常组织学生查阅区域性报刊、网站等,并逐渐让学生养成这样的习惯,及时了解区域最新信息、创业文化,学会运用信息,跟上区域经济发展潮流。 2.改革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丰富创业内容,调动高职生持续的创业热情,培养高职生区域创业之智能 五年制高职生的创业热情很高,但其持续性不强,往往遇到一点困难就全部放弃。对此,我们要倍加呵护,为高职生成功的区域创业提供充分的课程准备。课程体系应调整为能够涵盖科学、技术、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环境、艺术、社会发展知识、区域创业优惠政策等诸方面,满足时代需求的体系。增加区域市场与经济、环境与发展、人文与道德等课程门类,正确处理好基础与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与指导的关系。尤其注重适当的艺术教育,从内外激发高职生创业激情。 抓住教学这个中心环节,通过教师将区域创业教育内容渗透于各科教学之中,营造一种民主、 平等、热烈的教育氛围,以此提高高职生学习与创业教育有关知识的积极性和兴趣。 改革考试制度,完善评估机制。考试制度的改革应立足于知识的运用、整合与创新,采取书面考试与科研论文、产品设计、社会调查报告相结合的形式,并且提高能力测评项目比重。 二、政府、社会、学校联动,共同组建高职生区域创业平台 宿迁全民创业的热潮正蓬勃兴起,高职校作为社会的一个单位,应积极地参与其中,以补充自身,并逐步将社会资源化为己用。可以这样断定,凡是没有明确指明不让学校参加的活动,学校都有参加的可能,凡是没有指明不准让学校利用的资金、资源,学校都可以利用。 1.充分利用社会培训,积极争取联建创业实践基地。宿迁市政府非常重视创业文化建设,并于年初始组织了多次创业培训,设立了专门的创业服务中心,出台了许多创业优惠政策。学校应带领学生积极利用这些创业平台,带领学生参加创业培训,积极争取联建创业实践基地,让学生走进基地实践获得经验,让基地的成功者引导学生更好的创业,通过基地寻求创业机会。 2.以项目带动创业创新,发挥高职校师资优势,带领学生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我国企业没有技术自我研发的传统,大多没有设立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一些大型骨干企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却还没有,宿迁市企业多属于后者。 高职校要跳出只管教书育人、不投身经济战场的封闭办学圈圈。教科研人员不在生产第一线,对企业的需要不了解,但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师生集体攻关,积极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以实际行动引导学生创新创业。 三、根据区域经济特点,解放思想,开设适合区域经济特点的新研究、新专业、新班级、新培训,以满足五年制高职生区域创业的需求 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经济的个性化,对高职生创业有新的要求,需要高职生不断补充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这两者促使高职校不断进行新的研究,创建新的专业形成,而不应该仅仅是文凭的发放点。形式上可采取专项培训、短期培训等。 这儿的问题是许多高职校在设置专业时,缺乏这种开拓的勇气,不是根据区域优势,而是根据自身优势来设置专业,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学生的感觉还是没学到知识。我们在要求学生学以致用的同时,更要教以致用。也许有人会说,高职校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所有专业都开,有些专业即使是区域所需、学生所需,学校也想开,但缺乏实力。对于这类问题要分类对待,只要对区域创业有益,完全可以尝试着来做,下面试着列举几种情况来说明: 1.区域成熟产业,看其前景决定是否发展。若是无公害、日不落产业,大力发展,引导学生在此创业,如宿迁花木产业、高效农业、畜牧业等等,都应当深入研究,应当开设此类专业,或者类似短训。师资可以就地取材,从当地聘用即可。在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开发。 2.区域初步发展产业,看其趋势,趋势良好的朝阳产业,则开发新专业。如电子产业等,应用广泛,适合深入开展研究,形成自己优势,同时也可以组织集体攻关设计。对学生加大教育力度,为学生开拓创业领地。 3.对引进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集中力量创设此类新专业。宿迁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不断接受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外,还应该瞄准国内、乃至国际精密技术前沿。可以尝试以学校为依托,招先进项目,让学生亦实现跨越创业。 创业虽然也属于就业,但它是就业的深入,承担着一份社会责任。因此,对于一些敢于“吃螃蟹”的高职生,只要基本条件具备,学校就应为其顺利创业提供机会和服务。另一方面,要根据高职生自身特点和社会需要,帮助和引导他们及时转变就业观念,鼓励他们选择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职业岗位,用自己所学,在不同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宿迁是人口大市,如何化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成功的区域性创业教育是致关重要的。宿迁的高职校应抓住这个机会,努力提升自己,培养创业人才,为宿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区域经济论文:现代物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物流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业化进程中最为经济合理的综合服务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物流产业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其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喻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加速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企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了发展现代物流业的热潮。如何认识现代物流业在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首要问题,它将直接影响人们对现代物流业的重视和投入程度,也将关系到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 一、关于现代物流业的基本认识 1.物流产业的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物流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传统上的物流活动分散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企业以及企业组织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的日益完善,生产和销售领域以外的运输、储存、配送等物流环节中蕴藏着巨大潜力。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开始寻求成本优势和差价优势,对物流各环节的功能进行扩充和整合,使其实现总成本最小化。他们首先将企业内部物流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形成了以企业为核心的物流系统,物流管理也随之成为企业内一个独立部门和职能领域。之后,物流资源整合和一体化不再仅仅局限在企业层面上,而是转移到相互联系、分工协作的整个产业链条上,形成了以供应链管理为核心的、社会化的物流系统。物流活动逐步从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由独立的经济组织承担的新型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经济中出现了为工商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专业化物流服务的企业,即“第三方物流”企业。各种专业化物流企业的大量涌现及表现出来的快速发展趋势表明,专业化物流服务作为一个新的专业化分工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产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述可知,物流理念被引入产业界后,其内涵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充。短短几十年间,物流由最初概念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全球迅速成长为具有无限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型服务产业,并已进入现代物流的发展阶段。所谓现代物流业,是指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的整个供应链,运用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进行高效率计划、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务业。它通过对物流的各个环节,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加工、配送和信息处理等相关活动,进行一体化管理,以达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因此,国际上通常把降低物资消耗而增加的利润称为第一利润源泉,把节约活劳动消耗而带来的利润称为第二利润源泉,而把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润称为第三利润源泉。着名管理权威P.F.德鲁克则把现代物流业称之为尚待开掘的“黑大陆”。 2.现代物流业的基本特征 虽然物流活动存在已久,但在现代经济中,物流产业及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与传统的物流活动或者生产、流通部门从事的物流活动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具体表现为: 第一,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动脉系统,它连接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现代物流业通过对各种物流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实现物流活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物流总成本的降低。 第三,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更为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实现价值增值。 3.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物流业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一是系统化趋势。为满足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客观要求,现代物流包含了产品从“生”到“死”的整个商品流动过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专业化的供应链,物流系统也就成为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社会 系统;二是信息化趋势。借助于商品代码、数据库的建立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运输网络合理化和销售网络系统化的基础上,整个物流系统实现管理电子化,物流业正进入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化新阶段;三是专业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企业为精干主业,提高效率,逐渐把物流配送业务交由专业的物流企业去做。第三方物流能够发挥集约化、专业化的优势,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物流合理化,从而节约流通费用,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是仓储、运输的现代化与综合体系化趋势。仓储现代化表现为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组织起高效的人、机、物系统;运输的现代化则要求建立铁路、公路、水路、空运与管道的综合运输体系;五是物流与商流、信息流一体化趋势。传统上,商流、物流、信息流是三流分离的。但现代物流的功能逐步拓展,将商品的交易、产品的位移和信息的传递集成在一起,实现了三流合一。 二、现代物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度和带动效应,它不仅涉及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管道五大运输方式经营企业,还涉及交通、运输、仓储;包装、 通信等设备的制造和经营业;不仅涉及农业、工业、货代、仓储、包装、堆场、电子商务、邮政、通信、银行、保险、消费者等生产经营和物流服务企业以及用户,还涉及政府、税收、海关、检验检疫等管理部门。因此,现代物流业几乎涵盖了一产、二产、三产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是国民经济的综合性和支柱性产业之一,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越发展,专业分工就越细。专业分工越细,也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专业比正是现代物流业的一个显着特点,它使生产者、经营者能压缩存量资本和不必要的物流投入,使消费者的需求能更便捷、更好地得到满足;使电子商务、全球卫星定位通讯技术等先进科技有更广阔的应用领域;使物流经营者能更专致于物流服务;使物流设备和技术、管理进步更快;使物流资源向专业化、规模化、合理化方向配置,形成集约化的物流经营,产生规模效益。 2.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地区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严重,东部、中部、西部产业相近系数高达0.95左右。规模形不成,厂商生产和销售成本高,消费者购买价格高,可谓两者俱损。因此,各地区应依托资源优势从事生产和经营,形成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协作,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为贸易发展奠定交易基础。而地区分工造成的生产区域化与消费全球化矛盾则通过现代物流业得以解决。这样,不仅使各地区和企业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以及由此造成的盲目竞争,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也能使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 3.发展现代物流业,将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现代物流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正好属于需要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因此,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地位。而且,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带动相关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房地产业、信息业的发展。这样既增加了第三产业的绝对数量,还提高了第三产业中高附加值行业的比重,从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繁荣区域经济。此外,发展现代物流业也是创造再就业的有效途径。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劳动就业将出现新的格局。 4.发展现代物流业,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代物流在我国刚刚起步,潜在需求巨大,相对传统的物流业,它属于产业的优化升级。现代经济发展对高质量、高效率物流服务的需求,将使传统物流业获得新的业务拓展领域,变单纯的仓储货运为现代物流,提高附加值,走出新路。 5.现代物流业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的重要措施。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欧洲、新加坡等国的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区域时,把综合物流发展状况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考察条件,来判断项目投资的效益。例如,上海浦东刚建成就吸引了 世界500强中的不少企业登陆,而当他们发现那里居然没有一个物流中心,不少企业憾然离去。痛定思痛,一个由上海市相关部门组成的物流促进委员会开始着手建立物流中心改变其投资环境。 6.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等基础设施是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物流业的发展又将推动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功能的发挥。近年来,我国不少港口城市通过实施“以港立市”发展战略,城市交通运输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海港、空港、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建设日益完善,为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港口城市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大力发展物流产业,进一步完善了城市交通网络建设,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7.现代物流业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的物流运作方式下,企业各自搞物流,形不成经济规模,造成采购成本高,人员和运力利用率低。现代物流业通过集中采购、集中运输、集中储存、集中管理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采购成本,极大地提高人员和车辆、仓库等物流设备和设施的,利用率,从而减少企业物流支出,提高经济效益。 8.现代物流业是现阶段实施港区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在港口(包括海港、内河港、空港)与保税区合作中,依托港口的运输功能和保税区的保税仓储、加工贸易、国际中转贸易功能,发展现代物流业,使港口的优势和保税区优势得以互补,为实现港区一体化创造有效的途径。 9.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直接产生显着的经济效益。例如,美国物流业规模为9000亿美元,几乎是高技术产业的两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日本在近20年内,物流业每增长2.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就增加1%;据统计数据,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而我国约为16.7%,这说明,我国物流成本的节约空间还非常大。因此,如果能够在物流合理化方面加以改进,将该比例降低一个百分点,我国每年就将直接节省约2400亿元的物流成本,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10.发展现代物流产业,能够起到完善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质量和抗御危机的作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人们在分析和总结东南亚各国和各地区的情况时发现,以现代物流为重要支柱产业的新加坡和香港具有较强的抗御经济危机的能力。 通过上述探讨可以看出,发展现代物流业应作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优化生产力布局,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综合素质和企业经济效益,增强经济竞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三、成都发展现代物流业孕育巨大商机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商贸流通和货运仓储相当发达,发展现代物流业理应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成都明确提出:将成都建成西部物流中心的战略举措。2000年9月21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成华区内建设“成都物流基地”。目前,成都物流基地已与北京赛普京良、深圳平湖两大物流基地签订 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中国未来的三大物流基地。 物流基地的建设为其服务辐射半径区域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给区域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冲击。在过去几年,成都市成华区因基础设施差、改造成本高而制约了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成都其他各区。在成都市约400万平方米的专业市场总量中,成华区仅有10多万平米。自2000年正式被市政府批准建立物流基地后,成华区专业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已建成成都八里庄二仙桥钢材市场、成都512建辅建材市场、八里庄粮食批发市场、圣灯陶瓷玻璃橱具酒店用品市场等大大小小的市场共40余个,在建的还有富森·美家居装饰材料批发市场、中国西部塑料市场等20多个专业市场。根据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介绍,计划到2005年成都全市市场需新建近500万平方米,其中,成华区就规划有118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新建市场的25%。到2005年,这一地区将建成一个以生产资料为主的,集仓储、运输、物资配送、信息咨询、餐饮娱乐、通讯、金融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市场群,形成高起点、高效率,极具辐射力的现代化物资交 易中心、仓储中心和信息中心。建成后,年交易额将达到200多亿元,与金牛区金府路生资市场群及五块石市场群和武侯区红牌楼汽配市场群及高新区火车南站消费品加工贸易区批发市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成华区的成功实践引起了青白江区的高度重视,区政府开始积极探索促进本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为进一步加快青白江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青白江区提出了“建成一流卫星城,跨越发展青白江”的发展目标。可历史及实践都证明: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和有效的物流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良好的物流条件,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制约。成华区为何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开发者?为何能成为一片投资热土?究其原因,投资者都不约而同地看中了这里良好的物流条件。为此,青白江区提出紧紧围绕交通区位优势的特点,依托工业基地、大型企业、铁路枢纽,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现代化物流中心,充分发展物流经济的思路。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其自身的优势:(1)青白江区是成都市东北的门户,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国家公路国道主干线“五纵七横”经过成都的两条(上海—成都)、 (二连浩特—河口)均经过青白江区(成绵高速、成南高速),另有国道108线和省道唐巴公路,还有7条县道,区内公路密度达132.9km/km。区内现有国家铁路4条——宝成、达成、成渝、北环线,另有1条企业专用铁路,有火车站5个,其中大弯站、青白江站、城厢站属成都枢纽站,有国家铁路二级口岸1个。青白江区拥有大量可供开发的土地,而且地价便宜,只相当于成都二环路附近地价的1/5。(3)青白江区有充足的水、电、气资源。工业渠流量8万立方米/秒,并已建成日处理污水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区内建有西南地区最大的500KV枢纽变电站,总变电容量178KVA,具有国、地电网双线供电优势;四川省南北两大输气管道及两座大型天然气配供中心都建在区内,天然气管道铺设完备,天然气日供量400万立方米。(4)区内建有华铁国际储运有限公司,配有先进的物流设施,具备“一关三检”查验功能,已开通成都 上海“五定班列”,以及与上海、天津、青岛、连云港、广州、深圳等沿海口岸的进出口业务,具备良好的物流基础。(5)经铁道部批准,将把青白江火车站由原来的13股道扩建为24股道的大型货运编组站,成为成都北货站,这是青白江区发展物流业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6)青白江区是全国和西南地区着名的化工、冶金基地,拥有川化、成钢、成桥、蓝风等12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有中日合资川化味之素、美国成都宝洁、成都王牌农用车、四川升达杯产等10多家合资、独资公司及联办企业,形成了以化工、冶金、机械、建材、轻纺五大支柱产业。雄厚的工业对物资储运有巨大的需求,可以为物流业带来充足的货源。 由上述可知,青白江区已具备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本条件,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将引起青白江区经济的重大飞跃。第一,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增强本区对德阳、金堂、新都等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而且可以与同处成都市北面的“成都物流基地”互相配合,优势互补,增强成都市对中国西南地区物资、人员、信息等的辐射作用;第二,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区内物流资源的整合及优化配置,提高物流企业经营效率;第三,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区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准时供应系统”、“即使供应系统”和“零库存系统”等第三方物流服务,使工商企业降低管理费用,压缩存量资本和不必要的物流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第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会大大改善青白江区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和项目落户青白江区,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缩短与周边地区和先进区县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五,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大大提高青白江区的整体服务水平,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同时,可以带动周边专业批发市场的发展,这将进一步增强青白江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随着物资、信息、资金和人员的集散,又会直接推动餐饮娱乐、金融、信息通讯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最终也会对房地产的开发形成新的需求,以商业房地产开发带动住宅房地产的建设。 然而,上述这一切都必须立足于对现代物流业的大力发展。可见,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的确对区域经济有着巨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与公路运输的关联性 公路运输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所占比重很大,公路运输成为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成为地区间更直接、更有效的主要运输方式。其发达程度能够衡量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一、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理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路成为国家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公路运输是以公路为运行基础,公路网由通道与结点组成,公路网覆盖到了乡村、城镇、工矿企业、港站码头。公路运输是由公路和汽车两部分组成的,是以站场为基地,以车辆为工具,实现旅客和货物位移的生产活动。如今,公路运输所具有的优势正逐步得到发挥,公路运输的优点包括公路运输的广泛性与便利性,公路运输因其公路网分布的广泛性成为区域内唯一的运输方式,使我们能够随时利用生产和生活运输;公路运输基础建设的延伸性和通达性很好,是最为普遍适用的运输方式。并以其通达程度深、延伸性较强等特点为农村运输提供了便利,具有完善的交通工程设施和服务设施,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服务;公路运输的缺点是运载量小、能耗大,运输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安全性、舒适性低;公路运输的适用范围适合于补充和衔接其它运输方式,能在短时间、低投入的情况下开辟,对国土开发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是指一定地区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区域经济的形成受到多方面条件作用,由此决定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区域经济的特征包括区域性、综合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权益性。区域经济最基本、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区域性,它受该区域的自然、技术和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区域经济联系是各种产业间和地区间经济联系的综合与交叉,区域经济发展要综合考虑多种方面的系统协调,因此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开放,区域经济更加注重区际之间的流通与交换,使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够相互补充,从而达到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为了获得本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的增加。 二、梯度及区域经济梯度发展 梯度的涵义是描叙事物在空间内不均匀分布状况,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是指经济在地区之间呈现一种的不均衡发展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按顺序由高梯度地区转移到低梯度地区推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协调性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协调是具有目的的即实现系统的总体的演进目标,协调的含义包括:把协调看作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把协调当作事物发展的一种态势。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是指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公路运输子系统内部元素、区域经济内部元素、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区域经济和公路运输与人口、资[:请记住我站域名/]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状况。主要由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相互发展、相互制约的特殊关系所决定。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的表现形式公路运输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投入下产出最大或一定产出水平下的投入最小。梯度经济发展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高、中、低梯度区,公路运输的区域效应是增强区域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使区域经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愈加明显和集中,使区域经济系统的非平衡性提高,加强了区域经济的集聚作用,增加对投资的吸引力,促使区域经济系统向更高阶段演化;区域经济的公路指向效应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加强,运输需求的增长是刺激运输供给,提高的区域实力。 三、应用DEA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 公路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协调,一个协调发展的系统应该是有效率的,要求和谐一致、良性循环,评价需要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DEA,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借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以凸分析和线形规划为工具的进行评价,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可以对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评价,通过建立线性规划来求解出最优权系数和效率值。特点是适用于多输出一多输入的有效性综合评价问题,建立模型前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输入输出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无须任何权重假设,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在具体应用时,首先要进行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指标的选取。指标的选取原则是指标数据应易于获取、指标数量不宜过多、指标要具有较强的分辨力、根据“决策单元”区分投入与产出、指标体系要保证其统一性。利用这种方法能够很好的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公路运输高效化、一体化。 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规划公路的运输结构以及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它要求我们要做到加大公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力度,提高公路建设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合理规划、统筹兼顾。应注重及时调整公路运输与经济系统的发展状态,进一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要充分考虑等级公路的建设规模,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和方案刺激经济发展,加大移民力度,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修路通车,对地区进行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管理应考虑全面,坚持执行国家的实行松紧适度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满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公路交通的要求。 在加大公路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道路的养护,先扶植经济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兼顾已建成公路的运营效率,以加快公路运输的发展,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克服重建轻养的思想。应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手段,区域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台阶,让公路运输业为区域经济贡献更多的力量,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区域经济论文:试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货币政策选择 在理论界,一直以来的典型观点是财政政策实行结构调节为主,而货币政策实行总量调节为主,因而强调在货币政策上的全国统一性,而以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但是,对于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政策的可行性应该比政策的一致性更为重要,特别是,面对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反思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很有必要。联系到最优货币区理论,差距较大的国家不能组成单一货币,如果把最优货币区理论运用到一国范围内,在各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时,实行全国统一货币政策是否有其不当之处呢?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在我国范围内的应用 二战后,在对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优劣比较中,蒙代尔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他认为,在单一货币的流通区内,人们无需兑换货币,节约了社会资源,也无需承担汇率风险,扩大了经济交易范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而,一种货币的流通范围越大就越能促进微观经济效率。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经济周期也不完全同步,此冷彼热是经常现象,这时就需用货币政策加以调节。从这个角度考虑,货币区就该尽量细分,货币区越多越好。这样,当某一地区经济紧缩时可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避免经济衰退。反之,如出现经济过热,则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经济降温。如上所述,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需要增加货币种类,缩小货币流通范围,微观经济效率则需扩大货币流通范围,减少货币种类。那么,货币种类的最恰当范围,即最适度的货币区是怎样确定的呢?蒙代尔认为,判断一个货币区是否最优货币区,关键在于要素的充分流动性。如果一个货币区域内要素能充分流动,区域外则存在流动性障碍,该货币区便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指出,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最优货币区理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蒙代尔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最优货币区的划分标准,提出了多种见解,比较典型的有经济的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 正如蒙代尔指出的那样,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一个国家使用一种货币并不等于说该国就是一个最优货币区,除非在经济方面满足一系列条件。因为一国通行一种货币主要是国家主权的表现,由政治力量主导,其货币流通范围取决于国家政权力量所能达到的地域,而最优货币区则主要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但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国家的货币联合组成一个更大的货币区上。实际上,这隐含了一个条件:各国本身已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均衡的小国来说,或许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但对一个大国,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着差异,该国本身是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或者说,是否存在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条件是值得探讨的。下面,我们按照上述对最优货币区划分标准的典型观点,对我国是否是最优货币区加以判别。 从生产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来看。我国户籍制度管制严重,各地差异甚大的社会保障标准,都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一种主要要素——土地,其高度流动性更是无从谈起。 从经济的开放度来看。经济开放度可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整体经济开放度在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地区之间外贸依存度存在着巨大差距,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放度高,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来看。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方面的具体条件不同,我国各地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很大差异,如1994年全国通货膨胀率达21.7%,最高的陕西(25.9%)与最低的上海(15.6%)相差10.3%。在其它时期,地区间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物价水平的不一致,使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相当困难。 二、统一的货币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按世界标准来衡量,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达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水平;而落后地区仍处于世界最贫穷国家(地区)之列。存在这么显着的地区差距,无论从哪个判断标准看,我国都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困难。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看,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也引起了一些地区或明或暗的抵触。 首先,由于东部在全国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因而全国经济状况的判断就主要是基于东部地区的形势而做出的。东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其经济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比较敏感,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东部地区要快于西部地区。现实情况就很可能是东部已过热,而西部则仍属正常范围。此时,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就对东部来说是适宜的,就全国整体来说,也可能是适宜的,但对西部这一局部范围来看,则不啻于一记闷棍,使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而,我们说这种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改善整体经济状况的同时阻碍了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二,货币政策最终效应取决于宏观经济主体与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程度。货币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货币资金的运动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为显着。而在货币化程度低的西部,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个货币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因而即使相同的货币政策力度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实际作用也不同。就“基础货币-货币乘数”机制来说,简单地,货币乘数=1/(法定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由于法定准备金率是全国统一的,而西部地区的货币化程度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其现金漏损率较高,再加上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资金漏出,使西部地区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从而使西部地区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少于东部地区,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较发达。一般而言,受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小,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要比西部小。 第三,同样的利率客观上造成对东西部的差别利率,东部在享受“优惠利率”。根据经济理论,利率的范围在0与利润率之间。资金的使用效率受到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等多方面影响,而在诸多方面东部都要优于西部,造成东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企业的利润率较高。企业是否借用资金,关键在于,所借资金获得的利润能否补偿成本后仍有剩余。就是说所借资金的边际利润率是否高于借款利率。由于全国统一的利率政策,东西部的借款利率基本一样,而资金的边际利润率存在差异,东部要高于西部。东部资金利润率高于西部而实行统一利率,其隐含意义就是东部地区实际上在享受“优惠利率”,不可避免地造成西部资金需求旺盛但同时又有大量资金流出的现象,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 三、用区域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地区差距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度被广泛认为只是暂时现象,市场力量将使之达到平衡,但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对市场的迷信。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理 论认为,存在地区差距时,既有回波效应,即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劳动力、资金、资源并增加发达地区有效需求,从而有利于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也有扩散效应,即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传播技术、购买原料等有利于不发达地区发展的力量。但在市场的力量下,回波效应通常总大于扩散效应,也就是说,更可能造成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缩小本国地区间差距上,都是通过自觉的调整来促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不采取有差别的区域性货币政策。如美国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成立区域开发机构以保障区域扶持政策的落实;意大利则对到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投资的,给予特殊优惠和信贷支持。 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差距问题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将带来不小的影响。这一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也采取了一些财政转移支付措施,但收效不明显。前面我们论述了我国范围内本身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宜的。实践上,我国原来实行的统一货币政策,客观上是对东部地区的“优惠”,进一步加大了地区差距。自然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实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以缓解地区差距,是目前可行选择。 1、针对东西部地区差距,实行有差别的利率、准备金率 目前,我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中央银行可对西部地区实行有别于东部地区的贷款利率,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以弥补贷款利率所带来的损失。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也对西部实行优惠,同时规定西部银行必须为所在地提供较大比例的贷款,防止银行资金通过拆借等形式流出西部。我国现行存款准备金主要作为资金调节的工具而非作为安全性的保证措施,可将东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定得稍高于西部,使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的调节流入西部地区,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2、在各地经济冷热存在明显差异时,根据一地的经济冷热决定实行紧缩或松弛的货币政策 我们已说明了由于全国的经济周期不同,西部地区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慢于东部地区,根据东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实际上形成了对西部经济的损害,对西部而言难免有“瞎指挥”之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部对治理整顿屡有怨言的关键所在。我国中央银行已建立大区分行,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扩大其制定本辖区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针对本区实际决定实行松或紧的货币政策,或者至少在松紧幅度上具有自主权。 3、适当放宽西部企业直接融资条件,为西部发展筹集更多资金 目前,我国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的资格是全国统一的,不利于西部企业在股票、债券市场上筹集发展资金。我国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数不到全国的20%,通过一级市场融资的比例更低。西部地区的资金积累能力薄弱,如果不能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则难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关于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分析讨论 交通运输系统在整个国民经济大系统中起着纽带的作用,它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有机联系起来,是保证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业是一个不创造新的可见物质的产业部门,其生产活动不提供具有实物形态的产品,只是实现旅客和货物的时空位移。区域经济发展直接涉及交通运输的建设,两者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相互影响的一般表现及规律是:当区域经济发展迟缓、乏力时,它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和投入能力萎缩,表现为区域经济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限制和阻碍,当区域经济蓬勃发展时,它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需求迫切,投资积极性旺盛,但因交通运输发展本身的技术经济特点,不可能迅速显出效果,因而表现为交通运输发展滞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 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以下几点:首先,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内部条件,同时又是区域经济系统中一个创造产值的物质生产部门。其次,交通运输是区域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的先行,是区域产业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先决条件。区域资源的开发包括矿产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海陆生物资源及旅游资源等,其目的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与技术工艺,将这些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状态的潜在物产,转化为人类可以利用的现实财富,为区域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再次,交通运输是区域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现代化发展的保证和动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中,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事实上,它们都离不开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支持、保证作用。在区域工业现代化方面,生产规模化、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的多元化、多向化、网络化,与高技术和分工专业化及布局临空化相联系的信息化是其突出的技术经济特点。这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交通运输系统。在区域农业现代化方面,商品性专业化的生产、外向型农业及农工贸经营公司的运作、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十分活跃的生产、商贸活动,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地域性流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提升等等,靠传统落后的交通运输方式和信息传输状况,绝然无法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为避免在经济发展中各省市区自成体系、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客观上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发展交通运输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一,实现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对应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保障交通运输发展形成的效益应在区域社会成员、部门及地区,按社会分配原则公平分享、把交通运输建设对环境生态的危害降到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能够容许与消解的最适程度。这些也正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和内容。 第二,加强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区域经济联系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基本要求。区域联系网络的基础结构可以分为交通运输、通讯、动力设施网络等,在这些传输性基础结构中,实现人与货物流动的交通运输网是最基本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以区际贸易为主包括要素流动在内的区域经济联系的变化。公路交通运输网的完善,可以从降低运输成本和减少交易的空间成本两个方面来促进区际贸易。区域贸易不但受本地需求的影响,同时受伙伴区域进口需求的影响。作为生产成本组成部分的运输成本对贸易价格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影响伙伴区域的进口需求和区域间的贸易。运输成本随距离的扩大而增加,这会产生空间组织中的距离衰减规律,两地之间的距离越近,发生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贸易量越大,贸易种类越广。这使得贸易首先发生在相邻区域之间。如果运输费用大到极点,任何距离的运输行为都变得不合理,那么区域贸易就不会发生,各个区域只能靠自给。随着运输成本的逐渐下降,区域间的相互需求扩大,区际贸易也不断扩大。在现代交通的基础上,区域间的运输成本不仅取决于实际距离,更取决于覆盖它们的交通运输网络的密度和结构,对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不仅要满足当前阶段的贸易需要,更要发挥作用创造更多的区际贸易需求。 第三,政府加强制度管理。交通运输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作为交通运输管理当局,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交通产业投资基金制度,扩展政府资金来源与投入方式,以达到解决目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须”制约的目的;另一方面,要从发达国家成熟的综合交通管理体制借鉴经验,将交通运输各种方式的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有机、相互补充而又相互制约的整体来加以规划、建设和发展,变革并完善我国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只有按照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方案,才能达到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达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益与均衡,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经济学专业论文:考研经济学热门专业分析之金融学 金融学(finance)是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应用经济学科,是以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个人、机构、政府如何获取、支出以及管理资金以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学科。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理财和投资理财的观念也在不断加强。投资理财的需求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复杂,从简单到专业,因而对高素质的复合型金融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另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对我国金融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尤其是国内金融行业。据分析,在广州、上海、北京等经济发展比较快速的前沿城市,随着越来越多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金融行业的竞争也将更为激烈。同时外资银行不断进入,合资基金公司逐渐增加,银行和基金对人才的需求增长加快,金融行业对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 所以,在经济学考研中金融学是非常热门的,具体有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货币银行学 该专业方向主要研究跟银行及国家货币政策相关的问题,这里的银行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 热门分析:如今,许多银行都推出自己的理财产品,原本就倍受关注的银行业持续加温,成为热门的报考专业方向。 人才培养:货币银行学培养能在银行系统及其他金融机构、学校和研究单位从事金融经济管理和教学研究工作的高等专门人才。 就业方向:该专业方向主要在银行系统、学校和科研单位从事金融业务和管理工作,以及金融教学、研究领域就业。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工商企业和上市公司也需要大批专业人才,这些也是理想的就业方向。 推荐院校: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 金融经济(含国际金融、金融理论) 热门分析:截至2008年12月31日,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9460.30亿美元,全年增加4178亿美元,增长27.34%。许多新兴的名词如外汇储备增速、开放资本项目管制、国有银行股改、股票印花税都涉及到重要的金融经济理论问题。 人才培养:该专业培养适应21世纪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进步需要的具有较宽厚的经济理论知识、扎实的金融学专业基础和实践操作能力,熟练掌握国际金融理论知识和国际结算、外汇交易、国际金融投融资等业务技能,能胜任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外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投融资部门工作的应用型金融管理专业人才。 就业方向:该方向就业范围比较广泛,与其他各个方向都有交叉的地方。毕业生主要去向是外向型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以及中资金融机构的涉外部门、跨国公司投融资部门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等。 推荐院校: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 投资学 热门分析:中国股市经历牛市后,人们对投资学的兴趣也随之高涨,其实投资不仅仅是证券投资,范围极其广泛。国家发展、企业赢利、个人获利也都离不开投资。近年来家庭理财及投资已经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人才培养:该专业培养具有金融、证券、期货、保险、营销、企业管理等领域的必备基础知识和专门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就业方向:一般来说,投资学专业的毕业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去向:第一,到证券、信托投资公司和投资银行从事证券投资;第二,到企业的投资部门从事企业投资工作;第三,到政府相关部门从事有关投资的政策制定和政策管理;第四,到高校、科研部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需要说明的是,应届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一般都是一线的操作员,因为没有任何单位会让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员工进入管理层,即使是基层管理岗位。 推荐院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保险学 该专业方向主要研究保险法学与保险数学,保险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与运行规律,保险业与银行、证券业的关系等全方位的保险理论与实务。保监会对于保险专业的教学模式分为“西南模式”、“武汉模式”和“南开模式”,其对应的大学分别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南开大学。 热门分析:在我国,保险业被誉为2l世纪的朝阳产业。首先,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人口的老龄化有利于保险业市场的扩张;其次,我国目前的保险深度及保险密度都很低,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再次,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为保险业市场扩大规模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人才培养:保险学专业主要是为适应我国保险业的需求而开设的,大多数学校都要求学习金融、会计、投资等经济课程,构架一个宽泛的经济知识背景。有的学校还补充市场营销、法律知识等相关知识,诸如保险营销、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与国际商法等。 就业方向:许多人误以为保险专业的就业去向就是卖保险,实际上保险营销只是保险业中一部分工作,其他工作诸如组训、培训讲师、核赔核保人员和资金运作人员、精算人员。毕业生主要到保险公司、金融机构、社会保险部门及保险监管机构从事保险实务工作,也可到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此外,中介企业、社会保障机构、政府监管机构、银行和证券投资机构、大型企业风险管理部门等也需要该方向的毕业生。比较热门的职业有保险人、保险核保、保险理赔、保险精算师等。 推荐院校: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 公司理财(公司金融) 又称公司财务管理、公司理财等,是金融学的分支学科,用于考察公司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种融资渠道,获得最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并形成合适的资本结构;还包括企业投资、利润分配、运营资金管理及财务分析等方面,也涉及到现代公司制度中一些诸如“委托-”结构的金融安排等深层次的问题。 人才培养:该专业毕业生在掌握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知识和实务后,可为企业进行金融市场的融资、投资与风险管理服务。具备创新、管理和应用能力后,可努力成为现代公司金融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选择各类公司从事融资、投资工作,也可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从事实务工作,或进一步深造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推荐院校: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厦门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金融工程专业。在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类别里,金融学和金融工程是两个不同的专业。但是有些院校由于专业设置并不齐全,金融工程下属于金融学,作为金融学的一个小方向,如山东财政学院。金融工程学与金融学研究的内容大体是一致的,只是研究方法不同,因此各自的侧重点也就有所不同。金融工程更大意义上是金融创新的产物,更重视数理技术,是属于能学到很多东西的实力型学科;而金融学则注重经济知识。国内金融工程学是最近兴起的,实力强劲的院校是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工科强校。此外,报考金融工程学对数学的要求比较高,一般理科生报考更为适合。 既然同学们准备在这个行业发展,那么选择什么专业方向更符合你的发展目标呢?从当前的金融学科专业分布来看,比较有发展前景的专业方向有:公司财务、风险管理与控制、金融工程、金融市场、保险精算、证券投资等。目前基金市场最为活跃,而熟练的基金经理人只有 3000 人左右,人才缺口过万; 2009 年以来考研金融学复习指导及辅导书推荐金融学是近年来排名前五的热门专业之一,对于热门专业来说,考研战场上的激烈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专业的角逐。跨考教育提醒同学们在看书时一定要注意调控自己的读书注意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考试的侧重点上,尽管这些地方有可能很枯燥,也要耐着性子啃下去。对于一些虽然有趣但考试考到的可能性比较小的知识点应该一带而过。一定要记住:你的时间约束永远是硬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经济学专业论文:经济学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推进和国际交往的扩大,社会对经济学人才的需求呈多元化趋势发展,经济学人才的培养逐渐向具有多方面知识和能力的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近几年,教育界的同仁已经开始借鉴国外经济学教学理念即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这就对经济学专业统计学课程的建设和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几年,专家学者结合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现状,研究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教学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将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有效结合以及如何进行多媒体教学。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研究 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反映学科与实践发展的最新动态,适应改革开放对人才知识与素质结构提出的新要求,形成科学的课程内容体系,以求更好的体现经济学专业所具有的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特点。根据几年的教学实践,我认为,在《统计学》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经济类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并以此为基点对课程教学目标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以三大统计阶段为核心的课程体系结构与内容。 1、统计学基本知识的讲授。主要介绍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形成与发展过程、统计学的几大代表理论、统计学的基本任务和职能等,目的是让学生对统计学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2、统计调查与统计整理的讲授。主要是对统计调查方法、调查手段、数据整理技术、如何进行分组作业等内容进行讲解,目的是让学生熟练掌握统计过程的前两个步骤,即统计调查与 3、统计分析方法的讲授。重点讲授综合指标、动态数列、统计指数、抽样调查、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等具体的统计分析方法,目的是培养和加强学生解决社会经济具体问题的能力。 上述三大块内容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统计学基本知识是学习统计学的基础,而统计分析方法则是统计学的最核心内容。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研究 1、提高教材质量,增加教学材料的信息量 大力提高“面向21世纪”规划教材或高等教育出版社重点教材的使用比重,保证高质量教材进入课堂。双语教学课程全部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同时提高自编教材的质量和水平,修订和编写出适应我专业培养人才需要的系列配套教材,最终建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教材新体系。当然,除了现有的固定教材外,教学中还需要采用辅助材料,即课堂补充材料。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充实教学内容;增加学科的趣味性。这些材料来源可以摘自近期期刊、重要会议纪要、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相关学科的教材、网络媒体等。 2、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统计学是关于大量资料的搜集、整理、传输和开发利用的方法论科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承担着为其它各门专业课提供相关数据处理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的重要任务,通过统计学的学习,着重提高学生运用数据和分析数据的能力。 改革“灌输式”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实验数据分析、统计调查等教学手段,采用启发式、阅读式、讨论式、研究式等教学方法,即把课外自学与课堂讲授、课外调查与实验分析、课内实践与课外科研三种方法灵活运用于教学过程中。讲授与自学——夯实基础;调查与分析——突破重难点;课内实践与论文科研——培养能力,做到教与学的双向互动。 统计学的教学应以互动形式为主,逐渐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地位,与教师共同探讨问题,分析数据。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就把该课程内容构造在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中。教学中应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突出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合理利用实验课时,调整实验难易度,加大学生实践机会,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创造性学习能力;结合案例教学,比如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可以设计用几何平均数计算投资的平均收益率、运用标志变异指标考察投资组合的风险大小等。深入浅出的介绍这些方法的基本思想、并用excel、spss等软件进行分析。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也使统计学的课堂不再是教师1块黑板、1支粉笔、1本教材、1张嘴巴就能将一门专业课程从头讲到尾。 3、拓宽培养途径,重视第二课堂的开发 开展学术讲座、科技活动及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将所学理论知识具体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从而发现社会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 这一切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以传授知识为手段,以达到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使之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随着教师和学生观念的转变,加上教师的潜心钻研,我校统计学的课程设置更为合理、科学,也逐步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达到了复合型经济类人才的培养要求。 4、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在教学手段上,《统计学》课程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在吸收国内外《统计学》课件优点的基础上,用powerpoint制作了一套质量较高的课件。在课件中以excel作为计算工具,实现powerpoint文档与excel文档的超级链接。同时,我们积极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获得了许多统计处理软件及教学课件,有利于我们不断改进,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学生对于这样的教学觉得具有时代感、新鲜感,可接近,易于接受。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网络上也提供了许许多多的统计资源。为了让学生能充分利用网络这一现代手段学习统计学,我们除了提供一些统计网站给学生参考之外,还将部分多媒体教室与校园网连接,这样,教师在课堂上就可以直接调用网络数据,如一些统计信息、统计案例、国外的统计课件等等,使信息量大大增加,有效地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今后,网络教学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 综上所述,只有合理规划教学内容,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手段,创设适宜的教学情境,才能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每位学生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学习,最终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经济学专业论文: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构建 【摘要】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国内尚未完善的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进行反思,并研究设计构建了具有创新点、具备改良和提高性的新型跨专业实验平台,研究了平台应具备的素质、平台运行的全新模式,探索相关课程内容的设计选择并强调了校企合作在平台构建中的优势。 【关键词】经济学类;综合实验平台;任务驱动模式;框架构建;VBSE 一、国内外跨专业实验平台发展历史 (一)国外的发展历史 经济学类跨专业实验平台作为新兴的教育模式,不论发展时间还是实行规模较传统教育仍略显稚嫩。这个“年轻”的教育学概念最早出现在由维斯泰瑞.W和斯洛普P.B所著的《虚拟公司:走向自主、基于能力的学习环境》一书中。1998年,当欧美学者定义了“虚拟公司是一种学习环境”时,“Virtualenvironment(虚拟环境)”这一概念首次被正式提出,开启了虚拟仿真跨专业经济学科平台构建的先河。进入新世纪,欧美国家对于跨专业虚拟实验平台构建的探索和研究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加快了脚步,2003年,经过知名学者比特R.M、斯洛普P.B以及杰森.D.对荷兰开放大学的VBL(虚拟商业学习)课程进行总结与归类,得出了“虚拟商业学习是专业工作场所学习的综合化方法”的结论,从此使跨专业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正式被列入高校的课程之中,开启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全新时代,开辟了经济学类跨专业实验平台的新纪元。它将跨专业实验平台的运用由校园直接对接到企业,进一步稳固了跨专业实验平台在高等教育尤其是实践型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时至今日,欧美高等教育系统已然发展出了完备的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课程,包括哈佛大学、荷兰大学、剑桥大学在内的一系列世界一流名校仍在继续进行着这类或类似的课程平台的设计研究。 (二)国内的跟进探索 相对于国外的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建设,国内相关概念无论是提出还是实践探索都出现的较晚,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高校都处在虚拟仿真以及综合实验平台建设的空白时期,这样的真空期一直持续到2011年,用友新道科技公司首先在国内提出了VBSE(虚拟商业社会环境)的相关概念,并陆续与北京、内蒙古、天津、浙江等多地不同层次知名院校展开合作,不仅开创了校企合作的先河,更是将经济学类跨专业实验平台打造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品牌”。而随着电脑技术以及配套软件的日新月异,加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相关企业开始对经济类综合实验平台展开研究与探索,寻求更为科学、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方式以及寻求与各类高校之间的合作。如今,国内的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有不同类别的跨专业平台,即便是同一类别也有不同模式可供选择。 (三)日趋成熟的体系 从最早的VE(虚拟环境),到后来的VBL(虚拟商业学习),再到最后的VBSE(虚拟商业社会环境),无论是国外亦或是国内,对于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的探索和发展,已到了全新的高度和水平,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也逐渐形成了日趋成熟和固定的体系,代表性的系统模式便是以书本教学为主、平台教育为辅,相关配套软件直连系统,在同一角色下进行教育的专项综合实验平台,但同时也不难看出的是,随着跨专业理论和VBSE的迅速发展,这一新兴教学方法也遇到了瓶颈,如何推陈出新,打破固有思维,创立更为先进的跨专业平台,实现由一角向多角的转换成为了新的挑战。针对这一问题与难题,笔者设计了如下的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仅供参考。 二、经济学类跨专业实验课的研究目的 (一)理论与实践结合 通过毕业前的综合实验课程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对经济活动相关知识的熟悉、理解和掌握,这不单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锻炼和提高,同时,在校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综合决策能力、综合执行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等各个方面也都得到了有效锻练,这使得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可以更有效地感悟复杂金融市场环境下投资人的投资行为,并学会智慧投资、科学决策和培养创新思考能力。通过在综合实验中不断地训练和锻造学生自身的全局意识和经济学类学生综合职业素养,让学生从课堂上学到的丰富理论知识能在将来工作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二)实验与实训挂钩 在大四实习阶段,经济类学生很多都会选择走出校园进入金融领域行业进行实习。但在实习中,他们往往很难快速进入工作进行顶岗实习,在实习阶段难以积累到工作经验,而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课程的设计与平台的建立,使得学生在通过以往的实验课程学习后,在进入到实习岗位中时,不至于太过茫然,因为金融市场环境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在之前的学习课程中都有涉及,所以学生应付起来不至于吃力,同时也可以使他们在真实的环境中更好地提升与锻炼自己,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和积极态度进入到紧张、复杂的工作中去,同时学生可以对比发现以往实验课程中面临的情况与真实金融市场情况的不同之处,相互借鉴,两相比较,在对比中发现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让自身在实验与实训中能得到充足锻炼,养成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建设的主体结构 (一)平台开发架构 将学生培养成集多元化、综合型、实践型于一体兼具团队合作能力、社会竞争意识和理论驾驭实践才能的人才是中国当前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点,“以点带面”必不可少,而作为这个突破口的一“点”,一定要能够串联课堂知识并关联经济学类专业其他相关理论知识。金融市场变幻莫测,数据与资讯瞬息万变,不仅各类市场动荡较大,某些特殊的经济金融事件还具有单向性和单显性,经济金融相关专业投资决策更需要决策者具备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故本实验平台以经济学类相关金融证券投资为中心,围绕投资这一核心教学目标,将经济学类各个不同子专业的相关知识与金融投资这一核心主题相联接,最终形成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非金融类机构投资者在投资中的决策与投资操作。 (二)平台课程内容构建 本实验平台课程的设计与构建,计划采用以细概全、聚沙成塔的策略,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验平台优先寻找个人投资者这个突破口,不求庞大而求全面,率先将金融投资中个人投资者这个模块建立起来后,再进一步依据相关数据不断扩充和升级。围绕投资者,在金融投资过程中,首先进行市场投资对象的风险与收益测度,再对每个投资人自身的风险收益偏好进行估计测算,制定投资政策;再进一步选择相适应的投资对象或投资方式。根据各种金融投资分析技术分析的结果,对不同类别的金融产品进行组合投资,再进行金融虚拟仿真交易操作,构建个人的金融资产组合。在对每个学生资产组合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分析其组合绩效,并加以调整。众所周知,国内现存的绝大多数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都存在着数据太过单一化、简单化,又与真实的金融市场不相符的通病。而真正意义上想要实现让在校学生了解和认识真实的金融市场,必须将数据尽可能真实化、复杂化。该系统和平台上将全部引入金融市场的真实数据和相关动态数据,故综合实验实训的结果必定会与在真实金融市场中实际操作的结果相同,这也将是对现存的绝大多数国内同类实验平台的改革与创新。 (三)配套设施建设 想要构建优秀的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与之相匹配并互相服务的软件与系统是整个框架构建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便成了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学校方面需要与软件开发商合作,进行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课程专用软件的开发,先行形成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与操作系统的建设。通过以任务驱动为课程软件编程的逻辑来达到学实结合的效果,而所谓任务驱动模式,便是通过学习任务的细化来引导学生一步一步熟悉经济学中的规律与相关知识。在这样的任务驱动模式下,不仅能够极大地方便老师们任务,更能让学生们对这样的一节课更加感兴趣,同样的,在这样一种运行机制下的模拟仿真市场更能够贴近真实商业环境下的投资市场,真正的在高等教育中实现学实结合。 (四)平台特色及优势 1.课程设置的创新性。在绝大多数国内院校中,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课程仍处于萌芽阶段,还未像欧美国家那样正式走上高教舞台。在课程设置上,本课程具有创新性的特点。特别是在课程内容上,平台以个人投资人作为贯穿整个课程的思路是创新的,也是可行的。在课程软件的开发思路中,采用任务驱动模式,更使得整个课程可以将经济学类各专业的相关知识点串联在一起,并可根据专业特点不同,在有些知识点上有所侧重,方便经济学类在校学生的研修。2.课程的开放性。在经济学类各专业的课程设置中,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课是每个学生的必选课,因此在设置上充分考虑到了课程的开放性。建设完成后的课程资源将全部上网,所有选修或对此课程感兴趣的同学和老师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综合实验入口也计划采用实名注册后可自由进入的模式,不仅经济类、非经济类在校学生甚至非在校学生都可通过专门的通道学习本课程,充分实现资源的开放与共享。3.课程开发上的校企合作性。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采用了校企联合设计与开放的模式,校方课程组主要负责课程内容的设计,合作企业则主要承担综合实验教学软件的开发,课程教学软件的知识产权共享。这一模式仍处于探索中,项目建设单纯依靠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完成,因此,强调与企业的配合与合作,才能顺利完成计划任务。 作者:黄华继 黄欣然 朱锡安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专业论文:翻转课堂的经济学专业教学探究 摘要: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自本世纪初在美国提出后,越来越多的学校和教师尝试将其应用于教学过程中,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提高了学习成效。鉴于经济学专业核心课程的特点,其教学有着应用翻转课堂的适用条件,但在应用过程中,诸如学生传统的学习思维、教师授课的现代化水平、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制约因素也逐渐凸显出来。鉴于此,高校教师要勇于创新,逐步打破这些束缚,进而完善翻转课堂在经济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翻转课堂;经济学专业;教学 一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FlippedClassroom)也可译为“颠倒课堂”,起源于美国,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把传统的知识讲授和知识内化过程颠倒,让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看视频、听播客等手段完成自主学习,而课堂变成教师为学生答疑解惑、与学生互动的场所。它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的师生角色,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是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1-2]。 二经济学专业教学应用翻转课堂的必要性 笔者曾对学校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过调查,80%以上的学生认为传统的教学模式过于呆板,课堂互动性少,加上部分经济学专业核心课程理论性较强,内容较为枯燥,单一的教学模式致使学生很难提起学习兴趣,学习效率低下。大部分学生渴望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既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又能够保证学习成效。鉴于此,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如若能够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合理应用翻转课堂,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其学习的自主性都是大有裨益的[3-4]。 三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应用翻转课堂的制约因素 (一)学生传统的学习思维需改变 我国高校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大多以传统的学习模式为主,即“教师讲,学生听,课后做”的填鸭式学习模式,该模式以教师为主体,由教师掌握上课的节奏,通过传统的授课形式将知识讲授给学生,学生上课做好笔记,被动的接收知识,课后通过习题来巩固所学知识,完成知识内化的过程。如果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再去请教教师,而更多的学生有问题也不求甚解,最后不了了之。而翻转课堂的应用需要学生打破这种传统学习思维的束缚,变被动的接受知识为主动的学习知识,这不仅需要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更需要学生转变传统的学习思维加以配合。经济学专业教学亦如此。对于理论类课程,其理论性较强,学习难度较大,学生单纯依靠课堂的讲授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所学知识。而应用类课程,其对知识的理解应用要求较高,若仅仅是理论讲授不能取得很好的学习成效。 (二)教师授课的现代化水平需提高 翻转课堂需要教师提前录制视频或音频等,以便学生能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虽然目前智能手机普及,但是依靠智能手机录制视频等,除了需下载专用的软件外,更可能会出现视频不清,后期字幕无法编辑等问题,故专业设备是首选。而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虽然逐步年轻化,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教学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对于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也想尝试,但是碍于年龄的问题他们对于操作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不是特别熟练,这无疑会限制翻转课堂的应用范围,也浪费了优秀的教学资源。 (三)学生课余时间自主学习能力需加强 翻转课堂若想取得较好的学习成效,学生能够在课前自主学习相关视频音频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若不能在课前很好地将相关内容进行预习和消化,就不能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进而导致课堂上师生之间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讨论,最终造成翻转课堂的失败。目前我国大学生课余时间较多,面临的时间分配选择余地也非常大,再加上学生自制力弱,这一环节往往成为翻转课堂能否成功应用的关键。而如何督促学生把这一环节高效地完成,有赖于教师结合传统的一些教学手段对学生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例如在经济学专业应用类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录制视频将讲授的重点难点导入,让学生根据视频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实际调查,并结合自己的调查提出问题,待课上进行课堂讨论。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可以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提高学习成效。 (四)学生教学班人数需合理分配 我国自2000年实行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许多高校都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师生比远低于国家标准。同时加上硬件设施不完善,这使得部分高校在安排教学计划时不得不几个行政班合并为一个教学班,学生人数多达一百多人,这种大合堂在许多高校都非常常见,但是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课堂秩序不好把控,学生上课的干扰因素较多,注意力不能集中,学习效果不好,教师掌控课堂的能力需加强等,而这些问题都是拘于现实短时间内无法改变。而翻转课堂成功应用的前提之一就是小班教学。国外许多高校之所以能够成功应用翻转课堂教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师生比高,有些学校能够达到1:5甚至更高,而小班教学有利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提高翻转课堂的学习成效。 四完善经济学专业教学应用翻转课堂的建议 (一)加快学生由传统学习思维向现代学习思维的转变 当代大学生的学习能力,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对知识的渴求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只是步入大学后尚未适应学习环境的变化,多数学生还停留在传统的学习思维阶段,自主学习意识不强,没有和教师沟通交流的意愿,讨论学习的氛围尚未形成。对于此,教师应该多途径的对学生的学习思维加以引导,保留共性,发挥个性,促使其尽快转变传统的学习思维,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以便实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在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对于理论类核心课程,应着重强调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对于重点难点特别是模型的理解应用展开讨论学习;对于应用类核心课程,可以尝试多导入经典案例,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提高其学习兴趣,引导其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加快学生由传统学习思维向现代学习思维的转变[5]。 (二)不断提高教师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水平 翻转课堂借助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多种多样,而教师面临的首要技术问题便是能够熟练操作这些现代化的设备或软件。例如录制视频后还要进行剪辑和编辑,这些都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现代化教学的大势所趋。要实现现代化手段的教学,除了教师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素养以外,学校也应多途径的为教师提供各种培训机会,以提高教师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水平。此外,学校的现代化教学硬件设施也必不可少。例如笔者所在学校全校的教室都实现了多媒体覆盖,并斥资引入网络教学平台,所有的课程均可以在平台上课程通知、布置批改作业以及和学生互动。学生所需要的一切学习资源,包括教案,课件,视频等经教师上传后,学生均可以在平台上下载,阅读或者观看,这均为翻转课堂的应用奠定了硬件基础。 (三)加强学生课前学习的监督 翻转课堂能够成功应用有赖于学生在课余时间能够自主学习视频音频等相关资料,进而在课堂上和师生互动讨论问题,完成知识的内化,因此课前学习的监督便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经济学专业教学来说,部分核心课程理论性较强,学生难免有抵触心理,故若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教师必须辅以必要的约束手段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督促其完成课前的预习和准备。例如前面提到的布置课前作业,要求学生完成作业后再观看视频进行学习,并在课堂上随机检查课前作业的完成情况,这些都能够对学生的课前预习起到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另外,教师可以尝试利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将学生一段时间内的在线学习时长以及网络论坛互动的次数作为期末课程考核的一项指标,间接督促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做好课前准备,以便应用翻转课堂教学。 (四)传统教学模式和翻转课堂相结合 基于目前我国高校的现实情况,加之经管类专业热度居高不下,其招生数量将持续走高,故对于前文提到的师生比问题,短时间内恐怕无法改变。而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课时设置大多为每学期五十到七十左右,在有限的课时内,要有效的完成课程全部内容的教学,完全实行翻转课堂教学是不现实的。基于此,笔者建议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翻转课堂相结合,对于课程理论性较强的章节,可以完全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讲授,而对于较为难理解的模型或实践性较强的章节可以采用翻转课堂教学,强化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应用,同时辅以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等,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 作者:施阳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经济学专业论文:经管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问题探析 摘要: 强调应用实践的《计量经济学》在经管类专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贵州省K学院为分析对象,结合计量经济学的课程特征,从教师、学生、教材、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剖析了该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独立学院;教学改革 一引言 计量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居于最重要地位[1]。1998年教育部将其列入高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8门共同核心课程之一。贵州省K学院是省内较早开设计量经济学的三本院校,K学院开设有国际贸易,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等经管类本科专业。自开设计量经济学以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利用计量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还必须看到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笔者长期的教学实践,分析K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师数量短缺,质量参差不齐 教师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2]。当前,K学院聘请了较多的来自母体学校的兼职教师,占比为75.8%,而专职教师数量则偏少,仅占24.2%。实际上,部分兼职教师因母体学校教学任务重,不时会拒绝独立学院的教学安排,导致数量整体短缺;从管理层面来看,由于兼职教师工作关系不隶属于K学院,处于组织边界之外,调课、代课以及停课的现象时有发生。即使召开教学研讨会等,兼职教师往往不主动参加,管理工作比较困难。此外,兼职教师与专职教师之间缺乏沟通交流机制,任课教师各自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授课质量参差不齐,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教学团队。 (二)学生基础薄弱,学习兴趣不高 独立学院的学生大多录取分数偏低,导致学生学习基础普遍薄弱。以K学院为例,2015年在贵州省招生名额为1373人,占招生总额的82.3%。从录取分数来看,2015年,贵州省内文史类招生分数线最高分与最低分相差85分,理工类相差34分,录取的学生之间差异性较大。此外,独立学院录取的学生大多存在严重的偏科现象,表现为文科基础较好而理科基础薄弱。尤其是学生的数学功底薄弱、定量分析能力欠缺。调查结果表明,76.5%的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过程中,有明显的畏难情绪,学习缺乏兴趣、主动性较差,注意力难以集中,迟到、早退、旷课、睡觉现象普遍。 (三)教材数量偏少,缺乏评价体系 尽管市面上有关计量经济学的教材种类繁多,但针对应用型本科,尤其是针对独立学院的教材,数量整体偏少,可供选择的空间较小。如200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计量经济学》,2008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计量经济学》等,这些教材封面上均冠以“应用型本科教材”,但这些教材普遍出版时间陈旧,与培养目标不相符合;内容设计也没有紧扣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现实需求。此外,由于学术界缺乏对计量经济学教材的统一评价体系,任课教师在选用教材的时候往往具有主观性和盲目性。频繁更换教材,难以找到适合于独立学院应用型本科的教材,教学质量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四)教学时长不足,授课方式单一 由于计量经济学涉及的内容多,范围广,难度大,任课教师普遍反映学时不够。以K学院为例,学院安排的是每学期54学时,每周3学时,共计18周,一般安排在大三上学期(即当年的下半年),扣除节假日所占用的时间,实际有效课时不足48学时。此外,由于学院要求任课教师每次上课都必须点名,并计入平时成绩。尤其对大班而言,点名耗时长,加之课堂上还要维持教学秩序,非教学工作占据教学时间的比例逐步提高,严重占用了课堂上的授课时间。从授课方式来看,我院计量经济学教学方法主要有板书教学和多媒体教学两种形式,显然,二者都有不足,单一的教学模式割裂了理论学习与实践分析的内在联系。 (五)课程衔接不畅,内容有待整合 在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需要学生掌握宏微观经济理论,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数学中的微积分、线性代数以及概率论等知识。因此,既需要先导课程之间的有效衔接,又需要课程内部不同内容之间的有机衔接。以K学院为例,由于专业培养方案制定不合理,多数专业没有开设线性代数,使得讲授多元性线性回归时无法运用矩阵的概念展开分析。实际上,先导课程的设置顺序不合理,比如将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放在同一个学期进行,明显增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难度,教学效果明显降低;从课程内容衔接来看,一般都是在介绍计量经济学概述的基础上,以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为基础,逐步扩展到多元线性回归,非线性模型的线性化以及联立方程模型,而一元线性与多元线性方程、线性方程与非线性方程以及单一方程与联立方程之间的内容衔接需要安排一定的课时来加以讲解梳理。否则,跳跃性很大,学生理解起来非常困难。 三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对策建议 (一)引入专职教师,减少兼职比例 对独立学院而言,如果兼职教师比例过大,独立学院专职教师比例过小,导致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变得十分困难,主要表现为聘请环节困难(找不到合适的教师)、队伍建设困难(教师流动性大)、内部沟通困难(兼职教师不愿意参加独立学院教学研讨会)以及提升教学质量困难等。从长期趋势来看,独立学院最终脱离母体学校自主办学是一种趋势,K学院应该健全人才引进机制,在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的基础上逐步增加计量经济学专职教师,减少兼职比例,加强计量经济学师资队伍建设。同时,通过不定期邀请省内外知名教师来学院指导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加强对内部教师的业务培训,并以教学团队建设为载体,不断提高专职教师的教学技能,鼓励专职教师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积极承接纵向横向课题,通过科研与教学的融合,不断提高该课程的实用性,以应对外聘教师带来的种种风险。 (二)优化激励机制,提高学习兴趣 笔者对所在学校的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87.6%的学生认为,除期末考试的需要外,学习计量经济学没有什么现实用途。因此,没有一定的激励机制,学生基本上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好该门课程。因此,K学院的教务部门,应该制定相对严格的纪律要求,杜绝学生上课睡觉,不认真听讲,抄袭作业等行为。同时,将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与校内数学建模大赛,SRT项目申请,以及挑战杯等比赛结合起来,对报名参赛的同学予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从而不断提高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兴趣;对教师而言,为鼓励学生不逃课,不缺课,不迟到早退,可以设置全勤奖,平时成绩可以酌情加分;为鼓励学生上课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促进师生互动,对上课认真听讲,主动回答问题的同学平时成绩中予以适当加分。 (三)优化评价体系,组织编写教材 由于缺乏一套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材的评价体系,任课教师难以从现有的教材体系中找到合适的教材。问卷调查表明,90.5%的老师认为当前的教材不适合应用型本科的教学需求。在此背景下,K学院应该结合学生的不同需求,组织省内独立学院专业教师和相关专家,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召开专家论证会,编写一本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并重,问题导向与案例教学并举[3],从而解决因教材问题引致的教材难度过大,内容过多,任务过重等一系列困扰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的系列难题。 (四)增加教学时间,丰富教学方式 K学院应该结合计量经济学的课程特点,适当增加教学时长,将学时延长至72学时,并且按照2:1的比例来分配理论学习与上机实践之间的用时,以满足讲授计量经济学的时间要求[4]。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引入微信、QQ群以及专题网站等互联网技术,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回答进行答疑解惑,从而避免占用课堂时间。此外,应用互联网技术可以很方便的实时收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意见和建议。总之,借助互联网技术,将计量经济学的课堂讲授与课外学习、线下讲授与线上学习、期末考试与上机实践等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已有的教学方式。 (五)优化课程衔接,精选讲授内容 独立学院的教务部门需要在制定不同专业培养方案的过程中,召开包括教务部门,系主任,专业教研室,任课教师在内的专题会议,避免由于对专业课程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课程设置时间和内容上的错位,从而厘清不同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其次,应该召集讲授微积分、线性代数以及概率论的教师,以及讲授计量经济学的老师进行座谈,避免任课教师对这些知识点的遗漏或缺失,为后续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夯实基础。同时,在开学之初,借助问卷调查方式广泛收集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相关内容的兴趣,以及不同任课教师对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偏好,精选出学生感兴趣,教师认可度高,实用性强的教学内容[5]。 四结语 本文按照从宏观到微观,从主体到客体的原则,从教师、学生、教材、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等五个方面分析了K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新时期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实际上,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是涉及到学校、教师以及学生等不同主体的系统工程,教学本身也是一项常做常新、永无止境的工作。如何有效引入信息技术,借助翻转课堂提升K学院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内容。 作者:汪霞 单位:贵州大学科技学院 经济学专业论文:高校经济学专业双语教学思考 【内容摘要】 双语教学模式作为教育改革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本文从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角度出发,对双语教学模式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展开了对该问题实践可操作层面上的种种思考,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为寻找和应对经济学专业双语教学实践中的难点和突破口提供了些许参考。 【关键词】 双语教学;经济学专业;能力培养 近年来,高校不断加强双语教学模式的探索,追求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与传统的教学模式所不同,双语教学能更好使学生了解到当下最新知识与热点,有助于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专业人才,更能体现人才输出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如今社会需要的不再是只有满腹理论知识的“知识分子”,而是能为企业创造效益,能为社会提供各种价值与服务的综合性人才。所以,高校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双语教学成为很多高校努力实现创新型办学、教育改革试验的首选举措。由于专业目标的不同,对双语教学的安排与实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本文仅以经济学专业为例,探讨双语教学模式在经济学课程中的教学问题及发展思考,以期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具有国际视野的综合性经济学人才。 一、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现实问题 (一)专业语言能力不足。 在双语教学具体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学生的外语水平、专业英语能力与双语教学不相适应,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实际定位并不能完全符合双语教学的要求,且缺乏相应的专业英语课程作为辅助,造成了学生在双语课上听不懂,理解难,学习速度慢,专业交流能力差等问题。大多数学生接触到最多的是日常使用的英文词汇和使用习惯,对专业英语了解不多,也没有很好的渠道来帮助他们加强专业英语的学习。同时,很多学生还存在误区,认为自己已经通过了大学英语四六级,就不用担心在双语课上听不懂、学不懂的问题。这显然加剧了学生语言能力与双语教学实践要求不符的矛盾。虽然很多高校也有设置商务英语课程,但商务英语并不能完全链接经济学专业双语教学实践所学所用,这不仅需要相关课程体系的大变革,还需要教会学生如何自我提升相关专业英文水平。 (二)评教结果差强人意。 尽管学生对中英结合的教学方式并不排斥,甚至对双语教学也是充满期许,但现实结果却是评教结果差强人意。一方面,因为外语能力有限,使得学生并不能充分理解课堂上的知识点,课堂上教学开展与学生学习效果不佳成为较普遍现象。在教学内容安排上,理想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最突出表现即为专业教学时间缩水。如果英文解释在双语课堂上所占比例过高,那么必然压缩专业知识的学习时间,专业教学效果不佳,对于一些英文底子好的学生,就会觉得课程无趣或者对他的学习意义不大;如果中英文对照解释在课堂上所占比例少,甚至是采用全英教学模式,学生能否全然理解是一大问题,毕竟学生的英文水平的差异性肯定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双语教学课程一般采用教师课堂授课、教材及考试试题等部分或全部为英文的形式,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时间成本和学习难度不言而喻是增加的。同时,在与老师交流互通方面与传统课程相比也显得尤为不足。 (三)教学目标不够清晰。 双语课程教学目标不是专业英语的问题,而是以传授或学习专业知识为基本出发点的课程,一般是以高年级大学生为教学对象。但学生对双语教学的认识并不充分,有的人甚至认为双语课其实就是附带专业知识的英文课,这其实是对双语教学目标认识不足的表现。同时,教师对课程进度的把控,对学生理解的掌握,对外语所占比例高低等问题,都是承担双语课程专业教师会面临的尴尬问题。理论上,双语教学只是以外语作为媒介来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但实践操作层面上,我们又很难摆脱语言对教学的干扰因素,在课程进行中需要穿插相应的中英文解释,学生能力的参差不齐使得教学过程中,能否按照预期的教学计划或教学目标执行成为一个不好把控的事情。 (四)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我们的双语教师师资力量不够,双语教师的培养速度显然还不能满足当下蓬勃发展的双语教学课程的增长速度。双语教学要求教师在课堂上采用中英文或全英文的教学模式,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外语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从当前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专业教师一般很少具备英文专业背景,教师的英文听说能力成为授课效果好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瓶颈。为了增开一门双语课程,往往采取对传统专业教师进行简单培训即上岗的方式,或者吸收相应的海归人才作补充,一方面留给教师的双语备课时间不足,另一方面具备语言和专业能力的新近海归人才教学经验尚缺,真正能胜任双语课程的师资人才现在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二、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的突破点 (一)专业英语课程有效衔接。 双语教学要求在实际的教学环节中,通过英文这一媒介来进行专业课程的教学。所以,具备扎实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是开展双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专业英语课程与双语专业课程的有效衔接是解决双语教学过程中语言层面难题的一个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和途径。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培养学生专业英语自学能力。改变学生固有的英文学习思维,引导他们重视专业英语能力的培养,包括主动阅读专业类的专业书籍及文献,浏览国内外经济学主流媒体网站,让他们了解到英文的学习并非只是为了日常交流,更是自己专业能力提升的重要工具之一,英文的学习并不是最终目的,更要习惯的是如何使用好英语这个工具或载体,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第二,注重专业英语教学。在培养方案设计中,应当适当安排课时进行专业英语的教学和辅导,减轻专业教师在双语教学环节中对基本专业英语用词用法解释的工作量,以提升专业课程双语教学质量和高效性,保障基本课时下专业知识的讲授不会受到太多语言障碍的干扰。 (二)合理安排教学资源。 在经济学专业的双语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要增加英文在授课中的比例,更要合理安排教学资源,即优化经济教学资源配置。经济学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经济理论与相应实务发展与国际经济社会变迁有着很强的直接联系。在实践教学中,不仅要对传统知识理论加以掌握和学习,更要探究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表现和问题,甚至是学习最新的相关实务操作,教学模式就不能简单以课堂讲授为主,所以采用多媒体教学,借用国外的教学资源,搭建与国外高校的资源共享平台,开通实验教学模式,尝试全英讲座课堂,结合多样化教学模式参与到双语教学实践环节中,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恰当的教材选用。 为了让经济学专业学生能广泛参与到国家经济话题中,能深入分析和了解国际经济形势格局的变化,教材的选用非常重要。现在的双语教材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翻译版,即在国外权威教材的基础上,摘取整理部分重要内容,按中文教材的逻辑进行编写,这种教材往往知识体系比较符合我们传统教学习惯,且有中英文注释,利于课堂教授。另一种即为全英影印版教材,这种教材很原汁原味,但需要学生和教师都具备较强的外语能力。所以在教材的选择上我们要根据课程难度、学生能力、学时长短、课程体系、教学培养计划等综合考虑,不能一蹴而就直接选择全英版本的教材。同时,在规定教材之外,要引导学生广泛查询阅读相关专业文献资料,懂得利用互联网学习相关经济学知识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四)双语师资发展计划。 由于当前双语教学发展迅速,高校双语教师师资存在质与量均不足的现实难题,各高校应当充分关注双语教师的引进与培养。对于经济学专业教学师资而言,在引进教师方面可以偏向具有优秀专业知识背景的海归人才,以满足短期内日益增多的双语课程对教师在量上的要求。同时,注重对双语师资的培养与激励,建立系统性的双语教师培训培养计划,鼓励专业教师进行出国深造与学术交流,并建立双语师资奖励评优机制,把双语师资的培养作为一种长期的发展计划来执行。 三、结语 在高校教育改革浪潮中,双语教学模式在促进教育教学国际化,培养专业人才方面都具有传统教学模式所没有的优势。特别是在经济学专业教学环节,双语教学模式的参与及采用,能很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经济学专业人才,提升学生分析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双语教学作为一种能与国际高校教育接轨的重要途径,其现实教学过程中也不乏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学生专业英语能力不足、双语教学效果不理想、教学目标不够清晰、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所以在今后经济学专业双语教学模式开展中,应当做到经济专业英语课程的有效衔接,合理安排教学资源和采取多样化教学方法、恰当选用相关专业教材,以及注重双语师资力量的发展与培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双语教学模式的作用及提升教学效果,真正为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经济专业人才而服务。 作者:陈书 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经济学专业论文: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教学实践体系研究 摘要: 对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实践教学体系框架设计、实践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实践教学平台构建、合理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块、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地方高校 经济学专业 人才培养 应用型人才 实践教学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转换,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社会需求的变化对于以前侧重于理论知识传授与教学的普通本科院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普通高等院校特别是地方高校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相对于其他专业而言,经济学本科专业属于经济类和管理类学科的基础性专业,其专业口径更宽、理论基础更强。从这一角度来说,经济学专业的特点就在于其“理论”色彩浓厚。这一点从教育部的学科大类的划分中可见端倪。在教育部的学科划分中,经济学类专业包括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大类,而经济学专业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由此可以看出,理论性强是经济学专业的突出特点,也为经济学专业向应用型方向提出了挑战。其中,地方高校由于一般位于经济欠发达以及办学历史较短、师资力量不强等原因使得将“培养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优秀人才”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显然是不切实际,而“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经济学专业培养目标自然就成为众多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首选(肖海霞、齐欣,2013)[1]。其中,地方高校由于坐落于非省会城市,区域经济相对落后,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持有限,高校的建设主要依赖于省级财政拨款;同时,由于区位竞争优势相对处于弱势,地方高校也难以吸引国内外一流人才来高校任教。在此背景下,如何优化符合与地方高校定位与财力相匹配的操作性强的实践教学体系是解决地方高校培养合格“应用型人才”的关键。本文以湖北科技学院经济学专业为例,通过分析如何构建符合实际的、可操作性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实践体系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借鉴。 一、经济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湖北科技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于2003年获得招生权并于2004年招收第一届经济学专业本科生,至今已经累计招收了11批次的本科生。早期的人才培养方案由于办学经验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借鉴学术型高校如华中师范大学经济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为主并在实践中根据经济形势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来进行修订和完善。但是整体来看,受到经费投入、师资力量和办学经验等多方面的制约,湖北科技学院经济学应用型人才培养到目前为止没有根本性改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在地方高校中很具有代表性。因此,接下来本文将从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和问题的梳理中探索可操作性的经济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体系的路径。 1.专业特点限制了应用型人才培养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校的大幅度扩招为我国经济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专业性人才,但是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细分的变化,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目前我国地方高校所培养的经济学类人才其质量显然难以适应社会需要。一方面,从培养模式上看,由于经济学专业属于理论经济学,其课程体系中的绝大部分课程理论色彩依然较重,如《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投资学》等课程所占学时较多、课堂教学比重相应较大,导致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依然是以理论研究型人才培养为主,而经济学理论往往都是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下得到的,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些理论的现实应用有限,使得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并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总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比重偏低,同时受到经费投入等多方面的制约,导致实践教学的教学手段也非常有限,如实践教学以案例教学和研讨辩论为主,学生真正参与社会实践和动手训练的实践教学并不多。以《统计学》课程中“数据整理与显示”这一知识点的实践教学环节来说,教师都是将已有数据整理好以后让学生直接菜单操作即可。这样的教学实践学生无法体验到数据搜集的困难、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学生无法掌握如何根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去针对性的搜集数据。这种培养模式使得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可以干,但是又缺乏人才培养的专业特色及其个性特征,学生就业缺乏核心竞争力。 2.高校本科教育的“严进宽出”使得学生缺乏学习的自觉性 很多学生为了踏入高校的大门需要在高中特别是高三寒窗苦读,但是一旦进入大学以后,大学的管理模式和教学方式与高中有着天壤之别,因此许多学生一下子松懈下来并失去了学习的目标。另外,从地方高校招收的经济学专业学生来说,由于学生入学成绩通常都较低并且通常都是文理兼收,因此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起。在这一背景下,理科基础较差的同学自然很难适应高校这种“以自主学习”为主的学习方式,同时对要求有一定数学基础的如《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难以跟上教师的节奏,直接影响了后续课程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课程的学习,甚至彻底失去学习动力。 3.地方高校特点限制了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 从社会需求来说,经济类专业学生的专业特色并不强,就业压力较大。以湖北科技学院培养的经济学本科生为例,虽然到大三以后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就业目标在贸易和金融两个方向中选择进行针对性的职业训练,但是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说,分方向学习的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就业竞争力不一定比国际贸易专业或者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正统,就业竞争难以吸引用人单位的注意。另外,从地方高校办学理念上来说,处于办学效益的考虑,一些学校基于经济学专业办学成本低而大量招收,缺乏对专业建设的投入,学校在师资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投入有限,办学条件较差。因此,建立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办学投入的长效机制是提高经济学专业办学质量的最重要方面。 二、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应用型人才过程中存在的培养问题 1.专业定位不清、培养方案趋同 从笔者搜集的省内四所地方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培养方案来看,除了在分方向的课程模块中增加了针对性的课程以外,四所高校经济类专业开设的课程完全相同。同时,培养方案没有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笔者认为,经济学专业毕业生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能够对所研究的问题针对性的搜集数据并进行整理分析。以湖北科技学院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为例,从最近十多年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进行跟踪统计可以发现,地方商业性银行和证券公司是毕业生就业最集中的两个行业,而在银行和证券行业最常遇到的工作就是能够对业务中接触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并通过图和表等多种形式进行针对性的展示和分析。然而,《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学习需要应用较多数学知识,而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学生数学成绩普遍不好,使得上述两门课程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实际上,简单的体例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作不需要本科生来做,而数据整理和分析往往体现了经济学专业学生就业技能,因此相关课程应该在培养方案中要有所加强。 2.师资培养机制跟不上时代要求 从地方高校师资结构上来看,由于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都是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获批招生的,因此导致一些高校生师比严重失衡,并且师资结构中主要以年轻教师为主。由于年轻教师一般都是刚出校门又进校门,课程讲授不仅缺乏教学经验,同时教学任务又比较重,而社会实践能力的缺乏也使得年轻教师缺乏相关实践工作经验。如讲授海关制度与通关的教师并没有到海关进行见习或者实习过、讲授人身与财产保险的教师也没有在保险公司进行见习过,因此课程的传授只能是从课堂到课题,教学方法难免单一,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教学实习基地流于形式 从经济学专业的社会实践培养环节来看,由于考虑到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学生安全等多方面的因素,经济学专业教学实习基地往往流于形式。高校与企业、政府之间往往缺乏实质性互动,学生实习也只是走过场,难以建立长期合作的教育教学实践基地。从学生自主安排的寒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来看,由于缺乏有效的考核体系,学校在评价学生是否实习的标准是一份实习鉴定。因此,为了完成实习任务,很多学生只需要填写实习鉴定并随便找个单位或者企业加盖其公章即可。多种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时间教学环节更加薄弱。 三、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体系探索 1.实践教学体系框架设计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其就业技能的关键环节,是实现地方高校教学改革和创新的最主要手段。根据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经济学专业全程实践教学体系应该包括社会调查、课程设计和实习等方面。其中,社会调查往往是学生利用寒暑假实践进行社会实践。如果采用学生自主实习的方式来进行,社会调查会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而流于形式,因此社会调查应该采取以教师带队、学生参与的形式下到基层。通过教师的有效参与,不仅可以随时为学生在调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客观上也对学生的社会调查进行了监督,保证了实习效果。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主要是在学完一门课程以后将理论联系实际来完成一份报告,一般是采用论文或者实验报告的形式来体现。其组织形式主要是通过将学生划分为若干组来进行。当然,为了防止部分学生“搭便车”的行为,也可以一人一组。课程设计的题目可以由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课题给出,也可以由学生自行拟定,但是无论采取哪种形式来完成都需要学生保质保量的完成。具体考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对论文格式的考察,即论文的提交一定要符合论文的规范;另一方面,通过重复率检查以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尽量让课程设计落到实处。当然,如果是课程实验报告,教师一定要精心设计贴近现实的实验,如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定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或者数据一定是真实的且是较新的数据,这样让学生有动力、有新鲜感去完成实验。 2.实践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 促进教师授课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促进经济学专业学生学习兴趣的主要手段之一。传统教学方式便于教师组织教学,也有利于对教学质量进行全程监控。经济学主要的理论课程的学习主要以传统的教学方式组织教学为主,但是在其中穿插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如问题教学法和互动教学法等来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如在学习《微观经济学》课程中的“需求弹性理论”时,可以让学生结合理论知识来解释“谷贱伤农”、“差别定价”等经济现象。也可以引入场景模拟体验的方式来加深学生对复杂概念的理解,如通过组织学生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来理解博弈论中博弈的要素、策略、支付等概念,增加教学的趣味性。 3.实践教学平台构建 地方高校一般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且平台较低,使得地方高校的经费来源单一,主要依赖于财政拨款,社会办学资助并不多。尽管如此,地方高校还是要改变过去那种经济学专业办学效益高、投入少的陈旧观念,加大经管类实验室建设。经济学实验主要包括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三大类。无论是哪一类实验都需要实验场地、实验硬件和实验软件。因此,完善经济学专业课程设计平台主要包括实验平台和实验软件建设。从实验平台建设角度来说,在已有实验室基础上要认真设计实验资料,引进必要的数据库(如中经网宏观经济数据库等),提高经济学专业学生通过分析经济数据来发现问题的能力(赵天娥,2013)[2]。其实,就是引入必要的教学模拟软件。这些软件既包括必要的定量分析软件如stata、eviews等软件,也包括业务模拟软件如模拟炒股软件、模拟外贸报关软件等。通过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及业务素质的提升,经济学专业学生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会得到显著提升。最后,要加强高校与实习基地的联系。高校要放下身段、积极拓展与企业的联系并了解企业的需求,教学相长来提高教学效果,增强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就业能力(董本云,2012)[3]。 4.合理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块 实现差异化的发展是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发展的前提(刘生、李桃,2010)[4]。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不应该追求大而全,如开始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等课程,而应该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条件成熟的高校还可以考虑建立校企合作机制,根据企业的要求来实现多样化的培养方式,这应该是未来地方高校专业建设的一个方向。通过与企业合作办学,可以减少高校和学生的经费开支,也给高校无偿提供了实习基地,实现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办学宗旨。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要想学生有过硬的就业技能,教师必须要首先具备这一技能。对于地方高校而言,由于地方经济相对落后以及信息相对闭塞,难以吸引一流的人才到校任教。因此,地方高校可以与企业建立联动机制,例如让企业老总以讲座或者短期授课的形式来校进行短期交流,在时间上赋予其充分的自由和自主,减少其顾虑;同时,可以利用政府和企业的一些培训项目如教育厅的“高校教师深入企业计划”等组织年轻教师到企业挂职,增强教师社会实践能力,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增强其授课吸引力。 四、结论 本文对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专业培养方案趋同、师资培养机制跟不上时代要求以及教学实习基地流于形式是导致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应用型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从实践教学体系框架设计、实践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实践教学平台构建、合理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块、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经济学专业论文:非专业宏观经济学教学论文 一、教材选用 (一)国内主流教材与特点 目前国内出版教材使用率较高的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鸿业版《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袁志刚版《宏观经济学》,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尹伯成版《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和《宏观经济学简明教程》等,还有一些名校也都有自己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不过不少学校有要求订高教版或人大版的教材,多数学校考研参考书也规定这类教材,因此高教版与人大版是主流。国内教材的编写大多数侧重于从微观基础入手,理论环环紧扣,逻辑性强。但案例运用少,而且由于是西方经济学,即便有案例多数也是西方的案例,这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距离感。这方面袁志刚版的宏观经济学做出了较多努力,使用了非常多的中国案例,这能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了解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状态与政策的使用情况,使理论不空泛,体现出其实用价值。 (二)国外主流教材与特点 国外畅销教材主要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宏观经济学》,克鲁格曼的《宏观经济学》,还有萨缪尔森、布兰查德、多恩布什等作者的教材都一版再版。国外教材的编写主要依照长期理论和短期理论区分,并将几个宏观经济目标各做大的专题进行专门论述。这样写的好处是对专题的认知体验更快,感觉较为易懂。而且国外教材普遍配合大量实际案例,更易于学生理解理论。但由于体系相对松散,读完之后难以将这些理论串起来,并不利于记忆。 二、教学手段选用 (一)板书 板书是传统的教学手段,通过在黑板上书写,能够给学生传达明晰的知识结构和模型演变过程。但是板书受书写速度限制,不能书写太多,不然会影响授课时间。而且黑板面积也会限制书写内容,考虑学生距离黑板的远近,字体要足够大,那么一块黑板上能写的内容也有限。教师在备课时要对板书进行设计,如何写能够使教学内容更清晰的传达给学生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板书主要用于文字和一般图形的书写,复杂的图形和更多信息量则无法用板书来表述。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涉及较多政策运用和现实数据,如果单靠板书传递信息,学生能接受到的知识量大大减少,而且对于理论的运用缺乏直观感受。 (二)多媒体 多媒体教学是目前高校比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手段。运用多媒体教学就克服了板书信息量不够的问题,可以给学生展示文字、图表、图片甚至音频、视频等信息。多媒体教学运用到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当中,能够克服板书的种种缺点,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可以传递大量信息。比如讲经济增长差距,可以使用同一时期不同国别和不同时期同一国家的生活生活图片对比;讲失业率,可以列出我国失业率数据;讲宏观经济政策,甚至可以采用一些历史影像。但是多媒体教学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如板书,比如学习IS-LM曲线推导和演变的过程时,多媒体的图片相对静态,虽然可以设置线条弹出顺序,但由于两部门、三部门、四部门各有差别,政策变化又会使图形运动更为复杂,单独的多媒体显示可能会导致学生产生混乱。 (三)课堂互动 课堂互动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可以只是通过教师讲课过程中的随时观察,可以是通过提问一些问题,可以是提出话题让学生组成小组讨论等等。互动的方式是灵活的,但互动这种手段在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通过观察可以判断学生对正在讲解的内容的接受度,如果发现学生紧皱眉头对老师的问话没有反应,就应该重点重复讲解,发现学生频频点头说明学生理解良好,就可以继续下一知识点。通过提问可以发现学生的理解深度,而通过小组讨论,则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开拓学生的思路,不仅活跃了气氛,还能够使学生提高学习的兴趣。比如在讲解失业问题时,可以让学生讨论毕业后的去向,以此角度出发,分析哪些人属于失业者,哪些人属于劳动力,还可以分析国内的劳动力可以分成哪些种类的市场等等。这样的讨论关系到学生将来的切身利益,必然能引起学习的兴趣。 三、教材与教学手段的搭配使用 (一)教材的选择 相比来说,笔者更倾向于使用国内教材,因为国内教材的理论体系逻辑性更强,也更符合我国学生思维习惯。但也有不少学生反映国内教材难懂,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国内教材运用的案例较少,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建议借鉴国外教材的方法,多备一些案例。案例的选择,不能直接借用国外教材,毕竟大多数是国外案例,一些国际知名大事件可以借鉴,除此之外最好还是结合我国经济问题。比如讲宏观经济政策,结合我国政策运用情况来讲,更能使学生有切身体会。 (二)教学手段的选择 板书和多媒体显然各有优缺点,最好还是同时使用。投影安装时留出半边黑板,多媒体解决了信息量的问题,作为基础教学手段,而黑板作为辅助。这样在一些公式推导、图形推导方面,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再加上必不可少的课堂互动,教学效果要比单一使用某一种都好。 (三)搭配教材与教学手段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之所以说搭配使用教材和教学手段,是因为教材只能作为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载体,而不是全部内容。通过前文对教材和板书、多媒体的特点分析,笔者建议的是结合教材多种教学手段配合使用。多媒体和板书应该搭配使用,使用过程中要严密结合教材的知识结构,注重引导学生对理论框架和逻辑性的理解。在这里笔者想要重点强调课堂互动。在授课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并不完全取决于该课程对本专业的重要程度或课程本身的难易程度,有很多时候是取决于教师讲课的态度。如果老师自己都照本宣科,学生也不会有兴趣,如果老师激情饱满,学生也会被带动起来。大学生还未走入社会,是相对单纯的群体,是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的群体,教师的引导非常重要。虽然作为授课老师,并不对学生的生活负责,但在授课过程中体现人文关怀也是必不可少的。与学生共同讨论一些热点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既能够引入专业理论,也能够引导学生树立积极正面的观念。所谓为人师表,教师的言行都在无形中影响学生、教育学生,运用好课堂互动,对学生提升兴趣的影响可以说不可估量。 作者:崔小娜 单位:安阳工学院 经济学专业论文:高校专业建设经济学论文 一、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 (一)人才培养目标 以培养适应市场需求、具有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具体要实现:第一,以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特色,使经济学系的毕业生具有比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为进一步适应社会奠定基础。第二,以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培养大批知识面广、能力强的应用性人才。着力把毕业生培养成为适应经济、技术和生产等应用部门需要的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的应用性人才。 (二)教学改革与实践目标 深化经济学专业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在现代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对课程体系、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建设、考试改革,教学质量管理与监控体系的建设等问题进行全面探索,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果。 (三)师资队伍建设目标 师资队伍是专业建设的基础。目前我们有一支理论扎实、教学经验丰富、科研能力过硬、师德师风高尚、学历、年龄、学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在今后的建设中还将进一步培养、引进高水平人才,以提升经济学专业在全国的影响力。 (四)科研建设目标 科研成果既是专业建设的标志,也是教学水平提高的重要支撑。围绕专业特色明确教师科研方向,加强团队合作,努力提升科研实力和水平,争取获得高水平科研成果,包括课题、论文、专著、获奖,扩大在省内及国家的学术影响力。 (五)学科建设目标 以省级重点学科和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梯队基础设施建设资助为基础,在未来五年里,不仅要继续保持目前的成绩,而且还要攀登更高的高峰而努力,为冲击国家级重点学科积累基础。 二、特色专业建设的实践 (一)人才培养的实践 为了培养具有理论素养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我们采取了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具体包括:学业导师制、组建学习小组、进行社会调研和开展岗位实习。 1.学业导师制。 导师制包括固定导师和流动导师两种形式。固定导师是每个相关教师固定地为某个班级或年级充当指导老师,具体负责学生在学习、人生设计以及生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流动导师是通过网络建立起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即学生可通过网络向流动导师提出问题,导师在网上做出回答。 2.组建学习小组。 组建学习小组是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需要,组成规模较小的一个学习小组,一般为5-10人。一方面提倡学生自己进行学习讨论、对一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的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鼓励相关老师能够参加学生们的讨论。组建学习小组还要渗透一种以培养学生研究兴趣为目标的活动宗旨,争取在兴趣中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 3.进行社会调研。 进行社会调研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社会,同时检验自己在课堂上学的知识具有怎样的解释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以理论见长,局限在课堂学习容易把知识学死,而且自己也不知所学的知识到底有没有解释力。进行社会调研就是要使学生加深对自己所学知识的理解。 4.开展岗位实习。 开展岗位实习的目的是锻炼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在推行学分制学习后,学生可以自主地选课、修学分,因此许多学生在前三年的时间就可以修完必修课及选修课所需要的学分。剩余的时间除了完成学习所需要的其他环节外,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到社会进行实习。另外,也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或业余的时间进行临时的、或短期的实习。总之,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把学生的能力最大程度地挖掘出来,提高了他们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2007年以来,经济学专业累计培养了本科毕业生500余名,就业率达到90%以上,考取研究生比率达到10%以上。学生通过专业培养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功底,通过专业实习掌握和了解社会实践技能,毕业生主要走向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和自主创业等领域。 (二)教学建设与改革实践 1.完善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 根据经济学专业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对原来的教学计划进行了调整,完成了新的2009版人才培养方案修改、落实工作。新版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了理论研究与市场实践两大模块课程,加大了多元化培养体系建设。 2.改革教学考试方法,应用现代化教育技术。 我们从教学方法、考试环节同时入手,摆脱了传统的以传授为主的教育,加大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第一,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学习”。在注重课堂教学的同时,强调实践教学,引入案例式教学,理论课教学中加入众多的案例分析和模拟练习。第二,在考试内容、形式上也进行了改革。从考试内容上要求学生在对课程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的基础上,具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从考试形式上要求采取包括作业、回答问题、课堂讨论、论文等多种方式。第三,大力开发和应用现代化教育技术。除了利用目前已开发的信息平台外,还组织现代教学技术经验丰富的教师开发优秀的多媒体课件,同时充分利用校园网,尝试网络辅助教学。 3.注重教材、精品课、实习基地建设。 我们所选用的教材主要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和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获奖教材,同时我们也鼓励一些有多年教学经验和研究基础的教师,根据自己多年教学经验和本校学生特点,编写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教材。现已出版《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三部教材并已投入使用。精品课建设在经济学专业启动较早,目前有一门省级精品课政治经济学,正争取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获得省级精品课。我们也在努力增加专业实习基地,新建专业实习基地5个,累计接受毕业生实习达500人次。 4.完善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第一,完善教学日常环节管理、教学文件管理、教师管理、教学研究活动管理。从教学的各个环节上看,对教学大纲的编写、专业教学计划的编订、考试改革方案、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规范,学生毕业实习、读书工程和创新工程,学生评教实施办法,教师评学有关规定等都建立了较完善的制度。第二,强化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立了院长、校督导、院督导、系教师四级教学评估体系,从教师备课到课程考试评卷实行全程评估。系内主要是以系主任负责领导,重点对青年教师进行教学质量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每年开展2次学生评教,了解教师教学的优缺点,并及时向教师反馈,以促进教师尽快改进。 (三)师资队伍建设实践 本专业拥有一批从事经济学教学、科研的专业师资队伍。教师职称结构合理:本专业的15名教师中,教授4人、副教授6人、讲师5人,形成了合理的梯队结构。教师学历结构较好:15名教师中,全部具有硕士学位,具有博士学位的有13人,占87%。教师梯队结构合理:本专业任课教师形成了老、中、青三层次结合的梯队,老年教师1人,中年教师9人,青年教师5人。学缘结构合理:教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也有部分教师曾到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等地进行学习与交流。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是立足现有队伍,积极引进高水平人才,稳定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骨干教师,重点培育教学名师、青年教师,普遍提高教师业务水平。近年来,我们引进了南开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各1人。我们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以提高经济学专业教师队伍的质量。例如,对拟培养的青年教师按照学校和学院的统一要求制定明确的助课计划,在本专业确定有多年教学经验且教学效果良好的教学导师,采取一对一的培养方式进行助课。青年教师首次上课或承担新课需要提前完成授课大纲和教案的准备工作,上课前除了必须经过系和教研室主持的试讲外,其授课大纲和教案要接受教研室主任及相关具体教师的审阅,合格者方能上岗。青年教师除了需要认真参加助课外,还要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开展更为广泛的听课活动。每位新调入青年教师在二年之内至少需听取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二位以上任课教师授课。青年教师听课需有听课记录和听课心得。 (四)科研建设实践 1.以高水平科研成果为标尺 使经济学专业的教师树立攻关意识,建立宁缺毋滥的科研理念。 2.以研究团队为基本研究单位 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研究方向,在、申报课题、争取科研获奖,都要围绕这个方向,进行集体攻关,并且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研究发展机制。 3.以加强学术交流为重要途径改变教师们的观念,开拓教师们的思维。 并且通过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扩大影响和知名度。具体如积极扶持教师走出去参加各种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派出访问学者和年轻教师去国内重点大学,甚至出国访问进修,同时积极接纳国内外访问学者,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讲学。近年来,我们专业有多名教师到英国、日本、韩国和泰国等地进行了学习和交流。 4.以实现教学科研并重为指导思想 加强教学与科研的互动,形成科研促进教学建设机制。 (五)学科建设实践 1.采取引进来的方式加快学科队伍的建设。 引进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形成强有力的学科梯队。 2.加强学术交流 让学术界了解我们,并且建立与学术界较为密切的关系,形成学科建设的良好环境。 三、结语 通过学科建设的这些措施,经济学专业的学科建设取得很大的成绩,目前已获得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法与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政治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下一步目标是把政治经济学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 作者:刘赣州 单位:黑龙江大学 经济学专业论文:高校经济学专业课程体制的构建 一、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科建设的现状分析 农业院校独立开设经济学专业大多始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历程较短。以同类型农业院校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与贸易学院于1989年成立并开始招生,发展至今,已具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4个专业学位硕士点。江西农业大学1994年成立经济贸易学院,现为经济管理学院。现已发展为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财务管理、西方经济、政治经济、财政金融、国际贸易、统计与计量、双语教学11个教研室,具有1个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2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和6个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湖南农业大学1982年开始本科生招生,2006年1月经济管理学院分为经济学院和商学院。其中经济学院所属的经济系自2005年秋季设立并开始招生,至今已招生8届,招收本科生343人,已培养了4届毕业生。图1可以看出,随着院系规模的扩大和师资力量的增强,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生源人数呈现出平稳增长的趋势。考察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层次2013年教学计划,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课时总数分别调整为56课时,学分从原来的3学分提高为3.5学分,仅次于公共基础课程中的两课和数学,在专业类课程中排列首位,并实行考教分离,实行课程统一命题考试。 1.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科发展的优势 (1)师资队伍有所壮大 经过几年的建设发展,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专业已形成一支结构合理,有良好师德和敬业精神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从年龄结构上,经济系的教师队伍是一支年青的队伍;从学历结构上,是一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队伍。从职称结构上,在系教师的职称较高,其中,副教授比例已达33%,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比例已达到75%;从学缘结构上,近年来通过引进省内外其他高校的青年教师,不仅壮大了教学和科研的团队,而且优化了经济学的学院结构,避免了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为学术的发展和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教学科研成果丰富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主要沿着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三个专业领域展开,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并以学院建设为平台,与企事业单位合作积极开发横向课题。教学成果上,多次获得湖南省省级和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项,主编或参编多本国家级规划教材,获得湖南农业大学优秀教材奖。在精品课程建设方面,部分本科专业基础课程和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通过评审被确定为湖南省省级精品课程,为湖南农业大学农林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和基础。不仅通过加强“硬环境”,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和规范资金管理使用制度,搭建起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桥梁,强化了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同时也优化了“软环境”,加强了对大学生实践活动的组织领导和日常管理,对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进行统筹安排,把实践活动真正纳入教学体系,鼓励大学生进行实践活动的兴趣和热情,增强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2009年至今,经济学专业教学团队取得了多项校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和省级教学研究项目。 (3)教学硬件和设备完善 从教学硬件上来看,经济学院自2007年获经济学实验室获得省部共建基础实验室建设项目资助以来,于2011年获省部共建优势特色实验室项目资助,拥有校外科研教学基地5个,美国经济评论等多种国际权威专业学术刊物,3种网络期刊和4个网络数据库,并且计划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充学术资源数据库,以供广大师生教学和科研使用。目前拥有专业实验室面积370平米,实验用房为4间,拥有各类计算机190余台,能同时容纳6个班级的学生进行上机实验。实验室现有仪器设备总值约300万,其中硬件设备约160万,软件设备约140万。培养实践能力的条件良好,校内经济系综合实验室设施齐全,并备有专门的实验技术人员和教学人员,为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与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加强校外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建设,与用人单位的紧密合作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一条重要渠道,产学研合作教育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之一。湖南农业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秉承这一理念,陆续发展了五个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分别是:湖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春华镇人民政府、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地、湖南省微生物研究所、湖南亚华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2.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科发展的劣势 长期以来,农业院校从数量和质量上培养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人才很难与财经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相比,导致其社会知名度较低。很多企业和事业用人单位认为,农业院校的强势学科就是农业,而农业院校毕业的经济学专业教学水平和学生质量堪忧。这对农业院校的经济学专业的发展、学生就业和科研项目来源势必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影响农业院校的学科发展。就湖南农业大学本身而言,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学科发展的因素: (1)院系专业发展不平衡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历年各系的招生人数,其中金融系招生人数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比例而言均超过其他系,而其他专业生源人数相对较低。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生来源逐渐趋于广泛,入学分数和基本素质也日趋降低,这给管理和培养造成困难。专业学科特色方面,应用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非常看好,市场需求严重供不应求;而理论经济学专业就业前景不明显,缺乏竞争力。来自内外的双重因素造成了当前院系专业发展的不平衡。 (2)课程设置缺乏多样性 从2013年新修订的教学大纲来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门课程从原来的3学分提高到3.5学分,一方面突出了其重点和基础学科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使得总体的课程设置显示出较强的单一性。以教育部就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的“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为指导,笔者认为经济学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具备经济学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并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其知识、能力及素质相互协调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能够向经济学相关领域扩展渗透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因此课程设置应具有多样性,并适当设置与其他社会科学交叉性较强的学科,从而提供本专业学生以及其他专业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学生更广阔的课程选择空间,引导学生从更为广阔的视角上认识理论经济学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在经济学专业的教学中应当加强经济学文献的阅读,也应该成为改进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二、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科结构优化的思路与措施 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教育是基础,人才是保证。人才市场对高等农业院校培养的本科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更加务实,经济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具备的能力和掌握的知识体系必须更加贴近社会的需求。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大量高级专门人才从事现代农业的研究、生产和服务工作,以及农科人才从事现代农产品的经营、开发和国内外贸易等工作。应确立“以农为本,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对专业课程体系、授课内容与授课方法进行改革和完善。 1.发展与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紧密结合的应用型学科 对于湖南农业大学而言,作为地方农业院校,应立足于以图2湖南农业大学2006~2013年经济学院各系学生人数对比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因此经济学专业应该以“服务三农”为目标,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不仅符合高等教育对普通本科院校培养人才的内在要求,又有利于发挥本学科比较优势,提升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2.发展交叉学科,满足新农村建设对多样化人才的需要 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需要大量的多样化人才作为保障,特别是当前粮食安全问题、环境监测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因此,农业院校经济学培养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应突出经济学向“三农问题”相关领域扩展交叉的能力,能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从事经济分析、预测、规划,也能够为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统筹规划培养和输送技术和管理型人才。 3.促进学科渗透,提升理论经济学科整体优势 课程设置要结合农业院校在“三农”方面的优势特长,为经济学专业学生增加了解“三农”问题、农业行业特性和农业企业的相关课程,如农业经营管理专题等,增强学生对农业问题和农业企业知识的了解,突出学生的培养特色。其次,在专业知识课和专业选修课教学中,教师应合理利用专业课程之间交叉性特点,将理论的教授和实际运用有机结合,突出经济学专业的整体优势。 作者:焦娜 单位: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生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创新 一、本科宏观经济学教学面临的现实困难 学生需求层次不同专业不同、兴趣不同的学生的学习需求层次并不相同。与经济类专业通常会在本科阶段继续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不同,公共管理类专业在本科阶段一般只安排初级课程,但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课内容一般都会达到中级程度。因此希望继续深造的同学就需要掌握中级课程的有关内容。初级宏观经济学与中级宏观经济学二者尽管概念体系一脉相承、教学内容结构类似,但是同样的知识,分析深度和应用的数学工具都差异甚大。如果完全不具备灵活性,只是拘泥于初级课程的固有内容,就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阻碍其继续深造。 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重点 1.针对学生需求层次不同,开设多层次的宏观经济学课程 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一般都会开设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但是如前所述,也有部分学生需要学习了解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此种课程设置就会不敷所需。因此,教学改革的着眼点,首先应当对授课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在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与理解前提下尽量涵盖中级课程内容,以兼顾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这一点看似困难但却有其实际可行性。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已经较为完善,无论是初级还是中级课程,其知识结构及使用的概念体系都基本相同,所区别的只是形式化程度或抽象化程度的不同,即使用的数学分析方法的严密程度不同。 只要学生具备相应的数学知识,就不会影响对课程的正常学习与理解。当然上述方法只是在现有课程设置条件下的治标之策,更进一步的治本之策是有条件的学校争取在大学高年级以专业选修课形式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以满足希望继续深造和有更多学习兴趣的学生的需求。这是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的做法,但对各校公共管理学科的师资结构和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视为未来的长远努力方向。 2.丰富教学模式,改善教学质量 从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固有现状角度出发,相对微观经济学而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较为松散,各部分知识内容各有特色,并且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非常紧密。针对这一特点,具体到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当中,就应当针对不同部分知识采取更为多样的教学模式,保证学生全面掌握各部分内容,达到形散实不散的教学效果。例如可以通过跨国情景比较的方法讲授经济增长理论和一国收入水平的衡量,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国民收入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内涵。用学生作为主体亲身参与的方式讲授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 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应用课程当中学习到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对一些现实问题如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经济焦点话题展开分析讨论,一方面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囫囵吞枣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让学生认识到经济学是一门来源于现实的科学,并非仅仅简单体现为课本上的单薄原理与教条。让学生体会到学有所用乐趣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其学习热情与兴趣。另外,如前文所述,现代经济学中大量使用数学分析工具,而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这些数学工具并在现实中能够加以应用,就必须进行足够的习题练习,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每一章节之后都会提供大量课后习题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由于课时安排有限,很难做到由教师在课堂上对课后习题一一进行讲解,所以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通过设置研究生助教的方式,在正式课时以外时间详细讲解课后习题,帮助学生消化课程内容。 3.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如前所述,一方面宏观经济学课程包括近20章内容;另一方面,学生的课堂学习时间又相对有限。同时一般只有1-2次考试机会来最终判定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这些特点正与高中阶段教育相反,后者的教学时间较为充裕,涉及的知识范围相对有限,并且可以围绕同样知识内容反复进行多次考试,以加强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因此单纯采用植根于高中教育特色的闭卷考试形式就无法非常准确的判断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真实理解与掌握。有些学生可能通过死记硬背获得较好的卷面成绩,但实际并没有真正理解掌握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考试结束之后死记硬背的内容很快就付诸东流。有些学生可能对经济学理论的整体理解更为清晰,但一次性考试固有的偶然性会削弱真实知识水平与考试成绩的相关性。因此,除了最终考试以外,还可以结合采用课程论文、主题发言等多种形式考查学生对知识的实际掌握程度,并令其在成绩评定中占据一定权重,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学习成绩评价结果。 4.尝试采用英文教材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诞生与演变主要源自西方国家,因此无论是经典的经济学教材还是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多使用英文撰写。前文提到的国内中文本教材大多也参照国外教材体系进行编写,中译本教材则受到译者素质和跨语言文化表达固有困难的影响,常常让学生无法准确理解各种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真实含义。因此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尝试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以提高教学质量。另外,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继续深造,采用外文教材也便于其日后接轨学习,满足了学生潜在的多层次需求。 作者:张平 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经济学专业论文: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经济学中的设计分析 摘要: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频繁,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越来越迅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培养专业化的经济贸易人才的重要课程,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教学案例的设计和应用。本文对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中的经济学教学案例设计进行分析和探讨,旨在提高经济学教学水平。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经济学;教学案例 一、引言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融合度越来越高,而且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各种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教育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多传统的教学方法不断被新的教学方法所取代,高校教育是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重要阶段,当前高校的专业设置越来越全面,为社会各个行业的发展输送专业化人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经济学教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在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教学过程中,要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进行细化,引导学生加强对各种经济案例的分析,从而加深对经济学知识的理解。通过科学合理地设置教学案例和应用案例,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常见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在高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学作为该专业的重要内容,是高校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内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传统的经济学内容已经不能解释当前的经济现象,因此,为了提高经济学的适应性,使其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必须要加强对高校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以及经济学教学模式的转变。尽管当前高校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重视程度较高,但是在教学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教学模式单一传统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过程中,由于理论知识较多,教师教学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对理论知识的讲解,例如经济学中有很多关于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理论知识,是经济学教学中的重点,教师只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方法,对各种理论知识进行讲解,一味地进行理论教育,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二)学生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认知比较片面很多学生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认知不清楚,比较片面,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是从事国际贸易的,国际贸易该专业学生毕业之后从事的主要行业,但并不是唯一的行业,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也不只是进行国际贸易,而更多的是要对国际经济形势进行掌握,促进我国经济水平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得到提升,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该专业的认知不全面,也会导致学习效率受到影响。 三、国际经贸专业经济学教学案例设计 经济学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也是该专业中的主要课程之一,在教学过程中,一些复杂深奥的理论知识是学生学习过程中面临的难点问题,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加深对经济学知识的内涵与本质的了解,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要加强对教学案例的设计和应用,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上进行创新,以新颖的教学手段以及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对学生进行经济思维的启蒙,为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基础。(一)合理地选择案例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选择的案例一般都是经济社会中的真实事件,在这些经济事件中往往融合了很多经济学理论知识,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案例地分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理论知识。在选择案例的时候要保证时代性和典型性,例如在分析市场失灵以及带来的各种问题的时候要选择时间比较近的案例,以1997年至今,尤其是2008与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以作为经济失灵分析的主要题材,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可以强化学生的感受,激发他们加强对现实经济危机的理解,并且激发他们思考如何解决经济危机。另外,在选择案例的时候应该要具有典型性,现实的经济社会中有很多复杂的案例,各种经济事件也层出不穷,但不是所有的经济事件都可以用于经济学教学过程,例如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涉及供求理论中的支持价格和最高限价,就可以以我国政府的农产品收购政策以及政府当前对药品价格的强制管理政策等作为分析的对象,能够很好地对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进行诠释,而且结合了学生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相关性和兴趣。(二)加强案例分析与讨论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选择了合适的案例之后还应该要真正发挥出案例的作用,要引导学生加强对各种案例的分析和讨论。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将案例作为讨论的主要话题,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对经济事件中涉及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并且要探讨得出解决方案,然后再以小组为单位对讨论成果进行分享,在全班范围内加强学生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联系,帮助学生拓展思维和眼界,提高学习水平。 四、结语 综合上述,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教学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过程中,经济学是一门十分基础、重要的课程,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可以加强对案例教学法的应用,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案例,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帮助学生加强对各种经济事件的理解,从而加深对经济学知识的理解,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作者:赵玉飞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经济学专业论文:经济学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研究 1.改革目标 根据教育部“目标明确、改革领先、成果突出、师资优化、设备先进、教学优秀、质量一流”的基地建设方针,以及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复合型”,“学科基础扎实、富有创新精神、知识面宽,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优秀人才的要求,将经济学专业的改革目标确定为“一个中心,四个基地”: 1.1“一个中心”:就是坚持以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为中心,在教育和教学改革中努力创新,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探索经济学教学的新模式、新思路和新方法,办出具有学校特色的经济学专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一流人才。 1.2“四个基地”:①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把经济学专业建设成为一个能符合时代要求,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协调发展的,“史、学、论”相结合高质量的理论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②坚持改革创新,深化教学改革,努力把经济学专业建设成为具有鲜明特色,在全国具有有较大影响的教学和教改实验基地;③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把经济学专业建设成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借鉴、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优秀成果,侧重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并服务于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的全国重点科研基地;④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把经济学专业建设成为全国理论经济学师资培训基地。 2.改革内容 2.1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建设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创新和变革的教学改革工程。专业建设首先要在保持学校人才培养总体定位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本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模式。本专业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经济学基础人才的需要,紧密结合经济学专业的自身特点,追踪学术前沿发展动态,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前瞻性、适用性及特色突出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模式。 2.2加强课程建设,创新教材与教学内容 课程建设、教材与教学内容的创新是专业建设的基础,这方面的改革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根据社会对经济学专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来设置合理的、科学的、超前的课程体系;第二,加强教材建设,根据新的课程体系编写相应的教材;第三,促进学术研究与教学质量良性互动,实现以科学研究带动教学改革,通过教学改革促进科学研究的良性循环;第四,加强精品课程建设,发挥精品课程在本科教学中的示范作用;第五,重视实践教学,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搭建良好平台。 2.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科学的教学方法与先进的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保障,专业建设离不开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要积极探索课堂讲授与讨论式、启发式、研究式教学相结合;系统讲授与课后辅导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改革;创造条件,使教师能够运用现代化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开展教学活动。 2.4改革实践教学,推进人才培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是要建立与完善教学实践基地;二是要做好学生实习的指导工作,保证实习时间,提高实习绩效;三是要建立学校、用人单位和行业部门共同参与的学生考评机制。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2.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建高水平教学团队 师资队伍是专业建设的人才保障。要通过建立优秀教师的培养与选拔机制,促进优秀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通过师资对外交流与培训机制,提高现有教师的教学水平的科研能力;建设开放性的人才交流的引进机制,把现有师资的培养与优秀人才的引进相结合,优化师资结构。 2.6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专业建设机制 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专业建设机制,对于专业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这项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健全与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优秀教师的选拔与激励制度、优秀学生的奖励与推免制度及专业建设的评价与监控制度等。 3.实施计划 3.1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和“本、硕、博”连读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根据经济学专业建设的总体目标,调整经济学专业建设的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明确特色定位。要总结本科生导师制实行过程中的经验与问题,深化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改革;依托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经济学一级博士点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教学与科研平台,实行“本、硕、博”连读培养模式。 3.2调整课程体系。一是构建 “史、学、论”相结合为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着重培养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二是加强计量经济学、统计学、计算机及外语的等分析方法与工具型课程的建设,使学生基本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三是加强社会实践环节的教学活动,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3.3创新教学内容。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要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改革发展的实践相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二是在西方经济课程的教学中,要注重把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前沿经济理论相结合,使学生既能把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又能吸收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三是探索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成份及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前沿理论,构建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主要内容。 3.4加强经济学专业教材体系的建设。在吸收本学科统编教材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出版经济学系列教材和学术专著,为改革教学内容奠定坚实基础。 3.5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一是把教学名师的传帮带和教师间交流相结合,形成热爱教学工作,努力探索教学方法的良好氛围;二是通过案例分析、课堂讨论、主题发言、学术沙龙、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等形式,实行“参与型”师生互动的双向教学法;三是配置先进教学设备,加强教师对多媒体与多功能教学实验室的使用培训,不断改进教学手段。 3.6构建实习与就业相结合的平台。一是要建立与完善教学实践基地;二是要做好学生实习的指导工作,保证实习时间,提高实习绩效;三是要建立学校、用人单位和行业部门共同参与的学生考评机制。努力构建实习与就业相结合的平台,以实习促就业,以就业带动新的实习基地建设。 3.7完善师资培养、使用和激励制度。具体包括优秀中青年教师、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学科拔尖人才的选拔、培养制度;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及国内外进修制度;对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奖励与资助制度;引进人才的特殊政策制度等。 3.8健全教学管理制度。具体包括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教务干事联席会议制度;教研室集体学习和集体备课制度;教师自评制度;学生评教制度;教师评教制度;实行教师督导团听课制度、新教师试讲制度、考试巡查制度、集中阅卷制度等。 3.9创新学生管理制度。主要有“基地班”新生遴选制度;经济学专业学生考评制度;中期淘汰制度;学习与科研活动的激励制度;推荐免试研究生制度;奖励推免、考取研究生制度;“基地班”学生特别资助制度等。 4.预期成效 利用5-10年的时间,努力把经济学专业建设成为人才培养质量上乘、学科建设特色鲜明、综合实力国内先进、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高水平专业。具体可分解为: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时代要求,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需要,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具有先进教育思想和理念的科学课程体系;建立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和特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体系;建立能够反映最新科研成果和国内外前沿理论的教材体系;建立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教学方法体系;建立能够体现科学化管理和现代化要求的教学管理体制;建立若干个具有时代特征、典型意义、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建立一支教学水平高,科研究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学风严谨、师德高尚,以经济学博士为主体、高职称教师占相当比重的,矢志于经济学教学和教学改革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具有设备比较齐全、水平比较先进、功能比较完善,适应培养经济学优秀人才需要的教学、科研设施和其它办学条件;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形成科研究创新的良好氛围,在经济学学术研究方面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经济学专业论文:对能源经济本科专业“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的思考 摘要:针对能源经济本科专业的“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本文从多角度分析和概括了能源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能源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教学要求,简述了国内外能源经济专业设置及“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情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模块化设计思路提出了课程内容设置的原则、模块内容划分、学时安排和有效的辅助教学手段,希望能为国内的课程建设提供一定帮助。 关键词:能源经济学;战略性新兴产业;课程体系;内容模块 当前,能源生产、分配和利用方式正面临深刻变革,能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能源产业也在经历从传统垄断和计划为主的管理模式,通过管制放松和竞争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能源相关资源配置将更多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这一进程中有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 能源经济学就是以能源生产、分配和利用全过程中的经济问题为核心,阐释能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与相应经济规律,为实现能源及相关资源在社会经济中的有效配置和管理,提供理论和方法论支撑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是能源经济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理论。2010年,教育部启动包括能源经济专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建设,“能源经济学”课程普遍作为该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一、对能源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解――基于课程知识框架的角度 当前,能源经济学的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能源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关系;能源与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关系;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能源价格、能源市场和税收;节能与循环经济;能源替代;能源国际贸易和能源金融;能源政策等[1,2,4,5]。总体上,能源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有关理论来源,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管制经济学、能源技术经济学、金融学等理论,所采用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是运筹学及数学规划、应用统计与计量经济学、可计算一般均衡(CGE)理论、系统科学及系统动力学、博弈论及信息经济学等。 对能源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可以从对能源经济的不同认识角度理解。 1.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层面(图1)角度 宏观层面内容侧重总量分析,有关政策分析考虑经济环境因素,主要有宏观能源供需及平衡分析、能源市场、能源环境管制政策、能源安全等;中观层面内容主要是能源产业政策与管制;微观层面内容涉及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能源供需均衡与配置优化、能源生产消费的外部性等。相对而言,能源技术经济则强调围绕能源生产消费过程或项目,更具有与技术特征相结合的管理学特征,如投资决策分析、能源管理机制、生产消费过程(或设备)的能效分析等。现在部分开设的“能源经济学”课程,涵盖了能源技术经济学部分内容。 2.从产业链及其技术经济特性角度 考虑不同品种能源,结合从作为矿权的资源到勘探/开采/生产、输配和利用等环节(图2)的技术经济特点进行区分,如煤炭经济学、石油经济学(勘探开采、石油市场等)、天然气经济学(勘探开采、管道输配等)、电力经济学(发输配、电力市场)、新能源经济学等。现有能源经济学体系就是以以国际石油市场为背景的石油经济学为肇始,在原有各品种能源的专门经济学基础上拓展、融汇和深化形成的。 3.从研究方法论角度 以规范的定性和数理模型为方法的研究,为能源经济相关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如能源供需分析、能源环境税收、能源环境资源配置优化等;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的研究内容,为能源经济分析提供实证方法和必要证据,如能源供需定量分析、CGE模型应用和能源市场建模等内容。 与资源环境经济学、能源技术经济等周边支撑理论相比,能源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特点: (1)与经济学结合更为紧密:紧密围绕能源的生产、分配和利用过程,有更鲜明的针对性,侧重阐释能源在能源、经济和环境(3E)系统中的作用,研究能源与经济和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政策涵义。从宏中微观层面,为能源经济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支持。在当前主流能源经济研究中,实证分析占有主要地位,重视实际应用。相比而言,资源环境经济学更具基础性,而能源技术经济理论则侧重于更微观的工程经济实践。(2)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能源经济学为能源经济研究提供相对基础性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支撑。但是,如能源平衡表、能源CGE模型、3E系统理论等有关方法和工具,以及相关实证方法及其研究提供的实证证据,也能够直接用于能源经济管理决策和实践;(3)交叉融合性、动态发展性和创新性:能源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多样,现代能源经济学内容实际上结合了经济学、管理学、技术经济学和能源工程等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不断进行交叉、融合和发展,不断在深入和拓展研究领域,不断为回答和解决能源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创新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支撑,逐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但是,无论从研究还是从教学的角度,目前对能源经济学涵盖范围的认识尚不统一,理论体系本身远未成熟完善。 二、能源经济方向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 能源经济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高校设置能源经济相关专业,培养能源经济管理和研究人才,历史不长,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材编制、都仍处于起步阶段,各具特色。以前多作为研究生层次专业,设置于环境或能源相关系(学院),或能源环境相关跨学科专门研究中心,依托所在院系的专业及研究基础,教学内容的工程和管理学特征较强。依托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科开设能源经济专业的相对较少。考虑到学科交叉性,专业生源主要来自于理科和工科生源。 美国特拉华大学能源环境政策中心,于1983年最早面向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设置了能源经济及管理专业,2012年开始招收能源经济及管理本科专业。近年来,由于能源经济及其研究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专业人才需求增加明显。国外的著名高校如MIT、加大伯克利分校、南加大、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等,国内很多高校,如国内的中科院、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江苏大学、南京邮电大学、西安财经学院等,也都相继招收能源经济方向研究生。2011年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石油大学、重庆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晋东学院等高校陆续开设能源经济本科专业。 目前,国内已出版的教材[2-6]中,笔者认为魏一鸣主编的《能源经济学》(第2版,2011年)较为符合当前专业教学要求,其它教材多适合研究生层次。国外多数院校多采用讲义形式,也没有正式教材。知名教材中,《Energy Economics:Concepts, Issues, Markets and Governance》较适合本科教学,但内容程度偏浅;《International 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Energy》更适合研究生层次使用。 从多数课程开设的情况来看,由于能源经济学覆盖面宽和研究视角多样,对能源经济学及其体系的认知差异较大,课程内容也因为衔接课程的差异和依托专业不同,差异较大,深浅不一。目前存在的明显问题有: (1)课程内容体系欠规范,与相关课程内容重复和冲突的情况突出:例如,资源环境经济学对可耗竭资源开采、环境经济的分析,在本课程中也会讲授。在“能源经济”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方面,前者有关内容作为能源经济学理论来源之一,完全可以简化和有针对性地纳入能源经济学课程内容之中,作为基础理论模块的内容;还有,能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等教学内容存在部分重叠。(2)缺少一致认可的成熟教材,也是一个突出问题,教学多采用课堂讲义和教辅资料结合的方式。(3)教学手段和方法有待创新。对非工科背景的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的能源经济专业课程,理解上有一定难度,可考虑选择多媒体课件、有关能源生产过程和技术的视频、现场参观及专业实习等多元化辅助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接受程度;反之,依托工科专业建设能源经济专业,需要增加开设经济和管理有关课程,加深学生从经济管理角度对能源经济的理解。(4)教学学时数偏少。在目前高校本科培养体系规范下,多数高校可分配给专业课程的学时仅约占总学时的10~15%,单科课程多不超过60学时,中国石油大学等在能源经济专业建设中具有较长办学时间的高校,专业培养环节约占总学时的20%。教学学时普遍偏少,多是32或48学时。既要符合现有本科培养规格要求,又要尽可能地让学生接受能源和经济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的知识传授和素养培养,以满足未来从事能源经济领域实践与科研工作的要求,需要把握教学规律和专业学习特点,更为合理安排教学资源,改革教学方式,课内课外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知识接受程度。 总之,从国内外发展动态来看,本科层次“能源经济学”课程的规范化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教学体系建设存在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教学内容、辅助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评价等。本文主要对教学内容和辅助教学方法、手段进行探讨。 三、对“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的思考 1.建设思路 作为创新型专业核心课程,“能源经济学”课程的建设,从教学体系建设角度,特别是教学内容组织方面,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原则: (1)体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能源经济本身属于新兴领域,新的技术、理论方法和问题层出不穷。这要求能够把握能源经济理论及发展动态,在内容上采取教材(讲义)和科研文献相结合方式,不断充实、拓展和创新课程教学内容,包括教学内容及其结构、课件和实验环节等,反映该领域的新动态新发展。(2)特色定位:应充分结合原有教学和研究基础,在目前国内能源经济专业尚不多的情况下,各专业应找准自身定位,有的放矢,根据各品种能源及其子产业的技术经济特点,有选择地突出某一两子产业或部分教学内容,单独开设相关特色课程,形成自身特色和优势。如石油大学单独开设了“国际能源市场分析方法及应用”、“国际石油经济学”,反映出了自身特色。(3)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能源经济专业设置的直接目的是要培养面向能源经济实际,能够回答和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紧迫能源经济问题的人才队伍。因此,应注重课堂教学与实验实践培养环节相结合,丰富教学手段和方式,特别重视对专业素养和实际能力的培养。需特别指出的是,出于数量实证方法在能源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能源平衡表、计量分析、投入产出分析、SAM及CGE模型编制的工作量大和比较复杂,有关教学内容最好安排独立实验课程。(4)区别不同能源品种及其产业链:在对能源经济总量概念及有关分析理论的把握之外,应在能源供给、能源市场与价格、能源产业管制等具有明显子产业特征差异的内容部分,根据不同能源品种的技术经济特性划分教学内容模块,如可大致分为煤炭、油气、电力和新能源等和能源市场、能源金融等细分内容模块。在此基础上,按照专业特色定位进行适当侧重和取舍。(5)教学内容的灵活组合和调整:应从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分析应用和政策应用的维度,对内容模块的设置仔细分析、灵活剪裁和设计,反映专业定位及特色,区分主干和外围拓展内容。(6)注意与其它课程的衔接承递:明确课程之间的序贯承递关系,合理设置教学计划,尽量减少课程内容的重叠冗余,提高不同课程内容之间的相互支撑度,最大限度节约教学资源。适当考虑与研究生阶段有关课程的衔接。 2.课程教学内容的模块化设计 从各高校课程开设的情况来看,“能源经济学”课程多设置于第4或5学期,课程学时多是32或48学时。课程预备知识,主要有:能源概论、宏微观经济学、应用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运筹学等。课程内容的设置,应是对这些知识的综合运用和深化。参考有关《能源经济学》教材内容,从便于学生消化吸收的教学需求出发,笔者认为该课程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应适当增加学时至60学时,内容模块可大体划分如表1所示。 对教学内容的取舍,基本思路和原则是:(1) 以“能源供需分析―能源市场与能源价格―能源产业管制―能源政策―能源与经济增长、环境的关系”的有关概念及其理论阐释为核心脉络,组织和展开教学主干内容。(2)在理论和分析方法论的教学中,注重与有关课程内容衔接:理论分析部份,应注重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以讲授和深化,注重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能源经济问题的能力;注重讲授3E领域应用广泛的主要量化方法,包括指数理论与因素分解、DEA效率评价、投入产出分析、CGE模型和计量分析等方法,最好能够结合典型文献和课程实验环节,深化学生对有关方法及其在3E领域应用的理解。该部分内容有一定深度,可选择另外单独开设实验教学环节或课程,实验课时也可适当增加。(3)考虑内容深度、专业课程培养体系及教学安排和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强调学生对“能源-环境-经济”基本问题及知识的掌握和准确理解,突出特色定位,有所侧重,兼顾理论和方法论教学,进行内容取舍或单设课程。 3.辅助教学手段和方法 由于学时有限,学生对于跨经济学和能源科学的课程内容理解上会有一定难度。因此,在教学上,既要安排对能源学科特别是能源工程领域知识的预备课程,也要结合有效的教学辅助手段,可包括:(1)以专业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献作为补充,较全面、细致和及时地反映能源经济实践和学术研究的进展,反映能源经济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重要结论。(2)能源经济与工程技术的教学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能够为学生提供直观和感性认识。(3)能源经济模型及其分析工具,如CGE模型、3E系统模型,能够为学生更为深入和准确地理解能源系统提供模拟或仿真环境。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能源学科专业实验室,提供能源工程教学的辅助仿真实验。(4)安排课程认知实习环节。(5)有组织地开办课外能源经济专业讲座,增加学生课外的知识获取渠道等。 四、对重庆大学“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的思考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CEBA)于2011年获批在现有应用经济二级学科下筹建“能源经济”专业,于2012年开始招生。在专业建设上,CEBA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依托技术经济及管理国家重点学科,传承电力技术经济特色方向,以打造辐射全国的特色专业为目标,为西南地区及至国家相关行业部门输送急需的能源经济及管理专门人才,并为相关专业研究生阶段的教学科研培养输送人才”的专业建设目标。从人才培养角度,提出了培养符合国民经济建设和能源经济研究急需的“懂能源,精经济,会管理”的创新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在“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上,课程教学学时规划设置为48学时。根据我院本科教学总体课程规划,梳理“能源经济学”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衔接关系如表1。对有关教学内容作出了相应安排:(1)在课程内突出能源经济实证研究方法内容,设置实验教学环节。(2)相对突出电力技术经济特色,单设“电力技术经济”、“电力市场与电力经济学”课程,安排“电力工程概论”课程作为预备课程。(3)建立与能源企业的教学培养合作关系,安排能源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举办讲座,安排课程认知实习、专业认知实习和专业现场实习等环节。 五、总结 能源经济专业的设置和能源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都是新兴事物,需要不断开拓创新。国内“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处于初创阶段,有待规范化和经验积累。本文基于对能源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解,结合国内能经专业办学的实际,探讨提出了“能源经济学”课程内容设置模块化设计及其原则与必要辅助教学手段,希望能够为能经专业的下一步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经济学专业论文:经济学原理对教师专业阅读的启示 摘要:专业阅读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进行有效的专业阅读,是所有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文章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分析了教师专业阅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用经济学原理提高阅读效率的办法:用资源配置的原理提出了教师如何利用好时间资源提高专业阅读的效度;用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原理分析了教师的专业阅读需要内在需求和组织保障“两只手”的合力,从而维持专业阅读的热度;用机会成本原理指出了教师在选择阅读内容时要算好大账、细账、长账,减少无效、低效阅读,培植专业阅读的厚度。 关键词:专业阅读;资源配置;无形之手;有形之手;机会成本;效度;热度;厚度 教师阅读的目的,除了获得相关知识和实现精神愉悦之外,大多数都是与专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朱永新认为,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他的读史,在教师专业发展的“三专”项目中,他将专业阅读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专业阅读对于教师成长的重要促进作用,阅读应该成为教师自带的基因,即教师是一个天生的阅读者,但面对烟波浩渺的“人类知识宝库”,教师不免产生焦虑感和恐慌感,如何进行有效的专业阅读呢? 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专业阅读效度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的现实存在,……这一点是经济学独特的贡献。”[1]在一个社会里,资源稀缺是普遍存在的。与无穷的人的欲望相比,满足欲望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因此,怎样选择和配置资源就成了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项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最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资源。 对于教师而言,首要的稀缺资源就是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已经成为教师的“天问”,每天的工作千头万绪、琐碎无比,除上课备课、批改作业、学生管理之外,教师还得完成各类评估创建、检查验收、岗位晋升、教育科研、培训学习等任务。 网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普通教师的时间表:早上7点多进了校门,便马不停蹄:检查作业情况,督促打扫卫生,辅导学生晨读,之后上两个班的课。课间操30分钟,午休40分钟:了解学生情况,进行思想教育。晚上夜自习辅导结束后巡视学生宿舍。所剩无几的时间还要批改作业,出试题,备课……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除此以外,还有每周的教研活动、备课组活动,每周的学校例会,每学期的教研进修;填表格,册,作总结,析数据;数不清的领导听课,忙不完的各种赛事,做不够的大小活动……等回到家已经疲惫至极,哪里有阅读,特别是“专业阅读”的时间和心思呢?这也往往成为教师逃避专业阅读的理由和借口。 对此,笔者认为必须对时间这个最大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完成以下“三步曲”: 第一步是记录诊断。如何利用时间,保证专业阅读,实实在在考验着教师的智慧和能力。教师如果学会用经济学眼光看待时间,就能更有效的分配时间、利用时间,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使专业阅读就在整个时间系统中得到更大的保障。 因此,教师首先要对自己每天的时间进行详细的记录和诊断,彻底弄清自己的时间去哪里了:被何人占据?被何事消耗?彻底区分哪些是有效时间,哪些是无效时间。 第二步是分类处理。教师每天的事务虽然繁杂,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可采用“四象限”法则,按照重要度和紧急度两个不同的维度和程度建立坐标系,划分为四个“象限”:既紧急又重要、重要但不紧急、紧急但不重要、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然后把事务分别填入不同的象限,这样一来,如何处理就一目了然了:对于重要而紧急的事情,应该优先解决立刻做,如马上要进行的公开课;对于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应该制定计划去做,如专业阅读;对于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放权交给别人去做,教师浪费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这个象限,因此要深入思考如何处理这些事情;还有很多时间是被不紧急也不重要的事情占据了,比如上网聊天玩游戏,对于这些事情,对策是尽量别做。[2] 第三步是坚决执行。要在此基础上安排好一天的工作时间表,列出每天的相对完整、不受打扰的阅读板块,如同健身时间一样,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做任何与阅读无关的事情,一次只专注于阅读这一件事情,既不多线工作,也不随意中断,直到这个时间段结束。这样,不仅提高了阅读的单位时间利用效率,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成就感,可以极大地提升自我效能感。 二、做好“两手”准备,持续专业阅读热度 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要保持活力,必须用好“两只手”:“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所谓“无形之手”,出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指的是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价格、供求和竞争这些机制就像一只“无形之手”,冥冥之中支配着每个人,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做出各自的决策,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流动。所谓“有形之手”,出自另一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指的是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或者管理。主要办法是通过制定计划指明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通过制定法律规范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或者通过行政命令直接管理经济活动。 在教师的专业阅读中,也存在着这两只手:教师自发的阅读需求如同“无形之手”,如个人的兴趣爱好、个人的上课备课需求、个人的写论文评职称需求等;而来自组织的外部制度如同“有形之手”,如学校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制订的制度、开展的活动、举办的比赛等等。 这“两只手”也是各有利弊:“无形之手”引导下的专业阅读因教师“自己愿意”而更加真实、深入、持久,一部分有着强烈专业追求的教师,阅读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从自发走向了自觉,从阅读走向了“悦读”。即使在应试教育的夹缝里,他们也能通过阅读进入专业成长的快车道。事实也已经充分证明,一个优秀的教师,一定是一个优秀的阅读者。 其弊端在于分散化、见效慢、影响范围小,一是文学休闲类阅读多而教育名著类少,大部分教师最喜欢的是更悠闲轻松的文学消遣类书籍,而很少有人静下心来阅读需要耗神费劲的教育教学名著和现代教育技术类书籍,停留在阅读“舒适区”不思进取;二是由于无人“监控”,即便有些教师认识到专业阅读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往往以“没时间”“工作忙”为借口逃避读书,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注意力容易被分散,即使在阅读,也喜欢短的小的东西,长的深的看不下去,从而使阅读变得肤浅化、碎片化;三是还有不少教师功利化阅读,仅仅将阅读视作写论文评职称的工具或者应付上级检查的任务,一旦达到目的、完成任务,其阅读的热情便明显下降,有些教师甚至除了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之外,几无阅读。这些弊端导致了专业阅读的严重“贫富不均”,拉低了整个教师队伍的平均素质。 “有形之手”引下的专业阅读因有组织介入、有制度保障、有评价考核而使效果更加明显,其优势在于能够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范围”内在面上迅速营造出“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激发出教师的阅读兴趣,生产出一批阅读成果。不少学校、地方为促进教师的专业阅读,已经采取了种种措施,比如制定教师阅读制度、举办阅读节、举行阅读沙龙、进行读书比赛,这些制度措施,也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教师的素养,改善了教育教学效果。 但是它的弊端表现得也很明显:专业阅读真正对教师产生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改进的过程,正如叶圣陶先生“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的观点,一场活动、一个制度、一次评比,就如同一颗种子植入教师心中,要开出美丽的鲜花,必须有空气阳光水分土壤的持续的滋养。否则,“看上去很美”的初衷,很可能变成“式”的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际上运动过后一切回到原点,效果适得其反。不但没有取得教师的认可,反而引发教师的反感、疲惫等不良心理,遏制教师的热情,跌入形式主义陷阱。比如有些学校、有些区域规定,教师每年每学期要完成阅读的内容和数量,要写多少篇论文,要写多少字读书笔记,甚至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通过微信、微博、QQ等网络对教师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浸润”。而教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应对,让这些简单粗暴的强迫手段倍显无奈和尴尬。 因此,推动教师的专业阅读,不仅需要教师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管理者的努力。不能仅靠一只手,而要适时用好“两只手”,充分发挥教师内部需求(无形之手)的决定性作用和组织外部控制(有形之手)的保障性作用,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扬长避短、相互配合,形成两手的最佳组合,这样,专业阅读才真正成为教师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状态,成为整个职业生涯中一项贯穿始终、持续改进的行动,最终实现教师、组织的“双赢”。 三、核算机会成本,培植专业阅读厚度 经济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机会成本。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当某种资源被用于这些地方时,就不能被同时用在其他地方,即这个方面的获得是以其他方面的失去为代价的。机会成本就是指为了得到某样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样东西的最大价值。比如在图书馆看书学习还是看电视剧之间进行选择,在图书馆看书学习的机会成本便是没有享受电视剧带来的快乐,而看电视剧的机会成本则是失去了在图书馆看书学习所得到的东西。[3] 可见,机会成本与选择息息相关,当决策者面临众多选择的时候,机会成本的核算,为决策者进行正确理性的选择提供逻辑严谨、论据有力的答案。力求机会成本最小化,成为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准则之一。 机会成本在专业阅读中也无处不在,当教师面临海量阅读对象的时候,若能进行一番机会成本的核算,反复权衡、择优而从之,就能做出“最佳选择”,将有限的精力和专注力投放到最佳的阅读上去,让自己的专业阅读“利益最大化”,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具体说来,在核算专业阅读机会成本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三件事: 一是算大账:计算专业阅读的机会成本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读?”考验的是教师在公与私之间的权衡,在个人名利得失与教育使命职责之间,不可鼠目寸光、唯利是图,只想着个人的名利得失,必须将个人的阅读与教育使命结合起来,一个教师只有将自己的个人阅读行为置于教育事业的宏大背景中,才可能真正铸就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辉煌。失去的是个人“小世界”,得到的却是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没有胸怀和格局的所谓专业阅读,注定是走不长和走不远的。 二是算细账:读什么?这也是容易引发阅读焦虑的一个问题,有时候,花数十元、数天的时间、投入精力阅读了一本书,如果发现“不虚此读”,一种满足感就会油然而生,如果发现此书是垃圾,便会后悔不迭,付出的机会成本很高,浪费的不仅是金钱,更要紧的是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金钱、时间、精力本来可以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创造更多价值上的。因此,教师的专业阅读要杂更要精。 表面上看来,当今的阅读市场红红火火,图书之丰富甚至让人产生选择恐惧症,但真正值得读的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如钱理群先生在谈到读书的时候说:“真正的原典的东西是不多的,任何一个文化里面原典的东西是不多的。”以中国文学为例,他开出的书单是:首先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然后是司马迁的《史记》,接下来是唐诗,然后是《红楼梦》,还有鲁迅。钱先生说,把这几本书读好读通了,其他的书就好读了,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根。可见,教师专业阅读一个有效的选择就是抓住根本,尤其在当下读物良莠不齐、质量堪忧、内容重复的情况下,教师一定要学会对书籍的科学选择,舍弃垃圾图书,阅读经典的、原典的、源头的图书。 三是算长账:正如职业生涯需要规划一样,专业阅读也需要规划,专业阅读需要的是“立长志”而不是“常立志”。完善的阅读规划,能够保证教师的阅读活动有序开展,增强阅读的针对性、有效性,将隐性的机会成本变成现实的收益。教师要站到自己整个职业生涯规划的高度,“顶层设计”自己的阅读计划。科学分析自己在职业生涯中的不同阶段的需求,实事求是的评估自己专业素养构成中的缺陷,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内容和进程。需要明确的是,阅读规划的形式可以是个性化的、灵活的,但付诸行动、持之以恒才是发挥规划效用的不二法则。
社会学理论论文:关于运用体育社会学理论分析体育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在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孳生各种体育社会问题是一种必然现象。体育社会学在创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体育社会问题,也只有在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建立其理论。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理论;教学;和谐发展 一、体育社会学理论概述 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结构、功能、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用以推动体育和社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美国《社会学拜客认为》:“体育社会学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制度,研究他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和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二、当前体育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体育社会现象出现了集注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体育社会现象的集中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现象开始不再依附于其他社会现象(如教育、文化等),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现象。全球的“体育人”以及和体育有关的人在增加,体育的社会组织的扩张,各国政府对体育的关注度在提升,体育占用社会的总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体育中形成了一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如球迷与俱乐部、球员与业主、社区居民与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这些新社会关系的出现吸引着社会的注意力,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军事、宗教、民族等的变迁与发展,要想解释、理解和管理这些社会现象进一步求得体育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们诉诸于体育社会学这门学科。 中国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与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形成较大反差。随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和产业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体育人口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具有组织形式基层化,参与主体老年为主,组织管理居民自治与行政主导相结合。 三、体育教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体育作为一项独立的运行行业和事业出现以来,它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处理好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使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同时,让体育事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实施体育战略发展目标必不可缺的基本因素。我国学者周西宽等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四、体育社会学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 体育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设,体育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繁荣起来,它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体育推动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体育建筑的造型、色彩、功能,常常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社会心理:大型的全国运动会、洲际运动会、奥运会等,已经成了主办城市推动市政建设、公共事业发展的动力。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唠动技能,培育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体育和教育都存在密切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首先,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体育系统为了适应科学系统的要求,必然要使体育系统自身的功能与结构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其有能力接收和消化科学系统的影响。而要有成效地实现科学影响对体育系统的渗入,就必须要由体育系统制定出一系列既能反映科学系统的要求,又能符合体育系统自身行为特点的具体政策。其次,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政治系统即国家与政府作为媒介加入了科学与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列。 五、体育社会学与和谐社会 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体育的功能,营造良好的体育意识氛围;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龙头作用;发挥复退军人和学生的骨干作用;发挥乡村干部的带头作用: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组织参加“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和“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评选;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体育活动计划即形成一个能够不断为全体公民供给和改善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基本满足全体公民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使全体国民的健康素质得到明显提高的服务和保障系统。用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来带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以此来带动人们消费结构的调整,用消费结构的调整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用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带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是把体育工作融合到社会,融合到政治、经济各方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可不可以这样来看,最能体现“三个代表”,“以人为本”能够直接体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已经确定了全面的科学发展观,把身体素质加入进去,所以,体育在这里起到一个先导的作用,可以走在前面。最后调整的社会结构就是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指导下的高校外事翻译研究 论文关键词: 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 高校外事翻译 可行性 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一中一台”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社会学理论论文:从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读《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一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费孝通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再次,要对经济学家的科学惯习作出反思。布迪厄把惯习看作是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一种实践操作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艺术,合理的惯习既是某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先决条件,又是特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受实证主义唯物论的影响,很多人往往认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和所有知识完全是客观的,而不是被建构出来的,只要消极被动地复制,不需要积极地创造。也就是说,不必提出一些既现实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也不必进行必要的思想实验和逻辑实证,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运动过程。一些对历史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就企图说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作法,一些就事论事的对策研究,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受唯智主义唯心论的影响,一些人把知识份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看作是一种唯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实践建构活动,特别是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学究式思维定式的支配,一些人把实践建构活动看作是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对个案研究和案例教学的忽视,对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随心所欲的使用,不能说与此无关。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由于对利益关系的重视,使之往往对人们的人性特征和道德关怀注意不够。在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相互交往和学术讨论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场,就是借以压倒和“超过”对方,致使很多学术探讨毫无结果。其实,学术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是你非,你高他低,也许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创造,各有各的片面,构成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济学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保持必要的警醒。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不是某个经济学家的反思,而是全体经济学家的共同责任。让我们在反思中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社会学理论论文:对社会学理论中“行动”研究的研究综述 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行动”的研究做综述,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意在说明社会学理论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动态发展,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在解释某一现象时不同理论会有不同的视角。 行动理性选择布尔迪厄 一、韦伯:社会行动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社会学应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社会,即行动者自身的意图和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乔纳森特纳 邱泽奇,2001)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行为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应。社会学认为,人们的行动具有社会性,这表现为人们的行动是有目的,指向他人,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预想的反应为目的。所以,社会行动必须具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有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主观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联系。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行动。 目的理性行动,以目的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通过认真的计算,利用何种手段可以顺利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这种行动的核心。价值理性行动,为了追求某种价值,比如伦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动。情感行动指的是,这类行动是基于情绪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动;传统行动指的是,由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决定的行动。以上所述的四类行动类型都属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事实上,我们日常的行动很少是这类行动中的某一类。 二、帕森斯:行动理论 帕森斯(talcottparsons)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理论框架源自他的行动理论。帕森斯认为,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性,这一点他继承了韦伯的观点,但在分析社会行动的时候,他摒弃了韦伯的分类方式,提出其单位行动理论。单位行动具有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要素的种类也不同,本研究将其分为四个要素。第一,是行动者,行动者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之前会思考,并能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行动结果。第二,是目标,即行动所想到达的未来状态。第三,是情境,在行为理论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说法,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动发生的场所,有两个要素:行动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是规范与价值观,行动者会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决定采取何种方法达成目标。 帕森斯的关于行动的理论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基础上,此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主观决策行动的过程。但是帕森斯认为这个过程的决策包含规范和情境,受到这两者的制约。所以帕森斯进一步发展其行动系统的理论,提出了“agil”: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与维模(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四个基本生存问题。这四种功能要求在个人行动系统中存在,而帕森斯提出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将个人行动系统扩大社会系统中,从而创立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但这一体系带有明显的结构决定论的态度。而社会学的发展中,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论会给主流理论带来补充和发展,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其中一种。 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jamess.coleman)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集大成者,将理性选择理论推到社会学理论为前沿,成为近代社会学的“热门”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效益论或功利主义和博弈理论发展而来。虽然它奠基于各种不同模式,但是还是有其框架模式的(瑞泽尔,2005)。 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者,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说,主要包括行动者的基本状况及行动发生的必要因素。行动者、资源与利益是构成行动的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并且科尔曼及费雷洛特别批评将价值、偏好或目标作为个体选择过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认为有目的行动模式必须考虑人们的价值来源及其对个体偏好和选择的影响(j.coleman,t.sj.fairer,1992);资源的种类很多,具体可以分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专长;利益“在客体自我层面是指对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资源的满意度,在行动自我层面表示获取对控制事件所必须的资源数量,这是行动的驱力”(j.coleman,t.sj.fairer,1992)。而权利是科尔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权利的分割和交换使行动成为可能,因此权利是行动的条件之一,具体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权利采取某些行动,使用处置物品或者资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而当拥有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时,可以对妨碍权力行使的人进行惩处”(j.coleman,t.sj.fairer,1992)。而“信任”是另一个促使行动发生的主要条件,信任结构使行动者间产生相互信任的关系,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着资源让渡关系。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的起点是行动者的目标或意图,在选择过程中,资源的稀少性与社会制度都是需要考虑的。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对于其他资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对于那些拥有许多资源的人,达成目的相对简单,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资源或只有极少资源的人而言,要达成目的就很困难或完全不可能。而社会制度在客观方面规定着行动者行动过程与结果。这些制度的限制同时提供了鼓励某些行动及抑止其他行动的正向认可和负向制裁。 科尔曼对理性行动理论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认为这一观点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实际的世界中,人们的行为并不是总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释。理性选择理论继承了以行动者为主体的思想,开拓了行动研究的思路,将资源与社会制度纳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现论的出现,打破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大统思维,作为后现论家之一的布尔迪厄对行动的在对原有研究的继承与批判上提出了属于他的理论。 四、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作为法国社会学的代表,其社会实践理论贯彻其一生。布尔迪厄将行动作为社会实践来看待,布尔迪厄本人对他的实践理论曾有过一段精彩的独白,他说:“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时间理论,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实在社会中建构‘游戏感’的产物,就是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theactuallogicofpractice)——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逆喻表达法,因为所谓实践的标志就是‘合乎逻辑’,它具有某种自身的逻辑却不把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当做自己的准则。”(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当然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不仅仅就是社会实践理论,只是本研究主要关注其这一理论。布尔迪尔的社会实践是围绕着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用什么实践等展开,也就是说行动者行动的场所,行动的策略,行动的工具是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相对于以前学者对行动关注的本身来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将行动作为分析的中心,将与行动有关的其他的因素纳入到分析中。 1.社会实践的空间:场域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场域是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成的关系网络,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存在。场域有不同的类别和形式,如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场域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甚至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及地位等。场域是一个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一个“争夺的空间”,“任何场域,都是一个力量之场,一个为保存和改变这种力量的较量之场”。在布尔迪厄看来,有多少种场域,就有多少种利益(符号利益和物质利益)。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相互争夺。(bourdieu,1992)由此可以看出,布尔迪厄认为任何的行动的产生都必然发生在一个场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动的发生发展也必然需要将此行动回归到场域中分析。所以场域成为布尔迪厄的行动理论的最基础的一部分。 2.社会实践的工具:资本布尔迪厄的将资本指做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这种工具是行动者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是物质化的,也可以是身体化的,也可以是符号化的。所以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资本不仅仅是包括物质化的经济资本,还包括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将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场域扩展到了符号和非物质的场域,进一步深化了资本的概念。 如果将资本单独分析,比如对行动资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资本将失去其工具的实践性。资本是行动者的实践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动者的行动是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中的,而场域的形成是处在一定位置的行动者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所以,资本和场域是相互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作为社会实践工具的资本,必须要在其场域中才具有价值,资本的相对价值随着场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才会有效,必须与其场域有关,不然它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起作用。场域的形成正是因为各种资本的相结合而产生,而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据资本的总量以及总资本中各个资本的相对比重分配的。所以,场域给各个资本的竞争,比较和转化提供了场所,反之,场域的运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种资本的反复交换及竞争才能维持的。 3.社会实践的策略:惯习 实践的场所和实践的工具已经找到,那么实践的策略是什么呢?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策略。惯习是“由持久的、可以转化的性情倾向构成的系统。它表示出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带有近似结构之类的意思;它还指明了一种方式,一种习惯性状态,特别是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谢立中,2007)或许用“游戏感”或者“实践感”来理解惯习会更加的直接一点。布尔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戏”的概念,他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就是在做一场“游戏”,这种“游戏”在一个特定的“游戏场”内,通过“游戏者”的不断尝试从而习得“游戏规则”并将其内化到“游戏者”的行动体系中,从而形成“游戏感”。“游戏者”的游戏并不仅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戏。“游戏感”就成“游戏者”下次游戏的指导思路,再外显出来。当然每次游戏的过程都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内化外化的过程。所以惯习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后天努力习得的具有动态性的体系,它能够根据特定环境进行有目的的调节,而且是这些惯习产生了与那些环境而非其他环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观念以及所有行动。 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而在场域里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因此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在这一点上,场域和惯习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场域是具有惯习的,每个惯习只能在场域中存在,并且每个惯习和产生它的场域是对应的关系。此场域的惯习和彼场域的惯习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形式的,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惯习,把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中去必然会造成不合拍的现象。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在惯习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工具的资本不断地被运用。 场域、资本、惯习成为布尔迪厄的社会行动理论的主要线索,惯习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使用资本,而场域回答的是资本力量的作用范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建立在对以往行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同时加入自己特有的思想,是对行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再回到开头布尔迪厄对于自己实践理论的那段话,个人行动不是个人理性的产物,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实践的产物,而这个过程是二重性的,不断地往复发生。 对于“行动”的研究还有很多,笔者仅将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综上所述,行动理论经历了最初的简单分类的时期,再到行动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初次尝试,再到个人理性选择的分离阶段,最后经历的行动结构二重性的时代。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希望在韦伯的行动分类的基础上,将行动纳入到社会结构中;科尔曼作为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中的代表者,希望可以通过从行动者的行动本身出发,将其他社会因素放在行动过程中考虑,这样可以将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行动部分进一步细化深化;布尔迪厄笔下的行动者,表征出来的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信念态、一种实践感、一种心神投入、一种对游戏赌注的倾注和向往。这是对理性选择行为的批判,理性选择理论下的行为者是理性的主体,他的自由决定成为实践的唯一根据。 在社会学的发展中,“行动”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并且成为诸多理论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鲜的事物不断的出现,而社会学理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中,每一项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凭空的,都是建立在对过往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上。“行动”的社会学研究也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大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不同的学派流派都可以对“行动”做出属于本学派的解释,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社会学理论的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 拓展训练 应用 论文摘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时间转向分析 [摘要]早期在哲学界里对时间本质的理解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与神秘。因而时间问题在哲学理论范畴中仍是未解之谜。自从孔德以来社会学家在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影响下构建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对时间的理解经历了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而只有到20世纪后半叶,时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辨的讨论和物理语境下的去社会化,人们更加关注时间的社会意义。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事实,构成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 [关键词]时间本质;绝对时间;社会时间;理论转向 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连接、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 伴随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时间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也如期而至。1937年,美国学者索罗金和默顿首先开启了社会学视域下赋予时间以社会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并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时间的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随着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勃兴,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建构及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受到社会学家们普遍的追捧,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时间赋予行动者的社会意义。如何理解时间?早期社会科学对时间知识的理解只集中在哲学的理论范畴中,追求时间本质问题的探索,沉迷于本体论的哲学演绎逻辑中。20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科学对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维的讨论,人们更加关注时间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内在关联性,时间成为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即时间就是一种生活事实。 一、时间:哲学语境中的未解之谜 早期对时间知识的理解,遍布于哲学文献之中,自文明思想的开端以来,时间就一直折磨着、困扰着哲学家们。他们认为时间之谜,就是生活之谜。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活。因为生活就生活在时间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两个生活在同一时刻的人。而真正生活在相同时间里的任意两个人,他们的观念、记忆、理想抱负的内容也都各不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时间的介入赋予生活以极大的丰富性。那些构成生活,又使生活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要求在对他们的描述中包含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既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望,也包括对过去的记忆。生活的时间绵延不断,积淀着对过去的感情,又内蕴着对未来的期望,这些是任何物质客体都不可能体验到的。要使我们对生命体的描述是活生生的———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过程———所需要的并不是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的那种横切面的空间抽象,而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纵向的时间抽象。 因此,在哲学语境中理解时间的本质、时间的形态,理解生活的过程在时间中展开时所采取的形式成为他们追求的首要目的。因为,理解时间的本质就是提高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生活自身的理解。然而,理解时间的意义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吗?一个会流向另一个吗?未来会成为现在,再成为过去吗?这些问题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由圣.奥古斯丁提出,后来由爱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人,以非常相似的措辞提出来。所有这些人都试图在他们的写作中反思时间本质,圣.奥古斯丁说出了这个谜题,而他这番话多少世纪以来仍然在不断回响着。“对于什么是时间?……我们在话语中会说一些比时间更熟悉和更明白的东西吗?当我们说到它的时候,我们理解;当我们听到别人说它的时候,我们也能领会”。他还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格言:“什么是时间?没人问我,我是知道的;如果我想向问起这个问题的人做解释,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大胆地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什么流逝,时间过去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什么即将来临,那么,要即将来临的时间也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存在,那么,时间现在同样也不存在。”他认识到这一难题、这个谜,为寻找时间之谜的答案成为他终其一生的追求。 不仅在时间本质上,对时间形态问题的论述也一直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非连续的,是由固定不变的存在于虚空中的实体构成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流动的连续的世界。在这一争论中西方思想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思想和赫拉克里特的“生成”。巴门尼德认为,世界以物存在;存在是存在的并将一直存在;一切都是可知的、确定的。存在永远不会导致生成,时间没有任何独立的实在性。而对于赫拉克里特则认为,一切都是流动、变化而非静止的,对立生成对立,唯一的实在就是生成自身的实在。一切实在都在时间中流动。之所以会造成这种争论,究其原因可以归因于时间它面对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它不像客观物质那样能够直接进行观察和测量,而时间是难以把握的,它的本质就是它根本不会保持静止。我们不可能控制时间,让它在一定范围内保持静止以供观察、计算和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变得难以描述。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词谋杀时间”。因为时间是动态的,而词是静态的。用词来描述时间,词就使物保持静止。一旦把时间固定下来,词就毁了时间,所以时间问题在哲学的语境下仍是未解之谜。 二、时间:物理学主义语境中的迷思与崛起 20世纪自然科学受到时代的召唤,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学科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的转向。社会学家秉承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范式来构建社会科学的理论。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转变都伴随着自然科学中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界定。其中社会科学家对时间概念和本质的理解就与物理学中有关自然时间的理论阐释直接相关。因而随着在物理学主义语境中时间概念的转变,人们对社会时间的理解也经历着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对时间的描述离不开物质的运动。时间不是因自身而被研究的,它只是被当成一个不变的、可以无限分割的单位,成为界定其他物理量的尺度,牛顿把它定义为绝对时间。牛顿认为,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本身,就其性质而言,与任何外部事物无关,它均匀地流逝,所有运动都可以加速或减速,但绝对时间的流逝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意味着,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无需时间情景或无需参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时间数量。 存在变化,但变化是外在,不因时间而发生。因此,运动和变化是在非时间性的时间中进行的。社会学家把它理解为时间是可逆性的、非时间性的,而且可逆性时间是假定一切都不变,一切又必然回到初始阶段。时间没有过去和将来,而只真实地存在于现在之中。社会科学家接受了绝对时间概念,即时钟时间。这种时钟是量的延续、一去不复返的,被去除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包括作为尺度的时间,还有测量时间。对于时间而言,社会科学家相对于自然时间来描述社会时间时,认识到了总体性区别,而当他们把时间当做客观的数量及抽象的、标准化的尺度来使用时,却又将其忽略了。所以在社会学家视野中不假思索地把时间作为外在变量,行动的环境,并把时间进行去社会化。他们总是想应用自然界的“规律”来揭示社会的实在性,却恰恰忽视了社会时空的复杂性,这是时间迷思的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家的研究,彻底变革了时间和空间的物理观念。时间开始趋于一种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理论开始出现一种尝试性的能量和时间的融合,引发了物理学主义中时间理论的崛起。爱因斯坦的研究集中在相对时间、弯曲空间———时间和有限光速三个方面。他把时间操作性地用作一个尺度,确定时间是相对于观察者及其参照系的,是局部的、专有的或因系统而异的时间,即相对时间。 基于相对论原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对社会时间和时间的社会性开始产生新的理解,人们开始关注自然时间的相对性和情境性与社会时间会以何种方式共存或相异,并把结论纳入其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中。吉登斯接受爱因斯坦的时空融合成弯曲的空间———时间观,并以此广泛地研究时空概念,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时段、长时段、此在概念的理解分析中实现了从二元论向二重性的转变,并展开了它们的相互包容性,在变化与结构之间、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之间建立起联系,实现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的融合。然而,量子物理学家发现,构成经验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的因果关系,在亚原子层次上不再具有意义了。他们体验到一种非局部联系和非因果性,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的模式化的、无法抽象也不能测序的整体。量子世界的时间观认为因果关系本身就是时间现象,它包含能量和时间的行动单位,这些量子不是坚不可摧的实体,而是被视为四维空间———时间的实体,视为动态的活动模式。行动和模式概念根本上都是时间性的。社会学家把量子物理的时间观理解为时间性、根本不确定性的、未来维度的重要性。社会理论家卢曼寻求接受量子物理学的时间观,强调沟通与变化,强调作为根本单位的行动,一旦行动以这种方式情景化后,都更有意义,也就会实现了行动、能量与时间的融合,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相互蕴含。正是在回顾物理学中自然时间的定义变化,才推动了社会学家对时间社会理论具有意义的深刻见解。这是一个时间崛起的时代。 三、时间:社会学视域下的生活实践 (一)社会时间:一种生活事实 在哲学理论视域中对时间的思考多集中在时间本质和时间形态的问题,却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实践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中绝对时间概念的提出,更多的社会学者都只把时间当作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外在变量,而对时间的社会性研究却缺乏相关的理论著作,因此长期以来就缺乏普遍的方法论范式,从而也缺乏整合人们在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种种经验现象的研究。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自然科学中相对时间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继承物理学主义和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社会”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以时间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时间———社会理论”的知识谱系,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文科学即管理学、组织学等学科知识的丰富与发展,其理论及方法体系更显视域宽泛。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经验事实的表征,从而时间已然成为构成聚集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索罗金和默顿引领学界探索时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从而开创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先河。索罗金认为人们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生活总是带有一定的理想和目标,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时间竞争来实现的。默顿对时间的理解是提出了社会时间的概念并将社会性和意义引入其中。认为社会时间是以某种社会现象为参照点来表达其他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化。社会时间不仅仅是量的,更多的是质的,体现人们所赋予的社会意义。这些性质又都来自于他们赖以依靠的组织中共享的习惯和信仰。默顿认为日历上的时间,当它被转变为社会时间时就具有意义了。在日常实践活动中,我们时常会使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来标示时间。如“下班后我去看你”“一顿饭的时间”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不同于日历上所标识的时间,目的仅仅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去做或需要多长时间”。这些事件的时点总是能与我们生活实践之间有着一种极具意义的关联。 莫顿为了证实不同地区人们时间的区分是根据人们平日里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来决定的,他们以科希人为例,因为科希人每8天才组织一次集市,所以1周就被确定为8天的计时体制,而且日期的名称几乎普遍采用集市举办地的名称来命名。同时,莫顿引证的其他地区也如同科希人一样星期计时制,多数都是由集市活动的时间长度来标识的……所有这些说明日期的周期性都与月亮等自然时间无关,而是与当地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相关联的。因此星期的标识方法大都是依赖于组织中人们活动这一社会事实来确定的。不仅如此,他还从典礼、宗教仪式、狩猎等方面,描述了人们是如何用日常的实践活动来标识时间的,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除此之外,刘易斯和韦加特也对时间的社会实践理论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们指出时间的概念出自于人类实践活动中,并对个人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在社会学中,这些时间概念的界定他们认为比用天文学观察的时间界定更能表达其社会意义。他把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导入社会结构研究中的三个层次,并以类型学为切入点提出了在个体的、群体的、制度的三个层次中每一个层面上的时间形态:在个体层面,是“自我时间”,在群体层面,是“互动时间”,而在制度层面上则是“循环时间”,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的真实写照。他们还以相关的社会时间理论为出发点,将时间的嵌入、分层和同步性的概念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并融入这一理论中,建立了一种自己的建构性的社会时间类型学,推动了时间社会理论的发展。 (二)社会时间视角:经验社会学研究的开端 自从索罗金和莫顿引领社会学家们探索时间的社会性和富有意义的理论研究以来,便为时间社会学研究展开一种理论研究视角,从此也开启了社会学家们对时间经验性研究颇为深入的探索。许多有丰富理论视野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展开一些跨学科的实践性转向的理论思考与研究,西方学者芭芭拉•亚当、奈杰尔•思里夫特等所作出的相关理论研究为时间向日常生活实践渗透并开展经验性研究视角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启迪,并直接促成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学术转向。在研究中,理论家们都从历史的丰富性及社会的多样性理解时间,以及在社会的复杂性中把握时间,去探寻时钟时间、社会时间和时间意识间的关联性,探寻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的关联性,探寻时间作为资源、秩序原则和可能性生成间的关联性。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把握时间的复杂性及社会性,从而建构社会秩序的研究模式,因此实现了社会时间向一种以“生活事实”为真实写照的实践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们把以前给予空间和历史的知识反应,转移到依赖于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时间性”上,开启了学界的“时间转向”。开始关注时间是如何形塑人们的观念,关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在时间中的意义,关注习俗、制度又是怎样控制和分配人们的时间的。思里夫特在《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商人充分展现理性及经济资本计算基础上的新型时间意识是怎样形成并逐渐被普遍认同的。这一过程是由“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化的过程,也是充分见证和体现封建主义制度灭亡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时间不再是任务定向而是随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时间由此变成一种可以被讨价还价的商品,即“时间就是金钱”。它不是被度过的,而是如同商品一样被花费掉的。伴随科技革命的来临,人们对时间的计算与管理已经越来越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时间已经由拥有者划分为与日常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时间形态即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等。时间明显被分割,日渐被异化。这些基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阐述充分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重新形塑自己时间观念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新的生产秩序建构的过程。芭芭拉•亚当在《时间设计与管理》一文中,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现代性有关的时间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已由传统的自然观察的天文时间、滴滴答答的时钟时间向人类赖以依靠的组织化社会时间转变,从事物发展与演变过程的时间向非情境化的时间转变。而在现实社会组织中设定的时间规训使人们摒除了自然时间的局限而实现了非情感化的行为目的。人们在行动中不得不积极做出努力的行为来保持时间规训得以实现,从而避免任何的“浪费时间”以追求最大的速度和效率。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集中做到时间意识抽象化,非情境化与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西方社会把理性化、抽象化、实质化的时间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教育的战略。时间也就如同商人眼中的稀缺资源,成为人们竞相控制和管理的核心。 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视域里,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并且是存在之根本。对时间的多样性表达和理解已超越了天文时间和时钟时间,开始融入价值和控制、规则,同时也不断注入社会权力关系。从此人类已超越其因物种而异的生物时间,延伸了时间的社会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在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的时间中全都隐含着秩序、组织、控制、权力及资源。以上这些时间理论的研究成就更深化了人们对时间社会性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当代学界对时间理论的研究兴趣,并不断拓展社会科学中“制度”“时间”“秩序”等理论研究的知识体系。 总之,在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既发现了时间在物理学主义的语境中人们不假思索地把社会看成是一个超时代的过程,把时间当作行动的外在条件,并把时间作为一种自然常态、一种外生变量。从而这是一个缺失时间性的时代。但随着自然科学物理复杂学的出现及社会时间理论的发展,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对象的社会时间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社会时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叙事,一种新的视域,一种新的理论转向。 作者:吕铁林徐红曼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 本文作者:陈宸方来武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于社会学理论层面的思想 1.社会学的方法论 所阐述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法则。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六号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不仅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提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研究社会现象。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于社会学上的进步,就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连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现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②因此,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法则———“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傅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③。所阐释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的这一系列的观点与总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 2.对西方学者的社会学思想的梳理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立与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指导思想,唯物史观也固然为其指导方法,但是在此过程中,不能忽略对西方社会学家的思想、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对圣西门、韦柯、孔德等社会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与梳理。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中直接指出,韦柯是在意大利社会学先驱中,与孔德地位并驾齐驱的,他的研究方法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同时,还阐述了韦柯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很大的缺陷。他的研究方法即为经验的归纳法,其锐利的观察力虽然往往带有唯物的倾向,但“他把自然的环境及于个人及国民的影响,看得过大”④;通过学习,发现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知识历史观,即以为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同时韦柯的社会学思想对孔德起到了启发的作用,“足以唤起孔德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理的三段时期说”⑤;还对圣西门(原文中用桑西门)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圣西门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而寻的,历史也是前进发展的,这便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指出,圣西门是社会学先驱的又一人,圣西门认为,社会进步的目标,是创造社会幸福,“因为劳动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而且极其重要,所以向此标的进行的第一步,应是劳动阶级运命的改善。这是改造社会中的政治的主要问题,他主张以社会主义解决此问题。”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初露端倪的五四时期,就将西方学者的一些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分析,虽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的研究无法做到全面与透彻,但是在当时,足以体现他思想的先进性。 3.社会与历史、政治的思想融合 在比较与融合各类科学中发展与研究社会学,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强调“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⑦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时,就做到了不断地去发现与比较社会与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关系。(1)社会与历史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⑧。因此,他认为“社会的变迁,便是历史”⑨。社会与历史是同质异观,“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⑩。社会学与历史学都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具有同质性的论点,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但尽管如此,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可认作全为同物”。社会学与历史学“其间有相异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輯訛輥的《史观》、《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之唯物的反映》等文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探索中国社会史的,沿着社会学是由历史哲学逐渐发展而来的理念与思路,探索社会学理论的渊源,以此来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和社会学规律的演变,这一点,也对后人研究社会学起到了启发作用。(2)社会与政治认为,社会与政治的关系是,并不是单项的因果关系,“须知社会与政治,是互为因果的,不可偏重一面的。”輰訛輥同时,他对社会问题的概念也进行的阐述,凡是能引起社会不安,并且社会立志于寻求解决的方法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中,以妇女参政问题与童工问题为例,详尽的阐述了社会问题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与互为因果关系,并为从政治上入手如何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做出了要想改良社会,就必须从政治入手,依靠政治的力量的结论。这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关于社会学实践方面的思想 1.劳动者问题 的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回答人们对社会学的种种偏见与误解,阐明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内容。同志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理念对当时中国工人、儿童、农民的劳动、生活、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劳动教育问题》、《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上海的童工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应运而生。这些文章是同志做了周密的实地调查之后,用详实的资料写出来的,集中地关注了城市市民的劳动、教育、生活等问题。 (1)工人问题 在深度访问了唐山煤场的朋友之后,先生写下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直接揭示了“工人不如骡马”的事实;在《劳动教育问题》中,他指出资本家从根本上剥夺了工人学习、教育的权利,“那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并呼吁现代社会改善教育不昌、国民知识贫弱的现状。同志在《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工人劳动者问题的祸源是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以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同时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工人被剥削问题的根本原因。同志还分外关注一个特殊的工人群体———童工。在他教授杜会学课程的时候,就对儿童问题非常热心。1924年他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顺便亲自调查了革命后苏联儿童的生活情况。当他亲眼目睹到苏联儿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幸福的生活、成长、接受教育时候,不禁为中国儿童的悲惨遭遇深感愤怒,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并写下了《上海的童工问题》,寄回国内,以引起国内有关人士的注意。《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阐明中国社会童工问题的严重性。他怀着万分怜悯的心情写道:“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輲訛輥指出,童工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不能依靠外国人的执政机关,因为他们不会实施一些保护童工利益的政策的。“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可;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不可。”輳訛輥文中他用详实的资料,分析指出童工制度的罪恶和上海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并呼吁广大人民关注、关心童工问题。在当时,能系统地揭露、研究童工问题的人实为罕见。 (2)农民问题 除了关注市民、工人的生活、劳动及教育等问题外,同志也同样关注着农民的生活劳动等问题。他不仅在北方指导了一系列的农民运动,而且写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农民困苦的生活现状,指导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他阐述了历史上平均地权的活动,并指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便是自耕农与佃农。同时,他也论述了农民、特别是贫农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号召革命同志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中国浩大的农民样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輴訛輥同志曾把此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同志高兴地指出,红枪会的出现“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在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輵訛輥。他在文中总结了红枪会的特点,还弘扬了这种农民大运动的可贵精神,表现出对农民自发组织的极大关心和热情,呼吁农民朋友了解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清楚的认识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同时,他又指出,由于农民的狭隘、落后的思想意识,他们往往会受到军阀们的利诱与剥杀。因此,他倡导农村工作者及进步青年一定要帮助农民,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这是的杜会学思想在农民问题、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成功运用,为后人用杜会学的思想方法研究、解决农村问题作出了贡献。 2.人口问题 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长导致人口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学者就针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支持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问题可以通过战争来解决,实质上,就是为战争者发动战争找到最佳的借口和理由。同志是我国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驱。他写的《战争与人口》一文,对上述的反动观点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从古今人口发展史等角度,证明战争不仅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反而会带来一来列其他问题。“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輶訛輥”接着,他又从当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不同方面再次论证马氏学说的非科学性。该文对当时关于战争与人口的反动观点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使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及人口问题的根源。在文章的最后,同志又指出了马氏学说的部分合理性。“余虽时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杀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輷訛輥”同志关于人口问题的阐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来分析、解决人口问题的范例,具有典型性与可借鉴性。在这篇文章中,同志的某些观点未必会适用于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但是这是社会发展导致的。同志能够将社会学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与刻苦的钻研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者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3.妇女问题 社会学家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研究妇女问题。当社会学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成熟时,妇女问题就作为一个较为鲜明的社会问题而为我国的社会学家所瞩目。同志于1920年7月,在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他有不少篇章著述了他对妇女生活现状的观感,表达了他对妇婴幸福生活的展望。在苏联,关于妇女问题的许多理论和设想,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苏联妇女、儿童的幸福生活,让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仰,成为他继续推动中国妇女解放前进的强大动力,使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更具世界性。1920年前后,他教学期间,写下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现代的女权运动》等直接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力主妇女参政议政,揭露封建的娼妓制度对于妇女身心健康的侵害。同志指出,中国由于过去受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压制是很严重的。针对这种情况,同志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指出,妇女应该同男子一样参政议政,享有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于战后世界妇女的状况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作了相应的研究。同志针对战后妇女过剩、女工与男工的关系以及劳动阶级的母亲问题三个方面分别作出了分析,并指出,由于妇女相对过剩,就会出现女工与男工争夺劳动机会的问题。在此,他指出“男女工人间有了结合,定能于阶级斗争添一层力量。輮訛輦”他希望我们中国的妇女们能够行动起来,珍视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地位与解放。同志从社会学视野中观察到,在当时的社会,关注妇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并且当时的中国人心理,大多都不认为妇女有人格。所以,在《废娼问题》文章里,同志从人权及法律的角度,指出坚决废除娼妓制度的五大理由。“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第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輯訛輦”此外,他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娼妓问题的办法。纵观各国的女权运动历史加以研究,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针对女权运动的现状从教育、劳动、生活、法律等方面加以分析,指出“妇女们要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妇女的解放运动,是与女权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輱訛輦”他以世界的女权运动为重点,剖析其特点,分析其中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中国的妇女运动要从中借鉴宝贵经验。他还指出了妇女运动的最根本不足在于自身的素质。自身素质未提高,女权运动(或妇女运动)是难以取得胜利的。从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视角妇女问题,在中国是较早的一位。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指导中国的妇女运动,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种方法影响了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家研究妇女问题。 4.自杀问题 对自杀这一社会现象一直予以十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1913年,就写有《原杀(暗杀与自杀)》一文,他认为暗杀和自杀是因不良政治和社会诸多因素造成的,是社会堕落的极端体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加注意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于1919年11月、1919年12月、1922年1月分别发表了《一个自杀的青年》、《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论自杀》等论述自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认为中国的自杀现象源于社会的缺陷,根本上是源于黑暗的社会制度。的1.3万多字的《论自杀》一文,分十个部分对自杀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论自杀》分析了诸多影响自杀的因素,并梳理了大量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各教派的自杀观,以及中外学者关于自杀的一些论述,是五四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杀问题少有的具有分量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论自杀》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同志的诸多著作从多方面研究和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志本人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努力及所形成的社会学的传统,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同志以一个革命家所应有的责任感和一个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敏锐,时刻关注着当时的社会种种现象和问题,不失时机地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亟待解决并影响深远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丰富与发展了社会学理论内容,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社会学理论论文:网络时代社会学理论重构 一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性社会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勾联,是一种与现代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对现代性进行智性反思的现代知识形态。正如特纳(J.H.Turner)所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学科得以创立,是用以解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封建土地体制的衰退以及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这一进程。”因此,由现代性社会转型而奠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及理论解释框架。“现代社会学的形成 #0; #0;独特研究领域的界定、研究主题的形成和适用方法论的发展 #0; #0;是以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分析、给予秩序、为社会生活管理提供有关社会技术和对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控制为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勾联,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作过深入的分析。他强调,“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社会学》一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学界定为“对现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来,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以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诊断,都倾向于以单一的变化动力来解释现代性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认为,塑造现代世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的永不静止的、流动的特征被解释成投资 #0; #0;利润 #0; #0;投资这样循环的结果。而涂尔干则主要从工业主义的影响来探索现代制度的特征,认为工业社会中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一边缘的、暂时的特征,而是来自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现代社会的特征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的秩序。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和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内容是指在技术和人类活动中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合理化”。其次,在经典社会学话语中,“社会”这一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经典社会学将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这一概念。社会学家尤其是受涂尔干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都试图把社会概念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将与现代性相勾联的“社会”概念视为社会学的内涵,从而把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与现代社会有内在勾联,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概念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被界定为具有自身内部统一性的体系,而对这一体系展开的某些理论解释,正是以对社会的这种理解为基础的。例如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观点,社会学最重要的目标是解决“秩序问题”,因为秩序问题是解释现代社会系统界限的关键。第三,吉登斯强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社会学在知识形态上与现代性特征也密切相关。经典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看成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通性知识,并且如同自然科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信息一样,社会学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人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预测、控制和干预社会生活。 毫无疑问,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针对现代性问题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分析架构与研究方法,能够比较恰当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征。然而,由于社会本身的变迁,在今天,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因此,建构一种贴切当今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例如,近年来德国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学在今日何为(WozuheutenochSoziologie)”问题的讨论与反思中,对经典社会学理解当今社会生活及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颇多质疑。在《失去根基的学科: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吗?》一文中,德特林(DarnfriedDettling)指出,今日西方社会由于个人化 #0; #0;即个人从社会条件如阶级与阶层、性别角色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及全球化 #0; #0;即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跨国家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因素对传统社会生存界限的颠覆,已导致社会逐渐丧失了影响个人生活方法与形式的决定力量。德特林强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传统上所定义的社会,只剩下单独的个人,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活动。”既然社会学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 #0; #0;社会,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社会学吗?有许多德国社会学家认为,今天先进的西欧工业化社会在社会结构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上述重大改变,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中通往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三项内容,在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时,其解释力已十分有限,仅仅通过对这三项内容的研究,已无法清楚地描绘当今社会的结构,掌握其文化特征,说明其权力斗争。正如贝克(UlrichBeck)所说,如同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在20世纪,现代化使人类再一次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挣脱出来,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更多的非工作(休闲)时间、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频繁的社会流动。对当今社会而言,已经不是阶级冲突,而是上述生活选项逐渐成为社会冲突的第一导火线。换言之,由于生活形式的多元化与个人化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经典社会学已面临一种强烈的挑战。经典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阶层已无法完全解释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新社会形态、现象与问题,其社会分析架构对现代社会多变与异质的特征已失去充分掌握与解释的能力。例如,经典社会学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及韦伯对科层组织等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探讨当时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存在状态。在今日社会生活形式逐步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趋势下,经典社会学的这一理论分析架构是否仍有掌握现代社会生活脉络的解释力,已经变成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对经典社会学范式构成基本挑战的社会事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经济技术影响与科学文化意义的社会事件。互联网不仅为当今人们提供了交往与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媒介,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整体性转型与重构。互联网在目前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冲击还将继续存在与扩展。具体地说,互联网对社会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上述德特林所说的当今社会的个人化与全球化趋向。一方面,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世界中,“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行为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平台,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变数,从而使不同区域的人们有可能摆脱可口可乐式的全球化进程。所有这些,对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验。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工业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因此,相对于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概念。对于互联网的这种革命性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被不少西方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学理上的探索。例如贝尔(DanielBell)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等理论概念,都试图揭示当今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互联网的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总之,由于当代社会在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形式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例如价值态度的变迁、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扩展等,经典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正面临重大的挑战。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不少社会学家尝试用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传统的社会学概念和思考方向,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目前,这一社会学范式转变的努力与尝试正方兴未艾。二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关键技术的突破与普及,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重构,而互联网正是这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远为深刻,终我们的一生,互联网都将是崭新的东西。 互联网在社会层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与其独特的技术特性密切相关。因此,把握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对于在社会学层面上理解互联网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互联网的技术定义,“联合网络委员会”(FNC)在其1995年通过的一项关于“互联网定义”的决议中说: 联合委员会认为,下述语言反映了我们对“互联网”这个词的定义。“互联网”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统 #0; #0;(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的基础之上的。(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或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信。(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者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是全球性的,而且这种全球性是有技术保证的。作为分布式网络,互联网在技术层面上不存在中央控制问题。其次,互联网的每一台主机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以确定主机在全球性网络中的联结点。再次,这些主机必须按照共同的规则(协议)联结在一起。正是互联网的这些技术特征,使互联网成为一次崭新的技术革命。 首先,互联网技术革命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互联网最大的优势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有效地打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无论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文字、声音、图像把自己与他人相联结,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空间。而互联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完全依赖于其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所谓数字化,简单地说,就是将各种复杂多变的信息,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为这些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模型,最后转变为一系列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二进制代码。与现实世界不同,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一切都是以有规律的数字0和1来代表的,互联网上的所有信息,归根到底都是“数字信息”。数字化对于互联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凭借数字化技术,互联网拓展了信息贮存和传播的空间,从而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媒体。而网络化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集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为一体,供网上用户进行资源共享、信息交换。网络化所形成的信息高速公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将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 其次,互联网技术革命亦推进了个人化进程。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无限的,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其选择也将是无限的、主动的和个性化的,而这正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趋向,将是不断走向以用户为中心,以个人主页为中心。“通过个人主页构成网络,在连成一体的网络世界中,每个拥有个人主页的个体将成为自己所拥有文化的解读者,都向全球输出他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他对制度体系的认识、他所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达到这个层面时,……个体间的交互式对话将真正取而代之。……人与人沟通、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共容将成为可能。”在互联网上,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而且可以成为其中有鲜明个性和独特价值的一部分,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才华,从而使自己有更多的被别人了解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帮助别人的机会,更多的施展自己特长的机会,更多的与别人合作的机会,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机会。 互联网的上述技术特征,表明互联网是另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因此它也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如电的发明,印刷、电话的普及一样,改变和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在社会层面上的结构变革与转型。因此从本质上说,互联网作为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必然表现为一场社会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知识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革命引发的范式转移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娱乐和从事许多其他活动的方式。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互联网的这种社会后果,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将会不断地增强。可以预见,随着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互联网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在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以及信息传播模式,都会因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而改变,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现存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与重塑。这种改变与重塑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凸现对人类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互联网作为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并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或者一个特定的计算机资源,而是一种将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因此,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物质的或有形的实体,而是一个无形的虚拟空间,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介,它能将全世界的人、组织、机构、政府、企业等联结在一起,使用户通过远程登陆,查询和共享数字化信息,并进行网上讨论,电子出版,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这意味着互联网最基本的意义在于链接。在互联网这一借助链接而建构的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ies)或虚拟社会(VirtualSociety)中,人们确立各种虚拟身份,建立各种与现实社区中的关系不同的虚拟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的自由空间。这些网络虚拟空间,包括像BBS或Newsgroup这样允许人们随时访问并给予反馈的虚拟空间,以及像IRC或Netmeeting这样的允许人们像在现实中面对面交流那样进行虚拟空间中同步交流的虚拟空间,甚至像真实社区那样的虚拟社区 #0; #0;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免费的电子空间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结果像在真实社区中那样,有着相同兴趣的人因其相互之间强烈的认同感而住在一起,进行相互交流与互动。因此,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并不意味着虚幻和容易破灭。网络虚拟空间虽然是由纯粹的数字、数据、图表或各种表征现实世界的信息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质实体和有生命的个人,但由于它同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网络空间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又都是真实的,是一种虚拟的真实。 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络使用者,通常都以ID账号或匿名出现,个人可以隐匿部分甚至全部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多媒体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面具,网民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个甚至几个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个人因此丝毫不用担心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生活会对其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那些在现实中人们无法改变的天赋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别、外貌等,在互联网世界中却可以被轻易改变。互联网的这种匿名特征,使人们在网上有一种摆脱压抑、无拘无束的感觉。网民可以一方面始终处在隐密的私人空间之中,而另一方面,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塑造出一个有别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人格认同,扮演各种角色与身份,在虚拟社区这一公共领域中与他人进行互动,以展示一个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展示的自我。这时,网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与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之中, 自由和开放是互联网的精髓所在,“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在于,它不是为某一种需求设计的,而是一种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总的基础结构。”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从在BBS、IRC或Newsgroup上发帖子,到申请自己的讨论区,再到建设自己的网页、网站,这一过程很少受权威意识形态的钳制,在这里,除了技术层面的规范之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时,网络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任何信息可能来自任何节点,只有网站管理者对其网站的内容进行管理,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规范与控制网络,亦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三 我们认为,网络社会学作为一种回应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上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与重构的新知识形态,应该有其有别于经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在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应该在如何理解与解释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因为迄今为止,社会学家对于网络虚拟空间所做的社会学思考,基本上没有摆脱破碎片断的局限,尚未形成系统整体的研究,因此,将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心,放在针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建构一套有深厚理论思考作支撑的概念命题系统上,以克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支离破碎的方式,是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突破的重心所在。这一突破的社会学后果,可能是一种全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具体地说,这种基于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新理论范式,其研究范围和问题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一些主题:(1)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特性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领域?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网民与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们有什么区别?网络空间的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等等。(2)对网络空间所特有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中的信用与风险问题、网络中的青少年保护问题、网络安全与控制问题、网络综合症问题、网恋问题、网络病毒问题、网络色情问题、网络黑客问题、网络中的知识与权力问题等。(3)网络虚拟社会生活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在21世纪,网络将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但是,无论网络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网络作为一个人造的虚拟世界,始终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代替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所以,网络社会学研究也应该考察人们在网上的社会生活将会对现实社会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与现实社会空间相比,网络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是什么?网络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必须首先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性,本尼迪克特(M.Benedikt)认为,“全球网络化,由计算机支持、由计算机进入和由计算机产生,是多维度的、人造的或‘虚拟’的真实。它是真实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是一个窗口;它是虚拟的,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物质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是由纯粹的数据或信息组成的。”也就是说,网络空间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拟空间。而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网络空间的这一虚拟特性所造成和决定的。与传统的社会空间不同,网络空间是一种没有时空边界、没有身份、没有家庭和阶层等社会背景的虚拟社区。在这一虚拟社区中,社会成员没有身份(阶层、组织、群体)的差别和限制,经典社会学用以划分阶层的财富、学历、地位等概念也因此在网络世界中失去了作用。 对于这一新崛起的网络社会的性质,曼纽尔·卡斯特尔(M.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塑着今日社会的基本结构。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引导着社会的再结构化,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历史时代,可以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网络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的节点,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今日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节点通过网络联接而成的网络社会。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而这种网络化逻辑的不断扩散,必然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以及人们在网络中的在场和缺席,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的凸现,意味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 我们以为,由互联网所营造的这种新社会空间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验的变化,首先体现在随互联网兴起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特殊社会群体 #0; #0;网民身上。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农民,工业社会的基础是市民,那么,网民就是网络社会的基础。网民并不是简单的电脑使用者,而是电脑使用者通过链接而形成的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社群。其成员在网络社区如BBS、IRC、Newsgroup中相互交流、沟通情感、传递信息。与人们在传统社区中的交往不同,网民在互联网中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联结和组织起来的,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工业社会从中央核心向边缘的信息传播模式与人际互动模式。