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文科下的大学语文课程建设 一、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内涵：通识启蒙教育与母语审美教育 通过汉语经典传承民族之魂，正是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的使命。从此意义上讲，该课程也与童蒙教育一样，具有启蒙性质，有别者唯有对象而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懵懂稚嫩的小学生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用通俗易懂的人文经典涵养其品格，恰逢其时；而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大学生则面临各种纷至沓来的诱惑，如何把持自己不被西化的狂潮淹没，尤须开设一批大文科通识课程强势介入高等教育环节，对其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启蒙。这既可以调节大学生的思维习惯、文明素质单一西化的倾向，又可以让他们真正恢复民族自信心，为未来的民族复兴做好最生动坚实的心理铺垫。作为通识启蒙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它只有坚持大文科教育理念，以文史哲一体化的语文经典为基础、以文化传承为方向，真正成为一门老师爱教、学生爱学的高校必修再启蒙通识课程，其存在价值才会不言自明。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这个昔日曾被妖魔化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掀起了汉语学习的一股股热潮，很多地方还建立了孔子学院。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汉语“听说读写”，试图更深地认识“中国速度”，体味汉字这种神秘的象形文字背后隐藏的文化密码。文化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交流活动，为了向世界科学地传播民族文化，帮助世界对中华民族建立真实、立体、丰富的知见，我们必须盘点家底、自我认知。无论是自我认知，还是帮助世界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都不能停留于机械的转介说明阶段。活的文化与文字、文学的持久的美密切相关。汉字“法天象地”的创造历程让我们感受到神奇的宇宙大美，让我们领略到华夏先人的智慧之美。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本书，一个世界，一座文化的宝库，一个审美的舞台，是一个衔接宇宙先天与人类后天的脐带。从汉字，到汉语言、汉文学、汉文化，这是一个美的链条。只有民族的母语审美能力成熟了，提高了，民族语言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之美，也即是民族化的美的创造才能征服世界，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只有充分民族的，才是充分世界的。在十七世纪德国四分五裂的时代，民族作家席勒正是出于德国文化启蒙和统一的紧迫要求，才写下了《审美教育书简》这本小册子，希望德国人能从独特的民族审美中重拾自信，最终实现民族振兴。五四时代的蔡元培先生甚至提出以“美育代替德育”。蔡先生的提法当然有待商榷，不过以审美教育代替功利教育，以汉文化之美熏陶学生，指引他们，在高度的物质文化条件下过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也只有深入到这个层面去解读、传播华夏文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何以母语审美教育来自我认知、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杭州师范大学的何二元副教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自编教材就体现了这一思想，以文史哲一体化的“母语审美教育”代替单纯的“语文教育”，通过提高审美能力来强化语文训练，在感受汉文学与文化之美的过程中感受汉语之美。这与当年胡适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审美的国语）的设想是吻合的。简而言之，为实施民族文化复兴战略，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校启蒙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理应纳入高等院校的必修课程体系。作为世界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母语审美教育，它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信息技术时代的雅俗共赏 狄更斯的《双城记》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其实这段话也非常适于当下的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然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甚嚣尘上已经使得这个时代陷入一种空前的精神危机之中。时代的症候引起了审美趣味的多元化、低俗化，作为审美主要形态之一的文学也趋于商业化与边缘化。面对种种病态的审美趣味和这一系列乱象横陈的文学现象，在这样一个尊重个体人权、强调平等意识和话语独立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以权威的身份令行制止，只能通过长期的经典教学展开“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式的审美熏陶。健康的趣味多一分，病态的趣味便少一分；经典的美熟悉一点，低俗的美便陌生一点。此消彼长，经典的审美教育总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经典”教育已经陷入了尴尬的处境。拿文史哲来说，随着读图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全面来临，青少年们对孔孟老庄等圣贤经典、对荷马、但丁所代表的文学经典大多视若无物，束之高阁，倒是对网络影视、娱乐游戏情有独钟。面对这种现象，包括大学语文在内的所有通识课程恐怕都应该在教材教法上作出相应的改革。 （一）教材：经典阅读、时尚快读与审美理论导读三者有机结合据母语教育专家何二元副教授研究，语文学科创建于上世纪初，具体标志是1904年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是中国现代教育分科教学的起点，国文成为独立学科。在此之前，中国学术是文史哲不分的，如叶圣陶所说，“整个就是一个语文学科”，也就是所谓“大语文”或者“大文科”。分科是对语文学科内容的分解，文学、政治、历史、地理、常识等等都成为独立的学科。那么，现在，既然要正本清源，为“大学语文”课程重新定位，就必须回到“文史哲不分”的那个原点。其实，从这个原点生发出来的汉民族早期的母语美文也都是叩问人生、沉思天道，超越了简单的“为文学”、“为人生”而“文学”，大多是上升到形而上层面的“天问”之作，譬如《庄子》、《老子》等。原点出元典。这些“文史哲不分”的元典既可以让我们领略母语丰富的张力和表现力，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还可以让我们循着“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的汉字长河，感受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元典字字皆可入门，入文情审美之门，入哲思智慧之门，入民族文明之门，鉴于此，大语教材实应加大元典的选入比例和教学的力度。其次，在当今学科化、专业化已成难逆趋势的背景下，“文学”意义上的审美早已成为知识界的口头禅，“文学”大众化、审美多元化在适应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之外，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无中心，无主流，存在即合理”的审美错觉。许多流行的所谓“美学原则”作为现代“自大”症的垃圾副产品，已经背离了真实原则。“美”固然不是真、善，然而，最高、最正的美却离不开真、善。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理应在这个信息泛滥、经典缺失、审美多元的时代，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审美引导。在教材编选时，简要介绍文学鉴赏的相关知识，提高学生在纷繁复杂的作品中披沙拣金，选择阅读和分析鉴赏的能力，培养他们纯正健康的审美趣味。 （二）教法：信息技术环境中的综合教学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影视充斥的网络时代，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的是非利弊，论者多矣，已无解说的必要。不过，单从教学手段而论，教师引导下的大学语文课程网络化可以有效打破“一本教材、一套教案、一份多媒体课件包办课堂”的传统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立体认知，给学生留下广阔、开放的思考空间，延伸课堂教学于课外。何二元副教授在这方面仍然是开风气之先者，他每堂课必用网络。作为“大学语文终身义工”，他曾免费建立了“大学语文研究”网站。在网站里，示范了许多精彩的教学案例。从网站里各信息点之间的立体网状链接，到“二元教学”课程实例里的“知识点”之间的相关性、对比性链接，整个网站给人“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接”之感，更有如《华严经》“帝网重重”，相互映发之效。如前所述，民族元典与文学经典理应是大语课程必不可少的母语审美与思想圣餐，对其品读决不能成为快餐文化式的饕餮之举。何况，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已经为这一过程扫清了诸多障碍，提供了各种辅助学习的便利平台。这种便利长一分，对经典的理解便应深入透彻一分，而绝不是采用偷懒的做法：用网络搜索代替记诵吟咏，用相关视频代替文本阅读，拾他人唾余代替独立思考。网络技术只有以其工具性的存在服务于“人”对宇宙人生的直面叩问，才能发挥其价值。网络链接的大量运用，跨文类、跨学科、跨文化等现象在有限时空的频繁并置，大大凸显了知识（视界）之间的丰富联系，也因此造成了强烈的对比效应。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也可以适当地运用比较教学法，以收振聋发聩、开权显实之效。例如，学习应用文写作，各类公文文种之间因用途不同，在基本格式与写作要领上会体现出一定差异，不过，从制发程序、发收方向上看，许多相近文种又可以归为一类。鉴于此，我们可以把各类公文模板乃至各式古旧公文的影印件排放在一起，开展形象生动的比较教学，这比起单纯概念层面的辨析和机械的特点分析自然要好得多，庶几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何二元副教授为旅游专业学生讲导游词的写作，不仅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与“最佳东方旅游网／旅游频道／精彩讲词”建立超级链接，引导学生在比较借鉴中学习范文的优长，而且特别拈出“杭州西湖导游词”与“浙江金华概况导游词”为例，说明导游词与景点解说词之间略有区别，导游词通常采取移步换景的写法，而景点解说词则相对比较静止。这两者说到底俱属应用文范畴，为了告诫学生导游词“不应该如何写”，他还更进一步从反例入手，比较了写景抒情散文和“导游词”等应用文的巨大差异。在《何二元自编讲义》中，从编排体例、章节设置到讲义演绎，我们随处可体会比较教学法的无穷妙用。《讲义》有如导游，时而来往于文学、音乐、绘画、摄影诸域，时而穿梭于雅俗文化之林，时而会心于文论、文本之互证，时而惊异于文学、科学之融通，给我们留下了最逼真、最丰富的“比较教学”样本。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下高等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作为大文科教育的基础通识课和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母语审美课，既可以依托信息技术环境，帮助大学生传承文化、涵养人格、砥砺品行，而且有助于引领他们摆脱文化殖民者刻意植入的他者心态，教他们学会自我认知、自我建构真实的中国形象。 作者：郭伟 胡立新 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方向研究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在新课标的改革之下，对教育工作者们得出了更高的教学目标，教师们不再依靠原先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单一的，“填鸭式”的教学，而是针对新时代下的学生们，对其创造一个轻松自由的良好环境，在其创立的环境下，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与思维，促进学生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对新形势下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指明方向。本文就此展开论述，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高职教育；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创新教学 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改变传统单一的应试教育，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成为教育发展的主流模式。在这种试卷么，只想对教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制定完善的教学目标，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建立一个和谐的师生关系，给学生的学习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程,是高职院校人文课程的主体,在提高学生文学知识软实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想让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程课堂重新展现活力,教学改革是一条必经之路。 一、高职大学语文教学意义 1.塑造健全人性，促进学生成长 高职大学语文课程体系的建立对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编辑与写作能力、思考与辨识能力、综合应用能力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学习阶段，组织学生开展语文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采用多元化和人性化的创新式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做到因材施教，个性发展 学校应该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展示自我的平台，指导学生分组学习。使学生在小组学习讨论中可以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小组合作的方式能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同时教育工作者通过学生的表达，因材施教，可以对每位学生的具体情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3.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学生们的语文素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采取多种教育手段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当学生遇到了比较难的语文知识后，教师应该选择全新的教育模式来给学生创造一个人性化的课堂。 4.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进程 教育工作者们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也就是一个为学生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能力、扩展学生思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都会被不断的被提高。同时教师采用的创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水平，都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合理有效地将大学语文教育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为学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由的学习氛围。学生们在老师为其营造的学习环境下，轻松愉快的学习，更好的发散思维，开阔创新。高职院校有着属于自身院校的生源计划与学生的培养目标，这也决定了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有着属于自身特定的教学氛围与环境。想要提高大学语文教学的质量与水平，就需要在素质教育的倡导下，积极的进行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与探索。在语文教材的编写上面以及教学目标方针的制定上，都要符合高职学生学习的特点，为高职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的氛围。这才是符合新课标对于素质教育的改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二、高职大学语文教学出现的问题 1.应试教育的现象依然普遍 随着新课标的不断改革，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对高职语文教学上面，强调改变原有的应试教育模式，重视学生们人文素养的培养，为学生们今后的人生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让学生们真正成为课堂上面的主人。但是在很多的学校应试教育的思想还在保留着。一些学校只注重教学成绩，却忽略了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在学生毕业之后，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些学生的成绩是比较好的，但是实践能力是比较差的。到那时这就使得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一味的追求考试成绩，而忽视了对自身语文文学素养的提高与个性发展。 2.语文教学模式单一 当前的高职语文的学习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学方式传统，教学模式单一，导致学生的在学习语文过程中出现灰心、厌烦，消极学习的现象，这对教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高职语文教育的教学手段是比较单一的，没有吸引人学习的亮点。例如在学习一些小说时，由老师给大家讲解后，学生就开始做一些题。这样呆板的教学模式，导致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厌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没有了学习兴趣，只会影响自己的学习成绩。 3.统一教学，难以因材施教 语文这门学科强调要有对文学的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观察每位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能够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的具体情况设定不同的学习计划。但是由于在我国受教育人口是比较多的，所以难以达到因材施教。这就使得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学生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学生的文学的欣赏与感知能力较强，对于老师在课堂上面传授的知识很好的吸收，而另一部分的学生对于大学语文的知识，难以理解，产生了厌烦与抵触的心理。针对以上高职语文教学的现状，需要加强对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在语文课堂上重视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只有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重视大学语文教学。采取多种手段，才能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们养成语文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如何进行高职大学语文教学 1.尊重学生个性，做到个性发展 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可以为每位同学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互动式学习尤为重要。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小组合作来实现。比如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遇到难已解答的问题，我们可以让学生之间进行小组互助合作。通过小组互助学习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能够交流思想，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也非常关键。