在互联网中,即使处于最边缘、最底层的人,也可以同网络中其他人一样,有同等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也都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同时,与工业社会的市民不同,网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网民就是世界公民,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群体,他们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限制,从而使麦克卢汉(M.McLuhan)所说的“地球村(GloblVillage)”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社会学来说,网民这一全新社会群体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互联网在连接计算机的同时,也连接了使用计算机的人,而一旦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使用计算机的人连接起来,计算机网络就变成了社会网络。与传统的社会网络相比,在这种因计算机联网所形成的虚拟社会网络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网络虚拟空间的一个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互联网对人际沟通模式的改变。互联网的兴起,对于人际交往来说,是一场科技结合心理的革命。今天,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把自己的家建设成为人际交往的天堂,从而使人际沟通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一个新的层面。例如,互联网给人们的沟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进行生产和消费等日常活动,足不出户就能办公、购物、交往等等。茧居族(Cocoons)、SOHO族(SmallOfficeHomeOffice)、电子隐士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生动表现。同时,由于网络人际沟通完全依靠互联网络传达,因而在真实世界面对面交往时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关键因素,如表情、语调、身体语言等,在网络人际交往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因此相对于日常的人际沟通,网络人际沟通显得更少限制、更多自由、更多创意,而且相对而言,网络空间中的去中心化交往,也使网络人际交往显得更为平等,更少群体压力。但与此同时,网络人际沟通也可能导致人们对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使人变得更为退缩,甚至造成网络幽闭症的出现,进而发展出网络人际交往中的攻击行为。因此,互联网在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并有可能因此损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交往,使个人从真实世界中彻底隐退。 互联网的兴起,还重塑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由于互联网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网民在网络之中的交往能以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方式进行,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没有中心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模式中,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完全是开放和发散式的,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差别而平等地获得信息,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等等的差别而平等地交往。因此,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压制,超越了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信息、地位差距,从而有可能使人们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重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个人能够完全平等地享有信息与权力,并由此导致一种新型、高效和有高应变能力的组织产生。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必然会向积极的一面发展,实际上,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也为更高效的犯罪提供了可能,从而使得某些有组织的集体或突发事件的出现更难控制和预防。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网络本身的社会问题,也包括网络对现实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互联网使网络的关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隐藏在可执行程序或数据文件中的具有自我复制和传播能力的计算机病毒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便是一例。计算机病毒从开始传播到导致整个网络被感染,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它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显然具有与现实社会极不相同的特点。据统计,在已经上网的用户中,有大约80%的用户受到过来自互联网上的病毒攻击。自从1988年11月第1例计算机病毒 #0; #0;莫里斯蠕虫在有6000台计算机联网的ARPA网被发现以来,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计算机病毒大约有25500余种之多,可以说,计算机病毒已经成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又如,随互联网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网络犯罪,与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犯罪现象相比,亦有其新的特征。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匿名性,使个人在安全的私人空间就可以进行或参与在真实世界中限于各种条件而不易进行的犯罪活动。目前,比较典型的网络犯罪如网络盗窃、网络诈骗、破坏网络数据、网络洗钱等等,都已经对社会公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网络交流的高匿名性、高互动性、高隐蔽性使色情信息的传播变得极为便利。在网络空间中,色情信息的传播几乎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个人通过互联网接触色情信息也极为方便和安全,这无形之中消除了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接触色情信息所必然会受到的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权威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道德感等),从而促进色情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色情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表现在色情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繁多,更在于网民追逐和迷恋这些色情信息的狂热程度。 知识鸿沟的扩大也极有可能是我们在网络时代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设(knowledge-gap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按照这一假设,互联网的扩展,可能加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互联网是当今技术含量最高的信息媒体,它在知识传播上集多种传统传媒的优势于一身,具备可以处理海量信息、快速检索、双向交互、多媒体合一等优点。然而,昂贵的设施、价格不菲的上网费、不易理解并掌握的计算机知识,好像一座分水岭把社会大众一分为二:一方是媒介技术专家及高学历群体,而另一方则是普通大众。虽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每年都在增加,迄今已有2000多万用户,但调查结果显示,在目前中国,上网仍然是一种远离百姓的“贵族化”活动。例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1年1月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上网用户人数已达2250万。其中高中(中专)23.45%、大专28.97%、本科38.82%、硕士1.91%、博士0.41%,高中以下仅6.44%。月收入500元以下15.31%、501-1000元25.94%、1000-1500元15.81%、1501-2000元4.05%、2001-2500元4.05%、2501-3000元3.94%、3000元以上7.44%。用户地域分布处于前五位的是:北京12.39%、广东9.69%、上海8.97%、浙江6.62%、江苏5.43%。可见,目前中国的主流网民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程度较高、个人收入大多处于中高水平、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这一数据表明,起码在目前,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相反,互联网有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知识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互联网崛起所引发的新社会问题,显然远不止上述这些。它还有可能造成文化冲突、人际关系疏离、信息焦虑、网络沉溺、网络孤独、网络谣言扩散等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调查,也应该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之,面对网络社会的新社会经验,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当务之急。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所说:“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首先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向社会发问的方式。这意味着,网络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范式。网络社会学范式的新,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相比,首先体现在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基点的社会学。经典社会学总是有一个关注的基点,以此作为社会学思考及理论建构的立足点。例如经典社会学的叙事模式常常以理性作为其叙事的基点,以社会作为其知识架构的立足点。与此不同,网络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基本事实是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由于网络社会学把其理论架构建立在对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认识之上,因此在网络社会学理论架构中,不可能有像经典社会学那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社会学,即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 摘要: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自觉地放弃对理论的追求、关怀和探索。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使社会学形成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RobertK.Merton)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W.LawrenceNeuman)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以上我们界定了什么是理论及理论的形成过程,那么理论对社会学研究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构成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所以理论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套概念系统,在专业学习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作“专业术语”。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自然会引导社会学的研究人员用社会学概念来展开分析。这就是理论的第一个作用,理论有助于把研究者引入社会学的视野中来,也就是有助于形成社会学的特定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 第二,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身份的标识,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社会学理论前提是该研究是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标志。很多学者都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重要性。社会调查如果放弃了理论前提,这样的调查就只能停留在日常观察的水平上,和民意测验、市场调查没有任何分别,从而陷入“通俗化”的境地。 第三,过往的理论会启发研究者去思考,构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启发”。过往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撞击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理论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释。理论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中并指导其研究的方向,还为研究提供了解释的视角。笔者在2004年对滇东农村的“过密化③”现象进行了研究,关注滇东农村呈现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动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动现状,即“过密化”。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推拉理论”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乡土性”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吸附力“规范”着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推拉理论对滇东人口流动形式缺乏解释力,因为从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来看,如果依据“推拉理论”来进行解释的话,宏图村的人口流动应该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极富活力,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宏图村的人口流动状况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动状况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显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这股力量显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这股力量正是以乡土性④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一股强大“吸附力”。二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过密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像宏图村一样的传统农村,农民在考虑是选择在家种地还是外出打工时,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风险最小”(代价最小化)。而实际上,无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代价最小化”,这其中包含着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基于生活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被称为“生存理性选择”。三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大量外流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的形成,先前外出的农民工以个体或集合体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网络接点,为后来想出去务工的农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图村外出打工的很少,即社会支持网还未形成,或者说,只是处于雏形阶段,接点太少使个人获得信息的关系支持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的,还未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流动速度过慢甚至是停滞[5]。 总之,就像哲学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观世界”的世界观一样,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学观”,用这种“社会学观”去“观社会”,形成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图景”。 二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 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以为只要进行经验观察和描述事实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和忽视理论概括。郑杭生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这种社会学被限定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的范围之内。造成中国社会学现象的现状是: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6]。 社会调查领域,对理论的忽视更为明显,由于社会调查要直面经验的社会事实,似乎对看到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就是社会调查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刘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29%,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56%,这种明显的差别,揭示了大陆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刘少杰进一步指出,从这些社会调查报告来看,有无理论前提讨论所显示的水平高低差别很大。具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不仅主题鲜明、概念明确、指标具体、讨论逻辑清晰,而且所得结论也达到较高的理论概括程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相反,那些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无非是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其意义至多不过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最后他指出,《社会学研究》11年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状况[7]。应该说,像刘少杰描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社会学界还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时候秉承了实证社会学经验性的特点,而忽略了实证社会学也有理论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贫困”的问题,即中国的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在功利性的科研评价机制面前,很多研究人员为了使科研数量达到相关要求,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简单拼凑而成的。为了满足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的需求,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山寨”期刊,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需要缴纳版面费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钱就给发,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声誉”,也是对人类探求科学精神的亵渎。论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文军曾借用布迪厄场域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存在“失范现象”,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谈论社会问题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认识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8]。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理论前提缺失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简单的社会现象统计报告的撰写,有“科学贫困”,也有社会学学术场域的失范现象。这些因素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社会学如何理论自觉? 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社会学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学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9]。实际上包括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反思、理论选择和理论建构不同层次的自觉。 首先是理论学习的自觉,要自觉地学习过往社会学家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弄清楚原作者说了些什么,即所谓的“原谓”⑤,这也是我们强调的要面向文本,多看书。对已有社会学文本的学习是我们社会学入门的第一步。 其次是理论研究的自觉,毕竟原作者所说的只是他“思想”的“语言”的表达,如果是看翻译的著作,又经过了别人“语言”的二次表达。所以我们了解了原作者所说的之后,还要分析“原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谓”)、“原作者可能说了些什么”(“蕴谓”)以及“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当谓”)。转第三是理论反思的自觉。在哲学那里,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所谓的反思思想;社会学的理论反思相应就是社会学理论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强调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反思。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创立了“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叫做“反思社会学”。其中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有代表性。因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征:从反思的主体看,反思社会学主体既是研究者的个人又是由研究者组成的学科共同体,“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10]。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11]。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要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社会学反思两个基本效应上,一个是科学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社会学反思自身,有助于增强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从而维护社会学的科学性。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其次,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总之,社会学要不断自觉地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并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语言符号,才能确立、维护自己的科学地位和政治功能。社会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 第四是理论选择的自觉。在众多的社会理论中,社会学研究者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本土社会学研究,所以理论选择的自觉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自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必须立足于本土情景,选择适合即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寻找理论前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社会,伦理的温情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强关系”⑥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还不能忽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性因素。就像刘少杰所说的那样,在思考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时,应该超出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关注到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解论、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等等社会学理论。因为这些社会学理论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分别在思维方式、展开形式和价值原则等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不仅有补于网络结构理论的局限,而且更切近中国社会现实[12]。这实际上是告诉社会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有重视理论的自觉,还要有理论选择的自觉。 最后是理论建构的自觉,把已选择的理论和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建构新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在现实的指导下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修正、扬弃和创新(即“实谓”)。中国社会学必须把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既面向文本又面向现实,最终建构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理论。 在郑杭生看来,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足,如对本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挖掘、评价和总结做得都不够[13]。因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学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形成一种理论品质,并结合本土情境不断反思自身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思自身的语言符号,反思社会学场域中的各种“失范”现象。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探究 摘要:西方的新社会经济学对经济市场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为了描述经济市场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目前,我国对经济市场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国外经济市场的研究成果,其会对我国市场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分析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总结新经济社会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并且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作者:刘婷婷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越轨社会学理论的思考 一、问题学生的形成: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越轨社会学理论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解释越轨现象,可是由于研究者视角、关注点等的不同,相关学者对于越轨现象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越轨社会学理论阵营里具有多种理论,如标签理论、文化冲突理论、失范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决定了其解释的立场与角度,对于“问题学生”的成因有着不同的思考。在对“问题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问题学生”的成因所在。 (一)标签理论的基本观点 标签理论是出现于20世纪中期,解释犯罪行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它认为,个体越轨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社会贴标签的结果。为了较好地说明这一观点,标签理论将人的偏差行为分为“初级偏差行为”和“次级偏差行为”两类。对于越轨者而言,初级偏差行为可能是临时的、无意识的行为,而次级偏差行为则是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在初级偏差行为发展到次级偏差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判定(贴标签)是一个关键节点。具体言之,当社会给个体的初级偏差行为贴上“越轨”的标签时,个体会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期待和行为方式,按照标签的内容重构自己的形象。此时,初级偏差行为转变为次级偏差行为,个体的越轨行为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依据标签理论的观点,我们认为,个体成为职业越轨者需要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一是既定标签的存在。即,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种种描述越轨行为的“标签”,如“盗窃”。二是社会中的他人发现或者察觉到越轨者的越轨行为,如个体偶然的盗窃行为被人发现。三是他人(尤其是越轨者的重要他人)为越轨者贴上相应的标签。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个体逐渐认可并内化标签所赋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慢慢地发展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在这个理论看来,问题学生之所以出现,是别人张贴“标签”的结果。 (二)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 文化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差异是引起社会越轨的重要原因。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类型多样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较为独特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被一个文化群体所接受的行为对另外一个群体来说极有可能是越轨行为。电影《刮痧》就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刮痧”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手法,为我们所认可。但是,当身处美国的中国成年人用这种手法为孩子治病时,其却被界定为一种虐待孩子的行为,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明显的“越轨”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越轨是文化界定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文化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塞林(T.Selin)区分了两种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与横向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时期的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是指同一时期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具体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方面,受教育者的一些越轨行为一般是由纵向文化冲突造成的。这是由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对于一些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理解也就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教师处于较为强势的位置,其往往将学生的行为界定为“越轨”,例如,在教师看来,学生染发就是一种越轨行为。此外,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纵向文化冲突也有可能造成学生的越轨。如,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使教师将学生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越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学生”的出现是由文化界定造成的。 (三)失范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学先驱爱弥尔•涂尔干将失范一词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他用失范描述这样一种状态:社会规范和价值相互矛盾、冲突或者社会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个人与社会都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很容易出现越轨行为。这是由于:此时的社会处于价值真空或者价值混乱时期,社会规范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这个社会中,个体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缺乏有效的价值引导与行为指导。按照历史性与共时性的维度,我们可以将社会失范分为纵向失范与横向失范两个类型。所谓纵向失范,指的是社会中既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中缺乏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正如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所谓横向失范,是指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与冲突,处于这些系统中的个体缺乏一个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具体到学生身上而言,就是家庭价值体系、学校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两两冲突,或者三者都有所差异。在道德教育过程中,5+2≤0现象的出现与此具有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不同环境中价值规范的冲突导致了问题学生的出现。 (四)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控制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个体天生具有利己与反社会的倾向,从人的天性出发,反抗是一种正常现象;二是人们对于法律与道德规范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否发生了越轨行为。基于这两个假设,越轨理论指出,社会中之所以存在着越轨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个体的控制与约束不足。换言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出现越轨行为,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些关键社会纽带的控制与束缚。而在越轨者那里,这些关键纽带呈软弱状态。一般而言,这些关键社会纽带主要包括“附属”“承诺”“参与”等。“附属”是指个体依附于其他个体,如父母、教师、朋友等;“承诺”则是指个体为一些传统、正规的目标工作,如学生为了考上大学而辛苦的学习;“参与”指的是个体积极的参加社会的常规活动,如学生积极主动的参加学校、班级中的活动。在这些社会纽带强有力的束缚与控制中,个体能够较为有效地抵制越轨诱惑,控制自己的越轨冲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越轨行为的出现。从这个理论观点来看,学校中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学生”,主要是社会纽带控制不足造成的。 二、问题学生的德育:来自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学生道德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个体。即,学生道德品质如何,主要受到个体的影响。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比较强调“修身”“内省”等教育方式。而越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则告诉我们:学生道德品质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学生个体,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言之,在培养学生的德性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学生自律、自觉,还要考虑学生生活的环境、与学生互动的个体等因素。因此,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我们需要经历一个从学生道德到外部环境的视角转换,这是越轨社会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方法论启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努力。 (一)留意学生的道德表现,并及时加以强化 在日常的道德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应该随时留意学生的各种道德表现,并运用适当的标签强化这些已经出现的行为。总的来说,在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过程中,教育者应该有“贴标签”的意识。即,给学生一些临时性、随意性的道德行为贴上道德的标签,促进其道德行为的长久化、固定化。比如,当发现学生帮助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应及时的将“助人为乐”的标签赋予学生。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需要准备大量的“标签”。标签的存在是贴标签行为发生的前提,因而教育者应该备有丰富多样的标签。这是由于:标签的内容越是细致、越是具体,其对学生的影响也就越个性化、越深化。这提醒我们,在日常的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仅需要准备一些较为概括性的标签,如“好孩子”,还要准备一些较为具体的标签,如“诚实”“勇敢”“自信”等。其次,教育者需要时刻关注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随时发现学生的道德闪光点。为了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就需要关注学生的整体生活。例如,教师不能仅注意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还要留意其在课堂之外甚至学校之外的表现。第三,教育者适时的将标签贴在学生身上。在这里,教育者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贴标签的时机,在发现学生的道德行为之后,教育者应该及时的发出贴标签行为。二是贴标签的主体。在给学生贴标签时,教育者应该尽量寻找学生的“重要他人”,即学生较为信服的人,这样能够形成更好的结果。 (二)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并积极地与受教育者开展对话 文化冲突理论凸显了越轨行为的文化特质,揭示出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文化性。这给我们的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二是与受教育者展开积极的对话。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此举能够有效地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第一,教育者应该全面、深入地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对于道德教育而言,教育者了解受教者的文化,主要是了解适合于受教育者文化的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行为模式。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模式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道德观念有所更新。例如,几十年前,男女生交往过密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在今天,其却被视为一种正常的交往现象。另一方面,道德行为模式有所变化。何谓尊重教师能够较为明显的体现这一点。数十年前,尊重教师意味着对老师言听计从,甚至是唯唯诺诺。当下,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讨论甚至是争论,对于学生而言,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尊重教师。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学生的行为表现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价值理念有很大部分与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价值是一致的”。因此,在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时,教育者应该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深入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第二,受教育者应该与教育者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开展对话,有利于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消除可能产生的矛盾与误会。在对话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在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尊重对方言说的权利。自己无论是否欢迎、赞成,都要允许对方表达出来。二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平等的地位。在对话的过程中,各种观点的价值、意义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地位却是平等的。因此,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教育者,切不可用自己的话语来裁剪受教育者的话语,影响对话的正常进行。 (三)建设统一的价值体系,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 失范理论强调了价值体系统一对于受教育者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因此,该理论对于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启示就是形成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努力。从纵向上讲,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统一的价值体系就是指整个社会较为认可的,同时能够指导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如提出核心价值观念,并对这些价值进行阐释等工作,也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努力。社会中的个体需要接受、践行这些价值观念,并对其他社会成员加以督促,从行动上推进统一价值体系的建立。通过这些途径,我们才能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有规范、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从横向上讲,我们需要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一般而言,受教育者生活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个场域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打通这三个生活场域。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家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家校价值观念的统一。面对社会,家庭与学校既不能孤傲的保持理想主义,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制。家长或教师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社会现实,让学生知晓如何道德的处理真实社会事件,提高家校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生活的一致性。 (四)加强正向的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的社会纽带 通过对于社会控制理论的描述可知,按照性质划分,社会纽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正向社会纽带与负向社会纽带。为了促进受教育者的道德成长,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纽带,教育者可以分门别类的对待。第一,教育者需要加强个体的正向社会纽带。教育者加强受教育正向的社会纽带,就是将学生更多地束缚在正常的社会群体与社会规范中,让学生习得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注意。首先,教育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与魅力,尽量成为受教育者的“依附者”;其次,教育者应该不断探讨新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树立较为正规的目标;最后,学校或者教育者可以开展具有吸引力的活动,让受教育者不断地参与到正常群体的活动中。第二,教育者应该消解个体的负向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社会纽带,就是将受教育者从社会不认可的价值观念或行为方式中释放出来,避免其对于受教育者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同样可以从“附属”“承诺”“参与”这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受教育者与越轨者的接触,减轻对于越轨者的依附;其次,通过对于一些消极社会目标的分析,教育者可以促使受教育者放弃一些不为社会认可的目标;最后,教育者需要为受教育者划定一些边界,控制学生对于一些社会活动的参与。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基本上不可能是万能良药,其仅仅是为我们思考相关事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同时我们也确信,当用多种理论关照一件事情时,我们也会获得相对更为全面的认识。因此,本文阐释了多种越轨社会学理论对于道德教育的启示,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分析越轨现象还是进行道德教育,人们所思考的基本上是:个体的某些思想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关越轨现象的相关理论有助于教育者思考道德教育工作的改善,因此我们需要对二者的关系予以关注。 作者:孔祥渊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社会学理论论文:庞德的法社会学理论概述 摘要: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1870-1964),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法社会学的领导者,也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是美国法社会学发展历史中不可一世的领军人物,生前曾在内布拉斯加州担任律师,并在植物学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期辗转多处,并于1916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为其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充裕的时间,但是他个人雄厚的知识底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其成功必不可少的品质基础。 关键词:法社会学;社会控制;普通法;法律至上;遵循先例 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庞德在继承了霍姆斯法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之后,将法律视为一种手段,即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庞德的观点之下,法律是一种工具,其所关注的是在法律制度,律令和准则控制之下所具有的社会效果。法律概念是因目而生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服务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在庞德的著作中,其将法律的性质定义为其为发达社会中的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而此种社会控制形式则是将在司法和行政中适用的权威性律令体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想的引导下,运用权威性技术进行适用。而后期构建的法律理想始终是与实际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法律理想作为法律秩序将要达到的目的,在实际的法律秩序行程中起引航作用,鉴于此,庞德将已经成熟的法律体系的发展进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将法律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为唯一目的的阶段定义为原始法阶段。此阶段为法律秩序提供了和平规制社会这一理念,与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这一目的相辅相成,引导着原始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治安中发挥作用。(二)将以法律救济适用中的确定性作为法律秩序所追求的首要目的的阶段视为严格法阶段。此一阶段追求以法律救济作为手段以获得社会安全这一目的。(三)将以强制实施义务来符合伦理行为的善良道德规范为目的的法律阶段称为衡平法与自然法阶段。期间,伦理行为和善良道德规范是目的,而强制实施义务则作为手段,目的引导手段,手段以目的作为引导和航向,共同塑造了这一经由理性而达至善良的法律秩序。(四)在走过了上述(2)和(3)阶段以后,法律秩序在融合了严格法的稳定和衡平法与自然法的灵活之后,顺其自然,一路发展达至法律成熟阶段,即通过维护权利,以确保机会平等和取得物的安全,至此才彻底构建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五)在后期面对有限的资源和无尽的人类需求的时候,为规制无节制的索取、减少浪费以及在度过合理利用资源中的重重阻碍,庞德提出了法律社会化阶段,而此阶段法律秩序的目的也就是用有限资源满足无尽的人类需求,最终实现少浪费,有规律索取的合理化配置。(六)在法律秩序走过以上几个阶段之后,法学家的迫切任务将是调解地方立法与世界普遍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面对正在发生的实践和现实时,法学家的一项急迫而且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因此便有了世界法阶段,这一阶段是融合了理性和目的的情况下,追求获得立法手段来制定强制实施规则的政治理念的让步,将理性适用于司法发现这一进步理念扶上舞台。综上所述,以上六个成熟法律发展阶段的划分和进步趋势,都是以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和社会环境为依托,在建构此种阶段的法律理想和预计达到的目的的引领下,为服务于当前的社会实践和现实,将法律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社会控制,在此种大背景之下,主张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都应当服务于它们所依从的社会目的。 二、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的精神》是法社会学倡导者对这一学说精神实质的具体体现,庞德以此来呼吁我们将关注公共利益与关注个人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倡导在法律传统之中注入法律理想,而最为主要的是,法律的变化应该与新的社会情况的变化一脉相承,而不是仅仅侧重于法律或社会的某一个方面,追求社会或者是法律单方面发展的极致程度。除了以上几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普通法的精神之外,更为关键的是,《普通法的精神》给我们现在的中国法学者带来一种思考,庞德作为一代宗师,以其非凡的手笔和精巧的思辨为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时代社会制度之价值基础的普通法以其传统的精神维系着美国社会的价值秩序,而此种富有活力并坚忍不拔的英美普通法的精神,这也是我国当前的法律人才在为我们目前将法律原则变成卷帙浩繁的法律条文而感到骄傲之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距离建立作为社会制度价值基础的法律精神还有多远,我们在面对个案正义和制度正义的时候,是否还是无视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一味的以为朴素道义的摇旗呐喊来淹没维护制度正义的力量,我们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一)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的精神》中“精神”二字,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和心理状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庞德在该文中毫不迟疑的将法律精神作为一个时代一切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意味着法律制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是需要人们理性的捍卫遵守经过权威性制定并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的。在法律至上原则之下,没有经过人们的爱国情结、同情心和民族情结冲击之下的制度性例外,人们必须一致地,毫不迟疑的遵守法律的规定。这不是我们在现今时代,言论自由泛滥环境之下响彻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一句完美主义的口号,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之中,代表我们普遍认可的主流意识的精神确认。于是,英国法官们和詹姆士一世在进行激烈论战之时所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普通法精神中永不磨灭的原则,它既是民众意识的高度集中和反映,也是打破统治者造法,专制立法的力量源泉。自此,我们以只奉行理性法律而不再屈服于个人专制权力和情感意志为准则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法律本身权威和我们普通个人、法官及法律学者甚至统治者在内对理性法律遵守和捍卫的价值基础。 (二)遵循先例原则 在普通法的精神中,与法律至上原则并驾齐驱的还有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在英美法的传统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和着普通法发展的步伐,从最初英国的法院惯例脱身而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法律制度。而遵循先例则将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受到双重影响或约束,即:(1)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法官在已决案件中与此相似或相关的问题作出的判决所包含的原则或规则;(2)已有判决接受并遵循先例所确定的原则或规则。至此,遵循先例原则中包含着司法经验主义这一精神,这一由法学家或立法者提供资料而创生的司法经验主义将法律从19世纪的故步自封中解救出来,换言之,遵循先例原则崇尚的是理性判决,拒绝以武断的个人意志作为判决基础。但是,遵循先例原则和司法经验主义,并不是对法官自由裁量和司法造法的无情否定,因为无论我们多么想以审判职能的纯机械性理论去限制司法造法,它都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的承认遵循先例原则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可估量性,然后追求在这原则指导下的合理范围内的确定和发展,这也是遵循先例原则在普通法中经得起考验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作为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以其身后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演进和完善。二者不仅是德国法律理念的代表,也是法律对上帝的正义和真理的探求,普通法的原理作为一种应用于经验的理性原理,体现了经验将为行为的标准和判决的原则提供最满意的基础。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法律并不由国王意志随意武断地创造,而是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法律经验以及专业技能的法律学者和法学家们在综合过去和现在已有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经验中发现的,这也是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的理论精髓和成功之处。 三、结语 以上这些理论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论调,但是法作为一种工具,要在其实践中大展拳脚则需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和历史考验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而鉴于法律自身所需要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追求稳中求进,就不得不减少一夜之间调整我们法律体系之妄想而追求循规蹈矩的理性进步,减少因企图随意改变法律而带来的危险,于是,遵循先例原则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作者:魏艳红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下企业预算管理论述 1经济社会学对企业预算管理的作用 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对企业的预算管理产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学指引企业的发展,企业预算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更是十分的关键,社会经济学当中强调理论和实践应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其的指引下可以使得企业的预算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作用下,企业预算管理更加重视的是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充分的考虑到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概预算计划,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经济社会学可以为企业的概预算提供强大的基础和依据,此外,其也开启了新的预算编制方式。 2基于经济社会学理论下加强我国企业预算管理的措施 2.1拓宽企业管理层,促进企业价值联动增长 在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下,财务行为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网络,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将个人和团体的财务行为都归入到财务工作中,在整个网络内的人员都要监理非常强的大局观和整体观,在实际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保证企业和集体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将企业的概预算管理放在三个维度上去执行,将三个维度的管理工作充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得三者能够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从而也使得企业的概预算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企业价值的联动增长。 2.2重视个体、团体和企业预算管理的博弈 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博弈,但是社会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当前更加重视的是团体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将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概预算进行规划和设计,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企业概预算工作在机体权力中的制约和纵向配置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的工作中不远的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将个人成员退出的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计算,这样才能更好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更好的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此外,社会责任的压力是企业生产活动所要承担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压力,实际上,企业运行的过程中社会会给其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在企业运行或者是预算管理的过程中要将这些无形的资产变得更加有形化和物质化。 2.3改进企业预算管理的控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经常会打乱企业的长、短期战略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否定现有的企业预算管理模式,应将完美实现计划,作为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随机应变,充分发挥预算控制能力作为关键要素,加以执行。 3结论 在经济理论的作用下,在企业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应该将概预算管理由硬性控制,变成软性的控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个人、集体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同时企业还应该在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科学的预算机制,让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使得企业可以更好的得以发展。 作者:龚开楠 单位:中共大庆市委党校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展望和中国的对策 2004年,虽然油价大幅攀升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依然稳定,继续保持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强劲增长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4年秋季报告预测,200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5%,这是28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与跨国直接投资也日趋活跃,2004年全球贸易增长9.1%。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增长7.1%,达到6000亿美元左右。 展望2005年,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好增长势头。但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全球通胀回升,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趋于收紧,增速将出现小幅回落。近来,包括IMF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发表的2004年秋季预测报告纷纷下调了对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如IMF预计,2005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比去年下降0.5个百分点。 世界主要经济体走势预言美国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由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步伐可能放缓。美国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自2004年6月30日开始的货币政策转向。2004年6月、8月和9月,美联储先后四次升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46年来的最低点1%提高到目前的2%。有预测认为,此后美联储仍将继续升息,2005年年末将升至3%~4%。人们普遍认为,加息对美国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将产生降温作用;二是增支减税的财政政策难以为继。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接近其GDP的3.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可以预料,在经济已经全面复苏和恢复正常增长的情况下,未来美国政府财政预算政策将以削减预算赤字为主,逐渐收紧。所有这些调整虽都是以保持美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为根本目的,但短期内会对美国经济产生降温作用。IMF预计,2005年美国GDP增速将下降至3.3%。 日本经济增速将有所回调。IMF预测,2004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为4.4%,展望2005年,仍然存在不少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首先,经济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开始进入自主增长的助跑阶段。如在《金融再生计划》等多种政策的大力推动下,2004年3月日本11家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已经下降到5.2%,日本政府规定的将该比率降到4%左右的目标,很有希望到2005年3月如期甚至提前实现;其次,日本央行将继续维持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其政策立场是:只要通货紧缩继续存在,就继续实行零利率政策;即便消费价格指数开始由下降转为上升,也仍将继续保持这一政策数月,以确认通缩的彻底消除;第三,来自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进口需求未来仍将有力地拉动日本经济增长。但是,一些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也不可忽视。油价高企将增加企业成本,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令政府无力扩大公共开支,美国经济减速将影响外需。IMF2004年秋季报告预计,2005年日本GDP增速将回落至2.3%。 欧元区经济将保持平稳增长。与美、日相比,由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经济缺乏活力,投资和消费增势微弱,出口又受欧元升值影响,2004年欧元区经济增速相对缓慢,IMF预计全年增长2.2%。明年,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缺乏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和高油价仍将继续困扰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欧盟正积极推动政府管理体制、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税制等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各项改革,欧盟东扩的新进展进一步扩大了盟内市场,欧洲央行在美国连续升息的同时又按兵不动,客观上实现了货币政策的持续放松。IMF预计,200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仍为2.2%。 俄罗斯和东亚经济将平稳增长。2004年,油价上涨和工业增长加快,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俄政府预测,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达7.1%。展望2005年,俄罗斯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但恐怖主义活动抬头将成为其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特别是发生在俄能源生产基地之一的北奥塞梯共和国的人质事件,将对俄能源出口战略造成冲击。同时,车臣地区的局势变化,也是影响俄经济发展的重要变数。IMF预计,2005年俄罗斯经济增幅将回落到6.6%。 2005年,东亚经济仍保持强劲增长。全球经济形势好转带来的外需增加、内部需求的强劲增势以及区内贸易的迅速发展,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银行预测,2004年全年该地区(日本、中国除外)经济将增长7.9%。2005年,由于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逐渐升高,美国加息影响东亚地区的资金流动,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与财政失衡问题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引发东亚地区金融紧缩等不确定因素,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可能稍有回落,但仍有望达到7%。。 新一轮WTO谈判进展及前景2004年8月1日,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在日内瓦达成了框架协议,内容涉及农业、棉花、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特殊和区别对待、技术援助、实施问题和发展等众多领域。该框架协议将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各方下一阶段谈判的基础,其签订意味着将重新启动2003年在坎昆停滞的谈判。 该框架协议的主要问题是:仅仅明确了今后谈判的一些指导原则和基本内容,许多棘手的、分歧较大的问题被搁置,随着谈判的深入,这些问题以及深层次矛盾仍将显现出来。 1.尽管发达国家原则上同意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并消除出口补贴措施,但取消的截止日期未定,这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或者发达国家拖延执行留下了余地;2.在本次谈判中,由于发达国家保证在执行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协助,因此后者同意启动贸易便利化规则谈判,而其他三个不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关于投资、竞争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的议题被从多哈谈判议程中撤销。但这三个议题仍将继续成为今后双方斗争的内容。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想把这三个议题完全从WTO中撤销,但发达国家仍想保留;3.非农产品关税决议遭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他们希望至少采用一个较温和的关税 减让公式;4.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内容没有得到体现。日内瓦会议仍未能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具体的特殊待遇措施,或解决他们在执行WTO规则时的诸多问题达成一致。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强烈反弹,跨国并购重组趋势活跃。上半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在欧洲,仅一季度并购额就达150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同期的3倍,创2000年以来最高纪录。预计2005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将进一步趋于活跃。 同时,国际资本流动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一是国际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加快。流向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势头不断减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保险、电信、物流等服务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同时,以发行股票、债券及有价证券来吸引外资的证券融资方式也已成为新的热点,国际投资的证券化趋势日益明显。 二是投资的区域结构失衡仍然没有改观。国际资本继续向发达国家回流。一方面是由于巨额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另一方面,美联储不断升息的举措和不断攀升的美国股市也使大量外资回流美国。虽然亚太地区引资前景不断改善,东欧地区开始成为国际资金关注的焦点,但投资的区域结构失衡现象仍未改观。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连续两年上升,2003年达到57016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69%。不仅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将公司上市转移到了西方国际金融中心以寻求更多国际资本,因而出现了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净流向发达国家的“倒流”现象。如拉美深陷金融和债务危机,至今未有大的起色,主要就是因为外资枯竭,无力偿还外债引起的。 三是发达国家撤回海外投资的现象已经显现。如2003年下半年以来,日本制造业特别是电子产品行业的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在国内的投资力度,将部分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线撤回国内,主要原因是担心高新技术外流。此外,随着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提高,生产相同产品所需员工减少,工资在成本中的比例下降,也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 四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进入复苏上升阶段,大大增强了企业盈利前景和投资信心。不同国际金融中心将为此展开一场新一轮的、世纪性资本竞争。如美国正对华尔街进行彻底改革,并不惜借反恐和竞选等非经济手段阻遏资本外逃,日本央行则试图人为影响股市,通过大幅提高日本股指的点位水平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日本。 国际石油价格走势2004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就是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增强,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扬。以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现货价格为例,1~10月上涨近54%;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又从56.37美元的高点急跌到46.1美元,目前仍在43美元左右徘徊。 预计2005年石油价格有望从去年的高位缓慢下跌。首先,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对原油需求增幅也将有所下降。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05年世界原油日均需求量同比增幅将比2004年下降1.1个百分点;其次,原油供给将小幅增加。一方面,两年来的油气开发投资会形成新的产能;另一方面,产油国将继续调升产量。美国能源情报署预测,2005年世界原油日供给量将比去年增加150万桶/日(1.8%),其中欧佩克日供给量将增长2.5%;第三,困扰国际油市的若干重要非经济因素有望得到缓解。比如,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已经在全民公决中获胜,继续执政至2007年1月,其国内因政权纷争而动荡不安的局面已经结束,为原油的正常生产及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由于世界原油供求关系的基本面不可能发生大的逆转,同时恐怖主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又有所抬头,伊拉克局势仍有可能恶化,因此,仍存在投机者利用人们心理疑虑牟利的机会,即使油价下跌,空间也不会很大。 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中国策略综合分析,200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仍比较有利。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属于复苏中的回调,还不会出现趋势性改变;多哈回合谈判新协议的达成,有助于解决当前世界农产品贸易中最突出的农业补贴问题;内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快速推进,这些都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外部需求的总体稳定。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趋于活跃,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继续加速发展,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与此同时,必须按照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密切关注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制订应对措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 1.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可能影响我国扩大出口的三大问题。 一是针对我国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贸易摩擦不可忽视。以反倾销为例,2004年上半年,我国仍是最大的反倾销目标国,受调查总数达23起;二是针对纺织品配额将于明年初取消的情况,我国纺织品出口的一些主要市场正通过调整普惠制、提高技术标准和发起反倾销调查等手段,提前构筑新的贸易壁垒。2005年1月1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ATC),现行纺织品被动配额将全部取消。2004年我国出口纺织品中,配额产品数量约占总量的1/4,因此,国内外研究机构纷纷预计,取消配额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将增长近百亿美元。这必然会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弹;三是外经贸活动中的非经济风险凸显。去年以来,世界各地发生了多起以华商和境外贸易企业为目标的暴力袭击事件,其中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发生的焚烧华商店铺和仓库的事件影响尤其恶劣。 继续保持出口的适度快速增长,无论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还是防止贸易逆差继续扩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要进一步完善鼓励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认真研究解决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鼓励更多的企业在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基础上增加出口,推进出口商品结构从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以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转变。同时也要规范出口秩序,坚决制止个别企业低价竞销从而损害整个行业利益甚至引发国外反倾销指控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行为。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发展美、日、欧等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分散出口市场过分集中的风险。 2.适应形势,优化结构,不断提高利用外商投资的质量和水平。 随着发达国家逐渐恢复平稳增长和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我国利用外资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继续向发达国家回流。对我国而言,保持和稳定利用外资的规模固然重要,但更应注重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和水平。 一是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面向全球的 生产、研发、配套基地和地区性总部,吸引它们投资于农业等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继续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三是适应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形势和新特点,积极探索通过收购、兼并和投资基金、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投资。结合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并购等方式参与和促进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和企业。探索并试行吸收外资发展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使服务业领域成为利用外资新的增长点;四是针对外国投资者的疑虑,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维护好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长短兼顾,综合配套,确保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 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逆转。特别是石油,2004年全年净进口达到了1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37%。2005年,世界石油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价格大幅回落的可能性不高,而一旦各种不可预料的因素再度诱发价格高涨,则必然进一步增加我国进口成本,加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必须按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采取长、短期兼顾的综合配套措施保障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 世界经济论文:联合国世界经济预测分析 发达国家经济前景堪忧 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在2011年明显放缓,估计只有1.3%,预计2012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3%左右。尽管美联储已明确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维持到2013年,但财政政策前景很不明朗:美国国会的“超级委员会”没能按计划在2011年感恩节前就如何在今后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成任何协议。在2012年大选之前,政治角斗将加剧,很难出台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又能在中长期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仍然脆弱的银行业,这些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很容易使美国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衰退的泥潭。欧洲经济的前景更糟。即使在乐观的假设前提下,将主权债务危机控制在希腊等少数几个国家,欧洲的经济增长预计在2012年也只有0.5%左右。日本灾后重建有望刺激经济在2012年增长2%左右,但是灾后重建所需的资金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如果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日本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牵连。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趋缓 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11年增长6.1%,明显低于2010年7.5%的增长率。预计发展中国家在2012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5.6%。发展中国家在2011年增长减缓,主要是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而采取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中印的带领下仍然会高于其他地区,但中、印两国的增长在2011年已比2010年放缓了一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从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印度从2010年的8.5%下降到2011年的7.6%。预计中国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有所下降,降至9%以下。拉丁美洲的增长已从2010年的6%下滑到2011年的4.3%,预计2012年将继续下滑到3.3%。 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在2012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能否及时有效控制主权债务危机,是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及其间的恶性互动,不但可使发达国家陷入另一次经济衰退,也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报告认为,欧元货币机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统一货币的背后,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财政一体化,远远滞后。欧洲必须抉择是加快推进财政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还是任由货币一体化的倒退,即欧元区的分裂。报告认为,一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该地区商业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信贷紧缩,很可能会引发类似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溃。其结果将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并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风险很大。报告认为,美国经济陷入另一轮衰退的风险也很大。风险之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导致美国银行蒙受巨大损失。更严重的风险则来自国内政治决策的“瘫痪”。如果欧洲和美国同时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联合国的“悲观预测方案”中,如果上述风险变为现实,欧洲经济在2012年可能会衰退1.6%,美国衰退0.8%。受到上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从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经济增幅将下滑到0.5%,以人均收入来衡量,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论文:分析未来世界经济一体化标准研究 国际标准化主席海因茨先生曾指出: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无不同全球标准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因为后者保证了前者的通用性和互换性。事实上,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同样对于标准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纵观标准化的发展历史,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是:每一次标准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无不伴随着技术的重大突破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反过来,标准化活动又通过其特有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产业社会逐步走向成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明显加快。除欧共体积极推进欧洲统一大市场目标的实现以外,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世界最大的区域性经济集团(GDP为62045亿美元)将在不久的将来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推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如1993年建立的独联体联盟、维谢格拉德公约(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建立的黑海经济合作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991年建立的非洲经济共同体等。截至目前,世界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已达24个。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它也要求标准协调的进一步发展。 比如,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量占了加拿大出口总量的3/4,两国标准的差异极有可能破坏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因此,经济区域一体化内部标准的协调对于各国都是极其重要的,不相容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使各方付出巨大的代价。另外,经济区域合作组织的标准协调也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凡希望与欧共体国家进行贸易,甚至要想在其它市场上同欧洲公司竞争的各国厂商,都将感受到欧共体施加的新的市场压力。欧共体从1992年开始使用ISO/TC176制订的ISO9000系列标准,作为其质量体系注册和合格审核的第三方认证方案的要求文件。美国和加拿大的标准化组织(ANSI和SCC)也积极推动两国的标准协调工作,就协调现行标准的技术要求和制订两国共同标准(binatinoalstandards)积极努力,并已取得初步成果。其他区域性合作组织也在积极推动相互的标准协调和质量体系及产品认证的相互承认工作,以保证标准和技术法规不会成为贸易的技术壁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为标准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标准的协调和相互承认,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最终目标的重要方式。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标准化工作中要重视如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1、标准化活动领域和范围应适当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过去标准化以制造业为中心开展活动。随着世界经济由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各国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了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我国标准化工作必须适应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及时将活动重心转移到服务业标准化领域上来。 2、信息和其他高新技术方面的标准化将成为标准化工作的重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信息技术的标准化成为标准化的重要课题。据ISO资料统计,近年来信息技术标准化在整个ISO工作量中的比例已从5%增加到25%,目前ISO最大的技术委员会就是信息处理系统技术委员会(TC97)。在社会信息化大潮中,任何硬件、软件和系统过程都离不开事物信息化的协调和统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需紧跟社会信息化的步伐,以保证在信息技术标准化领域能够与国际社会协调发展。 3、环境及其保护的标准化将成为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遏制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为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环境质量和资源的更新。现在需要各国不仅在口头上,而且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实现环境的有效保护。标准化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有效工具。目前社会所需的是一系列新的标准,这些标准不仅关注社会生产和产品的质量,而且关注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 4、管理和开发程序的标准化将在标准化工作中占据突出重要的地位。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不断发展,产品更新换代加快,生产经营方式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标准化不能仅仅追随产品开展活动,而必须以创造性开发为导向,通过开发程序和管理程序的标准化,适应迅速变化和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 5、质量体系认证可为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提供保障。竞争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普遍的压力,企业家们敏感地认识到,仅仅以单个产品满足质量标准参与市场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它们需要更强有力的竞争武器。质量体系认证为企业满足需方对质量体系的要求,进而取得竞争优势提供了保障。所以,ISO9000系列标准仅仅经历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已经形成国际化的现实。我国也在积极推动质量体系的认证工作。结合我国国情深入开展质量体系标准的研究和推广,是适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途径。只有重视技术、经济发展对未来标准化发展的影响,才能推动我国标准化事业的发达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对外失衡成因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产业结构;贸易规划 论文摘要: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失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与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着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通过对中国2000年到2009年的国际收支状况进行分析,以求能找到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 1 世界经济失衡的概念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确切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种大家一致认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界定清楚其定义,才能分析其形成原因和解决方式。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均衡的概念。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均衡至少有两点为人们所熟悉:第一个含义是指市场均衡,即在市场上供求均衡;第二个含义是指经济处在一种不再存在一种内在变化倾向的稳态。基于这两点共识,我们所定义的失衡是这样一种概念:首先,经济失衡所指的是一种由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市场无法出清的状态;其次,从长期来看,经济失衡又意味着动态的不平衡,即在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并且是具有持久性的打破经济趋于平衡的力量。所以研究经济失衡问题,既要分析形成失衡的原因,又要分析形成这种原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即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造成失衡的原因是长期的,则失衡将是可持续的,反之如果原因是短期的,则失衡将是可以消除的。 2 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造成今日世界经济失衡的短期原因,或者说触发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两个左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高度相关。这两个世界大国就是连续多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且有继续增加之势的美国和既有内部经济失衡又有外部经济失衡的中国。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就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更为主要的是,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者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失衡,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就将在所难免。为了分析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本文从中国自身入手,借以拓展到美国在这一系统中的作用,希望能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 2.1 数据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与此同时,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大幅度增加,外部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如表显示,贸易收支顺差急剧增长,从2000年的241.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748.1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从2005年起贸易收支顺差出现了猛增态势,2008年高达2954.6亿美元,而2009年1—3月就已达到623.4亿美元。2000—200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贸易收支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造成外汇储备余额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1655.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2009年3月已高达19537.4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表中单列出我国历年的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可以看出我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并且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占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总额比例很大,最低的2008年也接近50%。可见,分析我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原因,重点分析对美贸易失衡是毋容置疑的。 2.2 原因分析 正如上面分析,我们需要重点分析中美因素。从上面得数据可以发现,贸易收支的巨额顺差是构成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而造成贸易收支巨额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概括起来,其主要原因是: (1)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 从经济结构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而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保持着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例如,美国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而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支出在GDP 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 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 年的36%。因此,发达国家的旺盛消费需求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而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进而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造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2)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国内集中资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以及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向外转移,使得国内传统优势产业如钢铁、纺织、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本外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而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变为主要的进口竞争性产业。中国拥有装备良好的制造业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因而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场所和世界制造中心。在2000—2006 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年达500 多亿美元。跨国公司将生产加工基地转移到中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加工制造,然后又将价廉物美的产品返销到发达国家,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从20 世纪80 年代起,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因而将其原先对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随国际产业转移而转移到中国,进而加大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 (3)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非同步性。 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是,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体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呈现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 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出来,而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都有可能表现为“ 贸易失衡”或“ 经常项目的不平衡”。 (4)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加快发展制造加工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并通过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紧紧抓住了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成功地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同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要素的比较优势,还创造了国际竞争性优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为了推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减免所得税、货币贬值以及贴息贷款。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大地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还有固化与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具体说来:第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继续趋于恶化,农村居民的收入严重偏低,与城市居民相比,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又不到城市居民的1/3,且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具有比城市居民更为强烈的自给自足倾向,所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与恶化将使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第二,由中国对外开放所促成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还造成了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新问题,那就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东西部二元结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是基础,但是一定时期内其必然是低效率的,从而政府对西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就使得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因素。 (5)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亚洲国家深刻的教训,危机之后,不少亚洲国家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危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危机过后各个亚洲国家的投资需求都不同程度的收到了负面影响,出现了投资率下降的情况。当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能完全吸收国内储蓄时,就有可能出现出口增加或者资本流出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就表现为经常项目盈余。 世界经济论文:分析世界经济一体化走势 一、经济一体化的总体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式 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松散到紧密、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以下的发展形式:(1)特惠关税区(PreferentialTariffAreas),如“美加汽车产品协定”和“非洲木材组织“;(2)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s),1994年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结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便是典型的例子;(3)关税同盟(CustomsUnions),如1948年建立的比荷卢关税同盟(BENELUX);(4)共同市场(CommonMarkets),如南方共同市场(SouthAmericanCommonMarket),简称“南共市”(MERCOSUR);(5)经济同盟(EconomicUnion),如欧盟(EU)。经济一体化的理想形式将是完全经济一体化(FullEconomicInte-gration),但目前尚没有出现完全经济一体化组织。 (二)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发展概览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加快,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被世界广泛认知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有欧盟(TheEuropeanUnion)、欧洲自由贸易协定(TheEuropeanFreeTradeAssociation,简称E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简称NAFTA)、南方共同市场(TheSouth-ernCommonMarket,简称MERCOSUR)、东南亚国家联盟(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简称ASEAN)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简称AFTA)和东南非共同市场(TheCommonMarketofEasternandSouthernAfrica,简称COMESA)。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道,截止2011年5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过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有489项。由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灵活性与方便性,到2010年前将要实施的所有400项区域贸易协定中有90%是自由贸易协定,不到10%是关税同盟②。 二、各主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新进展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欧洲经济一体化在世界上起步最早、发展程度最高。目前有欧洲共同体(EC)、欧洲经济共同体(EAEC)、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欧洲经济区(EEA)、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等经济一体化组织。 1.欧盟自身的发展。19世纪建立的德国关税同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萌芽阶段。比荷卢关税同盟(1948年)及后来的经济同盟(1949年)是欧洲迈出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随后便是欧洲共同体(EC)的成立,成员发展到15国。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2004年5月1日,欧盟接纳了10个新成员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为欧盟的一员。目前土耳其和克罗地亚的入盟问题正在谈判中,欧盟认为乌克兰作为欧洲一员,只要它满足入盟条件,它就有可能成为欧盟的一员(参见表2)。欧盟不仅在成员国之间取消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且采用欧元(EUR)进行结算,并对相关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协调和统一。 2.欧盟范围外的发展。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战略伙伴关系、互惠贸易安排、单方面给予经济贸易优惠安排等形式,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例如,1995年11月,签署巴塞罗纳宣言,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正式确立,并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欧盟与独联体国家签订了伙伴与合作关系。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一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以实现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欧盟与亚洲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举办亚欧商务论坛。目前,欧盟已经与智利、冰岛、瑞士、挪威、土耳其、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南非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目前欧盟正与俄罗斯、印度、韩国、东盟、海湾国家、南共市等国家(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二)美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美洲地区目前共有6个自由贸易区,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安第斯共同体(。AndeanConnnunity)、南 ! 1.北美自由贸易区。l994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参加的、人口达到4亿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生效。该协定生效以后,区域内贸易额由1993年的306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6210亿美元。其中,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由1994年的510.6亿美元扩大到2002年的1430亿美元,增长了近2倍;墨西哥对加拿大的出口亦有较大幅度增长。③2009年,墨西哥的GDP为8748.1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5080.49亿美元,其中与美国的贸易占到了48.1%④。 2.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国家共同体。2004年12月8日,由南美洲12个国家组成的南美国家共同体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南美洲就已存在由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5国组成的安第斯共同体和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4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两大区域集团。南方共同市场是一个拥有3.61亿人口、97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可供使用100多年的能源储藏的地区共同体,其综合能力居世界第5位。⑤南美国家共同体正是在这两大集团的基础上,再加上智利、圭亚那、苏里南共12个国家组建而成。 3.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维护其在拉美市场的既得利益和加强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极力倡导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2001年4月23日,在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美洲国家领导人承诺于2005年1月前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相关谈判。建成后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包括34个美洲国家,涵盖8亿多人口,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04年5月,美国与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6国签署了“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但在拉美有许多国家抵制由美国推动的自由贸易区。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美国与巴西、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自由贸易谈判尚不如人意。 (三)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包括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曼谷协定(BANGKOK)、新澳的更紧密贸易关系贸易协定(CER)、西亚的经济合作组织(ECO)、海湾合作理事会(GCC)、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商业关系协定(PATCRA)、南亚 优惠贸易协定(SAPTA)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以及准经济一体化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表1)。 1.亚太经合组织。目前,亚太经合组织本身并不是经济一体化组织,它与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两个一体化组织比较而言缺乏同质性,但它在全球的合作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为亚太地区的协调和稳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在考虑各成员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亚太经合组织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亚太经合组织要推进实行的长期目标。 2.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1967年8月,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1984年文莱加入,1995年越南加入,1997年老挝和缅甸加入,1999年柬埔寨加入。现今东盟成员国共10个国家,有5亿多人口,4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2009年,东盟的GDP为14940.38亿美元⑥。2003年10月,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于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与会的十国领导人签署了旨在2020年成立类似于欧盟的“东盟共同体”的宣言。东盟经济共同体将使东盟国家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基础上更进一步,以实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一体化。199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首脑会议上,东盟通过了《1992年新加坡宣言》、《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和《有效普惠关税协定》等三个文件,决定在15年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从1993年起,东盟向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起步。1995年,在曼谷举行的第五次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促进东盟一体化和形成东盟整体意识实施方案》、《关于加强东盟经济合作框架议定书》,并提出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从15年提前到10年。2003年1月1日,经过10年准备的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各国并着手降低关税税率,也在积极寻求与邻近国家的合作。 3.10+3机制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3即未来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997年12月,由东盟倡导,第一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此后,10+3机制成了东亚地区各国开展对话与合作的主渠道。目前,“10+3”还主要是一个由东盟推动的对话合作机制,真正的地区合作的组织和基本原则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搭起了一个定期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东盟10国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5月,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议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磋商同时启动。2002年11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2002———2004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以年均38.9%的速度增长,于2004年达到了1059亿美元,双方已互相成为对方的第四大贸易伙伴⑦。在2004年11月举行的第八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两项协议为在2010年实现区内货物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四)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 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活动也变得非常活跃,目前在非洲有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合作(EAC)、南非海关联盟(SACU)、南非发展共同体(SADC)、西非经济货币联盟(UEMOAWAEMU)等一体化组织(表1)。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为非洲争取自身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随着各国参与全球活动的日益深化,为了搏取更多的利益,各国不断的举行跨区域的自由贸易谈判,建立了许多或紧密或松散的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包括独联体(CIS)、欧亚经济共同体(EAEC)、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总体系(GSTP)、海外国家与领地(OCT)、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PAN-ARAB)、发展中国家贸易协商照会(PTN)、南太平洋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SPARTECA)、跨太平洋经济伙伴(Trans-PacificSEP)、美拉尼西亚矛头集团(MSG)和三方协定(TRIPARTITE)等(表1)。而且跨区域的合作变得更加活跃,主要形式是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三、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从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来看,经济一体化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以下的一些趋势: (一)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中最重要的特征 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简称RTAs)已成为各国贸易合作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推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正在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且与韩国、新加坡、约旦、巴林、阿曼、以色列、澳大利亚、摩洛哥、智利、哥伦比亚、中美洲六国等国(或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还与南美洲国家、泰国、菲律宾、中东地区的国家以及新西兰、南非、埃及等国家进行着自由贸易谈判,并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日本已经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墨西哥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与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智利、澳大利亚等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亚洲另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韩国,已经完成了与美国、东盟、智利的自由贸易谈判,正与欧盟、新加坡、日本、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事宜。东盟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与我国、韩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还在与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国(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在欧洲,欧盟除了吸收新成员外,已经同智利、墨西哥、南非、埃及、塞尔维亚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与韩国、印度、南共市、安共体、东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二)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同质性减弱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欧共体,基本上是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理位置相邻和具备共同历史文化背景为基本条件的。但是从它近来所吸收的成员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已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已向世人表明,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和经济欠发达的墨西哥可以进入同一区域组织,实现共赢;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更是把历史、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连到一起,实现互利合作;东盟内部也十分复杂,但也同中、日、韩等国进行了合作磋商,初步形成了“10+3”机制,开展合纵连横与博弈。从签署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来看,国别差异更大。由此可见,在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同质性在减弱。 (三)经济一体化组织出现多层次性和交叉性 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一体化的成员往往出现相互交叉和重叠现象。一体化组织内部形成了若干较小范围的次级区域经济组织,形成层层重叠;不同一体化组织之间又形成环环相套。有的国家同时是几个次级区域组织的成员。欧共体内曾同时存在荷、比、卢经济联盟。美国既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又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还在筹组泛美自由贸易区。澳大利亚不仅与新西兰达成一体化协定,又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还与印度、南非等国协商筹组自由贸易 区。 (四)经济一体化地理空间空前扩大 从欧美国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所签订的贸易协定发展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参与经济一体化中选择了自由贸易区的形式,一体化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地域的界限。目前,据不完全统计,WTO几乎每个成员都加入了一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区。而且这些自由贸易区协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跨地区跨大洲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签署的,出现了泛洲性或跨洲际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准备继续东扩和南扩,把整个欧洲统一在欧盟的旗帜之下,形成有30多个成员的泛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在短短的几年内也一再吸纳新成员,包括了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拉美和大洋洲的成员。 (五)经济一体化各成员间合作与竞争关系将长期存在 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获得最大的利益,各国不得不加入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由于各国存在着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竞争和政治斗争。因此,各国将在合作与竞争中把握发展机遇,共生与共发展。 (六)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良性循环机制逐步形成 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存在许多矛盾和摩擦,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与摩擦,但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正积极参与经济一体化,并通过对话与谈判,促进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完善,以形成一个制度化和规范化良性循环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与中国机遇 全球经济衰退与复苏 2000年11月底,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正式确认美国经济也于当年3、4月份进入了衰退期,从而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和扩张期。尽管早在2000年初,全球经济就已出现了减缓的迹象,经济学家与金融界人士也纷纷认为衰退不可避免,但这次衰退来势之迅猛仍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从1999年12月至2001年底,道琼斯、标准普尔及纳斯达克三大指数分别下跌13%、22%和52%。宏观经济指数一路下滑。为了缓冲衰退带来的冲击以及稳定市场信心,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一年中11次调低短期市场利率。联邦基利金率从2000年底的6.5%降至2001年底的1.75%。同期日本经济在短暂的恢复之后又一次进入衰退。在持续十年的衰退之后,全球对日本经济的绝望和无奈可以用《金融时报》的一句话来概括:“惟一能看好日本经济的办法就是把经济报表倒过来看。”欧洲货币同盟在经过两年的过渡准备期后,于2002年1月1日起开始通用欧元,为风雨满楼的全球经济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2002年全球经济有没有可能复苏呢?如果仅从历史数据的角度而言,回答将是肯定而乐观的。美国战后的九次经济衰退的平均长度为11个月。以此类推,美国经济将在今年第二、三季度转入复苏。然而与统计分析不同,经济分析的重点不在于准确地预测数据与日期,而在于深入阐述经济周期的前因后果,从而为预测和决策提供依据。 衰退的原因 目前美国的经济衰退与历史上的历次衰退均有很大的不同。尽管美国在能源和劳动力市场上时而感到压力但经济总体上不存在供给瓶颈,因而中短期的经济波动均由需求的波动所引起。需求的下降将会引起企业销售利润下降,进一步导致企业裁员、失业率上升、投资降低,从而使整个经济进入衰退。总需求又分为两大块:企业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历史上经济衰退大多是起源于居民消费需求的下滑。然而目前的衰退却起源于企业投资需求急速收缩。在互联网泡沫处于高潮的1999年,为追求高额利润,大量投资盲目地涌入科技产业,许多个体投资者也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投身于股票市场。虽然互联网的出现和与之伴随的通讯产业的科技进步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技术上的突破可以给企业和投资者带来暴利。“Dream is easy but reality is hard”。(注1)在华尔街和企业界意识到科技进步难以带来预想的利润时,对企业的投资开始收缩。很快,难以盈利的网络公司纷纷走到破产的边缘。投资需求的下降迅速影响到通讯产业的主要供应商,如朗讯、北方电讯。经济衰退于是很快在各个产业间蔓延开来。亲身经历过网络泡沫的人一定会对网络和通讯公司过去几年在销售上的慷慨优惠,在广告宣传上的一掷千金印象深刻。然而大手笔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浪费性投资。相反,一向对经济形势非常敏感的居民消费在经济减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保持了增长势头,只是在2001年夏季之后才减弱。强劲的居民消费需求延缓了经济减退的到来。 复苏的前景 目前的宏观经济数据包含着正负两方面的信号。在整体的衰退中仍有闪亮的产业,如能源和军事工业。虽然2001年末的零售业表现未尽如人意,但受到利率下降的影响,房地产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一直强劲。许多汽车制造商打出了“0”利率的销售计划以吸引消费者。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受经济衰退和9·11的双重压力,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1.75%,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迂回空间愈来愈小。同时,利率下调也可能导致货币供给大增,从而埋下通货膨胀的种子。事实上,美联储的首要法定职能是抑制通货膨胀,其次才是保证经济稳定和增长,如果通货膨胀在经济完全复苏之前就抬头,那将迫使美联储转而提高利率。利率转高自然是企业界和金融界目前最不愿听到的消息。 解铃还需系铃人,经济复苏的希望仍然取决于科技产业能否取得并保持一定的盈利。科技的进步已为全球经济带来了质的变化。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是大势所趋,并已在经济中开始占主导地位。因此期待整体经济能在新兴科技产业仍然困境重重的情形下复苏将是不切实际的。同时,新经济学理论已不再将衰退简单地当成一件坏事。衰退往往是经济体系淘汰低效率企业的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历史上每次新技术企业热潮都会走过一个由一峰而起到一散而尽的过程。如上个世纪初崛起的逾百家汽车在短短十年内只剩下几大巨头。60年代与IBM竞争的数千家计算机制造商也迅速被人忘却。无疑,网络产业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阵痛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少数公司最终实现盈利并生存下来。然而,科技、通讯、网络何时能在产业一级实现盈利将是美国经济能否很快复苏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那么欧盟的经济能否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呢?对此我们抱乐观态度。在欧元对美元汇率一再创新低的情况下,欧洲12国(注2)于2002年元旦已正式采用单一货币。两年多的过渡期之后,各国已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了过渡期的混乱,但实际上比许多经济、金融人士想象的要好。 单一货币所带来的利益,如消除汇率波动、增强资源自由流动、提高债务信用指数等,将慢慢在未来几年中体现出来。图2显示尽管欧盟的失业率通货膨胀高于美国,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同时其近期GDP增长率远远领先于美国。与美联储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奉行了非常谨慎的货币政策,如果欧盟的经济能够保持目前的稳定增长,那么这将有利于拉动全球经济在2002年中后期复苏。 中国所受的影响和机遇 记得在90年代,《参考消息》曾转载西方经济分析,赞扬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仍欣欣向荣。然而今天,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种特殊待遇自然不复存在。无疑负 面影响将是显而易见的,出口产业将受到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价格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对西方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也会带来更多的政治经济摩擦。同时,许多西方企业由于面临削减投资的压力,也会减缓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步伐。然而困境中也蕴藏着机遇,而这些机遇却往往不那么明显。 多种金融工具的引入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大量金融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资本自由流动 发达国家之间的证券投资回报率有越来越高的相关性,并且金融工具之间的相关性往往在市场低迷时更高。这对于追求风险分散的投资基金而言无疑是双重打击。 因此中国金融市场由于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相比相关性较弱、政治风险相对较低、市场容量较大等优点,将很快成为全球资产组合投资所追求的对象。允许这些投资的进入将有效地降低中国企业的筹资成本,并且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加规范化。然而这也会要求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完整起来,即引入期权、股指期货、利率期货等金融工具以利于投资者控制风险。否则,相应的金融工具将以离岸的形式出现。其结果将是使国内的投资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利用经济衰退后的重新洗牌的机会开拓新的市场 经济衰退加速优胜劣汰是企业市场转变最迅速的阶段,这是因为市场需求的下滑和前景的不确定性,造成大量企业裁员、减产、降低投资。生产能力的恢复对大企业而言也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一旦经济出现转机,市场需求的回升与原有企业生产能力恢复之间的时间差,就成了竞争者侵蚀市场份额的绝好机会。例如英特尔在上次衰退中就大量地丢失市场份额。近年来,中国出口产业在技术上的提升,就对国际市场中的原有生产者构成很强的竞争。这在家用电器、机器设备、半导体和计算机等方面表现尤其明显,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也为出口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敢于在衰退期锐意开拓新市场的企业,必将在经济上升期得到丰厚的回报。 努力以积极的姿态赢得区域经济领导地位 谋求区域经济领导地位的目的是要在东亚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长期稳定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的经济体系。中国成为区域经济领导有其必然性,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迫使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亚经济转向中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日本的长期衰退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这一趋势。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所起的稳定作用显示了中国有能力成为区域主导。而在目前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也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向其他东亚国家开发国内市场和投资机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不需要也从来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 世界经济论文:论世界经济展望策略 仍存在爆发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 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恶化。欧债危机已经从冰岛、希腊等国家的问题逐步演化为系统性的债务危机。2011年4月6日,葡萄牙向欧盟寻求财政援助;7月21日,希腊形势再次恶化,欧元区向希腊提供第二轮救助;10月6日,全球最大城市银行德克夏银行破产;10月8日,欧洲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和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遭遇主权评级降级。总体来看,目前对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救助方案并未取得切实成效。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欧洲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如缺乏统一的财政联盟、经济结构日益僵化等,但面对日益恶化的危机,欧洲采取的对策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2011年绝大多数时间里,欧元区所做的努力是提供对危机国家的流动性支持。2010年5月欧元区成员国和IMF共同出资设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元区各国共同出资4400亿欧元。在2011年,随着欧债危机的逐渐发酵,EFSF资金显得捉襟见肘。例如,2011年10月,在EFSF施救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后,其可贷余额仅剩约2500亿欧元,这与“欧猪五国”超过3万亿欧元的主权债务相比只是杯水车薪。10月27日,欧盟峰会通过了EFSF杠杆化方案,试图将其可贷资金扩充至1万亿欧元以上,但最终实施细节还未落实;12月9日,欧盟峰会通过了联合声明,同意加强财政融合,并且欧盟各国同意向IMF提供2000亿欧元双边贷款。即使这样,EFSF与IMF可用的资金规模仍相当有限,目前出台的救助措施总是赶不上市场流动性需要。若要根本性地解决欧债危机,不能依赖外部的救援资金,而是要基于经济增长或者财政转移支付。 12月份欧盟峰会中关于财政融合的建议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在目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下,财政紧缩措施能否取得效果还有待观察。倘若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处置不力,欧债危机具有演变为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2011年欧债问题中就蕴含了两个风险引爆点。第一个是意大利。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属于系统重要性国家。它在EFSF中占有787.84亿欧元的出资额。如果意大利出现债务危机,它在EFSF承诺的出资将无法兑现,会使救援资金出现较大的缺口。意大利危机所引发的市场信心崩溃,也将进一步传染到法国、比利时等更多的欧洲国家,引发更为严重的系统性危机。第二个引爆点是欧洲银行危机。欧洲银行业在欧洲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全球范围内的系统重要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欧洲银行业总资产为16.48万亿美元,占全球银行业总资产的52.57%。一旦因主权债券评级下调或是债务重组恶化银行资产质量,将迫使银行降低财务杠杆,抛售风险资产,导致风险资产(股票、公司债)价格下跌,这将使市场信心不断恶化,打击银行相互借贷的意愿,引发市场上的流动性短缺,加剧金融市场动荡局面,甚至将传染到新兴经济体,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2012年上半年将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惊魂时刻。从2012年2月起,欧洲迎来偿债高峰,仅意大利从2月到4月就将面临超过1500亿欧元的到期偿还额,其他“欧猪五国”也有近1000亿欧元的到期债务规模;2012年4月法国将举行大选,政党之间纷争往往使得决策效率低下,法国政府可能难以制定有力的财政政策。财政问题涉及不同集团的利益分配,决策程序复杂,出现事与愿违结果的风险加大。各种事件在第一季度集中发生,将再度拉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警报。面对数量巨大的偿债规模,一旦市场的信心突然崩溃,或者发生难以预料的交易对手风险、评级下调风险和各种黑天鹅事件,极易产生第二轮金融危机。2012年还有一个风险点在新兴市场。新兴市场金融体系出现动荡的迹象已经出现。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了贬值。2011年下半年,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贬值幅度超过10%;印度尼西亚盾、新加坡元和马来西亚吉林特纷纷触及近两个月的低位。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资本大量外逃的现象,并导致了股市的大幅缩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表现远远好于发达经济体。一些人认为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脱钩”,事实上并非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国家,导致新兴国家面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升值的压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引发了国际资本的回流,这使得新兴市场陡然出现资本外逃的压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截至2011年6月,欧洲银行对亚洲的贷款大约为1.5万亿美元,对非洲和中东约为5000亿美元,对拉美为8500亿美元,对东欧和中欧为1.3万亿美元。本次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对欧债危机前景的担忧以及欧洲银行业对资本要求的提升,导致欧洲银行从海外抽调资金回国,满足较高的资本需求。可以预见,2012年如果欧债危机再有风吹草动,新兴市场大规模资本外逃的风险仍然存在。 世界经济将陷入长期低速增长 欧洲的债务问题使得全球存在爆发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而美国和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两国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或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就美国来说,2012年美国经济形势将略好于2011年,但经济的整体活力仍处于较低水平。美国在未来10~15年难以解决债务问题。美国财政支出中有55%以上的支出属于法定支出,例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等,这部分支出不随政党的更替而减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了老年,这又极大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据美国政府的预计,未来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7.1万亿美元,联邦政府不得不继续发债,甚至借新债还旧债。另一方面制约美国长期增长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而目前,支持美国长期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出现。美国面临的挑战还有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迟迟难以恢复。2011年10月美国失业率依然高达9%,这直接影响家庭收入和居民消费;房地产市场难以从泡沫重创中走出。2011年9~10月美国的新开工房屋数量仅相当于战后平均水平的39%~44%。 只要房地产业不走出低谷,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就难有根本性改观。尽管目前美国企业资 金充裕,真实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有利于刺激企业投资;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和日本经济复苏对于经济回升也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未来美国经济仍将维持低速增长的局面。就日本而言,2011年经济增速预计在-0.4%左右,2012年会有所反弹。日本也面临着沉重的债务压力。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资本市场泡沫破裂,日本反复使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但是经济持续的低增长率,使得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变得越发沉重。根据IMF的数字,日本政府的净负债率由1991年占GDP的11%增长到2010年的117%,由于2011年地震灾害后所需的重建工作,预计2015年政府净负债率将达到占GDP156%的高位。同时,日本国内投资和消费信心十分脆弱,过度对外投资导致的产业“空洞化”严重,这都降低了对于日本经济恢复增长的预期。唯一利好的消息是日元汇率开始走弱,由于日本贸易已出现逆差,为支持灾后重建,预计逆差在中短期得以继续维持,日元汇率的总体转弱使得日本经济得以依靠外需支持经济的反弹。2012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深陷债务泥潭,另一方面短期内无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IMF研究显示,预计2015年G20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15%。为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各国将不得不制定较为严格的“灭赤计划”,增加税负并降低开支以巩固财政状况,这无疑会打击脆弱的经济复苏。 同时,在巨额美债面前,美元贬值或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因为在国内经济形势并未好转、就业压力依然巨大的情况下,仅依靠提高税收偿还债务已经没有希望,利用通货膨胀把债务稀释风险很大,最大的可能是美元贬值,将风险转嫁给债权国。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会因外部环境恶化而明显放缓。一旦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将出现过剩,热钱大量涌入经济状况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推高这些国家的通胀水平。与此同时,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将高涨,加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为维持自己本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各国可能会打起贸易保护战或者货币战,这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中国的对策 短期内,中国要注意规避欧债危机带来的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风险。贸易领域,2011年,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显着下降。在2011年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都高于中国对全球的出口增速。但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对欧元区出口增速分别是17.1%、16.6%和18.9%,显着低于中国对全球出口增速的26.5%、22%和20.4%。2012年欧元区实体经济将进一步恶化,这意味着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在金融领域,近期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欧债危机。一则欧洲的银行和企业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压力,急需从世界各地调回资金;一则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进一步提高并撤出新兴经济体,影响了对人民币的信心,这大大减少了离岸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离岸市场人民币需求的下降导致在岸市场上外汇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2012年第一季度,受欧债危机困扰的国家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到来,离岸市场人民币需求下降的趋势难以扭转,受此影响,中国外汇市场可能还会面临资金外流的局面。与此同时,美国债务问题也值得关注,中国所积累的外汇储备时刻存在着缩水的风险。从长期来看,中国要加快结构转型。 “十二五”时期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然而,经济指标显示,我国结构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投资和消费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我国投资率连续八年上升,2010年达到48.6%的历史高位;最终消费率却连续四年下降到50%以下,2010年47.4%的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我国过度依赖出口导向型战略,导致贸易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居高不下,2010年我国贸易依存度高达51%;过度依赖外商投资,又造成资本账户顺差。我国制造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较早,激发了企业活力,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了较高的竞争力,但服务业尤其是支柱性的现代服务业,如医疗教育、金融保险、交通通信等行业,由于政府垄断或过度行政管制,造成效率低下、供给不足,形成了我国制造业发展较快而服务业相对落后的局面,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需要进行结构转型,发展内需,改变依靠出口的现状,加快研发和高科技投入,争取在下一轮全球技术革命来临时走到前沿。这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放宽投资机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展望未来二十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是城市化列车。城市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楼房和道路的建设,而且意味着生产要素在地域上的重新配置和优化,更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入城市,同时服务业将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世界经济论文: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不同层面论证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①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永无止境和限制的欲望,它不断地生产出剩余价值,也生产出自身的界限,它只有在不断地与自身界限的抗争中,才是资本。一旦“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②,它就不再是资本了(扬弃了自身)。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思想可谓一条红线,贯穿着整部《资本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因、动力因和历史限度,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然而,着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却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③考察一下20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会发现,曼德尔的这句话需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双重视角,才能得到理解。这种双重视角不仅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内在否定性,而且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今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视角 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海所包围的孤岛。”④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英国作为典型进行剖析。《资本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工业巨头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曼德尔指出,资产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⑤。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曼德尔总结道,“《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曼德尔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越来越多,今天的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全部三卷所讲的“资本”都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而不是生产力概念。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资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大多把资本当成了生产力概念,它讲究的是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抽象劳动,因而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它只适用于私人劳动与其他私人劳动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中构成整体社会劳动的市场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劳动,只涉及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体劳动进行比较,不涉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生产力经济学中,资本创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使用价值。按照这种眼光,资本在一切时代都存在———只要使用价值通过一个生产循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它就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理解,把资本这种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关系。马克思真正主张的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尽管马克思强调,资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即多余的货币;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润、利润率的时候,马克思恰恰是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来考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实物补偿实际上就是使用价值的补偿。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⑧。因而,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之意。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还是研究当今的世界经济,都应当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种经济学视角。 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 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发现一个问题,作为一部未完成的着作,《资本论》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环境:“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她看来,“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现实的世界经济,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实际上,到罗莎?卢森堡的时代为止,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即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联系中得到发展的。卢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价值循环和使用价值循环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问题。卢森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资本论》的发展。它把《资本论》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论述和《共产党宣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沟通起来了。 人们公认,《共产党宣言》最早描绘了经济全球化的图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卢森堡所关注的正是《资本论》中资本的内在否定逻辑在世界市场中的现实表现。在《资本论》的最初 计划中,马克思是把世界贸易、把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赖排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现行的《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来考察的。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我们就能够看到,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是如何从抽象过渡到具体,表现在世界经济的全景中的。遗憾的是,这个宏伟的计划未能完成。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从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稿编成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从内容上看,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体系论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论》续篇。 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外部否定,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生产关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但对利润的追求迫使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旦这种发展不再能带来利润,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还原为货币,资本的生产就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也就超出了资本的限度。于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就转化为它的外在否定性。马克思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逻辑限度的分析。如果把卢森堡的研究和列宁的研究加进去,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内在否定性所表达的逻辑限度,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里表现出来的,即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必然会外化为具体的时空限度。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 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赢得了世界市场,大大拓展了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但是,这种空间的拓展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迟早还是会出现宗主国国内的那种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矛盾升级到世界范围内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劳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就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爆发。因而,以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到了那个时候,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主要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19世纪的英国同其殖民地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无非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缩影,或者说,前者向后者展示的,无非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20世纪还是有两大现象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瓦解,二是虚拟经济的出现和繁荣。这两大现象同样必须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视角加以理解。 三、双重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发展道路 《资本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主要是生产关系的危机。但是,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困难,特别是苏东剧变,却属于另一种危机:生产力发展的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发展,与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原因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美国,这是通过罗斯福“新政”、创立“宏观经济”实现的;在欧洲,则是通过社会党创办“福利国家”、建立“消费社会”实现的。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则与卢森堡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与其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不如说是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革命。现在回过头来看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之所以没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仅应当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进行,还应当在生产力的层面上进行。斯大林混淆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误把比资本主义还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混同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二战以后,斯大林甚至试图建立平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实际上,苏东剧变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理论原因在于只是从生产关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没有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相反,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紧紧依靠世界市场,仅用了30多年时间,经济总量就跃居世界第二,这一事实表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经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它也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尤其是面临虚拟经济的挑战,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这同样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角度着眼。 在卢森堡看来,按照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关系,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经济国家,一类是商品经济国家。对后者,资本主义需要购买其原料和向其倾销产品,因此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对前者,首先必须瓦解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体系,然后才能用市场交换的办法进行剥削。因此,对自然经济国家的经济,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积累时期的暴力掠夺手段。但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政权,利用后发优势主动融入世界经济,那么这种发展顺序就可以被打破,这些国家就可以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争取到相对有利的位置。至于这些民族国家政权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影响它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和日本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成功,都与自觉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有关。意大利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锐基(又译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追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在他的论述中,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一个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的出现,将消除国家间的混乱状态。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阿锐基断言,世界霸权从美国转到中国的时代来临了。由于中国是一个非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这一次权力转移将给人类带来曙光。 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来看,我们不得不说,阿锐基过于乐观了。他忽略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中所关注的全球资产阶级的大联合。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势力。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这种势力扩张自身的理论反映而已。这种联合不仅改变了《资本论》的语境,而且改变了《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的语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期待的是《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过的那种“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破坏掉了。在《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中,卢森堡和列宁期待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三国际的大国沙文主义者破坏掉了。在整个20世纪,对资本主义构成制约的,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二是受到社会党影响的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治理的内部压力。遗憾的是,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外部压力;经济效率的降低迫使社会党放松管制,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内部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客观上使得发达国家降低税收,以便把资本留在国内,从而使全球资本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显然不能延续旧的发展思路。从热那亚到荷兰, 再到英国和美国,经济霸权的转移都与全球资源和生态的容纳能力密切相关。中国既没有卢森堡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水平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目的地,也没有发达的、足以吸纳全球过剩资本的金融市场。唯一的出路是从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两种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实体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虚拟经济的力量对比,力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全面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研究过虚拟资本。从生产关系经济学角度看,虚拟资本仅仅是资本的虚拟化。由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建立在金属货币即抽象劳动的物化形态上,虚拟资本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反而对通常的所谓“物质资本”即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看的资本的发展有一种促进作用。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货币也被虚拟化了。这就为虚拟资本成长为虚拟经济,从而使金融市场空心化准备了前提条件。因此,中国目前面对的,一方面是国内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积累的使用价值的堆积,另一方面是在国际金融战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中国必须既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通过金融创新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胜利,阿锐基所期待的人类曙光才会显现。这就需要我们同时既在生产关系经济学、又在生产力经济学上实现理论创新 世界经济论文:从经济实力和“软着陆”现状看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 经济多极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动密切相关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既是南北两方、多极类型构成的且两极分化的格局又是几大国、经济中心构成的且多极化的格局。总体上说,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纪的一个时期,不仅三极之间发生着实力消长的新变化,而且新的经济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此外,汇率情况也能说明问题。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这既使欧洲经济一体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欧盟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条件,也会在动荡不已、危机迭起的世界经济领域,为欧洲货币地位的提高增加一个新的筹码。作为美国、欧盟、日本三极世界经济格局,随着欧元的问世,从长远态势看必将发生新的变化。欧元比之原本地位最弱的日元,其地位会进一步增强;就是比之世界第一货币美元,从长远看也会构成挑战。但欧元诞生两年多,其表现特别是汇率表现,并不如原来预想的那样好。1999年1月1日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为1:1.19,而到2000年10月26日,1欧元只能兑换到0.823美元,欧元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比诞生之初大约贬值了30%。 可见,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表现为美、欧、日三极并存。但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除了现有的美欧日之外,人们预测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如果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会、有所作为,也可能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到第二个10年,在多极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从目前的实力地位和发展势头看,中国是最有可能成为第四极的国家。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透析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成为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世界经济将在失衡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4160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6659亿美元,2005年达到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为2057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2487亿美元,2005年达到3557亿美元。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从微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主要表现为贸易差额;从宏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第一,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之一)。随着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失衡会自动得到纠正。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跨国外包与供应链延长是世界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方的比较优势。因此,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较低通胀率下的较快增长。 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双循环”:一方面,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为了保持储备资产安全(包括维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储备资产损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市场,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659亿美元,当年资本净流入为8218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吸收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的顺差,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回流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缺口,使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使世界经济在失 衡中保持了较快增长。 世界经济论文:复苏的世界经济及其不确定性分析 一、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情况及趋势 随着今年第1季度的结束,去年的特别是9.11恐怖袭击美国经济之后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算是“贴身擦过了”。4月中下旬以来,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纷纷调高了对今明两年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例如: 4月18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2.8%,比它2001年12月预测的2.4%调高了4个百分点,2003年可望达到4.1%;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分别为2.3%(比它去年12月的预测上调了1.7个百分点)和3.4%,将再度成为世界经济的"motor"(发动机)。 4月25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领军、由60个国家的250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专家组指出,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到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快,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数据也显示出复苏的事实或先兆,但发展中国家要到今年下半年才能从复苏中受益;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去年的1.2%提高到1.8%,明年达到3%;复苏受许多国家低利率、税收措施、个人消费和消费者信心提高所推动,这些因素是复苏的“点火器”,但还不足以保持复苏的持续性和力度。 据此及据其它相关统计,对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似可作出如下研判: 1.美国经济复苏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早、要强劲,促复苏为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振兴企业投资 美国经济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跳水”(第3季度GDP下降1.3%),拖累全球3/4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锐减;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双创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纪录,分别为2.4%和1%;国外直接投资也由2000年1.3万亿美元减少到7600亿美元。第4季度美国经济出现有力反弹,增长1.7%。今年第1季度美国GDP增长按年率计算高达5.6%,大大超过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低通胀态势将继续保持,今年第1季度美国通胀率仅0.8%。美联储认为,近期尚看不到通胀加速的迹象,因此无须调高自去年12月定下的1.75%的利率水平(40年来的最低利率)。 这表明,美国经济2001年第3季度1.3%的负增长,与以前发生过的历次衰退相比,是时间最短、裂度最轻的一次。问题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下一步,是V型,W型,还是什么其他型?多数经济机构认为,5.6%的数字不是现实反映,美国经济可能再一次出现下滑。例如,金融市场的信息就不令人鼓舞,道·琼斯指数自2月份以来又跌到10000点以下,美元也值有所贬。此外,与新经济的佳期相比,目前5.7%的失业率偏高,近期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到夏季可能突破6%关线;第1季度的高增长首先来自库存调整,贡献率为3.1%,其次是私人消费增长,贡献率为2.5%。目前库存调整余地缩小,股市下挫和中东局势紧张使消费者信心减弱。保持和发展复苏的关键是企业新投资,但它至今尚未启动。因此,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国民经济学家卡特琳·曼说她“不相信如此之高的增长能够继续,但也不相信出现Duoble-Dip(上岸后再跳水)”,这也是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今年第1季度5.6%的增长率将逐渐回落到3.5%,下半年会出现企业新投资。布什总统在继续要求国会支持他持续减税的计划,以促进短期的复苏成为持续的增长。 考虑到9.11”恐怖袭击及随后的阿富汗打恐行动,以及安然、凯马特、环球电信等大公司会计审计丑闻等冲击性因素,美国经济能在较短时间里实现较强劲的复苏,说明经过10年新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的抗震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包括货币财政政策的迅速反应能力和调节效应)已大大增强。 2.欧盟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短期内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机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据欧盟统计局今年3月12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欧元区12国去年经济增长仅为1.5%,第4季度还下降了0.2%,今年第1季度起色不大,在0.1%-0.4%之间。IMF预测欧盟15国今年经济增长与去年持平,2003年加速到2.9%。15个成员国中,英国情况较好(这将增强英国继续留在欧元区外的信念),据英国国家统计局3月27日公布的数字,2001年以2.2%的实际增长率远居欧元区12国平均1.5%的增长率之上。但受世界经济减速和英镑汇率偏高之累,占经济产出1/5的制造业景气不佳,2001年第2季度末陷入衰退。英国官方统计显示,今年1、2月份有所复苏,增长0.4%和0.5%,预计今年GDP增长率为2%,基本与去年持平。 其他4个大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占欧元区12国经济总量的80%。曾为欧盟经济“火车头”的德国现已降格为“班里的差生”,增长乏力、失业攀高、预算失控、企业破产增多。IMF指出,德国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是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上升的趋势,回到欧元区稳定条约规定的基准值(不超过GDP的3%)以下,以提升人们的经济信心和保持低利率水平。如果今明两年德国预算赤字率(占当年GDP比率)保持在2.7%和2.0%,两年的经济增长率相应为0.9%和2.7%。德国政府预期今年经济增长率为1.3%。法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增长0.8%(法国全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3月29日的形势分析预测),政府预测全年经济增长1.4%-1.5%。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将在缓慢复苏后进入低速增长。 IT领欧盟之先的两小国爱尔兰和芬兰,因该产业在去年全球经济减速中受累最深而剧烈波动,前者GDP增长率从2000年11.5%降到2001年的7.1%,后者从5.6%跌到0.7%,今年可望随全球IT产业回暖而缓缓复苏。 从中长期看,欧盟经济必须通过机制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振兴企业投资,特别是与技术创新关系最紧密的风险投资,劳动力市场等经济政策也必须进行有深度和力度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与升级,集聚和积累发展后劲。但是,15个成员国的统一市场和12个成员国的统一货币,运营和调控难度较大、成本较高,首脑峰会-欧盟委员会-成员国政府的行政层次和规制结构,以及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程序繁琐复杂,照顾各方利益的妥协不能不减弱政策与调控的力度。因此,欧盟正在启动宪制改革的大战略和大行动,这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欧元成长为能与美元并立的世界货币,也要走过漫长的道路、经历曲折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欧盟经济只能保持低速增长和区域内相对稳定的态势,并表现为先于美国经济衰退而衰退,后于美国经济复苏而复苏。 3.日本经济陷在近10年来的第3次衰退中难以自拔,制造业向周边国家转移生产基地不可逆转 IMF预计今年日本经济经济继续萎缩1.0%,明年可有0.8%的微弱增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低迷的根本出路在改革。IMF指出,日本如果不能立即着手迫在眉睫的结构改革,首先是银行部门的改革,其经济增长将“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日本银行也指出“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及防范通货紧缩情势恶化,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同时结构改革也应齐头并进,以解决银行坏账的问题”。目前,日本银行的坏账总额高达43万亿日元(换算为3230亿美元),1500万人(占日本人口总数近12%)欠消费信贷公司的帐,其中150万-200万人处于濒临无力偿还的边缘,个人破产创纪录,每天有18.7人自杀,或离家出走从此失踪。问题在于日本结构改革只是旧调重弹,寄希望于诱导日元大幅贬值刺激经济复苏缺乏有力度根本性改革行动。以至于人们怀疑其是否真正有改革的决心,小泉内阁2月27日宣布一项反通货紧缩计划时就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没有即刻解救的良方”。但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居发达国家前列的人均GDP和研发投入、居世界第一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日本战后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已跟不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洪水般货物出口导致的出口生产能力过剩,也必须寻求出路,立足于保持和拉大对周边国家制造技术差距的亚洲“雁阵”也被打破打乱。因此,越来越多的日本中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运营目标,自主向亚洲周边国家转移生产基地的趋势不可逆转。 4.东亚经济将逐步从美国经济复苏中重返增长通道,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应积极推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东亚长期以来实行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经济增长的出口依存度高,而且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短短几年里,形成了对美出口IT产品的地区性和产品性结构依赖。如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亚洲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的迅速复苏和再次衰退都同美国经济的涨落脉动息息相关。这一结构特点和发展态势,短期内尚难改变。因此,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全球IT产业回暖,将有助于改善这些经济体经济复苏的外部环境,从而今年的增长可望好于去年。其中,韩国经济复苏要更强一些,据韩国中央银行4月15日的预测,今年其经济增长达到5.7%,大大高于其去年12月3.9%的预测。从中长期的发展看,积极推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如10+3和10+1),以构筑东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平台与通道。 5.国内政治局势失稳和沉重的国际债务,是拉美经济的两大拖累 拉美经济发展固然受美国经济的影响,但根本拖累因素是国内政治局势失稳和沉重的国际债务。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拉美大国的国际债务占全球70%,一旦债务到期而失去偿还能力,就会发生外资抽走、居民挤兑的货币危机,进而造成政局动荡和社会危机。此外,美国的态度举足轻重,美国和IMF在阿根廷和墨西哥货币危机处理上不同节奏和措施,就足以说明。IMF对因货币危机导致经济与社会危机的阿根廷表示极大的忧虑,今年预计还要萎缩10%-15%。 6.内需支撑型大国经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三个亮点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世界三个内需支撑型大国经济,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这与强调外资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并不矛盾,也不否认经济增长还受到全球和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景气的明显影响。但国内市场大、内需旺,即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仍能保持外资的吸引力和一定规模的进出口。在2001年全球3/4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衰退的形势下,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各有特色,并分别实现了7.3%、5.6%和5.5%的增长,成为全球经济的三个亮点,今年将保持较高增长的势头。 二、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特点分析 1.当前世界经济的景气复苏趋势受国际油价的制约,油价涨落受制于中东局势 IMF指出,以每桶(159公升)23美元为基准油价,今年全年油价若长期高于这个基准5美元,那么世界经济增长将萎缩0.25%。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众参两院银行联合委员会上也指出,油价上扬可能严重抑制占到美国经济3/4的消费支出,1月中旬以来的油价上涨已经吞噬了家庭支出的购买力,美国经济对目前的油价水平尚能勉强承受,如果长时间地继续上涨后果堪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经济衰退都始于油价上涨。在世界重要油库的中东,巴以“以暴还暴”的冲突愈演愈烈,成为高悬在世界经济景气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伊拉克从4月8日起暂停一个月石油出口,并呼吁阿拉伯产油国再次使用“石油武器”。如果局势不能趋向缓和而走向全面对抗,油价飙升将不可避免,世界经济的复苏趋势将被打断。 2.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走向既取决于短期的行情性因素,更取决于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美国这次的经济衰退不同以往,出现一系列非常规现象或不确定性因素。其中,短期性现象如可支配收入下降而个人消费支出上升,这里有低利率和低通胀因素的作用。但是,可支配收入的“透支”消费既不可能过度,也难以长期持续。长期性结构因素如劳动生产率和公司销售额上升,但公司盈利状况恶化、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取消或减少投资计划,待别是与技术创新关系最为密切的风险投资锐减。这只能解读为,以IT技术产业化为先导的美国新经济经过持续10年高涨已越过技术创新高峰期,社会平均利润率已经形成,投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企业竞争从以高投资、高频率技术创新为主转入以优化组织、革新管理、降低成本为主的阶段。构筑竞争的新技术平台和增长通道需要高先期投入和较长的时间。美国IT技术平台和快速增长通道的构筑就经历了从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顿三届政府20多年的努力。在新的技术平台和增长通道未构成之前,美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反应力和有效性,以及企业和居民的经济信心和心理预期。 如果再作深远的分析,美国经济的高投资、高增长和高消费,长期依靠外部世界的资本和资源支撑,其必要条件是强势美元。实际上,美国“三高”,世界“买单”。例如,美国经济高增长与高贸易逆差和高经常项目逆差并存,必要条件之一,是年均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流入,4500亿美元金融资产(占全球5万亿美元净储蓄8%以上)的外国政府和个人购买与持有。一旦失去这个必要条件,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柱就会崩塌。因此,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打恐,深层次的经济动因是保护美国攫取世界资源的安全和维护世界对强势美元的信心。当然,也不应否定美国“三高”经济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出口市场、技术引进源等经济发展的外部必要条件。 3.经济全球化发展与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的矛盾,是制约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根本 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但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既不平衡、更不合理。发达国家不仅不愿调整由其主导的现行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甚至连这样的秩序也不愿恪守,或以合法借口(反倾销、绿色壁垒和保障条款等)加以扭曲。最新的案例是美国宣布实施其贸法“201条款”,导致了一场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贸易争端”,最终结果远未明朗。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之后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一个表现,也是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制约。因此,从根本上说,建立一个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相对平衡的增长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思路 当今的世界经济,除经济全球化之外,还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三大潮流。美国是三大潮流的“弄潮儿”,欧盟的突出优势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哪里?特别是比较优势在哪里?发展中国家要避免被全球化潮流冲向“边缘化”,积蓄、集聚和发挥积极经济民族主义的比较优势,勇于和智于搏击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潮流。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互惠互利、谋求“共赢”的全方位开放政策,加入WTO和启动建立10+1(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积极主动搏击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努力在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驾驭可确定的方位和空间,"jest-time"(恰值其时)地应变和调整,这无疑是继续保持稳定和较快的经济发展态势、加快经济崛起的一项外部必要条件。但必要条件特别是外部必要条件不等于发展的充分条件,充分条件的营造在于自身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入世为我国体制改革注入了外部压力,这也是我国先易后难、渐进改革进入有时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入世的过渡期仅有3-6年)规定的攻坚性制度创新的动力。目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体制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技术通道,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构筑的,至今经历了20多年。但它还不完全适应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要以人世为契机,再经过15-20年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之构建得更加坚实、宽广和通畅,更加国际化和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轨道相接。对此,我们必须充满信心,不为一时挑战的严峻性和发展的波动性动摇信心而贻误时机。 世界经济论文:剖析世界经济秩序与国内复兴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低迷、债台高筑,饱受“二次衰退”风险的折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跌跌撞撞,正经历着无就业的增长;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虽然已经采取了艰难的步骤,但至今仍未跳出主权债务危机的怪圈;日本在金融危机过后又遭受巨大灾难,经济复苏面临严峻考验。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成为一场胜利,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个世纪将见证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全球经济版图正处于变革的边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如何通过贸易和金融实力重塑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新兴经济体该如何应对?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着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外围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着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着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 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着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的不断转变,原有的全球治理结构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新的国际协调与管理机制如何体现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的不断变化,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博弈的关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和欧洲在制定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贸易自由化协议再到建立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合作准则等等,某些行为规范(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决策程序、非歧视原则、多边主义和透明运作)成为各国的共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虽然经过多次的改革,但仍然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树立领导地位的产物,如今新兴经济体需要进入全球治理体系并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现阶段充分发挥G20的作用是新兴经济体务实的选择。G20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产生,其初衷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共同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可以看作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转折点,是对既往世界体系内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治理话语权失衡的积极矫正。[21]虽然饱受抨击,但是近三年来的五次峰会已经使得G20不断演变,从伦敦和华盛顿峰会制定的一系列稳定金融市场的计划、监管协调、全球刺激措施到匹兹堡峰会的注重长期宏观经济治理,其关注的问题范畴不断扩大,如全球经济失衡、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等,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在未来,G20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协调各方利益的渠道,新兴经济体当立足于该平台,积极创造有利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化解可能存在的危机。 然而新兴经济体在G20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最为明显的是它们尚未形成一套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替代方案,对于未来自己将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还未有清晰的认识,对于如何参与全球体系的建构也准备不足。新兴经济体内部由于彼此间的竞争和利益分歧,在削弱发达国家对经济治理的垄断特权方面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发言权和影响力),而在其他方面(如出口市场的争夺、汇率问题上的冲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不同意见等等)却很难达成共识,新兴经济体并不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在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只有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联系、深化国际合作、增强民众相互之间的了解,才能增强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世界经济论文:分析世界经济秩序与国内复兴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严厉拷问,比较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逐渐受到关注。不管愿与不愿,世界各国都已经承认,只有依靠新兴经济体的繁荣才能使世界经济脱离衰退的深渊。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一度超过50%,令世界惊叹。“中国模式”被神化,社会主义理论再掀高潮。然而,关注并不代表感恩和善意的合作,别有用心者唯恐“天下不乱”,千方百计阻挠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复兴之路绝非一番坦途。 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曙光 从1857年,美国爆发的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经济危机至今,资本主义引发的世界性危机从来没有间断,影响较大的包括19251933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等,每一次危机都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创。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过多次自以为是的修正之后,不仅没能让世界摆脱危机的阴影,反而使危机的程度逐次加深。实践证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旧秩序已不再适应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要求,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平衡各方利益、引领未来发展。谁能成为这种新格局中的领军者,就看谁能将全球经济拉进增长的轨道。专业人士指出,不管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都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如果这种经济模式得不到改变,经济危机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美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外债、减少财政赤字和增加就业;欧盟的任务是改变欧洲各国高福利、低生产、低税收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协调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显然,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复苏的困境中自顾不暇,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任务要另选主角。此时,新兴经济体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迅速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七国集团到G20七国集团最初由美、日、英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组成,俄罗斯加入后形成八国集团,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八国集团由发达国家掌控,完全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讨论制定对其有利的世界经济活动规则。1999年底,随着中、印、巴等新兴工业国家和欧盟的加入,八国集团演变为20国集团(G20)。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加强,在集团中的话语权不断壮大,G20于2003年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性称呼。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八国集团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降,G20成为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金砖国家的崛起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0年,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自2006年四国外长首次会晤开始,经过五年的发展“,金砖国家”初步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主渠道,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外长、常驻多边组织使节会议为辅助,以智库、工商、银行等各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多层次合作架构。目前,“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统计显示,2009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3%。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将大幅增加至13.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达到14.81%。金砖国家的兴起将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多元化,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的自然推动力,使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呈现新特点,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随着G20和“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得到肯定。人们在对G20和“金砖国家”的关注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亮点——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从冷战时的美国、俄罗斯,到后起直上的日本和声势浩大的欧盟,世界从来不缺少超级大国。遗憾的是,神话相继破灭。危难之时,竟没有一个国家勇挑重担,拯救世界于水火。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日本经济在经历二战后的迅速增长不久,即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低迷;最大经济体美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不仅没有担负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反而恶意筹划危机转嫁;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下举步维艰曾经的超级大国形象正在一个个崩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国际性组织中的声音越来越多,从G20峰会到“金砖四国”峰会,从博鳌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逐渐清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更多地参与进了全球经济格局变革当中,成为可以盘活全局的棋子。当世界主要经济体深陷危机无法自拔时,手握3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希望和信心的源头。国际多家机构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可。虽然这些言论居心未必正当,但从自身来讲,中国绝不会推卸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搞好中国经济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交往。但中国的发展绝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恃强凌弱的老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 中国复兴之路 21世纪初,我们的口号是“和平崛起”,但是对一些国家来说,似乎“崛起”这个词很具有挑衅的意味。于是,“中国威胁论”铺天盖地般袭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频受打压。其实仔细想来,1840年以前,中国稳坐世界第一大国的交椅已将近2000年。我们现在努力发展,只是想恢复一个大国应有的实力。智慧的中国领导人用“伟大复兴”取代了“和平崛起”,既显示了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决心,也使“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们无的放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民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同时,在国内,随着改革走进深水区;各种矛盾凸显,想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变得越来越难。如何使改革顺利推进,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一系列难题等待着中国政府去寻找答案。 内忧与外患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令世界其他国家羡慕不已,3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8%,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保持着8%以上的增长速度。但在高增长的华丽外衣下,不和谐的隐患也在悄然增长。一些领域显示出经济过热的信号,CPI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得不到有效控制、 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这些因素使得泡沫破裂的风险在不断积聚。除了经济过热隐藏的风险外,一些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如何克服困难,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决策者们凝聚智慧不断探索。 宏观调控 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 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次危机证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代价过于沉重,政府的合理干预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但是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无疑是有力并且有效的。从危机后的4万亿刺激计划,到目前的控制经济增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宏观调控的手段既顺时应势,又机动灵活。中国的宏观调控要想始终保持这种成功的状态,就要遵循一个理念: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正确做事是指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要使用得当。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特点是相机抉择,即视经济运行情况而采取相应措施,间接地调整经济至平衡状态。其好处是渐进、平稳、灵活。相比而言,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猛烈。理论上讲,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凭借自动的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平衡增长。但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运行不规范,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货币政策也应该包含一些相机抉择的成分。比如,针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应该采取有松有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某些过热行业限制信贷额度,而对广大小企业适度宽松。宏观政策要做正确的事是指政府干预的领域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微观经济行为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够自发运行和实现有效自我调节的领域,政府应尽量退出。 以改革促发展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宏观调控不是万能遥控器,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光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远远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部分学者提出,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整体推进。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依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改革的成果没有惠及全体国民,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其根源在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因此,只有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扫清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障碍。从目前的情况来讲,中国改革的重点在于三个方面:第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包括资源税改革、财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等,目的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众,实现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转变,同时尽可能地缩小收入差距;资源税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要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相适应,逐步消除区域、城乡差距,使全体国民平等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即通过优化政府结构、创新政府机制、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能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从某些不需要干预的经济领域退出,而将资源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也能够增强政府信用,提高人民信心,实现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 世界经济论文:论联合国世界经济预测分析 发达国家经济前景堪忧 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在2011年明显放缓,估计只有1.3%,预计2012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3%左右。尽管美联储已明确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维持到2013年,但财政政策前景很不明朗:美国国会的“超级委员会”没能按计划在2011年感恩节前就如何在今后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成任何协议。在2012年大选之前,政治角斗将加剧,很难出台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又能在中长期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仍然脆弱的银行业,这些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很容易使美国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衰退的泥潭。欧洲经济的前景更糟。即使在乐观的假设前提下,将主权债务危机控制在希腊等少数几个国家,欧洲的经济增长预计在2012年也只有0.5%左右。日本灾后重建有望刺激经济在2012年增长2%左右,但是灾后重建所需的资金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如果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日本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牵连。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趋缓 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11年增长6.1%,明显低于2010年7.5%的增长率。预计发展中国家在2012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5.6%。发展中国家在2011年增长减缓,主要是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而采取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中印的带领下仍然会高于其他地区,但中、印两国的增长在2011年已比2010年放缓了一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从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印度从2010年的8.5%下降到2011年的7.6%。预计中国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有所下降,降至9%以下。拉丁美洲的增长已从2010年的6%下滑到2011年的4.3%,预计2012年将继续下滑到3.3%。 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在2012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能否及时有效控制主权债务危机,是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及其间的恶性互动,不但可使发达国家陷入另一次经济衰退,也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报告认为,欧元货币机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统一货币的背后,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财政一体化,远远滞后。欧洲必须抉择是加快推进财政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还是任由货币一体化的倒退,即欧元区的分裂。报告认为,一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该地区商业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信贷紧缩,很可能会引发类似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溃。其结果将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并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风险很大。报告认为,美国经济陷入另一轮衰退的风险也很大。风险之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导致美国银行蒙受巨大损失。更严重的风险则来自国内政治决策的“瘫痪”。如果欧洲和美国同时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联合国的“悲观预测方案”中,如果上述风险变为现实,欧洲经济在2012年可能会衰退1.6%,美国衰退0.8%。受到上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从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经济增幅将下滑到0.5%,以人均收入来衡量,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组织技术贸易产权纠正 WTO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TRIPS协议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于TRIPS协议的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应该注意其有关促进国际技术转让、增进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原则和宗旨。”〔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WTO具有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自TRIPS协议实施以来,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其对技术贸易的发展和促进方面几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WTO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作为越突出,其功能错位和扭曲化就越严重,一方面WTO作为调整贸易管理的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的过多干预本身就存在众多质疑,而其调整知识产权又对WIPO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产生巨大冲击,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加凸显并难以协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调整贸易的国际组织,由于其对技术贸易的无所作为,使得国际技术转让的调整处于无组织管辖的混乱状态,各国的利益冲突始终没有办法得到协调和解决。正是从这个角度看,WTO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功能是错位的,应该予以纠正。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表现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先天缺陷国际组织的功能应围绕其宗旨展开,就这一点来说,WTO在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功能体现得非常充分,但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时出现了扭曲。从WTO的历史看,GATT的宗旨是要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通过各国相互削减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以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扩大商品的生产和贸易。〔2〕因此,在GATT存续的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其一直致力于推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消除货物贸易中的差别待遇和各种贸易障碍。作为GATT的继承者,WTO的宗旨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根基仍然在于推进贸易的公平健康发展。WTO的宗旨是通过建立一个开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效而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改善生活质量、扩大就业、确保实际收益和有效需求的稳定增长。同时遵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不同成员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保护环境并提高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手段。〔3〕可见WTO的功能不再限于对货物贸易的调整,而且肩负起了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职责,而其宗旨中没有关于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规定。因此,就WTO的宗旨来看,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存在先天缺陷。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人为扭曲从WTO的宗旨中,寻找不到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只言片语,但在WTO的法律文件和机构设置上,均对知识产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WTO明确规定了其机构设置,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与“货物贸易理事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地位相等。该机构负责执行TRIPS协议。“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虽然没有在WTO的宗旨中得到体现,但这没有影响到WTO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调整,这也进一步例证了WTO功能扭曲化现象。这种扭曲从基本文件延伸到TRIPS协议。 1.WTO基本文件的后置性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是其产生、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法律基础,人们常称之为国际组织的“宪法”。国际组织所有其他有关内部管理和对外关系的法规,都受基本文件的制约,都不得违背基本文件的宗旨和原则。〔4〕在WTO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具有基本文件的性质。所以,从时间上讲,基本文件应该是最先确定的,否则其指导功能和统领功能怎样发挥。但从WTO法律体系的产生和历史发展看,《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基本上是最后产生的,该协定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而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TRIPS协议,早在1991年年底,就已基本上获得通过。〔5〕因此,《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作为基本协定在对WTO其他具体协定的指导功能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颠倒的。事实上,面对着已经存在的TRIPS协议,WTO基本文件采取的做法是:在宗旨中回避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贸易,在机构安排上设置了TRIPS协议的执行机构。这也许是WTO在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得已而为之吧。 2.TRIPS协议的避实就虚WTO调整技术贸易应该是实至名归、名正言顺的。如果其真能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话,其功能并不会发生错位或扭曲。但目前的情况是WTO的功能并没有按照常态发展,其避开技术贸易,直指知识产权。虽然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法律调整的视角看,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技术贸易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动态交易行为,而知识产权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静态无形财产。两类规则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产权强调的是权利保护,技术贸易强调的是公平竞争和贸易平等。所以,WTO调整知识产权名不正,言不顺,其人为化扭曲也正表现于此:其一,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与贸易有关”。WTO为了给其调整知识产权披上合法的外衣,十分牵强地在协议名称上加上了“与贸易有关”的字样。也就是说,在名字中加入“与贸易有关”字样,主要是为了更能名正言顺地纳入WTO多边贸易体系。〔6〕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有两点足以说明之:一是该协议没有解释什么是“与贸易有关”,更没有解释此处的“贸易”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等问题。之所以这样质疑,是因为在WTO的法律文件中,有一个与其名称相似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但该协议明确界定了“贸易的含义”,也是说立法者应该明白“贸易”是有多种解读的,并其应该对此进行解释和说明,但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产权协议”中却没有了解释,。二是如果我们通览TRIPS协议,就会发现,“与贸易有关”的字样实为没有必要,因为在其内容中,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产权与贸易有关,也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与贸易无关,即名称不能概括内容、体现内容。这就难怪在实践中,很多学者直呼WTO的知识产权协议,〔7〕而完全忽略了“与贸易有关”。其二,在内容上的连接设计———“技术贸易”。WTO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联系,除了借用了“与贸易有关”的名称外,还在内容上设计了“技术贸易”的连接因素,因为WTO调整技术贸易顺理成章。虽然在TRIPS协议的73个条文中,只有5个条文是关于技术贸易的。〔8〕但这5个条文在TRIPS协议中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忽视。正是这5个条文架起了知识产权与WTO之间的另一个桥梁。WTO也是借此桥梁直接规定成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之所以规定“技术贸易”,就是要通过技术贸易的连接点,去调整知识产权产权。这也是WTO功能错位的主要表现。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不断异化WTO在后TRIPS协议时代,取得的最大进展是2001年11月在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根据该宣言,WTO就公共健康问题开始谈判, 计划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解决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公共健康危机达成一致意见。另外,根据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以及《多哈宣言》的要求,2003年8月31日,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即《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成为坎昆会议首要的、也是最为显见的成果。从上述WTO的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态度看,其功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甚至可以说在调整功能的异化方面渐行渐远。首先,无论是《多哈宣言》还是《执行决议》,均涉及的是专利制度框架下的强制实施许可问题,WTO调整功能仍在知识产权方面。其次,从WTO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上看,其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不断细化和深入,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进一步忽视和冷淡。最后,在WTO功能不断向知识产权调整方面倾斜的过程中,WTO成员似乎已经习惯和认可了这种异化。其结果是,技术贸易在WTO的调整功能中有可能消失。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弊害(一)WTO调整知识产权有悖其贸易管理法的性质TRIPS协议在其开篇就强调,各国应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一般认为私权是与公权相对应的概念,前者强调权利者的意思自治,后者强调国家的管理。〔9〕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属性,所以知识产权法应属私法勿容置疑;而国家对贸易的管理权是公权,该权利应由公法加以确认,因此各国管理贸易的法律属于公法。从WTO肩负的历史责任看,其主要是限制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国政府的行为,从而使政府行为不至于严重妨碍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至于严重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以及本国政府自身的存在。而WTO法律从产生到现在,确实是以从各方面限制各国政府与经济有关的政策管理行为———包括市场准入、外汇管制、海关手续、关税税率等———作为自己的当前任务和奋斗目标的。〔10〕所以,WTO规则应该具有贸易管理法的性质,属于公法。〔11〕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12〕由此推断,WTO作为贸易管理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不宜对私权进行干预,WTO不应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就像其不应对各国的物权进行干涉是一个道理。虽然贸易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明确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法可以对产权制度指手画脚。作为强调私权保护的协议,放到了以协调各国贸易政策的WTO法律中显然是极为不合适的,其有悖于WTO作为调整贸易管理法的性质。 (二)WTO调整知识产权与WIPO的功能冲突在WTO产生之前,早已存在着致力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专门的国际经济组织,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该组织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宗旨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必要时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作,促进全世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该组织主要职能是负责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对全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建立在多边条约基础上的关于专利、商标和版权方面的23个联盟的行政工作,并办理知识产权法律与行政事宜。WIPO的主要活动包括鼓励缔结新的知识产权条约,协调各国知识产权的立法;收集、传播有关知识产权的信息,从事和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法律和技术上的援助,也为成员国的其他要求提供服务。WIPO认为其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的专门机构。〔13〕所以,在TRIPS协议谈判之初, 就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认为在WIPO之外另立炉灶,制订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实属没有必要。WTO对知识产权调整是对WIPO功能的挑战和冲击。两者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 1.知识产权保护理念方面WIPO是隶属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便是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对人权的尊重。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人人享有自由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进一步规定“公民拥有参加文化生活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权”。这两条规定,实际上为知识产权进入国际人权法保护领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WIPO管理的一系列条约中,许多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均充分体现了人权法所一贯倡导的理念,知识产权被视为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护,比如《伯尔尼公约》中对作者的“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双轨制保护。〔14〕而与之相反的是,WTO却对此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TRIPS协议在版权领域对作者“精神权利”的排除。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TRIPS协议所讲的“保护知识产权”,在理论上和目的上,均与伯尔尼公约“根本不同”,〔15〕正是由于两个国际经济组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出发点和目标存在差异,因此,其各自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2.知识产权保护原则方面TRIPS协议和WIPO管辖的主要国际公约均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原则,但二者的规定并不相同。如WIPO所管辖的主要国际公约中均没有“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规定,但TRIPS将该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又如两者都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但对国民待遇的解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一是享有国民待遇的标准不同。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能够享有国民待遇的标准是唯一的,即“国籍”,而WIPO公约中的规定并非如此。以《巴黎公约》为例,享有国民待遇的人可以是成员国的国民,也可以是在成员国内有住所或营业场所的非成员国国民。二是对国民待遇原则的阐述不同。TRIPS协议对国民待遇的表述是“不低于”本国国民的待遇,而WIPO公约对国民待遇的表述是“同等”待遇。 3.知识产权保护内容方面WTO的TRIPS协议和WIPO所管辖的国际条约都是对知识产权进行国际保护的依据。但由于两个国际组织的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理念不同,导致条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十分明显。如,在专利方面,WTO要求成员国保护的专利只限于发明专利,而对于实用新型没有要求,对于外观设计另作规定,这与《巴黎公约》对专利的规定存在差异。因为,根据《巴黎公约》的规定,专利是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在版权方面,WTO并不要求成员方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而《伯尔尼公约》中对精神权利的规定是强制性的。另外,在WIPO框架下没有生效的《华盛顿公约》被TRIPS协议吸收并略做修改后直接生效。在WIPO框架下没有作为知识产权的地理标志和未披露的信息等均被作为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三)WTO的功能错位使技术贸易的国际法调整仍然缺位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地位日趋重要,国际间技术的流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这种发展不相适应的是,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套统一的专门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法律制度和准则。在WTO之前,联合国贸发会(UNCTAD)一直希望制定一个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统一国际法规范,并进行了努力和尝试。自1974年5月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首次以会议决议的形式提出:“要求制订一项符合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和条件的关于技术转让的国际行动守则”开始,直到1985年6月期间,联合国贸发会组织各国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谈判,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守则》上。但由于谈判各方对《守则》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存在一定分歧。所以《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目前仍然处于草案状态。TRIPS协议虽然在内容上体现了对国际技术转让的关注,但其着眼点却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如该协议第7条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当对促进技术革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 作出贡献,对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并应当以一种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以及有助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方式进行。”虽然该条涉及了技术转让,但强调的是对知识产权所有人的的保护。再如TRIPS协议第40条第2款的规定看上去是对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行为进行规制,但并非强制性内容,而是对各国进行规制的一种许可或授权。所以TRIPS协议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对国际技术贸易进行调整,也没有对国际技术贸易作出具有建设性的规定。综上看来,由于WTO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功能错位,使本来应该纳入其管辖范围内的技术贸易仍然没有得到国际组织的更多关注。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法律仍然没有得到发展和完善,其对国际技术贸易调整还只是原则性的,实质性内容比较缺乏。这种国际立法的空白状态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十分不利。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纠正由于国际组织数量与职能的不断增长,各种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就显得日益重要起来。〔16〕在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亦是如此。就国际层面来看,目前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主要是WTO、WIPO和UNCTAD。所以,这三个国际组织的职能要得到充分发挥,就需要各组织之间的协调与配合。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纠正应从其功能回归开始,以此,还原WIPO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促进UNCTAD退出对技术贸易的强制调整,配合WTO对技术贸易进行指导性调整。只有这样,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才能理顺,各国际组织的功能才能有效发挥。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归位的途径WTO的功能错位就是其放弃了对技术贸易的调整,而去管理知识产权。所以,WTO功能归位主要是指其回归到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轨道上。WTO功能归位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修改宗旨国际组织的活动必须符合其宗旨的指引和要求,WTO调整技术贸易的功能也应受此约束,或者说WTO调整技术贸易必须有合法依据,该合法依据只能来自WTO宗旨的有关规定。因此,通过部长级会议,修改WTO宗旨是WTO功能回归的原动力。WTO的宗旨中应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规定。使WTO成为真正全面调整国际贸易的国际经济组织。如果说GATT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没有对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作出回应是可以理解的。那么WTO在新时期下,甚至可以说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在技术贸易蓬勃发展的时代,只对服务贸易作出了反映,而完全忽视技术贸易问题是让人十分费解的,同时也不同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WTO将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作为其宗旨应该是WTO发展的必然结果。 2.制订协议为配合WTO调整技术贸易的宗旨,有必要制订新的贸易规则,即《技术贸易总协定》或《技术贸易的多边协定》,该技术贸易规则的制订可能会比较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其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经验借鉴。服务贸易进入GATT的框架内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早在1973年开始进行的东京回合谈判中,美国就倡议将服务贸易列入GATT框架之内,但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未果。〔17〕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服务贸易问题再次被提出,经过艰辛的努力,最终才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虽然该协定只是一个框架协议,留下了大量问题未作规定。但它的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WTO调整贸易功能的进一步提升。同样,WTO调整技术贸易也是其功能的又一重大变革,其困难显而易见。《服务贸易总协定》提供的经验十分宝贵,值得借鉴。其二曾经的有益尝试。和服务贸易不同的是,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中,有些国际组织对技术贸易共同规制的制订做了有益的尝试。如UNCTAD的《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联合国的《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以及TRIPS协议中的有关技术贸易的内容都为WTO制订技术贸易规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件。“技术贸易的多边协定”或“技术贸易总协定”从已有的国际指导性规范中提炼已经达成共识的内容,应该是有效可取的办法。 3.改革机构为了配合“技术贸易协议”的执行,WTO的机构设置中应该有“技术贸易理事会”,该机构应与“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的职能并列。鉴于现有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是管理知识产权的专门机构,可以将该理事会进行改革,使其能够执行“技术贸易协定”的有关内容。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回归的良性后果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学者们关于WIPO与WTO的关系讨论较多,有人赞成前者向后者交出世界知识产权管理权,有人提倡二者平起平坐。〔18〕但笔者不能认同前述观点。当今世界,可以参与各类法律关系的国际组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国际法律秩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如果因为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而不断从各种利益中进行取舍,〔19〕必然消耗其发展成本,同时国际组织之间的此消彼长,也是对世界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应是竞争关系,而只能是相互的协调与合作。国际组织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设立的主要宗旨应该是推动整个国际社会、人类社会更好地稳步发展,所以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结果,〔20〕是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秩序化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WTO功能的回归不仅是其内部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够将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交还给WIPO,使WIPO的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更重要的是WTO和WIPO的各就其位将使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 2.国际技术贸易在WTO的框架下得到健康发展由于调整国际技术贸易法律的缺失,国际技术贸易就像一个“没有娘的孩子”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家庭之外徘徊,其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他们往往凭借其经济、技术等各种优势,在技术交易中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大量国内立法的冲突和矛盾无法得到协调和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领域中矛盾不断深化,这对全球经济贸易合作,以及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疑构成巨大障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贸易,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纯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当今社会技术贸易早已经融入到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中。所以,国际技术贸易纳入WTO的管理框架中,既是WTO自身发展完善的需要,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健康发展的需要。 3.推动《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通过在《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的谈判过程中,各国在许多问题上都已经达成了协议,但仍然有些分歧难以调和。这些分歧主要是:守则的法律性质;守则的适用范围;限制性条款;法律适用和争端解决。〔21〕虽然分歧集中在四个方面,但其中关于“守则的法律性质”问题至关重要,各谈判方就此问题的分歧是:该守则是一项普遍的、按照国际法对缔约国有正式的约束力的多边公约,还是只是一个没有正式约束力,与联合国大会决议效力类似的法律文件,其实施还有待于各国的立法来实现。在历届谈判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持前一种观点,他们深信这是“唯一能够有效地管理技术转让的方式”,“并有效地达到守则的目标,保证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及对进口技术的迫切需求。”发达国家则持后一种观点。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守则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其他三个分歧也就迎刃而解;如果守则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后三个分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坚持《守则》的约束力,是因为他们在国际技术贸易中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而在《守则》之外也不存在强制性调整技术贸易的国际法规范。这样看来,如果WTO能够将技术贸易的调整纳入其中,各方关于《守则》法律性质的分歧就有了谈判的回旋余地。如果《守则》以指导性法律文件的形式被通过,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WTO调整技术贸易的补充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国有经济垄断部门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关于中国国有经济垄断部门的改革问题 (一)“垄断部门”的范围是什么,或者说推进改革锁定在哪些部门 1、“自然垄断性”的部门 对于“自然垄断”不能望文生义地解释为“自然资源的垄断”,这是两码事。有的属于“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有的属于假的自然垄断性环节,或原本属于“自然垄断性”但现在已经“变异”了的环节。不论是假自然垄断性环节,还是已经“变异”了的环节,目前还在“自然垄断”的旗号下垄断着,实际上是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的色彩。这包括铁路、民航、电力、电信、邮政等部门或环节。 2、专卖专营性的垄断 在中国突出的是烟草行业和盐业,特别是烟草部门。我曾对云南红塔集团做过调研。红塔集团所属8个企业,其中在东北的沈阳、营口、长春、延吉和海南海口有5家,在云南省内有3家。仅云南省内的3家去年的税利就达183亿元人民币。据了解,近几年,全国烟草行业每年创利税达两千多亿元人民币。1991年6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这属于法令性垄断。但在中国加入《世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后,烟草行业也面临全球化竞争,行业内部亟待改革。 3、市政公用事业方面的垄断 包括供水、供气、供热、园林绿化、城市公交道路等等。前不久,我参与了《国务院关于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和发展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讨论,深感情况复杂,这里既有公共性和自然垄断性(如给排水、供气、供热等需要网络输送的部门,具有某些区域垄断的特征,就这一点来说,与“自然垄断性”部门有一定交叉),同时又有市场性,需要分类改革。 4、具有重要地位的战略资源和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部门的垄断 如石油、天然气(石油部门一般具有“寡头垄断”的性质,天然气部门的管道传输部分具有“自然垄断”性)和其他重要战略性资源(如国有森林资源)的垄断。此外,还有涉及国家核心技术的军工部门等领域的垄断。 (二)2006年垄断部门改革取得的主要进展 1、邮政体制改革 中国的邮政部门过去是政企不分,邮政局既是政府又是企业。这项改革酝酿了8年之久,去年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信息产业部推动,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改革的内容,第一步,就是把作为政府的邮政局和作为企业的邮政公司实行分开,目的在于把邮政公司建成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并且把邮政系统原有的邮政储蓄银行也剥离出来,建立了中国第五大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 2、资源领域国有林权制度改革 这个涉及到资源类的改革问题。我曾对伊春试点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个林区国有林地400万公顷,经过政府批准拿出了8万公顷进行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占2%。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国有林地的经营权转让给职工,或者说职工租这个林地,所有权是国家的,但是林地由职工来承租,租期50年,交租金。其二,将林地上面原来国有的林木,转让给职工个人来拥有、经营,这是2006年、2007年改革的突破点之一。何时推开,在多大范围推开,尚待研究。 3、油气市场的适度放开 2005年中国相继出台了《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石油天然气和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的出台,促使油气市场可按照国家规划逐步的放开。现正在对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制定相关政策,准备向非国有企业开放。在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方面,由于缺乏相关资格认证,非公企业尚未实质性进入,但是非公企业可以向相关勘探部门注入资金或设备投资,以资本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勘探和开发过程。 4、其他的垄断性领域的改革 如电力方面正在研究新的改革方案,酝酿新一轮的电力体制改革。民航改革,在现有的国航集团、东航集团和南航集团基础上,已允许组建民营航空公司。目前中国已有7家民营航空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并进行客运航空服务。铁路部门的投融资体制也开始启动,“轮子”下面的路轨建设已有民营资本进入,“轮子”上面的运输部分也有“大秦铁路”的改制上市。此外还有电信等等。 (三)垄断性行业改革如何推进 1、政企分开,价格合理化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中国的俗话“桥归桥,路归路”。要划分“边界”,定分止争,“政是政,企是企”。至于价格方面,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长期被人为压低和扭曲,难以真实反映成本及其变动,价格的合理回归及其新思维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我认为上述两方面的核心问题是营造适宜的商业运营环境,这是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基础。 2、放宽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 放宽淮入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这个领域以外的其他行业国有资本可以进来,另一个是非公有制的资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来。据介绍越南去年颁布《统一投资法》,不仅允许国内国有资本,而且允许国内的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越南。我看了2006年越南的投资结构,在高达390万亿越南盾的总投资中,国有资本及国有法人资本占51.6%,民间投资32.8%,外国直接投资占15.6%。这意味着国有(51.6%)与非国有(48.4%)大体各占一半。这虽然是总投资(包括部分竞争性行业),但对我们研究中国放宽垄断性行业的准入,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很有启发。 3、打破垄断,竞争公平化 过去中国的垄断性行业竞争性很不够,基本上是垄断的状态,下一步既然引入了各种资本,就要进行公平的竞争。这种竞争包括行业里面,国、民、外三种力量之间的竞争,而且也包括本行业和外行业的竞争,比如说公路和铁路的竞争,公路和民航和水路的竞争。 4、改善规制,监管科学化 在垄断性行业放开之后,作为政府的部门要加强对垄断性行业运营状况的监管,一要独立监管,二要依法监管,三要统筹监管,四要透明监管。应该说这也是垄断性行业下一步改革的保障性的措施。垄断力量的长期积累,已经筑起了较高的垄断壁垒,而且这种垄断是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的干预所形成的,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利益体系。因此,必须在解决垄断部门的利益上下功夫,这样改革才有可能深化。这个问题涉及到政府体制改革问题。 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 (一)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共十六大讲政府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践表明,政府的职能应更多地要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即使是“经济调节”也应集中于宏观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不平衡、且处于大变动”的国家,宏观管理不可否定,但不可超越边界。目前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被误解了,把“经济调节”变成了干预微观经济,所以应明确地提出“三不该”:政府不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不该包办企业决策;政府不该代替企业招商引资。 (二)“四个分开”,即政资(资产)、政企、政事(事业单位)、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 这里最难的是政资(资产)分开。其难点在于如何切断(至少是弱化)政府干预企事业单位活动的资产纽带。可否考虑三条:一是明确国有资本的投资范围,严格控制在必要的安全和命脉领域范围内,这在中国可率先把4万多个乡镇政府、2800多个县市政府以及一部分地市政府从“政资不分”中解脱出来;二是在必要的安全和命脉领域,实行“上分”、“下分”。“上分”――政府的“公共管理者系统”与“出资人系统”分开,“下分”――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所有权”与“运营权”分开;三是用许可法约束政府的行为。中国现在还有明显的政企不分,特别是铁路应尽快政企分开。 (三)改革“审批制” 近年虽然减少了一些,但大多是一些枝节性的。不是说完全取消,问题是审批太多太滥。 (四)推进行政管理层级的改革 中国现在的政府层级,除了海南省和4个中央直辖市之外,26个省、自治区都是五级政府。随着信息化和交通的改善,层级应该有所减少,这项改革已经写到“十一五”规划,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难度较大,估计本届政府再难以推进,下一届政府应当加快推进。 (五)社会事业改革问题 这不属于政府本身改革,但是跟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一些就是所谓“参公”事业,即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情况很复杂,要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 提要本文阐述了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实质问题,并对具体运用的目标、原则、基本内容以及可操作性进行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行政管理 一、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这里所说的“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于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初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二、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上文分析了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三、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投标报价的计算方法直接关系到中标结果,关系到公平竞争、公正原则能否有效得到贯彻实施;同时,是规范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各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要对统一制定政府采购货物“综合评分法”投标报价计算方法有一个较高的认识。通过统一制定政府采购货物“综合评分法”投标报价计算方法,起到从制度建设上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监督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扼制高价标以及供应商投诉问题的发生。 四、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说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说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几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使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国外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于关注。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此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中国亦是如此。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对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的探究 摘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括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转化等全过程,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它具有以下十个特征:产业形态知识化、资产投入无形化、市场全球化、经济信息化、产业构成服务化、知识资本化、发展可持续化、设施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教育终身化。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管理思想上的巨大变革。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知识管理的内涵和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接着分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和行政绩效管理,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字:知识经济; 行政管理; 知识管理; 以人为本的管理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 ”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 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 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 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 知识的研究、创新, 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 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 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 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作者单位:平顶山工学院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论文 〔摘要〕本文在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的意义、目标、原则、基本内容和可操作性等问题,进而揭示了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法制化 一、经济法的使命在于规范国民经济关系 1.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 这里所说“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国家因素影响的范围,包括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指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重点为计划、预算、税收、金融、物价、工资、产业政策、对外经贸等。微观方面,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对市场的具体事项的必要管理。 国家因素影响的方式,包括干预和参与。干预,说的是间接调控和直接管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按照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并且尽可能纳入法制程序。直接管理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采用行政手段,但也应当是依法行政。干预又可分为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前者指保护、鼓励,后者指限制、禁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已形成了这样一条指导原则:“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这就明确了什么叫“国家适度干预”。参与,说的是国家投资,举办企业、事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中又以国有为主体,国家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国有并不等于国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严格地说,干预是“管”,参与是“办”,管、办应当分开,前者属于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后者属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经济法侧重规范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三大块:一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构成经济法的基调。 根据这种认识,经济法与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划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一定的交叉联系。在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民法、经济法既有相对分工,又共同发挥作用。 2.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指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部门法组成的统一体。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框架,中外法学界历来存在多种意见。我们认为,设计一国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曾经提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门类: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和诉讼仲裁法。”〔2〕去年初,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员著文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应由以下九类法律构成: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社会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对经济秩序予以维护和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3〕如此突出经济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还是不多的。 经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它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围。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综合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法尚处于一种理论形态的话,那么,今天可以说,一系列的、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组合成整体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是否为一个法律部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建立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民法和经济法,而其中宏观调控为经济法特有的功能。经济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属于基本的经济关系,所起的作用是别的法律部门无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称之为基本的法律部门,不是顺理成章吗? 二、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国民经济 1.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行政、司法往往混为一体,知县、知府大量的事务是审理案件。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则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开来了。虽然我国不照搬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但也将国家机关划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三类。考察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必须以此为起点。这还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于体现时代特征。在经过正、反两种经验比较之后,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已庄严地记载于党章和宪法之中。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既然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国民经济。与此同时,还要管理各项行政事务、文化事业及其他社会事务。 2.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前面已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不妨援引如下两份资料: (1)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对当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4〕 (2)张尚zhuó@①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提出下述观点:“在我国,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两大法律部门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当然,经济法,除它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经济法交叉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在内,则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总之,加强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在我国,主要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就包含着依法管理国民经济,特别是将经济法行政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之中。 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我国现已制定出来的《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计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等。因其以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态出现,兼具经济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属性,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也有人认为应称之为行政经济法。因其强调国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所以它也就是国民经济管理法。 据统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约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执法活动是由经济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的,如计划、财政、税务、中央银行、审计、统计、物价、工商行政、技术监督、规划、土地、城市建设、劳动、海关、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各产业部门,既是行政机关,同时又是执法机关。 经济法立足于国家整体,显示出社会公共性的根本特征;现代行政管理又称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结论自然而然地得出来了: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缘;现代行政管理中必须运用经济法这种手段。 三、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目标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之内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发生影响,一般通过经济基础作为中介,或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或是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有些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法律,可以直接对生产力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特别要提高运用经济法管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6〕制定社会主义法律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按法律办事与按规律办事要尽可能一致起来。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实现经济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治国之道。 2.原则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 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侵占、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制造、销售伪劣产品,搞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政府机关滥用职权、自办公司、巧立名目、与民争利等等,人民群众对这些社会公害深恶痛绝。1996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各级政府及国家公务员都要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统一性与严肃性。” 3.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 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这里有一个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我国修正《宪法》,增加了一项重要条款:“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16条措施。中央领导同志说,16条中有13条属于经济手段。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此期间,立法上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确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2)1994年3月的《预算法》,开宗明义提出:“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上述经济法律都强调了“完善宏观调控”这一最重要的管理手段。 另一个环节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册登记,颁发各类许可证和执照,征税,物价检查,商品市场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称之为具体行政行为。 至于抽象行政行为,那是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有关政府制定规章,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些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观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观的即个别性的事项。宏观管住、微观搞活,并非指宏观管死、微观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曰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曰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三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的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理职权的内容——权力与义务。行政管理职权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通过立法授予的,它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同时意味着义务,因此又称为职责。既然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作为,而不能不作为。乱作为是越权,不作为是失职。权力也好,义务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实践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确地说,应是公务员),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办实事。人们感叹到某些地方、部门办事难,其源盖出于此。所以,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统一的权力、义务观。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务。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实体权限与程序要求。实体法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程序法规定行为的方式、步骤。前面所讲作为和不作为,亦适用于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不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抑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都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讲权限,二要讲程序。但须注意,程序不能太繁,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众。 四、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联合国首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为目前世界行政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于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要性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前述《行政管理学》一书指出:“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7〕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经济法学。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适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外国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关注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是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8〕。中国亦如是。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管理与知识经济探究论文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知识的研究、创新,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论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之间的矛盾 【摘要】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存在一种矛盾: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在政治上则主要实行公有制。民主制本质上是一种对政治权力的公有制。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导致政府与公民在本质上是一种提供服务与购买服务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难以表明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都存在逻辑问题。 【关键词】西方 经济 行政管理 自由主义经济学 公有制 一、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有制,这表明西方国家由以建立的逻辑基础是混乱的 北美、西欧、澳洲等地的以美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矛盾,即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现私有制、在政治上实行公有制。这种矛盾反应了一种理念上的矛盾,该矛盾显示出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存在逻辑矛盾的。 笔者所谓的经济上的私有制是容易理解的,笔者所说的“政治上的公有制”何谓呢?“政治上的公有制”就是指民主制。 民主制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为主权者”、“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一人一票决定国家事务”等。也就是说,民主的理念主张国家的主权或国家的终结权力应当是全体公民共有的,而且每个公民都拥有相等的一份――这也就是说,如果把西方国家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其股份由全体公民享有等额的一份。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民主制是一种公有制――尽管公有的是政治权力而非财产,但从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看,民主制无疑是一种公有制。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制是优越的,有利于调动私有企业主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这种论调是有道理的,那么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应当实行私有制――“君主制”或“寡头制”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效率。也就是说,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一家所有,即实行君主制,那么这个掌管国家的君主才会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才能充分调动管理国家的“君主”推行精细管理、谋求国家发展的积极性,才能实行国家的最好的治理和发展;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全体公民所有,即全体公民共有、公有,那么就会出现如公有制企业中的那种管理者不把企业当作自己家的产业从而难以真正严细认真地进行管理,难免会出现公有制企业的“跑、冒、滴、漏”的现象。也就是说,以下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西方国家承认私有制能够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经济性,那么西方国家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君主制才是私有制,才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应当推崇的最理想的政体;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君主制不是理想的政体,而民主制才是,那么西方国家的企业也应当实行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西方国家认为私有制最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国家实行私有制――也就是实行君主制――才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的;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国家不应当实行君主制,那么在经济领域也不应当实行私有制,而应该建立公有制企业。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一方面在政治上主要实行民主制,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西方国家的这种实践恰好证明了公有制未必一无是处,私有制也未必万能。 二、从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可以推导出严重的消极逻辑后果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存在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种逻辑其实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沦为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何以得出这一结论?因此“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的本质是:人民出钱(纳税)购买服务,具体购买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而政府只不过是拿钱替公民办事而已;人民如果不满现政府的服务,则有权购买新一届政府的服务。在这种认识模式之下,政府对公民是不必有责任心的,因为西方的理念会认为:政府拿多少钱(收多少税)就为公民办多少事,如果政府没钱了,那么政府就不必为公民办事,例如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多次发生政府“破产”的情况,在政府“破产”后就停止对公民提供的一些服务,而西方政府这样做从理论上来讲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一逻辑前提就决定了政府不必把公民的事当成自家的事,不必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仍然为公民办事。根据民主制的理念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西方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如果政府没有向公民收取用于救援的费用(税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没有义务去救援群众,因为西方国家近现代的理念基础,西方国家现行的关于建立政府、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关于民主制度的逻辑就能推导出这种结论。 按照本文的上述分析,西方国家的执政者是在民主制这种“公有制”模式之下管理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执政者就像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一样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能否继续统治下去,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的任期之内别出问题;因此,当国家的长远利益与执政者的利益或任期内的利益相矛盾时,西方执政者会做出何种选择就是不言自明的了。故而,民主制并不总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的。 相反,中国传统的、看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理念就比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制的理念显得更有人情味。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认为国家是一个大家庭,政府是家长,人民是子女;因此按照这种逻辑,人民的所有事情家都必须负责,政府不能拿“没有向人民收某类税”、为理由来拒绝对人民负责。例如中国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不会想收没收相应的税、有没有这笔预算,而会想尽办法开展救灾工作。由于中国有这种传统的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理念,因此中国人习惯于有事找政府,因为“父母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理念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然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不会想“我为政府纳了多少税,因此我有权要求政府相应地为我提供多少服务”,而会想“政府既然为民之父母,就应当满足我的一切正当需求”。 总之,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逻辑在把公民摆在政府的主人的地位上的同时,也就使政府有权利疏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这种逻辑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金钱关系、就是购买服务的关系。相反,“家天下”的观念却有其人性的一面。 作者简介:吕规(1980-),男,汉族,江西宜春人,任职于南昌工学院思政部,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夏庆宇(1981-),男,汉族,辽宁鞍山人,任职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网络经济与工商行政管理 电子商务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电子商务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工商部门必须对互联网依法实行管理,在推进网络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科学监管。 一、将备案和核准分别对待 工商机关最为重要的行政职能是对各类市场主体实施准入登记。但是,相对于现行的市场准入制度。网络经济的市场准入至少在两个方面无法包容,一是网络的开放使这个虚拟市场在准入上变得无比简单、容易:二是电子交易的迅捷使现行在市场准入环节中对经营范围的规定形同虚设,面对网络经营主体,我们应当逐步放弃和改变现行登记制度,代之以备案和核准相结合的登记制度。引入区分一般行为市场主体和特殊行为市场主体的概念,对在淘宝网等电子商务平台上经营普通商品的大众化市场主体界定为一般市场主体,在准入上实行简练的备案登记制度。对主体经营范围从目前的许可式规定改变为禁止性规定,即从规定可以做什么变为规定不可以做什么,放宽政府对网络经营主体经营范围的主观干预。对一些需要前置条件和经营涉及重要行业的网络经营主体实行更为严格的审批登记制度,并加强对它们在有形世界中的管理。 二、将监管与服务和谐统一 近年来,工商部门对于传统的有形经济,始终强调的是监管与服务并重,并努力将服务寓于监管之中,但对于网络经济强调的是监管,几乎没有提到服务。而网络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我们提供网站身份认证、网络政策法规介绍、网络消费警示、优秀企业网站展示等具有服务性质的监管。因此,工商部门在开展网络监管时。要特别注重对网络经营主体的服务工作,尊重网络经营主体自主选择其活动内容和行为模式,削减不必要的审批项目,尽量发挥市场和法律在引导网络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努力为网络经营主体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保护网络经营主体问的公平竞争秩序。 三、将有形与无形无缝对接 工商部门是商品流通领域经营者的准入机关。并按经营主体住所进行属地登记管理。在网络经济管理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网络对各类经济主体而言,无非是一个有用的经营和宣传工具,他们商事行为的责、权、利,最终都要落实到有形主体上来。因此,网络管理工作最终也必然落实到有形经济主体,从而也能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在经济户口数据库中找到,其相关登记事项与网上显示的相同。如果数据库中找不到该主体,那么,该网络经营主体在有形世界中就属无照经营,必须加以取缔或督促办照。如果能找到该主体,但登记信息与网上显示的有出入,就有虚假宣传嫌疑,必须加以纠正或查处。为了方便公众了解网络经营主体的真实性,必须全面开展网站或网页的身份认证工作,在网站或网页上悬挂工商营业执照。需要强调的是,认证对象应该是所有网络经营主体,即包括传统企业设立的网站和各类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经营者。做到这些,就能做到有形和无形两个世界的无缝对接。 四、将属地与大区域有机结合 网络空间的无限性、信息交互的即时性和交易行为的隐蔽性,客观上给执法工作带来了诸多问题。一个网络违法广告,可能是广告主在北京,广告地在上海,广告受众则遍布全球:一个无照从事网络商品销售的经营者,点击几下鼠标,就有可能销毁网络店铺和所有经营记录。对于在外地网站虚假广告的本地企业,最终受到处理的只是本地企业,因管辖权、执法成本、监管认识方面的问题,外地的广告主、广告经营单位一般无法得到应有的处罚,对于各类蓬勃发展的BtoC电子商务平台中具体某一网络经营主体的准入登记,还没有实施,原因之一就是由经营主体住所所在地,还是由电子商务平台所有者的办公所在地工商部门负责登记,没有统一操作办法。同样,对于网络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会碰到到底应由发现地、平台所有者所在地、经营者所在地还是消费者投诉地的工商部门负责查处的困惑。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工商部门的有效监管, 各地工商机关如何紧密分T和团结协作,监管好网络经济中所有的网络经营主体及其行为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认为,建立大区域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监管模式是可行的。就准入而言,对于传统型和许可型网络经营主体的监管,应按照传统有形经济的属地管理原则,从有形的工商企业主体入手,对他们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管。对于Bt0C电子商务平台中网络经营主体的备案登记,也应同样由网络经营主体住所所在地的工商部门负责。同时,电子商务平台所有者住所所在地的工商部门全力配合监管,要求平台服务商开通网络经营单位必须凭经营者住所所在地的工商备案登记证。就监管而言,国家工商总局建立网络经济管理信息中心,各省市县局都能以不同用户进入该中心,录入所辖区域管理对象的基本情况,实现系统信息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资源共享,形成一个互联开放的工商网络执法信息网,联合查处各种网络违法行为。 五、革新现有方式方法 近年来,全国各地工商部门对网络经济监管工作相对有所重视,许多地方还将监管情况列入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并明确相关责任单位和专门下发文件,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成绩稍突出的地方也大多是利用传统手段,查处网络虚假广告行为,查处一个是一个,没有系统有效的监管平台。一些地方对网站进行备案登记管理技术已经落后,方式上也不是工商部门切入网络经济的最好方式,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既要充分运用现行有形经济中对经济户口采取的年检、信用分类监管等管理方法,又要探索研究新的管理模式。现在看来,通过对所有企业网站进行身份认证的举措是一种较好的办法。在技术上,如果已经发行企业数字证书(又叫“CA证书”)的省市,要充分利用企业数字证书的强大功能,使网站身份认证结果更具有法律效力。搭建一个高质量的网络监管服务平台,并通过网站身份认证努力做到辖区所有企业网站都能有一个超链接,与此平台相通,从而使工商企业网站身份认证工作具有显著影响力。 六、建立完善工作体制 从根本上看,网络经济监管最终必将成为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日常监管的基本内容。但是,网络经济监管作为一项缺乏实践经验的崭新工作,需要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体制。当前基层县级工商局都没有专门管理网络经济的科室。在网络监管工作中,商广线侧重开展网络虚假广告行为的查处,经检线侧重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市场线负责电子商务市场的培育,企业监管线在年检中有企业网站信息的采集项目,信息中心或信息办仅帮助各业务线解决在办案中碰到的取证技术难题,各自为战,缺乏联系。实践证明,这种机制 不能有效推进当前工商部门对网络经济的监管工作。 浙江省基层工商的网络监管实践表明,网络监管最好采取由信息办(有别于一般的信息中心,属行政编制序列)牵头、业务科室参与、基层工商所具体实施的模式,信息办制定网络监管计划,开发相关网络监管软件,管理相关网络数据,向业务科室提供网络违法案源,协调各业务线工作,指导各基层所开展网络监管,开展网络监管业务知识培训,协助网络违法案件取证等。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技术保障到位,便于应对网络监管横跨多条业务线的实际问题,同时专用软件的开发可以统筹兼顾。其缺点是目前基层工商机关信息办的力量有限,缺少精通工商业务工作的骨干,对牵头开展网络经营行为监管,还需要探索、渐进的过程。现在全国大多数地方虽然没有信息办这个机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让现有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人去熟悉工商业务比让业务线的同志去熟悉网络经济,其实施起来要相对容易。 七、建立综合监督服务体系 工商部门通过各种举措推进网络信用体系建设、约束网上违法行为的积极意义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本部门单独执法和服务难免有许多弊端,在某些方面也力不从心。为此。必须建立综合性的监督服务体系:一是教育广大网络经济经营主体自觉恪守诚实信用原则。由于网络市场既是一个虚拟的、全天候的、全球性的市场,也是一个违约者、侵权者的乐园。因此,在网络经济管理中很有必要强调诚实信用原则的权威,强调当事人认真履行法定和约定义务,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二是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业协会的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职能将愈来愈重要。工商部门应当满腔热忱地支持网络经营主体建立自己的行业协会,并积极开展各种有利于网络经济健康发展的活动。三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网络经营主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目前,大众传媒对网络经营主体的监督还很薄弱。工商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大众传媒对网络经营主体进行经常有效的监督,对损害网络消费者权益的观念、行为和制度进行鞭挞。四是建立独立执法和并肩作战机制。首先要分清哪些是我们独立作战的职能,哪些又是需要联合协作的职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独立执法和联合执法相结合的运作机制,做到独立作战,当仁不让;并肩作战,共同负责。 网络经济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经济模式既有相同的一面,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我们必须改变一些在以往管理中习以为常、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尝试一些新的管理思路。这些新思路不仅仅是上述提到的内容,并且将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 [摘要]:本文在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的意义、目标、原则、基本内容和可操作性等问题,进而揭示了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法制化 一、经济法的使命在于规范国民经济关系 1.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 这里所说“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国家因素影响的范围,包括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指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重点为计划、预算、税收、金融、物价、工资、产业政策、对外经贸等。微观方面,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对市场的具体事项的必要管理。 国家因素影响的方式,包括干预和参与。干预,说的是间接调控和直接管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按照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并且尽可能纳入法制程序。直接管理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采用行政手段,但也应当是依法行政。干预又可分为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前者指保护、鼓励,后者指限制、禁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已形成了这样一条指导原则:“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 〕这就明确了什么叫“国家适度干预”。参与,说的是国家投资,举办企业、事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中又以国有为主体,国家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国有并不等于国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严格地说,干预是“管”,参与是“办”,管、办应当分开,前者属于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后者属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经济法侧重规范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三大块:一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构成经济法的基调。 根据这种认识,经济法与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划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一定的交叉联系。在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民法、经济法既有相对分工,又共同发挥作用。 2.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指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部门法组成的统一体。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框架,中外法学界历来存在多种意见。我们认为,设计一国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曾经提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门类: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和诉讼仲裁法。”〔2〕去年初, 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员著文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应由以下九类法律构成: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 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社会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对经济秩序予以维护和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3〕如此突出经济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 还是不多的。 经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它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围。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综合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法尚处于一种理论形态的话,那么,今天可以说,一系列的、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组合成整体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是否为一个法律部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建立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民法和经济法,而其中宏观调控为经济法特有的功能。经济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属于基本的经济关系,所起的作用是别的法律部门无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称之为基本的法律部门,不是顺理成章吗? 二、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国民经济 1.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行政、司法往往混为一体,知县、知府大量的事务是审理案件。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则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开来了。虽然我国不照搬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但也将国家机关划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三类。考察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必须以此为起点。这还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于体现时代特征。在经过正、反两种经验比较之后,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已庄严地记载于党章和宪法之中。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既然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国民经济。与此同时,还要管理各项行政事务、文化事业及其他社会事务。 2.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前面已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不妨援引如下两份资料: (1)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 对当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4〕 (2)张尚濯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 提出下述观点:“在我国,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两大法律部门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当然,经济法,除它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经济法交叉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在内,则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总之,加强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在我国,主要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就包含着依法管理国民经济,特别是将经济法行政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之中。 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我国现已制定出来的《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计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等。因其以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态出现,兼具经济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属性,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也有人认为应称之为行政经济法。因其强调国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所以它也就是国民经济管理法。 据统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约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执法活动是由经济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的,如计划、财政、税务、中央银行、审计、统计、物价、工商行政、技术监督、 规划、土地、城市建设、劳动、海关、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各产业部门,既是行政机关,同时又是执法机关。 经济法立足于国家整体,显示出社会公共性的根本特征; 现代行政管理又称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结论自然而然地得出来了: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缘;现代行政管理中必须运用经济法这种手段。 三、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目标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之内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发生影响,一般通过经济基础作为中介,或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或是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有些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法律,可以直接对生产力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特别要提高运用经济法管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6〕制定社会主义法律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按法律办事与按规律办事要尽可能一致起来。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实现经济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治国之道。 2.原则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 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侵占、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制造、销售伪劣产品,搞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政府机关滥用职权、自办公司、巧立名目、与民争利等等,人民群众对这些社会公害深恶痛绝。1996年3月, 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各级政府及国家公务员都要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统一性与严肃性。” 3.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 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这里有一个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 我国修正《宪法》,增加了一项重要条款:“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16条措施。中央领导同志说,16条中有13 条属于经济手段。 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此期间,立法上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 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确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2)1994年3月的《预算法》,开宗明义提出:“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上述?梅啥记康髁恕巴晟坪旯鄣骺亍闭庖蛔钪匾墓芾硎侄巍?/P 另一个环节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册登记,颁发各类许可证和执照,征税,物价检查,商品市场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称之为具体行政行为。 至于抽象行政行为,那是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有关政府制定规章,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些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观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观的即个别性的事项。宏观管住、微观搞活,并非指宏观管死、微观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曰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曰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三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的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理职权的内容-权力与义务。行政管理职权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通过立法授予的,它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同时意味着义务,因此又称为职责。既然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作为,而不能不作为。乱作为是越权,不作为是失职。权力也好,义务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实践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确地说,应是公务员),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办实事。人们感叹到某些地方、部门办事难,其源盖出于此。所以,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统一的权力、义务观。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务。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实体权限与程序要求。实体法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程序法规定行为的方式、步骤。前面所讲作为和不作为,亦适用于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不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抑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都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讲权限,二要讲程序。但须注意,程序不能太繁,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众。 四、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联合国首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为目前世界行政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于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要性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前述《行政管理学》一书指出:“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7〕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经济法学。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适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外国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关注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是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8〕。中国亦如是。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对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的探究 摘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括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转化等全过程,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它具有以下十个特征:产业形态知识化、资产投入无形化、市场全球化、经济信息化、产业构成服务化、知识资本化、发展可持续化、设施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教育终身化。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管理思想上的巨大变革。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知识管理的内涵和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接着分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和行政绩效管理,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字:知识经济; 行政管理; 知识管理; 以人为本的管理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 ”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 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 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 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 知识的研究、创新, 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 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 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 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 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分析与建设思路 专业是高校履行人才培养职能的直接载体。高校通过划分专业来设计教学体系,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不同的专业是由各学科理论知识依据不同规则和方法进行归集、配置所形成的。所以,专业成为学科、师资、课程、设备等资源的集结点或配置平台,是人才培养和专业教育的关键。 专业设置和建设具有共同的一般规律。相同专业的学科、理论知识和课程等资源配置也大体相同,具有共同性的一面。但由于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类型及其侧重点的理解、设定不同,即使相同专业,其学科、课程、师资等资源配置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相同专业的不同特点。持久、稳定、系统、规律性的特点集合而成为特色,即相同专业的不同特色。 一、专业特色的形成条件 1.历史条件和因素 许多专业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应当时社会实践包括生产、管理、军事、政治等急需而设置的。以后的发展、延续和壮大往往都蕴含着起初的历史痕迹,并渐进凝结为特色。 2.环境资源因素 专业的成长、发展和演变是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完成的。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一个院系的环境和资源禀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和浸染专业的成长。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差别性的特点。 3.时间因素 专业特色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特色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需要酝酿、产生、更新、变异,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生生息息、重组再造、演化整合等,最后由每一代变异留存下来的富有生机的因素凝结为新的变异体并呈现特色。这里有两点:第一,特色是在特点上形成的,是由诸多特点有机组合而成;第二,特点与特色的不同,在于特点可能是暂时的、短期的,而特色是特点在不断地更新、变异、整合中最后形成系统、持续、稳定的状态,是特点之有序集合。由此可见,没有一定的时间,特色是很难形成的,或很难称其为特色。 总之,专业特色应当在一定的历史延续中和特定的环境资源里,经过较长时间和几个阶段的发展,逐步融合而成。 二、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 1.行政管理专业的特点 以政府为管理主体是行政管理的基本特点。研究政府行政管理的一般过程,是行政管理研究的传统,相应地,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资源的传统搭配方式形成了政治学背景和倾向的特点。然而,随着行政管理向法治化、科学化的扩展和推进,以及行政与法、行政与管理技术的日益融合,行政管理开始告别传统时代。同时,与政治相对分离的行政管理开始向各领域的分部门管理延伸和扩展,出现了教育行政、卫生行政、文化行政、军事行政等,行政管理衍生、推进至公共管理阶段,步入公共管理形态。经济行政正是在这种格局下独具形态、在理论及理论实践的发展中蔚为壮观。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尤其是当今时代的主体活动,管理经济一直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在专业行政部门日益分化、发展的格局中,经济行政也成为独立的领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壮大。何况任何领域无不包含和渗透经济活动而成为行政管理的对象和内容,使得经济行政不仅具有不断壮大、相对独立的领域,而且具有广泛的覆盖性。 2.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含义和支撑体系 经济行政是指以经济活动和领域为对象的政府行政管理活动,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是指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资源的配置在遵循传统、保持行政管理专业基本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增加和突出经济及经济管理课程、师资、实验等资源配备,以培养懂经济、知法律、擅行政、会管理的经济行政管理专门人才。在实践中,经济行政与公安行政、司法行政、人事行政、军事行政、教育行政、文化行政、医疗卫生行政、社会工作行政等并列存在、相互区别。 专业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时空因素,一个是时间维的历史传统因素,另一个是空间维的资源环境因素。这里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为例: 在历史渊源上,学校行政管理专业由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演变而来。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创建于1981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设立该专业的高校。工商行政管理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及其交易、竞争行为和有形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执法过程。既是政府行为,又是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是经济、行政、法律融合一体的经济行政管理,具有突出的经济性。 1998年,教育部组织调整高校专业目录,工商行政管理专业不复独立存在,学校的相应专业转型、扩展为行政管理专业,设于公共管理系下。整个专业的转型经历了名义阶段、板块阶段、覆盖阶段,目前正向融合阶段发展。这个过程中,在探索和保持行政管理专业一般特征的同时,工商行政管理由课程、师资、周边专业学科、相关社会资源支撑的经济行政特色保留了下来。 在环境资源上,学校以经济和工商管理学科见长,相应的师资、课程等资源丰富。学术氛围也以经济学、经济管理学为主调,同时,又有较为齐全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和历史较长、特色鲜明的法学学科专业。这个特点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有明显体现。学校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与规范。分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和文法4类提出学科基础课课程设置方案,原则上统一执行。学校结合专业和历史等情况确定专业课设置。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此原则下融汇了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因素,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并反映了专业特色。例如,公共基础课中有“高等数学”课,学科基础课中有“经济学原理”、“公共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财政学”、“统计学”等经济管理课程,在专业课中有“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课程,在专业选修课中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会计学”、“经济法”、“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课程。同时,行政管理的核心课、基础课诸如“政治学”、“行政学”、“领导科学”、“公共政策”、“公务员制度”、“行政伦理学”、“公共管理”等数量和理论知识比重充分,功能不减,既保证行政管理专业的本色,又具有经济行政特色。 在时间因素方面,学校有17年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的办学历史并赢得较高声誉;行政管理专业也有了11年 的办学历史,并于2000年建立了北京市属院校第一个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点,2007年成为北京市属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第一个重点建设学科。经济行政特色在历史延续和探索中日趋成熟、稳定。 在社会资源方面,学校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学会、研究机构保持长期的合作与交往,包括会议、调研、课题研究、咨询培训等方式。近年来,与北京市发改委、市政管委、城市科学学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社会工作委员会等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经济行政的社会根基,进一步扩展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管理空间。 在学术研究和专业建设比较交流方面,有可供分享的成果和可资借鉴的经验。经济行政的研究著作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蒋云根教授编著的《经济行政管理概论》。学校工商行政管理研究领域,自8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了《企业行为规范》丛书、《工商行政管理》系列教材以及多部单本著作;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北京市社科基金、北京市教委社科基金以及国家部委有关经济行政方面的科研项目。近10年来,各高校的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都依托所在院校的资源、历史等,探索、形成自己的特色。学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特色以其历史和经验获得独特优势。 三、行政管理专业的价值评估 1.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市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比肩在我国呈后发之势。公共管理在后市场经济时代是维护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作为首都和政治、文化、信息中心,对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强烈。作为北京市重点大学和人才培养基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拥有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和公共管理资源,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市属院校处于前列,应当发挥学科优势,为北京市培养经济、行政、法律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 2.行政管理专业在学校的地位 公共管理学科与工商管理学和经济学并驾齐驱有益于丰富学校学科类型,完善学科结构,有利于人才培养。学校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实力较强,公共管理学相对较弱,但具有良好基础并在北京市属院校居于前列,搭建了学科结构有力、专业齐全完整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平台。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的母学科,历史长、特色显、有优势,应当成为学校学科专业发展的增长极。 3.学院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后盾和平台 行政管理专业依托的城市学院,是为专门和更好地服务于首都而建立的。学院依托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设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社会工作专业以及首都经济研究所、不动产研究所。这种专业学科环境既具有复合型、交融性,又不失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宗旨,有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学科发展,有利于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塑造和体现;同时,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筋”,对相关专业的发展具有粘合、伸张的作用。 四、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路径 1.在既有体系中巩固特色 一是丰富完善专业课程体系,从课程上体现特色。保证专业通行的基础课程。“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必备的学科基础课不缺门;通过课程建设,增强课程针对性,力求精要;通过沟通研讨,达到课程之间相互了解、互补和融汇。保证体现特色的经济学课程。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公共经济学”外,还应坚持开设“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学”等,通过考试与考查、必修与选修的制度设计,优化经济行政效果。开设“法学原理”、“行政法”、“经济法”课程,满足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功能需求。进一步完善以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为核心的政府监管和经济监管课程板块,实现理论、政策与实践的贯穿,经济、行政与法律的融合,凝结和强化监管功能的专业设计。 二是在教学方法上体现特色。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将理论知识讲解、案例政策分析、参观考察相结合;选聘校外、政府、企业的专家,建立兼职教师队伍或储备,在专职教师组织下,穿插搭配兼职教师的专题和讲座;通过“数字城市实验室”建设,改善实验条件,加强软硬件功能开发和综合利用。同时,适当增加实验课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控制教师选聘结构,充分调配现有资源,形成学术型、讲授型、实操型师资的有机搭配。 2.将特色的基础拓宽,触角延长 拓宽与之交往的经济行政部门范围,由工商行政部门扩展到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进而扩展到发展改革委员会、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社会工作部门,建立制度性联系;在上述政府部门和系统建立实习基地,形成持续联系,延伸触角;通过科研和教师纽带,与上述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增强教师对实践的了解,增加学生直接、间接的实践机会,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聘任、聘请兼职教师、指导教师或吸收为团队成员,增加互动通道。 3.在学院复合学科环境中,吸取营养,谋求新生 学校的城市学院是系、所合并的学院,学科专业较为宽泛,教师的专业领域更加复杂。学校规划城市学院建设发展两大学科——公共管理和区域经济。院、系、所,学科、专业、方向相互交织,对学院的组织管理和业务规划提出挑战,同时也提供机遇。处理不好,各种要素混杂交错,内耗互扰;处理得当,相互倚重,相互交融,相映成辉,相得益彰。实际上,公共管理和区域经济两个学科具有新兴和开放的共同特点,又有在区域和公共方面的融汇之处。两大学科的交融为各自学科及其之下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富营养的土壤。行政管理应当借助公共管理寻求应用空间,借助区域经济管理增强经济行政特色。 4.在国际交往中检验调整,发展壮大 经济行政特色不是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和体制独有的,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也能找到学理和实践的例证。政府管制领域是经济行政的集中体现领域,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日益关注的热点。 政府监管、企业社会责任、公共工程等话语和理论体系是值得关注、研究、探索和借鉴的。在理论上深入研究,有助于在国际环境中检验、调整和完善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化对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理解,从而不断延续、推进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发展。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变革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经济 全球化”给 1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 历史 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 3 为适应“ 经济 全球化”, 3.2 设置规模适度、权责明确、结构优化的行政机构 政府规模与人员应当与其担负的职能相匹配,尽可能做到规模适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界定不同层级的职能和权责,以加强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落脚点,建立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 设置行政机构的关键在于理顺职能关系,合理配置权力。明确权限职责。优化内部结构,调整机构内部分工,相对集中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权力。 3.3 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政府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好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保持自身顺畅、高效运作,就要理顺内部关系、完善运转机制。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要 科学 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与财权,确立规范的利益和激励机制。其次是行政层级问题。发达国家的政府层级一般不超过三级,而我国是五级政府的体制,因此在政府运作效率上就产生很多问题。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对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的探究 摘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括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转化等全过程,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它具有以下十个特征:产业形态知识化、资产投入无形化、市场全球化、经济信息化、产业构成服务化、知识资本化、发展可持续化、设施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教育终身化。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管理思想上的巨大变革。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知识管理的内涵和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接着分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和行政绩效管理,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字:知识经济; 行政管理; 知识管理; 以人为本的管理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 ”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 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 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 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 知识的研究、创新, 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 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 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 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经济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研究 【摘要】 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存在一种矛盾: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在政治上则主要实行公有制。民主制本质上是一种对政治权力的公有制。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导致政府与公民在本质上是一种提供服务与购买服务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难以表明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都存在逻辑问题。 【关键词】 西方;经济;行政管理;自由主义经济学;公有制 一、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有制,这表明西方国家由以建立的逻辑基础是混乱的 北美、西欧、澳洲等地的以美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矛盾,即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现私有制、在政治上实行公有制。这种矛盾反应了一种理念上的矛盾,该矛盾显示出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存在逻辑矛盾的。笔者所谓的经济上的私有制是容易理解的,笔者所说的“政治上的公有制”何谓呢?“政治上的公有制”就是指民主制。民主制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为主权者”、“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一人一票决定国家事务”等。也就是说,民主的理念主张国家的主权或国家的终结权力应当是全体公民共有的,而且每个公民都拥有相等的一份——这也就是说,如果把西方国家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其股份由全体公民享有等额的一份。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民主制是一种公有制———尽管公有的是政治权力而非财产,但从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看,民主制无疑是一种公有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制是优越的,有利于调动私有企业主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这种论调是有道理的,那么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应当实行私有制———“君主制”或“寡头制”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效率。也就是说,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一家所有,即实行君主制,那么这个掌管国家的君主才会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才能充分调动管理国家的“君主”推行精细管理、谋求国家发展的积极性,才能实行国家的最好的治理和发展;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全体公民所有,即全体公民共有、公有,那么就会出现如公有制企业中的那种管理者不把企业当作自己家的产业从而难以真正严细认真地进行管理,难免会出现公有制企业的“跑、冒、滴、漏”的现象。也就是说,以下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西方国家承认私有制能够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经济性,那么西方国家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君主制才是私有制,才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应当推崇的最理想的政体;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君主制不是理想的政体,而民主制才是,那么西方国家的企业也应当实行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西方国家认为私有制最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国家实行私有制———也就是实行君主制———才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的;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国家不应当实行君主制,那么在经济领域也不应当实行私有制,而应该建立公有制企业。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一方面在政治上主要实行民主制,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西方国家的这种实践恰好证明了公有制未必一无是处,私有制也未必万能。 二、从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可以推导出严重的消极逻辑后果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存在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种逻辑其实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沦为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何以得出这一结论?因此“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的本质是:人民出钱(纳税)购买服务,具体购买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而政府只不过是拿钱替公民办事而已;人民如果不满现政府的服务,则有权购买新一届政府的服务。在这种认识模式之下,政府对公民是不必有责任心的,因为西方的理念会认为:政府拿多少钱(收多少税)就为公民办多少事,如果政府没钱了,那么政府就不必为公民办事,例如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多次发生政府“破产”的情况,在政府“破产”后就停止对公民提供的一些服务,而西方政府这样做从理论上来讲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一逻辑前提就决定了政府不必把公民的事当成自家的事,不必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仍然为公民办事。根据民主制的理念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西方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如果政府没有向公民收取用于救援的费用(税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没有义务去救援群众,因为西方国家近现代的理念基础,西方国家现行的关于建立政府、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关于民主制度的逻辑就能推导出这种结论。按照本文的上述分析,西方国家的执政者是在民主制这种“公有制”模式之下管理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执政者就像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一样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能否继续统治下去,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的任期之内别出问题;因此,当国家的长远利益与执政者的利益或任期内的利益相矛盾时,西方执政者会做出何种选择就是不言自明的了。故而,民主制并不总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的。相反,中国传统的、看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理念就比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制的理念显得更有人情味。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认为国家是一个大家庭,政府是家长,人民是子女;因此按照这种逻辑,人民的所有事情国家都必须负责,政府不能拿“没有向人民收某类税”、为理由来拒绝对人民负责。例如中国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不会想收没收相应的税、有没有这笔预算,而会想尽办法开展救灾工作。由于中国有这种传统的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理念,因此中国人习惯于有事找政府,因为“父母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理念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然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不会想“我为政府纳了多少税,因此我有权要求政府相应地为我提供多少服务”,而会想“政府既然为民之父母,就应当满足我的一切正当需求”。 总之,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逻辑在把公民摆在政府的主人的地位上的同时,也就使政府有权利疏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这种逻辑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金钱关系、就是购买服务的关系。相反,“家天下”的观念却有其人性的一面。 作者:吕规 夏庆宇 单位:南昌工学院思政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探究 摘要: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知识经济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知识经济发展对社会各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因此,探究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具有实用价值。本文阐述了知识管理的内涵,探讨了知识经济给行政管理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知识经济;行政管理;影响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当今社会,提到“知识管理”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在面对与日俱增的、非连续性环境出现一定变化时,就可以按照组织的适应性及生产条件、以竞争能力等各种现实情况,制定出迎合性措施。合理科学地认识“知识管理”,这种管理就是将人作为中心位置,把信息当成理解的基础,将创新知识当成最终目标,将知识作为一种能够开发的资源对待。总而言之,“知识管理”即为人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获取和运用集体知识以及技能全过程。从结构上来看,这种管理可以划分成两部分,就是管理人力资源以及管理信息资源。最终的目的是将人对知识创新以及处理信息二者有关能力的有机结合。 (一)在行政决策上的转变 因为广大群众们就政策是如何出台的这一过程并不是很了解,因此无法对实际中对政策的执行进行对比,哪怕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一些扭曲和变形也不得而知,那么我们的监督又从何谈起呢?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被广泛运用,使网络形成了对行政决策监督的无形之网。随着网络被广泛地运用对行政决策的监督上,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决策过程的清晰度和了解度,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群众通过网络便能够轻易地了解到行政决策的内容,将不同的决策方案和自身的利益作对比,看清自己的立场,然后发表自身见解。 (二)建立以人为本管理理念 在以知识为经济的时代,一方面日后知识必将在行政管理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人可以对知识进行掌握以及驾驭,并且可以由此对行政管理进行创新和改革,所以这些全部原因都将人置于经济社会活动中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时展相较以前更加突出和明显了;另一方面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逐渐开始追求自主性和个性化自我价值,并且由于人在行政管理中地位变高的缘故,他们的这些追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完美的释放,“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以此得到实现。 二、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一)行政管理人员要具备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知识经济的时代,领导自身的知识含量直接间接的成为了下属们判断其是否有能力担任该职位以及是否有能力胜任工作的基础条件。领导干部们也好、管理者们也好首先肯定是要踏踏实实地学好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等等符合时展的理论知识。同时又必须对法律知识要有一定的了解,这个可以参考“依法治国”。而且最好是对所在行业要求掌握的专业类知识进行一个较系统较全面的学习,还最好对一些现代科技基础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不但如此,还要掌握和认知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准确履行自身职责。当今社会知识随时都在进行更新,而且速度难以把握,所以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原有的知识体系上新添和补充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 (二)对行政绩效管理的影响 所谓行政绩效的管理就是指根据绩效评价来对被评价者按照一定的指标和参考一些标准来对比分析,考察、评定、奖励被评者在一定工作时期内的工作,并且进行一些相关培训活动;通过不断地探索以及不断的创造可以有效地拓展组织目标和组织价值的新视野;逐渐完善一些奖惩体系,努力实现对管理思想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完善和实现。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在绩效管理上也体现出知识的重要性。要争取做到与效益相辅相成。知识经济大环境下,知本非常的重要。知本的地位也位于资本的前面了,拥有多少的知识、拥有什么样的知识以及怎么样去运用知识等等已经成为促使经济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了。这便要求组织管理者根据自身的知识掌握量来将战略和运作相结合制定有效的知识管理相关战略,同时对内部知识资本作出高效合理的调配和安排。同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自己的知本能力自身必须要了解,同时对竞争对手的知本情况有个了解的话会让自己更胜一筹,防患于未然。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西方国家经济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的矛盾 【摘要】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存在一种矛盾: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在政治上则主要实行公有制。民主制本质上是一种对政治权力的公有制。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导致政府与公民在本质上是一种提供服务与购买服务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难以表明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都存在逻辑问题。 【关键词】西方;经济;行政管理;自由主义经济学;公有制 一、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有制,这表明西方国家由以建立的逻辑基础是混乱的 北美、西欧、澳洲等地的以美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矛盾,即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现私有制、在政治上实行公有制。这种矛盾反应了一种理念上的矛盾,该矛盾显示出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存在逻辑矛盾的。笔者所谓的经济上的私有制是容易理解的,笔者所说的“政治上的公有制”何谓呢?“政治上的公有制”就是指民主制。民主制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为主权者”、“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一人一票决定国家事务”等。也就是说,民主的理念主张国家的主权或国家的终结权力应当是全体公民共有的,而且每个公民都拥有相等的一份——这也就是说,如果把西方国家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其股份由全体公民享有等额的一份。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民主制是一种公有制———尽管公有的是政治权力而非财产,但从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看,民主制无疑是一种公有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制是优越的,有利于调动私有企业主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这种论调是有道理的,那么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应当实行私有制———“君主制”或“寡头制”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效率。也就是说,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一家所有,即实行君主制,那么这个掌管国家的君主才会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才能充分调动管理国家的“君主”推行精细管理、谋求国家发展的积极性,才能实行国家的最好的治理和发展;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全体公民所有,即全体公民共有、公有,那么就会出现如公有制企业中的那种管理者不把企业当作自己家的产业从而难以真正严细认真地进行管理,难免会出现公有制企业的“跑、冒、滴、漏”的现象。也就是说,以下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西方国家承认私有制能够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经济性,那么西方国家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君主制才是私有制,才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应当推崇的最理想的政体;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君主制不是理想的政体,而民主制才是,那么西方国家的企业也应当实行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西方国家认为私有制最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国家实行私有制———也就是实行君主制———才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的;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国家不应当实行君主制,那么在经济领域也不应当实行私有制,而应该建立公有制企业。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一方面在政治上主要实行民主制,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西方国家的这种实践恰好证明了公有制未必一无是处,私有制也未必万能。 二、从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可以推导出严重的消极逻辑后果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存在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种逻辑其实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沦为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何以得出这一结论?因此“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的本质是:人民出钱(纳税)购买服务,具体购买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而政府只不过是拿钱替公民办事而已;人民如果不满现政府的服务,则有权购买新一届政府的服务。在这种认识模式之下,政府对公民是不必有责任心的,因为西方的理念会认为:政府拿多少钱(收多少税)就为公民办多少事,如果政府没钱了,那么政府就不必为公民办事,例如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多次发生政府“破产”的情况,在政府“破产”后就停止对公民提供的一些服务,而西方政府这样做从理论上来讲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一逻辑前提就决定了政府不必把公民的事当成自家的事,不必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仍然为公民办事。根据民主制的理念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西方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如果政府没有向公民收取用于救援的费用(税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没有义务去救援群众,因为西方国家近现代的理念基础,西方国家现行的关于建立政府、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关于民主制度的逻辑就能推导出这种结论。按照本文的上述分析,西方国家的执政者是在民主制这种“公有制”模式之下管理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执政者就像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一样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能否继续统治下去,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的任期之内别出问题;因此,当国家的长远利益与执政者的利益或任期内的利益相矛盾时,西方执政者会做出何种选择就是不言自明的了。故而,民主制并不总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的。相反,中国传统的、看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理念就比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制的理念显得更有人情味。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认为国家是一个大家庭,政府是家长,人民是子女;因此按照这种逻辑,人民的所有事情国家都必须负责,政府不能拿“没有向人民收某类税”、为理由来拒绝对人民负责。例如中国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不会想收没收相应的税、有没有这笔预算,而会想尽办法开展救灾工作。由于中国有这种传统的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理念,因此中国人习惯于有事找政府,因为“父母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理念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然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不会想“我为政府纳了多少税,因此我有权要求政府相应地为我提供多少服务”,而会想“政府既然为民之父母,就应当满足我的一切正当需求”。总之,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逻辑在把公民摆在政府的主人的地位上的同时,也就使政府有权利疏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这种逻辑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金钱关系、就是购买服务的关系。相反,“家天下”的观念却有其人性的一面. 作者:吕规 夏庆宇 单位:南昌工学院思政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区域经济与行政管理冲突问题分析 一、经济一体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并“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迅速,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等跨省级经济区以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郑汴一体化、乌昌一体化、西咸一体化等跨市级经济区发展已初见成效。但是,各经济区在发展过程中不约而同地都遇到了行政壁垒的制约,“非一体化”行政管理体制严重阻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以西咸经济一体化为例,早在2002年两市就签订了《西咸经济一体化协议书》,两年后又合作编制了《西咸实施经济一体化战略规划纲要》,按照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布、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的“八同”思路,最终实现城市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和环保一体化的目标。应该说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是明确的,但是截至目前西咸一体化的进程远没有达到预期,与其他经济区比较步伐缓慢,究其原因很大一方面是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为此,认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冲突问题所在并探索体制改革与创新,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关于中国区域合作与行政管理冲突的文献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后。Young(2000)[1]的研究注意到在分权体制下,中国实际上为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并认为各项改革推行过程种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地区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重要诱因。NaughtonB(2000)[2]的工作论文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省际间贸易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为主,生产要素、服务和中间产品流动壁垒仍然很大。Yin(2003)[3]运用R D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区域合作的激励问题和增长效应,指出区域合作的情况比封闭拥有更高的均衡增长率。林毅夫等(2004)[4]强调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很大程度上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是分权式改革的逻辑延伸。王健等(2004)[5]通过提出“复合行政”的概念,认为造成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尚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周业安等(2004)[6]通过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认为市场秩序与政府竞争秩序的合理构建对地区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赵永亮,徐勇(2007)[7]在引入地方政府的消费偏好下,构建了两地区边界效应模型,检验了我国市场分割的程度。他们的研究理论意义重大,但还没涉及最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本文结合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实际,从面临的难题入手,建模分析,得出结论。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难题 从制度上讲,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政策资源(包括上级政策倾斜、行政管理强度、行政管理方式等)和市场资源(要素丰裕度、市场容量与自由化程度等)两类。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在起步阶段往往表现得如火如荼,这主要归功于政策资源的释放和市场资源的松绑,之后进程缓慢,主要面临以下三个难题: 第一,政策资源的内敛性导致行政壁垒。政策资源的内敛性是说在一个行政区内,以行政力量为中心的政策资源对内的加强与对外的排斥特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体系是垂直运行,地方行政区划之间基本上没有自主的经济联系,资源配置问题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计划协调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这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分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内部的权力转移,其次才是政府向企业、市场和社会的还权。政府职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革,其结果是行政垄断权的大而化小,政策资源仍然超越市场资源,成为了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势资源。由于地方政府的偏好是局部利益,使政策资源呈现内敛性,不同行政区划间为争夺优势政策资源而相互抵制[8],在没有相应“秩序”规范情况下,势必出现不合作的“诸侯经济”现象。以西咸一体化前的情形为例,咸阳与西安仅一河之隔,由于害怕被西安“吃掉”,咸阳过去长时间不在渭河以南规划发展工业,而把它列为蔬菜区,以此筑成与西安的“隔离带”,这种政策垒明显不利于区域融合。还有比如在招商引资,争取上级给予的优惠政策等方面两市也是竞争激烈,互不相让,必要时以行政壁垒抵制。 第二,市场资源遭遇非平衡经济增长的冲击。“自由市场力量的作用使经济向区域不平衡方向发展是一个内在的趋势”(缪尔达尔,《经济理论与欠发展区域》,1974年),“增长极”理论与“中心—外围”理论也表明,市场力量不足以消除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短期内甚至会强化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过程中若完全放任自由化的市场,会导致净优势资源单方面流动,GDP的变化会牵动各行政区首脑的神经,发达地区政府怕受拖累,欠发达地区政府怕吃亏,为扭转这种趋势,各行政区会用政策资源包围市场资源,行政力抵制市场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法治环境与市场制度的梯度差异,增加了法律、政策协调等方面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来改善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进程就很难进行下去。[9]政府之间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自动实施的协议,保证“合作博弈”能够重复,关键在于能否给那些落后的伙伴一个良好的前景预期,或者通过非市场的力量在合作中尽快缩小差距,这需要通过特定的资源配置和补偿机制来实现,而这种机制正是目前中国缺乏的。 第三,“合作协调人”的缺位和失效。对于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使整体经济发展,从长期看这应该也是上级政府的施政愿望。但由于跨行政经济区缺乏与之重叠的行政级别,靠地方平级政府难以合作协调,于是就出现了以上级政府成员为主的合作协调人,但这种合作协调人缺乏权利和法制保障,协调力度大打折扣,加之对各行政区情况缺乏足够的认识,协调只是成了建议,最后变成“东周诸侯不朝觐”,各行政区表面上看同属一个经济区,实际上是各顾各。以西咸一体化为例,两市时常遇到一些诸如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投入等涉及到双方利益分配与成本分摊的棘手问题,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一体化领导机构来确保实施,往往使很多问题搁浅或遗留。 以上难题表明,由于政策资源的内敛性,以及市场资源遭遇非平衡发展的冲击,在缺乏合作协调人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面临冲突,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模型分析: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模型假设 假定地区经济发展手段主要来源于政策资源和市场资源两类,地方政府对这两种资源的偏好关系都具有完备性、可传递性、连续性、单调性和严格凸性。 (二)模型分析 情况1:独立行政区的资源配置 市场资源对政策资源的边际替代率是它们的价格之比,也是各自的边际效用之比。实际上,由于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牺牲市场资源的利用而单靠政策资源推进的发展模式导致的效用水平是不高的,西部某些地区在实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要避免这种“行政过度”带来的低效用。 情况2: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不同行政区的资源配置 政府的短期偏好在于使用政策资源,过度的政策资源使用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策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政策资源逐渐演变成保护内部“弱市场资源”的行政壁垒;二是对有限政策资源的争夺,造成两地相互抵制,互筑行政堡垒,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冲突由此形成。 四、对冲突的进一步解释 政策资源和市场资源在此不能达到优化配置,主要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单一的政绩评估机制和政治晋升中的经济人行为 目前我国的政绩考核依然以经济建设成绩为中心,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依据本地区财政税收、本地就业和GDP增长速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种施政观可能会导致两个极端:从时间纬度上,地方政府为实现任期内的跨越式发展往往较少考虑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从空间纬度上,面临同一经济区内的行政区划的边界时,为了保护本地利益,政府往往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生产要素的流动,人为制造区间壁垒。 地方官员合作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晋升博弈的性质[10]。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参与人面临的是一个“零和博弈”,因为只有有限数目的人可以获得提升,一个人获得提升将直接降低另一人提升的机会,一个人所得构成另一人所失。而在当代的经济竞争过程中,也需要通过合作优势互补。政治晋升的零和博弈往往会干扰经济竞争的合作双赢。 (二)信息不对称与政府间不信任导致的非合作博弈 即使消除了地方政府经济人的行为,跨行政经济区仍然存在政府间的博弈,同级政府在面对不完全信息表现出来的等、靠、推的相互观望思想本来就很严重,加之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担心利益受损,致使非合作博弈的产生,其结果是双方受损。如下例的静态非合作博弈,在缺乏互信情况下,即使双方知道合作双赢,但不能确定对方是否能采取合理积极的合作措施,于是只从单方面利益最大化出发,导致非最优结果。 (三)区域产业同构化严重,缺乏合作的内容即使制止了政府的经济人行为,克服了信息不对称,消除了非合作的“零和博弈”,政府的合作也会面临新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关注更多地表现为对本地区经济指标的关注,缺乏对整个区域的产业发展目标进行系统的战略思考,因此,大多地方政府往往对那些被区域内其它地方政府广泛关注的“热线产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忽视了区间产业互补与合作,其结果带来的是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11],从而使得区域合作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例如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安、咸阳、宝鸡等地区传统工业产业均以纺织、军工、医药等为主,新兴工业产业又都选择在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建材等产业内的相同方面,产业同构严重,恶性竞争和排斥往往对一体化形成威胁。 (四)区域合作的主体不明,缺乏合作的推手政府与企业在一体化过程中也存在博弈,政府会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资源在更大区域内的有效配置,因此区域合作主体是企业,而企业会认为,政府不创造良好条件,消除行政壁垒,要素是无法自由流动的,因此区域主体是政府。在主体不明情况下,一体化的进程显然缺乏推动力,等和靠的思想由此产生。实际上,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应该分前后两个阶段来看,如下图所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过渡,前期以政府为主,主要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和规划统筹工作,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后期以企业为主,完善市场机制,政府要从某些领域退出,为企业提供服务。目前西咸经济一体化就面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摇摆不定,一体化实施的主体也就不明确,一体化的进程就会受阻。 五、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要构建合理的地区间利益分配、约束和激励机制,优化行政机构运作方式,具体内容如下: (一)弱化行政区划边界,构建交通信息网络区域经济学中的“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等表明,中心城市和地域对周边欠发达区有经济带动作用,而行政区划的边界是两个中心城市辐射最弱的地区,成为经济一体化的“隔离墙”,要实现要素的充分流动,就必须弱化行政区划边界,在边界区设置经济合作的“通道”以促进经济一体化。西咸共建区就是这一思想的创举,两地在城市的边缘规划建设4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合理的功能区划,吸引企业进驻和房产开发,使其成为西咸经济一体化的突破口。 交通信息网络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属于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需由政府提供,跨行政区只有具备较完善的交通网络,要素在区间流动才有物质载体,才会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障碍。西咸经济一体化在这方面规划的早但实施的晚,虽然西咸电话并网开创先河,但两地的交通衔接颇费周折,咸阳的世纪大道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很难与西安同规格公路衔接,群众反映强烈的直达公交线路也是奇缺,晚晚落后于人们的预期,这是急需改进的。 (二)减少行政区划管理层次,适当增加管理幅度,消除行政壁垒 通过行政区划管理层次和幅度的调整,可以直接解决现存的区间行政壁垒问题,将区间经济矛盾转化为区内经济问题加以解决,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行政区划改革要强化经济中心,规划区域布局,逐步形成层次合理、幅度适当、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区划体系,从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适宜的区域地理空间[12]。 在不能完全破除历史形成的行政区划前提下,通过部门的融合是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之举,它绕开了行政壁垒和法律限制,注重实效,是短期内消除局部矛盾的重要抓手。乌昌一体化在这方面大胆创新,通过合并两地党委,在高层实现战略统一,而西咸一体化这方面比较薄弱,两地部门归属各行政区,多数情况下需要通过各自主管上级间接沟通,但在渭河污染治理上两市环保部门合作比较积极,为改进渭河支流水质,两市共同制定了《西安咸阳沣河、氵皂河水污染治理规划》,协同关闭造纸等污染企业数家,使水质有所改善,为两地可持续共同发展做好了铺垫。 (三)完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政绩考核制度 要消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追求政绩时的经济人行为,须对现行的以经济增长为单一指标的政绩考核制度实施改革,新的考核制度需体现以下几方面:一是考核指标尽量量化,体现科学性、规范性、可行性。既要有数量、速度指标,更要有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环保指标、就业指标、对外影响指标等。二是要建立规范的考核方式,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应将上级政府的考核与民意考核结合起来,考核程序做到公正、公开和透明。三是考虑外部性,建立奖惩机制,在政绩考核中,对于促进本地并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政府和官员予以表扬、奖励,以达到激励效果;对于一些只管本地发展而对周边地区进行市场封锁、设置要素流动障碍、转嫁污染等行为予以处罚。 (四)通过法制保障,构建区域协调管理机构 一体化经济区在面临共同的发展问题时,由于无法可依,往往表现为同级政府难以干预,上级政府缺少合理干预的手段,一旦干预又成了独角戏,地方上等、靠、要的思想滋生。可以通过构建法律基础,各成员进行产权的部分让渡,并由超越行政区划的区域协调管理机构来行使由各成员让渡出来的这部分权力,以制定整体性的合作发展规划,协调解决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国际上依法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例子很多,欧盟的成长就是一个典范,还有美国的例子,美国为促进跨区域问题的解决、调节各地方政府间关系,于1961年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为此在商务部下设立了地区再开发管理局;1965年颁布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并相应地成立了经济开发署和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以及一些州际区域开发委员会。西咸一体化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难度很大,因为这需要上级相关部门立法或授权,现行的协调领导机构很难依法独立行使权力,而面对西咸两市越来越不好解决的难题例如交通、产业的统筹规划与资金投入,土地指标的统筹等问题都需要省级层面强有力的支持。 (五)财税体制的灵活性和统筹性 区域经济中各行政区难以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益分配问题,而引导市场经济行为的财税分配政策,对市场、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有着关键的利益导向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财税分配制度不尽合理,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上、转移支付上、区域恶性竞争的税收优惠政策上都不利于推进经济区内行政区划的合作,因此上级政府要统筹经济区财税分制度,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增强政府对地方经济的调控能力;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实施转移支付法律化、弹性化、透明化,同时要解决地区之间的发展均衡问题,逐步使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向纵向为主,横向为辅的转移支付发展;适当下放和监管税收优惠权限,更好地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3]。 (六)建立基于平等、协作的学习型横向府际关系 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横向府际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交流与合作的关系,为了形成平等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政府关系格局,要加强同级政府间的制度学习与创新,增强相互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敏锐地认知制度不均衡状态中所蕴含的潜在发展力量,合理制定制度创新的规划并持续地加以执行,实现政府制度的创新发展[14]。同时要认真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其他政府的制度,通过研究历史上和国外成功运作的制度安排掌握政府制度的发展规律,从而提高政府对制度创新的把握。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对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的探讨 摘要: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知识经济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知识经济发展对社会各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因此,探究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具有实用价值。本文阐述了知识管理的内涵,探讨了知识经济给行政管理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知识经济;行政管理;影响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当今社会,提到“知识管理”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在面对与日俱增的、非连续性环境出现一定变化时,就可以按照组织的适应性及生产条件、以竞争能力等各种现实情况,制定出迎合性措施。合理科学地认识“知识管理”,这种管理就是将人作为中心位置,把信息当成理解的基础,将创新知识当成最终目标,将知识作为一种能够开发的资源对待。总而言之,“知识管理”即为人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获取和运用集体知识以及技能全过程。从结构上来看,这种管理可以划分成两部分,就是管理人力资源以及管理信息资源。最终的目的是将人对知识创新以及处理信息二者有关能力的有机结合。 (一)在行政决策上的转变 因为广大群众们就政策是如何出台的这一过程并不是很了解,因此无法对实际中对政策的执行进行对比,哪怕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一些扭曲和变形也不得而知,那么我们的监督又从何谈起呢?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被广泛运用,使网络形成了对行政决策监督的无形之网。随着网络被广泛地运用对行政决策的监督上,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决策过程的清晰度和了解度,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群众通过网络便能够轻易地了解到行政决策的内容,将不同的决策方案和自身的利益作对比,看清自己的立场,然后发表自身见解。 (二)建立以人为本管理理念 在以知识为经济的时代,一方面日后知识必将在行政管理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人可以对知识进行掌握以及驾驭,并且可以由此对行政管理进行创新和改革,所以这些全部原因都将人置于经济社会活动中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时展相较以前更加突出和明显了;另一方面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逐渐开始追求自主性和个性化自我价值,并且由于人在行政管理中地位变高的缘故,他们的这些追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完美的释放,“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以此得到实现。 二、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一)行政管理人员要具备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知识经济的时代,领导自身的知识含量直接间接的成为了下属们判断其是否有能力担任该职位以及是否有能力胜任工作的基础条件。领导干部们也好、管理者们也好首先肯定是要踏踏实实地学好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等等符合时展的理论知识。同时又必须对法律知识要有一定的了解,这个可以参考“依法治国”。而且最好是对所在行业要求掌握的专业类知识进行一个较系统较全面的学习,还最好对一些现代科技基础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不但如此,还要掌握和认知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准确履行自身职责。当今社会知识随时都在进行更新,而且速度难以把握,所以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原有的知识体系上新添和补充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 (二)对行政绩效管理的影响 所谓行政绩效的管理就是指根据绩效评价来对被评价者按照一定的指标和参考一些标准来对比分析,考察、评定、奖励被评者在一定工作时期内的工作,并且进行一些相关培训活动;通过不断地探索以及不断的创造可以有效地拓展组织目标和组织价值的新视野;逐渐完善一些奖惩体系,努力实现对管理思想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完善和实现。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在绩效管理上也体现出知识的重要性。要争取做到与效益相辅相成。知识经济大环境下,知本非常的重要。知本的地位也位于资本的前面了,拥有多少的知识、拥有什么样的知识以及怎么样去运用知识等等已经成为促使经济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了。这便要求组织管理者根据自身的知识掌握量来将战略和运作相结合制定有效的知识管理相关战略,同时对内部知识资本作出高效合理的调配和安排。同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自己的知本能力自身必须要了解,同时对竞争对手的知本情况有个了解的话会让自己更胜一筹,防患于未然。 作者:1.杜军贤;2.孙晓莉 单位:1.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中卫热电有限公司,2.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宁夏分公司
本科经济学论文:高校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论文分析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构建了宏观经济学教学理论分析框架,指出了现有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分别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教师方面、教材方面、考评考核方式方面、实践教学方面以及教学目标理念等7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教学内容 1引言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类和管理学类各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程之一,是金融学专业、投资学专业、国际贸易学、西方经济学专业和管理学专业等必修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两个组成部分,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课程的学习不但为了解其它相关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而且能够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工具,用来认识和解决现实中的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问题。通过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学习,使当代大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主要经济理论、发展动态、研究方法和前沿成果,并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来分析当前宏观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学会应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探索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对策措施。进而培养当代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使之能够分辨出能为我国政府借鉴和利用的理论观点和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此外,通过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习,使当代大学生在掌握宏观经济学重要理论观点和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熟悉经济学科各门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对其他专业各课程的深入学习奠定基本的经济理论基础,并举一反三地分析、解剖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宏微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以讲授为主,以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为辅。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案例分析,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鼓励学生自学相关的参考书,完成大量的课外习题,不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几个方面特征:①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③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④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⑤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3宏观经济学教学分析理论框架的构建 本课程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主体框架,并且融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这意味着本课程的教学分析模型主要参考借鉴新凯恩斯DSGE模型。接下来我们忽略数学上的严格性,省略模型的具体推导细节和详细推导过程,重点介绍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演变、特点、总体框架、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政策分析首先要区分模型中的经济主体,并描述和分析其经济行为。由于将金融摩擦和金融冲击引入到模型中是近年来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一个最前沿的建模方向,因此我们在本文以一个典型的包含金融摩擦和金融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为例来刻画、描述和分析模型各个经济主体及其行为决策。该模型的经济主体主要包括:家庭部门、生产部门和政府部门。生产部门包括中间品厂商和最终品厂商。对这些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笔者详述如下:①家庭在劳动供给方面是异质的,但在其他方面都是同质的。这意味着劳动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从而将工资粘性引入到模型中。家庭部门是厂商的所有者即股东,通过购买厂商发行的一期债券和权益为厂商提供生产活动所需的资金。家庭部门的收入包括因将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提供给厂商而获得劳动工资、因持有厂商的股份而获得的厂商发放的权益支付和厂商偿还的债务和利息。家庭部门的支出包括通过向厂商购买消费品而进行的消费支出、购买厂商发行的用于融资的一期债券的支出、购买厂商发行的用于融资的权益的支出以及支付一期总额税的纳税支出。最后,在预算约束下家庭部门通过选择消费支出、劳动供给、厂商权益份额持有量及厂商一期债券持有量以使其预期终身效用最大化。②中间品生产厂商使用融资获得的资金购买劳动和投资品,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下通过使用劳动和有效资本(资本利用率乘以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并结合一定的技术条件生产出异质中间品,这些异质中间品最后销售给最终品生产厂商。这意味着中间品生产厂商具有一定的产品定价权,处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中间品生产中所投入的资本来自于中间品生产厂商的资本累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面临一定的投资调整成本和投资效率冲击。中间品生产厂商为引入价格粘性使价格调整遵循Rotemberg机制。通过发行债务和权益中间品生产厂商为生产活动进行融资,债务融资相对于权益融资具有税收优势,也即债务融资面临一定的税收抵扣。中间品生产厂商在生产决策中同时面临预算约束条件与借贷约束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中间品生产厂商的收入包括中间品产出和借入资金,而支出包括购买劳动生产要素的工资支出、购买投资品的支出、权益发放支出、融资结构调整成本和偿还债务的支出。中间品生产厂商面临的借贷约束(强制约束)条件意味着,一方面更高的债务会使借贷约束更加束紧也即更加严格,另一方面更高的资本存量则会放松该约束。借贷约束还受反映每单位抵押品可以获得的贷款量的金融冲击的影响。金融冲击值增加意味着单位抵押品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量即生产厂商借贷限制放松,反之则反是。最后,有家庭部门拥有的中间品生产厂商在生产函数、资本累积方程、预算约束条件和借贷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权益支付、劳动投入、投资支出、债务发行量和资本投入以使得股东收益最大化。③最终品生产厂商购买异质的中间品,并将异质中间品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出同质的最终品,这意味着最终品生产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最终品生产厂商将同质最终品分别销售给其他部门(比如政府购买、中间品厂商的投资品和家庭部门的消费品等)。最后,最终品生产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产生中间品的反需求函数也即中间品价格。④政府部门包括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中央银行负责货币政策,财政部门负责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部门执行预算平衡政策,通过向家庭部门征收一次性总额税为其购买支出和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债务利息支出的税收抵扣融资。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采用利率规则形式的货币政策,且货币政策同时盯住通胀和产出增长率。当研究最优货币政策时,给定家庭部门和厂商部门等部门的最优化行为决策,凭借最小化不同货币政策下的福利损失函数,我们获得不同的最优货币政策,通过比较不同最优货币政策下的福利损失,我们可以开展不同最优货币政策的比较和选择。很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经济变量将最后可能收敛于一条均衡增长路径,为此在开始求解模型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稳态经济变换。 4我国高校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理论知识不夯实,偏离实际。课程设置不够科学,课程门类有待进一步完善,教材内容不够新,有点陈旧。宏观经济学教材内容有点脱离市场实际,停滞不前。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方面表面化,严格的执行和督导不足;宏观经济学教学资源不够丰富,高校不够重视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对宏观经济学课程目标认识不完整,宏观经济学课程价值与实际教学不一致。[2]教学方法单一,不重视实践教学。宏观经济学教师素质亟待加强,缺乏全面的理论经济和应用经济知识,实践经验比较缺乏,宏观经济学教师不但要具备深厚的全面彻底的理论功底,更要具备丰富的相关实践经验,真正具备“双师型”高校教师的基本素质。[3]当前宏观经济学使用的教材内容显得过于单薄,知识和容量不够宽广,内容缺乏必要的前瞻性、新理论、新知识在教科书很少有反映。宏观经济学教师专业知识面不够广,教与学两方面积极性较低;专业知识不专业,没有掌握相关的方式方法。[4]教师学历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手段单调呆板,说教式、单向传送式、灌输式的教授法使广大当代大学生容易产生对宏观经济学抵触不耐烦的情绪。较少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考核方式不够丰富,匮乏呆板单一。许多学校宏观经济学主要集中在理论知识,缺乏必要的实践知识。学习兴趣不是很高,对宏观经济学课程缺乏足够的认同感;宏观经济学教材水平较低,且反复出版。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正式的宏观经济学教育手段教学方式非常单一匮乏,基本都是传统教育单向传输的。教材选用不够规范,不够合理。说教式、单向灌输式已经不符合现代宏观经济学教学理念,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应该是教与学之间的互动,教师应该成为主导,学生应该是学习的主体。以知识传播为重中之重,相应专业教师明显不足,当前从事宏观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教师可以分为四种类型:[5]①教师的本专业就是宏观经济学,②教师本专业为理论经济学方面的专业,③教师本专业为应用经济学方面的专业④教师即非经济学科班出身。其中教师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较少,属第二、第三种类型的最多,属第四种类型的教师也占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宏观经济学开设初期,绝大多数教师都属于第四种类型,他们几乎没有从事宏观经济学教学经验,他们教学内容局限于自己原来的教学领域,虽然有少数教师通过了宏观经济学相关的进修学习,但也难以完全达到宏观经济学教学的要求。 5完善我国高校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教学内容方面:改革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优化课堂教学的教学内容,突出经济学思想方法教学,帮助学生形成经济学思维,重视智力因素,优化宏观经济学教学大纲,完善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和课程体系,深化教学实力建设,选择合适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教学方式方法方面:改革、创新和优化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方法,避免“满堂灌”教学,重视宏观经济学的引导发现法教学,建立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提高教学效果,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的教学手段。强化宏观经济学教学管理与督导,借鉴集中与分散相统一的教学管理模式。增加案例教学数量,扩大案例的领域覆盖范围,加强宏观经济学案例引导,提高不同能力水平的大学生的案例参与度。考评考核方式方面:建立多方面能力理论指导下的大学生考评体系,改革创新考试制度,优化考核方式和教学过程。建立科学、开放、多元、全程化的新型考核评价体制机制,在评价形式的综合性和评价主体的多面性方面完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教师方面:打造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加强宏观经济学师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宏观经济学课程组的作用,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建立宏观经济学“双师型”教师制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定期开展教师帮助下的研究性学习活动,提升教师素质,建立教学保障团队,完善课程设置。通过校外引入和校内挖掘等途径强化宏观经济学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完善中青年教师培养计划、打造魅力教师和提供教师更多发展机会等途径打造宏观经济学教学团队。实践教学方面:加强实践教学力度,增加实践教学活动,构建大学生主体平台,激发大学生学习动力。将单一集中的实践转变为“全程式”的分散实践,强化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基础技能课。建构双向共赢的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优化教学设备和实训基地,加强实践教学的经费保障体制机制建设。增设实践课程类型,培养大学生多项能力。理顺理论与实践关系,建立实践环节培训体系,培养大学生实践操作技能。教材方面:加强理论型与应用型教材建设,挖掘优质教学资源,优化课程种类和课程体系结构,完善自编教材,建立科学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体系,强化教材建设,改善实训条件,构筑新型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体系。教学目标教学理念方面:更新教学理念,树立明确的教学目标,准确定位培养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作者:余建干 单位: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本科经济学论文: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研究 摘要:本文以安徽省宿州学院为例,对开设该课程的在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指出新兴应用型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办法.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认知程度;课程论文;调查分析 引言 1926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根据生物计量学biometrics仿造出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1930年12月,弗瑞希、丁伯根等人在美国克里夫兰发起成立了国际计量经济学会,并于1933年创刊《Econometrics》,标志着计量经济学的诞生[1].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三者的综合[1].从其性质来说,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或者说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的一门文理渗透的交叉学科,而不是应用数学或应用统计学[2].计量经济学作为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如何学好这门学科,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部分教师也对目前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提出了建议[3-7].宿州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在应用数学专业和统计学专业均开设了计量经济学课程,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下,改进现有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体系以及相关教学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进一步探讨如何进行计量经济学的教与学,我们对全院开设计量经济学的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学习中所涉及到的教学内容进行分析,并从课程的认知程度上对课程学习效果进行分析,结合分析结果,对新兴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提出了几点建议. 1课程的学习准备 本科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宏微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等先修课程的良好基础,学生在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是否扎实关系到本课程的学习质量,所以就相关课程的掌握情况对学好计量经济学课程有着显著影响的观点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由图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对于各门课程对学好计量经济学课程有着显著影响的观点表示有点同意或非常同意,只有极少数人对此观点表示非常不同意.其中认为统计学的学习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有着显著地影响,其次是相关的专业课程,认为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学习影响最小的是西方经济学.由于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同学认为在学习方式上主要以课堂认真听讲为主,课堂听讲与课后预、复习相结合、完成相应的习题以加强理解和上机实习理解所学的知识. 2课程教学内容情况 目前,计量经济学的课程教授分为绪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和单方程回归模型的扩展.我校使用的是庞皓主编的十三五规划教材计量经济学,对于计量经济学的各章教学内容而言,同学们对各个内容的感兴趣程度的情况如图2:从上图看出,导论部分感兴趣程度的均值评分明显较低,且调查者之间的差异较大,其他内容评分也有差异,但差异不明显,相差不大.针对各章的内容,进行了难度调查,我们发现:(1)对于简单线性回归模型的内容而言,同学们认为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内容难度最大,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基本思路内容难度相对最低.(2)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同学们认为多元回归模型有关的数学公式的证明难度最大,多元回归模型各类表达式以及参数估计等知识点难度相对较小.(3)在计量经济学模型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中,同学们认为最难以掌握的是多重共线性实例分析中的逐步回归法和多重共线性的补救措施.(4)在计量经济学模型异方差检验中,同学们认为最难以掌握的是异方差的几种统计检验方法,最容易掌握的是异方差的基本概念及经济意义.(5)在计量经济学模型自相关的检验中,同学们认为最难以掌握的是Cochrane-Orcutt法及上机操作,自相关的基本概念及经济意义、检验自相关性的基本思路相对而言最容易. 3课程学习情况分析 3.1单因素方差分析 我院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的专业,学生文理兼收,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教学中体现了不同的学习特点.我们将完成计量经济学作业方式分别对喜欢专业程度评分、教学内容评分、难易程度评分、理论性评分、实用性评分、课程期望评分、本课程喜欢程度评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下:从方差分析表可以得出,完成计量经济学作业方式对喜欢专业程度评分、教学内容评分、难易程度评分、本课程喜欢程度评分影响的显著性检验的p值都小于0.05,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至少有95%的把握说完成计量经济学作业方式对喜欢专业程度评分、教学内容评分、难易程度评分、本课程喜欢程度评分存在显著性差异. 3.2学生对课程的认知程度分析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认知程度普遍不足.在成绩等级为60分以下的大学生中仅20%的人认为计量经济学是重要的,成绩在60分到70分的大学生中有70%的人认为计量经济学不重要或重要性一般,成绩在70分到85分之间的大学生认为计量经济学不重要的仅有10.3%,成绩在85分以上的学生没有人认为计量经济学是不重要的,93.3%的人是肯定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认知程度在不同的成绩等级中的分布是不同的,认知程度高的一般分布在成绩好的层次中. 4结论 通过对我校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学习情况的调查分析,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对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提高学生对课程的认知度.作为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本科院校,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其实际应用能力,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是十分必要的.充分意识到课程学习的重要性,是保证教学效果的良好前提.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由于计量经济学是一门与实际应用密切相关的学科,在教学中加大案例教学,通过实际案例引入理论知识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模型的认识,以便更好的加以应用.在案例教学中,可适当增加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讨论,从而增强学习的趣味性,提升教学效果.合理使用课程论文,使课程考核多样化.在计量经济学的课程考核中,除了对理论知识的考核外,还应该增加实践动手能力的考核.引入课程论文考核,在学期中对学生进行分组,不仅能够锻炼他们在理论应用分析、模型构造、软件使用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还能够在日常学习中增强同学们的交流,促进大家的团队协作.考核时通过PPT答辩,更进一步的加深对该课程的学习体会. 作者:武以敏 高凤伟 单位:宿州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本科经济学论文:本科经济学专业模块化教学分析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对经济学毕业生要求的变化,经济学学生要兼顾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要使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因此必须对经济学专业课程进行模块化教学方法改革,了解应用型本科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经济学专业模块化设计,以及完善模块化教学的应用条件。 【关键词】应用型;经济学专业;模块化教学 模块化教学是把课程的内容分解成若干个知识点,再根据其内在逻辑把这些知识点组合成相对独立的单元,然后按不同专业培养和职业能力需要,将相关的单元编排成教学模块,教学内容的更新和调整可以通过增删单元和调整组合方式实现。模块化教学是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由以学科知识输入为价值取向转变为以专业能力输出为目的的新模式。经济学专业的模块化教学体系构建是否科学,并不取决于设计者的主观意志,而是取决于社会对经济学专业人才的能力结构需要。 一、应用型本科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一)专业缺乏特色优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经管人才,经济学专业随之成为热门专业,很多高校都开设了经济学专业。但这些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开设课程、培养方案、培养大纲基本相同,缺乏自身的优势和特色,究其原因是在创办经济学专业时,没有考虑自身所在地区、所在行业的特点。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落后。课堂讲授式教学是经济学专业课堂教学中最常采用的方式,即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手段单一,主要目标是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完成教学任务,照本宣科、信息量少,不注重启发学生思考的现象非常普遍,忽视了学生主动参与的重要性。这种以教师为导向的传统教学模式,必然导致事倍功半,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培养经济学专业应用型人才。 (三)重视理论课教育而忽视实践课教育。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是应用型本科经济学专业的目标,所以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侧重于理论,像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国际经济学等这样的理论经济学的课程开设较多,课时量也比较大,学生的理论经济学功底比较深厚,分析问题的能力较强。大多教师在教学中都多多少少忽视了实践教学在经济学专业中的重要性,实践教学成了经济学专业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学生认知社会、熟悉职场环节、培养实际工作能力都是通过实践教学实现的,具有理论教学无法取代的作用。因此,应用型本科经济学专业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更要突出实践,强化应用。 (四)实践流于形式。虽然许多经济学专业都开设了实践课程,但大多重形式而轻内容。实验室实验、专业见习、毕业实习和假期社会实践是经济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实验室教学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而毕业实习、专业实习基本是由学生自己找实习单位,实习效果没办法具体衡量,实践教学的目标无法实现。 二、经济学专业课程模块化设计 模块化设计是模块化教学的首要环节,应用型本科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具备基本的英语、计算机、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更要具备经济环境分析能力、财务分析能力、管理与组织能力、经济预测和分析能力、市场调研能力和营销能力,房地产市场分析和操作能力。通过多方面的调研,根据经济学专业需具备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要求,把经济学专业课程分成五个模块,每个模块由四、五个子模块构成。按照经济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经济学实际岗位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对具体模块课程进行设计。再根据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把相关课程进一步整合成相应的子模块,在具体每一门课程教学中就可以采用子模块教学。 (一)经济理论与基础应用模块。该模块要求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具备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国内外微宏观环境的能力;掌握财政基础理论和财政分配的基本政策手段;掌握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基本原理,能够运用基本经济原理和经济分析工具,分析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 (二)统计与财务分析模块。该模块要求学生掌握经济数据搜集和整理的方法,具备运用相关工具,根据统计指标分析企业、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状况的能力;掌握企业利润核算、效益分析和系统性财务分析;具备运用会计信息进行经营决策,评估财务风险的能力;具备分析企业税收的能力。 (三)管理与组织模块。该模块要求学生掌握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具备灵活运用相关理论对企业经营管理相关费用与环节进行计划、协调与控制,从而把控并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能力;能识别和评估企业经营风险,具备风险预判与规避的能力;锻炼团队合作精神,具备项目管理的相关能力。 (四)市场调研和营销模块。该模块要求学生掌握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及从事市场营销活动的基本方法和策略,具备分析和解决市场营销管理问题的能力;能够撰写市场调研报告并作出企业决策;具备开拓市场、开展广告宣传、营销策划的能力。 (五)经济工程应用模块。该模块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房地产基础理论处理房地产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掌握房地产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联系,理解我国现行房地产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和意义,会分析市场可能发展趋势;掌握房地产价格评估的基本方法,具备确定房地产价格的能力;了解房地产开发程序,具备对房地开发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能力;掌握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具备运用资产评估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房地产转让、房地产租赁、房地产抵押的基本操作流程和相关合同的内容,重点掌握房地产中介业务、业务等基本业务;具备编制房地产投资分析报告和参与房地产投资项目调研和策划的能力。 三、模块化教学法的应用条件 (一)结合实际、突出特色,强化学科优势。为了服务地方经济和行业经济发展,应用型本科经济学专业根据自身所处的地区、所在行业经济发展状况,制订具有自身特点和优势的经济学专业模块化教学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具有自身优势和学科特色的课程体系。 (二)加强经济学各教学模块的联系。每一个教学模块都是针对不同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设计的,为了更好地掌握相关的知识要点,并能将这些知识要点应用到具体的领域,必须把每个模块集中起来。因此在模块教学计划和工作任务的设计过程中,应该由浅入深,加强各教学模块之间的联系。只有模块之间的联系清晰、明确,才能避免课程信息的分割,才能灵活运用经济学专业知识。 (三)加强模块化教学教师队伍建设。模块化教学强调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并重,任课教师不仅需要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具有熟练的实际操作能力。为此,一方面要加强任课教师的实践经验,任课教师可通过到企事业单位挂职的形式接受实践培训,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任课教师还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到基层或参加社会实践锻炼,提高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另一方面,邀请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企事业工作人员走进课堂,给同学们传授实践知识和实践技能。通过这种“走出去,引进来”的方法,可以提高应用型本科经济学专业任课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完善校内、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济学专业五个模块中有四个模块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性,通过模拟实验操作和实地演练可以锻炼学生的职业能力,但没有仿真实训基地教学任务是很难完成的。为了满足经济学专业模块化教学的需求,必须逐渐建立和完善校内、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增加资金投入,推进校内实践基地的建设。与此同时,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创建校外实践基地和创业孵化基地,为学生自主创业创造有利条件,增强学生自主创业的意识,实现从学校到社会有效对接。 四、结语 经济学专业课程的理论知识和应掌握的实践技能整合在一起是经济学专业中运用模块化教学的要求,这种教学法节省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时间,提高了教学效果,是应用型本科经济学专业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因此经济学专业要进一步进行模块化改革,完善模块化教学的条件,让模块化教学发挥更大的效用。 作者:周荣蓉 本科经济学论文: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问题与对策 摘要:计量经济学作为高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已经成为学生就经济问题定量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文立足于计量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对该课程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本文针对教师、学生及教学等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课程特点;对策 计量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成为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三门经济学核心理论课程。近年来,计量经济学的应用与教学受到国内众多学者、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基于笔者的教学经验以及对其他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工作的调研,发现现有的计量经济学在其教学开展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对于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学科理论基础、学科性质等问题未能形成清楚的认识。此外,在课时安排上仍存在不足现象,而学生的统计学、数理经济学乃至宏微观经济学的先修知识不足。这些问题对于计量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若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对于计量经济学的教育教学目标、学生的培养目标将事倍功半。为此,本文对计量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以及结合本人在教学及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基于此,提出本人对于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解决方案。 一计量经济学的界定与学科特点 Frisch(1933)对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他认为将统计学、经济理论与数学结合起来构成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理论体系。进一步说,基于现有经济数据、构建经济理论回归模型、估计模型参数、参数检验以及对相关实证结果的具体应用构成了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而时间序列分析、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非参数计量经济学以及微观计量经济学构成了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四大分支(李子奈,刘亚清,2010)。此外,学者们基于对计量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研究或者将计量经济学模型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的角度,将计量经济学划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对于大部分本科院校,其对学生的培养定位或者理念就是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因此,在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开展过程中,注重计量经济学在现实经济问题分析中的应用,而对其诸如模型构建、参数估计、参数检验等理论基础未作深入探讨。整体而言,计量经济学具有综合性、数据依赖性以及理论与应用结合的特点。首先,对于其综合性,正如Frisch(1933)指出的那样,计量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的研究体系或方法。这也对学生的知识储备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不仅要掌握经济理论以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理论知识,还要具有一定的计算机编程基础。其次,计量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的质量,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统计资料、数据库、互联网采集大量的数据,而且对于数据的处理、特征提取、缺失数据等诸多工作也有较为严格的要求。数据的质量以及数据的数量对于计量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准确性影响较大,这就是所谓的计量经济学的数据依赖性。最后,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紧密结合特点,经典的计量经济学研究体系,其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就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通过模型的建立,数据的采集,参数的估计、检验等一系列计量经济学理论,最终达到分析经济问题间的数量关系的目的。即进一步将计量经济学应用于解决、服务实际问题,完成经济问题定量关系的探究、经济预测等目标,而这也是经济学学科研究本身的最终目标。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综合性、数据依赖性、理论与应用结合的特性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具有一定的难度,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门较为综合的学科。但也充分反映了计量经济学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理论、应用研究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基于笔者计量经济学的授课经验以及相关调研,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列举了较为突出的几项问题。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问题分析 (一)先修课程有待完善 计量经济学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不仅要求学生对经典的经济理论体系具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对于学生的统计学与概率论基础,以及计算机编程等内容要求也较为严格。然而,部分高校在大学二年级就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学生对于经济学内容、数学内容未能形成深刻的认识,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存在较大难度。同时,由于本科生注重计量经济学的应用,学生对于采用诸如Eviews、Stata、Matlab等工具进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估计甚至模拟过程中对于缺乏一定的计算机编程知识,导致其入门难度大。这些问题不仅会导致学生不能很好的掌握计量经济学,也会导致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学习兴趣的缺失。此外,姚福寿等(2010)指出,学生的数学基础薄弱,尤其是文科生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方法等了解较为困难。因此,在整个课程的设置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例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以及概率论等课程应成为经济学专业学生较为重视的先修课程。 (二)过于依赖多媒体教学方式 随着计算机、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多媒体教学在高等院校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多媒体教学可以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吸引学生对授课内容的兴趣,提高了教师的授课效率。但是,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模型的估计、参数的检验等需要较为复杂的数学推导过程,而将这些内容仍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现,无疑会出现较多的问题。例如,学生对于公式的推导过程未能形成深刻印象,教学内容展示过快。这些问题影响了学生的听课效率以及对教学内容的掌握。因此,多媒体教学在表面上看来提升了教师的授课效率,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因此,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应注重多媒体教学与板书的结合,以达到最高效的授课方式。 (三)计量经济学软件掌握较差 现在的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注重对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的讲解。王少平、司书耀(2012)指出,计算机已成为计量经济学课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的仿真实现可以提高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学习兴趣。然而,教师大都通过计算机实验室对案例演示操作,使得学生不能熟悉的掌握操作,影响了计量经济学实验的效果(郑兵云,2010)。 三改进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教师教学质量 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储备以及该学校在计量经济学的师资条件、硬件设施等是提高计量经济学授课效果的重要保障。例如,对于以理科为主的学生要注重其对经济学理论相关知识的强化,否则,计量经济只是作为数学与统计学的结合,学生对现实经济问题不能形成很好的分析能力。而对于文科背景的学生,应注重其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数学知识的强化。否则,学生对于其模型的设定、参数估计问题一知半解,更无法将其应用于经济问题分析与预测中。综合而言,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必须以经济学、统计学、数学结合的特点为前提展开。否则,会导致学生不能真正把握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应用分析。 (二)优化课程设置 在某种程度上说,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这就要求学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数学基础,计算机基础都应较为扎实。因此,在教学方案以及培养方案的设定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对于这些基础知识的学习。笔者认为将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学、高等数学及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设置综合规划、考虑,优化教学课程体系;其次,将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开设置于经济学、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等计量经济学支撑课程学习之后;再次,在以初等计量经济学为教学重点的同时,以专题模块的方式适度开设高等计量经济学相关内容的介绍,引导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前沿理论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这门课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认知。 (三)注重学生基础课程的学习 高等数学以及宏微观经济学等内容是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基础课程,这些课程不仅是计量经济学课程学习的要求,对于学生知识的把握以及对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都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注重、强化学生对于这些基础课程的学习。同时,注重学生对于基础课程应该的训练。尤其对于计算机软件的熟悉,例如最为容易掌握的EXCEL、SPSS、EViews等数据处理等方面的基础训练,这也为计量经济学等应用学科的学习奠定基础。 (四)注重计量经济分析软件的学习 学生熟练掌握计量经济分析软件,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于计量经济学课程学习的兴趣,还可以提高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此,计量经济软件在整个课程设置中具有重要地位,不应忽略。鉴于此,每个学期的计量经济学课程我们分配了三分之一的课时给实验教学,就是在锻炼学生对软件的学习运用能力的同时加强对计量经济学基础知识的运用能力。做完每个模型的模拟,我们在课堂上都会要求学生把自己的成果进行展示,通过做报告,学生的反馈是学到了很多有用的,课本上没有的软件应用知识。这对于掌握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知识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五)因材施教,学以致用 计量经济学课程融合了经济学理论、数学知识以及计算机的相关内容,学生在这三方面的学习能力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计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讲解,对其应用分析以及在现实经济问题上的应用也该给予充分重视。同时,根据笔者教学的经验,应该针对不同的内容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将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实际的经济活动相结合,并且应用模型去分析探索相关问题的解决,同时请学生将分析的结果在课堂上展示,通过笔者的尝试,这样的教学活动效果较好,学生反映可以做到“学以致用”,同时这也符合我们“应用型人才”高校办学的基本宗旨。 作者:刘亚清 吴福锁 单位: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本科经济学论文: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探析 摘要: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实际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而在新疆高校教育中,不仅存在内地高校计量经济学的共性,而且存在一定的新疆特殊性。笔者以塔里木大学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新疆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 一、引言 新疆高校与内地高校不同,其少数民族学生占据相当比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更多的抵触与消极情绪。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少数民族大学生并未接受英语教学活动,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接受计量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对软件的应用就十分吃力。从而影响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效果。如何改进新疆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质量,凝练适应本地区经济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特色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探索本地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对于推动构建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课程教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本文以新疆塔里木大学经管院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为例,提出了新疆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和教学改革的建议。 二、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形式单一,学习积极性差 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更好地解释说明问题,往往会对经济模型公式进行步步推导分析。这样的过程对于实际的计量经济学应用意义并不大,学生受制于数学基础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影响了他们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新疆高校本科学生因此将高校计量经济学与数学化为一等,学习枯燥乏味,抵触情绪强烈。笔者在教授计量经济学与学生的实际接触中,了解发现学生们面对计量经济学教材中与微积分、概率与数理统计、高等代数内容相关的数学推导,会产生恐惧与反感心理,学生很可能因为对这门课程性质认识的偏差,认为计量经济学太难太枯燥,以后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也很少能用到这些知识,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此种认识尤为明显。而计量经济学是融合了数学知识、统计学知识以及经济学知识的交叉性学科,归根结底它是一门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的经济学学科,复杂的理论公式推导并不是教学的目的,运用计量经济学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才是根本,注重案例分析与软件操作解决实际的问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更加主动地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学习。 (二)软件应用障碍较大 计量经济学实际操作软件eviews中并未存在相当大的词汇量需求,但是由于缺乏一个详细的指导手册,造成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英语水平相对较低的本科学生对其产生抵触情绪。 (三)教学课程安排不合理 计量经济学应当在高等数学(函数与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积分,级数,常微分方程等)学习之后安排,但却存在有计量经济学先于高等数学教学的现象。 (四)教学课时安排不合理 计量经济学体系庞大,实际的教学中存在时间短而教学任务量大的基本情况。但是在此基本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继续压缩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课时的倾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束掉教学大纲的教室学习后准备要开始上机操作的时候就已经要结课了,留给学生自己进行实际上机操作的课时太少,致使新疆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通病是,学生貌似学了很多计量经济学方法,却不知道如何应用与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有的不知如何建立模型,该建什么样的模型;有的是理解不了模型数据结果的经济意义。因此,理论和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不合理,是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欠佳的一大关键问题。 三、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意见与建议 (一)教室上课与机房操作“间作”教学 高校教务管理层应当根据具体的课时安排,采取上课与上机间作式的方法进行课程安排,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两个手段,及时反映问题,在良性互动中实现高效计量经济学的学习。 (二)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培养提升,同时要对高校教师的思想态度进行引导,要树立学以致用的方法,并重计量经济学理论来源与放大使用,同时以实际使用与操作效果为考核的根本。 (三)扩大计算机教室承载力 高校计算机教室实际承载能力的提升需要硬件与软件的同时跟进,只有具备充足的实际承载能力才能更好地给高校学生的实际操作阵地,对于提升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操作应用效果意义重大。 (四)合理安排课程与课时 计量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类专业的重点课程,对于经济类专业学生的论文答辩以及考研升学或毕业工作意义重大,应当适当压缩非核心课程而加大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学时,增强高校大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掌握与应用能力。建议将总学时增加到64—72学时之间,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学时分别占总学时的二分之一。实验教学学时应当穿插在理论课教学之间,通过软件应用与操作及时消化各章节的理论知识,加深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另外,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课程基础,在开设该课程之前,先修课程的协调与衔接尤为重要,必需的先修课程有微观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微积分、高等代数、概论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打破各课程主讲教师各自为教的局面,增强彼此间教学信息的沟通交流,使得这些数学学科以及计量经济学学科作为经济学工具为经济学服务。 作者:连旭 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科经济学论文:本科生“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与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学知识应用日趋广泛,以及高等院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越来越多的高校非经管类专业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讨论当前高校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教学问题,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所在的教学团队通过问卷调查和访问调查,发现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教材缺乏适用性、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参与度低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对策:增减优化教学内容、精心编写适用教材和丰富课堂教学方法。 关键词: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课程;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探讨式教学 近年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仅在专业结构上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而且在人才质量上也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经济发展对各专业人才的要求已不再是仅仅掌握某一专业技术,还要求具有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知识、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较强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宽广型、应用型人才。随着经济学知识应用日趋广泛,以及高等院校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越来越多的高校非经管类专业开设了“经济学”课程。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必须要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为非经管类专业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经济学基本原理并结合本专业加以运用,提高学生的综合经济管理能力和人文修养。因此,讨论当前高校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教学问题,研究如何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作者所在教学团队自2014年9月至2016年7月,通过问卷调查和访问调查的形式,对河北农业大学非经管类的10个专业600名学生的“经济学”课堂授课、教材选用、学生听课、教学效果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时走访了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地质大学经济学专业相关教师,总结了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代表性问题,以及不同专业学生对经济学知识的需求,为教学内容的优化和教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最后为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教学提出综合性的课程改进建议。 一、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教学状况调研 (一)学习意愿 调研结果显示,非经管类的本科生大约70%的学生认为开设“经济学”课程很有必要,认为能开拓视野、拓展知识结构和知识面,对将来步入现实经济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20%的学生对学习“经济学”的意义认识不清,认为非经管专业的学生学习“经济学”不一定有用。10%的学生认为“经济学”课程与本专业没有关系,学不学无所谓。 (二)教材选用 非经管专业本科生“经济学”教学中,一般选用《简明西方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原理》作为教材,河北农业大学选用了专门针对非经管类本科生编写的《简明西方经济学》教材,该教材侧重于最基础经济学原理和分析方法的现实运用。教材基本做到了重点突出、深入浅出,用最简单、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抽象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三)授课方法 非经管类专业开设“经济学”课程的课时一般为48学时,在相对较少的课时内讲授的内容过于庞杂。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课下作业为主,缺少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等教学方法的使用,学生参与度低,学生的主动性没有很好调动起来。成绩评定主要是在期末考试时对于“经济学”课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平时成绩占20%,期末成绩占80%。这样的考核方式往往导致学生在考试前两周前搞突击、死记硬背,因此,考核结果不能很好反映学生对这门课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综合素养。 (四)教学效果 调研结果显示,90%的非经管类学生由于对于传统经济学知识较为陌生,认为难度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听课效果和学习兴趣。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普遍认为“经济学”课程理论性较强,尽管老师在授课时尽可能结合案例深入浅出的进行简化分析,学生仍旧感觉公式复杂、概念晦涩难懂。另一方面,教学内容太多,授课进度稍快,对课程整体理论体系框架难以掌握。 (五)学生们的开课建议 对“经济学”课程开设建议归纳如下:一是强调“经济学”知识对于该专业学生的重要性和实用性。联系该专业就业和行业发展的实际,尽可能多加入相关案例,让学生感受到“经济学”知识的有用性;二是建议在课堂上改变“满堂灌”的讲述方式,运用各种方式与学生一起互动,鼓励参与式学习;三是建议精简授课内容,尽可能少些公式推导,降低专业性和理论性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 二、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教学中存在问题 (一)教材缺乏适用性 在缺乏专门针对非经管类专业学生编写教材的情况下,目前不少高校的非经管类专业对“经济学”的教学采用了基本上与经管类专业一样的教材[1],任课老师一般选用“经济学”课程中最简单的教材,忽略了传统教材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编写的,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联系的不够紧密,很多章节还穿插了复杂的数学公式与图形。学生学完“经济学”课程以后,了解了西方国家经济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却不知道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如何运行的,这便强化了学生学习无用的想法。而且,传统“经济学”教材中有一些理论公式是非经管类专业学生不需要熟悉和掌握的,照本宣科无疑会增加非经管类专业大学生学习难度,使学生在学习过程感到枯燥无味、缺乏兴趣,教学效果自然就会降低。 (二)教学模式单一 对于非经管类大学生,“经济学”课程被认为是纯粹的基础理论和模型的学习,很少主动去了解和搜集与课程有关的资料和信息,“经济学”的教学中,模型和公式所用到的经济术语大多是英文字母,但非经管类学生对于专业英语有抵触心理,往往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忽视了其内在的经济含义[2],更谈不上灵活运用。基于这种情况,师生很难在课堂上互动,偶有案例教学或教师提问也基本是要求学生复读老师讲授的理论内容。大部分任课教师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满堂灌”的单一教学模式。这种“填鸭式”式教学,忽视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主动参与的重要性,其结果就是教师讲得累、学生听得累,学生的主动性没有被调动起来,教学效果自然不会好。 (三)学生的参与度低 “经济学”教学的初衷是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方式,进而提高学生的自我规划和管理的应用能力。因而,教师如果忽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偏重于概念和理论的解释,就会造成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形成教学双方都感到困惑的难题。经济学是一门集各种经济变量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逻辑性很强的学科,其中的数学模型和定量分析比较多。对于非经管类的学生来说,图形、公式、数学推导部分难以接受,尤其是难以把这些图形和公式的经济学含义与文字描述统一起来,为此,学生们很难真正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很难完全理解经济理论的含义和现实应用。另外,由于开课的年级较低,学生对社会各方面的认知度低,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了解较少、理解比较肤浅,这些因素都造成学生参与度低,也制约着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 三、提高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对策 (一)优化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度 首先,要明确学习经济学的目的。对于,非经管类专业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并不是为了让其全面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便将来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建树[3],而是为了让他们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学习经济学的思维方式[4],以便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的一系列经济现象、明白政府各种经济政策出台的原因,以达到开拓思维、拓展知识面、提升综合素质的目的,满足其对社会发展的需要[5]。其次,一定要把“经济学”的学习与学生的专业结合起来。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现实生活,使学生在社会中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脱离实际工作和生活而学习的经济理论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需要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增加经济学原理与现实经济生活、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与学生所学专业的行业发展的联系,增加相关案例分析。删除那些理论性过强、复杂的数学推导和图形分析等内容,从而通过教学内容的优化,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较多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教学是“教”与“学”的结合,需要“教”与“学”的互动。单纯的“教”,不管“教”的多好,顶多也是教师在课堂上演独角戏,学生参与不进来,参与的少,教学主体“学”的不好,教学效果必然提高不上去。只有充分引导学生参与其中,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学”好了,教学效果才会提高。 (二)精心编写适用教材非经管类专业开设“经济学”应定位于培养 经济学的思维、了解市场经济运行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突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应用。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与基本问题,建立现代经济管理的理念,培养经营管理的意识,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商学素养,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力,拓宽就业领域。教材的编写应该明确目标、准确定位,合理安排“经济学”各层次的教学。首要问题是要打破以往以理论推演为主的教材写作模式,采用在理论简明介绍的基础上侧重实例分析,突出理论运用,强调对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主要是对经济学范畴的理论解释和实例分析,不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简单归纳,因此,需要加强对经济学知识点的重新组合,主要内容可以设计成包括市场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管理经济学、营销经济学、博弈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投资理财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的核心知识。同时,教师要为学生推荐具有代表性、适合学生使用的参考书以及习题集等。教师还要时刻关注本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扩展和丰富教育内容,确保教学内容跟上学科发展前沿,不断把相对前沿的内容及时补充到教学中去。 (三)丰富课堂教学方法 加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丰富教学方法是提高“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教师应该坚持开放性原则,不拘泥于传统的课堂教学,积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突出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以求能够创造活跃的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热情。建议灵活运用如下教学方法:一是问题教学法,该方法的理念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孕育着创新能力,突出强调学生的经济学直觉的培养”,在系统讲授基础理论的同时,鼓励学生对感兴趣的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于课堂教学的最后10分钟提问题,其形式有如专家、学者讲座后回答专业人士提问的形式,学生问题多数有见地,也很尖锐。二是案例教学法,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贯穿富有启发性的生活小品和典型案例,尤其是要使用与学生专业有关的实际案例。主讲教师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与课程内容、学生专业联系密切且生动活泼的小品和案例,并灵活运用于教学过程。并运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这样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理论与现实生活得到有机结合。三是开展对话式、讨论式教学,鼓励学生尝试运用前期的知识储备来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大胆怀疑权威观点,勇于做出自我判断[6]。在课时允许的条件下大量训练学生的抽象思辨能力、逻辑判断能力和规范表达能力,促使学生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规范的表达习惯。四是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帮助学生超越课堂传授的局限,鼓励他们大量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为某一问题提供尽可能多的解释或答案,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并围绕学生提出的具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观点再组织课堂讨论或专题研讨,以此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一个个兴奋点,使学生保持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兴趣,最终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度,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作者:路 剑 王印华 张晓芳 赵君彦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 本科经济学论文: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教学分析 1当前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的突出问题 1.1学生的数学基础能力比较差 经济学课程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在分析的时候要通过数学公式、图表和曲线等工具,而且部分理论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在分析的时候需要借助大量的数理实证和图形,这就要求学生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但实际上,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却恰恰相反,人文知识比较丰富,而数学的基础却很薄弱,导致了学生更倾向于学习经济学的定性分析,而对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却不感冒,不愿意深入研究定量分析的步骤和方法,不习惯利用数学公式、图表和曲线等工具来分析经济学课程中涉及到的概念、原理以及理论。因此很多经济学学生在学习方面觉得有难度,认为经济学课程枯燥、抽象,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不高。[1] 1.2因为国内外差别,学生学用脱节 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以及发展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我国的历史背景相差很大,与我国的国情也有很大的差别,很多经济学理论以及观点如果站在中国,根据中国的国情去分析的话,很难理解透彻。因此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常常出现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的现象,学习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无法运用到社会经济实践之中。往往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对于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一些经济问题没有办法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这即是所谓的学用脱节,也是目前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2] 1.3学生的经济学素养不足 高校本科的经济学课程一般都是在大一下学期或者大二上学期开设,学生还处在本科的低年级,由于进入高校的时间并不长,应试教育的影响还并未完全消除,因此在学习上还处在一个较被动的地位,而且高等院校的学生也没有工作经验,对企业和社会的了解也比较少,因此经济学的素养不足,对很多经济学知识点的理解都不透彻。即使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课,掌握了书本上的知识点,但是因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也没有感性的认识,甚至存在一些经济学的学生,对国家的基本经济方针都不了解或者只是掌握一些皮毛。 2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进行创新教学的对策 2.1应用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方式是课堂教学效果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经济学老师应当对课堂教学方式不断进行创新,使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从而提高经济学的教学效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有如下几种:(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比较广泛,很多门学科都运用这种教学方式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经济学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案例教学法来对学生进行教学。经济学老师根据经济法教学课程的内容和教学目的,通过引用一些典型的经济案例,来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学生在思考的基础上,分析研究案例中的材料和问题,然后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通过判断给出决策,学生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了运用教材知识或者所掌握知识点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在讲经济学中某一个基本原理的时候,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学生通过分析案例,加强了对教材知识点的理解。[3](2)讨论教学法。学生是课堂上的主体,尤其是高校本科的学生,更应该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主体地位,作为课堂上的指导者,经济学老师也应当不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上尊重学生,坚持以人文本的教学理念,在经济学课堂上开展经济学活动,并且不断鼓励学生参加和谈论,学生之间的观点不同,这些观点相互补充和修正,强化了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并且还能指导学生去发现和探讨经济学教材中知识的规律,深化研究的力度,思维得到了开发。在讨论交流活动的最后环节,经济学老师可以就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加强学生的理解以及加深学生的记忆。(3)综合案例讨论教学。知识点相互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因此经济学老师在经济学的讲学过程中,也不能只对某一个单一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可以通过巩固和复习前面的知识点,来引进新的知识点。 2.2良好把握课程教学的核心 高校的经济学课程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微观经济学,还有一个是宏观经济学。前者重视资源的配置问题,“价格理论”是主要的核心理论。而后者重视资源的利用问题,“国民收入”是主要的核心理论。很多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分不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将两者区别开来,导致学习吃力。[4]针对这方面的问题,经济学老师应当为学生分别理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主线,让学生在掌握这两条主线的基础上再将全部的经济学内容串联起来,继而全面掌握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例如宏观经济学含有较多的理论派系,经济学老师可以根据经济学中的三大模型,给学生详细阐述各个模型的内涵,并且让学生在深刻理解模型内涵的基础上掌握模型与模型之间的联系。 2.3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培养出学生的创新欲望,学生也就有了巨大的学习动力,会全身心投入到经济学的学习之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经济学老师首先要有课程意识,并且要有开放的课程资源观念和教材观念,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之中要充分考虑到课程的个性化和多样性,并将其完全结合起来。在学生的培养模式制定上,要根据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将其与学生的素养紧密结合起来,再确定培养目标和教学手段,经济学老师要做到因材施教,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积极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经济学老师要通过多种手段,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对经济学产生创新欲望,情感得到培养,思维得到激活,在此基础上,经济学老师除了要有课程意识,还要有目标意识,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教育效益三个方面充分结合起来,缺一不可,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到教育效益,不能急功近利,要根据经济学专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条件,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的主动能力。[5] 2.4全面结合我国国情 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以及发展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的国情相差很大,如果从中国的国情角度去分析的话,很难做到透彻理解,经济理论脱离了生活实际,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如今本科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撰写背景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为主,而我国的经济生活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国可以利用“洋为中用”这一方式,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当借鉴国外的经济学课程和案例,将中国的实际经济和系统教学有效结合起来。[6]例如经济学教材中在分析三大货币政策时,主要强调与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相比,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取得最佳的效果,一般来说使用较少。但是在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使用次数就比较多,其目的是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威胁以及抑制经济的过热现象,这样与国外的行情则大不相同,中国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疑问,经济学的老师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结合当前开放的经济背景,从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金融环境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来给学生解释。 2.5落实技能培训 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是一门理论课程,并且是纯理论,除了介绍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和原理,就是介绍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点,但是经济学的教学则不一样,如果经济学老师仅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而忽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那么学生的专业化能力得不到培养和提高,也就没有办法将经济学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之中,对于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经济问题也就没有办法进行解决,这样的经济学课程教学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经济学老师不仅要指导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点,还要落实学生的技能培训,让学生在实践生活中应用到专业化能力,并且经济学老师要掌握当前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了解到当前社会经济行业的规范和需求,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变为实用技能,对感性认识进行深入研究,将感性知识转变为理性知识。[7] 3结论 综上所述,高校本科的经济学课程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化需求,培养经济型人才,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针对当前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中还存在的诸多问题,经济学老师应当结合我国国情,运用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并且在给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复合型经济人才。 作者:唐丽君 单位:辽东学院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 本科经济学论文: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一、文献综述 由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教育改革是最近一两年内才逐步推出并上升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国家战略,因此关于转型背景下经济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适应这一改革趋势的研究并不多见,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在转型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进行了分析,如马玲等(2013)、蒋月定(2014)等,而涉及到在转型背景下特定专业如何适应这一转型的现实需要并在课程设置中体现出来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而由于提高学生的就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一直以来都是高校学历教育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相关研究文献也比较多,如张静(2014)对如何将案例教学作为提高经济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就业能力进行了分析。刘生、李桃(2014)从课程体系设置、课堂模式创新和多元化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角度提出了培养应用型经济学人才的实践体系构想。杨晶(2011)按照就业导向的思路提出了提升经济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想。吴迪(2014)基于课程群的视角对高校经济学本科专业的教学改革进行了分析。然而,人才培养方案是培养和教育学生的总纲,无论是课堂模式创新还是实践教学机制的改革都需要围绕人才培养方案来进行,“纲举”才能“目张”。因此,如何适应高校转型的新形势,从人才培育方案和课程设置的角度来切实提高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技能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二、高校转型对地方高校经济学本科教育的挑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式”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上升至2013年的34.5%,也标志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与此相伴随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的毕业生特别是地方高校学生的就业率却屡创新低。一项调查显示,我国2012年高等学校学生就业率最高的是“985”高校与高职院校,其次是“211”大学与独立学院,而排在最后的是科研院所和地方高校毕业生(王春雷,2015)。“211”、“985”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居前可以理解,但是地方高校培养的毕业生就业率不仅落后于高职院校,也远远落后于独立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就有点让人大跌眼镜。细致梳理地方高校的本科办学历史可以发现,地方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高校大多是在1999年以后由几所专科院校合并或者一所本科院校合并若干所专科院校形成。这些学校成为本科院校以后,由于既无本科办学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师资力量又相对薄弱,因此多数高校办学定位向“学术型”大学的办学目标看齐,相应的其专业培养方案也照搬学术型大学的专业培养方案,“重科研、轻教学”、强调专业基础的理论知识的掌握而忽视相应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陈旧的课程设置和办学模式使得地方高校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既跟不上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脚步,也使得课程体系僵化、缺乏对现实需要的适应性。地方高校这种人才定位和培养模式长期实行的结果是使得其培养的毕业生在学术造诣方面缺乏与“211”、“985”高校毕业生竞争的能力,在实践技能以及职业素养上又缺乏与高职院校与独立学院毕业生竞争的能力,同时其薪水期望值又高于一般的高职院校毕业生,结构性矛盾使得地方高校本科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大为增加。以湖北科技学院经济学专业为例,湖北科技学院是在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背景下于2002年由原咸宁医学院与原咸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成立,而经济学本科专业则于2003年获得招生权并于2004年9月开始招收第一届经济学本科专业学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经济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也主要参考学术型高校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以理论课为主,如《跨国银行管理》、《世界经济》、《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课程以较多学时在培养方案中出现,而侧重于学生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课程如《证券投资学》、《外贸电函》等课程虽然开设,但是由于实习和实训等硬件设备没有跟上教学的步伐,而导致应用型课程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高等教育是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因此社会对人才的标准是高校制定人才培养目标的最重要参考,各种教育活动都要围绕培养目标来开展活动。由于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在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和学生素质等方面都达不到研究型大学所需要的基本要求,因此新建地方高校往往将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作为自身的办学定位,即人才培养目标立足于为地方经济服务,其人才培养目标也要努力贴近当地产业结构与人才需求,围绕高校所在地的地缘优势来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对于地方高校经济学本科教育来说,科学确定其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并与其所在高校整体人才培养目标相衔接,其根本前提是要对社会特别是高校所在地对经济学人才需求并结合经济学学科自身特点来整体把握。首先,人才培养目标必须与经济学学科专业特点相衔接。经济学是一个大的学科门类,在教育部对经济学学科分类中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正是由于经济学属于“理论”学科,使得经济学本科教育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理论”色彩,如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西方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等课程在经济学本科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课程相对而言其理论性较强而应用型不足,即都是对经济运行规律和运行状况进行理论阐释和研究的学问,同时由于经济学专业研究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对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定义和研究基础之上,因此经济学不仅是整个经济学学科门类的基础,同时也是工商管理等其他经管类专业的学科基础。由于兼具上述两项特征,经济学专业的理论性、基础性和综合性要更强。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目标的约束下,地方高校经济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厚基础、宽口径”且具有向经济学相关专业进行渗透和扩展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次,经济学人才培养目标要符合社会特别是高校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的综合应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此背景下,经济活动的拓展更加依赖于人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社会对于经济学专业的人才需求不再是掌握了经济学理论知识、知晓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趋势和规律的经济学人才,而是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因此,“厚基础、宽口径”是现阶段社会对经济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也是地方高校科学培养经济学人才培养的落脚点。对于地方高校而言,由于高校所在地一般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更显其重要性。以湖北科技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毕业生为例,其本科毕业生除了少部分进入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以外,大部分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因此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大大高于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需求。最后,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必须与地方高校自身的战略定位相衔接。在高等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绝大部分地方高校都将“为地方经济服务”作为高校培养人才的根本目标和战略定位。因此,地方高校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首先,要重视对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有利于学生根据多变的人才市场来调整知识结构,为适应社会发展奠定基础;其次,要通过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得学生可以在毕业后尽快适应学生实际工作的需要。相对于学生理论基础知识的教育和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难度更高,因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并不是运用某个特定的经济学理论来解决某一个专业的经济学问题,而是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通过学生综合素质来体现。在现阶段全社会都在鼓励“创新”、“创业”的背景下,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来完成,对于地方高校而言则显得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湖南科技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宽广的视野,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年能力的人才,可以在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从事经济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四、“宽口径、厚基础”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措施 1.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位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学校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从学生入校起就为学生设计的知识、能力等素质结构以及促进这种素质结构得以实现的教育、教学方式。随着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不断深入以及全球化对我国全方位的影响,大学毕业生不仅应该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创新实践能力,而且合理利用“碎片化”时间实现终生学习和再学习的能力尤其重要。因此,修订经济学本科专业培养方式时,特别强调知识学习的系统性和灵活性,在继续坚持“一专多向”的基础上,强化学生外语交流能力和计算机技术应用能力,确保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可以获得必要的就业技能,而且可以学习在发现问题的同时去解决问题,使得培养的人才更好的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 2.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措施 ①优化课程体系。课程体系优化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原则展开。构建了通识教育平台、学科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集中实践课程体系等。在课程体系中,即要重视学生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要突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将理论性较强而对学生能力提升无太大帮助的课程如《世界经济》、《产业经济学》等课程从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删除,增加和完善了实践课程体系。由于经济学专业学生在大三要划分为“金融”和“贸易”两个方向。因此,在“金融方向”这一模块,强化学生对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不同资本市场的联系和区别,同时利用学校试点“第三学期制”的机遇,通过引入模拟炒股软件来增强学习对于股票市场的运行及不同资本市场之间联系的了解。在“贸易方向”这一模块,强化学生对于外贸报关流程的熟悉以及外贸电函英语和外贸电函公文的写作和解读能力,确保学生可以实现高效和企业的无缝对接。 ②重构专业课程群。专业课程设置以“应用性”和“实践性”为基础,促进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压缩一部分理论性课程来减少必修课程学分,增加有利于学生就业和创业的实用性选修或者专业课程如《公司法》、《市场营销》等课程来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增加学生课外自我只配和自我发展的时间,给学生更多时间来发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提供时间。 ③改革选修课制度。为了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增加学生选修课课时与学分。其中,选修课又包括专业选修和公共选修课两种。公共选修课设置目的主要是为了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和人文素养,如《市场营销》、《中医养生》、《音乐欣赏》、《书法》、《办公自动化》等课程,而专业限选课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特色和就业技能,如金融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证券投资学》而贸易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外贸函电》等课程。 ④强化学生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是高校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为了完成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湖北科技学院将实践教学作为培养方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纳入培养方案,与理论教学即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从相互联系角度来说,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针对特定的知识点如数据整理和表达,要求教师在这一环节开设相应的实践课程,并且实践课程中所使用的数据应该是开放的,即教师只要求学生通过“数据搜集、整理和表达”的操作实现“发现一般规律性”的目的,具体搜集哪一方面的数据则取决于学生的兴趣和爱好。通过这种开放式的实践,不仅让学生了解课堂相关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好和学习兴趣。从相互区别的角度来说,由于湖北科技学院开始试行“第三学期制”,即在每学年末(一般为两~三周)集中开展各种实践性教学环节,因此可以将专业实践如《企业沙盘模拟》、《外贸函电》、《模拟炒股大赛》等放在这一时间段来集中完成。 ⑤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来提升教学效果。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传授为主要手段来完成教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教学手段日渐多元化,多媒体教学也得到了普及。然而,必须看到,很多课程进行多媒体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多媒体教学科研综合应用声、光、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而一部分课程特别是数学类课程需要严谨的推导和证明才能对结论有一个完整把握,如得出这个结论需要哪些假设,为什么要有这些假设等。如果完全使用多媒体,数学结论的证明过程一带而过,学生对结论的理解根本不深刻,也没时间去思考得出结论的必要假设在结论证明过的中的作用,其教学过程可想而知。因此,我们提倡实行多元化的教学并不是提倡所有课程都实现多媒体教学,针对性的采用各种教学手段是实现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 ⑥优化师资结构队伍。合格的师资队伍是实现专业良好发展的基础。由于“老师”也是从“学生”走来,而注重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是最近几年来引起教育界重视并贯彻到实践工作中去的。因此,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于提高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对于湖北科技学院而言,由于地处非省会城市,区域经济相对落后,很难吸引一流教师来校工作,同时落后的经济也难以为教师提供实习的岗位。因此,为提升教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我校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具体来说,首先要把好用人关,让真正有能力和实力的人才充实到我校的教学和科研一线。同时,选派和鼓励优秀教师到国内外高校进行短期访问和交流或者进行系统学历教育,完善教师师资结构。同时,利用政府部门和企业推出的实习机会如高校教师深入企业等项目鼓励教师去企业短期挂职,增加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感性认识,增强教学针对性。 作者:田涛 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本科经济学论文: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改革论文 一、当前《西方经济学》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 1.课程设置不合理。《西方经济学》的学习需要一系列的先期课程作为支撑,比如《经济史》、《高等数学》等课程。比如通过学习《经济史》,让学生了解经济学说的发展过程,理解现代经济学的产生意义。在接触《西方经济学》时,对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会加深。现代经济学中有大量的数学计算、公式推导以及图形,需要以《高等数学》的相关知识为铺垫才能完成这些知识的讲授。比如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均衡理论以及生产者均衡理论,都离不开《高等数学》中的函数求导运算、函数求极值运算。许多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多是刚刚升本的院校,缺乏对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的深层次理解,在课程设置上忽视《经济史》,有的院校虽然开设《高等数学》,但是却将其开设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之后,造成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缺乏必要的数学储备,教学效果不理想。 2.体系过于庞杂。《西方经济学》旨在研究整个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从内容上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微观经济学又包含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均衡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以及市场理论、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等。宏观经济学包含了经济总量理论、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失业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等。这么庞杂的内容,有的学校将其压缩为一个学期讲授,只能浅尝辄止。即使在一个学年讲授,学生学习起来难度非常大,因为在整个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需要学生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数学演算能力,知识点环环相扣,一个知识点掌握不好将影响后面的学习。在许多学校,《西方经济学》课程考核往往出现高分率低、不及格率高的现象。 3.教材选用不合适。当前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往往选用国家规划级教材,比如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这本教材理论难度较大,而且数学推导、数学公式非常多,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中级西方经济学的难度。国外经济学教材中结合生活实际的案例非常多,而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多是对理论、模型的书面阐述,案例非常少,即使有案例往往是从国外教科书上搬下来了,与我们的生活实际距离较远。比如在说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时,国内教材多用大炮和黄油的产量来说明,黄油不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东西。在说明消费者均衡时,总是在咖啡和茶叶两种商品间进行选择,都和我们的生活实际有所差距。这样案例分析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4.教学手段相对单一。《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依然是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接受”的教学模式,教学中侧重学生对基本理论的理解、记忆,忽视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手段比较单一。多数高校的经济学课堂,已经实现了多媒体教学,教师利用制作精美的课件讲解相关理论,但这种方式仅仅是在经济学图形方面清晰,又由于其信息量过大,学生往往跟不上节奏。这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依然不能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学生在学习时始终是被动地接受,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二、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改革建议 1.优化课程设置。作为经管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可以在第二学年开设,在第一学年学校可以开设一些先期的支持课程,比如说《经济史》、《经济学说史》、《高等数学》等课程,为学生后续的《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奠定基础。《高等数学》课程应该与经管类专业的学科特点相联系,多增加一些经济应用知识,有利于学生以后经济学学习中的数学公式推导和演算。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由于课时有限,可以将《经济史》课程开设为选修课程。在课程设置上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积极开设学术讲座。授课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为学生开设专题性质的学术讲座,使得学生可以了解当前经济学的发展前沿。学校也要积极聘请企业、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为学生开设讲座,使学生获悉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发展的现状,激发其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 2.科学选定教学内容。经济学经历上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其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即使用完整的一个学年来学习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从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教学中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的关联,突出重点和难点,紧紧把握注重实践的教学原则。所以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安排上,要做到合理划分重点与非重点内容,坚持以讲解重点和难点内容为主,非重点内容简单一提或者让学生课下自我阅读,增强实践性。以微观经济学的讲授为例,讲解内容涉及均衡价格理论、弹性理论、消费者均衡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市场理论以及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等内容,但是每一部分要突出重点,重点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或者不讲。比如弹性理论要重点讲解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的收入弹性、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以及供给价格弹性可以少讲或者不讲。在讲解需求价格弹性时,重点讲其计算、分类,特别是需求价格弹性在实际中的应用。要结合生活实际给学生详细讲解“薄利多销”、“谷贱伤农”问题,让学生用抽象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3.本着“基础、实用”的原则选择教材。《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也要符合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要以“基础、实用”为原则。一方面教材要注重对基本原理、概念、模型的解释和阐述,对于一些很复杂的数学证明可以适当省略。比如在介绍利润最大化原则时,注重对原则的理论解释,极限求导运算可以忽略。在介绍短期生产时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之间关系时,可以通过举例来讲解,没有必要构造生产函数通过求导来运算。有些教师在讲解中过分注重对数学公式的推导,而忽视了模型本身的经济含义。以文科生为主的经管类学生本身数学基础比较差,对数学推导接受起来难度大,又不理解模型的经济含义,进而对《西方经济学》课程产生畏惧心理。另一方面要注重教材的实用性,教材中的案例要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均衡理论时,不一定非要用咖啡和茶叶作为消费者抉择的商品,完全可以换成同学们更加熟悉的商品,比如是馒头和大米之间的选择、雪糕和饮料之间的选择等。宏观经济学中在讲解就业理论时,应该多讲讲我国的就业现状。在讲宏观经济政策时,财政政策要给学生讲清我国近年来政府支出的规模、税率的变动,货币政策要给学生讲清楚我国非市场化的利率变动历史,引导学生思考政府这些政策的目的所在。这样学生会感觉经济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才能真正地掌握有关理论,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传统的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必须进行改革。在教学过程中要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一切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等。一是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教学。这类教学模式首先抛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探索,然后再讲解相应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选取一些经济热点问题如社会收入分配、大学生就业等问题进行讲解,促进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在实践中也可以采取《西方经济学》课堂实验的办法。《西方经济学》课堂实验是对实际经济环境的一种模拟,由学生来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来做出不同的经济抉择。比如通过市场均衡价格实验,让学生身临其境地领会相关经济理论,这往往是单纯的理论讲授无法达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进行《西方经济学》课堂实验,学生增强对经济学的兴趣,同时其团队合作能力、口才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一定提升。二是注重案例分析教学。案例是沟通抽象的理论与客观实际之间的桥梁。教师在进行案例教学时,要注重两个原则。一是所选用的案例应是生活热点,广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在案例讲解中融入有关经济理论。比如“公交车让座”问题近来一直是社会争论的热点,教师可以从经济学的效率与公平角度去分析。年轻人是纳税人,他购买了车票,理应有座位;老年人免费乘车,如果将座位给老年人,似乎有悖于效率原则。但是长远来看,老年人为社会做了一辈子贡献,如果不让座给他,似乎也不公平。二是所选案例要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比如讲商品效用时,可以讲大学生看电影的效用来的快,时间短暂;而努力学习的效用来得晚,时间长久。将机会成本时,可以给大学生算一下其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是多少,提高其学习兴趣。 作者:张艳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本科经济学论文:有关中国本科层次经济学教育的若干思索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管理类人才需求越来越大,经济管理类在校生在我国普通高校中所占比重也日益扩大,这既有助于我国经济学教育发展,也对我国经济学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我们的经济学教育仍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将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对我国本科层次经济学教育作些思考。 关键词:本科经济学倾向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管理类人才需求越来越大,经济管理类在校生在我国普通高校中所占比重也日益扩大,这既有助于我国经济学教育发展,也对我国经济学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经济学教育曾经侧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今仍有不少院校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然而时过境迁,当前现代经济学在我国可谓如日中天,各种国外教材和理论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经济管理类人员(简称海归)炙手可热,人们寄希望于他们来缩短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水平的距离,确实,现代经济学在中国能有今天的地位,海归们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的经济学教育仍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将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对我国本科层次经济学教育作些思考。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我国各类院校的经济学教学计划趋同、教学内容趋同。这种趋同的原因是国内重点大学要向国外看齐,并将之称为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但问题是中国的现实环境并没有与国外接轨,结果必然造成教学内容与社会需要的脱节。例如,我国的金融体系与美国的金融体系有非常大的差异,我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美国是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因此我们在培养金融类人才时必须让他们掌握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中的理论与政策,包括操作层面上的具体知识与技能,按照适合我国需要的知识体系去培养学生,就可以使他们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工作。而且,我国本科教育定位在培养专业人才,经济管理类学生经济学原理学得不扎实,具体业务课程却学了很多,导致学生原理一知半解,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创新能力。我国培养专业人才的定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专业分得很细,一到岗位就能从事具体业务,高校包揽了企业应该进行的职业培训,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专用性,本科生毕业时往往选择对口专业单位,选择面很窄,不利于就业,跨专业就业又会造成学生在校期间专业学习所费时间资源配置错位,形成浪费,增加人力资源成本,不利于劳动力资源流动,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是高校教师科研成果存在从国外照搬脱离中国实际的倾向。2005年6月27日,在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梁晶工作室共同发起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主题研讨会上,就有一些学者提到了类似现象。厦门大学张馨认为,不管什么经济学都有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是跟国际化相联系的,现在大家都在讲国际化,真正本土化的问题到现在来讲还没有真正地解决,连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人民大学方福前提到,他发现一个现象:不加分析,不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一味用西方经济学的大有人在,比如宏观经济学的IS-LM模型,但IS-LM模型的前提是利率市场化,而中国的利率是高度管制的,IS-LM模型不能完全照搬。从我们院系已经发表的科研成果来看,这种倾向也不例外,不少成果不同程度地存在利用国外理论而没有对前提假设加以修正,特别是前沿理论,往往直接将我国数据代入国外模型得出结论。从我们举办的两次全国性经济学会议入选征文来看,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我们粗略地进行了统计,存在这种倾向的论文占所有文章的比例达到30%左右。可能后果:第一,由于没有做好本土化工作,导致我们利用中国数据得到的结论容易发生偏差,无法得到有价值的理论,这就制约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使得我们中国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国际舞台上没有自己的声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邻国印度,虽然经济不如中国发达,但却出现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一批自己的经济学家。第二,由于我们的经济理论多数是引进的,缺乏中国实际,用于指导中国,政策效果很差,甚至会造成失误,使得我们经济理论界在我国经济政策方面缺乏话语权,无法参与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这将进一步造成理论研究脱离实际,形成恶性循环。这方面我们教训很深,前几年海归派在国内很吃香,但由于有些海归没有做到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照搬国外的一些理论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结果出现水土不服,带来了一些政策失误,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也使人对海归产生了怀疑,于是出现了海待。比如在中国股票市场发展问题上,有些人没有考虑中国国情,机械地按照国外标准提出推倒重来,导致股市与宏观经济发展严重背离,根本没有发挥晴雨表的作用。 三是课堂教学内容存在与实际业务部门实践脱离的倾向。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有些老师感到自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比较虚,因为他们一直在高校学习工作,缺乏实际经验,希望能有机会到实际工作部门实习,而部分有实际工作经历的老师则感觉教科书的内容有不少和实际差别较大。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普遍对实际工作中究竟怎么样操作更感兴趣,特别是通过社会实践,不少学生初步有了接触实际的机会,而在实习过程中普遍感到课堂学习的理论知识应用性不强,由于涉及商业秘密或内部管理规定,经济管理类学生实习时往往很难接触实质性业务,因此他们的理解还比较模糊。但是,不少已经参加工作、经手具体实际业务的毕业生反馈信息揭示,我们的教学内容与实践脱离很大,使得他们参加工作时很多业务不知如何下手,感觉大学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知识,甚至有些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与实际相反。这可能导致:第一,由于学生认为课堂学习成绩和今后工作能力关系不大,导致部分学生对课堂学习积极性不高,在校期间比较放松,部分精力放到谈恋爱、看电视、玩游戏、兼职打工上,部分同学有不少课程重修,无法获得学位证书,特别是在毕业找工作时,尽管女生学习普遍比男生好,但就业情况还是不如男生,毕业后有些平常在校学习很一般的学生反而发展顺利,成绩优异。第二,由于学生所学和所用脱离,导致企业选拔人才时无法发挥学历的信号机制,出现高分低能现象,使得部分企业采取其他考核方法招聘人才,甚至出现某些极端现象,对某些院校毕业生一概不招,或者用提前见习的方法考察毕业生,造成毕业生最后一年无法正常学习,不仅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学生无法安心撰写毕业论文,更为严重的是部分不良企业利用这种状况剥削乃至欺骗准毕业生,进一步削弱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是我国大学现在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因为我们的职称晋升主要取决于学术研究水平而非教学效果,而职称又与福利待遇挂钩,在这样的激励制度下,教师自然将精力主要用于科研,至于所写文章和专著的原创性和实用性则另当别论。这样一来,我们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而且写出来的研究文献缺乏原创性或实用性。 二、美国与日本经验 美国本科教育定位是基础教育,所以美国本科生入学时不需要分专业,先采取通识教育,然后实行主修。各个院校在其教学计划中都贯穿培养目标必须追随社会需求这一基本教育理念,在制定切实可行培养目标基础上,围绕目标富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各具特色。美国的经济学本科培养比较简单,课程不多,但很精炼,而且有层次。美国大学经济学本科生一年级的核心课是经济学原理,二年级学中级宏观和微观、计量经济学,三四年级选两门经济学专业领域课。这样,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学到经济思想,学会利用经济学原理考虑和分析问题,而不是学会具体技能。主修经济学的本科生就业时选择面很广,而且作为本科生,就业时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只能被动地等待雇用单位选择,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劳动力市场完成的,通识教育培养的准同质本科生有利于竞争机制的发挥,激励学生在校认真学习,所培养的学生比较适合市场调节,到具体岗位后由企业完成职业培训,从事具体岗位。 美国经济学研究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形成了完整的学术规范,特别强调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很多经济学理论是根据美国实际得出的,比如戈德斯密斯通过美国的数据提出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弗里德曼根据美国的货币流通规律提出了货币主义学说。当然,也有不少美国经济学家根据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数据比较分析,提出了很有影响的理论假说,如肖和麦金农的金融抑制论等。 美国的经济学教育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实践性,不仅通过案例教学将现实中的典型案例搬上课堂,体现了经济学经世致用的价值,为帮助学生领会所学理论的应用价值,教师往往从经济咨询、政策分析和理论研究中提炼归纳出各种经济模型、真实数据,将其编为例题、习题或思考题。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还根据经济发展和实业界人士对经济人才的培养要求,对教师教学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督考核。在海外学生申请入学时,有些大学经济系还会特别问学生有哪些实践经历。 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美国教师的职称晋升中占有相同的权重,平均来说,美国大学的教师将52%的精力花在教学上而只将30%的精力用于学术研究。为强化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美国还专门让一流的教授给低年级学生上经济学基础课,并实行严格的轮换上课制度,这样既可以发挥一流教授的示范作用,也有利于优化基础课教学。 日本的经济学教育也曾经存在和我国相类似的问题: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很不明确;经济学课程内容存在着与现实经济生活相脱节的现象;大学教师存在着忽视教学的倾向。1985年成立的日本经济学教育学会借鉴美国经济学教育经验,对推动和发展日本经济学教育起了重要作用,目前日本的经济学教育已形成以下几个特点:1在专业口径与培养目标设置方面,强调宽口径和专业适应性。日本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宽口径设置,不仅为日本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提供了支持,而且还适应了日本特定的劳动就业市场需要。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注重应聘者的基本素质而非具体技能,一般信息处理能力及可塑性而非深窄的专业知识。日本企业都有一套培训员工的教育制度,大学毕业生就业后通过企业培训可以胜任各种工作。2在基础知识及其结构方面,重视一般基础课程的教育。日本对大学生的基础知识结构,通过立法程序从原则上提出要求。日本大学普遍强调学生基础课程学习,重视学生社会文化知识及素养的培养。日本在二战后就注重综合研究,在社会经济领域产生了一批新的边缘课程和学科。3在学校自主权方面,自主性大,培养方案灵活。虽然日本文部省通过教育立法对大学生应具备的基础知识结构有统一规定,但对大学经济学类专业的教育培养方案却未做硬性规定。各大学可以自主发挥优势,因材施教,根据本校的师资条件,开出具有不同特色的专业课和选修课;学生也可以在老师指导下,根据本人的特长和志愿制订选课计划,不强求统一。日本经济学教育与其国情和实践结合得比较好,对日本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目前日本的经济学研究在亚洲名列前茅,部分经济学家在国际上都得到了认可。 三、几点思考 解决前面第一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各校经济学本科人才的培养在保证基本规格的前提下,如何根据社会的需要来体现自己的特色,使得我国经济学人才具有多样性,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对此作了很好回答,不再赘述。解决第四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协调好高校的教学与科研这两大职能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美国的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从高校三大职能的排序上我们也可以得出孰是孰非来。下面我们侧重谈谈理论研究如何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相结合和理论教学如何与实际业务部门相结合。 正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胜利所揭示的一样,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经济理论必须来自现实经济,具有特定的前提假设,我们只有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并提炼出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前提假设,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归纳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内容,进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的经济学才能在国际舞台有立足之地,已故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超边际分析方面取得成绩就是明例。要想实现这一点,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一、鼓励中外合作培养经济学理论研究人才,毕竟发达国家经济理论比我们成熟的多,要想缩短我们与国际主流的距离,必须要走出去,直接接触理论前沿,但一定要强调中国实践,不能完全依赖国外单独培养,解决好本土化的问题。二、走出去的同时,还要坚持请进来,请一些对中国或者亚洲国家/地区颇有研究的国外专家学者来我国访问交流,甚至作为经济顾问,通过他们的示范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提供指引。三、加强国内交流合作,不仅仅科研人员要加强交流合作,还要促进科研人员与实际业务部门的联系,鼓励人员流动,特别是鼓励具有实践经验的人员流向科研部门。 一旦经济理论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课堂教育便会不再与实际业务部门相差太远,因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求我们从事理论研究时必须关注实际部门的业务,研究实际问题,并指导实际问题,真正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们的课堂教育与鲜活的实际业务紧密相连,学生就不再感到所学知识无用,英雄有用武之地,这种激励会促进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企业也不再认为我们的学生是高分低能,学历的信号机制得到体现,从而步入正常的良性循环。为真正实现这一点,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一、请一些有专业理论水平较高的实际业务部门人员到高校担任兼职教师,讲授应用性的实务课程,能够将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单纯让教师去实习,然后再回来传授给学生效果不会太好,毕竟很多保密性业务学不到,而且短短的实习无法得到一些需要积累才能有的经验,另外教师的精力有限,也没有条件一直跟踪最新的业务进展。二、开发设计模拟现实业务部门流程的软件,甚至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情景模拟,将一些枯燥的实务课程开发成游戏软件,让学生寓教于乐,边学边玩,这样可以弥补由于保密性使得学生实习流于形式的弊端,以次优的方式实现实习的主要内容。三、鼓励学生在校期间保留学籍,大三和大四期间参加工作1至2年,积累经验,然后再学习专业知识。有了感性认识,学生学习的目的性会更强。 本科经济学论文:论文的格式: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辅导 毕业论文是高等教育完成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它是学员毕业的标志性作业,目的在于总结专业理论的学习成果,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衡量自考经济学本科毕业生是否达到全日制普通高校相同专业相同层次的学力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许多学员由于缺乏平时训练,往往对毕业论文的独立写作感到压力很大,心中无数,难以下笔,因此,对经济学本科学员就如何撰写毕业论文进行必要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一、毕业论文及其写作要求 (一)什么是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从文体而言,它是对教学领域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价值的论说文.从侧重点不同,分为学术论文和理论论文。经济学本科的毕业论文一般为理论论文.理论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来探讨、论述理论问题,表述理论研究的成果,或应用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说明、提出对策办法,并提升到理论高度的一种著述文体.由于毕业论文的写作,具有总结理论学习成果,培养学生的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性质,就不能简单地重复已有的结论,而是从已知求未知,具有一点新的思想深度和自己的观点、主张。 (二)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 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考核是取得高等教育毕业文凭的重要环节之一,毕业论文是高等教育完成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它是学员毕业的标志性作业,目的在于总结专业理论的学习成果,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衡量自考毕业生是否达到全日制普通高校相同专业相同层次的学力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是整个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员要有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绝不可应付了事。 (三)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1、首先毕业论文应符合社会学科类论文的基本要求,这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性:社会科学各学科是思想性很强的学科,它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我们周围的客观事物,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学术性:学术性是学术论文的基本特征。毕业论文的论点和论证不能只停留在描述事物的外部现象,而应在立论和论证过程中尽可能触及事物内部较深的层次,深入剖析事物的内在本质揭示出事物的规律性。 (3)科学性:毕业论文的撰写应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科学理论和科研实践为基础,采取严谨的态度去探求未知,得出结论。论文的科学性还体现在论文的立论要客观、正确;论据要可靠、充分;论证要符合逻辑,严密、有力;表述要严谨、准确。 (4)创造性:创造性的核心是创新。在毕业论文撰写时要注意对所研究问题采取新的分析方法,得出新的观点,不能只重复前人的研究或人云亦云,不要大段复述已有的知识。当然,创造性并不排斥继承性,事实上,创造性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2、除了以上四点外,毕业论文还应达到一些特定的要求: (1)符合本专业教学的基本要求,应围绕自己所学专业进行。 (2)不能偏离经济学专业所要求的经济管理范围。 (3)正文字数5000-7000字。 (4)已发表的论文不能再用。 二、毕业论文的选题 (一)毕业论文选题的重要意义 选题是论文撰写成败的关键。因为,选题是毕业论文撰写的第一步,它实际上就是确定“写什么”的问题,亦即确定研究的方向。如果“写什么”都不明确,“怎么写”就无从谈起。题目的好坏不能不能离开一定时代的社会需要和作者自身的主客观条件,做到量力而行、量体裁衣。 (二)毕业论文选题的方法 我们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切实可行的课题。 第一、要坚持选择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了很大的精力,表达得再完善,也是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学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 1.从“热点”问题选题。在社会进步、国民经济发展和学科研究中,尤其是在我国深化改革的大潮中,经常出现集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等各方面人士关注度非常高,各种形式的讨论相当的热烈。“热点”问题一般在某个时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如曾经出现过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国有企业产权问题”、“资产重组问题”和当前的“经济是否过热问题”等等。相对来讲,“热点”问题引人注意,一定时期集中讨论“热点”问题的文献资料也比较丰富,从中确定自己论文的选题也是比较容易的。关键的是,自己对“热点”问题的把握能力,即知识、信息、理论水平及分析提升的能力。“热点”问题有大有小,要选择自己综合能力可以驾驭的论文选题。 2.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而要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行业垄断问题”等等。 3.从具有一定倾向性的问题选题。在倾向性问题的苗头出现时,用理论观点分析,预见它的生命力或后果,这样具有前瞻性的选题往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如“居民富了要增加智力投资”、“居民收入增加了要外出旅游”、“乱划开发区破坏挤占耕地”等等。 第二、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切实可行的题目。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不但要有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由于个人的主观、客观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选题时,还应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并根据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来选。具体地说,学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的。选择一个具有丰富资料来源的课题,对课题深入研究与开展很有帮助;其次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可以激发自己研究的热情,调动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以专心、细心、和耐心的积极心态去完成;最后,要能结合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每个学生无论能力水平高低,但能发挥业务专长的课题对顺利完成课题的研究,展示出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才能大有益处。 第三、要选大小适宜题目。现实性强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当然是好题目,但由于自己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题目如果太大往往不容易写好.因此,一般来说,题目还是小一点具体一点好.如果学员在工作中对某一方面的问题熟悉,材料丰富,对问题的理解有深度,小题目也能发挥理论水平,写出好文章。选题可以大题小做,如论述工资制度改革,可以限定为论机关工资制度的改革;也可以小题大做,如从某企业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等等。总之,题目的选择应是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大小适宜为好。 第四、要拟一个好的标题。标题是给文章标的题目,即取个名字。毕业论文的标题是论文的眉目,应仔细推敲,尽可能从各个角度充分考虑,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好的标题应是确切适宜、简洁明白、醒目引人。标题不可过长,尽量在20个字以内。常用的拟标题的方法有:一是直接揭示或概括主题,如“应正确看待当前物价的上涨”;二是引人注意的标题,如“房改的出路在哪里?”;三是形象化暗示主题,如“大地超载----论我国的人口形势”;四是直接指明主题的所属范围,如“安徽省地区第三产业水平评价及发展战略”等等. (三)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 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 2、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 3、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 4、征询指导老师的意见,在导师指导下选题。 5、利用图书馆、电子网络中的资料选题。 三、毕业论文的结构 毕业论文结构布局的基本格式由标题、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四个方面内容构成。 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 中文摘要要以不多于200字的语汇摘出论文中的主要观点,便于读者一看就能掌握论文内容的要点。目前比较通用结构式摘要,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内容摘要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 正文是论文的的核心内容,包括导论、正论、结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导论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通常几百字即可。正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作者要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 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缩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 在一篇论文中,导论、正论和结论都要有,但却不一定是三部分三块。有的论文三部分齐全,导论提出提出问题,正论分几层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有的论文把结论提前融进导论,以解决问题导入,正论再一层一层地分析论证,最后没有结论,或只有一个结尾;还有的论文导论提出问题,正论分析问题,得出结论后,然后提出对策,再写个结尾。 本科经济学论文:对能源经济本科专业“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的思考 摘要:针对能源经济本科专业的“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本文从多角度分析和概括了能源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能源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教学要求,简述了国内外能源经济专业设置及“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情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模块化设计思路提出了课程内容设置的原则、模块内容划分、学时安排和有效的辅助教学手段,希望能为国内的课程建设提供一定帮助。 关键词:能源经济学;战略性新兴产业;课程体系;内容模块 当前,能源生产、分配和利用方式正面临深刻变革,能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能源产业也在经历从传统垄断和计划为主的管理模式,通过管制放松和竞争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能源相关资源配置将更多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这一进程中有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 能源经济学就是以能源生产、分配和利用全过程中的经济问题为核心,阐释能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与相应经济规律,为实现能源及相关资源在社会经济中的有效配置和管理,提供理论和方法论支撑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是能源经济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理论。2010年,教育部启动包括能源经济专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建设,“能源经济学”课程普遍作为该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一、对能源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解――基于课程知识框架的角度 当前,能源经济学的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能源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关系;能源与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关系;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能源价格、能源市场和税收;节能与循环经济;能源替代;能源国际贸易和能源金融;能源政策等[1,2,4,5]。总体上,能源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有关理论来源,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管制经济学、能源技术经济学、金融学等理论,所采用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是运筹学及数学规划、应用统计与计量经济学、可计算一般均衡(CGE)理论、系统科学及系统动力学、博弈论及信息经济学等。 对能源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可以从对能源经济的不同认识角度理解。 1.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层面(图1)角度 宏观层面内容侧重总量分析,有关政策分析考虑经济环境因素,主要有宏观能源供需及平衡分析、能源市场、能源环境管制政策、能源安全等;中观层面内容主要是能源产业政策与管制;微观层面内容涉及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能源供需均衡与配置优化、能源生产消费的外部性等。相对而言,能源技术经济则强调围绕能源生产消费过程或项目,更具有与技术特征相结合的管理学特征,如投资决策分析、能源管理机制、生产消费过程(或设备)的能效分析等。现在部分开设的“能源经济学”课程,涵盖了能源技术经济学部分内容。 2.从产业链及其技术经济特性角度 考虑不同品种能源,结合从作为矿权的资源到勘探/开采/生产、输配和利用等环节(图2)的技术经济特点进行区分,如煤炭经济学、石油经济学(勘探开采、石油市场等)、天然气经济学(勘探开采、管道输配等)、电力经济学(发输配、电力市场)、新能源经济学等。现有能源经济学体系就是以以国际石油市场为背景的石油经济学为肇始,在原有各品种能源的专门经济学基础上拓展、融汇和深化形成的。 3.从研究方法论角度 以规范的定性和数理模型为方法的研究,为能源经济相关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如能源供需分析、能源环境税收、能源环境资源配置优化等;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的研究内容,为能源经济分析提供实证方法和必要证据,如能源供需定量分析、CGE模型应用和能源市场建模等内容。 与资源环境经济学、能源技术经济等周边支撑理论相比,能源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特点: (1)与经济学结合更为紧密:紧密围绕能源的生产、分配和利用过程,有更鲜明的针对性,侧重阐释能源在能源、经济和环境(3E)系统中的作用,研究能源与经济和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政策涵义。从宏中微观层面,为能源经济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支持。在当前主流能源经济研究中,实证分析占有主要地位,重视实际应用。相比而言,资源环境经济学更具基础性,而能源技术经济理论则侧重于更微观的工程经济实践。(2)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能源经济学为能源经济研究提供相对基础性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支撑。但是,如能源平衡表、能源CGE模型、3E系统理论等有关方法和工具,以及相关实证方法及其研究提供的实证证据,也能够直接用于能源经济管理决策和实践;(3)交叉融合性、动态发展性和创新性:能源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多样,现代能源经济学内容实际上结合了经济学、管理学、技术经济学和能源工程等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不断进行交叉、融合和发展,不断在深入和拓展研究领域,不断为回答和解决能源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创新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支撑,逐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但是,无论从研究还是从教学的角度,目前对能源经济学涵盖范围的认识尚不统一,理论体系本身远未成熟完善。 二、能源经济方向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 能源经济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高校设置能源经济相关专业,培养能源经济管理和研究人才,历史不长,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材编制、都仍处于起步阶段,各具特色。以前多作为研究生层次专业,设置于环境或能源相关系(学院),或能源环境相关跨学科专门研究中心,依托所在院系的专业及研究基础,教学内容的工程和管理学特征较强。依托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科开设能源经济专业的相对较少。考虑到学科交叉性,专业生源主要来自于理科和工科生源。 美国特拉华大学能源环境政策中心,于1983年最早面向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设置了能源经济及管理专业,2012年开始招收能源经济及管理本科专业。近年来,由于能源经济及其研究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专业人才需求增加明显。国外的著名高校如MIT、加大伯克利分校、南加大、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等,国内很多高校,如国内的中科院、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江苏大学、南京邮电大学、西安财经学院等,也都相继招收能源经济方向研究生。2011年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石油大学、重庆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晋东学院等高校陆续开设能源经济本科专业。 目前,国内已出版的教材[2-6]中,笔者认为魏一鸣主编的《能源经济学》(第2版,2011年)较为符合当前专业教学要求,其它教材多适合研究生层次。国外多数院校多采用讲义形式,也没有正式教材。知名教材中,《Energy Economics:Concepts, Issues, Markets and Governance》较适合本科教学,但内容程度偏浅;《International 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Energy》更适合研究生层次使用。 从多数课程开设的情况来看,由于能源经济学覆盖面宽和研究视角多样,对能源经济学及其体系的认知差异较大,课程内容也因为衔接课程的差异和依托专业不同,差异较大,深浅不一。目前存在的明显问题有: (1)课程内容体系欠规范,与相关课程内容重复和冲突的情况突出:例如,资源环境经济学对可耗竭资源开采、环境经济的分析,在本课程中也会讲授。在“能源经济”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方面,前者有关内容作为能源经济学理论来源之一,完全可以简化和有针对性地纳入能源经济学课程内容之中,作为基础理论模块的内容;还有,能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等教学内容存在部分重叠。(2)缺少一致认可的成熟教材,也是一个突出问题,教学多采用课堂讲义和教辅资料结合的方式。(3)教学手段和方法有待创新。对非工科背景的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的能源经济专业课程,理解上有一定难度,可考虑选择多媒体课件、有关能源生产过程和技术的视频、现场参观及专业实习等多元化辅助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接受程度;反之,依托工科专业建设能源经济专业,需要增加开设经济和管理有关课程,加深学生从经济管理角度对能源经济的理解。(4)教学学时数偏少。在目前高校本科培养体系规范下,多数高校可分配给专业课程的学时仅约占总学时的10~15%,单科课程多不超过60学时,中国石油大学等在能源经济专业建设中具有较长办学时间的高校,专业培养环节约占总学时的20%。教学学时普遍偏少,多是32或48学时。既要符合现有本科培养规格要求,又要尽可能地让学生接受能源和经济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的知识传授和素养培养,以满足未来从事能源经济领域实践与科研工作的要求,需要把握教学规律和专业学习特点,更为合理安排教学资源,改革教学方式,课内课外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知识接受程度。 总之,从国内外发展动态来看,本科层次“能源经济学”课程的规范化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教学体系建设存在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教学内容、辅助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评价等。本文主要对教学内容和辅助教学方法、手段进行探讨。 三、对“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的思考 1.建设思路 作为创新型专业核心课程,“能源经济学”课程的建设,从教学体系建设角度,特别是教学内容组织方面,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原则: (1)体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能源经济本身属于新兴领域,新的技术、理论方法和问题层出不穷。这要求能够把握能源经济理论及发展动态,在内容上采取教材(讲义)和科研文献相结合方式,不断充实、拓展和创新课程教学内容,包括教学内容及其结构、课件和实验环节等,反映该领域的新动态新发展。(2)特色定位:应充分结合原有教学和研究基础,在目前国内能源经济专业尚不多的情况下,各专业应找准自身定位,有的放矢,根据各品种能源及其子产业的技术经济特点,有选择地突出某一两子产业或部分教学内容,单独开设相关特色课程,形成自身特色和优势。如石油大学单独开设了“国际能源市场分析方法及应用”、“国际石油经济学”,反映出了自身特色。(3)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能源经济专业设置的直接目的是要培养面向能源经济实际,能够回答和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紧迫能源经济问题的人才队伍。因此,应注重课堂教学与实验实践培养环节相结合,丰富教学手段和方式,特别重视对专业素养和实际能力的培养。需特别指出的是,出于数量实证方法在能源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能源平衡表、计量分析、投入产出分析、SAM及CGE模型编制的工作量大和比较复杂,有关教学内容最好安排独立实验课程。(4)区别不同能源品种及其产业链:在对能源经济总量概念及有关分析理论的把握之外,应在能源供给、能源市场与价格、能源产业管制等具有明显子产业特征差异的内容部分,根据不同能源品种的技术经济特性划分教学内容模块,如可大致分为煤炭、油气、电力和新能源等和能源市场、能源金融等细分内容模块。在此基础上,按照专业特色定位进行适当侧重和取舍。(5)教学内容的灵活组合和调整:应从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分析应用和政策应用的维度,对内容模块的设置仔细分析、灵活剪裁和设计,反映专业定位及特色,区分主干和外围拓展内容。(6)注意与其它课程的衔接承递:明确课程之间的序贯承递关系,合理设置教学计划,尽量减少课程内容的重叠冗余,提高不同课程内容之间的相互支撑度,最大限度节约教学资源。适当考虑与研究生阶段有关课程的衔接。 2.课程教学内容的模块化设计 从各高校课程开设的情况来看,“能源经济学”课程多设置于第4或5学期,课程学时多是32或48学时。课程预备知识,主要有:能源概论、宏微观经济学、应用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运筹学等。课程内容的设置,应是对这些知识的综合运用和深化。参考有关《能源经济学》教材内容,从便于学生消化吸收的教学需求出发,笔者认为该课程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应适当增加学时至60学时,内容模块可大体划分如表1所示。 对教学内容的取舍,基本思路和原则是:(1) 以“能源供需分析―能源市场与能源价格―能源产业管制―能源政策―能源与经济增长、环境的关系”的有关概念及其理论阐释为核心脉络,组织和展开教学主干内容。(2)在理论和分析方法论的教学中,注重与有关课程内容衔接:理论分析部份,应注重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以讲授和深化,注重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能源经济问题的能力;注重讲授3E领域应用广泛的主要量化方法,包括指数理论与因素分解、DEA效率评价、投入产出分析、CGE模型和计量分析等方法,最好能够结合典型文献和课程实验环节,深化学生对有关方法及其在3E领域应用的理解。该部分内容有一定深度,可选择另外单独开设实验教学环节或课程,实验课时也可适当增加。(3)考虑内容深度、专业课程培养体系及教学安排和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强调学生对“能源-环境-经济”基本问题及知识的掌握和准确理解,突出特色定位,有所侧重,兼顾理论和方法论教学,进行内容取舍或单设课程。 3.辅助教学手段和方法 由于学时有限,学生对于跨经济学和能源科学的课程内容理解上会有一定难度。因此,在教学上,既要安排对能源学科特别是能源工程领域知识的预备课程,也要结合有效的教学辅助手段,可包括:(1)以专业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献作为补充,较全面、细致和及时地反映能源经济实践和学术研究的进展,反映能源经济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重要结论。(2)能源经济与工程技术的教学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能够为学生提供直观和感性认识。(3)能源经济模型及其分析工具,如CGE模型、3E系统模型,能够为学生更为深入和准确地理解能源系统提供模拟或仿真环境。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能源学科专业实验室,提供能源工程教学的辅助仿真实验。(4)安排课程认知实习环节。(5)有组织地开办课外能源经济专业讲座,增加学生课外的知识获取渠道等。 四、对重庆大学“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的思考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CEBA)于2011年获批在现有应用经济二级学科下筹建“能源经济”专业,于2012年开始招生。在专业建设上,CEBA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依托技术经济及管理国家重点学科,传承电力技术经济特色方向,以打造辐射全国的特色专业为目标,为西南地区及至国家相关行业部门输送急需的能源经济及管理专门人才,并为相关专业研究生阶段的教学科研培养输送人才”的专业建设目标。从人才培养角度,提出了培养符合国民经济建设和能源经济研究急需的“懂能源,精经济,会管理”的创新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在“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上,课程教学学时规划设置为48学时。根据我院本科教学总体课程规划,梳理“能源经济学”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衔接关系如表1。对有关教学内容作出了相应安排:(1)在课程内突出能源经济实证研究方法内容,设置实验教学环节。(2)相对突出电力技术经济特色,单设“电力技术经济”、“电力市场与电力经济学”课程,安排“电力工程概论”课程作为预备课程。(3)建立与能源企业的教学培养合作关系,安排能源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举办讲座,安排课程认知实习、专业认知实习和专业现场实习等环节。 五、总结 能源经济专业的设置和能源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都是新兴事物,需要不断开拓创新。国内“能源经济学”课程建设处于初创阶段,有待规范化和经验积累。本文基于对能源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解,结合国内能经专业办学的实际,探讨提出了“能源经济学”课程内容设置模块化设计及其原则与必要辅助教学手段,希望能够为能经专业的下一步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本科经济学论文:职教本科“西方经济学”课程创新研究 摘要: 职教本科作为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出现的新本科教育层次,其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仍处于摸索阶段,西方经济学教学也不例外。本文首先基于培养目标探讨了职教本科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定位,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分析总结了当前职教本科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职教本科生在西方经济学学习中的优势,最后提出了若干教学改革建议。 0 引言 职教本科生是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出现的本科生群体,他们来自技校(技工学校)、中专(中等专业学校)或职高(职业高级中学或高级职业中学),经过单独对口统一考试合格后,进入一些地方高等院校接受本科高等教育的特殊群体。 西方经济学作为职教本科财经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在地方本科院校职教本科财经管理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但是,目前地方本科院校对于职教本科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并没有针对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但实践技能相对强的职教本科生的这一最大实际,而是照搬普通本科的教学设计,或者在职教专科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简单增加教学内容与课时。这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西方经济学课程学习效果的偏差,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兴趣,而且严重偏离了职教本科的培养目标。 1 基于培养目标的职教本科西方经济学教学基本定位 1.1 职教本科不同于普通本科 职教本科与普通本科共同构成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全日制本科层次。但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生源不一样,而且在于培养目标不一样。高等职业本科是2014年国务院提出的一个新的教育体系,主要目的是为了顺应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总趋势,解决我国高级技能人才紧缺的迫切问题。职教本科教育则区别于过去的普通本科教育,理论和实践两手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学生毕业之时即具备一定工作能力,毕业生以其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综合素质在人才和劳动力上独树一帜。而我国普通本科目前仍主要是以理论教育为主,学生的动手能力不强。所以在培养目标上,职教本科培养的是适应经济实践和生产实践第一线需要的高级应用性技术人才,而不是传统的理论型、学术型或研究型人才。 因此与普通本科相比,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上,职教本科教学的侧重点不在于过多的理论假设和模型推演,而在于基本概念与经济实践的融合讲解、基本原理在经济实践中的应用分析等。 1.2 职教本科不同于职教专科 从上述也可以看出,职业本科教育既重视理论塑造又重视实践训练,一方面通过扩大理论视野、丰富理论知识,使学生形成一定的理论素养、培育严谨的理论思维,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实践技能的训练,让他们形成比普通本科生更强的工作适应能力、持续的操作能力及创新素质。而职教专科主则主要面向企事业单位,培养一般性的应用型技术人才,特别是面向车间及生产线的操作性人才。所以,职教本科在课程设置上,应在专科课程技术性、实操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适当加强理论思维的训练,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让学生在全面的理论知识的武装下,具备强适应性,避免因理论知识的不足而形成的思维局限,从而在毕业之时,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并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拥有可持续的创新能力。 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上,与职教专科相比,职教本科教学的侧重点不在于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简单介绍和基本原理的简单应用,而在于经济学范畴的较深入理解,并让学生掌握专科阶段可能未深入理解的西方经济学原理,从而既避免职教专科生单一的模仿执行状态又避免普通本科生的理论与实践可能脱节的现象发生。 2 职教本科生在西方经济学学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基础知识水平底,对数学内容难以接受 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知识体系,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也不例外。职教本科生在中职院校没有接触过西方经济学这门课,但西方经济学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而大多数学生虽然在大一第一学期都学过“微积分”这门课,但到第二学期问他们具体学习了什么内容,很多同学都说不上来了,总的来说高等数学的基础知识他们已经忘得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一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内容,对数学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的职教本科生来说很难理解,所以需要对职教本科生进行理论基础知识的补缺补差。 2.2 对大学教学方式变换不适应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讲究教师主导的“满堂灌”,同样一门课安排课时多,许多知识点教师反复精讲,而且大部分教学内容的教学都在课堂中进行,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体现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而大学教育,特别是大学本科教育提倡的是学生主动学习,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起一个引导作用,因此大学教育,特别是大学本科教育,相比于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而言,教学内容更多,教学进度也更快。因此至少对大学一二年级的职教本科生而言,由于他们仍然喜欢填鸭式学习和题海战术,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均已根深蒂固,故对大学的授课模式很不容易适应,也不愿主动改变。 2.3 对西方经济学学习难以提起兴趣 西方经济学虽然名为经济学,但其实很抽象,与经济实践并不直接“融会贯通”,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因此多数学生普遍有这样的心理:西方经济学如此抽象、晦涩难懂,与我所学的专业没什么关系,与我毕业以后从事的工作没什么关系,而且,西方经济学学习的好坏也不影响我今后的生活,所以听不懂就听不懂,顺其自然吧。也有的职教本科生,囿于他们的知识视野和思维局限,认为自己知道怎么做就行了,不用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能掌握一定的实践技能就足够了。 3 职教本科生在西方经济学学习中存在的优势 3.1 对经济实践有一定的感性认识 职教本科生来源于中职学校,他们在中职阶段学习了一定课时的专业课程,有的甚至参加了一定的生产生活实践,因此,相比较于普通高中毕业生,他们对经济实践积累了一定的感觉和感性认识。而西方经济学作为财经类课程,作为对经济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抽象概括,如果学习者具备一定的生产生活经历与经验,无疑有助于学习者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解。所以说,相比较于普通高中毕业生,职教本科生学习西方经济学乃至其它财经类课程,在可接受性这一点上,是有一定优势的。 3.2 思想较为活跃,学习思路较为开阔 同样源于他们的学习与接受教育的经历,他们较之于普通高中毕业生,较少经受应试教育的训练,虽然在基础理论以及数学训练上逊色于普通高中毕业生,但正由于较少经受应试教育思维固化的影响,他们思想较为活跃,学习思路较为开阔。 据笔者的观察以及与他们的交流,了解到他们之所以在课堂学习中显得较为沉闷,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基于自己出身(学校)的自卑心理。而实际上,当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形成更贴近他们的教学氛围时,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感觉”就会被适时激发出来,得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4 职教本科“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建议 4.1 因人制宜,改进教学手段 职教本科生虽然来自中等职业学校,但具体来自技校(技工学校)还是中专(中等专业学校) 或者是职高(职业高级中学或高级职业中学),他们的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学习能力等是不一样的。因此,教师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在课堂教学中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按照学习者不同的个性,开展课堂教学,就显得异常重要。而且如果辅以良好的教学方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会更好。因为良好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而且使学生深刻体会到内在动机发挥作用后的学习成就感。 笔者在一次西方经济学的期末考试后,与职教本科生交谈时得知,他们中大部分之所以西方经济学考得较差,固然由于他们自身的知识基础较为薄弱,但另一方面是由于教师的教学手段的落后:有些西方经济学教师在课堂中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僵化呆板――先讲概念,再展开原理,接着画出图形,最后进入课后练习(有的甚至连课后练习都没有),套路固定,整个教学过程始终以教师为中心,基本没有体现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教学和考核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在实际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因人制宜,因材施教,并改进教学方法,加强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从而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西方经济学学习热情。 4.2 发挥经济学的实践性,增加授课的趣味性 西方经济学体系包含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类,其中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所涉及的有关消费、生产、经济政策等知识,职教本科生在中等职业教育中都已经或多或少接触过一些知识。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他们大多数认为以上相关章节内容,他们较为感兴趣,但同时也觉得教材编写过于抽象,从而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学习效率。所以笔者建议,在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开场白宜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案例,引起学生兴趣,引发他们的思考与辩论,再开始讲解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此外,西方经济学教育中存在很多的知识点,教学大纲中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灵活穿插这些内容,引导学生进行讨论,通过引导的过程回归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样可以降低学生的畏难和急躁情绪,提高学习效率。 4.3 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改变教学模式 “互联网+教育”以其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学习空间的泛在化以及学习内容的丰富化等特点使高校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的互联网为大学生提供了微课、MOOC、精品资源在线课程、网络公开课等各种优质在线教学资源,使越来越多的学习者渴望现代教学手段能对他们的专I或非专业学习带来一定的帮助。在面向职教本科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大学教师应结合职教本科生兴趣广泛、喜欢寻求变化的特点,及时利用“互联网+教育”提供的的时代机遇。 笔者在实际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就发现利用了互联网视频和音频的现代教学手段的课堂教学效果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的课堂,从而提升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本科经济学论文: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创新教学分析 摘 要 经济学课程是高校本科经济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核心课程。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传统教学模式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对于高校本科经管类学生的未来发展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均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高校本科的经济学课程教学要摒除传统教学模式带来的弊端,实行创新教学,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提高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高校本科 经济学课程 创新教学 0 前言 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为了培养经济型人才,但是当前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还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学生的数学基础能力比较差、学用脱节以及学生的经济学素养不足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学生的经济学课程学习效率,也会影响学生其他科目的学习。鉴于此,笔者在此基础上对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展开详细的论述。 1 当前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的突出问题 1.1 学生的数学基础能力比较差 经济学课程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在分析的时候要通^数学公式、图表和曲线等工具,而且部分理论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在分析的时候需要借助大量的数理实证和图形,这就要求学生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但实际上,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却恰恰相反,人文知识比较丰富,而数学的基础却很薄弱,导致了学生更倾向于学习经济学的定性分析,而对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却不感冒,不愿意深入研究定量分析的步骤和方法,不习惯利用数学公式、图表和曲线等工具来分析经济学课程中涉及到的概念、原理以及理论。因此很多经济学学生在学习方面觉得有难度,认为经济学课程枯燥、抽象,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不高。 1.2 因为国内外差别,学生学用脱节 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以及发展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我国的历史背景相差很大,与我国的国情也有很大的差别,很多经济学理论以及观点如果站在中国,根据中国的国情去分析的话,很难理解透彻。因此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常常出现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的现象,学习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无法运用到社会经济实践之中。往往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对于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一些经济问题没有办法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这即是所谓的学用脱节,也是目前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 1.3 学生的经济学素养不足 高校本科的经济学课程一般都是在大一下学期或者大二上学期开设,学生还处在本科的低年级,由于进入高校的时间并不长,应试教育的影响还并未完全消除,因此在学习上还处在一个较被动的地位,而且高等院校的学生也没有工作经验,对企业和社会的了解也比较少,因此经济学的素养不足,对很多经济学知识点的理解都不透彻。即使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课,掌握了书本上的知识点,但是因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也没有感性的认识,甚至存在一些经济学的学生,对国家的基本经济方针都不了解或者只是掌握一些皮毛。 2 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进行创新教学的对策 2.1 应用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方式是课堂教学效果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经济学老师应当对课堂教学方式不断进行创新,使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从而提高经济学的教学效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有如下几种:(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比较广泛,很多门学科都运用这种教学方式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经济学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案例教学法来对学生进行教学。经济学老师根据经济法教学课程的内容和教学目的,通过引用一些典型的经济案例,来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学生在思考的基础上,分析研究案例中的材料和问题,然后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通过判断给出决策,学生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了运用教材知识或者所掌握知识点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在讲经济学中某一个基本原理的时候,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学生通过分析案例,加强了对教材知识点的理解。(2)讨论教学法。学生是课堂上的主体,尤其是高校本科的学生,更应该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主体地位,作为课堂上的指导者,经济学老师也应当不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上尊重学生,坚持以人文本的教学理念,在经济学课堂上开展经济学活动,并且不断鼓励学生参加和谈论,学生之间的观点不同,这些观点相互补充和修正,强化了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并且还能指导学生去发现和探讨经济学教材中知识的规律,深化研究的力度,思维得到了开发。在讨论交流活动的最后环节,经济学老师可以就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加强学生的理解以及加深学生的记忆。(3)综合案例讨论教学。知识点相互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因此经济学老师在经济学的讲学过程中,也不能只对某一个单一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可以通过巩固和复习前面的知识点,来引进新的知识点。 2.2 良好把握课程教学的核心 高校的经济学课程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微观经济学,还有一个是宏观经济学。前者重视资源的配置问题,“价格理论”是主要的核心理论。而后者重视资源的利用问题,“国民收入”是主要的核心理论。很多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分不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将两者区别开来,导致学习吃力。针对这方面的问题,经济学老师应当为学生分别理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主线,让学生在掌握这两条主线的基础上再将全部的经济学内容串联起来,继而全面掌握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例如宏观经济学含有较多的理论派系,经济学老师可以根据经济学中的三大模型,给学生详细阐述各个模型的内涵,并且让学生在深刻理解模型内涵的基础上掌握模型与模型之间的联系。 2.3 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培养出学生的创新欲望,学生也就有了巨大的学习动力,会全身心投入到经济学的学习之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经济学老师首先要有课程意识,并且要有开放的课程资源观念和教材观念,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之中要充分考虑到课程的个性化和多样性,并将其完全结合起来。在学生的培养模式制定上,要根据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将其与学生的素养紧密结合起来,再确定培养目标和教学手段,经济学老师要做到因材施教,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积极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经济学老师要通过多种手段,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对经济学产生创新欲望,情感得到培养,思维得到激活,在此基础上,经济学老师除了要有课程意识,还要有目标意识,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教育效益三个方面充分结合起来,缺一不可,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到教育效益,不能急功近利,要根据经济学专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条件,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的主动能力。 2.4 全面结合我国国情 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以及发展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的国情相差很大,如果从中国的国情角度去分析的话,很难做到透彻理解,经济理论脱离了生活实际,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如今本科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撰写背景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为主,而我国的经济生活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国可以利用“洋为中用”这一方式,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当借鉴国外的经济学课程和案例,将中国的实际经济和系统教学有效结合起来。例如经济学教材中在分析三大货币政策时,主要强调与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相比,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取得最佳的效果,一般来说使用较少。但是在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使用次数就比较多,其目的是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威胁以及抑制经济的过热现象,这样与国外的行情则大不相同,中国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疑问,经济学的老师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结合当前开放的经济背景,从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金融环境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来给学生解释。 2.5 落实技能培训 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是一门理论课程,并且是纯理论,除了介绍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和原理,就是介绍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点,但是经济学的教学则不一样,如果经济学老师仅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而忽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那么学生的专业化能力得不到培养和提高,也就没有办法将经济学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之中,对于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经济问题也就没有办法进行解决,这样的经济学课程教学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经济学老师不仅要指导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点,还要落实学生的技能培训,让学生在实践生活中应用到专业化能力,并且经济学老师要掌握当前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了解到当前社会经济行业的规范和需求,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变为实用技能,对感性认识进行深入研究,将感性知识转变为理性知识。 3 结论 综上所述,高校本科的经济学课程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化需求,培养经济型人才,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针对当前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中还存在的诸多问题,经济学老师应当结合我国国情,运用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并且在给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复合型经济人才。 本科经济学论文:关于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 摘要:文章阐述了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和特点,结合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从四个方面对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进行探讨,旨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教学方法 计量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论。计量经济学教学有几大特点:一是学科的交叉性,计量经济学是“统计学、经济学和数学的结合”,数学、统计学作为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理论知识讲解必不可少,而学生普遍对此有畏难情绪,导致教师授课比较被动。二是应用性强。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开设是为了应用型经管人才将来能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去分析和解决经济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教学侧重于应用,需借助大量的应用实例来辅助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是计量经济方法论的掌握和用离不开实验教学,这就要求学生掌握、熟悉相应的分析软件。以上这些特点使得计量经济学的教和学都有难度。 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大多采取“满堂灌”的方式,学生学起来感觉较抽象、枯燥,缺乏主动性,这样的教学方法急需改革。笔者基于计量经济学教学特点,结合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和经验,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探讨。 一、完善先选课程设置,适当增加课时量 计量经济学本身并没有自己固定的经济理论,方法和技术大多来自数学和统计学,因此,学习计量经济学前提是具备经济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的基础知识,先选课程未开设或者开设后讲授内容有限,都不满足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需要。因此,要提升教学效果,首先应完善先选课程的设置。计量经济分析步骤缺一不可,所涉内容多,需要的课时量大,但很多本科院校的计量经济学课时量已经被压缩到极限。而且部分经管类专业的学生数学基础较差,需要花时间对预备知识进行复习。教师讲授计量思想和方法时,为了让学生易于接受,应给予学生一些时间思考、讨论甚至现场实验演示。实验课,学生熟悉应用软件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充足的课时来支撑。因此,不管是讲授课还是实验课,都应该加大课时量,才能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 二、强调经济学科实质,加强应用能力培养 [JP+2]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授课时除了介绍方法和模型以外,还需注重计量经济模型和其假设的经济含义,并指导学生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所估计的模型,体现该课程的本质,提升学习兴趣,不能让学生感觉是在学数学或统计学。 大多数本科院校的计量经济学以应用教学为主,重在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中应适当减少烦琐的理论推导,增加案例分析,让学生觉得易学、有趣、有用。案例分析课与实验课的安排时间要恰当。据以往上课的情况看来,将案例分析的内容贯穿于理论知识讲解中,学生更容易听懂。而实验课应安排在理论方法讲解之后且间隔时间尽量短,避免学生遗忘理论方法。 三、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激发学生兴趣 计量经济学涉及大量数学符号和公式,学生翻开教材的第一反应是难且抽象,尤其文科生源大多有“畏数学”情节,缺乏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要改变传统的单一讲解模式,采用多样化方式教学。如,讲解理论方法时演示实验操作过程,减少枯燥感,必要的时候,让学生上台演练;适时增加案例分析内容,以学生讨论、教师引导的方式,让学生在趣味中掌握经济计量方法;对于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可省略部分理论推导,让其从例子中体会出原理;必要时采用板书教学,可以放缓教学节奏,留时间引导学生思考,使其集中注意力,还能避免多媒体大屏幕翻页让学生难以上下衔接等。经验表明,如正规方程组的推导,联立方程组模型中使用阶、秩条件进行模型识别的例子等内容,使用板书讲解的教学效果更好。 四、重视课程论文环节,丰富考核方式 课程论文的写作可培养学生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软件应用、结合经济理论对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优化等综合能力。以往教学中大多没有讲解课程论文的写作,其弊端体现在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上。据了解,经济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大多数学生对实证分析有畏难情绪,计量经济学课程中增设课程论文写作培养环节,能极大提高实证分析的能力。 课程论文环节可分组进行,组员间相互讨论可扩充学生的思维,同时让学生体会到团体合作的魅力,激发学生对科研的兴趣。考核方式上,多种考查方式相结合可让学生摆脱单一的应试学习,有助于培养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平时成绩中,还可纳入案例分析讨论与课程论文的完成情况,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遵照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的,试卷题目应偏重应用分析能力的考核,尽量避免烦琐的数学推导和公式计算。 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这期间,教育理念的更新、培养方向的定位、教学内容的增删、教学方法的变更都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这不仅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离不开学校的其他改革配套措施。对此,我们应沿袭建设精品课程的精神,继续深入该课程的教学改革,使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更加完善。
运输经济论文:低碳经济下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研究 一、低碳经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加,交通拥堵成为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低碳经济主要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和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改善环境状况。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不仅仅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改善当前城市环境的重要措施。虽然当前我国大部分的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已经十分完善,但是公共交通的有效利用率并不高,公共交通管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1.人们乘坐公共交通意识不强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经济收入的逐渐增加,有车一族逐渐增加,城市出现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就是私家车数量的逐渐增加,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乘坐的市民逐渐减少。城市环境污染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私家车数量的增加,导致汽车尾气排放增加。有车一族为了避免挤公交车往往开车上班,造成交通拥堵问题,由于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意识不强,导致大量的公共交通资源闲置,城市的环境问题也逐渐突出。 2.城市公共交通信息化管理不完善 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作为城市交通运输的主要力量,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众多的便利,但是由于当前城市交通工具信息化管理不完善,导致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管理水平难以得到有效地提高,公共交通控制和道路监控系统并不十分完善,严重影响了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功能的发挥。 3.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法规不健全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问题的管理水平,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交通运输正常通行。一些公交车司机违反交通法规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不仅仅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也不利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的进行。由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公共交通运输的有序发展,另外由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体系不健全,一些公共交通运输并没有进行良好的规划,造成一些资源的浪费,这也未能体现出低碳经济的要求。 二、低碳经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的建议 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于缓解城市污染问题以及城市资源的浪费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低碳经济发展的今天,大力推进公共交通运输建设对于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建设,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1.加强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规划 近年来城市的环境污染以及交通拥堵逐渐加重,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城市环境质量。随着低碳经济理念的提出,发展城市公共交通逐渐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目前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并不十分完善,一些市民由于公交车不方便选择不乘坐公交车,今后应该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规划建设,提高公共交通覆盖面积,建立相对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网络,保障市民的方便出行,鼓励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开私家车,缓解城市环境污染以及城市交通拥堵所带来的的城市压力。 2.提高居民对低碳经济的认识 低碳经济对于当前城市建设提出了一些新的发展理念,对于缓解当前城市空气污染等各种城市病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一些市民对于低碳经济的认识不足,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以实际行动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今后城市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加强低碳经济的宣传,提高市民对于低碳经济的认识,通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一实际行动来践行低碳经济理念。 3.完善公共交通运输管理信息系统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信息化管理逐渐得到重视,但是目前一些城市的公共交通信息化管理并没有实现,这不仅仅不利于交通道路状况的控制,同时也不利于交通管制,严重影响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今后需要对城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加强资金支持,建立并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信息化管理体系,加强对公共交通的管理,保障公共交通运输顺利进行。 4.完善公共交通管理制度 由于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制度不健全导致公共交通工具并没有给城市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这也是导致不少居民放弃公共交通工具的原因之一。在今后的公共交通运输管理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减少一些司机违规现象,一定程度上增加拥挤交通段的公交车数量,建立健全快速公交制度,完善城市公交管理制度,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工具能够真正为市民出行提供方便。 三、结语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作为践行低碳经济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压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后需要进一步增加城市居民对低碳经济的认识,以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经济的理念,城市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运输管理体系,提高公共交通运输的效率,进一步规划公共交通运输体系,避免出现过度拥挤的现象,保障公共交通能够为市民的出行提供便利。 运输经济论文:我国交通运输经济现状及发展战略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作为流通经济范畴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产业。在当前的形势下,加强对我国交通运输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当前国内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环境研究 从实践中来看,当前国内交通运输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产领域的交通运输环境,另一种是消费领域的交通运输环境,全面认识这两种环境对实现我国交通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生产领域的交通运输环境。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依然没有完全复苏,国内生产领域中的产能过剩问题依然具有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国际出口市场的不断萎缩,导致大量的成品或半成品必然通过交通运输方式实现全国范围的相互流通。在该种现实条件下,国内的经济发展的开发度决定了生产领域的短期滞后性。由此可见,交通运输行业在当前的生产领域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尤其表现在业务量限制方面,进而导致该领域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特点。 其次,消费领域的交通运输环境。从实践来看,对于当前我国交通运输业内需拉动问题而言,应当将重点放在消费领域,即假日经济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等,这些都是促进消费者获得交通运输产品与服务的重要内容。据调查显示,消费者在商务出行、旅游以及网购方面的消费正在稳步提升,因此当前我国交通运输经济发展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二. 我国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现状 从本质上来讲,交通运输业主要负责的任务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货物在空间位置上的转移和调度,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交通运输。以下以2012年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之现状为例,对当前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进行总结,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我国公路、水路客货运输量与周转量都有了明显的增速,但较之于去年同期则有所减缓。形成规模的港口实现货物吞吐量超过47亿吨,同比增长7.2%,同时其增速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1个百分点;而规模以上的港口实现集装箱吞吐量超过8400万标箱,同比增长8.8%,而且其增速要比去年同期降低4.3个百分点。2012年上半年,我国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达5490亿元,此数据同比下降了6.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增速降低21.7%,其中投资规模也出现可幅收窄现象。上半年我国公路建设上投资达4733亿元,同比下降7.8个百分点;内河建设方面投资211亿元,同比增长33.1个百分点;沿海建设方面的投资为450亿元,同比增长4.9个百分点。公路交通运输业发展大大加快了国道运输干线的建设,但是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条 件依然非常有限;港口集装箱和大型的散货泊位能力非常有限,尤其是主要港口航道依然有待进一步开发。从整体上来看,许多大、中城市的路网结构建设并不合理,现代化的快速交通运输网络体系依然没有建成,交通结构相对比较单一,城市交通建设领域的大容量地铁及轻轨交通方式依然没有大的突破。 当前我国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经济发展资金比较紧张,尤其是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在不断的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难以及时的落实,地方政府财政资金落实不到位;第二,航运业发展趋势不乐观,市场呈现出需求放缓、成本上涨、运力增加以及运价下降和亏损扩大等态势,以致于多数中小航运企业面临破产风险;第三,2012年上半年我国安全生产形势整体上来看相对稳定,但是一些重大运输事故有增无减。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相对于中国的发展要求而言,供给仍然难以满足客观需求。 三. 我国交通运输经济发展战略 基于以上对当前我国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现状及其成因分析,笔者认为要实现交通经济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从实践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所研究的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实现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而对于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而言,不仅要研究其与身体环境的关系,而且还要加强其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交通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同时还要注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相处。基于对当前我国交通运输经济现状与供需矛盾分析研究,笔者认为未来中国交通运输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如下发展战略: (一)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对交通运输系统实施全面战略性调整 从实践来看,交通运输具有能耗量大等特点,因此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对能源进行合理的使用,对交通工具进行优化配置,从而降低其能源消耗,以保护环境。根据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要求,应当对当前的交通运输结构进行优化,建立以低碳环保为主体的现代交通运输体系。当前交通运输业主要分为交通、民航和铁路三个部门,让三者之间各自为政,很难实现统筹规划。各种运输经济发展特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就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打破传统的部门分割,实现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体系的战略性调整。 比如,就运输占地而言,复线铁路通常与16车道公路的运输能力基本相同,但铁路所需用地宽度为15米左右,而公路则需要占地122米,由此可见,铁路的实际占地仅为当前公路建设占地的八分之一。上述指标,在各部门自行制定发展规划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成为参考依据,但是如果按照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达到节约资源、能源、与自然协调的目标,在制定规划时,必然成为重要依据。 (二)提高交通运输经济管理水平,走集约化道路 从实践来看,管理就是生产力,它主要是通过对交通运输经济过程的控制、生产环节以及工艺规律等进行研究,从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技术组织策略,以保证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质量,并提高其管理效率。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实践中,应当采用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以最少的能源耗损来满足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之需求,从而实现交通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可以通过运筹学对库存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哈桑降低其库存量,从而实现节约库存成本之目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交通运输线路及交通运输工具的合理选择,在保证运输生产资料安全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交通运输能力,从而走上集约化道路。 (三)引进先进技术,构建智能化的现代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系统 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发展新型的节能运输工具,同时探寻新的替代能源。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采用纳米技术,不仅可以有效提高燃油燃烧充分度,而且还可以有效降低污染气体的排放量。将太阳能和原子能引入到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环境污染,而且还能够保证现代交通运输能源供给的持续性。同时,要将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相结合,大力发展智能性的现代化运输系统。在建立全方位的电子控制系统基础上,充分发挥准确、实时以及高效的交通运输管理机制,对交通运输工具、驾驶人员以及道路等因素进行综合管理,提高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安全性。除此之外,还要加强服务质量,以提高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人性化。 四. 结语 交通运输经济发展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当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交通运输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运输经济论文:公路运输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物质生产部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除了工农业的生产水平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如何。交通运输业能把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是联系工农业生产、城市和乡村、物质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作为陆上运输方式的公路运输是交通运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交通发展史中,它是继铁路运输之后的又一次伟大变革。公路运输因具有快速、安全、经济、舒适的优点,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路运输经济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公路运输的主要特点与优势 公路运输的特点与优势主要表现在: (1)机动灵活。公路运输网比水路、铁路网的密度要大十几倍,分布面也广,因此公路运输车辆甚至可以做到“无时不有、无处不到”,也就是说,公路运输在时间方面的机动性也比较大。(2)运送速度快。与其它运输方式相比,公路运输在途时间较短,运送速度较快。公路运输中途不需要倒运、转乘,即可以直接将客货运达目的地。(3)“门到门”直达运输。由于汽车体积较小,中途一般也不需要换装,除了可沿分布较广的路网运行外,还可离开路网深入到工厂企业、农村田间、城市居民住宅等地,即可以把旅客和货物从始发地门口直接运送到目的地门口,实现“门到门”直达运输。这是其它运输方式无法与公路运输相比拟的重要优势之一。(4)操作方式简单,投资少,资金周转快。公路运输准入制度不如航空、水路和铁路运输那样严格,相对来说行业进入比较容易,同时,公路运输所需固定设施简单,车辆购置费用一般也比较低,因此,投资兴办容易,投资回收期较短。(5)适应性强。公路运输过程中,车辆可随时装运、调度,各环节之间的衔接时间较短,特别是公路运输对客、货运量的多少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这一点对于救灾、抢险工作和军事运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公路运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公路运输是现代化运输方式之一。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公路运输的运输量居于各种运输方式之首,而我国的公路运输量在各种运输方式中处于次要地位。近年来,我国的公路运输“由前些年单纯的数量、规模上的增长,发展到了程序化、系统化、技术化的阶段,大型的集装箱、重型货运汽车、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等新装备,充斥到运输行业的各个领域,并出现了以管理为核心的多种新的从属型的运输系统。”典型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向我们揭示了公路运输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公路运输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具体而言,公路运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路运输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公路运输、航空、水路、铁路都是国民经济的“动脉”。各种运输通过输送各种物质产品,使生产者获得原材料,从而保证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同时,又将产品运送给各种类别的需求者,以使需求者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这些相互依赖的存在,主要是靠公路运输来维系,由此,国民经济才得以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公路运输一方面保证了商品流通环节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公路运输行业为国家经济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公路运输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公路运输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公路运输缩短了运输的时间,减少了燃料的使用和消耗,降低了运输车辆的机械磨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车辆的使用寿命,从而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特别是高速公路的出现,改变了普通公路车速慢、舒适程度低、安全性差的缺陷,以全新的快速交通运输方式迅速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高速公路吸引了大量中短途旅客和货物运输,减轻了铁路的压力,实现了公路与铁路的合理分工,形成了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综合运输布局。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能源的节省、安全的保障的提高、运输效率的提升使社会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进而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3、公路运输有利于改善经济运行方式,实现质量提升。我国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经济运行方式不合理,质量不高,经济的“粗放式”经营现象还相当普遍。 由于各种运输方式分立,技术相对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制约了经济运行方式的合理运行和质量的有效提升。由此,公路运输相对于其他运输方式更具有优势,可以有效地弥补其他运输方式的不足,衔接其他运输方式之间的断裂带。因此,采用公路运输经济手段可以有效地改善经济运行方式,进而提升经济质量。 4、公路运输有利于促进信息交流,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公路运输缩短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距离,密切了城乡与外地发达地区之间的联系,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城市的人群也到城镇、农村进行投资,也促进了城镇、农村经济的发展。公路运输的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由封闭式发展转向了全方位的开放式发展,并加强和密切与国内外发达地区多层次、全方位的交往与经济技术合作,这都有利于经济均衡全面发展。 总之,公路运输建设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与公路运输成正相关关系。凡是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水平较高的地区,都是公路运输条件极为发达的地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公路运输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显著的前导性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发展公路运输,提高和完善公路建设以及公路运输管理水平,以此推动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运输经济论文:关于道路运输设施项目经济评价 【论文关键词】加强道路 运输 设施组织设计;规范化 管理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我国道路运输设施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中存在内容未全面规范、现代管理技术应用较差和编制手段落后等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规范化管理的对策,可供有关决策部门和工程技术人员参改。 道路运输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是从工程施工全局出发,根据工程的特点和设计图纸,按照 工程项目的客观规律及项目所在地的具体施工条件和工期要求,统筹考虑施工活动中人工、 材料 、 机械 、资金和施工方法等五大要素,对全部工程的施工工艺、施工进度和相应的资源消耗等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为施工生产活动的连续性、协调性、均衡性和 经济 性提供最优方案,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而编制的 指导 性文件。它起着指导施工准备工作,全面布置施工活动、控制施工进度、进行劳动力和机械调配的作用,同时对施工活动内容各环节的相互关系与外部联系,确保正常施工秩序起着有效的协调作用。 1道路运输设施施工组织设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道路运输设施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未全面规范施工组织设计按其建设阶段可分为:设计阶段编制的施工组织计划,实施准备阶段投标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和中标后实施阶段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三种。管理规范化,就是要体现管理过程的系统性、管理内容的全面性、合理性,管理功能的有秩序性和管理方法的科学性。现阶段在公路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仅仅规范了设计阶段和招投标阶段的施工组织设计内容,未对实施阶段的施工组织设计内容全面系统规范,不符合现代科学管理的系统管理原理,使局部脱离了整体,管理整体功能处于无序状态,这将对发挥施工组织设计的整体功能受到严重影响。 1.2施工组织设计重技术轻管理的现象严重我国道路运输设施建设项目传统的施工组织设计一般包括的内容有:工程概况、施工技术方案、施工进度计划、资源供应计划、施工平面图设计等。尽管有的施工组织设计编制了技术组织措施的内容,但也仅从确保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方面也提出了相应的保证措施,工程技术性措施较强,管理措施较为薄弱,可操作性差,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及 合同 措施不力。因此,这样的施工组织设计是一种工程技术性的施工组织文件。另外国家建设主管部门颁布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的规定,这是一项行业法规,并对文明施工提出了要求和评价标准,如:施工现场的场容场貌,料具管理,消防保卫,生活设施,安全生产与 教育 ,清洁卫生等都有规定,施工中必须贯彻执行,因此在施工组织设计中必须得到反映,提出切实可行的文明施工的保证措施。文明施工是企业现场管理规范化、标准化的体现,也是企业形象的标准之一,企业施工现场管理不能达标将会直接影响安全、影响进度和 成本 等目标的实现。由此可见,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成本、环保、文明施工目标的保证措施是通过管理手段,确保工程顺利实施,实现合同目标的前提和保障。施工企业应予以高度重视,切不可粗心大意。 1.3缺少全面的施工组织设计技术经济指标同一项目的不同施工技术方案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也是不同的。因此,实施性施工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应当有评价、考核施工组织设计的技术经济指标,应包括:总工期;建设项目、单项工程、单位工程、分部工程的质量标准和质量水平;总造价和总成本;单位工程造价和成本;成本降低率;总用工量;平均人数;高峰人数;劳动力不均衡系数;单位面积的用工;主要材料耗量及节约量;主要大型机械使用数量及台班量等。而过去的施工组织设计的作法,有的部分作到了,有的基本上没有作到这一点,这就给评价项目、考核项目的施工组织水平带来了一定困难。现阶段,我国公路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的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多数以手工编制为基础,人为影响因素多、差错、漏项层出不穷,编制组员庞大、耗时长,工序、工艺安排、劳动力、设备、材料供应与消耗等无法达到协调统一,且组织系统自相矛盾,做出的施工组织设计难以达到指导施工、降低消耗、缩短工期和提高质量的目的。 2加强公路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化 管理 对策 前面谈到公路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存在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按传统方法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强调施工方案,是工程的质量计划,是为工程施工准备和施工服务的。它忽视技术组织措施、忽视管理、忽视风险,不能适应当前激烈竞争的 建筑 市场 和规范化管理的需要。在招投标市场竞争中,发包人不仅要考查承包人对项目的施工技术方案和计划的技术水平而且要考查承包人的管理措施和管理水平。只有把工程技术和管理技术结合起来,工程施工方案和各项计划通过现代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措施来实施才能实现项目的目标,取得最大的 社会 效益和 经济 效益,这已是无数国内外工程的实践证明了的道理。 2.1建立公路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项目管理规划规范系统,制订完整、成套的编制办法(规范)标后施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是由投标人中标后在开工前由项目经理主持编制的,用以策划自项目经理部设立至解体全过程中的项目计划目标、管理措施和实施方案,保证施工项目 合同 目标的实现。 2.2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项目管理规划中大力推广应用现代管理方法我国工程建筑企业面临着国内、国际激烈竞争的形势,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竞争。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我们在施工项目管理中必须应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大力提高管理水平。因此,在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项目管理规划编制中应予在体现,并在技术组织措施中予以规划。 2.3规范和推广应用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和项目管理规划标准程序软件按照规范了的施工组织设计和项目管理规划编制办法,建立针对不同设计方案的施工组织设计模式,借助现代数据库技术,用系统工程和软件工程的方法,进行系统数据库的结构设计和系统功能设计,由 计算机 利用全面、系统的程序软件进行标准化、规范化设计,使施工组织设计和项目管理规划规范化、系统化、程序化,使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项目管理规划信息的处理更方便、快捷,缩短了编制时间,减轻编制人员的劳动强度,在信息管理上达规范、完善、周密的目的,发挥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项目管理规划应有的作用。 2.4加强工程项目经理继续 教育 和本科院校在校生的工程项目管理知识的培训项目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管理人才的竞争,由于知识的日新月异,迫切需要项目管理人员及时了解和掌握最新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因此,有必要对项目经理经常进行继续教育。现在这方面已开始在全国进行了。另外,今天的工科大学生就是今后的项目管理的者,让他们尽早地熟悉和掌握有关项目管理的理论知识,对于今后无论是从事施工项目管理还是从事其他工作都将非常有益。然而现在许多工程院校对于学生这方面的能力的培养还不够重视,课程设置还不够合理。为了提高整个项目管理人才队伍的管理能力,大学阶段有关知识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提高对项目管理知识重要性的认识。②加强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设置。③搞活教学形式,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 4结束语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公路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规范化是当前公路建设项目管理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树立现代科学管理的系统管理思想和规范化管理的思想,充分认识和掌握“规范化”的概念,是施工项目管理中的重要前提。规范化的对象是“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项目管理规划作为一类管理实践,必然是重复性的(pdca循环)。规范化的本质是“统一”,这个统一是系统、全面、合理、有序、有效、科学的,而不是简单的命令或片面的或盲目的规定,不是一刀切。规范化的目的是“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这也是规范化的基本出发点。通过规范化,使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项目管理规划能有序、有章可循地进行,能真正起到 指导 施工全过程各项施工活动的作用,从而取得最佳的社会效应。而不是为了应付发包人(业主)和监理工程师的监督。 运输经济论文: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评述和展望 [摘 要]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形成了若干理论、方法和结论。本文首先总结了现有的主要理论,并探讨了这些理论在解释这一问题方面的成果和不足,进而提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好处和具体方法、结论,最后探讨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若将交通运输视为交易性而非生产性,则交通运输的宏观经济作用将更加突出。运输条件的改进,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与分工深化、市场扩大和经济增长形成相互作用。 [关键词]交通运输;经济增长;新兴古典经济学 1 问题的提出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提出新的思路。 2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 配第(william 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weber,1929)建立了模型,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liszt)、道格拉斯•诺思(d.c.north)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rostow)、赫希曼(hirschman)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文献包括d.a.aschauer(1989)应用cd生产函数,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39。汪传续(1999)与张国强(2004)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2009)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 (6)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2004)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远未完善,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dicken,1990),“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运输费用被引入,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著的交通大发展时期,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都是一种事后检验,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 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应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4)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非拓扑性质(消费、生产的数量、最优资源配置等),而对连通度、一体化等网络效应予以忽略,而交通运输却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理论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同时包括了经济的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为分析网络型产业提供了便利。 (5)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可以解释交通运输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原理,而并非只是得出数据上的统计关系。而且通过分析这一作用路径,可以解释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为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6)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自发演进的理论,可以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到底是“推动”、“拉动”、“交替推拉”还是其他关系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 主要结论和展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交通运输是交易性产业而非生产性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交通运输发展通过改善运输条件,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总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促进分工,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3)分工经济和由于分工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将使折中这个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总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将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展望: (1)新兴古典经济学20余年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传统运输经济理论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相比,显然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现有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下,如何测度分工的水平、市场的容量、经济组织结构等这些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仍是一大难题,这就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展缓慢。 (2)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联系交通运输和经济增长的是运输成本(外生交易成本)在总交易成本(包括外生和内生交易成本)中的比重,其中内生交易成本又涉及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博弈论、契约理论等问题,如何将这些问题与交通运输发展有机结合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领域。 运输经济论文: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提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从当前理论界的研究来看,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认识。在笔者看来,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吸收和辐射两种模式。我们要正确把握交通运输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使得两者互动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交通运输;吸收;辐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交通运输系统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仍然呈现滞后状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征表现得日益显著,交通运输发展问题开始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受我国综合国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交通运输自身发展等制约,交通运输发展目前仍只能按地区、有重点、分阶段地逐步推进。如何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制定有效的交通运输发展策略,则有赖于对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准确把握,进而促使两者互动发展。 一、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认知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从当前理论界的研究来看,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认识,这三种认识也构成了大部分地区制定当前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指导思想。 第一种认识主要认为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致需求,交通运输的发展就是要满足区域经济活动引发的交通运输需求;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良好的交通设施必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区域优势的发挥,同时吸引大量投资。 第二种认识则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调并突出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是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即区域经济发展引致交通运输的发展,交通运输能力是为了符合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 第三种认识是对前两种认识的综合,认为交通运输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反过来亦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所带动。 应该讲,上述三种认识都部分地反映了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但由于这些认识基本上都停留在定性判断的认识上,因此更多地是对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缺乏在实践中的验证。 二、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吸收与辐射模式图形解释 在笔者看来,交通运输与区域的经济关系可以与城市与腹地经济的关系相类比,把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关系区分为吸收和辐射两种模式。由于受到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交通运输条件以及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区域经济对交通运输的影响或者以辐射为主,或者以吸收为主。一般而言,区域经济规模较小时以吸收交通运输资源为主,在区域经济规模较大时以辐射为主。交通运输资源之所转移到较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圈内是因为在较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圈内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当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圈依托其雄厚的势力对周围形成辐射时,交通资源即使不转移到较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圈中也可以获得相应甚至更大的收益,交通资源就不再转移到较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圈。 如图1所示,假设区域经济圈c,除了c外还有很多不同层次的交通运输资源b1、b2、b3、b4,这些资源随距离c的距离不同层次逐渐降低,区域经济圈c与交通运输资源b1、b2、b3、b4之间的关系最初表现为吸收过程大于辐射过程,所以区域经济圈c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c在成长进程中以超经济影响的方式对其周围的交通运输资源施加影响,使得周围的交通运输资源发生变化,较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圈c以辐射方式的影响交通运输资源的发展,两者互动发展了。(图1) 当前理论界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三种认识与笔者概括的吸收和辐射两种模式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笔者认为区域经济是应该先发展起来的,正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起来后才能更好地对交通运输产生影响,这点恰好符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区域经济发展先于交通运输资源的发展,为了促使两者互动发展,我们应该正确引导交通运输资源的发展。 三、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建议 通过上述对两者关系的思考,提出解决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交通运输发展的建议。 (一)制定区域交通运输战略。区域交通运输战略,即交通运输发展的区域性差别战略,指的是交通运输发展战略的制定要按照宏观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在充分了解并掌握各地区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基础上,通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差别发展,使交通运输的发展能够实现与区域经济活动的有效对接,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运行的正面效应,最终促成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 交通运输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使得当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提供往往由技术决定,方式的选择、线路的安排等相对纯粹的技术因素对整体网络的构成和完善影响非常大,从而造成部分地区交通运输的提供并没有充分反映区域经济的客观要求。可以断定,交通运输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有相应条件约束的,只有在交通运输发展的规划和战略中充分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别性特征,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交通运输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在未来交通运输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重点强调区域交通运输的战略。 (二)推行区域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规划。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规划就是指要实现交通运输规划与区域经济规划从实质到内容上的一体化。规划的基础要充分反映规划区域内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拟合程度。这个拟合程度既包括交通运输总量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也包括交通运输结构与区域经济活动特点的适应性,同时还包括交通运输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活动、区域空间结构的合理配置。 目前,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仍然局限在范围相对狭小的行业规划中,这就限制了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在规划上的充分协调。只有做到了相对准确地把握区域内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行组织状况,才有可能实现区域交通运输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最优配置,充分吸收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形成区域交通运输合理分工机制。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是以地方政府分权体制为基础的,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导致经济组织间经济活动横向协调的成本过高,以致分工协作费用明显地高于组织费用,外部横向协调费用超过内部纵向协调费用,直接导致区域分工的割裂式发展、雷同化发展。 从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分工来看,假设现有区域经济圈c1、c2,区域经济圈c1内交通基础设施状况良好,区域经济圈c2就可以选择分工,区域经济圈c1内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经济联系,重建交通基础设施,这个决策过程中的主体为地方政府。选择分工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收益,表现为未来地方政府税收的增加;而不选择分工,收益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和转移支付的增加、短期内就业的增加以及官员个人效用的增加。这种关系就是上面所描述的辐射与吸收关系。因此,要想形成真正的区域交通运输合理分工机制,就必须要按照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各级政府在区域交通运输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清晰的辨别,在充分保证区域各方整理、利用交通运输资源以达成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建立良性区域交通运输合理分工机制。 (四)充分利用区域外交通运输资源。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等经常出现空间冲突的重要内容,各方对交通运输资源的争夺往往会导致交通运输空间布局的不合理和低效率。在既有的行业规划难以充分发挥其协调作用时,就有必要充分利用区域外交通运输资源。将区域外交通运输资源与区域内交通运输资源相结合,这就需要在有关部门和机构中建立一致的交通运输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治理框架,逐步形成一个完善的泛区域的交通运输资源网络。 这种泛区域的交通运输资源网络可以用于支持不同类型的合作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当然,这一协调发展的框架是一种不具有法律和行政约束的合作体,在框架内,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之间不是以传统的上下级关系进行协调、合作,且这种合作中参加的各行政单位不应当受大小的限制,如果将区域外交通运输资源简单地理解为某个区域经济圈的附属联系网络,那么这种泛区域的交通运输资源网络就很难发挥作用。 运输经济论文: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发展低碳经济对策研究 在研究铁路行业低碳发展对策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低碳经济。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 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 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 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1 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 1.1 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 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应运而生。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1.2 我国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在全球悄然打响。这对我国是压力也是挑战。 1.3 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 提高能源利用效益, 发展新兴工业, 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 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 2 我国铁路行业低碳节能减排的现状和优势 近年来,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蒸蒸日上,同时,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推行了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加快了基础建设的步伐,4万亿的基建投资将更加有利于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2009年11月25日铁道部统计中心1-11月份全国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全国铁路运输经营继续呈现良好局面。全国铁路完成装车153962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2.1 铁路是低碳节能环保型的运输方式 据国家有关单位统计,国家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能耗约为公路的10.3%、民航的7.1%、管道的16.7%,与水运基本持平。双线高速铁路与6车道高速公路相比,铁路占用土地约为公路的1/3;铁路完成单位运输量所占用的土地面积约为公路的1/10。2008年铁路运输总能耗1820.9万t标准煤,占交通运输业用能总量的10%,完成了国内运输33.3% 的旅客周转量和44.2% 的货物周转量。 2.2 铁路低碳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效果 通过制定规划,加强管理,依靠技术进步,推动节能减排。在客货运量持续大幅度增长、列车运行速度提高、客运舒适度改善的情况下,能源消耗得到有效控制,2008年国家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能耗比2003年降低23.5%,取得节能减排的显著效果。 3 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 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铁道系统体制的完善,我国铁路行业这几年正经历跨越式的发展,这也为铁路低碳经济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因此根据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几项对策可以施行。 3.1 设立碳基金,鼓励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碳基金的资金用于投资方面,一是,促进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二是,加快技术商业化。我国碳基金模式应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按企业模式运作。碳基金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找出碳中和技术,评估其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鼓励技术创新,开拓和培育低碳技术市场,以促进长期减排。必须强化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迅速推广和应用。 与此同时,积极倡导绿色消费、绿色经营的理念,使公众真正参与进来。人类活动加剧气候变化的趋势如不扭转,那么生态系统崩溃、水资源缺乏、疾病肆虐等系列问题必将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要紧紧抓住低碳发展的主轴,配以生态的要求,推动技术发展和建立低碳经济,从而最终实现由“高碳”时代到“低碳”时代的跨越,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3.2 实施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运输效率 坚持内涵扩大再生产,充分利用六次大面积提速带来的技术进步,实施了铁路局直接管理站段的改革,对运输生产力布局进行了全面调整,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优化了运力资源配置;大力创新运输组织,推行长交路、车循环、轮乘制,最大程度地挖掘路网整体能力。2002—2008年,在路网规模仅增长9.5%的情况下,铁路运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2008年,全国铁路客运量、货运量、总换算吨公里,比2002年分别增长38.2%,61.6%,59.3%。货车周转时间压缩到4.73天,比2002年的5.07天压缩了6.7%,相当于每年增加货车4.6万辆。我国铁路以占世界铁路6%的营业里程完成了世界铁路25%的工作量,运输效率世界第一。 3.3 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节能提效 批量投入运营的国产化和谐型动车组,采用交直交传动、再生制动等先进节能技术,以流线型车型减少运行阻力,以轻型车体减少自重,大大降低了能耗。据测算,和谐号动车组列车每小时人均耗电不足16kw·h,以京津城际铁路高速动车组为例,从北京—天津运营时间为0.5 h,每小时人均耗电不足8kw·h。 3.4 大力发展高速铁路 高速铁路在节能环保、防治噪音、节约土地以及降低外部成本等方面相对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和普速铁路具有很大优势。 首先,由于高速铁路使用动车组, 节能效果更为明显。比如, “和谐号”crh2型和crh3型动车组, 由于采用了流线型车体和轻量化技术, 重量比一般铁路客车轻30% 以上, 降低能耗效果显著。大致测算, crh3型“和谐号”动车组列车每小时人均耗电仅15kw, 从北京南站到天津站人均耗电7.5度, 是陆路运输方式中最节省能源的。 其次, 高速铁路除了使用电力机车, 能实施“以电代油”工程外, 其新式的站房设计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实现了节能环保。比如,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北京南站、天津站均设计了超大面积的玻璃穹顶, 在各层地面还做了透光处理, 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明。北京南站采用了热电冷三联供和污水源热泵技术, 可以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 该系统产生的年发电量, 能满足站房49%的用电负荷。此外,北京南站还采用了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 能充分的利用太阳能。 运输经济论文: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研究 摘 要: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物质生产部门,它能把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以建立安全、高效、完备的运输体系为前提的。主要分析公路运输经济的现状与发展。 关键词:公路运输;经济;发展 1 公路运输的特点 1.1 机动灵活,适应性强 由于公路运输网比铁路、水路网的密度要大十几倍,分布面也广,因此公路运输车辆可以“无处不到、无时不有”。公路运输在时间方面的机动性也比较大,车辆可随时调度、装运,各环节之间的衔接时间较短。尤其是公路运输对客、货运量的多少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这一点对抢险、救灾工作和军事运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2 可实现“门到门”直达运输 由于汽车体积较小,中途一般也不需要换装,除了可沿分布较广的路网运行外,还可离开路网深入到工厂企业、农村田间、城市居民住宅等地,即可以把旅客和货物从始发地门口直接运送到目的地门口,实现“门到门”直达运输。这是其它运输方式无法与公路运输比拟的特点之一。 1.3 在中、短途运输中,运送速度较快 在中、短途运输中,由于公路运输可以实现“门到门”直达运输,中途不需要倒运、转乘就可以直接将客货运达目的地,因此,与其它运输方式相比,客货在途时间较短,运送速度较快。 1.4 原始投资少,资金周转快 公路运输与铁、水、航运相比,所需固定设施简单,车辆购置费用一般也比较低,因此,投资兴办容易,投资回收期短。 1.5 公路运输的操作方式比较简单易学 公路运输准入制度不如铁路、航空和水路运输那样严格,相对来说行业进入比较容易。 2 中国公路的发展及高速公路发展现状 第一阶段是高速扩展路网阶段。主要是50年代,包括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第二阶段是扩展路网长度与提高路网等级、质量并重阶段。包括三年调整时期和“三五”、“四五”、“五五”时期。从60年代初开始,为适应全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公路建设一方面继续扩展和完善路网,同时又明显提高了公路的质量和等级。 第三阶段是提高公路质量和等级为主、扩展路网为辅阶段。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全国公路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公路等级和质量的提高己成为我国公路建设的主导。 我国高速公路经过18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使公路基础设施总体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随着京沪、京沈、京石太、沪宁合、沪杭甬等一批长距离、跨省区的高速公路相继贯通,我国主要公路运输通道交通紧张状况得到明显缓解,长期存在的运输能力紧张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大大缩短了省际之间、重要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加快了区域间人员、商品、技术、信息的交流速度,有效降低了生产运输成本,在更大空间上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拓展了市场,对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高速公路的速度和便利也已经走进了平常百姓的生活,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和生活方式。 3 公路交通运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3.1 中心——外围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任何国家的区域系统,都是由中心——外围两个子空间系统组成。