通过这种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学生对老有的放矢，制定出合理的高效的课程方案。 2.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 提高学生大学语文修养，就是培养学生们的文学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用文学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对文学有一个审美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们针对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文学问题。还要提高学生们自主学学语文的能力，更加深入的了解文学知识，掌握文学构架体系。 3.创设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 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新课标的不断改革对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们顺应教育发展方向，跟上时代步伐与潮流，将新型的教学模式运用到课堂上来。对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平等师生关系。同时老师们都应该鼓励学生们勇敢的将自己的见解表达出来，在对学生们的回答进行讲解。 4.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方针 高等职业教育目标是培养社会的有用之才。因此教育工作者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不断地参加一些专业的培训，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可以不断更新自己的语文教学模式。教师的教学质量提高之后才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本知识，并且在讲课过程中可以融入其一些创新的观念，这样语文课堂才会更加的有创意，学生们才会更加喜欢学习语文。 5.改进评价方式，设立奖励机制 新课程标准指出：对语文学习的评价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们课堂表现，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因此，在高职语文课堂上的教学中，教育工作者们要更加专注与学生能力的表现情况，为学生们提供更多展现自我的机。改进评价方式，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差异化的评价。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并且设立奖励机制。以学生在训练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语文学习材料作为学习成绩评定的依据。充分体现新课标的素质教育中对于评价方式的界定，符合过程性考核的原则。以学生提供真实学习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课程学习评价的依据。使考核方式多元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激励学生们不断的提高自己，勇敢的在课堂上展示自我。锻炼自身能力，让学生们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与独特性，提高学习兴趣与自信心，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校只有做到这些才是真正的为培养素质人才作了贡献。 6.引导学生参与文学活动 在语文的学习过程中，自主学习能力是比较重要的。教师为学生创造的教学平台。打造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就是不断的激发学生们的创新与思维意识。鼓励学生们加入到创新型文学活动中来，这就是开展高职大学语文的目的。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努力的为学生们创设主动参与文学活动条件，为学生们找到发散创新思维的机遇和挑战，鼓励学生们的行为，让学生们在活动的过程中体验到成长的乐趣与知识的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语文课堂的学习的主人。 7.调动学生语文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教育工作者应该采取创新型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思维与想象力创新性的教学模式不仅需要多种手段的融合，互动式学习，也需要现代教学手段。教学中，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有了多媒体的使用，语文的学习才会更加的充满乐趣语文课堂才会更加的活力。例如，在学习一些史诗性的文章时，可以在多媒体教室播放一些相关的视屏，还有一些音乐，这样都能为学生提供一些理解上的帮助。学生如果有了这样的学习条件，会不断的提高语文的学习兴趣，能够不断的学习到很多有价值的语文知识。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采用先进技术教学。有效的利用多媒体教学，采取多种大学语文教学手段，大大吸引学生们的学习注意力，激发创新思维。 四、结论 语文教学是一个不断探索的阶段，是需要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教学模式对语文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得到学校的重视，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才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语文的教学才能真正的实现突破。初中语文教育的发展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贡献自我，促其发展则是每一位教育工者们的使命与任务。相信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下，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语文人才，培养出很多为国家发展有用的栋梁之才。 作者：宋永燕 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摘要]大学语文是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体系中一门基础性的课程，不仅有着很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而且也有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因此我们要结合当前时展的要求和大学生的特点，积极发挥大学语文的各种功能，从而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大学语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大学语文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包含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文化，因此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1]。大学生是即将步入社会的群体，必须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所以要积极发挥大学语文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真正地实现大学教育的目标。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语文课程发挥的积极作用 1、大学语文课程拥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小学语文，他虽然也有着很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但是在教材编写和课程选择上更倾向于人文性和思想性[2]。因为大学生经过十几年的语文学习，已经基本掌握了字词、语法和各种写作方式，是即将步入社会的群体，所以要塑造他们健康人格和完善他们的价值取向。大学语文还拥有丰富独特的教育资源，是有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基础条件。比如在大学语文的第四讲“铁肩担道义”中选取的文章大多都是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让学生从战国的《孟子》到中唐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从南朝范晔《班超传》到清末民初梁启超的《呵旁观者》中真正理解“铁肩担道义”的内涵[3]，这些文章穿越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着非凡的古典魅力。通过学习这些文章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更好的认识历史、认识现在、认识世界，从而也能树立家国情怀，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领下阔步前行。 2、大学语文课程有着隐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大学语文课程毕竟和政治课程不一样，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大多都隐藏在具体的文章中，只有通过教师全面的解读和学生努力的学习才能真正地发现和应用。大学语文选取的文学作品都是具有丰富的审美和人文功能的，他的导向功能、育人功能和启发功能需要教师根据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以及艺术特色去仔细认真的分析，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就潜移默化把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传递给了学生，让学生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感受每个作者的人格魅力、感受祖国走过的历史痕迹、感受大好河山的壮观景色[4]。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祖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认识，加深了对十三亿祖国同胞的深切感情，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力，让学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继续努力学习。 3、大学语文课程可以营造更好地教学情景感染学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已经不适应长在信息时代的大学生们，他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种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尤其理工类的大学生更是用一种排斥的方式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5]。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着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和价值取向，所以绝不能因为某些原因就放弃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大学语文课程的优势去引导和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语文不同于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它本身就有审美功能和人文功能，而且精选的文学作品，都是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看到在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各种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学生在优秀文学作品身临其境的感受作者营造的各种或优美、或悲壮、或雄大的情境，这些极具感染力的优秀作品也进一步的发挥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激发了学生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也增强了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真正地达到了大学语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二、大学语文教学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措施 1、有效提高大学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 大学语文教师不仅需要专业的教学技能和深厚的文学素养，而且大学语文教师必须具备超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因为只有具备高超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利用各种有效的方法，营造积极的教学情境，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学生，真正地发挥大学语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6]。因此高等教育院校一定要注意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要通过各种培训和学习，有效增强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而语文教师本身也要加强对自身思想政治的认识，并且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的授课技能结合起来，要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教材，把教材中的内涵真正发挥出来，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学术修养以及爱国情操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学生，让学生在老师的授课和自己的学习中感受到大学语文所蕴含的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民族的优秀文化。 2、要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 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学习的激情可以说是有所衰退，只有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才能让学生爱上大学语文，努力学学语文，也才能让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真正地感受思想政治教育，在一些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仍然延续使用多年的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但很难通过大学语文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而且甚至没能完整的学好基本的课程内容，因此必须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不但要学好基本的大学语文知识，更要通过对大学语文的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比如教师在教授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摸鱼儿》[7]的时候，就要通过创新的方式来进行授课，这首词的历史背景是南宋时期，正是我国历史宋金对立的年代--金强宋弱，许多知识分子投笔从戎，辛弃疾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现当时的历史画面，而且这首词大量引用历史典故，教师可以将这些历史典故贯穿在整个诗词讲解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穿越回到宋金的时代，这样就把一个官场失意却对国家前途仍然忧心忡忡的文人将军展现的淋漓尽致，不但了激发学生学习这首词的兴趣，而且也让学生真正地了解了那段历史，增强了学生对祖国更加诚挚的热爱，让学生在无形中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这种方式教师真正地做到了寓教于乐，将古诗词的内容和思想政治内容进行紧密的结合，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涵，从而也实现了思想政治功能的最大化。 3、整合各种大学语文资源，合理编排大学语文教材 大学语文教材不同于中小学语文教材，他不仅要注意发挥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也有通过对教材的合理编排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编排语文教材的过程中要注意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进行有效的整合,让学生通过有序的教材编排更好地接受作者的思想和作者的观念，使学生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五千年的辉煌发展史[8]。大学语文教材实际上是与高中教材有着紧密衔接的，所以在编写教材过程中一定充分理解当代大学生的情况，尤其是要掌握大学新生的情况，而且要对高中语文教材进行细致的研究，要准确把握当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掌握程度，要在学生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编排。所以要尽量避免重复的选文，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也有主意古今搭配得当，外国也要有所涉及，让学生全面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效地学习，从而保证学生吸收各种文学作品的精华，从而受到更好的熏陶和教育，培养健全人格和树立正确价值取向。总之对大学教材的选取和编排要有助于大学生通过积极努力的学习实现教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而养成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坚强豁达的民族气质[9]。 4、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学语文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大学生相比较于中学生有更强的自主性和主观性，比如大学中开设的选修课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喜爱的学科去听去学，大学语文虽然是必修课但是要想真正的发挥出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必须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习语文的主体作用。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决定了大学语文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有效的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要充分的运用各种丰富的资源，要让学生走出课堂，了解祖国大好河山，感受风土人情，在更广的更宽的背景下感悟大学语文的魅力，引导大学生主动积极的去学学语文，要让学生分享学习语文的心得体会，要让学生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名著，通过这些就能引导大学生主动积极的去学学语文，从而潜移默化的提高了学生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10]。 结束语： 大学语文孕育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只有充分发挥大学语文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才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健全人格和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才能使大学生成为祖国合格的接班人和现代化的建设者。 作者：吴苏芳 谢卫华 单位：江西护理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中医药大学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土建工程高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研究 【摘要】分析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提出促进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措施：创新办学理念和课程定位；以学生为主体，协调发展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以学生能力为主线，结合专业构建教学内容。 