资源、市场、技术和环境等的区域分布存在客观差异。当某些区域的空间聚集形成累积发展之势时,就会获得比其外围地区强大得多的经济竞争优势,形成区域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落后地区)相对于中心(发达地区),处于依附地位而缺乏经济自主,从而出现了空间二元结构,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强化。不过,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市场之间的联系加强以及城市化的加快,中心与外围的界限会逐步消失,即最中心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外围空间经济发展并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在内陆地区,公路交通是连接城市及其外围农村的主要纽带,公路交通的完善是落后地区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及城乡经济一体化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3.2 点轴开发理论 该理论认为随着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连接干线地区的人流和物流将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不断降低,会形成有利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使交通干线连接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点,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对于公路交通而言,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生产要素集聚在中心城镇,并由公路运输干线将其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即公路沿线形成各种工业园区、特色产业带等,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3 区位理论 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区位理论,指出距离消费市场的远近对农作物布局存在重大影响,并认为在运费、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三者中,运费是农业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交通运输的发展状况对运输成本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作为内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由于最主要运输方式为公路交通运输,其快速直达的特点大大节省了各种工业原材料、货物及农产品的运输费用与运输时间,这就为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4 公路交通运输发展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分析:以延安为例 4.1 改善区位条件,优化投资环境 交通运输作为一种重要的区位因素,是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高速公路以其快速、舒适、安全的特点,为客货运输提供了优越条件,对企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沿线企业即可以节省运输时间,又可以提高运输效益和质量,还能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交通条件的改善缩短了延安与外部的时空距离,延安至西安由原来8、9个小时缩短为3个多小时,到榆林市缩短了约一半时间,加强了延安与省内外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联系。近年延安外商投资逐年上升,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2007年全市共签订招商引资合同项目110个(包括38个协议转合同项目),总投资74.57亿元,引进资金70.55亿元,相比于上一年有大幅提高。高速公路建成后,延安沿线地区农副产品的交流明显加快,保鲜蔬果的生产得以更好发展,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日本伊藤商事株式会社在苹果大县洛川投资1400万美元建设2万吨浓缩果汁生产线项目,产品全部销往国外,年可创汇1340万美元。吴旗县过去多年招商引资商不来,这两年交通发展环境改善,先后有三家外资草业公司落户。 4.2 加快资源开发,促进优势转化 延安蕴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交通条件的加快改善大大地促进了资源开发、利用和转化,结束了延安过去“守着资源活受穷”的面貌。截至2007年底,延安石油工业完成产值819.84亿元,全市石油产量达到887万吨,主要靠公路运输,石油工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已占延安财政总收入的80%以上。正是由于高速公路建设与资源开发有着紧密的关系,才能在延安形成公路服务原油生产,原油生产支持公路发展的良性互动。近年来,延安市公路建设实施了以下筹资方式:一是实行“大路带小路”,将境内高速公路项目的建安营业税由市统征,专项用于县乡油路建设;二是按照“公路支持石油,石油支持公路”的思路,从2000年起,从地方原油交售收入中按每吨10元提取油区公路建设资金,专项用于配套乡油路建设,以上两项政策近4年约为农村公路建设筹资1.4亿元。志丹至吴旗三级油路修通后,石油企业纷纷进入,销售量显著提高,促进石油工业规模扩展,使志丹、吴旗县成为延安财政大县。延安—志丹—吴起线高速也于2008年开工建设,相信该线通车后,将更有力的推动县市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 4.3 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劳动力转移 黄-延-塞高速沿线多是农业县,城乡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将为大量劳动力就业提供空间,带动大批县内劳动力从事土方的挖掘、运输、销售等和建材的生产加工,解决很大部分的剩余劳动力,高速公路建成之后,还需大量人员从事公路养护管理工作,同时,与市区及外地时空距离的缩短,将极大促进各县的劳务输出,更不用说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交通、商贸、旅游和服务业所带来的就业。高速公路建设为延安直接和间接创造了可观的就业岗位。 4.4 促进文化信息交流,创造全面发展机会 高速公路的建设密切了城乡与外地发达地区的联系,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的人群也来到县乡投资旅游,这无形中将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管理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进步因素传递到延安,进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对落后地区人民市场观念的形成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高速公路建设事业的发展使得延安由封闭式自我发展向全方位开放转变,开展并加强与国内外发达地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往与经济技术合作。黄—延—塞高速公路通车后,沿线山区、贫困地区群众接受文化、教育、科技以及城市文明的机会大大增加,农民群众市场观念日益增强,能够及时了解市场信息,调整农作物结构,增加收入。延安市政府也加强与省内及西部地区内部多层次、多领域的联合协作,形成紧密的开发伙伴关系,并着力推进与上海、深圳、福州、无锡、潍坊、石景山等东部发达地区的联系,由一般性友好往来向实质性经济技术合作转变。 运输经济论文:试论低碳经济下公路交通运输业发展对策研究 【摘要】:在转变经济发展观念、创新道路运输企业发展模式的过程中, 研究低碳经济的基本机理与内涵,在运输业发展过程中运用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建立道路运输业低碳经济层次模型,根据模型研究成果提出道路运输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机理, 为道路运输企业进行低碳经济评价提供理论方法依据,为道路运输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决策指明方向并提出道路运输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促进我国交通运输业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大踏步向前走。 【关键词】:道路运输企业 低碳经济 发展对策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机理与内涵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等多种手段,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倡导与环境和谐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对经济活动的要求是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程,物质和能源在过程中需要得到循环可持续利用,做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低碳经济理念是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其定义为:“低碳经济是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特征为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以资源的高效及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道路运输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内涵为:依据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在生产过程中可循环利用资源要循环利用,不可循环利用资源要提高其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利用率,实现低排放、低能耗的目标,在实施过程中要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有序原则,实现资源的循环使用。 道路运输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首要原则是在输入端进行减量化,即在生产源头要考虑节约资源,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来实现既定的生产及消费目的。这要求道路运输企业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减少浪费,从生产源头就开始注意资源的节约以及环境保护,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 道路运输企业资源的资源化为输出端,主要表现在交通运输工具的更新换代、系统管理及服务等方面。目的在于再次资源化废弃物,减少最终处理量,通过避免产生、循环利用、最终处置的顺序来处理废物。 由以上分析可知,道路运输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之上的。因此,在此机理上建立道路运输企业低碳经济层次模型可为低碳经济评价提供理论方法依据。 二、道路运输企业的低碳经济评价层次结构 通常运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有以下几种:专家评价方法、数据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综合评价法等。对于道路运输企业低碳经济评价而言,考虑到所涉及的因素具有层次性,难于准确计量,因此选用层次分析法对交通运输企业低碳经济发展程度进行评价更有意义。 1.评价目标 交通运输业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基础即对道路运输企业发展低碳经济进行评价。道路运输企业的低碳经济体现了企业内部的低碳经济实现,企业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社会目标是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废弃物资源化,而低碳经济恰恰将二者统一起来。因此道路运输企业低碳经济的评价目标为: (1)评价道路运输企业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达到了解道路运输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状况、水平,以及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能为交通运输业或其他行业提供发展经验的目的。 (2)监测目前的发展状态并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根据能全面反映道路运输企业低碳经济评价数据的分析整理,通过评价可以监测目前的发展状态并预测未来各个方面的变化趋势。 (3)为道路运输企业提供优化管理决策的依据。依据以上评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运用相关决策原理来为道路运输企业优化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2.指标体系层次结构构建 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基于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及设计原则来构建指标体系层次结构。遵循道路运输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机理,将目标层设定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按照低碳经济的基本原则,将一级子目标设定为减量化指标以及再利用和资源化指标。再考虑到清洁燃料车辆的使用可实现无害化生产,也将无害化指标设定为一级子目标。在一级子目标下设定指标层,即相关具体指标如单位周转量固定资产、单位周转量直接生产资源、单位周转量占地面积、单位周转量辅助生产资源、单位周转量能源消耗、废旧资源再利用率等。 3.评价指标计算 (1)减量化指标 减量化指标即为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资源的产值,包括单位周转量固定资产、单位周转量直接生产资源、单位周转量占地面积、单位周转量能源消耗、单位周转量辅助生产资源等。各指标数值越小越体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效果越好。 (1)单位周转量占地面积=企业占地总面积周转量; (2)单位周转量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总额/周转量; (3)单位周转量直接生产资源=直接生产资源总量/周转量; (4)单位周转量能源消耗=能源消耗总值/周转量。 (5)单位周转量辅助生产资源=辅助生产资源总量/周转量; 以上计算指标中,占地面积为企业占用土地面积总和,固定资产以企业财务报表中固定资产科目所列资产总值计,直接生产资源包括汽车、轮胎等,能源包括燃料、电等能源,辅助生产资源包括维修、安检、清洁设备等。 (2)再利用及资源化指标 再利用指标是指道路运输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要延长资源的使用时间以及使用时效,达到较高的使用效率。这主要包括直接生产资源以及辅助生产资源的利用率。相关计算为:直接(辅助)生产资源利用率=已用直接(辅助)生产资源/直接(辅助)生产资源总量。 资源化指标主要是指在在生产过程中对陈旧落后的生产资源的再利用程度,主要包括废旧资源再利用率等。相关计算为:废旧资源再利用率=再利用资源/废旧资源总量。 (3)无害化指标 无害化指标反映着清洁低碳能源的使用状况,评价指标为使用清洁燃料载运工具比率,相关计算为:使用清洁燃料载运工具比率=使用清洁燃料载运工具数量/载运工具数量。 再利用及资源化指标、无害化指标越接近1,说明低碳经济的发展效果越好。 在构建层次结构模型以及建立标评价体系后,便可根据层次分析法,运用专家调查法、标度法等来确定各层次以及各元素的权重并建立判断矩阵,最终评价出低碳经济的发展效果,并实现评价目标。 在进行低碳经济评价时,考虑到各道路运输企业的经营特质不尽相同,可以结合企业独特的特点设计相关指标,修正完善上面的指标体系以及层级结构,对自身发展低碳经济进行全面的评价。 三、道路运输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 在可持续发展发展理念下,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道路运输业的重点内容。在道路运输企业采用评价指标进行低碳经济发展应用时,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采取措施: (1)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盲目追求高标准、高指标,节约土地,避免重复建设,合理分配企业资源,使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最大化。建设时注重经济效用,保证企业收益,对可通过改造作为其他用途的基础设施,可合理使用将其资源化。 (2)车辆的选择及使用方面:选取节能环保的车辆,使用过滤装置或配备尾气催化转化装置以减少尾气污染,使用清洁燃料车来节约能源。提高车辆利用率及运输效率,在满足市场需求基础上选用大型运输车辆,陈旧车辆可改做其他用途。 (3)经营管理方面:重点发展低碳经济,要求有新技术、新科技产品投入市场。时刻关注新技术的发展并及时引进与使用。在运营过程中做好统计预测工作,预测未来市场走向并对车辆、能源的使用成本、办公设备、清洗清洁设备使用成本等进行成本管理。合理利用自身优势,注重资源优化利用,增加企业收入并提高设备利用效率。 (4)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合理调配企业资源,实施资源计划建设,提高信息平台信息共享水平与服务能力,加强可视化管理技术、集成化管理技术、智能技术在运输车辆方面的应用,延长运输资源使用年限并提高运输效率及安全性。 (5)生产经营方面:应多学习借鉴新的生产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如采取先进的管理制度或运输企业联营模式,运用先进的的车辆调度制度保证车辆利用效率最大化等。 四、结论 在道路运输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我们不但要从基础设施建设、经营管理、车辆选择使用、信息技术应用、生产经营这些方面考虑交通运输业在低碳经济发展方式下的对策,而且要根据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运用低碳经济评价指标进行合理决策以提高生态资源、经济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从而促进道路运输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运输经济论文:构建和谐社会与当代公路的经济运输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自从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以来,它就成为当夸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热门话题,本文试图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当代国内公路运输经济网络的联系进行探讨,以期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关键词:和谐社会 公路网络 实现社会和谐,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个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体现了我党正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 公路交通运输以其灵活、快捷、机动、覆盖面广、通达度深、通达性好等特点,成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社会和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和谐社会与公路交通发展的关系 和谐产生活力,和谐创造需求。这是被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太平盛世所证明的。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基础作用的公共交通建设,也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众所周知,解决和改善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问题是普通百姓生活的主要诉求,社会主义公路运输体系的建立,其宗旨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路交通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以促进建立一个和谐的公路交通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当代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深刻理解公路交通的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对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推动当代公路运输体系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推动当代国内公路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把社会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性位置,强调加快公司公路网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这为包括公路运输在内的各项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政策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将会给公路交通网络的发展创造出更大的需求、提供更大的舞台。 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促使社会经济与公路网络均衡、全面地发展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公路网络作为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发展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建设长期采取处于一种不合理的制度支配下,导致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状态,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非常明显。进而决定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人群之间所享有公路运输服务发展水平的非均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将致力于经济的全面、协调、快速的发展,致力于缩小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将引起国内公路运输发展朝着全面、均衡的方向发展。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逐步改善公路基础配套设施的条件,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必要的公路交通运输服务,更加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代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将加速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 从宏观上看,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公共交通体系的基础和主体,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公路运输经济建设的成败是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公路运输经济建设的成功就没有社会公共交通体系建设的成功,构建和谐社会伟大任务的提出也仅仅是一句空话。因此公路运输经济建设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从微观上看,单纯从公共交通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对人、对社会的功能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新的发展理念对公路运输发展提出的人文精神等的新要求为出发点,公路交通的发展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公路运输网络规模的增长带来的经济运输作用,以及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密切联系 一方面是公路基础设施的改善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如运输成本降低产生的节约效益,行驶里程缩短产生的运输效益,拥挤状况缓解、车流增多产生增流效益,行车速度提高、时间减少产生的时间效益,交通事故减少及货损率下降产生的减损效益。这这些指标都是直接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改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居民生活水品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经济运输所带来的间接效应,公路网络的拓展扩大了市场边界,增强了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加快了市场流通与交换的步伐,促进了市场竞争和选择淘汰过程;加快了商贸流通、房地产开发、旅游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区域投资环境、调整了生产力布局,提高了区域范围内的聚集经济效应,同时也有力推进了城镇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为统筹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和谐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新科技个民的迅速发展,社会要求公路运输提供更加可靠、快捷、方便的运输服务,公路交通已经成为现代物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配合和衔接会更加紧密和合理。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和谐社会的观念深入人心,公路经济运输发展与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科技进步的水平紧密相连。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保持公路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都是制定公路运输发展战略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准则。 运输经济论文: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本文从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概念和目前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探讨分析了经济责任审计的科学性和非财务指标的完善性。给出了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建议,提高了责任审计的监督作用,明确了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与企业文化关系,是保证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基石。 关键词:物流运输企业 责任审计 问题及对策 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是指审计机构和人员在进行效益审计时,依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干部管理部门的职责,采用的能够反映被审计事项效益数量特征的具体的数值。委托对企业负责人及其所在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的事实,能够反映被审计总体内特征的整体。通过审计人员的综合分析判断,对物流运输企业负责人对履行职务的质量做出综合性的评价。审计中的主要是资本收益率、社会贡献率和资产报酬率等。在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要注意发现和解决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解决方法。本文着力从物流运输企业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意义,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几方面对加强铁路经济责任审计问题探讨。 一、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 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是对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审核,审核中对企业的效益问题也必然在审计范畴之中。例如:企业计划的责任目标是否完成;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是否具有真实性与合法性。要从财务凭据的资产、负债、损益、收支来进行审核。企业的投资活动有很多形式,企业在投资活动中是否严格执行了财经法纪制度;是否是为扩大生产规模而进行的投资,对企业的审核要复合有效性;在考核其效益性的指标时,对于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是否合规,是否具有科学性;对于企业的投资回收期、投资回收率,收入增长情况,对职工福利的影响程度;在建设工期、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和单位生产能力投资,对企业经营及可持续发展状况都是经济审计的目标。通过审计工作,来评价企业领导人员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履行经济职责和廉洁勤政状况,促进企业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人事(组织)部门考核任用领导干部提供重要依据。然后确定企业的审计标准,这样可以健全和完善铁路资产经营责任制, 二、目前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 1.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科学性。物流运输企业的财务指标受会计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对企业的绩效评价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因此,在审计过程中要以账目数目为依据、不要对数据进行评价和分析,因为,如果企业选择了不同的会计政策,在会计报表中就会产生不同的会计数据。目前物流运输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要准确反映出经营管理的整体水平,如果只对其经济业务进行审查还不足以做出客观真实性判断,因为许多所凭据的会计数据在计算同一财务指标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审计工作不能只看到数据而没看到实质问题,因此,要科学的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还必须审查企业的全部经济行为,有些数字的体现可能是企业盲目追求财务指标的结果,必须综合审计财务管理和其他方面的经济投入管理情况。 2 .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非财务指标的完善性。铁路运输企业现实情况看,在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对非财务指标的评议,随意性较强。虽然近年来由于运输成本整体趋紧,但物流运输企业经营者的基本素质、对社会服务的满意度、运输能力的管理水平、铁路发展的创新能力、铁路经营的战略步骤、列车提速的技术装备是否到位等这些非财务指标,是制约铁路发展的瓶颈,但是由于没有定量的分析指标,在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难以保证评价标准。因此,通过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控制,发现问题,使审计评价工作成为经济责任审计的难点。 三、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建议 1.加强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监督作用。要完成创新的审计工作,传统的审计方法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还要借助高新技术的发展,利用计算机技术加入企业经济责任的辅助审计,目前在我国对这些指标的审计还在完善中,还没有通用性的软件,但在企业经济责任的审计过程,坚持账面审计和外围调查相结合,注意对非会计资料的审计,查账与查实有机结合,避开表面信息的干扰。使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平衡,这已经成为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指标体系的发展方向。 2. 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与企业文化。物流运 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要求高、难度大,需要审计人员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做到这一点与企业文化的成熟具有必然的关系。企业文化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理念,它绝不仅是虚无飘渺的精神,它是贯穿在企业中经营管理者和广大员工任何活动中的“灵魂”。作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具备扎实的财经、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是企业文化体现在科学的管理制度的事例,企业文化是科学管理制度的灵魂,只要具备企业理念就会使企业文化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从宏观、全局的角度,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要切实加强审计人员的企业文化的融入,对于审计人员也一样,需要审计人员也融入到企业文化之中。使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人员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责任审计的需要。 四、结语 物流运输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问题及对策的探讨,是对物流运输企业各级负责人经营目标情况的审查和评价。通过探讨,明确了要做好审计工作,不仅需要在财务指标中进行审计,也需要创建审计的非财务指标体系,这种经济责任审计的模式已经跳出财务收支审计的范畴,增加了评价市场份额、质量、人力资源、顾客满意度等方面的审计指标。这样才能促使物流运输企业不断强化内部控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效益,真正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 运输经济论文:浅析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 论文关键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货物运输信息平台 系统架构 系统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结构和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开发区企业对货糟运j{r公共信息平台的需求,阐述了建设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的必要性,提出构建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的目标,并对货糟运输公共信息平台的架构和系统功能进行了设计。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快速增长,其中第二、三产业增长较为迅速,且第二产业居于主导地位。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和本产业提供的产品(原料)进行加工的部门,原材料的采购、原材料及产品的仓储和运输是第二产业的重要环节,所以货物运输对开发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建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是开发区促进货物运输发展的必要因素。 1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的需求分析 通过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30家企业(其中加工制造企业12家,物流企业9家,货代企业9家)建设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的调研,结合调研情况和问卷的反馈,表明:66.7%企业表示非常需要,86.7%的企业表示愿意尝试,并对信息平台建设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企业对货物运输信息平台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对这些服务需求程度分为5级,由低到高用1~5来表示,当需求程度达到4以上视为非常需要。 (1)企业非常需要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特别是仓库管理与信息查询查询服务,货物实时跟踪服务和运输资源查询与服务,如图1所示。 (2)企业比较愿意使用公共信息平台,希望通过信息平台及时掌握关于货物运输的有用信息,从目前情况来看,货物运输中信息不流畅,严重影响了企业的业务拓展和运输成本的降低。 2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目标 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是一个货物运输信息交互的基础平台,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作,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货物运输信息服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它的主要目标如下。 (1)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是在政府统一规划、设计和主持下建设,保证平台的有效链接性和可行性,为企业提供货物运输方面的服务信息。(2)政府介入管理,对进入平台的企业进行资质评估和管理,增加平台可信度。(3)政府在构建一个统一的、开放的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的同时,应该出台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公用信息平台的运作。(4)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通过整合货物运输信息资源,成为连接有运输需求的企业和运输企业的桥梁纽带,使企业能够更好的选择最适合的合作企业,提高货物运输效率,降低需求了运输成本。(5)使企业能够及时掌握有用的货物运输信息,合理安排运输行程,减少回程的空驶率。(6)借助货物实时跟踪可以及时掌握货物运输途中的情况。(7)企业能够及时方便地监管仓库中的货物。(8)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3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设计 3.1信息平台功能设计 (1)综合信息服务。 以web站点的形式实现,企业只要通过intemet联接到信息平台web站点上,就可以获取站点上提供的关于货物运输的信息。 (2)会员资信管理系统。 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是政府建立的引导、扶持、规范开发区货物运输业的基础性公益网络平台,为了维持信息平台的良好运行,保证平台的可信度,政府对进入信息平台的企业必须进行资质审查和信誉度管理。 (3)信息与查询系统。 信息与查询系统主要是为货和车、货和仓库能够获得最合适的搭配提供便利,提高交易的效率和准确率。主要包括:①车辆信息;②货源信息,③仓库信息。 (4)货物跟踪系统。 ①货物信息查询。会员企业(包括发货方,承运方)可以通过货物运输公共信息平台查询在途货物的数量、状态、当前的位置、估计到达时间、交货时间、送货责任车辆和人员等。查询作业简便迅速,信息及时准确。②车辆管理与调度。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现代通信等技术可以监控在途车辆的运行状态,在车辆出现意外事故时进行必要的遥控操作,对车辆进行调度指挥。另一方面车车辆可以对管理中心传送意外消息、货到通知、确认收货人已收货、工作请求等信息。 (5)仓库管理系统。 货主可以通过仓库管理系统下达出入库指令,打印收费通知;可以实时查询货物库存量,存货状态,货位信息等;可实时监控委托订单的执行状态,如已入库,上架等。货主还可以自定义多种警告发生条件,如库存量低于安全库存、收货完成等,并可选择多种告警方式,如email,传真等。当情况发生时,系统将自动以客户要求的通知方式,向客户发出告警或通知。 4结语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多,运输需求大,货物运输是影响开发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对开发区企业进行调研和访谈,多数企业认为不能及时掌握运输信息,货物运输信息平台的建设是很必要的。针对企业的服务需求,提出了建设由政府统一规划、设计和主持下的货物运输信息平台,并对信息平台的架构及功能进行了设计。货物运输信息平台将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统一、开放的货物运输信息交流平台,更好地促进开发区货物运输的发展。如何能够与其它地区的货物运输信息平台进行一定得信息交流,使货物运输信息更及时有用,减少车辆的异地待货时间和更好地利用返程空车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运输经济论文:广州地铁运输经济增长中若干因素的定量分析 摘 要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定量分析了广州地铁运营生产函数模型,揭示了劳动力、资金及科技进步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经济增长中各自的作用。分析表明广州地铁运营生产技术进步水平平均增长速度为19.34%,技术进步占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程度为63.77%,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比重已经过半,但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增长,生产函数,定量分析 生产函数是反映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投入量的组合与最大产出量之间的依赖关系的数学表达式。本文以广州地铁为例,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生产活动进行了分析,得到了有意义的结论。 1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生产函数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1.1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生产函数模型的建立及参数的确定 一般认为,经济行为的最大产出量主要与劳动力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及科技水平有关[1],其具体数学表达式为: y=a(t)kαlβ=a0emtkαlβ (1) 式中:y为产出量,地铁运输中为客运量;k为资本,地铁运输中为基本建设投资;l为劳动力,地铁运输中为运营员工人数;α为资金产出弹性系数;β为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α+β=1;a0为基年的技术水平;m为技术进步系数;t为运营年数。 现根据广州地铁运营生产统计资料[2](见表1)对α、β和m进行估计。 通过最小二乘法,得出二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y^=-2.572+0.159x1+0.474x2 (3) 由(3)式可得α=β2=0.474。则β=1-α=0.526,m=β1=0.159。 1.2 相关系数检验及生产函数中各因素的定量分析相关系数 代入相应数据可得出相关系数r=0.857。这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高度相关关系。 对式(1)取对数可得:lny=lna0+mt+αlnk+βlnl=-2.572+0.159t+0.474lnk+0.526lnl,因此,广州地铁运输生产函数为: y=e-2.572+0.159t k0.474l0.526 (5) 1.3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经济增长各因素作用的定量分析[3] 将式lny=lna0+mt+αlnk+βlnl两边微分,并令dt=1(以1年为计数单位),便得: dy/y=m+αdk/k+βdl/l 称为索洛增长速度方程。 用差分近似微分法推导,即可得出: 式中:δy/y为产出增长率;δk/k为资金投入增长率;δl/l为劳动力投入增长率。 式(6)的经济含义是:产出量增长率扣除由于资金和劳动力的增长所带来的那部分增长率后,剩余的就是技术进步因素所带来的增长率。 根据表1中的数据,现用几何平均法计算1999年至2004年6年来的δy/y,δk/k,δl/l: β×δl/l=0.526×9.69%=5.1%。 由式(16)得m=30.33%-5.89%-5.1%=19.34%。 基本建设投资、劳动力及技术进步对客运量增长率的贡献程度分别为: 2 结语 由上可见,广州地铁基本建设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474,投入增长率为12.43%,对客运量增长的贡献程度为19.42%,这说明资金利用较好。同时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不是很高,说明广州地铁已经基本摆脱原先那种劳动密集型企业粗放式经营发展的模式,开始向集约式经营方向发展,客运量增长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技术进步取得的。上面分析还表明,广州地铁运营生产技术进步水平平均增长速度为19.34%,技术进步占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程度为63.77%,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比重已经过半,但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此城市轨道交通今后的发展应该把重点放在科技水平的提高上,加快对国产化科研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应用经济学论文:浅谈循环经济学再认识及其在区域创新规划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广义循环经济学 新循环经济学 区域创新 区域规划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循环经济的新视角,即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及其研究对象,并将此思想运用到区域创新和区域规划中,以期对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P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区域循环经济研究方法即物质流分析方法、生态效率方法、情景分析法、循环经济系统论方法、循环经济信息论方法和循环经济控制论方法等将进一步丰富区域规划的研究方法。 在城市地区规划(都市区规划、都市圈规划和城市群规划)中,要根据循环经济原则,统一布局基础设施,加强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圈层之间的循环经济联系包括资金、循环经济技术、循环经济信息、循环经济知识、循环经济人才以及“废物”等的联系。 总之,不能孤立地发展循环经济,要在城市地区甚至更广阔的范围内,合理布局产业,根据集聚循环经济效益原则,发展循环型产业集群;要充分利用农村的生态功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考虑到城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要重视发展高端循环经济,积极发展循环型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型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目前,可利用循环经济提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业优势,减轻城市贫困,并大力发展城市循环经济文化,促进城市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应用经济学论文:浅谈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的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 双语 思政教育 民族地区高校 经济学分析 论文摘要 本文在阐释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双语”应用作用与意义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利用“双语”开展工作的问题,并就提高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探索性地提出几点策略与建议;以期对工作的科学开展有所启示。 何为“双语”?简单地说,凡是使用两种语言的都可以称为双语;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学校工作中都普遍存在;本文所探讨的“双语”,是指汉语和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两种,可谓“民汉兼通”。使用“双语”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学和工作早已兴起,现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模式。笔者欲结合科研与工作实践就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问题作初步探讨。 1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双语”应用的作用与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中,“双语”应用已不仅仅是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培养“民汉兼通”、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其在促进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地区人民文化素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第一,“双语”应用是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方针,体现民族、语言平等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语言是区别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重要标志之一,积极地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工作是承认民族平等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当前快速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的有力手段。 第二,“双语”应用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汉文化传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少数民族教育中应用“双语”教学,是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与学习汉文化的客观需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要让少数民族地区快速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借助地区母语,“双语”应用必不可少。 第三,“双语”应用有利于开发少数民族学生智力,提高民族素质。语言具有工具效能,是学生心智活动的重要工具;“双语”应用者拥有两套交际手段,可以通过灵活应用两种语言来教授不同民族知识,学生掌握“双语”的过程也意味着个体智力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 2 利用“双语”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中有关于消费影响因素的阐述,如:偏好、效用、收人与时间约束、机会成本、替代效应、边际效益以及价格弹性等;语言也是如此,有相关的影响因素,如使用人数、社会开放度、学习难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随之而体现出来的是成本与收益,如学习、机会与心理成本、经济、心理、代际收益等,这些都可以基于经济学来分析,是本文“双语”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山东大学宁继鸣博士着重探讨了语言成本收益的一些重要影响因子及其关系,认为语言成本与收益间有如下基本关系:政策决策与实施成本Cp、语言的学习成本Cs、语言学习的机会成本Co,个体所有语言的收益总和Rb、促进交流与贸易的收益Rt,语言代际收益Rg、语言民族文化收益Rc、语言心理收益Rm、语言政治收益Rp等等;总体研究证明,使用相近或相同的语言交流会拉近彼此的关系,提高工作效果。上述研究为使用“双语”开展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工作效果高度依赖语言交流的顺畅与深入程度,使用地区语言交流能获得更多的感情与信任回报。 以本文中提及的语言成本C与交际收益R进行关系考量不难发现,在时间一定的前提下,二者呈反比关系,即C=T/R。也就是说,在思政教育工作中,当交流时间一定时,语言成本越低,交际收益越高;语言成本越高,交际收益越低。而语言成本的高低又取决于语言应用能力,即语言交流能力越强,语言成本越低,语言沟通不畅则会提升交际成本,影响沟通的效果(收益)。因而从推进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和谐和融洽发展,以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的角度来看,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提高民族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双语”应用能力 3.1 科学开展“民汉兼通”双语教师培训工作 (1)放慢速度,缩小规模,延长时间,调整结合。首先,校本培训不能操之过急,无论是对汉语教师少数民族语言水平的提高,还是少数民族教师汉语水平的提高,速度都很慢,应该选拔有一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的教师优先培训,并缩小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其次,延长培训时间,可以将培训计划时间延长至一年或更长时间,避免因时间短流于形式;第三,将双语教师培训与考核评优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教师学习“双语”的积极性。 (2)从培训对象选择上下功夫,严把入口关。严格审查制度,首先杜绝汉语水平不达标的教师参加少数民族语言培训;其次,挑选适合从事辅导员工作的年轻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双语教师队伍建设速度与质量,避免培训资金浪费;第三,合理分配双语教师培训名额,重点向汉语水平较差的少数民族教师倾斜。 (3)调整培训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确保培训质量。适当增加听说、公文写作等实践课程;多采取听、说方法开展教学培训,避免过多的理论讲授;适当增加培训实习机会,让培训教师深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中开展工作,切实提高培训质量。 (4)加强对双语培训教师的跟踪管理。建立双语教师培训监督与信息反馈机制,对培训完返回工作岗位的双语教师的“双语”使用情况予以跟踪考察,保证受训教师切实发挥“双语”作用,并将其实际工作情况纳入到绩效考核之中,对“双语”应用不力的教师予以通报批评,并安排重新培训学习。 3.2 选派优秀“双语”青年教师充实双语教师队伍 进一步拓宽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的入口渠道,严把质量关的同时,优先录用与聘请具有双语能力的汉族或少数民族优秀青年大学毕业生担任工作继续实施教育对口支援计划,充分调动大中城市毕业生到少数民族聚集区基层支教、锻炼,锻炼其“双语”能力,对实习支教完成、愿意回到学校工作的毕业生优先安排到高校从事辅导员工作。 3.3 设立专项资金,聘用优秀人员,解决双语教师缺乏问题 为解决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缺额问题,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因教师缺额受到影响,同时考虑到当前少数民族教师汉语基础差、培训无效果,汉语教师少数民族语言能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的实际情况,建议高校管理部门设立专项资金,从兄弟高校或基层中学选聘优秀双语教师,充实高校辅导员队伍,促进工作的开展。 应用经济学论文: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尚未得到应用的主要原因 药物经济学是药物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已逐步被临床服务提供者、卫生决策者、医疗保险管理机构、药品生产企业所接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相较之下,我国的药物经济学实际应用还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中医药领域,基本上还是空白。 一、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尚未得到应用的主要原因 第一,药物经济学在中国起步较晚,仅有十几年的历史,药物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实际应用上,主要还是在临床合理用药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多,而且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才逐渐增多起来。应用最多的是抗微生物用药研究,其次是用于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和抗肿瘤等药物,基本上也是以西药应用为主。 第二,在方法应用上,主要还是以成本-效果分析为主,产出指标是以生化医学和疾病指标为主,极少见到有关生存和生命质量的研究结果。而中医与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的不同,恰恰造成了其在很多情况下对疾病和治疗疾病疗效的判断不是以生化指标为依据,从而使得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应用起来比较困难。西方现代医学是以还原论为基础,以实验加推理为主,它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基本组成单元来研究,把人体还原为各个器官,又把器官还原为很多细胞组成的集合,细胞又有细胞壁、细胞质,更进一步,细胞还可以还原成dna的双螺旋结构;对于导致疾病的因素也是无限分化,无论是细菌还是病毒都要找出来消灭它。这就使得许多生化指标都可以比较容易成为现代医药的产出评价指标,也使得最初的药品经济学比较容易在现代医药研究中得到应用。 与现代医学不同,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基础之上的中医,是侧重于把复杂的事物作为整体来研究,是以归纳和实践检验为主。它不仅将人作为一个整体,甚至将人与环境、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天人合一,强调强身固本。在对待疾病上,中医主张把人的身体机能调整到最佳状态来抵抗外毒侵袭,强调邪不压正,在很多情况下,采用中医药治疗,病人能与病毒或肿瘤共存,但不发作,病人的生命质量不错,存活时间比预期增加,这种情况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病人、肿瘤病病人的实践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但如果非要使用生化指标来衡量,就很难评价中医的疗效。因此,在效果这个层面上中西医的疗效是无法用同样的标准来评判的。然而,当我们使用成本?效用分析方法时,我们就找到了二者的共同点。因为,以生命质量年作为效用指标是符合中医药的疗效判定思想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中西医的产出时,我们就会得到殊途同归的结果。但是,在现阶段广泛地采用质量生命年作为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的主指标还存在着技术和方法上的困难,这不仅是对中医药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困难,也是我国药物经济学在更高水平上的应用的困难。 第三,中医药的不可分割性和中医辨证个体化诊疗的难以规范性,也是药物经济学在中药药物评价研究中的难点。 第四,药物经济学研究在获得政府支持、药物申报注册、医疗保险偿付和定价决策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是我国药物经济学还没有充分发展的一个政策层面上的原因。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第五,由于没有强制性要求,绝大多数的中国制药企业特别是中药企业也还没有意识到开展药物经济学与企业利益的相关性,故而其参与药物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动力不足,未能成为药物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的参与力量 二、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应用前景广阔 对中医药做药物经济学评价应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国际经验表明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原研药、创新药的评价中是最有用的。我国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研药、创新药实际上极少,而建立在中医理论基础上开发的中药才是最有可能获得较多自主知识产权的。因此,尽早在中医药领域内开展药物经济学的评价研究与实践较之晚开展对国家更为有利。 第二,从中医药行业的自身发展来说,开展药物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的评价也十分必要。我国的基本卫生政策是中西医并重,但在实际上,中医药并没有在各级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得到与现代医药同样的重视,一些中医政策还没有落到实处。要发展中医药,得到政策的支持,就要说清楚自己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要说清楚为什么支持中医药发展是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事情。这就需要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当然也就涉及到了评价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中药,只有证明了治疗同样的病人,长远看疗效是好的,而且经济上花费也较少,群众是接受和满意的,拿出过硬的数据,才能说服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给予政策支持和投入。而只强调中医是国粹需要保护,中医条件差,政府投入少,这样要求支持就显得理由不够充分。我们应该建立起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比较的标准,并且采用公认的可行的方法,这就是药物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的方法。 第三,要让药物经济学得到广泛的应用,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药物经济学有用。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相当多的前期研究工作,这是一项需要大量投入的工程,而在没有完成这个工程之前,人们还无法真正认识到药物经济学的作用,这又反过来影响了药物经济学的发展,使之落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要完成这个工程需要一大批有远见的学者、政策决策者、企业管理者。而药物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不能只限于学者、院校和科研机构,还应当扩展到企业和决策者的层面。在学科发展和相关研究人才资源尚不完全的情况下,单纯的研究者推动是难以使药物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的。在药物经济学的起步阶段,应当有一些大的医药企业,特别是要有中医药企业做出公益性质的支持,并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员。只有得到企业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药物经济学才能在中国得到更快的发展。 三、中医药领域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问题 对于我国药物经济学的人才培养需要院校做出更多的努力,而对于药物经济学如何在中医药方面应用,也需要中医院校做出积极的开拓。从目前全国中医院校的总体情况来看,基本上还没有独立开设药物经济学课程。但药物经济学常用的基本方法(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用分析)作为重要的课程内容之一在卫生经济学里占有较大篇幅,主要面对卫生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该课程通常也有部分中医、中药专业的学生选修。目前,中医药院校还没有充分重视药物经济学教学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社会需求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上至院校的有关管理者,下至普通教师对药物经济学还几乎没有认识,对开设这个课程人们还有疑问,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一个说服与提高认识的过程;二是要开设药物经济学课程就需要有能教授这个学科的教师,当前在国内还很缺乏这方面的师资,系统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机构与研究者更少,而进行中医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员更是几乎没有。因此,加快对熟悉中医药问题的药物经济学人才培养,启动相关研究,是将药物经济学尽快引入中医药领域的先决条件。 房耘耘1982年1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中医分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中国医学健康国际促进会卫生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专业常务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行业信息统计及咨询服务工作负责人。 主要研究领域:卫生经济政策与中医、中医资源与中医服务、中医医疗服务成本与成本核算。2000年以来,主持主要研究项目有:国家“十五”攻关课题“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模式研究与评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研究项目3项;主要参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非营利性医院财务信息体系的构建与监督评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3项。 应用经济学论文: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药品注册;必要性;可行性;建议 【摘要】 本文从优化配置药物资源、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发挥政府的引导职能和有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四个方面分析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必要性。从技术基础、机构基础和思想基础三个方面分析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可行性。最后提出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专家库、数据库、评价标准和开展教育培训四个方面的应用建议,促进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合理应用。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药品注册;必要性;可行性;建议 药品是一种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人的疾病的一种特殊商品,长期以来,药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供应和使用的监督管理侧重考虑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却往往忽略对其经济性的分析和评价。由于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药物资源和政府的总体卫生投入均有限,而药品注册是对拟上市销售的药品给予注册审评和审批的过程,也是政府首次对药物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且经济的药品注册审批管理体系是保证药物资源合理配置,保证药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且经济的为卫生事业服务的关键。 1 药物经济学现状 药物经济学是一门为医药及其相关决策提供经济学参考依据的应用性学科,其常用的分析方法有最小成本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它最早出现在美国,用于控制药品费用的过度增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我国,1995年,我国的一些学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药物经济学研究,2002年开始相继建立相关的学术平台,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药物经济学评估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心等。当前,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已日益成熟,我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其应用的重要性,并已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应用实践,如在2009年4月向社会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1]中明确提出“对新药和专利药品逐步实行定价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 2 药物经济学在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必要性 2.1 药物资源需要优化配置 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让有限的药物资源实现健康效益的最大改善,提高药物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药品注册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注册申请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拟上市销售的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同意其申请的审批过程[2],也是对药物资源首次进行配置的过程。由于我国人口多、药物资源有限,人均药物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而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却是无限的。因此,在药品注册中增加药物经济学评价,使其类似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评价,作为药品上市的第四个审评标准,将有利于从整体的角度实现药物资源的优化配置,让有限的药物资源实现健康效益的最大改善。 2.2 企业需要提高抗风险能力 新药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产出的特点,一个新药的成功上市要求其具有技术上的先进性、临床上的可行性和市场上的经济性。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新药研发中的提前介入有助于研发企业科学的评价药物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及早获悉所研究开发的药物的经济性,并努力从技术、市场、政策等方面降低药物的研究和生产成本。同时,还可以借助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决定是否进一步追加投入,避免不必要的研发和注册造成的资源浪费,提高企业研发药物的抗风险能力和上市成功率。 2.3 政府需要发挥科学引导职能 近年,在新药研发中应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制药公司的比例逐年增加[3],而在我国仅有少数大型的制药企业在企业内部开展了药物经济学的研究,更多的制药企业尚未给予其足够的重视。由于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因此,在药品注册申请中要求企业提交药物经济学的研究资料,并在注册审评时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能促进药品生产企业在注册申报前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收集药物经济学数据,对药物的研发风险与上市价值进行评估,有效避免重复研发或逆方向研发造成的资源浪费,提高我国的药物研发水平,优化配置药物资源。 2.4 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科学有效解决 药品生产企业多、小、散和同品种的药品批准文号过多不易管理的现象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新颁布的《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4]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优化,但它尚不能彻底解决药品批准文号过多的问题,且不能在同品种间筛选出质佳效优且价廉的药品。因此,将药物经济学评价引入我国的药品注册,在药品再注册中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通过对已批准上市的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和经济性进行评价。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前提下,设定不同类别药品单位效益所需的参考成本,对不高于该参考成本的药品给予再注册审批,淘汰经济性水平差的品种,促进药物资源有序整合。 3 药物经济学在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可行性 3.1 技术基础 我国已建立了中国医师协会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复旦大学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估中心、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中国药科大学药物经济学博士点等药物经济学研究组织。同时,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正日趋完善,《中国药物经济学指南》的编撰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用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临床诊疗数据网络、保险支付数据网络和医药产业与研发生产流通的信息网络等已逐渐投入使用,药物经济学评价系统的研究与开发也日趋明确。同时,《中国执业药师》和《中国药物经济学》等杂志开设了药物经济学专栏,为药物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提供了广泛的交流平台。总之,以上诸方面为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3.2 机构基础 我国现行的药品注册以企业申报、两级管理的形式进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全国药品注册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委托,对药品注册申报资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委托对申请注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进行技术审评,并给出审评意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技术审评意见作出同意审批与否的决定。由此可见,我国已具备了相对完善药品注册的管理体系,为使药物经济学成为与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同等重要的又一个药品上市评价标准提供了机构基础和运行参考。 3.3 思想基础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药物经济学课程,国内的某些大型的制药公司也设定有专门的药物经济学评价部门。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社会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1]中明确提出对新药和专利药品逐步实行定价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表明我国政府已给予药物经济学高度的认可。综上所述,药物经济学在我国高等院校、企业和政府决策中的应用为其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4 药物经济学在药品注册中的应用建议 4.1 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专家库 将国内有较深造诣、熟悉本专业国内外情况,具有一定知名度和权威性的药物经济学专家充实到审评专家人才库中。并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对专家库的专家进行细化分类,建立专家细化分类标准,让专业的专家去评审专业的药品,使药品的价值和专家的价值得以更好的体现。在开展药品技术审评中,对被审评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和药物经济性做出科学的评价。通过在药品审评中增加药物经济学评价,引导新药、改剂型和仿制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得以科学合理的安排。 4.2 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数据库 建立药物经济学数据库,用计算机软件管理药物的经济学信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内组建国家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由国家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负责具体工作,对所有上市前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药品及上市后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数据录入数据库,并建立该库与药物流行病学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库之间的关联,为药品研发、药品注册审评、药品定价及国家基本药物筛选等提供数据支持。 4.3 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标准 药物经济学评价标准是使药物经济学评价得以规范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应及早组织国内外具有知名度和权威性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根据最新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进展和不同类别药物的情况,规范不同类别药物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的选择方法,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标准,并出台中药、天然药物、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使药物经济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规范有序的进行。 4.4 开展教育培训 药物经济学人员的数量、水平与素质是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因此,应制定药物经济学在高等院校和药品企业中的教学和培训计划,提高药品从业人员对药物经济学理论和评价方法的认识,提高人员的药物经济学专业技能水平。并通过教育与培训形成专业的药物经济学技术人员队伍,突破未来药物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人力资源的瓶颈障碍,促进药物经济学在我国得到科学合理的应用。 应用经济学论文:论统计学与经济学的管理应用 1.统计学与管理的作用 统计在经济与管理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通常反映的是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状况、发展阶段、主要的经济成果等等指标;二是揭示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性质,通过分配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统计资料来说明;三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比如两个现象间的依存关系、比例关系、结构变化以及因果关系。统计信息的充分利用,不仅能对事物本身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还可以针对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比较的分析,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统计学都有用武之地。 这些企业的营销管理中无处不渗透这统计学的知识。统计学作为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一门科学,恰能在市场营销中的市场策划阶段的各个方面发挥科学决策的关键作用。 在市场营销活动中,要想做到策划准确,必须要广泛的收集信息,科学的处理信息,以便结果准确、决策科学。统计学作为一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科学,无论是在收集信息阶段的市场调查之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查样本的确定,还是在处理信息阶段的数据甄别和数据分析,都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分析实际操作中,主要包括统计整理与统计分析。 2.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是将统计调查和统计整理的结果通过各种对比,通过动态数列,指数指标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的总结,分析。形象的显露事物变化的规律。从质的角度剖析事物数量的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通过分析,与既定的指标指数相对照,从而得出内在联系或结论。以此为依据进行工作调整,达到统计的最终目的。在市场营销之市场策划活动中,要想做到策划准确,必须要广泛的收集信息,科学的处理信息,以便结果准确、决策科学。统计学作为一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科学,无论是在收集信息阶段的市场调查之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查样本的确定,还是在处理信息阶段的数据甄别和数据分析,都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3.当今的经济管理发展 当代的经济管理中,提倡以人为本的导向使管理方法进一步由定性向定量方向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统计方法的使用。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调查,我国税制的绿色化程度近年来是后退的,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生态经济的投入、对环境的保护也要加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管理是件庞大的事情,国家也不可能把全部的调查报告放在一起查看,那么如何更清晰、直观的表达出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情况,就需要统计学的加入。经济管理不是单一程序,这个过程中需要很多不同的因素来共同完成,统计经济学可以简洁、清楚的表达出经济的现况,统计分析也是统计学在经济中的一个很大作用。然而统计科学就它的实质来说,应该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且可以认为是被应用于观察资料上的数学。同一公式可以同样地适用于绝对不同类型的具体对象,这是统计学的一个特征。经济应用统计学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必然要利用数学方法。 在经济管理中,经济现状的分析、随即现象的概率、每个变量 总体的影响等都与数学不可分割。把数学中特有的、严密性的特性结合到统计中,为经济管理提供论证和计量方法。运用好数学知识,在一定条件下,对大量事物的观察数据加以综合汇总、计算各种综合指标,从而较好的反映出现象的规律性,可以把管理工作做的更好。随着经济的发展,统计学将会在经济与管理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国民经济管理,还是企业管理以至于个人的生产、经营和决策,都要依赖于统计分析的应用。经济、管理类在现实中更注重于实际应用能力。在工作中通过列表、图示和加减乘除等初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对数据表达的总体有直观的了解,帮助人们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位置,需要统计的事物也并不相同,所以我们也要灵活的运用统计学。 4.统计学的基本三方面 统计学在管理中面临最多的,基本有三个方面:营销中的统计。管理营销常常要统计一个阶段或一部分单位的销售情况、顾客的满意情况、市场的需求情况等,通过这些统计,分析出各个环节的正常与否,针对问题具体解决。例如通过统计图表,顾客不满意或供过于求时,那么企业收益会减少;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统计。众所周知,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企业中对于人力资源的把握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员工对企业的满意程度、对现在工作的意见以及对企业管理者的建议等都是企业统计的一个重点。如何更完善的做好人力资源培养和调度,使企业发展中的消极因素减到最低,也是统计学在管理应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审计实务中的统计。审计抽样的分层及其样本的确定。在审计抽样中,每一个样本的单位的重要性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在抽样过程中,对于不同重要程度的单位应有不同的抽中概率,利用好数理统计学在审计实务统计中,采用最优分层及最优样本容量分配,可以大幅度的提高估计的精确度。 应用经济学论文:互动式教学模式在“环境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探索 一、引言 “环境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它是人类在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新兴边缘学科。它将环境科学和经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并通过经济学的独特视角,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析,进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方案,现在各国都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环境经济学”也成为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旨在使学生了解一切环境问题的本质,环境科学与经济学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是怎样的?培养同学如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解决和分析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同时使学生理解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理念,进而激励和提升同学保护环境和爱护环境的意识。 二、互动式教学模式浅析 传统教学模式大都是老师在讲台上“讲什么”,学生在台下就被动“听什么”。尤其对于一些“枯燥”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可能教师费了很大的心血,换来的还是“课堂上的呼呼大睡”。并且很多时候老师较难了解学生是否已经听懂,除了课堂讲述的内容学生还想知道些什么,他们感兴趣的点在哪里,对当前国际、国内存在的一些环境问题他们是不是也想发表一下的自己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在保证课程教学内容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地与学生沟通,在课上和课下与之产生良性的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即在“环境经济学”的课堂授课中引入“互动式教学模式”。“互动式教学模式”是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个过程互相作用的整体性动态过程。具体应该表现为教师的主导施教和学生的主体认识相辅相成的课堂活动过程,即“教”和“学”不但不脱节还要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序发展的整体。同时这种良性的互动过程也可以调节师生关系,使教师不但可以是“良师”,也完全可以成为“益友”,进而形成和谐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以及学习个体与教学中介的互动,强化人与环境的影响,以产生“教”和“学”共赢的状况,最终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法。在“环境经济学”的互动教学环节下,让学生动起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在绪论部分,可以先给同学们讲述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危害,列举一些国际上曾发生的严重“环境公害”事件,这些国家和地区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解决这些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学”在这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步一步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在具体内容的展开方面,可以举一些具体案例的办法与学生达到互动的目的,例如在讲授“环境影响的费用效应分析”和“环保政策”等章节;可以列出环保部门审批或关停一些污染企业的过程说所采用的费用效益评价的方法,使学生既加深了对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又学会了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考现实经济问题,提高了学生经济学思维的直觉能力。 3.巧妙布置作业。结合课堂的理论教学部分,在课下可以有针对性地给同学布置一些环境调研的任务,根据任务的要求组织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调查、分析,并对观察结果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讨论,做成ppt,课上进行发言交流。例如在讲授“循环经济”的章节,可以组织同学调查周边的小区、学校、家庭等垃圾回收及再利用的情况。 4.高质量的备好每一节课。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教师授课其实是“生产过程”,学生上课则是“消费过程”。为了使生产的知识能够适合和满足学生的需求,即使“互动教学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教师的课前准备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环境经济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国际、国内的环境形式时刻在发生着改变。因此在“备课”的过程中,除书本知识以外,还应该时刻关注媒论文联盟体的最新新闻,及时修改自己的教学内容,以便适应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课前可以通过网络、杂志等各种传媒手段,搜集最新、最准确的信息,利用多媒体视频课件等手段,把一些课外知识融入到书本内容中,以拓展学生的视野。 三、结语 笔者在大量的教学实践中发现,“环境经济学”的教学既要区别于一般的专业知识教学,又要有区别于实验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互动教学模式”这种愉快的教学方法。其特点就是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理解能力、归纳应用的能力、思维想象的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同学的学生成绩也使教学达到较好的效果。 应用经济学论文:浅析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应用问题探讨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多媒体教学 传统教学 教学手段 论文摘要: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应用与创新是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出发,从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原则与注意问题,以期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的社会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要的科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西方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环境、运行方式、调控手段的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而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最重要核心专业基础课。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学术规范上采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现象,提出经济理论,是最偏重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其繁琐的假设条件、抽象的概念与内涵、复杂的数学推导和几何图形、使得老师和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难教难学,因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梳理保证其基础性与前沿性的基础上,重视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手段与方式的改革与创新,以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完美结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效果良好的解决路径。 多媒体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把文字、数据、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体合成处理并组成一个交互系统的技术。把多媒体技术引人课堂教学之中,使我们得以突破传统教学中“黑板+粉笔”的局限,在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的同时调动学生的多种感觉器官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现已成为高校教师包括经济学教师普遍应用的教学模式之一。要想使多媒体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表现优势、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们需明确一个关系、遵循两个原则,注意一个问题。 一、明确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关系 多媒体教学凭借广泛的集成性、灵活的控制性和信息的多维化等特色,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教学手段的典型代表,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教学的“一支粉笔、一本教案、一张嘴”的模式,有着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效果。然而无论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多么优越,也不能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因为多媒体教学不是万能的,其优势在于信息的大容量与影音图像的动态表现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其最大的不足是由于使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进行教学而产生教学过程机械化、教学内容固定化的弊端,对教师的思维是一很大的束缚而难以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的使用。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媒体教学课件仅是辅助性的工具,无论多媒体技术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完善,它也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工具,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补充与完善,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传统教学,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尤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是内容广泛、理论抽象,有大量的数学推理和图形分析,单纯依靠多媒体教学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只有两者充分结合、优势互补,方能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二、多媒体教学应用原则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两者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在应用时不能绝对化,应注意遵循两大原则。 1.内容决定形式原则 多媒体教学只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是一种形式,而内容决定形式。用不用课件什么时候用课件是由教学内容的需要而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四大模块,基本经济理论的文字演示、数学公式的推导、图表变化的演示和教学案例的播放,构成了两大内容体系:一是以文字为主的理论体系(包括案例),二是以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为主的模型体系。内容的差异决定了可供教师选择的教学手段也应有所不同。 (1)理论内容课件具有教学优势 多媒体教学在文字性的教学内容时具有不仅具有信息容量大、节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的效果,更能通过文字、影音、图像的有机结合使抽象、枯燥的教学内容变得更为直观、形象、较之传统教学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在课件设计上,首先,内容要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不能把教科书搬到课件上,其次课件层次要清楚,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思路西方经济学特点之一是内容广泛且前后内容关联性强,因而在课间制作时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超链接功能,实现各内容板块的适时转换,实现逻辑结构的清晰。再次,课件设计应追求简洁明快,色彩要搭配合理,既增强视觉刺激,要避免课件太花太过凌乱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2)模型部分板书具有教学优势 数学模型的推导与几何图形模型的演示方面板书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教师的板书功力较高的话,可以通过一遍讲解一边书写、画图的形式带动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走,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用多媒体,教师一定要在课件设计上下功夫,使其服从于教学需要。例如在利用图形讲解某一内容时,最好是对图形进行几何分解,讲一条曲线,就现“画”一条曲线,一边“画”,一边讲,这样将一幅图分解完成,同时也将分析问题的思路展示给学生,效果会比较好。 2.以人为本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因而在教学中要注意贯彻以人为本为本的原则。 (1)注意节奏,忌放电影模式,跟着课件走 新教师在应用多媒体教学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完全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机械地点击鼠标完成所有工作,教师的思维限制于课件中。教学过程是老师与学生的双向沟通、互动过程,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面部表情呆板茫然、说明学生没有理解领会该部分内容,教师就应该调整教学节奏、必要时重复梳理教学内容,不注意这一点,即使课件做得很新颖,效果亦未见得好。 (2)充分发挥教师得主观能动性 如果说备课、制作课件是一次创作过程,那么讲课就是教师的二次创作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会有即兴激发的灵感与火花进发出来,这是传统教学过程优于多媒体教学的最大优势。因此运用多媒体课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重视课前备课的作用,更应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注意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让整个教学过程形成一个思路连续清晰、课堂气氛活跃的有机整体,如此方能实现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完美结合。。课堂教学即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科学性体现在教学过程本身尤其内在的规律性,教师必须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主管能动性;艺术性表现在每一堂课都是教师知识积淀的展现与个性的张扬,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正如一千个人教师就有一千种西方经济学。 三、注意多媒体教学手段与其它教学方法的匹配问题 多媒体教学方法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还有其他许多教学方法,如案例法、讨论法、实验法、双语教学法的匹配问题。西方经济学课程与其它课程一样,力求将探究式、讨论式、案例教学、经济学实验等各种先进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教学内容贯穿在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使它们在教学中产生1+1 2的效果,也是我们今后应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应用经济学论文:无关关系 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摘要:一种新的价值论学说,认为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内在的无关关系,这种无关关系导致均富机制的发生,其中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关系和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是无关关系,前者引导价格体系及其变动,后者同步利润和工资。 关键词:“无关关系”;效用开关说;均富价格 一、“无关关系”对“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的修正 有史以来,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深入人心,自然科学可以看成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学问,辩证法提出了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混沌论更是把事物之间的联系推向极致,一枚铁钉毁掉一个国家,一只蝴蝶引起一场龙卷风,这些都是对联系着事物的正确认识。 但是虽然事物之间总能找到联系的影子,比如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在成分相同方面存在着客观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把联系定义为函数关系,即一个事物的变化引起另一事物的变化这个层次,那么除了联系这种关系外,还存在诸多的“无联系”,即事物之间还存在互不影响对方的发生发展和消失的两件事物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称为无关关系。比如,一种新的钢铁冶炼技术的发明,不能对水泥生产产生影响,那么钢铁生产技术和水泥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是无关关系;比如服装生产价值链中,汽运提高到空运带来的货运速度的提高,影响不到缝纫机的转速,那么货运技术和缝制技术之间是无关关系。无关关系既然是事物无关,似乎没有应用价值,实则不然,正是无关关系的忽视使经济学从它开始那一天就迷失了方向。 经济学的研究所以要强调事物之间的无关关系,是因为虽然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是许多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无关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许多经济学现象不能很好地利用目前的经济学概念予以解释,很大的原因是忽略了无关关系的作用。虽然各行各业充满联系,比如几乎所有行业都用电,所有行业都用土地,所有行业都有人在劳动,所有行业都需要货币,所有行业都用数学,但是恰恰是他们之间那些具有无关关系的因素界定了不同行业或者价值链不同环节间的不同。这些因素包括不同的天然资源,不同的设备,不同的专业人员,它们互不影响彼此的发生发展。 经济学关系的价格分析几乎可以看成存在无关关系因素的两个系统的关系,那些能够通过量纲计算联系上的有关关系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客体之间的无关关系使市场经济的主体之间具有了称之为“所有权平等”的机制,进一步的推论是行业间和劳资间的利益攀比成为交换比例和工资劳动比例形成之动力。 二、交换双方交易后生活水平趋同决定交换比例 生活水平趋同的交换机制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推理如下:互不影响对方的发生发展和消失的两件事物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为无关关系;两种不同商品的生产必然存在无关关系因素;所有者不能通过改变己方具有无关关系性质的生产因素的质和量控制对方生产因素的质和量,从而影响对方的交换行为;“互相不能控制”使得所有者有了随意定价的权利,消耗或者贡献不能转化为交换的权力,这使得交换意志有了发挥的机会;交换意志是用尽可能少的己方商品交换尽可能多的对方商品,而交换后的利益是可以比较的,并成为价格唯一动因,我们可以称之为交换后利益驱动的唯物论;如果交换是意志平等的,试错的结果是交换后双方生活水平相同;所以交换双方交易后生活水平趋同决定交换比例既价格。 关于生活水平和效用的关系:人人对某种商品都有必要需求量(自然单位或功能单位),效用相等实际上是必要需求量都满足时的状态,本文基于“交换趋同于效用相等”的理论实际上是说交换后都满足交换意志的意思,这里有个两个人有不同的必要需求情况下的交换公式:交换比例取决于对对方商品的必要需求量和己方的商品所有权人数之乘积。实际上商品社会中的家庭交换边界导致的家庭人和生产者需求差异化减弱等原因使得上述需求的差异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下面的思想,对交换起作用的不是需求的不同既效用的比较,而是人类需求的相同既效用的相同才是价格的引导力量。 往往有错误的认识,交换的是不同的商品,所以在不同的商品身上找等价物。虽然交换的是不同的商品,然而这些商品起到的作用是弥补交易双方的不足,弥补过后双方消费品的不同变成了相同,劳动价值论和效用论的不科学之处即在于试图使不同通分,而实际上商品交换过程存在“相同”,那就是人类的几乎相同的生活内容。商品化社会的实际情况相当于大家分别生产不同的商品,堆放在一起,然后平分为相同内容的很多份,然后按照赖此行业而生活的人数领走自己的份额,这是行业和行业间的分配规律,也就是价格的实质。 三、从众需求的概念 无关关系使得持有不同所有权的人不能以持有的商品数量和商品效用作为交换的砝码,这种物之间的“无力干涉”使得“人”成了价值唯一,也就是说使得所有者具有了随心所欲定价的可能性,但是接下来的约束条件使得这种可能性不能实现,它使随心所欲的定价权收敛于下面将要论述的一种利益均衡,即交易双方生活水平趋同是交易发展的趋势。生活水平利用“从众需求”来表达,从众需求是指人们的当下生活水平。人对商品的欲望是历史性的,人的生活都被时代所左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活水平和内容,在时序上虽然存在需求的差异,但是在截面上需求的差异是微弱的,也就是说这里提出了“时代人”的假设,人不能脱离时代而生存。 以往的经济学强调人和人之间需求的不同,但是本文认为人们需求的相同才是价格形成的力量。虽然不同行业和价值链环节对商品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具体分工带来了身份的不同,但是他们的从众需求是一样的,需求相同导致价格产生,“交换后”决定“交换前”,无关关系使得不论持有的商品如何先进或者落后,如何在数量上存在差异,交换中的人都具有了相同的权利即人人有意志满足自己的从众需求,价格的本质是“等生活水平”交换,如此而已。所谓等价交换即等生活水平交换或者均富交换,也就是说凝结在商品中的交换权力是“时代生活水平”,这里的思想不再是经典经济学的要素决定论,而是交换后利益决定论,否定了以贡献论价值的经典经济学逻辑,建立了价格是大同之力量的市场经济认识论。 四、效用的开关学说 效用的作用一直让人们迷惑不解,有的学说对效用置之不理,有的学说把效用的力量推向了极致,实际上效用在经济生活中只不过起到了价格的开关作用。 商品的用处有大小,有缓急,效用只能决定买或者不买以及买多少,也就是说效用决定购买的数量,从而决定引导供给量。至于以什么价格买,不以消费者的意志或者说消费者对商品的用处大小的评价为转移,实际上价格受制于以上介绍的所谓卖着均衡。 效用因人而异,“交换后交易双方效用趋同”是最终规律,是对效用最大化思想的否定,本文不强调最终规律,而是强调“交换后交易双方趋同于从众需求”,是因为个体需求差异综合到行业后实在微乎其微,因而效用趋同可视为趋同于从众需求,因而效用完全可以在价值论的学术层次上忽略不计,而只视为购买数量的开关。如果论述效用或者供需矛盾之于价格作用的话,这种作用形成可以称之为“小数点后的价格”的供需价格或者波动价格。价格由两部分组成:基础价格和波动价格,基础价格是价值论的主体,供需形成的价格是次要的。 “家庭人”的概念:经济学的基本消费单元是家庭,交换的界限以家庭和社会而划分,也就是说“不通过交换的财富流动”只发生在家庭层次,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只发生在“生人”之间,这里的原因在于效用判断或者消费后的效果之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性别对商品的偏好,二是年龄段对商品的偏好。因为家庭成员的不交换事实,“个性需求”和商品产地和品质一样不再有价值论上的意义,人站在家庭的中心和社会发生联系,个性需求服从于家庭需要。“家庭人”和“时代人”两个概念使我们有理由忽略效用或者使用后果的差异而倾向于采用从众需求,进而认识到效用开关学说在方便认识市场经济方面的价值,当然严格的经济学,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把“交换后交易双方效用趋同”作为规律也有其必要性。 五、边际替代不科学的理由 人类交换特性是由使用工具的特性决定的,其一,工具种类越来越多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生命的有限性使得个人掌握一切工具的使用方法是不可能的,其二,一种工具的商品产量越来越大,工具存在最小规模性质,也就是所有的工厂都没有缩小到家庭使用的规模的可能性;其三,生产线不能随心所欲的改变,不能随意被改造成需要的机器从而生产需要的产品,橡皮泥的童话同样和微小工厂一样因为技术的原因不能实现。 以上三个方面说明了人类社会的交换行为必然发生,用一句话解释的话那就是“工具使用的分工、协作、具体三个要求”决定了人类社会是交换社会,而且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交换会越来越专业。以上事实也使得自产和交换的边际替代价格论失于客观,是在方法论方面走入了歧途,不能发生的事情不能假定发生并作为论据。 六、均富价格公式 上面我们说了,“交换后的交易双方效用或者效果趋同”或者“交换后交易双方趋同于相同的生活水平”是价格的本质。这个结论的逻辑思路来自于下面的推理:交易双方生产中如果存在无关关系的因素,则不能使交易的一方通过生产因素的调整影响到对方的价格,从而使交易双方的意志成为掌控价格的唯一因素。 无关关系发生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之间(同类商品不存在无关因素,物的因素可以互相牵制价格),这个事实使得交易双方都有了定价的自由权,而交易是利己行为,所以交易双方都有定价自己的商品为无穷大的趋势,假如两个生人交换商品,交换的自由性,双方都努力使交换后使自己的生活水平比对方更好,继续推论下去价格的奥秘就会豁然洞开,怎样的交换才能使双方满意?对一方而言,是用尽可能少自己的商品换回更多别人的商品。双方都这么想,也这么做,最后一定是交换后双方的品种和数量一样多,这是问题的唯一解。 如果是理想的二人交易行为,无论交换前双方私有的商品有多少,效用大小如何,交换都会以每种商品“对半分”的分配方式完成交易,在这里价格起到均富的作用。所谓价格的均富作用是交换后不产生贫富差距的交换意志决定交换价格,而这种意志由于无关关系的存在成为可能,价格的均富作用是价格随供求变动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格言:交换后的平等决定怎样交换,这既是价格的“均富机制”,价格是贫富均等的力量,而非拉大贫富差距的市场信号,下面从数学方面描述价格均富机制。 实际的交换总是“不对等所有者人数”,交换比例被交换后“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生活水平趋于相同”的机制引导,这是均富机制的标准定义,由此推论出交换关系: pi/pj=(ni/qi)/ (nj/qj),其中,p是价格,q是产量,n是从业人员,i和j是行业区分符。 上面的公式称为价格形成公式,商品的价格与产量成反比,与从业人数成正比。其中的p=n/q 称为价格因子,两种商品的比价等于其价格因子相除。因为效用起着开关作用,公式中省略了效用对价格的影响(效用的开关作用可以表示为0和1)。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价格因子其实是生产率的倒数,所以均富价格论的另一种说法是:“价格等于生产率的倒数”,这里的生产率定义为“相对从业人数”的生产率,相对从业人数这个概念,等到分析“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关系”时才能理解。价格被依赖此商品而生存的人数和当下生产技术水平所决定,依赖此商品而生活的人数越多,价格越高,生产技术水平越高,价格越低。 价格讲的是行业和行业之间的关系,价值链上各环节之间的关系也遵循“从业人员均富”的价格机制,每个环节的增值公式与行业价格公式相同: pi/pj=(ni/qi)/ (nj/qj),p是增值的意思,i和j是价值链的环节区分符。 以上是本文的价格公式,反映了均富交换的思想。 此公式说明不同商品的效用决定商品以“自然单位”为单位的供给数量,在商品饱和的情况下,不同商品的供给数量之比值是固定的,所以说效用决定商品生产规模。动态分析是消费者利用价格的波动手段引导生产规模,也就是说p=n/q种的q是由消费者引导的,所以市场经济具有引导供应量的内因,这个内因使得劳动和资本在不同商品生产中有效地得以配置,达到供需平衡,而技术引导从业人数,也就是价格公式中的分子。需求量和生产此商品的从业人数具有从动关系,价格则是这种从动关系的体现(生产率的倒数),因此交换前双方私有商品数量的不平衡只能导致规模和劳资分布的同步变化,此论断的重要性在于很好的沟通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它们对经济参数分别有各自的作用,前者决定行业产量,后者决定相对从业人数,两者综合决定价格。 七、均富机制引导利润和工资同步变化 通过对市场经济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财富从生产到消费的流动包含三种方式:(1)不同行业之间商品的交换,通过交换财富分流到个人;(2)行业内劳资对行业产出的分割,通过工资和利润分流到个人;(3)通过行业内企业规模的差异和劳动技能的高低,也就是通过具有“有关关系”要素的比较分流到个人。前面我们大篇幅的谈了交换,下面论述分配的第二种方式,即劳资利益分割的规律。 “利润和工资”的关系和前面讨论的行业关系一样是“无关关系”,与行业关系不同的是,“利润和工资”的关系的无关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分别属于两个独立的市场,利润来自资本市场,工资来自劳动力市场,而这两个市场没有互相制约的机制,即在分配之前是无关关系;二是它们通过生产发生联系,但是系统元件的贡献具有不可比性,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作为企业的两个系统组件,他们的作用是没有重要性之分的,即重要性无关,企业的运作不能让利润和工资发生联系。以上两个原因决定了利润和工资的关系是“无关关系”,这种无关关系的分析只能用事后利益,也就是分配后的利益的比较才能进行,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说有了以下公式: m/nc=w/nl(或者:m/ w = nc /nl ),其中, m利润,w工资,nc投资者人数,nl劳动者人数。在这里利润工资比也称为资本折算系数。 含义:依赖投资生活的人和依赖劳动生活的人,他们生活水平趋于相同的市场机制引导利润和工资的关系,均富机制引导利润和工资同步盛衰。 从这个公式可以理解第一节提到的“相对从业人数(n)”的含义。 n=nc +nl,也就是劳动者人数和投资者人数之和。 本质上资本是使用工具之人类特性赋予人的可以与主体分离的劳动能力,使不劳而获成为可能,因此赋予资本以价值是对人类使用工具的肯定,利润导向是肯定人类使用工具的特质的表现,是顺应进化的要求。 从劳资同步的原理可以看到一般利润和工资的存在,一般利润等于纯粹依赖资本而生活的人所需要的“时代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是同样的道理,等于纯粹依赖劳动而生活的人们所需要的“时代生活水平”,工资和利润是随动关系。经典经济学常建议降低利率挽救萧条,其实零利率放贷只能造成工厂“投了拆拆了投”的虚假繁荣,同时抑制工资的上升,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劳动者都得不到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所以劳资均富机制告诉我们,贫困还是富裕取决于实质性的劳动以及资本积累。 资本和劳动的重要性虽然是相同的,但是生产进化的方向告诉我们,人类追求的是资本取利而非劳动取利,美好的一天是劳动淡出生产舞台,比如8小时工作制进化为4小时工作制,大量采用资本的劳动,谋得大量的消费品。资本的壮大也就是充分发挥利用工具的人类特性,这就需要资本作为价值进行方向引导。 但是资本的积累就目前的信贷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而言是“非机会平等”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改革的必要性,私有制在资本获得途径和管理方面有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误区,需要深入认识和制度创新,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设计之一是所谓的公民天然产权法和货币发行公民账户法,这些对市场经济历史成果的反思采用“特区试验法”经济学试验也是必要的,“特区试验法”是社会取代斗争哲学的进步。 如果我们把公平定义为“谁创造谁收获”的话,那么“无关关系”带来的均富机制,即价格对公平的作用是逆动作用,那么均富机制是对公平的否定,它唯“大同”是瞻,不问贡献。一个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其“创造”的价值并不能完全私有,因价格的传导作用会被全社会共享;一个企业的生产率下降,其不幸会因价格的传导作用会被社会共同分担。因此市场经济内在的拉平生活水平的机制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个世界并不完全按照“付出多回报多”的公平原则运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有着固有的机制让一切个人的贡献造福于全体。 八、价格跟随曲线 在技术和资源等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之间的比价是稳定的,只有在某商品生产率发生了变动的情况下,商品的比价才发生变动。关于价格水平问题提出个新概念:“价格跟随”,意思是一商品的价格变化必然带来其他所有商品价格的变化,以维持比价的不变。维持比价不变的动力出自交易后的生活水平趋同,但是商品和货币的问题会导致某一行业的商品的价格变动,起因也许是偶然的一次成交价提高或政策性的价格调整或时尚需求的拉动,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其他商品的价格迟早都会跟上,直到比价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里存在一个价格跟随曲线的问题,一种商品的价格提升,其他商品的价格跟随会是瞬时的吗?没有实证的猜测是,其他商品的价格跟随有个跟随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商品的价格跟随曲线由三段组成:“迟钝期的水平段”,“起飞期的斜线段”,“比价恢复期的水平段”。起飞段的斜率是跟价敏感性,倒数是跟价黏性,其斜率对经济周期和波动烈度的分析应该是个重要参数,比如需求的淡旺季的跟价黏度不同,竞争激烈程度与跟价黏性成正比,零黏性商品增长率为零,跟价黏性大的商品往往意味着起飞段的开始,但是跟价黏性带来的行业贫富差距是有限的。 九、“有关关系”拉大贫富差距 上面论述了具有“无关关系”特征的行业间关系和劳资关系,其中的交换比例和劳资分配被均富机制引导,是社会财富平均化的两种力量;下面是加大贫富差距的两种力量,行业内竞争和劳动力竞争,他们均具有“有关关系”的特征。“有关关系”使得人的意志不起作用,从而形成“分配不由人”的分配规律,企业规模差异和劳动技能高低通过“有关关系”要素的比较产生贫富差距。 “有关关系”表现为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间彼此被“同质”的资本技术劳动以及价格联系着,要素可以量化比较,从而可以左右双方的利益关系进而导致利润的差异和工资的差异,“贡献见差异”也就是常说的竞争机制,需要提醒的有如下三点:(1)收入不都是完全用来消费的,作为人类的一员有投资的义务,因为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是人的第一特性的表现,资本获利是分内的义务,为了人类的进步,资本积累的意识不能削弱只能加强。(2)自然资本做到“生而有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包括土地矿藏以及前人的有形遗产,达到使公民出生即得到基本的资本武装,零起步的人生经济法会逐渐被淘汰。(3)用十字架比喻的话,横轴的左右代表着行业均富和劳资均富机制,纵轴的上下代表劳动竞争和资本竞争,福利是十字的中心圆,中心圆的扩张意味着福利的加强,完全的球形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未来。(4)在维护人类整体利益方面,存在个人“不作为”甚至损害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资本或者劳动差异性的获利行为有其副作用,因此经济法规的指导思想是消除竞争的负作用。 十、结论 本文阐述一个观点,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并不完全按照贡献论分配,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固有的均富机制,这个机制引导价格体系的变动方向,使得行业间或者价值链环节间的人均收入趋于相同,同时使工资和利润同步变化,这其中的动力是无关关系带给交换和劳资分配的交换意志和对利益的同步诉求,其中的效用起到交易开关的作用。如果承认“无关关系”的存在,那么人们对经济社会的认识无疑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和公平进步的制度设计也会出现许多令人鼓舞的新途径。 应用经济学论文:应用型人才经济学教学要用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生活 引言 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学生学习的好坏不仅会影响到后续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会有着直接影响。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多是以招收文科考生为主,数学基础比较差,对经济学有些难以理解。有时候,尽管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学生听起来却觉得干巴巴的、索然无味,像是过眼烟云,很难有好的教学效果。作为科任老师,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用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生活,用现实生活说明经济理论。现结合我自己多年来教学的经验,谈谈我对应用型人才经济学教学的一些看法。 1 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教学案例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的配置与利用的科学,而生活中处处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这就涉及到经济学。生活中处处都有经济学,从起床到睡觉,从穿衣到吃饭,从睡眠到读书、游戏、身体的锻炼以及购物、聊天、休息,从生活起居到谈情说爱,都存在着资源配置与利用,存在着经济学问题。经济学的问题比比皆是、俯首可拾,比方说,我们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人在外面走路,会感到孤单,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于是,见了陌生人他也可能会跟对方主动打招呼聊天、一起走一段路。经济理论很容易就可以解释这些事情,因为跟他人聊天可以增加自己的效用,两个人走路跟一个人走路相比,两个人走路可以打发寂寞时光、可以增加安全感,从而增加他们的效用,这也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用这些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来谈经济学,学生容易接受,也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带着兴趣与没有兴趣来学习同一门课程,其效果将是天渊之别。 2 善于用经济学知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 生活中虽然处处都有经济学,但要利用经济理论解释它们却需要我们经常去思考。例如,关于物质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人认为,物质是基础,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物质和爱情何者更加重要,他们的关系如何,这可以用经济理论来分析。 我们可以用u表示效用,m表示物质,l表示爱情,a、b、α、β、γ为不为零的常数,它们的关系式可以表示为:u=amα+bmβlγ。这个式子就较好的描述了一般人的物质与爱情的关系的观点。当m=0时,不管l是否为零,u都等于0,说明物质是基础,没有物质基础爱情也不能当饭吃。β、γ的大小代表物质与爱情孰轻孰重,当β γ时,更加看重物质;当β γ时,说明他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更加注重爱情。物质与爱情到底各占多大比重的问题,是一个效用最大化问题。 只要我们用心的去思考,就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太多的现象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甚至我们所说的一些在理的话,都包含了经济学原理。例如,在电视连续剧《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的大结局中乔省长有一句台词:“如果一个人有了害人之心就不可救药了。”用经济理论如何解释这句话呢?经济学有一个经济人假设,人总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有害人之心的人总是把别人情况变好当作是件使自己效用减少的事情,为了增加自己的效用水平,在自己情况不能变好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损害别人利益来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 3 善于用经济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 经济理论不仅应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而且要解释社会现象。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最常见的社会现象如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房产问题、三农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经济危机、欧洲债券危机等等,这些典型的经济现象无一不是经济问题,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有些社会现象,看起来不是经济问题,但也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如很多人在感叹物质文明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惊呼道德沦丧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利·s·贝克尔(gary s·becker)就因把经济分析方法推广到人口增长、家庭、教育、犯罪和处罚、歧视等社会问题研究领域,在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地,经济理论还可以解释我国的文凭热、证件热、国考热、宰客门,甚至可以解释考生的作弊现象;也可以解释日本因地震而造成核泄露后中国出现的“抢盐风波”,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反腐倡廉将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有人对城乡居民的幸福因子做过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条件差得多与收入低得多的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更高。这种结果让常人难以理解,但在经济学里面,解释这种现象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如常人所说的“幸福不是你拥有的多,而是你计较得少”。 4 善于用经济学理论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经济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还可以用于指导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经济理论不仅来源于实际,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用来指导并解决“经济”问题的。因此,经济理论也可以用于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比方说,有的同学不能正确处理好恋爱与读书、打工与读书、游戏与读书、锻炼与读书等关系问题。有的同学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这部分人来到学校忘记了读书就是自己的天职。对他们可以用机会成本理论、消费理论来教育他们好好读书,让他们算一算自己来到学校读书的机会成本,不要以高昂的代价借入明天的钱用于今天的消费。 大学生中还存在着另一类极端的观点:有一部分同学认为,只要读书读好了,其它方面都可以不必考虑。这部分人是学习至上主义者,他们可以忘我的读书,而不顾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还有一种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使是损害他人利益,甚至伤天害理也在所不惜。这种情况可以用产出函数来说明。我们知道有个这样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lαkβ。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在这里可以具体化为所学的知识或者本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a与普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稍有不同,a的符号可正可负,当它是用来造福人类的时候,a 0;当它是用来破坏他人幸福、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a 0;l表示劳动;k表示资本;指数α、β为常数。这个式子说明,如果不好好锻炼身体,身体搞垮了,使得l=0,产出y也将等于0;如果思想道德品质败坏,尽做一些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他的产出将是负数,也就是危害社会的“产出”。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习好,而且要锻炼好身体,尤其是要保证思想道德品质不要出现问题。 5 善于应用经济理论正确引导学生为人处世 经济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日常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还可以引导学生为好人、处好事。前面的产出函数就是一个引导学生做人的非常好的例子。其实,经济理论中有很多知识可以与为人处世联系在一起。比如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性问题教导学生不要做那些对社会、对他人有不利影响的事情,要多做一些好事情,至少不要做对他人造成不好的影响的事情。如某人生日party,寝室几个人一起在寝室里唱歌跳舞猜拳饮酒,彻夜狂欢、好不快乐。可是,他们的行为却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他们影响了别人正常的生活与休息。为了减少甚至消除他们的行为的外部性,他的生日party可以不要开得太晚,以免影响他人的正常休息,或者找一个不会影响他人的地方做他的生日party,如在酒店或娱乐场所。另外,可以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知识来分析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为什么要与人为善、为什么要懂得尊老爱幼尊师重教、为什么要懂得感恩等等。福利经济学的社会效用函数知识告诉我们,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老弱病残孕的乘客可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的知识告诉我们应该关心弱势群体,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理论从经济学的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平等也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6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涉及到经济学 知识是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提高学生素质,就要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知识。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问题也可以归结为一个经济学问题,可以看作是固定成本下的产出最大化问题,但这个问题与普通的投入产出问题有所区别。首先,人的综合素质是有很多方面决定的,我们不妨把每一个方面也称为一种素质;其次,每一种素质的培养又需要一定量各种“要素”的投入,同时,在培养这种素质的同时,其它素质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用z表示综合素质,yi表示n个素质中的第i方面的素质,xj表示m个要素投入中的第j种要素的投入,假设第j种要素的价格为pj,总成本c为常数,用f和g表示某种函数关系。我们同样可以将它们的关系用函数表示: z=f(y1,y2,y3,…,yn)=g(x1,x2,x3,…,xm) x1p1+x2p2+x3p3+…+xmpm=c (1)式有两个方程,后面的等号表示m种要素的投入,有n个方面素质的产出,这是一个投入产出方程;前面的等号表示人的综合素质是由y1、y2、y3……yn几个方面的素质决定的,z为综合素质,可以看作是由于获得y1、y2、y3……yn所得的好处或者效用,因此,前面的等号可以看成是效用函数。(2)式为约束函数,表示资源的有限性。因此,如何使得学生综合素质最大化,就可以归结为有限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经济学问题。 7 经济理论来源于生活,也可以且应该回归于生活 有的人认为,经济学中有很多知识点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可以用来举例说明的例子。经济学从她产生开始就没有离开过现实生活,她来源于现实生活,并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完善。因此,她也可以而且应该回归于现实生活,用于指导我们的实践。只要我们好好的想一想,经济学中的任何一个知识点,在现实生活中都会有例子可以说明它。 总之,生活中处处都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用经济学的知识来解释现实生活,而且要用经济理论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好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社会输送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应用经济学论文:生态经济学理论在环境恢复与重建中的应用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括理论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括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域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别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域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能、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应用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我们改革二十年的成功就是制度的变化造就的。二十年的成功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在座的同学都是二十来岁,在你们出生时,还是一个老的制度,现在已完全变成一个新制度,而且变化还没有完,还在继续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如果我们还是在斗私批修,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我们还是老样子。二十年以前,一般家庭连黑白电视机都没有,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有了彩电,我们的生活大大改善了,教育得以普及,国人平均寿命延长了。变化的取得是靠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的参与。回顾变化的成果使得我们现在非常有信心,而且我们还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改革。所以,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一、价格很重要 我曾给《北京青年报》写过一封信,其中写到首都机场一杯咖啡卖88元,我和几位朋友在那里喝过,一看账单,觉得非常不合理,不应该这么贵,于是就给《北京青年报》写了封投诉信讲这个事。我们在机场与服务员辩论起来,这位女服务员不慌不忙,彬彬有礼地与我们讲道理。可以看出她很有经验,经过这种事不止一次。可她为什么愿意受这份气,她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对,却仍要辩护。这种事的原因要做制度分析后才能看出道理,我们可以猜想她是有某种方式分成的,这就是制度,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从表面看到背后的制度。不仅是服务员,飞机场与这个咖啡店也有利害关系。88元一杯咖啡,飞机场肯定知道,但允许它存在,我猜想是飞机场用很贵的价格出租柜台给咖啡店,同时默认咖啡店可以乱收费。这些说明经济现象后面是人的利害关系,而人的利害关系决定了人的行为。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在经济现象表面后面的控制人和人关系的学问。 我再举个例子说明制度怎么和日常生活有关。德国的一些城市,如柏林、法兰克福,它们的地铁使用自动售票机,买完票以后直接上车,无人或机器检票。北京的地铁有人在进口处检票。其他一些地方,如香港、华盛顿、新加坡,都是机器检票。但柏林、法兰克福没有任何检票设备,如果你不买票也能上车,一般车上也没有查票的。我在柏林呆了一个月,天天坐地铁,也没碰上查票的。这个制度能在那里行得通,如果北京地铁采用同样制度,估计行不通,恐怕大部分人都不买票。但是德国人老老实实买票,这就使德国地铁省了检票员和机器,成本降低了,其结果是每个柏林人享受到较低的票价。靠每个人都遵守规则,这样每个人也都从中得到好处,这种好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举一个反例,大连是一个沿海城市,但非常缺水,大连市政府规定每家每月只许用3 吨水,水价为1.6元/吨。超过3吨用量的水价是每吨16元,即涨10倍。显然一天一百公斤水很不够用,于是很多家庭偷水。自来水公司于是请大学教授商量对策,大学教授提出设计一种精密水表,滴水时也能走字,让所有家庭安装,但水表很贵,即使不偷水的人家,也得装这种水表,这样会使所有人都倒霉。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它的毛病出在水的价格不合理,你应把价格定在水的成本上。因为得到水有很多办法,大连可用海水淡化的办法,一吨水据资料反映约需3元,那水价定到3元/吨,问题不就解决了?老百姓有足够的水可用,自然就不偷水了,按3 元价格调整自己的用水量。这就是经济学解决的办法,即价格等于成本。 成本在经济学上讲应是边际成本,经济学要求的最有效率的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p=mc,p就是price,m就是marginal,c就是cost。这是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这样一个价格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高。我拿一样东西上市场上卖,我知道进货成本或生产成本,但卖时,在成本上加我的利润,这时我报的价一定会高于边际成本。你有什么办法让卖者报出成本价?这是个制度问题。用什么办法使供应商亮出底线?超市就报了价格底线,因为商品都是明码标价,而且不能讨价还价。超市为什么不能加一价码?因为有别的超市与它竞争。如果只有一家,做不到价格等于成本。但有好多家,价格通过竞争可降低到边际成本上,谁也不敢把价格定得太高。由此可知超市对改善资源配置起非常大的作用,它减少了交易费用,特别是把价格底线亮出来了。如果到国外买东西,又怕吃亏,那么上超市,保证不会吃亏,超市一定是真实成本价格。超市如果价格等于成本,赚不到钱,谁还干?超市一般不容易赚钱,但不赔本。所谓等于成本,并不是等于进货价格,而是再加上管理费用。超市管理费用很高,头一个是偷窃,还有复杂的仓库管理。超市如果在管理上想出新办法,比别人强一点,节省了劳动力,降低了库存,又有保证供应就会赚钱。总而言之,通过创新、竞争有一个平均水平,但它比别人管理费用低,它就赚钱。中国有些超市比外面的价格还高,这是因为超市正在发展之中,有些管理、进货、配置问题还没解决。像美国超市是最便宜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薄利多销,厂家、消费者均得到好处。超市被迫把自己价格底线亮出。价格是重要的。 大连的例子说明定价错误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定价准确可节省资源,价格不能扭曲,否则会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所以,我们要追求好的价格,能达到供需均衡的价格。在经济学里,有一条往下倾斜的需求线和往上倾斜的供给线,两线交点决定商品价格。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供过于求,价格下降。供需均等,是好的价格(商品均衡价格)。一个商品达到均衡,叫局部均衡,所有都达到的均衡叫一般均衡,此时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一个均衡点,而且市场起到质的变化,即任何一个商品均可买到或卖掉。这时,钱变成度量价格的单位,它代表价值。一般均衡价格就是价值,二者没有任何区别。甲商品可以换成乙商品,甲价是乙价的两倍,卖掉甲可买两个乙,甲乙价格比是2:1。一般均衡理论是惟一的价值判断,它的道理是实际证明的。2元票子只可买2元东西。任何人创造的价值理论不论多深奥,多复杂,如果不同于一般均衡价格,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在市场上是行不通的。一般均衡理论彻底解决了经济学里最根本问题 #0; #0;什么是商品的价值。 我们生活在地心引力里,谁也不觉得它的存在,但地心引力不但存在而且很重要,就像我们生活在价格里并习惯价格,也就感觉不到价格重要。没有价格,无从判断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稀缺。而价格给了你非常准确的度量。如发电可有很多办法,用煤、用油、用原子能,要根据当地情况计算,选择成本最低的。你在比较时要用到一系列商品的稀缺性。建一电厂,要用各种投入,都有稀缺性,要计算发电要用多少社会稀缺性。不同商品有不同度量单位,本来无法相加,但在经济学里只要是商品都能加。一尺布和一斤铁可价格相加。建电厂,什么东西都可相加,这样就可以比较。结果同样一度电,消耗最少社会财富的成本最低,没有价格你就会决策错误。价格重要性在于保证我们用最少投入得到产品。大连海水淡化3元/吨是通过方案比较得出, 没有理由再去用4元/吨方案。所以一个方案比较,离不开价格。 计划经济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价格,没有均衡价格(市场保证的)。从价格重要性可推断人类社会离不开价格,计划经济行不通,因为没有价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以有一般均衡价格为前提,这种“科学”必须能赚钱,否则,不能减少稀缺性。它是否能创造新的财富,用较少投入得到更多产出,只能通过价格比较。因此,一定要有价格。人类越来越面对稀缺性。美国比我们富不止十倍,但人们也不满足。人只要是追求物质,就总需要价格。人对物质追求可能会减少,但不会永远不需要。回到原始社会,挖个洞住在山洞里,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到那时,科技也无用,人都披一块兽皮,住在山洞里。 二、价格产生的制度安排 价格万岁,人类社会离不开价格,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不管社会怎么变,必须产生价格,必须有产生价格的各种制度安排。价格每天都在变,去菜市场可以看出,早上和下午价格不一样。西瓜价格与纽约股票市场价格产生道理差不多。由于价格重要,所以产生价格的机制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 比如在市场上,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有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进入自由指本来不买这个东西现在买,或本来不是生产这种产品现在从事这种产品生产,退出则反之,还要有选择的自由。你限制某人必须到哪儿买,价格就扭曲了。不但如此,而且要有信息交换的自由,我在这儿买东西,还要知道那边用什么价格成交。东京股市和纽约股市必须联网,如果割断信息沟通,股市价格就会扭曲。 1、谈“私心” 价格是人关心自己利益讨价还价形成的。只有在人关心自己利益时供不应求才会导致价格上涨,你不关心,就没有。它的背后是个利益问题。因此,我们放弃利益,就没有价格。我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里一开始就讲:人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没有价格,这个社会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我们大家敢于坐飞机?因为你知道驾驶员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他对自己的命是很在乎的。如果驾驶员像恐怖分子一样,连命都不要,你还敢坐飞机吗?我们以前天天批“私”,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批判“私字一闪念”,说“私”如何如何坏,其实,这个“私”还帮了我们大忙。没有私是非常可怕的,现在所有制度设计都是按照“人有私心”来安排的。 讲到人的私心,它有坏的一方面,也有好的一方面,而且好的大于坏的。当它侵犯别人的私时,就变得有害,如果它不侵犯还成就了别人的私,那就是好的。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很多哲学家认为“私”是万恶之源,所有世界上坏事都是私造成的,把私除去,世界就太平了,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他没有看到把“私”抛去后,世界将更不太平。而且世界之所以丑恶,并不因为有私,则是因为侵犯了别人的私。如果我有私,而且知道你也有私,那么我们一起想个办法,大家都得到好处,使各自的私都得到满足,这个世界将是很好的社会,利人利己。可怕的是,我虽然知道你也有私心,但我的“私”膨胀到侵犯了你的私,这就变成了坏事。要使我们社会安定,就要让每个人追求利益,同时不侵犯别人利益。这句话非常重要。柏林人也有私心,但他们懂得我的私心不能侵犯别人的私,所以我要守规矩。这就是一个国家老百姓有无教养的差别,懂得我的行动不能侵犯别人的私。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侵犯别人的私。我们在马路上走,把人家道给挡了,这是最普通的事,我们天天都能看到的。在国外,这样的事很少。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最能体现老百姓的素质,这也是个学习过程。慢慢地,我守规矩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有时,我也走,你也走,堵在一起,谁也走不动,对谁都没好处。好象地铁,谁也不买票,最后地铁关门了,大家都坐不上了,对谁都没好处,所以强调私的界限。我们不要盲目地反对私,利用私的主要特点,不要侵犯别人,而且要帮助别人实现他的私心。孔子讲“君子成人之美”。人家有个愿望,你帮他实现,你就是好人,是君子。 2、扭曲价格回归为均衡价格 在一个一般均衡价格引导下,人按照自己利益做出的选择是符合社会目标的。我们回头再讲制度经济学,我说价格的扭曲会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或者说人人按照价格来追求利益时,这个价格才是不扭曲的,才是一般均衡价格。人按照自己利益来行动时,他的选择是符合社会目标的,也就是说他做的事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有好处。这个道理经济学老祖宗亚当·斯密就看到了,就是“看不见的手”,但他没有证明,到现在他的《国富论》发表200多年了,他的理论现在已得到严格证明了。证明了人出于私心,按照价格所引导的来行动的话,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因此对个人选择不要加以干涉,让他们选好了,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大多主张自由,道理就在这里。它是最基本的公理,就像我们学几何一样,欧式几何有五个公理,有了这五个公理,几何各式各样的定理就推出来了。经济学一样,也有几个公理,所谓公理是没法证明的,只能承认他是正确的。有了这几条公理,经济学的大厦才得以建立,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经济学公理第一条就是“经济人”假定,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的,人是有私心的;还有一条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这没有办法证明,只能当成公理。有这样两条经济学才得以建立,所以真正懂经济学要义的人都是自由主义的或信奉自由主义的。因为他知道在价格不扭曲的情况下,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才符合社会目标。 那么我现在仍要问一句,如果价格扭曲的话,你按照扭曲的价格追求利益,是不是符合社会目标呢?不是的。但是这个事情奥妙就在这儿,当你按照一个扭曲的价格来行为时,如果这个制度允许价格调整的话,价格会恢复到均衡状态,除非你不允许它进行调整,政府管制了,我们能常常看到一个情况,政府能管制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扭曲了,于是许多人从中得到了许多不该得到的利益,使社会受损,从前的价格双轨制就是这么一个现象。但是如果政府不管制价格,当人们按照扭曲的价格追求利益时,价格会自动调整的,调整到一个均衡价格,这也就是均衡价格的存在性,这在经济学里是可以证明的。存在的均衡价格是如何达到的?就是通过人追求利益达到的,所以我们按原来讲的,一般均衡价格下,追求利益符合社会目标,退一步哪怕不是一般均衡价格下,人追求利益也是符合社会目标的,因为在人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价格会恢复到均衡状态,这个证明就是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而且它还证明这个解不但存在而且是稳定的。稳定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发散,它会收敛,收敛过程不会有震荡发生。在经济学领域里,过去认为这个理论证明是没用处的,但中国改革正好就应用了这个理论。我们原来的计划价格是一片混乱,后来通过逐渐的开放才理顺。大家有选择的自由,政府对价格的干预越来越少,通过开放,价格逐渐调整到了均衡价格,现在价格90%都达到了均衡,但是未达到一般均衡。一般均衡我刚才讲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它有质量的变化。因为任何一个商品价格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的所有商品的价格,价格是互相牵连的,只要有一个商品价格不均衡,其他商品价格就不是真的均衡。而一般均衡,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价格才是真正的均衡价格。所以我们现在有许多价格不均衡,它影响到一大片,它造成了我们整个价格系统还有相当程度的混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资源配置效率还不够高。 3、自发秩序 我讲了自由选择的重要性,在供应和需求都是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自由选择是最优的。但是许多商品不具备竞争性,比如说公共产品的价格。公共产品就是指社会服务产品,如道路、公安、警察、国防、天气预报等,这些产品都是公共产品,它不能通过竞争来实现均衡价格。另外还有外部性,有些交易牵扯到第三方的利害,叫做外部性。比如说养蜜蜂,就是有外部性的,因为养蜂的同时,附近的农作物是能够增产的。还有一种外部性就是生产中产生污染。第三个是垄断,就是一家提供产品,铁路部门就是,垄断使这种产品达不到一般均衡价格,不能自动实现,要有人去管他。 因为有外部性,有公共产品,有垄断这些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政府来管价格,政府就是要管公共服务的价格,有外部性的价格,垄断产品的价格。但同志们不要认为有了政府管,问题就解决了。我最近写了篇文章批判韩愈的《杂说四》,韩文一开始就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是什么意思?它说好的马是很多的,但是你认不出来,只有伯乐才能辨别千里马,因为没有伯乐,这千里马就不被人赏识了。可是谁是伯乐呢?同样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韩愈开了个大玩笑,他用解决一个更难的问题来解决一个较容易的问题,找伯乐比找千里马更难。我们往往都有韩愈同样的错误想法,把一件事交给一个智者(伯乐)来解决。可是谁是智者,谁也不知道。刚才我讲了因为有公共产品,有外部性,有垄断问题,所以要请一个政府这个智者出来,政府是智者吗?政府跟我们一样,只不过它当了一个公务员,就变成了一个政府了,它能解决的好吗?与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到哈耶克的理论,他提出了“自发秩序”理论,反对人为安排的秩序。所以说是不是千里马让它们出来跑一跑,你就能发现谁是真正的千里马了。判别千里马,不是靠伯乐,而是靠实践。所以,我们的很多习惯想法(如韩愈这篇文章)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一部分,但非常误导人。他与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唱反调。我们改革的成功,就成在“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自发秩序。不是先设计好一条路,哈耳克就反对这个。我们改革成功不是谁设计哪年哪月干什么东西,而是走一步看一步,这就成功了。这里肯定有学费和错误,但它没有出大问题,在小问题上错了赶紧回头就是了。总之,个人选择是自发秩序的基础,自发秩序的形成靠每个人按照追求个人利益且不侵犯别人利益的原则在里面活动。 4、“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每个人都有自由的一种愿望。如何实现你的自由?那就是不要有人干涉你的自由。你周围每一个人都不干涉你的自由,你作为周围人的周围也不要干涉别人的自由。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每个人都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当你周围人都不干涉你的自由时,你就得到最大的自由。另外一个人也得到最大的自由,因为你不干涉他的自由。每个人既是自己,又是别人的环境,别人的别人就是我。我要得到自由,我希望别人不干涉我。我成为别人的别人时,我也不能干涉别人。所以,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就能得到自由。每个人约束自己不干涉别人的自由,这时每个人就得到最大的自由了。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因为每个人都会爱一些人,但你爱的方法要对头,你可不能干涉别人自由。虽然你因爱出于好心,但可不能干傻事。有时,父母会干涉子女婚姻、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当然父母的劝告是必要的,可是劝告归劝告,自由是另一回事,不能干涉。“人民政府爱人民”,你就要给老百姓自由。信仰是自由的,谁也不能干涉。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自由是人的权利,你有什么权利去干涉人家自由。干涉了势必造成很多麻烦。互相干涉自由就是,互相斗个没完。所以,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你要尊重人家,自由是人天生的权利。也要给敌人以自由。这里的敌人是指因你不给他自由而成为你敌人的人。他本来是你的朋友,但因你干涉他的自由,他变成了你的敌人,并不因为别的。当然,日本入侵中国,这个敌人我们要反对。但有很多所谓敌人并不是那么回事,因我们干涉了他的自由,他才反对我们,你一旦给他自由,他就会成为你的朋友。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矛盾缘于干涉别人自由,你得尊重人家。这个道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 5、尊重人权 产生价格的制度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所有权,财产的所有权。因为市场经济或产生价格是靠交换的。交换的前提是要有所有权,所谓交换只不过是所有权的交换。一个物的所有权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可能这个东西没移动,但交换已完成。所以,无所有权就无交换。所有权不能保障就会使交换无法进行。所以,发展市场经济要有交换,要有讨价还价,保护人的私心,保护人追求利益的权利。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护财产的所有权。我们知道,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得到利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侵犯别人的利益。另一种是不侵犯别人利益,通过劳动、与别人合作、创新,也可得利益。如果有机会侵犯别人,满足自己的私心,就不会去劳动。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允许一部分人去侵犯别人的话,这个社会将会是争权夺利的社会,大家都不希望通过劳动得到利益,而希望通过依靠权力侵犯别人利益得到利益,这个道理极其重要。人类社会生产力之所以会发展,就是因你侵犯别人劳动果实越来越困难,还不如自己去生产。在财产的所有权得到保护时,你侵犯别人利益,就不容易。所以保护财产所有权关系到一个社会的进步。如果侵犯别人代价高,他就选择自己劳动。但一直到市场制度逐渐建立,人权才被逐渐尊重。在这以前,人类社会每个阶段都有特权阶级,拥有特权者可侵犯别人利益。中国过去是个皇权专制社会,不重法律,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因此,谁都想当皇帝,皇帝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把他赶下台。 改革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权对每个人都极端重要,随便侵犯你的权力,你就无安全感。从来的革命,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无权无势的人造有权有势人的反。造反,首先破坏所有权,建立一个新社会。但穷人造富人的反,连富人的所有权都得不到保障,穷人的所有权能得到保障吗?所以,革命、造反的结果只是破坏所有权,穷人还是穷人。只有当穷人的所有权得到保障时,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进步。我们说要保护财产所有权,往往以为这对富人有利,富人有钱,才需要保护,这是很大的误解。一般而言,富人财产的所有权比之穷人更易得到保护。富人之所以富难道是财产得不到保护才致富吗?我们说财产保护主要针对穷人。穷人自己要明白,我要尊重一切人的所有权。首先,富人的所有权你得尊重,连有钱有势人的所有权都得不到保障,哪穷人还有什么保障呢?现在农民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他们的负担变成了一块橡皮泥,一会儿减少,一会儿加大。因为农民财产得不到保障,何以减轻其负担?一个农民到北京打工,弄不好就被收容遣返,路费自己出。 人权得不到保障是个大问题。只有无权无势的农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我们这个社会才会进步。因为你不可能通过侵犯他们得到利益,那只有自己劳动、创新、发明得到利益。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需走很长一段路。现在农民可以进城找工作,虽然受到鄙视,找工作受限制,只能干粗贱的活,但总归比以前有很大进步。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一个效率最高的经济。全世界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富国。当然,有很多国家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好处,想搞市场经济,但做不到,因为它们缺少平等和自由。印度有四个种姓,人与人很不平等,财产分布差异很悬殊,男女也不公平,每年要烧死好几千女的,因为她们出嫁时嫁妆太少。印度虽号称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民主搞得非常糟糕。不要以为一个国家民主了就能解决问题,不那么简单。但保障人权确实能解决问题。人与人权力差别很大。农民与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差得太远了。人与人很不平等。要作到人与人平等,很不容易。美国算是一个比较自由、平等的国家,但美国这方面问题也不少。大家知道美国前两年有一个辛普森案,一个人把他离婚后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给杀了,最后作案的血手套从那个人寝室搜出,但他有钱,请了一个很好的律师为他辩护,最后无罪释放。一个普通穷人是无法做到的。但美国社会有一好处,这件事谁也瞒不住。所以后来他在民事诉讼里败诉了,民事诉讼判定他杀了人,对他进行民事处罚。一个人不能逃脱法律制裁。所以,这个社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它制度上比较懂得自己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掩耳盗铃。 应用经济学论文:试论计量经济学在国际贸易领域应用的文献综述 论文关键字: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文献综述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3.结论 以上各类成果因研究方法、样本时间段和采用变量的不同,因而使得其结果也截然不同。这可能也是一直以来学者们在汇率波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上无法达成一致、稳健的结论的原因之一。 应用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兴起、应用与意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 #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指导下的数字化市政管理 摘要:近年,伴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加速推进,城市的数量与规模大小都呈现出猛烈增长的趋势。在这种发展形势下,以人工管理为核心的传统型市政管理的缺点也日益显露,如:相关机构各自为政,信息共享差,相互沟通少。传统型管理方法只能有效发挥市政管理的基本功能,只适用于市政设施种类少,数量小的情况。一旦市政设施类型多样化,数量激增,落后的传统型管理方法就难以满足城市市政管理的现实需要。因此,进行数字化市政管理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及相关概念 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不可避开的必经阶段,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会给城市带来层出不穷的难题。这些问题牵涉范围广,会触及土地、环保、市政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由于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人们对其的认识也日益成熟,而城市经济学也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应运而生。城市经济学是以城市综合体的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可以为公共经济资源在政府手中的分配,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就包括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城市规划不仅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体现了政府意志,更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良好的城市规划是各界人士的智慧结晶,是党执政为民的政策的重要体现。时代变迁,科学技术飞跃,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要想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势必需要政府运用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城市市政管理系统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其主要特点如下:(1)地理分布特性。市政设施和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分布呈现出显著特征,市政管理中的各项活动如管网改造、检修等,都取决于位置距离、覆盖范围、街道分布等地理因素。(2)市政设施数量多,种类多,分布广。(3)动态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管道管线、市政设施等也相应会增加、废弃和更新。因此,在城市管理中,新情况新决策的出现都会带来海量的信息。 二、国内外一些城市的市政管理现状 在众多欧美发达国家,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及可视化监控管理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已经在市政管理中实现了成功应用,且大幅度地提高管理效率、水平和力度,推动了城市经济向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如:美国运用GIS进行市政管理,从而实现了对部分市政设施的远程监控;加拿大通过土地信息系统,搭建起与土地有关的法规、政策性文件、档案以及申诉案件的信息库等。此外,在灾害及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上,美国、日本等果都各自利用GIS技术搭建起有针对性的紧急事故处理系统。这几年间,中国部分城市市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也陆续建成了部分市政业务管理系统。例如,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户外广告管理系统、上海出现的管线管理系统、大连市政府使用的城市路灯监控管理系统等。上述管理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政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水平。下文将以广州、北京两座城市为例对数字化城市管理进行分析。 (一)广州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中国城市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建设很晚才开始起步,为了实践建设统一信息平台的理念,2004年广州市园林局提出了建设“广州数字市政”的思路,即第一步是搭建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将整个广州市的市政公用园林设施都录入到系统中,从而得以实现对公用园林设施的实时的全方位的监控。此外,还可以将系统与模拟仿真技术相结合,在城市的安全保障和抗震救灾等方面为政府的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参考。这个系统要依据现实的基础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进行分层次、分步骤的实施。该系统包括三个基本模块在内,如下所示:(1)地理信息系统(GIS);(2)业务管理系统(GIS);(3)AI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二)北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由于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始终难以获得有效的提高,北京被迫开始走上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之路。北京政府在城市管理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下水道井盖失踪”等问题依然存在,市民的满意度不高。因此,基于数字化基础而建立的城市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在北京被投入使用。自2004年4月份起始到现在,经过理论研究以及在实践中投入运行,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整合多项数字技术,建立建成了以“城市监督中心”以及“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革发展了城市管理模式,在城市市政管理中获得了显著的效果。北京市推行“数字市政”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借助北京市的城域互联网以及综合信息平台,使用移动通讯、互联网以及“3S”技术(即GIS,GPS,RSV),建立起一个结合电子政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信息化社区,面向政府内部和社会群众的市政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三、目前市政管理中的问题 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激增,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城市的规模结构继而产生了巨变。人口数量多的大城市数量达到了增长高峰;人口规模中等的城市的数量也持续增加,一些小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成长为中等城市。而这些新诞生的中等城市,市政设施的种类、数量也大为超出原本的规模。在城市发展的形势下,城市市政管理也出现了各类问题。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各大城市管理部门各自为政,职责权能划分不清,又难以统一调度。市政管理牵涉的部门众多,又由于各部门的行业和主管单位都不同,所以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差,沟通受阻碍。典型例子就是,刚修好又被拆的马路、房屋等。“刚修好又拆掉”不仅会影响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更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2)过于依赖突击式管理,缺乏切实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3)粗放型管理,信息获取和处理不主动不及时,效率低下;(4)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工作成效评价标准以及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监督及赏罚机制,各种监督和制约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5)过于依靠人工管理。管理人员利用基础通讯设备和长时间学习积累下来的个人经验,可以大致了解城市区域的基本情况。但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新市政设施就会让管理人员一时难以掌握。台风、地震、火灾等突发事件,会使得城市的各种市政设施负荷大为增加。若缺乏良好的应对之举,管理者和决策者又不能及时获取充分、真实的信息,就难以及时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从而可能出现管理决策、应急处理上的过失,甚至给人员、财产带来严重损害。(6)规划失控,城市发展建设急功近利,官员为了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部分城市为了在数据上实现高水平城镇化,大量开设开发区、市民广场等破坏土地的项目。而且由于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很多城市都供过于求,大量土地被破坏、房屋被闲置。巨大的浪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理念大相矛盾,也有违城市经济学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上述种种问题层出不穷,且久久难以得到有效的处理,绝大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平台。各个市政管理部门,各管各家,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和统一调度。虽然很大一部分城市的市政管理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点关注上述现象,也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但这些应对之举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产生一定的效果,治标不治本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在根源上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只有从管理的基本制度下手,建立完善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各个市政管理部门间才能实现良好又有效的沟通,实现部门间的市政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走出各自为政的困境。 四、数字化市政管理的意义 城市各种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行、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离不开城市市政管理。城市市政管理有着极为丰富的涵义,广义范围上的城市市政管理涵盖了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市政管理,如城市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通讯设施和线路,电网等。城市市政管理就是在各部门管理下,协调各类市政设施的运行、维护。但由于市政管理牵涉部门众多,而各工作部门又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体系,各自为政,互不交流,如此就导致一个看似简单的管理工作却需要几个不同的部门多次磋商,更甚者互相推诿的情况。数字化市政管理方法的使用会助推城市市政管理水平攀登到新高峰,大大提高管理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传统型城市管理中,各个市政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信息和资源缺乏共享;而使用了数字化技术的市政管理系统则可以有效地统一调度整个市政管理所牵涉的所有部门,在各部门间建立起良好有效的、及时的、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充分使用各部门的信息和资源。此外,因为各个市政设施和事件都有着统一的唯一性标识,全部被记录在数据库中,所以政府可以进行更精细的管理。数字化市政管理,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市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在各类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上,工作人员可以在相较之前极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所在,迅速地确定事件,快速地便捷地搜寻到所需的信息。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准确度,更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此外,数字化市政管理对建设新型市政综合管理体系大有裨益,可以为科学合理决策提供有帮助的信息支持,并且还能够科学客观地评价市政管理的各方面水准,为市政管理的改良方向提供参考。数字化市政管理所具备的统计分析功能,能够直观地呈现出各项数据,为准确地分析问题及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五、建立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的举措 如今,数字化市政管理是时展的大趋势,搭建起统一的信息系统是信息革命的最终方向。但是由于各个城市市政公用基础保障供给领域缺少详细和集中的初始基础信息资料,想要建立起一个基础信息完善的GIS信息平台是难以一蹴而就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人口众多,数据统计难度大,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用促建”的信息化建设方针,逐步深化完善信息内容。如今,三维可视化技术已实现了推广,众多领域中都有所应用,如城市规划、交通监测、地质勘察、气象预报、建筑设计、移动通信等大量领域。中国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越来越精准的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服务,开车出行也能够在手机上或者通过电台获取实时路况信息,从而尽量避开堵车地段,减少等待时间,提高出行效率。所以,一方面要避免盲目跟风地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从而影响实际使用;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去欢迎不远的将来“统一的信息平台”的建成。城市公共基础保障供给行业在形成之初就产生了固定的传统管理模式,即始终由各具体行业自行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各行业都有着一套较为独立的自我管理制度。短时间内想瓦解这种格局,强行推进信息共享方式下的统一管理难度较大,缺乏实际。而且这种变革不但与具体的技术方面、管理方式、运营模式等有关,而且更与社会文化观念的革新有关,是对信息共享理念的宣扬。在信息和资源共享的时代背景下,各地的市政设施都身处信息网络之中,就算各自为政,也会因“蝴蝶效应”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届时,“数字市政”将在保障城市市政设施平稳、健康、高效运行过程中发挥重大价值,促进城市经济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 作者:曾祥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发展论文 一、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4.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二、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4.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三、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作者:李敏 单位:中国民生银行 城市经济学论文: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未来趋势 一、对城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进行分析 1.分析城市经济学的基本含义。 通常来讲,城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城市在实际的生产、成长以及城市乡村融合的发展中经济关系以及规律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学科。在现实工作过程中,实现经济价值已经变为城市进行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对于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开始从之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研究拓展到了其他的相关领域当中,进而来对城市的相关规律以及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发现。 2.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实际意义进行分析。 现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城市已经成为了社会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结构,城市的实际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的实际生活质量水平,同时还会决定环境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学进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对城市发展规律与生产关系进行探讨,其具体研究的最终结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发展方向。同时,其结果还可以对城市的活力进行有效的评估以及预测。除此之外,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最终结果能够有效揭示城市发展当中的生活以及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想对环境与生活间的发展,就一定要实行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 二、对城市经济学的基本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分析城市经济学的具体研究领域。 在上个世纪时,城市经济学就已经成为了一个重点性学科。现阶段,随着城市区域的逐渐增大以及更新的逐渐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范围。之后,国家开始重视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下面具体介绍国际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变为城市化以及生态平衡;第二,城市当中有着逐渐加快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城市当中的就业、资源利用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了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方向;第三,竞争力以及发展对比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2.分析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手段。 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实际过程当中,应该有相对比较严谨的手段来进行有效的指导,这样可以有效保证研究的手段以及结果富含可观性以及真实性。通常来讲,能够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手段大体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运用区位分析的研究手段,该方法主要是研究城市经济学当中所包含的微观部分。第二类是在宏观角度对城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手段,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城市当作一个整体。 3.分析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般结论。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在其研究的所有领域当中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基本国情都非常的符合,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在相对宏观的研究过程中,对城市化的城市圈以及道路的进化问题进行研究,觉得城市的实际发展主要是道路的最终形成,这就导致我国将道路建设作为重点;其次,对城市发展以及经济发展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结果发展出现不均衡的现象会造成城市的不均衡发展。然后,对城市化水平当中的测量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城市当中城市化测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城市当中的常住人口数量。 4.分析城市经济学在实际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很多社会学的相关领域当中,经常会出现实践与理论脱节的情况,同时这也属于城市经济学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在理论方面的研究极其薄弱,研究的基础基本都是现在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当相关的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运用到城市管理方面时,根本就可以起到充分的推动作用,进而就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并否定了其研究的实际结果。在城市经济学的实际应用当中,不合适的经营观念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1.进一步细化城市经济学的具体研究领域。 通常情况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当中所具有的前瞻性进行追求,能够保证其研究的具体结果富含预测方面的功能,可以在城市发展的实际过程中起指导性的作用,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进行有效的规避,这属于是现阶段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需要进一步细化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领域。这就需要城市经济学不仅仅要研究宏观以及微观的经济,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探讨城市以及文化发展的机制,对城市、文化以及经济三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的解释。经济以及文化之间的发展属于是相互联系的,城市不同就会存在不同的文化,同时还会有不同的经济状态,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发展历程以及趋势。进一步细化城市经济学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城市的实际发展。 2.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效创新。 对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来说,运用访谈以及调查的方法进行微观方面的研究,同时运用文献分析以及对比的方法进行宏观方面的研究,这样的方法仅仅能够对现在城市经济学的相关要求进行一定的满足,在之后的研究中,创新相关的研究方法是有很大的必要的。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创新具有非常强的前瞻性,具体的创新方法有探索城市发展的共同点、横向以及纵向的对比、跟踪调查等,这些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研究结果进行有效的预测。除此之外,城市当中的各个区域实施具有对比性的实验也会变为之后进行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城市经济性研究的过程当中进行方法的创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具体的研究提供足够的动力。 3.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会有更加广泛的作用范围。 通常来讲,城市的发展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有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的全球化等,快速以及方便的信息方面的交流能够先进化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方法,同时还会增大其研究结果的实际作用范围。在已经实现信息化的今天,对于城市发展的研究结果会非常快速的被相关的经营者进行接收,根据城市发展的实际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有效的完善,该方法已经变为现在大部分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方式。除此之外,现阶段大部分城市经济进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是跨国公司,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城市经济学研究成功的作用范围,同时,跨国公司利用该结果进行有效的发展,这也属于是其结果作用范围拓展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4.政府将会对城市经济学进行大力支持。 通常来讲,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的实际发展,因此会让政府对其进行高度重视。在我国,城市经济学属于是二级学科,该学科的地位能够要求城市进行本科以及研究生相关专业的设置,在教育条件足够的城市当中,还能够设置博士后的流动站点。现阶段,城市经济方面的相关研究已经在逐渐发展,这也就带动了政府对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以及支持力度。 四、结语 总的来讲,在社会科学的实际研究当中,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属于非常关键的一个领域,其在研究的方法以及内容上都处于逐渐发展的状态,尽管现在城市经济学当中有着很多的问题,然而,其研究的结果已经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同时还会变为社会科学的内容,进而有效指导城市的实际发展。 作者:李枫 单位:北京空中信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 一、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动因 (一)城市经济学课程特点及发展趋势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是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是介于社会经济学科、城市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之间存在与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中观性质、边缘学科性质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城市经济学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包括宏观城市经济学、微观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经济与社会管理等研究内容。城市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类专业中的核心专业课程和必修课程,其教学对象一般为经济类相关专业本科三年级及以上学生,这些学生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和分析、判断和理解能力,但缺少城市实践的社会经验,没有城市发展的概念和有关城市经济的切身体会。在实际教学中,城市经济学应体现其应用性,应面向世界、立足于国内城市发展现实,体现中国城市特色和区域特色,达到结合当前中国或区域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实际,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城市经济分析方法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目的。以此为衡量标准,目前城市经济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步伐仍跟不上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按照城市经济自身的演变规律、发展趋势和课程特点,深入系统地进行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二)调动学生积极性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需要 2012年3月,通过对经济学专业民汉三个班级、90份《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城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期待很高,尤其期待对城市经济学教学理论、教学实践及通过经济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进行创新,并以此来提高利用城市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因此,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既是完善课程建设体系提出的新要求,又是适应新时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发展趋势和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 (三)适应新疆民汉一体化教学改革的需要 从城市经济学教学实践看,因民、汉学生在实际接受能力方面存在着差距,同样的教学内容并配合同样的教学方法,民族班学生表现出理论接受比较困难的现象,教师在民、汉班级教学内容设置、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法等方面必须要采取区别对待方式。然而,案例教学对民汉班级学生都很有效果,学生对此模式的兴趣也高,在课堂积极思考、积极讨论,教学效果较为明显。然而,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内容因不同教师的科研背景而有较大的差异,教学案例数量还比较有限,在教学实践方式方法还需进一步探索、改革。 (四)新疆地方经济建设和跨越式发展所需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注重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创新、提高,不仅能进一步完善经济类专业课程建设,促进教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教学中把中国和新疆城市化演变、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营与管理等实际内容融入课程,能够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不仅符合新疆高校的办学理念,而且是新疆当前提高办学层次、为新疆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储备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二、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查问卷分析,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有教材实践性不够。因现有教材偏重于理论研究,理论体系较完整,利用现有理论解决现实经济社会中的问题章节内容安排不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学生接受存在困难。二是教学内容存在差距。分别针对民、汉学生差别化教学方式,即在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安排上,民族班级授课内容要比汉族班级少,且在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民、汉学生在知识结构、认知等方面的差异。三是案例内容较少。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案例数量总体上还比较有限,一些教学案例时效性较差,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四是教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经济学科研团队在城市经济学领域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受诸多原因限制这些成果未能及时补充到教学中。 (二)课程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案例教学方法应用不均衡。目前,城市经济学教学中仅有少部分章节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大部分章节仍缺乏实践性较强的案例,教学效果有待于提高。二是多媒体教学应用不够。多媒体教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扩大信息量,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但在实际中,城市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还未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课件与教材重复性较大,信息量不足。三是教学方法需要创新。采用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研究式教学(如鼓励学生以本课程内容为主申报课题,等)、实践教学(如参观,请社会专业人士进课堂等)和实验教学等、进一步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三、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 根据学生反映的实际情况,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在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设置和教学方法应用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实践,取得较好成效。一是提前预做准备。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6~7人,在每一章讲述之前由教师提前针对该章节重点和难点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给每组学生布置3~4个讲课主题,要求提前查阅资料、数据,做好讲解准备。二是学生授课过程接受大家提问和监督。学生讲解要求板书讲解要点并维持好课堂秩序,每个学生讲解时间控制在15分钟,讲解中和讲解完后要接受学生提问并进行解答,如当时答不出,可以继续查阅资料进行解答,学生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由教师解答。教师在整个上课过程中可以观察学生听课状况,及时进行管理。三是教师总结。教师对本章总体内容进行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强调重点和难点,同时通过记录每个学生讲解内容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提高的意见和建议。四是作业布置灵活多样。针对教材内容,结合学生查阅和讲解的资料灵活地安排作业,有些章节以小组完成作业为主,有些章节以学生个人完成为主。五是灵活调整考试内容。在所有章节内容讲完后,各小组要针对所讲授重点和难点设置复习题,有些好的复习题被选作考试试题。 四、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施效果 (一)课堂表现方面 通过采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发现绝大多数民汉学生能对老师布置内容进行提前准备,能在课间主动和老师交流。有些学生授课准备相当充分,能全脱稿熟练讲授内容,数据和例子恰当并能较好解释理论,获得其他学生的认可。有些学生结合教材的内容,发散性讲解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富有创新性,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比如,经济学2009-3班留学生案例授课在学生中产生很好的效果,他用计算机将哈萨克斯坦城市化进程画成一张图表,张贴于黑板上给学生讲解,思维清晰,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富有吸引力,赢得学生的热烈掌声,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有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根据其他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课后及时地查阅资料进行解答。这种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胆识和汉语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主动查阅资料、主动解答提高、主动学习的能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很认可,普遍反映“获益匪浅”。从听课来看,绝大多数民汉听课学生上课时注意力明显提高,以前经常出现的课堂说话、玩手机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认真听讲、认真思考、勇于提问、敢于争论,课堂气氛较为活跃,学术气氛渐浓。 (二)试卷分析方面 通过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改革实践,涉及民汉三个班级的期末考试成绩均为“优良”。经济学2009~1班和经济学2009~3合班(共71人)平均分为86.93分,及格率为98.59%,90-100分之间人数为41人,所占比重为57.75%,80~89分之间人数为17人,所占比重为23.94%,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9.86%,60~69分之间人数为5人,所占比重为7.04%,60分以下人数为1人,所占比重为1.41%。此外,经济学2008~2班(共33人)平均分为87.45,及格率为100%,90~100分之间人数为16人,所占比重为48.48%,80~89分之间人数为10人,所占比重为30.30%,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21.21%。 (三)学生评价方面 在学期临近结束时,经济学2009-1班和2009-3班每小组学生代表总结了城市经济学互动式教学的效果及未来进一步改进的措施和建议,学生认为教学方式方法新颖,激发了学习兴趣,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和表达能力,提高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继续坚持下去。在经济学院教学思想大讨论会议上,学生代表发言肯定了城市经济学的教学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给予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五、思考和启示 受就业压力、网络文化等因素影响,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针对城市经济学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要求高、授课对象特殊的实际,授课中采取教师和学生搭配,授课内容既包括教材内容,也包括课外内容,授课方法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和启发式等方法,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提高了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和胆识,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促进了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交流,真正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此次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模式还需进一步完善,如在实施过程中和学生平时成绩考核紧密挂钩,加大平时成绩考核比重,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该模式不断完善的同时可为其他应用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作者:张艳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产业结构论文 一、选题意义 经济发展是在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中实现的,没有产业结构的变动调整与优化升级,社会经济就不可能快速发展,经济效益就不可能迅速提高。尽管经过几十年自身的发展和调整,但是,华北区目前的产业结构并没有达到合理的状态。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协作程度差等问题依然突出,制约了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完善华北区产业结构,不但能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而且对统筹全国区域发展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二、华北区产业结构现状与分布 除北京之外,其余城市第二产业比例均超过50%,说明第二产业在华北区大多数城市占主导位置,而北京具有很高比例的第三产业,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这是因为北京已经逐渐步入了后工业化阶段,而其他几个省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所以第二产业占比例相对较高。 依据2012年各省市统计年鉴,选取了各省的重要城市作为样本点,其中第一产业统计指标采用的是粮食生产总量,第二产业采用的是各市规模以上(注:资产总额2000万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第三产业采用的是社会零售消费总额作为参考数据,由此笔者根据统计数据里面第一,二三产业在城市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将华北区城市分为“两大类,四大块”,两大类分别是资源型城市与综合服务型城市,而资源型城市又可分为农业资源型,矿业资源型,旅游资源型,对应代表分别是上面的周口市,东营市,青岛市;综合服务型城市指的是北京市,具有全面的服务功能与很大的服务范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要或者已经进入平台期,要想继续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将华北区城市分为“两大类,四大块”,两大类分别是资源型城市与综合服务型城市,而资源型城市又可分为农业资源型,矿业资源型,旅游资源型,对应代表分别是上面的周口市,东营市,青岛市;综合服务型城市指的是北京市,具有全面的服务功能与很大的服务。社会零售总额是表现国内消费需求的数据,对比两幅图可以发现,第三产业分布图以及GDP分布图之间存在很大的吻合度,说明了第三产业的附加值较大,是推动城市整体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可以发现,省会城市,交通枢纽,沿海港口的服务范围较大。 三、结语与启示 (如资源分布,区位优越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及分布。在华北区中,体现为东营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了工业强市,周口依靠良好的土壤与气候条件成为产粮大市。但是从整个华北区的宏观视角来看,华北区内部的产业结构依然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以京津冀地区为例,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协调,产业链分工不明确,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综合分析各个城市在资源、区位条件,经济发展上的独特优势,通过调整产业发展政策实现区域产业链上的合理分工,使产业结构发展达到最优化。 作者:陈智维 林漉丰 单位: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外围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外围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公务员之家: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城市经济学论文:在城市经济学课程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思考 摘 要 城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城乡规划中应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提出城市建设的对策与建议。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学更生动,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 城市经济学 案例教学法 教学思考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建设的速度趋于稳定,社会对城乡规划人才的要求也有了一些变化,从规划、设计的技术型人才培养向研究、设计咨询的综合型人才培养转变。城市经济学是城乡规划专业本科阶段的一门专业课,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原来是城乡规划专业的选修课,以城市为系统研究其经济运行中经济活动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揭示城市经济活动和发展规律,为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城乡规划的本质是引导与控制,对城乡经济发展有宏观调控作用。城乡规划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辅助行为,旨在协调城市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近些年,城市建设也在逐步转型,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在城乡规划设计中应用得越来越多,如对城市发展趋势、用地布局、政策制定等具体问题从经济角度分析,并应用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对策、建议,因此该课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存在学生学习兴趣低,对相关理论知识理解不够,不理解学习经济学理论也是专业知识学习的一部分,对课程重视程度不高等情况。要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需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一、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各个方面的经济问题,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6部分,即城市宏观经济体系(城市发展理论)、城市劳动力市场(贫穷、收入分配及就业的理论)、城市的房屋市场(居住结构理论)、城市运输市场(交通堵塞、污染调节的理论),以及运输对城市结构的意义、公共服务的提供(供求函数、公共财政及政府干预理论)。课程内容多且相对专业程度较高,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的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而言理解并掌握其基础理论与知识难度较大。在较少的课时中讲解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与相关概念,容易变成“填鸭式”教学,使课堂枯燥乏味,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较难的理论知识也让学生难以理解和消化,学生易产生厌学情绪,要求授课老师在有限的课时内尽可能将晦涩的经济理论简明扼要地教授给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学习经济知识比较吃力,对城市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不大感兴趣,以教师讲课为主的授课方式教学效果不太理想。城市经济学是应用型学科,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运用城市经济学的知识来解决城市问题,把抽象的理论和现实中活生生的案例结合起来,使学生能综合运用城市经济学相关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必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案例教学法需要学生从实际案例入手,研究案例、分析案例,找出一般规律性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方法,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明确了教学目标。教学中,通过案例教学法把经济学与城乡规划结合起来,在案例研究中把经济学运用到解决城市实际问题中,学生能直观地了解城市经济学与城乡规划的关系,从而愿意接受课程知识。 二、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课程中应用的可行性 案例教学法最早出现在哈佛大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代尔提出的一种教学方法,最开始应用于法学教育中,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案例教学法是在教师选择案例,学生自行阅读、研究、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全班进行讨论的教学模式,使学生从被动地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并尝试运用经济学和其他专业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虽然在我国推广得比较晚,但其不同于以往的教学方式,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明确教学目标,因此案例教学法常被应用于经济学类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适当采用案例教W法,学生通过综合运用经济学和专业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和讨论等活动,逐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程基本的原理和概念,使学生明确教学目标,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对应用城市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的思考 (一)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在城市经济学的课堂上运用案例教学法,主要分为四个环节:首先,需要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精选案例,该案例应与章节内容结合紧密,能包含知识点,结合社会的热点问题并且难度适中,便于学生对真实、直观的案例进行研究。例如,在介绍城市发展战略时,可以结合近期的武钢搬迁到宜昌的案例让学生讨论武钢为什么会迁出武汉,对武汉和宜昌会产生什么影响,使学生理解梯度理论并了解该理论在城市发展中有普遍性原理。其次,要求学生在课下阅读、分析和研究案例,运用章节知识点剖析案例,形成个人观点。第三,教师组织课堂讨论,教师和学生都参与其中,相互交流观点。最后,教师归纳总结学生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点评,通过这四个环节,完成一次案例教学。 (二)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条件 虽然案例法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要很好地应用案例教学法,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经济学和城乡规划知识,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能力,能够使案例教学达到应有的效果;再次,教师只有全面深入地研究案例,才能在课堂上及时点评与引导学生的观点,对学生没有关注的部分及时提出问题,指出错误之处,这对教师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其次,在进行课堂讨论前学生需要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既需要充足的时间也需要完善的图书资料。案例应提前一周下发给学生,并逐步完善图书馆的相关资料藏书量和电子资料,便于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保证顺利开展教学活动。第三,课堂讨论可采用多种形式。为避免由于学生人数多而只有少部分学生发言的情况,可以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集中讨论各小组的意见让学生都参与到讨论中;也可以采用辩论的形式,通过讨论、辩驳揭露对方的矛盾,使之逐步达到普遍性的认识。 四、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弊端 案例本身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难度适中与教学内容结合较紧密的案例较少,自编案例又费时费力,同时也受到教师自身学识的限制,编写的案例难与课程很好地结合;采用案例教学法不仅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也占用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增加了工作量,最好能采用团队教学的模式。其次,案例教学法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也依赖学生课前认真准备,在课堂上积极讨论,要求学生有较高的学习自主性。但在实践中,能积极准备并参与讨论的学生较少,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给学生分组的形式,让主观能动性强的学生带领组员共同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谈城市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摘要: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既是一门以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多学科,多层次融会综合的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对城市规划的贡献包括对城市增长和规模的预测,分析城市可能取得的经济资源和消费需求;对具体城市问题的分析和规划调控的对策建议等,最常见的还在于运用投资估算技术评估各类规划方案以帮助政府和投资者决策,此外还包括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以保障规划方案的实施等。因此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管理中应结合和合理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以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实践指导和服务城市规划的编制、管理、实施,使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宜人。 关键词:城市、城市经济、城市规划 一、城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欧美各国、日本、前苏联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远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这与社会各界对城市经济学这一学科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因此,认识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的规划建设、有助于我们更合理的看待城市的空间布局。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一)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 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因为这些问题既不能用研究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也不能用研究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加以解决,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一种全新理论的产生,并以此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指导。20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城市综合问题的研究,诸如城市土地利用与价格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运输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规划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使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此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城市经济学的“羽翼”不断丰满。但是,从目前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城市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论著来看,构建的体系自成一家,研究的范围各有侧重,尚未形成一套比较规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尚未给出解决的良方。城市经济学依然是一门稚嫩的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还将持续地进行下去,城市经济学也将在发展中逐步成长,直到走向成熟。 (二)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城市经济学的诞生,给传统的工业、商业、建筑业、金融业等部门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对其研究从条条式的局部研究转入在城市这一综合有机整体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城市经济学将许多部门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其研究的范畴,以探求应对良策。城市经济学又与各部门经济学密切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门跨学科、跨部门的边缘学科。 (三)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量的惟一尺度,将劳动价值论作为构建传统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认为只有劳动时间的节约才是经济的节约,而经济平衡只是价值量和实物量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济学是时间经济学。但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时间因素,空间因素的位置、运动和存在方式同样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价值的创造既离不开劳动时间的延续,也离不开劳动空间的联系;经济的节约归根到底不仅在于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在于劳动空间的节约和组合的优化;经济运行中的价值平衡和实物平衡,如果不与‘空间平衡’相结合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劳动时间,还有空间结构。城市经济学的产生适时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并关注空间要素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空间范围内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布局,因此,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格外重视对经济要素之间的相邻效益、布局效益、网络效益和城市区域的聚集效益的研究,而这些城市空间结构效益具有比部门经济效益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在发展一般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四)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 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 “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及其各个部门经济学,由于出发点和侧重面不同,对公共经济的涉及和涉及程度是相形见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价值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尚未涉及属于公共经济范畴的公共产品、公共投资、公共福利、公共政策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研究;西方微观经济学只对具体的生产单位进行研究,与公共经济领域几乎没有交叉;西方宏观经济学虽然涉及了对国民收入、货币、财政等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但是,宏观经济学主要是从国家和全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 尚未深入到城市这个层面;各个部门经济学也或多或少地结合了一些公共经济学的内容,但是,那都不是完整的公共经济学,只是与那个部门经济学有关联的几个公共经济范畴;而城市经济学克服了以上各种经济学不重视城市公共经济发展的缺陷,对公共经济进行了整体的研究,由此可见,城市经济学也是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五)城市经济学是高级市场经济学 城市较之乡村具有更多的优势,使生产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但这个大市场的经济问题不能运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来解决。因为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单个经济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并透过商品市场的价格决定过程,找到有限资源最佳配置的方法和途径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它是单个经济主体的市场经济学。城市则是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集合体,但这个集合体绝不是单个经济主体的简单加和,它的经济关系比单个经济主体纷繁复杂得多,比单个经济主体研究的变量要大得多。市场经济学以劳动、资金、技术为因子,研究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数量、规模和比例关系,而城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变量却要比市场经济学多得多, 即使是相同的变量,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下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这种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在城市这一经济集合体中,绝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站在比微观经济学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市场经济,研究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寻求城市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途径,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经济学是比微观经济学更为复杂的高级市场经济学。 (六)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城市管理是落实国家宏观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保证企业微观管理合理实施和充分有效的重要条件”。虽然从总体上说三者都是从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但城市经济管理却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定位城市政府职能、进行城市经济社会综合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战略和目标;完善管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等。此外,城市经济管理的“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五大职能更是对传统管理职能的创新,城市导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城市规范是通过法规和主动的引导对城市个体进行的有形和无形的约束;城市治理是针对城市中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整治、矫正、调理”;城市服务是“通过制度、政策的调整和物质、文化条件的创造和改善,进行供给和帮扶的公益性管理”;城市经营是“通过城市资产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保证城市整体和部门公共财产保值增值,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经济管理职能”。城市管理职能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七)城市经济学是先进文化经济学 城市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环境,还为人类提供了活的文化载体。从风格鲜明的建筑物、五光十色的街景、东西南北的饮食到流行的服饰、奔驰的汽车,无不流动着城市文化的语言。城市更是文化的高地,科学技术的摇篮,人才的培育地和聚集地,城市负载着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从其层次上说,有器物层面的文化;有制度层面的文化;还有观念层面的文化。文化从其形态上来说,有艺术形态的文化、知识形态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汇聚在城市范围内的文化则构成一个城市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不论是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城市管理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城市文化这片土壤。从总体上说,先进的城市文化将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落后的城市文化也会制约、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模式、文化素养等决定其观念、行为,进而影响城市管理水平的方面;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通过市民的道德规范、文明程度、文化修养、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决定着城市管理措施的实效。将城市文化纳入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又一次丰富了城市经济学,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成为先进文化的经济学。 (八)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是通过对城市化基本规律的揭示,探寻城市发展的一般条件、动力及过程,这对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结构,是通过对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分析,以期对城市经济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这对于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以及城市功能的定位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环境,是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全面、系统的阐述,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这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效益,是通过对城市经济整体效益、城市土地效益、城市规模效益或定量或定性的分析,来探索提高城市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区域,是通过对城市经济区域形成与发展的剖析,寻求城市与区域共同发展的机制,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管理,旨在探索城市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方法、途径,这对于提高城市的水平和效率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文化,旨在通过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城市管理之间关系的梳理,实施有效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是有意义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是为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服务的一门应用学科。 三、城市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城乡规划,是指对一定时期内城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该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按照编制城乡规划的节段又可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可以说城市经济学与城乡规划在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含义,不同的学科分别依据各自的角度而有不同的理解。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实际上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的组合。 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城乡规划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土地资源分配及基础设施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城乡规划进行统筹安排与解决。 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化有一系列理论不如其动力机制为:农业发展史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工业化石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等。 城乡规划将遵循城市经济学对城市化的一系列研究理论进行相关的统筹规划,达到城乡发展符合经济规律,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发展。 (二)经济中心与中心城市问题的关系 城市规划中城市发展的基本形式就是中心辐射式发展,城市群中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核心辐射周围的城市的发展;一个城市中由经济中心地区向周围辐射发展。 在城市经济学中经济中心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1、工业生产中心; 2、商品流通中心; 3、交通运输中心; 4、金融中心; 5、信息中心; 6、科学技术中心; 7、文化教育中心。 而城乡规划基于经济中心与城市中心的作用于性质来进行城乡规划的统筹规划。要在格局,交通,建筑等多方面体现经济中心的作用,便于它诸多作用的充分发挥,进一步领导整个城市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其中心辐射作用。 (三)城镇体系的关系 城市,作为物质的生产地,不断输入各种生产资料,输出多种产品;城市又是物质的消费地,每天运进大量生活必需品,运出数以千吨的废弃物。所以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总是昼夜不停的进行着物质,人员,信息和能量等多方面的交换,交换频繁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经济网络即城镇体系,而每个节点就是规模不等的城市。 也就是说城镇体系的形成源于经济的交流属于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而城乡规划则应遵循城市经济学对于城镇体系的一系列研究进行城镇体系的有机规划。 城镇体系的特征有: 1、整体性,城镇体系是由城镇,联系通道和联系流,联系区域等多个要素按一定规律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城市规划在进行城镇体系建设规划时一定要着眼整体性的考虑,做到协调统一,全面发展。 2、层次性,城镇体系有大有小,随所在经济区的规模和层级而定;城镇体系内部的城镇有大有小,大的成为体系的核心,小的充当体系的基层。因此在规划城镇体系时应根据规模的大小做相应的规划,使城镇体系的建立具有层次性,无论大小各自发挥效应。 3、重叠性,一个城镇可能成为不同层级城镇体系的成员,并充当不同的角色,因此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做好协调统一,并突出其重要的角色职能。 4、开放性,城镇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它是一个开放系统,随时都在和外界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作为规划应当满足其开放性的需求,交通的规划直至关重要。 5、动态性,城镇体系形成之后并非福鼎不变,而是处于发展演化之中,外界环境与内在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使之发生形态上,规模上和结构上的演变。因此规划时一定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进行规划设计,满足其动态性的特点。 (四)人口经济的关系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在不断的增长之中,而城市人口正是生产与消费的主体,也就是城市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城市规划在进行城乡规划时一定注意起到引导人口流动,解决人口的就业生活等各方面问题。 (五)城市土地经济的关系 土地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生产力的重要要读,是人类生产生活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土地的经济特性变现为: 1、稀缺性:由于土地是自然赋予的不可再生物,因此对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和不断增长的需求来说,土地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城市规模越大,则往往供需缺口也越大,大城市商业中心地段之所以“寸土寸金”,正是因为其稀缺性而来。而城市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合理分配开发有限的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其相应的土地性能,达到最高利用率,不要浪费稀缺的土地资源。 2、区位效益性:决定经济活动的不同地理位置,称作区位。在城市,区位对于土地效益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城市规划在进行土地规划利用时应充分利用发挥不同土地的区位效益性,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3、边际产出递减性: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时,某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超过特定限度后,其边际产出递减性变现在,对土地的使用强度超过一定限度后,收益开始下降。因此,任何过渡开发不仅是对环境的破坏,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 的。因此在利用规划土地时一定要考虑此因素。 (六)城市住宅经济的关系 住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它集生存资料,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与一体,和食物,衣服,交通工具一起,构成了人们每日不可缺少的消费品。住宅的需求与供给,建设与分配,是国际公认的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城市住宅是城市建筑的主体,住宅建设对于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住宅问题解决的好与坏,关系到城市发展的长远目标。没有一个良好而稳定的居住条件,就不会有美好而持久的城市未来。而城市规划与城市住宅的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更新的脚步也越走越快,但是在更新途中住宅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很理想,导致许多经济条件差的人不再拥有住宅,这是一个社会大问题,作为城市规划人员一定要着重考虑如何在城市发展更新,与人们的生活现实水平相协调。 (七)城市环境经济的关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更新脚步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也凸显出来。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热岛效应等环境问题在不断的给我们敲着警钟。环境不仅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还与城市经济有着一定的相关性。起初,经济增长增加为公共服务提供的资源保障,使得环境得到改善。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环境趋向恶化,但到达一定转折点时有缓和趋势,随着收入的继续增加,环境将继续恶化。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当环境无限污染时,我们的经济必然也无法前行。 作为城市规划,应当在城市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方法改善已造成的环境污染和避免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使我们的城市,家园逐渐恢复原有的美丽。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既是一门以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多学科,多层次融会综合的边缘学科。它与城市规划学的研究领域互相渗透,研究成果也可以互相借鉴。因此我们应在未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管理中结合和合理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以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实践指导和服务城市规划的编制、管理、实施,使我们的城市的空间更加合理,城市的功能更加完善,使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宜人。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析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摘要:本文对城市经济学进行概述,说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并对城市经济学研究趋势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为城市经济学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发展现状;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概述 1.1 城市经济学的含义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生产、成长、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在现代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经济研究扩展到与经济相关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城市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规律、探求城市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关系,是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 1.2 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意义 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结构,城市发展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决定了城市环境中的个体发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求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关系,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对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能够评价和预测城市的“生命力”,能够为我们选择生活环境提供帮助;另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还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态发展中的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讨人类生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城市经济学研究。 2.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2.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2.3 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2.4 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3.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3.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3 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3.4 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析公共事业管理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摘 要:在公共事业管理中,城市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科学,存在着跨学科的向度。城市经济学的的性质也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作者从了解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入手进而推出了自己对城市经济学的独到见解。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政策;应用经济学;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的诞生 就历史而言,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 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城市管理职能也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也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存在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上,我们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我们要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可罗列以下三点: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作者简介: 徐佳琦(1991 ―),男,汉族 浙江衢州人,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经济管理学部09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规划专业本科城市经济学课程教学研究 摘 要 城市经济学是城市规划专业本科培养中的重要课程之一。文章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探讨了在课程教学中如何突破创新,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 城市经济学 城市规划专业 教学 城市经济学是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生的一门理论课。该课程以城市为系统研究其经济运行、经济活动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科学,被我国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列入了八门核心课程之一。①但该课程在当前我国以工科定性的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中可以算是冷门课。以我校为例,该课程是专业任选课,安排在大四上学期(四年制)。我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延续了我校工科教育的传统,十分重视各种设计课与原理课,所以学生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而经济社会意识淡薄。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我国的城市规划正由技术性蓝图向公共政策转变。学科属性的转变对规划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规划不再是纯粹的技术工作,不懂社会经济的规划设计人员将无法适应社会需求。②理论知识是枯燥乏味的,如何上好这门课,一直是笔者在思考的问题。 1 教学内容框架构建 1.1 针对本专业学生特点增加经济学基础的相关内容 城市规划专业目前在我国是定位为工科,由于目前的这种定位使得各高校在培养方向上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学生经济社会意识的培养。城市经济学是城市学科和经济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边缘学科,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城规专业的学生除个别有兴趣的选修过经济学相关课程外,大部分学生缺乏经济学基础。针对这样的状况,笔者在教学内容中专门增加“经济学基础”一章,内容包括:供需理论、外部性问题和公共物品等等,这些是理解和掌握后续内容的基础。 1.2 教学内容与注册考试接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开始实施专业人员注册管理的制度,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是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面临的重要考验,对其个人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注册规划师考试有四个科目,《城市规划相关知识》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城市经济学是相关知识的一部分。为了使教学更好地满足学生就业后的需要,本课程在内容设置上参考了注册规划师考试大纲,基本涵盖了大纲要求掌握的内容。近几年注册规划师考试大纲内容一直在发生变化,教学内容也会适时作相应变动。 2 调动学生积极性—— 教学方法探索 2.1 教学内容实用化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因而在教学内容的讲解中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将学生密切关注的经济现实问题与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在讲到城市交通政策时,新加坡在交通需求管理方面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如果把新加坡的经验完全照搬到我国是否适用呢?再比如,讲到城市公共经济一章,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我国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些成功的做法,当然也有的做得不太好,那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将这些实际问题引入到理论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 很多学生对城市规划专业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感到疑惑。如果在教学中能把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把经济学运用到解决城市实际问题中,学生才会信服,从而愿意接受课程知识。城市规划的本质是引导,对城市经济发展有宏观调控作用。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辅助行为,城市规划旨在协调城市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经济学在城市规划中也有诸多的应用。如对城市具体问题的分析,并应用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对策建议。例如针对城市交通拥挤问题,能否通过拓宽马路和修更多的路来解决?如果不能,为什么呢?经济学利用自身独特的视角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些实际问题的引入,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热情大大提高了。 2.2 组织课堂讨论 大四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他们不喜欢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对于这种理论课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课堂环节下功夫。所以,笔者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会有针对性地在每一章节给学生布置一个讨论题目。每次讨论题目都会在讨论课前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课后查资料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就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思考。如讲到城市住宅这一章时,我们的讨论题目是当前的热点——国内房地产市场及我国城市住宅的提供问题;讲到城市土地一章时,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土地财政。这样的议题看似与书本知识关系不是十分密切,却能培养学生关心社会关心经济的意识。给学生传达一种观念:规划不是关起门来做设计,规划是政府行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非常密切。 当然,如何有效地组织课堂讨论也是笔者在教学改革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讨论题目布置下去有些学生觉得事不关己,或是对议题没兴趣,或是以考研考公务员为借口,根本就不做任何准备。为了改变这一现象,笔者做了如下尝试。一是将课堂讨论计入平时成绩,只要发言就能加分。二是分组讨论,每组选一个组长负责组织讨论。这样做一是为了防止学生在讨论时离题或闲聊其他话题。二是可以激励组与组之间产生观点的碰撞,甚至出现辩论的场面。三是学生在规定时间讨论完后,每组派一名代表发言,代表如果没有说清楚,其他同学可以补充。 通过在课堂当中增加讨论这一环节后,学生对城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兴趣大大增加,课堂气氛也更为活跃。之前上课不太认真的同学也纷纷加入到学习的行列。再则,通过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增强了学生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心。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重要。通过这样的课堂锻炼,也使得不少同学的表述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可谓一举多得。 3 注重综合能力培养——考核方式的改革 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方式有重要的引导意义。死记硬背的考试内容导致学生机械地记忆而不能真正理解和活学活用。为此,本课程在考核方式上做了些新的尝试。 为督促学生认真对待整个教学过程,同时引导和鼓励学生课下的自主学习与探索,本课程采用重过程的考核方式。学生成绩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上课出勤(10%)、课堂讨论(20%)和课程论文(70%)。学生的最终成绩能较好地体现其整个过程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 为锻炼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本课程在最终的考核方式上改为课程论文。论文不要求学生提出多么新颖的观点,着重锻炼学生书写论文的规范性和阅读归纳能力。课程论文结合课堂讨论的题目,学生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题来写。针对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通过这样的锻炼,学生基本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及写作的规范性。 4 结论 总之,课程安排力图实现基础理论与实际问题并重,既避免对过多枯燥理论的一般性介绍,也要实现知识结构体系的完整构建。脱胎于工科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开设城市经济学等人文科学课程无疑是值得推崇并大力发展的。 当前,正临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也正面临转型,科学、审慎地完成课程设置与安排,对于今后城市规划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城市经济学论文:从城市经济学角度谈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关系 摘要:中国的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都与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显现出了它的特别优势,因此保证实现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就是正确认识产业集群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化和产业集群是耦合发展的关系,城市必须在分析城市产业集群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现状及其相互影响的基础上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互动发展模式,最后总结提出了城市化发展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产业集群、城市化、影响、对策 正文: 一、概念解析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 又称企业集群或者产业簇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邻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或关联机构,它们又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在具有共同性和互补性的基础上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它是产业布局中的一种形式,也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 (二)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又被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程,具体包括了人口职业转变、产业结构转变、土地以及地域空间变化。 产业集群对城市化有着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由于产业集聚本身发展的需求,会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吸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所以产业集群得快速成长使得产业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产业和劳动力结构的相互提高,支撑了地方农村快速城镇化。总而言之,产业集群促进、影响城市化进程的要素就是是影响人口、劳动力和城市产业结构这几个指标。 二、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发展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星——产业集群化 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区域发展模式由于空间经济结构的重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直接致使城市与区域体系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区域因素为一个地区产业带来的国际竞争优势是无法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石)来解释。如果依照这个理论来分析,那么全球化趋势应该会侵蚀地区所具有的产业比较优势,而地区优势也必将会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丧失,导致地方区位替代的可能性变大,但我们却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地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空间分布上不但没有受到生产活动全球化的影响,还逐渐趋于均衡发展,预期的区域替代性不但没有出现,而且区域发展竟呈现出了高度不均衡发展的状态,那些曾因为地方自然禀赋而兴起的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区域内主体之间的贸易与非贸易相互依赖程度,其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其区域产业竞争活力越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发展较快的的城市区域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星宠儿,各种竞争资源源源不断的向这里聚集,从而进一步促进这些区域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效果。这些城市区域吸引了各行各业,例如技术领先的新型产业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不难发现,存在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定位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二)城市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 在当今社会,城市作为世界经济大背景下的区域节点,有赖于经济全球化不断推动各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世界各国及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必然趋势也是建立不同层次的区域城镇体系,而城镇体系的建立更是有赖于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城市化发展。 如今,中国已不可避免的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趋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重组促使国际劳动分工产生新的进展和变化——生产性服务行业不断的向大都市聚拢,形成世界性大都市;而发展中国家也是把握了其带来的发展机会——即制造业的转移,并凭借这个机会迅速崛起,进而促进了本国的城市化进程。 三、产业集群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分析 产业集群可更好的提升城市竞争力、加速城市化进程 专业化发展的产业集群有利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地缘关系接近的产业关联性较强的企业,会大大降低因企业间物质和信息空间转移费用而产生的生产成本,并逐渐产生“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与此同时,产业集群内个人与企业间隐含的经验类知识的传递、扩散与积累也有赖于其地理、文化和组织的不断融合接近。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产业集聚力变强,并不断带动生产要素的集聚,这些都能够进一步得推动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增强城镇吸引力和扩张城市规模以及带动城市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有效降低城市化成本 在产业集群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城市生产与生活功能被有效而规律的分离开来,这有利于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布局合理性,并达到有效共享城市基础服务设施的目的。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集群内各要素的融合接近,也促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再次降低城市化成本。 拓展城市地理空间 在产业集群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本身会因为城中地价上涨等原因,循序渐进的向城市周边地区发展,并带动其产业集群的发展,因此无形中加速城市化。而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区域,某些基础的商品性特色企业集群形成后,依赖这些产业形成的进一步深加工的企业集群,也同样起到了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作用。 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形成 城市内部系统发展演化最基础的动力源是——产业集群,城镇群在区域发展中的分散趋势已逐渐成为主流,并形成了一定的大都市群体空间模式。因此,产业集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形成。 四、二者互动协调发展的对策原则 工业化推进为主 现如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应该被视为推进城市化的重点手段,以工业化带动和促进城镇化,从而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为避免市群不良发展,甚至形成恶性竞争的后果,例如不同城市产业结构因产业同构而引起的激烈竞争,区域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专业化及协作分工。 发挥第三产业在强化城市的集聚功能上的重要作用 就目前城市发展状况来看,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非第三产业莫属,随着生产性及消费性服务的增加,区域政府更要强化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规划优势,并加强城市规划及管理工作,为第三产业集聚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不断提升各方面产业集群构成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社会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行为为发展企业集群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同时鼓励企业行为的自发组织并完善区域的产业文化,宏观把控城市化及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 加强工业园区建设 发展工业是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因此需根据自身的条件及产业规划目标,培育新的区位优势,优化产业政策环境,鼓励企业之间建立不同形式的技术关联,以此来加快专业化分工协作,以便形成有效的创新集群,取得集群经济效益。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已然把城市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鼓励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作出了众多先导性尝试,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以往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可以看出,城市化就是产业集群的发展,而其中作用较大的则是发展工业产业集群,这样城市化才有基础,诚然,其他服务性产业的集聚发展也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后发展中,政府仍需谨慎承担好宏观调控的角色,为促进城市化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 城市经济学论文:基于“城市经济学”的地方高校双语教学实践与思考 摘要:双语教学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能够同时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进行专业学习和思考,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双语教学在中国高校目前还处于尝试之中,为了适应这一教学模式,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必须通过实践和理论总结以探索适合各类课程的建设办法。文章以城市规划专业“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为例,分析“城市经济学”开展双语教学的可行性,介绍了双语课程建设的实践,并对地方高校双语教学建设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双语教学;城市经济学;实践;思考 实施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院校紧跟时展、深化教学改革、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需要。国家教育部分别在2001年、2004年、2007年发文要求高校开展双语教学。中国的双语教学是指除汉语外,用一门外语作为课堂主要用语进行学科教学,目前绝大部分是用英语。它要求用正确流利的英语进行知识的讲解,但不绝对排除汉语。[1]具体到不同高校不同专业不同课程情况又有差异,笔者基于在省属高校城市经济学课程上开展双语教学的实践进行探讨。 一、“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1.适应学科发展背景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威尔帕・汤普森1965年编写的《城市经济学导论》的诞生为标志。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引进“城市经济学”的,之后大量翻译国外“城市经济学”的著作,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也就短短三十年左右。基于城市经济学诞生在国外,在国内发展时间短,学科的发展还在不断引进国外理论这一学科背景,开展双语教学有利于学习国外学科发展历程和发展动态。 2.符合双语教学要求 我国本科双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以原创国语言准确地学习该学科的内容,并将所学应用于国内和国外的交流中。[2]“城市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时间短,中文文献中许多基本概念、术语和原理都是从英文翻译而来,双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使用英语更准确地理解那些原本就译自英文的基本概念、术语和原理。这也恰是双语教学的目的。 3.利用英文教材和语言优势 “城市经济学”英文原版教材语言地道、阐述详细生动、案例多,比中文教材有优势,而且要获取本领域最新的研究热点、最新的学术理论、最新的参考资料等都必须研读一些原文的专著、教材、期刊和杂志等。 基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在该课程中推行双语教学,具有比较强的可行性。 二、“城市经济学”双语课程建设实践 1.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 笔者在“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中采用的模式基本属于“过渡模式”。所谓过渡模式,是采用外文原版教材,英语板书,教师交替用英语和汉语讲授,学生的作业、考试用英语出题,部分用中文回答。这种模式,学生比较容易接受专业知识,对教师的要求也低一些,特别适合双语教学初步摸索阶段。实践证明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事求是的双语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综合来讲较好。 2.教材的选定和中英文讲授的比例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郭鸿懋先生认为“一般的理论研究与编著城市经济学教材应有所区别。前者的任务侧重于理论创新,后者的主要任务是介绍研究成果和提供研究方法”。[3]根据郭鸿懋先生对教材编写的要求,同时考虑学生的专业、英文学习情况以及教材的可获得性,教师选定美国学者阿瑟・奥沙利文第4版英文版的《城市经济学》作为主要参考教材。这本教材分析问题结合了大量的城市现实,并有自己独到的经济学解释方法,论述深入浅出,而且语言简洁、生动、通俗易懂,英文难度和专业难度同时适合授课对象,不仅具有可获得性,而且能很好地贯彻研究型教学的思想。因此,把这本书作为英文主要参考书目。同时,以吴启焰先生的中文版《城市经济学》为配套参考书目。 根据学生英文学习程度调整中英文讲授的比例。“城市经济学”课程是开设在第六学期,学生此时已经学习了两年的大学英语,而且多数学生已经通过英语四级考试,部分学生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初步具备了开展双语教学的条件,因此在上课时英文讲授的比例通常超过50%。为提高教学效果,实行了小班教学的形式上课。 3.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运用 此前学生学习过大学英语课程,但是没有开设双语课程,这是学生初次接受双语教学,还是习惯于英语―汉语―英语的心理翻译过程,“城市经济学”是一种抽象思维较强的专业基础课,学生不可能用英语去思维较抽象的原理。所以在课堂讲授时,采用了中英文结合的方式:相关的图示、图表和较容易理解的部分,以及源自英文的专用术语、概念及对其解释的部分,尽量摘自英文原版教材及文献;而抽象和较难理解的部分,则取自中文教材,并同时提供英文翻译内容,也就是同时采用两种语言。 此外,还通过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来激发学生用英语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比如结合当前城市规划中的城市经济学问题,适当地给学生发放一些难度适中的英文课外阅读材料,安排课后的思考题,并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英文简单回答并进行讨论,以活跃课堂氛围、培养学习兴趣。 教学形式使用PowerPoint软件制作课件进行多媒体教学。课件中尽量多采用图片的形式,并且在课件中将“城市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比如规模经济、聚集经济等辅以英文注释,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这种直观形象的授课方式,使教师能够较轻松地用英文解释问题,学生也容易理解和深化记忆,并提高了学习积极性。 4.课程资源网络共享 充分把网络资源应用于城市经济学的教学中,使网络成为师生共享的资源。利用教学网络平台,免费向学生开放英文版的教学大纲、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各章节重点习题、国内外学者介绍、最新研究进展、中外文参考资料、相关中外专业站点链接、网上教学辅导与讨论区等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城市经济学”双语课程建设引发的思考 1.充分认识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目的,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 国内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有分歧的,笔者认为高校的专业课程实施双语教学,应当是英语能力和专业知识并重的,而且以掌握专业知识为前提,专业课双语教学不是英语教学,不能本末倒置。高校双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应该是通过双语教学,学生了解国外的专业体系和专业理论知识,将英语应用于专业知识的获取和交流,以专业教学来推动英语水平的提高,并将专业知识用英语来推广和交流。[4]但是基于各高校师资、教材、学生和管理政策等情况各不相同,执行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政策时,应该因地制宜。比如笔者所在的省属地方高校开展双语教学必须充分考虑到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接受能力,不能过分强调英语,在保证课堂信息量和教学效果的前提下,适当使用英语授课,不能盲目追求双语而忽视教学效果。当然在国家重点高校,教师使用英语的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强,而且学生接受双语教学能力也强,就应该更严格执行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政策。 2.提高教师的英语水平,保证双语课程的开设 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英语水平要求非常高,教师必须能熟练使用英语进行读写与交流,而且还要能用英语表述专业知识、解析专业词汇,可以说运用英语授课的口语水平是判断一个教师能否胜任双语课程教学的标准。[5]但是目前能用英语上专业课的教师还是很少,像笔者这种经过“哑巴英语”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词汇量大、语法好、阅读能力强,但口语差、听力差、写作能力差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双语教学要求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用英语授课的教学水平尤其是口语表达能力,要尽量使用英语口语作为教学语言,用英语讲清大部分甚至所有的内容并回答学生的提问,这样才能保证双语课程的顺利开设。这就要求加大对一线教师的培训力度,在校内培训的基础上,尽量把优秀教师送到国外高校去进修学习,以提高教师的英语能力。因此,高等学校必须建立提高双语教师英语水平的机制。 3.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 双语教学不仅对师资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也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从事双语课程学习的能力。比如教育部要求双语教学要使用国外原版教材,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使学生掌握最新的专业知识,这就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英语语言使用能力,还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即具有使用英语学习较高专业知识的综合能力。如果学生的英语水平有限,那无疑是在学生获取知识时多了一个障碍,使其无法顺利进行学习,从而违背了双语教学的初衷。因此,高等学校必须要继续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学生以视、听、说为代表的英语综合能力,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比如为培养学生的英语水平,可考虑在一、二年级实施英语分级教学,根据学生的英语基础,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为学生在三、四年级进行双语学习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为保证学生在不同阶段、不同年级进行双语教学的衔接性,可考虑为三、四年级学生开设后续英语选修课程,使学生在校四年的英语学习不间断。 4.加强教材的建设力度,保障双语教学的推广 教育部对双语课程教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使用原版外语教材,因为原版教材可以使师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和专业知识,因此教材成为双语教学顺利展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但有些课程找不到原版教材,或原版教材不适合学生的双语学习,而且由于原版教材在版权、引进经费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引进教材与高校课程体系设置之间因缺乏系统性规划而对接不良,再加上配套教参及辅导资料的开发滞后等原因,使得双语教材成为制约双语教学开展的瓶颈。[6]加强教材的建设包括:学校可以在教材建设上划拨专项资金,解决外语版教材经费问题;至于引进教材与高校课程体系设置之间因缺乏系统性规划而对接不良,可以考虑在双语教学过程中配以中文教材作为参考,并结合国内的特殊制度背景,对教材的结构体系进行调整,以适应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还可以考虑编写出版双语教材,编写时邀请外籍专家参加,参考或选用国外教材的部分内容,做到语言地道,篇幅适当,符合我国学生的认识能力;还可以借鉴日本双语教学的教材建设,采取“把母语教材译成外语教材”。这种教材最大优势是,既能避免学科损伤,又能满足教学要求。总之,加大教材建设力度,通过引进教材、编写教材、翻译教材使课程设置的结构科学合理,有助于学生前后知识学习的衔接和知识体系的构建,以保障双语教学的推广。 5.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鼓励双语教学的积极性 由于双语教学授课教师在备课和授课工作上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授课内容和方法上比非双语教学产生的工作强度大、资料取得难等,教师一般不愿意开设和讲授双语课程。而且如果学校考核体系将双语教师等同其他教师进行无区别考核,就会挫伤双语教学授课教师的积极性。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调动教师开设双语课程的积极性。学校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计算教师工作量时,可以适当考虑提高双语教学课程工作量计算的系数,笔者所在学校是2.0,吸引力不强,可以考虑定为3.0;二是在技术职务聘任时,学校可采取倾斜政策,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聘任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师;三是学校每年进行教学研究项目立项时拨出一定的立项指标和经费,推进双语课程的建设和研究工作;四是学校教学质量考评要区别双语课程和非双语课程,建立双语教学课程考评标准。同时,要加强双语教学课程开设资格审查和教学环节督导工作,以保证双语教学的授课质量。 6.营建语言的学习环境,创造双语教学的基本条件 从双语教学实践经验可知,双语教学的语言环境是双语教学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7]但是国内缺少英语环境,特别是笔者所在的省属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很少,家庭成员之间用英语交流的可能性更不大,这种不够理想的社会英语环境影响了英语学习活动的真实性和实效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学校营建浓郁的语言学习环境,逐步让英语成为校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际的手段。学校可以利用校园广播定时播放英语节目,组织学生收听英语广播、收看英语影视节目;购买和引进英语学习软件,通过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在校园网上为学生学习英语、查阅资料提供平台;以双语形式组织课外兴趣活动,比如英语故事会、朗诵会、演讲比赛、英语文艺演出、英语文化节等活动,强化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总之,语言环境的创建需要多管齐下,使学生在校内拥有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保证提供双语教学的基本条件。 四、结束语 通过在城市规划专业开设“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实践,笔者从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运用以及作业考核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认为教师应该根据课程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双语教学。笔者还对中国高校双语教学从推行的政策、师资情况、学生能力、教材建设、激励措施以及语言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思考,认为中国高校双语教学还处于初级试验阶段,为达到“能够使学生用外文思想并和母语随意切换”的目标,高校要加大双语教学改革创新力度,教师要逐步提高双语教学的水平,真正达到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 城市经济学论文: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昆明)的若干建议 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云南财贸学院主办,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和《中国城市经济》杂志社承办的2005年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7月29~30日在昆明召开。参会代表就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会上专家们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建议研究制定衡量城市化水平的科学、合理、可行的指标体系 目前许多地方存在单纯以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代替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的倾向,忽视了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过程。并进而把城市化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尺度,通过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甚至采取硬性摊派或任务包干的办法,对下属辖区、单位和个人下达城市化指标,或通过改变和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来达到提高城市化水平。专家们建议应尽快抓紧研究制定衡量城市化水平的科学、合理、可行的指标体系以指导实践。 二、建议抓紧研究目前我国工业化的阶段、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形式,是工业化推动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过程,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也就决定着城市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当前中国已进入新一轮的以重加工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正在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新型工业化要求城市化进行历史性的转型。建议抓紧研究我国工业化的阶段、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三、建议理顺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体制,建立统一协调的空间规划体系 目前我国空间规划的主要工作由三个部门分头管理,国土资源部主管国土规划、国家发改委主管区域规划、建设部主管城市规划,各种规划之间缺乏协调,规划内容重复、规划空间重叠甚至各种规划之间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建议理顺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体制,建立统一协调的空间规划体系。 四、建议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切实有效的制度 目前中国普遍存在城市化的流动化和两栖化现象。进城人口中至今仍有相当部分属于流动人口,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或过渡形态;许多农民工家庭“一分为二”,自己在城市,而他们所赡养的人口、整个家庭基本上仍留在农村,变成两栖居民和两栖家庭。同时还出现局部性“民工荒”。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制度和体制设置了障碍,农民进城的门槛过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过低、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恶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这种状况不仅偏离城市化的目的,而且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建议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农民进程、促进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把农民工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的制度措施,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建立农民工、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五、改革现有征地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一次性支付补偿的形式安置失地农民,但补偿标准太低。而补偿标准与土地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价,农民成了城市化的“无私贡献者”。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农民征地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不仅国家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建议改革土地转用制度,缩小政府征地范围,探索集体土地流转新形式,如由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使用土地的公司、企业、房地产经营者直接交易,政府通过征收土地使用税调控土地利用;改征地补偿为征地赔偿,合理分配土地收益;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建立健全农民集体土地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方法等。让农民成为城市化、现代化的受益者,而不是牺牲品。 六、建议开展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 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内容最为复杂的城市化过程。城市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剧烈的地区,城市统计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统计。都市区是城市化时代最能够反映基本国情变化动态的空间系统。关于中国都市区的系统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阶段,中国迫切需要进行都市区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希望国内学界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引起重视,也希望中国官方能够尽快将都市区的统计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七、建议探索县管市体制 目前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县域范围内,一些建制镇、乡镇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聚集,镇、乡政府所在地人口、经济规模超过了县政府所在地,达到了设置市建制的条件。建议在这些地区试行县管市体制。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公共管理视角下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探讨 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城市公共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近期各地又出现的一些重特大事件,包括天津滨海危化品爆炸事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湖北荆州商场电梯事件、兰州自来水异味事件等都再次给我国的城市发展敲响了警钟。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事件最后都认定为是责任事故,并且都关乎城市政府的管理。某种意义而言,安全天然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其中担当起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政府管理视角来思考城市公共安全就显得理所应当且切中要害。 一、守土有责: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职责目标 广义上而言,城市任何的安全问题都可以归入公共安全的范畴,因此,城市政府对辖区内出现的安全问题都需要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管理。从狭义上而言,城市公共安全则是指具有公共性的城市安全问题,理论上政府公安系统所需负责的事项都归入公共安全范畴。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从环节上可以分为日常预防、预警准备、应急响应、恢复学习;从内容上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简单的可以分为自然灾害管理和人为灾害管理,从应急管理角度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四大类。由于安全问题包罗万象,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因此,对于城市政府而言,公共安全管理的目标就在于减少,甚至减除这些安全问题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一方面,对于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政府应当把损失降到最低,甚至不造成损失;而对于可以避免的人为灾害,则应当力争不发生或少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应当将其危害降到最低或零。当然,如何评价损失最低、发生最少等虽然属于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这一程度是基于城市既有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经济水平和市民素质等来综合评判的,没有相应的情景和试验(城市发展历程无法重复、无法完全复制检验)来证明此时此刻城市安全管理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将某一指标与全球同类型城市做比较,则仍可以得到一些参考性的结果。例如,中国建国以来在“直接经济损失/GDP”和“直接经济损失/财政收入”上的指标就大大高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城市发展中导致的大量安全现象既有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以及城市自身具有的高复杂和高密度导致灾害(特别是人为灾害)发生概率大幅提高和灾害影响更加严重的客观因素,更有经济发展模式粗放、社会服务不到位、规划建设不合理、百姓期待日益提升等多方面的主观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具有更大的主观改造空间。 不能保障好城市的公共安全,城市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失去意义。这正如《全球城市史》的作者乔尔·科特金指出的那样:只有充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并通过积极大胆的方法解决安全问题,现代城市才能在新世纪生存和繁荣。[2] 二、制度短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瓶颈问题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未能实现制度均衡是我国城市灾害频发、重发、广发的重要原因,而其制度短缺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防管理少 2006年随着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地政府对应急管理高度重视,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一案”指应急预案,“三制”指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逐步建立。[3]例如,浦东新区目前已形成一办(应急管理办公室)、一室(总值班室)、一处(区府办应急管理协调处)“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尽管应急管理为城市公共安全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2013年浦东接报突发事件803件,成功处置金海路地铁工地事故、“1·6”北蔡上农批火灾、临港上汽物流园区事故、外环线金海路、芳甸路槽罐车交通事故等20余起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以及紧急敏感事件。2014年,新区相关部门成功应对、处置了G1501(外圈)近金海路危化品槽罐车侧翻事故、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事件、洋山港旅游大巴侧翻事故等10余起较大或紧急敏感事件。然而,对于进一步提升公共安全管理而言,更为重要的环节在于日常的预防管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上海浦东新区在“十三五”规划编制过程中,尽管大幅压缩了专项规划的数量,但却从更加注重城市公共安全日常管理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增设《浦东新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十三五”规划》。在通常的理解中,由于强化日常预防管理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财物,但由于公共安全问题发生的随机性,人们会觉得“没有必要”,即一旦投入大量精力但事件没有发生,就会被误解为投入成为了“沉没成本”。这一误区在政府管理观念中也时有存在,也导致了公共安全预防管理的“缺位”。确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共安全预防管理往往也是“事件推动型”的管理,即没有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往往对这类灾害的预防不能意识或意识不强。而一旦发生了重大灾难,也才逐渐配置更多的资源到预防管理上。例如,日本在阪神-淡路大地震发生前,兵库县只有3~4位官员负责防灾事务,并且没有专门的灾害管理部门;地震后,兵库县设立了防灾监一职,是该县名列第三的高官,并且设立了防灾企划局和灾害对策局,下设拥有80多名专职防灾官员的防灾中心。[4]但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理应借鉴先行国家的诸多经验,因地制宜、高效精简地开展安全预防管理。 (二)统筹管理难 城市安全管理是渗透到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建设管理等方方面面的管理工作,每个委办局条线都在自己负责的公共领域内进行安全管理。部门化的安全管理一方面可以保障专业性,一方面维持各条线业务的延续性。但是,在城镇化深度推进过程中,公共安全的问题复杂性越来越大,管理涉及面越来越广,处置周期也越来越长,这些都对传统条线化管理带来了挑战。例如,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监管上,目前的格局是它们在进入 医院之前由食品药品监管局监管,而在进入医院后则由医院管理方负责监管,这使得药品医疗器械的全过程监管被划分为几个部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监管效率。又例如,食品安全的监管、事故的认定工作由卫计委来管理,但执法则等由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如果两个环节之间不能很好地衔接,也可能造成监管出现问题。再比如,城市道路设施的维护管理由市容环保局负责,但由于在规划阶段由规土局负责,建设阶段由建交委负责,如果各环节衔接不好或标准执行不严,可能造成前道工作留下的隐患落到市容环保局,这种部门间职责的不对等可能降低安全管理的效率。 尽管在目前管理体制中,应急办在信息的及时汇总、上传下达方面可以起到一个较好的统筹协调作用,但是对于非应急环节的公共安全管理而言,这一体制还难以承担起统一协同的作用。 (三)精准管理弱 安全问题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由于全覆盖、全领域的重视可能导致管理成本高昂,需要在日常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明确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因此,提前预防预警的关键是能抓住重点难点问题,通过分类管理、精准管理来达到“有的放矢”的预防管理。然而,在现实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重点的确认往往更多根据指示或听从领导或依据经验,对于本区域真正个性化、地方性的安全问题则可能被忽视。例如,每次发生全国性的重特大安全事故后,往往地方城市政府就将重点放到类似的安全问题领域,而本地区的自身重大隐患可能未能重点关注,这极易导致新的领域的安全重特大事故,这可能也是全国“接二连三”发生各类重特大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地方领导可能对本辖区发展情况更为熟稔,工作部门的人员也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地方经验,但是对于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环境、方兴未艾的各类新生事物,都催生了诸多新的安全管理问题,如网上送餐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自动售货鲜果汁的监管、网络诈骗、预付卡监管,输入性公共卫生安全、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等。 (四)社会共治缺 “保一方平安”作为地方政府的底线职责,确实应由政府负主要责任,但是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公共安全管理中来,不仅是政府“大包大揽”已无力承担、也不能承担的必然选择,也是“公共安全人人有责”的题中应有之义。城市作为公共安全的“双刃剑”,在增添了安全风险的同时,也通过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文明提升等方式为解决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更多手段。充分发挥市场化企业在安全服务上的高效性,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高新技术企业在3S、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等技术上的优势对安全管理的支撑,专家队伍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示范带动和精神引领作用,居民在问题及时发现、危险自我保护等方面的优势,是全面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水平的重要路径。但是在现实运作中,政府往往囿于传统思维习惯、压力型管理体制等原因,往往在所有公共安全管理领域和环节都采取行政化管理模式,而缺乏更多灵活的安全管理和服务方式。其实,由于城市安全感所具有的相对性,只有通过鼓励全民参与才能更好地配置职责、形成合力,在各负其责中减轻政府负担、提升城市居民对公共安全工作的认可度。 三、治理优化: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方向 针对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制度上出现的问题,拟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日常管理与应急处置相统一 一方面要坚持标本兼治,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日常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形势分析制度,及时清除公共安全隐患。切实增强抵御和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强化自然灾害预警预报,编制各类预案清单、3D模拟演练系统、城市安全管理标准体系清单等,把危险和隐患“扼杀”在萌芽之中。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发生的自然灾害应加快应急指挥和处置的速度,包括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联动指挥系统、搭建多渠道的安全信息平台、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应急救助系统以及生产恢复、精神疏导和善后学习工作。 (二)全面覆盖与聚焦重点相统一 一方面,要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摸清城市公共安全的所有隐患,做到地域全覆盖、领域全覆盖,编制城市风险分布地图,并明确各部门各层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另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汇总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急切的问题,以民主化的方式明确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短板和重点;通过智能化和大数据等技术分析城市的敏感空间区域,以科学化方式确定重点区域和领域。 (三)顶层设计与强化基层相统一 一方面,从城市整体层面建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统一管理体系,包括安全和风险的发现报告制度、处置阶段的指挥调度体系和任务分解机制,安全处置后的反馈评价机制等,要有一个明确的职责分工、权威的指挥调度、高效的协同合作制度。另一方面,维护公共安全体系,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在整合基层安全管理相关队伍、资源和信息技术上,实现城乡安全监管执法和综合治理网格化、一体化。 (四)政府统筹与多元参与相统一 一方面,强化政府内部统筹的力度,包括建立健全城市应急办、公安指挥中心、应急救援部门(消防)和城市网格办等相关职能机构组成的“3+X”定期会商机制和主要联动单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机制,加快建立公共安全的差别化勤务管控机制和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加快建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办法,在重点难点领域推进“行刑衔接”。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各类社会组织、企业、专家队伍、社区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的积极性,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共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包括设立专家库、咨询委员会、政府购买安全服务清单等。 (五)技术应用与机制创新相统一 一方面充分利用3S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化技术促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流程再造,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效率。与此同时,以新技术应用为契机,加快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包括建立统分结合、权责明确、运转灵活的安全隐患发现机制、应急指挥联动机制、快速应急处置机制、绩效监督考核机制、资源创新使用机制等。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国外公共管理创新的目标 一、整体型政府产生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始创于英国继而在英联邦国家全面推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成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源头。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政府再造,推动了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形成所谓的全球性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试图改变政府传统的运作方式,以减少管制、增加竞争、引进企业管理理念为手段,以提高政府管理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公共支出为目标,打造“竞争性政府”。这场运动在为各国带来新的行政文化、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逐渐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合作与协调,政府管理碎片化,部门滋长了自我中心主义。具体表现是: 1、政府部门的功能分化造成各个部门在单一年度预算限制下运作,各部门不进行长远规划。 2、政府管理过于注重治疗而忽视预防。比如说,有学者认为,除了教育,英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都是治疗性的,而非预防性的,即等到问题已经出现,政府才介入。 3、政府各个部门考虑更多的是本部门的利益,基本上是对本部门和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基层民众或服务对象负责。尽管各自分内工作尽职尽责,但最终往往偏离总体目标和总体利益。 4、政府部门大多从自身角度出发,在相对狭窄的管理范围内制订规划和政策,以封闭的程序进行决策,政府工作缺乏总体规划。为了改变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愈来愈严重的政府管理碎片化状态,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被称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锋的国家纷纷采取了协作和整合的战略,提出建设整体型政府(在英国先被冠之以“协同政府”,后来称作“整体型政府”)。整体型政府的产生不仅仅是对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公共部门结构性分化改革的回调,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各种危机事件对公共部门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恐怖主义的威胁使人们越来越重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以避免政策的相互抵触。应对海啸、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大范围的流行病要求政府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另外,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横向沟通与协调的成本;受消费者主义的影响,公民希望政府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学术界的关注焦点逐渐从原子化的模式转向注重整体的分析。这些因素促成了整体型政府理论的产生及实践的发展。 二、整体型政府的内涵 英国学者培利希克斯于1997年出版了着作《整体型政府》。这本书一上市就得到英国新一届工党政府的肯定,成为政府官员广泛阅读的着作。培利希克斯认为,整体型政府是超越政府层级、部门功能分工的鸿沟,以解决人民的问题、为人民提供整合性服务为核心的政府,是关照全体、预防性、整合性、改变文化、结果取向的政府。1997年英国新一届工党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协同政府”的概念。协同政府意味着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协调,消除政策相互抵触的状况,有效利用稀缺资源,使这一政策领域的不同利益主体团结协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服务。澳大利亚给“整体型政府”下的定义是:“整体型政府是指公共服务机构为了完成共同的目标而实行的跨部门协作,以及为了解决某些特殊问题组成联合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侧重政策的制定、项目的管理或者服务的提供。”培利希克斯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改革下的管理模式、整体型政府模式从管理理念、运作原则、组织形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比较(见表1)。综合各国对于整体型政府的构想和实践,笔者认为,整体型政府具有以下特点: 1、整体型政府是对新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即按照功能划分政府部门的调整,而非根本性的变革。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既不靠相互隔离的政府部门,也不靠设立新的“超级部门”,而是在不取消部门专业化分工的前提下实行跨部门合作。 2、整体型政府的目标是为民众提供整合性的服务,而不是让民众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奔波于各个政府部门。为了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不但要靠各个部门各自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各部门协同的努力,因此必须要有政府的整合型运作。 3、整体型政府的路径是全方位的合作。合作内容非常广泛,从目标设定到具体操作、从组织结构到文化整合、从政府内部到政府外部无所不包。汤姆?林认为英国的“协同政府”体现在“内外上下”四个方面。“内”即通过新的组织文化、信息管理、人员培训等途径实现组织内部的合作;“外”即通过领导权的分享、捆绑式预算、项目组等途径实现组织之间的合作;“上”指目标设定的由上而下以及对上的责任承担;“下”指以满足顾客需要为服务宗旨以及让服务对象介入服务过程。 三、构建整体型政府的三大基础 为了建设整体型政府,培利希克斯认为,必须进行三项改革,即运用信息技术形成网上治理模式、建立整体型政府组织结构、建设主动型公务员队伍,以构建整体型政府所需要的科技基础、组织基础和人员基础(见图1)。 1、运用信息技术形成网上治理模式 电子化政府经过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政府使用计算机处理日常工作的阶段,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增加办公自动化程度,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一阶段的政府称为电脑化政府。随着网络的出现和普及,电子化政府进入第二个阶段。各个国家的各级政府,都积极设置自己的网站,通过网络向民众提供更多本部门的信息和服务,使得政府网站成为政府服务的最佳窗口。此时的电子化政府是以各部门的独立管辖权做为发展的基础,对于一般不充分了解政府部门运作规律和体系的民众而言,仍然不是非常方便的沟通渠道。所以,这一阶段的 电子化政府称为以网络为基础的互相不连接的政府。随着网络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计算机软硬件价格的不断降低,政府的网站连接更加便利,能够建立畅通无阻的层层连接。这个阶段,政府的电子化改革要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三种类型的整合:不同政府层级的整合,不同部门的整合,不同政府网站的整合。这三种类型的整合最后将实现整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政府入口网站的目标,使民众只要进入这个单一的网站就可以寻求解决他们碰到的任何问题,并接受政府提供的相应服务。这就是电子化政府的第三个阶段,即以网络为基础的整体政府。在网上治理模式的冲击下,政府的行政业务和程序将彻底透明化,不仅民众可以更快速、方便、低成本地了解政府信息、获取政府提供的服务,而且政府的内部运作也能免于传统行政所导致的腐败和不作为。 2、建立整体型政府组织结构 在既有的功能性部门分工基础上进行政府运作的整合,采取有效策略进行横向的整合,即增加协调的组织机制。在英国,为构建整体型政府组织结构,由首相或内阁建立新的跨部门组织以加强政府部门的合作。增设的跨部门组织有两类,一类是为了某一特殊的政策问题而专门成立的非常设机构,其成员来自不同部门。布莱尔政府迈向整体政府的第一步是1997年成立“社会排斥小组”。“社会排斥小组”的任务是综合处理诸如无家可归者及少女怀孕等需要跨越传统的部门边界来统一解决的棘手问题。另一类是从事战略决策研究的组织,以保证政府决策具有统一性、战略性。如,布莱尔成立的“政策中心”直接隶属首相办公室,它对政府制订的所有政策都有权进行独立的分析研究;“绩效与创新小组”直接向首相提供跨部门的中长期公共政策报告,目的是促进政府决策与目标的实现;“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战略合作中心”、“中央秘书局”等机构都具有相似的功能。整体型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运作,具有以下特点:1)政府组织运作的核心以功能性分工的部门运作为主体,但同时融入跨部门的定期及不定期、正式及非正式整合机制。2)增加信息部、人力资源部、策划部等跨部门整合单位,和原来的功能性分工部门结构形成同心圆的整体型组织,以强化沟通效果。3)以预算管制和行政目标管理为核心,定期评审政府业务整合的程度。4)以信息科技的制度化设计,建立政府业务整合的系统。5)各部门的业务应该和其他政府部门、其他层级政府、服务的对象、非营利组织、国际性组织和团体,进行有效的连接,以便于咨询和磋商。整体型政府组织的结构和运作与传统行政组织的不同,在于它不但要依法完成功能性分工的业务需求,更要从解决人民生活事件的角度出发,将政府业务整合的核心观念变为内建的机制。 3、建设主动型公务员队伍 为了实现整体型政府的运作目标,必须由高度依存、互相信任、富有合作意识的主动型公务员体系来完成政府的公共事务。建设主动型公务员队伍,首先是培育共同的执政理念,进行组织运作价值的整合。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在公务员队伍中塑造共同的文化、培育共同的伦理精神和价值体系,是进行跨部门合作的前提条件。澳大利亚总理内阁部大臣皮特?谢哥德认为,所有政府部门都应该通过独一无二的行政理念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管理顾问委员会2004年的报告———《把政府联结起来:整体型政府对澳大利亚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回应》指出要建立支持澳大利亚公共部门的文化,以“一起工作”为口号,形成相应的价值和行为准则来推进整体型政府的实施。 其次,进行公务员薪酬改革。合理的薪酬制度产生的奖优惩劣效果,有助于在公务员队伍形成良性竞争,激励卓越的公务员行为。英国从1996年开始,不论是高级公务员还是一般公务员,都已采用以绩效定薪酬的制度,废除了传统的职务等级和薪酬等级。新工党政府在“协同政府”框架下,继续进行薪酬改革。一是确立和完善以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改变以往目标与薪酬缺乏联系的现象;二是简化工资评价框架,给予地方管理者在制定薪酬标准上更大的灵活性,改变职位与职能隔离的现象。 第三,创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管理是一场深刻的管理学革命,它将组织看作是一个生态体系,强调系统思考和组织学习,通过培养个人、团体和组织整体的学习能力,来实现自身的变革,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要求。创建学习型组织,就是要加大公务员培训和发展方面的投入。英国1999年6月成立了集研究、培训、咨询于一体的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CMPS),专门负责高级公务员的培训。创建学习型组织,还要打破官僚制对公务员尤其是一线执行人员创新能力的束缚,鼓励人才创新。 四、结语 整体型政府理论和实践对于英国工党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功不可没。但是受制于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整体型政府理论在不同国家、地区的适用性和发挥作用的程度也必然存在较大差异,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适用的万能药。不同政府在引入这一理论之前必须经过仔细的考虑并对所需成本进行认真分析。而且,整体型政府理论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责任问题便是其中的焦点问题,它需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一方面采取统一行动、共同的标准和共享的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又要求各个部门为纵向的责任体系负责。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统计教改探微 在讲授推断统计学部分时,我们选择的案例也来自于教师的科研、生活实践。例如,某幼儿园教师在教学中采用了一种新方法,怎样证明该方法有效?首先应该证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幼儿在某一方面的认知能力无差异,在使用了新方法后,如果实验班在某一方面的认知能力优于对照班,才能说明该方法有效。我们把这一实例用于方差分析的教学中,学生不再认为平时的工作学习中用不着推断统计学的知识,体验到推断统计学知识不仅是统计学的核心与精华所在,在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中也大有用处。案例教学是《应用统计学》课程的重要教学手段,我们不仅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了上述案例教学法,同时,在课后练习中也给学生布置了一些案例分析的作业。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大量的实际问题,这不仅可以使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来自于外部压力的学生学习主动性缺失 主动性可能来自于压力,这种主动性常常是暂时的,带有较大的功利性,一旦达到目标,主动性就消失了。兴趣是主动性的另一个来源,比较而言,来自于兴趣的主动性则比较持久,但是兴趣的培养是长期的过程,绝非一门课程能够胜任的。“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兴趣,会影响学生的整个学习活动,影响学生的学习氛围。如果学生对所学的课程感兴趣,就会对其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其学习效果。” 1.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评价考核体系 始于20世纪末的高校扩招带来的问题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教育部等高校主管部门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考核与监管,以期从源头上控制没有社会需求的专业招生。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各高校采取种种手段应付就业率的考核,不仅出现了学生“被就业”等荒谬的事情,还直接影响了高校教学效果。各高校、各专业都要应对日益激烈的生源竞争,甚至是与国外的高校竞争。竞争不仅是各高校实力(师资、科研水平、综合水平)的比较,就业率也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如果这些争取来的学生不能按期完成学业,顺利就业,对各高校、各专业来说无异于自损招牌,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学生只要进了大学的门,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拿到文凭。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这一点,这实际上变相剥夺了教师对学生学业成绩独立考评的权力。在教与学的博弈中,如果学校管理部门管理设置的前提是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拿到文凭,即专业课学习都通过考试,那么学生对应用统计学这类有难度课程不会有学习的压力,他们会认为反正最后考试都能过。况且,学生手里还掌握着“学评教”这个对付教师的“法宝”,迎合学生的需求是教师的理性选择。 2.公共管理专业的影响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仍然比较落后,学科边界模糊,视野狭窄,基础不牢,知识体系不完整,研究方法陈旧,知识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应用性不强。”学科边界模糊使研究内容多而庞杂,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多,学生感觉“老虎吃天,无从下手”,基本上学习的都是“屠龙术”;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落后,借鉴学习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学生不仅面临较多的学习内容,在总学分一定的前提下,必然是各种方法都了解,但是都不精,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没有就业的竞争优势,公共管理成了一个所谓的“万金油”专业。政府扩张权力,公务员待遇优厚,工作稳定,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毕业生考公务员,近几年考公务员成了高校毕业生的首选,这种形势使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更加困难。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很不发达,那么与公共管理专业对口的就只有政府部门,进政府机关只能考公务员,公共管理专业知识对学生考公务员并没有直接的帮助,这些必然影响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和热情。 (二)高校科层化管理模式的影响 科层化管理模式注重的是程序和规则,正如默顿所强调的 “:规则原本只是手段,现在却变成了终极目标”。不同学科的教学工作不仅有共性,还因为学科、专业及教师、学生的个性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性,特性服从严格的规则制度,要求教学活动服从行政命令,这必然给教学带来种种困扰,应用统计学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文理科合班教学 我们的授课对象是按大类招生的公共管理,文理兼收。高中阶段理科的数学已经包括了概率论的初步知识,文科的学生则没有学习过这部分内容。这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较大影响,文科学生在过去的学习中已经形成了重思辨思维,轻逻辑思维的思维定势,普遍对与数学相关的课程有恐惧感。这要求我们要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既不能使文科的学生学不懂,又不能让理科的学生感到没兴趣。我们应用统计学的授课教师首先要消除文科学生的恐惧感,并逐步建立起用统计数字来说明事实,用统计推断来验证主观判断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利用统计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技能。 2.大班教学,课时压缩 作为公共管理的专业基础课,应用统计学曾经是4学分,在倡导学生自主性学习的背景下,学校对专业课的数量和课时都进行了调整,应用统计学现在是2学分(32学时),但课程内容没有减少。内容多,课时少,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应用统计学的概念、公式多而且概念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而且从基本概率知识到推断统计学的各种方法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关联,前面的假设检验等知识没有掌握,后面的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就很难理解。学生必须做课后学习、阅读、练习和实践活动,否则很难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点。课后学习不仅是课堂教学的延伸,甚至成为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的一个教学环节。我们将课后学习分为三个部分:内容自学、习题练习、上机练习,内容自学通过课堂讨论或完成作业的方式检查;上机练习用来检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作为平时成绩。 《应用统计学》是公共管理的专业基础课,安排在一年级第二学期或二年级第一学期,这个学习时段学生学习负担较重。案例教学需要教师和学生同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基本知识和概念需要学生课外学习,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每年公共管理专业招生的数量基本固定,出于成本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一般都是按50多人的大班进行授课,案例讨论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这不仅影响教学效果,也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应用统计学》采用案例教学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与公共管理的其他专业课相比,其内容没有吸引力。在高校实施“学评教”的考核压力下,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可能影响教师的教学考核等级,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3.教学环节不匹配 《应用统计学》一直沿用闭卷笔试的考试方式。闭卷笔试注定了考试内容注重基本概念和计算,而案例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考试和平时的教学存在着脱节的现象。(三)缺少案例以及合适的教材经济管理类学科发展比较成熟,统计学的基本方法已经广泛深入地运用在管理实践中,因此,各类合适教学的案例也比较多,有专门的案例教材。“在我国目前的公共决策实践中,一些功能环节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视,科学的、合理的决策程序并未完全确立起来……少数领导者凭经验,甚至按主观设想拍板的情形并未绝迹。”实践中收集分析真实数据的基本统计方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不足,切合中国实际,又能够用于教学的案例较少。 缺少合适的教材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问题,目前的统计学教科书多是经济管理类。公共管理类的教材大多是针对MPA的,内容和深度都不适合本科生;用经济管理类的教材又面临例题和习题都是经济管理方面的,内容与本专业的关系不大的问题,学生感觉统计学方法不是公共管理体系的,与其他的专业课完全是两张皮,没有结合起来。 对策和思路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进。 (一)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们以应用统计学为核心,将收集资料、整理分析资料、得到结论等统计工作环节,分别由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应用统计学等几门相互衔接而又各自独立的课程体现出来。这样不仅让学生体验了一个完整的统计工作过程,激发了学习兴趣,而且还能引导学生从问题入手,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到科学合理的结论。通过这些专业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学到了相应的知识,而且得到了怎样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了以往课程结束后,学生考完试,知识又还给教师的状况;参与了不同阶段的统计工作,掌握了用统计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改变了文科学生重思辨能力,轻逻辑思维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差的倾向。 (二)考试方式改革 在遵守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将闭卷笔试与平时考核结合起来,闭卷笔试重点考查学生对《应用统计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运算以及推理能力的考查,平时考核的模式不拘一格,包括教学中的讨论、答辩和作业、上机考核、小论文等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学生的成绩可根据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学习过程中提交的小论文、上机操作和笔试闭卷卷面考试成绩等来综合评定。这样,可以引导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注重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积极收集教学案例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意收集公共管理的相关案例,一方面是来自学生的各种科技立项及问卷大赛的调查,例如前述学生自己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上的问卷调查,这些调查的样本量一般都不够大,问卷设计还存在着问题;教师的科研项目也是另一个重要来源。目前,我们已经有城市低保对象,残疾人、老年人农民工及社区满意度等5、6个调查数据库,大都是中等规模的调查,基本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 我们以案例教学为主要试验方法,对公共管理类应用统计教学的理念、内容、方法、手段、考核等教学的全过程进行探索和尝试,由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限制及高校教学管理模式的影响,这一教改项目的效果还很难评价。随着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建设理念的逐步深入,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实践活动改革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掌握统计研究方法的是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如何适应这一变化,培养大批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新公共管理的现状 公共部门的变革回应了几个相互联系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职能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经济理论的变化;私营部门相关变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兴起;技术变化使得分权同时又能更好地控制全局成为可能。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着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 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 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着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着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 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首先是人格化或前现代行政模式,当该模式日益暴露其缺陷以及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它就被第二种模式即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所取代。同样,当传统行政模式问题重重时,它就为第三种模式即新公共管理取代,从政府转向替代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的主导地位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官僚制度居主导地位一样。在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中,官僚和市场都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阶段,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新公共管理时代是官僚制日益削弱而市场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在现实中,市场和官僚体制相互需要,相互补充。新公共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官僚制,正如1989年以前的东欧,官僚制不可能代替市场一样。但新公共管理运动表明的是,早期传统官僚制的许多功能都可以而且现在经常由市场来执行。在一个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日益削弱的环境下,市场解决方案就会被推出。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药方都能成功,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政府将从新公共管理这一工具箱中探寻到解决方案。如果这些方案行之无效,政府就会从同一来源中寻找其他方案。政府管理背后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变革,我们完全可以用“范式”这一术语来描述它。在公共行政学术界,有许多对新公共管理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批评对迅速开展的政府改革影响很小。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模式,但肯定不会回到传统的行政模式。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实践的研究 公共管理类专业是目前很多综合类高等院校开设的专业,它包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相关专业,随着公务员就业热,这个专业的招生前景越来越广阔。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毫无疑问,公共管理类专业不同于一般的基础类专业,其培养目标并不仅限于学生在基础理论方面的融会贯通,而应该更侧重于学生应用型能力的培养。公共管理类专业培养目标就是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悉和掌握公共管理基本知识与技能,具有高度公共责任感和公共服务精神,适应当代公共管理现实需要的高素质公共管理人才。所有专业课程毋庸置疑的教学使命是追求教学效果和本专业培养目标的高度契合。传统教学模式下,专业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学生专业理论知识体系的培养,但对于应用型专业来说,专业课程单纯的理论知识教学导向是远远不够的,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样重要。而这在传统教学实践中往往容易被专业课程教师所忽视。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加上本科学生社会经历有限,且公共管理类专业理论知识有一定的抽象性,因此不少学生在对专业课程的认识上,视其为“万金油”,什么都学,但觉得学与不学差别不大,专业性、实用性不强。在这种认知影响下,学生参与专业课程教学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难免大打折扣。因此,传统教学理念导向下的课程教学活动的效果,就会与培养提升学生能力的目标出现一定的偏离。专业课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可以在教学实践中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试形式等多方面着手。本文拟从公共管理类课程的特点出发,结合多年教学实践,从上述角度逐一探讨。 一、采取基于能力培养的多种教学方法 要实现能力和知识的双重培养目标,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尤其是实践教学方法的凸显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最为传统的讲授法之外,还可以采用互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开放教学法等。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针对专业课程的不同教学内容,结合教师教学经验,尝试综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较好发挥学生学习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实现其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一)案例教学法 鉴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点,目前案例教学法是国内外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中非常提倡的教学方法。教师结合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组织学生分析、讨论典型的专业课程的相关案例。通过案例教学把公共管理理论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紧密结合,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公共管理实践中,在公共管理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然后结合专业知识研究分析,解决公共管理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并将学习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推广应用,做到公共管理知识“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服务于社会”。为增加案例的可看性和趣味性,授课教师在案例可多选择一些视频资料。如《城市管理》课程,在第一章绪论教学中,教师引入了中央台“热线12”节目“恼人的夜市”报道视频,因为该报道是聚焦于中央民族大学周边魏公村夜市喧闹、乱搭乱建等问题,学生对于发生在身边的案例感同身受,非常活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中了解城市管理的必要性和管理客体。在媒体报道一年多后,魏公村违章乱建的建筑均被相关部门拆除,但拆下的建筑材料、砖头、泡沫被乱扔,街上尘土飞扬,持续好几天无相关部门问津,给过往行人带来了诸多不便。教师又在课堂上以此为例,启发学生思考城市管理中各管理部门配合协作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除了授课教师查找课程案例材料外,还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由学生联系课程专业理论,主动寻找相关公共管理实践案例,并以小组形式分组在课下进行充分讨论、分析,形成系统的分析报告,在专业课程课堂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享,展开充分讨论,最后教师还可以对案例及学生的分析进行点评。通过理论和案例教学的有机结合,能使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变得浅显易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能大大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开放教学法 所谓的开放教学,是指教学活动不局限于学校的象牙塔,可以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感受公共部门的工作环境,认知其管理程序和办事方式,从而认识真正的公共管理。“走出去”是指组织学生去政府等公共部门进行参观、调研、实习,参与公共管理实践是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能力素养的最快捷方式,也是学校课堂教学最好的补充。如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实践中,授课教师组织学生去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批大厅参观,并与建委法规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座谈,了解北京市建委行政审批改革实践,学生在参观座谈中表现非常活跃,积极提问,这种实践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实践,学生具体感知了行政机关的运作,对公共管理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走出去”的课程实践方法固然教学效果突出,但也必然受到学生人数、场地、时间等多方面限制,相较而言,“请进来”的课堂实践方式受条件限制要少,也更容易实现。“请进来”是指邀请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来学校作专题讲座,结合其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学生现身说法。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与一线的公共管理实践者面对面沟通,了解来自公共管理实践一线的最新动态,实现对专业知识理论由表及里的认知。当然,开放教学法能顺利、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学校与公共部门保持良好密切的合作。这除了可以借助于教师的个人人脉关 系外,更需要加强学校、学院与当地公共部门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认知的场所。 (三)互动教学法 互动教学法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讲授法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但它也有明显的缺陷,即在教学过程中的单向性。而互动教学法恰好能弥补讲授法的不足。教师在讲授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针对某些教学重难点,可以通过提问、讨论、答疑等方式,鼓励启发学生思考,并由教师点评总结。这种互动能使教师有效了解学生实际知识掌握情况,便于及时调整安排教学进度,同时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学习的能力。如《公文写作与处理》课程,公文案例评析就非常适合采用互动教学法。通过提问、组织学生讨论例文,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并掌握写作的实践技巧。另外,在开学初,教师就可以公开电子邮箱及课程网络平台链接,方便学生在发现专业问题时随时答疑和下载相关课程资料。在实践中,这种网络互动方式尤其受到内向腼腆学生的欢迎,这既能避免他们和教师面谈时的紧张拘束,又能有效解决其知识困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能有效配合讲授法,实现教学相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基于能力培养的教学内容优化 目前,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学时通常是54或者36学时,在有限的课时内,要争取使学生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信息量,并有效培养锻炼能力,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必须精心选择、优化教学内容。首先,教师必须明确课程教学内容与学科内容的区别,在有限的授课学时内,要想面面俱到地涉及专业学科的所有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选择课程教学内容时,必须有所取舍,关注和重点突出学科核心知识和热点问题,而其它相关知识,则可以介绍参考书籍、布置课外作业等形式,让学生自学相关的背景知识,锻炼培养其自学能力。其次,教师要结合课程特点,在教学内容中充分反映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活动。作为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必然包含学科的基础理论,这些理论描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规律,也是学生学习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但是纯理论知识的讲授不免枯燥乏味,而且,缺乏社会阅历的本科学生在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事实上,放眼世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活动比比皆是,它们都蕴含着丰富的公共管理理念,用实践活动来说明和验证公共管理理论和规律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就需要教师密切关注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用专业眼光筛选、梳理、分析有案例价值的公共管理实践事件,及时补充丰富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辅之以现实事例,使之能有效帮助学生融会贯通理论知识,这能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充分体现了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导向。如《行政学原理》,顾名思义,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如果教师就原理讲原理,则流于形式和枯燥,学生也难免兴趣缺缺。为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在行政学各个主题领域的原理讲授中辅之以政府实践活动的内容。如行政职能这一章的教学内容中,在介绍相关理论时,可加入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探索案例,用以说明在政府职能转变实践中政府和社会构建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解,强化其理论知识联系实际的能力。再次,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以使其反映最新的国内外学科理论前沿动态和最新的公共管理实践。部分高校教师可能会存在着一个教学误区,即“一套教案讲义可以用上好几年”。这种想法可能在诸如数学、英语等纯基础学科中有着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中,是绝对不适用的。公共管理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公共管理理论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更新变革非常快,因此,在每次授课之前,教师必须做好教学内容的更新和优化,保持教学与理论、实践的同步发展,为学生提供最新的信息量。最后,为体现课程教学的深度,可以在教学内容中,结合教师的研究方向和科研优势,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增加部分专题分析的内容。专题分析可以增加学生对相关专业问题的了解深度,培养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其科研能力。如《城市管理》课程,在城市人口和社会管理这一章中,可以加入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专题和城市社区养老专题,引导学生关注城市管理实践热点,加深其对问题的思考,并锻炼其思维能力,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探索基于能力培养的课程考核改革 专业课程的考核是衡量教学目标是否有效实现的重要指标。课程考核一直被学生重点关注,考核形式的变革创新能有效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因此,为实现学生的能力培养目标,课程考核内容、形式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授课教师可以借助于这个无形的指挥棒,在考核内容、形式改革中充分体现能力培养的导向,引导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更加关注知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传统的专业课程考核形式往往采用试卷考试,用闭卷或者开卷的形式考核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但是这种形式有着自身的缺陷,它固然是考核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但是对于其理论联系实文秘站:践的应用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查却无法有效开展,以至于长期以来,学生对待专业课程的考试基本上陷入“死记硬背”的误区。在以实践性、应用性为导向的教学理念下,课程考核形式也应该尝试着多种形式的改革。各学校教务处对专业必修课程期末考试一般会有考试形式等方面的规定,而课程期中考核就可以由教师视不同课程的特点尝试灵活的考核形式,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的学习焦点。其一,可尝试由学生分组案例分析的考核方式,由学生自由组成小组,联系专业课程相关理论,结合现实公共管理实践案例,课下进行案例讨论、分析,各组将讨论分析结果在课堂上向全班作案例分析汇报展示,由教师为每组的案例汇报展示表现打分,这可以占考核50%的比例分,再由学生根据案例分析情况,每人撰写一份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这也同样占50%的比例,两个成绩合一为学生的期中考核成绩。这种形式能有效考核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并充分锻炼学生思考应用、团队合作的能力。其二,可尝试写作课程学术论文的考核方式,这是锻炼学生科研能力的有效途径。学生具备从事专业科研的能力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都是本科学生重要的学习任务。教师布置专业课程论文,为学生提供了基本的科研训练机会,为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打下一定的基础,同时,这也是有效测试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方式。综上所述,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教学学内容的优化、以及考核形式的改革 等多种方式,引导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锻炼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最终达到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院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育探新 一、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特色 林业院校的主要学科优势是林业科学及相关的学科群,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也与综合性院校不同。林业院校的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突出自身学科优势,避免与综合性院校趋同,才能具有竞争优势。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具有以下特色。 (一)培养目标符合林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培养目标是指林业院校培养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及其规格的质量要求。人才规格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化,要充分体现林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人才所具备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根据国有林区公共管理岗位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制订培养方案,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主要面向林区公共管理活动实践,培养从事国有林区公共管理实务方面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并致力于纵向建构学生的知识体系,横向拓展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培养学生扎实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实际管理能力培养。其“知识”是指对培养对象的知识素质要求,包括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能力”是指对培养对象的技术能力素质要求,包括本专业技术能力、工作能力、社会能力、创新能力等,是人才规格的核心“;素质”是指对培养对象思想素质、心理素质的要求,这3方面构成培养目标的整体要求。 (二)课程体系构建突出林业院校特色 构建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加强课程体系建设。近年来,众多林业院校对公共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进行了调整,但总体上课程模式依然与非林业院校趋同,林业特色优势不突出。在课程设置过程中,应摆脱综合院校公共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局限,以突出林业特色为主线,把公共管理的理念体现到课程设置过程中,以林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中心,加强公共管理理论知识的运用和实践能力的锻炼。基础理论知识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结合林区经济社会建设的实际,对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内容进行优化和重组,开发新的教学课程,增添新的教学内容,并注重吸收新知识,使学生毕业后具有较新的知识和较强的适应能力。 (三)实践教学突出林区管理特色 为适应学生在林区主要从事基层公共管理工作的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建立与理论教学课程平等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林区经济社会建设对公共管理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根据林区内公共部门及社会组织人才需求意向,组织学生自愿报名,经学校、林区用人单位筛选,组建成有针对性的教学班。结合学生的素质特点,进一步增加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实践教学环节的比例,给予学生更多的实践性操作训练的空间。特别是要加强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实习基地建设,致力于通过互惠互利、共建共享的双赢方式,采取“高校+林区实习基地+学生与教师”的模式,广泛吸纳优质社会资源,与国有林区相关单位共建学生实习基地,给学生提供广泛接触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的机会,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展现自己的学识、能力与才华。 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途径 (一)推进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制度建设 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其鲜明的实践性和专业性特色,所培养的学生必须掌握相应实践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必须加强学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的制度建设。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的主要特征是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公共部门或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培养学生的教育活动,这需要通过林业院校、政府和林区相关部门间的伙伴关系来实现。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充分意识学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对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与林区公共部门或各类社会组织的联系,紧密结合林区经济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在人才培养目标确定、课程设置等方面充分听取林区公共部门或各类社会组织的建议,发挥林业院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优势,加强协调与合作,培养符合林区需要的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 (二)创新教学方法 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是学校,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要手段。因此,应该依据林业院校发展目标和公共管理专业特色设计课堂教学方式;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综合分析能力、控制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等。案例教学不仅要求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又增强了他们实际运用的能力。此外,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要根据林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调整课程结构、教学计划,改革课程内容等。教学计划的知识要求和技能训练内容,可以根据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的实际需要来确定。教学内容应摆脱学科式教学模式,密切联系林区实践,把新知识、新思维引入课堂,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强化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工作,并使实践教学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同时,要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学生多学习、多动手、多实践。 (三)积极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 “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较多应用在工科院校应用型特色专业,比如计算机、机械制造等。近年来,有文献认识到“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有利于解决目前中国高校农 业教育与农业人才需求脱节的矛盾”。在培养方式上,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结合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和自身的实际情况,重点采取“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为林区输送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近年来,随着国有林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林区对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抓住机遇,积极与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沟通协商,通过签订培养模式协议的方式,双方按照一定的要求选拔部分学生,并对其进行生活上的资助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毕业后通过一定招录程序,优先在签协议学生中挑选毕业生到林区工作。通过“订单式”培养得到的人才,熟悉国有林区实际情况,实践技能较强,到单位后便可立即上岗工作,节省了培训时间。 (四)加强师资建设 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成功的关键在于师资,只有建立一支业务精良、结构合理、敬业爱岗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才能使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获得成功,人才培养的质量得到提高。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教师的专业实践经历和能力显得格外重要。应该推出各种激励措施,让新教师脱产、半脱产或在岗到国有林区相关部门的实际工作岗位上锻炼。学校在人员编制、人才引进和培训、职称评聘、酬金分配、评选先进和奖励等方面,优先考虑具有实践部门锻炼经历的教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双赢互惠、共谋发展的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是一种自愿合作行为。必须适应林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适应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参与各方都应受到责任和义务的约束,切实保障参与各方都能受益,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该结合学校专业优势,找准自己与林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结合点,摆正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关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林业院校面向林区经济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有机统一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谈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背景和特征 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着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着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 )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 )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 会科学,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 3.上世纪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上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 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浅论现代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 如何通过构建现代公共管理体系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这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学界现有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制度、价值、财政或社会资本等层面进行探究,而忽视了现代公共管理的法治运作基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宪政之于“公权”(即政府权力)的限制和约束才是公共管理的首要任务。豍本文基于对现代公共管理与宪政之间内涵关联的分析,尝试探析宪政对于现代公共管理的社会功能,并试图为我国公共管理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现代公共管理与宪政的内涵关联 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现代公共管理是在传统公共行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为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与传统公共行政相比较而言,在现代国家中,“现代公共管理既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也不同于正在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它具有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为主体、治理与服务的结果取向、管理本质的服务性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性等基本特征。”竖从公共管理的内容指向来看,公共性和服务性是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只有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生产需要,公共管理才具有政治学意义的合法性。 公共管理不仅包括政府管理范围内的社会公共事务,还包括了不属于政府公共管理事务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但是权力与公共利益容易陷入人们通常所说的“诺思悖论”,即“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人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因此,国家权力就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此来看,没有国家就没有产权。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侵害,就会造成所有权的缺失,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豏因此,以限制和约束公共权为核心内容的宪政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传统公共行政强调“命令服从”和“权力管制”,而现代公共管理以公共利益为终极追求。所谓“宪政”,就是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形态,其基本的价值目标是通过有效限制政府权力而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学家张友渔先生曾经指出:“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丰由管制转向服务的公共行政范式,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宪政元素,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 在政府行政规则上,现代公共管理和宪政都要求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型政府,推行公民广泛参与行政程序。政府的决策过程和行政行为积极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意愿,既是把为公民服务落实到具体的公共管理行为,也是公民充分享受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同时,负责任的法治政府可以看作是宪政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化,不仅宪法具有法律层面及政治学层面的合法性,公共管理同样有可能面临着如何代表和实现公民意愿的合法性,负责任的政府成为两者基于共同价值目标和行动方案的理性选择。 二、现代公共管理宪政基础的社会功能 宪政之于现代公共管理的社会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种法治精神和民主事实,宪政是实现现代公共管理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支持,也是抑制政府官员“立法”泛滥的一道坚固的防线。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于“立法”泛滥是描述到的:“规则和条例到处出现。任何维持法律规则的理由均能被抛弃。当贿赂变成铺平自己道路的代价时,法律就会变成临时索钱器。每个人最终都会向每个人行贿。当强制性的匾乏来临时,悲剧就发生了。许多人处于被他人的压迫和剥削之中;除了生活所迫切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很少有人有积极性生产的更多。豑只有建立在宪政的基石上,公共管理才有可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同步并进,才能实现政府主导的公共利益政策和行为。 “由于公共管理的两重属性使然,它既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又是政治过程与技术过程的统一,公共管理难免会陷人民主与效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选择的两难。”豒只有建立在宪政基础上,公共管理才能够实现民主与效率以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首先,由宪政规制和导引政府认真履行公共权力的职责,既能够使公共权力收到制约,同时个人权力又能够得到保障。其次,宪政规定的民主参与式管理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具有高效率和高效能的公共行政的组织方式。正如登哈特夫妇指出:“如果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其中的网络基于对所有人的尊重而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来运作的话,那么,从长远来看,它们就更有可能成功。”豓毕竟,对个体积极性的整合显然有利于统一行动的成效。 在发生学的视阈中,民主宪政制度的产生的目的是为了废除或防止专制独裁,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使一切政治和非政治性的社会团体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以及保证它们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范围内争取和实现团体利益的活动自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所有体现现代宪政精神的公共管理行为都必须立足于对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真实关怀,立足于对公民作为个体和整体的权益的确认和保护,这其中包括对居于少数地位的人们的意愿和权益的尊重和保护。”艳民主宪政的制度设计显然尤其关注对公共权力在公共管理机关的运行,以保证公共管理机器不至于偏离社会福祉太远。 同样,一个成熟运转的现代公共管理必然是以高效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体现公民权力意志在现实领域的落实,公共利益通过特定的行政行为和行政过程来体现宪法规定的公共权力意志。现代社会日趋趋复杂化和不确定性,这必然能要求现代公共管理日益专业化、科学化及技术化,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不可能由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亲自参与。宪政对权力运作的规定通过公共管理的介入,使得人的行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行驶应有的责任,宪政及宪政精神的实现也就有了工具性的基础。 三、构建基于宪政基础的现代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是对公共管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基础性的理性回应,是现 实公共管理公共性和服务性的根本准则。“由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应是政府真正履行人职责执行公众意愿的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平等协商合作的公共管理、公共权力既受到制约又受到保障的公共管理、既能充分实现民主参与又能高效率和高效能运行的公共管理。”在现代社会背景中,构建基于宪政基础的现代公共管理,具有一般性的行政规范。 1.宪法以最高法的形式所给予的公民权利还受制于各种旧制度、旧观念,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将给公民权的进一步落实带来巨大空间,在宪政平台上应该把公平、正义、伦理、责任和合法性作为公共管理高效率、高效能运行的价值基础。效率和效能是评价公共组织体制和公共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准。无效率无效能的公共管理浪费资源,服务不力,直接影响到公众利益的实现。公共部门应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建设高效政府,建立多元竞争机制来提升公共管理的服务品质。 2.公共管理宪政架构下的公共管理应是民主参与管理,建多中心的新型治理结构。民主参与管理要求政府为了公众的权益必须与社会进行有效的合作和协作,实现公民在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享有参与权和监督权,在社会系统内部基于共同价值取向而达到有效整合与控制。政府需要充当民主参与管理的触发器或促进因素,必须以一种给公民授权的方式共享权力,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治理原则。 3.为了促进公共行政人员能够正确履行职责,基于宪政基础的现代公共管理应当建设新的责任与激励机制——宪政下的政府责任机制是既要保持垂直的问责机制,又要改善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既要采取统一的行动、共同的标准和共享的组织体系,又要求单个的机构为纵向的责任体系负责。这种对功能的整合、职责关系的理清,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效能,实现政系统内部之间、行政系统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合作。 4.在当前中国,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许多行政官员热衷追求政治时效性,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公共行政责任的要求。因此,要健全完善违宪审查体制,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目前,国内有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但中国数年的发展证明机遇与挑战同在,只要选择合适的模式,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 中国 外贸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进入21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也使我国更加充分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的。2000年11月15日,同志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许多文献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出口市场更加集中,与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相矛盾。(2)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3)环保产业和绿色产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目前,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我国出口、外贸、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然而,事实一定如此吗? 经过加入WTO后的这几年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全部都是不利影响。主要有三点原因:(1)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79-1982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11.66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超过英国、法国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共吸引3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30%。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国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从而加快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技术领域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技术应用方面能够与世界同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将使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日趋活跃,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科技活动加速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全球化科技活动不断深入,使民间的全球性科技交流得以加强。经济全球化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3)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发展扩大使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可对贸易保护主义起遏制作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贸易秩序。据世贸组织的一些专家估计,世界贸易量每年增长将达到2000亿美元。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在遇到贸易争端时,企业还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合理地解决与其他世贸成员的经贸摩擦。 从上文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多面的,有利也有弊,但是在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的时候,我们尽量将利益调整到最大化同时将弊端降低到最小化,从而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时,我们做出的具体措施如下:(1)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一方面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通过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其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来,通过进一步发展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劳动力优势。(2)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不断促进和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 (3)将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以贸易为先导,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以适用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境外投资和境外加工贸易,充分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获取最大规模的比较效益。尤其要重视与世界跨国公司的合作,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4)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很大。这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所在,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贸易的发展有弊的同时也有利呢?我们有以下的数据支持(这里主要只介绍外贸方面):贸易额增长是对外贸易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二十年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4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4.77%,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由第32位跃升为第10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服务贸易也有很快增长,1985-98年,服务贸易额以年均19.3%的速度增长,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由6.9%上升到13.74% 。 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弊,同时也有利。只要我们通过合适的方法降低风险,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完全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这个契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经济论文:对中国经济失衡问题的一些探讨 【摘 要】中国的经济正处于一种高速发展的阶段,本文主要对中国经济失衡问题及中国经济后续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和预测。其中对涉及的流动性过剩及“刘易斯拐点”等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本文能对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士提供参考之用。 【关键词】经济失衡;流动性过剩;刘易斯拐点 近年来,中国经济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商品和物产在世界投资者心中的概念正发生着巨变。保护物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合同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中国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中国商品物美价廉,贸易大额顺差,投资环境稳定,人民币币值在世界对中国经济良好的预期下大幅升值。 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良好,但是也存在一些较深层次的矛盾,尤其是经济失衡问题需要严肃面对。 一、与全球经济联系的中国经济失衡 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和国外资本流入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二十年来年均增长高于9%,增长水平高于全世界GDP的平均增长水平约一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是由中国非常高的投资率决定的,这是由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外国资本流入支持的。中国经济对贸易有较高的依存度,国际需求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从中国的贸易结构中便可见一斑。中国的进口国主要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出口国为美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但其中又有不少为三来一补,所以上述各国对中国也有着同样的依赖度。 中国的超常规发展,大规模的投资让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世界原材料的主要消费国,2003年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不到4%,但我国消耗的石油占世界消费总量的7%,钢材占27%, 煤炭占31%,水泥占40%。[1]而这些又造成了原材料价格在世界范围内的剧烈波动。我们可以从商品期货市场查阅到,各种原材料价格在短短数年内竟有了骇人的涨幅。于是,我们清晰地发现在与全球经济联系中,中国经济形成了高速投资和生产的失衡结构。 二、经济失衡直接表现出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 经济失衡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便是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追溯中国货币流动性的源头,笔者认为是负债经营思维的解放。这种负债经营思维的解放虽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但也最终拉开了资金大流动的闸门。其实,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理解到资金流动威力的是起于二十一世纪初的房地产市场,紧接下来是股市。当然,其中也穿插着国际资本的流动。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的老百姓从房地产的按揭贷款里逐步理解并接受了负债的理念。思想的解放导致数以亿计的人将未来的财富通过银行转化到了现实。巨大的需求将房地产价格一波又一波地推向了高处,使这些未来虚拟的资金得到了锁定。同时,负债经营的理念不仅存在于个人,同样为企业的扩大规模打开了空间。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步将短期未来的资金转为了真实。经济的持续性增长也大大加强了相对远期未来资金的安全性。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惊呼短短六七年间突然冒出大量巨资的原因。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也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之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汇率和宏观经济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按照“不可能三角”定理,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与资本自由流动三者是不能兼得的。中国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对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就必须加以权衡取舍,以找到一个最优点,从而使得经济向均衡状态收敛。 三、失衡的解决 中国经济内部的不平衡,使市场机制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反应和调整,不平衡逐步向平衡收敛。市场正通过调整资源配置、价格、汇率及激励机制做出反应。如过去十年来的劳动力、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大幅上升,便是价格机制对不平衡做出的反应。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解决存在的不平衡问题,政府需要更加切实地制定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1.政府应该更好地平衡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特别在国家可以掌控的政府储蓄与国有企业储蓄方面,可以加大调整力度,降低政府与国企的储蓄率。将这些资金用到教育和卫生等公共开支上,并更多地用在帮助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改善生活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还应该大力推动对节能、节水环保等行业的改革,加大在这些方面必要的公共投入。 2.完善医疗保险、退休制度,使老百姓老有所靠,能更好地抵御经济风险。 3.政府应实行比较积极并偏向消费型的财政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政策主要目的是为降 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而不是要把储蓄率降下来,将储蓄引向其他金融领域。 4.资本市场双向扩容,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公司上市(包括红筹股的A股回归),加快规范国有股减持。 5.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真正形成资本做空机制。从根本上遏制过分地做多,化解风险的单向聚集。 6.充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财政发债等各种有效手段。 7.适当增强汇率的灵活性,鼓励企业走出去,扩大QDII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 三、经济失衡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经济失衡中有许多重要的变化值得我们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着名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到过的“刘易斯拐点”,按照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解释:“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2]虽然该拐点是否已经出现并没有定论,但是,笔者从建筑劳务市场等现状明显地感觉到,该拐点实际已经存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开始成为过去时。 相对于我们以前针对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短缺制定的政策,政府必须对之全面清理和加以调整。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土地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养老制度等。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本人认为对我国最具影响的是:在这种前提下,我国应逐步改变按照粗放增长发展的模式。而粗放增长发展模式的改变将对解决中国的经济失衡产生重大的意义。 四、对中国07年上半年至08年经济的一些预测 中国的经济周期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中国07、08年的增长率仍将超过世界的平均增长达到两位数。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延续07年上半年的涨势,但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房产价格涨幅在08年下半年会得到一定的遏制(但不容乐观)。股指期货将在07年下半年适时实行,其会对A股市场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同时,国家将加大宏观调控力度。QDII的推出,万亿特别国债的发行都将大大引导过剩资金的流向,居民消费水平会持续提高, 08年可能会出现较小的通货膨胀。同时,中国将加大推进节能减排政策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货币政策上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可能会做出某些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的试探(仅限于试探)。 中国经济论文:对当前国际经济走势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2006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拐点性变化,其经济增长率从一季度的5.6%猛跌到二季度的2.6%,三季度又下降到2.2%,据预测四季度的增长率在1.8—2%之间。 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拐点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显着衰退迹象,使由房地产市场旺盛引发的“财富效应”大为减退,相应导致自“9·11”以来始终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美国房地产市场显现颓势,始自2005年9月美联储第11次加息,当时美国的基本利率被提高到3.5%,终于打击到了房地产市场近4年来的飚升。自那时以后,美联储又连续进行了6次加息,把基本利率提升到目前5.25%的水平,也使房地产市场的颓势越加明显。 美国的加息行为实属迫不得已。自2003年初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美元对欧元一直在走贬,到2004年末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已经跌到1∶1.3667,与2002年美元兑欧元汇率的最高点相比,已经下跌了70%以上。在美国日益拉大贸易逆差,又无法改变逆差格局的背景下,美国只能用本国资产价格的不断升值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以此来寻求获得弥补贸易逆差的资金,而美元贬值则导致了美国资产价格的同幅度下跌以及资本外流。自2004年初以来,已经有多个月份美国所吸引的国际资本流入规模小于经常项逆差额,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使用加息手段提升美元的币值。但是加息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提升美元币值,但也会打击到本国资本市场,包括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最终还是要压低本国的资产价格。已经可以看到,在进入2006年后,欧元再次出现了对美元升值的势头,全年升值达7%,这也是美联储在进行17次加息后不得不停下加息的步伐的原因,因为靠加息也达不到提振美元的目的了。 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显着进入衰退后,美国股市却出现了繁荣景象,道琼斯指数从年初刚过万点,飚升到年末的超过12400点。但是根据有关数据,2006年前11个月,美国股市基金总共仅吸收了147亿美元的新资金,为17年来最小规模,与2000年美国股市出现大繁荣时期吸纳的2596亿美元资金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截止到2006年11月末,美国流入跨国基金的资金数量已高达1350亿美元,创下了198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说明美国的基金经理人也对本国股市缺乏信心,而把资金转移到海外。显然美国股市的繁荣仅仅是指数的繁荣,而且有明显的“作秀”迹象,也不可能出现以股市繁荣重新创造财富效应,继续拉大美国经济增长。 由于美国经济缺乏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的动力,2007年出现经济下滑已成定局,只是有“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区分。现在看,不能排除硬着陆的可能,主要的看点是今年初欧元与日元加息后对美元的影响。自2005年下半年以来,欧、日经济开始进入复苏轨道,去年全年经济复苏的势头更加明显。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欧洲与日本央行自去年初以来,已经分别进行了4次和1次加息。从目前情况看,今年初肯定要继续加息。欧洲与日本的加息行动,会不断缩小欧元、日元与美元之间的利差,从而会沉重打击到美元的强势,而且在本轮国际经济景气周期中,战后60多年中美、日、欧经济景气同步的惯例已经被打破,在美国已开始进入经济衰退的同时,欧、日经济却仍在复苏轨道运行。美国为了应付经济衰退可能会被迫减息,欧、日却在经济强劲复苏的背景下要加息,这个格局就会导致有可能出现美元对欧元、日元的暴跌,从而更深刻地加大美国的经济衰退。 目前议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是,在美国经济衰退,对国际市场的需求明显萎缩后,欧、日的需求是否可以接替美国的地位,从而使世界经济可以保持一个理想的增长率,这个前景目前还很难说。 首先,欧洲的消费总额仅为美国的4/5,日本更低,只有美国的1/5,即欧、日消费需求之和等于美国。因此,只要美国消费衰退的幅度大于欧、日消费增长的幅度,全球消费需求总额就要下降。 其次,欧、日在本轮经济复苏中主要是靠投资与出口拉动,消费复苏并不显着。去年以来,欧元区消费增长率始终在1.5%上下,相比美国近年来3%以上的消费增长率相差太多,而日本2006年的消费需求还处在下降趋势。所以欧、日即便在今年消费能保持增长,也很难接替美国的地位。 第三,美国经济衰退最终还是会影响到欧、日的经济复苏进程。欧盟虽然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全部出口的15%,但是却对美国有着超过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欧盟的贸易顺差就会显着减小,从而会打击在相当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复苏。日本也是一样,去年对美贸易顺差仍在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 从时间序列看,可能应是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后,欧、日在半年、至多一年后也会陷入衰退。 综合以上分析,上述情况对中国经济也将产生巨大影响。 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又创历史新高,达到1774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7%,而2005年是4.5%,说明净出口至少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2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率。从某些产业看,出口需求增长的作用更加显着,例如钢铁行业,去年的净出口高达3500万吨,约相当于当年新增产量的40%。在国内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出口增长是避免中国经济陷入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的重要条件。如果2007年美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相应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停滞,而国内的大量投资项目在今、明两年又会集中到期,进入产能集中释放阶段,就会发生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 今年国际油价可能会继续延续去年8月份以来下降势头,这对中国经济是好事。在国际石油供求基本平衡的背景下,近年来国际油价的不断飚升,其主要因素是国际投机资本大量进场,背后仍然是美国在利用抬高油价来打压欧洲经济复苏,以及欧元对美元出现强势。但事与愿违,根据有关分析,在本次国际油价上涨后,大量石油美元并没有像前两次石油危机那样基本流进美国的资本市场。美国在近万亿美元的全球石油收入中,大约只获得了20%,而欧洲却获得了40%的石油美元流入。所以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去年8月总结欧盟经济复苏的时候,把OPEC大量使用石油美元购买欧洲产品,作为了三个复苏因素之一。美国由于认识到这个结果,在去年8月以来,已经调整其国际油价战略,开始打压油价,到今年1月9日,油价已经比去年7月份的最高点下跌了近1/3,因此油价下跌的走势可能全年持续。 此外,除了国际粮食市场由于世界性歉收,价格在今年会持续上扬以外,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其他主要初级产品的市场价格也会出现走低趋势。 今年还需要关注国际经济与政治和军事互动的情况。美国在缺乏用经济手段保卫美元霸权、防止美元暴跌的背景下,很可能在今年发动打击伊朗的战争。战争这种暴力行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从而使美、日、欧之间的经济衰退与繁荣,以及美元与欧元之间的强弱格局易位,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国际原油的供应流畅,这些都会对在资源、市场和外汇储备方面已经高度依赖国际经济环境变动的中国,产生巨大影响,也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中国经济论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给力中国经济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势在必行 在各种运输手段都已取得较为充分的发展后,如何推动中国交通运输业由传统转入现代,推动不同运输方式间的联合协作,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已成为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当务之急。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建设综合运输体系的历史机遇期。 面对我国交通运输业“瓶颈”和存在明显的短板,交通运输部部李盛霖强调,如果不抓住时机,适时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以及建设以综合运输体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交通运输业,就会犯历史性错误,交通运输就很有可能会再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强调,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提到要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如果各种运输手段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只能是空谈,而目前中国各种运输手段都已经取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无论是社会进步还是经济发展都需要综合使用各种运输手段,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李盛霖介绍,2008年国务院进行了大部制改革,虽然在交通运输领域,这种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但已搭建起大交通运输部的平台,为各种运输方式最终实现协调发展,打下了基础。所谓建设综合运输体系,是指统筹规划公路、水路、航空、铁路等运输方式,并加以综合利用,以提高交通运输的总体效率。 交通运输业曾经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中国政府和交通行业内专家很早便诞生了建立综合运输体系的设想。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业内人士向国务院等机构建议,将多种运输方式的管理职能整合在一起,组建交通运输部或交通委员会,并打造中国的综合运输体系,但这些建议都因时机不成熟而最终搁浅。 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所有的发展问题,往前一推都是交通或能源的问题。这两个瓶颈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时基层部门反映最多的也是这两个问题。在“经济要发展,交通需先行”的理念指导下,各级政府集中精力大量建设基础设施,突破交通、能源等瓶颈。 李盛霖说,翻开《中国交通年鉴》,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交通建设狂飙突击的现实。 公路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公路的通车总里程为89万公里,居世界第七位;而到“十一五”末,中国公路的通车总里程已经达到395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公路货运量位居世界第一。 铁路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铁路营业里程为5万公里。到2009年底,中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8.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 水运方面,2009年,中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76.57亿吨,已经连续七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国的内河航道总里程12.3万公里,也是世界第一。 民航方面,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世界第三十七位,现在也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 李盛霖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瓶颈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不过,中国的交通运输业仍然存在明显的短板。 据李盛霖介绍,他在一次出访英国时,与英国交通大臣举行会谈。李盛霖颇为自豪地介绍,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已位居世界第一。英国交通大臣却指出,英国的港口不但是信息化手段武装起来的港口,而且部分港口还增加了金融结算等功能,已经成为国际化的金融结算中心。这件事对李盛霖的触动非常大。 数据表明,中国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运输效率亟待提高。通过数字对比,也可以看出中国交通运输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运输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9%,而在发达国家的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0%和6%左右。中国载货汽车油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30%,内河运输船舶油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20%以上。 李盛霖认为,在交通建设领域,近年来发展最为迅猛的是高速公路。1988年,中国才开始建设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6.5万公里,到2010年年底则可以达到7.3万公里,2010年共建成竣工高速公路8000多公里。“十一五”期间,中国共建成高速公路3.2万公里,相当于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的44%。 按照计划,2011年和2012年,中国每年将至少竣工高速公路1万公里。按照这个速度,今年年底或者最迟明年,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数就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曾经长期存在的另一个交通瓶颈问题是农村公路建设。按照过去的体制,农村公路由当地的乡、村管理。有条件的地方修路,而没条件的地方只能望路兴叹。 进入新世纪后,农村公路建设被提上了日程。在持续的努力下,农村公路建设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到“十一五”末,中国全部的乡镇都通了公路,96%的乡镇通上了柏油路或水泥路。中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不仅实现了村村通公路,而且有94%的建制村通上了柏油路或水泥路。到“十一五”末期,西部地区98%的建制村通了公路,30%~40%的建制村通上了柏油路或水泥路。按照国家“先东后西”布局,“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农村公路建设将进一步加快。 近年来,中国与老挝、缅甸、泰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公路实现了衔接。国际大通道建设,为中国开发出新的出海通道,也促进了公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交往,实现了多赢。 从目前我国各个运输手段的发展来看,我国交通业服务的水平、通达的深度,还有整个基础设施的质量等跟先进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交通运输手段发展到今天,更要强调科学发展,强调运输方式的转变。而经过几年的反复思考,这种转变的方式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要实现由过去传统的交通运输业,全面向现代交通运输业转型。 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势在必行 2005年年底,李盛霖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调任交通部部长。上任后不久,李盛霖便提出交通运输业不仅是基础产业,而且也是服务业这一理念,并很快在交通系统内形成了共识。 现代化程度低且效率低下的交通运输业,显然不利于交通部实现“三个服务”,即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目标。 造成中国交通运输业效 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综合运输体系。2008年实现大部制改革之前,中国的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曾长时间分属不同部门管理。交通部管公路和水运,国家民航总局管航空运输,铁路运输归铁道部管理。 甚至在同一种运输方式中,运输管理职能也存在条块分割问题。例如,当时出租车在城市内运行,归建设部管辖;而出租车一旦出城行驶,便归交通部管理。 而管理职能的分割,使得各种运输方式在制定规划时便缺乏有效的衔接,容易出现运力投放盲目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进而导致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无序竞争,使得联合运输难以组织,难以形成综合运输效益。而且各种运输方式在进行技术革新时,采取不同的标准,也使得创新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以铁路、公路、民航这这三种主要运输方式为例,以往这几种运输方式各自规划的枢纽大多是“自成一派”,相互之间换乘不便,大大增加了人流和物流成本;在山区以及其他地质条件较差的地区,公路与铁路部门还曾经为争夺有限通道资源,产生过矛盾。 而要想建设更畅通、高效和更安全的交通运输业,首先需要实现各种交通方式由独立发展到综合发展的转变。同时,需要在建设综合运输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现代科技及管理手段,实现中国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 李盛霖表示,经过科学的研究、分析,我们制定了新的目标,就是推动中国交通运输业转变发展方式,由传统转入现代。什么是现代交通运输业?我们确定了5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是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各种运输手段发展的今天,如果不抓住时机,实现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将是历史性的错误。综合运输体系的目标之一是要实现人流零换乘,货物无缝衔接。 中国经济论文: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经济走势 波澜壮阔的2004年即将拉下帷幕,充满希望的2005年正向我们走来。通过一年多来宏观调控的艰苦实践,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坚定信心,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保持更加清醒的认识。 从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经济走势,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国宏观经济将保持又快又好发展态势,人民群众将从发展中获得更多实惠,社会主义社会也将更加和谐…… 宏观调控将继续加强和改善 宏观调控明年是不是要结束,是一个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问题,不乏各种议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说明了两点:_是从力度上讲,宏观调控是要加强的;二是根据经济运行的不同情况和问题,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和力度会有所不同.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当前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是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一些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基础还不牢固。他特别提醒,各方面期盼土地管理等有关政策松动的呼声比较强烈,而且投资的摊子已经铺开,运行的惯性很大。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任务还很艰巨,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反弹。如果不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就可能出现反复,我们的困难会更多,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电厂在建规模迅猛增长。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担忧,电力有可能在﹁段时间后重现过剩的局面。经济专家刘树成说,电力项目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显示了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要和紧迫。中央提出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现了对形势的冷静分析和全面把握。 有专家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自始至终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两者不可或缺。只有正确处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自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一些地方的宏观调控中,确实存在着‘一刀切’‘行政化’的情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体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很有针对性。”西部地区的一位地方干部说。 人们注意到,在宏观调控政策中,变化最大的是财政政策。实施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稳健的财政政策全新登场。这种变化,既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与7年前大不相同,也体现了更多地发挥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的原则。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些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明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经济的原则,也将更加管用、有效。 “三农”:将迎来又一个春天 “农业增效、粮食增产、农民增收”。2004年的“三农”,无疑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年终岁尾,有人担心,“三农”亮点会不会是昙花一现?一些农民也有顾虑:明年粮价会不会落下来,国家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是不是会变? 有关专家指出,当前,粮食虽然增产,但供求缺口没有改变;粮价恢复性上涨,但种粮比较效益低状况没有改变;农民收入增速加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改变。巩固目前来之不易好形势,必须继续加强“三农”的扶持政策。 “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要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年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变化日新月异,农村面貌变化不大。扶持政策只能暂时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全国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明年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对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指向十分清晰,在力度不断加强的政策支持下,明年的“三农”将迎来又一个春天。 节约: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速度慢了不行,影响各项事业发展和上千万人口的就业;快了也不行,煤电油运紧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为继。在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调整结构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节约能源、资源是优化结构的重要目标。”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占世界人均水平的比重为43%;人均原油储量占世界人均水平的比重仅为11%。我国也是一个资源使用浪费比较严重的国家,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日本的11.5%。以土地为例,我国土地资源紧缺,去年一年占补平衡后,还净损失耕地3806万亩。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说,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大量消耗资源来实现工业化,我国的资源需求量将接近世界其他国家资源消费量的总和,这是难以想象也难以为继的。 据有关单位研究,目前我国的节能潜力约为3亿吨标准煤,这相当于去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近18%。新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对“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工作做了明确的部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马凯还表示,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对一些重大项目进行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节约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大措施,也是老百姓希望看到的。 改革:贯穿2005年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 “着力推进改革,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些权威部门的专家预言,2005年将是一个改革年。 李德水说,2004年宏观经济暴露出来的问题,比如投资盲目扩张、能源紧张、增长效率较低等,都与体制性机制性弊端有关。中央明确提出,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专家认为,今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后,需要抓紧修订完善配套措施,重点是明确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权限及规范各自的投资行为,促进社会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 新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组织框架初步建立,下一步需要加快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法规、落实国有资产经济责任的业绩考核等相关制度、加强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管工作,积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系列改革将有助于从根本上逐步消除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因素,走出忽冷忽热的经济增长怪圈,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2005年,不断深化的改革,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带动全局工作。 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 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和谐之处,成为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强行征地拆迁、收入差距过大、部分群体就业困难等等,越来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次把构建和谐社会列为经济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引人关注。有专家评价指出,这一新提法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基础,和谐社会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两者相互促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项工作的部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关键词:“就业”、“社会保障”、“分配”、“社会事业”。 拿就业来说,尽管今年前10个月就新增就业岗位840万个,但新增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依然很大。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把就业再就业的优惠政策进一步落实,把政策效应进一步放大,让更多的人找到工作岗位。 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并将在资金上予以具体支持。 城乡、地区、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不协调的一个重要表现。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此明确提出,要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有专家建议,在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同时,应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加大对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 人们相信,随着这些政策的落实到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将得到不断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将取得新进展。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经济走势,新的一年,我国的综合国力将不断提高,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将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将更加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论文:分析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农业、先进的手工业和繁盛的商业,它们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历史学科的主干知识,古代中国经济是历史高考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从题型上看,本考点的命题多数以选择题为主,特别是材料选择题,以此来考查同学们理解、比较、判断和知识迁移的能力。从内容上看,古代的手工业、商业、主要经济政策、资本主义萌芽等都是考查的重点。如近几年的江苏高考,2009年考查了灌钢法,2010年考查了水排、古代饮茶之风,2012年考查了官营手工业生产特点、唐宋时期市的变迁等内容。本文把古代中国经济概括为一项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两项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特点)。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3.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中国的商业起源很早,并且不断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然而整体来看,古代中国商业发展是始终处于封建政府的抑制之下。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和古代都会的大量兴起。古代中国商业发展主要特点有:(1)商业市场形式多样,城市中的市、夜市和早市,乡村中的草市出现并得到发展;(2)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城市的经济功能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转变过程,各朝代都兴起不同数量和规模的商业大都市,如汉代的长安、洛阳,唐朝的扬州和益州,宋代的开封,元朝的大都等都是着名的大都会,明清时期兴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3)货币种类不断丰富,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明朝时期形成了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货币流通制度,白银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积累;(4)对外经贸发达,以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的对外贸易发达,促使沿海港口城市走向兴盛;(5)商人群体活跃,明清时期,实力雄厚的区域性商人群体组成了商帮,如晋商和徽商等;(6)商人地位低下,古代商业发展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制约 和影响,作为自然经济的附庸,始终未能占据中国古代经济的主导地位。 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初步的研究 经济增长作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受到极大的重视。我国也将经济增长作为一项长期的目标。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伴产生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这些问题就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以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表明人们满意并且致力寻求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的统一。 一、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着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着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着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 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 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p值近似为O,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l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巾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l生,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子F1,随着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因子F2则呈现出波动性,经历一个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稳步上升的过程,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是最近几年F2稳步上升,表明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F3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点尤其要引起重视。 5.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最关键的因素——环境成本 由于自1996年以来F1、F2都呈现出上升趋势,而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速度降低的原因就只能来自F3的下降,正是F3的下降使得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步伐减缓。而F3其实代表了TFP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如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较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基本上属于投入型的数量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也很高,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7日共同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 04》,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 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环境损耗惊人,环境因素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 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 中国当前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一环是国家作用与政府行为,只要制造租金的各种社会条件没有改变,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则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就无法形成,而各种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将继续存在。 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 1市场需求不旺与最终消费率下降 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消退以后,市场疲软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何刺激消费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主题。积压物资的日益增多,成了企业三角债清偿难的一大主因。早在1996年底,中国的积压物资价值已达5000多亿元,有人分析,今年第二季度的库存商品有所减少,但分析者显然忽视了一个因素:目前的库存下降与企业开工率下降二者密切相关,到1998年,中国半停产状态的企业达21.3%,停产状态的企业达0.9%,比1997年的状况还要严重。 在商品库存增加的同时,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81年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基本以平均每年0.6个百分点的幅度下降,已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58.8%,大大低于70%的国际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由53.1%下降至47.5%,比起60%的国际水平也明显偏低。目前最终消费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对于一个只能以内需为主的国家,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将成为再生产正常循环的严重障碍。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逐年下降。据权威部门透露,1998年已是自1994以来连续第四年下降,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估计接近40%,较1997年下降了15.5个百分点。消费偏淡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攀升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210.6亿元,1997年则升至46279.8亿元。城市居民储蓄余额,1984~1988年平均增加582亿元,1989~1993年平均增加3800亿元,1994~1998年则高达7700亿元。今年3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781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储蓄存款持续高增长是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失调、商品需求不旺、失业现象严重、居民预期收入危机感增强等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从存款结构看,在当前的57814.7亿储蓄存款中,有一万多亿为公款私存、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60%左右为定期存款。在国家逐渐推行存款实名制和不断加大金融监管的情况下,预期1~2年内,20%左右的公款私存部分将较快地从储蓄存款中剥离出去;另有39%的存款为目的性存款,到期后将提作他用。较乐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银行储蓄业务发展,一旦这些因素得以消除与缓解,银行储蓄业务必然受到震荡性的萎缩冲击。也就是说,存款不会总是这样持续攀升。 3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 在最终消费率下降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攀升之间,二者一直被看作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因果关系。但数据表明,在储蓄率上升的同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在一直上升。如果从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来看,消费不畅并非百姓持币观望,而是社会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而支撑着社会庞大无效供给的是中国某些行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40美元,与发达国家相差达40多倍;按人均个人收入来计算,差距更大。据调查,在农村,彩电、洗衣机、电冰箱这三大件还有80%的空白,除缺电少水、没有电视信号接转站等原因外,占人口主体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不强是最根本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这种“过剩”根本不是需求不旺引起的商品过剩,而是投资误导与其他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巨大产能过剩导致的商品过剩,是在中国还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尚未温饱的基础上形成的低水平“商品过剩”。 中国目前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主要是90年代产业结构再呈趋同态势的结果。一些经济学家早就就此问题发出警告,国家每年也颁布了投资已达饱和的行业名单。但由于中国各级政府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且每年以经济增长指标为考核官员业绩的主要方面,再加上地方、部门与个人的利益驱动,这一警告基本上没能对地方政府“拍脑袋”决定投资方案的行为模式起到阻遏作用。 中国的错误似乎总要重复出现两次以上。80年代中期的彩电大战、冰箱大战就是因为各地产业结构严重呈趋同态势而引起。到了“八五”时期,各地投资热点又惊人相似:广东沿海等地受香港产业转移以及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战略等因素影响,加之利益驱动与信贷、财务等约束机制不完善,珠江三角洲内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到目前这一趋势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蔓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现在许多非农产业的生产能力都严重过剩。 从下表列出的13个行业的生产能力看,利用率最低的是高速公路,只有12%;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其利用率也只有67.9%。而上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不少是各地支柱产业同构所造成的。在零售商品额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生产能力的闲置,说明中国的投资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可以说,造成中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原因主要是投资误导,资源配置不当,而投资误导的主角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其对资金的影响与控制,追求投资的最大化,以此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就出现了几个地方政府同时作出相同的投资决策,不止一次造成某些“热门”产业的出现,结果是用不着多久,热门产业变成了“夕阳产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外方直接投资,最常见的办法是给投资者以补贴,使得他们能在与原有企业的竞争中胜出。过去五年中,中国利用的外资达1860亿美元,其中相当比例是投资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产业中,如汽车、石化以及零售业。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局面说明我国的企业投资体制与改革前相比,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前的投资体制下,企业受到资源约束,即投资所需要的资金约束,负责投资的官员们认为什么领域需要投资,资金就投往何方。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本来应该是让企业的投资受到需求约束,即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上述情况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作为投资主体时的利益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是造成中国目前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4反市场规律的悖论:商品过剩与消费者主动选择权的缺失 中国的商品过剩是在产业技术水平落后、生产率普遍低下、产品竞争力不强基础上的过剩。按照一般常规,在过剩状态下,买方会在买卖双方的竞争中逐渐处于有利地位,生产领域中会逐渐优胜劣汰,流通领域中消费者权益会不断强化。但中国的市场形态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完全不是一个买方有主动选择权的格局,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商品过剩状态的买方地位完全不同。在目前的市场形态下,消费者主权缺失,在商品过剩的状态下发生这种情况,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财政启动为何难以奏效 从1998年开始,震动全国的豆腐渣工程不断出现,甚至三峡工程也出现严重问题,希望小学最后也成了豆腐渣工程。近几年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在1000亿元左右。目前,仍有20%的工程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检查机关近几年查处的10多万件贿赂案件,涉及建筑业的竟占63%。而国家于1998年增发了1000亿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对比两个1000亿元,“豆腐渣工程”刚好抵消了国债投入的作用。据披露,1995年以后竣工和1996年在建的50万元以上的2514万个工程项目中,约40%的项目处于失控状态,或不进行公开的投标而搞“地下交易”或“暗箱操作”,于是就出现了“大楼盖起来,干部倒下去”的怪现象。 上述情况说明为什么近两年加大财政投入启动经济却启而不动。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不能只看财政资金投入的总额达到多少,必须要追索它的流向和流程。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强化政府财政措施就意味着形成巨大租金,产生不经济的寻租活动。财政资金往往会通过政府各级部门流向寻租者,如目前相当普遍的工程层层转包现象即是明显例子。财政投入流失的另一渠道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截留。如1998年对国有粮食部门进行审计,发现和查处严重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等违反财经法规案件1181起。过去六年来,中国粮食收购款总共产生了2140亿元的大窟窿,其中800多亿元是挤占挪用,其余皆为亏损挂帐。由于寻租人与参与截留财政款分肥者均是高收入群体,对住房及一般生活消费品的需求早已满足,部分“成功者”甚至早已达到“小车一部,房子两所,老婆一正一副”的生活消费水平,因此这部分资金一般都转化为银行存款或进入证券市场,难以转化为消费需求。 寻租及截留的款项到底占财政投入多少?无法估量,据估计,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及各种政府拨款,约有40%左右在使用过程中流失到个人口袋里。换言之,上述事实只证明了一点:在政府未能形成防范寻租行为的有效机制时,加大财政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果,只是使财富流向政治力量强的阶层手中。 倾斜的市场供给 今年5月份,政府以公开托市的手法介入股市,并于6月发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公开动员全国居民参加炒股,亦即动员人民参加一种公开的、合法的大规模赌博,同时配合以6月10日的降息。股市在政策的主导下飚升,又开始新一轮通过纸币进行财富重新分配。政府的目的显然是要将钱赶到“市场”去消费,一些经济评论与传媒的标题已到如此程度:花钱就是爱国。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并未能将股市的繁荣维持多久,因为启动股市以后,这种经济泡沫必须通过多层次的投机才能获得虚拟升值,而多层次的投机又必须靠不断增大货币投入才能维持。与此同时,居民存款也未出现大规模的下降,这意味着“赶钱”的措施收效甚微。 这就得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市场中的供需结构特点这一方面来分析。 与发达国家有别的是,中国政府实际上居于各种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 完全竞争性产品市场有大量非国有企业参与,追求的是效率;而公共服务部门则多由国家垄断,它们的存在有多个目标,既有经济的(如就业),也有非经济的,如国家安全,加强社会控制等。这里仅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来分类: 第一类:需求弹性小的商品与服务,如水、电、煤气、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这类商品与服务不管是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百姓总得消费。社会保险是社会福利,在中国还刚起步,其费用的缴交属国家强制性。其余数项,基本上是属于垄断性“商品”或服务,“市场”完全向商品的供给者倾斜,买方没有主动选择权。由于缺乏竞争,这些行业存在普遍的无效率与浪费,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低劣,但因其垄断性,这些年来其价格还一直上扬,尤其是教育与医疗,在改革前是作为社会福利分配给职工的(长时期以来,职工的工资只含有基本生活费,并无这类费用包含在里面),而近年来这几项改革相继推出,逐步转移为个人支付,与此同时,教育费用与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已大大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笔者曾对一些家庭月收入一万元以上、家庭固定资产几百万以上者进行过口头调查,他们对这两项费用的上涨幅度都深感难以承受,在对国内外教育进行“成本”与“效益”比较后,大都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接受教育,一半以上家庭在中学阶段即让孩子出国。以此观之,只要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局限于收费与扩大规模这两项上,这些流出去的钱决不会再回流。 第二类,需求弹性较前一类大的商品。这一类商品有两种情况,一是虽为百姓所需,但在城市已达到市场饱和的产品,如电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另一类产品则为老百姓所需,但购买直接受其经济条件及购买意愿支配的产品,如微波炉、电脑、空调、摩托车。部分农村居民虽然还没有这类商品,但或受基础设施的影响,如缺电,没有电视接收系统等原因,或者不购买,或者无力购买。生产上述产品的行业,早已引入竞争机制,企业一方面面临国内同类产品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这些行业由于地方利益牵引,重复投资,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存在严重的产品过剩,目前这方面的市场供给的主体对象,定位于有购买力的人群进行升级换代。 第三类,百姓迫切需要,而价格与百姓购买力相差甚远的,如住房。中国老百姓的住房水平,现在人均只有八平方米,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这些年来中国的住宅建设发展很快,但因房地产业是个寻租行为泛滥的行业,房价因此居高不下,为居民年收入的12倍以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地更高于此水平),所以房地产业产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有7200万平方米商品房卖不出;另一方面百姓的住房确实不够住。房价降不下来,是因为房地产业已完全进入一种“政策性陷阱”:开发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贷款80%以上来自银行。房地产价格只要一日不降,开发商的帐面资产价值就能保值,经营者的业绩也还放在那里——这一点直接与老总们的乌纱有关。而贷款是银行的,拖上几年不还,也都是公对公,更加之目前有人主张债权转股权,为欠债者开了一条新通道,所以这一政策性陷阱越挖越深。 第四类,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引进的项目,如小汽车。前两年,各地都将发展小汽车作为本省的支柱产业,这一行业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事实上,9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根本未能进入这一层次:养一台车的费用包括车险、养路费用、汽油、维修、停车费用、车位费,等等,一般国产车每月都在1500元~2000元之间,大大超越了一般人的消费能力。而且中国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存在交通拥挤的情况,如果再盲目发展私人用小汽车,不仅会使本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更为挤塞,还有能源供应与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上述分析表明:非垄断行业的产品大多属于耐用消费品(最低消费周期3~5年),供给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而垄断行业的产品大多属于多次消费品(如交通、水、电、煤气),但因其垄断地位而价高质次,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一些原本属于社会福利的医疗、养老保险、教育等,目前正处在改革初期,名义上现在未曾产业化,但因其垄断地位,则完全成了一个价高质次、买方完全没有选择自主权的卖方市场。老百姓存入银行的钱,大多是为了购买后两类垄断性商品与服务作准备。随着这几项改革的逐步深化,存款难以从银行驱赶到市场。 政府不灵与市场失灵的根源 上述问题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混合: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不灵。市场失灵有一个相同的重要来源,那就是不完善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中国因为多个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重复雷同;而这成千上万个企业做出的生产决定,造成了重复生产与无效率。而不完善信息与不完善市场问题同样是政府不灵的一个重要根源,最后导致政府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从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中央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强。不断加强调控力度的原因基于两点:一方面,政府高估了直接调控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也低估了间接调控的力量。但直接调控要想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调控者不仅要具备大量信息,即拥有决定做什么的信息;其次是还必须具备有效监管经济过程的能力,包括有效监管经济运作过程与经济结果的能力。然而中国目前的状态表明,无论是在获得真实信息方面还是在事后监管经济运作过程与经济结果,都未能达到正常状态。 首先是信息的严重失真。这方面首先包括政府部门统计数据的掺假失真。由于考核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这就鼓励了各地官员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以虚假信息来对付上级政府的考核,而中央往往根据这些层层上报的有严重水分的失真数据作出形势判断,并制订相应的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低效率可想而知。其次是一种出于部门利益驱动目的而提供的一种信息“负供给”,最危险的建议已被少数人当作可行方案提出来:如证券界部分人士认为增发货币维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长会带来一种财富效应。还有出于企业利益考虑提出的减免亏损企业的债务;出于财政考虑提出扩大货币发行量以缓解财政困难等等。而这些建议如当真被采纳实行,则等于玩火自焚:减免亏损企业债务等于彻底摧毁社会的道德信用堤坝,既然拖欠银行的钱可以获得减免,那么今后所有的借款者都可以采用这种逃债的方式规避银行债务,银行的信用链条将会因此断裂;提出依靠增发大量货币来缓解中央财政困难的建议如若不是缺乏经济史方面的常识,就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这一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只钱袋,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财政从来都是困难的,如最富有的美国政府都只能通过赤字财政来维持开支,并依靠发展经济与合理地扩大税基,而不是靠从其“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过量攫取来满足财政的无止境需求。更何况中国的中央政府现在还承担投资者主体的大量责任,其对资金的需求几乎没有限量,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打通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让其不受限制地向中央政府供应货币是非常危险的政策建议。信息的虚假供给,还由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门政策不当的鼓励。 其次是政府事实上对经济过程的监管及事后监督欠缺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权力市场化与政府行为企业化。各级政府官员现在都将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将前来办事的公民视为“客户”,以各种手段迫使客户进行“权钱交换”。而叠床架屋式的反贪机构的膨胀根本赶不上贪污腐败行为膨胀的速度,运动式的反贪污也早已出现边际效益下降的现象:反贪污腐败的口号越响亮,贪污腐败的数额越大,卷入腐败丑闻的高官越多,所谓“阳光法”几乎处于虚设状态,这一点已从经济犯罪案件的直线上升得到证明。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政府还能对经济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有效监督。 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化特征由此形成。政府对社会的供给已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供给”——如政令的下达、改革措施的执行、法律对社会的约束等等,均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造成了“软政权化”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各种“负供给”却呈不断增大并强化的趋势。对于官员们个人来说,在这种格局中,个人品质已不是决定其行为的决定因素。 根据世界经验,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基本上全凭历史积淀和个人的从政经验(政治倾向)来处理有关问题,他们比较喜欢听从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对任何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则不太感兴趣。中国的改革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改革其实已经到了扬子江,早已摸不着“石头”,决策者也根本无法凭借制度的历史积淀与个人的从政经验来解决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是正确认识社会,而政府部门层级之间那种严重扭曲的信息负供给,造成人们无法正确理解社会,把握环境,于是出现了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也失灵的双重失灵现象。 政府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 从短期来说,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逐步加强竞争以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形成消费者主权;降低房地产价格,让百姓以6~8年的家庭年收入即可购买一套小康水平的住房,以部分房地产商破产的代价消除政策性陷阱,化解银行危机,以解决特殊国情、特殊过剩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问题则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局面应该尽快结束,而这已不是经济领域内作文章可解决问题的事情。它与政府改革有直接关系。 世界范围内对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80年代中后期。引起人们思考的原因主要是几个:前苏联、东欧国家“指令-控制型”经济的崩溃;发达国家(亦即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东南亚国家经济奇迹的兴起(现在则要加上“奇迹”的破灭)。 在这些反差极大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效性问题。可以说,现在大家已基本上承认这一事实: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世界在变化,有关政府职能的要求也在变化。凯恩斯主义的最大成就是促使人们认识到一点: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至于有效的政府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却因为每一国家所拥有的人口、资源、历史文化、政治传承等各自的渊源不同而很不一样。如美国的民主政治要原封不动地用到亚洲国家来可能会失效;而亚洲的专制政体也不能用来统治欧美国家。但不管是哪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时,得向民众拿出可持续发展方略,消除贫困,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发达国家里,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干预措施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作用则要大得多,因为这些国家就连基础性的公共物品,如财产权的保护、道路的建设、基础医疗保健与基础教育都无法提供(或是提供的公共物品质量不断下降),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公共服务质量恶化,人民与企业相应采取种种措施逃避税收,进而导致公共服务质量进一步恶化,进入一种“马太效应”式的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组织专家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了如何提高政府有效性的两阶段进程。第一阶段有两个步骤:首先,政府必须将它所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够完成而且应该完成的任务上,即集中于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通过与 工商界和市民社会达成合作关系而提高政府有限的能力——专家们对世界上69个国家的企业家的调查显示,许多政府在履行其核心职能方面相当不称职:它们不能保护法律与秩序,不能保护财产权,而且在法规与政策的运用上没有预见性。投资者认为这种类型的政府不可信,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和增长受损。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使法规更具有灵活性,应用政府自我管理机制,选择有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等,使投资软环境得到改善——其次则是让竞争性的私人企业参与公共部门的活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许多国家中,社会服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由公共机构作为垄断性的提供者来提供,不可能产生很好的结果。一些政府开始将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融资与它们的运营和提供区分开,并将公共事业中的竞争性部门与垄断部门分开。 第二个阶段则是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这方面可以利用三个基本的激励机制:一、有效的法律与限制措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执行机构的监督相当薄弱,目标的设定与完成这些目标所需政策之间的联系比较混乱。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通病是制定法律比较容易,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但一个国家要想建设成法治国家,它就必须实施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提高公共部门活力的任何有效战略,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缩减随意性的权力来减少腐败的机会。二、将政府置于更激烈的竞争之下,如通过聘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基于个人才干的内部晋升制度,等等,以便在公务员中促进竞争;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上加强竞争。三、使政府和人民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如使人民获得发言权、让人民有更广泛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常管道、谨慎地下放权力等。 发达国家可以提供有效政府促使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例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概括,这些国家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正供给”;而陷入贫困与发展不足等一系列恶性循环的国家和地区则提供低效能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具体例证,换言之,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从这方面来说,世界各国尤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在重建政府作用方面确实面临重大挑战。但答案是明显的:改革有风险,而不改革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可能更大。 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法是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产物 经济法概念是由国外引进来的,但绝非简单的舶来品,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在国外早有这方面的立法和理论研究,但在1978年前,我们都不知道经济法为何物。一些人对它不了解、也不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和我们受大陆法系思想影响,过度地在调整对象上的部门之争有关;和经济法理论尚处于发展阶段而带来的幼稚、粗糙及自身不统一有关;也和一些同志对经济法并未认真地研究就予以轻率的蔑视和简单地否定有关。用传统的大陆法系的理论和方法是很难理解经济法的。如果我们撇开简单化的部门、“领地”之争,从经济法的产生形成的社会经济根源、国家职能变革,以及法律、法学自身调整功能发展的历史,去认识和研究经济法,就会得出一系列全新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个法律学科都得到了革新和发展,经济法的出现,更是法律、法学领域内的一次突破、一场革命。有些同志总是批评经济法“保守”,是“计划经济的法”,是维护旧的政企不分管理体制的法。这些看法都是看颠倒了,应该把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其实,经济法在我国的出现,才正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结果。那些创建中国经济法学的人是在法律、法学领域内进行着一场思想大解放和现代化的改革,是革新而非保守,是前进而非倒退。如果我们仍然承袭西方的公法与私法截然划分的传统体系;如果我们囿于“纵向经济关系归行政法,横向经济关系归民法,内部经济关系归劳动法”的传统格局而不敢动其分毫;如果我们也一切唯古、唯外、唯本本,那么,中国经济法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 大陆法系在法律、法学的历史发展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功不可没。现在看来,仍然有着重要的法律价值和不少的法理精华。原有的法律、法学部门包括新兴的经济法都仍然应该研究它、运用它。但也必须看到,主要发源于欧洲大陆,成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大陆法系,其不少理论观点和方法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实际和需要。它应该也必须有所改革,有所前进。这在全世界范围来说都应如此。在我国更不可简单地将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作为评断我们法学理论是非和法制工作成败的标准。 经济法的出现,至少在以下十个方面对传统法律、法学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一、把法律、法学与经济直接地、密切地结合起来。传统法学理论多半在原则上和抽象意义上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民法也只在微观上渗入到经济领域。经济法的出现使法与经济实现全面、整体的结合,使法对经济的作用大大加强,更有力地为经济基础服务。 二、突破了公法与私法绝对划分的界限。经济法是在西方“私法公法化” 和东方的一定程度上的“公法私法化”过程中产生的,是公法与私法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产物,它既非私法,也非“纯粹”的公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第三法域,是在公法与私法之间进行平衡协调的“社会经济法。” 三、正确解决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法在西方突破了国家不干预市场经济的传统观点,实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参与和管理的历史过程。在我国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已经实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的、全面的和过度的干预和管理,所以,中国经济法的任务是要解决国家干预过多、市场无法自转的体制问题。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经济法早期的“国家干预说”,不能简单地说“经济法是国家之手的法”。其实,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法,还是东方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都是在“国家之手”与“市场之手”结合协调中产生的,都是两只手的产物,只有一只手是不可能产生现代经济法的。只有“市场之手”,产生和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民法;只有“国家之手”,产生和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行政法或实质上是行政法的“经济行政法”。经济法的“双手说”,解决了现代经济法两家产生、形成的共同规律问题,也为现代社会正确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四、在调整对象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理论中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的“一对一”观点,提出“一个法律部门不一定就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的主张。经济法认为,在现代社会,尤其在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关系复杂多变、相互交错;也由于法律、法学自身的变化,因此,一个法律部门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从不同层次上,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调整。此种见解主要是就经济、民事关系而言的。刑法是典型的‘一对一“调整模式,所调整的关系在实质上不应混淆,但其调整方法却可由有关的经济法规规定和运用。 五、突破了国家身份的“一重说”(行政管理者)和“二重说”(行政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提出国家身份“三重说”(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说”(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以及“三次权利分离说”(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将经济管理关系从行政管理关系剥离出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基石。经济管理关系与行政管理关系有相同处和相通处。经济管理关系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性质(上下层次性),有时也运用行政方法,但两者有着基本区别。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是对物质利益实体进行管理的关系,必须承认被管理的相对方(经济组织等),是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经济实体。在经济管理法律关系中,国家 机关和经济组织,都既是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国家机关仍然可以发号施令,依法行政,但必须对相对方的经济组织承担义务和责任;经济组织应依法接受领导和管理,但也有权对上级国家机关主张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主要应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管理,而不能以行政命令为主……这些都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 六、突破了“法律只调整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外部关系)”的观点,提出“法也调整那些有着共性的和重要意义的经济组织内部关系”的理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三个内部条例、《公司法》以及一系列财务、会计规则,都是这一理论的法律依据。在现代社会,国家基于社会利益的需要,必须以法律手段对企业公司的“后院”,进行必要的、直接的管理和监督。这表明法律调整范围的扩大和调整功能的加强。当然,对此应严格限定,不可把企业管死,企业大量的内部关系仍应由其内部章程调整。 七、提出了“经济法主体”概念,给纵、横、内部各类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组织以一个统一的主体资格。若能运用于立法、将可能解决现行法律、法规中许多模糊、疏漏之处,也有助于司法审判中诉讼主体的认定。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及《转机条例》都规定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一种纵向经济管理关系。在此种关系中的企业应属何种法律主体,上述法律和法规均未明确。很显然,叫行政法主体不行,叫法人更不可,因为企业不能以法人身份和政府发生关系;叫企业也不可取,因为“企业”不是法律主体概念。再如,《经济合同法》等几个法规定的“其他经济组织”,又属何种法律主体,很显然,它不是法人,但也不是合伙。诸如此类问题甚多,我们的立法不应再这样“模糊”下去!经济法主体涵盖了“内部组织”,这也是对法学理论和法制实践的一个突破。传统理论是根本不承认内部组织有任何主体资格的,但是,从经济法所调整的内部经济理论中已经必然引伸出内部组织主体的概念。现行立法实践中将继续会出现这类问题。如两个银行法中的分行、支行,都应属内部组织,法规将会给予它们以统一、明确的规定。只称之为“分支机构”,由银行内部章程调整是不够的,无法满足其地位和活动的需要。 八、突破了“法只是打官司”的观点。持此狭隘观点的人可能已不多,但我们的法学教育中许多方面仍然突出着这种倾向。法律是要“秋后算帐”的,法律也是要为打官司服务的。但这只是法律功能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将可能有所缩小。经济法是天然的法系统工程,其系统调整的思想,将法律调整功能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在经济纠纷、经济违法事件发生之前即发挥作用。通过管理、监督、引导、指导,确立法律关系,保障依法运行,使经济纠纷和经济违法案件不发生、少发生,这对国家、对社会、对当事人,对有关方面都是有利的。经济法当然也要“治于已然”,但更着重“防于未然”。其实,我们当前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国”的方针,其重点也不是依法追究责任,而主要是指导、引导经济关系的依法确立,依法运行。我国的《产品质量法》不同于西方的产品责任法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单纯的产品责任追究法,而是将其包括在内的产品质量管理法与产品责任法的统一体。加强质量管理,将产品质量纠纷消灭在其产生之前,这正是我国产品质量法较之西方的产品责任法更为先进的地方。 九、突破了“法只是确认、巩固已有权益”的观点,将法律调整的功能向前、向未来延伸。经济法是发展之法,是未来之法。经济法体系中的许多部门法都既调整着当前现实的经济关系,确认和保护着当前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也为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基础条件,保护必要资源,如计划法、基本建设法、产业政策法、可持续发展法等等,经济法的这种功能是任何其他法律部门都不能取代的。我们还可以由此看出,那些主张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的观点,是没有全面观察经济法体系,没有看到经济法的超前引导功能的。 十、提出了在传统法学理论中从未提出的“社会责任本位”和“责、权、利、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行政法是“行政权力本位”,民法是“个体权利本位”,在它们各自的领域内是正确的。它们在对待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是都有侧重的。经济法则是“社会责任本位”。社会责任本位实质上是社会利益本位在法律、法学上的表现。由于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在形式上或实质上代表着社会整体,所以经济法绝不忽视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是主导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政府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和等同的(特别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整体利益,资产阶级政府在一些方面也代表着社会,但其整体利益更多是体现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经济法也绝不漠视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基础作用,绝不把企业视为完全被动的附庸组织和义务主体,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经济法不能没有企业。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经济法是既保护它们应有的地位和权益,又限制它们权利(力)的滥用和对对方的侵犯。无论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无论它们是处在纵向经济关系中,还是处在横向经济关系时,都应以社会为本,对社会负责,即都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负责,实现平衡协调共同发展。 经济法还有许多理论问题仍需要继续探讨,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针,中国经济法学还会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热切希望得到各个法律部门的扶持与帮助。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我们国家法律、法学的加强,都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让我们高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思想旗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解放思想,共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华法系。 刘文华 中国经济论文: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及路径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型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包容性增长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观,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必然要走上一条包容性增长的道路,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中国经济改革毕竟处于起步阶段,要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见,如何探索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是中国经济发展应当认真应对的重点课题与难点课题。本文从基本原则和路径转型两个维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探究,以期提供一些参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绝不是一日之功,而要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除了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以外,构建价值判断新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来说,价值判断对其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会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为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 非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是一对辩证性的词汇。在以前,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非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其主要目标是狭隘的经济增长,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同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陷入了“重效率而轻公平,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利益,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进步”的误区。可见,非包容性增长经常带来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为此,包容性增长要摒弃这种错误的趋势,真正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包容性增长认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发展状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具体而言,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社会就很难得到很好地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保证。进一步讲,如果社会发展受到遏制,经济增长就很难保证其持续性和实效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走一条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谐一致的道路,而这正是包容性增长所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二)坚持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的原则 包容性增长不仅指经济高数量的增长,而且指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到广大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关。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包容性增长给全体劳动者带来的福音愈发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同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数得到不断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这既是一项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原则。 (三)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就好比是个跳板,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福利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可以解决两者间的平衡问题,为两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则,这是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现实中,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着贫困的减少。两者之间要想发生联系,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性增长很好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伴随着包容性增长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减少,绝对贫困的人数和比重也在不断降低。因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这既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民生本位思想,也体现了包容性的内涵和真谛。 (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这是长期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本文所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这样几层含义:首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全面、协调、可持续。一方面,社会进步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社会进步为其提供客观的条件支撑。其次,物质与精神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健康安全,还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长期与短期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包容性增长的环境下,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或利用必须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单纯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也不能单纯地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长期与短期协调发展的道路。 (五)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数量型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与它们倡导的终极关怀有着本质的联系。就数量型增长来说,其倡导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的幸福感指数会不断提高,两者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幸福感指数很高,并不一定代表着经济的增长。这两者间要产生直接的联系,还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看经济增长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经济增长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更加注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长环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中国在践行的过程中还要实现路径的转型。具体而言,其路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总体来说,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奉行“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讲,这种增长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持久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增长模式很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首先,在内容方面,经济增长要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切实保证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标体系方面,经济增长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具体的指标来衡量。最后,在结果方面,经济增长要满足时间和空间的不同需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营造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氛围。 (二)经济增长观念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屡次创造发展奇迹。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通过 宏观和微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度不断加大,直接加速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或经济萧条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树立科学的增长观,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导。首先,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国奉行“先富论”。这种发展观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坚持并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和谐发展。在现实中,不能片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必须贯彻和落实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谐发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谐,也包括社会的和谐,既包括利益的和谐,也包括思想意识的和谐。 (三)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 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制度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转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长坚持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长摒弃了这些传统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转型。包容性增长要建立伦理至善的增长伦理,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方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在发展机制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整体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最后,制度环境的转型。在实践中,包容性增长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依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保险、医疗、住房等各项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 (四)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磨砺,中国逐渐步入新的阶段,这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包容性增长要想与新阶段要求相适应,充分抓住这个新的发展机遇,就必须创新一套崭新的发展战略。首先,在战略思路方面,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原则、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努力实现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其次,在战略目标方面,包容性增长要努力实现由短期的、以GDP为核心的增长目标向长期的、以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再次,在战略创新方针方面,包容性增长要避免单纯追求制度创新,而要积极追求综合创新。最后,在战略措施方面,包容性增长要转变以前的“市场化”单一性路径,实行“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生态化”等综合性路径。 综上所述,探索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要想将该项工程做好,需要有一种务实的态度,并付出艰辛的努力。具体而言,要做好这样几项工作:首先,要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要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最后,要采取各项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强转型的实效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才能切实提高中国经济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正式告别“八”时代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半年报”数据。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速定格于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 对于7.6%这个数据,乐观者认为二季度7.5%的增长好于预期,而悲观者则认为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很大,中国经济仍然没有脱离硬着陆的风险等等。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数据的解读,历来分歧很大,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经济持续放缓,多年的系统性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的情况下,一旦经济增长低于8%,引发的对中国经济看空的声音就会异乎寻常的大。但是,对宏观经济的判断,除了GDP增速之外,还有更多的衡量指标。比如,先看三驾马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虽然出口在经历后两个月的打假之后回归正常,但整体上半年表现尚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2.3%,上年同期为下降2.4%,前6个月的PMI也一直在50%的荣枯线以上,说明工业生产平稳;从就业来看,根据人社部的数据,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是700多万人,农民工新增外出打工的人数是444万人,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就业目标是900万人,应该说,这是一个超预期的数字。以上的诸多指标说明,尽管经济增速“只有”7.6%,但经济运行平稳,衡量宏观经济的诸多指标处于良好的状态。特别是,上半年这些数据的取得,是在中国经济很多矛盾和问题显现,高层下决心调结构,以及全球经济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取得的。 然而,对于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看空者依然居多。对于7.6%的增长,之所以引发悲观情绪,原因不外乎三:一是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强烈的根深蒂固的“保八”思维和情结,只要经济增速低于8%,他们就会认为宏观经济跌破“荣枯线”。事实上,在历经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受资源、环境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10年如果能够保持7%左右的增长,已经非常了不起。正因为此,新一届政府一再强调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收入分配。但对一个习惯了飙车的人而言,一下子坐在正常行驶的车里,还真有点不习惯。其二,近年来,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利益代言人颇多,特别是投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习惯于从看空的角度解读数据,并影响政策。其三,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上半年经济增长乏力,世界银行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1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为2.2%,将中国经济增速下调为7.7%。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也低于很多市场人士的预期,制造业的先行指标PMI在6月份为50.1%,创下7个月以来的新低,中小企业的PMI甚至已连续15个月位于临界线以下。外贸形势错综复杂,在严厉打击虚假的贸易行为的措施出台滞后,6月份进出口数据大幅下挫,出口同比下跌3.1%,外贸形势极为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看空中国经济在情绪上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以创造了新词“经济学”的巴克莱银行的观点为例,该行将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速预测为惊人的3‰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硬着陆”的例子。但事实上,关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共识已经远远多于分歧,大多认为在资源压力、人口红利以及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都趋减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滑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可以下滑至3%的水平。很显然,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的数字。 面对外界的恐慌和争议,总理最近三次提及稳增长,特别是在7月9日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明确提出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其实,克强总理所言的“上限”和“下限”并不难猜测。年初政府制定的7.5%的增长目标、900万人的就业以及3.5%的通胀是宏观政策的三个“触发点”,如果经济增速不低于7.5%。不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严重的通胀,政府的调结构和促改革的努力不会停止;最后,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破解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的关键仍然是推动改革,打造中国经济的3.0升级版,这将是“经济学”的核心。 中国经济论文: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三个判断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几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增长,海湾战争和突如其来的“SARS”,暂时转移了人们探究这种高增长原因的兴趣,然而6月份以来,海湾停战,“SARS”退去,随着6、7月份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公布,中国正在出现一场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争论。起因在于,这些数字似乎显示出彼此矛盾的趋势:从经济增长与货币增长速度看,经济正在走向“过热”,而从市场、物价和就业形势看,经济走势又仍然趋“冷”,那么对于宏观调控当局来说,目前是应该踩“刹车”还是应该踩“油门”呢?下面笔者将对有关的三个方面提出一些判断意见。 一、趋冷与趋热 1993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以来,从1994年开始,连续8年中国经济增长走低,物价形势相应从通胀转入通缩,今年以来出现的高增长,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中国经济进入又一高增长期的标志,特别是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的缺电现象,许多产业领域的投资也上得很猛,因此有人担心可能出现类似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出现过的前三次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年),从宏观调控看,需要适当刹车。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8年走低,有两方面重要的结构性原因。 第一,“二元结构”的影响,这是旧体制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不能参与到城市现代经济活动中去,导致收入低下,农村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使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夹缝更加狭小。1992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是抑制中国经济需求增长和物价走低的重要原因。从农村消费市场所占份额看,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1991年的48%和2002年的37%。所以,13亿人口,9亿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第二,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5年,市场经济早已在经济运行中确立了主体地位,改革也导致了社会分配关系的深刻变化。据有关研究,在改革之初,中国的“吉尼”系数只有0?23,到90年代初期刚刚超过0?3,而目前已超过0?45。对比美国,上世纪70年代才0?36,90年代初期才超过0?4,90年代末期才达到0?45,而在这个水平,美国只占5%的少数富人,已经集中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当代社会的财富集中度目前还没有具体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拉大,会出现现代市场经济的通病,就是储蓄过度与投资不足,从而导致经济进入长期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趋势,这也可与当前居民储蓄大增和消费品供应普遍过剩的情况相印证。 当然,这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没有过热和通胀问题,但从国际经验看,日本从战后到70年代中期完成工业化共出现过7次过热,都是因为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进行紧缩,至于发达国家的通胀问题,则常常是和经济衰退所导致的过度财政扩张有关。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国际收支顺差很大,又有很多外汇储备,就没必要考虑“刹车”。 总之,从以上两方面看,导致中国经济连续8年走低的大的结构失衡背景并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对中国经济更需要担心的是,在中长期内如何对付因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增长乏力问题,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通缩。 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出现了显著快于前几年的增长速度,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与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出现了一批高收入家庭有关。据有关资料估计,中国目前年人均收入在3千美元以上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大约4千万个家庭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这些家庭的财产积累和年收入水平,已经使他们开始进入了住宅和汽车消费时代。目前高速增长的几大产业,无不与这些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有关,就是与住宅和汽车的消费需求增长有关。以汽车为例,1991年汽车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排名还在第15位,2001年上升到第8位,今年上半年已经排到第5位。汽车和住宅消费的增长又强劲拉动了钢铁、机械、电子、化工、建材等产业的增长与投资。2002年,中国的私人轿车社会保有量约500万台,对4千万个高收入家庭来说,轿车拥有率不过才12?5%,离发达国家高收入人口的轿车拥有率还差得很远,如果这4千万个家庭到2010年轿车拥有率上升到75%,未来8年就需要增加2500万台,年均增加300万台,汽车的年均销售增长率就可以达到30%。再加上住宅的拉动,中国经济在2010年以前保持年均9%的增长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每年进入高收入家庭的人口还会与经济增长同步增加,? ?010年可能再增加1?1亿高收入人口和3600万个高收入家庭。 只占10%的高收入人口可能拉动中国经济出现近10年的高增长吗?答案是肯定的。1984~1988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5%,就是当时总数不到3亿人口,只占总人口25%的城市人口的家用电器消费拉动的。家用电器是千元单件级产品,而住宅和汽车是10万元单件级产品,怎么能拉不动呢?() 但是这种增长仍不会改变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平衡状况,因为90%的人口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档次的消费过程,实际上是以全社会的资源,保了只占10%人口的高消费,这与1985~1988年城市人口的主体都进入家电消费时代是不同的。 目前有许多关于投资过多的担心,比如担心钢铁和电解铝工业的投资过多。许多人总习惯用国外某些国家曾经达到过的产量历史高度来看中国,认为目前已经大大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就是“过热”。但是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有13亿、将来还会增加到15~16亿人口的大国,工业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完成工业化,人均至少要一吨钢,就是考虑到技术进步和新型原材料的替代,中国未来30年内要实现工业化,至少也要7亿吨钢,对比现在的2亿吨生产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9%,钢产量增长已经达到15%,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国内与国际的资金和资源还有利用潜力,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投资过度问题,就没有必要“踩刹车”。 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可能会超过8?5%,接近9%,明年的趋势如何呢? 首先,投资不会掉下来。住宅和汽车这些10万元级产品,都具有产业链条长和引致投资多的特点,会在一个长周期内引发以投资带动增长和以重工业主导增长的态势。日本学者把这称之为“高压”增长方式,在日本工业起飞过程中,这种增长方式持续了20年之久,中国由于人口多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工业起飞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以投资带动增长的模式持续时间也会更长一些,在这期间,投资增长也会有周期性波动,但中国投资高峰是刚刚到来,我认为至少在今后5年都会处在持续高涨期内。从上届政府就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在启动民间投资需求,但民间投资始终没有跟进,是因为汽车和住宅消费还没有形成气候,没有市场需求,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已经呈现高增长势头,在市场需求带动下,也不会马上停下来。而若民间投资保持高涨,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可以考虑“淡出”,或是改变使用方向。() 今年的出口增长比较快,许多人认为由于今年基数比较高,明年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也不够好,明年的出口不会有象今年的高增长。 我认为明年的出口增长率还会是较高水平,可能不会低于20%,甚至更高。美国目前是供给不足经济,政府、企业和私人部门的任何债务增加,都会直接导致进口的增长。美国今年由于海湾战争和减税,财政赤字可能要增加2000亿美元,这会导致贸易赤字相应增加2000亿美元。美国经济目前好就是企业和居民的需求增加,要增加进口,不好就是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债务增加,也要增加进口。美国7月份的消费需求突然上升了4?2%,大大超过各方面预期,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的减税支票寄到了居民手里。美国政府的减税效应主要体现在明年,预计政府的赤字明年还要增加,所以中国明年对美国的出口只会增,不会降。 至于消费增长,明年仍会保持平稳,不会有大的起伏。 如此,消费保持平稳而投资与出口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势头,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高于今年,在9%左右。 目前的缺电问题,是由于前些年计划安排过少,不是由于缺乏资金和生产能力。但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基础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是一个互相适应,彼此追赶的过程,不能指责计划缺乏预见性。只要不是象80年代那样的资金、外汇和生产能力等“硬”约束,缺电问题2~3年内当能解决。 二、通胀与通缩 今年以来,消费物价始终在低位运行,生产资料价格一季度呈上涨趋势,二季度却又下来了。据商务部统计,上半年600种主要消费品绝大多数都是供给过剩,所以从商品供应方面看到的是“通缩”压力。目前关于通胀的担心,除了前面所说的经济增长过快问题,主要是从货币方面说的,因为今年以来,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货币和贷款增长过快势头。1~6月,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高达20?8%,为近年来最高,按年计划,全年的贷款规模是1?8万亿元,但上半年就贷放了1?91万亿元,比全年计划多,也超过了去年的全部新增额。 关于贷款投放过多问题,许多人认为是银行的体制性原因,比如为了减少不良贷款比例而有意多贷,还有就是为了追求利润。如果是银行体制性原因造成了贷款增长过多倒不可怕,因为只要不是经济增长中的真实需求吸纳了贷款,顶多是贷款又变成存款,货币还在银行体系内打转,所担心者是贷款真的放出去又变成了新的坏账,或是流入资本市场变成资产泡沫。 中国的股市从2001年起一直走低,今年以来仍是如此,况且中国股市的可流通股仅占GDP的15%上下,与同等发展中国家平均60~80%的水平相差很远,与发达国家100~200%的水平相差更远,相比之下,中国股市就是有泡沫也远没有到值得担心的程度,说中国今年的货币高增长又造成了新泡沫更是没有依据。 更多的担心是来自于房地产方面,因为今年的新增贷款中有70%以上是中长期贷款,而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以短期贷款为主。但是应该注意,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社会财富的三分之二是集中在房地产形态上,这是普遍现象,也说明在市场经济中社会资金的流向,应该以房地产为主体。目前中国投向于房地产的贷款增速虽然也比较高,但根据有关资料,房地产贷款在全部贷款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有20%,所以目前提出警惕房地产泡沫虽然也有意义,但说已经到了酝酿着危机的程度就有些过了。房地产业中目前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结构问题,即适应普通居民的房产开发项目过少了。还有关于央行今年121号文件的讨论,是否应该限制高档住宅商品房的购买?由于目前高档房地产项目开发过度,应该限制的是新项目上马,对已建成的项目也限制购买就难以理解。本来就供过于求,再限制购买不是把潜在的房地产泡沫变成现实的泡沫了吗?中国已经出现了“富人”阶层是社会现实,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你让他有钱不能花,不仅限制了社会需求增长,也造成了已建成高档房产资源的浪费。所以对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总体和长远的眼光,而不应只从贷款增长过快这点出发就出台许多限制措施。() ; 如果在当前既没有实物价格的通胀压力,也没有资产价格的通胀压力,我们似乎可以不必紧张通胀问题了,但是且慢,潜在的通胀压力还是有的,而且十分巨大,是来自外汇储备方面。 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只有45亿美元,新吸纳的直接投资只有303亿美元,按往年规模,到位的外资总有一部分会用掉,大约占30%,也就是说上半年可以形成外汇储备的只有250亿美元左右,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却增加了601亿美元,即便算上还有约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收益,还多出250亿美元,就是目前议论最多的流入中国炒作人民币升值的“热钱”。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在中国目前的“强制结汇制”下,迫使中国央行以外汇占款形式大量投放基础货币,根据有关研究,中国基础货币的“乘数”约为2?5,也有估计是3?5,就以2?5计算,今年上半年从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在广义货币形成中所占的比重,已高达60%以上,而90年代平均还不到30%。如果按3?5的乘数计算,则今年的广义货币增量全部由央行收购外汇所形成,所以,目前外汇占款已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今年以来,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的影响,进行了频繁的货币正回购操作,以致于投空了手中所有的国库卷,又不得不创造了投放央行票据的模式,仅7月一个月就投放了500亿元的央行票据,但对凶猛涌入的外资来说,还是难以遏制住为收购外汇而投放基础货币的势头。() 外汇储备多了本来是一件好事,因为外汇可以代表一切资源的供给,为储备外汇而投放基础货币,即使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货币增长过多,形成通胀压力,但只要使用外汇就可以对冲这种压力。外汇储备的风险仅在于所收购的外汇是否会贬值,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所有风险就集中在美元的走势上。 前面已经说过,当代美国经济早已转入供给不足形态,标志就是已经有长达20年的贸易逆差,而且不断扩大,所以从理论上讲,对美出口所获得的美元,已经不能从美国得到等值的商品,所以美元是个泡沫。而如果美元是泡沫,中国央行以其所创造的货币收购美元,与收购美元所对应的人民币也是泡沫,就是泡沫化的美元导致泡沫化的人民币。目前的泡沫化美元对人民币的泡沫化还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是因为美元有货币霸权,中国得到美元从美国拿不到等值的东西,但从其他国家可以拿得到,因为其他国家还接受美元,可是如果美元泡沫崩溃,美元泡沫就会导致真正的人民币泡沫,因为其他国家将不再接受美元,中国为收购美元所多发的人民币就失去了转成实物的可能性。而美国的资产泡沫和美元泡沫都具有真实的崩溃前景,一旦走到这一步,中国的通货膨胀就会难以抑制,国际金融与货币风暴就会对中国经济的稳定产生强烈冲击,这是我们现在就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要准备好对策。 三、动荡与稳定 如果中国的实物运行链条与货币运行链条在当前都不会断裂,还需要关注的就是社会稳定问题。因为中国自1998年以来,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在不断上升,今年上半年已经上升到4?1%。1998~2000年中国经济仍在走低,失业率的上升好理解,问题是从去年开始经济已经表露出上升势头,失业率还在上升,就是奇怪的事情了。我在去年曾写了一篇文章,叫“亟待破解缩长之迷”,就是说的这个事情。 1996~2001年,我国总劳动人口增加了5078万人,同期, 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了45万人,工业就业人口减少了2061万人,即是说在近6年中新增的5000万就业人口,和农业、工业部门减少的就业人口共计7200万人都涌进了建筑与服务业。1996年以来,建筑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就业只增加了350万人,服务产业的产值比重虽然也上升了3?5个百分点,但是服务产业内增长最快的部门例如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领域就业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增加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值比重并没有上升,甚至有所减少。在6年内,全部新增劳动人口和被农业与工业排挤出的人口达7000万人以上,都涌入只占不到全部GDP20%的有数的几个产业部门。2002年,中国劳动力又增加了715万人,同期农业减少了487万人,工业由于产值增长加快,吸纳了224万人,其余新增和农业转移出的劳动力共978人仍然转入了建筑与服务业,而这两个产业部门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0?1个百分点。 只占总产出20%的产业部门,连续8年吸纳了100%的新增劳动力和农业、工业部门排斥出的劳动力,这种就业结构是畸形的,在这些产业内部的就业情况也必定是不充分的,就是如此,还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如果已经有超过8千万人在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作,还有8百万人口已经失去了工作,那么就是在非农经济领域,已经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劳动人口,不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考虑到农业部门的落后情况,不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劳动人口就可能已经超过了一半。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肯定会成为社会动荡的起因,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也会没有意义,因为对超过一半的社会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收入的增长日益落后于全社会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净减少。()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社会动荡的前景,也看到了已经不能用单纯促进经济增长的办法来保稳定,因为现在已与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不同,只要保持了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所以有人提出,要从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入手来解决社会的稳定机制问题。但就是解决了新增失业人口的失业保障问题,解决了新增城镇低收入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就能够解决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吸纳劳动力这个结构失衡问题吗? 另一方面,中国之所以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得益于大量流入的外资和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而能够形成这个良好趋势的重要原因,除了中国低工资的优势外,还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保支出在产品成本中的比重微不足道,如果在中国的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时候就搞出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就会丢失,外资就会流向其他工资和社保成本低的地区。外资流入中国目前可以看到的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就业,如果因为提高社保水平而导致外资流入停滞,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掉下来,就业就会更不充分,由此所形成的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可能会比现在还严重。 所以,中国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不是中国的社保体系不健全,而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就必须解决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够容纳就业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推动城市化。 自改革开发初期中国就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已经成为共识,但还是说得多,作得少,始终没有大的动作。中国最大的结构矛盾是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错位,今年上半年,农业产值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9%,但农业劳动力比重还占到50%。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这就是中国会面临长期通缩趋势的原因,也是中国只有在出口带动下才能实现经济较高增长的原因。这个大的结构矛盾不解决,用其他什么办法也难以化解由此产生的就业不足矛盾。为什么目前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够吸纳劳动力?就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高增长部门,都是面向出口的部门,和为满足只有10%的富裕家庭需求而生产的部门,这些部门高度集中在电子、机械、冶金、化工等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这些产业在增长中只大量吸纳资金与技术而较少需要劳动力。 我国城乡人口的收入与消费支出差距大于3倍,城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高收入人口增加,而对刚刚进城的农民来说,最需要的是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如果有3亿农村人口进城,即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50%,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就需要比现在增加2倍,这就是市场和经济增长。目前是城市有大量剩余资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空间结构看是沿海有剩余资金而中、西部有剩余劳动力,有资金和劳动力就可以形成生产力,资金与劳动力不能完好结合是资源配置不合理,而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的关键,就是推进城市化。 农村人口进城,高收入人口增加不会提高工资成本,因为这是结构变化,不是人均工资上升,所以在中国推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不会导致丧失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朝向好的方面,但也有不少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需要许多大的战略举措。只要我们认清了经济运行的矛盾现实,就不会盲目乐观与悲观,也不会彷徨和犹豫,而是扎扎实实地去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 中国经济论文:关注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 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着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昭示着法律文明的进步,目此,有学者提出“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现代性”(注: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第56页。)。“现代”必然包孕着社会发展进程中一切先进的、发达的、开放的合理性特征。在这一前提之下,西方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必然成为在变革时期新生的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参照系,由此,“法律移植”、“法律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也随之高涨,但是,当这一思路演变成一种高昂的…… 一、关注经济法本土资源必要性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他们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经济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并非凭空产生,应来源于现实,又运用于实践,无论经济法这座大厦建构的如何高大雄伟,其根基应落足于社会现实,否则,割断了与历史、现实的联系,经济法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楼阁”。 首先,人类社会法律现实的多样化决定了任何一种模式的法律制度不可能具有“普适性”。法律现实即整个法律制度的确立,包括法律理论研究与立法、司法实践所赖以存在和运作的社会现实,包括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背景,还包括一国的地理、环境、人口状况等诸多要素。法律现实的多样性决定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差异性,涵盖了法律形式、法律运作、法律价值、法律精神等等的差异性,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实。而法律并非是脱离现实,孤立自在的本体,要立足于法律现实,同时也要对法律现实进行指导与规制。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均不可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具有“普适性”的真理,而实际上,“西方法律制度仅仅是通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一些特殊的调节与安排,这些制度只有放在这些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够理解并加以评价,而决非处于法律进化的高级阶段”(注:公丕祥:《法律现代化的现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因此,在借鉴他国的法制经验时,关注本国的法律现实,重视本土资源,有着特殊意义,经济法也不例外。 其次,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时期,传统民商法、行政法制度框架被不断突破并逐渐演变至最终独立的过程(注: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9页。),其产生有着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经历了上百年的渐进历史。而中国经济法产生于改革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法律制度与市场经济是同步发展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民商法也无法生成。因此,中国经济法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之不足而出现的,而是与民商法同时立法。中国经济法产生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与西方经济相比,中国经济法的基本品格应沿着变革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经济行为这一思路去塑造。这使得中国经济的动机与需求,功能与地位和西方经济法有不同之处,而简单的法律移植则难以顾及这些差异,因此,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必然要立足于中国的本土资源。 再次,经济法是一种具有显著“回应性”特征的法(注:刘普生:《论经济法的回应性》,《法商研究》1999年第2期,第23~28页。)。法作为上层建筑必然反映经济基础,而经济法更是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紧密相联,这种紧密度是其它法律部门无法比拟的,这种特性正是经济法“回应性”的体现。经济法作为国家调控经济之法,必然与经济同步发展,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变动反映更为灵敏和迅速。每一新经济政策的出台,也会使经济法受到影响。对于这样一种具高度“回应性”的法,过分依赖发达国家的经济法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取的。 二、对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的反思 笔者认同一种观点,即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外发型的,是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注:杨耕:《传统与现代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哲学动态》1995年第10期,第3页。)。体现在法制建设上,则是一种“变法”式(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的;或者说“政府推进型”(注:蒋立山:《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特征分析》,《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第11页。)的法制现代化过程。而西方社会与法律的现代化过程则是一种“自发式”的,是经过几百年的逐渐积累与演变的渐进过程,那么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这一过程,移植西方的理论成果和立法模型可能是一种成本支付更少的途径。但是当这一思路演变成一种高昂的热情时,所导致的是对西方法律的“偶象化”或“神化”,急切与焦燥心理由此产生,“现代化”被偷换为“西方化”,企图通过“移植”和“西化”来尽快地实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法制建设的非理性由此产生,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也难脱此命运。 从80年代初的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地盘”之争,到经济法的独立,以及经济法各方面理论的百花齐放的局面,经济法理论经历了艰难而坎坷的历程。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经济法理论研究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经济法理论关注外来资源过多,而关注本土资源不足,重视东西方经济法的共性过多,而重视中国经济法个性不足。在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起步之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法理论已趋于成熟与完善,因此,借鉴 西方经济法理论研究之成果无疑是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必经之路,当然也无疑是一条捷径。况且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法理论所植根的“经济法现实”无疑是纷繁复杂的政府权力的硕大、民商法的缺位,市场基础的薄弱,这一切都与现代经济法原理相违背,这无疑成为学者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研究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在学者们的各种论著中看到的往往是对价值、本位、体系等宏观论题的青睐,而缺少对于中国经济法一些具体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经济法学者对于中国目前一些改革的热点问题,如电信业改革中的法律问题,四大商业银行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的法律等问题闭口不谈。此外,学者们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缺乏依据中国的本土资源潜心求证的精神,往往是“立法一出而应者云集”。例如,1993年公司法出台后,学者们纷纷从纯理论的角度宣扬西方公司制度的优点,幻想着国有企业向公司制转轨从而建立起类似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反观现实,企业对此却并不热心,改制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挂着“公司”的牌子,实行的却是老一套的运作模式。这种缺乏对本土资源进行“回应”的经济法理论恐怕只能成为空洞而虚幻的“空中楼阁”,难以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法制现代化的目标模式下,中国经济立法的速度之迅猛,数量之庞大,堪称中国立法史上的一次空前运动。中国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快速建构起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立法的激进论开始鼓噪西方国家就是现成的“样板”,立法的“拿来主义”由此产生,追求数量与规模的扩张成为时尚。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及全国人大《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成为中国经济立法的根本任务。七届人大于1992年通过的法律法规共16件,其中经济立法6件,国务院或批准的法规性文件84件,其中大部分为经济法规。1993年八届人大共通过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3件,其中经济法12件。八届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12月召开座谈会,确立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该规划共列入立法项目15件,其中列入第一类法37件。1994年八届人大又通过经济法律20件,至此,经济立法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蔚为壮观的景象。然而,法制现代化决不仅仅意味着引进西方法制经验,立几个法就能解决问题,若无视这个法律产生的社会需求、文化底蕴,而仅将其结果“移植”到异质社会中,法律必将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毫无实际效用(注:田有成、陈令华:《法治现代化的启动与传统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第11页。)。我国目前这种片面追求数量与规模的立法方式往往使经济法的本土性难有体现,故而导致经济法的“货不对路”,从而无法产生预期效益,实效性也无从体现,一部破产法在中国十多年的实施过程中的尴尬境地足以令人警醒。如此脱离中国社会现实土壤的经济立法往往沦为一种逻辑上的精品,抑或连逻辑精品都算不上。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立法一直表现为“早日建立市场经济”而进行的“应急性”立法,往往无法考虑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况且,许多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均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尚未经过成熟的市场考验,大多是援引或借鉴西方经济法律制度中的某些现成内容,难以在短时期与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现实条件相吻合。例如,中央银行通过降息来刺激消费增长是西方政府常用的经济杠杆,但中国在短短两年内,连续7次降息,消费仍然未被拉动,储蓄率仍然逐步攀升。究其根源则是由于我国储蓄存款中定期存款与目的性存款所占份额过大,这种存款结构决定了降息这种刺激消费的策略难以发挥作用。 三、中国经济法本土性要素分析 有学者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法难以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寻找到发展的土壤(注: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91页。),诚然,若无外来文明的冲击,我国的传统农业社会无法演绎出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但是,“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之中。”(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因此,我们应探究经济法的本土资源到底是什么?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异常丰富和复杂,但我们至少可析离出几种本土性要素,这些本土性要素正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之中。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这些本土性要素必然有其自身的转变规律,也必然要求在经济法发展过程中折射出它们转型轨迹。 地位特殊的政府。中国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政府几乎掌握着全部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是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首要组织者。无论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目前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被视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经济权力缺少限制与约束。而现代国家理论向我们昭示: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失灵现象。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事无巨细的管制,使市场主体难以拥有独立地位和形成独立意志,市场机制也无从产生。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的权力触角应从微观领域全面撤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法发展应以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为起点。如果说西方经济法是为控制市场失灵,弥补民商法缺陷,而赋于国家一定经济管理权的“管理者管理之法”,那么中国经济法则应是为控制政府缺陷,限制政府滥用经济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之“管理管理者之法”。 薄弱的市场基础。中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目标至今不过20余年历史,市场的不完善,不健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有痕迹难以消除。这种缺陷首先表现在微观基础不健全,我国的各类型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产权不明,权责不清的问题,历史包袱沉重,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因此,作为市场机制灵魂的竞争机制难于发挥作用。此外,由于行政垄断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歧视政策的存在,导致市场主体得不到准确的市场价值信号,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市场的发育不良现象,在法律上体现为民商 法难于发挥正常功能,而经济法所推崇的政府宏观调控也就缺乏作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西方经济法的产生是为市场失灵所修的一条“防护之堤”,那么中国经济法不仅要为市场经济“修堤”,还承担起“疏通水道”之责任,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法不应走一条“反民法”或“异民法”之路,而应为民法创造生存环境,与之相辅相成,共谋发展。 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历史上“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传统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主义精神”,中国人的逐利欲望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而这种欲望一旦在市场经济条件释放,便得到空前的膨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表现为权钱交易泛滥,竞争行为失范,伪劣产品横流。在中国市场发育不足与失灵现象同时存在,这样,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权威力量来控制这些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对于中国,这种力量只能来自拥有强大资源的政府,更何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调控中枢,放任竞争只会导致恶性竞争。因此,中国不能象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充分信任市场竞争力量,政府只进行有限调控。因此,中国经济法对政府经济权力进行限制,并不意味着让政府成为一个“无为”的政府,而更应关注将政府经济权力纳入合理与科学的轨道,并保障政府经济权力的充分行使。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有着丰富的本土资源,因此我们不应沉迷于对经济法理想状态的美好设计,移植西方经济法的理论与现实模型,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各异,并不存在可供拷贝的经济法样本,只有立足于本土资源,经济法的发展才能把握住社会前进的脉博。 中国经济论文: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法的创新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 键 词】经济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注:参见(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注:参见林毅夫著《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的观点。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民商法为目标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较之中国民商法,前者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国民商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基础上的罗马法和德国法理论体系;而中国经济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比如,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61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优秀,我们自己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对这种优秀的实际存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存疑虑。其实,放眼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对于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亨廷顿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矛盾冲突的过程,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性力量。为了维护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参与和调控,强制性制度变迁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权威。因为只有保持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实现经济制度的良性转变,而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繁荣和经济发展,都应当保持稳定的社会制度。其中,以调整政府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关系为己任的中国经济法,在维护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的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典型法律例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 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 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走出“锁定”状态:中国经济法创新的途径 初步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主要根源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在制度规范和理论资源方面的先占优势,以及由此使中国经济法采取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合而为一的综合法律调整模式(“纵横统一说”是其理论基础),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为主导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选择作用下,而陷入被动的“锁定”状态。应该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中国经济法以政府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制度模式初始选择,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经济法成为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这一“官方优势”,使中国经济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报酬递增和利益集团作用下,虽然它可以在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逐渐从民法中解放出来;但是经济法至今仍被锁定在行政法和经济政策的双重困扰状态之中。据此,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法从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锁定状态之摆脱出来的以下基本制度创新思路和途径: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 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假定经济法视为一个传统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兴法律部门,那么公法与私法兼容这一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在摆脱对传统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依赖”后,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一伟大的制度变迁进程中,深深扎根于丰富的中国本土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营养土壤”之中的中国经济法,比主要依赖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建立的中国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强大、更有效的制度创新动力。而且,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据着重要地位,坚持公有制、保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督调控、管理、参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不可少的职能,而中国经济法正是体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公法与私法、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经济法的建设应当成为重中之重的“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我们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论和实践资源进行“投资”,才能确保我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伟大的跨世纪法制建设工程。
经济管理学论文: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思考分析 摘要: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快,整体的发展态势良好,但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依然会受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重视农业经济管理学的合理运用,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该学科的稳定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经济管理的实际需求。基于此,本文就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展开论述。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因素;发展态势 新时期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学的合理使用,注重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为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确保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提高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处理效率。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应结合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应用状况,对其未来发展进行思考,从而制定出相关的发展举措,扩大该学科的实际应用范围。 一、确定发展方向,注重农业结构调整 结合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实际发展现状,可知其中存在着农业人口多、经营方式落后、机械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影响着良好农业形态的形成。同时,农业经济需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断缩小与国际间的距离。这些内容体现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缓解这种矛盾。因此,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中需要确定具体的发展方向,以科技为先导,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及相关要求,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整体的生产经营水平;提高对既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农产品可靠性,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及有效的调整措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满足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确定农业发展方向后,应给予更多的人力资源及先进技术支持,制定出完善的问题处理方案,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二、突出农业管理特色,实现农业生产多样化 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作用下,可以为农业经济活动开展给予专业指导,丰富其理论依据,实现农业生产中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有效结合。因此,需要提高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正确认识,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经济管理的实际需求。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十分突出,如何更好地实现农业、农村、农民间的相互依存,将农业推向集约化、城市化、现代化,使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 三、打造出专业能力突出的农业团队,保持良好的农业技术水平 促进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应确保专业团队综合素质良好性,在加强他们基本素质培养的同时也需要提升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满足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打造出专业能力突出的农业团队,通过他们实际作用的充分发挥,确保农业技术水平良好性,为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结合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概况,可知其学术队伍组成包括这些方面:一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接受传统农业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二是改革开放后接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教育理论的学者;三是当前形势下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针对这些不同的学者,在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过程中应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向他们阐述实际的发展现状,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丰富农业经济管理实践经验,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 四、重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地位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也需要注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重视市场需求变化,给农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确保现代农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性,增强农业供给质量可靠性;对农业的农业产业体系、经营体系等进行必要的优化,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不同地区农村发展,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重视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注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需要突出农业经济管理中绿色优质产品供给的重要地位,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将更多的绿色优质产品推向市场,提升这些绿色、无污染农产品的潜在价值,为人们生活质量提高提供保障,逐渐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理念,扩大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实际影响范围。 五、结束语 重视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提高该学科的实际利用效率,有利于扩大我国农业产业规模,增强农业经济管理有效性,确保农业经济管理能够达到时代的发展要求,增加国民经济收入的同时提升相关行业的整体生产水平,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因此,未来农业经济生产计划实施中,应提高对其管理学科发展的正确认识,并在相关措施的支持下加快其发展速度。 作者:谢淑红 单位:北京市双河农场财务部 经济管理学论文:林业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产生 1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战略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有所加重。在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引导下,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得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因此,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问题得到了各方人员的关注与重视。从各行业对能源的需求上来看,林产品以及木材的需求量逐年增加,林业生态建设以及林业产业发展将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之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必须从管理层面、社会层面、生态层面、环境层面、政策层面,以及理论层面等多个角度入手,在满足社会各行业领域对林产品以及木材需求的同时,与国家生态安全对林业生态环境的要求相吻合,从而构建一个系统化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体系。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中,必须将优势学科充分凸显出来,使本学科建设能够体现世界范围内相关专业的前沿成果与水平。同时,在学科研究中,需要与社会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实际需求相契合,使本学科能够在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相关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 2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目标 传统的林业发展强调实现林业生态的平衡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林业发展则将重心放在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存之上,这一改变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发展中客观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得以发展的基本框架。在这一理念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目标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需要以我国现阶段的林业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托,在管理学理论以及经济学知识的引导下,将国内外有关林业经济的研究成果以及前沿水平吸收起来,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建设奠定基础,同时面向本专业学科研究服务。二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必须全面结合信息化技术与计算机系统,构建以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为核心的数据库中心,为林业经济管理科研活动以及理论研究提供真实、全面、可靠的数据支持,促进林业经济管理研究科学性水平的提高。三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重视现代化计算机技术以及先进数学工具的综合应用,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自传统的定性分析转变为定量分析,同时将分析模式自规范性转变为实证性模式,从而为现代经济管理学科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四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研究发展中必须鼓励并支持研究人员深入林业产业发展的基层,通过基层调查研究的方式,使本学科研究人员掌握林业生产部门当前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将生产需求与科研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为林业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五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重视与国外林业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在结合我国发展动态与趋势的前提下,吸收国外有关林业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成果,使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内容更加完善。 3结语 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林业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之下,现代林业建设为林业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背景之下,研究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产生根源,找准本学科的发展战略与方向,已成为构建新时期林业经济理论体系的重中之重。本文围绕林业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问题展开探讨,希望能够引起各方重视与关注。 作者:梁邁 单位:桐梓县新站镇林业站 经济管理学论文: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论文 1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是必然趋势 1.1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 现代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实现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从我国的发展阶段来看,目前已经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在我国的一、二、三次产业中,农业是最薄弱的环节。只有加强农业这个薄弱环节,才能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保证国民经济能够健康、持续地向前推进;只有发展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只有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才能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实现。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将实现大地园林化、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良种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和农村工业化。农作物有各自的生长时间,生长的环境也不同,利用现代化技术,将农作物的“时间差”、“空间差”进行科学搭配和组合,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逐步形成高产高效优质的生产模式。集约化、工厂化生产为基础,建设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生态环境,将种植业、养殖业、环境绿化及商贸、观光旅游进行科学规划,形成产业链,倡导“都市农业”。 1.2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招生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在专业设置上从农业经济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向大经济管理类专业扩展,学科发展的竞争对手,已经从农业院校扩大到综合院校。从承担各种科学研究任务和学科创新任务,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服务的对象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和传统的弱势产业,课题来源少,经费支持水平低,因此服务的力度和水平也低。从教学科研条件和基础设施改善看,虽然本学科和其它学科一样,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但常常被看成是软学科因此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与其它学科的差距日益拉大。因此一定要加快发展,要抓学科建设和创新。在市场经济下,学科设置应当面向市场,人才的培养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加强学科建设,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要有自己本学科的特色,又要有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内容。各种评估和财政的支持更加剧了市场的竞争,哪个学科通过了国家的评估,就会获得国家的资金的支持,在同行业之间,学术地位和学科优势是参与竞争的法宝。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1.3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依赖于人才的培养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与发展,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要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学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实际应用,微观管理与农业教育等具体工作。因此,农业基础知识和经济理论的学习是所有学习的基础,农业技术的学习是学以致用的根本。“三农”问题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实际工作当中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学生只有通过参加农业生产实践和农业科学研究,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归根结底是人才的培养。培养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在课程设置上要注重文理渗透,多学科综合与交叉,强化综合化和通俗化教育,拓宽专业口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不断进行专业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构建适应时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2结束语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农业的产业化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大有用武之地。因此,为适应时展要求和促进现代农林经济发展,必须抓好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创新。 作者:王晓丽 单位:长春科技学院 经济管理学论文:经济管理学科中心创建途径 一、对经济管理学科实验室建设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与管理学科高等教育一直沿用“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搞教学,“一支笔,一张纸”搞科研的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与经济管理学科面对的国际大趋势和国内大环境是不相符的。在人才培养方面,必须适应信息化和国际化要求,具有综合能力强和富有创新欲望的基本素质。仅靠传统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通过专业实验室建设,以信息技术为平台,专业化软件为工具,为经济管理专业教育融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思维,解决经济管理学科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实践证明,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不仅仅是普通的计算机机房和网络中心,更是学院各专业理论与实践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是科学研究和信息化人才培养的基地。实验室应具备面向学院各专业提供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所需要的各种环境和条件。 归纳起来,建设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有以下5个目的:(1)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源于人的创造力,而创造力需要创新教育来开发,离不开实践活动,只有源于实践又转化到实践中的创新活动才有意义,专业实验室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供了条件。(2)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理论知识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通过动手实验,能比较熟练的分析、处理本专业领域中的实际问题。(3)提高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管理企业的能力。通过专业实验,让学生掌握应用一种或几种本专业领域的通用软件,熟悉经济领域的生产、财务、行政或者人事、档案、物资等方面的管理工作。(4)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能力。通过参加教学实验,使用已知的理论和技术学会从实验中获取新知识、探求和学习新的技术。(5)有利于专业的发展。经济管理的相关专业均存在提高信息化程度的问题,新的课程建设需要设计与专业紧密结合的实验。 二、我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室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中心,是在原管理学院管理综合实验室和原财经学院文科实验室的基础上于2005年初在经济管理学院组建成立。 1.现有实验室硬件环境 有服务器:4台,保护服务器:4台,51英寸背投:2台,电脑:152台,交换机:5台,空调、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电脑桌和耗材等辅助设备若干。 2.现有实验室软件环境 Windows操作系统。应用软件:Premiere6.5、Acrobat5.0、Photoshop7.0.1、ACDSee5.0、CorelDRAW10、FlashSaver、Authorware6.5、DreamweaverMX2004、FireworksMX2004、FlashMX2004、VisualBasic6.0、VisualC++6.0、Freehandmxa、MediaPlayerClassic、Office2003、SQLServer2000、Visio2002、VisualInterDev6.0、Msnmessenger6.0、Realoneplayer、Ul-traEdit9.2+、奥派、诺思、用友、TMT、Java等。 3.实验室运行情况 已开设电子商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诺思物流信息管理、会计电算化、网络营销、证券与期货投资操作实务、单证制作与报关等20余门课。有实验室管理人员6人。 4.实验室建设和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校经济管理实验室建设与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同类实验室相比,起步晚投资不足。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实验于2002年建成,我校管理综合实验室2000年建成,电子商务实验室2004年建成投入使用。硬件和软件投资严重不足,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实验中心被列入211工程建设项目,经费投入上千万,而我校文科综合实验室建成投资60余万元,整个西科大经济管理实验室建设经费投入不足两百万元。尤其是专业软件投资不足。例如教师在上《企业生产与运作管理》时,在讲到物料需求计划(MRP)、企业资源计划(ERP)、供应链管理(SCM),由于没有相应的软件做模拟实验,学生很难理解。教师在上《证券投资分析》时,没有证券分析软件和证券交易模拟系统让学生做实验,很难达到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目标。此外,实验室人员配备不足,教师对部分软件使用不熟练。 三、我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中心实验室功能设计 在专业实验室建设的类型和定位上,科研型、教学科研型和开发应用型是几种主要的类型。我校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建设宜定位在教学科研型。立足点放在“面向教学”和“提供科研支援”上,努力为提高教学质量创造条件,既面向本科教育,又面向研究生教育,同时为教师科研提供条件和服务。为满足我校经济管理不同专业的需求,来划分相应的专业功能实验室。 1.管理信息系统实验室 进行面向企业和政府信息化方面的MIS模拟和MIS分析设计开发的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使学生学习掌握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和信息化的管理技术,为企业和政府培养复合型、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并配合国家和地区信息化发展战略进行人才培训、技术咨询和项目开发。 2.统计预测和决策实验室 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构造方面的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实验室应具备完整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案设计、图表再现等功能,满足统计分析、预决策等方面的实验和研究的需要,培养学生应用预决策理论和计算机技术,分析经济问题和解释经济规律的素质和能力。 3.电子商务实验室 进行电子商务、现代营销技术和现代商业企业管理方面的教学实验和科学研究,提供Internet、EDI技术的商务组织、运作和管理等方面的实验和研究的需要。学生可以在模拟的开放平台上模拟电子商务中的诸多环节,包括B2B和B2C的交易、CA认证、网上结算、物流配送等实际运作过程,并学习掌握和维护网络企业的相关技术,培养学生在全球化的网络环境下从事商贸工作的能力。 4.国际贸易与金融实验室 进行国际贸易模拟实习,如单证制作与报关、对外贸易实务和国际支付与结算的实验教学与科研。进行金融工具、投资项目评估分析以及网络银行方面的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满足应用金融工具进行技术分析,实施模拟证券(期货)交易和符合国际标准的项目评估分析等方面的实验及研究的需要。培养学生系统地认识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及金融风险、了解经营管理的理念、掌握金融投资技能和投资技术分析方法,配合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政策开展金融工具及衍生金融工具的科学研究。 5.会计电算化实验室 为会计专业的学生提供基础会计、中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等教学实验,具体包括帐务处理、报表处理、财务分析、成本核算的实验等,使学生掌握会计信息管理的实际流程和操作。学生通过对企、事业单位目前使用的财务软件和信息系统的实际动手操作,了解和掌握相关技术,具备今后参加实际工作的能力。上列各专业功能实验室并不分属于学院相应的系或者专业,每个专业在不同的教学实践阶段使用相应的功能实验室,从而在整个教学实践环节组合中使用这些实验室的功能,以达到完成本专业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的目的。例如,会计专业的学生将在电子商务实验室学习Internet和电子交易的知识,在会计电算化实验室实践掌握本专业的大部分理论和技能,在金融(证券)实验室了解网络银行和网上支付的原理和系统。由此,该专业的学生就可以完成本专业领域涉及的所有教学实践的学习和训练。 四、我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中心的环境建设 1、实验室的硬件平台建设 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具有其特殊性。虽然不像理工类实验室的设备昂贵、种类繁多、操作管理复杂,但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却要面对不同的专业,适应培养经济管理类各种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并满足学科的科研及教学的需要。因此实验室的硬件环境必须具备较高的水平,要求尽可能采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并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可扩充性,以适应不同专业的业务需求和技术的发展。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的硬件平台建设必须集中规划、集中投资和统一布局,合理配置实验室的资源和实验场所。根据我校经济管理设立的会计、金融、经济、外贸、管理等各专业的发展趋势和专业特色,使实验室具有一专多能、灵活使用的功能。能充分满足一般的管理、经济、财经类应用软件的安装运行,以及各专业计算机和信息化课程的基础训练。 2、实验室的软件建设 经济管理专业实验软件配置包含基础平台和专业平台二部分。基础平台对各专业实验室完全相同的,主要安装有Windows操作系统、文字处理系统、中文办公系统、数据库开发工具如PowerBuilder5.0,微软企业级网络及管理平台等。而对于专业平台的软件系统,目前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中所安装的软件千差万别,并无系统性,也缺乏规范。但是可以对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的专业软件的基本模块作如下分类:实验室安装的软件基本上可分为实验性、实证性及实践性三个软件模块:实验性软件:将经济管理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基本公式通过计算机软件的处理用语言、图形等形式再现。例如微观经济学课程,可以在实验室通过采用MathSoft公司推出的Mathcad这一交互式数值系统用计算机再现需求弹性、供给弹性变化引起的蛛网膜型的连锁变化。学生只要移动鼠标、改变需求曲线弹性或供给曲线弹性,蛛网模型会立即产生连锁变化,使学生了解相关的原理。实证性软件:采用常见的统计分析软件如Excel、TSP、Eviews、SPSS、SAS等进行实证分析。面向社会,为政府、企业提供决策参考的重要手段。例如SPSS,即“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将数据整理、分析过程、结果输出等功能组合于一身,在经济学、管理学、农业、商业、金融等各个领域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实践性软件:在经济管理领域使用比较广泛要求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学习掌握这些软件,有利于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将来的工作。实践性软件主要有办公类软件如办公自动化系统,管理类软件如MIS、MRP、ERP、CRM、SCM、HRM、KM软件等,业务类软件如财务软件、固定资产管理软件、商业POS/BMIS系统、银行EFT/POS系统、保险业务软件以及进出口贸易软件等。 从对学生实验要求的难易程度,还可以将实验具体分为验证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等三种类型。验证性实验要求学生通过实验来验证课堂教过的内容。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应用指定的已经学过的知识完成对某一个具体应用需求的设计。综合性实验则要求学生灵活应用所学课程的知识内容,解决一个较复杂的实际应用问题。因此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的实验软件建设应该注意到上述对学生实验的难度要求。专业软件平台需要的教学应用软件是至关重要的。应用软件的开发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财力和时间的投入,而实验室的使用却是急迫的。因此,在实验室的建设初期,一般以购买现成的应用软件为主。西南科技大学实行中央、四川省和绵阳市共建,由四川省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学校是教育部确定的中国西部重点建设的14所高校之一。目前,我校经济管理类在校学生近4000人,因此,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建设,应该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支持,从国家、省市政府争取财政专项拨款,争取四川长虹,中国物理工程研究院等董事单位项目合作经费投入。此外,学校从每年的教学、科研经费中追加对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建设的投入。通过谋求政府、社会和企业的支持,进行专业实验室建设,走与社会、与市场结合的路,把实验教学放在整个教学环节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确立实验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而推进实验室建设向纵深发展。 经济管理学论文:当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分析 1建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必要性 1.1建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是煤炭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济全球化和管理现代化,以及煤炭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必将促成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发生深刻的变革。社会的进步,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向经济管理学科的渗透,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认知。根据经济发展和现代管理的理念变革,研究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现象及其运作规律,客观要求建构相应的跨学科的理论体系———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 1.2建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是现代煤炭经济管理自身发展的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学科的发展一直滞后于现代煤炭经济的发展。而现代煤炭经济及其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相关理论的支持,客观上要求建构起以现代经济、现代管理和现代煤炭产业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现象及其规律,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1.3建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是培养复合型现代煤炭经济管理人才的要求 现代社会对各类人才的要求逾趋高端,现代煤炭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也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现代煤炭经济管理人才不仅要具有扎实的经济管理学专业基础知识,还要具有综合分析和理论研究的能力,需要有国际经济、国际化经营,以及管理学和经济学等相应的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其生命力在于通过学科交叉实现煤炭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为复合型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研究人才的培养提供系统而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提高现代煤炭经济管理人才的综合素质,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及其体系建设提供恒久的智力支持。 2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 2.1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特征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以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现象及其运作规律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索现代煤炭经济运作管理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期通过实施有效的管理,实现现代煤炭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企业效益最大化。其基本特征表现在:(1)跨学科性。这是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突出特点,主要指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是横跨多门学科,融合多门学科而形成的新型学科。(2)综合创新性。即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彰显出独特的综合创新性,将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融合到现代煤炭这一特定的产业中,形成自身学科的特点。(3)相对独立性。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作为不同学科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产物,并不是消极被动地依赖于原有的母体学科,而有其自身的体系结构。(4)应用实践性。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着力分析现代煤炭经济管理活动,探求现代煤炭经济运行、管理与发展的规律。 2.2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是现代煤炭经济学与现代煤炭管理学相交叉的一个分支和交叉学科。社会科学在总体上是分别以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以现代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管理学是以现代社会管理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是以现代煤炭经济和管理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煤炭经济管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其要素包括煤炭经济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管理手段、管理目的等。煤炭经济管理的基本内容在于规划和协调煤炭经济的行为,以达到预期的管理目的。 2.3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体系构想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开放的宏大体系,应当涵盖总论、运行论(主体论、客体论、主客体相互作用论)和效能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总论是本学科的理论基石,包括煤炭经济管理总论和煤炭经济管理现代化。可以涵盖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本体论、发展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即概念、研究对象、性质、体系、意义和方法、与相关学科的关联关系及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趋势等。第二部分运行论则涵盖主体论、客体论和主客体相互作用论。主体论研究管理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作用。客体论研究管理客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作用。主客体相互作用论研究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结合运作进程。第三部分效能论研究煤炭经济效益的考核和煤炭经济管理效益的综合评价。 2.4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研究任务和方法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的运作和发展规律,通过认知和把握煤炭经济管理运作规律,对现代煤炭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现代煤炭企业的效益最大化,促进现代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应以矛盾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科学抽象法、比较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等为主要方法。每个层面各有其特点,因此应区分不同层面,采取不同的、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煤炭经济管理现象的层面,主要是通过市场调查研究对相关现象进行分析,对现代煤炭经济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类比和归纳,对煤炭经济现象的数据变化进行对比分析。进入实体层面,研究的方法可以实证分析为主,重点要对现代煤炭经济管理领域内的问题进行解析。而在本质层面,则以定量定性分析为主,找出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总结现代煤炭经济管理活动的规律。也可以综合运用上述各种方法,研究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的一般现象及其运作规律。 3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探索 3.1以人为本,构建学术科研队伍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首先离不开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目前,国内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领域比较分散,在知识的相互贯通、相互融合和相互借鉴方面还有待改进。因此,必须有意识、有步骤、分层次地培养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术科研队伍,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着力培养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领军人物,是学科建设上水平、出成果的关键所在。不仅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和广博的知识面,还要具有创新精神、健康人格、宽广胸怀和团队意识,同时还须具备一定的沟通、组织、协调能力和系统创新能力,以及关注前沿学科的敏锐力和洞察力。要培养和积极引进一批素质好、业务精、能力强和学历高的专业人才,充实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队伍,鼓励和支持青年科研人员获取高学位和高级职称,以稳定学科研究队伍,提高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水平,优化学科队伍的学历层次和学术结构,以期建构起具有合理知识结构的煤炭经济管理学术研究队伍。 3.2与时俱进,全面完善学科体系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还可以设置二级学科:现代煤炭产业经济学、现代煤炭经营管理学和现代煤炭贸易经济学。(1)现代煤炭产业经济学主要阐释现代煤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现代煤炭经济基础理论。(2)现代煤炭经营管理学主要阐释现代煤炭经营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从宏观方面研究现代煤炭的产业信息化,产业经营管理,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化推进战略,产业可持续发展,产业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分析,现代煤炭特色经济,现代煤炭企业文化等;从微观方面研究现代煤炭项目投资、风险控制、成本控制、生产标准、营销策略、品牌战略、人力开发、科技进步和市场结构等。(3)现代煤炭贸易经济学主要研究现代煤炭贸易学史论,世界现代煤炭营销概论,现代煤炭贸易经营管理,国内现代煤炭贸易,现代煤炭对外贸易和国际煤炭贸易现代化等。 3.3锐意创新,着力培养高端人才 建立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现代化的复合型高端人才。目前,我国的现代煤炭产业仍然面临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现代煤炭生产经营已由单一注重产能向产能和效益并重的方向发展,现代煤炭经济管理显现出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传统煤炭产业与现代煤炭发展矛盾突出,务必要依靠科技进步,重视和加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开发人力资源,提高现代煤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实现我国现代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客观形势要求,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必须紧密关注学科发展方向,为其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通过立足理论,按照择重、择需、择优的原则,增加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煤炭国际贸易知识和现代煤炭企业管理知识,构筑起经、管、法多学科凝结的学科平台,培养煤炭经济管理现代化高端人才。 3.4加大投入,夯实学科基础建设 学科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建构高水平研究的平台,丰富的图书资料,方便快捷的信息交流渠道等。这是培养学科研究人才、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保证,也是吸纳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能否夯实学科基础建设,乃是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加快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必须多渠道争取科研项目的支持,改善科研设施条件,可以以中国矿业大学为核心,建构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基地。必要时可以申报省部级和国家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申请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为尽快建构起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学科体系助力。 经济管理学论文: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摘要我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对农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改进了耕种方式等基础操作,管理模式也在不断进步。为了跟上新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的脚步,应该坚定不移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作为目标,转变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将农业经济管理与农业教育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农业结构;农业生产 自古以来农业就是我国经济的发展支柱,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工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效化,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了工业推动农业发展、城市经济带动农村的新型经济模式。在这种新的模式下,应不断开拓创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缩小城乡差距,把农业生产科技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落到实处,以先富带动后富,全面建成现代化、富强文明的中国。近几年来,我国的科研成果不断革新,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越来越多的新知识新思维源源不断地涌入农业生产中,原有的农业生产模式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背景,所以应不断创新农业经济管理方式,推动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 1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发展现状 1.1缺乏科学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 对于我国目前的农业形式来说,农业的经济管理模式正在从传统的模式,向新式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都是通过自己摸索,没有国外规范化的先进管理模式,所以经济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农业经济管理和基本经济之间还没有协调发展。 1.2农业经济管理不受重视 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对农业经济管理了解透彻的人并不多,根本不能真正意识到落实经济化管理的实际意义,导致了许多基层经理管理人员在贯彻落实农业经济管理的时候,不能做到真正的尽心尽力,也无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新思想,也不能透彻地学习党和国家提出的相关法律法规。 1.3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与素质较低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农业经济管理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要求极高。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许多相关的从业者并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在管理过程中也就无法真正起到带头和指导作用[1]。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从而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速度。 1.4经济管理信息化不足 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化越来越成为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辅助力量,在生活中的许多地方也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化在减少工作时间的同时,又能有效减少工作量,因此需要将信息化和农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交易时,减轻负担,提升农民收益,为农民共享农业信息提供合适的平台,促使农业快速发展。 2农业经济管理的作用 2.1调整农业结构 我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基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量也比较庞大,这就造成了人均农业资源较少的现象,又不具备完善的管理体制和稳固的生产基础,农产品产出量小,农业生产单位时间长等弊端也开始逐渐展现出来。与此同时,农业的发展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不断引进新型的农业设备,就更加加剧了现代化农业生产与过去的小农思想之间的矛盾,使农业两极分化严重[2]。因此,需要不断的开发新技术,引进新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稳步前进。与此同时还要不断的培养新型技术人才,将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分配到农业生产中,实现农业现代化。 2.2实现农业生产 在全新的农业生产管理理念中,把经济学、管理学注入到农业管理中去,让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将农业生产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不断深入探究改革,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不断开拓进取、努力创新。以全新的科学技术理念带动农业经济管理向前发展,促进农业多元化。 2.3促进学科进步发展 21世纪以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一直如影随形,从来都不是单独发展的,想要取得某一领域的重大突破,就必须结合其他的知识一起发展将各种各样的学科融为一体,互相促进互相辅助,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农业经济管理集经济学和管理学二者的优点,既有经济学的缜密,又有管理学的人性化思维,在其后的长期发展中具有极大的优势[3]。应该立足于实践,把二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全面推动经济管理一体化发展。 3农业经济管理的优化策略 3.1建立健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 想要推进农业的高速发展,就需要不断完善农业经济管理的体系,在现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要不断努力,将农业经济管理的新模式推上一个新台阶,从而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坚持党和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绿色农业、节能农业的快速进步,完成我国农业生产由过去的小农经济到现在的市场化经济的体制转变。 3.2促进管理理念的转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想要促进农业转型和快速发展,就必须将全新的管理思维应用到农业中去,有关的从业者应该对农业经济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产品的生产、销售到分配的每一个阶段都严格把控,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推进农产品的升级转型和创新发展,让农产品不但是农民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需品。 3.3加强经济管理队伍建设 在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人。想要全面提升农业管理的质量,就必须对从业者进行专业化培训,从而提升他们的责任意识和专业水平。其一,要把有关的从业者培训工作做到实处,增加知识涉猎面,为以后的农业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为我国农村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其二,在已入职的员工身上,制定相应的考核制度,对他们的专业素养、责任意识和政治方向的把控进行审查,不符合要求的要及时淘汰,对于较为优秀的,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从而激励工作人员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为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结语 我国是农业大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方式已不适用于新时期下的形式,当前对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要求主要是促进学科之间相互发展、调整当前的农业结构、注重团队精神,提高科研水平。未来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趋势为以政策研究辅助农业经济研究、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中,逐渐使农业经济管理走向国家化。 作者:张雪莹 单位:沈阳市法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济管理学论文: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摘要: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快,整体的发展态势良好,但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依然会受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重视农业经济管理学的合理运用,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该学科的稳定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经济管理的实际需求。基于此,本文就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展开论述。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因素;发展态势 新时期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学的合理使用,注重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为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确保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提高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处理效率。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应结合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应用状况,对其未来发展进行思考,从而制定出相关的发展举措,扩大该学科的实际应用范围。 一、确定发展方向,注重农业结构调整 结合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实际发展现状,可知其中存在着农业人口多、经营方式落后、机械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影响着良好农业形态的形成。同时,农业经济需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断缩小与国际间的距离。这些内容体现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缓解这种矛盾。因此,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中需要确定具体的发展方向,以科技为先导,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及相关要求,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整体的生产经营水平;提高对既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农产品可靠性,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及有效的调整措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满足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确定农业发展方向后,应给予更多的人力资源及先进技术支持,制定出完善的问题处理方案,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二、突出农业管理特色,实现农业生产多样化 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作用下,可以为农业经济活动开展给予专业指导,丰富其理论依据,实现农业生产中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有效结合。因此,需要提高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正确认识,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经济管理的实际需求。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十分突出,如何更好地实现农业、农村、农民间的相互依存,将农业推向集约化、城市化、现代化,使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 三、打造出专业能力突出的农业团队,保持良好的农业技术水平 促进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应确保专业团队综合素质良好性,在加强他们基本素质培养的同时也需要提升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满足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打造出专业能力突出的农业团队,通过他们实际作用的充分发挥,确保农业技术水平良好性,为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结合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概况,可知其学术队伍组成包括这些方面:一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接受传统农业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二是改革开放后接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教育理论的学者;三是当前形势下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针对这些不同的学者,在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过程中应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向他们阐述实际的发展现状,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丰富农业经济管理实践经验,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 四、重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地位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也需要注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重视市场需求变化,给农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确保现代农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性,增强农业供给质量可靠性;对农业的农业产业体系、经营体系等进行必要的优化,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不同地区农村发展,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重视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注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需要突出农业经济管理中绿色优质产品供给的重要地位,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将更多的绿色优质产品推向市场,提升这些绿色、无污染农产品的潜在价值,为人们生活质量提高提供保障,逐渐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理念,扩大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实际影响范围。 五、结束语 重视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提高该学科的实际利用效率,有利于扩大我国农业产业规模,增强农业经济管理有效性,确保农业经济管理能够达到时代的发展要求,增加国民经济收入的同时提升相关行业的整体生产水平,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因此,未来农业经济生产计划实施中,应提高对其管理学科发展的正确认识,并在相关措施的支持下加快其发展速度。 作者:谢淑红 单位:北京市(甘南)双河农场财务部 经济管理学论文:经济管理专业管理学课堂教学分析 摘要:受西方影响,课堂教学已不单单是老师“授”、学生“受”的形式,而是开始以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领域研究成果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改革,打破传统教学思维,摒弃传统教学方式弊端,为开展互动教学模式提供优质理论基础与实践环境。 关键词:管理学;课堂教学;互动教学 管理学在所有管理相关课程中属于入门的课程,其中所包含的管理学知识与内容对后续管理学知识的学习奠定了基础,起到指引性和推动性作用。因此,进行管理学教学改革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我们不仅要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统一,更要实现实践教学与互动教学的统一。 1管理学课堂教学现状 管理学学科属于文科性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断传授枯燥的理论知识令学生产生枯燥、厌倦、抗拒的心理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将理论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而忽视了实践对于学生的思维启发与引导作用。 1.1教学方式与手段单一化 绝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进行方式方法的创新,教学提纲设计通常是将教学内容理论进行口授与板书的形式呈现,教师在最初自身学习过程中就是以被动学习为主,最终同样会以这种方式传授给学生,而学生只能以有限的刻板记忆、上课笔记进行记录,长此以往学生就容易形成思维惰性,很难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 1.2重理论轻实践 管理学本身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但通常教师因为职业限制得到的实践经验较少,即使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教学案例也无法完全融会贯通地穿插到理论教学中去。缺乏实际分析及实践考察的纯理论知识更难将其运用至现实生活与工作中,学生仅凭理论知识的学习也难以培养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3成果考核机制单一 中国的教育方式弊端众所周知,“高考热”现象也由来已久,通过卷面考试来检查学生对知识的学习情况成为了考核的必要手段,暂且不论卷面考核对知识面考察的局限性,单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而言,卷面考核能否做到真正“公平”,证明考生日常的学习态度还是一个未知数。社会上各种考试培训机构由此诞生,为考生总结传授考试“经验”,让其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卷面考核。 2互动式教学方式的必要性 在普遍意识到传统式教学短板后,互动式教学方法开始兴起,最初的互动式教学只是教师的个人行为,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适性,但随着对教学模式系统性研究的深入,建立在社会学、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互动式教学方式开始普及。 2.1教学模式的主体转换 互动教学模式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教学模式的主体由教师转换为了学生。互动教学旨在通过启发式教育激发学生自主性思考的能力,培养学生在将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举一反三”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在“接受—思考—反馈”的学习机制中,这一过程的结果并不是终结,学生作为活动主体让教学过程呈现出了可持续性、可建构性、可发展性的特点,完全打破以往传统教学中教师向学生简单灌输的模式。 2.2教学方式的多元化发展 传统教学模式下信息基本呈单向、线型传播,而互动教学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实现了信息的互动传播,传播主体双方以教学过程为平台建立了一个可进行知识、情感、精神实时交流和互动的活动机制。 2.3理论与实践并重 管理学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缺一不可,互动教学模式的情景下,教师通过更丰富的教学案例甚至是带领学生亲自参与实践,激发学生产生学习的积极性,相应的,学生强烈的知识汲取反应也能激发教师的教学兴趣与成就感,从而更为投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效果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自是不言而喻。知识的融合和信息流的碰撞更容易生成认知和思维灵性的火花,促使这些知识和信息更快融合和被吸收。教学模式改革中,理论、实践、实验、科研———“四位一体”的教学方式被推崇,其实现了对课堂教学的优化设计,明确了教学的目的和方向,丰富了教学的内容与方式方法,为管理学课堂质量的提升助益极大。将互动教学模式进一步推广有助于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为知识的传播和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平台、奠定了基础,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助力学生、教师双方能力增长,传统教学方式固然有其优势,但我们更应该运用科学手段和方法打破教育壁垒,让学生更为全面地发展。 作者:彭晓辉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论文: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 1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主要特点 1.1工业经济与农产经济之间的变化。先是以最为传统的农业发展促进更为先进的工业发展。为使产业经济能够协调稳定发展,缩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我国需要更为重视农业经济各方面的控制,更加迅速的向前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得到稳固增长,来使国业经济弥补农业经济带来的损失。日前我国的工业事业正在迅速的进行当中,而且各个城市都能运用工业技术来完成以前农业带给我们的利益,日前我们正处理工业技术的起步阶段。 1.2土地流转模式。我国的经济基本上到了以工业经济促进农业经济、以城市促进农村的发展,正在迅速的发燕尾服中,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事业极为重要的时间。我国人民为了尽快融入到新的发展当中来,在土地流转模式中不断的发现新想法。我国重要人物领导集体建设农村土地“保权分利”;另一人提议集体建设农村土地“转权让利”,更有其它学者从城市中到农村土地出发的观点中,建议城市中包含农村土地集合流转这三种不同的模式。我国有许多学者通过修改意见提出很多为农村保障更多的福利,增快农村与城市土地集体工作,集体生产。谢茹建议从农村土地在使用上可以看出在市场方面最重要的是出让、出种、和拍卖等流转模式,从农村土地在使用上可以看下极市场主要有转让、转包等不同的模式,土地使用权中流转的最常见模式为土地入股和抵押。邓大才提议对不同经济发展的城市与乡村应该实行不同方式的土地流转模式,在经济发达城市非农业种类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地方使用股份合作经营模式、承包土地资本化模式、承包土地证券化模式;在经济条件不好,甚至贫穷的地方使用承包土地反租倒包模式、团体租赁经营模式、托管经营模式。另外,其它学者使农村土地流转划分成分散流转和集中连片流转,出租、转包、转让、拍卖和抵押在包含在前者,后者其中则有经营权股份合作制、“两田制”、“反租倒包”。我们国家经过了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来完成城市化的改造,不但使得城市在各方面发燕尾服的更快,而且显得城乡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国家福利,教育上,城乡都显得及为落后。目前我国各城市都提倡以城市扶持农村来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得到稳固向前的发展动向,使得方方面面得到更均衡的发展走向。我国也因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策略。城市与农业经济正在以分化结构向统一方向发展,这一发展使得农村的经济以及更方面的生产因素都能在很大程序上的提高,而且在一定因素上使得农村经济管理学科更好的发展,更高效的提升了农业经济各方面的生产之来带来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前进。 2创新农村财务管理 2.1农村在经济上不断的发展,集体在经济上的实力不断扩大。近几年,农村在经济方面不断稳定的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也在不断的完整,经济迅速的发展着,不论是在生产能力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大大的得到了提高,经济整体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农村福利,生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与城市越来越近,不再像原来有着巨大的差距。 2.2因为农村相比来说较为落后,所以在财务方面的管理知识储备还是比较低的,与农村现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不匹配。由于种种原因,农村财务在会计上的管理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经济计划的因素,很大的影响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给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约束着农村经济发展,几年来,经过研究表明,监督形式和监督办法是我国农村财务管理上最为欠缺的,也是我们急需要提高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主的不断推进,各农村在财务管理方面较弱实行了系统的改革,但是因为各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得农村在财务方面的管理上还是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 2.3农村法律意识欠缺,阻碍农村财务制度的进步。农村在集体组织经济中不完整,主要工作很难进行下去,农村产权信息混乱,资产大量向外转移,不管是民法还是其它法律,对农村都是属于经济范畴,不管是属于个人还是集体,都缺乏具体的法律制度、具体的规章,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在农村极其不受重视,导致财务管理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平时的工作中,许多农村领导法律观念知识不多,不懂得运用规章制度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只会空口来决定某一件事情,以为管理就是随意的支配,随意更改,对个人财产及集体财产都没有所属的关系,干部和领导的职能也经常在工作中轻意的任职,这更加把农村财会人员变得不规范。 3集体经济组织得到发展 3.1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善实施。起初较为完善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在实行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欠发达地区通常随着集体土地被收,这些“农村”不再是以前的农村,现在农业经济不再是主要的生产来源,多数学是转变为工商业。所以,在制度的改革中,经济组织的产权由社区股份制变为股份制,把集体变为企业,进行商业化的登记。很大一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成变为股份合作制。这其实没有很大的地位在法律上,但在现代农村,是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土地的代表,不仅各组织成员在其中得到了应有的关系,而且在市场经济中也有了一定的地位保障,因此,有些地方由有关部门对股份合作社登记上报,使其得到合法的权益地位。但这其实还是一种不合乎常理、不合法的做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地方已经没有这种行政权力,这种做法也停止办理。 3.2壮大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议。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要从最基本上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壮大,最应该做的就是我们重新建立一套农村经济组织系统。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已是老制度改革的新方向,所以我们应加快运行速度,尽快完善这项任务,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壮大,我们的农村经济才能快速得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农村市场中极为重要的部门,不可缺少的,非常有必要加快发展来控制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组织中应使各体系得到更稳定的关系发展,专门为农村集体组织经济立法,构建新制度,新规章。农业经济管理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其中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以及数学、金融学、环境科学等多门学科。在研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进就能把这些学科都包含在内统一进行研究,研究农业经济管理学时应综合考虑,找出涉及到的重点、难点知识作为重要的部分来研究,在长期的经济管理实践中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从而能更好的在农业经济管理上得到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是一个繁琐而又复杂的进化。从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出发进行各方面的分析,要想在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上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多参考其它学者们的经济研究,并在不断的生产过程中得到实践的经验,从而为农业经济管理在发展中得到快速稳固的增长,促进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朴香玉 崔洙男 单位:珲春市农村经济管理站 珲春市板石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 经济管理学论文:外贸经营中的经济管理学论文 微观经济学理论在指导外贸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以上海美加净日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我司”) 在外贸实践中碰到的三个案例为例来加以验证,并通过把管理作为手段达成工作目标。 1 运用以供给与需求的市场力量克服企业经营危机 1994 年出口量最大的名牌 MAXAM 牙膏———这个从 1992 年中轻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回归时奄奄一息,经过我司两年精心调理后,逐步恢复元气的外贸支柱品牌,租赁给了合资企业经营,国内外市场一并归他们打理,我司留下的是一年才销售几十万美元的 SPEARMINT 品牌牙膏的市场,出口地区仅为中亚和东非。企业的经营状态随着中华品牌,这个国内销量第一位的品牌牙膏与美加净品牌牙膏一同租赁给合资企业而一落千丈,产能放空,主营业亏损,对销售造成逆向循环的压力,一方面成本的上升导致了价格的上升,而价格上升又进一步加剧需求的不足。当时公司提出的口号是要进行“第二次创业”。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我司认为首先要解决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造成的成本和费用的大幅上升。从供给需求均衡图可以看出,原需求 D1 向现需求 D2 移动,均衡点由 A 点移向 B 点,AQ1xAP1 -BQ2xBP2 构成了收益减少面积,因而出现了亏损。牙膏产品是快速消费的生活必需品,故总体需求价格弹性不大,但市场是由垄断竞争瓜分区域的,有市场势力的品牌是竞争的利器。品牌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一定强度的营销投入和长期的培育。以当时企业的资源在短期内是难以达成的。所以在管理上我司决定第一步通过先开启加工 OEM 的大门。OEM 业务是一种比较能够在较短的时间走向产能逐渐平衡的有效途径。虽然毛利较低,但需求价格弹性较大且对边际成本和效益的贡献还是不容小觑,也没市场费用。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理性人考虑边际量。通过协商和沟通,取得了各个部门的初步认同。在公司管理层的支持下,经过反复比较与筛选,决定将美国集团消费市场的团购投标业务作为主攻方向。该市场的特点是量大面广,难度系数与当时公司的产能条件比较匹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前期准备工作,逐步打开了局面,销量每年以两位数的幅度递增,我司的加工能力和水平也逐步跟上了国际水平,同时公司在 OEM 加工领域里的知名度也逐渐上升。到 2002 年,在外贸需求的带动下,公司经过不断的努力提升,通过了英国劳氏 HACCP审核及国际专业审核。成功地成为欧洲某著名超市的制定牙膏供应商,又经过两年的努力提升,通过世界 500 强日化巨头的专业审核,成为世界 500 强之一的牙膏巨头供应商,确立了 STP 服务品牌的概念。 2 运用消费者选择理论克服品牌危机 2001 年,合资企业在经营 MAXAM 品牌 8 年后,市场不断萎缩,销量大幅下降,面临退市的危机。我公司收回该品牌,外贸市场交给我司国贸部经营。我司经过全面分析发现,他们在经营过程中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随着成本的不断提高,不顾市场状况连年不断提价,片面追求高毛利,失去了大批的消费者。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们面临权衡舍去,但是某些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当一种物品价格下降时,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可以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由于低价格使消费者状况变好而引起的消费变动。替代效应是由于价格变动鼓励更多的消费变得便宜的物品而引起的消费变动。收入效应反应在无差异曲线由低到高的移动上,而替代效应表现为沿着一条无差异曲线而有不同斜率的点的移动上,见图 2。经研究,在管理上我司决定对美加净品牌采用通过技术优化的天然磨擦型牙膏配方替代传统的磷酸氢钙牙膏配方的策略,成本大幅下降。根据进一步的分析,我司得出我们主销市场的主力牙膏规格在 50 克左右。规格价格竞争力大为上升,并且重新对 MAXAM 品牌市场定位,再配以针对性的渠道终端营销措施,一举扭转了 MAXAM 品牌销量直线下降的颓势,慢慢收复了失地,重新绽放出欣欣向荣的光彩。事实上,MAXAM 牙膏品牌的成功复兴再发展壮大,再次验证了 SPEARMINT 牙膏品牌从 1994年到 2001 年在失去 MAXAM 品牌经营权的这段时期,SPEARMINT 牙膏品牌在我营销设计推动和主持下,经过团队的努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现在更强的成功经验。MAXAM 和 SPEARMINT 品牌牙膏从80 万美元左右,发展到迄今为止分别达到 700 多万美元,有近 10 倍的增长,并正在向着单品牌 1000 万美元发展。 3 运用消费者、生产者与市场效率解决外贸发展问题 从 1994 年 ~ 2013 年,我司一直在探索和不断解决如何使国际贸易持续长久的发展,达到上级对外贸每年递增的销售毛利等经济指标。我司认为必须以效率和价值为核心动力作为长期目标,我们知道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总剩余 = 买者的评价 - 卖者的成本决策者通常关心经济结果的效率以及平等。并且,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图 3 市场均衡时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剩余总剩余 - 消费者剩余的总和 - 是供给和需求曲线到均衡数量之间的面积。在消费者剩余方面,我司力求买者对我产品评价最高,我们从产品的性价比、品牌营销和服务入手,提升品牌产品的著名度,以期获得相对的市场势力,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期望和渠道经营的兴趣。管理上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3. 1 重塑品牌产品形象 首先我们对出口产品在各个市场上重新审视定位,对产品进行一系列的改良。提出从配方改进到包装设计的定位建议,使之更符合出口目标市场的定位要求,增加竞争力并以国际日化大牌为追随目标; 构造 MAXAM 价廉物美的产品形象,迎合大众消费层次的需求; 包装设计风格上 MAXAM 以红色为基调,配以白色正楷正体的字形,在大红段与小蓝段之间加上小绿叶圈,适用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非洲和东南亚及拉美人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有视觉冲击力。SPEARMINT 以白色素雅为主配以红色线框的点缀和品牌文字再加上三片夸张的大绿叶子,受到伊斯兰国家的欢迎。塑造 SPEAR-MINT 特色产品的形象。随着品牌的发展和提升,我司开发了从高端到低端、从普通到特色的各类产品,以满足各个消费层次的需求,并针对不同市场制定了价格策略,将综合毛利的考量作为出口业务的主要考量,其中高端产品毛利率作为主要考量,中档、普通产品毛利绝对额作为主要考量,抵挡产品毛利不作为主要考量,其作用主要是抵挡竞争性假冒产品和竞争性产品对品牌市场掠夺性蚕食。综合毛利目标的实施保证了品牌的投入和可持续发展。另外,在外贸需求的推动下,我公司通过建立国际一流的研发、检测和打样中心;引入国际标准体系,如 HACCP 及 GMPC 等; 引进硬件设备和管理软件。筑巢引凤来打造服务品牌 STP的专业制造平台形象。 3. 2 强化渠道建设 我司对出口牙膏品牌的渠道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重视渠道建设并在对客户的管理上采取A、B、C 分类管理,对销售额占 80% 的 20% 的 A 类客户实施资源重点倾斜,销售跟踪监督和定期检查,B 类客户作为未来升级培育的对象,对 C 类机会性客户作选择性的关注。在法律法规上通过协议,明确供需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比如明确商在当地负有维权打假义务,在媒体和路牌的广告上要作投入,方案需经供方审核,及时定期提供市场信息及库存情况; 供方提供促销品,制定营销计划交予需方执行,在制造国负有维权打假义务; 在销量考核上通过协商制定销售目标,甚至包括激励措施,并对质量按标准的认定作明确的表述。定期或不定期的参加各类出口贸易推介会及电子商务推介会,在维护好传统渠道外,搜索建立新的业务渠道,包括通过第三方中标联合国采购、国外政府机构、医院、军队甚至监狱等团体采购。渠道多样化、市场多元化及产品专业化是我们外销的一大特点,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最近又实施了促销活动的分层化,即针对不同的渠道层次作进一步的细分,对商、小批发商及消费者进行深度分层促销活动,并从培育未来消费群体出发,组织针对培育儿童消费群体的促销活动。在生产者剩余方面,我们是竞争市场上的企业,我司力求卖者的成本最低,除了采取促进生产成本优化的整合措施外,还整合了供应链相关的环节,在管理上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①外贸流程再造 从经济学中相互依存性与贸易的好处出发,在外贸运行结构上,对外我司建立品牌制,召集了一些销售市场上的客户进行制的招标,选择有经销实力和营销能力的一些大客户作为品牌商,定义为国际销售部,成为我司国贸部的外延部门,通过第三方物流的货代公司进行无缝对接。对内建立品牌经理负责制,将国际贸易部内部划分别为三大块,即国际市场块、O 式业务块及物流兼进口块,从以客户为中心的外贸模式转换到以品牌营销为中心的出口管理模式。每年四季度市场部与商协商提出新年度的市场营销方案和促销商品,并做预算方案,一但确定,交予销售部执行。物流进口块则负责产品的储运单证工作及相关的服务工作。O 式业务块是主要承接客户的 OEM、ODM 及 OPM业务,占销售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的黄金分割线,使资源向自由品牌倾斜,并通过管理层推动,将 O式业务中的一些大客户,比如欧洲著名超市和日化巨头等企业对产品的先进管理经营理念及技术研发能力通过消化吸收,应用到自己的品牌产品的加工和外发加工的保障体系中去,提升整体的加工经营能力,使得品牌产品性价比更高,形象更加丰富多彩,产品组合群日趋成熟与丰满。质保体系越来越完善。 ②打造外贸“梦之队”我司始终认为团队是达成营销目标的发动机,打造好这台发动机是我们的主要职责。1994 年合资分流后国贸部从初建时的 11 人减少到 4 人,团队除负责人外,由两位 60 岁左右的老同志、一位高中学历的年轻人组成。人才结构已经不适应外贸业务发展的要求。我们先是业务和管理一肩挑。通过长期的业务能力培训和持续不断的人才补充和梯度培育,注重团队合力建设和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组合,将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目前,我们团队除经理以外,还有 1 名副经理负责管理( 相当于团队的领队) ,1 名服务品牌经理和两名产品品牌经理( 相当于团队的中前锋) ,两名物流管理人员( 相当于团队的后卫) 和 1 名主任科员( 相当于团队的助理) ,经理负责外贸经营兼团队的教练。人员精简而高效,承担了公司外贸快速而稳定的连年增长,从 1994 年的 80 多万美金发展到 2012 年的 2750 万美金,2013年已达到 3000 万美金。外贸团队成为有各路明星组成的有常胜业绩的“梦之队”。以经济学理论为导向管理的手段,不断提升决策力和执行力。在积极推进品牌外销市场的同时,将售后服务工作、外贸的风险管理,包括市场风险、收汇风险等纳入外贸运行的体系中去,应用体系的内外控,贯彻落实到外贸的人控、物控及财控的关键点上,使外贸健康规范有序地持续发展,近 20 年来未发生过一笔坏账。在外贸团队的经营活动中,始终秉承企业的文化精髓,将其演绎为诚信、友好、责任、活力的行动方针。企业文化是品牌的灵魂和精气神,也是品牌的核心最高卖点。我司一直提倡坚持诚信合作,有了一批有实力和价值的渠道经销商,共赢是合作的基础; 坚持友好互利,我们及我们的产品承诺对客户友好、对消费者友好、对环境友好、对社会友好,我们的品牌产品有了良好的生存状态; 坚持责任经营,所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有了大批对品牌 MAXAM 及 SPEARMINT 有忠诚度的消费群体;坚持活力创新,于是我们有了与时俱进的产品,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在不同时期有全新技术创新的产品引领潜在的消费需求,不断追求卓越、超越自我。由于外贸工作业绩突出,公司在 1999 年实施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运用国际营销理论,发展对外贸易》项目成果获得由上海市经委、国税局、财政局和企业家协会联合颁发的上海上海市企业优秀管理成果贰等奖,次年获得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颁发的全国企联系统企业管理研究成果叁等奖。公司和品牌分别被上海市进出口商会评为:①2007 -2009 年度出口名牌企业②2012 年上海市出口排行榜国有企业第 36 位③MAXAM、SPEARMINT 2010 - 2011 年度上海市出口名牌在外贸经营活动的 20 年工作中,我司还经历了外贸环境变化的风风雨雨: 外贸制造成本的大幅上涨,汇率超过 30%的上升,以及退税政策的波动等;天灾人祸,如海地地震、苏丹南北分离、尼日利亚禁运、阿富汗战争等; 技术贸易壁垒如二甘醇事件等;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等。这些负面因素对发展国际贸易造成了干扰与影响。正是由于我司建立了以经济学理论为导向管理为手段的外贸发展机制,有了通过改革改制和创新而不断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品牌的传播和我们外贸团队的努力,广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所接受并潜移默化,我司才能转危为机、有惊无险、克难而安。并在主体市场上,比如: SPEARMINT 在苏丹等国家、MAXAM 在刚果等国家,实施了集约化规模销售目标,成为这些国家数一数二的牙膏大品牌。而 STP 服务品牌则受到世界品牌列强的青睐和关注,为公司的升级转型或成为跨国公司打好了基础。 作者:祖荣 单位:上海美加净日化有限公司 经济管理学论文:剖析林业建设形势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创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科学的发展及其在林业中的普遍应用,林业发展方式发生了明显转变,林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林业在生态环境建设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得到全社会更为深入的认识。这都推动林业进入到现代林业发展阶段。为了建设好现代林业,应推动进入林业领域的生产要素数量不断增长以及促使不同要素的利用和组织效率不断提升,从而提高林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开展理论创新及其对林业实践的指导,培养适合林业实际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在对现代林业建设的含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现代林业建设的特殊性,以及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性质和基本属性;并针对现代林业建设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提出的挑战和带来的机遇,提出了推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现代林业建设的含义 早在1996年,著名林业经济学家张建国先生就将现代林业界定为“在现代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用现代技术装备武装和用现代工艺方法生产以及用现代管理方法经营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林业”[1]。随着林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现代林业的定义又拓展为“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环境建设为重点,以产业发展为动力,以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为前提,实现林业资源、环境和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高度统一的林业”[2]。在近10余年中,屡有学者对现代林业进行再定义,有的侧重于现代林业的功能,有的侧重于以生产力水平和发展方式来界定,有的侧重于以生态理念为指导[3]。基于上述关于现代林业的界定,并结合林业发展的长期性和不均衡性等特点,笔者将现代林业定义为:随着社会对森林演进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基于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广泛采用现代科技保护、生产、经营利用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以显著提升林地的生产力水平,促进社会公众的参与以及提升社会公众的森林生态文明认知;并建立科学的林业发展政策保障体系和利益分配机制,追求通过森林多功能利用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林业可持续发展过程。 与传统林业相比较,在现代林业的建设中,物质产出、社会支撑和环境服务等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从而使现代林业具有特殊性[4],具体表现为林业的功能和地位、林业的经营思想、林业发展的驱动力、林业的发展环境等都发生了变化。 第一,林业功能和地位的变化。森林在维护人类生存环境、提供生态服务、解决生态危机、保障木材供给、促进区域发展和减少贫困等方面的功能得到广泛认知,现代林业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第二,林业经营思想的变化。现代林业经营思想以尊重林业发展的自然规律为基础,将森林资源的经营利用主体从资源所有者拓展到社会各层面,促使经营目标更加多元化和社会化、经营手段更加现代化、经营客体更加多样化和系统化、经营利益分配机制更加公平化。 第三,林业发展驱动力的变化。科技发展已成为现代林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成为解决现代社会发展中森林多功能需求间矛盾的最重要手段,成为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进而使得林业科技发展水平已成为现代林业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判定标准之一。 第四,现代林业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随着人类社会全面进入工业化文明时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趋严峻。同时,森林对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开始真正得到认识,林业已从资源、产业等物质形态上升到文化、文明等精神层面。林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对林业认识的发展,都使现代林业的发展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支持,也使现代林业的建设更容易汇集社会资源。 与此同时,现代林业的发展也更需要创建新的社会参与机制,更加注重社会需求的变化和实现。当前,现代林业建设在国家决策中已得到体现,并成为调整我国林业工作基本思路的指导思想[6]。基于此,我国将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以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为目标,促进林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二、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属性 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属于管理学门类,是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科学研究领域方面,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是以林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相关科学所组成的科学体系,主要涵盖了林业经济、林业管理和林业政策3大领域。其中,林业经济学是林业经济管理科学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从一般经济理论的角度解释林业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一直被划为林学学科或管理学科,这导致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理论基础、方法体系、知识结构等方面的构建存在不足,影响了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制约了学科服务林业实践的成效。现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属性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其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为经济问题,或是具有经济属性的问题,已经从林业资源配置拓展为林业经济发展规律与问题的探索以及林业发展政策研究,且研究命题多着眼于探寻经济规律。第二,其学科领域中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源于经济学科的相关科学,如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第三,近年来,一些国家把林业经济研究归类为资源经济学研究的特定领域,从而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定位为应用经济学科的范畴。第四,就我国林业经济管理研究实践而言,主要命题大多属于应用经济学研究领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必须以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为研究对象或出发点[7]。 综上所述,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定位为应用经济学科,在微观上主要研究林业的市场经济行为、资源在市场价格或价值杠杆作用下的最佳配置问题;在宏观上主要研究林业发展中利益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以探寻现代林业建设中的经济规律,并指导现代林业建设的顺利推进。由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不仅涵盖科研工作,还涉及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等,所以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着眼于培养能运用经济学和林学等基础理论和方法解释林业经济活动现状背后的经济规律并对林业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指导以提高林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推动林业多重功能完好实现的专门人才。因此,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定位为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范畴符合学科规律,也符合国际和我国的林业实践。当前,我国把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归于管理门类的农林经济一级学科,主要着眼于学科管理;而在进行具体的学科建设时,应从基于应用经济学科的角度出发系统地构建学科的理论体系。 三、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拓展 正确地认识林业对把握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方向非常重要[7]。建设现代林业不仅拓展了林业经济活动的范畴,也转变了林业经济活动的方式,使林业经济发展的内涵不断深化,进而也推动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拓展。 (一)林业经济研究领域的拓展 现代林业经济活动边界的延伸赋予了林业经济研究更广阔的空间。现代林业经济活动已从传统的以木材等森林资源为主的营林和加工制造活动不断拓展至非木材林产品经济、森林生态经济、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林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生态文明等新领域;相关研究呈现出国际合作不断加强的趋势,并深入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政府行为的重要领域。这就要求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必须寻求视角选择的创新,实现学科领域的拓展。不仅如此,从价值形式和利益分配机制的角度而言,现代林业建设的重要特征还体现在森林和林业价值内涵的拓展以及价值实现形式的变化上。当前,森林及林业的价值形态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公益价值上,基于市场的价值实现形式和非市场的价值实现形式成为林业资源配置的双重机制,从而导致林业收益分配机制的变化。这就要求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现代林业利益分配中,从生态补偿、政策性利益倾斜、资源权属及权益的制度性改革和调整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二)林业经济研究视角的丰富 现代林业经济活动主体和客体的多元化使得林业经济研究的视角更加丰富,并要求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加速融合。现代林业经济活动的主体已从资源的所有者、生产经营者等“经济人”主体,拓展到林业的政府行为、社会行为和国际行为。在林业发展过程中,林业经济活动主体范围的延伸及性质的多元化使现代林业的发展更具整体性、系统性、社会性,并促使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到森林资源的价值属性、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林业利益分配机制以及政府和社会在林业发展中的责任等方面。与此同时,现代林业的发展使林业经济活动的客体从森林资源及其他林业生产资料拓展到森林生态系统、林业生产经营活动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关系层面,并延伸到生态文化产品供给和生态文明发展的层面。林业经济活动客体的拓展和变化,特别是公益性经济活动的增加和政府行为的广泛介入,使林业经济学对林业经济活动规律及问题的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从客观上要求林业经济学理论体系应更多地引入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公共管理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社会学与传统林业经济学的交叉和融合进一步加快。 (三)林业经济研究命题的多样化 林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的创新使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命题更为多样化。林业经济活动传统的组织形式是以生产经营者为主体,以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形式为基础,诸如国有林业企业(国有森林工业企业)、国有林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集体林业经营组织、以林农为主体的私有林经营组织、基于各类承包和股份合作的经营组织等。随着现代林业的发展,林业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以产权清晰、经营主体明确为特征的林业企业组织形式更加完善,而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林业管理事业部门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经济活动组织的属性。此外,越来越多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到林业经济活动中,进一步丰富了林业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林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的变化,既体现了社会林业责任体系和利益体系的变化,也必然对林业经济发展管理体制及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要求。因此,从林业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必须加强林业管理体制、林业经济活动参与机制的研究,并发展其相关理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拓展对学科本身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学科需要寻求理论创新,为在新领域开展研究工作提供支撑;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对新领域的持续关注和研究,推动学科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完善。此外,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拓展对教学、人才培养等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重点及其保障体系的建设 现代林业的发展和变化势必导致林业经济活动的内涵、形式和过程发生变化,使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更具紧迫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工作应具有侧重点,并通过体系建设为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一)学科建设的重点 为了促使学科更好地服务于现代林业建设,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重点应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加强教学和人才培养 根据林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人才的培养主要为培养研究生奠定基础。因此,要对人才培养目标、方案和模式重新进行确定;在课程体系构建上,应更加注重经济学及方法论知识的传授,并注重学生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养。 2.加强理论研究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注重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林业进行关联和结合,构建起以林业经济学为基础,以林业管理学、林业政策学、森林资源经济学、林区社会学、林业区域经济学、森林生态经济学等为分支的学科理论体系;并积极引入和导入经济学方法在林业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应用性研究案例,为今后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8]。 3.加强实证研究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结合国家现代林业发展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并注意研究的持续性和系统性;同时,可根据各高等院校的优势和地域特点,形成既各有特色又整体协调的研究格局。 4.加强队伍建设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增加经济学类人才的引入,并加强现有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注重现有学科人才科研和教学能力的培养,以培养一批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有一定影响力的林业经济学家。 5.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国内层面,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加强与农业经济、生态环境等领域相关学科的交流,寻求跨学科的科研合作;在国际层面,应重视引入国际林业经济前沿理论知识,并与国外同领域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提高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二)保障体系的建设 在开展上述重点建设的同时,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还应加强现代教学体系和科研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为学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就现代教学体系的建设而言,应注重人才培养方法的创新,将教学内容与现代林业建设紧密结合,培养符合现代林业建设需求、具有较高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就现代科研体系的建设而言,应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的结合,提高研究人员服务林业实践的能力,并使其通过参与实践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的能力[9]。 当前,现代林业的建设步伐不断加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得到了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学科被列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在教学体系和科研体系建设方面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然而,就林业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而言,目前只有北京林业大学一所林业高等院校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被列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林业建设的需要。不仅如此,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体系建设所面临的困难,例如学科分类的问题,可能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解决。因此,作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应继续致力于学科建设,推动学科更好地服务于现代林业建设。资助项目:国家级和北京市“农林经济管理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北京市“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项目”。 经济管理学论文: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学发展的分析 摘 要:现代林业的发展让林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为使得林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就需要推动林业生产要素数量的增长,使其组织效率得到提高。因此,在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同时,还需要培养一些高素质的林业人才,对实践理论进行创新和指导,这对我国的林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针对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发展进行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发展;问题;措施 林业经济管理学是我国林业建设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促进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进步的方案策略。为了更好的推动现代化建设中生产要素的增长和各要素之间的组织利用率的提高。所以,在加大建设林业管理学科,进行创新理论实践指导,加大培养在林业方面的高素质实业人才,都具有重大意义。 1 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不但关系到能否为社会经济的而发展提供专业人才,同时也对林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决策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最终也会对我国新时期林业经济的发展目标能否顺利的实现带来影响。 1.1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缺乏人才 在市场经济基础下,林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林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森林防火取得重要成绩,进一步开创了林业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在学科领域中,林业经济研究的发展方向就是向科学化和现代化转变。但是现在因为一些传统原因和遗留问题,以至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中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并且他们的林业实践能力也很差。在林业领域中,缺乏大量的人才,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也没有很大创新,培养模式不够先进,人们很难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和能力,以至于新时期我国的林业出现了很多问题。 1.2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的缺陷性 一个学科的出现,需要研究人员的灵感和创造。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离不开雄厚的理论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而言,在缺乏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其发展和建设就成了无根之水。然而,由于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产生的时间比较晚,发展起点也比较低,发展时间也比较短,使得学科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缺陷。从整体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比较零碎,形不成系统性和逻辑性较强的体系。而且,由于不同的理论研究人员采用的研究标准也不尽相同,导致研究出的成果难以被有效地被整合起来,自然也就形不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很多研究者在开展学科研究工作时,基本上是处于缺乏理论的状态下进行的,导致研究成果缺乏较高的使用价值。除此之外,理论研究系统性缺乏造成研究视角狭窄,成果难以实际应用,很多研究也仅仅局限于简单的重复,使得理体系长期得不到完善。 1.3 学科研究方法不够先进 研究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研究结果。一般来说,研究方法越先进,研究手段越丰富,越可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当前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在研究体系的整体建设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并不注重与国外先进研究团体进行经验交流,而专注于闭门造车。这不仅导致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长期得不到提升,也造成研究成果缺乏时效性,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比较低。总而言之,学科研究方法的落后,直接导致研究水平普遍不高,多数研究难于与国际接轨,也落后于国内的其他相关经济管理类学科,一些复杂问题研究难以进行。 2 加快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对策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是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学科建设工作,这门学科应该需要一个偏重点。完善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体系,把重点解决林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学科的主要任务,大力的推动定量分析方法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中的使用,从而促进新时期下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快速发展。 2.1 加强学科人才的培养 学科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各种“硬件”,“软件”建设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加强学科人才的培养,是提高学科研究水平的关键。首先,国内林业经济管理部门要协同各高校建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将人才的培养提上到学科建设的战略层次上。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科的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相关人才;其次,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革新培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其发展速度更是日新月异。故而,传统的人才培养理念已经不适合当代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要求,因此要积极革新培养理念,将培养的重点由理论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上来;最后,学科人才还要积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吸收国际先进研究成果,在提高我国研究人才自身素质的同时,增强我国学科学术的综合竞争能力。 2.2 加强科学理论研究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注重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林业进行关联和结合,学科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也不是在原有水平上的填平补齐和拾遗补缺,而是以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学科升级和发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技术向高度综合化、整体化发展,呈现出多学科联合攻关、学科思想互补、学科边缘拓展、产生横断学科趋势的产物。针对林业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和热点领域,加强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管理与政策、区域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与方法等重点研究方向的研究,加强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林业可持续发展及林业生态建设的管理与政策、森林资源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在林业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2.3 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国内方面,应该加强和农业经济之间的交流,或者是和生态环境等相关学科的交流,以便能够寻求科研合作的机会。在国际方面,应该和国外同领域的人开展学术研究,以便能够引进先进的林业经济管理知识,从而提高我国林业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为了让林业学科有更为健全的组织保障,那么就应该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创新对人才的培养方法,以便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和水平。 结束语 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亟待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促进学科稳定、健康、高效发展。为了有效促进学科发展,应该建设高素质学术团队,重视人才培养,开展科学研究,建设理论与实践结合、人才培养符合社会选择、学科理论研究与社会需要相符的新时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 经济管理学论文: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分析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的进步同时也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当前我国农业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的上升时期,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也在不断进步,以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如今,以往的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所以我们应该转变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加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始终将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本文将针对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并且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发展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的发展基础,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相互促进,逐渐形成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新形势。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逐渐消除城乡差异,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最终向着共同进步与繁荣的方向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今很多概念都被引入到农业这个学科之中,所以以往的农业经济管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因此在当下如何正确分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并且利用现有条件不断促进其进步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1. 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要求 1.1促进学科之间交叉发展 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不应该只是单独依靠某个学科领域,而是应该将多个学科进行融合,之后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为基础,进而实现多个学科之间的互补与融合。但是学科融合不仅仅是学科之间的简单叠加,我们应该从全局把握,将未来经济作为基本的发展点,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实现学科的发展与升级。当前经济与学科之间共同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并且以多元化为发展方向,所以在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时,应该做到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将多种学科进行综合探究,使学科之间的交叉形成现实。 1.2调整当前农业结构 就目前来看,我国农业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农业人口数量巨大,然而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匮乏,外加当前的经营方式又不是十分科学合理,所以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都是相对低效的。