【关键词】土建工程类高职语文课程建设办学理念课程定位 近几年，各高职院校在深化高职教育改革中，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专业课程建设围绕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术能力为主线构建。然而，当前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和水平虽然得到了提高，但人文素质不高。这一问题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各类职业院校的教师也纷纷从各自的专业进行改革。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主干课，它在培养高职生人文素养中发挥着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作用。高职院校语文教师应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与专业结合，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结合，加强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建设。 一、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 当前，部分高职学院对《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高等职业院校要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理解过于功利化，造成在专业和课程建设中，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就保留，能帮助学生成就一技之长的课程就开设，即用对学生就业是否有直接作用作为标准的“实用”原则来对专业和课程进行建设。大部分高职院校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作为课程建设的首要和重要任务。因此，专业课程建设围绕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术能力为主线构建。受“实用”原则影响，承担文化传承与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大学语文课程成为“课余”的选修课。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质主干课的大学语文处于这样的尴尬地位，无疑使学校的人文教育进一步受到削弱。学生方面，迫于就业压力，多数高职生认为到职业学院就是来学技术的，只要学好技能就万事无忧，放松或完全放弃了自身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的培养。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不感兴趣，不关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近几年部分高职毕业生的信息反馈来看，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和水平不低，人文素质却不高，他们崇尚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功利化。具体表现在：首先，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到生活实际中，人际交往以利己为重，行为的出发点看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在工作中不爱岗敬业，更不会为企业奉献、牺牲。其次，民族、国家、社会等概念模糊。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大公无私”的崇高人格，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一代身上有所淡化。 二、围绕专业推进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 提高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将高职学生培养成具有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同时也为改变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创新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成为广大高职学院语文教师最迫切的使命。高职学院大学语文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一）创新办学理念和课程定位。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这一纲要明确提出素质教育与科学技术同等重要。爱因斯坦在《教育的神圣职责》一文中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科学前辈提醒我们，职业教育使学生成为“精神人才”比“技术人才”更重要。目前，我国土建工程类高职学院重视学生专业知识传授与职业技能的培养、轻视人文素养提升倾向比较突出，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知识扎实，但知识面窄，有一技之长，但水平不高，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素质和能力更是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认识偏差与人文教育缺失。作为职业学院的管理者，必须改变观念，强调“以专业为主，职业能力与人文素质协调发展”的办学理念。作为素质教育的实施者教师，应进一步强化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是专业课程的基础。教学实施时，协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在大学语文课程体系建设中强化人文性，将人文素质理念渗透于各个环节。在职业教育不断发展的今天，结合专业和职业教育培养目标，重新将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为“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兼具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与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职教育能否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632016.2创新办学理念，科学定位大学语文课程的地位是实施人文教育的前提。 （二）以学生为主体，协调发展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 土建工程类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具有高职语文学科的共性，既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又发展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同时必须具有个性特色即与专业结合、与学生将来就业结合、与职业教育结合，以学生为主体，使人文素质与职业能力协调发展。 1.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教师和学生虽然都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但教学活动中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跟随教师兴趣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和兴趣的陶冶。为此，语文课教师主动改变自己，由主体地位向主导地位转变。在教学活动中应以学生为本，注意学生的兴趣爱好，切实践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理念；让学生养成主动学习习惯，主动满足自己学习欲望，真正实现将课堂还给学生。 2.突破时空限制。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接受知识的途径和方式更多元化。大学语文课教学不应局限于有限的时间与有限的空间。应通过互联网或是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即给学生创设一个可以自由的吸取知识滋养，翱翔于知识海洋的活动平台，主动获取知识，扩大视野，提升素质能力，为可持续发展蓄备力量。 3.激发学生创造性。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指高职学生不但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有创新和勇于实践的精神。要使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未来新技术、新工艺、新发明的创造者，在教学中应注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创设自主学习情景，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或独立思考后勇于质疑，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4.培养和谐发展素质与能力。 从近年来的市场调查发现，社会及用人单位认为人文素质，是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生产力之一，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学生的形象和水平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形象和企业的未来发展。人文素质对个体也是决定个人行为、做事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良好的职业能力的习得，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课堂教学的熏陶培养是良好的人文素养形成的主渠道。大学语文课既能充实学生文化底蕴，还具有丰富的人文含量，能提升人文素养，因而成为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主干课。将高职学院大学语文定位为专业教育服务，应立足职业，突出应用、实用，人文素质与职业能力和谐发展。 （三）以学生能力为主线，结合专业构建教学内容。 “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的一个机制，任何教学思想、教学主张、教学方式都是通过教材去实施的，没有好的语文教材一切都无从谈起。”教材编写以及教学内容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高职学院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方式及内容选择，应突出语文学科特色，结合职校生特点，选取贴近学生生活，反映时代特色，与专业、就业岗位结合进行建设，达到既为学生学习专业服务，也为学生“成人”服务的目的。 1.当前高职教材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职学院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及教材建设模式主要有：沿用本科院校通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和各学院自编的语文教材或读本。本科院校通用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体例大多以文学发展为主线和以文体分类为主线。按文学发展编写的教材强调系统化，脉络清晰，有助于学生充分了解各个时代的文学流派、文学风格，在阅读选文的同时也是对文学史的一次梳理，不足之处大多限于名家名作，忽略学生学习兴趣与现实性。按文体安排内容有利于学生对各种文体特点的把握，有利于提高写作各种文体的水平及鉴赏能力，但长时间学习单一的同一体裁文本，容易使学生产生倦怠、乏味的感觉，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会影响学习效果。高职学院自编教材有的以语文人文性为主线或工具性为主线，有的将语文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有的将人文性、工具性和职业性结合，然后按模块组合编排。这些自编教材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内容具有一定可操作性，时代性和弹性。不足是针对性和专业性不强，同一套教材各种专业的学生都可用，不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能力为本位”、“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特色。大学语文教材文本的选择，是编写大学语文教材最重要的工作。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的完成，除与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有关，更与教材的质量及教材选择什么篇目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历年来教材的编写者们对选文特别用心。现行大学语文教材主要的不足有：一是注重传统经典名篇，而缺乏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文章。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古今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学习，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因此，对于当代优秀作品应该广泛地选用，而不应厚此薄彼。二是大学语文教材选文与中学教材选文重复篇目多。大学阶段的学习，无论是从知识的深度还是广度方面要求都应比中学高。如果大学语文教材选文与中学语文教材选文重复，会降低高职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兴趣，因此，大学语文教材与中学教材在要求上应该有较大的不同。三是外国文学作品入选太少或未选入。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加剧了世界各国文化融合。外国文学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外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有利于高职学生开阔眼界，面向世界。 2.与专业结合建设大学语文教材。 目前高职教学中，课程改革方向是围绕专业设置课程。公共课中的英语、数学与专业结合取得很好的实效。高职语文教材建设与专业相结合是可能的。为实现高职学院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与专业结合，应以学生对专业学习兴趣迁移为突破点，以服务学生就业为目标，通过市场调研，了解行业从业人员的岗位素质能力需求，以“职业岗位需求”并结合语文学科特点构建教学内容。针对大学语文教材的不足，笔者结合多年来语文教学实践，对现有的优质大学语文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优化。根据土建类专业特点和学生能力素质要求，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应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分模块编写教材。具体内容有土建类工程应用文写作、水文化导论、建筑文化导论、实用口才、文学欣赏五大模块。每个模块内容分册编写，其中土建类工程应用文写作模块内容是必修内容，其他模块内容作为选修，各专业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兴趣自主选择。教材选文注意传统经典与现当代美文结合，中国作品与外国作品结合。 3.构建立体化教材。 教材是以教科书为核心的一切用于教和学的包括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的语文材料。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发辅助教学的光盘、多媒体课件、课程网站等资源。通过多介质，多种手段有机配合的形式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提高大学语文的教学效果。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新工艺、新技术将会给职业教育带来什么影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对未来的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的会有什么要求，这一切都难以确定。因此，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要走出困境，走出特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与专业结合，将人文素质理念渗透于整个课程体系中，为实现职校生的职业能力和人文素质协调发展的目标服务。这是大学语文最终的教育目标，也是教学创新的方向。 作者：李田秀 单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困境和对策思考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现状 大学语文课程是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基础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汉语的阅读、理解、评价、鉴赏和写作能力，提高母语修养和综合文化素质，是集基础性、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为一体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国青年报文章《语文贫血后是精神贫血》曾写道：“别的东西可以是技能，学了之后打工、干活儿，语文不是这样，语文是灵魂依靠，或者说，是一种以无用达到有用的学问。”但实际上，大学语文课程在我国理工科高校的生存现状是怎样呢？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理工科院校比率不高，还有很多工科院校甚至没有大学语文课；大学语文课程在理工科院校的课时逐渐减少；工科院校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漠视等因素导致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处境尴尬。 二、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1.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目的认识存在困惑。 21世纪，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速度的加快，企业间的竞争和兴衰更替加快，学生就业压力和难度加大，于是急功近利地找到一份好工作成为很多大学生学习的动力。正是在这种价值导向引导下，学生往往会不自觉重视那些实用性强、实践成果可立竿见影的课程，比如：英语课，计算机运用课，各种专业技能课，等等，语文作为一门主要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文化底蕴的课程，这种看似“无用”其实“大用”的学科因其不适合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然被学生们忽视甚至漠视。 2.教师对课程内容的选择存在混乱。 工科院校学生在我校学习多是为了想掌握几门操作性强，可为将来就业增添砝码的高实用性知识技能，而一些工科院系大学语文课程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在教授大学语文课程时多是强调一些语法和文法知识，往往忽视了理工科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以及社会对新型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教师对课程内容选择的混乱与错误，导致多数工科院系的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存在抵制情绪。 3.教师教学方法单调。 语文课本来是一个很形象很有趣味性的课程，但有的高校往往很少采用一些先进手段进行教学，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使形象、有趣的内容失去生动性和趣味性。有些语文课在讲解过程中，被拆分成知识点，语文学科本来的魅力被忽视了。 三、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措施 1.从培养目标需求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据调查，不少理工科院校的理工科专业虽然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课时安排少，重视程度不高，多数学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实际上沦为“摆设”课或“点缀”课；工科院校很多学生在校学习多是想掌握几门操作性强，可为将来就业增添砝码的高实用性知识技能，语文课程在多数工科院系的学生眼里是一门既无实用性又不含技术性的花边课程，大学语文课多被理工科学生当做学习专业技能知识之余的一种消遣课，无法转化为一种独特的技能，更别提用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来投入社会，产生效应。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如果不是个别本身对文学感兴趣，大学语文课程自然就很容易被工科学生忽视。