当前农业经济的形式正在向着国家化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所以传统农业的管理结构与现代农业的管理结构矛盾突出显现。面临这种形式,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现实状况,以科技为先行导向,在实现农业经济积极管理的同时,还有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加大力度开发农业资源,让生产经营不断走向组织化。在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新时期之下对与农业产品的要求,需要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准确把握发展方向,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与技术支持,以便在问题出现之后可以有效快速的解决。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凝练发展方向,调整农业结构,将农业经济发展推向另一个高峰。 1.3注重团队精神,提高科研技术水平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的主观贡献,然而每一门学科的进步与发展都不可能是单独依靠某个人完成的,只有团队成员之间共同协作,才会使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不断进步发展。所以当前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我们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建设一支综合水平强大的学术队伍,以此作为技术支撑。就当前情况来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学术队伍的建立除了要依靠国内的科研学者之外,还应该积极鼓励在国外留学的青年学者加入其中,另外还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培养新骨干,不断提高科研技术水平,促进学科发展。 2.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 2.1以政策研究辅助农业经济应用研究 当前我国的农业经济中小规模农户经营占大部分,基于这个国情外加我国国土辽阔,并且地域之间差异巨大,所以在农业经济方面的法律政策研究将成为当前的主流,如何制定有效的法制政策对农业经济管理经营实现更为有效的管理是农业经济管理建设的重中之重。其次,三农问题一直都是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内容,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前长时期应用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城乡之间存在隔离,所以如何有效制定农业经济政策辅助农业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三农问题是重点内容。 2.2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 随着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内容,无论是在哪个方面的发展,都应该将环境保护的概念引入其中。农业本身就是将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将自然保护性与生活的舒适性都涵盖其中,农业在环保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其他产业都不可取代的。 2.3农业经济管理将走向国际化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种形式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农业经济管理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各国之间农业产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并且农业产品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在进行农产品交易时都非常谨慎。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作为农业生产大国,所以更加应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将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推向世界化。以往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基础,知识资本是农业生产管理的基本要素,在不断的应用中,知识不断积累,为农业经济管理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多,对其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大,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更多的方法将会被引进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不断促进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 3. 结语: 我国是农业大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方式已经不适用于新时期下的形式,当前对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要求主要是促进学科之间相互发展、调整当前的农业结构、注重团队精神,提高科研水平。未来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趋势为以政策研究辅助农业经济研究、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逐渐农业经济管理将走向国家化。 经济管理学论文:对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趋势探析 摘要:在当前现代化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之中一方面应当明确发展的原则和理念,另外一方面还应当结合当前的基本现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妥善的解决,以更好的实现相关学科的新发展。文章将针对这一方面的内容展开论述,详细的分析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基本发展现状,同时对发展的建议和基本对策等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旨在以此为基础真正意义上实现相关学科的现代化发展,使得学科的建设可以呈现出崭新的姿态。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分析;发展趋势;发展对策 引言 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之后,我国的林业经济已经逐步的成为了社会经济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所以,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对于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以及相关科学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目前的状况加以分析,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发展的历程之中还存在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解决,而如果不能够妥善解决则必将对相关学科的建设带来重重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时间不算长,学科整体建设的水准也相当有限,所以在发展历程中难免会出现问题。在今后,应当在充分的了解了学科问题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可行的措施,尽快的提升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水准。 一、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现状及问题分析 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问题较多,首先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够切实的满足社会建设的需求,学科的理念以及管理的思想,也都存在有重大的缺陷性。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科学的研究方式相当匮乏,现有的研究方式较为落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发展的历程之中还存在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解决。所以在今后要想真正意义上促进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还应当从上述几个层面着手进行系统化的改进。 1.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建设水准不能够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就当前的趋势加以分析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水准已经逐渐的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求,相关理念较为滞后,所以应当及时的实现对思想方式和研究过程的创新,以更好的相应时代的号召,更好的实现相关学科的健全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林业建设呈现出了相当迅猛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却出现了相当显著的滞后情况,其相关学科的建设不少层面依然属于流于形式的工作方式,对于深层次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理论的研究工作不到位,科学性的思想建设较为落后,不能够很好的符合当前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另外,在实践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之中对于科学的定位以及学科的研究领域等范围相当模糊,没有及时的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系统化的研究理论体系,进而使得学科之间的相关发展关系存在有重大的问题。上述问题长期存在必然使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出现落后的情况,所以在今后还应当进行有针对性的解决和改进。更好的促进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进入至一个全新的阶段和全新的轨道之中。 2.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的缺陷性 一个学科的出现,需要研究人员的灵感和创造。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离不开雄厚的理论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而言,在缺乏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其发展和建设就成了无根之水。然而,由于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产生的时间比较晚,发展起点也比较低,发展时间也比较短,使得学科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缺陷。从整体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比较零碎,形不成系统性和逻辑性较强的体系。而且,由于不同的理论研究人员采用的研究标准也不尽相同,导致研究出的成果难以被有效地被整合起来,自然也就形不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很多研究者在开展学科研究工作时,基本上是处于缺乏理论的状态下进行的,导致研究成果缺乏较高的使用价值。除此之外,理论研究系统性缺乏造成研究视角狭窄,成果难以实际应用,很多研究也仅仅局限于简单的重复,使得理论体系长期得不到完善。 3.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中研究方式较为滞后 研究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研究结果。一般来说,研究方法越先进,研究手段越丰富,越可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当前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在研究体系的整体建设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并不注重与国外先进研究团体进行经验交流,而专注于闭门造车。这不仅导致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研究方法的落后,直接导致研究水平普遍不高,落后于国内的其他相关经济管理类学科,一些复杂问题研究难以进行。 二、建议及对策 根据上文针对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之中基本的现状和存在额问题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可以明确工作开展过程之中应当重点关注的环节,下文将针对实践之中的主要对策和发展的建议等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旨在以此为基础真正意义上实现工作的改进,实现相关理念的革新。 1.不断强化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队伍的建设 首先在实践之中应当全面的建设出科学化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培养基质,不断的加强人才队伍综合素质的建设。在实践当中应当加强研究队伍的发展,将重要的力量集中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只有通过上述的方式才能够切实的实现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队伍素质的不断增强,进而使得学科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轨道之中。此外,还应当使得学科的理论研究水准进入至一个新的层次,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充分的利用现有的资源和相关途径,使得学科之内的师资队伍水准发展可以得到整体性的增强。诸如在实践之中可以充分的结合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现状,培养出一批具有较好的学术影响力的青年专家人才,重点的培养一批学术拔尖人员,同时应当使得行业之内具有影响力的人员作为整个队伍的带头人、引导者,建立起完善的激励机制,尽快的提升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水准。最终使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队伍的建设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使得工作的开展可以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姿态。 2.建立起科学化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培养机制 在实践之中还应当不断的实现对人才培养机制的健全,这一点相当关键。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在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之中不仅应当加强对硬件层面的重视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软件的建设。在实践当中应当不断的强调科学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并且重点的增强学科的研究发展水准。各个级别的管理部门应当充分的结合当前发展现状建立起并且协调好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将人才的培养提升至一个战略发展的高度之中。 同时,还应当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之中全面实现对理念的革新,在世界范围之内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其发展的速度较快,所以传统的人才培养机制已经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当前学科的发展需求。故在实践之中应当积极的实现对培养理念的革新,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思想和理论的研究之中,加强人才与国际上的广泛交流,尽快的提升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水准。最终使得人才的建设可以充分的吸纳国际的先进研究成果,在很好的增强人才自身综合素质的同时还可以使得综合竞争力大大增强。 3.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应突出重点和难点 最后还应当在实践的学科研究过程之中突出重点和难点,这一点同样是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之中应当全面遵循的理念和核心的思想原则。由于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可谓是相当的迅速,所以需要及时的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使得管理水准的发展可以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之中。所以,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之下各个学科的研究机构还应当及时的掌握并且了解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和难点,以更好的提升综合发展水准。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的重点以及热点发展领域,应当及时的加强生态环境政策和相关管理措施的建设,应当在充分的了解了学科问题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通过区域性的科学发展,使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理念等可以在实践之中得到广泛的使用。 此外还应当重点的强调森林资源的经济理论以及当前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重点的加强对热点问题的研究,加强对森林资源的核算,使得学科的发展以及相关项目的开展可以全面的纳入至当前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之中,更好的实现对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措施的维持,使得相关学科的发展可以更好的符合当前生态资源建设和发展的观念,综合性的提升对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及森林资源经济理念在其中的影响。从本质上加以分析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思想观念的建设意义重大,所以还应当从当前学科之中存在的问题着手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进行整改,最终不断的实现行业的发展,为今后环境资源的全面进步奠定坚实基础。 三、结束语 总的来讲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正如上文所分析到的,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之后,我国的林业经济已经逐步的成为了社会经济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所以,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对于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以及相关科学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的意义。综上所述,根据对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现状和实践之中应当整改的问题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从实际的角度着手对工作的开展方式以及核心的理念等进行了综合性的探讨,旨在以此为基础真正意义上实现相关学科的新发展,使得我国现代化林业经济的建设可以真正意义上实现改良和创新。 经济管理学论文:从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生就业现状谈该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摘 要: 本文对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分析及经济管理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而进行思考,并建议学院完善大学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强化毕业生个体素质。 关键词: 经济管理 毕业生 现状 就业指导 经管学院作为宁夏大学的大院之一,其毕业生人数也常年居于其他各院之前列,为了更好地做好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特此对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对毕业生就业现状分析与总结,对该院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议。 1.经济管理学院概况及毕业生就业情况 1.1经济管理学院概况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设经济学系、会计学系、工商管理系、农林经济管理系4个系;有经济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农林经济管理、电子商务7个本科专业;有政治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工商管理(MBA)3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研究所、农业系统工程研究所3个研究所;区域经济学为自治区重点学科,市场营销学为自治区重点课程,市场营销学、管理学、财务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广告理论与实务为区级精品课程,会计专业为区级优势特色专业。学院已建成先进的教学设施系统,包括多媒体网络教室、会计模拟实验室、ERP实验室、电子阅览室、MBA学术报告厅、MBA多功能教室、MBA案例讨论室等。2012年学院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共1451人,硕士研究生62人。 1.2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与分析 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共有本科毕业生306名(包括新华学院访学学生),其中男生101名,约占毕业生数的33.01%;女生205名,约占毕业生数的66.99%;外省生源36人,约占毕业生总数的11.76%;少数民族学生138名,约占毕业生总数的45.10%;回族学生123名,约占毕业生总数的40.20%。山区学生54名,约占毕业生总数的19.8%。本届毕业生共有7个专业,包括会计、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经济学及农业经济管理。 1.2.1调查与统计方法 调查与统计工作从2011年10月开始。每年10、11、12月和来年3、4月是就业单位招聘和毕业生择业的高峰期。在这段时间里,一方面是通过班级统一登记的方式获知已有就业意向或单位的毕业生情况,另一方面通过用人单位在学院招聘公告,进行企业宣讲和举办招聘会后学院通过与用人单位保持长期良好的关系而获知毕业生在用人单位的应聘结果,或根据学院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情况了解毕业生到用人单位工作的意愿和最终与该单位签约的情况。毕业之际,通过毕业生办理报到证情况统计毕业生就业;毕业生离校之后,借助先前班级干部与班级同学保持联系的优势,统计完善毕业生就业情况。 1.2.2调查结果 1.2.3结果分析 截止2012年8月31日,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基本呈现一个可喜的局面,毕业生基本都有一个可选择的单位实现就业。部分同学由于未能按期毕业,考研升学,备考公务员考试或主观上不急于就业等原因处于等待就业的状态。其中会计专业中18名男生中除升学的同学外其余全部就业。但是毕业前后几个月签订三方协议的学生数量不多或是签订协议后毁约的学生也大有人在。绝大多数学生在毕业之际都处于一种试探就业或是边就业边观望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系列企事业单位、银行单位招考后,毕业生又面临重新择业。 2.经济管理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学院每年都安排学院、学校等相关部门有经验、有专业知识的老师给三、四年级的学生做国家有关就业创业方面新政策解读、职场礼仪、简历制作和求职技巧等方面的专题讲座;通过求职简历封皮大赛和面试模拟大赛引导学生制作个性化简历,学会收集、管理和使用就业信息,强化职业生涯理念和提高求职技能。针对一年级学生,从适应大学生活的角度,帮助学生认识专业的特点和将来适应的职业,着重培养他们的职业意识,通过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和相关主题演讲等活动,让他们掌握职业生涯的一般理论和概念,了解成功的职业生涯需要具备的素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初步规划。学院与百瑞源、银河证券等公司企业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针对二三年级学生,长期开展企业模拟运营大赛和股票模拟大赛,让大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了解各种职业特征,并根据自身特点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深化和完善,进行自我完善和个性塑造,培养和发展创业意识,让大学生对自我能力有更深的认识和把握。 3.思考与建议 3.1完善经济管理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 学院要紧紧围绕构建“完善的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这一中心任务,以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为根本目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第一,加强全程化就业指导、全方位求职服务,开展全方位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就要把就业指导贯穿整个大学教学过程,利用就业指导课、专题讲座、校报、网站等多种形式介绍和宣传国家有关就业的一系列政策,同时学院应充分利用本院教师资源相伴大学生就业征程,全程随时解决大学生就业困惑;第二,积极主动开展就业基地建设,有效地为毕业生创造就业机遇,学院应积极主动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并把他们请到学院,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一个良好的“双向选择”的服务平台;第三,建立高效信息化就业服务体系,学院应加强就业网络的维护和改进,增强和就业信息网站及人才市场信息网站的对接功能,增设网上服务项目,以毕业生就业工作信息化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专业化;第四,加强高素质毕业生就业工作队伍建设,学院要加强重视建立一支精干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队伍,扭转只顾“生成”而不顾“销售”的观念,成立院级就业指导中心、专人负责,帮助学校提升就业指导工作的层次;第五,加强毕业生跟踪调查和就业市场调查,形成反馈机制,完善教学培养计划和模式。学院应加强对在工作岗位上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进行跟踪调查及时了解和掌握用人单位对本院毕业生的意见和要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提高培养质量,满足社会需求。 3.2强化经济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体素质 大学毕业生在当前就业市场中的激烈竞争,事实上正是大学毕业生个体之间的能力与素质的较量。在这种环境下,经济管理学院的大学毕业生要积极主动地适应新形势,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与就业素质的全面提高,及时更新就业观念,把握就业的主动权,拓宽自身知识面,力争做到全面发展,为使自己今后在就业时能够适应市场、适应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3.2.1改变大学生择业观念,帮助大学生克服择业不良心理 根据大学生择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要鼓励毕业生将现实的社会需求同自我需要相结合,对就业期望值不要给予过高估计。要让学生学会规划自己人生的职业生涯,在当前获得一个理想职业的时机还不成熟时,应采取先就业、后择业的办法,增加工作经验,然后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正当的职业流动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二,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鼓励个人拼搏,努力满足自身价值,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与责任。要帮助大学生树立自主创业和终身学习的观念。 第三,帮助毕业生克服自负攀比或是自卑逃避心理。指导大学生正确对待挫折,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在求职择业中遇到挫折是正常的,切不可因此而自卑。 第四,鼓励大学生树立到基层、去农村就业的观念。从当前的现实和发展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一方面不能只靠城市生源,另一方面不能仅在城市就业。 3.2.2注重塑造大学生职业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培养大学生言行素质和敬业精神 从每一名大学生步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起,就应该要求他们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一个全面规划,确立明确的人生目标,以经营的态度,展开自己的大学生活。鼓励大学生广泛地参与社团和集体活动,加强对自己职业意识的培养和职业精神的塑造;重视对自身思想道德的培养,具体说来,就是从点滴做起,从细处着眼,时刻注意对自己言行素质的培养,并在集体和组织生活中,加强对工作负责的精神;在待人接物时,注意诚信态度;在课业科研和社团活动中,多参与竞争,等等,培养自己立足于社会的基本品格。 3.2.3全面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 一是培养大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包括认识能力、综合能力和学习策略,要加强学习自我控制能力,培养自主学习意识和学习方法。二是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包括表达理解能力、人际融合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培养大学生组织管理能力。包括协调关系的能力和善于用人的能力,注重组织管理知识的学习,鼓励大学生努力争做学生干部,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不断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综合考虑自己的性格,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形成良好的专业素质,并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尽可能多地汲取和积累丰富的知识,强化能力素质培养。四是鼓励指导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增强职业适应能力。加强对经管类大学生团队意识的培育,使学生在调查实践、体验式教学、模拟实践等教学环节中学会沟通、学会合作,成为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以GMC大赛和ERP沙盘实验为依托,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将GMC和ERP沙盘实验加入课程设计、实习环节,让更多学生参与其中,提高学生在实践方面的素质与实践能力,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经济管理学论文:论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生转型,国家农业经济也随之发生转型,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了适应转型期的农业发展需要,农业经济的结构和环境发生改变和调整,农业经济的管理方法在快速发生改变,并且产生新的特征,给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就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根据转型期的农业经济发展需要,提出了一些提高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方法。 关键词:转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技术不断发展,经济转型,以便适应现在社会的高要求和人们工作生活的高需要。经济的转型也对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的机遇。人们开始对转型期的经济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以寻求适合现代经济发展需求和特点的农业经济的管理办法,学科的发展趋势。 1 转型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 1.1 工农的性质改变 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了解,对其工业化的过程分析,了解到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发展中,是以农业发展为主体。在农业生产中投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再把农业发展产生的资源投放到工业发展中。在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2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业渐渐取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工业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工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取得如此大显著的成果,离不开农业资源的提供、农业经济的大力支持、农民的伟大奉献。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积累的能力在逐步提高,我国政府也随之改变了相关的政策,为了保证工农产业的平衡发展,缩短工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改变城市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规定用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用工业发展来促进农业发展,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1.2 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开始使用现代的工业、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经济管理方法,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的农业逐步改变为现代化的农业。它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手段。现阶段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不仅会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创新农业经济的生产技术,还会为创建社会主义下的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也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增强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的竞争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增强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国际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加快执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有着很大的意义。 1.3 城乡一体化 在我国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组织能力不高、生产设备匮乏、生产力低、增长过慢、农民收入较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过快,造成了工业与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农民对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更加剧烈,要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实现城市与农村共同富裕。 2 农业经济的转型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带来了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给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也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 2.1 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增多,传统农业经济逐步被现代化的农业经济所取代,农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关于农业的学科渐渐增多,管理学科的对象应着重放在农业的产业链上,注重农业生产的过程,保障农业产品安全质量。 2.2 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主要的城乡经济结构。城乡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在社会经济的转型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得到极高的重视,管理学科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现代也是一个注重环境的时代。农业本身就是经济和环境的再生产结果,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农业产品的再生产,所以环境保护理论也成了管理学科关注的重点。 2.3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逐渐深入到农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渐渐变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并且进行了一些探讨,主要体现在:政府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理念,把可持续性的使用和保护环境当作农业经济转型期的管理学科重点,以至于农业经济的管理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怎样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将会成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重点。 3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改变 3.1 确定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社会经济的转型显示出很好的发展趋势,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是转型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存在的矛盾。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农业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形成农业产业的整体形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去农业发展只注重产品的重量,转变成现在注重农业产品的安全质量。这就激发了过去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与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2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要管理好农业,就要确定好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极力解决2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3.2 分析农业经济管理,着重变现学科之间的特色 在分析了转型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管理学科的探讨对象的一些变化,了解到其中的差异,执行差异化的学科战略,把工农的性质结果、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分析,注重生产之前、生产中和生产之后3个阶段的生产步骤,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注重环境和国际方面的问题。 3.3 加强人才的培养 从差异性的学科中可以发现,针对不同的重点有着不同的方针,这样就导致了需要不同的人才。可以提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合理和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科学合理地选取农业经济在转型期管理学科所需要的资源,例如教学教材、教师辅助教学所要用的资料和理论。恰当调整研究重点,将教学新理论、新方法和技术融入到管理教学中,培养探讨重点所需要的人才。政府应加大教学的改革和规划,推出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中的人才培养对策,重点培养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和优秀的人才,增强培养力度。 3.4 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是一个比较广的学科,里面主要包含了2个学科: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还包含了其他很多不同的学科。这些不能分离开来,要整体性研究,就要加强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结合各个学科的特点,合力解决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不断增强思考能力,去增强实践经验。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经济发生转型,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有了新的要求。现在,在一些高等职业与高等专业的学校设置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这就为实现学科之间的互补和融合,增强其中的联系,有利于提高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水平,推动其发展,增强教学质量。 作者简介:郑晓杰(1972-)女,汉族,山东东明人,山东省菏泽市渔沃街道办事处,研究方向:农业经济。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考公务员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本文就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考公务员困难的现状做出相关原因分析,并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 关键词 行政管理 硕士研究生就业 公务员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管理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行政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应涉及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六个领域,主干课程包括行政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原理、经济学原理、法学概论、社会学概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公共政策分析、行政组织学、政府经济学、市政学等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向公务员队伍输送源源不断的专业对口的候选人, 对口专业, 是指一个人所学到的相关专业知识, 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相对应的工作, 从而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利用 。因此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参加公务员的角逐理应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当前行管理专业毕业生进入党政部门、事业单位的道路越来越狭窄,与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存在着比较大的矛盾。 二、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考公务员难的原因 (一)学生自身。 大多数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当初选择报考行政管理专业,都认为只要能考上,就距离公务员不远了,总认为自己走上一条通往公务员的捷径。其实当他们考进来以后,距离与现实的差距,又让他们不知所措。得知到2012年,中央机关和省公务员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将全部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今后将继续做好从优秀村干部中招录乡镇公务员工作,探索从工人、农民等生产一线人员中考录公务员办法。让一心想考公务员的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不知所措。于是大多数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另辟蹊径,为了以后更好的就业,他们到处出去找兼职做,到附近的一些大专院校做兼职教师,到培训机构做培训等等,无心专研学业。他们普遍有种焦虑和浮躁的情绪。 (二)家庭期望。 家庭给压力,父母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们以为考上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就以为孩子以后肯定在官场施展才华,光宗耀祖。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要想“当官”也必须要参加公务员考试。残酷的现实,让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再次经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胜景”,考公务员并没有其他专业的研究生有优势,甚至处于劣势。在我国的公务员考试方面,行政管理专业并没有额外的照顾,考试的科目也没有什么太强的行政管理专业色彩。复试很多单位的招聘职务都有很强的专业要求,因为公务员考试招聘的都是主任科员以下的非领导职务,对你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很高,所以一般都需要中文系、计算机系、法律系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由于培养定位如何管理好社会事物,如何领导好行政机关,这样专业的学生显然是不适应非领导职务的具体要求的。 (三)学校教育。 学生专业能力和素质主要是在学校培养成的,因此学校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高校对行政管理研究生教育普遍存在下列问题: 一是学校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不合理。比如。许多给研究生开的课也就是把本科时的课程重温一遍,而且学校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的也没有自己的侧重点(比如管理,法学,技术)。 二是师资队伍比较薄弱。大多数老师都是偏向纯理论的研究。随着近几年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扩招,有些导师所带的学生过多,以至导师无暇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和科研情况。 三是重理论轻实践。行政管理是一门应用型的科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而各高校的行政管理研究生教育“一言堂”的现象依然存在,课堂上的案例分析,课后的实习锻炼都比较少。有些课即便分了专题,让学生自由组合制作ppt,课上由学生自己发言,然而所收获的效果却并不明显。这种课程设置“必然产生重理论、轻实践,课程针对性、实用性不强,这样所培育出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其知识结构不可能平衡,也给学生走上社会后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困难。” (四)社会环境。 一是一些用人单位,用人单位的人才消费观发生了变化。许多单位从成本效益出发,宁愿选优秀的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也不愿选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多单位又不依学生能力素质为标准来决定录用, 反而因年龄因素横加要求, 致使许多大龄研究生就业相当被动。此外,用人单位对性别的歧视也相当明显, 有的单位在招聘会上打出专要男生的条件, 令许多女研究生望而却步。 二是由于研究生的扩招,社会对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的需求量少于其供给量。2010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534000人 硕士生47.2万人。201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计划招生51万人。当然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数量也一直增长趋势,据统计2010年招收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单位共有136所,2011年预计招生4100人。 现在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之后, 所有专业进入国家机关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大家都可以报考, 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并没有什么优势, 甚至通过近几年对国家招录公务员情况的观察,发现国家机关对行政管理专业的需求量很少。比如2007年12月进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各招考单位招考人数共计1377人, 招考岗位共计6691, 其中明确标明招考行政管理专业的岗位只有82个共240人, 占岗位数的1. 2%, 占招考总人数的1. 7%。 三、对策 (一)个人。 行政管理研究生,是经过考试,选拔,筛选等一系列程序的具备很强专业知识的人才。对其本人而言,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坚定“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念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将来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并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在校期间要努力学习,不仅对专业理论知识掌握扎实,而且要锻炼自己各方面能力,明确定位和设定中长期目标,对自身的有效充实和提高,使得自身就业能力得到有效地培养和提升。 (二)家庭。 家庭成员不但不要给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压力,而且更应该给他们减压,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理解和支持他们,考公务员并不是唯一最好的出路。他们要选择他们感兴趣的职业,不论是自己创业还是到公司做一位普通的员工,家庭成员都要给予理解和帮助。 (三)学校。 学校对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要合理,有侧重点。其次是加大师资结构调整,发挥导师的知识魅力和人格魅力,帮助学生提高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实践性是行政管理学的生命力和效用性的基础, 如果行政管理不能从实践中发掘课题和解决课题, 行政管理学就失去了现实意义。 因此,学校可以与企事业机关建立合作机制,学校有针对性地为单位培养人才,实现双赢。同时学校应该进一步重视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指导,并将就业信息准确、高效、及时地传达给学生,做好学生从学校过度到社会的“桥梁”。 (四)社会。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考公务员问题的解决需要寻求社会多元力量的支持。首先,用人单位要多给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的机会,使其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政府应加大对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扶持力度。比如,“三支一扶”政策要惠及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在国家公务员考试和省级公务员考试中,适当增加设置对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适合的岗位,等可实施的具体措施,进而减轻其压力。如:安徽省现设13个省辖市和4个地区行政公署,9个县级市和56个县。部分市县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较许多东部沿海省份低, 行政管理专门人才较欠缺且总体素质低, 特别是基层行政管理部门、皖南山区及皖北偏远地区行政管理专门人才奇缺。我们认为可以根据人才合理流动的市场规律和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调配制度,单独建立人事档案,考核机制,聘用制,鼓励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到县市工作。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在1996~1997年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做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将原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行政学专业归入公共管理学科之中,并命名为“行政管理”。由此可见,行政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发展史并不长。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社会与政府机构的转型与改革,一方面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对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迫在眉睫。 一、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现实意义 首先,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有助于增强该学科的活力。截至2011年5月,国内共有34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设置了行政学类的本科专业,由于该学科在中国起步晚、发展历程短,目前只有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有限的高校在该专业师资配备、教学方面走在前列,相比之下,其他院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不平衡,参差不齐。所以,从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改革入手,能够促进该学科与国外教研的对话与接轨,使之适应于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的发展要求,最终有助于推进其自身学科体系的完善。 其次,对于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的高校本科生而言,该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如果能够在传授基础知识的同时,把实践性与创新性结合起来,既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该专业的积极性、激发其时代使命感与职业责任感,又有利于加强在校本科生的行政管理修养与素质,以更好地适应未来就业的要求,增强就业竞争力。 再次,对于全国高校而言,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有助于推动高校教育模式创新,提高教学水平与质量。从表面看来,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好像已经形成科学合理的培养体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探索一种兼具创新性与针对性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有助于使高校行政管理学科由当前的“注重理论”向“注重实践”转变,推动行政管理专业设置合理化、师资配置科学化、学生培养专业化,逐步与国外接轨。 最后,对于政府与企事业单位而言,在政府机构改革与企业流程再造的背景下,探究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新模式的着眼点在于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日常行政管理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人事选拔与机构重组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以更好地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与企业的绩效水平。 二、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路径 1、依据行政管理专业属性,推崇案例教学与“情景仿真模拟”课堂教学模式。笔者认为,准确定位行政管理专业,依据学科特点授学是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基本立足点。国家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将其表述为:“本专业培养具备行政学、法学、管理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通过这种表述,我们不难看出,行政管理专业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行政学等学科领域,跨度非常大,可以说“行政管理专业是多个学科的综合体”。行政管理学专业本是一门实践性与适应性较强的专业,然而在高校的实际教学中理论性过重,而理论性较强的科目理解起来比较抽象。笔者建议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辅之以“情景仿真模拟”。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从某些晦涩难懂的理论中解脱出来,接触活生生的案例,锻炼分析问题的能力。此外,学校应聘请有关企业单位的人力资源部经理或当地政府机关中的公务员现场进行“模拟企业招聘”或“公务员模拟面试”等,使学生全身心投入角色的扮演,并能针对疑惑问题当面请教企业或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员。 2、改革教学内容,按照市场与政府的需求针对性地设置专业课程。行政管理专业涉及的学科领域很广,笔者所在的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将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为管理学类、行政学类、政治学类、经济学类、社会学类、法学类共六大类。行政管理专业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通常意义上行政管理专业的基本定位是为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培养行政管理人才,然而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各专业在报考政府机关职位时基本上都站在同一起跑线,因而使得行政管理专业学生丧失优势。此外,当大中型企业在招聘经济、秘书、法律等专业的职位时,行政管理专业自身庞大的学科体系导致该专业针对性不强,缺乏自己的特色。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都懂一些,但又不是很精通,往往处于尴尬境地。笔者建议可将行政管理专业细分为企事业单位方向与政府管理方向,同时灵活地增设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在行政管理企事业单位方向中,整合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管理定量分析、应用统计学等课程;在行政管理政府管理方向中,设立市政学、公共部门决策理论与方法、行政管理学等课程,这样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学科的实用性与适应性。 3、改变“填鸭式”的课堂授课方式,减少对多媒体等教学设施的过度依赖,适时改变师生角色。长期以来,行政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方式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重视老师的主导作用,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重“教法”轻“学法”;整个过程贯穿于课前、课中与课后。在课前,教师认真备课;在课中,教师按照教学大纲讲授教材内容;在课后,教师布置小组或个人作业以充当学习成绩。教室中的投影仪、电脑等设备一方面极大地为教师授课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师生容易沦为这些教学设施的“奴隶”。教师把所要讲授的内容全盘搬到投影仪上,学生不假思索地抄课件,做笔记,省略了问题的思考过程,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大脑思维的惰性因素增强。笔者认为,在课堂上应该以人为主,以机器为辅。在讨论案例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应扮演主导角色,教师点拨答疑。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头脑风暴”,在课堂上掀起一场热烈讨论的学习氛围,并适时地抓住机会与学生尽可能多地互动,启发学生的心智。 4、突破传统的行政管理教学模式,积极引入实践教学。高校对于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往往重视知识理论的传授,忽略心理素质,智能结构的培养。国内高校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校外的实习基地少,不能满足学生岗位实习需要。相反,国外公共行政教育非常重视实践教学。例如,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有一半时间在校外学习,加拿大行政官员培训学院的学生有70%的时间在课堂外。行政管理专业在国外发展比较成熟,类似的人文科学在国外地位较高,不少国外顶尖大学成立专门性研究院,如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等。纸上谈兵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笔者看来,高校一方面应重视起课外实行基地建设,申请专项资金搞好学校的电子政务实验室以及企业文化与战略研究室;与此同时,也可将研究生教学运用到本科生教学中,锻炼学生的研究与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定期定量组织学生到行政机关、公司企业等实际部门,进行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实习,使学生了解行政管理的工作流程和具体方法,以加强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此外,邀请校内外专家和官员来校作专题报告,营造该专业领域的学术与实践氛围。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提高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质量的几点思考 我国自在改革开放后恢复了行政管理学科以来,全社会对其建设和发展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投入,各类教育机构尤其是综合型大学纷纷开设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在人才培养的数量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人才培养的质量上看,其人才输出尚不能满足社会对高水平行政管理人才的需求,这暴露了行政管理专业教育中的缺陷。本文从教学和科研实际工作经验出发,对如何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教学质量的问题的原因做简要分析,着重提几点建议。 一、注重师资培养和教育资源整合 师资培养是实现培养目标、保证教学质量的重中之重。当前,国内很多大学都积极探讨新形势下行政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行政管理专业,并不断应社会需求调整和完善培养方案,其教育方法和手段也逐渐趋向成熟。但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专业师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一些具有高学历的年轻教师虽然理论基础扎实,但“从学校到学校”的就业路径使其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教学内容单调,科研素材匮乏,整体效果不佳。 因此建议:首先,高校在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引进计划中注重实践能力,即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其次,高校应为在职教师创造更多的再学习条件,鼓励教师到政府机构挂职锻炼;第三,与政府机构进行各类合作,聘请具备教学能力的政府工作人员做兼职教师,并定期为教师做实践技能培训;第四,把实践工作经验和实践教学水平作为教师工作绩效考核要求之一。总之,就是“引进来、送出去”,使专业教学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整体提高师资队伍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二、科学地制定和完善培养目标 国内很多高校,在培养应用型行政管理本科人才的目标定位中,提到要培养高水平、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即注重学生要在达到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广、能力强、素质高等一般目标的基础上,强调对社会的适应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而在实践教学中发现,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培养阶段不能定位过高、过广。要求学生通过几年的本科学习,学生就担任政府及相关机构的高级管理工作,显然是不够现实,因为,没有一定的实践积累,理论的东西是不能一蹴而就地转化为“生产力”的。因此,在培养目标的定位上,有必要结合社会需要和学生学习能力,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完善。笔者认为,本科阶段还是以知识和理论普及为主,同时,有效地开设实践课程,给学生充分地了解社会的机会,在实践中修更多的学分。而在培养目标的设置上,则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三、保证实践教学的长效性 针对社会需要,很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课程设置体系逐渐完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学实践环节形式单一,缺乏创新,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学习的积极性不高;缺乏有效的教学实践基地,或有了对教学实践平台的经费投入却缺乏有效的管理,缺乏长效机制,产生不了实际效益,学生的综合素质难以得到真正的提高。行政管理教育应是需求导向型的,不注重实践教学的质量,就难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会导致就业困难,专业社会认可度不高。 因此建议,我国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必须以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为主要内容,在教学实践上取得新的突破性发展。首先,不能忽视实验室建设,在注重资金投入的同时,做成本效益的综合分析。健全实验室规章制度,横向考察和学习,引进先进学习软件,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实验室教学,充分、有效地利用好这个教学平台。其次,加大对实习实践基地的建设、使用和维护,积极与社会相关机构联络和合作,为学生拓展实践学习场所,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统筹安排。 四、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手段 目前,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学科理念落后与前沿思想、学科体系不科学、课程设置单一、特色不突出、理论与实践脱节等。因此,为了避免这些传统课堂教学方法的问题,必须在方法上进行改革与创新,实施以综合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培养目标。 几年来,我们不断摸索和研究,总结了几个较为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第一,以时政要闻为主题的课前演讲环节,通过教师的指导和点评,演讲内容也可以作为本课教学案例。这种课堂学习形式不仅能丰富教学的内容,还能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第二,类似“seminar”形式的双向互动研讨课,即学生和教师平等参与某一话题,双向自由讨论,然后由教师进行观点总结和理论归纳。这种方式能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参与,锻炼其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第三,以特定教学章节为主题的“team work”活动,即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生角色模拟,综合运用多种表现形式,巩固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们普遍反映这形式很好,有利于培养他们对课程的兴趣,并增强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力。 总之,对于行政管理专业,国内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处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在探讨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需求,在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上不断探索和思考,以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人才需要适才适用 行政管理专业,尤其是该专业的学术研究生和mpa招生,目前很是热门,但是,正在读的人都有一种困惑感,都不知道这个专业该怎么定位。官方的解释实在差强人意,如果一个专业培养的人才连自己的专业定位和自身的优势都搞不清楚,可想而知,我们读书是何其盲目,我们的 教育 资源分配又是何其盲目,又如何在激烈竞争中保持自己的自信呢?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分析一下。 行政管理专业现状分析 行政管理或称公共管理,是一个新鲜专业,随着国外有关方面著作大量翻译进来和兰州大学等高校率先设置该专业以来,就如同洪水猛兽一般,在各个高校中纷纷显现,而这些学校办学水平是参差不齐的,这个专业也没有统一的培养标准,这就使很多人看到的只是一种“繁荣的假象”。尤其是研究生阶段。那么这种“假繁荣”背后,学生们又藏着多少无奈和“投机”行为呢? 很多学生是被调剂到该专业的,也有不少学生是第一志愿报考的,但无论如何,他们的人生就会和这个专业结下不解之缘。当“这个专业不好就业”、“这个专业没有核心竞争力”、“行政工作人人能做”等等,一系列困惑席卷而来时,留给学生自己的只能是无法挽回的无奈之心和悲观之情。 “投机”,我们也并不陌生,简单的解释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个专业我也用“投机”一词,想表达的就是有些同学,尤其是来读这一专业研究生的一些同学,完全是一种不负责的态度。要么是来混文凭镀金的,要么就是看到这个专业相对好考一点(不考数学),而完全没有从自己的学术爱好方面考虑,这就使得报考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人数年年攀升,也使得一连串的学术腐败现象显得那么“合情合理”。当然,这只是学术腐败现象的一点折射。 行政管理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理由 当然,行政管理专业能否脱离这种尴尬,必须先从专业设置的理论合理性入手。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行政管理是一门 科学 的话,它就可以成为一门专业。何谓科学?科学有两个必要条件,即 规律 性和可知性。如果在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并且以现在的条件,如果对其进行探索的话,我们能够掌握规律所在,那么这一方面就可能是一门科学。无可否认,行政管理主要就是对公共部门的管理规律进行探索,而公共部门的管理跟私人部门的管理相比是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如公共部门的管理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即使现实中可能出现一些破坏公共利益的现象,也不能否认公共部门本身的价值追求),而私人部门的管理则把自己的利益(尤其是 经济 利益)放在第一位;公共部门的管理以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市场秩序、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则、处理各方利益纠纷、减少外部经济和增加外部经济、提供公平的日常服务和保护环境等为重要内容,而这是与私人部门的管理任务大相径庭的。早在行政管理研究初期(那时行政管理还是 政治 学的一部分,尚未独立“由于对政治的实质性关注,以及该学科领域面对冷酷的理智批判,公共行政敏捷地回到了政治科学温暖的怀抱”),学者们就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方面达成了共识,这也是行政管理的规律所在。当然,在行政管理的具体领域,都有着大量的规律需要学者们探求和 总结 ,如公共政策方面、人事行政方面(现称人力资源方面)、行政组织方面、财务行政方面以及行政伦理方面,等等。并且还能细分,也就是说行政管理的领域很广泛,但每一个角度都有其深度可挖,也就有其独特的规律可循。这些规律我们可能已经可以发现,到现在还没有科学的总结出来(至少还没有按规律办事),靠得只是人为管理,而这些人为管理往往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或个人随机意识或有意识的偏向某种利益对象,庆幸地就是如果管理者好了,有能耐了,群众可能会比较满意,但据我所知,这样的情形是少之又少的。而且,靠人为随意的管理很可能造成部分与整体的不和谐,甚至冲突,影响整体利益和效能的实现,比如部门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所以说,行政管理专业如果定性偏向于公共部门管理的话(目前各大高校是这样),从理论上讲,它的设置是有理由的,而且理由是充分的。 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素质和就业现状 既然行政管理专业的设置是必要的,就需要培养适量的合格人才。适量,就是遵守市场供求关系,甚至要遵循宁缺毋滥的原则,当然,目前的现状实在令人堪忧,行政管理无论是大专层次,还是本科、硕士或博士层次,都形成了大步扩招的事实。 怎么样才算是合格的行政管理人才呢?这点有一种共识,即这类人才要能够满足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需求或研究需求。仅从专业名称来看,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目标定位是合理的。但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漏洞所在,这样的目标实在过于笼统和敷衍。难道其他专业就不能满足这些机构的管理需求和研究需求了吗?难道行政管理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只能跟人共享饭碗和吃别人剩下的饭?当然不是,只是很多人还不了解行政管理这个有广度而没深度的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底具备了什么特长。事实上,行政管理人才真的应该好好认识自己和被别人认识,因为这类人才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思维,一种善于从宏观方面和合理管理方面出发的思维,更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气质,那就是具备专业熏陶出来的公共(公平、公正、公开)服务精神和做一位 现代 社会急需的责任公民的可塑性。而这种人才如果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正确使用,将必定成为社会文明和人文精神得以宣扬的重要支柱。这类人才太适合安排到公共部门中去,给已经显得“无药可救”的公共部门弊病输入新鲜血液。忧虑的是,不知道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吸收这些新鲜血液?至少目前看来,除了某些地方政府,国家公共部门整体上还没有认真对待这类人才,以至于这类人才毕业后流落到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造成了人才浪费和 教育 资源浪费。 行政管理人才如果很大一部分不能被应用于公共部门,也就是说,没有适才适用的话,就说明我们的教育是盲目的,我们的政府在人才使用方面是缺乏回应性的。行政管理人才拥有难能可贵的公共服务精神和责任精神,甚至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可以通过大学时段以外的其他途径,如公务员短期培训,就能塑造出来的。因为在人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品格培养阶段,有幸上大学的人往往对大学四年学到的东西印象最为深刻,可以说,一个人在大学阶段就要给自己的品格定性了。四年的行政学、 政治 学、社会学、 经济 学、法学、逻辑学、 历史 学等行政管理相关或相近知识熏陶,早已使行政管 理学 子们对公平、效率、原则和责任等核心价值内在化(相对其他专业而言)。而通过简单的培训,很难相信能使不具备这些精神的人才顿时就具备了这些精神。我一直坚信,技术至少是可以学习弥补的,而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 因此,政府必须重视这类人才,因为一些不和谐社会因素已经凸显了这样一种事实:靠实实在在的技术优势解决不了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政府对外加强软实力影响,对内也到了该重视文科这一相对于工科是软文化的时候了。一个社会的社会 科学 不发达, 自然 科学也难以有长足进步。要 发展 社会科学,必须要解决社会科学人才的出路问题,至少不要出现文科毕业生和理工科毕业生两极分化的现象。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行政管理人才也要适才适用,比如在一些综合管理类或专业性不是很强(没技术干不了)的岗位,多向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倾斜,以及在一线部门和基层单位多给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实习机会等。 我们有理由相信,行政管理专业会越走越好,越走越合理,而入口处就在于行政管理人才能被公共部门很好的吸收运用,而行政管理专业的资源则能根据实际需要实现较优化配置。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课程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 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使得实践教学在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课程中如何创新科学定位和实现显得迫在眉睫。本文提出构建以课程内容体系改革为切入点,修订专业培养计划,增加“应用型、实践性、操作性”实践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走出去、请进来、坐下来”的“三位一体”立体式实践教学模式、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核心内容,形成方式多元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完善实践教学的质量保障机制等适合于现代行政管理专业发展的实践教学体系。 关键词 行政管理专业 应用型课程 实践教学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旨在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新思维能力、动手实践能力,使他们获得受益终生的真才实学,这也是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努力的方向。实践教学作为培养和提高学生专业技能的重要途径,与理论教学是相互支撑、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统一体离开了实践活动片面地强调能力的培养,充其量只能向社会输送“半成品”。①高等院校是培养和造就高层优秀人才的摇篮,当前我国高校教学改革应当从根本上解决好“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问题。 1 修订专业培养计划,增加“应用型、实践性、操作性”实践教学内容 在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修订中,要遵循“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的教学新思想和“手动、腿动、脑动”的实践理念,以实现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为目标。在专业基础课、必修课和选修课中设计和增加“应用型、实践性、操作性”的实践内容。具体讲在增加课内实践环节的时数的同时,增加专门的实践性课程,并增加专业实践的周数,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建立实践教学三条线和三个环境:课程实践教学一条线、基地实践教学一条线、虚拟管理实践教学一条线;实验室环境、仿真模拟环境、真实管理环境,并使其高效率地服务于全面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需要进一步强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措施。大力加强行政管理基础的教学力度;高年级学生实行分层培养,强化科研能力的训练和实践技能的训练;课余时间,组织多种类型的课外兴趣小组,重视信息技术和虚拟管理模拟的训练,增强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2 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走出去、请进来、坐下来”的“三位一体”立体式实践教学模式 2.1 强化课堂实践在实践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长期以来,课堂实践教学一直被行政管理专业教师有所忽视,但这一实践教学形式在时空选择的灵活性上、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上以及教师的跟踪指导上都优于其它实践教学形式,从本质上讲,行政管理专业也适合于实行课堂实践教学。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取代“填鸭式”教学方法,彻底改变教师讲,学生被动听、记的局面。应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思考,使课堂由教师“要求学”变成学生“主动学”。根据行政管理属于应用性科学的特点,改变单一讲授法教学模型,可多采用案例分析法、讨论法教学。这不仅使学生由被动地听、记转变为主动参与、积极思考,而且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采取多媒体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彻底改变“一支粉笔”“一根教鞭” ②这种传统教学手段,使课堂气氛变得生动活泼。 2.2 丰富社会实践在感性学习中的内涵 第一,管理一线见习。在对学生进行专业课学习之前,可以联系本专业的对口企业,把学生带入生产经营现场进行考察、观摩,使学生对自己未来所从事的专业有一个总体的感性认识。这是实践技能教学的第一步,目的是使学生明确所学专业应掌握哪些基本实践技能。 第二,专业实习。现在大多学校在该专业第八学期安排毕业实习,但这一做法至少有两个缺点:一是时间较短,一般均只安排八周左右时间;二是一旦学生在实践中遇到问题,难以再回到书本中去。因此,建议在第五或第六学期即安排10周左右的时间,让学生去单位顶岗上班,挂职锻炼。这将有助于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更易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学习收效,增加实际工作能力。待第八学期再安排10周时间去实习时,学生就会有更多的理性和知识,处理问题或许更加老到成熟。另外,任课教师也可结合所授专业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专题性社会实践活动。应该建立稳定的行政实习基地,为学生进行行政实践提供可靠的平台。这也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行政管理人才的需要。③ 2.3 发挥科研实践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提高中的关键性作用 结合社会实践、课堂实践的具体内容积极开展科研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行政管理专业课的科研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的能力,也是促使理论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结合学生撰写调研报告、自学讲稿、命题论文、讨论提纲等形式完成。任课教师可以通过提出写作要求、规定评分标准等方式指导学生进入研究的状态和研究领域。专业协会与兴趣小组是学生课外活动的良好基地。通过专业协会与兴趣小组这种具有共同专业知识和兴趣的群团活动,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在群团活动中得以展示和检验。学生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某项实践活动或学术讨论,不仅能增加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还能锻炼学生的动手和动口能力。在指导其活动时,要尽可能扩大学生的参与面,动员大多数学生参加活动,还要注意正确引导,充分调动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把学生活动的目标落实到培养科研和开发的能力上。比如我校的政治与行政学院的“政府管理学社”由学院原时事调研社发展而来,是我院青年学生中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是结合我院的专业特色而成立的一个以“政府管理践、学、研”(政府管理实践、政府管理理论学习、政府管理调查研究)为主的学习型社团。社团定期举行配套的专题讲座、论坛、研讨会、辩论、沙龙、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使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趋于多样化,使社团更加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有效地补充和发展了科研实践。 3 丰富的教学资源是有效开展实践教学的基础条件 实践教学环节对教学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离开了丰富的教学资源的支撑,实践教学则难以开展。当下实践教学出现的各种异化问题,就或多或少的与教学资源相对匮乏相关。当然,就理想层面而言,教学资源越丰富多样,就越能够满足各种类型实践教学的需要。但是,我们提出的丰富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确实是实践教学所必须的基础条件。首先加快实践基地的开发与建设。实践教学是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进行,实践基地是联系学生与社会的中介和平台。实践教学除了要求实践基地数量充足外,还要求实践基地类型多样,能够满足不同目的的实践教学的需要。另外,实践基础的工作人员也是指导学生实践的重要力量,这就需要学校与实践基地之间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结合相关章节的教学要求,带领学生深入管理实践现场教学,以拓宽视野。二是行政管理专业要尽快加快实践操作平台建设,创建模拟实验室,为实践教学活动提供基地。根据行政管理的专业属性及特征,模拟实验室内要设置开展专门实践教学的电子政务、决策分析模拟厅、国家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文献资料室、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模拟展厅等。学生在这些模拟教育实习实验室里,通过参与实践教学活动,逐步形成较强的专业技能。三是编撰突出实践教学的行政管理专业特色实践教材。这是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物质保证。在制定实践计划的基础上,要编写与之相匹配的实践教材和实践指导书。在编写实践性教材时,要把其技术指导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放在首位,详细阐述学生该掌握的本专业的知识要点、实习目的、方法和作业。在实践环节设计上,要注重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的完整性,实现人财物等传统资源管理的一体化;在实践内容的设置上,注重反映教学重点及行政管理过程的实际要求。 4 提升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能力是实践教学实效提高的关键 教师是大学的灵魂,师资队伍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没有良好的师资队伍,再合理的培养模式也无法实行和取得成效。实践教学队伍,应该是由实验专家与学者、实验技术能手和实验管理人员组成的群体。学校要制订相关政策,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采取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办法,提高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改善知识结构,提高学历层次,优化队伍结构。行政管理专业的许多专职教师是科班出身,他们从学校到学校,缺乏社会经历,懂行政学理论,却没有行政管理的实践经验,这势必导致对行政管理实际工作理解不深不透。④因此,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增加行政管理专业教师的实践经验,如选送一部分专职教师“走出去”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到行政管理实践岗位进行调研,了解现实政府运作情况,参与政府的行政管理相关课题研究,结合讲授的专业课程,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把那些具有丰富党政机关工作经验的领导者“请进来”为学生讲解我国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各层次的权责划分以及运转情况、地方机构改革的难点分析和对策等,这种鲜活的实地教学,与呆板的课堂讲授相比,其教学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对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公共关系教学问题的若干思考 [摘要]公共关系教学一直以来都是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其所处的地位却很尴尬。本文指出了公共关系教学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的意义,认为其举足轻重;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其所处之现状,最后给出了几条可能走出困境的道路。 [关键词] 公共关系教学;行政管理专业;意义;现状;解决方案 公共关系学是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应该说,在行政管理的课程设置中,还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公共关系学本身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管理学。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情况,一方面,公共关系学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很重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它的学科地位还不够高,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制约发展的因素太多,直接影响到了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根据对此现象的分析,笔者产生了三个疑问:一是公共关系教学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而言,究竟具有什么意义?毕竟,如果只谈意义的大小和重要程度未免过于抽象,研究成果也会流于形式,缺乏价值。二是在现实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关系教学中,公共关系学本身究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充分地了解现实有利于我们对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并得出解决方案。三是如果现状不容乐观,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是本文最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文写作之最终目的。 一、公共关系教学对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意义 考察公共关系教学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意义,首先应该从两者的研究内容入手,寻找它们的共同区间,找到了这个区间,意义就显而易见了。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是由其研究对象所决定的。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其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发展。概括地说,包括政府自身的结构、功能及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的规律,具体地说,包括行政职能、行政环境、行政组织、行政首长与领导群体、国家公务员、行政决策与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法制、行政机关管理、行政管理的方法与技术、行政效率与改革等等。由此可见,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面极其广泛,但它不可能真正做到面面俱到。而公共关系学是研究组织与公众之间传播和沟通的行为、规律和方法的一门科学。它旨在通过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利用有效的传播和沟通手段,达成公众对组织的了解、认可与合作[1]。公共关系学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有较强的应用性,这就决定了学习这门学科必须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公共关系学所关心的内容恰恰是行政管理学所需要的,在行政管理学看来,公共关系学是一种极其有用的工具,行政管理学只需要提出需要的内容,公共关系学则根据需要去完成。所以,在管理类专业设置这门课程就显得十分重要,没有了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就如同断了一臂。归纳起来,公共关系学使攻读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认识到公共关系在现代管理中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学习和理解公共关系管理的概念和基本原理,了解和掌握组织与公众沟通的过程、手段和方法,最终的目的是努力培养现代公共关系意识,完善自身的公共关系素质,提高实际公共关系能力,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运用到工作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去。 公共关系学是行政管理专业中必不可少的核心课程之一,其理论部分是对行政管理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其实务部分是行政管理学生所必备的技能。 二、在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公共关系教学的现状 既然公共关系教学在行政管理专业中的意义举足轻重,那么,它是不是真的就处于这么一个良好的现状呢?当然,成绩首先是不应该被回避的。应该说,通过努力,高校公关教学成绩显著,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发展的速度快、规模大。全国大部分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都开设了公共关系课程,教师和学生数量都有较大增长,为我国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和壮大。 二是与行政管理学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公共关系教学水平有一定的提高,配套的系列教材建设已经开始,师资水平也直线上升。 三是无论在校内还是在社会上,公共关系的教学效果已得到普遍认可和重视,培养出的学生在人才市场受到欢迎,而社会和企业对高层次公关人才的需要正呈现上升趋势[2]。 当然,高校公关教学虽然成绩显著,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必须下决心、花力气尽快解决,这也是本文写作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尽管现在我们拥有一支数量巨大的专业教师队伍,但是,由于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上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科班出身的教师,这就使得教师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这种情况在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尤其明显。因为一般院校都没有公共关系专业,公关教师大多是由其他学科、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转而从事公关教学,主要精力仍用于原来的专业研究,所以行政管理专业中公共关系的教学任务实际上是由其他学科的教师在承担,这必然会对整个公共关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第二,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问题重重。 目前的教材种类繁多,但质量上乘者则少之又少,况且,大部分教材是为公共关系专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服务,很少有适合于行政管理专业学生使用者[3]。虽然公共关系专业教材有一定的广泛适用性,但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也应区别对待,毕竟不同专业对于同一门课的要求不一样。 第三,公共关系的理论研究水平亟待加强。 一方面,学习公关专业的教师很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进行;另一方面,国家在该学科的研究经费投入较少,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机会寥寥,教师就某一问题进行切磋的机会太少,也不利于学习借鉴国外的新理论和新经验。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水平的欠缺自然也会导致实践水平的降低。整个学科的研究水平欠缺,对于日常教学来讲,受到制约和影响也是必然的了。 三、走出公共关系教学的困境 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学校应有组织、有计划、分步骤地逐渐完善公关教师队伍,可以以院系的名义聘请一 些公关经验丰富、长期从事公关活动的资深专家作为校(院)系外聘教授或名誉教授,每年给学生开课,由此也带动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有条件的话可以引进一些既有公关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理论素养的公关人才,补充到高校公关师资队伍中来。同时,鼓励教师参加一些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不定期或者定期地举行一些针对教师的培训活动,不断提升队伍素质水平。要注意对教师进行专业教育和培训,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 其次,在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方面加大投入,争取突破。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这就要求理论教学必须结合中国实际,特别是要结合中国行政管理的实际,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和配套教材。在教材建设方面,要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学者编写适合于不同专业的公共关系学的示范教材,鼓励教材多样化,不仅采用书本教材,还要采用影音教材等多媒体手段,能够化说教为感知、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在教学方法上,要鼓励教师之间互相交流,还要充分注意到公共关系学的学科特点,有意识地将说教式教育转变成实践式教育[4],一方面要保证学生理论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例如,可以开展案例讨论,举办学生模拟创业大赛、商务洽谈策划、新闻会等情景模拟[5]。这需要公共关系学教师不懈努力,不断进行教学创新改革,挖掘学科潜力,实现教学模式多样化,多设计、安排课堂技能训练,灵活把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实现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再次,重视公共关系学理论研究,鼓励创新性成果。国家和学校应对公共关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给予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多创造学术交流机会,争取我国的公共关系学研究与国际上接轨和对话。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发挥优势。行政管理学是一门中国特色非常强的学科,相对应的公共关系学自然也不例外,公共关系学理论的发展,必然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分析与建设思路 专业是高校履行人才培养职能的直接载体。高校通过划分专业来设计教学体系,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不同的专业是由各学科理论知识依据不同规则和方法进行归集、配置所形成的。所以,专业成为学科、师资、课程、设备等资源的集结点或配置平台,是人才培养和专业教育的关键。 专业设置和建设具有共同的一般规律。相同专业的学科、理论知识和课程等资源配置也大体相同,具有共同性的一面。但由于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类型及其侧重点的理解、设定不同,即使相同专业,其学科、课程、师资等资源配置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相同专业的不同特点。持久、稳定、系统、规律性的特点集合而成为特色,即相同专业的不同特色。 一、专业特色的形成条件 1.历史条件和因素 许多专业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应当时社会实践包括生产、管理、军事、政治等急需而设置的。以后的发展、延续和壮大往往都蕴含着起初的历史痕迹,并渐进凝结为特色。 2.环境资源因素 专业的成长、发展和演变是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完成的。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一个院系的环境和资源禀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和浸染专业的成长。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差别性的特点。 3.时间因素 专业特色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特色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需要酝酿、产生、更新、变异,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生生息息、重组再造、演化整合等,最后由每一代变异留存下来的富有生机的因素凝结为新的变异体并呈现特色。这里有两点:第一,特色是在特点上形成的,是由诸多特点有机组合而成;第二,特点与特色的不同,在于特点可能是暂时的、短期的,而特色是特点在不断地更新、变异、整合中最后形成系统、持续、稳定的状态,是特点之有序集合。由此可见,没有一定的时间,特色是很难形成的,或很难称其为特色。 总之,专业特色应当在一定的历史延续中和特定的环境资源里,经过较长时间和几个阶段的发展,逐步融合而成。 二、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 1.行政管理专业的特点 以政府为管理主体是行政管理的基本特点。研究政府行政管理的一般过程,是行政管理研究的传统,相应地,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资源的传统搭配方式形成了政治学背景和倾向的特点。然而,随着行政管理向法治化、科学化的扩展和推进,以及行政与法、行政与管理技术的日益融合,行政管理开始告别传统时代。同时,与政治相对分离的行政管理开始向各领域的分部门管理延伸和扩展,出现了教育行政、卫生行政、文化行政、军事行政等,行政管理衍生、推进至公共管理阶段,步入公共管理形态。经济行政正是在这种格局下独具形态、在理论及理论实践的发展中蔚为壮观。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尤其是当今时代的主体活动,管理经济一直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在专业行政部门日益分化、发展的格局中,经济行政也成为独立的领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壮大。何况任何领域无不包含和渗透经济活动而成为行政管理的对象和内容,使得经济行政不仅具有不断壮大、相对独立的领域,而且具有广泛的覆盖性。 2.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含义和支撑体系 经济行政是指以经济活动和领域为对象的政府行政管理活动,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是指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资源的配置在遵循传统、保持行政管理专业基本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增加和突出经济及经济管理课程、师资、实验等资源配备,以培养懂经济、知法律、擅行政、会管理的经济行政管理专门人才。在实践中,经济行政与公安行政、司法行政、人事行政、军事行政、教育行政、文化行政、医疗卫生行政、社会工作行政等并列存在、相互区别。 专业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时空因素,一个是时间维的历史传统因素,另一个是空间维的资源环境因素。这里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为例: 在历史渊源上,学校行政管理专业由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演变而来。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创建于1981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设立该专业的高校。工商行政管理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及其交易、竞争行为和有形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执法过程。既是政府行为,又是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是经济、行政、法律融合一体的经济行政管理,具有突出的经济性。 1998年,教育部组织调整高校专业目录,工商行政管理专业不复独立存在,学校的相应专业转型、扩展为行政管理专业,设于公共管理系下。整个专业的转型经历了名义阶段、板块阶段、覆盖阶段,目前正向融合阶段发展。这个过程中,在探索和保持行政管理专业一般特征的同时,工商行政管理由课程、师资、周边专业学科、相关社会资源支撑的经济行政特色保留了下来。 在环境资源上,学校以经济和工商管理学科见长,相应的师资、课程等资源丰富。学术氛围也以经济学、经济管理学为主调,同时,又有较为齐全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和历史较长、特色鲜明的法学学科专业。这个特点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有明显体现。学校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与规范。分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和文法4类提出学科基础课课程设置方案,原则上统一执行。学校结合专业和历史等情况确定专业课设置。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此原则下融汇了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因素,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并反映了专业特色。例如,公共基础课中有“高等数学”课,学科基础课中有“经济学原理”、“公共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财政学”、“统计学”等经济管理课程,在专业课中有“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课程,在专业选修课中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会计学”、“经济法”、“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课程。同时,行政管理的核心课、基础课诸如“政治学”、“行政学”、“领导科学”、“公共政策”、“公务员制度”、“行政伦理学”、“公共管理”等数量和理论知识比重充分,功能不减,既保证行政管理专业的本色,又具有经济行政特色。 在时间因素方面,学校有17年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的办学历史并赢得较高声誉;行政管理专业也有了11年 的办学历史,并于2000年建立了北京市属院校第一个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点,2007年成为北京市属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第一个重点建设学科。经济行政特色在历史延续和探索中日趋成熟、稳定。 在社会资源方面,学校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学会、研究机构保持长期的合作与交往,包括会议、调研、课题研究、咨询培训等方式。近年来,与北京市发改委、市政管委、城市科学学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社会工作委员会等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经济行政的社会根基,进一步扩展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管理空间。 在学术研究和专业建设比较交流方面,有可供分享的成果和可资借鉴的经验。经济行政的研究著作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蒋云根教授编著的《经济行政管理概论》。学校工商行政管理研究领域,自8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了《企业行为规范》丛书、《工商行政管理》系列教材以及多部单本著作;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北京市社科基金、北京市教委社科基金以及国家部委有关经济行政方面的科研项目。近10年来,各高校的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都依托所在院校的资源、历史等,探索、形成自己的特色。学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特色以其历史和经验获得独特优势。 三、行政管理专业的价值评估 1.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市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比肩在我国呈后发之势。公共管理在后市场经济时代是维护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作为首都和政治、文化、信息中心,对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强烈。作为北京市重点大学和人才培养基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拥有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和公共管理资源,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市属院校处于前列,应当发挥学科优势,为北京市培养经济、行政、法律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 2.行政管理专业在学校的地位 公共管理学科与工商管理学和经济学并驾齐驱有益于丰富学校学科类型,完善学科结构,有利于人才培养。学校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实力较强,公共管理学相对较弱,但具有良好基础并在北京市属院校居于前列,搭建了学科结构有力、专业齐全完整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平台。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的母学科,历史长、特色显、有优势,应当成为学校学科专业发展的增长极。 3.学院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后盾和平台 行政管理专业依托的城市学院,是为专门和更好地服务于首都而建立的。学院依托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设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社会工作专业以及首都经济研究所、不动产研究所。这种专业学科环境既具有复合型、交融性,又不失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宗旨,有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学科发展,有利于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塑造和体现;同时,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筋”,对相关专业的发展具有粘合、伸张的作用。 四、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路径 1.在既有体系中巩固特色 一是丰富完善专业课程体系,从课程上体现特色。保证专业通行的基础课程。“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必备的学科基础课不缺门;通过课程建设,增强课程针对性,力求精要;通过沟通研讨,达到课程之间相互了解、互补和融汇。保证体现特色的经济学课程。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公共经济学”外,还应坚持开设“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学”等,通过考试与考查、必修与选修的制度设计,优化经济行政效果。开设“法学原理”、“行政法”、“经济法”课程,满足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功能需求。进一步完善以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为核心的政府监管和经济监管课程板块,实现理论、政策与实践的贯穿,经济、行政与法律的融合,凝结和强化监管功能的专业设计。 二是在教学方法上体现特色。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将理论知识讲解、案例政策分析、参观考察相结合;选聘校外、政府、企业的专家,建立兼职教师队伍或储备,在专职教师组织下,穿插搭配兼职教师的专题和讲座;通过“数字城市实验室”建设,改善实验条件,加强软硬件功能开发和综合利用。同时,适当增加实验课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控制教师选聘结构,充分调配现有资源,形成学术型、讲授型、实操型师资的有机搭配。 2.将特色的基础拓宽,触角延长 拓宽与之交往的经济行政部门范围,由工商行政部门扩展到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进而扩展到发展改革委员会、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社会工作部门,建立制度性联系;在上述政府部门和系统建立实习基地,形成持续联系,延伸触角;通过科研和教师纽带,与上述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增强教师对实践的了解,增加学生直接、间接的实践机会,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聘任、聘请兼职教师、指导教师或吸收为团队成员,增加互动通道。 3.在学院复合学科环境中,吸取营养,谋求新生 学校的城市学院是系、所合并的学院,学科专业较为宽泛,教师的专业领域更加复杂。学校规划城市学院建设发展两大学科——公共管理和区域经济。院、系、所,学科、专业、方向相互交织,对学院的组织管理和业务规划提出挑战,同时也提供机遇。处理不好,各种要素混杂交错,内耗互扰;处理得当,相互倚重,相互交融,相映成辉,相得益彰。实际上,公共管理和区域经济两个学科具有新兴和开放的共同特点,又有在区域和公共方面的融汇之处。两大学科的交融为各自学科及其之下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富营养的土壤。行政管理应当借助公共管理寻求应用空间,借助区域经济管理增强经济行政特色。 4.在国际交往中检验调整,发展壮大 经济行政特色不是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和体制独有的,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也能找到学理和实践的例证。政府管制领域是经济行政的集中体现领域,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日益关注的热点。 政府监管、企业社会责任、公共工程等话语和理论体系是值得关注、研究、探索和借鉴的。在理论上深入研究,有助于在国际环境中检验、调整和完善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化对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理解,从而不断延续、推进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发展。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摘 要: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与教学改革步伐缓慢存在矛盾,突出表现在实践教学模式滞后,本文认为加快教学改革步伐的关键就在于探索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案例教学“三位一体”的整体联动教学实践新模式。 关键词: 行政管理 实践教学 创新 一、 现状: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与教学改革步伐缓慢存在矛盾 行政管理专业学科门类归属上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内涵,它意味着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由传统的学术型(理论型)向应用型(实务型)甚至创新型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要求。 近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课程设置体系逐渐完善,很多行政管理的专家也在积极探讨本专业教学手段和方法,但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只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对学生实践能力提高不太重视,或者已经得到了重视,但是却存在很多缺陷: 第一,教学实践环节单一重复,缺乏创新,学生普遍感到枯燥、单调和乏味,学习的积极性不高;第二,缺乏有效的教学实践平台,或有了对教学实践平台的经费投入却缺乏有效的规划,管理混乱,产生不了实际效益,学生的综合素质难以得到真正的提高;第三,在传统的案例教学中情景演练的方法与现实行政管理环境脱节,无法引导教师教学与学生实践,师生之间互动困难,学生难以从课堂得到实际的提高。我国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教学总体上仍然是以政治学取向为主,培养偏重学术性,而对应用性重视不足。 在这样的专业教学实践情况下,必将导致我们的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缺乏,进而出现就业困难,专业社会认可度不高,市场化程度不够,从而影响到行政管理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公共管理教育应是需求导向型的,社会需求就是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现实教学投入与人才素质要求不尽统一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的就业选择,应当转换教学机制,走按社会需求求发展之路。 二、 我国行政管理专业建设存在实践教学模式滞后的软肋 在严峻的现实下,我国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必须迈开大步,在教学实践上取得新的突破性发展。反映到当前就是要使我们的行政管理专业在教学实践中更加重视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注重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入更多优秀的人才。在构建新的培养模式时,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切实完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环节的创新,长期以来,我国各个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环节普遍存在如下突出的问题: 1、实验室建设步履缓慢,主要表现在许多学校不重视文科实验室的建设,认为这是理工科才有的事情,缺乏战略性眼光,而事实上,在欧美国家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管理学科门类很早就开始探索实验室的建设与应用问题,如:会计实验室,金融分析实验室,电子政务实验室等,进而直接导致行政管理专业实验室建设资金缺乏,我国的社会科学教育长期处于传授单纯的理论知识的低水平上;在我国当前的公共行政管理教学实践中,少、慢、差、费等教学低效现象仍比较普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注重教学效率的观念。 部分已经展开实验室建设的高校在实验室建设上,往往只注重资金投入,却不做成本效益的综合分析,缺乏成本—效益的权衡与控制;再就是实验室建设缺乏科学的规章制度,例如实验室管理混乱,教师对学生在实验情景中的模拟互动缺乏有效的指导,导致了实验室的综合效益难以产生出来,造成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人才培养的目的却无法达到。 2、实习基地建设重视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目前很多高校缺乏充足的实习条件,往往局限在少量的实习基地,对学生广泛的熟悉政务运作,熟悉工作流程,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工作方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目前大部分既有的实习基地没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或统筹安排不妥当,主要表现在未能合理安排实习时间,学校与实习单位互动不够,学生实习往往很盲目,缺乏有效的指导,这些都将导致学生实习效果欠佳,教学实习流于形式的多,取得实际受益的少。 3、案例教学作为传统的教学实践手段引入课堂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在实际效果来看,却并不令人满意,主要表现在:案例教学往往与实际问题联系不够,过于注重书本知识和理论知识的挖掘,课堂情景演练形式单一,教师在模拟案例方面,缺乏有效的互动,难以激发学生兴趣,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往往大打折扣。 三、 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创新路径分析 加快实现我国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笔者认为关键就在于探索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案例教学“三位一体”的整体联动教学实践新模式。 (一)加快专业实验室建设。 加快行政管理专业实验室建设,首先要有战略眼光,重视文科实验室的建设,如电子政务实验室;第二,要增加行政管理专业实验室建设资金的投入,切实保障我国文科实验室的建设投入资金和自然科学实验室建设投入资金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第三,已经开展实验室建设的高校在实验室建设上,要在有前期的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努力去探讨实验室建设的成本效益综合分析,进行有效的控制,切实杜绝资源浪费,促进实验室综合效益的提高;第四就是要为实验室制定科学严谨的规章制度,对教师和学生在实验情景中的互动模拟能进行有效的指导,既方便教师进行管理,也方便广大学生自学,将实验室的综合效益充分发挥出来。 (二)提高实习基地建设重视程度。 行政管理作为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要求学生们必须理论联系实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掌握调查研究的方法对促进学生进一步了解政务流程运作、开拓视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学会探索创新非常重要。重视调查研究在国内外行政管理课堂上已经应用的比较广泛,就是让学生亲自到政府机关中去实习,了解工作环境,接触行政管理人员,学习他们的处事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这种教学方式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对学生增长才干,对教师改进教学方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实习基地的建设,需要得到政府机关的大力支持,没有政府机关的大力支持与参与,这种教学方式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下去,这就要求院系必须与政府机关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必须从战略高度看待实习基地建设的重要作用,尽可能的多开拓实习基地,切实为学生们把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重视并创新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目前国内外行政管理教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教学方法之一。案例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比较各种各样成功或失败的行政管理案例,然后通过教师的启发和课堂的讨论研究得出结论,既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实践证明可以明显的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行政管理学科极强的实践性,使得案例教学法的运用对于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显得尤为必要。目前,案例教学方法在实际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实践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创新改进:一是要建立自己本专业学科团队的案例教学库,摒弃以往过分倚重外国案例教学的理念,切实把本国本专业的案例与学生的所学知识紧密联系起来;二是所选案例一定要是本专业教师研究的热点,只有对实际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才能在案例教学中切实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三是在案例教学中要加强师生的互动,教师要创新案例教学的方式,特别是提问启发学生思考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活泼生动的课堂氛围。 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和案例教学三种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应该是“三位一体”、整体联动的关系,不应该偏废任何一个环节,因为案例教学关注课堂,实验室教学是在学生走出课堂后的第一次仿真模拟训练,而教学实习恰好是能保证学生在毕业之前能做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综合演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生走进课堂能通过案例教学学出成绩,走进实验室能高仿真模拟管理情景,走出校园能在实践中得到成长锻炼。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浅论民办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建设的问题及革新 [摘要]行政管理是一门交叉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现今,民办院校在行政管理专业建设上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同时,认为民办院校由于生源不同,以及办校理念、定位的不同,更应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场竞争力,应对现有专业建设思路进行革新,走出具有自身办学特色,兼具应用型学科特点的道路。 [关键词]行政管理 专业设置 应用型人才 一、行政管理专业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行政管理专业的蓬勃发展,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开放与发展,这恰恰是因为经济社会领域的简单、粗放的管理,越来越被不断精细化管理分工所替代,这一过程不仅使很多领域需要专业的公共管理人才,譬如,经济快速发展使得经济组织内部的部门,如人力资源部、行政部等需要行管专业人才的加入;而且这一过程还派生出大量的公益、慈善、社团等非赢利性组织需要改进管理。在社会大发展的背景之下,行管专业的建设甚至比其他很多其他热门学科的发展都快,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领域逐步向涉及到政府、公益组织、企事业组织等公共管理演变。 正是因为行政管理学科的广泛性,以及行政管理专业所培养的目标兼具理论和实用的特点,导致很多有关行政管理专业建设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该专业的学生往往知识杂而不精,能力多而不强,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模糊等问题出现。 在行政管理专业建设的共性与个性方面,很多研究都集中在普通高校在行管专业的培养内容上,普遍认为共性强于个性是一个主要特点,甚至可以说,对学科共性的关注抹杀了不同院校对专业建设的个性发展。有学者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4所院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进行比较,发现培养“专业管理人才”是每所院校所强调的笼统概念,每个学校并没有根据各学校的师资力量和院校特色,制定出具有特色的培养目标。 二、民办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存在的问题 对于民办院校而言,与普通高校的培养目标存有不同。民办院校办学必须要抓住自身的特点,行政管理专业的实用性、培养方向的专注应该是其主要方向。就已经设立行政管理专业的民办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可能存在更多的问题: 第一,民办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不清。从就业市场的反馈来看,民办院校的学生在理论掌握方面不如“一本”和“二本”学生,动手能力方面不如高职高专的学生。根据因材施教理论,生源质量决定了人才培养模式,民办学院人才培养到底是套用普通本科还是高职高专的培养模式?在民办院校人才培养层次模糊不清的背景上,民办院校应该培养应用型还是研究型的人才同样难以界定。在对民办学院行政管理学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很难把握标准,课程设置也很难准确定位,直接导致教学有效性不高。 第二、行政管理专业特色不明显。国内行政管理专业最早脱胎于政治学,行政管理专业既要兼有政治学的学科内容,又要顾及专业培养目标与职场和社会需求相融合。目前,虽然大部分普通本科院校设立了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和科研实力较强的院校有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点或博士点。普遍来看,很多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而对管理规律知识重视程度不够,这一状况,或许导致行政管理专业落后于社会的需要和需求。民办院校在行政管理专业建设中也延续了这一特点。 第三、课程设置不合理。据调查显示,在某民办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开设的44门主要专业课程中,60%以上的学生认为重要的课程只有:演讲与口才、管理学原理、行政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公文写作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其中90%以上的学生认为重要的课程是演讲与口才和管理学原理,诸如西方行政学说史这些理论性较强的课程仅有不到20%的学生感兴趣。究其根本原因是行政管理在学科设置上并没有考虑到它首先是管理学科,有关管理中对管理问题的处理原则、方法,管理实践具备的调查、统计、信息处理、分析决策等等,这些基本管理知识常识行政管理专业在学科设置中被置于非主要地位的方面。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招聘单位面试的学生都能够侃侃而谈,碰到实际需要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析、寻找问题的关键点,以及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欠缺。 第四、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现今,民办院校仍然主要重视理论教学,轻视实践安排,重视理论性课程,轻视以培养能力为主的应用性课程。目前的培养模式仍然是注重填鸭式的理论知识培养,而将更为重要的实践能力培养放到次要地位。大部分院校并没有像设立课程体系一样,设立实践能力培养的计划和体系。学生的实践环节虽然也算学分,由于实践能力培养涉及到的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校外合作、日常管理、安全、责任等问题,有流于形式之嫌。 事实上,民办院校由于生源不同,以及办校理念、定位的不同,更应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职场竞争力。民办院校常常将借鉴演变为直接照搬本科院校的专业建设体系,在学科设置上,民办院校要走出与办学理念相吻合的道路仍需研究和努力。 三、如何革新民办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设置 民办院校要想在行政管理专业的设置上有所突破,使该专业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和特色的专业,至少要在以下方面做出研究和革新。 其一、较之普通本科院校,民办院校在遵循培养行政管理人才规律,迎合公共部门、企事业组织职业需求,注重专业的应用与实践方面更具灵活性。更能够根据自身院校的资源和特点,培养出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的行政管理人才。 其二、民办院校开设行政管理专业所涉及到的基础资源、专业体系、培养模式、师资队伍等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确保行政管理专业在民办院校建设所具有优势转化为高质量的人才。 其三、改进专业课程在课程实践方面的措施,注重实践的教学,注重实践基地的建设尤为必要。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同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效果评价及研究 一、引言 实践教学是与理论教学紧密联系的,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实际操作为主,获得感性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综合素质的一系列教学活动的组合[1]。近年来,开设行政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的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良性、快速发展的形势,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改革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情况看,一般普遍比较注重在课堂进行学科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相对薄弱。虽然本科教学计划对学生参加实习有明确的规定,但普遍存在实习内容针对性不强,实习单位不对口,督导不严格等现象。如果这种传统的培养模式不彻底改变,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将很难适应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科研单位的工作需要,也很难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本文以同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为例,剖析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策略。 二、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现状及问题分析 同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已形成一定的模式,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会计大作业、军训、教学实习(行政)、社会调查、专业实习(行政)、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毕业论文、毕业实习。在时间安排与衔接上,会计大作业与军训安排在第二学期暑假的实践周阶段,时间长度分别是1周、2周;教学实习(行政)、社会调查安排在第四学期的教学周阶段,其中教学实习结合秘书学、公文写作等课程进行实习,社会调查结合城市管理与实践考察等调研活动进行,时间长度分别为4周、2周;专业实习(行政)安排在第六学期,有60小时的上机时间,结合电子政务、政府管理流程进行实践性工作;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安排在第七学期的教学周阶段,为毕业论文做准备,时间为两周;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安排在第八学期的教学实践周,时间分别为16周、4周。为了全面了解同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情况,梳理出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和实践教学计划相互脱节的矛盾与问题,本次采用调研问卷的形式,由同济大学实践教学课题组、教务处联合开展,对实践教学情况进行调研。通过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实践教学存在以下问题。 1.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学院已经充分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比如建设经济与管理学院综合实验室,在制度上加以保障等,这些因素在宏观方面对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起到了推动作用。学校作为管理层,是改善实践教学效果的外因,关键是实践教学的主体——教师和学生。由于“重学轻术”的思想,教育历来重理论、轻实践。有些教师还没有产生对实践教学重视的思想,依然认为实践教学依附于理论教学,导致在实验、实习过程中的责任心不够。学生方面,虽然意识到实践教学对提高就业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落实到实际中,仍不清楚各项实习阶段的目的和内容;还有学生抱有功利态度,只重视与成绩密切相关的理论知识的学习,认为实践教学对综合成绩影响不大,未能正确对待实践教学。 2.实践教学学时比重有待增加,考核标准有待提高。科学化调研数据显示,学生对本专业实践教学次数及所占课时评价为“过少”、“过短”的居多。其中,选择“次数偏少”的占45.5%;选择“次数过少”的占4.5%。对于本专业实践教学所占课时的评价,选择时间偏短的占50%。通过对学生的调研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反映实践教学课时太短,实习机会太少等,不能充分满足真正实践的需要,这些问题表明现行的实践教学课时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心理预期。现实中,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学时占总学时的比重确实比较低,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占总学时的比重更低。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对于参观相关单位并听讲座、实验操作竞赛及挑战杯等比赛、有针对性的社会调查研究等实践教学方式的认可程度较高。社会调查研究、部门参观、课内模拟实验、创新设计赛事应该有选择性地纳入实践教学范畴。在实践教学考核方面,学生对考核标准不太满意,认为现有实践教学考核往往只对结果进行考核,例如对调研报告、实习日记等进行考核,考核缺乏可信度。因此要制定规范的实践教学考核标准,废除单一的考核标准以提高实践教学考核的科学性。 3.实践教学基地质量有待提高。目前行政管理系校外实习基地在数量方面仍不能满足学生专业实习的要求。调研数据显示,仅31.8%的行管班学生由学院安排校外实习单位。所安排的校外实习单位性质是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可见,行政管理专业的校外教学基地容纳学生数量有限,而且性质较为单一。在实习质量方面,集体参观作为一种认识实习,往往由于人数众多存在走马观花的现象,并不能对学生的认知实践能力起到很好的提高作用。而分散实习在管理和监控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往往在实习期间缺乏老师指导,导致学生不能明晰实习目的。我系有不少校外实习基地,关键是怎么样更好地使学生在基地真正有动手实践的机会,能够锻炼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4.实践教学激励机制有待完善。现行教师考核制度在科研工作量、理论课时量等方面对教师的考核所占的比重较大,对实践教学方面的考察较少。学院对于从事实践教学工作的教师更倾向于口头鼓励,而没有实质性的激励。以科研和业绩等作为考察对象的教师考核机制,没有为实践教学成绩考核安排一席之地,或者只重视一些量的方面,比如课时、作业量等,而忽视了对实践教学效果的考察,从而导致教师在科研压力等工作繁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对实习、实验教学安于现状,不进行探索。 三、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讨 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应该是一个全面、系统、复杂的过程,要从转变教育观念、优化课程结构、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创造实践教学条件、强化实践教学管理、建立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等多方面下手,不可偏废。 1.完善实践教学计划,丰富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广泛征求各专业领域专家的意见,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制定、修改实践教学大纲,做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实质上的结合。而且在实践教学计划中,学校明确规定了实践教学各环节的最低学分要求,制定了严格的变动审批流程,规定学院不得随意变动实践教学环节安排时间,以确保实践教学时间。根据实践教学模式的三种类型——感知体察型、适应经验型、分析研究型来丰富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学院可安排学生去行政部门参观、考察来了解行政管理概貌,还可以安排以扩充知识面为目的的系列讲座,促进交流;适应经验型实践教学强调职业导向,以积累工作经验为目的,主要包括实习、挂职等;分析研究型实践教学是国外行政管理专业最常用的教学方式,主要包括案例教学、政策分析实践、学习研究小组、专题研讨会等。 2.统筹规划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创造实践条件。①建立综合实验中心,创新实验教学体系。针对学校实验室现状,重新整合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类专业共同规划经济管理学院综合实验中心,将有限的设备、经费、实验室面积和实验技术人员进行优化组合,并进行科学化管理,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同时加强实验室队伍建设,要求实验技术人员既可以掌握先进的实验手段和方法,又具备学科知识。借鉴其他高校的实验教学经验,本校行政管理专业可创建包括基础实验、专业实验与研究创新型实验的实验教学体系。基础平台实验是全校统一开设的信息实验课程,用以培养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电子信息处理能力;专业综合型实验着重培养学生的公共事务处理能力、涉外事务处理能力、行政领导、决策和人事管理能力;研究创新型实验着重培养学生的调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学生可选择某个具有实际意义的主题,设计调查问卷,开展实际调研,并用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得出分析结论,该实验可与大学生创新竞赛或学生毕业设计联系起来,这样学生还可获得专业老师的指导。②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是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条件。在坚持共赢原则下,利用高校师资力量,为基地单位员工提供计算机应用能力培训;利用高校智力资源优势,为实习基地提供人才、技术、信息咨询等服务,或者可以与基地联合做课题。同时可依靠社会上公有或私有培训部门,参与制定专业技能标准,由他们提供实训基地,接受学生实训。 3.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指导水平。从事实践教学的教师应该具有行政管理学科知识结构,较为娴熟地掌握现代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善于组织和思考问题。因此,学校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要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每年有一定的时间承担实践教学工作,参与实验室建设,并通过各种培训抓好“双师型”实践教学师资培养工作。学校可以聘请一些既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的理论素养的合作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作为教学改革与实践顾问,并向他们颁发聘书。聘请的这些顾问不仅成为学校与实习基地单位的联系人,也是实习工作的组织管理者和指导者。还可以鼓励教师去公共事业管理部门挂职锻炼,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服务标准,提高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4.完善实践教学制度建设,确保有纲可举。加强实践教学管理的制度建设是学校强化和规范实践教学管理的前提和保障。实践教学涉及面广、具有多重目标、过程纷繁复杂,其管理工作难度较理论教学大得多[2],学校应完善实践教学制度建设,制定实践教学各环节的质量标准和管理办法,以确保实践教学工作有纲可举。实践教学的激励机制应从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着手建立,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调动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对实践教学质量优秀的教师给予奖励,另一方面,通过设立课外实践学分,提高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学校应根据学分制实施管理办法,对认知实践、社会实践、实习实训等各种实践教学环节制定明确的教学要求和考核办法,采用实践教学中期检查督促和成绩考核办法的方式促使实践教学达到应有效果。而且,对学生社会调查、社会科普宣传活动、课外科研活动等课外实践方面,可根据工作量大小和质量的高低给予相应的学分,从而在制度上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提供保障。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 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学生的就业去向较为广泛,“主要是流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外大中型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等行政相关岗位的工作”[1]。根据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学生的就业去向和从业要求,组织协调、人际沟通、公文处理、计算机操作、调查研究、信息处理构成本专业学生的核心能力。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只要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能够从管理岗位实际需要出发,使该专业毕业生具备相应的能力,在与其他专业竞争中会显现极大的优势,迅速提高就业率”[2]。行政管理本科教育要注重本专业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 一、准确定位,科学确立培养目标 各高校应根据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社会需求,结合区域发展情况,立足自身办学特色,对所办行政管理专业进行准确定位,确立相应的培养目标,避免专业设置上的“趋同性”。 (一)审视专业发展定位 在知识架构上,应以管理学、行政学为基础,不应过于强调政治学和法学;在人才适用领域上,应以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主体,不应过于强调党政机关;在从业岗位性质上,应定位于基础管理工作,而不应过于宽泛;在人才培养类型上,应定位于应用型人才,而不应过于笼统,如高素质人才、高水平人才、复合型人才等。因此,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应以培养具备管理学、行政学方面知识,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从事基础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为总体目标。 (二)合理设置专业培养目标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差异明显,对人才有不同的需求,且高校分布广泛,类型多样。高校应认真研究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以及对人才的需求,同时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定位,确定具有学校特色、符合区域发展需求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如民族地区高校可着重培养能够从事民族地区事务管理的行政管理人才,政法类院校可着重培养司法体系的行政管理人才,医学类院校可着重培养卫生行政方面的管理人才。 二、突出特色,合理设置课程内容 目前我国开设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很多,尽管“各高校拥有的资源不一,条件优劣不等,但同一专业所开课程基本雷同,并且一成不变”[3]。合理设置能够支撑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培养目标的课程内容是问题的关键。 (一)突出管理学特色 尽管行政管理学已被纳入公共管理学科,但“当今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尚没有摆脱政治学对它根深蒂固的影响”[4],在课程设置中政治学类课程占有较大的比重。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应突出管理学取向,以培养学生科学的管理理念、良好的管理能力为中心来搭建专业课程体系,保证人才培养模式由理论型向应用型的转变。 (二)突出实践性特色 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性较强,但当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倚重理论学术类知识的教育,而忽视实践应用技能的传授与培养”[5]。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应更加突出实践性特色,不断增加管理定量分析、文书写作、办公自动化等实践性教学内容,注重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 (三)突出模块化特色 我国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存在着明显的政府管理偏向,在课程设置上呈现出以政府管理为中心的单一化特征。但从目前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学生的就业去向看,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应分方向设置课程模块,如政府管理模块、企业行政模块、社会管理模块等,以满足学生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四)突出专业化特色 “各地各类高校应该根据自身优势办出有特色的行政管理专业,避免与其他学校同一化”[6],如农林类院校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可多设置林业行政、土地行政方面的课程,医学类院校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可多设置卫生行政方面的课程,财经类院校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可多设置经济行政、财务行政方面的课程。 三、重视应用,加强实践教学 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从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已成为共识,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不断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升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一)增加实践类课程内容的比例 在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教学中,除设置相应的理论课程外,还应增设实践类课程,以及在一些课程中增设实践环节:不仅要增加如社会调查与统计、管理定量分析、公文写作与处理、电子政务等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课程,还要在本专业的课程中增加实践性环节,特别是传统的理论性课程,如行政学原理、政府经济学等。 (二)充分发挥专业实验室的作用 专业实验室是加强实践教学的重要载体。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开展,应立足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充分发挥专业实验室的作用,开设如电子政务、管理定量分析、办公自动化、公文写作与处理、人力资源测评等课程实验,为学生搭建模拟锻炼的平台,促进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的结合。 (三)加强校外专业实习基地的建设 对实践教学而言,“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实习基地,加强学生的实践应用性,培养学生活学活用的专业意识”[7]。各高校应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广泛建立实习基地,定期组织观摩和实习活动,使学生通过亲身接触,了解不同组织行政管理工作的环境和要求,熟悉行政管理运行的步骤和程序,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知识、积累实践经验、提升从业能力。 四、强化师资,优化教师结构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保障教学水平、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发展,不仅要充实教师数量,还要不断优化结构,逐步提升教师的业务能力。 (一)充实教师队伍的数量 课程是开展专业教育的载体,类型和数量众多的课程需要数量充足的教师队伍来承担,以满足日常教学的需要。由于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突出特征,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教师队伍不仅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需要构建一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有机结合的教师队伍。 (二)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 坚持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不断改善教师队伍职称、学历、专业等方面的结构。注重引进具有经济学、工商管理等专业背景的人员,改变教师知识结构单一化的现状;多引入一些高职称、高学历的公共管理学科人才,提升教师队伍发展的潜力;多聘任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理论素养较高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从业者担任兼职教师。 (三)提升教师队伍的业务能力 注重团队建设,强化制度保障,鼓励教师探索教学改革,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推动教学与科研的相互结合。当前高校专业教师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理论知识丰富,社会实践匮乏,对实际行政管理过程缺乏认识和了解。应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通过专题调研、挂职锻炼等形式,使教师积累行政经验,提高自身实践能力。 五、创新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的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中要不断创新教育方式,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努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输出优秀人才。 (一)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 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专业核心能力为宗旨,结合课程性质和内容,联系中外行政实践,积极引入案例式教学、体验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思维能力;要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辅助作用,努力实施多媒体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创新考核内容和方式 要改变采用单一的书面考试、偏重理论识记的传统做法,加强对学生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查。在考核内容上,立足专业基础知识,突出专业核心能力,注重考查学生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开展创造性学习;在考核方式上,可引进面试、口试、行政案例分析、行政专题调查等方式,全面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重视学生第二课堂 学生第二课堂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丰富校园生活的重要途径。在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中,应该加强对学生第二课堂的引导和指导,让学生通过参加辩论赛、课外兴趣小组、学生社团活动等,加强对自身能力与素质的认识,促进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寒暑期社会实践,使学生加深对社会的认知和了解,促进理论知识和现实实践的结合。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一项基本任务。在高等教育加速发展、就业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密切关注社会需求,准确定位核心能力,有效地进行核心能力的培养,以切实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是当前行政管理本科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基于职业素养培养的行政管理专业设置 摘要:行政管理专业几乎在所有的大学专业就业排名榜中都不属于靠前的行列,大连海洋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有其特殊和特色的地方,在专业建设过程中,活生生职业素养培养始终是专业建设的一个基本特征,通过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实践环节、课程进行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努力,形成一套从隐性、显性职业素养两方面结合,重点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学科体系。。 关键词:职业素养;行政管理;专业设置 职业素养是指社会人在从事某一具体活动中所应该具备的的素质和修养,具体量化表现为职商(英文career quotient 简称cq),体现一个社会人在职场中成功的素养和智慧。 具体讲,职业素养包括隐性素养和显性素养两个方面。隐性素养包括职业价值观、职业思维、职业道德、职业行为习惯等内在要素;显性素养是指职业技能等外在表现。 职业技能是支撑职业人职场工作的表象内容,隐性素养是职业素养中最根基的部分。隐性素养属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范畴,需要逐步形成,逐渐完善。显性素养通过学习、培训比较容易获得。职业素养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个方面不完善,都会对职业人的职业生涯造成巨大影响。而就目前的形势看,一个人的隐性素养的重要性远远高过显性素养。 工作中需要知识,但更需要智慧,而最终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素养。缺少这些关键的素养,一个人将一生庸庸碌碌,与成功无缘。拥有这些素养,会少走很多弯路,以最快的速度通向成功。良好的职业素养是社会必需的,是个人事业成功的基础,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金钥匙”。大连海洋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自2004年开始招生以来,适应社会经济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及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人才要求,从专业建立之初,我们就非常重视对于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从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及教学过程各个环节,全面参与到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实践中。 一、隐性职业素养培养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许多单位在与学生签订就业协议时首先考察的是人品,其次才是个人能力。因此,必须对大学生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这也正是贯彻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思想。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它为我们进行道德教育提供了参考。引导大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形成优秀的品质,既要立足现实,又要胸怀抱负。道德是人生的第一道防线,要靠个人的自律来遵守。事实证明,道德品质的培养仅有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法纪教育。法纪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形规范自己的言行,也有利于他们形成优秀的道德品质。 对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除了公共基础课对大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之外,隐性的职业素养更多的体现在日常教学和活动过程中。 1、首先在课程的设置上,我们严格按照国家相关专业课程设置要求,体现专业的内涵和特色方向。在课堂上,教师会通过讲授、学生课前课后演讲、案例分析、社会现状调查与分析、指导学生参与科技创新、个人发展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分析和培养学生们的隐性职业素养——即个人的素质能力。比如我们《管理学原理》的课程、《社会学概论》、《行政管理学》、《行政伦理》等都在课程中贯穿对于职业价值观、职业道德、职业思维等的培养。 2、其次,在日常生活和活动中,团委、班导师、专业课教师都会自觉地帮助学生培养各种素质,对于文科或者具体到我们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每一项活动,每一次锻炼的机会,老师们都会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礼仪、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同能力。实际上,一个素质能力的综合提高,无论他今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会以一个良好的基础姿态和基础能力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工作状态,并能够做到最好。 3、除此之外,隐性素养的培养还落实在班级、系里的日常活动中。无论是班级凝聚力、班级发展还是系里、学校的各项活动,行政管理的同学都非常认真地参与并努力做到最好。团结合作是人的生存方式,具有团结合作意识是现代人的重要素质。现代社会大生产和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方式要求人们有高度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团结就是力量,合作就是能力。从篮球比赛到载人航天工程的成功都是最好的例子。增强团结合作意识就要从日常学习生活的点滴做起。学生社团、兴趣小组经常交流思想,在教学、课程设计、社会实践活动、专业技能训练、实训练习中应有意识增加模拟团队工作的场景,教师扮演指导角色,引导各成员分工协作。通过集体活动,学会正确的“争”,可敬的“让”,在共事中增强合作的迫切感和团队的凝聚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行政管理专业自2004年开始招生以来,每一届都有学校、省里的优秀班级,学生获奖次数更是无数。 这一方面说明学生综合素质较高,另一方面也能说明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和团队的整体力量较强。 另外,敬业精神的培养。美国心理学家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致使一些聪明人事业告败的重要原因是:尽管他们个人才华、学识出色,然而无法弥补他们态度中更为致命的缺陷——缺乏敬业的投入、缺乏对他所在单位的忠诚以及在责任感中激发出来的主动性。许多成功人士的体会可以进一步验证,勤奋、敬业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对待任何工作都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都要积极主动去完成每一项工作。学生敬业精神的培养一定要融入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第一课堂到第二课堂,从基础课到专业课,从校内实验实训到校外社会实践,构建学院全员培养、全程培养、全方位培养的局面。 二、职业技能的培养方面 实际上,我们一直认为,在职业素养的培养方面,隐性的职业素养是第一位,也是最基础的。常言道:品质决定基础。用人单位在招一个新人的时候,专业知识当然是要考虑,可是,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专业知识不是最重要,反倒是职业素养和学习能力最为重要。当然,如果具备了一定的专业(职业)技能,相应在,进入角色和熟悉工作的时间就可能会缩短,更容易开展工作,也更容易让用人单位得到收益。 帮助学生培养自己的职业技能是职业素质培养的落脚点。相应的技能是大学生进入职业领域的资本,不同的职业会对人们有不同的技能要求。做研究工作要求具有调查、分析、归纳、演绎的技能;做教育工作要求有澄清、说服、评估、鼓励的技能。大学生的对技能的理解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认为经过了专业学习,就有了相应的技能。我们要让学生了解知识教育是学习技能的基础。要把知识转化为技能,一定要经过反复实践或者体验。我们要辅导学生学会整理自己的技能清单,了解这些技能与自己的职业目标之间的差距,以及职业技能培养的途径和认识的方法,这都是职业素质教育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1、在对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中,我们会指导和帮助学生确定这样一个观点:大学生应该通过制定自己的职业计划来了解自己,也包括了解他人和了解社会。在制定计划中大学生需要经历几个实践环节;一是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一些相关的信息来补充、完善自己制定的职业培养计划;二是在做计划时要评估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兼顾自己的能力,环境条件的限制,周围人对自己的期望;三是要预测在现实目标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阻碍和如何逾越障碍。学校教育者要鼓励学生采访有关职业成功人士,获取他们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应鼓励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以获取更多的经验和社会信息。通过实践,让学生对自我有更全面的了解,如个人价值观、兴趣、需要、人格、能力倾向等,进一步补充他们的学习内容和调整自己的职业价值取向。 2、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特别注重实践环节,比如行政管理专业有计算机训练和办公自动化的课程,注重的是培养对于信息技术和实践操作、运用能力,因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无论以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基本上都要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打交道。当然,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如果能通过国家和省级计算机等级考试最好,如果通不过,我们也不强求大家一定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毕竟,等级考试不是考的具体应用,重要的是编程,而作为使用者,熟练掌握使用和较高的学习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利用一切实践机会培养学生们实践操作的技能,除计算机方面的外,还有,行政文秘和公文写作等方面,都给学生许多充分练习的机会,以使得很快进入工作角色。 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跟专业、对口工作单位关系非常密切的集中实践环节,比如《渔政与渔港监督管理认识实践》,每年我们都会组织学生到渔政局、渔港监督管理局去实习实践,将所学专业知识面对实际工作,同时也会请相关单位人士来给大家做具体工作的讲座,在讲座中与学生们交流,不但给学生传递工作信息,还会传授一些职业素养方面的要求与能力培养。我们也会请社会上、企业里专业的行政经理、人事经理来给学生们做讲座进行交流,把社会需求最快传递到校园,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们早了解早准备。 3、通过技能训练和资格证书考试培养职业素养。技能训练的各项要求无疑在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职业资格证书已经成为职业准入的标准,它反映了劳动者的职业素养。内容全面、训练科学且具有权威性的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必将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聘用越来越多的企业优秀人才为学生上课,给学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同样有利于职业素养的培养。 行政管理专业最对口的单位当然还是公务员,对于公务员,社会上很多人也都非常向往,而每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务员考试都成为非常热门的考试。在教育和学习过程中,教师一般上会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当公务员,也不是说学了行政管理就一定要考公务员。如果确定要考,或者说,即使以后不考,作为公务员考试必备的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的学习和练习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的考试考的是能力而不是单纯的知识,而能力的培养不是等到大四你去考前一个月突击一下做几套题就好,必须得有较长时间、有目的有方向的积累和练习,尤其是公务员考试中的一科《申论》如果没有平常对时事的关注、没有对政策分析的学习和掌握练习,那个,真的不能成功。 如果去企业等其他社会单位就职,作为行政管理,除了细心、有责任心、沟通能力强之外,有些资格证书,比如说文秘资格证、会计从业资格证都是很有必要的敲门砖。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和能力爱好,指导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学习和考证,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充分准备。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十三五”规划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方针的确立,使高职院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如何提升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培育高职院校竞争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的内容入手,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促进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实现路径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发展受办学理念、师资力量、管理队伍等因素的制约,与普通高等院校存在较大差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特色”是高职院校发展的生命线,是学院的品牌与标志,更是学院的吸引力所在。高职院校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提高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提升整体素质,进行特色建设的准确定位,是促进学院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的内容 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的内容具体包括:一是理论知识涵养。这是基础,要求从业人员掌握行政管理、教育学等专业知识,熟悉职业教育政策方针,形成专业意识与价值观念,对职业教育的走向保持高度敏感。二是专业技能素质。这是核心,要求从业人员有较强的公文写作功底,逻辑思维严密、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掌握公文写作的基本格式,如请示、报告、通知等,做到内容准确、言简意赅。三是组织协调、沟通能力。作为高职院校的决策者与执行者,经常涉及组织会议、布置会场、安排议程、安排大型活动等,需要与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相互协调合作,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当前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存在的问题 1.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意识不强、整体素质不高 高职院校的岗位大致可分为行政管理岗、教学科研岗。目前,高职院校要求新招聘管理岗位均需研究生以上学历,但受陈旧观念的影响,对行政管理岗有所偏见,重视程度不足,组织系统培训不够。在薪酬待遇、职位晋升上,一定程度向教学科研岗倾斜,由此导致行政管理人员不能勤于职守,无心提升专业化管理知识,也就更谈不上以科学理念指导行政管理工作。另外,行政管理人员自身对岗位的认可度不高,甚至有人认为不需要专业化知识,加之任职经验欠缺,无法以科学理念指导工作。 2.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缺乏稳定性 高职院校关于行政管理人员的引进、培训、激励、评价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导致队伍缺乏稳定性。目前,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青年职员刚参加工作,大多缺乏管理经验,加之外出进修学习的机会较少,工作积极性难以调整。尤其是部分人员有继续深造、转岗至一线教学的意愿,导致队伍稳定性不足。第二,返聘已退休的行政管理人员,受身体、精力等因素往往无法兼顾。总而言之,这两类人员都具有不稳定性,可能在自主选择时放弃行政管理工作。 3.行政管理人员的考核制度落后、流于形式 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考核由所属省、市人事部门管理,分为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大多为年末或到期时本人填写统一制作的考核表格,逐级签署意见上报。这样的考核制度往往流于形式,主要体现在:考核缺乏量化标准,无法体现被考核者的专业胜任能力、工作成绩等;在推荐优秀人员的程序上,受到上级分配指标的限制,大多为合格,难以体现工作绩效。 三、促进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的实施路径 1.增强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意识,提高整体素质 高职院校要形成教学科研为主、行政管理为辅的氛围,通过制度手段强化专业化发展,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从制度到人员、从教学岗到行政岗的认同。打破职称晋升、职务选拔的局限,解决行政管理人员的待遇,调动工作热情与积极性,培育专业化意识。加强与同类院校、普通高等院校的交流,通过集中培训、挂职锻炼等形式,为行政管理人员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创造条件。支持并鼓励行政管理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如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博士,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着力提高人员的整体素质。 2.创新行政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保持队伍的稳定性 高职院校应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创新行政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缩小与教学科研岗的差距,体现“同工同酬”的理念,以此减少人员流失,调动工作热情。例如,给予加班薪酬、建立绩效考核机制、设立行政管理基金等,增加行政管理人员的薪酬待遇,保持队伍的稳定性。同时,行政管理人员流失的另一原因是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困难,导致薪酬待遇难以提高,制定科学的管理职称评定标准、优先职务选拔等,能够有效激发工作热情。在当前高职院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积极探索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解决领导职位“僧多粥少”的问题,为行政管理人员的晋升打开另一通道,提高待遇、获得荣誉感、认同感。职务与职级并行,使行政管理人员根据自身的实际自由选择,不需变换岗位,长期以同一岗位工作。 3.科学设计行政管理人员的评价体系,推动专业化发展 高职院校要根据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要求、工作成绩等建立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使之实现科学、可行、实效性的结合。上级人事部门应逐步下放权力,或委派人员进行监督,由高职院校自主创新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考核标准。一方面,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使相关人员认识到工作的不足、改进的方向。另一方面,评选一定数量的优秀员工并给予奖励,树立“标杆”,提高工作的积极性,推动专业化发展。 作者:李阳 单位: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 [摘要]公共关系教学一直以来都是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其所处的地位却很尴尬。本文指出了公共关系教学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的意义,认为其举足轻重;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其所处之现状,最后给出了几条可能走出困境的道路。 [关键词]公共关系教学;行政管理专业;意义;现状;解决方案 公共关系学是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应该说,在行政管理的课程设置中,还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公共关系学本身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管理学。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情况,一方面,公共关系学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很重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它的学科地位还不够高,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制约发展的因素太多,直接影响到了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根据对此现象的分析,笔者产生了三个疑问:一是公共关系教学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而言,究竟具有什么意义?毕竟,如果只谈意义的大小和重要程度未免过于抽象,研究成果也会流于形式,缺乏价值。二是在现实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关系教学中,公共关系学本身究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充分地了解现实有利于我们对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并得出解决方案。三是如果现状不容乐观,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是本文最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文写作之最终目的。 一、公共关系教学对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意义 考察公共关系教学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意义,首先应该从两者的研究内容入手,寻找它们的共同区间,找到了这个区间,意义就显而易见了。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是由其研究对象所决定的。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其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发展。概括地说,包括政府自身的结构、功能及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的规律,具体地说,包括行政职能、行政环境、行政组织、行政首长与领导群体、国家公务员、行政决策与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法制、行政机关管理、行政管理的方法与技术、行政效率与改革等等。由此可见,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面极其广泛,但它不可能真正做到面面俱到。而公共关系学是研究组织与公众之间传播和沟通的行为、规律和方法的一门科学。它旨在通过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利用有效的传播和沟通手段,达成公众对组织的了解、认可与合作[1]。公共关系学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有较强的应用性,这就决定了学习这门学科必须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公共关系学所关心的内容恰恰是行政管理学所需要的,在行政管理学看来,公共关系学是一种极其有用的工具,行政管理学只需要提出需要的内容,公共关系学则根据需要去完成。所以,在管理类专业设置这门课程就显得十分重要,没有了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就如同断了一臂。归纳起来,公共关系学使攻读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认识到公共关系在现代管理中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学习和理解公共关系管理的概念和基本原理,了解和掌握组织与公众沟通的过程、手段和方法,最终的目的是努力培养现代公共关系意识,完善自身的公共关系素质,提高实际公共关系能力,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运用到工作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去。 公共关系学是行政管理专业中必不可少的核心课程之一,其理论部分是对行政管理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其实务部分是行政管理学生所必备的技能。 二、在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公共关系教学的现状 既然公共关系教学在行政管理专业中的意义举足轻重,那么,它是不是真的就处于这么一个良好的现状呢?当然,成绩首先是不应该被回避的。应该说,通过努力,高校公关教学成绩显著,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发展的速度快、规模大。全国大部分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都开设了公共关系课程,教师和学生数量都有较大增长,为我国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和壮大。 二是与行政管理学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公共关系教学水平有一定的提高,配套的系列教材建设已经开始,师资水平也直线上升。 三是无论在校内还是在社会上,公共关系的教学效果已得到普遍认可和重视,培养出的学生在人才市场受到欢迎,而社会和企业对高层次公关人才的需要正呈现上升趋势[2]。 当然,高校公关教学虽然成绩显著,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必须下决心、花力气尽快解决,这也是本文写作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尽管现在我们拥有一支数量巨大的专业教师队伍,但是,由于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上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科班出身的教师,这就使得教师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这种情况在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尤其明显。因为一般院校都没有公共关系专业,公关教师大多是由其他学科、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转而从事公关教学,主要精力仍用于原来的专业研究,所以行政管理专业中公共关系的教学任务实际上是由其他学科的教师在承担,这必然会对整个公共关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第二,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问题重重。 目前的教材种类繁多,但质量上乘者则少之又少,况且,大部分教材是为公共关系专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服务,很少有适合于行政管理专业学生使用者[3]。虽然公共关系专业教材有一定的广泛适用性,但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也应区别对待,毕竟不同专业对于同一门课的要求不一样。 第三,公共关系的理论研究水平亟待加强。 一方面,学习公关专业的教师很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进行;另一方面,国家在该学科的研究经费投入较少,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机会寥寥,教师就某一问题进行切磋的机会太少,也不利于学习借鉴国外的新理论和新经验。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水平的欠缺自然也会导致实践水平的降低。整个学科的研究水平欠缺,对于日常教学来讲,受到制约和影响也是必然的了。 三、走出公共关系教学的困境 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学校应有组织、有计划、分步骤地逐渐完善公关教师队伍,可以以院系的名义聘请一些公关经验丰富、长期从事公关活动的资深专家作为校(院)系外聘教授或名誉教授,每年给学生开课,由此也带动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有条件的话可以引进一些既有公关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理论素养的公关人才,补充到高校公关师资队伍中来。同时,鼓励教师参加一些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不定期或者定期地举行一些针对教师的培训活动,不断提升队伍素质水平。要注意对教师进行专业教育和培训,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 其次,在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方面加大投入,争取突破。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这就要求理论教学必须结合中国实际,特别是要结合中国行政管理的实际,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和配套教材。在教材建设方面,要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学者编写适合于不同专业的公共关系学的示范教材,鼓励教材多样化,不仅采用书本教材,还要采用影音教材等多媒体手段,能够化说教为感知、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在教学方法上,要鼓励教师之间互相交流,还要充分注意到公共关系学的学科特点,有意识地将说教式教育转变成实践式教育[4],一方面要保证学生理论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例如,可以开展案例讨论,举办学生模拟创业大赛、商务洽谈策划、新闻会等情景模拟[5]。这需要公共关系学教师不懈努力,不断进行教学创新改革,挖掘学科潜力,实现教学模式多样化,多设计、安排课堂技能训练,灵活把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实现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再次,重视公共关系学理论研究,鼓励创新性成果。国家和学校应对公共关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给予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多创造学术交流机会,争取我国的公共关系学研究与国际上接轨和对话。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发挥优势。行政管理学是一门中国特色非常强的学科,相对应的公共关系学自然也不例外,公共关系学理论的发展,必然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创新性构建探究 摘要:职业核心能力有别于专业岗位能力,它适用于各种职业,适应岗位的不断变换,是伴随人终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文章从职业核心能力渗透的视角,将职业核心能力与专业岗位能力相结合,探讨高职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构建。 关键词:课程体系;职业核心能力;高职;行政管理 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各专业的相应能力,并能使个体具有全面发展、终身发展能力的实用性、应用性人才。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合理的课程体系来支撑。课程体系作为一种载体,它输送给学生的不仅是在职业活动中不同岗位群中能起支配和主导作用的专业岗位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培养对象具有能在不同岗位中转移,且具有普遍适用的能力。完善的课程体系构建应将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渗透到专业岗位能力的培养中去。 一、高职行政管理专业的定位 高职行政管理专业主要是培养熟悉现代企事业管理模式,能善于运用办公软件、财务和统计软件等,能熟练处理文件资料等办公室事务或行政后勤事务,并掌握沟通、协调技巧,能够有效地辅佐领导科学管理,在企事业单位从事行政管理基层相关工作的实用型人才。高职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岗位能力主要有以下几个:1.文件资料的处理能力:文件资料的处理是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涉及单位内外文字材料的撰写、收发、整理、归档等工作,如撰写工作计划与总结、办理内外行文、起草规章制度、整理收发归档文件等。在企事业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中,文件资料的处理能力最主要体现为管理人员的公文写作能力。2.计算机操作能力:现代是信息化的社会,哪个领域的办公都离不开计算机,企事业的行政管理也是利用计算机来辅助办公、传递信息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能力。3.良好的沟通协调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是任何人在社会中生存的基本能力。而对于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就更为重要。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与领导或单位内部其他人员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在企事业行政管理实务工作中,沟通协调能力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必备的重要能力。4.信息处理能力:西蒙说过“管理就是决策。”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企事业的服务和管理部门,实务工作之一是要为组织的正确决策提供有力支持。组织领导者决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处理是否及时、准确和充分,因此,信息处理成为保障决策水平的关键。5.策划组织能力: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企事业单位的窗口部门,是联系企事业单位内外关系的枢纽部门。行政管理的实务工作之一是要负责组织对外联络接待及单位的活动策划和组织工作,这就要求高职类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必须要懂得接待联络策划的技能知识,具有相应的组织协调能力。6.财务管理能力:高职层面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在毕业后从事的岗位很多是复合性质的,比如企业行政助理这一岗位,企业往往要求学生要懂得基本的办公事务技能知识,还要懂得一定的财务知识,并具有一定的财务管理能力。 二、职业核心能力渗透的课程体系构建 课程设置是指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各种不同性质类型课程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考虑职业核心能力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我们需要寻求职业核心能力课程有机“渗透”到专业课程体系的新方法,将培养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岗位能力和职业核心能力高度一致的课程进行融合,比如沟通能力、信息处理能力、领导执行力、礼仪素质,这些能力素质对于行政管理专业而言就是典型的融合型能力。因此,结合行政管理专业应具备的岗位核心能力,高职层面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应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1.现代大学生基本素质课:这类课属于各专业都会开设的课程,在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基本政治素质和法律意识等基本素质,主要体现在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上,是职业核心能力的直接渗透。这部分课程包括政治思想道德类及法律课程等,约占课程体系的20%。2.专业基础素质课:这类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约占课程体系的25%。这部分课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二是指行政管理专业的岗位能力和职业核心能力高度一致的融合型课程。这些课程中一类主要包括《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等,二类主要包括《应用文写作》、《管理沟通》、《商务礼仪》、《办公软件运用》、《调查技能与数据分析实务》、《演讲与口才》等。3.专业岗位技能课:这部分课程是以行政管理专业岗位群所需技能而设计的,约占课程体系的35%。高职类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岗位主要面向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企业的基层行政管理岗位,主要涉及的有办公室秘书、文员、助理、总务后勤、人事专员、法务专员、档案管理等岗位。按照工作导向的原则,笔者将高职类行政管理专业的岗位技能课分为一级课程和二级课程。一级课程包括《企业行政管理实务》、《秘书实务》、《档案与信息管理实务》、《人力资源管理实务》等。二级课程包括《财务管理》、《商务法律事务》、《策划实务》、《谈判实务》、《客户关系管理》、《电子商务》等。在这部分课程中,为体现职业核心能力渗透的理念,需要把职业核心能力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去,比如教学项目和教学模块的设计、教学过程的实施、教学结果的展示、教学考核的组织等方面,都要融入到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理念中,并要求任课教师付诸实践。4.专业岗位拓展课:这类课程是满足学生自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设计的,占课程体系的10%左右。这类课程包括《大学生创新创业》等必修课,也包括《拓展训练》等选修课程。5.专业实践课:“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检验学生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应用性和实践性是高职行政管理专业的内在要求,因而实践教学在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和人才培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课程体系实施的保障 课程及教学体系的设计是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基础性工作,围绕职业核心能力人才培养要求,应做好如下保障工作:1.树立职业核心能力渗透的理念。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从开始制订就需要树立职业核心能力渗透的意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改,需要将能力培养和企业实践相渗透。高职类专业需要根据企业一线来定位专业岗位群,课程体系的构建需要不断完善,需要制订者与时俱进,深入一线调查研究。2.课程体系实施的过程保障。课程体系实施需要教学管理人员的日常监控,并及时对相关环节进行调整,以达到落实教学过程的目的,使其既能培养职业核心能力,又能培养专业岗位能力。例如对课程的衔接安排、教师授课的质量等要进行监控。课程体系的有效实施、学生能力的培养主要还应落实到教师的授课中。3.加强和创新实践教学环节。高职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在为社会培养技术型、实用型的人才类型,如何突显专业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加强实践教学不失为有效的途径。结合行政管理专业的岗位能力,可建立集文字处理、复印、传真、电子和文书档案、统计软件、人力资源管理操作系统于一体的办公自动化实训室,以便于学生掌握现代化办公设备的使用和维修技术,或者直接将资金投入到购买各种现代办公室设备上,并将其投放到学校各行政办公室,从而定期安排学生到各办公室进行顶岗实习。 四、结语 通过将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专业岗位能力培养中去的课程体系构建,将专业技能培养与综合素质教育有效融为一体,将能更有效地培养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技能性人才。高职教育工作者应保持与时俱进,正确把握当前职业教育和行业企业的发展趋势,不断探索培养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和专业岗位能力相结合的“双能力”的有效途径。 作者:郑丽霞 单位: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农业合作化论文:我国农业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机制分析 摘 要: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狂热到速冰,逐渐回归到理性和良性发展。此过程中的农业绩效明显受到合作化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影响。本文分析认为,发展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必须实现农业合作化与农业市场化的联动机制。基于此,要在市场语境下,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以现代商务为合作组织的核心业务,构建新的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思路。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农业市场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商务 农业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库茨涅兹所揭示的三大产业演化规律正在上演,如今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三农”问题等等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农业由于受自然资源约束和自然环境影响,存在着天然的弱质性,分散的农户经营产生了合作的需求,农村合作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研究,大致有三个方面:(1)对合作经济理论的一般探讨,包括理论基础(以产业组织为主)、运行机理、必要性与紧迫性、概念和作用等。(2)对合作组织的探讨,包括合作组织的形式(模式)、合作组织内部治理与运作及合作社成员培训等。(3)对合作经济环境的探讨,包括政策供给与规制、法律调节、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科研社会服务等。本文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分析,发现市场化与合作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需要实现合作化与市场化的联动,在市场基础上进行合作经济发展思路的研究。 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阶段 从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合作元素。不过,这种合作化因子经历了一个从狂热到速冰而后逐渐回归理性的发展轨迹,市场化也经历了从有到无至再现的过程。图1将市场化、合作化与农业的发展轨迹进行配合分析。 1.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后期的“强制合作化阶段”(I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意识形态逐渐攀升于社会规则之上,在“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信念引导下,农业生产的合作化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合作化程度迅速提高。从一开始的自发互助,到自觉行动的初级合作社,再到自为式的高级合作社,乃至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农业合作化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社会运动。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化了农业中的“合作”因素。1950年互助组1 131个,到1975年达到16 448个(集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高度合作化的集体组织),数量扩张了近15倍,覆盖全国范围。 强制性制度变迁,还表现在政府以计划的名义,将市场因素逐渐从社会经济生活中消除。农业生产所涉及到的生产资料、要素资源和农业产出完全由国家统购统销,市场受到严重限制甚至禁止。 同期的农业产出显示,1952年为342.9亿元,1975年971.1亿元,仅增长两倍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中(见图1),这20多年中的农业GDP呈现出近乎水平线的状态,发展水平很低。 2.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去合作化阶段”(II区) 强制合作化阶段处于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复杂的因素导致农民面临参与经济生活的“参与约束底限”,即如果继续“参与”当时的经济游戏就可能危及生存,才有1978年18个农民颇有壮烈意味的“秘密约定”及由此触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这种来自底层的变化,可以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不过,此阶段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经由政府的力量仍然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从而呈现出一种诱致倒逼式的类强制性制度变迁行为,不过与前一阶段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向相反,即“去合作化”,才能消除前次行为带来的负效果。 这一阶段,农民重新获得独立生产经营权,生产积极性大大激发,在拥有私人控制权的土地上生产出可能获得“剩余控制”的产品,产出不断增加,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这种来自剩余控制权的产品,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之后,剩余产品就有进入市场的需要。当经济建设成为政府的工作重心之后,国家意志逐渐从单纯的计划经济失效中领悟出“市场”的重要性,开始寻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因之市场化程度逐渐恢复并缓缓增加。 3. 80年代中期之后的“新合作化阶段”(III区) 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为市场经济的回归与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1984年中国政府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因子逐渐增强。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更是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这些制度层面的变革,得到了经济大发展的回报。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前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农民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但与上一个阶段(II区情形)相比,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却大大增加。农业生产的家庭化、多样化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市场冲击下却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分散化、原子化的劣势。 数亿中国农民直面市场的时候,新的合作需求产生了。千家万户的农民(分散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不确定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市场经济大潮还拉大了农业与其它产业收益差距,农业的相对比较利益不断下滑,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离农”甚至“离乡”行为,正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大量青壮年农民加入农民工行列,使得农业生产力削弱,农村出现空户化、老龄化、农民兼业化、土地撂荒闲置等诸多问题。不过,这种“离农”行为,却在客观上为农村经济合作化提出了迫切需求,也提供了自然基础。农村人口的外流或外迁,使得农业实际劳动力减少。人地比例缩小,增加了农业生产压力却缓解了人地矛盾,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需求产生,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这些新情况为新的农业合作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农业税的减免(直至取消)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进一步推动我国农村经济走向“新合作化”阶段。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08年9月底,全国依法新登记并领取法人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7.96万户,实有成员数108.15万个,其中农民成员104.09万个,占成员总数的96.24%。从业务范围看,有3.23万户的经营范围中包含种植业,占实有总户数的27.63%;2.59万户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养殖业,占实有总户数的22.15%。现实情况表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开始走向新的发展快车道。 从以上分析来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极低甚至被人为消除,孤立的合作化并未带来农村经济大发展。随后的几年过渡时期,合作化因历史原因被抑制,单纯的市场化仍然不能产生效用。而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化与合作化联动发展互相促进,才有效促进农业增长。 二、农业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机制 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农业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的基础上进行。以农业市场化为基础,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以现代商务为核心,寻求破解“三农”问题的路径。 1.推动和完善农业市场化进程 农村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建设等诸多方面事务。农业的投入、经营管理、产出等活动,是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关注点。 第一,加快农产品商品化建设。农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均来源于农业产出――农产品,只有农产品通过市场顺利完成“价值实现”过程,才能根本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富裕问题。农产品商品化建设,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农产品销售与流通环节的建设,二是农业的商品化生产。 农产品销售与流通,以市场“价格”为导向,主要目的是充分实现农产品的“价值”,让农业产出卖个好价钱,以确保农民生活改善和农业再生产投资的来源;同时也要解决经常遇到的由买方市场特性引起的农产品“卖难”问题。这需要通过农产品商务中的信息流和物流方案的设计来解决。农产品商务中的市场信息搜集、需求行为分析、供求匹配等活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农民承担着较高的交易成本,承受巨大的市场风险。为此,我们要从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农产品供求信息匹配、农产品交易技术开发等方面着手,扩大农产品市场范围,提高农产品交易效率,加快农产品流通速度,从而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同时建设通畅的农产品物流通道和辅助环境,降低物流成本。 农业商品化生产问题,实际上是“需求导向”问题。农民选择作物品种、耕作时间和管理方法,必须遵从“需求导向”的市场法则,适时、有效地满足企业和消费者的农产品需求。以农产品为中间投入品(生产资料或流转)的企业,以农产品为消费品满足吃、穿、用等需求的居民,都是农民的客户。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生产当然要把握客户的真实需求才能适应市场规则。订单农业、绿色农产品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内生要求。 第二,实行有保护的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保证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价格,影响着农业的“成本”,进而影响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和变革。笔者认为生产要素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农业生产资料,如土地、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物质品,另一类是农业技术、信息知识、劳动力、农民企业家、资金等资源品。从目前情况来看,物质品投入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农民通过市场采购必须的农业生产资料,但由于农民的个体分散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他们在购买中谈判力量弱,信息甄别能力不足,同样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和生产风险。因此,需要对农资供应环节进行改造,构建既符合市场化规则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农资供应体系。对于资源品投入而言,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着落后和严重缺乏的局势。农业资源品可以概括为信息技术、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三类。信息技术的投入目的在于降低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这方面的供给目前主要由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力资本中,劳动力的投入基本依靠农民家庭自给自足,在农民工队伍增加的情况下,农村的季节性雇工有所增加,但劳动力流动范围受到限制,而农业企业家的供给则严重不足。货币资本可以物化为农业生产资料,其使用暂不作考察,但其来源和供给数量应该引起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自有资本积累数量有限,农业生产再投资力度较小,所以需要依靠外部资金的注入,但由于农民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农民信用度不高等原因,他们获得外部资金的渠道和数量都比较少,大大制约了农业生产再投入,影响持续性。 基于此,对于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在目前形势下不能完全任由市场机制发挥,而有必要实行“有保护”的市场化。一方面,拓展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渠道,降低农民购买成本;同时要增加资源品的投入激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此容易出现失灵,就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国家力量推动。 第三,促进农业经营产业化。基于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的分析,我们自然提出促进农业经营产业化的思路,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农兴百业兴,农损百业衰”。农业产业化要求多类市场主体的参与,产前农业生产要素供给、产中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产后加工销售以及政府的全程监管与服务,各类活动相互衔接,各类主体协同参与,以农业产业链为主线,增加链条上的价值创造和实现的总量,从而使农民获得较多的价值量。农业产业化经营,涉及到三次产业的融合,在得到农业补给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和商业等服务业,应该大力参与到“反哺农业”、“辅助农业”的过程中来,建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第四,实现农村基层政务服务化。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农业曾经为工业做出巨大牺牲、农业效益下滑带来“粮食安全”、“社会不稳定”等问题,决定了我国政府必须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村基层政府,是国家政权的末梢。为了推动农业市场化进程,基层政府要在“为农服务”上下功夫。当前各地出现的乡村干部带领农民致富的案例和征地等导致的社会冲突,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基层政务应该实现“服务化”。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着信息服务、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等重要责任,这种供给无法完全依赖于市场。同时基层政务中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从制度上保证农村稳定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高效的市场主体、建设流畅的农村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应该成为基层政务的主要工作。 2.加快以现代商务为核心的农业合作化进程 现阶段我国农业合作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各类专业合作社纷纷出现。然而,合作化过程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多样化运营而缺乏核心业务。促进农村合作经济事业的发展,需要在这方面做明确、深入的探讨。 第一,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合作组织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既具备市场要素又表现出企业组织的形式,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企业组织形式克服市场失效,降低交易成本。但正因为此,合作组织又兼有了市场和企业两种组织形式的缺陷,一方面市场的失灵不能完全通过内部化来消除,另一方面又由于没有完全或完善的控制权而产生很高的协调成本。这些情况导致合作组织不能成为完全而真正的市场经营主体。虽然2007年开始实施《专业合作社法》,但合作社的经济性质并未得到清楚界定,作为调节企业范围事务的《公司法》无法适用于合作社范畴,缺乏“合作社法人”的明确界定和法律认可。现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往往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和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两类,前者属于社会团体性质,后者具备部分的企业法人性质。这种“中间”状态导致合作社内部治理和外部运作都存在着众多难以调和的矛盾。 从法律层面明确“合作社法人”地位,是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将合作界定为一种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就是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流通过程提供服务的企业,其核心产品就是专业于合作和协调的“为农服务”。这样合作社就完全按照法人的方式和要求进行市场运作和内部治理,避免所有权不完整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第二,确立现代商务为农村合作经济的核心事务。从功能上来看合作组织涉及到生产合作、流通合作、消费合作、资金合作等很多方面,当前最适合中国农民需要的无疑是流通、营销等市场服务型合作组织,即使在生产领域的合作数量较多,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最终也是需要落实到农产品的出售(价值实现)上来。生产及其它环节当然不能忽视,但在信息技术、机械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农业生产并未成为“瓶颈”,现实中存在大量“卖难”、“增产不增收”、“假种子假农药”等现象表明,市场才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制约因素。 因此,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需要以“商务”作为核心事务并据此进行合作社的业务设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商务活动为核心,需要以农民(农户)为中心,专注于两个环节:生产前的采购(农业生产要素)和生产后的销售(农产品商品),专心做好为农服务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信用流和人员流等关键商务事务。 第三,发展现代农业商务技术和商务服务模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提供为农服务时,要重视“商务”活动及相关服务,现代农业商务技术的研发和商务服务模式的创新最为关键。在信息技术日益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背景下,合作社要更多接受和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农业商务活动,通过互联网络进行信息的广域和接收,进行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商品的市场宣传、供求匹配,开展农产品网络推广,为农户进行客户购买行为分析、客户关系管理和市场信息数据挖掘等。通过专业信息工具(如即时通讯、自动谈判系统)等为交易环节提供服务,加快交易谈判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利用电子支付、第四方物流综合服务等为交易的完成提供全面服务。技术发展的同时,商务模式也要创新,针对不同的供应(农资)和需求(农产品)主体,采用流程通畅、多方共赢、结合实情、突出特色的商务模式,协调好农户和其它交易主体的关系,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协同运作。农业电子商务既是现代农业商务技术的应用,又是农业商务服务模式的创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成为农业电子商务的主体和强力推动者。初期阶段可以从合作事务的信息化流程式处理着手,产生示范效应,逐渐扩展为全程农业电子商务。 三、结 论 本文通过新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轨迹的分析,发现市场化和合作化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农业绩效的影响。据此设计出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机制”,要求农村合作经济必须建基于市场之上,合作化与市场化协调上升发展。相应的,需要突出和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选择现代商务作为农业合作经济的核心事务,利用现代商务技术和创新商务模式提供为农服务,从而形成以农户为中心,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依托信息技术、现代商务技术和现代商务理念实现农业产业链协同运作、互利共赢的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新图景。 农业合作化论文:刍议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针对我国农村旧的社会经济制度所进行的一项伟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它,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也对这场运动谈点粗浅看法。 一、 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原因 完成后,我国农民摆脱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成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但是,农民个体经济是一种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它的自发趋势,容易使农村产生两极分化现象,如放任自流,其结果必然要同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在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之时,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这就必须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必然性。另外,当时广大贫下中农也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由于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长期战争的破坏,许多农民在进行分散的个体经营时,缺乏劳力、耕畜、农具和生产资金;农田水利失修,一家一户无力兴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一遇自然灾害(水、旱、病、虫灾)就要减产。据各地调查,当时大约有近半数的农户在发展生产上存在着各种困难,国家又没有力量提供很多援助。为了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增加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许多农民要求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共同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这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可能性。 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致过程 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51年9月――1953年底是合作化运动的初级发展阶段,农民按自愿互利原则组成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 1951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2月作出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开始试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要求各地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推动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决议提出了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三种形式,即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1952年底以前,各地主要是大量发展临时互助组,逐步推广常年互助组,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底,农业生产互助组由1951年的408万个,增加到802.6万个,参加农户由1951年的2100万户,增加到4536.4万户。其中常年互助组175.6万户,初级社3600多个,参加农户59000户。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全面展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加强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党中央还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富有领导农村工作经验的邓子恢为部长,具体负责领导这一工作,邓子恢接受了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在邓子恢为首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下,53年底前,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基本上是稳步前进的。 1954年―1955年上半年是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农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十大优越性,并向各地方下达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指标,即要求到1954年秋收前初级社发展到3.58万个,1957年发展到80万个,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20%左右。据此,全国掀起大办初级社的热潮。结果到1954年春,初级社发展到9.5万多个,超过计划一倍半还多。 1954年5月1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给中央的报告中说:1953年冬和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的成绩很大。这次会议拟定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计划发展到30或35万个,1957年发展到130或159万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发展到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合作化。1954年秋收前后,许多农民看到90%以上的合作社增产,停止了在两条道路间的观望摇摆,纷纷要求入社,初级社猛增到22万个。10月,中央农工部召开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分析一年来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好形势,指出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已为群众公认,提出1955年春耕前初级社发展到60万个,1957年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转入高级社,再用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大规模农业机械化。 1955年4月农业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突破原来计划。由于发展过快,一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加上国家统购多购了35亿公斤粮食,引起部分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抵触和顾虑,出现了大量杀猪宰羊、砍伐树木、聚会骚动、闹退社的现象。中央发现上述问题后,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4至5月各地共收缩2万余个社,巩固了65万个社。 由上可知,到1955年夏,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是稳健的。 1955年下半年――1956年9月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三阶段,农民组织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形势刚刚好转,于5月17日中央召开的15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根据他调查的情况,批评前段整顿工作是消极情绪,必须改变:“三字方针”,“基本是发”。会议根据的意见,提出了到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以为还少了点,认为可能达到130万个。这样,在对合作化形势的估计及发展速度上,党内产生了分歧。农业合作化运动也以本次会议为转折点,走向高潮。 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目前农村中农业合作化的社会改革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不点名批评邓子恢“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批评了对农业合作化实行“坚决收缩”的方针,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是犯了“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会议批准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在“反右倾”的空气中,助长了本来已经存在的贪多求快、急于抢先的“左倾”思想的发展。这样就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超高速的猛烈浪潮。到1955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来的65万个增加到182万个,加入农业社的农户达到7500多万户,由春耕时占总农户的14%迅速上升到60%以上。 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持续发展,在农民纷纷加入初级社的同时,又掀起了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为高级社的高潮。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1956年85%以上的农户加入初级社,并在当地试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更加鼓舞了全国人民。当月,全国入社农户即达80.3%,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随后,合作化运动转入小社并大社,初级社转高级社阶段。许多刚建立的初级社,马上并社升级,有的农户甚至超越初级社,直接加入高级社。到1956年年底,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这样就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也就是说,原来预计用15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如从1953年算起,仅仅用了4年时间提前11年完成了。 三、 对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实践结果表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成绩是巨大的:它把广大农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避免了两极分化,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摆脱了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从长远看,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在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搞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也较好地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为采用农业机械和施肥、杀虫等农业科学技术提供了条件;在整个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逐年增长;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工业化的需要,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农村也为发展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市场。农业合作化的胜利,还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奠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基层经济和行政管理人才。所有这些成绩都是不容抹煞的。当然,如果当时采纳邓子恢的意见,使农业合作化稳步前进,自始至终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探索发展多种合作经济形式,工作将会搞得更好,成绩将会更加伟大。 但由于高级社教条地仿效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由于1955年夏季以后,我国农业合作化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四过”问题,原计划用3个五年计划加恢复时期的3年共18年的时间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不到4年时间就完成了,以致遗留了许多问题。主要是:公有化程度较高,组织规模较大,脱离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分配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经营,忽视家庭经营;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 农业合作化论文:网络化组织结构与中国农业合作化模式探索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 自2007年5月份以来,国内市场的猪肉价格出现了持续上扬的趋势。商务部官员指出,引起此次猪肉价格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猪肉供不应求,拉动价格上涨。农业政策的改革,使农业更深地卷入了市场大潮中。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明显已经很难适应,分散的农户也很难在市场中有立足之地。他们就成了市场风险的最大承担者同时也是市场利益的最小得利者。所以,在这样的形式下。不得不逼迫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在我们目前的国情下如何走出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简简单单就是农业机械化问题,更深层的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组织形式的创新。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上。时至今日我国在农业发展上已经历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广大农村仍以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代农业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才有生产手段和管理方法的科学化。如若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是谈不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无疑加重了农民在市场博弈中的弱势地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交易风险。 现阶段在中国农村如何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有学者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提出,通过土地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交易和市场竞争来实现规模化发展。实践上,这样的道路在我国是很难行得通。不但不能给农民带来利益,相反,可能的结果是把大多数农民推向毫无保障的境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合作化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农村才是一条真正切实可行的道路。 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可以发挥以下功能:农民通过自身的联合,创造发展条件,发展壮大为成员共有的合作经济;另一个方面,通过联合,推动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整合和配置,能更好地调节家庭经营结构,使每个家庭经营都能寻找到一条最能使自己发家致富的路子;第三个方面是,这类组织对成员内部是服务,非营利的,而对外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合作组织能创造更多为成员所有的财富。 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结构特征 合作经济组织要有效地发挥上述功能,在组织形式和结构的设计上就必须要考虑如何能够协调好农民的地位及其与组织的关系,将农民的利益切实地整合到组织的目标中去。 从性质上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当是属于非政府组织,是成员自愿参与合作,资源共享的互益团体,是一类具有明确目标和规则的正式组织。国外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是农民自己联合的自治组织。中国现在有社区成员共同所有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有国家在农村办的为农民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如供销社、信用社等。再就还有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领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来看,国外农业合作组织大多是由合作成员平等协商、自愿联合、共同创办。我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有领导主体多元化的现象,有农村能人牵头,农民自愿参加;有工农龙头企业牵头,农民自愿参加;有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牵头领办,农民自愿参加;有国家单位牵头,农民自愿参加;还有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农民自愿参加等等。 那么,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式和结构如何才能既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壮大,又保证广大农户的利益不受侵害,尽可能地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集团的网络组织结构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企业集团往往围绕一个银行组织建立以金融为核心的网络组织,在他们的企业集团关系网中,公司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十分独立,但也远非集成,在网络内部允许这些分开的组织共享不对网络外企业开放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在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史上同样有着类似的组织形式与结构,比如说日本的农协组织。日本的农协网络非常庞大,触角深入到农村各地,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加入了当地农协。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另外,政府也依靠农协推行其农业政策并实现对农业的间接调控。农协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农业政策的制定,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日本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大米市场长期不对外开放的情况,都是因为农协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国,一些地区对欧美、日韩等国的农村经济合作模式进行了取长补短,探索在资金、技术、流通等一体化的农业经济合作化的道路,例如浙江瑞安农协与瑞安农村合作银行的合作联盟关系。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是合作银行、供销联社以及近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在农办、农业局、科技局以及人民银行、银监办等部门的支持下,自愿采取多层次联合组成,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一次制度上的创新。建立金融为核心的农村经济合作网络不但有利于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最大的资金问题,而且能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的经济服务,在市场博弈中提高农民的竞争力,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关于网络化结构的几个特征:其一,这是一个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松散的随意进出的关系网,组织的目标和成员的权利责任是明确的;其二,组织是由农户自愿参加的,不能随意进出不等于强制参与;其三,农户应该保留对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合作组织不能随意剥夺。在这方面,农户在网络式的合作组织中是相对独立的;其四,网络结构中的成员关系是相互平等的,不应该有垂直的等级权威结构。形成一个包含从生产到销售和加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网络。在组织中,农户可以得到资金支持、技术服务、市场信息渠道,甚至销售渠道等。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及其网络化的结构可以说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只有真正使得这样的网络组织在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交易中发挥它的功效才能解决问题。这只有在制度与中国农村的社会文化完美结合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三、网络化组织结构的社会发展机制 农业网络化经济合作组织在其运行过程中必须要与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和文化习惯相协调。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社会学可以说是不乏见解独到的观点和理论。之后,更是发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术语。其中,美籍日裔社会学家福山在他的《信任》一书中,指出经济组织的管理方式和发展规模在不同的家庭价值观、社群意识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组织行为、管理行为等经济活动必须对文化不断的关注和足够的尊重,否则就 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正如福山所说:“法律、契约和理性经济为后工业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还必须用相互关系、道德义务、对群体的责任以及信任来激活它们。” 在合作经济中,信任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文化因素之一。就中国农村中的合作关系而言,我们主要讨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家的忠诚思想和血亲信任;二是“私”的毛病。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尊重知识等对合作经济发展非常有用的社会美德在农村是保存相对完好的。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将这一思想现代化,适应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需要。另一方面,根据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分析来看,中国的基层社会在农村,是固定的,不流动的;人和人是孤立和隔膜的,这种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土社会中也产生信用,“这时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先生在文中还讲到了中国人的“私”的毛病,就是俗话说的“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说是公家的,大家都可以占点便宜,有权利而没有义务。 建国后,短暂的强制合作化和集体化并没有使农民真正建立起合作的理念,自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分田单干的农民几乎没有建立起超家庭的信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建立和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能激活信任的文化和防止“私”的毛病,建立适宜的发展机制。 (一)重视乡村文化在合作组织中的根基作用,吸取农村传统的信任文化如家长式的责任义务、儒家的忠诚品德等并将其现代化 正如福山所指出的“美国的许多移民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民主社会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同样,―些国家的工业如此成功是因为它们将旧体制或文化特征与广泛的自由经济构架结合在一起”。因此,在合作组织的制度设计中要注意激活农民的信任品质。实践中,很多自发的农村合作组织都是在传统信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往往也有因一时的利益矛盾造成遇险则散的事情发生。因而,在合作组织运作和管理活动中应当信任、尊重农户,同时进行必要的教育,使他们在对科技和市场知识了解的基础上强化信任和合作意识。 (二)正确发挥政府在合作组织中的引导作用,同时防止出现过度依赖政府的现象发生 鉴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和合作意识普遍不高,组织能力和应对市场的能力都还很有限。因此,在农村社区中经济合作的初期政府必然要起一个倡导和推动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也应当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重点在于给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自治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不能够过度干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否则就会造成非政府组织行政化,过度依赖政府的现象而失去活力。更重要的是,对政府的过度依赖还会影响组织成员之间的横向信任。 (三)合作经济组织要规范化、制度化,一定要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防止侵害农民利益的事情发生 一旦侵害农户成员利益的事情发生,信任危机往往就会跟着出现,不利于网络化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在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中,成员是平等的,组织虽然也可以有自己的管理者,但主要的职责是整合协调各种资金、信息等资源为组织成员的发展提供最有利的条件。组织因此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来规范管理者和成员的行为,明确其责任义务以及对应的奖惩机制。成员间建立稳定的横向联系是这类组织发展的关键。 (四)发展农村中各种民间团体,产生成员归属的交叉效应。增加信任的社会基础 信任是人们在各类组织和团体中重复交往而产生和强化的。家族以外缺乏信任经常直接涉及利益分配的经济组织。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以社团为中心的社会,林语堂也曾指出过这种差异,他说日本社会宛如一整块花岗岩,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则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就是一个家庭。就是这个特征,使华人社会在西方人眼中表现出高度的个人主义。也就是费孝通先生分析的“私”的问题。“私”反映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就是种种搭便车现象。除了建立相应的制度防止这类事情发生之外,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更深层的社会机制就是,在农村中积极地推进各类民间社会团体,包括文化娱乐、兴趣爱好等等群体的发展。实践证明,在民间团体发达的地区,经济合作化的发展也相对顺利。农民们通过在各种团体中交往增加了互动和联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感情,并为将信任扩大到亲缘关系之外提供了契机。 四、结论 农村中的经济合作组织目前有多种形式存在,笔者认为,水平的网络化组织模式是比较合理的形式,它既可以将农民以一定形式组织起来,又能够保护农民的利益,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成员地位是平等的。更进一步,这种组织模式重要的文化基础是信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任已不能再停留于传统血亲信任范围之内,因此,必须从社会层面上系统的加以改造,使其现代化,才能成为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的精神文化支撑。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各种形式的民间社会团体将是一个有用的促进机制。 农业合作化论文: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考察 摘 要: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中,较好地执行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而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阶段,江西经多次修改发展规划,与全国各省同步出现了全面高潮的形势,仅一年时间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的改造,因而遗留了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江西农业合作化为江西农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江西;农业合作化;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为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以把个体农业纳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轨道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从1951年秋冬到1956年底,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由稳步发展到急促完成,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初级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高级社)相互衔接的三个发展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发展,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但江西较好地执行了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然而,在高级社发展阶段,江西与全国一道超速发展,出现了合作化运动的全面高潮,使原本预计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来完成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只用了4年时间就急促完成了。本文试从江西一省范围,来探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以期对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一、农业互助组的兴起与稳步提高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广大农村通过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米,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当时,江西农民也常常通过亲友问的临时换工来解决生产困难。江西是新解放区,有组织有领导的农业互助组在1951年前数量很少。1951年春,在过程中,江西省委动员已的地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要求把开展“合作互助”作为开展春耕生产、克服困难的主要工作来做。由于省委的推动,1951年江西创办了9.86万个临时性互助组,加入互助组的农户43.25万户,占全省总农户341.7万户的12.66%。 毫无疑问,江西农业互助组的大量发展是在1952年以后。1951年9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12月15日,将这一决议下发各地,要求各地照此草案组织实施,把互助合作“当成一件大事去做”。1952年3月底,江西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根据江西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以“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为主,重点试办常年互助组”的方针,把农业生产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并由省委书记陈正人、副书记杨尚奎和省长邵式平带头,先后组织了三次下乡检查。在党的组织领导和宣传号召下,农民很快接受了互助组合作模式,因为互助组既能解决农民的生产困难,土地又仍归农民个人所有,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传统依赖心理,适合农民当时的觉悟程度,因而乐于为农民接受。同年7月,全省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123 144个,常年互助组达8 547个。到年底,互助组数量进一步增加,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126 443个,常年互助组达11227个,组织起来的劳力132.6万个,占全省728万农业劳动力的18%强。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充分表明了中央稳步推进农业互助合作的决心。在这种形势下,1953年3月26日,江西省委调整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确立了“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重点发展常年互助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导思想,来加大力度推动江西的互助合作运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江西农业互助组呈稳步发展的态势。应该指出的是,和全国相比,这一时期,江西推进农业合作事业的步骤是谨慎的、务实的。从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互助组发展出现急躁冒进的情况下,江西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命令、打击单干农民和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的急躁胃进现象,如有的乡出现挨户编组、按年龄性别编组,甚至说“不参加就不散会”、“不参加就是不拥护”、“贷款只给互助组,不给单干农民”等等,但与发展迅速的一些地区相比,江西的情况好很多。1953年春,甘肃省入互助组的农户达90%左右,后经整顿降到40%左右;江苏江阴县入互助组的农户为70%,整顿后降至30%。而根据江西南昌、上饶、赣州、抚州四专区统计,人互助组农户为18.8%左右。经过1953年春夏整顿以后,到11月,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43%,而江西入组农户为25.4%(人初级社0.02%除外),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发展到16万个,常年互助组1.6万个。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慰。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把发展初级礼作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主要环节,肯定这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适当形式。这样,1954年2月,江西省委再次调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确立了“认真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组织常年互助组。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密切团结单干农民”的方针。南于指导方针的调整,江西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社轻组的冒进现象。省委发现后,立即着手进行纠正,在报刊和各种会议上进行了宣传,要求广大干部和农民端正认识、纠正不良偏向,指出“互助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基础”,“互助合作要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地发展与不断地巩同”。由于纠偏及时,因此互助组仍继续稳步地向前发展。至12月初,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223 042个,参加农户1308 915户,占总农户的33.23%;常年互助组81266个,参加农户701232户,占总农户的17.8%。1955年秋冬,在农业合作化高潮背景下,江西常年互助组发展很快。同年7月,常年互助组为12.37万个,年底达24.83万个,入常年互助组农户占总农户的57%。1956年,大部分常年互助组转为了合作社,未转社的常年互助组只有0.16万个。可见,1951年至1955年,江西农业互助组的大量发展和稳步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逐级试办与稳步发展 初级社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量和入社土地状况分配为特征,是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根据中央的指示,1951年秋至1954年冬,江西进行了初级社的 省、专区、县、区的逐级试办。据当时江西省农工部门部长孙哲回忆,试办时期对合作社的发展控制很严,试办合作社要经过省委批准,并且要符合以下条件:有办得好的常年互助组作基础;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群众自愿;有公道能干的领导骨干;有强有力的办社工作组驻社。由于条件较严,在1951年省试办时期,全省只试办了3个,即南昌县的八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萍乡县的易瑞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泰和县的彭昌佃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是专区试办,全省又建了6个新社,加上原有的3个共9个社。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全国部分地区特别是华北区出现了贪多求大、喜高厌低、盲目办社等急躁冒进现象。河北省1952年秋有合作社1082个,1953年春增至5882个;山西省1952年秋有合作礼566个,1953年春增至3167个,而此时江西只有9个初级社。江西是新解放区,并且严格控制初级社的发展数量,没有出大的问题,但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苗头。部分区乡干部对发展季节性互助组不感兴趣,追求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但办社条件不够,怕得不到上级批准,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自发社。丰城县原认为没有合作社,经调查,发现五区有4个,而且均是互助组未办好,就盲目转社的;进贤县组织了59个自发社,余汀县弓塘乡一乡就有3个,而且这些合作社大都不顾现实的经济条件,不考虑农民意愿,取消农民所有权,搞“归堆”、 “扯平”,收获物按人口平均分配。省委发现后,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整顿。1953年3月31日省委在给上饶地委的指示信中就指出,要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而在工作中产生强迫命令与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不积极领导,不愿意作耐心的教育工作与艰苦组织工作,放任自流的偏向亦同样要注意反对与防止”。经过1953年春夏的整顿,急躁冒进偏向基本停止,全省379个盲目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大多得到了纠正。 1953年至1954年春,是初级社县试办时期。1953年3月,省委把1953年目标定为发展54个初级社。由于受全国整顿急躁冒进思想的影响,省委严格控制了发展指标,至1953年10月,经地委批准试办的县办社只有33个,加上原有的9个共42个,分布在全省82县5市中的29县一市。1953年12月16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确立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这一决议出台后,全国各地均加快了合作化的发展步伐。1953年冬至1954年春,江西虽仍是实行县级试办,但发展速度也在加快,并在指导方针中加入了“认真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内容。省委对政策亦做出了相应调整,规定个别互助基础较好,合作社有相当数量、干部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区,可经地委批准,进行个别区的试办。1954年3月底,全省82县5市都试办了合作社,经各地委批准试办的社524个,加上原有的42个共566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0.23%。这一时期,初级社对农业生产有较好的推动作用。据对17个社的调查,其中有14个社增产,额度一般在20%左右,三个因遭水灾减产,但产量比单干农民和互助组高。同年夏季,初级社继续发展,夏收前全省初级社达620个。同年秋,全省初级社发展进入了区试办阶段。省委在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上提出:“凡试办社成功取得经验的县,秋后可进入区试办,一般的区试办三个,基础较好的可办四至五个,个别基础太差的区可不办。”此后,江西初级社进入了成批发展阶段。12月初,发展至5015个,入社农户达3.52%;1955年3月,增加到14758个,入社农户达9.83%,这些社分布全省99.5%的区和66.2%的乡。 1954年冬至1955年春,全国许多地区合作社发展出现较为严重的急躁冒进现象,全国的初级社由1954年6月的11.4万个发展至年底的48万个,1955年4月又增加到67万个。部分省发展尤快。1955年初,河北已有10万个。山东8万个,安徽3万个,浙江4万多个。为此,中央于1955年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发展过快的省“停止发展,转向巩固”;距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则应有准备地在巩同中继续发展。当时,江西的发展速度并不快,发展状况总体上也是健康的。每社平均25户左右,而且大多数社都增产了。据赣南、南昌、上饶、吉安、抚州等地的6203个社的统计,有92.5%的社增加了产量,多数社增产10%~15%,少数社增产20%~30%,减产与保产的社占7.5%,原因主要是遭受了水旱灾害,但产量高于单干农民和互助组。因此,1954年江淮流域虽发生了特大水灾,江西农业总产值仍达到了151058万元,与1953年151865万元基本持平。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春江西又建了不少新社。㈣当然,江西也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偏差,如有些干部以“不参加合作社就是自发趋势”相威胁,不少干部有“搞起来再说”的想法,一些农民思想不通,上午评生下午就卖牛。于是,1955年春夏,江西对合作社进行了两次整顿,整顿中有5个新社改为互助组,860户社员退社。14 000多个全部巩固下来了。这说明,1955年夏季以前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基本是健康正常的,省委对互助合作的指导也基本是稳妥的。初级社也大体上符合当时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较容易为农民接受。 三、高级社的超速发展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急促完成 1955年夏季以前,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大体是健康正常的,然而,1955年秋季以后却出现了急剧变化。1955年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判了“小脚女人”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从而推动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1955年8月5日,江西省委在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传达并讨论了的报告,批判了江西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迫于形势,主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刘俊秀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的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同年9月,江西省委修改了3月份制定的建社计划,把1955年秋冬至1956年春建成32564个初级社(含老社)的目标提高到40 758个(含老社),平均每社25户左右,人社农户达到30.91%,1959年达到10万个,99.36%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同时提出1958年底以前在基础好的各专区试办二至三个高级社,1959年半数以上的县各试办一两个,1960年每县试办一两个。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与会者一边倒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者,省委于11月再次修改规划,将1955年冬至1956年春的建社计划扩大到6万个(含老社),经省委批准可办百户以上的大社,入社农户达50%左右,并把高级社的试办提前到1955年冬,提出在1955年冬至1956 年春,赣南、南昌和上饶可以在基础好的地方各试办三至五个高级社,吉安、抚州和九江可各试办二至三个。由此可见,从1955年8月至11月,江西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伐在不断加快,但省委对合作礼的决策仍趋谨慎,对办社规模、办社条件特别是高级社的试办进行了控制。因此,江西合作化的高潮形势尚在逐步形成,并没有全面到来。 1955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了九省省委书记会议,会议要求各省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12月,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大力提倡并社升级,从而推动了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高潮。为了追赶全国的发展形势,江西省委于12月29日第三次修改了规划,提出了试办高级社的新计划,要求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建初级社8.5万多个,入社农户达60%以上,至1956年10月全省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规定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有条件的县可试办一个高级社,基础好的县可试办二至三个,每社以150至300户为宜,入高级社农户达20%~30%,1960年全省基本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此后,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超速发展,掀起了全面高潮,短时间内就急促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1月13日,江西宣布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据统计,全省已建成6.7万多个初级社,8000多个正在建设中,人社农户达75%以上。在热火朝天的形势下,省委于1月18日第四次修改规划,要求1956年春建高级社3000个,全省提前到1957年冬普遍建立高级社,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从此,江西高级社的发展规划超出了试办范围,进入迅猛的大发展阶段。然而,现实的发展比规划来得还要快。1955年底,江西只试办了36个高级社,1956年3月中旬发展到7174个,每社平均332户,鄱阳县最大的两个达4 600户和4 800户,入社农户达61%。初级社有90 469个,其中有56 562个已转为高级社,全省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2.3%,江西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6年秋冬季,未转高级社的初级社继续并社升级,到年底高级社达18212个,每社平均210户左右,大的有1000多户,人高级社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6.04%,只余1844个初级社未并社升级。至此,江西仅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急促完成了对农业从半社会主义到完全社会主义的改造。 四、对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总体评价 和全国一样,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由稳步发展到急促完成,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相互衔接的三个发展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合作形式,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比较相符。互助组是单个农户组成的较为简单的合作组织,农户在人力、牲畜、农具等方面进行交换与调剂,能较快地解决农民的困难,同时又保留了农民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因而容易为农民所接受。互助组刚推行时,在评工计分、农具和耕畜使用、清工结账等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后来经过摸索,采用底分活评、农具和耕牛评分计工和及时清工结账等办法来解决问题。一些涉及农民利益的问题解决后,互助组的优越性也就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农民加入互助组后,生产困难解决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了,大部分农民收入增加了。据统计,1952年办得较好的互助组一般增产15%~20%。1952年,萍乡县年丰乡有40个互助组,287户中有205户参加了互助组,互助组稻田亩产都在千斤以上,普遍比单干户的产量高。1952年农业总产值为154173万元,比1951年122958万元高出了3亿多元。同时,互助组在生产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如耕作次序的先后、因地制宜的耕种、扩大再生产的局限等,而这些在初级社中能很好地解决。 初级礼是较互助组更为复杂的合作形式。它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耕畜和农具作价归公或有偿使用,土地收获按土地和劳力的一定比例进行分配。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来说,它大体适应了江西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适应了江西农民的接受程度和干部管理水平。初级社还保有半私有制,既能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又能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形成一种比较合理的双重结合。这些均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当然,初级社也存在诸如土地和劳力的分配比例之争、评工计分、窝工浪费等问题,经探索后,许多社通过民主协商和实行包工制等办法使问题得以解决。从实践来看,初级礼增产效果也是好的。据统汁,1954年在非灾区有90%的社增产(一般10%~15%),绝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1955年有92.5%的社增加了产量;全省农业总产值为159 758万元,比1954年高出了不少。互助组和初级社能解决不少问题,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呈现出了明显的优越性,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是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互助合作运动健康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省委较好地贯彻了中央的“采取逐级领导试办,树立好榜样,逐步巩同,逐步推广”的方针和“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要求,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遵守了由小到大、南少到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在发展中对指标数字自上而下地适当控制,对建社对象自下而上的慎重选择与审查,并把大量发展互助组和逐级试办初级社相结合,即便在批评了“小脚女人”思想之后,省委在1955年9月合作社发展规划中仍然提出,必须“将建好新社,巩固与扩大老社和大量发展互助组密切结合起来”。至于1952年冬到1953年春和1954年冬到1955年春出现的两次急躁冒进偏向,这与当时全国的发展形势有关,也与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群众热情分不开。省委对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偏向,给予了及时的纠正,1954年12月,省委就把各专区上报的1955年春发展2万多个初级社的计划,压缩为1.5万个,后又减至1.3万个。省委根据中央要求,立足江西实际,采取严格控制发展速度与逐级试办的发展模式,是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 江西农业合作化在高级社发展阶段,出现了超速发展的高潮形势。这种形势,是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促成的。高级社创办后,在农田水利和道路建设、改革落后耕作技术、增强抗灾能力等方面,确实有一些优越性,如1956年春江西新修水利工程24 709座,扩大灌溉面积274万亩,完成计划的188%,超过1955年水利工程4倍左右。然而,由于并社升级高潮是过急地、人为地促成的,江西在1955年秋冬至1956年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工作十分粗糙,遗留了不少问题。许多社根本不具备办社条件就“两步并一步”迈进高级社,办社不是群众自愿,而是在从上 到下的行政号召下一哄而起的。不少农民勉强入社,大部分是“随大流”,甚至是被编进来的。许多政策如土地、家具、牲畜的入社政策没有得到贯彻落实。高级社因为规模过大,超过了农村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农民的接受能力,造成了经营管理上的混乱,出现“出工等队长,吃饭听钟响”,“做事一窝蜂,肩膀挤肩膀”,分配“大呼隆”和“大锅饭”等现象。据1956年12月江西对赣县吉埠社、崇义县黄沙林社、丰城县塘圩社、南吕建设社等9个高级社的典型调杏,除吉埠社外,其余的社劳动生产率都下降了。如黄沙林社1956年全社每个劳动日所创造的产值是0.806元,1955年初级社时平均产值是1.021元,1956年比1955年劳动生产率降低了21.3%。高级社实行土地无偿归社所有,统一经营,按劳取酬,取消土地分红,牲畜、家具作价入社,这超越了当时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6年冬和1957年春,全国出现了退社风潮,江西也有一些农民要求“拉牛退社”,比较突出的是1957年春清江县出现的成批合作社解散现象,省委虽派了工作组去做工作,但重新回社的农户不到原来的一半,社减少了,礼的规模也缩小了。经整顿后,江西农民闹退社虽于1957年夏缓和下来,但社内的生产管理、经营、分配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可1958年又出现了更高形式的化运动,全省在很短时间内就把高级社合并为,这就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更远了。 总之,江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江西农村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广大农民逐步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实现了分散的农民个体经营到合作社集体经营的变革,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农业合作化后的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和按劳分配,使生产规模扩大,农具得以更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重大成绩,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江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偏差,尤其在高级社阶段,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不相适应,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足,对江西农业发展历程上这样一次重大探索,我们必须历史地、理性地看待,客观地、恰如其分地给予评价。毕竟,究竟什么是适合国情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农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结合省情江西又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刚刚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是一个新问题,需要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才能全面、深刻地搞清楚。即便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依然是摆在全党和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责任编校:包礼祥 农业合作化论文:粮食危机\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步伐加快 摘要: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后,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拖工业后腿的矛盾加剧,出现粮食购销危机。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的顺利实施,国家出台了统购统销制度。为了便于低价收购并在低价下增加农产品收购数量,农业合作化速度骤然加快。 关键词:粮食危机;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 中国共产党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但农业合作化继统购统销制度形成后,速度骤然加快,在此后的短短3年中,这一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一、新中国工业发展战略与粮食购销危机 1952年,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而当时,中国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按当时的标准看,现代工业只占生产总值的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将近90%的人口在农村就业和生活。然而,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建设周期长、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初始的投资规模巨大等基本特征[1]。 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为105亿斤[2]。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国民经济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工业原料作物种植地区扩大了,工业用粮比过去增多;同时,后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农民的消费粮食也比过去增多。这样就使原本十分脆弱的粮食供求平衡局面便被打破。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粮食购销形势开始再度紧张,到1953年春情况更为严重。当时的情况是:(1)国家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据粮食部门报告,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增加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为105亿斤[2]。进入7、8、9三个月后,情况更为严重。在收购旺季的这三个月中,国家共收购粮食98亿斤,超过原定计划7亿斤,但却销售了124亿斤,超过原定计划19亿斤,库存又减少12亿斤。10月份,国家粮食销售量又比上年同期增加31.3%[3]。收得多,但销的更多,结果赤字越来越大。(2)不少地方开始发生混乱。当时,由于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社会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尖锐的粮食供需矛盾,兴风作浪,抢购粮食,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在受灾市场,小城镇己开始发生混乱现象,有些地区有数千人以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成长龙争购粮食。如在江苏省苏南地区,投机商利用变相提价,拦路收购等方式争购新稻,1952年10―11月间,个别私商收购比重高达90%以上。江西省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到22日5天内,上市的稻谷全被私商收去。不法私商在农村还大肆买青苗谷,1953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青苗谷13万多斤。浙江省温州专署粮食局在温州蒲江乡36个村调查,有74%的农民卖了青苗或禾花谷。粮食投机商预购青苗的价格,一般比牌价低20%―30%,有的则低达40%以上。各地私商抢购粮食还有一套与国营粮食部门作斗争的策略: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公开转向隐蔽,从城市转向农村。这种粮食投机市场的存在严重地干扰了国家粮食购销计划的实现,导致粮食产需矛盾更加尖锐[4]。 上述问题反映出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产品,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和加工企业的原料供应,迫使国家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以保证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 解决粮食的办法,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全国粮食会议上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后,陈云最后提出采取“又征又配”的政策,即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经陈云向中央提出后,得到和的支持和赞许。中共中央随即于1953年10月16日做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1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统购价格及统购粮种均由中央统一规定;第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第三,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第四,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除拨给各大区的粮食以外,其他粮食包括各大区间的调剂粮、出口粮、储备粮、全国机动粮、全国救灾粮等,统归中央统筹安排。全国城镇5 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5]。 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在实施统购统销的第一个月,国家收购粮食就比1952年同期增加38%,并一举扭转了前一段出现的销大于供的被动局面。在1953年到1954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内,全国实际收购粮食784.5亿斤,比1953年10月全国粮食会议提出的计划超过75.5亿斤,比上年度多收177.9亿斤,增长29.3%。这一年度内,国内销售粮食596.4亿斤,比上年多销135.3亿斤,增长29.3%[2]。但购销相抵,库存却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加。统购统销的实施,终于使政府渡过了难关,扭转了粮食购销紧张的被动局面。在1953年底实施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之后不久,国家又于1953年底和1954年夏分别对食油和棉花实行了统购统销。 三、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步伐骤然加快 统购统销制度形成以后,国家为了保障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运转顺畅,就必须强制地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由国家垄断市场,限制城乡集市贸易。为了确保在低价统派购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产品生产中,就要求做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控制生产的范围和领域,以降低农产品的机会成本,归并农民独立的土地使用权力,严禁土地流转,以抑制地租对农产品价格上升的推动作用,使国家能够以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农业生产和剩余。 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1.1亿户,对农产品的征购,如果以农户为单位来进行,显然会增大交易费用。为了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收益,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同时,农业合作社也无疑是一种较好的组织形式。农业合作社每年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等收入,首先归集体占有,在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部分,扣除交纳给国家的农副业税和支付给国家银行贷款的利息,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后,其余部分分给社员个人。合作社的收入分配模式显然比农户个体经济更有利于国家以更低的交易费用对农业剩余的索取。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所指出的:“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不仅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矛盾,更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 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步伐不断加速。195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转入生产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各地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共达7万多个,超过最初拟定计划1倍多。6月3日该部统计,已建社9万多个,入社农户达170多万户,完成原定计划两倍半以上。11月该部统计,到秋收前又建设12万个。到1954年底,全国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48万余个[6]。 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推行,以及扭曲价格的宏观环境的形成,继统购统销制度形成后,为了便于低价收购并在低价下增加农产品收购数量,导致农业合作化速度骤然加快。正如1957年7月,陈云关于《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产粮食,主要是靠农业的合作社。就是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7]由此而论,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农业合作化进程就形成了一个高潮,1955年下半年的高潮,只是前期高潮的延续而已。 农业合作化论文: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探 摘 要:邓子恢认为农业走合作化道路,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能的。农业走合作化道路必须坚持自愿、循序渐进和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合作化中的各种矛盾的原则。 关键词:邓子恢;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 邓子恢是党内卓越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专家,坚持农业走合作化道路是邓子恢的一贯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多次指出:“不把农民组织起来,则农民将永远落后。只有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才能逐渐走向社会主义。”[1]“合作社,在农村是为农民所迫切需要的。”“必须大力帮助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发展,以求逐渐走向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合作社要给予种种优待和帮助,使它发展起来。”[2]邓子恢详细阐述了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应坚持的原则。 一、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可能性 第一,党已积累了领导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邓子恢指出:“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农业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是农业劳动互助组。早在1937年前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后在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在推翻了封建统治之后,即创建兴建了这种生产组织。这种组织,群众一般都称为互助组,通常是由三、五户或十几户组成,分为季节互助和常年互助两种,但不论哪一种互助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完全保留的,它不同于个体经济的,只是实行了集体劳动。各户的土地仍由自己管理,土地收获物也归各户所得,在实行集体劳动后,劳力有剩余的农民,在别人土地上进行劳动,也只取得相当于社会一般工资的报酬。这种互助形式,可以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推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3] 第二,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得以完成,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农村局势好转。邓子恢指出:“在1949年3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就已经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当全党已顺利地解决了上述历史遗留任务和经济恢复的任务以后,才在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力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4]与同时,又在农村中胜利地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肃清了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逮捕并法办了一批反革命首要分子,瓦解了会道门组织,巩固了农村的革命秩序。”“再次在运动中又产生了农民代表会议,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乡村政权,在广大的农村中,实现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真正的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5] 第三,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农业合作化是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没有坚强的政党领导是根本行不通的。1954年,邓子恢在《中国农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农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唯一政党,他今天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牢固地掌握了领导权,可以运用一切方面的影响,来巩固工农联盟,推动农民日益倾向社会主义。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走向彻底胜利,这是可以断言的。”[6] 二、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 第一,工业化的迫切需要。邓子恢在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天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工业化,五年建设、五年计划是工业为主,重工业为主,求得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大体上打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要和工业化相称。”[7]“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农村工作的总方针、总路线,要把今天农民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有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就要有社会主义的农业来配合它。”[8] 第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需要。邓子恢深知私有制是产生社会不公导致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只有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把私有制的个体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才能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根源,避免两极分化。邓子恢指出:“让个体农民向富农、高利贷者去借贷、去当雇工、出卖劳动力、廉价出卖农产品,结果就增加富农、高利贷者、投机商人的剥削对象,让农村资本主义泛滥发展。这就是让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破产贫困。这是旧道路,是让农村资本主义漫无限制泛滥发展的道路。”[9]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邓子恢指出:我们党的任务在于领导农民走新的道路,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他指出,这是一条新道路,“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结果就是大家富裕比较平衡地上升,也限制了富农的发展。”他反复强调:“这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缩小富农的剥削范围,又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0] 第三,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需要。完成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贫农平均每户只有11.7亩地,每两户才有一头耕畜,每3户才有一部犁,每17户才有一架水车[11]。中农的经济地位稍优于贫农。但总起来,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畜力不足,农具不全,缺少生产资料。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使广大农民无力兴修水利,无力抵御自然灾害,无法使用农业机械和新的农业技术,就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存在不少困难。这就决定了有组织起来的必要,而集体化的农业是能克服这些缺点的。正如邓子恢所言,单干“发展下去,就是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也不能抗拒天灾人祸,要两极分化,再就是它扩大再生产能力差。所以我们要走集体化的道路。”[12] 三、农业合作化必须坚持的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自愿原则,禁止任何强迫命令。为什么要坚持自愿原则,为什么不能强迫命令?邓子恢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农民的本质来认识。“农民的本质是什么?农民是劳动者,他是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不是靠剥削人为生。这就决定了农民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还必须了解农民的另一方面,他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有自私心理。不了解这个特点,就不能领导农民。”[13]“农民是小生产者,个体经济,因此养成了他单独经营的习惯。他自己单独经营很自由,早下地晚下地由他。他也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打算,但他是以自己家庭单位来打算的。农民对于社会主义往往容易误解,怕吃亏,有顾虑。他单独经营惯了,集体经营怕搞不好。他文化程度低,脑子比较简单一些,不轻易相信人家的话,你说什么先进经验,他不轻易相信。”[14]“当然,农民中有一部分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大部分是还是要看看。还有少数是极落后的,即要很久才能通。”了解了农民的特点,那么该怎么办呢?“要使农民自愿参加,必须进行教育,没有别的方法。”“另外,要把先进的农民组织起来,作个样子给他看,用事实说服他,边讲边作,边作边讲,经过说服教育和示范,使他真正弄清楚,消除顾虑,自觉自愿参加。”“假如对农民采取强迫手段,拿对付剥削阶级的手段对付他们,那完全违反了马列主义原则,是不应该的。”他指出强迫农民会产生严重后果,他说:“这不仅是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会闹出大乱子,农民闹翻了那可不得了啊!四万万七千万,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农民闹翻了工农联盟破裂了。同农民发生了矛盾,就麻烦得很。那样大的势力,农民都把他打下来了,你现在想对付农民?”[15] 第二,循序渐进。邓子恢认为,开展合作化运动,不要超过群众运动发展的水平,不要超过群众的觉悟水平、经济水平,而要从群众的经验中去推进。因此他积极主张不要过早地改变所有制,要由互助组向初级化、高级化稳步前进,因而被错误地批评为“象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地走路。”邓子恢指出:“开始是临时互助,以后是季节互助,长年互助,最后是合作社,这是很自然的。”[16]“一个地方连互助组都没有的,开始当然是搞好临时互助、长年互助。再办合作社、循序而进。” [17]他指出,初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易于为中农所接受,又可达到增加生产的要求。这种半社会主义合作社实行了统一经营,又是保留了农民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这就是对中农一个重要的让步。有了这种让步,才引起中农对合作化的兴趣,从而使合作社在贫中农联合的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所以说,半社会主义合作制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必须过程,是目前合作化运动中不可逾越的形式。”[18]他指出办高级社要有条件,“不要随便把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转变要很慎重,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由互助组转到初级社都要有条件,何况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呢?”[19]“先实行了部分集体所有制,实行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通过这些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有了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以后国家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支援也逐渐增加了,再顺其自然趋势,逐步解决私有制的问题,而后转到完全集体所有制,这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步骤。”[20] 第三,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合作化中的各种矛盾。邓子恢认为,在合作化中,社内社外是有矛盾的,社内新社员,老社员的矛盾,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矛盾,出力多与出力少的矛盾,社外大社与小社的矛盾,这个社与那个社的矛盾,合作社与互助组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处理这些矛盾呢?“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处理。”为什么呢?“我们同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的原则是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来剥夺那些落后的,把人家排挤与剥夺得越艰苦、越落后,他就越发财。社会主义则不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先进的帮助落后的,大的帮助小的,强的帮助弱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团结广大群众,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互助组可以扩大,合作社也可以扩大。” 农业合作化论文:浅析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及启示 [摘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新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进行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有理论上的指导,更有客观现实根据,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帮助贫苦农民走出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必要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把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走向富裕的道路。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经验;启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新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进行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这其中既有十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始料不及的偏差和失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再次明确提出“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就使得我们认真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客观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在1952年行将结束,1953年就要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面临的新的形势和许多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目标。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的。这一运动的发生不但有理论依据也有其现实根据。当时中共中央主要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来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对合作化的论述和经验,创立了科学的合作社理论。列宁曾经指出合作“从而使工人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了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强调:“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并将之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明确提出合作社是我国发展的方向,他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那种合作社。”曾经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有理论上的指导,更有客观现实根据。 实现农业合作化是避免两极分化的需要。后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村还会进一步分化,这种现象还会更加严重,这与党的理想和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对此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为了避免农村形势进一步恶化,避免农民自发的走向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党中央最终达成“趁热打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走集体化道路的共识。 实现农业合作化是适应工业化,解决当时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1955年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大规模经营的合作化农业,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品提供消费市场。 实现合作化是帮助贫苦农民,使农民不再贫穷的需要。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集体合作化是加速生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后,广大农民相对分散,劳动力、耕畜、农具、资金等生产资料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广大农民的自愿要求。农业合作化不仅在帮助缺少生产资料的贫困农民摆脱贫困提高生产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而且在抵抗自然灾害方面显示出个体农民无法比拟的优越性,1956年,同志说:“今年(指1956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合作化的优越性则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摆脱贫困,使占大多数的贫困农民原来极低的生产力得到快速的提高。 实现合作化,党认为是组织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确立的最高纲领。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运动,建立起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完成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胜利后,中国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国内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国际影响和威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就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鼓舞了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政治热情。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题。只要有适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它便必然会发生。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经验及教训 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践证明,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使农民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的运动。农业合作化全面开展之前,党中央就制定了较完整的理论、路线及其政策,并有农村工作部的直接领导;制定了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逐步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剥削的阶级路线。对富农阶级是通过和平的道路。把人的改造和制度的改造结合起来。把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从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也是一场巨大的革命。党中央及其农村工作部在领导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不断总结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式,提出了要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工作和实践中当做一件大事来做。 但是很明显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缺点和失误。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具体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形势估计上,一方面夸大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的情况,过分强调两个阶级、两种道路的斗争,要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作为阶级斗争的内容之一,给资产阶级以“粉碎性的打击”,“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而且也要使“小生产也绝种”。第二:把合作化和发展商品经济对立起来。以后,本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加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联系。然而,在整个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却把农村商品经济视为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来加以反对,禁止农民经商,更不准合作社从事商业活动。第三:由于采取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体制,用行政手段把农民的财产变为公有,用直接管理国营企业的办法管理合作社,生产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劳动采用集体形式,产品由国家统购派购,分配按统一规定实施,农民和合作社没有自主权。最后: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最主要的失误。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启示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总体上来说还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也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在短短的数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我国由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虽然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失误,但是对于我国目前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我国面积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因此,发展农业生产只能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有步骤、分阶段地实行农业的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消极等待。 其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努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我国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同时农业生产又不同于工业生产,经营分散,生产周期长,受多方面自然条件的限制。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群众创造性实现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我们必须把这项制度稳定并坚持下来,并不断地进行发展和完善。 第三,在进行社会主义农村改革过程中,要从基本上维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也一再强调改善农民生活是农业合作化的最终目的,即“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当前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兴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顺应农业发展需要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现在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它的建立和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体现了我国农民要求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当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特别是去年以来的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得国家经济安全更加重要,要想在全球危机下保持国家独立、经济繁荣,农业的基础地位尤显突出。只有把我国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农业问题解决好,才能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才能把握住未来的方向。 农业合作化论文:试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价值 摘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适应了时展的要求,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同时为新时期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重要经验和深刻教训,为新时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价值反思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采取的有效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虽然这次社会运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由于其独特性,仍然吸引着众多的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我们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不是人为发动的,它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人们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但由于多年的战争,社会经济残破,社会财富总额只相当过去财富的二分之一,粮食产量只相当于历史最好水平的四分之一。面对百废待兴的状况,新中国遇到的第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人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 从1947年开始的农村,使千百万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生产资料的奇缺,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一些已经分到土地的农民再次失去土地,土地再次出现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这对人民政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影响到这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刚刚建立,财力严重不足,无法提供大量物质、资金、技术的情况下,农民自发组成的互助组,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志在总结以往苏区及解放区实行的互助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农业走互助道路给予了肯定,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上实行互助组制度,解决了单个农民无法生产的问题,因此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 互助组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有效地恢复了农村的活力,促使农村开始正常发展。互助组是初级形式的简单劳动力组合,能恢复生产力,但不能解放生产力。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国家开始有能力为农业生产提供一定的帮助。由此,初级社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初级社在社会生产的组织化方面要明显高于互助组,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以及农业机械的大范围使用。初级社比互助组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势也是明显的,它不同于互助组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复杂管理。初级社采用的是农民以生产资料入股的形式,收益方面按股分红,明确了利益分配原则,充分调动了每个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民的潜在效能。初级社内部的管理是有序的,农民互相监督,互相负责,民主化进程加速。 随着农业生产初级社成果的不断显露,人们思考如果扩大这种组织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效益。这种希望农业快速发展的心情,反映了人们渴望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中国在近代历经磨难,人民群众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那些从奴役地位转化为主人地位的中国人来说,新中国最大的任务就是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人们在这个国家中,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因此,在1955年左右,出现了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的趋势,在原有初级社经营较好的地方,高级社也获得了成功。但对于那些没有经过初级社锻炼,而直接进入高级社的地方,则出现了不好的情况。这也说明,农业管理对农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如果没有具有管理能力和管理经验的地区施行需要复杂管理的措施,往往会出现重大的失误,欲速则不达。经过党和政府的调整,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渐走上正轨,直到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二、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旧中国由于长时间的受到战争的创伤,以致饥饿和贫穷笼罩了神州大地。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方的政治家就曾经预言,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了打破西方政策家们的预言,党和政府始终把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重视粮食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粮食产量跨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土地和大型农具及生产资料的大部分被地主占有,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粮食产量很低,饥饿和贫困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严重障碍。据此,党和政府在农村全面推进了,使广大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土地,再加上粮食市场制度改革和合理的价格政策,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性的增长。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957的19505万吨,增长了72.3%,年均增长7%,人均占有量也相应地由209公斤增加到306公斤,增长了46.4%,年均增长4.9%。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具有农村人口比重大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预期,认为耕地面积不宜少于16亿亩。1949年耕地面积14.68亿亩,农村人口4.47亿人,每人平均耕地3.28亩。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建设,需要土地越来越多,为保持耕地面积不减少,采取的措施是:一是将一些撂荒土地发动群众垦复;二是国家组建农垦部,主管垦荒工作,在一些宜农荒地较多地区如东北、西北、广东、云南、内蒙古等地有计划地开垦土地;三是组织当地农民根据荒源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垦复。据统计,从1949-1985年开垦荒地达51850万亩,其中“一五”“二五”“三五”计划时期开荒面积达37524万亩,占开垦面积的70%,开垦荒地是当时保持耕地面积总量的重要途径。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1957年耕地面积达到16.77亿亩,农村人口5.4亿人,每人平均耕地3.11亩。由1949到1957年农村人口增加了1亿人,耕地增加了2.1亿亩,但每人平均耕地仍保持在3亩以上水平。由于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粮食生产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逐渐稳步提高,不仅保证了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也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农业建设目标的完成 党和政府根据各个时期对粮食产供销需求,粮食生产总量目标,曾分别提出4000亿斤,7500亿斤,8000亿斤,10000亿斤的指标。解决粮食问题除了国家一系列扶持政策外,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开始采用了一系列合理的方案。一是在种植结构方面,突出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用总播种面积的80%保证粮食生产,用20%面积安排经济作物、油料作物和其他作物(绿肥、蔬菜、饲料等作物);二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1],使粮食增产,;三是扩大粮食高产作物,特别是水稻、玉米、薯类三大作物面积。这三种粮食作物面积占40%,产量则占70%。据测算粮食产量中大约有1/3来自扩大面积,2/3来自提高单产方面。为了增产更多的粮食,国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1967年粮食目标是: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亩产粮食为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为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为800斤,(均为粮食耕地亩产),这三类地区当时粮食耕地亩产水平分别为163.6斤,229.2斤,436.3斤,要达到纲要规定的400斤,500斤,800斤水平,全国粮食耕地约占12亿亩,平均亩产625斤,总产量则要达到7500亿斤左右。这个目标尽管未能如期实现,但推动大办粮食,提高产量有积极意义。 (四)农业合作化运动奠定了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建立了合作经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合作经济是建立在劳动者个人产权私有基础上的约定共营经济。按照公认的合作制原则建立的合作社及其他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者联合自助组织,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之经济、社会、文化联合体,是其成员在联合领域内共同利益的代表机构。合作经济是可以包容不同类别的劳动者和投资者的联合体,并非某种单一的经济形态。合作社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其他主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经济的和社会的二重性。从经济性上说,合作社是属于社员所共有的新型企业,其功能是组织社员联合进入市场,通过为社员提供运销、加工、生产和生活服务,形成聚合的规模经济,节省交易费用,增强整体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率,增加社员收入,增进社员福祉。合作社不追求合作机构自身赚取最大利润,但要依靠联合共营在市场交易中获得赢利,帮助社员赚钱。联合共营的盈余按社员与合作社的惠顾交易量返还和股金分红。从社会性上说,合作社是劳动群众自我教育、传播科学技术和精神文明的大学校,作为合作群体在某个领域共同利益的代表,发挥着联合制衡、争取社会公平,维护弱势者权益,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农业步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特点的发展态势。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在很多方面都能看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它的影响。农业合作化运动强调,在一定规模基础上发展农业,通过规模来产生效益,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规模经营的素质还不高,但已经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土地规模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但何种情况下的规模经营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呢,这在当时是没有解决好的。我们现在知道,只有在劳动力、机械、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充分并合理配置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生产的最优化和效果的最大化。因此,我们现阶段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劳动力、资金、技术的关系,使其有序化。 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我们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是,要及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虽然消费不能根本决定生产,但它在会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对生产起极大的影响作用。影响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合作化期间,我们虽然保证了人们的生存需要,但对人们的进一步生活需要关注的不多,影响到了后期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归根到底是通过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来改善农民的生活,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因此,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使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恰当合理,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 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榜样。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国人口不断增长,到二十一世纪初人口总数超过13亿,其中农村人口达到九亿多。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村耕地逐渐减少,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如何转移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是一个极其严峻和重要的问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通过兴修水利、整理土地等基础性工程来转移劳动力,这是一条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农业基础设施严重失修,造成农产品供应增幅减缓。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时期,我们转移农村劳动力,仍然可以走建设基础设施的道路,当然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不应局限于农业,应扩展到其它领域,诸如水利、绿化、环保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通过增强工业实力的途径增加就业。工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当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能吸纳更多的社会劳动力的时候,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效果也就呈现出来,实现三个产业的良性循环。 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实现农村民主发展的参考。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仅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同时肩负着实现农村社会的民主化的责任。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社会才能变得更加和谐。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农民内部发生阶层变化,有掌握大量土地的阶层,也有拥有先进农业技术的阶层,更有普通农业劳动力阶层。因此我们的农村民主要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使每个阶层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的权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和实现,最终构建出民主法治和谐的农村社会。 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其经验教训和历史价值仍然值得我们去珍惜。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村之兴与农业合作化 [摘 要]农村的兴起与存在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必然选择和路径设计。反思的历史,分析农村之兴起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农业组织合作的道路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农业现代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的建议。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面对当今中国农业发展形势,反思1958―1985年存在于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的利弊得失,分析之兴起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能够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农民走农业组织合作道路提供许多借鉴。 一 1958年化运动的疾风暴雨般的推广方式,脱离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民自愿的原则,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给农民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然而自1962年以后,和破灭的“”不同,作为一种制度和组织形式在农村稳定了下来,在20余年里对农村和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村的兴起与存在的历史,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试图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选择,也表现出在十分贫困封闭的条件下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工业化目标的路径设计和制度安排。 这种政策选择,首先依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发展理论,这就是通过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发展国家生产。如马克思深刻指出:只有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到大生产优越于小生产。恩格斯也曾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P498-P499)根据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早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就说:在农民群众这方面,几千年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贫困。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照列宁的话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是与农业现代化、国家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一方面是指社会整体工业化,即由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社会进入到以工业为主要经济部门并处于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另一方面又必然包括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即用工业发展的成果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由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上,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所以发展工业在当时获得了比发展农业更为重要的地位。而落后国家的特殊条件,使其缺少其他如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等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只能由本国农业支持。所以必须使分散的小农合作化,通过行政能力,以农养工。同时,虽然农业的机械化必须依赖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合作制也必须由机械化来巩固,但在工业还未发展之时,单纯的农业合作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供比单户小农更有利的生产条件。 二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理论,中国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展开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实践活动。的兴起就反映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影响下,在各地农业生产建设如“兴修水利”工程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自“上”(等国家领导人的思路、构想)而“下”(基层群众积极营造的集体化氛围),农业合作化的需求被一步步放大,合作规模不断升级,最终作为一种制度和组织模式确定下来。当时即使不以之名,也会以其“实”尝试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兴起的动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农业合作社和作为制度保障,实现“工占农利”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苏联曾通过集体农庄获得了大量工业化所需资金,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占农利”成为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和来源。面对他国工业化建设的成就,面对国家贫困落后的现实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共领导人认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这就需要“在生产环节建立一种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制度,以便既能囤积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将农民稳定在土地之上,又能使之根据国家计划及时安排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活动,以保证农产品供给与国家需求相符合”[2](P575)。作为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组织,弥补了基层政权与合作社之间的矛盾,降低了国家收购农业剩余的难度,正如所说,社并大了,头少了,好管,好纳入计划。实践证明,中国的“工占农利”,由于有了像这样完整的制度作保障,结合统购统销这种促成城乡物资流转的方式,不仅运作有效而且数量也是极其巨大的。成立以后,统购统销以剪刀差形式实现的积累额就由1957年的49.31亿元迅速上升到1958年的91亿元,增长1.86倍;在农业为国家提供的积累额中所占比重也由合作化期间的55%左右,骤然上升到68%。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从农村提取资源来实现工业化的背景下,国家成功地找到了一个有效降低国家与农民交易的成本、防止政权内部发生动荡的制度化的办法,制度作为与国家战略相对接的社会组织形态,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基础[3]。当然,广大农村和农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试图以农业合作化作为突破口,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原材料保障,为农业机械化提供经营前提;通过。创办农村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首先要以机械化大生产的合作化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满足国家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日益增长的农作物需求。1955年曾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 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4](P181-182)。其次要以大规模经营的合作化农业,作为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前提,同时也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品提供消费市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4](P181)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农业合作化被视作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不可或缺的保障和前提条件。农业合作化的规模不断升级,人们把它和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生产的自身状况和现实水平。兴起后,认为:可以经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并且还认为农村所有制的提高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是一致的: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但在化运动过程中,所有制的提高没有适合于生产力水平、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而更多地表现为“人为拔高生产关系”。 兴起之后,如何通过这种组织形式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国家工业化?提出:发展工业生产,以地方办为主,国家支持为辅,实行拖拉机社所有或大联社所有,使耕者有其机;各省各地都要建立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试制新式农具等。各地具体实施了一系列先实现农业集体化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工作步骤。1958年《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必须大办工业。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中国农村工业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且日益壮大,到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公社和大队的积累。企业把积累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购买农业机械,此外还把一部分钱用于支援穷队。1971―1974年上海市川沙县用于农业机械化的2500万元投资中,社队企业利润占87.5%[5]。 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的生产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工业反哺农业的速度明显加快,国家为此投入的人财物力之大,动员社会力量之广泛,推广应用的技术之先进,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之完备,农业生产条件改变之显著,都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望尘莫及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空前的。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均有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6](P33)。1975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总动力增加61倍,农业大型拖拉机增长22.5倍,联合收割机增加了6倍,机耕面积增加12倍,手扶拖拉机发展到59.9万台,化肥用量增加14倍,农用电量增加130倍。 与旧农村相比,我国通过以为组织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促进了农村工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对农业投入工业物资;但另一方面,以如此高合作化水平的,为什么最终没有实现高度机械化程度的现代农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我国工业和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以农业合作化作为实现机械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保障和前提,但它毕竟不能取代现代工业生产力、农业机械技术等自身的进步。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两难境地:合作化需要农业机械化的技术支持,但农业机械化又只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结果,而工业化需要农业合作化提供原始积累。面对此循环,苏联和中国都是在合作化上打开缺口,从农业合作化开始,按照“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农业机械化一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化”的顺序发展。因而在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之间存在时间间隙,中间有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至于中的农村社队企业也一般是轻工业、商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服务业等,毕竟不同于现代化的大工业,缺乏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多数自给自足,水平低、规模小,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不足以实现农业机械化。所以,农业的现代化改造需要工业化迅速发展,尽早给予合作化机械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在没有对合作化提供充足的机械化条件之前,合作化是不稳固的,有退回到小生产的可能。 3.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国家加大投入人财物力,进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统筹解决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响应党中央号召,出动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向原有小规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及其他中央领导人,重新考虑合作社的规模问题。可以说,农村制度兴起的原因之一,即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为适应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及大踏步地建设社会主义而迅速建立起来的[7]。在这种制度和投入的保障下,1966-1976年期间,国家对农林水气系统的基建保持在10%左右,其中64%用于水利建设[8]。农民对大片农田进行平整规划,兴修水利,工程配套,扩大高产稳产农田。1975年与1957年相比,农用排灌动力机械增加55倍,小型水电站从55座增加到68158座,机灌面积增加60%。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但为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后来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此外,“在经济还十分窘迫的情况下,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它并不是有人理解的完全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而事实上具有多样的实现手段和渠道,包括生产贷款、粮食返销、分配透支、社会救济、公益金补助等等,不仅有人人共享的保障形式,还有以救济贫弱为重点的扶贫制度,显示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6](P35)。如体制的存在保证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低成本运行。由于政府 和集体经济的扶持,农民交纳极少的费用就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要求,基本能够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农民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是与时期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的社会保障在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对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种社会保障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联系,层次较低,无法满足广大农民更高层次和多样化的保障需求。 从兴起的历史来看,它成为了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具体组织形式,在其时代意义上是“为尽快完成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为改变我国农村落后恶劣的生产条件而设计和存在的,这正是当时我国社会提出的‘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6](P29)。总之,在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农村工业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同时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 三 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均衡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而另一只脚却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确有相对先进的农业,但就全国的比例来说,还是很小一部分)。经过30年发展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成就巨大,功不可没,但很大范围内长期缺失“宜统则统”的集体经营部分,在实质上就是“农户小规模经营”。对生产力的提高仅仅局限于个体积极性方面,其他如科技进步、原材料改进、集约化生产和管理等规模效益无从体现。缺乏实力应对农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风险,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和全球竞争的要求,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影响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后时代需要充分总结经验教训,开创新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从农业发展的外部助力来看,国家须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我国工业经过长期发展,具备了“反哺”农业,对农业实行机械化改造的能力。而机械化的要求使合作制重新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可选择的道路之一,且是符合农民整体利益和社会主义要求的道路。应以新的合作化道路提高土地收益、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从农业发展的内部因素来看,须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强农业的产业整合;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他们积极的主体作用。在我国实现区域平衡之前,不同地区的农业合作化具体方案应适合当地生产力的水平,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巩固和提高。 的组织形式最终为前进的时代所抛弃,但中国以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孜孜追求,还远不会停止。而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值得总结和反思。正是从此意义说来,一些学者指出:大公社体制跳出了之后小农经济的束缚,完成了对小农的改造,打破了自然村落限制下的乡土社会模式,推进了农村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除了指出以形式实现的农业合作化具有历史局限性,大量的研究也表明,的一整套制度体系的设计与实现,打上了人们对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烙印,存在着多方面自身难以克服的顽疾。如以户籍、粮食垄断等为核心的城乡隔绝的政策,缺乏激励机制的、高度集中体制下的分配和管理制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体制缺陷越来越严重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解体。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全盘否定对农业合作化昭示的宝贵经验和遗产。 农业合作化论文:读书笔记《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郭于华老师的这篇文章分析了农村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讨论了农村女性关于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这场宏大的革命性变革对农村女性生存情况和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她们在承受生命中巨大的苦难的同时仍感觉到精神愉悦,正是建立在 “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的体现。 一、原文的基本思路梳理 农村女性成为了农业集体化这一宏大的社会革命中的生力军,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妇女毫无疑问都应该是这一宏伟历史过程的见证者和发言者。然而在正式的历史记述中,她们的经历和感受往往悄无声息。在“口述史”项目的调查和研究中,,她们的回答也经常是“不晓得”、“忘记了”或“去问男人”。克服了种种困难,郭于华老师整理了骥村女性的讲述,并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与文化内涵。 (一)家庭劳动变为集体劳动的女性记忆 对女性而言,集体化促使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领域进入到村社集体生活。她们对这段历史的讲述和记忆,是通过跟她们有切身联系的身体的病痛、养育孩子的辛酸和吃不饱饭的记忆而得以浮现的。 1、关于身体的疲劳和病痛的记忆 从专门事家庭劳动到参加集体村社劳动,实际上是农村妇女劳动量的增大。她们除了与男子一样外出劳动,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缝制衣服等传统工作依然由女性承担。妇女的劳动繁重程度并不亚于男性,但劳动工分却始终低于男性。妇女在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上并没有受到照顾,她们经历着身体的疲劳和病痛。 2、养育孩子的记忆 妇女下地干活时无法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经常采用老人照看孩子、哥哥姐姐照看弟弟妹妹或者把孩子拴在炕上的方式。母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经常泪水涟涟,对于孩子无人照看,吃不上饭的牵挂和心痛并不亚于身体的病痛。 3、关于食物的记忆 妇女在传统的性别分工中担任着为家庭准备食物的角色,所以,对于饥饿和食物匮乏的感受更为深刻。在食物缺乏饭不够吃的情况下,妇女就要少吃。除了食物短缺,物质生活也极度匮乏。妇女除了基本的劳动之外,还要自己织布、染布、做衣服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二)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世界的充实 我们不难预料,骥村妇女对于当年集体生活与劳动的回忆充满着痛苦和辛酸,因为吃不饱穿不暖以及身体的疼痛和对自己孩子的可怜都是刻骨铭心的。但我们没有料到的却是她们在讲述过程中充满了兴奋和愉悦。在那些艰苦年代中,与各种疼痛的记忆相比而存在着精神上的欢乐和兴奋,与物质匮乏相比却存在着充实的精神生活,这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集体形式的试验,办大食堂、吃大灶饭,办幼儿园、缝纫组,办纸坊生产麻纸,学习识字、唱歌,检查各户卫生等为妇女带来了新鲜感,她们体验了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带来了精神世界的充实和欢乐。 (三)“妇女解放”:人的集体化与心灵集体化的相互建构过程 集体化过程是人的集体化与心灵集体化的相互建构过程。集体劳动提供了聚在一起的场所,改变了传统时代妇女只在家庭空间中活动的习惯,不同人甚至异性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同时,农业集体化的过程是农民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实践,平等、统一是她们坚强生活的精神支柱。她们怀揣着先付出辛苦再得到收获的先苦后甜的逻辑思维,也是进行自我安慰的支持力量。妇女姓名使用的变化也是另外一种集体化,由妇女的称谓附着于家庭到妇女以个人的姓名在集体活动中频繁使用,使妇女个体性的存在更加明显。 (四)余论:符号权力的治理功效及其对象的主体性发挥 郭于华老师在最后一部分用权力符合理论为我们解释了在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集体化过程中心灵集体化的建构,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的改变,以及对她们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骥村妇女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去感悟了那段历史,那个特殊的而宏大的历史过程与她们血肉交融,情感相系。 二、对社会性别的感悟 1、身体是女性把握世界的工具,任何一种对女性的探讨都离不开她们的身体。女性承受着青春期,月经期的痛苦,经历着怀孕、分娩的危险,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等,正是因为这些生理性的基础条件,女性在很多方面处于弱势。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女性是用身体去感受历史了,女性承受着男性无法感受到的生理性痛苦的折磨,她们无法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所以她们常用身体上的转变代替具体的时间来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记忆。 2、女性身体的柔弱性与男性身体的强壮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男女的身体差异决定了劳动分工的不同。男性力量强大彪悍,多从事一些重要劳作,而女性只能从事技术性和繁琐的劳动。在漫长的劳动分工中,女性以完成家庭内部劳动和养育子女为本职工作,她们附属于家庭和男性,逐渐形成了一种 “角色惯性”,这种社会分工被逐渐社会化和普遍化,进而产生了男女在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审美标准等方面固定化和模式化的不同发展,造成了在社会地位、个人发展等方面的男女后天的不平等。 3、社会文化约束了女性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它是潜在的和无形的,是传统的世俗眼光的弊端,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披露,农村女性文化程度要远远低于男性,女性文盲率要远远高于男性。这主要是农村家庭对女性教育的期望值偏低。在农村封闭和落后的环境中,人们受制于所谓习俗的认可,迫使男性和女性接受不同的生活机遇,不断拉大着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 4、妇女在当代中国社会上中阶层所占比例较少,在社会中下阶层中所占比例较大。当代社会,在对各种资源的拥有程度上,男性和女性存在着较大差异。如今,女性就业率不断下降,这和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有直接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女性面对着两种挑战,既要反对自己在公共生活领域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要反对自己在家庭生活领域中的惯性对待。 5、骥村妇女承担劳动的繁重程度不亚于男性,但工分始终低于男性。在现代社会,女性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男女工资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潜意识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导致了不公平的职场机会,造成了性别差异。 由于第一次接触社会性别学的相关问题,对问题的反思并不透彻,我期盼以后可以对社会性别学的相关问题多加关注,多加思考,不断提高自己对社会性别的认知和了解。(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视域下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系 摘要: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值得人们关注、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政策之一,它主要是由陈云提出来的,但得到了的高度赞同和支持。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与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即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是1952年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而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之一。 关键词:;统购统销;合作化;国家与农民 一、问题的提出 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值得人们关注的经济政策之一,中外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讨论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这么一些:统购统销政策的形成原因与演变过程、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工业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对工业化的贡献、统购统销政策的地方实践等等。其中,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过程,人们都充分肯定陈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确,在党内就如何解决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产生了意见分歧而迟迟不能做出决断的情况下,要当时正在外地休假的陈云“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作出决定”,充分表明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对陈云的高度信赖。陈云在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向中央提出了“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建议,并最终形成为统购统销的政策。 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或多或少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的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没有的支持和同意,统购统销作为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就不可能顺利出台。如果联系到1953年初对“新税制”事件的批评,我们就更有理由这么认为。所谓“新税制”事件,是指1952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从1953年1月1日起,将现行税制加以若干修正予以实行。由于该决定出台比较仓促,事先又没有进行宣传、解释,实行后在地方上引起了混乱,一些党的地方领导机构如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北京市委和一些省市财经委员会纷纷向中央报告,引起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应,批评“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从这些批评话语我们可能看出,对不经他同意就出台重大方针、政策的行为是非常不满的。换言之,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是决不会放任不管的。那么,统购统销政策在形成过程中的参予程度怎么样? 1953年10月1日晚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汇报了在农村征购和在城市配售粮食的办法,得到了的赞成。随后,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为此,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理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在会议总结中表态,“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并谈了他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认识,“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这就是说,统购统销政策是陈云提出来的,得到的赞同和支持,并最终成为中央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方针、政策。但为什么会赞同和支持陈云的提议?在中共党内,陈云的经济工作领导才能为党内所公认,亦为所认可。薄一波曾这样回忆:“到一九五。年四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点了点头。后来,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这则材料为我们提供了认可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才能的佐证,但我们如果只是从这样一个层面来理解为什么支持陈云所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那我们就是太不了解了。绝对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对某项重大方针、政策的赞同和支持,一定有他自己的深层次考量,或者是因为这项重大方针、政策与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战略发展问题的思考相吻合。在新中国用短短的三年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以后,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以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赞同和支持统购统销政策的原因之一,与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有很重要关系。 二、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是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问题 新中国1953年的粮食危机不是农民生产粮食不足的问题,而是国家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或者说是一种粮食收购危机。根据罗平汉提供的数据,“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25.7%。到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278亿斤,又比1951年增长了10,6%,比1949年增长了44.8%,与战前最高产量的1936年的3000亿斤相比,增长了9.3%。”但是,尽管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提高了,国家在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期间却没有如愿收购上足够的工业用粮和城镇居民消费用粮。对于国家之所以没有能够收购足够粮食的原因,薄一波指出:一是后农民用于自身消费的粮食大大提高了。薄一波用亲身调查证明了这一点:“1953年秋,我在华北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之后,于11月7日写给的报告提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在自由市场上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食。罗平汉的研究也同样说明了这两方面的原因,此外,他还指出,农民储粮备荒的思想、等价惜售的思想、手里有钱不急于卖粮的思想也都是农民不向国家卖粮食的因素。 对于1953年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上述研究所指出的原因当然有它的事实依据,但却有些表面化。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应该在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它表现为在国家急需粮食的时候,国家却缺乏有效和有力的手段从农民手里获得粮食。 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变更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增加了。但由于农民自身消费的增加和储粮备荒,国家需要的商品粮不仅没有随着生产量的增长而相应提高,相反在下降,1951年的粮食上市量为28.2%,1952年则下降到了25.7%。另一方面社会对粮食的需求量却在不断上升。再加上私商的哄抢,使得从1952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出现了抢购粮食之风,“如河南省洛阳、许昌等地区,群众纷纷出售棉花、生猪,抢购小麦”,这造成全国很多地方国家粮食部门给出的收购牌价与市价脱节,“江苏省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河南、江西、安微、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的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10-20%。”粮食市价一高,国家就更难以用牌价收购上粮食了,即使在产粮区也是如此。而且,农民中那些具备经济头脑的人,一看到粮食价格波动,从事粮食贩运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加入到贩粮队伍里面来,用陈云的话来讲,“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这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用牌价来收纳粮食的困难。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个体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在利益问题上目光是非常短浅的,它们更为注重眼前的物质利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则是很茫然的。当然,千百年来形成的小农特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对于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个体小生产者。当国家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国家财政资金的紧张,使政府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粮食收购问题,何况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用市场手段来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只能够设想非市场的途径。同时,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形成的计划经济取向,也使得个体小生产者长期形成的上述特性被认为是有碍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为此,新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国家和农民的政治、经济关系,控制和引导个体农民的经济活动,使它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 三、合作化是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消解国家与农民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封建时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专制和乡村有限自治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也就是封建王朝)在宏观上和整体上对社会实行全面的专制性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第二,中央权力没有直接到达乡村社会,所谓“王权不下县”,即国家制度性的权力安排只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主要依靠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治理,这种权力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农民实际上处于国家政治的边缘。这造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对于农民来讲,他们并不十分关心是谁高居于权力之端,谁坐都一样,都要向他纳粮。纳了粮,就算尽到了做老百姓的责任。国家则只要农民纳了粮,也不太去理会他们的生、老、病、死,听其自生自灭。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社会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表征。在中国。这也就是突破“王权不下县”的传统习惯,将乡村社会和农民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体系中来。中国的这个转变过程发端于清末,在民国时代,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曾有这方面的努力,但因为受多种因素的牵制而收效甚微。在这方面真正取得成效的是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际上也是一条把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通过给予农民土地权利的土地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赢得了广泛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运动,让亿万农民群众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这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因为获得了广大农民阶级的高度认同而变得更加巩固。同时,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新中国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彻底结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个体农民远离国家政治生活的局面,在政治上建立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密关系。但在经济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马上改变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后的中国乡村地区还继续保持着小农经济个体生产的状态。 对小农经济的特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马克思在分析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国小农阶级时所提出的“马铃薯说”。马克思认为,法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过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彼此间只有地域的联系”,没有“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能代表自己”,“—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就好像是由“一个个马铃薯”堆积而成的“一袋马铃薯”,而他们需要的权威与代表,则好像是从上面赐给他们的“雨露和阳光”。这种分析经过列宁、斯大林结合俄国国情所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小农阶级的经典认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受长期的私有观念的影响,有着分散、保守、自私等特点;他们往往具有散漫的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狭隘观点,缺乏远大眼光,无法认识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影响。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以后,当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任务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小农经济特性的分析,正确引导和改造作为个体生产者的农民,克服其私有观念和自私性,也就成了和中共中央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马克思和列宁早有定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而支持这一结论的理由则是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对此也是深以为然,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又进一步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新中国建立后,对以后农村的阶级分化情况十分关注,一方面认为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所以,他在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党内争论中明确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的“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意见。赞同中共山西省委的观点,他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这就充分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引导个体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是坚定不移的。 四、统购统销政策与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 当1953年的粮食危机突出地反映了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紧张关系时,这种个体农民不愿向国家出售粮食的情况被视作典型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它深深地引发了对个体农民作为私有者的担忧。以后,“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发展下去,就会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阵地削弱下去”。这就使感到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情况,在整体上是引导农民搞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具体到粮食问题上,他就高度认可陈云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认为它是一种有效的改造个体农民的方法,能够把个体农民引入到合作化道路上来。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以及政务院颁布的《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城市和集镇中的粮食交易场所,得视需要,改为国家粮食市场,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以工商行政部门为主会同粮食部门共同管理之。凡进行粮食交易者,均须入场交易,严禁场外成交。”“严禁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对投机取巧、扰乱市场、造谣破坏,违反本办法规定者,必须严予议处。” 在这样的制度规定之下,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要求的农产品数量和种类予以交售和缴纳,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已经没有种什么、种多少的完全自主权。除了缴纳农业税以外,农民必须将扣除口粮、种子粮、耕畜和家禽家畜的饲料粮、家庭副业用粮后所剩下的产品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交售给国家,也就是说,农民没有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完全的支配和享用权。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统购是农民必须完成的义务,“农民必须无条件和土地牢固结合在一起。他们只能用在自己土地上生产的产品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和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见,统购统销实际已要求农民放弃迁徙和择业自由,成为隶属于国家并依附于土地的劳动者。”也就实际上解决了如何把个体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建设轨道上来的问题,符合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要求。 综上所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引发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而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个体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统购统销政策契合了这种思路,这是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关于消除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采取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来加速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本意是消除这种紧张关系,但从集体化实现以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来看,则未必真正达到了目的。集体化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这使得在中国解决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探索求解的问题。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研究 【摘 要】1949年至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运动的小高潮,其中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是小高潮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农民为什么会此积极的参与其中,就要从他们的心理状态上来进行分析。通常情况下,农民对以中共为首的新政府的信赖,以及合作化所能带来的好处都是他们积极支持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同时国家宣传机器的运作和某些压制性的措施对他们的心理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心理;感恩;逐利;宣传;畏惧 一、农民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感恩心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 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全国胜利,其中的一条重要因素便是的实行。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及其领袖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认为只有支持共产党的政策才能让他们过上理想的生活;加之随着和全国解放的完成,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完全取得了农村的支配权,农民们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信任心理也逐渐加深。因此,在共产党号召农民开展合作化运动后,相当多的农民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恩思想、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而组织起来,“共产党领导我们剿匪、反恶霸、减租、,哪一件不都是为了老百姓?现在号召我们组织互助组,也是为了我们打算”。 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后,农业互助合作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到1952年上半年时,全国共建立农业互助组802.6万个,入组农户达4536.4万户;建立初级社3634个,入社农户5.72万户,其中相当部分是有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出于忠党爱国的信念自发地组织起来的。1952年春,山东省兰陵县长马河村村民齐四喜和其他四家农户商议道:“共产党给咱分地分家什,让咱吃得饱穿得暖,咱一点都没亏着。现在人家让咱搞互助,肯定也不亏着咱,咱要是不搞互助不就是不信人家共产党?”大家都觉得有理,便在区干部的帮助下成立了以齐四喜为首的互助组。(《临沂地委一年来互助合作运动初步总结》,1952年10月) 一些群众出于对中共的感激和对政府的拥护,为了“赶浪头”、“争光荣”以便向社会主义前进而积极参与组织合作社的活动。辽西省开原县郭家沟村劳模刘春山,在1951年冬从县里劳模会回村后就在村民中宣传:“快走社会主义啦,那时东西归大堆,人都伙吃饭,晚走不如早走,咱们先行一步吧!”盖平县积极分子也说:“早晚得走这条路,晚走不如早走。”他们认为,“互助组没前途,不时行啦,赶不上行市了”,“再不搞农业合作社,就叫人家落下了”,“都搞成农业合作社好领导、省心”。据辽西省统计,全省313个社(1952年)中有92个社出于这种动机而创立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P85~88)这也是在1951~1953年间大量自发社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合作化运动的优点激起了农民的逐利性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实际利益是他们从事某种活动的根本动力,许多农民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动机就是照顾自身利益。农民在参与互助合作时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两种利益:一种是经济利益,另一种便是政治利益。 一些合作社在成立之后初步显示了其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让原先对合作化持观望疑惑态度的农民改变了想法,积极申请入社。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合作社试办的第一年,全社生产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秋后每亩粮食产量达454斤,比互助组时的1950年每亩增加了112斤,增产32.7%,比同村单干户平均产量多产出44%。农业生产率也有了提高,1950年互助组每亩地用工十八个,而1951年合作社则用14个工,每亩所用劳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2.2%。合作社副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副业收入折合粗粮10250斤,比1950年两个互助组副业生产折合2100斤粮增加了388%,并腾出八个劳力从事副业生产。设立出互助组原有财产外,又增加了三头牛、两部铁轮车、45只羊和部分农具。社外的群众纷纷要求入社,到1952年时,合作社已吸收46户,177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199~P217)山东省莒县吕鸿宾合作社在1951年组建时仅有三户17人,1952年夏收时,该社获得小麦亩产317斤的好收成,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奖励。许多农民受此吸引而入社,到当年秋天,吕鸿宾合作社成员由初建时的三户猛增至五十九户。(《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 下册》,P664~P690) 中共中央在1953年2月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和政府应当将种子、肥料和农具贷给参与合作组织的农民,或者是提供低息贷款。这对当时缺乏经济支援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辽东省辽阳县胡景禄生产合作社就是为了取得政府贷款而组建的,结果因为生产计划安排不周,造成收支入不敷出,债主每日讨债,社员为此懊悔不已。辽东省委将这种情况定为组织动机不纯,结果事与愿违,“为了政府贷款而组织的(没等组织好,就向政府及银行备了案)因未得到贷款而松懈下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555~P556) 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广大农村地区作为中共最重要的根据地,其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也远多于其它地区,经历过历次运动洗礼的农民也开始具有了较强的政治敏感。 另外一些农民,主要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及其他有错误的人,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或者弱势,他们对政治较为敏感。当政府发起合作化运动后,他们中的部分人便积极参与其中,甚至不惜在经济上吃亏,以设法获得某种保护甚至是重新恢复其“剥削者”的地位。江苏省句容县延福乡富农陈凯富,“以经济引诱的方法”加入仕维海互助组,他把农具、耕畜借给公用,不计代价,甚至自己给供销合作社推车拉粮,每次将推车所得工资一万元中抽四千给互助组做公积金用。(《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P171)陕西省蒲城坡上头村富农李春有和两户雇农组织了互助组,他说:“我的车辆牲口强,人力缺,100多亩地,往年雇一个人,连吃带拿,得八石多麦。在互助组里,只出三石麦子就行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下册》,P615)但这种“坏分子”进入合作组织进行“剥削”的情况并不多见。 三、大众宣传的鼓动 一般说来,公众的心理极易被大众宣传所鼓动,尤其是当宣传的内容被不断重复或者着重强调,民众在这种条件下极有可能会接受宣传内容,甚至将这些内容传播给他人。中共早在革命年代就极其注重宣传工作,而建国之后,为了最大限度的运用国家的组织力量开展宣传工作,中共中央于1951年1月1日《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文件规定,“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同时,中共也投入大量精力发展和完善报刊、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体,以建立一个遍及城乡的国家宣传网。建国前多数农村信息闭塞,与外界媒体缺乏接触,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也普遍偏低,这也使得他们极易被新建的国家宣传网所吸引。 劳动模范的宣传在广大农民脑海中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合作社图景,农民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成为他们加入农业合作社的重要动力之一。1952年春,河北省委在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介绍了饶阳县耿长锁合作社的先进经验,并印发给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这些材料很快便由地方媒体传播下去。《人民日报》分别于1952年3月19日和22日报道了饶阳耿长锁合作社和川底郭玉恩合作社的先进事迹。1951年11月25日,山东人民广电台和《大众日报》社两家媒体来到莒县吕鸿宾合作社成立大会现场,并对此作了专门报道,继而全国也有多家报纸进行报道。许多地方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这些报道的权威性毫不怀疑,也纷纷模仿报道中的内容,组织自己的互助组和合作社。辽阳县二台子村支部书记所领导的合作社模仿延吉县金时龙合作社经验实行土地入股,但由于不能正确使用劳力,只好干一天歇一天。(《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555) 1952年4月至8月,中中央派出了以农业劳模为主的中国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访问期间,苏联高度机械化的集体农场以及农场中现代化设施让代表们羡慕不已,发出了“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的感慨。回国后,这些劳模们不断往返于各级党政机关的礼堂,向无数的听众宣讲他们在苏联的见闻体验。耿长锁在演讲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河北日报》,1952年9月18日)李顺达也说:“社会主义以前光听说好,社会主义究竟个什么样子不了解,现在可完全明白了。”(《山西日报》,1952年9月27日)媒体在报道劳模们的访苏活动以及回国报告时,实际上就是在暗示读者,只有走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才能过上好日子。到1952年11月时,也就是中苏友好月,劳模们对苏联农业集体化好处的宣传达到了顶峰。媒体的大力宣传,以及劳模本身的示范作用,激发了人们参与合作化的热情。 四、农民对强硬措施的畏惧心理 农业合作化运动自展开以来就一直未能避免急躁冒进的问题,诸如强迫命令、强制编组建社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了加快合作化进度,不惜以各种非正常手段强制农民入社(组),如给人扣帽子、没收农具、扒院墙甚至打骂群众等等,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许多农民由于惧怕和避嫌而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申请入社(组)。 河北省大名县为了完成创办大社的任务,区、村干部直接强迫互助组加入合作社。该县文集村村干部为了建立100户以上的大社,直接就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道路。”党员文绍忠不愿入大社,党支部让他反省一天,当他被迫答应入社后,支部又让他动员所在的互助组并入大社。该村所有的磨粉家具和大车都被合作社控制起来,村干还威胁群众说,不入社就不能再用这些家具,以强迫农民入社。(《人民日报》,1953年3月24日)山西省襄陵中和庄支书在组社时采取强制手段,有党员不愿参加,便召集其他党员斗争他,最后还要召开群众大会让他当众认错。随后村支书问群众:“还有入社的吗?”当即就有十多人举手。后来有群众反映道:“看那架势不入不行,咱怕斗争坦白。”很多农民正是由于这种害怕遭到打压的心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意愿办社入社,这种强制入社的现象在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单干户通常都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策上也要求对他们合法的利益进行保护。当合作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单干户通常会面临两难选择:入社怕吃亏,害怕一入社就把自己的财产归公;不入社又害怕被孤立,被批评。但他们很快就会在现实面前做出选择。1952~1953年冬春之际,伴随着新一轮合作化高潮的开始,部分地区歧视、打压单干户的现象愈演愈烈。 山东省诸城县朱村乡的农业合作社显示出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后,干部和积极分子中产生了好大喜功的思想,他们歧视单干农民,辱骂单干户:“单干户等同地主坏蛋一样”,“单干户走台湾路”。有人受不了这种指责,怕受歧视,甚至半夜提灯报名入社,影响甚坏。(《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 上册》,P82)河北博野县二区有村庄在唱戏时,让组织起来的农民坐在前面,单干农户坐后边;三区的某村干在单干户前声称:“十天以内组织起来,如果组织不起来,每人背十斤米到县受训。”阜平县上堡村干部在房上高喊:“单干耻辱,入社光荣!”该村甚至规定,后入社的是候补社员,要完成社内分配任务。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报》,1953(8)) 这种想法设法打击单干户的现象不仅违背了党中央强调的自愿互利原则,影响了合作化运动的正常发展,而且引发了农民在心中对“共产”的恐惧,误以为马上就要“共产”。一些单干户在被迫入组入社前,变卖家产、屠宰牲口、大吃大喝,将自己的经济水平降到极低的标准,一时间人心惶惶。 结 语 多种因素的交织导致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小高潮的出现,其中农民自身的心理因素是合作化迅速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他们所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利益问题,只有实际的需要才能有效地激发和维持他们的行为。的开展及完成让广大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信赖,进而又使农民相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会过上理想的生活;合作化所展现出的一些优越性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民也具有很强的新引力,相当部分农民积极建组入社完全就是冲着“好处”去的。同样,某些地区采用强硬手段来推动合作化,农民在重压之下被迫入社,其实质也是农民惧怕自身利益受到更多的损害而采取的权宜之策。 另外,当时处于相对保守和封闭环境中的农民很容易接受政府的宣传和动员。建国初期的农民多数未受过、或者受过极少的教育,而且多数人只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村落中,对外界所知甚少。建国之后,政府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宣传体系,通过宣传执行政策的好处、模范人物的事迹等内容,使原本封闭环境下的农民逐步了解到由政府所营建的外部世界,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生活的向往,诱导他们参与国家机器的建造。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小说女性文化透视 内容摘要: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催生出一批合作化小说,在转换角度后可看到内中女性形象展现出丰富的政治道德文化,由此更好地解读其中她们的文化内涵,以期发现相应价值。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 政治 道德 女性 文化 一.概述 1949年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异常紧密,文学肩负沉重的国家书写使命。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主要“以农业合作化制度的创建和巩固为内容,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合法性为诉求重点”[1],描写这段土地变革以及观念转变的过程,是为农业合作化小说。由政治批判回归文本,遭受传统文化及政治压抑的女性在此历史空间中发生转变,在政治道德层面也存在着和文本相对应的时代“转型”特点。翻阅代表性小说,可将其分为三类——与时代相合的新女性,新时代旧女性及转型中的女性。 二.新时代新女性 在《创业史》、《艳阳天》、《山乡巨变》等一批合作化小说中,与时代相合散发蓬勃朝气的农村新女性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和精神上的震撼,一扫旧风,久存心中的成见受到重创,使之不得不转换角度和心态对其重新审视。她们以自身行动诠释了新的政治道德文化,突破旧时代政治道德限制,加入时代大潮,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像焦二菊与焦淑红(《艳阳天》)、盛淑君与陈雪春(《山乡巨变》)、刘淑良(《创业史》)和范灵芝(《三里湾》)等,她们是该时代农村此类女性的一个缩影。作为较早了解并接受集体主义精神的类群,她们坚定拥护党所提出的政策,从事合作化事业和党的基层工作,个人价值的实现让位于合作化从属于大潮。她们以新的教育为利器,从精神内部突破旧有限制获得解放,在新空间中展现自己。 这些女性以极大热忱关心合作化事业,以其特有的细致敏锐察觉到潜在问题并及时提出,表现出强烈的干预精神,像焦淑红、焦二菊、刘淑良、盛淑君、陈雪春和范灵芝等在合作化运动中处于运动的浪尖上。焦淑红以一个团员的责任心关注本村事务,在给在工地上的萧长春信中就说:“社里的问题非常多,特别是沟北有些人,开始嘀嘀咕咕,不知道又打什么主意。家里的领导,有的不往心里去,有的往心里去,又管不了什么。”[2]同样焦二菊也切实履行着一个党员的义务,对丈夫的“整天扎在生产队里”表示不满,要求丈夫“多担待点”[3]。盛淑君对于谣言就是:“信他个屁。李主席没讲过的话,我通通不信。”[4]她精神上以准团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坚决拥护村里的决策。她们积极抓生产,和恶、落后势力斗争,以推进合作化事业的展开。至于《创业史》中的刘淑良婚姻自主,前夫变心便主动离婚回家居住,已从内中自觉与时代相跟进,梁母说她“思想开通”。她在建国后积极参与斗争,在“地主恶霸”受到惩处后,“在范村前街跑到后街,叫人开会,”[5]并加入团组织,参与领导合作化运动。 她们在干预村政同时还与破坏者斗争,团结教育落后者。对不愿意动手,喜欢舒服生活的孙桂英,焦淑红、焦二菊极力帮助,最终发生转变,在对马凤兰等人的斗争中则坚持反击,使其破坏活动难以奏效。盛淑君、陈雪春皆如此,然而情感上却较焦淑红更大胆,心思也更缜密。南方女子在道德上所受的规范小,天性少受压抑,大胆活泼热情、纯真自然,个性张扬,行动也更大胆直白。盛淑君与陈大春相恋,缠绵缱绻,而焦淑红与萧长春却是不显山露水,最后也未有明确结果,就连梁生宝和刘淑良也仅是同意婚事,正式确定关系而已。陈大春去株洲前两人在月色满山的夜晚倾情诉说,在《艳阳天》中是见不到的,其缠绵也非焦萧二人可知。焦、刘受道德约束较盛淑君多,但有相似的美德,都温柔体贴,对爱人所从事的事业予以支持并参与。 范灵芝在对其父的帮助中就可看到旧式的盲目服从已不存在,她的出发点在于合作化事业。对村政的干预她不逊于二焦,但同为北方女性的范灵芝在感情上表现就比她们直白。有感于马有翼的拖泥带水,灵芝果断决绝,而在与玉生的逐渐接触过程中,感情滋生,比较后毅然选择玉生(积极合作化事业),打定后直接向玉生挑明。诸多女性中,她是一个特例,在爱情上不拘于旧式规范,自己做主。同时,她又有作为女性的温柔体贴入微等,与玉生的结合很是相得益彰。 三.新时代中旧女性 传统女性受政治经济压制,道德屈从于男性,且伦理色彩浓厚的乡村社会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使之难有突破,于是“在农村地区,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生育后代,延续祖宗的香火”。[6]旧体制限制了女性融入社会生活的步伐,合作化无疑是场大变革,一些女性在运动中奋力冲开限制,寻求自我张扬个性,然而有些却否定并破坏。与焦淑红、盛淑君等相对的马凤兰(《艳阳天》)、龚子元妻(《创业史》)、李翠娥(《创业史》)等尽管文字分量不能和前者相比,然而正是两者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马凤兰等极力排斥村政建设,“这个地主家的闺女,跟她生活的这个时代有着刻骨的仇恨,”[7]“幸福”因共产党到来而破坏,旧时享受生活不再。马小辫说:“(共产党)让个好端端的财主像臭做活的那样卖苦力,让臭做活的掌印把子;让该富的穷了,让该穷的富了,”[8]马凤兰生活在他家,接受了认为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观念,然而共产党的到来却将原有秩序打破,他们享受的系列优厚待遇都不复存在。于马凤兰等人来讲,他们信奉的是一种自私狭隘享乐的观念,自己小团体利益的满足始终是至上的,与新政治秩序相应的政治文化并未被接受。 马凤兰挑动粮食分红的争端是服从于丈夫马之悦需要的,她充当“传声筒”、“扩音喇叭”,负责各方消息传递,并对某些消息进行扩散。作为一个女人,她并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只是按吩咐从事,她的脑长在马之悦头上的,丈夫的判断是不会错的。萧长春教育开导孙桂英,她在背后煽风点火企图破坏萧的名誉,并试图借“绿手巾”事件嫁祸萧,结果却未得逞,后来,孙回心转意参加劳动,马又不断挑唆。马小辫将杀人(小石头)的念头和行动安排告诉她,她在一阵哆嗦之后同意之。传统道德观念中,于她们而言,有的只是对男性的服从,正确与否就不需考虑了,从利益出发,正符合他/她们权衡后的要求。 岂止马凤兰,龚子元之妻、李翠娥诸人皆是如此,在政治新秩序中,她们不是调整自身融入其中,而是极力破坏,革命带来的是自己的特权或者利益的破坏,受旧的政治观念约束,她们要使之“变天”,重回旧秩序中,由此造成她们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容,并最终成为时代的悲剧。在新秩序建构之初,各方处于起步阶段,她们扮演投机的角色,有时虽不露面,却在背后为其夫出谋划策。当白占魁与社干部发生纠纷后回家和李翠娥说起,李便成了“军师”,叫白不要和高增福冲突,她说“你和他硬闹,更当不上干部”、“你和他相好”、“你先听他的话,学乖,老实干活儿”[9]于是白成了此策略的执行者。此时,李只为自己的丈夫、家庭利益考虑,至于农业社,则已无足轻重。同样对无政治觉悟的龚子元之妻来说,亦是一个典型的服从丈夫的人。在丈夫招待亭面胡的时候,开始还埋怨:“你为什么要款待这样没用的家伙?”[10]最后龚子元交待给她任务——“常到亭面胡家看看”,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从那里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邓秀梅住在此处),而这一过程就由女人来完成。果然女人在亭面胡家无意间从窗子看到了邓的文件,并将其告知龚子元,从而引发“山要毫无代价地归公”的谣言,造成恐慌局面。之后龚妻又在讨论妇女出工孩子怎么办的问题时“装作替有孩子的人说话”[11],从内在暴露了她的虚伪无知及不怀好意;刘雨生烂秧时,她又挑拨谢庆元夫妇,间接对刘雨生“常青社”破坏。 总之,这些女性以旧秩序的要求为行事规范,否认新秩序的建立并以破坏,意图颠覆恢复旧貌。谨遵旧时代的道德要求,自身定位为男性的服从者,并以之支配个人命运,以个人、家庭/族利益为上,身受传统规范约束,并成为禁锢自身的桎梏。 四.转型中的女性 转型中的女性面貌各异,一部加入大潮参与新秩序的构建,提高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一部则坚守旧的道德规范不变,并予新秩序以破坏;二者形成一种对立关系,然而在对立之外还存在一个代表了大多数由旧时代向新时代转换的群体。图示为: 三类女性支撑着整个文本,占主体的第三类是转型社会中默默无闻的大群,多不太关心政治秩序的构建,但她们扮演着双重角色,不参与政治,以家庭为重,在利益面前会随之而动,但予之教育却又可以成为积极的力量,如孙桂英(《艳阳天》)、袁小俊(《三里湾》)、盛佳秀与张桂贞(《山乡巨变》)等。 袁小俊与张桂贞婚姻均受家庭问题波及,袁小俊问题不大,但金生媳妇担心袁母“不是个好东西,教出来的闺女恐怕也靠不住”,[12]后者受其母“教导”屡生事端;张桂贞大哥前为兵痞,划为贫农,后成了中农,但他意图将“久想离婚的妹妹嫁到城里去,给他当跳板,好让他往城里发展。”[13]玉生聪明好学以合作化为重,但袁小俊深受其母影响以己为重,终无法相容。刘雨生与玉生同样也因合作化与妻子离婚,他因“为人和睦,本真,心地善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14]而成了互助组长。但张桂贞“只图享福”,“看见丈夫当了互助组组长,时常误工,就绞着他吵,要他丢开这个背时壳”,他一度动摇后决定专心参与工作,而妻子选择了回家。 袁小俊和张桂贞不会像马凤兰等那样破坏合作化却不合作,因它妨碍了自己的幸福,舒坦生活被干扰。袁小俊是要买几件衣服,在家里闹闹。张桂贞也就是想叫丈夫为自己/家庭多考虑一点而已,尽管“他的本真、至诚、大公无私,都是好的,但对自己又有什么用处呢?她所需要的是,男人的倾心和小意,生活的松活和舒服。他不能够给她这一些。这个人不分昼夜,只记得工作,不记得家里……只有符贱庚,这个没有亲事的后生,天天来缠她。他不挑红花白花,也好愿意听她的调摆”。[15]张桂贞渴求家庭的幸福美满,刘雨生则致力于合作化,两人相去甚远。她们将孝顺、贞柔、慈爱的价值取向,和乐家庭、相夫教子的要求带进了这个变革的时代,任劳任怨、以家庭和儿女为重,体贴遵从丈夫和长辈。最后袁小俊和张桂贞虽重组家庭,然只有张桂贞突破自我融入到时代浪潮中。张桂贞在盛淑君等帮助下开始参加集体活动,可贵的是还参加了突击队,虽有波澜,但终向着新女性的行列中迈进了。 盛佳秀陷入不幸婚姻中,受传统约束,一个弱女子带着一个孩子苦苦等待外出已婚的男人。然而在刘雨生去劝盛佳秀时发生转机,同病相怜之感和信任使两人慢慢互生情意,盛喜欢上了刘雨生。后来她发生改变,参加会议、劳动,并成为领先者。如此盛摆脱旧的约束,解放自我,关注合作化事业,与盛淑君等成为典范。此时旧式道德新意生出,刘忙于事务没时间做饭,盛偷偷给做好,不同与张桂贞的是她以对爱人的感情来支持合作化事业。盛在刘提出杀猪满足社员“打牙祭”的想法后,尽管不愿还是同意了。使她在旧时代成为自陷的传统美德此时一转,对刘温柔体贴,为之考虑,亦是对合作化事业的支持。 除此像焦母、亭面胡妻、梁母等,开始都受旧规范的约束,对合作化事业不理解不关心,仅聚焦于自己的家庭,然经过教育和帮助,都积极参与新秩序的构建,使那种在旧时代约束自己的道德规范发生新变,成为女性对合作化事业的特有支持,服从、温柔体贴。 五.结语 新女性全身心投入合作化进程,与反对者斗争,教育争取团结落后者,使其加入到建设新秩序的大潮中。在政治层面毫无疑问是先进的,在道德规范上亦突破约束,将优秀美德带入新社会,发出新的光芒。反对新秩序并要予以破坏的旧女性囿于政治道德约束,最终在新秩序的建构中被抛弃。而那些最广大的最具代表性的第三类女性有着处于转型时期的普遍心理,在教育和帮助之下,摆脱一定的约束,突破自我限制,成为新秩序构建的一支新力量。正是三类人物的相互作用,诠释了此一转型时代下不同的政治道德文化。 农业合作化论文:动员全体农民和农村青年为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而斗争 一 从去年开始,全国已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得动员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应领导农民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合作化。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乃是推动全盘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一支杠杆。仅就其对农业关系来说: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大批的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等生产资料,从而可能将存在於农业中的古老的耕作方法,加以逐步地改变,以便利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并不断地改善农民生活;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由城市源源不断地供给农民以大批的廉价的生活消费品,逐步满足广大农民生活改善的需要;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迅速引起国外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加速城乡物资交流,从而扩大农副产品的销售额。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不仅解决城市人民就业问题,而且能吸引千百万农民到工矿、交通、森林与建筑业中来,以消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造成文化教育卫生专业的高涨,使科学技术充分地发挥它为工农生产服务的效能,同时国家也才能有更大力量来支付社会救济费,学生助学金,城乡房屋建筑费等,不仅解决城市人民的要求,而且也解决乡村农民的需要。总之国家工业化的结果,就可能使全国农业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得到改造,造成城乡之间与工农之间的新的结合关系,使农民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幸福生活,变成富裕而又文明的人。显然,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自然也是农民的最高利益。 但是工业的高涨,同时必须有农业生产的高涨与之相配合。因为工业的发展,需要日益增多的粮食供应,需要日益增多的棉花等等工业原料的供应。需要日益广阔的国内市场,和来自农业的资金积累。因此,绝不能等待工业完全发展起来之后再来着手发展农业,而必须围绕工业重心,根据国家工业化的需要相适应地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国家工业化对农业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整个农村工作所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但是目前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无力采用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也无力大量造林、育林和兴修水利,以抵御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更不能很快地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产量,因而也就无法满足人民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工农业发展不平衡,这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所在。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如果让农业发展长期落后於工业发展的需要,结果又必然要影响到工业化的进行。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只能采取有效办法:逐步来改造这种小农经济,使之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但又不能采取富农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雇佣劳动的富农式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可能发展成为大生产,它比之个体农民的生产力是较大的,但因为它是建立在剥削别人的基础之上,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就少数富农本身来说生产是发展了。但另一方面却带来大批劳动农民的破产困穷,这和广大农民利益是不相容的,和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国家总任务也是完全矛盾的。我们决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的道路来改造小农经济,而只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采取合作化的道路,去逐步改造小农经济,使个体小农经济逐步变成合作社的大农经济,这样才能提高农业生产,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并使农民生活逐步地普遍得利提高,大家招展,共同富裕,避免农村经济两极分化的现象——少数农民发财致富,大多数农民破产困穷。这样就自然得出如下的结论:发展农业 生产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乃是一个任务的两个方面,绝不能分裂开来。 二 要促进农村合作化,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通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种形式,而发展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运动则是农村合作化的基础。 全国解放以来,农业合作化事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去年为止,全国已经有用近半数的农民参加了农业生产互助组,有二十几万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为止,全国生产合作社已将近七万个。广大的农民,广大的农村青年已经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好处。去年冬天计划收购粮食当中,又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关於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教育。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了。许多农民在酝酿组织互助组,许多互助组要求转为合作社,许多农村青年在这当中表现了他们的积极作用。事实证明,靠自己劳动为生,力求摆脱剥削的农民,是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将会一年比一年发展、巩固与提高,最后一定会吸引所有劳动农民参加合作化,并引导他们走到社会主义。 但是农业合作化,这是关系到一万万户以上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关系到整个农业生产与国家工业化的配合问题,关系到党与亿万农民的合作问题,关系到工农联盟这个基本政策问题,而这个合作化事业除老解放区及几年来互助合作已办有成绩的地区外,对广大农民及一般干部来说还是一种新的课题,新的创举,要把一万万户以上的农民吸引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一个比之还要艰巨的工作,也是一个比之更加复杂的斗争。因此要真正把互助合作办好,完成农业合作化这个伟大事业,就必须正确处理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必须坚持自愿原则,无论参加互助也好,合作也好,必须出於农民真正自愿,不能丝毫勉强,而要农民反正自愿,又只能采取说服教育方针与典型示范办法,不能有其他方针与办法。农民是劳动者,他们是不愿受剥削,也不靠剥削别人为生,这就决定了他们可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但他们同时又是小私有者,他们依靠在自己小块的私有土地上独立劳动来生活,这种土地私有制和个体生产制,就养成了农民的个人主义心理与单独经营习惯,从而使他们在参加互助合作时产生许多顾虑,这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较多的中农与富裕中农这种顾虑就更多,他们常常害怕别人揩油,自己吃亏。自己单独经营惯了,一旦集体劳动,也害怕与别人相处不好。或者自己不自由,这些顾虑是可以设想到的。正由於农民特别是中农,有各种顾虑,所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对於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开始总是观望的动摇的。党与人民政府对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无疑的,只能采取说服教育方针,帮助他们消除顾虑,而使之自愿参加,绝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或变相的强制手段来对待他们。有些人经过说服教育还未能觉悟,就只好采取等待他们觉悟的方针。等到我们把别的互助组合作社办出成绩来,使他们亲眼看到了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的事实,这些人最后是会愿意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这里应该明确肯定说,我们对待动摇的农民和对待剥削者是绝对不能采取同一政策的。列宁主义教导说:“必须按照自愿原则,用说服为民相信公共集体农业优越於个体农业的方法来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农业的轨道。”“只有在农民面前具体表明,并用事实、用经验证明了集体农庄确实优於个体农庄,集体农庄确实是比个体农庄有利些,集体农庄确实能使农民——贫农和中农——摆脱贫穷困苦状现时,才能说服农民相信集体农庄的优越性。”“没有这些条件,集体农庄便不能稳固。”“企图用强力建立集体农庄……结果是只能坏事,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的。”列宁说:“在这里采用强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业。”列宁还说过:“改造小农,改造小农底全部心理和习惯是需要有几代功夫的事情。要解决这个小农问题,要健全小农底全部心理,就要有物质基础,要有技术,要在农业中大规模采用拖拉机和机器,大规模实行电气化。”这些至理名言,说明合作化运动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必须经过说服教育与示范办法,使他们真正自愿,而不能采取强制方法。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同志却往往违反了这个自愿原则,他们为了赶任务,常常喜欢用行政命令勉强农民编组编社,有些同志开始时也采取说服教育方针,但一到说服教育无效时,便不耐烦地抛去了这个方针,而采用强制办法。或者不适当地给那些一时不愿参加组社的农民带上许多政治帽子,如说“单干户不光荣”“单干户是小台湾”“单干就是自发资本主义思想”“互助组落后,合作社进步”等等,想用这些政治帽子来促使农民入组入社,这也是很不适当的。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强使农民暂时入组入社,但这样做并不能取得农民自愿,反而可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与反感,一有机会他们还要退组退社。
宏观经济论文:金融全球化与宏观经济政策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权,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宏观经济论文:论美国宏观经济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纵观历史,1894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债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的欧洲国家债务进一步扩大。此后,借欧洲国家的经济因战争已经濒临崩溃的机会,美国又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各项援助控制了欧洲。1991年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军事政治强国,直至今日。 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是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实践方面,其他国家比之于美国,其实践经验是很贫乏的。马克思说得明白,“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如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对象一样,与时俱进的道理决定了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 有人曾经剖析过前苏联。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苏联从此在历史上划上了句号。苏联解体前,重工业发达的苏联使得其看起来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细究之下,其经济运行态势不仅问题多多,更是有颠覆之忧。有这样一个案例可以说明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妇女竟然在市面上买不到日常所用的丝袜,问题严重到苏联政治局要集体讨论决定如何生产的地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其经济控制到如此地步,经济安全与社会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不同,以2010年美国经济各方面发展数据为证,可以看出美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力。而其中宏观经济层面的相关政策确保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赋予美国经济学家崭新的思维与体验,从而使得经济学的中心最终从欧洲大陆转移至美国,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作为上层建筑的宏观经济学显然是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而只有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下的美国经济才能够为宏观经济提供如此丰富的土壤元素。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受此推动,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增长期。20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624万亿美元(2010年,世界国家和地区第1名)。人均GDP为47,132美元(世界国家和地区第9名),经济逐渐恢复。美国的经济体系兼有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特征。 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私营机构做主要的微观经济决策,政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较为次要;然而,各级政府的总和却占GDP的36%;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社会福利网相对较小,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全国各地区,经济活动重心不一。例如:纽约市是金融、出版、广播和广告等行业的中心;洛杉矶是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中心;旧金山湾区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是技术开发中心;中西部是制造业和重工业中心;东南部以医药研究、旅游业和建材业为主要产业,并且由于其薪资成本低于其他地区,因此持续地吸引制造业的投资。美国的服务业占最大比重,全国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美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了黄金、石油和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出口国,占世界农业出口市场的一半以上。主要农产品包括了玉米、小麦、糖和烟草,中西部大平原地区惊人的农业产量使其被誉为“世界粮仓”。美国工业产品主要包括了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美国也有发达的旅游业,排名世界第三。美国是飞机、钢铁、军火和电子器材的主要输出国。美国先进而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推动了美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总是站在新经济增长的制高点,成为引领时展的国家,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保证了其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以及外生性经济效益的不断涌现。而其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完整的法律体系确保了国家系统廉洁高效的运作。市场边界的合理划分,使得美国各个产业各司其职,运作顺畅。美国资源的充分而合理的组合也给予了其发展的基础。 事实证明,对于宏观经济的灵活掌握与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其产生、发展、成熟的环境清晰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当前的发展正赋予宏观经济学以崭新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面临的问题 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 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 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2.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一路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市场长期疲软,社会需求低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引起的经济发展内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使经济主体(主要指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机制。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进一步加剧。首先,它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风险。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隐患和风险则日趋严重,因此,它应在政策调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货币领域,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适宜的,因而应慎防转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免导致通货膨胀。 3.推动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遭遇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注: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为24794美元, 日本为18404美元;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5%。)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市场疲软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我国新、旧体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创新问题,应另文详加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提出若干要点。(1)建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的产权制度。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创业。我国当前市场低迷,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本收益不足,资本形成机制乏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等领域,仍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外,原则上国有资本应从所有适于商业经营的部门和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促进其正常的发展。(2)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务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当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除了应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外,还应促进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3)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经济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应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并相应进行机构改革,以实现精简、效能的目标。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 unemployment 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之间,显示了9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 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 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 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 !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 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洋务运动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 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2和、3个百分点。1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几种工具中最有价值的是产出缺口理论。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这是9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处于波谷之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是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结合,进一步证实了1999年中国经济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为1999年中国经济滑入波谷或萧条阶段提供了佐证。 2年产出缺口开始缩小,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但是,分季度分析,这种回升主要是在上半年,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超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总需求(消费、投资、净出口)分析中,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况且,物价的持续低位徘徊,实际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这无论如何不是经济扩张的迹象。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的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 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继续保持续的复苏和回升势头,努力彻底走出低谷,稳步走向扩张和繁荣。要实现这个首要任务,就短期因素来说,现阶段有必要继续突出财政政策的地位,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中央银行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完善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作,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稳健、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的充分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两者势均力敌,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但是,推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只是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回升的政策手段。要真正走出低谷,步入持续繁荣和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体制的中国,光靠政策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深化体制改革,解决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作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文章,真正建立起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宏观经济论文:关于企业如何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思考 近期,国家发改委下达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项目20__年第三批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其中包含我市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核准该项目总投资5516万元,基建面积13600平方米,购置车辆120台,其中同时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00万元,同意银行贷款3500万元。该项目成功得到国家立项扶持,值得我们思考。 一、抓项目要抓住苗头,加以扶植 “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能够进入国家立项范围,除了该项目的主体投资单位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民营)见事早、行动快、主动申报之外,还得益于宜春经济开发区、市供销社和市发改委的大力支持。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该企业入驻宜春经济开发区后不久,即发现宜春物流仓储业尚属空白。20__年10月,该公司向宜春经济开发区申报成立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立即得到宜春经济开发区同意备案。20__年初,市供销社为解决全市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物流配送问题,积极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合作。20__年10月底,公司正式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了“文秘杂烩网物流ganxi56”商标。去冬今春,市委、市政府作出“推进六大产业”的决策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又被纳入中心城区发展服务业50个重点项目之一。 二、抓项目要出手快捷,抢占先机 去年11月后,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大投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获知此信息后,市发改委立即将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向上申报。同期,与我市邻近的某市也向上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市场”项目,但经上级主管部门查询,发现宜春已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拒绝了该市申报。该市项目申报者立即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想以50万元购买该商标,并让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成为其下属的子公司;不久,另一邻近某市又以“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向上申报项目不成后,项目申报者也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愿意以百万元的高价求购该商标。结果,两次上门求购均被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婉拒。今年4月初,市本文来源:文秘站 //发改委向省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省发改委在4月中旬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并于4月中旬上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在短期内即以“特急”文件批复。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高效运作,印证了总理“出手要快”的理念正在得以落实。 三、抓项目部门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编制好项目 宜春是个欠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薄弱,光靠自有资金发展项目肯定不行,如果各行业、各部门不主动想办法编制适合当地发展又能挤进国家“笼子”的项目,就难以得到国家和省的扶助,就可能长期处于被动落后甚至“挨骂、挨打”的艰难处境。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下,不少部门主要领导身先士卒,出主意、想办法,调动部门的主观能动性,编制了一批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好项目,并主动及时向上申报,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同时也应当看到,还有一些单位总是“束手无策”,很少开动脑筋、研究政策,不能掌握情况,不能有效地出主意、想办法,既没有可以向上申报的现有项目,更没有可以拿来同别人竞争的项目。各部门均要积极行动起来,拿出更多适合国情、省情、市情,能够有效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好项目。 四、抓项目要抓品牌,抢注“文秘杂烩网”商标 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能够在此次竞争中获胜,很程度上也得益于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早在20__年10月就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区域发展、区域竞争催生各地区、各行业打区域品牌,当前,不仅文秘杂烩网各市在争“文秘杂烩网”品牌,而且湖南的株洲、醴陵、浏阳有些行业也欲打“文秘杂烩网”品牌,如醴陵市政府正在规划构建“湘东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这当然是好事,但对地处文秘杂烩网中心点的宜春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宜春早就提出要打造文秘杂烩网区域中心城市,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对我市经济的发展意义非同凡响。建议政府高度重视,由工商部门组织进行梳理,市内凡是能够使用“文秘杂烩网”冠名的企事业单位均要尽早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既能突出我市作为“文秘杂烩网”中心城市的地位,又可省却我市企事业单位今后使用“文秘杂烩网”商标的麻烦。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支持的探微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全球经济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由于中国的商品竞争力强,商品项目顺差时有发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资产需要重新评估,人民币面临增值的现状,经济体中出现发展失衡的状况,探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非常关键。 一、综合认识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认识中国经济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解析。从全球化背景出发,中国的生产、贸易、出口等已经融入全球化,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持续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并逐渐卷入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加。例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从国外进口原油、铁矿石等物资,这是由于我国受到国际矿石价格影响,不得不调整国内铁矿石价格。又如,中国一些产品的产量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如果大量生产将会造成商品滞销,浪费原材料,如果生产过少,就会造成物价上涨,影响价格平衡。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逐年增加,特别是对欧美国家,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变成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经济体,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不仅加入的WTO,还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略述 1.固定资产的发展形式 就目前固定资产的发展状况来看,其投资出现回落,资产增长速度放缓。从国际的大环境看,由于经济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发展刚刚出现复苏,我国的经济形势还处于恢复状态,状态不佳。但是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大政方针的宏观影响下,信贷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例如,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20%,增速有所放缓,相比于2013年回落3.6个百分点。 2.制造业投资的发展形式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的速度由2013年的35%降低到2014年的24%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发展形式同样出现回落的情况。例如,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由私人控股的制造业投资额占据整体制造业投资额的70%左右,而国有控股投资额只占据整个投资额的17%左右,这足以证明,由于制造业的投资额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自动调整了投资分配比例,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放缓。 3.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形式 交通运输业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中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物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万亿,与2013年相比投资额增长了24%,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物流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交通运输业的总投资额占据全部投资额的2.5%,与上一年相比增长额提高了20%,增速提高了1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贸易业、仓储业的投资额增长25%至35%。这是由于国家颁布了有关交通行业的发展意见,使民间投资增加,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的稳定增长。 三、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 1.货币供应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变化平稳,没有出现较大波动。这其中的贷款增长率逐年增长,期间出现转折,在整体上比较稳定,略微有所回落。贷款增长率处于良好态势,但是贷款结构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银行的潜在风险很高。由于企业发展需要的中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由金融行业承担,这就需要金融行业调整结构,不断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改善资本市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银行的资产流动。 2.利率的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我国的利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市场的利率波动大,这种状况的影响因素很多。第一,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式不稳定,物价持续上涨,这种经济形势不成熟,利率一直处于“冷增长”状态。我国的物价持续增长,然而工资却长时间没有变动,物价与工资同时上涨的局面没有出现。从宏观形式上看,一方面要加息,一方面要综合考虑物价的发展趋势,及时制定措施应对金融变化。第二,资金供求的影响。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资金仍然处于过剩状态,存款的长势过快并且外汇资金增加,影响了国内的资金供求关系,从总体上来看,资金的供求倾向仍然以充裕为主,但是不利于利率的发展水平上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是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影响因素,我们要做好调查,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宏观调控,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微观调控,通过这两只手共同调控经济发展的形势。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以内我们主要致力的工作。 宏观经济论文: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调控 摘要:房地产价格作为一种资产价格,所给出的信号十分丰富且受到高度重视。在房地产市场早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对房地产及其价格的研究是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现从课题背景入手,首先重点阐述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针对性的提出了政策调控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经济;政策调控 1 概述在2005年和2006年,中央政府分别出台了“国八条”和“国六条”,旨在遏制房价上升过快的势头,但收效甚微,房地产价格并不听政府调控的“使唤”。只有对症下药,洞悉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真正原因,调控方能有的放矢。研究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明确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的联系,将房地产价格纳入政府和央行的重要关注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2 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1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高房价对经济的影响之一是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下降和投资需求的上升,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74%。2006年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仅50.0%,国际上各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 以我国自身的历史数据作纵向对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也程逐年下滑态势。在过去的20年,以支出法计算,最终消费占GDP 比重已经从64.9%下降到50.0%,降低了约15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从50.5%下降到了36.4%,降低了约14个百分点。最近5 年来,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尤为显着,最终消费比重和居民消费比重分别下降了11个百分点和9 个百分点。截至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创下解放以来最低点。中国的总需求结构已经处于失衡的状态。而以上分析表明,过高的房价使消费减少并使投资增加,是造成我国消费/ 投资比例失调并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2.2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从两个方面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一方面,房地产价格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会带动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钢铁、建筑材料等物资价格的上升,而这些物资价格的上涨又会带动其它产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形成连锁效应,导致大量商品和服务价格升高,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居民居住需要住房,公司办公需要商业写字楼,工厂生产需要厂房。这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居民居住成本、公司办公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而人们在居住成本提高的条件下又会向企业要求更多的工资,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也随之上涨。企业必然将成本上涨的压力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向最终消费者转嫁,造成社会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并形成通货膨胀。综合两方面的分析,房地产价格过高最终必然导致CPI 等价格指数高企,产生通货膨胀。 2.3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金融风险的产生过高的房价会产生房地产泡沫,这种泡沫经济将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泡沫经济是指由金融投机所导致的经济状态,表现为大量资产价格飙升到远远脱离其内在价值的程度,其中隐藏着资产价格狂跌并引起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可能性。房地产泡沫是指由房地产投机等因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持续上涨,也就是房地产价格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与其使用价值不符,虽然账面上价值增长很快,但实际很难得到实现,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当泡沫破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金融系统的严重灾难和经济的萧条。 3 政策调控建议 3.1 税收调控政策税收调控政策,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实行累进课税,从而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平稳或降低房价。具体操作如下:对拥有一套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未进行房地产投资,不征收物业税;对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进行了房地产投资,除第一套房免征物业税外,对第二套房征收税率较轻的物业税,如有第三套房则对第三套房征收税率高于第二套房的物业税,以此类推。 3.2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指大量建设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增加房地产市场上的供给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给,从而降低房价。许多国家和地区运用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房价进行调控和对中低收入阶层进行住房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香港政府在历史上数次大规模发展保障性住房。为解决普通市民住房的问题,香港政府1978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解决了222.5 万普通市民(占当时香港居民总数的一半)的住房问题,同时使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回落。在我国,保障性住房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但由于规模小不足以对房地产市场发生影响。我国目前的高房价即使中等收入人群也很难承受,所以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应该将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都纳入保障范围,并扩大建设规模,完善分配制度,保障人民住房需要的目的。 3.3 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由于我国房地产供给存在较高的自然垄断程度,在必要时候也可考虑通过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进行调控。具体方式是在地方政府将土地拍卖给开发商时,在土地出让合同上规定该块用地所建房产的房价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价高者得之”的土地竞拍方式。若开发商在日后进行房产销售时擅自超出了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房价上限,依照惩罚措施对开发商进行严厉惩罚。实施最高限价法政策的好处是开发商在竞争土地时不能盲目的高价拿地,他们必须对开发成本进行核算并各自给出能承受的土地价格,土地开发权将流入到具有开发成本和开发质量有优势的开发商手中。在我国早已存在成品油、粮食的最高限价等价格管制措施,由于房地产供给特别是地产供给的垄断程度高,所以必要时对房地产行业采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最高限价法调控应该是“最后的选择”,在税 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才可考虑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结语 前文所述的三种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是孤立的和单一的,可综合运用其中的两种或三种进行宏观调控。例如,可以综合运用税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政策进行调控,这样在减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同时又可以增加房地产市场供给,调控的作用和效果会更好。在进行保障性住房调控的时候,也可以同时采用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类型,将各种类型的比例进行科学分配。税收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可以优先选择的两种政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采纳。除了本文主要论述的三种调控政策外,其它的一些政策,如房地产信贷控制、外资购房控制、规范楼盘销售行为等,也可以同时被使用,重要的是将所有这些政策综合运用合理搭配,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宏观经济论文:论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摘要:本文在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基础上,研究了地方分权的程度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地方分权过度的国家中,中央增加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会加重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时,实行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比分权化的国家有更好的改革效果;改革的效果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地方分权化的先后次序有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分权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地方分权 公共物品 宏观经济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如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 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 0但TC1φ 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 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和股票指数的有关性分析 一、宏观经济对股票指数影响的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是影响证券市场大盘走势的最基本因素。证券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中发展,同时又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 本文在宏观经济指标中选取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新增信贷额、财政收支、进口和出口额等多方面进行相关性分析。 1.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 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 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存在通货膨胀时,代表人民币间接贬值,将导致股市上涨以配合利率的相对降低,从而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上涨因素,相反,CPI的值相对较小则会预期人民币升值,利率上扬,股市将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2.广义货币(M2):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现金M0,即在银行体系外流通的现金;二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三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即M1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 3.新增信贷:中国股市跟信贷新增贷款正相关,信贷投放得多,股指就会走高;投放少就会走低,股市主要还是资金推动型,而市场上的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银行信贷,股市和新增贷款的走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4.财政收支关系对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发生影响,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财政收大于支出为财政盈余,采用结余政策和压缩财政支出,可以减少社会总需求,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股市应呈现下跌的趋势;财政收不抵支出为财政赤字,具有扩张社会需求,拉动经济的功效,股市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强势。 5.进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的增加或减少,特别是净出口额直接反应本国对外经济,净出口额增加,意味贸易顺差,将对股市是利好影响,股市会上涨。相反,净出口额为负,则表明本国对外经济逆差,股市相应下跌。 二、相关性实证检验 1.相关分析是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两个变量间相互的直线关系,并判断其密切程度的统计方法。相关系数r没有单位,在-1~+1范围内变动,其绝对值愈接近1,两个变量间的直线相关愈密切,愈接近0,相关愈不密切。 2.数据选取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股票指数(上证指数)、广义与狭义货币(M1与M2)、新增信贷、进出口额均选取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共36个月的数据。财政收入选取2008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30个月的数据。 3.同时期上证指数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 以下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指数(上证指数)的相关系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0.5051 新增信贷余额 -0.2693 财政收入 0.4025 广义货币(M2) 0.0579 进口额 -0.0885 出口额 0.1153 狭义货币(M1) 0.3297 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股指与CPI相关程度显着,与狭义货币和财政收入相关度普通,而与其他指标则都呈现低度相关。这与之前相关的理论分析存在出入。 4.错项相关性分析 股票指数作为经济晴雨表,作为简单的反应同期的宏观经济指标有一定的时期不匹配,所以通过修改数据的对应时间序列则找到了更为符合现实的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将对应数据的相应顺序调整,而并不是简单的同时期相关计算,得到的相关程度有很大的改变。 在数据处理中,将2008年8月的股指与2008年1月的新增信贷组成一个对应组,2008年9月的股指与2008年2月的新增信贷组成第二个对应组,之后按时间顺序依次类推构成相关组。经过7个月时间的错项相关性计算,得出的相关性系数为0.5232,为显着相关。这与之前的-0.2693相去甚远。若这种错项的相关性假设可以成立,那么可以判断新增信贷的变动反应到股票市场上的大约滞后七个月。同时也说明新增信贷是反映股指的先行指标。 同理,对进出口额进行错项的相关性分析,2008年6月进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对应(即间隔5个月),得到相关系数为0.4415。2008年5月出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即间隔4个月)对应得到相关系数0.3470。二者与之前同期相关性计算所得相关度低变为普通相关。由此可见,在进出口额上体现了股票指数的晴雨表职能,即股指的变动对于判断一个季度之后的进出口额变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财政收入的同期相关性分析计算中得到二者分别与股指呈现显着相关和普通相关。并且通过错项的相关性分析并未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判断,CPI指数和财政收入的变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同期的股票指数变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新增信贷余额可以作为反映股市的先导指标,其变动对于判断股指的走势有指导意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与股指的变动相关性显着。进出口额则属于滞后型指标,此时股市对于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指示功能得以显示股票价格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水平,但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背离,对于宏观经济的调节和反映功能也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对于股市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各个经济变量波动关系进行研究,对于更好的进行股票投资有重要作用。 宏观经济论文:浅议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与宏观经济的影响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0但TC1φ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 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 一、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九五”期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健康的持续发展,这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分不开的。由于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21年初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回升的势头再次受到了抑制,全年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的水平。 由于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2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将比 2年大幅下降,降幅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21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21年,中国投资增长迅速,特别是由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投资增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同期4.4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7个百分点,增长率大大超过上年;消费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1%,增长将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一个在2年较高基数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21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尤其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预期的外部环境中,更显得“一枝独秀”。可是,21年内需的超额增长并没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长的猛降,从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2年的水平。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7.6%,据预测,21年我国GDP将达到7.5%左右。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将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中国经济的影响,滞后期大约是半年。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21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必须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从长期看,由于中国有12亿多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在人口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7%,日本为2.1%(2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理的成分。但中国人口为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从中长期看,今后为了稳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适当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来实现。 二、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1998年到2年,三年国债投资36亿元,据测算,国债投资对1998、1999、2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21年国债规模15亿元,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方面,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改革的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倾向于低收益或无收益的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在21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说过,银行存贷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基本原因一是银行存贷款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超过7腕亿元,21年1月末达到7.18万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9万亿元,存贷差额3万亿元多,社会资金绰绰有余。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应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 目前情况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挤出效应上,当然,随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民间投资的扩大以及闲置资源的消失,瓶颈的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目前世界经济放慢的趋势,有说是周期性的,有说是结构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国际局势的动荡,对今后走势众说纷纭,难于肯定。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21年社会投资,1—3季度,集体与个人投资增长9.1%,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18.2%的水平,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资受到抑制有关。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 6%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项指标离国际常用的警戒线都还有距离,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年的2.9%,接近欧盟规定的 3%警戒标准,仍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从债务角度看,我国国债负担从1997年的7.3%上升到2年的14.6%,远远低于欧盟规定的6%的警戒线。 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时间要推迟,至少21年还要继续实施。但在国债使用方向上要有所调整,要加大 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国债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对西部的投资。据国家经贸委的材料,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贴息项目,近3年共安排了265.4亿元,拉动投资281亿元,拉动银行配套贷款1721亿元,就是说1元的国债资金带动了1元的社会投资、6元的银行贷款。 诚然,我国能维持7-8%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了,问题在于这个速度在我国现时还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在中国,就业问题应主要靠结构调整来解决,要靠大力发展民间中小企业,靠发展服务行业,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而结构调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完成,因此现阶段增长速度还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政策力度还应加大。在外部需求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显得越发重要,据此,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慢的话,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力度还应有所加强。 此外,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多发挥作用。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了比较好的相互作用。过去3年金融机构共贷款7亿元配套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项目的实施。目前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的补位作用有待加强,近期货币供应量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2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2年同期低8.5个百分点,比2年年底低3.7个百分点,比21年上半年低2.6个百分点。1-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12%,比年初低1.37个百分点,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进一步加快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显得十分必要。现在物价形势较稳,目前通胀压力不大。前三季度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6%,金融货币政策可适当放松,这个“闸”还可以运用,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减慢趋势。不过货币政策的松动要相当谨慎,一是由于加入了WTO,要考虑金融风险的问题;二是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淡出,不仅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还要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状况。如果不及早为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时,有可能货币政策仍然发挥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财政货币政策困境。为此,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关于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 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我国经济学界最近有人提出,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主张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实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强调供给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是象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投资的积极性。 所谓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运用税收杠杆降低税负、企业改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降低税负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包含的内容。这几年我国财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太协调、政策效应被削弱的问题。政府一方面扩张国债投资与支出,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每年增加1亿元以上。近年来税收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如21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同比增长22.7%,大大超过GDP增长7.6%的速度。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应该指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增辟税种,没有增加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打击走私、加强征管的结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为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适当减免税收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考虑到普遍减税可能遇到的困难,可以实施结构性的减税。如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进一步减免农民税费负担,探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调节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等。有人建议,降低国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由增加发行国债来弥补,即对积极财政政策适当转型,国债资金运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资逐步转变为以国债来支持减税和税制改革,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减税措施导致的投资消费增长的效应,等同于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更直接启动社会民间需求,为国债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国有企业改制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问题,其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经济不太景气时期往往是企业重组的频发时期,我们亦应抓住时机推进战略性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有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的因素。民营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取得显着的成效,应进一步推广,增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取消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宏观经济论文:对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均衡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引言 理论研究发现,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一样,存在运行周期,且两者的周期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stephen A.Pyhrr等房地产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西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研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探索房地产周期波动及其机理。为房地产价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规律。随着房地产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国内学者也越发重视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谭雪芹采用VAR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贾晓惠运用回归分析法,发现上海现在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基本由宏观经济支撑。祁神军则采用K线理论及工具,剖析房地产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波动机理。房地产周期同宏观经济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但房地产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基于以上研究理论,客观看待房价上涨现象,而不是批判地偏重指责原因,正确认识房价上涨由宏观经济支撑这一客观事实,才能靠拢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制定出遵循供求规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房地产业现状 199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拉动经济,颁布实施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但是无形中助长了楼市的泡沫化发展。2003年以来,政府屡出重拳加以规范和调控。 但是房地产价格在连续严格调控的情况下依然只升不降,这是因为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存在着并轨运行的特点。宏观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房地产需求持续增加。此外,经济上扬带来投资资金增加,投资热点的泛地产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经济需求及资金力量的让房地产价格维持强硬的上升势头。据《2010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0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11月以来,一些地方高价地再度出现,部分未实施限购的中心城市的住房交易的量价齐升,限购城市周边地区的房价出现较快上涨[6]。 三、实证分析 第一,变量选取说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各方面情况,选取六个宏观经济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体现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环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出口商品总额(IMEX)、本期投资完成额(INV)代表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架马车”的现实情况。财政收入(FIN)和活期存款利率(RES)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综合反映上述六项指标的有效信息,又避免数据的简单融合失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一组综合反映宏观经济信息的新数据(MAC)。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SS)最能体现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所以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这一核心指标来反映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性变化。 第二,MAC与HSS的长期关系模型构建。主成分分析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往往作为许多大型研究的中间步骤。运用SPSS19.0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旋转之后,主成分1(F1)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66.085%,主成分2(F2)解释23.805%,两个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变量89.89%的信息。由于GDP、IMEX、INV和FIN对F1依赖较大,CPI和RES对F2依赖较大,明确两个主成分的经济意义,F1代表经济增长因素,F2代表经济预期因素。再由F1和F2反映出的原始变量信息的占比,计算综合宏观经济指标F(MAC): 。 平稳序列的每个数值都从一个概率分布中随机得到,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均值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②方差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③协方差 ,只是与时间间隔 有关,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以Eviews6.0的ADF法检验MAC和HSS的平稳性,结果见表2:MAC和HSS的检验T统计量值分别是2.008277和-1.910599,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要大,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是MAC和HSS经过一次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变得平稳,即MAC和HSS是一阶单整的。 协整性分析研究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假设X与Y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若 对其均衡点的偏离从本质上说是临时性的,那么随机干扰项 必须是平稳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使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的偏离能在下一期进行调整而回到均衡状态。为了确定HSS和MAC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采用AEG协整分析法,先得到协整回归模型: (96.85073) (1.014489) (10.36982) (-4.324516) R2=0.863779 DW=2.090974 再用ADF检验法对模型的残差序列 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T统计值是-7.240618,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小,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 是平稳的。表明HSS与MAC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由上述线性模型表示。模型代表解释了HSS变动的86.3779%,MAC对HSS的长期影响弹性系数为0.690982,说明上升的宏观经济会带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符合经济意义。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ECM——HSS与MAC的短期关系。协整回归的误差项 是均衡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需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建立HSS与MAC的短期关系模型: (0.390517) (1.148498) (-4.442641) (6.248139) (-3.280501) R2=0.410643 DW=2123801 当年的MAC对HSS的短期影响弹性系数为1.463332,大于长期系数0.69098,表明MAC对HSS的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大。而HSS的长期效应对短期动态的修正系数为-0.455289,如果上一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误差 为负,误差修正项将使本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向高方向变动;如果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过快增长则可通过误差修正项使其增长变慢,-0.455289说明误差项对HSS的修正作用为反方向的。 通过以上的检验分析,可以得到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长期均衡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内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背离,但是在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两者最终还是会渐渐趋于一致。这个结论解释了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由于宏观经济的高位运行带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房地产价格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环境下,2012年楼市调控效应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将使经济和物价的增速出现“双降”,通货膨胀下行趋势确立 ,但是物价的中长期上涨压力仍然存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经济政策仍会执行,宏观经济将会保持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步伐。近期楼市“拐点”初现,但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不会改变,20 12年楼市调整还将延续。[7]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走向分化,竞争加剧,资金风险加大,市场泡沫开始收缩,部分城市的房价面临下降趋势。 在宏观经济上扬带动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下行抑制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价格将最终表现为维持可控的增长势头。但是因为房地产业 “资金池子”的作用,加上通货膨胀和充裕流动性的支撑,短期内难以压降。房价调控仍要紧抓不放,注重加快调整市场结构,提高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比重,提高供求的匹配程度。加强规范房产开发公司和中介组织的行为,建立完善的监控制度。政策配合进一步发挥市场淘汰机制作用,提高市场集中度。随着泡沫经济不断得到挤压、行业竞争的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迸一步成熟以及购买者理性的增加,我国房市未来的价格会逐渐趋于合理化,房价收入比进入一个可维持的空间。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回顾与展望 在稳健型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2004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快速增长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9.1%,投资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了较明显的遏制,通货膨胀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调控、可承受的范围,消费增长稳中趋升,外贸出口大幅增长。总的看来,2004年宏观经济运行是“有惊无险”,经济避免了一次因投资过热及经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增长而可能引起的“大起大落”。展望2005年,在“双稳健”的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回落,达到8-8.5%,投资和出口双双将出现明显回落,但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水平,消费增长将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 一、2004年宏观经济回顾 (一)2004年宏观经济面临两大不稳定、不健康问题 一是重化工业继续加速增长且出现明显的过热现象,影响经济的平稳协调增长。2002年中期以来,工业增长明显提速,进入到一个新的加速增长轨道,其主要推动力是重化工业的加速增长,中国工业发展進入到“内生性”的重化工业化新阶段(这明显区别于改革前以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时的重工业增长)。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由前期的10-13%上升到最近两年多来的18%左右的高水平(见图1)。一批像汽车、电力、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进入高增长阶段,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2004年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连创新高,重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率在2-4月份连续3个月超过20%,1-6月累计增长达19.7%;且上半年重工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76.1%,比上年的75.3%又提高了0.6个百分点。重工业快速扩张导致相关的能源供给和运输均出现了高度紧张,说明重工业开始出现过热现象,特别是钢铁、有色金属和建材等与房地产相关性强的重型工业投资增长过猛、产出增长过快。一些重化工业产能的过度扩张(其中不少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的能耗高、污染大),对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 二是内需的两个方面即消费与投资增长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增长态势,而且投资结构和需求结构也存在相当大的扭曲问题。现阶段,过度依赖于投资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投资高增长如果得不到最终需求的积极配合,将容易产生下阶段的产能过剩及投资的低效率;二是重化工业低水平投资扩张将带来严重的资源瓶颈问题,并对下游企业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三是投资的低效率扩张不仅将造成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加大金融风险,而且因为无法持续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降低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 因此,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遏制经济增长中的这些不健康、不稳定性因素,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宏观调控也由此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二)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回顾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1.投资增速逐季放慢,显现宏观调控的阶段成效。2004年1-11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9274.32亿元,同比增长28.9%,增幅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回落18.9个和2.1个百分点。从近几个月的投资运行来看,投资增长的降温有所反复,但总体上逐步回落的趋势已经形成,根据月度增长趋势图分析,投资增长的调整至少将呈现“两波”调整,第一波调整出现在3-5月,5月投资增幅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随后经过两个月的反弹,8月份又进入第二波调整,9月份的再反弹,原因是前两年基数偏低的作用,剔除基数的影响实际也是回落的,10月份和11月投资增长(分别为26.8%和24.6%)再次回落说明第二波调整将会继续。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0亿元左右,增长23%左右,低于去年26.7%的增长水平。 2.工业增长前高后低,降温效果明显。在重化工业化过程显著提速的作用下,上半年工业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高,增长17.7%,其中有3个月增幅接近20%。下半年以后,随着以控制一些重化工业过热和房地产过热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工业产出和投资增长均出现了较明显的回落走势。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8911.08亿元,同比增长16.8%,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持平。我们认为,目前工业增长调整基本到位,从增加值增长来讲,主要是重工业降温明显,6月份以后,重工业已持续5个月回落到18%以下,降到16-17%的正常快速增长水平,相比而言,轻工业增长则一直保持15-16%的增幅,从而导致轻重工业增长差距缩小、结构趋于协调。而从工业行业的投资增长来讲,一些过热的重化工业投资增长逐季显著回落,初步实现了“软着陆”。初步预计,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比去年低0.3个百分点。 3.消费需求稳中趋升。2004年消费品市场出现了稳步小幅回升趋势,1~11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387.60亿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2004年消费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实际消费增长比去年同期明显加快。1-11月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比上年同期增加2个百分点。二是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下半年后农村消费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态势,这主要是因为2004年以来受粮食丰收和粮价大幅上升的影响,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从而明显刺激了农村市场的活跃。三是住房、汽车和电子通信三大消费热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3.3%左右,实际增长10%左右。 4.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全年贸易略有盈余。2004年我国外贸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超出年初的预计,贸易进出口出现连续第3年超高增长。即入世以来的贸易爆发性增长的格局继续保持,对宏观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1-11月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383.78亿美元,同比增长36.5%。其中出口5296.06亿美元,进口5087.7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5.7%和37.3%。二是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外贸进口在下半年明显回落,由此使上半年贸易逆差的形势得以扭转。1-11月累计贸易顺差208.35亿美元。三是外资企业主导出口的局面进一步强化,1-11月份,外资企业实现出口额302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5%,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7.05%,比2003年全年提高2.4个百分点。四是粮食类、原油及成品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对国际的依存度继续明显提高。我们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1.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5830亿美元和560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36%,贸易顺差230亿美元。 5.收入增长中城镇有所放慢,农村明显加快。城镇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但相对于前几年有所放慢,前3季度全国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而一季度实际增长9.8%,上半年实际增长8.7%,呈逐季下降的态势。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慢相反,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大幅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好水平,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前3季度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得益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1-9月份,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人均958元,增长24.9%。二是得益于税费负担的明显下降,前3季度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元,下降33%。 6.物价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承受、可调控的范围内。在我们看来,2004年以来的CPI明显上升,并不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主要的问题是投资品的大幅上升(局部行业过度的非均衡扩张所致)对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显著压力。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粮食价格上涨,二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消费品价格继续下降,只是降幅有所缩小。1-11月份累计CPI同比增长4%中,食品类的贡献率超过了80%,扣除粮食合理上涨因素的CPI增长不到1%。 粮食价格以及食品价格的明显上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合理性在于,前期粮食下跌过多,前几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价格的过度下跌以及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而主动地减少播种面积,并不是粮食短期或中长期生产能力不足。粮食的上涨不仅符合预期,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改善日益失衡的城乡收入差距。说粮食上涨及食品价格上涨是社会可承受的,主要理由是:(1)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明显下降,从而使得城乡居民对粮食价格上升可承受力增强。(2)多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和工资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与粮食价格的持续下降形成巨大反差,显示粮食价格的适度上涨并不会恶化居民的支出预期。 7.企业效益继续快速增长,但库存增长有明显加快。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一个特征是,企业效益保持快速增长,即使在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后的半年中,企业效益仍然增长较快。这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此轮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有一些垄断因素或短期暴利因素在起作用,如石油行业利润增长具有投机和垄断两方面的原因,钢铁行业是房地产暴利的延伸,这些因素具有不可持续性。与之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库存正逐步加快增长。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10061.7亿元,同比增长22.2%,增幅比上午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10.7个和4.4个百分点,同期应收账款净额为21968.9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4.4个和0.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产成品增长最多的是钢铁行业、有色金属行业、石油加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些都是重化工业部门,1-10月份这几大行业的产成品分别为654.29亿元、286.40亿元、273.28亿元和803.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52%、32.88%、67.07%和29.43%。这些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效益增长将面临较大压力,这在2004年的汽车工业中已有明显表现。 二、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展望2005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遏制,宏观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总体继续趋好,但仍面临一些长期结构性矛盾和一些短期问题的约束。面临的主要短期问题有:农民收入增长难免会再次出现回落,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消费增长小幅放慢,出口增长明显回落等。因此,我们预计2005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降温,GDP增长回落到8-8.5%,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将会继续放慢以及出口增长将显著降温。预计全社会投资增长18%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出口增长15%左右,CPI增长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6%左右。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趋势如下: 1.投资增长:继续向下调整但仍然处于较高增长水平。在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下投资增长有望实现“软着陆”,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加强投资需求调控仍是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投资增长趋势如何,关键在于宏观调控力度的准确把握。首先,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给企业更多的投资自主决策权,使2005年投资增长的总体环境趋于宽松。其次,2005年投资调控总体上仍将继续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这将保证投资增长在继续降温过程中实现平稳着陆。一是针对当前投资调控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的情况,2005年政府仍将会继续把紧土地和信贷两大闸门,从源头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二是过热行业投资将继续大幅回落。受信贷紧缩政策、实施和完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及自发性需求增长将放慢等因素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将会继续明显放慢,并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相关行业投资继续回落。在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的逐步实施及需求显著降温的作用下,汽车投资将会明显降温。三是由于国家在加强对过热行业投资的宏观调控的同时,对农业、煤电油运等薄弱和瓶颈部门则采取了各种“保”的措施,因此,这些部门2005年投资将会继续快速增长。 总之,2005年投资增长率有望回归到适度增长区间,但同时也要注意,近几个月货币信贷投放急剧减少,其对投资增长的滞后影响有可能在2005年上半年显现。 2.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但其增幅估计会比2004年略有回落。预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名义增长率在12%左右)。在各项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作用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及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我国整体消费稳定增长的局面正在形成,这将使2005年消费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是,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深层次问题对消费增长的制约还没有根本缓解的情况下,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可能对2005年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呈明显下降趋势。受经济景气回落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受到明显影响,消费者预期指数和信心指数一路下滑,从2003年12月份到2004年7月份两指数已分别下降了4.8个和4.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预期和信心是影响未来消费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这两项指数持续下降预示着2005年消费持续回升的难度较大。二是就业形势尽管有所好转,但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这对消费需求增长仍有较大压力。四是2004年农民增收十分明显,但2005年要保持这一态势将十分困难,这将制约农村消费增长。 3.外贸出口增幅将会明显放慢,但仍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初步预计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15%左右。在我们看来,9月份开始的外贸出口和进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可能预示着连续3年的外贸超高增长将结束,进入到平稳增长期 。其理由有三:一是连续3年外贸的超高增长已经形成了很高的增长基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高增长有相当大的难度。二是2005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比2004年将有较大幅度的放慢,从而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增长形成较强的压力。根据IMF的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将由2004年的5%回落到4.3%,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率将由2004年的4.3%降到2005年的3.5%,日本则由2004年的4.4%回落到2005年的2.3%,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油价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显现。与此同时,世界贸易增长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放慢,预计发达国家进口贸易2004年的增长率为7.6%,2005年将降到5.6%,回落高达2个百分点,这对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将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出口大幅放慢在所难免。三是入世效应将明显递减。出口增长的降温符合预期,但要防止其降幅过快过猛,我们认为仍然有较多对2005年出口起积极影响的因素存在:(1)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经济继续处于新一轮上升期,2005年经济增长的回落幅度不会太大,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需求仍然较大。(2)高油价尽管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我们预计2005年这一影响会有所减弱,一是全球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力有明显提高,二是预计伊拉克政治局面逐步会有所缓解,俄罗斯石油供应也会有所好转,再加上沙特原油仍有一定的增产潜力,这可能引起2004年终至2005年油价出现阶段性回落,这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会起积极作用。(3)随着入世过渡期后对我国纺织品配额的取消,会促进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水平。 4.就业形势仍然严峻。虽然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的目标有望实现,但2005年就业矛盾有可能更加严峻,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根本无法缓解的情况下,一些新的就业问题还将突显出来。一是宏观调控对就业的影响在2005年将会有所显现。据有关专家测算,经济增长放慢使2004年减少115万个潜在就业岗位,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预计为4.5%。2005年随着投资大幅回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慢,就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尤其是农民工就业将会更加困难。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将继续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还有,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明显增大。从这些方面来看,累积的就业矛盾仍在增大。 5.通货膨胀压力将逐步缓解。我们预计,2005年通胀率将会比2004年有所回落,CPI增长3%左右,比2004年降低1个百分点。主要理由有:(1)投资和出口增长率均将明显回落,使GDP增长继续调整,将使价格上涨在需求方面的动力有所减弱。经济增长率的继续回落特别是投资的回落将减轻中间需求的压力,从而使2005年物价上涨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2)物价上涨将面临供给方面的下调压力。这种下调压力来自两大方面,一方面,随着GDP增长的适度放慢和2004年国家加大了对瓶颈部门的投资,2005年煤电油运紧张的形势将会得到改善,特别是电力供应的改善将较为明显。另一方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产能将在明后年集中释放,这些大宗产品的市场可能出现明显的“供大于求”格局。这两方面都会使物价上涨的动力减弱。(3)从物价上涨因素的构成分析,物价上涨的空间将缩小。其中粮食对CPI的推动力将明显减弱,非食品类价格上涨对CPI的贡献率将继续上升,预计2005年CPI涨幅在3%左右。非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2004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有半年至一年的时滞),另一个是服务类产品的新涨价。我们预计,只要不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2005年粮食价格上涨不会高于10%,对CPI的贡献将不足1%(粮食价格上涨与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关系大概是:粮价上涨1%,食品价格上涨0.3-0.4%),而根据1年多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CPI的传导效应,200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1%,导致2004年除食品价格外的CPI上涨不足1%,那么,2004年接近14%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2005年CPI的传导效应大致在1.5%左右(即所谓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将强于2004年,但上涨力度不会很强)。另外,服务类项目的上涨对CPI的贡献在0.5个百分点左右。三项合计,2005年CPI增长预计在3%左右。 (二)两大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影响2005年经济增长率高低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房地产的增长,二是出口增长。这两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隐忧。2005年的具体宏观经济政策操作要注意“两防”,即防止房地产继续向过热方向发展,防止出口增长下降过快过猛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 房地产的问题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影响重大。如果近阶段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主要是对土地和地方政府的约束),房地产有可能继续向“泡沫化”方向发展。最近关于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再起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结果将影响宏观经济决策及其效果,如果“不存在泡沫”论占上风,后果则意味着已经呈泡沫化倾向的房地产将会继续加速发展,使“泡沫化”升级,甚至有演化为“泡沫经济”的危险。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过度偏爱和保护如果与正在对人民币升值进行豪赌的大量国际游资结合,“泡沫经济”的风险将迅速增大。相反,如果“泡沫”论占上风,将有利于房地产“软着陆”,中国经济不仅2005年会较为平稳,未来较长时间也会保持平稳健康的快速增长态势,这将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幸事。因此,控制好房地产,投资过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另外,2005年要高度警惕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估计,出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将对2005年中国经济产生如下不利影响:一是使高度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明显放慢。2004年前3季度,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分别增长25.3%和47.6%,且对出口的依存度极高。出口增长的明显放慢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大的压力。二是出口增长的显著放慢,将对国内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市场竞争由此再次加剧,价格逐步走低,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再次大幅缩水,如果这一形势与最近几年高投资形成的产能集中释放相结合,有可能使经济再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三是影响就业增长和民工增收。对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的不利影响要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抵消。 三、2005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调控方向 为了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促进经濟平稳健康发展,及针对此轮经济过热的特殊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双稳健”的取向,即由前期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重点体现结构调整导向,因此,又可以说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是“结构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最近,社会上对“双稳健政策”有些误读,不少专家认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最近央行提出货币供应量(M2)增长的调控目标为15%,比2004年17%低2个百分点,有人就认为这是货币政策更紧的信号,实际不然,2003年实际运行的货币供应量(M2)增 长明显低于调控目标,11月末M2同比增长14%,很显然,2005年调控目标比其加快1个百分点,应该说货币政策是有所放松的。我们认为,2004年我国采取的就是“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双稳健政策”是对2004年4月份以来实施的稳健型政策的确认,并不表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200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体现“有保有压”的原则,有紧有松,在方式上仍然是采取灵活“微调”的方式,在手段上将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 (一)投资政策取向 2005年国家对投资的控制仍然较严格,主要是因为当前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投资增长的“软着陆”目标还未达到,这部分是由于时滞因素的作用未充分显现,另外,就是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增长仍然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和严重的结构性投资失衡问题。因此,要继续采取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完善对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如果2005年中期房地产及城建投资真正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那么投资增长可能会明显下降,此时,要防止投资下滑过度的问题,因为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对整个社会的投资贡献及其带动作用都非常大,它们的过度降温可能使投资增长下滑过度。 因此,2005年的投资调控政策不仅要在“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更要采取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和防止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继续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资增长下滑过多,主要是为民营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进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后者,无论是投资继续过热,还是投资增长过度下滑,都要在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积极措施,使投资体制或结构尽快实现“两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使投资增长真正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第二个转变是政府对投资的监管方式由“硬干预”转变为“软干预”。第一个转变主要体现企业在政策、法规约束下的投资自由化。政府需加快从私人物品供给上(投资和生产经营)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给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第二个转变是2004年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重点。所谓“硬干预”就是主要采取行政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审批制和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来实现对投资的管理,“软干预”则指主要依靠采取法律法规、技术和环保标准、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率和税率杠杆来调控投资的增长。从此轮宏观调控中显露的问题看,由“硬干预”向“软干预”转变迫在眉睫。2005年以后,要细化《决定》,制定更为周全、详细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重点是明确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权限及规范各自的投资行为,促进社会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 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减少至800亿元,比上年减小300亿元。政府投资将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卫生建设、大型生态工程和大型公共设施工程及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其中对农村公共方面的投资、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力度将会明显加大。 (二)金融和土地调控政策取向 国家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土地调控和信贷调控的杠杆作用。继续从严控制非农业用地的供给,抑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过度扩张,从源头上继续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继续冻结豪宅和高档娱乐设施、形象工程建设和钢铁等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通过清理整顿、合理规划等调整存量的办法增加必须的土地供应量。今天中国房地产过热及整个经济的投资过热,明显与前期土地政策过松有直接关系,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粗放式经营的原因,除了资本效率低、技术进步不快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的供给过松、土地市场发展的不完善,造成普遍性的土地粗放利用。我们认为,当前实行的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至少要坚持两三年,而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因为只有有了严格的土地供给约束,才能促使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盘活存量地产和房产,城市的住房和道路优化才可能最终实现。信贷供给要体现结构优化导向,从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一是对过热行业如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继续保持现有的紧缩措施,房地产过热如果继续发展,可采取结构性升息措施,即提高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利率,而对非过热行业特别是弱势产业和中小企业要采取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二是对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要区别对待,也要体现“有保有压”,对过热行业中有利于内部结构优化的土地和信贷供给均要适当放松,如对中低档住房建设的土地供给和资金需求要尽可能满足。 对于利率政策,社会有许多预期,多数人倾向认为,随着2004年10月央行8年多来第一次升息政策的出台,预示中国利率将进入“上升周期”,2004年底及2005年和2006年利息水平将缓慢、频繁上升。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未来几年的利率走势将是逐步上升的,但2004年的加息并不意味着“加息周期”已经到来,“加息周期”的到来估计要到2006年以后,2005年不一定会升息,我们倾向于认为2005年不必升息。理由如下:(1)此次升息,在表面上是央行防止通胀进一步发展所采取的一项必要举措,实际上带有相当强的各方利益权衡的意味。不升息面临各种压力,有外部的和内部的,但此轮投资过热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升息这种所谓市场的办法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投资热主要是“政府热”和房地产在暴利机制下过快增长,在这种条件下升息的作用将较为有限。(2)2004年实际通胀率并不高,2005年也不会很高,特别是2005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继续降温,那么,通胀方面的需求压力将会减轻,而外需增长可能明显放慢也会使需求对通胀的压力再次减轻,而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在供大于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难以明显加速。因此,2005年升息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率方面,还是从价格增长上均缺乏足够的依据。(3)2003年以来的投资过热是结构性的、局部性过热,并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性过热,而加息周期来临与周期性过热直接相关。我们预计,在经过2005年新一轮长期加速增长周期的第一次调整巩固期后,在2006-2007年可能出现真正的全面性的周期性过热,升息周期由此相应到来。 这里对通胀和利率的中长期走势也做一个初步的预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5-20年间,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低通胀时代,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市场调节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更为灵活和有效地发挥作用。由于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这一类同的通胀趋势,而且在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性增强,因此,我们大胆地预测今 后10年左右,除去可能出现的短期的粮食和石油供给冲击外,大部分时期,通胀率将不会超过5%,均衡通货膨胀率水平为3-4%。与之相关的利率水平则为4%左右,即未来的10年内利率水平将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也因为如此,经济增长面临需求方面的约束加大,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可能经常出现,解决好了这一问题,经济将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较佳目标。与此同时,相对于最近几年世界性的低利率水平,未来5-10年的利率水平将趋于上升,这也是一种内在的趋势。 (三)税收政策的取向 2005年将会加快酝酿税收体制改革的方案,并出台一些税改措施。一是增值税转型2005年将在东北地区全面实行,也有可能在全国普遍推广,如果投资增长过度滑落,将可能加快这一税改政策的实施。二是燃油税政策2005年有可能出台,我们考虑,现在油价上涨基本都转为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国家从油价上涨中得到的税收较小,因此,有必要把油品提价和养路费改革一起考虑,改征燃油税。三是农业税将继续减免,这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将会起到长期积极的作用。四是酝酿征收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方案,促进收入的有效再分配。 (四)就业、消费政策取向 国家在增加就业和扩大消费上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促进措施。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消费的快速增长需要稳定快速的就业增长作为条件,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正在由过去的过度偏重CDP增长而转向追求就业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可以考虑以下内容:扩大投资要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对就业促进很小的投资项目需严格控制土地、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相反,对就业促进大的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进一步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门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抑制大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同时改善其他条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促进消费增长则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使新的消费热点以大众需求为目标逐步扩散。严格抑制房地产的投机“炒作”的同时,支持和满足住宅大众消费增长;采取降低汽车消费税费率、规范和促进汽车消费信贷发展、鼓励经济型轿车消费等措施,促进汽车大众消费快速稳定增长。二是为减轻三大“黄金周”旅游的运输及其他服务的负荷,可考虑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并将每周休息两天改为休息一天,剩余一天一起移至月末,一次休息四天或五天,变成月月“小黄金周”,并适当延长春节休假时间,这样既减少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又提高了消费效率。三是继续加大整治食品、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消费增长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宏观经济论文: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剧,以及宏观经济周期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城镇失业和下岗现象日益严重。1995—2002年期间,城镇失业率从4.0%提高到6.1%,劳动参与率从72.9%下降到66.5%.一方面,由于以失业、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等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已经成为经济周期现象,另一方面,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已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以,从一般的角度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和长期变化趋势,从特殊的方面揭示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特点,具有理论上和政策上的迫切性。 在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并产生对经济学研究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劳动经济学研究也日趋活跃,但大多数讨论却不能揭示就业、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含义,从而降低了这些研究成果的政策实用性。本文以回答为什么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的增加为问题出发点,将更深入探讨就业弹性,分析城镇失业原因,并从促进就业的角度评价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对症的政策建议。 一、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模式 由于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统计信息令人扑朔迷离,许多发表的统计数字又往往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在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理解上面形成诸多误导。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质疑官方的城镇失业率数字。由于公布的数字是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具有可比性并且更接近实际情况的调查失业率,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各种间接的估计,得出远比官方统计数字高的失业率。第二是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就业没有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例如,罗斯基(Rawski)就把“就业增长几乎为零”,作为质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依据之一。第三是通过计算就业弹性,得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越来越少的结论(李红松,2003)。 本文作者之一已经对实际失业率数字和就业是否增长的问题给予了回答(蔡?P,2004),指出由于口径的不同,城镇实际失业率的确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2002年达到6.1%.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就业不足造成的在统计上的影响,实际失业率并不像许多估计数字那样高(见表1)。同时,由于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统计体系不再能够涵盖全部城镇就业,因而“单位就业”统计范围内的数字也不再能够充分反映就业的增长状况。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增量性质,使得大量新增就业(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通过一些传统统计不能涵盖的渠道实现的。例如,2003年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2.56亿,而统计的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1亿,两者之间的差额达1.47亿。而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统计渠道的就业增长数字,妄下关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的判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字估算。 由于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当,目前关于就业弹性的计算都得出了日益减小的结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总体就业弹性的计算反映的是城乡全部就业和GDP 总量之间的增长关系。一方面,在统计上,农业起到的是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凡是非农产业未能吸纳的就业都被计入农业中了。所以,这个总量分析的意义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分部门计算就业弹性,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包括单位就业渠道之外的就业,这样,大量的就业增长被排除在计算之外,就业弹性被大大低估。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城镇的经济增长是否带来相应的城镇就业,以及弹性有多大。因此,依据全部城镇就业和GDP 数字,单独估算城镇的就业弹性更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城乡总体的就业弹性和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的话,我们会得出与大多数其他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就业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一旦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观察其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看到不同的景象。我们首先从GDP 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通过适当的价格调整,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城镇GDP 年度增长率。用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镇就业弹性这个指数。我们按照三年移动平均的方式将其绘于图1. 与城乡整体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不同,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本世纪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也就是说,城镇GDP 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19个百分点。这个就业弹性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由于这个计算与以往计算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同,所以,这个较大的就业弹性来自于单位外就业的作用。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结论并不准确,而只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二、自然失业率与治理方向 尽管依据全部城镇就业数字估算的就业弹性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没有带来就业增长,但0.2左右的就业弹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这个命题,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仍然有意义。为了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对目前的失业率进行分解,以便观察其对经济增长反应灵敏程度。 在宏观经济学中,失业通常被分解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形式,前两种形式的失业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质而被称作自然失业。首先,当劳动者从一种生产活动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活动时,通常会出现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滞后,由此而产生摩擦性失业。这种失业形式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时间和信息把劳动者和岗位连接起来。其次,当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变动造成一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岗位需要时,便产生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并不意味着岗位总数少于劳动者总数,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要求。由于经济活动从而劳动者永远是处于动态中的,而且经济发展本来就包含了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正常的经济不可能消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以,这两种失业合并起来被称为自然失业。第三,宏观经济处于周期波动中,当相对衰退发生时,就产生周期性失业。随着宏观经济相对高涨,总需求增加,这种失业现象得以缓解甚至消失。 因此,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可见,自然失业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Ottosen 等,1996)。因此,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作为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而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改革以来,特别是触动存量调整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动以来,国有企业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生存能力,一方面产生大量亏损和破产企业,另一方面谋求生存的企业也开始削减冗员,使得一部分城市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处于下岗和失业状态。与此同时,虽然劳动力市场与改革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育,但工资水平适应供求变化进行及时调整的市场机制仍然不完善,市场信息、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服务也不完善,仍然不能适应重新配置劳动力的需要。由此产生自然失业,并在时间上得以延续。虽然在同一期间,宏观经济也处于相对紧缩状态,因而周期性失业也推动总体失业率的上升,但自然失业率高并且构成较大份额,应该是这一时期总体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自然失业率虽然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但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即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反映需求的实际指标(如失业率)之间的关系(Phillips,1958)。通过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可以间接地估算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变的自然失业率为1.0%.然而,社会经济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对美国经济的经验观察表明,至少从1984年开始到20世纪末,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处于稳定下降的阶段。由于劳动力年龄构成变化,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增强,以及工资预期与实际生产率增长更加协调等因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高峰值,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Stiglitz,1997)。 就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加大,都会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变化的假设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用计算不变自然失业率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1978—1984年为3.79%,1985—1988年为0.33%,1989—1995年为1.77%,1995年以后为4.43%.为了观察自然失业率与总体失业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我们将两者绘于图2.通过对总体失业率的分解和对自然失业率的量化,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失业率变动的构成及其性质的变化,因而对于治理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并且继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表明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或缓解失业现象,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要求综合一系列政策手段。 三、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不促进就业? 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了明显的扩张性,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调控取向还是调控措施,都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大规模发行国债,并将银行信贷与国债投资密切配合,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投资尤其是国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予以贷款配套,加大对这些领域的信贷投入。在1998—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五年间,国债项目累计投资3.28万亿元,除财政增发国债6600亿元外,其余大部分为银行贷款。仅2000年一年,金融机构直接增加对国债项目的贷款就达2000亿元。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公用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当年国债投资实际完成额约933亿元,按照投资比重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5.5%)、交通运输邮电业(18.8%)、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6.0%)、制造业(13.9%)、建筑业(8.7%),累计占全部国债投资的83%(刘如海等,2003)。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特点,我们构造一个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该指数系特定行业的劳动—资本比与平均劳动—资本比的比值。计算表明交通邮电、电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商贸餐饮业的就业密集度指数依次大幅度提高,但在国债投资中的优先顺序却恰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却恰恰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图3)。 除加大对国债项目的信贷投入之外,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利率不断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已经成为丰裕的生产要素。中国刚刚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远远没有超越发展经济学认为存在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的发展阶段。因此,调整利率所导致的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只是一种周期性现象。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的形成机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1997—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分别达到4.2%、6.7%、12.9%、10.9%、16.2%和16.3%,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诱导出产业和技术选择中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产值增长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生产要素被人为扭曲的判断,可以从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报酬差异得到印证。如果资本价格没有扭曲,并且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的话,资本的流动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最后会在各部门间形成趋于均等的边际报酬率。否则,在那些易于获得资本,并且使用成本较低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低,而那些获得资本有困难,并且使用成本较高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高。世界银行(2004)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这里,城市工业可以代表受到资本供给优惠,从而存在价格被低估倾向的部门,农村非农产业因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从银行贷款则因金融机构严格的贷款条件而往往被拒之门外,因而资金需求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成本高昂,接近于以真实市场价格获得资本。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一般劳动力难以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这些正规部门、国有垄断部门恰恰是具有充足廉价资本供应的部门,在资本的价格长期被压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业存在体制性障碍的条件下,这些部门必然进一步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导致高投资、低单位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四、政策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也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不十分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这个失业组成部分并不能通过宏观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又由于政策导向不是就业最大化,以致当宏观经济政策刺激起经济增长时,就业增长效果并不显著。 因此,了解目前中国城镇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组成部分,可以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实施治理措施。失业是由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两部分构成的。相应地,治理失业也需要从两个方面着眼,即一方面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 取向,而以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治理周期性失业,另一方面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等角度治理自然失业。具体来说,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序。信贷政策需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让这些部门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进一步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矫正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扶助就业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帮助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此外,加强对具有就业吸纳倾向的小企业、非正规部门的政策扶持,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
传媒经济学论文:经济学视角下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传媒与经济有着极深的渊源,财经类传媒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媒体,可以说传媒就是为对经济进行报道而出现的。从经济学入手,针对传媒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为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找到理论依据。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对于资源的有限配置问题。通过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也可以认识到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进而分析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经济学 传媒 经济安全 宋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王丽霞,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 经济学的划分通常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由于要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对其进行分析,所以国际经济学对于现阶段认识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是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边际革命而产生的结果。简单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体的经济单位在市场条件下运用供求关系的调整手段对市场进行配置的问题。经济活动中的4个基本要素为:生产者、消费者、市场、政府。其中政府对于市场是监管者,在微观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所以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 消费与市场。在这三者当中,市场又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是市场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到了一起。 在产品的自产自销阶段,人类的生活只能满足于自给自足。剩余价值的出现,导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的状态。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更是为了其他人消费,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这里所说的市场不是说商场等具体的交易场所,而是抽象意义的市场,是为联系生产与消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调节生产与消费从而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式。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供求关系理论,并由此理论衍生出针对生产者、消费者、市场和市场对于参与者的回报等一系列相关理论。对于这些理论,通过简单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当市场形成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发生了分离,这时对于市场的了解就需通过经济信息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财经类传媒是最早产生的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财经类传媒至今仍是传媒产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换一个角度讲,经济信息保障了人们对市场的认识。由此亦可看出传媒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度。传媒需对整个经济环境进行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信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经济安全的保障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条件下的,且经济参与者都要有理性认知与思维,从而主动调节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传媒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影响了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不仅如此,传媒出来的信息也会影响到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与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下,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仅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失灵也不可避免。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的不平衡,也即不完全信息问题。现阶段,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传媒进行的,这一点可最大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完全竞争市场对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得到实现,是因为人们能够完全了解和掌握市场,在理智的基础之上作出判断。在现实社会当中,信息是不可能得到全面掌握的,大家都是凭借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上进行活动,即便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 有些公司主动利用媒体为其散布舆论,从中获得利益。如全国多家报刊和互联网纷纷转载《燕赵都市报》在2002年7月15日报道的《莫忽视微波炉的危害》一文,该文称微波炉会引起人的心跳变慢、全身疼痛、睡眠被扰乱、记忆力减退,而且微波炉对食物的破坏也十分可怕,它使食物不再有任何活性维生素等。这篇文章四处传播后,当即导致我国微波炉市场两个月内的销量下滑了近40%。这时,某跨国公司推出所谓第五代微波炉新品,宣称能克服上述弊病,并在全国市场上大造声势。后经查那篇污蔑性的文章正是在这家跨国公司的操纵下出炉的。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对于市场经济的报道是否全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问题。市场决定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希望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减少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期望通过这些不完整的信息在市场上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单纯的市场经济必定是有弊端的,是会对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而传媒在这一情况下就要做到既对生产者负责也对消费者负责,从而保证市场的稳定,继而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只有传媒对两方面都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才可保证经济安全。 微观经济学由于自身的弊端,很多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调控也要遵守市场规律,不能是盲目和无限的。在这一环节传媒作用巨大,不仅要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呈现一个全面的市场,也要向政府传递充分的市场信息。传媒在连接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各环节都能发出声音并得到反馈。可以看出,在微观经济环境下,传媒对于保证经济安全举足轻重。 二、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1929年末开始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人们看到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宏观经济学逐步确立并快速发展起来。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对于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整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所发生的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微观经济研究的是经济个体,而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对于经济活动主体来说,微观经济更多考虑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研究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为给政府提出建议并把握全国经济情况。 宏观经济学是把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国民经济当中的各种有关经济总量和变化的问题,主要研究国民总收入、总体消费、就业率、国民经济增长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跟个体的关系很小,且传媒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其实不然,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通过传媒进行的。传媒作为传播工具,传播信息是其最根本的功能,且传媒不单单是一个传话筒,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需对信息进行解读,让每个受众都可正确认识政府的决定。宏观经济并不是单独作用的,宏观调控必然影响到微观经济,所以政府信息并加以解读是传媒的责任。正确认识并进行宣传,使之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是传媒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义务。且政府进行调控的依据不完全是政府部门作出的统计,对于就业、消费等一系列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由传媒报道获得的。传媒关注社会变化,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不仅是让人民群众了解社会,也是政府部门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只有对整个经济社会进行充分了解,政府制定的调控措施才可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正常发展。 对于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实施及其效果,传媒也起到了监督与反馈的作用。政府部门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传媒是有监督责任的。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是否得当,传媒也会把社会的反应及时回馈,使之适时作出合理的调整。可见,传媒对经济社会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传递着政府、国民、社会之间的经济信息。传媒不仅为经济安全提供保障,高水平的经济报道还可促进国家经济生活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良性发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传媒在宏观经济环境下对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三、国际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不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主要考虑单一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需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才能有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对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日益重要。现代的国际经济学可以说是结合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把经济学的视角放到了国际环境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的制约,也都有市场失灵和政府的干预。区别在于,国际经济学更加注重在国际范围内讨论资源的配置问题。 国际经济学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研究的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关系即世界经济体系与经济组织。这些贸易、金融和组织的问题一旦置于国际背景下,要比在一国之内的运行复杂很多。受到各国法律、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时受控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各国贸易、金融的国际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看起来要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更为复杂。 但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脱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生产、消费、市场、政府等因素。它只是由对单一国家的研究转向对国际整体的研究。这就使得传媒的重要性更加提高。没有传媒对整个世界的观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也就脱离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当把经济安全问题放到国际化环境下时,对信息的需求更多更全面。 如上所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以全球化视角来分析。这就要求传媒自身从规模到素质等各方面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发展须跟上国际环境的变化,否则就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从这方面说,传媒也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特别是近些年,传媒产业随着相关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产生了一些大型跨国传媒公司。这些公司主要形成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问题的话语权,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或不平衡。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不易得到保障。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加上强大的传媒力量,为自己在国际贸易、金融等问题上,甚至于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争夺更大的权利。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它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境外资金的进入对国内经济是一个刺激,可起到推动作用,但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安全问题随之受到影响。 2007年5月2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中国股市过热进行的分析及提出的警告。他认为中国的热潮是短期的,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股市会出现大幅度下跌。这个报道出现后,国内很多媒体相继对此进行报道,其中还包括国内的主要财经传媒。 2007年5月30日凌晨,一条震撼中国的重磅新闻出现在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上。这条新闻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号称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的和讯网是这样记录这一天的: 股指从5月29日的最高点4335点,一路下滑……创下了2007年中国股市暴跌之最。 B股跌幅更深。 沪市当日仅有1只B股上涨。 可以看到对于这次股市大跌的预测,格林斯潘是非常准确的。且有消息证明,QFII也的确从中国提前撤出大笔资金。这一举动和炒作房地产不同,在唱空的同时也确实是在做空。再分析一下QFII唱空做空的原因,“即由于受到资本管制等种种限制,境外资金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并没有充分受益,并且如果大量境外资金涌入到国内以后,疯狂上涨的指数也给QFII们建仓带来了困难。所以,通过唱空来阶段性打压股市,为其自身的操作提供‘方便’,也就成为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外国传媒与QFII相互配合,达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更通过这些经济大师的话语权来左右了中国的财经报道,并成功左右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这就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在人民币升值、鼓吹中国房价泡沫等方面,也为大量热钱的进出大造舆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外国传媒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是为外国的经济利益打算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媒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传媒与经济安全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问题,而传媒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在这些经济问题当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国际化。当经济安全的问题日益重要时,传媒在满足国家经济安全、(下转第61页)(上接第58页)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上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从经济学层面上看,传媒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且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传媒想要发展也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也就对经济安全提出了要求。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可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反之则相互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国家整体发展受到阻碍。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架构 【摘 要】传媒经济学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与新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传媒经济这门新兴学科。传媒经济学有两个核心词汇,即“传媒”和“经济”,这表明传媒经济学研究是跨越传播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双重研究,因此,其理论体系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多元、多面,不少学者专家都对其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为明晰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概念;研究对象;理论范式 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是传媒文化跟随时展的最新成果。现代社会经济现象成为新闻传播业关注的焦点,促使传媒业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传媒经济是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引发的经济现象,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社会经济现象,传媒产业也逐步成为各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科技的发展、产业链的延伸、管理制度的升级、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传媒行业自身的转型与改革等等,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下文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等方面简要介绍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初步建立起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一、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跟随传媒行业的发展而兴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就将“传媒经营管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开启了国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门。但由于传媒经济学涉及多门学科,加之其为新兴学科,缺乏充分丰富的研究材料,国内外学者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我国真正开始关注研究传媒经济学则是近20年代的事情,随着国内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的新要求以及受到国外先进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点燃了我国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不少专家对于传媒经济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周鸿铎在《传媒经济导论》中指出传媒经济是研究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所支配的各种资料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输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人与产出的比例关系, 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媒介经济学理论可以使媒介经营管理人员了解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耗费最小的资源来实现同样的社会效益目标, 而社会效益目标是媒介经营的一个约束条件。众多学者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发了人们对传媒经济学的重视,为今后全面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传媒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规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必须概括学科的实质,体现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显示与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简明扼要地为学习这门学问的人提供一个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2]每一个发展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传媒经济学当然也并不例外。从传媒经济学的名称我们不难看出,概括来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传媒学、经济学、传媒产业发展运行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等等,因此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向与经济学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传媒经济作为新兴学科的限制,以及受到时展,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传媒经济学又具有和经济学不同的特性。 首先,无论是哪个研究学派,对经济学的研究旨在围绕“产业”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对这种“产业”关注与研究的默认前提是承认收益与投入是成正比的,“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所增加的产量(边际产量)递增,但如果这种投入一直增加下去,所增加的产量就会递减,甚至成为负数。这是因为开始时,可变成本增加使固定投入得到更充分利用,但如果一直增加下去,固定投入已得到充分利用后,可变投入的效率就递减了。”[3]但是传媒产业并不适合这种默认规律,传媒产业是初始高“生产成本”,后期低生产成本行业,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比如各种传播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等等生产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后期复制成本却十分低廉,特别是对网络科技发展普遍性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来说,媒体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 其次,一般产业要保证其健康长期有效地科学发展,就必须要求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时刻保持冷静的态度,消费者相应也会沉着思考自己究竟需不需要这种东西,购入后其使用价值是否与其价值相符,因此,一般产业的生产、管理、消费环节都极具节制性,更多关注的是各个环节的有效收益。传媒行业并不是如此,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评判经常会出现误差,比如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问世,可能只会有少数真正需要的人才会购买,但是对于生产者(可以使作者或是出版社)来说,这本书的发行可以改变文学的发展轨迹,或是开创某一领域的先河,其社会价值与长期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般产业的价值衡量往往是看得见的,使用材料的优劣,消费者需求的多寡等等都直接影响的产品的价值,并且体现在“价格”上。传媒行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价格与价值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一份报纸的价格并不能简单用纸张的成本作为标价标准,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等的价值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其“社会价值”来实现的,是可以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连接,通常纪录消费者对攻击进行选择的手段就会有重要失灵”。 [4] 三、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2010 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根据2010 年2 月为止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2009 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 亿元,比2008 年增长了16.3%。[5]传媒经济学由于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开放性,融合经济学与传媒学甚至管理学在内发展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负责学科,因此,传媒经济学可借鉴多种学科理论并结合学科特点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 1、本位研究 传媒经济学极具学科独特性,不能单一地用经济学理论或是传媒学理论作分析,我们可以多去关注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学科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一些有研究意义的重要课题。 2、结合产业经济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侧重于研究传媒经济学的经济作用,将市场,产业结构,产业融合、产业布局等等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重点,去分析市场经济下传媒经济学的独特发展状况。 3、结合传媒和管理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传媒经济学中有充分可供研究的管理与传媒因子,比如传媒产业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动荡对于传媒产业的影响、生产者在传媒行业中的经济作用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成长起来的传媒经济学具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加强对传媒经济学的深入探索研究,不断规范研究方法,增设多种研究方法,为建立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供有利条件,指导我国传媒产业健康茁长成长。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系统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产业组织 摘要: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分析结构是一种比较微观的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体系。但实际上传媒经济学领域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体系结构和产品属性,而且随着网络传媒的不断发展,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相关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本文就在系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的传媒产业组织进行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系统经济学;传媒产业组织;经济系统;传媒经济 一、传媒产业在市场中的发展 传媒产业经济运行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传媒企业,传媒产业的系统可以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所以不同的组织结构需要有不同的企业主体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系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产业结构内不同的个体,也就是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种就是传媒产业针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自组织形式。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的传媒产业也出现了巨型化、经营范围多元化和销售市场全球化的转变。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传媒市场在保持高度集中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巨大的市场波动。这种状况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本就无法进行解释,因为这种理论认为企业形成一定的规模是获得最优产业结构的基础性条件,集中程度不高的市场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规模生产,只有一些经济寡头和市场垄断的结构才具有规模生产的条件。但是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却表明,在它们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广泛存在,而且并不是越大越好,最好的例证就是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失败。所以,在这里笔者采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对此进行分析。 采用系统经济学在对传媒产业的生产系统进行分析时,只需要从系统内部成员数量的变化、内部成员性质的变化和群体数目的变化等三个方面就可以对它们的系统内部进行动态分析。从传媒产业发展的过程来看,它的宏观动态特点表现为:传媒产业的规模分布大致呈现帕累托的形态,它们具体的分布情况会随着它们产业的生命周期的阶段而有所不同。例如报纸媒体正慢慢衰退,所以很少有新开办的大型企业,但是在网络媒体这个新兴行业内,几乎每个月都有企业的重组、合并或者是倒闭。目前我国传媒企业在市场上的发展特点用系统经济学来阐述就是:由于传媒企业之间的创新能力不一样,所以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宏观表现就是该产业的市场结构。 二、传媒产业的竞争 按照产业组织的观点来看,竞争是用来分析某个行业内公司的数量和相关产品类型的一个概念,市场结构竞争最为激烈的可以称之为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公司会提供大量同质化的商品。反之,竞争力最弱的则称之为垄断市场,所谓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本文将考察传媒产业之间为抢占消费者、资金流和广告收入等进行竞争的情况。因为传媒产业的竞争不仅存在行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跨界之间的竞争。引入系统经济学的观念会让媒介之间的这种竞争分析由复杂变得简单。 根据系统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传媒产业中存在着非常广泛的层级系统。这些层级系统是由很多子系统按照等级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在对传媒产业的竞争模式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按照由高级到低级的层级结构来进行分析。 (一)全球化的竞争。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中,传媒产业的竞争对象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在十几年前,联合国和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在国际性的媒介竞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制定了各个国家媒介竞争的相关政策。目前,这些政策已经被很多世界性或者是区域性的组织决策所取代。例如,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各个国家需要开放电信市场,使得中国的传媒产业受到了外来的竞争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国营和民营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层级中,国家的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影响传媒产业竞争的主要因素。我国的媒介政策应该是为传媒产业发展服务的,所以应该为传媒企业设置一定的竞争参数。我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国的传媒产业所能够使用的资源情况,媒介的所有权会对国家内部的竞争起到催化作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的媒介政策,它处在两个极端中。由于1996年电信法案撤消了对媒介所有权的制约条件,所以美国的传媒产业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反对撤销限制的人认为兼并会导致寡头垄断的产生,而支持撤销限制的人则认为这有助提高企业的个体竞争费力,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两个极端,没有一个中间过渡的过程。除了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之外,国民经济的现状也是影响传媒产业的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经济环境的好坏能决定传媒产业运行的宏观经济因素。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和传媒企业的发展形势会直接影响传媒企业广告的收入量。 (三)传媒行业之间的竞争。这个层级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业之间的比较。传媒产业在进行内部竞争的同时还要面临来自行业之间竞争的压力。运用这种层级分析的方法,我们找到了一种能够分析传媒产业和其他行业进行竞争的方法。其实,竞争广泛的存在于产业之间和有很多产业所组成的群落之间。所谓产业就是一个群体或者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企业结构。在这个产业之中,企业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其他产业的企业。对传媒产业来说,它是可以通过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来进行判断的。我们假设如果所有的媒介都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呈现出来,那么用生产技术就可以让它们的每一个产业都变得非常清晰。 三、传媒产业的创新 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看来,产业的创新只需要经过两个周期就可以完成,即知识理念的创新和生产工艺的创新。这种观点认为,当产品的形式确定之后,竞争的压力就会由产品向生产部门转移。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看来,创新的周期有四个阶段,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宏观的经济系统中,产品的多元化和市场的多元化进行的一种交替演变。这种观念认为,产品的创新需要由动机、机会和方法的共同引导,如果企业管留着对生产效率的不满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自觉克服身上的惰性,产生创新的需要。随后,在产品市场的调查中,管理者发现消费者有新的需求,并伴有新技术的出现时,需要进行仔细鉴别,然后在企业或者个人的范围之内用各种方法进行检验,让创新的意向经过广化之后再经过不同的情景进行区分。当产品生产完成,需要进行市场推广时,管理者应该首先将创新的思路和理念从意识层面向转化为可以进行整理的知识系统。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传媒产业的创新在广化阶段,就是要将原本比较模糊的想法使之具体化、标准化,方便进行逻辑整理。 这种模式具体到传媒产业,比较常见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生产并不意味着垄断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是由传媒产业的产品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传媒产业的产品在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过程中,允许它们之间较大的差异化,这也是传媒产业产品所特有的。例如现代各大电视台都会设立一个频道的总监制,但是每个监制如何实现对频道把控的方式是非常自由的,而且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地方特色。整个栏目组的成员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结构、技术水平和创造力就能打造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创意,但是这也要建立在遵守相关专业标准、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同时,传媒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其他的创意产品来达到自己创新的目标。而且因为传媒产业的特殊性,使得它们能够充分挖掘出创新产品中的潜在价值,实现价值的突破。根据我国目前的传媒产业现状来说,进行创新的大多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营销能力和条件,所以只能选择不断创新,让自己和大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并能从中获利。所以,这种价值的创新就实现了企业价值链之间的动态协调。除了价值创新之外,传媒产业的技术创新是它们获得长远发展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宣传的方法,如果创意不能得到有效的扩散传播,就很可能导致该项技术创新的失败。 综上所述,传媒产业具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特点,是信息化产业中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之一,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我国已经将传媒产业的结构调整列为扶持对象。传媒产业的组织结构和变化推理都是建立在系统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笔者希望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谈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未来的发展领域 从我国当前传媒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传媒实践的发展优先于传媒经济理论的发展。而随着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为我国还不甚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更多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与此同时,还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入手,针对当前实际,提出优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旨在不断加快传媒经济学发展,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广告购买指数 根据《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的相关资料表明,截止到2009年,我国传媒产业其总生产值已高达4907.96亿元,与2008相比,增加了16.3%个百分点。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怎样优化传媒资源日益成为了当下一门显学,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传媒经济领域的研究理论、方法与对象等框架上的发展也较为多样化,众说纷纭,而这种情况也促使其在固有的研究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除此之外,随着当前传媒行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出现,而一切问题的出现,都迫使我们必须不断优化传媒经济学理论,以此促进传媒经济行业整体发展。 一、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 不同类型的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就传媒经济学来说,其研究方法则是一般经济学方法具体在传媒领域当中的运用手段,且同时将传媒领域其特殊性引入到当中。一般而言,传媒经济学其基本的理论体系与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相符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定经济变量的定义,且提出相关假设条件。第二,根据这些假设与定义,提出相关假说。且基于相关假说,提出对于未来的相关预测。第三,用事实来证明预测是否合理,如果预测与理论不相符合,那么这种假说就可判定为错误,要么进行修改,要么就放弃。 关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性,其一就是不能照搬一般经济学理论的框架,我们必须要基于一般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引入相关的被抽象掉的现象与因素,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相贴近。Ramstad基于架构的绩效、行为、结构、基本条件以及政策之外,还增加了媒体使用者,主要包含消费者与广告、媒体产品元素,主要包含分销过程、媒体内容与媒体形态等两大主要的要素群体,以此勾勒出更具弹性与灵活性的传媒分析框架。 传媒经济研究的特性之二就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在研究当中的关系。一般而言,实际分析就是将价值判断摒弃,只对经济自身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进行关注的一种研究策略,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而规范分析通常是将价值判断作为基础,进而提出某些判断标准作为衡量事物好与坏的标准,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一般经济学领域都将规范分析同实证分析分开来进行,但由于传媒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因而在实际当中很验真正将二者区分开来。一般来说,正的外部特性有益于社会发展,而负的外部性则对社会有害。因此,在传媒经济理论研究当中,在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进行有机结合,建立一种基于规范模式之下的一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合二为一的模式。 二、强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当前许多高校也已开办了传媒经济理论相关的学位教育,因而,对于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更趋于规范化,传媒经济的发展也将随之不断发展。为此,根据作者相关实践经验,现总结出以下对策和基本思路来加强加我国当前传媒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第一,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历史之间的关系厘清,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的基础与起点。第二依据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建立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并且将相关的数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与之相融。第三,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当中,不断深化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探索,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必须具有的战略性高度以及科学化的态度。第四,从我国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传媒产业所面临的以下问题,服务于传媒实践。首先比如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赢利模式与传媒管理的变化。其次,随着政府不断放松的管制与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加强对组织创新与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探讨,尤其是电信与传媒之间相互融合的问题。基于营销有效性与传播认知的有效性之上,对相关的广告购买的指数进行分析,一般而言,以阅读率或者是收视率为基础的当代广告营销策略,它的依据就来自于认知的有效性。而从营销层面上来看,营销有效性更具意义,因而将传播营销的有效性作为基础的现代广告购买指数进行分析会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五,加大不同领域学科的整合力度,促进传媒经济学健康快速发展步伐步伐。从传媒经漳学的构成来看,它是一门经济学与传播学交叉的学科,对于它的研究,需要集合管理学、经济学与传播学等学科,因此,对传媒经济学实行交叉研究极为重要。 总的来讲,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处于不断发展与演进的学科,它的框架应该相对较稳定,且其基本结构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当前而言,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各方面还不甚完善。笔者期待我国能够尽快完善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不断推动我国传媒经济产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传媒现代化水平。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视角下的公交移动电视经营 摘要:从经济学上的定义来看,电视媒介提供的电视节目是一种经济产品,电视媒介是生产出品的生产单位。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方式下,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一般来说,两者是相适应协调发展的。公交移动电视作为电视的一种,它的产生与发展也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它的产生体现了供需关系的相互作用,它的运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公交;移动电视;策略 1 引言 将传媒经济学与公交移动电视的经营联系起来有利于通过把握传媒市场运作规律,准确预测公交移动电视产业的市场行为所产生的效用,并进一步指导其发展方向。在传媒经济学的视角下,讨论公交移动电视起源、发展以及产业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将具有更开阔的思维视野以探索产业经营之道。 2 公交移动电视的现状 公交移动电视属于垄断竞争市场。这一垄断竞争市场的共同特点是,市场中的参与者个数是很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竞争性的但不存在具有绝对决定性的寡头。其次,它们向受众和广告主提供的信息产品虽然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别,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再次,存在具有明显长期性的进入壁垒。实际上,任何情况下潜在的新的媒介进入者都需要时间和资本,这个进入壁垒的界定几乎包括了媒介的所有行动。 2.1 公交移动资源的优势分析 2.1.1 传媒资源优势 传媒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价值所在。整个受众的注意力始终处于一种“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能够将受众资源凝聚起来的“注意力产品”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1]“长尾”定律实际上是统计学中幂律(Powe:Laws)和帕累托分布(Pareto)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长尾理论”认为,只要渠道足够大,非主流的、需求量小的商品销量也能够和主流的、需求量大的商品销量相匹敌。[2]那么,“长尾理论”适用于公交移动电视市场吗? 根据中国权威调研机构在杭州、大连、青岛等地的调查数据表明,乘坐公交车的乘客,平均家庭月收入4731元。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是构成国内城市家庭的主体,市场基数非常大;另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实际上已经拥有有每月超过2000元的可支配收入。按照“长尾理论”,就抓住这些人群,进行重点宣传,影响他们的消费选择,那么所取得的收益往往要大于由少数高收入人群所带来的收益。因此,这一模式最适合的产业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快速消费品等品牌广告。从这一角度来说,实际上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所采用的策略是符合这一市场分析,并已取得良好反馈的。 2.1.2 广告影响力优势 媒介的影响力是媒介为了达到某种传播效果而借助某种传播手段向受众传 递某种信息而对社会所发生作用的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的最大影响往往来自于“规模影响”媒介的规模经济效果来源于大规模地生产、传播信息产品允许使用更有效率的设备和技术、采编、经营管理人员在专业化的工作过程中也可以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从而导致平均成本的下降。因此,同质的竞争中,传媒比拼的是各自的规模经济最优化。其次,传媒比拼的才是各自的传播效果。 据AC尼尔森在上海地区的调查,平均每位乘客在公交车上停留的时间为26.5分钟。而新生代调查机构抽样调研出来的数据是,工作日,公交乘客平均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是犯分钟,非工作日,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为29分钟。北京市民平均每周花费在公交上的时间为5.18个小时,年运营总人数近50亿人次。“行驶中的公交车”这一传播环境具有相对的封闭性。[3]在乘车途中收看公交移动电视节目,乘客受众是无法回避的,也没有收视选择,处于被动收视收听状态下。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封闭的收视空间,强制性收视,节目内容的不可选择性有利于避免信息流失。从传播效果上说,遥控器是广告最凶恶的杀手。 与家庭电视客厅休闲性、受众手中拥有遥控的自主权相比,公交电视受众选择继续收看广告的比例高达八成。另一方面,处于封闭的公交车空间里对于被动收视的受众来说,失去了家庭电视收视的选择性。这一信息获取模式具有强制收视的特征。但同时,公交移动电视也会因为提供“单一信息网”和“被动性消费”而导致电视的非人性化的使用。 2.1.3渠道优势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起步阶段,渠道一度成为极其短缺的资源。谁拥有了这一稀缺资源,谁就是市场追逐的对象,谁就拥有传播市场的霸权地位。即是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传播市场上的渠道资源以几何基数的增长方式爆发了。信息传播渠道的数量、规模、种类,都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增递。以电视传播为例,上星频道管制的进一步放松、电视直播卫星的即将升空、宽带在线视频的普及、3G的商业化应用等等。所有人们熟悉的传播影响力的产生方式以及市场盈利模式都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在传播渠道大规模扩张的北京下,传统的传播管制的力度和效能会有一个平均化的递减;而过去堪比“黄金”的版面和时段等等都会因其“过剩”而逐渐变得价格贬值。从传播效果来说,无论是舆论宣传的那种“媒体联动”还是广告投放的那种“集中轰炸”,其传播效果都在明显递减。 2.2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面临的困境分析 2.2.1 传播效果问题 尽管公交移动电视在“封闭环境”下取得的强制性单向传播效果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但是对于这一效果的取得,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在这一传播环境下对于电视的非人性化使用、传播过程中的噪音是公交移动电视面临的预期欠佳的传播效果。公交车到达每一站都需要报站以便乘客上下车,这样就必然会覆盖公交移动电视节目播出的声音,导致一部分无法观看屏幕“听电视”的乘客无法接受到完整的节目信息,从而造成一定的信息缺损。另外,户外广告的黄金地段,广告往往容易扎堆,挤作一团,包括车厢内的车体广告、招贴广告。严重影响了移动电视广告对于受众的到达率和记忆度,分散受众的注意程度。这些信息的拥挤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交移动电视的传播效果。 2.2.2 内容缺失 由于政策上的限制,目前移动电视运营商不享有内容采编权,其节目内容供应采取制播分离的规定。因此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无外乎都采取两种模式。一是广电运营商模式,将移动电视接入本地有线电视网,实现电视节目的传输,由广播电视独立完成内容的制作和传输。二是合作运营模式,主要是传媒运营商与制作机构合作。这种模式采用数字广播技术,通过直播方式收看,广电部门主导运营,移动运营商提供用户管理,制作机构仍然主要以广电系统为主。前者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它享有众多上海文广集团旗下内容制造的资源共享优势。因此在节目内容上,东方明珠实现了当之无愧的“内容为王”。后者是市场决定需求,移动运营商需要与内容制作单位形成一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内容提供上极大程度的依赖这一渠道供应,如巴士在线和CCTV移动电视的战略合作。 2.2.3 盈利模式单一 谈到公交移动电视,广告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点,除了广告,还能走什么路?目前的中国公交移动电视还没有第二个选项。这就说明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模式是单一的,是需要不断完善的。 北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在这方面上作了一些尝试。他们制作了利用手机短信互动的娱乐节目,希望通过和移动运营商分账的方式增加收入。其实这也是传统电视媒体早已开发成熟的思路之一,而移动电视受地域限制,远远低于传统有线电视频道的收视率,这一天然缺陷,使得短信收入只能成为广告收入模式的补充。 3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的应对策略 3.1 注重实施品牌战略 ①“造星策略”形成关注度与影响力 移动电视要重视“造星”,即制造自己的明星系列,比如,适时推出移动电视自己的“首席编辑”、“首席主播”,结合栏目推出“首席营养师”、“首席导游”、“首席导购”等等。“造星策略”不仅在企业内部可以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对外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些由移动电视自己培养和打造的嫡系“明星”们以其专业素养和自身魅力来吸引受众,利用明星的亲和力来获得观众们的情感认知,同进而营造移动电视的口碑,同时这些明星所带动的品牌栏目,都会提升移动电视的品牌价值。 ②“营销策略”制造公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度 媒介的公关是传媒与其社会公众之间全部关系的总合。它有利于传媒与社会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树立传媒形象,提高传媒知名度。对具有鲜明地域性的移动电视来说,可以争取主办、协办群众性大型活动和大型比赛,争取已经具有很大市场效应的大型活动的冠名权。同时,可以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向全社会征集移动电视内容的策划方案,或者举办移动电视“首席男、女主播”大赛,移动电视就可以是大赛的唯一播出平台,不但收获了主持人,聚集了人气,也取得了很高的社会价值。同时频道ID,口号的召集也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为市场客户度身定做系列性品牌活动推广方案,并有效实施,以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 在品牌推广成功并树立起自身品牌之后。[4]公交电视可以通过自身的品牌价值,进行品牌延伸。品牌延伸是媒体完善经营的有效方式之一。著名的“迪斯尼”案例告诉我们,通过产业化运作和知识产权的延伸、保护,把形象品牌转化为商品品牌,以形象品牌的观众年龄段为衍生产品的目标消费群,通过商业模式的设定,提升出产业的最高附加值。 ③分众定位 对于公交移动电视产业来说,做好受众调查了解受众基本面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公交移动电视针对市场需求不断作出调整,创新和升级。也有利于提高广告客户的广告投放的有效触达率,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数据显示,东方明珠移动电视的主要收视群体为18至40岁的社会主力消费军,占总数的52%,而月收入在3000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52%。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78.3%,受众的男女比例为男性60.5%,女性39.5%。这群社会主力消费军,年轻充满活力,乐于追求新事物且学历高,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希望通过东方明珠移动电视获取大量资讯信息及可信赖的商品信息。[5] ④完善产业链 目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内部产业链己经基本形成,但在产品营销环节上还存在问题。以美国电影产业链为例,其产业化本土水平比较高,本土票房约占30%,海外市场约占30%,后期开发约占40%,包括游戏和各类产品的特许经营权。把每一个市场充分做足。如好莱坞的公司一直把打造链条作为自己取胜的秘诀之一。他们在市场中磨练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首先是打造精品;然后是广泛的放映演出或出版;接着做成相关的礼品;下一步做成游戏软件;然后给拍摄地带来旅游收入;接着做成DVD或录像带;然后再是游形象专利的有偿转让。有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滚雪球”,这其实是传媒的一种“链式”开发。 3.2 加强节目内容的优化 受众调查中所提到的缺损噪音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移动电视节目信息的传播效果。针对这一弊端,笔者认为准确合理地使用字幕补充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广告外的节目都应该配备字幕播出。首先字幕可以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当受众在收看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时,公交车到达站点需要报站名,节目的声音就会被切换成报站声。这样车内电视就会出现短暂的“失语现象”。即使受众此时正在全神贯注地收看节目,信息传递就会损失一部分甚至中断。此时,字幕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字幕能够弥补声音消失所造成的信息缺失,保持信息的相对完整性和准确性,维持受众的收视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声画同步时也需要字幕的参与来减少周围环境噪音带来的收视干扰。其次,可以增加字幕频道,加大信息容量。如果在电视屏幕一侧滚动播出各类字幕新闻,如气象信息、交通路况、预警信息、突发新闻、重要时事等。字幕就形成了另一个信息通道。不仅增加了信息容量,也实现了受众在公交移动电视单一频道下的双重收视选择。 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应该包括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五个要素。其中,受众的反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单向传播模式,忽视了受众的反馈,破坏了信息传播系统的完整性,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互动环节的缺失,是公交移动电视单向传播的缺陷。为了避免这一弊端,公交移动电视可探索多种途径,以便顺利的“倾听”来自受众的反馈。互动,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需要的是受众的积极参与,以达到接受传播效果的目的。因此多平台的开拓,比如观众信箱、观众投稿、公益活动等形式都可获得第一手的直观材料,以便接受反馈信息,提高传播效果。 3.3 战略合作联盟强化竞争力 媒介市场战略联盟的出现与竞争环境的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论实力多么强大的媒介也很难在各个方面完全靠自己,需要借助其他丈量来实现快速的增长,增强盈利能力,从而促进了战略联盟的产生。 中国移动电视协作体是由中国境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市以上的广电系统移动电视运营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其成员包括中国教育台,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等巧个省级移动电视和北京、重庆、天津、广州、深圳等18个市级移动电视。[6]各地移动电视采取异地联播、节目置换、广告互换等方式合作。在此基础上,各移动电视公司的节目可以互换,既丰富了节目源,又节约了制作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分销全国性广告投放。众所周知,单一的创收模式很难使移动电视产业形成霸主龙头,广告收入独挑大梁的局面逼迫移动电视公司们寻求良方,扩大传播范围,提高有效收视率,吸引广告商宝贵的注意力。用整合的办法成立协作体也许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视域下“走转改”的效益及其实现 2011年8月,中央主管部门发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倡议。然而,“走转改”并不只针对新闻战线,而是面向整个传媒产业、文化产业。因为随着当下传媒业转企改制推进,越来越多的传媒机构进入市场,在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起来,打造出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又以人为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品,是传媒产业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从传媒经济学角度来看,“走基层”是通过融入基层,更好地尊重群众(即广义的受众、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了解民众的生活生产和需求状况;“转作风”是要求传媒建立与受众平等的关系,努力满足受众的合理需求、维护公共利益;“改文风”意味着要提高传媒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加优质传媒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升其对受众和社会的效用。 “走转改”的社会效益:有助于传媒产业履行社会责任 1.沟通政府与基层社会,减少信息不对称 “走基层”不仅要求传媒机构完善传媒产品的城乡发行和销售网点,建立传媒公共服务体系,还要求记者编辑等采编创作人员“接地气”,通过在基层走访,全面了解、真实记录以及向全社会客观传播基层的发展现状以及底层民众的安危冷暖、所思所想,将存在的相关问题反映出来并传达给政府部门。这在2012年新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的“农民工杨立学讨薪”、“农民工邵全杰春运买票”等走基层节目中得到体现。关注弱势群体、重视民生问题,“走转改”有助于提高舆论引导力,在基层社会和政府间搭建沟通桥梁,促进公共领域和意见自由市场的形成,减少信息不对称。 2.规避市场机制的失灵,降低负外部效应 传媒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但外部性有正面和负面之分。正外部性体现在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传播并让受众了解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增加社会知识存量、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等;负外部性则表现在错误引导舆论、传播不健康的内容、导致社会的“三俗化”等。特别是在传媒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失灵经常发生,如过度迎合消费者的不正当需求、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在市场经济下,中央主管部门提出“走转改”,是对传媒产业进行的宏观调控。通过这种政策引导,可减少市场失灵,让传媒在保持市场性的同时回归公益性,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起来,减少负外部性带来的不良影响。 “走转改”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传媒产业增强经营能力 1.生产优质产品,抢占稀缺受众资源 基层是传媒产品生产所需的创意的源头活水,传媒从业人员通过“走转改”,不仅能生产出独家新闻、重磅报道等有利于在传媒竞争中增加比较优势的拳头产品,也可以更真实地了解受众对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偏好、需求状况,进而帮助媒体调整市场定位、改善服务策略,获取更多注意力资源。譬如,2012年央视在“新春走基层”报道中风格的转变,不但强化了其社会责任,也使其收视率猛增。据统计,央视新闻频道“走基层”报道在春节期间的收视率达到0.325%,比2011年提升了17%,比2010年提升了64%,《新闻联播》相关报道的收视率也比2011年同期提升了27%。①而受众群是传媒的重要市场资源,特别是在消费者选择空间较大、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稀缺的。这种注意力资源通过二次售卖甚至多次售卖,决定着传媒的广告资源和经营收入来源。 2.拓展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传媒在“走转改”中积累的公信力、影响力,可转化为市场中的竞争力、品牌影响力。作为“走转改”的典型案例,央视打造的传播中华美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不仅创下0.5%的平均收视率,还带来了广告、版权、海外发行等一系列收入,在出口过程中,其价格甚至卖到一分钟接近1万元,使央视纪录片的销售额比2011年增加50%。②借助“走转改”带来的“舌尖”品牌,央视还授权出版了同名图书、发行了DVD,而且还很热销。可以说,在“走转改”中,只要传媒产品质量过硬,在社会效益最大化之时,也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在这方面,2012年浙江卫视的表现尤为抢眼,其“推出的《中国好声音》,是以服务基层普通群众为宗旨,以传播公益文化为特色,高扬‘走转改’精神的全新媒体实践”,“栏目之所以受到关注,得益于节目主持人、偶像导师自觉降声调、改腔调,在舞台上流露真性情,和普通圆梦人、民间音乐爱好者打成一片”。③正因为此,《中国好声音》成为2012年最卖座的电视节目之一,借助广告、版权销售实现“一亿投入,三亿收入”的经济效益。 “走转改”中传媒社会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尽管“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具有上述效益,但在当下“走转改”活动中,存在传媒的积极性不高、管理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责任感仍较差等问题。要进一步发挥出“走转改”的价值,使传媒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政府相关部门应强化政策激励 针对一些传媒缺乏“走转改”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可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相应的政策激励与政府监督机制。在经济手段上,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可以联合工商、税务、银行等系统,通过制定相关的税收、信贷、产品购销等优惠政策,对那些积极服务社会发展、公共责任感强、社会效益表现突出的媒体给予倾斜,如减免税收、加大补贴、提供信贷支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等。而对那些制播违规广告、蓄意捏造和散布谣言、传播低俗内容等危害社会且屡教不改的传媒机构,执法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视情节而进行罚款等相应的惩处。此外,还可通过树立正面和负面典型进行勉励和鞭策。 2.媒体应完善自身管理运营体系 要保证“走转改”的效果,媒体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管理运营体系。一方面应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寻找符合自身状况的运作模式,做好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和业务经营;另一方面,可实施采编创作人员的培训制度,通过定期邀请业界精英和学界专家等方式,对传媒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其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并增强其市场意识、受众意识,以发挥出人力资本在媒体“走转改”中的创造力。同时,媒体自身还应完善绩效考评和奖励机制,通过津贴、福利激发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当薪酬待遇提高时,工作人员一般更愿意改善工作态度,激发走基层、多出精品的热情,有利于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内容产品、提高产品营销和产业化的收益。 3.社会应加强对传媒行业的监督 社会对传媒行业的常态监督,有助于传媒企业提高服务社会、承担责任的意识。应拓展公众对传媒实施监督的渠道,鼓励传媒产品的消费者和普通公民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行为进行揭发举报,以鞭策媒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譬如,对于那些捏造虚假新闻、播出“三俗”广电节目以及生产和传播充斥色情内容与暴力思想等危害社会风气的影视剧的传媒机构,公众应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配合执法部门对此进行查处整治。政府部门也应通过开通举报热线、开辟投诉专区,畅通对传媒业的监督渠道,保障公民的监督权,以此督促传媒人“走转改”,肩负起服务大众、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理论下的媒介认识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传媒业不仅有信息传播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巨大和潜在的经济功能。传媒经济这一概念逐渐在传播学术界和传媒产业界受到重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生产以及同传媒生产直接相关的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和经济运作规律。报纸和电视是传媒产业中的重中之重,也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传媒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为媒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更好地发挥优势和取得经济利益保驾护航。 [关键词]理论 西方经济 应用传播 电视业 一、理论认识 传媒经济学在国际和国内传播学术界均被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加以教授和研究,但是它作为经济和传媒的综合体并没有确凿的硬性定义,它是传媒产业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发展壮大的理论结果。有的学者侧重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去定义和引导传媒经济学,有的学者则更倾向于把传媒经济学归结为应用传播学的实用范畴。传媒生产利用内容资源,通过创意与艺术活动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人类所需要的思想、信息和娱乐的过程。在经济学学科分类中,传媒经济学即是研究传媒生产领域中内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以及由此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分支。它构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力量如何影响传媒体系和传媒组织。 在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以及以应用传播学实用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我认为,这两种传媒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不应该是互斥的,相反它们应该是互补的。两种理论依据都有道理,都是对传媒事业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发展的有力指导武器。传媒产业既然可以称之为产业,那么它一定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它也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在研究传媒经济学过程中,顾名思义,既要重视其在经济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又要重视其在传播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 二、传媒产业与西方经济学 首先,在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包括生产什么物品以及生产多少这种物品,怎样去生产,如何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分配等众多相关问题。传媒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在传媒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上经济学中关于产品的问题的表现形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有哪些特殊的现象,以及怎样去注意这些现象,从而更好地利于传媒事业的发展。经过查阅资料,本人总结出了传媒经济学较之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第一,一般产业遵循边际成本递增定律,而大部分传媒产业边际成本递减。所谓边际成本定律,即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使边际产量增加,但是如若持续增加这种可变资本的投入,将导致所增加的产量便会开始递减,甚至影响企业的生产。产量和成本有对应的关系,当随着一种投入的增加——产量递增时,其成本就递减;而当随着这种投入的增加产量反而递减时,其成本就会递增。有些学者认为,媒介产业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这个规律,媒介产品属于高初始生产成本和低复制成本的产业,比如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音像制品、电子等。当媒介产品不断以复制等形式被产出的时候,其边际成本非常小甚至于为零,所以产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最大化,而传媒产品的“顾客”——受众会在这个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获得这些传媒产品,这也是导致传媒产业大都具有“受众最大化”倾向的原因。 第二,在一般经济关系中,产品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一元产品市场”即产品从厂商到购买者的一次销售,而大多数媒介产品的价值实现,往往可以通过“二元产品市场”即传媒的二次销售理论。媒体第一次销售的产品为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获得特定读者群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群的注意力,获得广告收益。媒介产出的产品,参与了两个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这两个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品在一个市场的表现会影响它在另一个市场的表现。传媒产业生产厂商例如报纸等,可以以低于生产成本很多倍的价格在第一个市场出售所产出的产品,但是可以在第二个市场里赚取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通过这个二次销售过程,不但可以弥补在第一个市场里亏损的成本,而且可以使媒介赚取高利润。这种二次销售模式并不是说,除了传媒产业以外,其他产业全然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一种经济产品像传媒经济产品那样明显地展现着“二次销售”的魅力。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一般产业遵循着价格机制。但是在传媒产业中,有些传媒产品是不一定遵循价格机制的,比如广播等。有些产业的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联系不大,比如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等。经济学范畴中的价格规律是指在商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价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当商品供大于求时,则价格呈现降低趋势,当商品呈现供不应求时,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反之,当商品的价格降低,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消费者需求,当商品价格升高时,又会使一些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降低对该商品的需求。我认为,传媒产品的特殊特点决定了它不一定完全按照这种价格机制规律运行,那是因为传媒产品中向人们传达的多半是精神上的满足,传媒产品对于其消费者——受众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是向受众传递信息,这种信息是通过精神层面的沟通传达的。因为人的精神层面一般无法用价格高低来影响其在受众当中的需求度,并不一定是一档节目的制作成本或者广告费用低,这个节目就会不受欢迎。传媒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流通,它的需求度基于其产品的内涵是否与其受众产生精神共鸣,这是传媒产业的魅力所在,也是传媒产业不同于经济关系运行中的普通物质商品。 当然,传媒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中也存在着微小的不同之处,传媒产业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活跃的经济体,作为媒体人,在传媒产业的经济运行中,既要看到经济学知识对其的指导作用,又要考虑到传媒产品不同于一般经济商品的独特特点,我认为,传媒产品要能够满足其传递信息引领精神世界的使命,又要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这是作为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好诠释。 三、浅谈传媒经济指导下我国的传媒产业(以电视业为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事业与以往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传媒事业几乎是完全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是国家和党的宣传喉舌,全天播出或报道的内容完全以国家政策新闻为主。在1991年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加之中央对传媒媒介的“事业管理,企业经营”制度,给予传媒介在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的生存空间,我国媒介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声音,传媒产品开始丰富多彩,日渐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与此同时,媒介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个体,也获得了经济运行中的一席之地,经济利润也随之而来。 电视业同报纸业一样,是信息产业群中的一种分支产业,组建产业性广播电视的集团是我国传媒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成熟化的一种表现。狭义的电视产业是指,以生产制作、营销、播出、传输和发射电视节目为主的企业组织,以及统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集合。在建国初期我国最先成立的电视台即为北京电视台,后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在起步之初,电视台纯粹是事业单位制度。电视产业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脚步飞速发展,先后经历了起步期、跑步期、高速期。发展至今,我国电视业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丰富的节目和播出剧目极大地开阔了观众的眼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 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下,电视业同我国报业一样,正在逐渐发展成更新的传媒经济体,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电视业自身也具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强化的地方。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传媒功能,更好地发挥起经济作用,我认为,电视业应当更加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第一,我国电视队伍的壮大完全是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的,电视对于观众来说是接受新信息的窗户,电视产业团队中人员素质普遍中等,专业人才需求量大,如何能够更好更专业地满足观众们获得信息的需要是电视产业的首要议题。而这个议题最核心的部分即是电视产业的人力资源,只有有了好的人力,才能够创造出更多好的信息产品,满足精神需要。第二,电视产业应当更好地树立市场经济理念,营造出产业发展的新环境,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媒介产业观念、不断创新的步伐、国际化视野、强化特色的定位。第三,在传媒经济理论指导下,让电视业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更加蓬勃发展,就需要改变高度垄断的电视业现状,市场经济体系中遵循自由竞争原则,如若在进入这一市场体系之初就以一种严厉的垄断作为开头,那么这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第四,我国电视业对于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电视节目雷同,品位不高,主持僵硬等众多问题,都是影响电视业广阔发展的芥蒂。 总之,我认为,我国电视产业若想长足地发展下去,必定需要更好地发挥其传播和经济作用,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也要适应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的要求。在全球化信息爆炸的今天,我国媒体要努力使自身更具竞争力,应对国际传媒市场挑战。 四、总结 在充满着无限可能的今天,传媒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年代,作为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我们,每天日常的传播活动无一不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传媒经济理论与媒介今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二者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传播学自建立之初就把我们领进了综合学科的大门,在这里,我很感兴趣的两个范畴(经济、媒介)可以完美地结合并且指导着经济生活中的传媒发展。这使我更加热爱传播学这门学科,也是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媒体人的责任是双重的,分别是:媒体人有责任丰富媒介产品,并且更好地去向受众传递更具价值的信息;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中,媒体人也有责任将自己所处的媒介发展壮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媒体得以继续发展的利润。我想,这也就是传媒经济学所要向我们展示的传播意义。它既不能急功近利不顾内容地去传递信息获得经济利益,又不能将媒介落后于整个市场。这种博弈的均衡点,即是媒介在经济社会中发展的最优目标。 传媒经济学论文: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摘要: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传媒经济学刊》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确定了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等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并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以期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传媒经济学论文:一位经济学者的传媒经营观 金碚是目前国内少数产业经济学基础厚实的媒介经济学者,在“中国经营报社社长”这个头衔之外,他还有一长串传媒人少有的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工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自2002年以来,他屡次受邀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经济顾问,由他担纲制定的中国新办报纸评估论证体系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报纸专业审核指标体系。 当前,我国传媒业发展格局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变化,业界尤其是报业人士面临诸多困惑,作为经济学者和报业管理者的“双栖人”,金碚社长的观点会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本刊记者就有关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对报业竞争力进行第三方监测是很有必要的 《青年记者》:金社长:您好!您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并把企业竞争力监测的成果引入了报业领域。2004年,您领导中国经营报与新闻出版总暑一起推出了“报业竞争力监测报告”,引起了业内的轰动。您的初衷是什么?现在看,这个报告的运作是否达到了您预想的目的? 金碚:我是研究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2004年时使用研究产业竞争力的方法,和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合作开了一个全国报刊竞争力年会。在这个会的前后,对全国主要都市类媒体、报纸竞争力进行了监测,监测的结果当时影响非常大。尽管有争议,但现在回头来看,应该说我们当时的方法和监测的结果还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 我们是基于这样一种方法,在监测之前,不和报社联系,完全是“背对背”,使用新闻出版总署和第三方监测机构,比如央视索福瑞、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提供的数据,算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结果出来后,大多数报社都认可,但也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后来,我们又做了一年,在方法上进行了改进。我们设计了一些需要报社提供的数据,但有些报社不是太重视,就随便报了一个数;还有的认为这些数据涉及商业机密,拒绝提供。但总体来说,这种情况比较少,所以,业界对那次结果的认同率提高了很多。但也有些报社的监测结果同实际情况有差距,他们的社领导经调查后跟我讲,“很抱歉,我们报社的有关部门当时没有重视,数据报得不实,影响了监测结果,这怪我们自己。” 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延续下去,原因是后来新闻出版总署想把这个年会自己办起来,对监测方法也做了一些改变。这样的监测可能以学术和民间的形象出现大家比较容易认可,而一旦成了官方的评价结果,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要得到各方的认可就很不容易了。 我一直感到有些可惜,其实,对这个项目的结果有争议,本身就说明它得到了广泛重视,说明它是可以引起大家研究和思考的。我们也无法保证监测的结果和事实完全一样,如何评价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客观现实,而只能尽可能“逼近”客观现实。而引起争议是有好处的,一是可以帮我们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另外,在争论中可以把数据不能够直接反映出的那些事实揭示出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报社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当时,还有很多报社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课,给他们解释如何从监测结果中研究同其他报社的差距,研究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青年记者》:如果现在再去做这样一个监测,您觉得在设计竞争力指标的时候,哪些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金碚:设计出的指标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它们是能够反应现实的。第二,这些数据的可得性。第三,要考虑到提供数据的人的动机是否可能影响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比如,在我们的监测数据中没有用“发行量”,为什么?发行量确实很重要,但是发行量的真实数据很难获得。我们不可能在测评之前到每个报社去调查,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别人也没有动机提供。所以我们使用了“用纸量”,你印报纸用了多少纸,印厂有数据,这是很难做假的。而且,我们进行了技术处理,如果提供者有意做假,在数据处理中就可以被发现。第四,还要考虑填报人的工作负担是不是很重,如果你给他们一个很复杂的表,他就有可能不愿意填,或者很马虎地应付,所以,调查表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到让他们能很方便地填写。 这件事还可以继续做,但是由谁来做?据我们的经验,还是由研究机构来做比较合适。 公信力具有经济价值,是当前报纸最大的优势 《青年记者》:当前,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报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具体到一张报纸,您觉得它想打造自己的竞争力,最应该注重的指标是什么?比如说中国经营报,它要达到自己理想的竞争力,如果按照核心竞争力报告的要求,它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金碚:我们中国经营报有自己的办报理念,从现阶段的发展或者从新媒体挑战的大背景下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营造公信力。现在,公信力是报纸能够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过去办报纸也要重视公信力,但是过去的报纸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势,比如说时效性、价格优势、大量提供数据和信息的特点等等,但这些优势在和新媒体竞争的时候,已经逐渐丧失。它剩下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把内容做得更精致,更有公信力。同样的一件事情,人家即使看了新媒体提供的信息,很快地了解这件事以后,还要来看一看中国经营报是怎么说的。如果这样的话,报纸就有了更高的阅读价值。 我把新媒体比喻成“自来水”,把纸介媒体比喻成“茶水”,它要精心泡制。即使别人喝过了自来水,觉得解了渴了,也不妨碍再去品茶。这样的优势在我们的办报理念里,就是要有公信力,要做得精致,这是报纸当前的生存之道。 《青年记者》:现在很多报纸已经注意到了公信力的重要性,也着力从新闻和传播的角度来加强报纸套信力的建设。比如,对新闻专业主又的培养,对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弘扬等。悠是产业经济专家,能不能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公信力的“经济价值”? 金碚:从经营的角度来讲,你就要想,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卖钱的。能够卖钱的东西,它有一个基本的特点是稀缺性。从提供新闻这个角度来讲,互联网极大地解决了信息稀缺性问题,使得新闻信息已不再稀缺了,所以你可以免费获得(没有稀缺性的东西是没有价格的)。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讲,他过去获得新闻,主动权在新闻信息的供应这边,所以就要花钱来买新闻。现在新闻信息已经不再稀缺了,而看新闻的时间反而成了稀缺的――我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新闻,只要开了电脑、手机,就会有那么多人给我提供消息,这时就产生了另外一种需求: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只能把我的时间配置到那个最值得看的东西上。所以,时间的稀缺性决定了他对于新闻的选择越来越重要,谁能够帮他选择,他就看谁的。 默多克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讲得很好,他说传统媒体不会消失,新闻是写在纸上还是写在枯树上,或者写在电 子显示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为读者提供他需要的东西。 那读者需要什么呢?特别是对于财经新闻类纸媒,面对的是主流人群,是时间价值很高的人,他需要的是信息的选择和权威性。很多老板过去自己上网看新闻,后来找秘书帮他看,看了之后整理几条给他看。政府部门的不少高层领导人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时间稀缺问题。这就很典型地说明了新闻信息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经营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情况和趋势。 报纸一定还有市场空间,只是看你能不能抓住发展的关键。如果你像办新媒体一样去办报纸,那你一定会失败。你也追求内容多、时间快那一套,你多得过新媒体快得过新媒体吗?技术的发展已经决定了报纸的某些优势在减弱,但它的市场价值实际上仍然是有的,就看你能不能把这杯茶泡香了。人总不能光咕噜咕噜喝一肚子自来水,等他想起喝茶了,你就告诉他我这个茶怎么好,还能把泡好的茶香喷喷地端到他面前,你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对大多数报社来讲,跨媒体合作是实现多媒体融合比较现实的途径 《青年记者》: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纸媒也在不断地探索融合之道:办网站、做手机报、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等等。您对纸媒的多媒体发展有什么看法?中国经营报在这方面有什么探索? 金碚:中国经营报实际上是个周报,和日报相比,它受到的新媒体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尽管新媒体对报纸是一种竞争、挑战,但新媒体和报纸没有绝对的界限,优势可以互补。互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报社既办报纸又做新媒体,比如说第一财经,虽然第一财经日报并不是很成功,但是它跟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电视,第一财经广播、第一财经周刊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媒体平台,它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像我们报社,也在试图向多媒体发展,比如说也有网站,但是不一定多媒体都在我这个组织内,采取外部合作的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多媒体业务。 《青年记者》:现在业内讲媒介融合,更关注的是内部的媒介融合,比如刚才说的第一财经。您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跨媒介的融合,超出纸媒自身之外的? 金碚:就是互补,合作,而不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合作对大多数报社来讲是比较现实的。因为报社自己来做多媒体,会受到投资和管理的局限。比如,你原来能管好这个报,你现在就能管好这个电视台吗?只有少数大型的媒体能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一个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相结合的路,仍然是要实现传统媒体和多媒体,包括其他媒体的优势互补。 具体到中国经营报,有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经营报和它的子报精品购物指南,还有经济管理出版社,都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旗下的媒体。这三个载体链接着研究资源、学者资源,我们计划把它们做一个业务上的整合,使它们在中国媒体中具有高度的独特性,用这个东西来保持我们的竞争能力。 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为什么能够发展?因为它们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主题,一个经济主题叫“中国制造”。中国经营报实际上就是和“中国制造”的发展是同步的,一个经济主题是消费,精品购物指南是和中国消费的发展同步的。我们一定会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一个消费大国,而且形成“中国管理”的模式和经验。在这种理念下,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两份报纸和一个出版社的独特优势,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强国富民的历史大潮。 不断地抓住报纸所关注的领域的发展,做到有独特性,这是每一家报纸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独特性,在一个信息充分供给的环境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读者的时间有限,你永远要想到随着读者水平,收入的提高,他的时间价值也一定会越来越高,而他们用于接触媒体的时间总是有限的。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就是报纸公信力价值的经济学根据。 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不断地去试,报业改制也应是这样 《青年记者》:目前为止,媒体所实行的大都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对此,您在《报业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实质上是规定报社一方面必须把社会利益摆在第一住,坚持编辑立场的重要性绝对高于经营目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报社参与市场竞争,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独立经营,自我发展……‘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必然结果是,报社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具有盈利的性质。”如您所论,现在,新闻出版业的转企改制已在进行中,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部署要求,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于2011年底前全部完成转企改制。那么,改制后,“企业”身份究竟会带给我们哪些变化? 金碚:事业和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事业单位客观上虽有竞争,但事实上不那么激烈。企业的竞争,优胜劣汰,残酷无情,中国报业改革的道路上一定会有一批报纸停办,或者一些报社倒闭。但是这个情况和以前会不太一样。 第一,竞争形态发生变化。以前,事业单位,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单位,报纸和报社是一体的,报纸不存在了,报社也就不存在了。将来,企业不是这个样子,报社是报社,报纸是报纸,报纸是报社的一个产品,报社是竞争主体。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报社由于种种原因,不办原来的报纸了,或者把它卖给别人,它又去办别的报纸了,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说,报社和报纸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企业化的体制下,报纸只是报社的一个产品,可以生产这个产品也可以不生产这个产品,而且它这个企业可以有母公司,有子公司,一个报社甚至只是一个公司的子公司。它的竞争就和事业单位不一样。 第二,我们判断一下,中国国有的报社,将来可能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看法是,现在中国报社的改革,只相当于国有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阶段,就是刚刚推向市场。绝不要认为,改制了之后,报社的前途就铺满了鲜花,不是这样。搞成了公司不一定赚钱,不一定能够活下去,改制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让一些没有生存能力的活不下去。为什么要办社保啊?社保就这个道理,把人保了,你企业倒闭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国有企业,从1992年开始就推向市场,当时大家都认为改制了,减政放权了,就一定会赚钱了。完全不是这样。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出现了普遍的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职工下岗)。经过了三年的脱困,国有企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才走上了比较顺利的发展道路。