基于以上原因，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培养目标不应该是多方面、只追求面面俱到的大杂烩，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联系实际以满足工科学生要求的有的放矢。笔者认为，理工科学生的语文教学应从适应科学发展目标出发，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为主，这样既满足了学生们对实用性知识的追求，又在有限的课时安排内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教学。这样从实际出发，既考虑到了需要性，又考虑到了可能性。工科院校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业人才，是“应用性”人才，为此，工科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的适用性就应显示应用性的特点，根据这个要求，我认为理工科专业语文教学应着重放在阅读和写作基础的训练上，工科学生学习和掌握一些基本的写作知识，特别是应用类文体的写作，提高自身写作能力，其意义在于适应当今信息社会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的需要。理工科专业由于受开设大学语文课程课时量的限制，因此，教授大学语文的老师应把重点多放于讲授常用的部分实用类文体知识，加以实施必要的写作训练，使学生了解一般实用类文体的写作格式和基本要求，并能掌握常用类文体的写作，能独立写出符合基本要求的实用类文章，以适应在校学习和将来工作的需要。 2.从进行教材建设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大学语文课程涵盖的知识面广，涉及工具性、人文性、美育性多重功能，内容庞杂，如果蜻蜓点水式面面俱到则势必难以取得理想效果。所以，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质量与教学成果的重要内容。根据现实情况调查，很多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内容选择不合时宜，导致课程失去原来开设的初衷，学生对课程内容没有新鲜感，感到乏味、郁闷。关于教学内容的选择，笔者认为，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要有鲜明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基础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评价、赏鉴和写作能力，据此，各理工科院校可根据教学条件和师资队伍水平，以及学生的语文水平、文学素养、人文素质状况等，有计划、有目的地编写或选择某种适合自己学生的教材内容。在教材建设上，要顺应时代需求，针对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基本规格，根据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及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掌握一般应用写作规律，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相统一，编写出适合学生特色的理工版教材。 3.文理交融，从调整教学方法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是提高大学语文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不同类型的学生应该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理工科院校学生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应依据先进的教学思想和理念，采用文理交融，建立一门符合教学规律的课程教学模式。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符合现代意义的大学要培养的不是单一门类知识的专才，而是综合应用多学科专业知识的全面型人才，综观古今中外的大家无一不是文理相容的全才。如耳熟能详的作家曹雪芹，如若他不是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工艺、饮食等都有研究，则很难写出旷世之作———《红楼梦》；又如《中国石拱桥》一文的作者茅以升，他本是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所作的《中国石拱桥》一文能很好地运用简朴、洗练、明快的语言介绍中国石拱桥结构形式的建筑特点，并被编入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再如好莱坞大片《接触未来》就是根据科幻畅销小说《接触》改拍而成，其小说的作者卡尔•萨根是美国著名天文家、行星探测专家、著名科普作家和科幻小说家。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大学生，即使是理工科学生，中国文化素养仍旧不可少，只有古今并蓄、文理交融，才能造就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据此，建议理工科院校一些学院在督促学生完成专业知识之余，可在大学语文教师的指导协助下多开展一些能蕴涵深厚文化沉积、展现中华文化、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的活动。例如，在大学生中组织读书活动，举办古诗词大赛、演讲比赛、写作比赛，开设话剧社等，这样既能丰富理工科学生的大学生活，更能提高其文化素养，同时可培养他们多方面的才能，为社会输送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适用型通才。 四、结语 现代大学实行的教学模式实际上是通才教育，大学不应只是培养精通某一学科或某项技艺的专门人才，更应该是培养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的横向型人才。通才教育的基础是大学语文，因此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在为社会培养通才的过程中，大学语文课程肩负着强化改革的战略性任务，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相信只要各理工科院校给予大学语文课程足够重视并尝试对原有大学语文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寻找适合自己学校及本校学生的教学模式，就定能为社会输送适应当今社会需求的综合性全面发展的高素质通才。 作者：邬文静 陈实 单位：南昌工程学院评估中心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在不同专业中的定位 职业院校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开设了不同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定位。大学语文在每个不同的专业也应有自己的定位，对每个专业提高学生的专业教育，丰富专业知识和培养专业人文精神都应起到应有的作用。 一、职业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必要性 首先，语文文本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中国的语言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与政治、哲学、经济、文化等许多门类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的，文本中许多作品其内容本身就蕴涵着人类相关生命的种种体验与思考，关联着人类生活世界的各方面，具有无限丰富性与复杂性。“文史不分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都说明了这一点。如，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成了人们百读不厌的百科全书；大家熟悉的《史记》，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历史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徐霞客游记》中用文学的笔触记述了大量的地理学知识。语文无限丰富，包罗万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就为大学语文课程对丰富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热爱专业的兴趣、提高学生的专业人文精神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教育心理学及有关学习理论的阐释也表明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提高专业的人文精神具有很好的作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告诉我们：学习兴趣是学习的重要心理成分。具有学习兴趣，会引发强烈的求知欲，使学习变成一种内心的满足，而不是一种负担。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学生的学习主要是围绕着专业方向来组织的，学习兴趣与专业兴趣密切联系。学生的兴趣是其知识、素养等方面因素在其外在选择上的综合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符合学生兴趣需要的，也往往是符合学生知识水平、文化素养的，也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教师有培养、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任务，但也同样有适应学生兴趣爱好的需要。大学语文教师利用学生对专业的兴趣而主动对教学内容、重点等做相应的调整，使其更贴近学生的专业，突出其专业特色，是符合教育心理学及有关学习理论的，这也势必使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学更具魅力，更能激起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第三，大学语文教学自身的不断深化也要求走与专业结合的道路，对提高学生的专业职业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专业有机结合的措施 一是在教材内容的取舍上，教师要突出专业特色，对现行教材内容进行取舍。在目前还没有一种具有专业特色的《大学语文》教材的情况下，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教学内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各专业学生的专业爱好及需要来增删课文内容。如果教的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则可选取一些词句优美、富有音乐节奏感的篇章。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琵琶行》、李商隐的《无题》、苏轼的《前赤壁赋》等文章，就可以补充一些古代的有关音乐评论等内容；如果面对的是美术专业的学生，则可选取那些画面感强、色彩明快、具有诗情画意的文章。如，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的词等，还可补充一些古代文人(同时常常又是画家、书法家)的书论、画论；如果面对的是园林、建筑专业的学生，则可多选像剧作家李渔《闲情偶寄》中关于农林营造等方面的文章；如果是汽车专业的学生多选取结合汽车文化方面的文章；如果是旅游专业的学生就相应选取历史典故和地理方面的课文……这样以来，大学语文教学的专业特色从内容上渐渐凸现出来，相信这样的取舍一定会令学生兴趣大增。二是那些经典美文，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应根据不同的专业确定不同的教学重点。经典美文，学生都要学习。如，同是苏轼的《前赤壁赋》，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侧重在对语言节奏感、音乐美的把握以及“呜呜然萧声”的赏析与想象；而对美术专业的学生则重在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以及主客们“相与枕籍乎舟中”等意境的赏析与画面的描绘；同是《琵琶行》，对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可把重点放在对“大珠小珠落玉盘”那千百年来不绝于耳的琵琶曲的“聆听”与感悟上；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对“别时茫茫江浸月”那一种离别情境的理解与构想则又成了他们的重点；而对服装专业的学生来说，可引导他们由青衫进而对古代官服加以识别与再绘……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与热爱，定能为我们的语文课堂营造出一片生机勃勃、富有创造精神的新天地。三是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根据不同专业具有的专业特色来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大多性格外向、活泼、善表演，有很不错的音色和标准的普通话；美术专业的学生喜安静，善用色彩、画面来思维。如，教李煌的《虞美人》时，音乐专业学生可让其声情并茂美声清唱，极富表现力地把作者那种故国之思、昨是而今非之感唱出来，课堂一片悲寂。这一唱，意境全出，远比师生反复的朗读和教师仔细讲解更有效。如，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学习《卫风•氓》时，教师可让学生想象女主人公各个时期(婚前、新婚、婚后)的着装，将其勾勒出来，来一次作品展示会，效果很不错。总之，我们要很好地挖掘和利用富有专业特色的教学资源，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在教学中要了解他们的特长，为我所用，大胆地选取能发挥学生特长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我们的语文课堂里唱起来、跳起来、画起来。这既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四是在作业布置及考核中可按照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式方法，将专业与大学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如“从XX文中看X时X地的建筑(或音乐、美术、服饰、园林设计等)的特点”等，学生可自主的确定研究课题便于查找、搜集资料。研究可以是小组合作也可以个人来完成，研究所得撰写成论文上交，既作为作业也作为这门课的成绩。学生已具备较强的自学和独立思考能力，有较宽裕的课余时间，这为语文的这种作业及考核提供了方便。在长达近一个学期的学习、资料搜集后，学生都能交上一份较好的答卷。学生的作业内容各个不同，但他们对所钻研的问题都有较深的理解，能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展示了高职学生较为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因为有所得，学生对语文学习、研究也就更有兴趣了。 三、结语 大学语文课在不同专业中，对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人文修养，对提高学生对专业职业素质的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大学语文在高职院校各个专业中的定位是提高各个专业学生职业素质、培育人文精神的人文教育基础课程。 作者：孙雪梅 单位：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中现当代文学教学思考 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等院校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在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帮助学生养成健全人格等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该课程和中小学语文有共通之处，处理不好，就很容易成为中学语文课的延续，被称为“高四”语文。中小学语文教学一贯以考试为目标，强调的是语文的工具性，遮蔽了语文的人文性、审美性，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丧失对语文的兴趣，产生厌学心态，甚至有“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心理。由此看来，如何讲好大学语文这门课，使学生摆脱固有的偏见和束缚，从这些拘囿中超脱出来并真正喜欢上这门课程，还需要广大教师多多努力。笔者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应该淡化以考试为目的的工具性，突出所选文章的人文性、审美性，让学生在没有考试之忧的轻松心境中去领略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思想价值以及作者的人格魅力。笔者去年参与了省级重点教改项目“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应用实效研究”，其中模块化教学就是此项目的一个主要内容。一般大学语文教材所选择的模块都会包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几部分，笔者的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承担了教改试点班大学语文教学中的现当代文学部分。本论文主要以现当代文学部分的教学为论述对象，以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例，结合近十年的教学实践及思考，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能入选教材的文章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这些文章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方面看都有独特的风格和价值。如何将这些特点讲出，让学生真正领悟，是每个授课教师都应该思考的。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在开讲之前必须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应该对作者的身世、创作成就和特点以及课文的写作背景有全面的了解。以周作人的《我学国文的经验》与鲁迅的《复仇》为例，因为周氏兄弟是现代文坛上的两员大将，对文学史的贡献非常大，所以兄弟俩的文章双双入选。但尽管是亲兄弟，成长环境相似，求学背景也一样，但只因一个是长兄，一个是二弟，相差四岁，便对人生的感受迥然不同，这也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文学观念。教师可以采用比较的方法讲授这两篇文章。鲁迅由于是兄长，幼时自然受到更多的关爱，但家道衰落后也最先感受到了生活的残酷和人性的虚伪，这给敏感的鲁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所以鲁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会把这种激愤写出来，形成了深刻、犀利、批判式的文风。而周作人因为是弟弟，所以对家庭的变故便没有那么深的切肤之痛，再加上有哥哥将家庭的重担挑了起来，他便可轻松应对，因此在后来的文章中多写对自家生活的描述，很少关注时事政治，形成了平和冲淡的文风。日本攻陷北平后网罗文化名人，无奈周作人文名已出，很难固守象牙塔，最终难逃罗网，做了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讲解《我学国文的经验》应该注重周作人平和闲谈式的叙事方式，他将自己的学习经验穿插在每一段成长的经历中，以故事的方式写出，给人平易近人的亲切之感，无论是思想内核还是语言文字，理解起来都比较容易。但讲《复仇》时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这篇散文选自鲁迅非常抽象的作品集《野草》，这部集子比较晦涩难懂，是鲁迅深刻思想的象征性表达。讲解时，教师首先要把表层的故事情节梳理通：一男一女赤身持刀相对，周围的“看客”赶来“赏鉴”他们，为了向这群看客复仇，这对男女以毫无动作相持下去，最终，看客因无聊而散去，这对男女为了表达复仇的决心和彻底性而僵持到干枯，也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篇课文的重点问题是究竟谁是复仇者，在向谁复仇，为什么复仇？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学生就能了解鲁迅通过复仇的主题直指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目的。两篇文章的思想及风格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前期对兄弟俩身世的比较介绍，就很难理解他们文章的差异性。 二、时代背景的必要性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则记录了中国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波澜起伏，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也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当代大学生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所以很难理解文学作品的真意，而且极有可能会误读作品。以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为例，这篇散文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生活为写作背景，而更大的时代背景则是其时的。那是一个混乱荒唐的年代，政治运动是生活的主题，政治高于一切，人们思想单调，精神世界极度压抑，作家身历其中，深深感到了这种悲哀，所以，若干年后，他用回忆的方式，用寓言体的表述将自己的思考写了出来，其中有对人的命运被政治控制的那种无奈悲凉感，有对那段罪恶岁月的批判，有对沉默的大多数的谴责。如果学生不了解这段历史，可能仅会被其标新立异的题目吸引，也可能还会觉得作者行文幽默风趣，但对文字背后蕴藏的深意却很难领悟。所以授课教师应该把这段知青历史简述一下，还可以给学生介绍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作为拓展学习的内容，比如叶辛的知青系列小说《蹉跎岁月》《孽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等。其实，包括王蒙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也多次提及岁月，所以，这段历史是不能够被忽略与遮蔽的，教师应该尽可能还原历史，让90后大学生了解历史的真相，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三、独特深刻的思想价值 文学经典是后人的精神食粮。对于具有独特而深刻思想价值的文章，授课教师在讲课时应以剖析思想为重点，深入浅出地讲给学生听，让其感受到大师的思想魅力。以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为例，这篇文章集中表述了蔡元培先生办大学的理念，办月刊的缘由与必要性。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由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到现代一流大学的转型是离不开蔡元培先生的。从这篇文章发表到现在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蔡元培先生的现代大学理念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有没有实现呢？教师可以就此话题预设如下问题：1.你理想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2.你对现在所上的大学满意吗？3.你认为大学之“大”应该指什么？4.最近十多年，中国大学出现了大规模的升格运动，专科升本科为学院，学院升大学，大学之间强强合并，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在学生思考并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应给予正确的引导，然后再让学生回到课文，了解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了解“学术”的意义，了解通识和通才教育的意义。这样讲下来，学生肯定收获不小。 四、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教材中所选择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共有二十多篇，按大学语文教研室的要求，必讲的篇目只有9篇。授课教师首先应熟悉这9位作家的艺术风格，这样分析课文的时候才可能得心应手。以张爱玲的《天才梦》为例，这篇文章以客观的叙述方式讲述了天才型作家的成长经历，其语言是简洁的，态度是高冷的，感情是复杂的，有天才的自信，更有性格乖僻带来的痛苦，由此文可以大略感受到张爱玲行文处世的风格。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体现了他典型的小品文写作特点，其叙述方式是娓语式的，感情是幽默的，给人与老友对坐话家常的感觉。王蒙的演讲稿《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体现了睿智、幽默的学者风度，文章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足见作家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想。罗大佑的歌曲《现象七十二变》也选入教材诗歌部分，教师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强调罗大佑在流行歌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重点应把罗大佑歌曲中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对古典文明的留恋讲出来。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罗大佑两种风格的代表歌曲播放给学生听，同时也可以梳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简史，让学生对这一领域有更全面的把握。 五、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 教材中所选的篇目虽然经典，但是和当今社会有距离，如果教师讲授不好，会让学生有脱节之感。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必须把课文和现实密切衔接起来。如王蒙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一文有助于学生认识语言的重要性，对提高演讲能力也有帮助，教师在课后可以布置相关作业加强练习。周作人的《我学国文的经验》可以切实指导学生提高写作能力，教师可以据此指导学生通过有效阅读与写作学好语文。在讲解鲁迅的《复仇》时，可以联系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看客心态，比如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近十年来，笔者主要围绕以上几方面来讲授大学语文课程，从学生听课时的反应、课后讨论及期终网上的教学评价来看，学生对这种教学理念是比较满意的。总之，教材中的课文如果能够真正进入学生心灵，激发学生思考，进而影响他们的现实人生，甚或转化成精神食粮让他们受用终生，那么，大学语文课程的目的就达到了。 作者：韩文霞 单位：安康学院中文系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探讨 近年来，我国大学语文改革旨在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语文观念，大学语文改革是高校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改革不仅增添了大学语文的时代感染力，蕴含丰富的启发性，并且能够有效调动当代大学生的创造性，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探求问题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推行大学语文专题教学，实行专题教学模式正是此次改革中的一次全新尝试。专题教学以人文专题为核心，从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热点问题入手，将具有人文精神的经典范文归纳整合为不同的教学专题，进行专题式教学和探讨，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开放的思维空间，符合大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和人格塑造规律。 一、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的内涵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的一门基础公共性课程，在高校已经开设多年。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已经探索出多种教学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模式有传统的文体分类教学模式，以文学史为主线的教学模式，经典范文选讲的教学模式等。随着高校课程改革的推进，当前教育工作者开始尝试以专题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该种模式以弘扬学生的人文精神，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为主要目的，此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谓专题教学模式是指在规定的授课时数内，以人文精神为主线，重点选讲中外文学史上有教育价值的作家及其作品，内容涉及作家的生平经历、人生信仰、思想品格、主要作品及成就等。该种教学模式旨在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使学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认识社会，思考人生，提高认识事物，辨别是非的能力。 二、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产生背景 1.符合健全学生人格，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曾说：“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大学应该将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放在首位，假如一个人掌握了他所学知识的所有内容，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独立思考和工作，这样的青年是社会所需要的，能够在社会中独立承担责任。在现代信息爆炸的社会，单纯依靠知识学习是不够的，面对海量信息和有限的生命，仅学习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可将学生变为学习的机器，但在人格和精神品质上却是残疾的，这样的人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迅速变化，不是一个和谐健全的人。全面素质教育的实施提倡培养身心全面发展和谐的现代人才，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教会学生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这是新时期素质教育的主题。 2.符合以学生为本，从学生兴趣入手的教育理念的要求。 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学语文，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以往以字、词、句为主的教学方法，大学语文不拘泥于作品的字、词、句分析，作品的字、号等烦琐的基础知识已不再是教学的重点，教学主要是从名家作品的大处入手，站在较高层次品读欣赏作品，通过作品来反思现实，思考人生和社会。教学以课本为基础，但不囿于课本，学生遨游在文学世界中接触大量信息，在学习品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心灵境界，受到文学的熏陶，增加人文修养。实践研究表明，以专题为主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熏陶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且通过作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自强不息的人生意志和人格魅力，能够使他们产生爱国，爱民，爱自然，爱社会，爱生活的情感体验，这些名家名篇就像春雨一样孕育着青年学子的高尚人格。 3.符合高校学生的心智发展和认知规律。 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与其他课程，例如思想政治课程的专题教学不同，大学语文通过对名家名篇的作品进行分析和学习，能够让学生在欣赏品读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了解做人应该具备的品质。高校教育对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这一时期的青年在心智上已经成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强烈的自我个性，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已经基本定型。面对心智成熟的青年学生，仅仅接受单纯的知识教育是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的，他们更多的在思考社会、思考人身。在这一关键时期，通过大学语文的人文精神熏陶，使他们感受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人格魅力，接受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熏陶，无疑会对他们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三、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可取之处 1.以人为本。 课程专题教学改变了传统工具性课程的目标，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提倡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培养，将提升新时期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新时期大学生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拥有开放的心态和鲜明的个性。因此，大学语文的课程专题教学表现出多元思维的开放型和灵活性，在教学课文选择方面打破了原有课程纯文学性的框架局限，更多选用富有当代人文科学和现代审美性质的名家名段，兼具时代气息和审美性，在专题呈现上不分国别和时代，这极大地调动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学习语文，增加人文修养的热情。 2.富有人文精神。 在价值观多元的时代，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复杂问题，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有一定的缺失和错位，此种缺失和错位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人文关怀意识淡薄和人文精神失落有关，这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难题。大学语文的专题选择是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等方面的话题，注重以高尚的人文精神引领大学生分析和反思自身的现实生活以及社会问题，这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以平和宁静之心面对生活，锻炼学生的价值伦理观念，提升人格素质修养。 3.注重问题解决与合作精神。 课程专题教学始终坚持学生主体原则，旨在以多种开放灵活的问题激发学生的问题解决意识，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善于发现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拥有敏感的问题意识。专题教学主要以当前热点话题作为引导，选用多元化的范文，将热点问题以开放形式呈现给学生，留给学生较多的思考空间和时间。大学语文是全校性的公共基础课程，通常情况下采用大班教学的模式，但在大班教学中可以灵活地将学生自由分组，使学生自由组合成不同小组，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参与专题课程的讨论，为学生搭建参与探索学习的平台，集思广益，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兼顾不同学生的兴趣和能力。最后，在每个专题教学结束后，通过课堂演讲的形式进行学习成果汇报总结，并以小组为单位撰写课程学习报告，或是采用手绘手抄报的形式进行课程反思和总结。 四、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思考 教学模式改革是教育改革中的重点，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的教学模式出现以后，在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从而使新的教学模式取得更好的预期效果。对课程专题教学模式来说，也要在后期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其教学价值，注意实施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注意促进文本细读和文化讲析之间的有机融合。 “语文”一词既是语言性的文本工具，同时也是人文性的文化文本，二者之间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具有不可分割性。在进行专题教学时，教师要注意语言文本细读与文化讲析之间的融合，要做到二者的平衡，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大学语文课程内容广泛，涉及历史、人文、艺术、科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不管是何种学科，对文本的理解都要建立在篇目赏析的基础上，使学生在篇目赏析中感受我国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体验自然世界、人类精神是结合宇宙的内在情感美，掌握丰富的精神文化资产。这才是大学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 2.注意处理好接受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关系。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大学校园中的学生已经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思辨能力，主体性的要求更加突出。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挖掘学生潜在的学习能力，调动起学习激情，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主体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这在课程教学中是极为重要的。探究式学习主要以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程学习为主，使学生自觉参与到学习内容的构建、分析、理解和思考过程中，旨在发展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是让学生从无知到有知实现认知提高的传输者角色，但是现代教育理念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学不再是简单的重复和移植，更多的是知识的自我构建和生产。因此，教师要扮演的角色是知识的引领者，引领学生关注知识的前沿，教会他们学习的有效方法，锻炼他们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探究式学习模式的精华和目的所在。 3.注意在考核评价体系上做相应改革和完善。 专题式教学模式不再适用传统考核评价体系，教师在实践中应该注重探索新的教学评价体系。例如，语文教学注重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和语文综合素质，因此，考核评价中就要将知识与能力的考查放置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语文综合素质的前提下，知识不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学生能力的发挥以及综合人文精神的提升是考核评价的重要的指标。大学语文专题教学的实施使人开始关注课程中的人文意义，学者就人文性展开了广泛深刻的讨论，大学语文不能仅仅强调其工具性的方面，更多的要注重人文启蒙，挖掘其中丰富深刻的人文内涵，人文性应当成为大学语文关注的重点。专题教学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探索和批判精神，改变了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听讲的模式，形成了课堂教学的认知互动，符合新型教学的需要，同时也是未来语文教育的需要。 作者：唐敏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知识拓展运用 一、提升教师素质 增强修养品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良好的素质，才能让学生发自内心地佩服。大学语文教师如果自身没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其人格魅力就不足以感染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从知识中而来，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当教师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时，其灵气与魅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当今时代，文化的多元化让文学精华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提升大学语文教师的素质，重点是大学语文教师要能与时俱进，只有教师坚守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教学走在时尚前沿，才能将语文的魅力展现出来。如何提升大学语文教师素质：第一，高校教师交流。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教学特色，高校之间的教师进行交流，可以促进高校之间的教学交流，为高校教师的语文教学提供新思路，在交流中互谈自己在教学思想和实践体会，思想的碰撞能产生激烈的火花，实践的交流则可推动教学的创新。第二，推荐优秀书籍。当今社会人心浮躁，教师应避开世俗，潜下心来，认真地读一些好书籍，对于教师自身素养的提升大有裨益。教师们可以将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书籍相互推荐，在大学中举办“书林大会”，介绍一些好书籍的摘要，推荐给学生，活跃学校学习气氛，创设读好书籍氛围。 二、合理教考分离 营造轻松气氛所谓合理教考分离，是指把教学和考试合理地分开，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有考试负担。