报业的发展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报纸真正走向市场以后会很艰难,但是没有关系,正是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会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办报人。在市场条件下磨炼出真正的报人,真正的报业企业家,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以为只要一改制,从事业变成企业,日子就好过了,这不可能。这个事情,不管是报社还是政府都要有充分 的思想准备,政策上大概也应该有后备。一般来讲,地方报社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地方政府容易出台一些支持报社的政策措施,而中央则几乎不可能。改制的目的,就是把你慢慢推向市场,在市场中慢慢学会市场竞争,培育出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报社、报纸。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国有企业都改了30多年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 报社在改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到底怎么改,国有企业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大家想得都有些天真和简单,以为只要政府出一个规定,搞一个统一模式,大家照葫芦画瓢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了”。而实践告诉我们,改革的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我的主张是,让报社自己去探索,政府不要过多地干涉应该由报社自己来解决的一些问题,不要以为,政府可以搞一个统一方案来规定报社应该怎么样,报社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董事会应该怎么样。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一一试,不断地去试,去探索,让大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新力,就一定可以找到好的东西,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报业制度。不要认为现在我们建立的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全世界都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即使是美国的企业制度与欧洲国家的企业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别。 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 《青年记者》:如果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改制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会不会形成一种新兴的传媒产业?我们可不可以大胆期待,传媒产业将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请您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上分析预测一下。 金碚:仅仅从报社、报纸来讲,连同出版业,都不是一个能爆发性增长的行业,它过去的盈利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垄断性,垄断保证了它有比较好的收益。像一些行业报刊,这个行业里面就你一份,你当然行了,如果别人也能办,你还能那么容易生存吗?所以,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对此不能期望过高。但是,整个传播、传媒业,甚至包括某些娱乐的相关领域等等,则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空间。报纸还是一个比较精致的行业,它有发展的空间,还有很好的市场,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爆发性增长的行业,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把报业作为经济支柱的。 《青年记者》:通过这样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我国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一城一报的现象? 金碚:我认为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业态,为什么呢?很简单,比如,按说在青岛不应该出现海尔和海信两个差不多的企业,但青岛就有两个;在顺德也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相同的家电企业,可它就有。政府也希望把它们并在一起,但也并不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城市规模也都不小,像北京有1000多万人口,而美国的城市大都比较小,都是小城,它那些报纸带有社区性质。再一个原因,投资主体各种各样,北京市办了一张报纸,那人民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光明日报、广州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而且,我也不认为一城一报对中国的报业发展是有利的。也许,在中国一个城市里面就应该有两三家甚至更多份相互竞争的报纸,这样竞争才能更有效果。 科研和传媒完全可以优势互补,比翼齐飞 《青年记者》:最后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您是经济学者,也是报纸的管理者,这在国内媒体中极为少见。而且,近年来您无论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报社的经营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您觉得,经济学者的身份给报社管理带来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还注意到,您在参加会议、论坛提到自己的身份时,总是首先强调自己是一名经济学者。经济学研究比报业管理对您来说更有魅力吗? 金碚:不能这样简单地说。我来管理这个报社,就要发现我的优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我的比较优势就是我是一个经济学者,研究人员。我来办报,当然要发挥我的优势。 我的优势在哪里呢?具体说,第一,我对经济规律的把握;第二,我所在的报纸本身就是一张财经类报纸,跟我的专业贴近。第三,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所以我带着研究的心态去管理这个报社,否则可能会觉得很痛苦。管理报社很难,矛盾很多,那我怎么能够保持平稳的心态,把它看成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作为我研究的一个对象,发现其中的规律,探索创新的方向。这样就会使管理报社成为一件有乐趣的事情。 我们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了一些实体和事业项目,我就跟同事们讲,你们都是研究员,不要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事务性,不值得我们这些博士、教授去做的。你们要这么想,做这件事情就跟做一个课题,写一篇文章一样,你得好好研究它,它有什么规律,怎么才能掌握,有了这种心态就会感觉比较有趣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报社就是你的研究对象,你一边研究它,一边去管理它,也许就能很有意思。要不然,又是打官司,又是人事矛盾,你不觉得烦吗?但如果你以研究者的心态来应对,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 《青年记者》:那您的报业管理的经验,对你的学术研究有没有启发和帮助? 金碚:有啊,而且很有意义。我会把很多研究项目放到报社来做。比如,现在竞争力的研究在国内有影响,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做了一个理论性的课题,理论性的课题怎样延续下去呢?怎样和现实接轨呢?我就在报社搞了一个竞争力研究中心,现在中国经营报有一个研究院,他们常年收集数据、联系专家、召集开会,负责竞争力研究项目的各项工作,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哪个大学的研究人员会有我这样的研究条件啊?没有。再如举办竞争力年会,每年一次,越办越兴旺。许多顶级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来参加。一同研讨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 我们还办了一份杂志ChinaEconomist(《中国经济学人》),是一份学术性经济类英文杂志,已经创刊三年了。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很高的质量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这份英文杂志的成功就是充分发挥了研究单位和报社双方的优势。杂志的主办单位和学术编辑部设在工业经济研究所,负责组稿,文章内容把关;后期制作的编辑部是在报社,包括翻译、校对,请外国专家进行文字润色,印制。低成本高效率运行,运作得非常成功!这样的办刊方式其他人很难做到。这也是我们科研单位和传媒单位相结合、优势互补的一个成功案例。 《青年记者》:谢谢金社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和您的交流,真的受益匪浅,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看报业的现状和发展,别有洞天。期盼您在经济学者和传媒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中收获更多的经验和成果,并能通过《青年记者》杂志,启迪更多的传媒同行! 传媒经济学论文:世界传媒经济学术的聚焦点 5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中国教育报刊社五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京隆重开幕。这是该学术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也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本届会议主题为“传媒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两百名传媒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本刊特刊发本次学术会议上部分领导讲话和专家学者演讲的摘要。 传媒业发展需要认同和共识 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这次会议将“媒介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作为研讨的主题,其目的在于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传媒业如何实现多样性发展的问题,并力图在这一问题上寻求达到某些认同和共识。我很欣赏“认同”这个词。所谓“认同”,是指人们相互之间在心理上的身份认可,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自我关照和规范的学习而形成的。 如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传播国际化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在我们会议的主题范围内,至少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认同存在着世界传媒经济学的共同性,二是承认各国传媒经济学的特殊性。 传媒经济学交汇了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最新的通讯科技等许多学科,也需要充分的、可靠的基础统计资料和应用相关的数学工具。中国的多数大学并不缺乏这些学科的学者,缺乏的是跨学科的融合。我们同时注意到如果缺乏研究者和传媒行业的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也难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中国平面媒体的未来发展 石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的平面媒体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机遇期。据了解,“十一五”期间,有三分之二的省份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型产业来发展,在文化产业中,报刊媒体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九亿农村人口被激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平面媒体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其次,中国的平面媒体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持主流媒体地位。平面媒体与其他媒体相比,有人力资源优势、品牌优势和内容生产上的优势,对传播领域的权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平面媒体在经济规模和公共舆论方面的主流地位不容置疑。 第三,传媒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使平面媒体的发展如虎添翼。数字化为平面媒体的内容生产,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门户网站、无线通讯、3G、博客、搜索引擎等新兴媒体和技术将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和传播创新的速度,平面媒体将借助新兴媒体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在传媒市场上关于如何把报刊内容转化为数字化内容,把报刊发行转化为数字化营销,把报刊受众转化为数字化受众的思路和实践越来越成熟。报刊业与其他媒体之间,相互交融的趋势在不断加快。这对中国传媒业更好的把握发展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迅速壮大 李卫红(教育部副部长)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壮大,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也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之前,新闻教育规模很小,50所大学新闻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不超过1000人。改革开放之初,设立新闻专业(系)的学校也不过10所,在校学生大约600人。即使到了1994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也不过66个。最近10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1995-1999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每年增加10个左右;2000-2004年,平均每年增加70个。目前,中国设立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本科专业点超过了660个,硕士研究生点80多个,博士研究生点10多个;在校学生超过了12万人。 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传媒经济学术机构,该组织的前6届会议都是在欧洲和美洲国家召开的,我们能够获得第7届学术会议的举办权,应当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些学者担忧,在全球化的影响和促动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还能够保持多久?特别是在大型跨国传媒集团不断对外扩张,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抑制的潮流和趋势的情况下,这种多样性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那么各国政府和传媒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另外,作为信息媒介和舆论手段的传媒业又怎样在实现自身多样性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信息和舆论的支持?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传媒经济学界所应当关注的话题。也正因为此,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传媒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是上几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涉及最多和研讨最为集中的议题之一。 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趋势 黄勇(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规划院院长)在今后若干年里,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将进入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轨道。其基本趋势将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容产业市场化。随着传播竞争的加剧和节目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非新闻类节目将实行产播分离,并逐步走向市场,节目供求关系将加快由自产自播向市场交换交易转变。二是产业经营公司化。逐步实行分类管理,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办法,将广电媒体可经营部分资产资源剥离出来,按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构建市场主体,实行公司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三是投资主体多样化。在国家投融资政策的指导下,面向市场的广播影视经营式实体,将积极吸收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广播影视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形成多渠道资金的投入,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四是盈利模式多样化。充分发挥产业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数字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的新业务,满足各种新媒体的内容需求和各类消费者的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五是产业发展集约化。加快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和重组,发掘优势资源和潜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益,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增强产业持续发展能力。推进频道制和各项配套改革,推动节目栏目的创新,积累和打造特色品牌,提升广播电视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传媒经济在实践中的发展 周鸿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在实践方面,中国的传媒经济发展,是从广告经营开始的。第一是报刊经营的收入,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天津日报率先刊登了以后的首个报纸广告。从那个时候起,报刊开始有了自己的经营收入,到2005年中国大陆的报刊广告收入已经达到了469.36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6.59%。第二是广播电视的经营收入。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从零开始,到2005年中国广播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达到了458.63亿元。第三是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41.7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78.4%,其中网络广告收入是四年前的7.6倍,达到了31.3亿元。第四是手机短信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手机短信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304亿元。比2004年的数字超过40%。这是实践方面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媒介产业发展及其环境变化 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从整个产值规模上来描述中国传媒产业的规模,我们测算了一下,2005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规模是3250亿人民币。虽然我们传媒媒体公司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整个广告的总额在世界市场上一比较,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而且在各个媒体里,媒体的集中度在国内还是比较大的。比如以电视业来看,中央电视台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电视台,CCTV的广告总收入占中国整体广告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在加入WTO以后的传媒产业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为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发展势头在降低、衰落。而增长比较快的是手机短信销售额的增长和网络媒体广告额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的媒体在这样一种环境发展变化下,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呢? 首先是媒体的媒介企业体制转变。围绕着这种体制的转变,中国的媒体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开展立体化的经营,主要是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传媒企业,现在他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发展和扩张,正确的选择就是走集团化的道路。可能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媒体数量会减少,但是媒体的规模会不断扩大。这种集团化的发展有利于媒体企业经营的集约化。另外的发展趋势就是数字化,所有的中国传统媒体,都要有一个重要的课题――“怎样实现数字化转型”。电视实现数字化转型已经开始,特别是报纸媒体和期刊媒体怎样和数字媒体结合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市场和现实的数字化转型道路,是未来中国媒体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发展课题。 中国报业发展的动力 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展望未来,推动中国传统报业发展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速成长带来的机会。中国社会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我们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给我们传统报纸也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社会发展、民众文盲率的降低、文化水平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使传统报纸维系着比较庞大的数字。特别在未来几年内,二线三线的报纸可能成为拉动报业的增长点。 二是改革与创新能够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只有体制不断改革,报业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使传统报业激发出强大的动力,在与其他媒体竞争的过程中留住优势,为传统报业学习新技术、新资本创造新的优势。我们的机制体制现在回头看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记得当年为了一个报纸自己能不能发行,能不能自己分割一统天下的局面就争论了十几年,现在看来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三是对新技术的学习和利用带来了自身的转型。报业一直是新技术的积极支持者,报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新技术的应用史,过去报纸每一次进步都利用了新技术,从黑白到彩色,从薄报到厚报时代,到开办电子版、网络版,到今天开办手机报等其他尝试,都是在不断地学习新技术,下一步传统报纸在采编印等各个环节,还有一定的技术空间可以利用。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报业也能够通过利用新的技术,将传统报业的人才优势、文化积淀优势与内容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为传统报业开创一个新的明天。 报纸衰退期的增长战略 吴海民(京华时报社社长)我们给报纸衰退期提供的战略性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领先战略。报纸的市场领先者不应该放弃一个强者愈强的机会,因为衰退的市场必然会加大产业的集中度,其直接结果是给市场领先者带来更大的市场份额。在一个正在萎缩的市场上,只有更大的份额才意味着利润。 二是取舍战略。即是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真正有所为。产业衰退期里干什么不干什么,必须有取有舍。取舍战略有助于强化自己的明确地位,突出竞争中的优势,这也意味着为此要主动放弃一些市场。 三是收获战略,即通过多种紧缩性措施降低经营亏损,降低现金流量,提高利润水平,以尽可能地聚集资金,为未来退出或转移市场做好准备,包括停止新的投资,缩小经营规模,节省有关费用,减少各项开支等等。 四是改版战略。这里的改版绝非版面内容的简单改变,而是指报纸在目标读者、目标市场等方面的重新定位。如着眼于未来的“碎片化”进行市场细分,朝着解释性报纸、免费报纸、社区类报纸以及二线三线城市报纸的转移。 五是退出战略。对某些质量低劣、经营混乱,也丧失了改版价值的报纸来说,也许最好的选择是立即解散,退出市场竞争。退出未必就是坏事,它可以大大减少沉没成本,减少机会成本,也减少未来的退出成本。 六是合并战略。同一地域、同一领域的同质化报纸是可以合并的。特别是同一报业集团内的同质化报纸,应该予以合并,以使资源得到重新配置,运作得当的话也可能得到1加1大于2的效果,使相对劣势组合成市场强势。 七是购并战略。产业的衰退期提供了大购并的机会,并购有利于使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实现产业的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减少竞争对手,快速实现市场领先地位,有利于掌握更多资源,特别是一些报纸的内容资源,以实现向新媒体的转型,有利于减低运营成本,也有利于完善集团的产业链。 八是换位战略。即继过去的纸介质本位向数字化本位转化,在保持纸质报纸市场地位的同时,大力研发和运用新媒体产品,在报纸的衰退期里实现报网互动,而在未来则自然过渡到新的数字化媒体。 “融合与转型”是数字时代媒体的必经之路 徐威(东方卫视总经理、总编辑)技术前进的步伐是谁也挡不住的。尽管目前在普及程度、成本、技术成熟度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下,新媒体的发展还不足以撼动电视媒体龙头老大的位置,但传媒产业肯定会出现分众化和碎片化的趋势,传播信息的渠道与平台越来越多,内容市场趋向细分化,单一媒体所能获得的受众与市场越来越小。 但新兴媒体在对传统媒体构成挑战的同时,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众多新机会。新媒体将在未来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从技术角度来看,新媒体是传统媒体在不同传输介质上的延伸。新媒体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传统媒体需要新媒体作载体。在新媒体时代日益增多的播放渠道可以看作是传统媒体的机会,一个传统媒体可以因自己的内容在不同的渠道播放,摊薄不断攀升的内容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 赢得受众,但最终还是需要用内容来将受众“套牢”。中国新媒体公司虽然具备先进的技术能力,但在内容制作方面力量相对匮乏,非常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来支撑。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融合的趋势。传统媒体完全有可能通过开辟新媒体渠道实现再次辉煌,与新兴媒体一起共铸辉煌。在数字时代,通过自身跨媒体集团的运作或与其它媒体传播单位合作,将内容通过不同载体形式进行制作与传播,营造分享资源和影响力空间的内在机制与条件,成为未来传媒运作的基本模式。最近20年来,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电视网由3个变成7个,而传统的3大电视网,全部通过兼并与收购实现了转型,它们彻底融入了新媒体革命的滚滚洪流。 传媒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传媒人与经济评论版 近十年来,媒体(这里主要指报纸)不时刊载经济学家的一些评论、分析文章。这种文章一般篇幅不长,多则一二千字,少则七八百字,文章的主题多是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有的甚至是当天的经济热点问题。在经济类媒体上,这类文章更是常见,有的财经媒体(不包括受众很少、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经济类同业杂志)几乎是期期(对日报来说就是天天)必有,甚至一期有几篇。 报纸刊发经济学家文章之原因及效应 这种现象似乎在我国新闻史上从未出现过,虽然上世纪上半叶京津沪报纸上也刊载经济学家的署名文章,但数量极少,难得一见。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内各报几乎难觅经济学家的文章(除了经济学家们迫于形势压力所发表的“大批判”之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各媒体才开始大量刊载经济学家的文章。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上已经存在一股涉及股市、楼市、各要素市场和各实业领域的强大的社会投资力量。尤其是市场机制初步建立,使得普通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有相当数量的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是需要看到对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作有穿透力、有见地的权威分析。因此,综合类、都市类报纸每天都有此类文章,而一些财经类、经济类报纸则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上述仅是从读者方面来说的。当今媒体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有了单边的市场需求,不一定就有适当的供给。世纪之交,一批新的都市类报纸横空出世,以贴近读者、贴近市民的姿态出现,猛烈地冲击了向来板着面孔的传统报纸。在上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一张成功的、被读者认可的经济类报纸,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大城市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新创办或经大幅度改版,出现了几份经济类、财经类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后,传统报纸在受到冲击以后逐渐改革,也开始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力争贴近读者。 经济学家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一时间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尤其是那些千字以下的经济随笔,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普通百姓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听到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而少数经济学家通过走出经院学府成为大众明星,传媒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版面的“含金量”,提高了自身的档次。 然而,报纸因此而获得成功者甚少,发行量并无起色。其基本原因,除少数几篇既短小精悍又极具真知灼见,且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外,大部分文章读者并不爱看。有些文章可能过分专业、过分深奥,使人感到不知所云;有些文章则人云亦云,其观点早已为关心经济的读者所知,毫无新意,只不过戴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而有些文章并非是“随笔”,篇幅很长,读者自然极少。凡此种种,即使经济类专业报纸也不可能亲近其设定的目标读者。 经济学家的分类和媒体素养问题 经济学家其实是分类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自然也是分类的。当然,文章和作者身份不会那么严丝合缝的对应,但基本的倾向,作者的专业特长还会在文章中显示出来。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 而经济学家的分工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重点来划分的。无论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原则上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也会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大致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 显而易见,从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来看,一般读者包括十分关心经济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研究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枯燥深奥,常人不易懂,但日常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都需要理论经济学作基础,企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经济学家往往是由理论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来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理论经济学家。 作为名人,读者崇敬有加,而传媒为了提高自身档次、为了吸引读者,对之竭力追捧,恨不能请他们日日在此开辟专栏,起码也是每逢大事即发表文章。 可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可能每天都出成果的,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出大成果。何况,理论经济学家中还有不少专治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有多少兴趣的。 当然,关于政府经济学,关于公共财政政策,有些正好事关某位理论经济学家专长,那么请他在媒体上评说,无疑是恰当的,可是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呢?政府经济学家研究的大半是公共财政政策,普通读者当然关心。但是政府经济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平时是在做各种数理经济模型,计算各种经济参数,以求比较严密的结论、方案,供政府参考。这样的计算、研究、模型,能有几许读者会懂? 同样,企业经济学家也有许多是研究计算做模型的,多半服务于某个上市公司或证券公司,而上市公司则牵着万千投资者(也是媒体受众),并且众多上市公司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需要分析需要解读。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家有大量言论要发表,而读者也有着大量阅读的需求。这就是股评大受欢迎的缘故。 然而,对于企业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表面来看,受雇于谁,自然为谁服务。企业经济学家受雇于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中国股市目前还很不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黑箱操作时有所闻,一些企业经济学家跟着一起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分析也常常发生,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企业经济学家固然要忠于雇主,也要忠于社会大众,可在学术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本身职业上,凌驾于上述两个“忠于”之上的更高的“忠于”,是忠于真理。可惜,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道德问题不仅对于企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也同样存在。企业经济学家在为企业讲话时,人们还容易识破,因为他们所受雇的身份通常是公开的,而一些大牌的理论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时,人们往往在事后才能发觉。而当读者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还会对那些经济学家文章感兴趣吗? 同时,经济学家见报的文章受欢迎,还需要执笔者的媒体素养。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媒体作者,就如同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所谓媒体素养,其实就是新闻所需要的文体。我们常说,新闻文体就是把一件事用大白话写出来,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观点,又要有道德,还要有媒体素养,这简直是一种苛求了。 然而,今日之报纸确实需要大量那些切中时弊、有分析、有观点的经济随笔,这是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报纸。有人说,今日报纸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到位的分析、深刻的思想、正确的观点之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又不可能提供那么多适用于报纸的文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理该由媒体人承担。 首先是其必要性。就传媒而言,读者的需要就是传媒的责任,而对传媒人来说,传媒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报纸上的一切文字、图片最后均由报纸的编辑、记者落实在版面上。编辑、记者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责任,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么,一般编辑记者能胜任吗?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记者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其长处是了解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习惯,抓得住新闻热点、大众关注点,善于把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而这些技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少有人具备的,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养成的。 当然编辑记者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即缺乏经济学专业基础,然而这个短处并非不能攻克。一个记者、编辑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不可能是“万能博士”。编辑、记者的采访面很广,不可能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事物有很深的认识,但必须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尽量去加深理解和把握。当一个经济热点、经济关注点出现之时,编辑记者可以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经济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从而写出适合读者胃口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文章。另外,作为专家型的编辑记者(包括报社领导)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撰写一些经济评论、经济分析。 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的编辑记者应当具备相当的经济学基础,最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学历,报社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专家型人才,吸引并稳定一些骨干在这一领域干下去。目前记者轮换采访条线,虽然利于防止记者站在采访对象立场代表利益集团讲话(这说到底是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但不利于培养专家型人才。当然,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这就不是本文所探究的问题了。 笔者认为,作为一份经济类的大众报纸,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每期都有以一两篇经济学家亲自撰写的文章为支撑,以许多由自己撰写的文章为基础,能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 (作者单位:上海商报) 传媒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改革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传媒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认识到了传媒业的经济属性,而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持其产业属性的充分发挥,使传媒产业真正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目前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依然面临一些制度和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的难题,这关系到我国传媒产业能否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揭示当前传媒业改革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历史上的制度改革与制度构成 纵观中国历史可知,封建社会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其一直处于经久不衰的地位就是因为,从公元755年到公元960年,封建社会进行了体制的转变,即由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换句话说,也就是经历了205年的朝代的更迭,而封建制度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基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使中国在历史长河里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历史告诉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就可以称之为制度调整。这种制度调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改革。 改革也有很多种,但仔细划分无非两类:激进式的和渐进式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可以说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好代表。俄罗斯从1992年初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盖达尔改革”即“休克疗法”。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秩序。这种改革忽视了制度转变中的非正式约束的影响。而中国的改革较之成功的原因就是走了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改革道路,我国注意到了制度的构成,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又称为正式约束,它是指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规则,从宪法,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各种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最后直到个别交易的个别契约。非正式制度又称为非正式约束,它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不依赖于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若斯认为,制度变迁总是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变化的统一的和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非正式约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方向、演变过程和演变结果。正式制度的建立必须满足非正式约束的条件,它的建立过程必须同非正式约束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等的逐渐变化的速率相一致。如若不然,即使新制度建立也会因为制度突变带来的非正式约束的不适应影响新制度功能的发挥,甚至彻底失败。这就是中国较之俄罗斯改革得以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非正式约束的发展速度上予了更多关注。 二、对制度概念的量化解析 究竟什么是制度?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对制度概念公认一致的定义。现存的定义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制度的涵义,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有以下几种: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一种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广泛地接受,这种习俗已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T.W.舒尔茨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设计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这些概念都是从语言文字上对制度作了详细的表述,可以说是一种定性的分析。 为了使制度的概念更加直观形象化,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语言将它量化地描述出来,即制度是行为空间里的一条封闭曲线。这个定义是建立在拓扑学基础上的。所谓行为空间就是经济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共同构成的抽象数学空间。如图1所示,可以用平面图表示整个行为空间,用平面图上的小方格表示各种可能的行为。要注意,这里的每一个小方格表示的是一类行为的集合。因为各种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不计其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只能把每一类行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对象单元,不可能针对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设计出一种具体制度。 制度曲线必须是封闭曲线,其意义在于能够清晰地分出制度内部和制度外部。在行为空间中,制度内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允许的,制度外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不允许的。在制度内外部之间还有一个制度边界,也就是科斯所提出的“制度灰色地带”。在图上就表现为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的部分,如图2所示。 三、制度经济学与传媒改革 如上所述,“制度的灰色地带”就是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是否利用这些相交部分以及利用多少,是判断保守型企业家和积极型企业家的标准。保守型企业家希望制度制定者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划分的很小,尽量减小制度边界,少用或是不用相交部分;而积极型企业家恰恰相反,他们会积极主动的影响制度制定者,将网格尽可能扩大,加大相交部分的面积供其利用。 既然传媒产业具有经济属性,是国民经济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也适用于它。如何利用这些相关理论解决困扰传媒发展的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宏观整体上积极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带”,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国家发文规定不得进行的活动不进行,但是如果没有明确说明的,还是可以尝试。 例如,湖南卫视举办的活动“超级女生”。国家广电部没有相关文件说明不得举办此类节目,湖南卫视就打擦边球,不仅上节目,更是将节目大众化、平民化、娱乐化,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得到广泛“克隆”,以致节目在发展中走形,出现了一些低级化、庸俗化的东西。于是广电部在2007年初发文,严格审查此类节目的举办权。或许还有电视台期望在2007年可以举办类似的节目活动,但是广电部的政策制订者们早已将这一类行为空间中的网格细化,使得制度边界变小,缩小了“制度的灰色地带”,那些保守型的传媒企业家们也只有望“格”兴叹了。 再看看传媒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对传媒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没有稳定的资本运营,传媒业就无法做大作强,无法与国际上的大型传媒企业集团抗衡。目前我国传媒资本市场上存在着几大缺陷,首当其冲的要算是结构缺陷。我国传媒资本市场总体是“权力嫁接”,而非“资本联姻”。传媒企业要想得到资金发展,就必须首先得到行政权力的许可,方能合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这使得一些省级、国家级的大型传媒企业比地方上的小传媒企业更容易得到发展资金,人为地使传媒资本市场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在股票市场上,规定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权不能流动,这使得上市传媒股本结构行政化,难以按市场信号和市场规律运营。深沪股市上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苛刻,将许多中小媒体挡在资本市场外。 既然政策如此规定,那么就要积极寻找“制度的灰色地带”。除了规章制度中明确说明的涉及到传媒政治属性作用发挥的领域外,其他部门,如节目的制作、播出、售卖等环节都可以吸纳民营资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时,传媒业都是以现货交易为主。这里也没有制度规定不准进行交易形式的创新,所以可以考虑传媒期货交易的可能性。再者,目前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是否可以应用到传媒产业中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这些方法和手段都是建立在对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即制度拓扑模型中的制度边界扩大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小方格较为稀疏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是站在制度的利用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 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其与制度利用者的立场刚好相反,他们要做的是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由稀疏变得细密。这样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就变小了,即制度的边界就变小了。如图3、图4所示: 我国的传媒业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清,国有资产出资人缺失,所有者缺位,管理层缺乏长期激励机制。我国媒介机构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作为人民的人行使剩余所取权,同时作为媒介经营者的委托人,行使监督权和管理权。这样,我国媒介机构的所有者实际上处于一种虚拟状态,而委托人和人却呈现出身份重叠的现象。媒介制度的制定,就是要消除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在媒介机构的行为空间中,要将原来松散稀疏的方格细密化,就是要根据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将存在的网格再次细分,形成清晰的委托关系,从而彻底弄清媒介产业的产权、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使制度利用者没有多于的制度边界可以利用。 可以将媒介的委托分为三步。首先,是最高层即政府间的委托,这是国家权力机构对媒介管理权、选举权等权力的高度控制,此时非国有资本除外。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与政府的管理部门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其次,是基层政府通过对媒介财产管理等手段将政府意志设定为舆论目标,通过媒介机构实现,这称之为政府与媒介间的委托。由于法律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主管部门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所以按照《公司法》要求把企业的控制权委托给企业的董事会,于是出现了这第二步的委托关系。最后,是媒介内部的多层委托关系,经过第二步关系后,董事会再按照法定程序委托职业经理人对媒介运营进行监管,从而形成了媒介组织内部委托。这样,国有媒介的委托关系就成了国家――政府管理部门――董事会――经理人的三重格局。 经过委托关系将媒介行为空间的网格细分后,国有媒介的出资人缺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即参照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办法,由各级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媒介出资人职责或是政府成立专门的特殊法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媒介产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明确了出资人地位的前提下,再根据可观测到的有限信息来激励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使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函数一致。对于普通的媒介工作者,一般主要采用物质激励约束,对于媒介的组织管理者,通常采用精神激励约束和控制权激励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在控制权激励约束中,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激励约束往往会给媒介管理者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使媒介管理层体会到除薪酬外的其他长效激励。这样就有效地减少了媒介制度的灰色边界,可以建立高效的媒介公司治理结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 传媒经济学论文:从传媒经济学看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 数字移动电视是采用了先进的数字电视技术,通过无线数字信号发射、地面数字设备接收的方式进行电视节目传播的。观众可以在其有效覆盖范围内任何安装了接收装置的公交车、出租车、轮渡、轨道交通等移动载体中收看到移动电视画面。 公交移动电视作为数字移动电视中的一种,它是借助公交车的载体平台而存在的。2001年2月,新加坡TV Mobile首次在巴士上安装了数字移动电视。而上海于2002年10月开始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服务。随后湖南、北京、江西、河南、南京等二十多个省市也陆续在公交车上播放移动电视。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成为当前车载数字移动电视发展的主力军,在公交系统上大显身手。 公交移动电视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传播现象,它的盛行符合传播的时代趋势,并且它同时具有大众传播和分众传播的特点。但公交移动电视是怎样产生的?从媒介经济学的原理这一角度来分析,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与发展存在着多种动因: 1、供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是两个重要的经济范畴,供给是指生产者向市场提供的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它是实现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或前提;需求是消费者根据其购买能力向市场提出的对劳动产品或劳务的需求,它包括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两种类型。把供给与需求理论引入电视领域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二是电视节目已经走向了市场。目前我国虽然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但是电视节目的商品性已为人所共知。特别是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更加是市场规律特别是供需原理作用的结果。 在传媒市场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消费者,也就是受众。所谓受众需要,即受众对信息、知识的不满足感和必要感。而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正是随着目标受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律的变化而变化,跳出了与传统电视媒介的竞争蓝海。媒介形态的多元化格局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受众不仅能够在自家客厅观看电视节目,在乘坐公交电视的路途中也能观看到精彩的电视节目。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于信息缺乏的焦虑感是无时不在的。对于这样一个存在巨大需求的消费群体,供给方公交移动电视便产生了。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呈现出领先性、多样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 2、资本的逐利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劳动力和成熟的产业运作经验的支持,工业文明已经积累的大量剩余资本继续寻找新的投资热点。根据国内学者的估计,2008年我国文化市场有上万亿元的市场容量。巨大的市场容量就意味着客观的产业利润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移动电视作为高速看涨的拥有高投资回报率的媒体,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剩余市场空白点,吸引了众多资本的目光。以业界翘楚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大股东分别为东方明珠集团与上海文广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一个是资本运作的先行者,一个是重量级的内容制作商。这样的强势组合,可谓如虎添翼。 3、资源的稀缺性。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由于稀缺性的存在而产生的。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总是不足的。经济学上所说的稀缺性是指相对的稀缺性,它所强调的不是资源的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说,相对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再多的资源也是不足的。 在传媒产业中,受众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组成部分。受众的注意力一向是众多媒介追逐的对象。而显然受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公交移动电视的及时出现有利的填补了这一注意力缝隙时,公交移动电视已经能在受众注意力这块蛋糕上分得属于自己的一块了。截止到2007年7月31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收视终端32,000个,日均受众规模超过1056万人次。其电视终端已广泛覆盖上海8000多辆公交车,90%以上的公交线路,每天受众到达人数为889万人次,受众日均乘车45.9分钟。种种数据表明,新兴的公交移动电视正以迅猛的态势来到媒介生态圈中。新兴电视媒介公交移动电视所占有的媒介接触点与传统电视媒介相比,其受众接触的时间、地点、情景和功能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定位于差异化竞争的公交移动电视从诞生之初就拥有了先天优质的注意力资源。公交移动电视受众接触点的时间分布已经不再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黄金时段”。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调研结果显示:早晚的下班高峰期,公交移动电视拥有不同寻常的“黄金收视率”。因此公交移动电视有效的利用了传统电视媒介难以覆盖的主要时间缝隙,提高了节目到达率,占据了基数可观的注意力资源,展现了公交移动电视蓬勃的生命力。 在中国,公交移动电视已历经数载,随着以技术为核心的诸多条件的日益更新,公交移动电视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关研究数据表明,2006年至2008年,我国移动电视市场的平均增长率将超过50%,预测在未来的3年至5年内,公交移动电视将至少占据全国300多亿元的广告市场份额。可见公交移动的产生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丰富了媒介生态,开辟出了新兴媒介产业发展的另一片蓝海。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06级研究生)
新经济学论文:产权新经济学制度 摘要简要论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引出产权研究,并着重论述了产权研究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国企改革相联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新经济学论文:新经济学货币 世纪的今天,经济的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网络的产业化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在包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人的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看来,四个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是不能同时达到的。但是,在今天时兴的新经济中不可能变为了可能。而在现代中央银行都将这四个目标列入基本的货币政策目标中。这也使得央行的职能和运做方式需要进行变革,以适应现代经济的"新"。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新经济下金融产业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合并,纽约、日本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联合体和纳斯达克市场的迅猛发展代表了这一趋势。对于那些未参加联合体的证券交易所来说,肯加入其中的肯定是一些经营绩效不好的企业,这就会造成这些市场中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它们也会努力加入到合并的行列中,现在拉美很多国家的交易所也正在考虑合并的前景。我们国家也在积极策划沪市和深市的合并计划。 我个人以为中国政府在策略上很多地方都考虑周全,可是实效却未必很好。例如,货币政策上收效甚微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许多人认为的单纯模仿美国,而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状况复杂。按理说,中国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就需要减少税收,但是税收少了,国企改革怎么办?社会安定如何解决呢?而利率一降再降也没有拉动需求,就在于收入预期不高。对于此,中国股市的政策市连连上升,以财富效应拉动需求,但是效果也不理想。一级市场常常冻结大量资金,而二级市场又往往是庄家搏杀散户的地方,君不见十年股市,多少违规大事,多少诸如苏三山,琼民瑶的"地雷"让散户撞上,而碰到管金生这样的嗜好赌博的大机构者,创造"三.二七"事件,也只好自认倒霉了。不过我们也欣喜的看到中国股市正向理性投资的方向转变。所以面对新经济,考虑这么多的货币政策取向都不是根本的关键,关键在于从制度上创新,改变我国经济结构,改变如经济学家杨小凯所提及的缺乏制度改革的"后发劣势"。 新经济学论文:浅析新经济学的国企改革 摘要:文章论述了产权研究的内容,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关键词:产权研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一、研究产权制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权利”。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获益和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由此,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通常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许多“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其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其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监督的激励降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高,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是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进行考虑,因而国有产权下产生的外部性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问题,并选择其认为能使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具体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由其个人来承担,因此,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激励对资源的更充分有效利用。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不但能克服很多外部性,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针对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低效率是很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然而我国特殊的国情,又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国情,有的放矢地进行国企改革。 二、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地、一味地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必须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存在着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的严重问题,只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还不明确,以及这种明确的产权该有什么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不确定。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相信在产权结构多元化、产权主体独立化、产权运作资本化的进程中,我国国企产权改革必将探索出更为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产权改革道路。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推动力。 新经济学论文:跨区域银行设计新经济学的角度 摘要:2009年银监会下调城商行异地市场准入政策,从而加速了中小银行的跨区域经营热潮。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是跨区域发展的中小银行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入手,提出中小银行在跨区域经营的组织架构中,既要实现垂直向下的部门一体化,也必须相应提高分支机构的管理边界,从而减少内部摩擦和交易费用,提升效率;通过比较当前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分析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架构与管控模式。 关键词:中小银行;组织结构;交易费用理论 跨区域经营的中小银行①是指中小银行突破自身所处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的限制,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经营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本省范围内不同城市间设立分支机构,另一种是跨省(区)、直辖市间的发展。2006年,监管部门《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为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2009年监管部门调整了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银监会也提出中小银行发展的四个方向,即成为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以及专业化银行,这为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因此跨区域经营已经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42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9%。其中,实现跨省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2家,占总数量的22%②。 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如何调整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又是所有中小银行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针对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主流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最后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效率的角度,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研究的新视角: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最早由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是指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发现贴现价格以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因此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Coase还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与企业的边界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即“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础上,将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④。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好还是由科层组织好,取决于交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综合考虑。其他条件不变时,资产专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场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优势就越不明显,因此交易就越适合由科层⑥来组织;反之则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交易就适合由混合形式(hybrid)来组织。而科层能够取代市场,是因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市场制度相比,内部交易者通过机会主义倾向以牺牲企业的整体利益来满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机会主义的动机也因之削弱;与内部组织相关的各种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审核;内部组织拥有处理争端或纠纷的优势;内部组织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Williamson进一步在《市场与层级组织》一书中,将组织结构分为U型、M型和H型三大类,与U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权,与H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中央调控,他认为从U型H型M型⑦的演变过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组织变革。 二、中小银行的组织架构及其跨区域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实质上是针对业务模式转变的自我调整,美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变化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轨迹,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最初银行业务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动,存款规模对于商业银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规模优势的效应使得银行不断扩大经营网络,最终对业务规模的追求使得总分行制出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金融脱媒,以及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的业务模式从以规模为中心转向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组织架构也由规模为导向的总分行制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事业部制转变;客户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断深化,从而使银行的产品开发和金融方案设计重要性突显,因此以产品为中心的事业部制出现;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体化使银行业务全球化,原有的客户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下管理半径太大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将地区事业部和客户产品事业部有机结合,矩阵式管理架构出现。 反观国内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大致遵循了上述的变化轨迹:总分行制事业部制矩阵式。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一般意义上的总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银行采用完全意义上的事业部制架构,其余的商业银行只在部分新兴市场业务或产品领域,如信用卡、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采用事业部制;真正意义上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在国内商业银行还处于摸索阶段。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总分支行组织管理架构,只是在某些部门的设置上采用了事业部制,以及个别业务领域采用了矩阵式的管理手段。自从2005年上海银行设立异地分行以来,中小银行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径的逐渐加大,使得总分行间的管理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众多中小商业银行实行总行集权的总分行管控模式,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以及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集权式的管控模式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统一评审机构导致风险认定存在歧议 许多中小银行只在总行层面设立独立的风险评审机构,实施项目集中评审制,异地分支机构的项目必须由这一评估机构统一处理。原本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风险控制,防止分支机构出现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的逆向选择,但却无法保证远离企业所在地的评审机构对异地项目风险状况的准确掌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评估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异地分支机构的贷款项目风险,最终造成分支机构的项目难以通过,业务拓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业务领域的开拓出现了逆向选择,即中小企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得远离该企业所在地的评估部门无法把握其风险,因此中小商业银行极力推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无法顺利开展,分支机构更多地将目标锁定为大中型企业。因而,采用这一组织设计的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经常出现分支机构与评审机构的矛盾,增加了内部交易费用;同时也使得银行的中小企业开发战略无法获得推行。 (二)集权式管理使得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受阻 在跨区域经营中,由总行充当战略规划中心,对于分行的业务发展实施规划指导职能。国内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不尽相同,对身处其中的商业银行产生必然的直接影响。总行出于统一考核、计划指标等因素,对所有的分支机构采用统一的业务发展规划,结果造成业务开展难度大、成本高,创造的效益不理想,员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优势,削弱了分支机构开展业务的灵活适应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分支机构提出针对当地市场特征的业务计划,又难以获得总行的认同,需要寻求各种内部沟通渠道加以解决,如有些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会定期派项目负责人前往总部进行沟通,这事实上增加了银行总分行间的沟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实行集权式管理,当市场出现变动或机会时,分支机构需要向总行层层报批,难以及时做出反应,耽误了市场时机,使得效率下降。 (三)业务条线化管理造成条块分割、内耗严重 有些中小银行实行业务条线化管理,以加强总行对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机构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资源,才能具备与大型银行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当前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势。若中小商业银行过于强化业务条线化管理职能,不仅会削弱分行资源整合的力度,导致目标模糊、条块分割、组织内耗严重,难以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场开拓力度和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要求 中小银行在未实施跨区域经营时,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能型架构,但不同行业客户或不同类型企业客户的需求也千变万化,难以用统一的标准予以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银行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服务,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在跨区域中必须要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内部分工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以应对区域差别化带来的挑战。而中小银行的总部机构虽然初步建立市场营销管理体系,但对分行市场营销的整体规划、组织、协调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无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分行市场营销中出现的问题。 三、小结 当前中小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跨区域经营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是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既保持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管控,同时保证其快速发展壮大,又使得总分行机构间沟通顺畅、决策效率高,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这些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智慧的一个试金石。 新经济学论文:新贸易理论改制新经济学 摘要新贸易理论考虑了技术乃至制度对一国国际贸易的影响,但是其终究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作为出发点的。技术和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技术制度WTO后发优势 1新贸易理论对技术的探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也许产品周期贸易理论能给我们做出一定的解释。这种理论指出,发达国家开发创新产品首先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后者在进口这些产品并逐渐占有这些产品的生产,而发达国家继续开发并生产更新的产品,周而复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技术的模仿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注意到技术过时的速度较快,从而减少对学习活动的投资。技术模仿在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更进一步,发达国家促进创新的政策反过来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过程。 此时,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 虽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如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但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产要素及其积累的国家都有可能是低产出与低经济福利的国家,从而使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G·阿尔蒙特、P·鲍尔在研究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力量的强弱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强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贫困。 2.2技术与制度之争 关于技术和制度哪一个因素能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贸易获益,经济学界历来有争论。在中国,杨小凯、林毅夫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质上,他们双方观点的交锋点是发展中国家要取得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 杨小凯制度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且认为在进行较为容易的技术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术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后发国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生产要素的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达成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 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观点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并不关注技术还是制度谁更重要,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国际贸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样影响着技术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发优势及比较优势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优势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表明,就整体而言,先发国家由于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其制度变迁方式以制度创新为主,多为内生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大可以结合切身实际情况,大量借鉴先发国在制度变迁中的经验教训,其制度的生成多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盘的复制先发国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创新。 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国在制度上模仿发达国家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现象。这种制度上的搭便车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存在着巨大的有益的能动作用,体现在这种制度模仿不仅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又不会阻碍发达国家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技术模仿的是,发达国家往往愿意帮助和鼓励这种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的减少不同制度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从而减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贸易利润。 2.4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国对WTO规则制度的模仿过程。WTO首先属于一种多变贸易体制。而所谓贸易体制,就是国与国之间彼此发展经贸联系的某种制度性安排。而WTO这个贸易体制完全是由各成员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多变协议,既赋予各成员参与全球贸易及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又赋予各成员国政府相应的义务。中国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员国义务,争取其成员国权利,前提就是承认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这么做无疑是有好处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问题 无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是后发国,因而可以借鉴制度的规模效应考虑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模仿。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样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其进行的方式对一国的贸易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正是很好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会继续在长期内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不易优化,缩小经济发展的空间,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计划经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处去,走的是与先发国相似的制度创新的路子,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制度的变迁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自发演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等强制性的制度模仿过程正好说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渐进和激进交织的过程。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入世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终结。 应该说,不论是激进式的制度模仿还是渐进式的制度模仿,终究还是一种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旦条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仅仅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上,不仅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改革开放、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促使对外贸易的氛围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有强有力的保障。 4综述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技术上不断地学习创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鉴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取长补短,这样的“追赶”才能后来居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和全盘的西化是决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受国际通行惯例的制约更加明显,这既是我国技术学习、制度改革的压力,也是动力。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但是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手段和过程。 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模仿并不排斥创新,它们的发展有利于贸易的进步,反之,贸易的发展促进技术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整体的宏观上做出有利于技术和制度从模仿到创新的战略安排。例如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运行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将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和私人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会的共同利益,进而使创新活动成为内在的持续的过程。 新经济学论文:国企产权改制新经济学简析 摘要简要论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引出产权研究,并着重论述了产权研究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国企改革相联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新经济学论文:经济学下社会主义新经济的断裂与融合 一、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没有学说会凭空出现,经济学的产生都依托于一定的历史环境,通过对前人的经验和成果进行整合而得出的,而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和我国政治高度结合的经济制度,其来源除了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外还有现代经济学。 1.1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起源 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在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了中国的特色,让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们拥有了改变生活的武器。社会主义经济是发展的经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中的精髓,随着时代进步的同时也揭示了资产主义社会的不公平性,社会主义经济更多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前沿性,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看到更多劳动价值理论,甚至是商品的双重性,也正是这两类理论让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完全的站在对立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借鉴苏联的经验,但是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就将我国的主要力量集中到提高生产力上,所以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包含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但依旧以马克斯主义为主导的政治体系服务,我国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冲突,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太过于信仰计划经济,为了不走苏联的老路,我们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统一协调并没有问题。 1.2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现代经济学起源久远,学派众多,在发达国家存有大量此类的文献及报告,本文涉及的经济学是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以私有制经济为切入点,如宏观及微观经济学原理,垄断理论,包括关于此类的著作,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经济学原理》,现代经济学认为私有制才人类理想社会中最适宜的制度,亚当•斯密是世界上公认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高度总结,并提出了一套新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市场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微观经济学并不能解释日后的经济危机,此时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即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合二为一,这种混合的模式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特色,它虽然调和了各个经济学派之间的矛盾,但是也另经济上的滞涨问题只停留在表面。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断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均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原理,但经过后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却成为了两种差别巨大的研究成果,导致这些分裂的主要原因除了经济政治文化外还和其立场及研究方向,理论来源等有关。 2.1阶级立场及研究方向不同 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一直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发现了社会中的根本矛盾,而西方社会因为担心此类学说会影响到自己的未来,竭力打压此类学说,并通过大量辩护,以证明自己才是最优的社会制度。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经济更在乎人的发展,而现代经济学更注重资源分配。政治经济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此类学科的阶级性,当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那么经济利益也不会相同,对社会的看法自然也会不同,所以不同的阶级不可能用相同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参考,对其进行分析并得出了现代经济是人类社会过渡的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和其局限性,从这两点看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完全对立。 2.2理论来源与理论基础的不同 二者均起源于古典经济学说,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二者分道扬镳,各自开创一片天地,社会主义经济更注重唯物主义辩证,而现代经济学则试图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是伴随人类而生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经济代表的唯物主义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最高级,是揭示人类世界运行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类理论是总结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而得出的,批判的接受了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其理论基础也来自于上述原因。同时社会主义更注重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生产这一行为赋予其独有的地位,跟资源分配同等的地位。现代经济学其理论来源自丰富的文献,现代经济学更偏向于向世界证明其合理性,未来性以及稳定性,西方学者们试图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来证明现代经济学是人类唯一的发展路径,而且他们将古代的封建制度和君主制度看成是不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将社会主义提倡的人性视为异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多种多样,多个学派之间研究侧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一直致力于研究国家财富的积累,而马歇尔则注意消费和需求,凯恩斯则将现代经济由微观经济引向宏观调控,在经济研究者眼中经济所研究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如何分配资源。 2.3分析的研究的方法不同 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更多的谈及整个人类社会,而现代经济学更多的是在研究如何分配资源。从理论经济学来讲经济学的某一部分并不具有社会阶级意识形态,它是一切经济学的基础,但是将经济学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后就出现了分歧。这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科学体系,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辩证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利用大量的分析数据建立起自己的基础,从数量分析,案例分析,统计数据分析中得到数据,并根据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进行经济验算。而现代经济是哲学的类的科学,其以实证为基础,更注重逻辑,以前人的经验,逻辑为研究方法,现代经济更加抽象,更注重某一领域的问题,西方的学者们不针对群体,而是注意个体的资源分配,现代现代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将亚当•斯密的理论分化,弱化,取其中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和分析,来建立现在的经济模型。 2.4发达国家主义经济在我国断裂的原因 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在我国断裂最大的原因是我国对经济学的理解暂时停留在表面,大部分只从表面上去理解,从而对现代经济学产生排斥心理,同时在我国人们对经济的理解超越了客观,但是生产力却没有跟上人们的认知水平,人们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极度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则造成了我国经济短时间停滞,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重视也超越了我国现有的资本累计水平,这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盲目的推崇和盲目的排斥都不适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为何我国的学者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制度融合找出一套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原因。 三、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融合的原因 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均是事物的发展和运行,都试图解释规律和变化,同时二者的起源相同都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熏陶,辩证的继承了其中的精髓。我国在提出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尤其是我国提出了市场经济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进行了反思,开始将别国的经济制度资源配比融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及满足人与物质需求,在满足人与人的需求,这样就相当于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这也说明,理论必须要与时俱进才能和不断发挥作用与社会相适应。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一般而言,一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是一定的,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却不是很明显,我们应将视野放宽,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现代经济学中有关就业理论研究的成果,解决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社会主义新经济学的特点 我国的特色主义经济是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延伸,它具有发达国家的经济特色,也有“社会主义”这一亮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跟我国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而为了发展这一特殊的经济制度,在体现出社会主义经济人性化光芒的同时,利用现代经济制度带动企业的活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经济制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我国近几年所凸显的弊端也和现代经济学有关,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腴,也不仅是精神上的丰腴,不是要求民众去信仰,而是让民众及使没有信仰也能利用现有的资源让自己过上富足的生活,是一个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耕者有其田,游子能归家的大同社会。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要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中的精华,让这二者更好的去诠释我们社会中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是一种注重研究总和的经济,是以全体为标准来衡量价值的经济理论,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则注重个人价值,机制调配,社会主义经济则是将二者融合,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来分析社会的长期发展趋势,而现代经济制度则能成为成为分析工具,二者相辅相成,互补性十足。社会主义经济其本质是一个对话类的文明,这也说明了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制度,它不是封闭类的,它将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它不仅着眼于现在,它将人们的长远利益和局部利益统筹兼顾,它更多的思考着全体人类,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它强调分配主义,坚持按劳分配,合理的拉开人们贫富差距,促进工作效率和产出,促进人们的共同富裕,和现代经济制度一样,中国所采用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仅是依靠着马克思主义经济,还有中国千年不断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延绵千年的国家,而社会主义经济则将中国文明从水火中救了出来,生生不息的经济和延绵不断的政治是我国最主要的经济特色,唯有建设一个均富的国家才能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构成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框架。 五、结语 社会主义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在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要注意现代经济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对这部分进行分析批判和借鉴,一边借鉴其来丰富我国的经济,另一边则吸取和借鉴现代经济学曾出现过的错误,借鉴的本意是以史为镜,是批判的接受,以此来以长取短,这样才能正确的吸收现代经济学中的精华,并以此来发展属于我国的经济理论,从现代经济经济的不足看到我国经济的不足,避免我们发生同类错误。 作者:许巍 单位: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新经济学论文:互联网时代下新经济学探讨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创新了传统经济的营销模式、营销策略、交易模式及宣传模式等,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革,也为摘要: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高新科技,互联网就是其中一种。互联网在近几年间发展迅速,当代经济也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由于互联网的种种优点,其已被运用到各行各业中,行业中的交易方式、经济活动都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及发展,从而活跃了我国当代经济市场。本文就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当代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并且对经济的发展也作为思考,分析了当代经济的发展趋势,以满足目前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形态。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新经济学;发展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创新了传统经济的营销模式、营销策略、交易模式及宣传模式等,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革,也为我国企业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要看清方向,深入研究如何能够突破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挑战,把握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机遇,从而创新出全新的企业发展理念,使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发展的变化 1.创新了传统的销售模式 我国传统的经济交易模式使用的实体店销售,销售的物品较为集中,实体店重视的是店面的装修和物品的品牌形象。实体店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顾客,老板对店面的宣传主要有三个途径,其一,就是成本较高的报纸宣传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投入资金较高,但是效果也是最为明显的;其二,就是通过制造店面广告及海报等形式对店中的商品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模式有局限性,那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其三,顾客与顾客之间的传播,这种相比前两种具有实用性,它是以产品的质量及店员的服务质量为基础的,与客户的意识有较大的关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就创新了这种营销模式,扩大了商品销售的范围,并且没有局限性,顾客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等的限制挑选商品并且进行交易,还可以对多个商品及商家进行选择,销售方可以根据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周到的服务,提升顾客的满意度。互联网时代也创新了传统的宣传模式,可以使用微信、网站、微博等多种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其成本少,效果良好,使企业中商品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及销售。 2.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是对商品的生产、定价及销售重视,在此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企业内部都要进行协调,运用自身的资源使企业可持续发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商品的更新也越来越快,顾客以不满足传统的消费模式及消费欲望,这也就要求企业要对产品的生产进行创新。另外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中,产品的销售大多以网店为主,商家及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进行沟通、交流和交易,这就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节约了商家的成本,使消费者可以更好的进行购物,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3.提高了行业的竞争力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注重内部的合作,要求企业经济组织集中化。在互联网时代中,重视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及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互相合作,经济组织离散化。在商业合作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这样可以调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及信息等,是降低商业活动的成本,提高商业活动的利润。通过以上描述可以了解到,在互联网时代下,经济发展的核心可以得到实现,完成商品的交易及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我国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挑战 1.协调全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问题 目前在全国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方面还存在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好,西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弱。所以当代互联网下的经济发展,要规划全面,根据不同的产业进行推进。另外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当地政府及政策的支持,当地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和推广人民创业,并且对创业及就业给予支持,使企业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得以解决。 2.电商企业及物流企业的问题 首先,我国的互联网产业的集聚模式正处于初步阶段,比如类似58同城及拓维信息的一些互联网企业,但是并没有国际化的领导企业,并且这些企业有一半都在深圳及北京等一线城市中,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远大的发展目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产业优势,使互联网产业都可以实现全面发展。另外,不少传统企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正在找融合点,各企业在线上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线下,但是还是缺少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品牌。由于地域的差别,微商分布在不同地区,但是一些中小企业或者农村没有正确的电商认知,并且没有专业的电商人才,这就使得这些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 三、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机遇 1.创新传统的经济局面 相对于某些西方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较为缓慢的,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个人贷款问题及贷款高利息等问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解决这些问题只靠银行是远远不够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我国政府及领导的监督和管理下,在金融方面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包括融资渠道、信贷资金及降低贷款高利息等问题,创新了我国传统的经济局面及结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创新我国产业的发展模式 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迅速,互联网的智能控制系统、新型传感器及自动化生产线再一次创新了产业的传统生产模式,使其逐渐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趋势发展。在此基础上,互联网技术还创新了传统工业的设计理念及销售模式,虽然对整个生产链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是基于此也实现了生产链的创新及完善。从产品的原材料、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方面,都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目前我国产业的发展也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在此过程中也衍生出了全新的产业服务形态,并且创新了产业群,扩大了生产型的服务业务。比如一些柔性化的“互联网给+制造业”,创新了传统的制造模式及融资渠道,在企业服务、发展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从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将来还会有智能化工厂及企业不断出现,智能制造将会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潮流。总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及机遇。 3.提高了我国经济实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活力,使我国经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形势中。根据经济发展理论,发展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要想能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依附先进的技术,这样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有足够的资源,互联网也突破了传统经济发展问题,使这些资源可以得到合理运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 四、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对人民的生活、社会发展、国家的进步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互联网时代创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所以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遇,突破挑战,为我国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作者:罗可夫 单位: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 新经济学论文:十二五的新经济学理论思考 财政赤字——华盛顿共识是否适合中国 十二五规划在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大背景下开始实施。目前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严重,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在国外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除,部分国家又陷入经济严重衰退的泥潭之中。中国的经济布局从何处着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整体良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部分学者甚至借用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利无害,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具有成熟的经验,面对目前暂时的价格上涨趋势,决策者不能谈虎色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如果不尽快治理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将很快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价格的不稳定会导致疯狂的投机性购买,而投机性购买会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失去国家信誉之后,整个国家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来看,这场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是学术之争,或者说是经济对策分析中产生的分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理论缺陷。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是政府编制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收支平衡的问题,决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转型国家尝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的规模,拉动经济的增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为了重振经济中央政府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减地方政府提取财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的财政开支,千方百计地通过土地经营、城市经营攫取财富。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大型工程项目,轰举借债,结果导致中央财政预算出现了庞泰的赤字。为了说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财政预算,国务院负责人不得不反复重申,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是暂时性的,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政府将不断地减少财政赤字,重新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财政一直是“赤字财政”。财政赤字非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财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债务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债务主要来自于银行的借款,而中央银行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看似相对分离的关系,实际上是紧密的关系。中央银行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通过发行钞票弥补亏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庞大财政计划,则进一步增加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压力。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剧。所以,国内实行的赤字财政预算,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来看,我国实行特殊的外汇管制政策,外贸企业收取的外汇必须存人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收取外汇之后,必须释放大量的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市场人民币的流通量,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些学者指出,通货膨胀问题是一个货币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货币问题只是表象,而根源则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外汇管制措施。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货币信号出现了问题。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央政府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人们宁愿抢购商品房,也不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市场主体宁愿囤积居奇,也不愿意增加消费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 打个比方,中央政府通过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试图直接调控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是价格,货币发行量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就越快。当中央政府大量发行货币,试图提高自身宏观调控能力的时候,市场已经作出了非常灵敏的反应,市场主体通过购买实物资产,抵消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损失。 预期性定价——市场主体的应对之策 不仅如此,在生产流通环节,市场主体发现价格正处于上升的通道,于是,他们在制定价格的时候,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预期性定价”策略——在制定价格时一步到位,通过大幅度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减少由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预期损失。这种“预期性定价”不仅加快了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而且导致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彻底失灵。生产流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只能根据传统的经验加上通货膨胀的预期因素制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定价策略,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达到失控的状态,消费品的价格指数上涨已经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根据有关统计,2006年消费品价格指数控制在3%,2008年控制在4.8%,2009年控制在4%。2010年的预期目标控制在3%,但按照目前的势头,2010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可能要超过4%,甚至有可能超过5%。 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将会成为未来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目标。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轻微的通货膨胀比如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左右,可以鼓励人们消费,从而刺激生产,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曾经一度被中国经济学者奉为经典。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确出现了通货膨胀上升的势头。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通货膨胀高达5%左右。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国际外部性”——通过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导致国内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美国政府采取非常特殊的贸易政策,那就是通过增加进口,大幅度地抑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价格,然后将通货膨胀造成的后果转嫁到消费品出口国。美国当前就是采用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太规模发行美元货币的同时,通过提升外贸增长速度,保持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基本稳定,把国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巧妙地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缺乏这样的国际贸易条件。中国的人民币不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中国的外贸出口政策受制于西方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外贸输出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正好相反,只能通过贸易输入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量发行美元货币,国内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而中国千方百计地抑制通货膨胀,国内消费品价格却不断上涨的原因所在。 对付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但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直接受到损害的恰恰是那些中小投资者和普通老百姓。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就意味着他们的融资成本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减少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提高。普通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货币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而相对保值,但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则有可能会使他们的就业乃至生活面临新的压力——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资源处于流动的状态,但是,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资源流动的速度会相对放缓,普通消费者的机会成本相对减少,就业和生活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可以这样说,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最先受到损害的可能恰恰是中小投资者和普通消费者,他们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这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此,在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决策者必须充分意识到,此次所面临的问题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所面临的问题迥然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匮乏型”通货膨胀,在整个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现在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剩余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调控不当,有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严重失衡,部分消费者陷入绝境。 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财政政策,对赤字财政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很有必要。西方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建立在信用经济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不仅强调消费信用,而且强调政府信用,政府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信用的具体表现。政府通过发行国债,鼓励超前消费,不仅可以兑现政治承诺,取悦于选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储蓄经济。中国人强调量入为出,强调平衡的财政观念。如果盲目的东施效颦,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在整个社会信用严重不足,政府权力不受管制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失控。 储蓄经济学与信用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储蓄经济学是一种稳健的经济学,它强调政府必须对居民负责,对居民的存款负责。居民将自己的收入存入银行,银行用稳健的投资理念,引导自己的投资行为。政府的信用表现在公共财政政策方面,就是要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决不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实施赤字财政预算政策,通过大举借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导致政府财政信用彻底崩盘。不仅如此,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征收银行存款的利息税,拼命地驱赶普通居民在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果导致整个国家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 在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快速增加,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没有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种“货币化”增长,不仅导致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信用彻底破产,结果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用。土地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国土地国家所有,土地的有偿转让,使得土地的货币化交易很快形成。在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取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通过炒作土地价格,获得了巨额财富,可是,普通消费者作为国有土地的主人,却不得不承受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这样说,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化,使得中国的财富分配彻底失衡,社会矛盾空前严重。正是看到这一点,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试图以房地产宏观调控来解决我国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结果导致房地产市场成为引发社会经济问题的导火索。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理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辉煌的十年。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财政包干体制,有效地约束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在经济条件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各行各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的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逆转,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分配结构,恶化了地方财政状况,而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导致中央财政不断扩张。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财富观念,也改变了中国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使得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资源几乎在顷刻间成为他人的财富。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当我们奉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上从来都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开放的贸易体制。从表面上看中国享受着庞大的贸易顺差带来的货币富裕,可是,在波诡云谲的世界金融市场中国却不得不承受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空前压力。这是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发展思路,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华盛顿共识无处不在。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既包括完全开放的贸易市场,也包括相对自由的金融政策。华盛顿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乌托邦,但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国政府决策者既是营造乌托邦的梦想家,同时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者。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制与相对封闭的行政管理体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空前的难题。现在,我们必须追问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究竟呈现怎样的形态,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管制是否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寄希望于建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可是另一方面当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又希望政府出面力挽狂澜。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然会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而政府权力的不受节制不但会导致市场经济信号彻底失真,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改变了市场资源配置结构,从而使整个社会分配体制更加不稳定。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信用经济学理论,催生了一大批经济政策,包括赤字财政政策。中国一方面采用储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却长期实行赤字财政,这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居民的储蓄存款越来越不值钱。这种以损害中下层普通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 现在社会各界面对政府捉摸不定的财政金融政策,正在寻求自救的良策。所谓“预期性定价策略”,只不过是生产经营者减少政策成本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它同时还是一个兼顾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假如仅仅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而大量发行货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到“悲惨性”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整个国家经济失衡现象就越严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财政与中国的金融之间存在着“直通车”——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之间的关系,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钞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都会使普通居民付出惨重的代价。西方国家财政与金融之间关系,是一种相互分离、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发行国债,敦促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当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超量发行货币购买美国国债,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联储主席不懂经济,不懂货币,只懂得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这说明在美国由于特殊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美联储在货币发行的问题上,不能只听命于美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的需求,考虑到本国投资者的利益需要。这种相互制衡的财政金融体制,既可以确保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有所收敛,不能滥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又可以保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配合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能无节制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体现在宏观调控之中,就表现为美国财政部和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财政金融体制,它确保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又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国的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金融管理机构与财政管理机构不存在任何的压力,他们既不需要对投资者负责,同时也不需要对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负责。正是这种特殊的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使得中国宏观调控始终处于一种令人担心的状态。人们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灾难,也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经过严密的论证之后,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坚持数千年来形成的量入为出财政观念,还是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信用经济理论,积极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张政府财政信用,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储蓄经济学理论是否过时,在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过程中,是否应当鼓励居民适量储蓄,建立稳定的家庭收入结构。 第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化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应当把公共资源集中在工业部门,通过优先培育大型城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到生产要素配置领域,中国的工资增长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是否会出现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幅度转移劳动力的长期阶段。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究竟是应该向城市倾斜还是应该向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倾斜。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鼓励农民进城,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造城”,实现中国的城镇化。 第四,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是否应该加快步伐。现有的分税制结构是否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五,中国的货币政策与中国的财政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是应该优先利用现有的货币资源,还是通过发行钞票解决政府投入资金问题。金融监管部门如何将超量发行的货币及时回笼,在不伤及无辜居民的情况下,尽快地控制通货膨胀。 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或许能够形成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一些经济学者不承认在西方经济学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学的时候,包括印度学者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社会转型时期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他们以自己的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实践,以发达国家的改革实践丰富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关注现实的经济学发展思路,值得中国的经济学界认真反省。 崇洋媚外不会产生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妄自菲薄不可能产生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学观点。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定要挺起胸膛,扪心自问,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自己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新经济学论文:新经济学下教育模式的对比 一、中日法学教育模式概观 (一)办学体制 中国目前法学教育体系最为复杂和混乱,多层次(从专科到博士)、多机构(从普通高校到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司法行政学院、电大、党校以及民办高校)、多渠道(正规的普通教育与非正规的成人教育并存)、多性质(公办与民办并存)、多导向(普通教育、专业学位教育、在职培训)[1]。 中国法学教育以公办高校为主,多种办学形式并存。民办高校为数不少,但无真正意义上的私立高校,大部分依附公立高校以二级学院形式存在。 日本法学教育体系层次清楚,重点突出。 主要教育资源投入占主体地位的全日制本科生培养,教育机构与渠道主要集中在普通高校的正规教育。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衔接,法学院系负责素质教育,法科大学院连接国家司法研修所负责职业教育。官办大学、私立大学二元体制并存,各有千秋,互成均势。 (二)管理体制 中国高校办学自主权不大,从招生、课程设置、培养方案都受到一定限制,管理机构庞杂,泛行政化。条件不足的高校唯有墨守成规,只求保住办学权,条件较好的高校则在现有体制内小修小补,无力作根本变革。 日本实行国家指导下的大学自治制度,高校的设置认可由国家依法掌握,大学设置标准和教育质量评价由民间机构负责[2]。各高校在学制、课程、招生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且管理机构简化,教授治校原则落到实处。 二、模式演进中的知识传承 知识通过社会内部不断的试错过程而务实演化,知识演化有赖于环境的稳定。人类知识的演化大部分不能归功于突发性的重大创新或革命,而应归功于广泛而渐进的适应性变革。知识分散并保留在千千万万人脑中,知识的传承需要环境的大体延续,有关法学的非可言传知识对制度环境要求则更高[3]。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肇始于清末,纵观近现代法学教育发展史,可谓三部曲:清末民初大泛滥,建国初期大萧条,改革开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泛滥,质量低下,后经民国整顿,形成官办公校、优质私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各校应时而变,先后学习风格迥异的大陆法系(尤以学习日本为甚)、英美法系的教育模式,一时出现了“南东吴,北朝阳”的私立法科名校。建国初期,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改造、清除旧司法人员重建司法队伍,引进苏联模式,又经院系调整,以政法教育代替法学教育,直至以政治运动取代政法教育[4],中国一度进入法律虚无时代。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犹如民初大泛滥:公立高校大上快上法学专业,知识基础几乎一穷二白,私立高校几经涤荡,肢解消失殆尽,大学自治精神难以复归。知识赖以传承的制度环境不复存在,头脑中内含法学知识的法律人被扫地出门,法律职业共同体无从形成,有关法学教育的非可言传知识从此断绝。法学一跃为“显学”却割裂历史、缺失灵魂。 日本法学教育模式历经缓慢演进。日本私立法教育源远流长,其不但引发近代教育的产生而且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私立法校既是自由民权运动的载体,饱含强烈的在野精神,又是日本法治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引领时代潮流[5]。日本私学甫一开始便有强烈的独立性、民间性、自治性的品格与灵魂,虽经政府政策统合,屡次整备,但未经大起大落故能顽强生存,独立精神弦歌不绝,知识基因得以延续传承。日本早先的私立法律学校发展成今天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如明治法律学校为明治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为早稻田大学前身,英吉利法律学校为中央大学前身),其学习、整合、继受外国法的传统一直未曾中断,对西方法学教育模式兼收并蓄,既引进英美的学徒制,又吸收了欧陆的合理主义理论教育方式[6],形成法学争鸣。 日本法律共同体亦在不断变迁中逐步形成。既有启蒙思想家、在野的自由民权者举办私校,又有在职法务官僚举办官学,两大阵地交相传播法律思想与精神,法律知识得以扩散、传承。 三、模式运行中的内外制度 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演化的规则,外在制度是外在设计出来并依靠政治行动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制度一般都包含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内在制度的惩罚一般是分权化的、自发的社会反馈,而外在制度的执行一般通过正式的、有组织的机制[3]。实践中,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灵活转换,外部制度能为内部制度演化提供保护与支持职能。 中国外部制度设计者对法学教育模式的设计主观性强,长官意识浓烈,而国家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因专家委员临时性、分散性、从属性故而影响有限。当局设计的制度追求广覆盖大一统,从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模式都整齐划一,导致千校一面甚至千生一面,完全忽略大学分层带来教育多元化、培养目标多元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多元化以及国家和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多方面、分层次、多功能[7]。又因缺失正式的、有组织的惩罚,外部制度得不到有力执行。尤为严重的是,上层管理者无法关注到基层有益的内在制度,不能将其及时转化为可推广的外在制度,加之外部制度供给缺位,不能很好地保护、培育、支持、补充内在制度。 中国内部制度因历史断层频繁,外部制度保持压制态势,长期缺乏渐进演化的环境,内部制度一直未能成型。各高校竭力迎合上层统一设置的条条框框,未办法学专业者冲刺最低门槛,谋求办学权,已办者瞄准官方评估最低标准,但求合格过关。各高校法学专业坐享人口红利,暂无招生压力,跑马圈地,无需竞争,相互间也未构筑学习、竞争机制。加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分离,司法实务界与法学教育界各自为政,现实法制与理论研究缺乏相互交流与促进[8]。法学教育界行业自律、自治制度及第三方约束机制无从形成。 日本外部制度一直比较宽松。1879年明治政府《教育令》实行教育行政权地方自治,自由主义政策使私立法学教育得以建立并壮大发展。即使政府统合将其纳入国家体制内,仍以财政、政策手段引导为主,不唯强制。至1918《大学令》实行国立、私立大学平等政策,二战后经美国的全面改造,在确立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法制体系同时,保留了私法领域内的日本法律传统,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一直未受根本性的外部制度冲击。 日本法学教育传统不断发展演变,主管当局也不苛求规范化、统一化,内部制度得以多向度演化,形成培养目标、学生特质、学校传统三大差异。第一,各大学基于培养目标的不同定位和思考,纷纷开展差异化发展策略,重于培养法曹者有之,重于培养政府官僚者亦有之。第二,日本法科大学生在选修课程方面远比中国更为丰富和自由,造就了其迥异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法科大学生是自己塑造自己[9]。第三,高校间差异源远流长,历史积淀形成的独特传统已深入学校体制、师生内心,坚持和维护传统差异的观念根深蒂固,且有内在制度予以保证。 坚持差异与传统须经得起竞争,日本温和宽缓的内外政策也蕴涵效仿与竞争机制,其逐渐演化成行业自律、自治制度——正式化内在规则(formalisedinteralrules),即教育共同体内在地创造大量制度,由第三方以有组织的方式在中间执行。目前日本法学界有几大法科学院认证评估机构,其中日辩联法务研究财团和大学标准协会较有影响,第三方机构对法科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师资数量与能力、考试状况、成绩评定等作出评估,结果客观公正,一批质量不合格、甚至不符合设置标准的大学法学院名单向社会毫不隐讳公布,促其整改甚至迫其退出[10]。日本私学双雄之一的庆应义塾大学也曾被评定为整改措施很不充分,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责令其重新整改。 新经济学论文:电信的新经济学综述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 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新经济学论文:电信服务的新经济学诠释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 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旅游经济学论文: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一直不同程度的存在课程定位欠准确、教学内容与相关课程交叉重复太多且反映现实问题不足及教学方法单一等诸多问题。本文从旅游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出发,探讨旅游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内容与具体方法,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以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014年教育部提出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这意味着对大部分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改革教育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服务地方经济,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趋势。《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进入专业课程传授所接触的必修基础课,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重要课程,其教学效果将深刻影响学生的学科认识和专业思维方式。所以旅游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必须从学校人才培养的理念与定位出发,通过革新教学内容与方法、强化实践教学等手段,培养学生能够以经济学的视角解决现实中旅游现象与问题的应用能力。 一、旅游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一)课程内容 旅游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过程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活动,特别是研究旅游活动的商品化以及旅游商品的构成、特征及其内部的相互关系,旅游经济活动的实现及其产生的效益。主要包括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的矛盾与调节机制、旅游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旅游消费、旅游市场、旅游收入与效益、旅游业与旅游经济发展等。 旅游经济学课程内容具有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和教学内容的应用性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旅游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活动,所以需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其理论基础。但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经济活动的运行及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关系与规律,又涉及到旅游学概论、旅游市场营销等相关内容。所以本门课程是多学科的融会贯通,课程内容广泛复杂。其次,旅游管理专业是一实践性、操作性非常强的专业,要求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必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不仅要有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路,也要有能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因而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二)课程特点 《旅游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旅游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科学。因此,旅游经济学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 现代旅游经济学综合了经济学、地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生态学、历史学等学科而形成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交叉性是指借鉴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研究旅游经济有助于拓展研究深度与视野。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要求教师掌握相关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管理学、旅游学等相关学科基础性理论,做到融会贯通,才能对知识结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把握,才能突出教学重点。作为一门学科,旅游经济学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在突出综合时尤其把握其与关联学科相区别的特质,避免重复教学和落入俗套,否则会造成构架不清、边界模糊、重点不突出、知识重复等问题。 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及其他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性学科,但又不同于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等学科,是集应用性、工具性、基础性、技能性与理论性于一体的学科,其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旅游经济活动;利用旅游学的基本规律来阐述旅游产业经济性;同时为旅游管理学提供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规律、效益。因此,旅游经济学能科学认识旅游活动、旅游产业在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矛盾运动。因而,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熟练掌握旅游学、旅游管理学的相关知识,并灵活运用于旅游经济学的教学,融会贯通,使学生领悟旅游经济学知识的精髓。 二、教学环节的改革与实践 (一)明确课程定位,调整更新课程内容 目前高等院校各专业的课程定位一般都是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学科体系及学生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制订的,其核心是专业培养目标。邵阳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必须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所以课程理论定位上不能将旅游经济学定位为西方经济学、旅游学、管理学、旅游市场营销等课程的简单相加,要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尽快将理论知识融入实践,提高综合素质。在学校的培养目标的基础上结合地域性特点,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特色课程研究内容。在课程定位明确的基础上,优化现有课程内容体系,调整更新课程内容,适当删减旅游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重复内容,如旅游产品、旅游市场、旅游营销策略等。增加当前旅游发展实践中的热点、重点问题讲解和分析,选用当地旅游景点景区的案例,运用本地旅游经济数据来充实教学内容,使授课内容反映旅游现实问题,提高教学质量。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旅游管理可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根据专业开发、专业建设和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需要,优选3~5种《旅游经济学》教材,以某一教材为基础,其余教材为支持,吸纳有关行业专家的意见,对旅游经济学的结构体系、课程内容、习题案例等进行优化组合,形成全新的自编教材及《旅游经济学》讲义。 (二)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专业兴趣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倡导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已成为主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是当今教育发展的趋势。在旅游经济学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本课程特点,应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积极性。如相关基础知识、原理与方法可采用课堂讲授,而涉及一些旅游政策法规、旅游新闻、旅游热点问题则用课堂讨论,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教师进行点评并对讨论作出总结。《旅游经济学》的部分章节采用演示教学法,运用多媒体、人物模拟场景等方式对内容进行演示,从而增强理论知识的形象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材中比较容易理解的章节可以让学生担当教师的角色进行讲解。在授课的同时任课教师要列出一些参考教材、阅读资料和旅游相关期刊等,让学生课后查找阅读,同时要写下阅读后的想法和见解,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知识面,也培养了他们自觉学习的能力。各种教学方法的应用,能强调学生课程学习的参与程度,通过案例学习、情景发言、专项调查、小组讨论及辩论比赛等环节可以直接反映学生的求知精神、知识水平与创新能力。鼓励学生阅读大量的参考资料、进行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甚至能发现教材、文献和权威们某些不完善之处,形成一种创造性的学习方式。 (三)重视实践教学,加强实习基地建设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理论知识应用能力、锻炼职业和岗位技能,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旅游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重视课外实践,努力建设校内、校外实习基地,以强调教学的现实性、操作性和应用能力培养。教师指导学生对当地旅游产品、旅游市场、旅游消费等进行调研,同时将学生分组、并指导问卷设计,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等;通过与旅游管理部门或旅游行业协会的合作,收集旅游经济发展的数据,分析旅游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与企业建立广泛联系,签订教学实习、社会调查、联合培养、合作办学等协议,定期或不定期安排学生在基地内参加各种实际操作和现场教学,为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就业能力提供平台,使学生由感性认识旅游经济活动上升到理性认识,在真实的实践环境中巩固课堂上所学内容。 (四)加强师资建设,提升教师自身能力素质 现代教学法对教师具备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旅游经济学的任课教师既要精通理论又要是业界行家,目前多数高校的情况是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师资大部分是从学校毕业直接从事教学岗位,因而专任教师需不断学习,主动适应新形势下的旅游教育事业,不断提升自己,主动对接产业,融入行业,自身要积极掌握旅游经济研究的方法与技术;学校和系部也要为《旅游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人员提供一些学术交流和进修机会,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培养适应教学需要的教师队伍。教学人员应利用闲暇时间在旅游企业挂职锻炼,积累旅游实践经验。此外,学校也要主动邀请校内外旅游行业的领军人物、旅游相关企业的优秀经营者、管理者,围绕旅游经济学理论、实际的旅游经济问题举办一些专题讲座,做一些学术报告,这可以让师生感受一些学术大家和企业家的思维,开阔视野,加深对旅游经济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理解,了解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和研究重点,从而提升教师自身能力素质。 (五)转换考核模式,严格考试管理制度 现行的考核模式下,学生应付标准化的考试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不但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且不利于培养其自学能力与创新思维。所以《旅游经济学》要以过程考核为主,总成绩可以根据考勤、作业、课堂问答、讨论、专项调查等几部分按权重计算,这样,在调动、鼓励学生的学科参与的同时也能够客观、综合地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知识能力和水平。同时,考试也要严格考试管理制度,出卷教师必须在统一规定时间上交考题,教研室主任先进行形式审查,通过后各教研室要组织专业教师审查;考前学校要召开考试工作会议,然后各系传达精神,让监考教师明确监考职责,各班举行班会,让学生明白违纪必定严肃处理,在安排监考任务时,不能安排任课教师监考所带班级;试卷阅卷完后,做好考试成绩分析和试卷分析工作,组织专业老师针对考试情况分析讨论试卷的难易程度、得失分数的知识点区域、成绩比例,以此为基础调整下次本门课的教学内容、考试内容以及考核方考试式。 三、结语 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教学改革任重道远。在教学改革中我们必须树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念,教师要以学生为本,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更新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培养具有较强职业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旅游经济学论文:青海发展生态旅游的经济学思考 摘要:青海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其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决定青海不能牺牲环境发展GDP,因此,发展生态旅游成为青海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青海发展生态旅游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和生态环境意义。近年来,青海把发展高原生态旅游业作为实施生态保护的重要后续产业和替代产业来抓,对原生态的旅游资源进行超前规划,开辟了环西宁旅游圈,北线开辟了门源、祁连山风光之旅,中线有柴达木、可可西里之旅,南线有三江源之旅,还有文化青海溯源之旅、神奇青海体验之旅等,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与其他省份相比,青海的生态旅游业发展仍相对落后,因此需要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调控作用。 关键词:青海省;生态旅游;社会经济意义;环境保护意义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大多数学者认为最早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于1983年首先提出。他认为,生态旅游作为常规旅游的一种形式,游客在博览古今文化遗产的同时,置身于相对古朴、原始的自然区域,学习和享受风光、野生动植物。①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内涵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总面积72.12万平方公里,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世代居住在青海的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和蒙古族等民族。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这座“中华水塔”,哺育了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支撑了江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原青海省委书记强卫曾表示:“保护好青海的生态,不仅关系青海的发展,而且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甚至关系全球的生态安全。青海要把保护生态作为重要责任,宁可牺牲发展速度、牺牲GDP,也绝不能牺牲生态、牺牲环境。”因此,发展生态旅游就成为青海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青海旅游资源及开发现状 1.青海的旅游资源 青海具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近年来,青海把发展高原生态旅游业作为实施生态保护的重要后续产业和替代产业来抓,对原生态的旅游资源进行超前规划,开辟了“一圈三线”精品旅游线路,即环夏都西宁旅游圈,绵绵祁连美景旅游线(北线),三江源生态探秘旅游线(南线),昆仑文化溯源旅游线(中线)。 环夏都西宁旅游圈:指以高原古城――西宁为中心,方圆200公里范围的区域,包括西宁市、海东市以及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等区域。西宁是青海省省会,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青藏铁路起点。古时候,西宁是古丝绸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咽喉要地,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流、融和的重要之地,也是联结中原与西部的重要城镇,这里不仅有深邃丰厚的人文历史,还有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是自然与文化、宗教相辉映的旅游圣地。西宁夏季平均气温较低,是消夏避暑胜地,有“中国夏都”之称。 绵绵祁连美景旅游线:包括了海东、互助、门源、祁连等地。雄浑壮美的祁连雪山,像阿尔卑斯山一样风光无限,广阔无垠的祁连草原,有澳洲草原一样博大的情怀;金光灿灿的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成就了一种铺天盖地的霸气和豪迈,而“丝绸之路”又使祁连与河西走廊紧密相连,别具特色的高原风光,独特的民俗风情,给人无尽遐想,让人留恋忘返。 三江源生态探秘旅游线:包括玉树、果洛及海西自治州等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面积36.3万平方公里,素有中华水塔之美称。三江源区分布有大量珍稀的野生动物,高寒物种资源丰沛,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天然湿地,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集环保、科研、旅游为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昆仑文化溯源旅游线:包括格尔木市、德令哈市、柴达木盆地、冷湖、乌兰县和都兰县等地。昆仑山是中国古代众多神话发源的地方,被称为中国的“奥林匹斯山”,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神话都属于昆仑神话体系,足以和西方古希腊神话媲美,昆仑山还是明代未期道教昆仑派的道场所在地。 2.青海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 地处西北内陆的青海,正敞开胸怀走向世界。2001年创办的“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如今已成为亚洲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事,成为青海的一张耀眼“名片”,“三江源国际摄影节暨世界山地纪录片节”正成长为展示三江源生态保护成果的国际性品牌…… 据2010年青海省统计年鉴公报,2009年青海全省GDP为1081.27亿元,其中旅游业总收入60.1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省GDP的5.56%。除此之外,2009年接待入境游客3.61万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0.15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0.87%和52%;接待国内旅游人数1105万人次,收入59.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2.51%和26.5%。② 然而,由于青海省旅游景点分布不均匀、交通不便、旅游淡季漫长、旅游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使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严重不足,旅游业的潜力和优势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发挥。与旅游业发达省区相比,青海旅游经济发展仍处于低起点、粗放式的经营状态,“行、游、购、吃、住、娱”六大旅游发展要素极不完善,在旅游资源开发、景点建设、旅游设施配套和服务质量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省区。总体来说,青海旅游业现状可以概括为“一流资源,二流知名度,三流开发,四流交通,五流经营”。 二、青海发展生态旅游的现实意义 1.社会经济意义 (1)旅游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带动力 旅游业囊括了食、住、行、游、购、娱等产业要素,涉及到20多个经济部门和100多个细分行业,从而直接和间接拉动了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商业贸易、食品加工、商品购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并促进城乡建设、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成为带动现代服务业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优势产业。 (2)旅游业具有扩大和引导消费的重要作用。 旅游业具有行业涵盖面广、消费内容和消费层次多等突出特征,使其在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城乡建设发展,扩大生产生活消费,培育新的消费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游业具有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功能。 旅游业在促进新农村建设和推动城镇化进程,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扩大城乡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推动对内对外开放和交流,增进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使旅游业成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和谐产业。 2.生态环境意义 旅游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等特点,因此,被誉为“无烟产业”。随着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加强资源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而旅游业所具有的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等特点,使其成为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先导产业。随着各种自然旅游、生态旅游、绿色旅游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绿色经营、环境责任意识的加强,必将有力地促进旅游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三、青海发展生态旅游政府需发挥主导作用 发展生态旅游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在青海发展生态旅游,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做好青海旅游资源的调查和评价,制定科学的开发规划 青海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但分布比较分散,资源管理主体较为复杂,存在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青海省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青海旅游资源开展摸底调查,摸清青海旅游资源的分布、类型、特征、存在问题及开发潜力等,为分阶段、有重点地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提供准确而可靠的依据。 2.加强宣传,扩大青海生态旅游效应 青海生态旅游开发起步较晚,因此,应尽可能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全方位宣传,例如,可以通过网络、电视、新闻等媒体使人们对青海生态旅游及价值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逐步扩大青海生态旅游的宣传效应。 3.加强对青海生态旅游产业的政策调整 根据青海实际情况,调整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相关产业政策,通过招商引资、市场竞争管理等政策的调整,弥补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生态旅游优化升级;政府主管部门和景区管理机构据此可以加大法制宣传力度,依法对景区游客市场、景区资源保护、行业管理实施全面有效管理监督,从而提高青海生态旅游业的竞争力。 4.充分利用自然和人文特色旅游资源,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生态旅游基于自然风景、历史遗迹、民族文化等自然和人文的特色资源。因此,在开发生态旅游的同时,应结合当地的自然与文化特色,设计特色旅游活动,开发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绿色食品、手工艺品等旅游纪念商品,以增加生态旅游情趣。 由于生态旅游是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产业,因此,旅游者和经营者都应具有明确的生态保护意识。旅游经营者要正确引导游客的旅游行为,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自觉接受生态环境保护教育,避免污染和破坏旅游生态环境的行为,确保生态旅游业健康发展。 5.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质量 青海的生态旅游地大多位于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通讯、居住等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严重影响了生态旅游的开发。因此,应多渠道、多方式筹措资金,加大旅游地的交通、通讯等建设,满足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等多方面需求。 旅游经济学论文:《旅游经济学》课程内容特征及课程创新 摘要: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非常重要的课程之一,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学好其他专业课的基础。文章总结旅游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内容具有三个特征:复杂性、应用性、开放性,旅游经济的课程创新必须要考虑到课程内容的这三个特征。文章最后,提出了通过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激发学习兴趣等三个方面来更好的培养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 关键字:学科作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兴趣 从中国知网,以“旅游经济学课程”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检索条数远远高于旅游管理专业其他课程的检索数量,这说明旅游经济学这门学科因其重要性而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旅游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应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因此,想要提高《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应单纯地探讨教学内容,也不应单纯地探讨教学方法,而应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互结合,同时要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三者相互促进。 一、旅游经济学课程的学科作用 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进入专业所接触的专业基础课,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今后的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旅游经济学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重要课程,其教学效果将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学科认识、专业悟性和专业思维的形成[1]。旅游经济学是既可归为基础课程,也可归为核心课程,课程双重性质使其变的举足轻重。旅游经济学是必修的专业课之一,学生通过此课程的学习,对旅游管理专业由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从教学的实践经验来看,学生对此课程学习的优劣与否,不仅关系着是否对旅游管理专业是否感兴趣,同时也影响着其是否能学好其他专业课。旅游经济学这门课程是学生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知识的基石,是学好旅游管理专业的基础,同时也是学生感知、触摸,以及构建旅游管理学科知识框架的敲门砖。旅游经济学在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旅游管理专业不同于经济管理其他专业,其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都有所区别。而旅游经济学的学习则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经济学基础和旅游学基础。旅游经济学将以前所学的西方经济学和旅游学概论融会贯通。从主流的旅游经济学教材,可以看出课程内很多知识点是与旅游市场营销、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等课程的内容是相吻合的。旅游经济学是学生从基础课学习转入专业课学习必经的环节。 二、旅游经济学课程内容特征 1.研究内容的复杂性。改革开放之后,旅游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跟国外相比,我国旅游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逐步探索中,尤其是对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3]。旅游经济学是研究旅游活动中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就是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对象[4]。更要研究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5]。旅游经济学学科出现较晚,需要寻求理论的支撑,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均可作为其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理论,市场理论、竞争规律也运用到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中[6]。旅游经济学又要对具体的旅游经济现象、旅游经济规律进行阐述,因此旅游学概论的相关内容也出现在旅游经济学中,由此可见,本门课程是多学科的融会贯通。教材内容不仅是对其他课程理论的整理梳理,同时也辐射到旅游经济发展最新现象的特征,这表明了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内容来源广泛、内容复杂。 2.研究内容的应用性。旅游经济学虽然说是经济学分支之一,从学科属性来看,两门课程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而旅游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7]。旅游经济学作为一门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旨在培养学生尝试用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旅游活动,理解旅游活动的经济属性及其基本规律[8]。这就要求学生不仅仅掌握其核心理论,同时也要将其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旅游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不仅要给出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也要能解决和处理问题。旅游经济学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专门研究旅游经济活动中特有现象及矛盾,揭示旅游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条件、范围和表现形式,从而指导旅游经济健康地发展,因而具有较强的应用型。 3.教学内容的开放性。旅游经济的发展性,要求旅游经济研究的内容跟上旅游经济时代的发展。从高校普遍使用的旅游经济学教材来看,教材内容滞后于现实旅游经济的发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教材要求理论性和实践性,旅游经济学通过吸纳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其理论性已具备一定的深度,但教材内容更新速度较慢,并没有将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新的经济现象引入课堂,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理论就是简单地学习理论,观察实践就是单一的经济现象,使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并不能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除了讲授学生必须掌握传统理论,还要立足于实践性的教学特点,将旅游经济中鲜活的经济现象引入到课堂上来。比如,在讲旅游供给的时候,要着重讲旅游类的上市公司是。同时,一些专门提供旅游服务的网站以方便快捷的预定方式以及优惠,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群,成为主要的内容。因此,课堂讲授不能完全受教材内容的限制,要赋予教材一定的张力和辐射力,将旅游经济新发展和新现象纳入进来。 三、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创新 课堂的教学是老师讲授、学习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讲授的知识通过老师口述、小组讨论等方式,慢慢地让学生了解、熟悉和掌握。在教学内容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学生有效的学习,就要依赖教师讲课的技巧,这就是教学方法的问题。除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之外,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积极性。因此,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创新,要从“三性”入手,这“三性”是: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力求使三者之间互为影响、互为提高,从而形成良好的循环。 1.丰富教学内容。从教学的实践来看,课程内容的丰富程度以及贴合现实的程度,关系着教学质量的高低,关系着学生学习兴趣的高低。但从目前各高校《旅游经济学》的教学工作来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教学内容反映现实不足,滞后于旅游经济实践[9]。因此,旅游经济学的课堂创新,应首先从教学内容上展开。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来进行课堂讲授,而应将学生的视野从教材中拉到现实,引导学生去关注旅游经济新闻、旅游政策法规变动、旅游企业产业调整、在线旅游网站发展、旅游产业优化升级等同旅游有关的各个方面。教师在讲授理论并阐述其如何运用时,应将当下发生的旅游现象作为案例来分析。针对现有教材内部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不足,教师可自编旅游经济学教材或讲义,在自编教材剔除脱离旅游发展现实的理论和例子,并加入能提供新知识、新内容的案例、习题等。但是,旅游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对于这些经济现象和当下发生的影响旅游经济大事,则可以用课堂讲义的形式对教材进行补充。课堂讲解引入新知识,教材更新增加新内容,课堂讲义跟踪旅游新发展,三者同步进行,这就使得课堂教学内容能够跟得上旅游经济的新发展。 2.创新教学方法。通过教学观察,发现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更多是采用单一的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师是主动的输出者。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将教材知识变得僵化,变得死板,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在课堂知识丰富之后,要使学生能高效的接受新知识,并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最为关键的是找到适宜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不同会转变师生的角色,应将教师的“主动输出”,变成学生的“积极探求”。师生角色转变的教学理念,使教师抛弃过去的“一言堂”的教学,进而积极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中,教师是课堂的掌控者,但不是课堂的主角;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但不是被灌输者。当今大学生已不仅仅满足单纯的教材学习,通过课堂的学习,他们想获得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创新教学方法应遵循三个“少一点”和五个“多一点”。这三个少一点是:教师讲话少一点,学生被动少一点和课本知识少一点。这五个多一点是:学生发言多一点;师生互动多一点;案例教学多一点;集体讨论多一点和研究学习多一点。 3.激发学习兴趣。想要激发学生学习旅游经济学的兴趣,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仅仅靠强调课程的重要性,而是要通过丰富的课堂内容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实现。将最新的、当下发生的旅游经济现象引入到课堂中,学生会感觉到社会中鲜活的例子,课堂内容紧贴实际,从而使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 课堂内容的不断更新以及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其目的是让学生从被动的学,转变到我要学。教师采用新颖而独特、适合不同教学内容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使学生高效率的接受知识,同时可启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中,按“学生分组、每组选择不同案例、研究案例,得出结论,由学生就案例的内容和结论上台展示,并由其他小组学生进行点评”这样的一个程序来开展,既能起到启发学生学习的作用,也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课堂教学之外,让学生走进旅游景区、旅行社、酒店、旅游交通企业以及在线旅游网站等,这使得有机会将理论运用到现实中,从而使学生对课堂内容有更深刻的体验。 总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教学过程中教材内容的选定、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应为培养人才这个目的服务。旅游经济学教材内容丰富、理论多样,与其他学科衔接密切。要提高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和质量,需要与同旅游经济学相关学科教师的通力合作,做好协调和规划,为社会培养更多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 旅游经济学论文:人文旅游经济学的要义 近 几年来,有人提出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它的重点在于,调整经济学的叙事方式,把经济学从枯燥的数字演算里解放出来,用日常生活语言加以表述。但这只是人文经济学最表层的部分。在我看来,人文经济学的起点,是重设我们的经济思维,修复经济和文化的亲密联盟,让我们回到经济和文化彼此依存的常识上来。 从这种逻辑出发,就旅游开发中的经济价值和文化观的关系,我想提出人文旅游经济学的概念。这种经济思维具有双重价值,也就是以文化为轴心,以经济为动力,实现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共赢目标。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一要义,就是把人文精神视为灵魂和目标,重设产业的价值观体系,确认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游客价值高于产品价值。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的本性,放弃把文化符号当作工具和装饰的习惯性做法,真正把人文精神变成新一代旅游项目的营造目标。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二要义,是要把文化资源当作它经营的主要内容。现在各地政府都要求开发商在拿地之前先拿出以文化为题材的项目方案,但是许多发展商发现,项目策划中的内容贫困,正在成为整个旅游地产业的最大困扰,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主题公园。是的,我们可以有大面积的旅游用地,但我们既没有主题,也没有文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浪潮风起云涌,城市居民欢天喜地住进新房,却被迫丢弃了自己的文脉和乡愁。旧的历史建筑作为生命记忆的最后载体,作为最后一点物质文化遗产,无法抵挡来自铲车的攻击。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文化的大规模死亡,却使其正在滑向文化穷国。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三要义,是学会甄别什么是好的文化,什么是有害的文化。国庆60周年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树起了56根民族柱,我认为这些用金红两色涂抹出来的物体,颠覆了庄严肃穆的广场,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滥用文化的典型案例。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四要义,是捍卫文化的尊严。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它们自身的灵魂、品格和气息,它拒绝被随意模仿和粗制滥造。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河北石家庄的山寨版狮身人面像,造型拙劣,无法传递原型的价值,只能构成对北非文化遗产的践踏。还有全国各地新式住宅小区里的那些罗马柱和塑像,更是对欧洲古典文明的嘲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在中国各地的仿古旅游景点大多是劣质的造伪品,甚至连外貌都无法准确复原,更谈不上传递华夏古典文明的神韵。这些产品的唯一作用,就是摧毁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并且颠覆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神圣情感。 今天我们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城市建设浪潮制造了日新月异、千城一面的景观,夺走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甚至找不到当年跟初恋情人约会的地点。在文化记忆方面,我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种夸张的城市陌生化效应,过去曾经是官员的政绩,而今天则应该成为官员的耻辱。 旅游业之所以兴旺发达,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柔软的、穿越时空的治疗。优秀的旅游产品,将能成为好的医院,具备完美的精神疗法,让游客心力交瘁地进去,容光焕发地出来。就现象学的层面而言,旅游是一次对自身存在的否定,是对我们厌烦的生活方式的短暂逃离。营造一种乡愁旅行的气氛,让游客在乌托邦公园里做梦,寄居在怀旧的诗意当中,当是人文旅游经济学的基本方向。(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旅游经济学论文:旅游管理类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 摘 要:素质教育是我们教育的宗旨。但是由于我们的应试教育体制,使得高等教育之前的教育对素质重视不够。本文根据学科特点、学生特点,以素质教育为出发点,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旅游管理类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素质教育 经济学 改革 转变 1 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及学科特点 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环境下,研究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规律的一门学科。在西方,这门课程的名称是“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理论”或者直接的分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主要的理论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该学科有以下特点。 1.1 理论化,抽象化 西方经济学不仅有大量的抽象的概念。如:理性人、均衡、边际效应等。还有很多曲线及数学模型。它们都是以一系列的假设为前提,剔除了很多实际因素而得到的。由于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是文科生。这些理论化,抽象化的知识让很多同学觉得难以理解。目前学术界也有经济学模型化的趋势。 1.2 学派较多,有些理论既是相互排斥的,又互为补充 西方经济学有一系列相互独立的、相互排斥的又相互补充的理论。每种理论都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完善的逻辑系统。如: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些学派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中国的古典哲学实际上有很多相通之处。 1.3 础理论来源于西方与我们的文化差异 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产生,发展和完善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由于上层建筑的体系不同,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显示了其合理性和优越性。同学们在理解不同的意识形态时,会产生一定的困惑。 2 学生特点 2.1 数学水品较弱 作为旅游管理类的学生大部分是文科生,数学水平相对较差,对曲线的理解能力弱。对定量分析有“畏难”情绪。 2.2 存在学习“惰性” 在高中以升学为目标的学习模式即“被动式”还在持续。总是希望老师划重点,不想自己独立思考。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不强。 2.3 不关心时政 由于长期以升学和考试为目标使得学生们对现实发生的经济现象不大关心。而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是用来分析和指导实践的。不关心时政很难锻炼出实际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4 知识碎片化,逻辑思维能力欠缺 经过了中小学阶段的学习,积累了一定的知识量。但是知识碎片化的现象比较严重。还未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思考分析问题的过程中,经常出现逻辑不清的现象。 3 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 信息网络化给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网络化时代来临之前,教师的知识容量相对较大,传授知识是主要的职责之一。但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只要学生有兴趣,他在某方面的知识可能会比老师要多。这个时候我们教师的传授知识的作用就相对减弱,而教方法,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就提升到了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对教师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完整知识体系、正确的逻辑思维能力、自动自发的思考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的合格的实用型人才。学科目标是让同学们在学习了西方经济学这门课以后,能够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现实存在的经济问题及经济现象。 4 培养目标需要对目前的教学进行如下改革 4.1 教学理念的转变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教师的传授知识的作用就相对减弱,而教方法,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就提升到了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对教师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来讲,要实现两个转变。 (1)从“背多分”向“独立思考”转变。 在高中之前升学的压力以及“被安排”使得很多同学养成了思维的惰性,就是不想思考,总是在学期末等老师划重点。不关心时政,只会背书的人,不是我们要培养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为我们的改革之路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书可以背,要有创造力和开拓精神的人才可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当前的经济现象。并通过讨论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培养他们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从而实现逻辑分析能力,归纳总结能力的提升。从而提升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2)从“教师”向“导师”转变。 我们要培养的是国家和企业需要的合格人才。谈合格人才,首先要有健康人格。在企业里用人的标准是:人品重于能力。可见一切的基础是健康人格的塑造。而我理解的“健康人格”,实际上就是有正确逻辑的人。正确的逻辑应该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就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良心的谴责”。教师要着重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注意到理论本质的问题。只有这样,药家鑫式的悲剧才可能避免。 4.2 教学内容改革 (1)以教科书为主要框架,结合中国的具体案例。以案例来佐证理论,以理论来分析案例。有时候会出现理论与实践不符的情况,我们要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出什么因素导致了结论的不同。 (2)要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首先将经济与政治,科技,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入手,是同学们产生广泛的联想与思考,引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3)将各经济学流派的本质思想归纳总结并结合我们中国的古典哲学,进行归纳总结比较分析。让同学们讨论并发言,提出自己对这些经济学流派的看法。提高他们对经济学的兴趣。 4.3 教学方法改革 (1)启发式教学。 首先将经济与政治,科技,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引发同学们对经济学的兴趣。然后根据学习内容,用“任务教学法”提出各种问题。启发同学们独立思考,尽量使他们自己找到相应的答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就学习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锻炼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2)案例教学。 教师积极地运用各种案例,尤其是当前的经济现象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的剖析。找到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分析其中的内在逻辑。 (3)讨论教学。 在一些新的经济现象出现之后,让同学们们进行分组研究和讨论。并在课堂上讲解自己得到的结论。对不同的讨论结果进行逻辑分析。重要的不是结论对错,而是各自思考的逻辑性是否合理。 4.4 考核方式改革 在教学过程中,加入讨论教学就不能按照老模式,仅仅以理论考试成绩作为评分标准。需要将总成绩分为:平时成绩;讨论成绩;理论考试成绩。并以合理的比例进行综合的评估。比如:平时成绩30分,讨论成绩20分,理论考试成绩50分。 旅游经济学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 参与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通过设计、组织活动形式,全面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个人能力的一种教育理念。本文在分析《旅游经济学教学》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阐述参与式教学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应用的意义,提出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应用参与式教学的对策。 关键词: 参与式教学 《旅游经济学》 应用 我国旅游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需要研究旅游的理论专家,更需要大量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因此,旅游管理类专业的相关课程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更应注重学生独立学习能力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更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旅游经济学作为旅游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过去由于条件的限制,多采用“填鸭式”教学方法,以书本、教师为中心,忽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学生虽学到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能力低下、素质得不到提升。参与式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应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并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本文拟对笔者在历年教学过程中发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参与式教学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的实践。 1.参与式教学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应用的意义 1.1有利于更新教学理念,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引入参与式教学,要求教师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切实把握新理念,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在教学中树立新的教学理念: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即教会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打下良好基础。同时,教师在备课和教学实施过程中也有压力,教师要创设课堂教学情境,对教材内容进行梳理、挖掘、拓展,运用沟通技巧,唤起学生热情,才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获得有效的教学效果。此外,教师还要深入社会调查获得相关经验和知识,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有利于“双师型”教师的成长。 1.2有利于开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 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潜在优势,老师要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鼓励他们独立思考,提出不同看法和见解。在自由、民主、宽松的课堂中,参与式教学法充分整合各种教学资源参与课堂教学,如运用角色扮演、小组活动、游戏和模拟教学、案例分析、辩论等形式,让学生发挥想象、自由思考。参与式教学不是要找到唯一的正确答案,其魅力在于自由发散的思维方式和讨论激发的各种思想火花碰撞带来的成就感,不知不觉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而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较强的创新思维意识,为以后继续深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3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参与式教学法讲求师生互动与参与,整个教学过程是动态的。它鼓励学生积极而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并且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这种方法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应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深刻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能动精神,实现学习由教师“教”向学生“学”的转变,知识由被动接受向学生亲历参与、亲身体验、亲自选择转变。 2.《旅游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教学内容滞后于旅游实践。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目前《旅游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在诸多方面滞后于旅游实践。大多数高校仍以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为主对教材加以讲授,拘泥于对原理条文的苍白解释,而且教材内容的很多理论都移植于西方经济学基本框架,部分章节与旅游学概论、旅游市场学、旅游产品规划开发等课程重复,未能体现旅游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生命力。对于实践发展的解释和指导作用都难以落实和体现。 2.2教学方式偏重于填鸭灌输。 《旅游经济学》课程的课堂教学目前大多采用以教师理论讲授为主的单一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基本是教师站在讲台上当演员,学生坐在台下当听众,偏重于灌输,导致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教学过程缺乏教与学的良性互动。“填鸭式”灌输知识很难内化成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学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记录、整理和背诵课堂笔记上,很少主动学习和研究原理背后的原因,更谈不上独立进行调查分析,以解决现实旅游经济问题。 2.3教学手段单一,辅助教学手段运用不足。 在教学手段上,有些学校手段单一,即“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本书,一张嘴”。部分学校虽然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但由于教师教学观念没有转变,教学理念没有更新,存在对多媒体、网络等辅助教学手段运用不足等问题。通过对学生的访谈和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多媒体教学实质上是讲授式教学的改版,教师通常把所要讲授的内容做成课件,利用多媒体在课堂上播放给同学们看,不断点击鼠标,用事先设计的课件流程取代学生思维的发展轨迹,让学生在台下仰着脖子当观众,无异于“穿新鞋,走老路”。 2.4教学效果评价陈旧落后。 传统教学效果评价以闭卷考试为主要考核手段,将考核最大比例放在期末考试上,如总评成绩中平时成绩占30%,期末考试占70%。而期末考试基本是闭卷考试,主要是对知识要点的考核,缺乏对应用能力的考核。这种评价方法的弊端在于从分数判断学习效果,严重束缚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直接导致部分学生学习动机不纯,“混”学分现象突出。如有些同学上课不记笔记,下课拷课件;有的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人在心不在;对提问不积极思考回答,参与讨论也不积极;对作业敷衍了事,从网上下载抄袭;考前依赖划范围,考试作弊,并且只注重书本知识的掌握,不重视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等。 3.《旅游经济学》运用参与式教学改革建议 3.1统筹安排,优化教学内容 《旅游经济学》的课程特点结合参与式教学具体形式的核心问题是统筹安排,优化教学内容。课程教学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任课教师应该思考如何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下,在教学内容上做到典型性与完整性结合;如何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并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如何适时介绍学科前沿的研究内容和方向,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可自编《旅游经济学》教材或讲义,可组织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根据学科前沿理论和当前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结合现实经济社会生活制订教学计划和大纲。然后优选3~5种《旅游经济学》教材,以某一教材为基础,其余教材为支持,对旅游经济学的体系、内容、案例、习题等进行优化组合,形成全新的自编教材或《旅游经济学》讲义。在实际教学中要不断增删一些内容,密切结合旅游业现实变化和国外先进成果。 3.2改革教学方法,理论和参与形式有机结合。 部分教师虽然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一些参与式教学方法,如提问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社会实践调查等,但存在的问题是机械地应用这些手段,没有把课程特点与具体教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随意性较大,流于形式,实施效果很差。教师必须把理论和参与式教学有机结合,在旅游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大量选用本地区旅游胜地的素材,运用本地区旅游市场发展数据和案例充实教学内容,在保持课程基本原理、基本框架体系完整性的同时,增加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内容以紧扣学生的兴趣点,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3.3注重人才培养,提升教师自身能力素质。 参与式教学法对教师的能力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其知识面、表达能力、思维敏捷度、组织与协调能力等方面应有相应的水准。因此,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任课教师应主动适应旅游教育新形势发展,不断强化自己,主动对接产业,融入行业,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全能型教师。学校要主动走出去,加强与政府、旅游企业的深层次全面合作,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源配置为重点,建立人才培训、评估、实习、就业一体化的合作网络平台。 3.4改善教学环境,组织实施好课外实践教学。 改善教学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改善课堂教学环境。平等的交流方式及自由、宽松、合作的环境氛围是参与式教学的催化剂。教师作为教学的指导者,应不失时机地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环境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生与环境互动架设桥梁。二是组织实施好课外实践教学,积极拓展校外实习基地。在课堂教学中,虽然增加旅游经济热点问题案例分析,能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但没有真正做到在工作岗位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师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教学内容选题,对学生进行分组,指导问卷设计。可利用已建立的酒店、旅行社等实习基地和合作单位,组织学生开展相关调研和实地考察,进行实践、实训性教学活动,将对旅游经济活动的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在实践体验中中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参观访问、撰写调查报告或心得体会。 3.5优化教学评价,转换考核形式。 应付标准化的试卷考试花费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极易磨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且不利于培养自主学习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在教学评价中,考核如果不仅强调学生平时上课时在情景发言、案例学习、专项调查、小组讨论、辩论比赛中的参与程度,还注重学生的求知精神和创新能力水平,学生就会从大量参考资料和独立思考中发展自己的思路和想法,甚至能发现课本、文献和权威们某些不甚完善之处。《旅游经济学》运用参与式教学法应以过程考核为主,依据考勤、作业、提问、讨论、测试(或专项调查)等几部分按比重计入总成绩,以此调动、鼓励学生的学科参与性,同时能够综合、客观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状况、能力和水平。 资助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课题(编号:14C1019)。 旅游经济学论文:P模式的意义及其对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启示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西湖模式的制度内核及其6项意义,并与黄山模式详细比较,从而表明西湖模式基本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公益性经营与营利性特许经营,政府-企业-社区、政府-企业-游客等关系,比较全面展现其经济、社会、文化和遗产保护以及政治的正面影响。其次,提炼西湖模式具有普适意义的三点启示,即制度平台选择的基础重要性,遗产服务的非营利性经营与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原则,现时旅游经济学教科书用于指导中国遗产旅游的诸多缺失。这些缺失主要表现为:未能区别遗产与非遗产类旅游资源,未能接纳遗产的特殊产权性质,未能认识遗产保护的独特要求以及独特的可持续性理解,使得教科书难以正确处理门票、供需、游客权益以及旅游收益分配等问题。最后,提出创建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概念性框架:①遗产旅游经济学的观念、概念和方法,应能与遗产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旅游经济学“无缝对接”;②对遗产地的遗产类资源与非遗产类资源给予有区别的恰当的旅游经济学处理;③在遵循遗产经济学和遗产保护原则基础上,重新处理遗产旅游涉及的各项问题。 [关键词]西湖模式;遗产旅游;非营利性;遗产保护;旅游经济学教科书;遗产旅游经济学 我国旅游基本上是依托于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的遗产旅游。在现时我国遗产旅游一片高门票并仍趋上涨的局面中,西湖模式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实践上相当成功。这或许是我国自20世纪末开始“遗产地管理权、经营权”论争以来得到论辩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一个制度样例。它反映着我国旅游事业的进步,是很值得我国旅游界,尤其是旅游经济界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应当揭示和阐释西湖模式的制度本质,并逐步建立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 1.西湖模式的制度内核与意义 1.1西湖模式的制度内核 西湖模式“一免四不”制度的核心是免费开放,即遗产服务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它出现在西湖,出现在杭州,出现在浙江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我国,浙江是最先具有免费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意识的省份。早在1998年,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价格低于单张门票的参观年卡(成人10元、学生5元),并对特定社会群体实行免费开放。2001年,浙江省文博界试行博物馆免费开放。浙江的这一成功实践直接推动中央政府在2008年发出《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使免费开放成为公共博物馆的一项制度。现在,世界遗产地西湖的免费开放,则又一次为我国遗产地旅游管理树立榜样。可以有理由期待,西湖模式的制度本质,如同博物馆领域一样,会成为我国遗产地旅游管理和经营应当效法的全国性制度。 西湖的免费开放颠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遗产地旅游中一直执行的以高门票为特征的营利性经营模式。“一免四不”的本质是“一免”,“四不”是“一免”的派生或衍生。营利性模式有时也会讲“四不”,但实际上均未真正做到。只有实行“一免”,才能真正确保“四不”。 1.2西湖模式的意义 全面考察“一免”及其带动的“四不”对西湖旅游管理和经营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2.1使遗产地回归作为公共物品的公益性质,实现旅游普及性 遗产地的营利性经营,必然会模糊和扭曲遗产地的公共性质和公益性质。为了营利,管理者和经营者会人为建造区隔遗产景区内外的硬边界,非钱莫入。 西湖的免费开放,使西湖只有软边界,没有硬边界。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使西湖真正成为杭州市民的公共园林。并且,免费开放的对象不仅是杭州人、浙江人,而且是全国和全世界的一切旅游者,真正实现西湖旅游普及性(universally accessible)。这表明,杭州市政府已将世界遗产地西湖视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这是对西湖崇高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特质的正确定位。 1.2.2确保遗产地规划、管理和旅游经营由文化主导,真正有利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 在营利性经营模式下,遗产地规划、管理和经营主要是由旅游经济主导。为获取最大经济收益,景区往往过度地进行基本建设,包括各类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服务设施,以及为景区职工服务的办公和生活设施。营利性经营模式也讲保护,但是有选择性的。它的保护往往只狭隘地局限于核心遗产组分,却丢失包括遗产环景(setting)和次要遗产在内的遗产整体的原真性,丢失了遗产区的“精气神”。再者,营利性经营模式下的遗产地管理是根据我国旅游界标准,而不是国际遗产界标准。 免费开放意味着上述经济主导改变为文化主导。在西湖,由于没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羁绊,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为提高旅游GDP但有损于遗产、生态和环境的基础建设,而是一心一意在历史文化价值引导下进行遗产景区从整体到组分的规划和设计。西湖的规划和管理不仅能做到“四不”,而且将会做得更好、更多。西湖是一个具有多组分、多功能的复合遗产空间。整体上,西湖属于活态遗产;其内部又包含相当多的静态遗产与可移动文物;此外,还包含、接纳并演绎着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应当沿着作为世界遗产地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方向,坚守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原则,从文化上耐心而不浮躁地、精心而不粗糙地去保护它、完善它、发展它和提高它。这将是一项挑战杭州文物界、文化界和旅游界的遗产价值观和文化智慧的永恒课题。 1.2.3减缓遗产地特别是景区中文化、生态和环境脆弱点的旅游负荷压力 在营利性经营模式下,游客为了获取与高额门票相称的最大旅游收益,必然首先追逐景区的热点。从而使这些景点成为文化、生态和环境脆弱点。就文化遗产而言,露天遗址对于人类践踏十分敏感;壁画和石窟寺对于人体释放的化学物质十分敏感。就自然遗产而言,高门票使得游客能借助交通设施(如索道)进入过去人迹罕至的旅游冷点,并且是以大众旅游方式大规模地进入,使之变为旅游热点,并远远超过其生态和环境承载力。上述热点最终都成为景区的文化、生态和环境脆弱点。人们常说的遗产地旅游过载,实质是景区中这些脆弱点的过载,从而导致这些景点及相关交通线路的遗产受损和生态、环境破坏。 免费开放基本消除这一局面。不受逐利驱使且为了保护遗产,遗产地就没有必要营建过多的且引起负面作用的交通设施。又由于免费,营利性经营模式下的“一日游”,可以变为多日游或多次游。这样,游客可以根据景区的景点布局、游客分布状况以及自身体能和旅游偏好,选择个体化的旅游线路。景点的旅游负荷过载将难以形成,景点的文化、生态和环境压力自然会减轻。 1.2.4使游客回归正确的旅游方式和旅游价值观 营利性经营模式的高门票会扭曲游客的旅游心理。高门票驱使游客追求高回报,除热点必看、低俗猎奇外,对其他景点也务求多览。整个旅游过程疲于奔命,只求一瞥,不求甚解。这样的旅游,既非休闲,更谈不上文化、科学和美学享受,完全颠覆了遗产旅游理应具有的功能、价值和意义。可见,高门票诱使游客背离正确的旅游方式和旅游价值观。 在免费开放模式下,游客毫无“高门票高回报”的心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旅游方式,即追求生理、心理休闲、知识享受和精神体验。同时,免费会使游客自发或自觉产生作为遗产地主人翁的心态。他们一方面像在自己家园中那样从容不迫地、悠闲和优雅地观赏,一方面又像对待自家珍宝那样爱护和保护景区和景点的遗产、生态和环境。由此,游客愉悦了身心,增长了知识和见识,乃至提高了精神境界。这才是遗产旅游的功能和价值真谛。 1.2.5使遗产旅游经营和经济收益分配变得合法、合理、合情 遗产旅游经营和经济收益分配,不只是货币多少的问题,而且应看到这一数值潜藏的法律、经济和伦理含义,就是说,应看到这一数值是否合法、合理、合情。合法,即“合”遗产保护和资源、环境之“法”;合理,即“合”经济学(资源经济和市场经济)之“理”;合情,即“合”伦理学(经济伦理、遗产伦理、生态和环境论理)之“情”。 营利性经营模式下的遗产旅游经济,实质是依托公共性遗产资源的门票经济以及景区经济的垄断经营,并且集管理者与经营者于一身。其有悖于遗产产权、市场伦理、旅游消费观和遗产保护等诸多不合理性及弊病,虽然早已揭露,但一直以高经济收益为挡箭牌,坚持至今。西湖的免费开放模式创造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遗产旅游经济。它除了坚持遗产旅游的文化导向外,在营销上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由依托公共遗产资源的门票经济转变为依托正常的旅游服务的消费经济;二是由景区经济的垄断经营转变为以特许经营为基本方式的开放型市场经营;三是遗产单位作为遗产旅游的管理者而不是直接经营者,能够公正处理旅游商品和服务营销问题,保护游客权益。这为我国遗产旅游经营和经济收益分配问题提供了一个对照性的分析样例。西湖模式产生以下三个不同于营利性经营模式的特征,使得旅游经济收益与分配变得合法、合理、合情。 (1)免费开放模式下旅游经济收益不降反升,经济构成和布局更为合法、合理。在营利性经营模式下,游客的遗产地旅游基本是一日游,其费用主要包括门票和食宿。在免费开放模式下,游客省下门票,一日游可变为二日游或数日游。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局长刘颖概括西湖模式的经济影响:景区人流增加了,游客在杭州逗留的时间平均增加了0.8天;虽然门票年收入损失了5000万元,但近几年景区财税年收入以两位数递增;对杭州市财政的年贡献约100多亿元。显然,西湖模式下的旅游经济既符合遗产伦理,又符合经济理性,而且更具经济绩效。 (2)免费开放模式更能准确体现遗产的价值,符合遗产经济理性。支撑营利性经营模式的理由之一是高门票能体现遗产的高价值,或是认为高门票是遗产旅游管理的高成本所必需的。这些见解均是错误的。首先,门票仅是旅游经济价值的一部分,且高门票不等于高旅游经济价值。其次,但更为重要的是,旅游仅是遗产经济价值的一部分。遗产地完整的经济价值应包括:①依托于遗产地的整个旅游经济收益;②由遗产形象而带动和促进的其他经济活动(如知名度稍低的其他文化和自然旅游、会展行业等);③由遗产作为地区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象征而吸引的投融资活动。据此可见,免费开放模式才能更准确体现遗产的价值。高门票的营利性经营及其引发的负面后果,反而会妨碍遗产地价值的全面实现。 (3)免费开放模式使旅游经济收益分配格局变得合法、合理、合情。营利性经营模式下,旅游经济收益主要流向垄断地经营遗产旅游的当地政府和相关公司。免费开放模式下,垄断性经营变为特许经营下的开放性市场。从中,遗产地社区可以享有获益的优先权;提供各类旅游服务的店铺和企业可以获益;政府可以主要通过税收渠道获益;游客借助市场竞争,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获得最大消费者剩余。整个收益分配格局远比营利性经营模式合法、合理、合情。 (4)发挥和扩大社会效益。免费开放形成的遗产旅游,使西湖与遗产地社区、与杭州社会在经济和文化上有机地融为一体,彼此和谐共进,并且提高了西湖在遗产界、在中国社会乃至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它在中国是杭州和浙江的文化象征,在世界是中国的文化象征,卓有成效地发挥遗产的文化政治效能。 1.3西湖模式与黄山模式比较 或许通过具体案例对比更能凸显西湖模式的意义。与西湖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黄山模式。黄山模式是营利性经营模式的代表者。黄山不仅是这一模式的一个开拓者,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这一模式的集大成者。自黄山模式产生至今,一直是我国遗产旅游管理和经营的主流模式。 应当承认黄山模式的历史功绩。它在展示和实现遗产旅游的高经济效益上有着里程碑贡献。然而它又有严重缺失。我国遗产界和旅游界曾在世纪之交的七八年间,有过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和争论。这里通过西湖模式与黄山模式的对比,既可验证那时论争的诸多判断,又能对两种模式的制度与绩效差异有更透辟的认识。它们的比较详见表1。 表1显示的差异,更能凸显西湖模式在我国遗产旅游事业中开拓新路的意义。 1.4小结 根据上述分析和比较,可以在制度层面和绩效层面对西湖模式进行总结。 1.4.1制度层面 西湖模式秉持遗产作为公共物品的产权认知,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旅游经营中“遗产服务的公益性经营与非遗产的旅游服务的营利性特许经营”,“政府部门-旅游服务企业-遗产地社区”,“政府部门-旅游服务企业-游客”等关系,基本完整地实现“管理权、经营权”论争期间反对主流制度的一方的观念和主张,而且带着世界遗产地西湖的特点和特色的实现。 1.4.2绩效层面 西湖模式的绩效不仅突出,而且全面。它不仅表现于旅游经济,同时表现于遗产保护、文化、社会和政治影响,表现于游客、遗产地社区、旅游服务经营者、遗产管理者同时合法、合理、合情地获益,表现于同时推动景区与区外的经济和发展,符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赋予旅游事业的使命。我国旅游研究界和媒体在讨论西湖模式意义时,多仅着眼于GDP意义上的经济。这样的认识是狭隘的、片面的,不利于我国旅游事业的健康发展。 西湖模式取得上述成就,并不意味着这一模式已经完善和成熟。事实上,它现在的成功仍是初步的、方向性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湖模式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杭州市政府与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在阐述和论辩西湖模式意义时,也与中国整个旅游界一样,多着眼于旅游GDP;谈及“一免四不”,也时用“牺牲”等措辞,或以“儒商”自喻。这些有违西湖模式本质。事实上,“一免四不”是回归遗产旅游的经济理性,并非“牺牲”;将政府说成“儒商”是对政府职能的误解和失责。这样认识和处理西湖模式,会使它由一个事关我国遗产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的发展模式降格为片面的旅游经济模式,甚至沦为一种旅游市场的经营策略。这无疑会阻碍西湖模式的未来进步。杭州市政府至少应立足于UNWTO《Tourism the MillenniumDevelopment Goals》那样的境界和层次――最好是高于它,透视现在的西湖模式,并规划它的未来。应当看到,它在经济和社会贡献、文化和政治责任上,有着广阔发展天地。即就“免费”而言,仍有进一步实施空间。如灵隐寺、岳王墓,一是向善的礼佛场所,一是褒扬报国的纪念地,如收门票,意味着礼佛要付费,学习忠良爱国要付费。这或许是当下中国旅游业特色,但毕竟有悖人类良知和世界共识。为什么在西湖模式中不能进一步革除,为中国遗产地再树新榜样呢? 2.西湖模式给中国遗产旅游事业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遗产旅游事业逐渐形成“营利性经营”这一主流模式。其特征是:遗产旅游由GDP为特征的旅游经济主导;旅游经济由以高门票为特征的景区经济主导;景区经济由当地政府或作为政府人的公司垄断经营,其收益主要流入政府财政。这样,我国遗产旅游事业一直被以下三大矛盾及其引发的三大问题纠缠和困扰: ――遗产的旅游利用与遗产保护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受损问题。 ――遗产旅游的经济收益分配中的“政府和企业”为一方与“遗产地社区”为另一方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遗产地社区利益受损的问题。 ――游客的高额旅游支付与其生理、心理、知识和精神获益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遗产旅游的价值和功能受损的问题。 近20年来,上述矛盾和问题已成为我国遗产旅游事业的痼疾。但在耀眼的高速增长的旅游经济收益光环下,它们已被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只是间或由于新的旅游事件突发而泛起舆论浪花。我国旅游业的上述问题,其情况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如同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存在的环境、资源和公平性等痼疾一样。如果说,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运系于现时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那么,我国遗产旅游事业的命运同样也系于现时体制的转型和升级。 西湖模式的出现,应当是我国遗产旅游事业中的一个具有导向意义的亮点。然而,事情的发展有些令人意外。尽管旅游界皆为西湖叫好,但总认为它难以复制和推广。连杭州市政府的旅游部门和西湖管理局自己也这样认为。 本文并不认为西湖模式只能成为我国旅游事业中的“孤家寡人”。相反,西湖模式对于我国遗产旅游事业的体制转型和升级,能给予三点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启示。 2.1启示一:遗产旅游事业的第一要务是在正确的遗产产权认识和遗产保护原则指导下的制度建设 遗产地旅游事务千头万绪,有遗产地旅游规划;相关旅游服务的选择、提供和经营;旅游管理规章的制定、实施和监管;遗产地旅游机构和基本设施建设,等等。然而,在所有事务中,遗产地的旅游制度建设是最优先、最重要、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是处理其他一切事务的基础性平台。而这一制度平台的成败关键,取决于它对遗产产权是否有正确认识和对遗产保护原则能否恪守。西湖模式正是利用“一免四不”制度平台,基本解决了三大矛盾和三大问题,将景区的规划问题、遗产保护问题、旅游经济问题、旅游服务经营问题等,处理得合法、合理、合情。而现时我国以黄山为代表的遗产地旅游经营,之所以三大矛盾和三大问题依然存在,难以解决,正是由于其营利性经营模式。因此,我国遗产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应从体制和制度改革做起。其中,门票则是旅游制度性质的突出标志。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先后《各省区市降低80家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2012年9月21日)和《各省区市第二批游览参观点门票降价名单》(2012年9月29日)。尽管这只是向着理顺体制、改革制度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但毕竟是十分有意义的开始。 2.2启示二:西湖模式的制度本质是遗产地经营的非营利性和遗产保护前提 西湖模式和任何取得成功的模式一样,其中既有与自身特点相关的经验,又有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经验。借鉴、学习和移植西湖模式,首先并主要是指西湖模式中具有普适意义的经验,特别是要识别和理解这些经验的制度本质。 什么是西湖模式制度中具有普适意义的核心经验呢?它并非简单的“一免四不”四个字,甚至也不是“免费开放”四个字。这一具有普适意义的核心经验可以归纳为两条:其一是遗产产权意义上的,即“对遗产旅游中公共资源和公益性服务的非营利经营”;其二是遗产价值意义上的,即“严格的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原则”。它们是具有普适意义的,不仅之于西湖,而且之于全国的遗产地。 首先是遗产产权。文化和自然遗产基本是公共物品;在有原住民社区的遗产地中,社区拥有传统资源权。由遗产派生的服务功能,不仅包括旅游,还包括教育、科研等。依托于这些遗产的旅游,严格地说,应是兼具经济功能的文化事业。因此,这些直接源自遗产的服务应具公益性质,其经营应是非营利的。 就遗产旅游而言,它包含两类服务:其一是直接依附于遗产,如遗产观赏;其二是用于支撑遗产旅游的服务,即吃、住、行、游、购、娱。前者应是非营利的;后者可以是营利的。西湖模式恰当地体现了这两类服务的经济性质区隔和经营制度区隔。而以黄山为代表的营利性经营模式,则模糊化这两种性质和制度的区隔,并以营利性取代非营利性,使遗产旅游由文化事业或文化产业变为纯粹的经济产业。 作为遗产旅游制度核心的非营利性概念,在经济学上的定义并非简单的免费。由于非营利没有逐利动机,因此收费往往表现为低费,甚至免费。即使其经营获取了超过成本的收入,也是用于扩大服务范围和提高服务质量的再投入。 其次是遗产价值。遗产的珍贵在于它的历史、科学和美学价值;作为世界遗产则上升为“突出的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因此,遗产旅游应严格恪守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这是比一般“公地”(public land)旅游经营的更高要求。 在中国,遗产旅游的营利性经营造成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受损,已是不争的事实。非营利经营虽能为遗产保护创造条件,但仍非充分条件。因此,在非营利经营中,同样应时时事事关注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失去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将不成其为“遗产旅游”。 综上,作为西湖模式中最具普适意义和重要性的制度核心,非营利经营制度与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原则,是最值得学习和效法的,也最需要认识和理解。 2.3启示三:应当创建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 西湖模式本质上属于旅游经济学范畴。然而,我国旅游研究界的经济学论著是否具有阐述西湖模式的能力并承担相应责任呢?撇开十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遗产旅游制度的持久论争不谈,能够代表旅游界共识的应当是旅游经济学教科书。这里将以这些教科书为对象,看看它们对我国的遗产旅游经济是否具有正确和充分的指导意义。 现时我国高校使用的国内外旅游经济学教科书多种多样。国内学者编著的有《旅游经济学原理》(厉新建、张辉)、《旅游经济学:分析方法――案例》(罗明义)、《旅游经济学》(第二版,李伟清)、《旅游经济学》(刘晓鹰)、《旅游经济学》(张建春、金全胜);国内学者翻译的有《旅游经济学》(M.Thea Singlair Mike Stable著,宋海岩、沈淑杰、白雪梅译)。此外,宋海岩还与他人合作另编《旅游经济学》(宋海岩、吴凯、李仲广)。还有引入的国外原版教科书The Economics of Traveland Tourism(Adrian Bull)。这些教科书在构架、概念和观念以及方法学上是基本一致的。从遗产旅游角度看,它们的缺失是共同的,因此可一并加以评论。对于国外教科书相对于国内教科书的一些特点,则以专条评点。 这些教科书用于我国遗产旅游时的共同缺失在于忽视了遗产概念。它们对于遗产旅游的旅游产品,并未像西湖模式那样按两类经济特性和经营制度进行区隔。对于旅游产品、供求关系、价格形成机制、收入分配方式等微观经济学论题,它们将直接依附于遗产的旅游产品视同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产品,进行纯粹市场经济处理。这些缺失具体如下: 2.3.1文化和自然遗产作为旅游资源 缺失首先表现在它对旅游资源的概念择用上。在这些书中,“旅游资源”多概称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或称为“自然资源”和“人工资源”,或称为“旅游地资源”。这些概念虽包含文化和自然遗产,但不仅仅是遗产。这些概念中的“旅游资源”,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性质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第二层次是包含某些自然和文化景观要素的土地资源;第三层次是一般土地资源,但打造并产生了迪斯尼式的人工旅游资产。这三个资源层次的文化特性和经济学特性是有明显区别的。将它们不加区隔、笼而统之地混为一谈,实质只能把处于第一层次的“遗产”资源降格到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资源处理。这样做显然是不恰当的。 2.3.2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特殊产权性质 文化和自然遗产基本为公共物品。其中,少数建筑类遗产可能具有部分私人产权或集体产权性质;一些自然遗产地中的原住民社区应享有传统资源权(traditional resource rights)。并且,遗产有着多功能性,即社会功能、教育功能、科研功能和经济功能。这些产权性质和功能性质是第二层次资源和第三层次资源所没有或不全有的,也是与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产品的性质有鲜明不同的。这些遗产对游客而言,享用它们应是非营利的;对原住民社区和建筑物所有者而言,应能分享旅游的经济收益。如果旅游教科书忽视或无视遗产的上述产权性质,将难以建立正确分析遗产旅游的经济学基础。 2.3.3遗产保护的独特要求与对可持续旅游的新理解 现时旅游经济学教科书几乎都提及旅游经营中的环境保护、文化保护与可持续旅游问题。然而它们的内容均不能替代遗产保护。遗产有着自身独特的保护原则。这就是《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提出的“原真性”原则和“完整性”原则。它远比教科书中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的内容要严苛得多。当代我国遗产地旅游经营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仅重视一般性环境保护,忽视对遗产本身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从而导致遗产因旅游而损毁。遗产的独特保护要求进而推动对可持续旅游概念的新理解。对于遗产旅游,可持续性必须提升到保障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的高度。由此可见,如果忽视或无视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原则,同样难以建立对正确分析遗产旅游的经济学基础。 2.3.4遗产价值计量 教科书的旅游资源价值观分为两类。观念之一认为:只有物化劳动才能使潜在旅游资源变为现实旅游产品;付出的物化劳动愈大,则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产品的价值愈高。以此作为旅游产品定价的依据。这一观念用于遗产旅游是很成问题的。无原则地肯定物化劳动,会导致对遗产过度的扩展性开发,从而造成遗产破坏。这一情况在我国遗产旅游地已不胜枚举。观念之二是借用环境经济学发展起来的各种非市场的环境价值计量方法来评估遗产价值。但应注意:①经济价值仅是遗产价值的一部分,遗产旅游价值又仅是遗产经济价值的一部分。并应知道,遗产价值在绝对意义上是不能经济计量的。因此,在借用那些方法时应预知它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②遗产价值评估主要用于遗产保护的经济分析,而不是决定门票的价格。由于遗产的公共物品性质,门票基本与遗产价值无关。由此可见,现有教科书的旅游资源价值观对于遗产旅游的经营决策,或是错误(观念一),或是不足(观念二)。真正有资格影响门票价格的应是符合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的遗产保护成本。 2.3.5遗产与旅游供需关系 各教科书均用相当大篇幅分析旅游产品供需关系,但这一分析未对源自遗产的旅游产品与其他产品进行区分。如将这一分析加之于遗产产品,则是错误的、有害的。就需求而言,教科书关于价格与需求关系的论述(需求与门票呈负相关关系),不适用于遗产。国外博物馆经济学研究认为,对博物馆的需求基本无价格弹性。遗产地亦同样如此。由于遗产地的唯一性,价值品位愈高的遗产,愈是没有价格弹性。可见,提高门票并非抑制游客数量的有效的经济措施,反而是旅游经营者借保护之名提高经济收入的借口。就供应而言,如果将教科书的“供应与门票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用于遗产旅游,必然会导致对遗产地的过度和不当开发,从而导致遗产地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破坏。尽管教科书在论述供需关系时不乏提及旅游资源的承载力,但少有它如何影响供需的定量表述。正是由于对遗产旅游的供需关系认识模糊,导致我国遗产地在门票和遗产保护上产生不少问题,现已有大量案例资证。 2.3.6遗产旅游的消费者权益 各教科书均程度不同地在相关的旅游论题中触及游客(消费者)问题。它们基本一致地站在旅游经营者立场上,将游客当作一般商品购买者处理,力图通过旅游产品创制和营销策略,推动消费,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这样的处理忽视了旅游,特别是遗产旅游,文化性质以及对理应由游客承担的文化责任。现在中国旅游者的行为模式大体可概括为“务求多览,只求一见,满足一拍,疲于奔命”。这样的旅游难获真正的身心、知识和精神境界的享受,从而被称为“世界上数量最大却最不会玩的游客”。对此,遗产地旅游管理者以及指导他们的教科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2.3.7遗产与旅游收入分配 教科书对旅游收入分配机制的分析,同样忽视遗产地的资源产权特点,难以适用于遗产旅游。对于遗产地的自然遗产,原住民社区会拥有传统资源权;遗产地中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些古建,可能会是社区集体或家族资产。中国的旅游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企业、地方政府和国家三收益”,却偏偏漏掉遗产地的原住民社区与家族。这样的旅游经济伦理观相当不可取。无视或削弱这些利益相关者在旅游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是对他们的侵权。 2.3.8对国外教科书《旅游经济学》(Tourism Economics)的评论 此书的构架、概念和方法学与国内教科书基本一致。优长之一是它对旅游经济论题进行更为周到和精致的定量处理。优长之二是它更全面且深刻意识到旅游的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环境问题不仅指污染,还包括对自然和人工资源的负面影响,以及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和文化的负面影响。作者试图借助环境经济学,建立处理旅游环境问题的理论框架。他们向旅游领域大量移植环境经济学概念和方法,如环境价值计量(CVM)、环境经济评价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CBA;成本一效果分析,CEA)、环境经济制度工具(税、费、津贴、补偿、配额、许可证、监管标准和目标)、环境伦理观(公平与正义,当代人、代际、人与自然),等等。然而,应当指出,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和处理,远未像对传统旅游经济论题那样得心应手。这一移植努力的意义在于唤起旅游研究者警惕和关注,开辟新领域。此书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对当代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建议。作者认为:不能“把旅游完全当作一种经济活动”;旅游经济学“面临着理论框架不足的问题”;两个基本问题是“旅游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征”与“旅游作为一门经济学科的核心要素”;旅游经济学应采取“兼容态度”,“使来自领域内外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能够互养与互孕”;应与“其他学科协同”,“以多学科方法进行旅游分析,探索旅游与政治、自然和社会的联系”,“创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其中,不能“把旅游完全当作一种经济活动”应是建议的关键和核心,一言而中现时国内外旅游经济学教科书缺失的要害。 由上述分析可知,现有的旅游经济学教科书,尚不能合法、合理、合情地解决遗产旅游涉及的各项经济问题,也不能确保在遗产旅游中按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保护遗产。因此,有必要创建遗产旅游经济学。 3.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一个概念性框架 3.1中国尤需遗产旅游经济学 应当看到,国内外旅游经济学教科书的概念和内容基本相同,但它们面临的应用背景不同。在欧美国家的遗产旅游中,未见产生像在当代中国出现的三大矛盾和三大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甚至激烈冲突。原因之一是那些国家的旅游部门、研究者和经营者对遗产保护是有共识的,对遗产保护原则是熟悉的、尊重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那里的遗产地是由遗产部门管理,严格按遗产管理规则办事。旅游只是其管理事务的一部分。由遗产提供的旅游服务的经营,完全服从遗产经济学和遗产保护原则。这样,那里旅游部门和旅游经营者能够影响和介入遗产旅游的多是与遗产无关的旅游服务(吃、住、行、游、购、娱)。指导这些服务的经营,现时的旅游经济学已够用了,只需与指导遗产地管理的遗产经济学接轨就行。这一点欧美旅游界是做到了。因此,上面所说的教科书缺失,对欧美遗产旅游无实际影响。 然而,事情在当代中国则呈现一幅迥然不同的图景。中国旅游界与遗产界均向欧美学习。中国旅游界学得了欧美的旅游经济学,但未能学得他们对遗产价值及其保护原则的高度认知。中国遗产界学习以欧美为中心的各种遗产公约、宪章和指南,但未能对作为遗产保护基石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给予符合中国遗产特点的阐释,未能建立相应的遗产经济学,未将旅游视为传播遗产价值最重要的工具。问题更因当代中国的一种扭曲的发展观而激化。这就是一切以GDP为纲,一切向钱看。这使得遗产地表面上由遗产部门管理,实际上受旅游部门支配。这可见证于《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2003)在我国遗产地通行无阻,并优先得到重视。当下中国遗产旅游中出现的深受诟病的现实,正是这些无视遗产特点的“旅游经济学”指导的结果。 可见,我国迫切需要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遗产旅游经济学,并应由中国旅游界和遗产界共同联手创建。 3.2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概念性构架 遗产旅游经济学无疑应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它至少应涉及以下经济门类:遗产经济学(包括遗产产业)、文化经济学(包括文化产业)、旅游经济学。 其中,遗产经济学尚未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它理应由我国遗产部门和遗产界推动。然而现实情况是,他们对建立遗产经济学缺乏高度责任感和专业兴趣。文物界甚至对“遗产产业”一词抱有成见和偏见,至今拒绝使用。 此外,遗产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需求和文化产业,理应属文化经济学范畴。然而,我国的文化经济学或文化产业经济学远不成熟,甚至对基础性框架尚未形成令人满意的共识。 正是由于我国遗产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严重滞后,我国遗产旅游基本由旅游部门和旅游界掌控。这既令人遗憾,但也给予中国旅游界一个欧美国家难有的机会。这就是担当起创建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重任。对此,我国旅游界可以有两种态度和做法:一种是继续立足于旅游界自身狭隘的部门利益,以一般旅游经济学充当遗产旅游经济学。这将是一种绝大错误,不仅会葬送自身机会,同时对中国遗产事业、中国旅游事业(包括对旅游部门),对中国软实力建设和文化前途不利。一种是超越旅游部门,兼顾遗产事业和文化事业等多方利益,着眼于遗产旅游理应具有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功能。只有这样,才能突破旅游经济学的传统视野,进入创建遗产旅游经济学的新境界。 根据前述对国内外旅游经济学教科书的缺失和局限性的分析,根据对中国现已出现的多种遗产旅游管理和经营模式的经验教训的认识,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应超越“将旅游完全视为一种经济活动”的处理。为此,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导向的概念性框架,重在与遗产有关的部分,以资讨论。 3.2.1遗产旅游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这一遗产旅游经济学应当界跨遗产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旅游经济学。就是说,遗产旅游经济学的观念、概念和方法,应当是遗产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旅游经济学的共识,用句时髦话语,应能与这三门经济学“无缝对接”。 3.2.2遗产旅游经济学的旅游资源构成 构成遗产地旅游资源的有:第一,文化和自然遗产地,这是必然包括的;第二,若干具有文化和自然要素的景观类土地资源,这是大多数遗产地最有可能包括的,它可以进一步开发成旅游资源;第三,一般性土地资源,如果它们进行迪斯尼式的开发,则可成为旅游资源,但可能性最小。因此,它们均应成为遗产旅游经济学的内容。应当研究它们在旅游经济制度、政策工具以及各类经济分析方法上的差异与区别。其中的核心和关键是对涉及遗产问题的旅游经济学处理。 3.2.3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研究论题 (1)遗产景区管理和经营制度。这是为遗产旅游经济学奠定制度基础和分析平台。遗产地不同于迪斯尼。应依据遗产产权性质和遗产价值保护的特殊要求,建立处理以下三方面问题的原则立场:基于管理标准的景区投入问题与成本一绩效分析问题;景区旅游产品与服务的营销体制问题;景区管理者、旅游企业、遗产地社区、游客之间的关系。 (2)遗产旅游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学性质与价格定位。应对依附于遗产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或称遗产服务)与其他旅游产品和服务在管理和营销制度上进行区隔,并建立非营利性原则指导下的遗产服务价格形成和实施机制。 (3)遗产旅游的供求关系分析。应将承载力概念定量地纳入供求关系分析中。并应首先建立下图所示的计算逻辑链: (4)遗产旅游投入问题。应综合平衡遗产旅游投入中的“开发性投入”与“保护性投入”,并应确保“保护性投入”优先。为此,应研究相关的筹资和投入分配机制,且应重点研究遗产价值评估与遗产损毁损失评估的概念和方法。 (5)旅游消费者权益。应新建和重建遗产旅游的“消费者旅游权益”、“旅游偏好”和“旅游消费剩余”等概念。为将这些概念落实于景区规划和经营,应研究相应的经济学举措。 (6)遗产旅游的经济收益分配。应建立“遗产地社区、遗产产权人”――“旅游经营者”――“政府”之间的制度性安排,尤其是保障“遗产地社区、遗产产权人”的旅游经济权益的举措,以确保一次旅游的经济收益分配合法、合理、合情。 (7)遗产旅游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是制度决策和经营决策的基础。它既涉及宏观性评估,如CGE等系统模拟,又涉及微观性评估,如“成本一收益分析”(CBA)和“成本效果分析”(CEA)。借鉴环境经济学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但应注意遗产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差异:遗产价值更多地体现在知识、文化和精神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它们与经济的联系更为有限;遗产在受到损毁后,更难以像环境那样恢复。因此,在利用上述工具进行评估和决策时,一定要理解它们的适用范围,寻找恰当的介入角度和途径,选取恰当的变量和参量。 上述论题或在传统的旅游经济学之外;或虽与传统旅游经济学重叠,但研究角度、概念和方法会有所区别。 旅游经济学论文:影响我国国内旅游收入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摘要】伴随经济发展,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国内旅游收入作为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与诸多因素相关。本文拟对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并通过模型的检验和修正,得到国内旅游收入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国内旅游收入 计量经济学 模型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旅游受到越来越多人的亲睐,旅游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国内旅游收入作为衡量旅游经济的综合性重要指标,直接反映了旅游经济的运行状况。研究国内旅游收入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并推动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模型变量选择 旅游业的发展受到社会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国内旅游收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函数:1、经济发展水平。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旅游业也快速发展,国内旅游收入不断提高,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令为X1;2、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亲睐,前提是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增多,令为X2;3、国内旅游人数。庞大的旅游人数必将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令为X3;4、人均旅游花费。在接待人数既定的条件下,旅游者人均旅游花费直接影响旅游收入,令为X4;5、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水平越高,提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水平越高,吸引更多的旅游消费者而增加旅游收入,以旅行社数量来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交通发达程度。便捷的交通让人们的出行更方便,更愿意去旅游,以交通运输总的旅客周转量来衡量交通发达程度,令为X6。 五、模型检验与调整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与消除。 回归模型中R2为0.999,拟合优度很高,但除X6外变量的Prob值都偏高,其对应的t统计量较小。表现R2为很大,t很小,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进一步检验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其相关系数都很接近于1,说明模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采用逐步回归法消除多重共线性。的一元回归,得到的回归方程中,使R2最大的解释变量是X4,则以X4为基础作为初始模型,顺次将其他解释变量依据R2大小逐个引入,并比较结果:初始模型中引入X3,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变量也通过显著性检验,则保留X3。继续引入X6,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变量也通过显著性检验,但X6的系数为负数,不符合经济意义,则舍弃X6。继续依次引入X2,X1和X5,模型的拟合优度均未改善,变量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舍弃X2,X1和X5。六、经济意义检验 对初始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检验并消除其影响后得到如模型③的最终回归模型。现对模型进行经济意义的检验:1、模型中人均旅游花费X4和国内旅游人数X3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国内旅游收入与两者成正相关关系,符合经济学一般原理;2、模型中截距项的系数为负,这是由于旅游业本身经营所需人力、物力等巨大成本的存在。因此,回归模型符合现实经济,模型通过了经济意义的检验。 七、结论 本文的回归模型表明,国内旅游收入与国内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成正相关关系,而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业发展水平和交通发达程度由于与二者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其对国内旅游收入的解释作用间接体现在国内旅游收入和人均旅游花费上。 旅游经济学论文:生态旅游发展的经济学思考 内容摘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产品日益丰富多样,生态旅游因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符合现代消费者日益提高的旅游体验,得到迅速发展。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生态旅游的兴起、发展以及存在的现实矛盾,并对和谐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生态旅游 经济学 旅游经济关系 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剖析生态旅游的兴起 (一)从需求角度看,生态旅游满足了消费者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经济学存在的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即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由此延伸到生命的有限性,于是人们都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能尽量满足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理想。漫长的地球演变和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也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奇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同时,现代文明也造就了大量的人文景观和科技奇迹。人们由此产生了旅游的意愿,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更多的探索环境、尽量的享受美景。 从需求方的角度来看,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更加符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取向。与传统的观光休闲旅游形式不同的是,生态旅游更加注重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对生态环境的融入程度。也就是说旅游者更重视旅游的体验。由于对自然与人文生态认识的深入,旅游者已不满足于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观光休闲的旅游经历,而更希望以体验的方式充分理解旅游地自然的、文化的、生活的内涵和特征,从中获得美学体验、娱乐体验、教育体验与避世体验。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人们更多地具备了购买旅游产品的能力,另外从传统经济学的工资决定理论来看,收入和闲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收入水平越高,人们越有条件以较少的劳动换得所需的收入,同时对于提升生活质量的精神需求也更为强烈,也意味着以劳动替代闲暇的机会成本愈高,因而更愿意将时间用于闲暇。更注重旅游产品品质、强调旅游者旅游体验的的生态旅游无疑成为人们的优先选择。这使得对生态旅游的消费需要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并且市场潜力巨大。 (二)从供给角度看,生态旅游供给者具有很强的供给意愿 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市场需求,同时这个行业的投资回报率能达到或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那么就会有相应的供给。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主要提供休闲消费服务,因此旅游市场的商品价格往往会高于一般有形消费品市场,生态旅游更是充分利用了自然环境和资源,其投资回报率更有优势,所以企业也乐于投资。 旅游业具有很强的“乘数效应”。 旅游业发展可以带动如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娱乐零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即旅游需求增加能带来多倍的旅游收入的增加,因此,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提高了地区GDP、增加了政府税收,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生态旅游业而言,兼具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点,关联产业的发展更可以吸纳大批的劳动力。因此政府很乐于推动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增加旅游产品的供给,满足日益壮大的旅游需求。 对于供给者而言,为了满足消费者高质量的旅游体验要求,必须把保护旅游景区的资源和环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努力生产出高品质的生态旅游产品。因此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是对现代人消费需求的一种迎合,符合经济学的原理。 从经济学角度看生态旅游发展的积极意义 实践中旅游业的发展往往以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为代价,这也为现代经济理论所诟病。但是良性的生态旅游发展可以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生态旅游的良性发展可以同时实现三重目标:一是保护旅游地环境和自然资源;二是实现旅游者高质量的旅游体验;三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因为生态旅游需要满足旅游者更高的心理和审美要求,只有保护资源与环境才能给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体验,这就从客观上促使旅游开发部门改善旅游区的环境,以增加旅游的吸引力。对旅游者的吸引又能带来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提升了他们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积极性。由此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而这个良性循环的形成根源于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因此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以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与生态旅游开发相关的投资者、经营者、政府以及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群体可以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同时获益,这也体现了生态旅游在旅游经济系统运作过程当中公平性的经济学原则。另外生态旅游发展为生态旅游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开辟了稳定的融资途径,大大缓解了政府拨款不足带来的资金缺口。近年来政府有了更多的资金用于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生态旅游开发中旅游经济关系的失衡 生态旅游系统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和自然生态有着天然的联系,是和谐、共存、共赢的关系。但是生态旅游本身并不会因为其提倡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而必然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存在着固有的、潜在的非持续发展因素,比如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冲突。如果只是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会割裂与自然生态的联系,使其发生不可逆的破坏,产生生态危机,最终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尽管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是生态旅游本身的使命,但是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在生态旅游发展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矛盾,因为任何形式的开发或多或少都是对已有系统状态的破坏。 在生态旅游开发实践中,生态旅游参与者,无论是政府、开发经营者、当地居民甚至包括旅游者都曾出现过理性缺失的情况,最主要表现为因缺乏对旅游承载力的科学评估而超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开发。这种开发背离了生态旅游发展的初衷和积极意义,带来的是严重的生态威胁。在这种生态危机背后隐藏的实际是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严重失衡。具体表现为生态旅游系统内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如政府对生态旅游市场缺乏科学评估导致生态旅游地盲目开发,使其无法真正满足生态旅游者的高体验需要;旅游经营者和当地居民之间因为利益分配失衡带来旅游地发展危机;旅游经营者盲目扩大市场规模导致旅游产品供给违背生态原则;经济利益最大化与游客数量控制的矛盾无法协调等。长此以往,只会使生态旅游经济难以为继,最糟糕的是可能带来对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破坏,使得子孙后代付出代价。从经济学角度的意义来说意味着子孙后代丧失了未来选择和参与这些旅游活动的机会,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究其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凌驾于生态利益之上,利益诉求者割裂了与生态系统的联系,在孤立的经济系统内寻求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从长远来看其结果是事与愿违。 和谐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构建 (一)充分发挥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的生产者属性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是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所有参与者,在一般社会生产关系中,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但是在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中,他们不自觉的更多地以消费者的身份自居。事实上在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中,他们同样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不仅消费自然,向自然索取,同时也在进行能动的生产,这种生产不仅意味着发展旅游经济、增加物质财富,更意味着作为旅游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可以能动的建设自然,管理和调控人和自然的关系。比如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改善自然,拯救濒危资源;通过教育的进步来教育人类,提高环保意识;通过制度的创新来改进管理、科学决策;通过法制的健全来规范、引导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使之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只有充分认识到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充分发挥能动的建设者作用,主动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能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实现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 (二)充分发挥旅游地居民的能动作用 有别于传统旅游开发的是,生态旅游开发应当充分强调当地居民在环境、资源保护中的主力作用。传统的旅游开发往往强调旅游者对环境的爱护,重视旅游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忽视对当地居民直接经济利益的影响。事实上当地居民应当是保护旅游景区最为重要的力量,他们居于旅游环境中,对环境保护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居民自身对生活环境的美学追求,更多的来源于因所居地独特的环境和资源优势而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这也意味着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他们也将是最直接的受损者。因此即便多数居民未必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是对于所居环境和资源却有着朴素而直观的保护意识。因此在生态旅游开发中,应当充分利用当地居民的这种环保意识,并将这种直观意识转化为更为积极主动的意识,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并加以传承,这样会使他们成为环境保护最直接而有效的力量。 (三)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生态环境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产权归属是模糊的,其消费没有排他性,生态旅游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试图能在活动中“分一杯羹”。但是该产品是有竞争性的,尤其当使用者人数足够多时,竞争性很大,即每个人对生态资源的消费活动都具有负外部性,都会降低其他人可以得到的资源质量,而个体在消费中是不可能考虑这种负外部性的,就会产生过度消费。因此如果单纯运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可避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这也是政府应当介入当地生态旅游经济开发的直接依据。政府应当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对生态旅游市场进行适度干预,为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比如政府可以在经济效益的考核评价机制上尝试进行改革,以此引导当地生态旅游的健康开发。如改变传统的投入―产出的效益评价机制,重新构建一套对生态旅游资源和环境价值可以进行定量评估的体系,将旅游项目开发可能带来的环境损益作为核心指标纳入该评价机制,并且严格推行,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就减少“急功近利”的旅游开发。再比如采取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将反映经济活动的负面效应,比如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纳入核算体系,从现行GDP中予以扣除。尤其对于依赖生态旅游资源比较明显的地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成绩考核可以考虑采取这一指标,这也是对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的“急功近利”的经济开发的一种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引导。 (四)充分发挥资源共享优势并实现区域旅游竞合 旅游经济的开发必须考虑旅游基础设施承载力和旅游服务设施承载力, 它是旅游者能够顺利实现旅游目的的基本条件。因此旅游开发过程中,需要考虑在满足旅游地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同样为提高生态旅游地的可进入性,生态旅游开发也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关键是要尽量降低开发和保护的矛盾,一方面是做到合理的开发以及后期良好的经营管理, 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旅游资源的生命周期,这对旅游资源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在保证旅游地居民和旅游者需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旅游地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无疑是更有益的。比如可以规划区域的旅游竞合,从相对更大的生态系统空间范围去合理规划和共同发展生态旅游,整合旅游资源,充分利用已有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减少生态旅游开发地内的旅游设施开发,发挥区域生态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将开发可能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区域旅游竞合是区域旅游发展的优选之路,对于生态旅游来说,更需从区域范围内加强合作,才能更好地保持区域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与平衡性,从而真正促进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 因此在生态旅游经济发展中应当坚持遵循生态规律、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最终达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也是生态旅游经济开发的必然趋势。 旅游经济学论文:医疗旅游市场形成的经济学分析 以医疗旅游为研究对象,根据医疗旅游者的流向,对医疗旅游的需求与供给进行了分析,医疗旅游需求与供给受到医疗价格、医疗技术、就医等候时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影响因素不同,需求与供给的变化不同,医疗旅游市场形成的原因就不同。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不但重视身体的健康也重视心理的健康。于是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健康的同时还追求身心的愉悦。所谓医疗旅游就是指人们在常住地的医疗保健服务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在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实惠的、特色的医疗保健等服务或活动的吸引下,到目的地接受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和旅游服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疾病治疗、休息疗养、美容整形、恢复青春等医疗护理活动与旅游度假、休闲、娱乐等活动有机融合在一起,让游客在娱乐享受中治病,在身心愉悦中康复。医疗保健是医疗旅游的首要目的,其他所有的休闲娱乐活动都是围绕它而开展的。 近年,医疗旅游产业发展很快,2004年全球产值为400亿美元,2006年增长为600亿美元,2012年1000亿美元。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时,医疗健康相关服务业将可能成为全球最大产业,观光休闲旅游相关服务业则是次于其的产业,两者相结合占世界GDP的22%。可见,医疗旅游产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然而,医疗旅游不是一种单纯的消费性的服务性产业,而是一种“生产+消费”的综合性产业。论文用供给-需求理论分析医疗旅游市场的形成,以更加清楚的认识和开发这一市场,为医疗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医疗旅游需求分析 所谓需求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价格条件下,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商品和劳务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所谓供给指卖者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价格条件下能够和愿意向买者提供的处在市场上的商品和劳务。需求和供给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前提。需求引起供给,供给满足需求,而需求又引起新的供给。 尽管每个国家都在尽最大努力来满足本国人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不足以满足本国所有人的需求。于是在本国不能满足医疗需求的情况下,部分患者转向国外就医。虽然,促使医疗旅游产生的条件和因素很多,但是其中最关键原因的是:国际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医疗技术与服务等的巨大差异。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医疗技术水平高,医疗设施先进,但是医疗保险范围有限,而且医疗保险费用很高,承担不起高昂医疗费用的中低收入者就会寻求到医疗费用比较低廉的国外就医。如印度的心脏病治疗水平已和美国相当。但是医疗费用比美国低很多,例如心脏搭桥手术,在印度只需要1万美元,在美国有医疗保险的最低要5万多美元,没有医疗保险的最低要12万多美元 。 以加拿大、英国为代表的提供全民免费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需要满足全民所有医疗保健需求,在一定的时间特定的医疗设施必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那么患者就只能排队等候就医。例如,英国卫生部在2007年3月对20万病人进行调查,发现48%的病人在排队等候18周以内能接受治疗、30%的病人等候30周之后才能接受治疗、12.4%的病人需要等候一年以上。然而,疾病是不宜拖延的,具有较强支付能力不愿意等候的患者,就转向国外医疗旅游。 以迪拜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中的高收入者,在对本国医疗技术水平不满意的情况下,到国外寻求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例如许多中东国家的国民纷纷到德国等发达国家医疗旅游。 被他国传统或特色的医疗旅游文化、技术或手段吸引的特殊医疗旅游者,如被印度的瑜伽、中国针灸、泰国的变性手术、巴西和韩国的美容整形等,吸引他们的是医疗技术本身的特殊性,基本上与疾病无关。综上,医疗旅游的需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本国医疗供给不足,患者到国外满足医疗需求。 根据医疗旅游的目的,医疗旅游可以大体上分为两大类,疾病治疗类医疗旅游和非疾病治疗类医疗旅游。如果说医疗旅游属于弹性需求,那么疾病治疗类医疗旅游则属于刚性需求,毕竟很多人会为了治病会倾尽全力,甚至借钱治病。 二、医疗旅游供给分析 医疗旅游供给与其它产品供给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一般的产品供给是产品移动以满足市场需求,而医疗旅游的供给是产品不动,需求者移动寻求满足。另外,一般的产品是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一个国家的医疗项目一经确定价格,除了国家政策引起的价格调整,患者是没有机会和院方讨价还价的。因此,医疗旅游的价格水平是不同国家之间同类产品的比较。例,若日本和韩国都可以提供水平相当的面部拉皮手术,但韩国价格较日本要相对低廉,那么医疗旅游者一般会选择去韩国医疗旅游,而不会选择去日本。 医疗旅游业是一个人均消费相对较高的产业,目前医疗旅游行业人均消费为10000 美元,这对于带动一个国家的医疗、酒店、餐钦、航空、法律、保险、培训等行业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医疗旅游的高收益性,通过公派医生到发达国家进修、进口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建设医疗旅游产业园等措施以提高本国医疗旅游的供给水平。但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一个国家的供给水平是有限的,因为一个医院的床位、主治医生的人数等在一定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满足医疗旅游市场的部分需求。 目前医疗旅游业已经初具规模,如亚洲的泰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瑞士、德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古巴,以及非洲的南非等国都已成为重要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大多数国家都以其独特的医疗旅游项目成为某方面的独特供给者,于是有某些特殊医疗旅游需求的患者只能前往特定国家才能满足其需求。 三、医疗旅游需求与供给的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医疗旅游多是自发性的,由患者本人或者亲友收集国外医疗机构的信息、联系医院、安排日程并去就医。由于医疗旅游服务的特殊性,使得境外所有医疗旅游公司基本都采用TPA(全称:Third Party Administration)模式,也就是由第三方管理机构完成医疗旅游产品的售前和售后服务。售前:主要是分析了解客户需求,对医疗服务供应单位进行符合国际标准的辅导和培训,建立医疗旅游数据库,做好机场接待、翻译,安排餐饮住宿、游览等工作。售后:质量监控、满意度调查、外汇结算、服务贸易统计、法律纠纷等的相关工作。售中的医疗服务由医院来完成。 在TPA模式中,患者、第三方管理机构、医院之间的需求和供给关系如图1所示。患者向第三方管理机构咨询有关医疗旅游的事宜,第三方机构了解客户需要并协助制定医疗旅游计划,如果患者对医疗旅游计划满意,就决定满足医疗旅游需求。第三方机构和医院之间的关系是评估医院的资质,并与医院合作开发医疗旅游项目。医院作为供给方满足医疗需求,旅游业满足患者的旅游需求。 医疗旅游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变动,不仅受医疗价格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医疗技术、就医等候时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图2中A、B、C、D四个图分表说明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医疗旅游需求与变动之间的关系。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者而言,本国医疗价格高,如果国外正好有合适的医疗项目,而医疗价格相对较低的话,就会选择出国医疗旅游。国内外价格相差越大,国外医疗技术越稳定,医疗旅游的需求就会增加(需求量就从D0移到D1),随之医疗旅游的供给就会增加((供给量就从S0移到S1)具体如图2中的A图所示)。 对于英国等提供全民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中那些等候治疗时间很长的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患者而言,本国等候就医的时间过长,时间成本过高,如果国外正好有合适的医疗项目,而医疗价格可以承受的话,就会选择出国医疗旅游。如果国外医疗旅游价格越低,技术越稳定,医疗旅游的需求就会增加(需求量就从D0移到D1),随着医疗旅游需求的增加,国外医疗旅游的供给就会增加((供给量就从S0移到S1)具体如图2中的C 所示)。 对于本国医疗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中高收入者而言,他们在本国难以得到值得信赖的医疗服务,在国外高超医疗技术水平的影响下,只要他们能够承受国外的医疗价格水平,就会选择到国外医疗旅游。国内外医疗技术水平与服务相差越大,医疗旅游的需求就越大(需求量就从D0移到D1),随着医疗旅游需求的增加,医疗旅游的供给就会增加((供给量就从S0移到S1)具体如图2中的B所示)。 对于不同国家间提供的相同医疗旅游项目,其医疗旅游的需求则主要由不同国家间的价格来决定,相等技术水平条件下,相同的项目,价格越低的国家吸引力越大,价格降低,需求就增多(需求量就从D0移到D1),需求增多供给也相应增加((供给量就从S0移到S1)具体如图2中的D所示)。 四、结论 由于各个国家医疗资源的局限性不能同时满足国民的所有医疗需求的客观存在。根据医疗旅游者的流动性规律发现,国际医疗价格、医疗技术、排队等候就医时间等是医疗旅游形成的主要因素。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医疗旅游市场,这些因素对医疗旅游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影响也不一样。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者因本国医疗费用高昂,国外医疗旅游价格低而产生出国医疗旅游的需求,与之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该类医疗旅游供给增加;实行全民医疗旅游的发达国家因为就医人数众多,就医等候时间延长而产生自费出国医疗旅游需求,与之对应的是世界其他国家医疗旅游供给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有钱人因为国外医疗先进的医疗技术而产生出国医疗旅游的需求,与之对应的是发达国家医疗旅游供给的增加。 (作者单位: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旅游与休闲管理系) 旅游经济学论文:本科高校旅游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若干思考 摘 要:本文从本科高校旅游专业学生的特点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在旅游专业中西方经济学教学所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教材内容更新、案例教学、互动性教学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与改进措施。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旅游专业 教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旅游市场的扩大,对旅游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急速增长。据2009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显示,2000年,我国设置旅游专业的本科高等院校为252所,在校生7.35万人,而到2009年末,全国设置旅游专业的本科高等院校已有852所,在校生49.84万人,比2000年分别增长338%和677.5%。旅游专业作为管理类专业,其本科教学必然要设置西方经济学课程,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使学生了解现实的经济社会,以及加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同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目前,我国各本科高校旅游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表现为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相脱节、经典理论与前沿动态理论相脱节、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互动不平衡等。如何提高本科高校旅游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1 本科旅游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学生形象思维强于逻辑思维的特点与西方经济学教学数理化趋势的矛盾 本科高校旅游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理工科专业学生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旅游专业的学生形象思维较强,而逻辑思维较弱,对故事化、形象化的讲解内容非常感兴趣,而对数理推导、公式和图表则感到害怕甚至回避。在讲解西方经济学时,当老师讲到经济学家的生平以及经济理论案例时,学生的兴趣较浓厚,但是当老师讲到复杂的经济模型,学生的学习兴趣则降低。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希望老师能把复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转化为一门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然而现实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往往注重经济定理的推导和数学模型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文化的讲解较少,这导致旅游专业学生普遍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学习兴趣难以提高。其次,旅游专业的学生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相对薄弱。旅游专业学生大多数是文科生,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而数理知识储备方面比较不足,然而,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借助数理模型来解释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的学科,其教学内容充满大量的数学公式、图形和表格,它的理论性和逻辑性较强,这加大了旅游专业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性。 1.2 旅游专业重视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与西方经济学教学偏理论化的矛盾 旅游专业是我国本科高校近十几年来新开设的专业,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本科高校旅游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数进入旅游企业从事管理工作,而非进入科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然而西方经济学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其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从边际成本理论、完全竞争理论、供给理论和凯恩斯理论,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和推理上,这使西方经济学显得高深复杂,这对于偏感性思维的旅游专业学生来说显然是不利的。事实上,西方经济学所提示的经济规律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是间接的,因此,给大多数学生造成的印象是西方经济学离现实生活很遥远,难以利用所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其次,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一成不变,也使它不能适应旅游专业的教学要求,从而降低了它在旅游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1.3 旅游专业培养新型旅游人才的目标与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与时代脱节的矛盾 本科高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即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技能,能在旅游相关领域从事实际工作的新型人才。然而,目前我国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过于陈旧,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我国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微观部分主要以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为主,宏观部分以凯恩斯国民经济的论为主,这两大理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形成,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当初适合这两大经济理论的社会环境早已改变,现代经济现象日趋复杂,如果我们还用十年前的理论来解释现代社会经济,那显然是不合时宜。经典理论的学习虽然能使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精髓,但经典理论与现实前沿问题的脱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事实上,许多崭新的理论不断丰富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比如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博弈论、当代国际贸易和产业经济学理论等,这些最新的理论体现了学者们对于现实世界更深的思考,使得西方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进一步强,但是这些前沿的理论却很少在旅游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体现,结果进一步拉开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使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与时代脱节。 2 建议与措施 2.1 加强教材建设,使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适应旅游专业的特点 旅游专业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目的是树立基本的经济观念,掌握必要的基本经济知识,以及初具分析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首先,为了适应新时代旅游人才的培养,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编写要突出对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由于旅游专业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课时一般较少,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教学不必面面俱到,必须有重点地删减,突出重点,又要详略得当,本着“必需和够用”的原则,合理取舍教学内容,从而加强教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1]。其次,西方经济学教材应包含当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吸收前沿研究理论,在内容上不断吐故纳新,选用适合旅游专业自身特点、新版的、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教材除了包含经典经济学思想以外,还应该包含其他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比如博弈论、逆向选择、不对称信息等问题,补充其它学派的理论,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剑桥学派等观点以及思想,使学生充分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以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独立研究和应用能力[2]。 2.2 使用适合旅游专业特点的案例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西方经济学很多理论知识晦涩难懂,并且包含不少的数学公式和图表,使学生特别是文科专业学生理解起来有些困难,这就需要大量生动和形象的案例对教材中的理论进行解析[3]。案例教学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在20世纪初最初应用于法学与医学专业,后来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师应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平时注意多点从报纸、网络和新闻中搜集整理相关案例,建立丰富多彩的的案例库。在案例的选择上,我们要遵循以下二个原则:第一,案例的选择要充分体现旅游专业特点。比如在讲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时,可以结合人们对旅游的需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大量涌现的,属于较高层级的精神需求。在讲解需求的价格弹性时,以酒店客房的定价为例,分析什么时候酒店应当涨价,什么时候酒店应该降价,价格的变动对酒店总收益的影响。在讲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可以联系我国目前银行准备金率和银行存款利率一再下调的情况,并且让学生把我国目前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凯恩斯赤字财政政策进行对比分析。第二,案例的选择要使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当前经济现状的实际较好地结合起来。如果选取的案例过于陈旧,就会让学生觉得经济学脱离现实,说服力不强,从而挫伤学生学习经济学的积极性,应该从人们日常生活中选取学生所熟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我国目前发生热点经济问题,房产政策的调整和银行利率的变化,使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弱化其理论性强的特点,让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有切身体会和理解。 2.3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主动性 如果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单纯采用灌输式、讲解式的手段来向学生传授经济学的理论,其教学效果必然不会太理想。要想解决以上的问题,教师应该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如启发式、多媒体以及开放互动式等灵活的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主动能动性[4]。首先,教学通过开展大量有针对性的提问来启发学生对经济学的思考,一方面教师要对学生进行的提问,比如在介绍“机会成本”这一概念时,便可以用“你们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是多少”这样简单又实际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从而进一步引入相应理论的介绍;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对教师进行的问题,通过提问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充分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养成主动积极地学习的习惯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还营造了民主的学术氛围。其次,利用多媒体教学来提高教学效果,通过使用多媒体教学,使教学内容以图、文、声、像并茂的形式演示出来,这样不仅缩短教师在黑板上板书的时间,加大课堂信息量,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积极采取开放互动的教学方法,以活跃课堂气氛。教师可以选择与旅游领域有关的经济事件及相应数据作为案例来开展课堂讨论,比如利率的调整对我国酒店业的影响?我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旅游市场的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开展课堂讨论,使课堂气氛调动起来,促使学生对经济学主动思考[5]。 2.4 结合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增强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前沿性 西方经济学授课内容只有不断随社会变化而改新,及时吸收前沿理论的最新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最新问题和最新动向,突出教学内容的时代特征,使得教学内容与时代、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使学生对它产生认同感,进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仅仅讲授经济原理,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促使学生主动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然而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更新速度相对较为缓慢,前沿的理论及案例一般不会出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过于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对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不加选择就全盘接受,从而削弱了学生学习经济学的积极性。针对这样的现象,教师应该注重自身的学习,追踪最前沿的理论及实践、政策热点,不断更新原有的教学内容,同时加强科学研究,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将研究成果积极融入教学活动中。 旅游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视域下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问题研究 [摘要]旅游危机事件高发已经成为制约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威胁。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事件具有爆发频次更快、治理难度更艰巨、涉及范围更大、调控意义更大的显著特点。其形成原因不但在于特殊生态环境,更与复杂敏感的民族关系和国家制度安排有关。因此,管理对策在于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系列制度创新,及时构建预防机制、应急机制和恢复机制,实现旅游危机管理的制度化和高效化。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制度成因;应对机制 旅游业发展最主要的影响要素是旅游环境安全。但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事件此起彼伏,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威胁。因此,及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新对策,势在必行。 一、旅游危机的内涵、类别及演化机理分析 旅游危机指的是对旅游者、旅游业和旅游目的地安全和良性运行状态形成严重威胁、需要及时加以调控的各类非预期性事件,对旅游业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它具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突发性。由于人类自身认识不足、危机长期潜伏等内外部原因结合,旅游危机在条件成熟时会突然爆发,并迅速蔓延。事件的紧迫性要求人类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进行化解。否则只能措手不及,后果严重;二是危害性。由于出乎人类预期,旅游危机带来的是群体性生命财产安全受损,并对正常的产业运行和社会秩序形成严重威胁,还造成社会恐慌甚至动荡;三是公共性。由于旅游系统和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互相交织,一旦旅游危机发生,必将引发相关系统“共振”,形成“连锁反应”,并在短期内演化成为公共领域危机;四是可调控性。危机的发生虽然有其偶然性,但偶然之中有必然,其背后必定蕴含内在演化机制和规律。形成原因除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之外,还有人类的主观意识有很大关系,因此,人类只要进行科学研究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旅游危机并不可怕,也可以得到很快化解,甚至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契机。 造成旅游危机的因素极其多样,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层面作出不同归类。基于诱因视角,本文将其划分为自然灾害型、经济社会型、疾病卫生型、综合型四类。其中,自然灾害型由火山、地震、泥石流、台风、暴雨、洪水、火灾、冷冻、雪灾、海啸、雷电等引起,经济社会型由经济危机、政治动乱、军事冲突、局部战争、恐怖袭击、文化隔阂、宗教对抗、安全事故、社会谣言等原因引发,疾病卫生型主要由人类或动物流行病(如甲型H1N1流感、口蹄疫等)引发,多表现为突发性卫生公共事件,综合型由以上因素综合形成,加大了社会和产业秩序重构的成本。 旅游危机有自身演变过程和规律。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可划分为五大演化阶段:潜伏期,以静态形式存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酝酿的长期性,不以为人类所察觉;爆发期,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爆发条件具备,危机经过酝酿阶段后突然爆发;蔓延期,以极快速度在大范围内扩散,波及各个旅游行业;衰退期,由于自身影响力的减弱和人类应对措施控制,危机趋于缓和,旅游经济损失减弱;消亡期,危机消失,社会经济秩序趋于正常,旅游业开始复苏。因此,人类危机管理模式也经历预防、预警、控制和恢复等演化阶段,同时具有非程序化、信息非对称性和风险性特点,必须在实践中体现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常态性特征。 二、转型期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问题凸显 (一)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表象的特殊性 除体现公共危机共有特点外,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还具有如下个性化特征: 1.爆发频次较多 和内地及其他民族地区相比,由于环境特殊,西部民族地区近年来发生了一些旅游危机事件。这给西部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2.应对难度更巨 复杂多样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使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治理难度加大。例如,西部地区多大高原、大沙漠、大戈壁,河流纵横分布,峡谷沟壑密集,交通建设滞后,救援人员进入很难,应对工作开展缓慢;部分地区地处海拔较高,使外部救援者适应救援环境较为困难:本区域内多民族聚居、杂居,社区群众和救援队伍之间无法开展有效交流;民族地区地处生态边缘区,生态环境恶化态势逆转绝非易事,费时费力;信息技术不发达,旅游危机信息不对称,助长了谣言的传播和扩散。 3.涉及范围更广 旅游危机事件涉及到西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关系、经济格局、社会状况、自然灾害、恐怖活动、犯罪现象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互相交织,互相重叠,牵扯众多;旅游危机影响不但对西部产生威胁,还波及中国甚至世界,对全球旅游业发展和地缘稳定具有巨大危害;西部边界线漫长,接壤国家多,跨界民族多,部分敌对势力具有国际背景,使旅游危机影响具有跨国境性,因此应对措施也需考虑国际国内形势和相关群体利益。 4.调控意义更大 西部民族地区地处文化生态双重边缘区,发展现代文化旅游业为明智之举,因此,旅游危机对现代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制约和危害显而易见。一是旅游投资环境受到影响。由于恐怖活动和社会犯罪事件多发,外来投资者信心不足,导致投资减少,经济下滑;二是旅游收入受到影响。由于害怕在旅途中出现不测,许多居民不愿意前去西部边疆地区,导致客流减少;由于安全的旅游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旅游者不敢在夜晚出来休闲,极大影响了本地少数民族居民旅游收入增长:三是社会经济类事件尤其是暴力恐怖活动影响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严重破坏边疆安定团结,威胁国家形象。因此,旅游危机治理和应对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促进边疆居民增收,增强精神文明建设,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二)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内在机理的特殊性 1.生态环境特殊脆弱 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使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及其脆弱,为典型风沙区、水土流失多灾区、多地震区和高寒灾害区,也是生态类旅游危机多发区。一方面,自然条件本身恶劣。西北民族地区密集分布大尺度自然地表景观,地表结构复杂多变,远离海洋,地表植被稀少,土质疏松,大风、沙尘暴频繁爆发且比较严重;为世界两大板块(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与我国三大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藏高原)交界地带,地质构造复杂,地壳运动活跃,为典型地震带。另一方面,处于人口压力和政治原因,盲目过度开发,自然环境趋于恶化,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指数早已超过了安全临界线或警戒线。 2.民族关系敏感复杂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各民族各族群之间和睦相处,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民族关系,为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得出现一些民族矛盾,民族关系问题凸显。一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影响民族关系。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石油、煤、天然气能源和矿产资源储量丰富,但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合理,国家对其进行低价收购,当地居民没有享受到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反而还要承担环境污染等经济社会成本。从而影响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影响民族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国家首先开发沿海地区,西部民族地区暂时未纳入开发范围,引起少数民族的社会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容易形成民族隔阂,给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三是社会转型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转变影响民族关系。我国“橄榄型”或者“洋葱头型”社会结构尚未发育形成。不完全“哑铃型”或者不完全“生梨型”结构形态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改变,阶层之间关系出现紧张,为旅游危机事件爆发埋下隐患;四是敌对势力的介入和破坏影响民族关系。在中国崛起大背景下,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等利用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活动猖獗,给西部边疆地区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带来负面影响。 3.旅游危机应对机制更为欠缺 我国危机应对机制整体不健全,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应对更为不足。旅游危机教育方面,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缺少忧患意识,对旅游危机的潜在性、旅游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认识不清。在旅游危机到来前缺少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致使社会容易出现大面积恐慌,也使旅游危机管理成本大为增加;组织制度方面,现有行政管理体系复杂,一旦危机发生,各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无法及时统筹协调,管理和运行机制不畅;管理体系建设方面,旅游危机等尚未纳入管理绩效考核议程,危机风险评估和管理等工作尚未启动;惩罚机制方面,缺少问责追究制度,不能够对责任人形成威慑态势,也使管理者对旅游危机缺乏高度警惕;硬件建设方面,投入不足,无法提供必要的配套设施,增大了危机应对难度;信息传播和舆情引导方面,官方旅游危机信息不及时,强化了公众以及旅游者对旅游危机的感知强度和恐惧心理,容易出现国民国家信任危机。 三、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管理对策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政府为主体,对旅游危机应对模式进行创新,确保旅游业安全运行。具体对策选择如下: (一)理念创新 一是对旅游危机危害认识须创新。政府、企业、社区和相关组织须以非传统安全理念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旅游危机的危害保持清醒认识,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旅游业安全稳定保持高度警觉,将安全管理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同时采取适合民族地区区情的特色危机应对模式,积极构建完整应对体系和框架,从战略提升区域民族旅游竞争力,实现边疆和谐、产业繁荣、人民安居和国家稳定。 二是对旅游危机效应认识须创新。任何事物发展都存在两面性,“祸兮,福之所倚”,“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对旅游危机带来的影响需要保持辩证认识,既要看到其巨大危害,认识到有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和连锁反应。也要理性看待旅游和危机的关系。意识到危机也许就是难得的一次发展机遇,旅游危机蕴藏产业优化和转型机遇,对提高旅游景点和目的地知名度、提升产业抗波动能力、拓展潜在客源市场与健全社会管理机制方面都具有很大价值,从而化“危”为“机”,因势利导,及时抓住机遇实现西部发展。 (二)制度创新 组织制度方面。建立常设性专业危机应对组织或机构,专门负责应对危机事件和突发事件,避免政出多门导致的效率低下,并随时做出分析预测,在反恐、灾害预测和控制疾病流行方面加强合作与沟通,为旅游消费者出行提供及时的信息与建议;在有效发挥政府力量外,需要扩大危机管理参与主体,吸纳专家学者、技术精英、宗教领袖、社区和公众,改变传统单一主体模式为多元管理模式,最大限度整合各类资源,提高旅游危机管理效果。 法律制度方面。加快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变传统“急事急办”、“大事大办”、“无事不办”的决策模式为常规化模式,通过法律规范危机管理主体职责,改变以往政府官员和社会管理者权责不对等现象,建立旅游危机事故问责制,依法追究危机应对不力责任人,对因玩忽职守、谎报、漏报信息等造成重大损失者坚决追究法律责任并给予严厉处置,同时支持媒体和公众进行监督,保持一种高压威慑态势,从而为危机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通过规范化、系统化法律制度建设改变推委扯皮现象,强化相关人员责任意识、危机意识,提高政府应对旅游危机效率。 信息披露制度方面,成立旅游安全信息中心,建立旅游安全官方发言人制度。定期披露安全信息,同时通过网络、手机、电视等渠道向公众及时相关信息,提前告知公众气象、地质灾害、社会安全等情况,提高安全预警能力。 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方面,纠正传统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和不足,在注重经济发展效应评估的基础上,丰富考核指标体系,增加危机管理绩效考核因子,细化危机预警和应对责任,逐步引导政府、相关机构和人员改变短视行为,提升旅游危机管理能力。 旅游教育制度方面。依据旅游危机多发现实需要,改革旅游教育内容,增加安全教育板块,进行危机事件处置演练,通过多种途径在国民和管理者中逐步普及旅游危机应对理论和技能教育,树立危机意识,消除麻痹心理、侥幸心理,掌握必要的应对技能尤其是应急救援技能,提高危机反应能力:在导游等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或资质年审中增加应对危机事件环节。使产业从业者具备一定领导组织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做好旅游安全管理人才培养:在旅游者中间加强安全教育和宣传,分发《旅游安全行动指南》等材料,以防止危机到来时惊慌失措局面发生。从而减小事件带来的损失,为危机应对提供智力支持。 财政税收和金融保险制度方面,国家必须将公共安全和旅游危机预备费纳入预算之内,专门划拨或增加相关财政经费支出,做好“公共物品”供给。改善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旅游区设施和经费投入不足问题。缩小财政支持差距导致的风险和损失,同时对因旅游危机而遭受者给予适度财政补偿和财税优惠。为应付公共风险和旅游危机提供物质和资本支撑:保险行业要建立和完善旅游保险制度,开设特征保险,使旅游者通过购买旅游责任险、地震险、旅游意外伤害、旅游救援等险种降低成本,实现旅游业健康发展。 (三)机制创新 一是预防机制创新。针对旅游危机诱因,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在生态脆弱区和灾害频发区高质量实施绿化、净化工程,防止水土流失,消除生态类旅游危机隐患;切实关爱边疆民族地区弱势群体发展权和生存权。使其共享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带来的伟大成果,改善其生活状态,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和满意度,消除边缘感和相对被剥夺感,使民族关系和族群关系趋于和谐,从而降低社会类旅游危机发生几率;制定预案,及时修改完善,扩大其覆盖面和针对性,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启动预案,力求危机损失最小化;强化预警科技水平和人员配备,做好重点地带、重点人群、重点景区、重点时段的安全监控,对旅游危机保持高度的警惕心,同时提供物质储备(如灭火器、报警器、急救包、氧气袋等),完善救援系统,有效预防危机;加大旅游安全问题检查,在主要旅游集散中心和景区安排专人负责进行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二是应急机制创新。一旦旅游危机发生要立即形成快速反应机制。旅游危机处置机构立即控制局面,启动预案,在第一时间派专人赶赴现场,保护人民群众和旅游者生命财产安全,防止事态扩大或恶化;及时披露事件发生情况,疏导和把握舆论导向,保障公众知情权,做到信息透明化、解读准确化,改变传统“内紧外松”传播策略,防止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公众恐慌和猜疑,从信息源上制止不良信息恶意传播,避免广大人民群众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建立合作机制,必要时开展国际合作,形成多元有效治理体系。旅游企业要采取多元化战略,及时转换开发思维,推出替代性旅游产品,树立良好新形象,为后续开发提供契机。 三是恢复机制创新。旅游危机消退后,及时开展评估工作,总结经验;防止媒体失语现象发生,利用公共关系模式宣传报道旅游活动最新进展,消除危机时期留下的负面印象。迅速重塑和树立“和谐西部。民族廊道,多彩家园”旅游形象,凸显安全特征,提升旅游市场消费信心指数;精心策划,利用危机事件推出新型旅游产品,形成市场新卖点、新爆点,如在泥石流灾害地开展黑色旅游,在地震灾害地开发地震旅游,建设灾害纪念馆,使旅游市场重新启动。 旅游经济学论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贵州“红色旅游”的价值 摘要:本文主要是通过收集和分析贵州旅游业和红色旅游的相关资料和数据,从本质上去了解“红色旅游”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对制约贵州红色旅游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对促进贵州红色旅游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和对策,从而去诠释贵州红色旅游的价值。 关键词:红色旅游;资源稀缺性;第三产业;经济发展 一、贵州红色旅游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持续高速增长,根据《贵州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贵州的国内旅游人数由2001年的 2100万人次上升到2010年的12863万人次,入境旅游人数由2001年的20.55万人次增长到2010年的50.01万人次。而据贵州省旅游局统计数据表明,2005-2010年贵州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380.71万人次。其中接待入境游客9.03万人次,红色旅游综合收入223.13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省红色旅游呈强势发展势头。 二、红色旅游对贵州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红色旅游资源的稀缺性主要表现在: (1)红色旅游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如同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一样,中国革命的历史遗存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红色旅游资源只有全国的部分省份的部分地区拥有少量,而且由于其的脆弱性使得红色旅游资源因为受到自然或人为的破坏而越来越少。 (2)红色旅游资源的脆弱性。红色旅游资源主要包括革命纪念地、标志物及其所承载的基本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等,其中的记录相关历史的书籍、报刊,有纪念意义和革命精神的衣物等物品由于时间的流逝而很容易受到自然或人为的破坏,而建筑等也容易因为自然灾害或人为的原因遭到破坏。 (3)红色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垄断性。每一种红色旅游资源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所代表的精神传承,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其不可再生性,使得不可能再出现具有相同意义的历史遗存出现。特别是以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形成的红色文化遗存,更具有垄断性。 三、贵州省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地理位置不佳。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云贵高原之上,地形相对复杂。贵州省内部交通网络建设由于地形因素而相对落后,使得很多红色旅游景点的交通不便,可进入性较差,这也给红色旅游的线路发展带来了困难。交通设施建设已成为制约贵州红色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 2.经济水平偏低。贵州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省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偏低,而经济总量不高使得针对旅游的投资额较少,导致红色旅游景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亟待改善;而人均收入偏低,使得省内居民的旅游需求不足,难以对红色旅游的发展产生带动作用。 3.旅游经济发展的观念相对滞后、体制的创新性不足。如何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拉动贵州省旅游经济的快速提升,实现贵州省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要转变贵州省旅游经济发展的观念,进行体质的创新。而贵州在面对日益开放、多元化竞争愈演愈烈的市场环境下,仍然没有完全地摈弃陈旧的发展观念和模式,对旅游市场的培育未形成足够的认识和创新。 4.管理和经营体制陈旧, 旅游管理者素质较低。目前贵州的红色旅游资源仍属多个部门共同管理,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导致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受到多重制约,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而管理者的严重疏忽,让很多不法经营者违法经营,擅自提价、变相涨价,使得景区强买强卖的现象十分严重,严重地影响了红色旅游景区的形象,降低了游客的“回头率”。 5.红色文化挖掘程度不深,旅游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红色旅游是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而大多数的红色景区在开发时并没有或很少融入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而对红色文化的挖掘程度也相对浅显,部分景点的建设形式与展示内容雷同。贵州的红色旅游基本上是以分散的单个的参观点为主,未能很好地与贵州当地自然资源、风土人情相结合,严重的削弱了红色旅游资源自身的经济利用价值。 四、对于存在的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1.改变落后观念,实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贵州想要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只有改变落后的观念,积极创新体制,充分认识到旅游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将旅游业纳入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切实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实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树立全社会共同发展大旅游的共识。 2.加快红色旅游发展规划、进行综合旅游开发。发展旅游业, 首先要有系统、完善、可行的旅游规划。贵州省红红色旅游规划的滞后性、非科学性还是非常的显著。所以,我们发展贵州省红色旅游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科学可行的旅游规划。 3.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相关基础设施。2005-2010年国家对贵州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投入8616万元,地方财政投入3000万元,引入民间资金11276万元,有力地促进了红色旅游的强势发展。通过完善交通网络,进一步改善旅游交通条件,形成便捷、快速的交通网络,来提高旅游景点的可进入性。依托于景区景点及城市相关接待设施的完善,改善供水、供电、安全、卫生等条件,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 4.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客源共享。要发展好贵州的红色旅游,区域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从省内和国内两方面来进行合作。一是加强省内各个红色旅游地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红色旅游区,并创立一个旅游品牌,二是要加强国内各个红色旅游大省之间的合作,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实施客源共享。 5.挖掘红色旅游资源,结合生态资源,走有贵州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贵州除了比较有名的遵义会议会址、黎平会议会址、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红色旅游胜地以外,还有娄山关、猴场会议等不为众人所熟知的红色旅游景区。只有深入挖掘贵州的红色旅游资源,将贵州省内的红色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创建自己的品牌形象,结合贵州所特有的生态资源,走一条有贵州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才能更好地发展贵州的红色旅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