大学语文课程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完善学生的人格、改善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而不是让学生仅仅学习书本上的简单文学知识。教师只有认识到教授大学语文的真正内涵，才能更好地做到教考分离，为学生营造轻松的学习气氛。合理地进行教考分离，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第一，考试融入教学。很多学校对于期末考试十分重视，学生为考试往往是在短时间内突击，考得一个好分数。这种方式不利于学生的日常学习，如果能够将考试融入日常教学，就能够避免学生考试临时突击，使学生平时按部就班地学习。例如教师可以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文章的读后感，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或者经常举办演讲，练习学生的即时表达能力。日常的这些都可以算作考试部分成绩，让学生重视日常语文教学。第二，丰富教学手段。大学语文课堂本就应该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天堂，不应拘泥于教学的形式，丰富语文课堂教学手段，可以极大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将辩论融入教学中，让学生自由开放地辩论交流，培养学生的辩论观点和辩证思想。 三、开阔学生眼界 拓展知识应用大学语文给学生贯彻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大的人生价值观，学学语文除了学习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让作品里的精神感染学生，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看得清，走得远，做得好。下面具体介绍将语文知识拓展运用的方法：第一，户外实践教学。户外实践教学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教学方式，户外实践教学可以让学生在户外中体验到课堂教学中不能给予的感觉。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一起去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欣赏自然的美景，感受古人面对美景有感而发的情怀，克服爬山过程中的困难，体验到达山顶的快乐，领悟“一览众山小”的哲理。这种在实际环境中得到的切身感受，本身就是对知识应用的一种拓展。第二，传承创新并举。大学语文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学习这门课，传承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学。但是传承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承，在传承中还需要创新，在传统文学中找到创新灵感，是一种较好的知识应用拓展。例如学生参加一些设计大赛，设计一些代表性的logo，logo需要简洁而富有意义，这种设计的深厚底蕴能充分体现学生对传统文学的理解与创新。第三，缓解精神压力。物质生活越丰富，人们的精神压力就越大，精神压力使得当今一些大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处于一种低迷状态。大学语文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理应对学生的精神生活给予关注，通过语文教学开阔学生眼界，缓解学生压力，给予学生动力。以上介绍的方法还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性，希望学校、老师和学生充分认识到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共同努力，探索出更多提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的新方法，开创出更多大学语文知识拓展运用的新途径。 作者：王祖光 单位：公安边防部队广州指挥学校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艺术设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 一、明确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 大学语文课程是集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综合性于一体的课程。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目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培养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学常识，具备阅读、鉴赏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能力。教师引导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文化品位。第二，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审美能力。大学语文课程目标的设置要突出美育功能，以教材中的“美文”为载体，引导学生阅读欣赏，领悟文学和汉语言的魅力，感受文学作品表达的美好情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第三，提高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独立完成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写作任务，会运用口语表达的技巧与人沟通。从写作和口语表达两方面提高学生语言和文字的应用水平。 二、构建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模块化教学体系 艺术设计专业的大学语文应该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特点，从教学实际出发，教材内容整合为“文学欣赏模块”、“应用写作模块”、“口语表达模块”三个主题模块，构建起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教学体系。每个模块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每个模块的教学均有目的、有内容、有步骤、有要求。 1.文学欣赏模块 文学欣赏模块以经典文学作品为载体，引导学生感受、领悟文学和汉语言的魅力，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此模块还注重提高学生阅读、鉴赏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能力，为学生专业课的学习奠定阅读、理解、分析和写作能力的基础。 2.应用写作模块 应用写作模块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对课程内容进行重组。教师将学生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常用的应用文设计成四个项目：日常生活工作事务、求职应聘、产品营销策划、科研。围绕这四个项目设计工作情境，课上通过任务演练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各类常用的应用文写作知识，提高学生的写作素养，为学生学好专业课和将来进入社会从事实际工作奠定基础。 3.口语表达模块 此模块遵循由易到难的阶梯性原则，从基础口语交际技能（朗读、演讲）、日常口语交际技能（介绍、倾听）、职业口语交际技能（求职应聘）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训练，让学生掌握口头表达技巧，增强学生当众讲话的胆量，培养学生口语表达、沟通与交际等通用能力。此模块与其他两个模块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对课程内容的整合，大学语文教学成为提高艺术设计专业高职生人文素养的有效介质、传承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更成为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重要平台。 三、针对学生的专业特点，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形象思维较强，想象力较丰富。针对此特点，可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任务驱动法 在应用文写作模块教学中，我们尝试建构任务型应用文写作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课上教师把学生在校园、生活和职业中涉及到的写作知识和技能，转变为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学习任务，以具体的实践任务牵引教学。在任务的驱动下，学生阅读写作案例，教师布置讨论任务，然后通过分组讨论咨询、教师提示、任务演练、组内相互评价、教师总结评价、学生检查誊写等师生互动的方式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目标的落实。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锻炼了写作能力，提高了学习的自主性。 2.情境教学法 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合适的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情感共鸣。例如，在讲授诗歌《蒹葭》时，教师配上古乐示范朗读，然后指导学生诵读，让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感受诗歌的音乐美，欣赏诗歌的意境美，领会诗歌的感情美，接受艺术熏染。教师借助多媒体演示与诗歌意境相符的图片，再现情境，引导学生抓住其中的意象，展开想象，细细品味，在情与景的关系中体会诗歌的意境美。教师还可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专长，尝试为诗歌配画，练习配乐朗诵，进行诗歌改写，制作诗歌欣赏影片。这样不仅能锻炼学生的专业创作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 3.实践演练法 在教学中，教师针对学生所学专业特点开展训练，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校园生活对接，向专业延伸，为学生搭建自我展示的平台。根据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师可开展“介绍我的作品”、“演讲比赛”、“诗歌朗诵会”、“求职应聘会”、“产品推介会”、“校园（班级）活动策划”“、专业课学习经验交流会”等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演练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锻炼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使学生适应未来职业岗位的需要。 四、采取合理的课程评价方式课程 考试评价的目的是促进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如果采用传统以一考定乾坤的考核评价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公正地评价学生学习的水平、能力和态度。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宜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评价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目的在于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强化竞争意识。终结性评价取消了以往闭卷考试的形式，考核内容包括理论考核、阅读能力考核和应用文写作能力考核。通过考核检验学生的学习是否达到了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这种考核方式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能够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学生课程学习的效果。总之，艺术设计类高职有其自身的特点，教师在教学中要以学生为本，分析总结出适合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大学语文教学内容，探索良好的教学方法，以增强教学效果，更好地发挥语文学科的作用，帮助学生成长为高素质的艺术专业人才。 作者：张宏武杨丽彬单位：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传统文化论文 一、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定位“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始于1938年的“大一国文”，作为大学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一直开设到建国初期，1952年院系调整后取消。1979年，在匡亚明、苏步青等先生的倡导下，高等学校重开“大学语文”，继而成为国内各高校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迄今已逾30年。然而，由于对教学目标、课程定位等的认识存在太多的差异，使得大学语文在高校基础课程体系中处境尴尬。200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连续刊发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注重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2006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3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明确指出：“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由于国家法规性文件的硬性规定，大学语文被国家重视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本上已无争论。然而，关于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问题，却一直歧见颇多、持论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1）人文论：培养人文素质；（2）文学论：提高文学鉴赏能力；（3）文化论：提升文化综合素质；（4）工具论：强化听说读写技能；（5）综合论：人文性（道）与工具性（器）融合。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大学语文”呢？2004年10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会上提出，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应该定位于“高校素质教育”范畴，落实在人文素质教育层面。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仁爱精神：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道、仁爱的以人为本的精神；第二，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现代国家、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是其内涵之一；第三，以道德为标准的主体人格精神：中国儒、释、道自古重视主体人格精神；第四，中庸为贵的和谐精神：中和即中庸，即同和；过犹不及的精神；执两用中的精神；第五，自爱自重自省自悟的自利精神。”按此界定，显然极大提升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使之与注重吸储知识和训练能力的一般性通识课区别开来，表明了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语文”的独有特质，应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这一界定也与《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定性内容基本相符。 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 1979年至今，已经出版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近200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中玉主编本、王步高主编本、夏中义主编本、温儒敏主编本和陈洪主编本。这5种教材从内容到体例都各具特色，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教材中，还须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内容和体例。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要明确大学语文绝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宜采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学科模块为纬———经纬纵横的单元式体例，既利于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性，也体现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教学资源格局。 总之，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为契机，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理应有新理念、新定位、新气象。在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形势下，“大学语文”任重而道远。 作者：郭海军张旭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肇庆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功能研究 一、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义 （一）大学语文课程具有工具性 大学语文课程性质有学者提出，除了基础性以外还要强调其工具性。笔者认为这与基础性一样，根本不属于大学语文的性质范畴。语文的工具性主要体现在说和写两个方面，一个学生身体健康但不能正常的说话和写作一般不会进入高校学习，因为高考具有一定的考查意义。当然不排除有表达和写作障碍的学生，但这只是极少部分，至于表达不好和写作不好的学生不能统统交给大学语文解决，也很难解决。笔者认为，语文的工具性功能应在中学时期完成，在中学进入大学的选拔性考试中，应着力考查学生其语文工具性的掌握情况。到了大学，如果开设一门课程教学生如何写请假条、如何正常说话，这样的大学课堂简直难以想象。 （二）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人文性 大学语文课程应具有人文性。这是学者普遍认可的观点。人文可以看作是人类文化的简称，而人类文化恰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的。所以大学语文课程发挥其人文功能是再合适不过了。大学语文的人文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人格的完善。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在于人有人性，兽有兽性。人性的完整即是人格的完善，从古代先哲到现今才子，无数英雄、诗人和学者等为后人的人格完善提供了宝贵的活生生的原材料。关注人，关注人格，这是人文性的首要体现。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洗礼。作为中国人，必须对中国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不仅可以通过大学语文学习，还可以从历史等学科的角度进行探索，但大学语文与其他课程的侧重点不同。大学语文重在洗礼。从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诗句中沐浴民族精神，从字字珠玑的散文中重温古典文明，这是一种体悟，更多的是让学生依靠文字进行充分的想象，语言之美这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 （三）大学语文课程具有生活性 大学语文课程应具有生活性，这是笔者的观点。生活的定义在各时期有所差异，《孟子》：“民非水火不生活。”这是将生活定义为生存；杨万里《春晓》诗：“一年生活是三春，二月春光尽十分。”这是指美好的时光；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在前边》：“我想下去再多经验些群众斗争，来补我生活和小说中的不够。”这是指为了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经验。笔者认为生活应该定义为美好的时光，大学语文课程必须要有促使学生追求、喜爱生活的属性。首先，大学语文不是教学生不食人间烟火，不尝世间百味，而是真正在生活中感受美，真正享受美好的生活，即使是苦难，也许也是另一种美好。其次，人文性的最好载体就是生活，人文素养的提高不是空谈，要在生活中实际联系，没有了生活，不理解大学语文课程的生活性，就很难将人文性的功能发挥出来。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忧国忧民的思想，如果不在生活中体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见到课文才想起其人、才想起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效果违背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初衷。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 1978年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二位教授的极力推动下，大学语文课程在全国大学悄然兴起。二位教授在谈到大学语文的功能时，提出了四点要求：（1）提升大学生汉语水平和应用能力；（2）传承传统文化精髓；（3）提升精神文明；（4）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今天我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再来关注这四点要求，有些当然要继续坚持，而有些不得不说真的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 （一）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常言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细细想来，何谓中华文化？贾莹在硕士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定位和目标研究》中也谈到大学语文课程要起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但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有值得流传千古的真理，也有荼毒生灵的毒药。如果一味传承中华文化，试问，毒药也要传吗？所以首先要对中华文化有所警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释、道三家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三根擎天柱。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浩然正气，安邦定国，民族精神，中国优秀文化。佛家，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红尘看破，万元放下，成佛作祖，中国优秀文化。道家，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和而不同，中庸为道，辩证统一，中国优秀文化。笔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万变不离其三宗。一方面，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如大学生必须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追名逐利的不良风气影响下，学习这三家的优秀文化对当今社会和现代人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功利风气在大学也十分盛行，学生学学语文课程中的中华优秀文化，可以起到排毒驱风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对美的欣赏和追求能力美，存在于任何时间和空间内；美，任何人都可以简单说上几句。但事实上美是一门学问，在大学里有专门的美学课程，有专门的美学教育，简称美育。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中的美有很多，如语言的美，思想的美，精神的美等。但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领悟到这些美，文学史没有了解，情感上的不认同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学生对美的欣赏。刘汉波主编的大学语文课本中收录了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片段，湘西唯美的自然景色和安静恬淡的人文情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认为，这些美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但欣赏美不能仅仅只停留在表面，上世纪30年代已经距离白话文运动十几年时间，十几年间，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白话文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沈从文的《边城》可以看作是白话文写作的一个高峰。如果通过大学语文培养学生对白话文美的欣赏，也许我们大学生在平时的日常交流中就不会出现骂人、说脏字的情况，因为白话文很美。白话文美的理解难度相较于文言文来说，可能稍微简单一点，但要有这种意识。文言文之美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苏轼、李清照的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但语言上的美只是大学语文想让大家欣赏的较低层次的美；较高层次的美莫过于思想之美、精神之美。无论是精忠报国的豪情，还是你侬我侬的柔情，都是思想之美，懂了其美，再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追求其美，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乐事。面对国仇家恨，山河破碎，表面上看，应该无美了，但实际上美在其中，无数仁人志士屹立在凋零的山河岁月中，壮士满腔热血，拯救家国，不愿做亡国奴，不美吗？如果大家都能追求这种美，若十年后，百年后，此种场景亲临，我们也像先辈一样，吃胡肉，饮匈血，美在自己。 （三）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积极生活的态度 笔者之前提到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有生活性，在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上，依然强调其培养学生热爱生活、更好生活的能力。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无论是哪种观点和看法，都不能阻碍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世界上热爱生活、更好生活的自由。生活，一般意义上指生物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大学语文中的人物热爱生活、懂得生活，也许会对大学生或者对大学生群体中的某一个人都影响，促使他积极面对生活；大学语文中的人物在生活中以苦作乐，这更是对大学生的一种激励和暗示。榜样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且不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就是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后毅然完成巨制《史记》难道不值得大学生反思吗？热爱生活、更好生活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态度。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学校也在强调以学生为本，笔者认为，学生掌握未来生存发展的技能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热爱生活、积极生活。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偏重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审美和生活，这是未来大学语文课程功能发展的方向，没有赘述其功能的工具性是笔者认为这种功能应在中学阶段就该完成，不应在大学课程进行补充。 作者：孔苏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现状探析 一、大学语文教材五花八门，讲授水平、讲授方法都有不足 1．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曾说：“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教材编纂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状态。我国各个朝代、各个时期，好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从中挑选出一批符合教学标准，适合学生口味的作品并不困难。但大部分教材重古轻今，选文绝大部分集中在古代文学部分，现当代所占比重较低。考虑到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审美倾向，应调整“古”、“今”文学各自的比重。同时，由于备选文章有许多都已脍炙人口，导致编者为了回避中学阶段学习过的篇目而另择他文，使得一些不是太适宜的篇目入选教材。所以，选择文章时，要严格把关，力推精品，观点要严谨。对于为大家烂熟的选文，通过寻找新的切入点，同样能够讲出新意。切忌泛泛而谈，流于肤浅；也不要故弄玄虚，而要通过深入剖析，在解读高度上进行提高，才能够讲出新的特色。 2．目前，高校普遍采取自编教材的方式编纂大学语文课本好处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较为方便。但各高校中文专业的水准不甚相同，学术体系互有千秋。你专工魏晋，我独尊唐宋，从一开始，教材的选篇就已经打上了各自的烙印。须知，大学语文不单是展示自身学术价值的阵地，其首要任务是要大力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利用选文弘扬中华民族之真精神，提高学生的人生观、审美观等价值是其最终目的。因此，在教材编写方面要求编者们时刻牢记，大学语文这门课程是大学高级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起点，它绝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教材，应更易普及，更易推广，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执著精神和超越意识应予特别关注。有基于此，编写大学语文教材应首先考虑到：“对大学生性情的涵泳作用，应有助于大学生性情和人格的塑造。应有助于高雅审美趣味的陶冶和审美能力的形成。” 3．高校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理念落后、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由于大学语文在一些高校倍受冷落，导致老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听。因此许多院校在授课教师的安排上，也不愿将最优秀的一部分师资投放到这门课程上。就任课教师而言，因为不被重视，因此，在讲授方面往往是照本宣科，好像是继续在为中学补课；要么就是图省事，把给中文系学生的讲义全盘照搬，不顾及听课对象的接受情况。这都进一步导致了课程质量和课程魅力的下滑。因此应选择知识结构宽泛，讲课特色鲜明，比较有感染力的教师担任授课。讲授过程中，应善于深入浅出，突出时代感，让学生真正感到高中到大学的一种飞跃。此外，在教学中应对以下几个方面多加关注：第一，教师的讲授应与学生讨论有机结合。教学中力争改变教师一个人满堂灌，唱独角戏的局面，鼓励、引导学生参与教学，通过讨论，使学生被动地接受变为主动地探索。可以尝试在课堂上多组织专题讨论，也可鼓励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随时发言，对教师提出的每个问题及观点进行提问、质疑、反驳。第二，采用多媒体教学及网络教学的方式。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教学内容，应借助多媒体手段，制作各种教学课件。同时可以利用网络，成立网络课堂，同学们在网络上既可搜索各类参考文献、补充资料，还能在网上进行讨论，发表意见。这样不仅能及时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第三，课堂讲授与课外自学结合。课堂时间毕竟有限，我们应要求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进一步阅读文学原典，提交读书心得等。教师根据学生反馈的信息，及时进行沟通交流，根据学生要求和意见，对讲授内容和形式做出相应调整。课程结束时，最好让学生写出对课程的建议。 二、重视“大学语文”课程，多管齐下，搞好课程建设 通过大学语文这扇窗，我们可以由小见大，从文本的知识跨越到文化历史的精神之中，吸取到更宝贵的精神营养。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做一门公共课，教育主管部门应提高对它的重视程度。要想更好地提升大学语文的魅力，不能仅凭高校一己之力，我们“应大力纠正中小学中的‘唯智教育’和‘唯理教育’倾向，大力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作为一线的教师，应该具有奉献精神，在已有的教学基础上，继续深入调查和研究，精心组织这门课，确保其质量和魅力。让大学语文对培养自觉学习、自觉鉴赏、自觉体验、自觉奉行的有修养的中国人，发挥最大的作用。 作者：王晓非单位：河北工艺美术学校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提倡素质教育大的前提下，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中仍然是存在着重视自然科学轻视人文社科类课程，重视专业学习轻视思想道德修养的倾向。这样的问题不得不引起关注。首先，在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被边缘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每个人都是从义务教育阶段走过来，通过努力地学习才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是作为一门主要的学科开设的，学生要想考上好一些的学校离不开对语文的学习。所以，在当时来看这样一门关系到个人发展的学科得到了教育部门、教师以及学生和学生家长的重视。可是，到了大学以后，虽然有一些高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由于受到高等教育专业化的影响，大学语文课程往往被逐渐的边缘化，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特别是理工科院校为了培养专业性更强的人才，往往忽视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忽视了大学语文在对大学生素质全面培养上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面对此种情况，大学语文在教学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外语教学越来越重视，而忽视了汉语的学习与提升，造成了“母语放逐”的现象，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重视与呼吁。特别是在理工科院校中，大学语文与“两课”、英语一样属于公共基础课，但在课时的安排，受重视的程度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大学语文在国家课程设置的要求最初是108学时，后来逐渐的缩短为36学时，再后来一些学校根据自身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把大学语文课缩短为24学时。只有短短的20几个学时的来提高理工科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确实很难，教学过程中只能是蜻蜓点水。理工科院校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我国的应试教育阶段更多注重的是语文的工具性，很多知识需要死记硬背，这种强化式的教学方式也会使学生对语文会产生厌倦的心理状态，进入大学后，他们更多的学习兴趣在于专心学习专业知识。这些都是引起里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再次，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不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无法打开理工科大学生的视野。目前，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授课主要是以教师讲解为主，整个一个学期结束，大概讲解20左右篇的文章，教学的内容文学性很强，没有突出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思维接受特点，教学方法单一老化。很难实现大学语文对于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特别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从事专业课的教师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较高，还有人们头脑中的功利主义思想泛滥，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被认为是博而不精，会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同时，有些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队伍也存在不稳定因素，教师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年轻教师缺少教学经验难以驾驭大学语文课堂，有经验、有水平的教师又不安于大学语文的教学，最终导致教学效果不尽人意。最后，教学理念落后。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经常是满堂灌输，精细的讲解文章中的每一个知识点，这就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语文课与基础教育时期相比更加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同时让学生们从大学语文的课程中受益，体会到大学语文给予他们的良好文化修养、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文化追求。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任重道远。 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考 大学语文是我国各高校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基础课，这门课程的开设为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院校的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目前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全面地发挥它的作用。 (一)当前，很多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都是兼职教师，除了授课之外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所以很难能把全部精力都用到教学中。这就需要成立专职的教师队伍和教研室，使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同时，多开展教研活动，使教师之间能够有合适的时间沟通彼此的教学经验，优秀教师有时间和条件对青年教师进行教学辅导。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提高教师尤其是高校相关领导对大学语文的重视，选拔和引进优秀人才，成立专门的教师队伍，组建教研室，更好的提升教学水平。 (二)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是能够很好的进行教学，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的前提。教师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知识能力、心理状态等都会对大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教师在课堂上授课，课后与学生的沟通，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大学生的引导，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必须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 (三)改进课堂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学语文课由于学时有限，教学任务繁重，所以更多的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主，缺乏互动。因此，教师要调整教学观念，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多选取一些励志的文章，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时展的需求，尽量使用多媒体作为辅助教学工具，让学生能够在听的过程中也看到一些视觉上的知识，这样能够提升学习效果，让学生“愿意学”。 (四)改革考试方式。针对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应加大在平时的考核力度，成绩不应该由最后的一张考卷或者一篇论文来决定。通过学生的平时课堂表现再加上期末的考核，作为期末考核的总成绩。这样能够更加全面的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也可以缓解学生在期末复习的压力，使他们能够在轻松的环境下学习到喜欢学的知识，取得良好的实际教学效果，以此也能够实现教育的目的。 (五)多开展名家名师专题的讲座。将专题讲座与课程内容融合在一起，大学语文教学设置学时有限，在大学生参与讲座的过程中有所收获，把讲座变为对课程的有效补充，让讲座成为课堂的延伸，激发和引导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三、大学语文教学的意义 2007年5月，总理在同济大学考察时指出理工科的学生，要学些文学和艺术，人文科学的，也要学些自然科学，扩大视野，大学者都是这样成功的。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当前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21世纪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人类又处于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阶段，经济的全球化发展需要综合性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因此，对于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也已成为国际教育和改革的主要方向。人的创新能力需要有创新思维，创新思维的培养需要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来。理工科人才的培养由于专业课所需对思维的培养更多的是逻辑思维。作为当代大学生，理工科院校应该除了对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更需要注重培养形象思维，让文理知识互相渗透，坚持把理性与感性、知识和文化很好的融合起来，实现学科的互补，重视理工科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进一步提高人文素质，有利于学生培养积极向上的审美意识，提升他们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随着教育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必将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更好的、能力强、素质高的创新型人才。 作者：高竞男单位：吉林化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 一、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分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要使学生在掌握必需的文化知识的同时，具有熟练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可见，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必须首先有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大学语文课程是培养学生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的重要阵地，必须增强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切实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要通过大学语文的实践性教学，使学生在大量的听说读写的语文学习中，获取知识，提高能力，发展智力。现代社会充满机遇和挑战，高职院校培养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仅凭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我们必须借助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帮助学生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较强的表达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增强竞争力，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曾说：“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要“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就必须先有语文实践，在语文实践中培养语文能力。 二、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特征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大学语文教学中缺失语文实践的现状 很多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采取的授课方式依然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掌控整个课堂，唱着“独角戏”，充当教学活动的主角，从历史背景、艺术理论到人物性格、艺术成就进行“满堂灌”。学生在课堂上则成了观众或者配角，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没有设计提问以促进学生思考，没有组织课堂讨论以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没有落实阅读（朗读）以品味语言、提高审美情趣、感悟人文情怀，忽视对大学生的语言表达、阅读理解、逻辑思维、审美鉴赏、写作等语文能力的训练，忽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熏陶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潜移默化。这种课堂教学缺失了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语文实践，而脱离语文实践的教学是难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的。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的汉语能力是不容乐观的，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语文基础知识、语文能力显得更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缺失，没有在语文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 （二）造成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缺失现状的原因 1.教师教学缺少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语文课程包括小学、中学、大学语文，都应该在语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依据语文教育的特点教学。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学科，有其自身的教育特点。语文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语文课程中具有大量具体形象的、带有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的内容（特别是文学作品），教师不能要求学生有一致的理解，提倡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尊重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有独创性的理解。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式的。教师不能按照教学参考资料进行生硬的宣讲灌输，而应该采取多种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参与，让学生在读、思、议的实践中充分感受汉语言文字和人物形象的美。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得到美的熏陶感染能逐步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高尚的审美情趣，这样的教学还能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2.大学语文失去应有的课程地位我国高职院校存在重专业技术，轻人文素质的办学理念，在这种办学理念下，学校以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为最大目标，最大限度地加强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人文性学科。学校按照企业需求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最大限度地加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学生的就业率，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高职院校认为大学语文这样的公共基础课可有可无，因而课时一再被压缩，有些高职院校干脆不开设大学语文。这种办学理念下，大学语文失去了应有的地位。 三、落实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的建议 （一）从学校层面更新认识给予大学语文课程应有的地位 早在2006年，教育部高教司在《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中明确提出：“在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而后，又在2007年第38号文件中，再一次向全国高校提出此条建议。因此，高职院校当然应当开设大学语文，并把它纳入公共必修课系列，保障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课时间，让教学活动有充足的时间开展。 （二）客观看待师资现状帮助教师提升教育理念和教学技能 在教育部的组织领导和大力推动下，中小学阶段的语文教改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取得了很多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大学语文教学却犹如一潭死水，教师对语文课程的学科特点不甚明了。高职教师应当与时俱进，重新认识语文课程，更新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改进教学形式。首先，教师要认识到语文课程是人文性学科，有人文性学科的教学特点，与自然学科的教学不同，不能以教师的讲解分析代替学生的读、悟、议等语文实践。其次，教师要认识到大学语文课程具备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的性质特点，且人文性与工具性都离不开实践性。工具性强调的是大学语文必须提高大学生运用汉语言文字的能力。人文性强调的是大学语文必须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健全学生人格。不论是大学生母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还是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都是在教师组织下的学生的实践练习中和教师引导下的学生的感悟中完成的，教师越俎代庖是没有意义的。最后，教师要树立“以学定教”的教育思想。正确认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依据学生学习的需要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看到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于语文基础知识与技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一样，教师必须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语文学习方式，将语文实践的权利还给学生。 作者：叶朝红肖素美单位：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学督导处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大学本科论文:浅谈美国研究型大学高峰体验课程对我国大学本科实践课程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高峰体验　高峰体验课程　实践课程 [论文摘 要] 高峰体验课程是为即将毕业的本科生开设的一种能够总结、评估和整合其大学经验的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综合、拓展、批判和应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同时增强动手实践能力和培养自我成就感。美国高校高峰体验课程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宝贵借鉴。 高峰体验理论是马斯洛在研究“自我实现的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他指出,高峰体验是人的一种情绪体验,这种体验可能是瞬间产生的压倒一切的敬畏情绪,也可能是转瞬即逝的幸福感,甚或是欣喜若狂、如醉如痴的感觉[1]。这种感觉能使人与世界融为一体,达到道家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另外,在高峰体验的过程中,个体常常能感到自己可以理解世界的本质与奥秘,从而增强个体的自信心与能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掀起了全面教育改革运动,这使得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当时,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本科毕业的最后阶段,没有一种课程能使他们对以往知识加以综合利用,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不懂得在实践中运用自己以往所学的知识,因此学校、社会都呼吁要改善研究型大学的课程安排,增强教学的探索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以及学生对知识的整合能力,同时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创造力[2]。这要求学校为本科生营造一种高峰体验经历,即在本科生最后一个学期或最后几个学期,使他们集中在一个专业课题上,综合以往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解决课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沟通能力。 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忽视学生的情感体验等现象,而这一时期的大学生从心理特征上讲,对自我角色、自我能力的认同感十分强烈。因而个体在经历高峰体验时,会表现出对自我力量的高度肯定,所以有必要引入高峰体验课程,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信心。 一、高峰体验课程的内涵 在高等教育领域中,高峰体验课程也被称为高级研讨会。杜瑞尔(r. j. durel)将其定义为“在一系列课程的最后阶段开设的登峰造极的课程或者体验,具体目标是把相对零散的知识整合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结束学业的课程,它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成功的体验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3]威基纳(t. c. wagenaar)认为,高峰体验是“一种极点体验,通过学习这种课程,学生可以综合、拓展、批判和应用所学的专业知识”[4]。克伦吉尔顿(j. r. crunkilton)等人则将其定义为“有计划的学习体验,要求学生合成先前学习的内容,并把新知识与既有知识整合,以解决模拟的或者真实的问题”。[5]根据以上几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高峰体验课程是在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或几个学期开设的,主要是指集中在一个专业项目上,充分利用前几年的学习,来达到对整个学科的理解和实践。高峰体验课程强调的是学生的以往经验和学习过程,而不仅仅是课程内容。该种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应用既有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表达问题能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合作能力和与人沟通的技巧。在某种意义上,高峰体验课程是所有本科生课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二、高峰体验课程指南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高峰体验课程应遵照以下指南。 第一,高峰体验课程应该建立自己的核心课程。该课程要求学生在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在其他课程中获得知识。 第二,高峰体验课程特征是综合的、广泛关注的、多学科的以及跨文化的。 第三,该课程内容侧重于伦理的和实质性的问题,比如一些对整个世界和人类都产生影响的事件。 第四,高峰体验课程主张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它提倡学生运用超越传统的方法和观点学习知识,在高峰体验课程中,教师通常会采用严格的方法和手段来审查学生的学习。 第五,该课程包括一个严格的写作部分,这一部分要求尽可能是一个整体事件,包括整个事件的所有因素。 第六,高峰体验课程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开展创新教学的独特机会,该课程鼓励跨学科教学和团队教学。[6] 三、高峰体验课程的实际应用 目前,美国研究性大学普遍开设高峰体验课程,教学方法也呈现多种形式,主要包括讲授、个案研究、实践锻炼、团队项目研究、书面交流、口头交流、班级讨论与汇报、个人研究项目和口头汇报。其中,团队项目研究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活动方式,其实施过程充分体现了大学本科阶段研究性学习的体验性特征,教育者在教学活动中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和提供合理的外在刺激因素,并适时给予激励和指导,以促进学生产生一定的相关体验,从而增强个体的自信心和能力。 下面以一门跨学科的高峰体验课程为例。该课程主要为建筑专业的学生开设,同时也允许房地产专业的学生进行选修,课程名称为“地点开发”。在教学中,该课程鼓励学生培养自学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该课程是在项目实践中完成的,由建筑专业的学生通过在做中学,来了解房地产开发的各个过程,如市场调查、选址和选址分析、项目可行性分析、地点设计、房屋设计、评估、调度、融资,以及工程竣工等一系列知识。作为一门房地产专业的选修课,这门课程涉及到房地产开发和商业开发等知识领域。由于一个班通常有12～20个学生,所以建筑专业和房地产专业的学生可以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上课,每周2个课时,每课时2个小时,每门课程3个学分。在课程教学中,讲座和实验几乎各占一半内容,并且都由同一个教师任教,教学方式包括开设讲座、邀请嘉宾、投放视频、安排任务、学生展示和实地考察等。 以下是具体的工程实例介绍。2006年春季,指导教师选定一处位于威利斯顿路盖恩斯维尔西南地段的房产,其大小为95英亩,土地的价格为190万美元。此房产是一个家庭住宅,由于面积较大,教师决定将它分成六个平均领域,由六个学生团队模拟六个开发公司。在这之前,学生被要求通过荣格性格测试以了解他们的性格类型。根据该测试结果、学生的成绩等背景信息,指导教师把他们分成六个团队。小组成立后,由各个学生团队自己决定每个人在其所属团队的角色和责任。每个小组成员负责土地开发的不同方面,如领导小组、项目经理、财务经理、销售代表等。每个小组都要模拟一个开发公司,每家公司负责开发约15.8 英亩房产。通过分成六个部分,并由每一团队负责一块较小的土地,这略微降低了学生的工作量。而指导教师需要协调各个学生团队在开发过程中的所有活动,特别是涉及到地点分析和设计房屋等项目。学生被要求使用可持续发展原则设计施工项目,最终“产品”是设计整合所有这六个项目,并写出书面报告。[7] 此次高峰体验课程完成后,教师以下列标准评价学生:课堂参与(出席、测验、短文)占10%,中间有两个小测验各占10%,期末考试占10%,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占60%。 这种基于团队项目的实践课程,鼓励学生走出课堂,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所以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对学生日后走向实际的工作岗位有重要的意义。其评价标准的多样性,使高峰体验学习不是仅仅关注学习的结果,而是更加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学习体验和个性化的创造力表现,所以能给学生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使学生能真正展示自己的才能。 四、高峰体验课程对我国大学实践课的启示 马斯洛认为,人在经历高峰体验时能够最好地发挥和运用自己的智能和创造力。当个体经历高峰体验时,会有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和自我满足感。我国现在的大学本科教育,更多侧重学科知识的讲解和传授,对学生主体情感缺乏足够关注。另外,教学方法也局限于教师讲授,学生只是被动接受,参与度并不高,主观体验更是少之又少,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比较差,这也因此出现学生的弃学厌学现象。 上述美国研究型大学高峰体验课程经验告诉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使学生能够像一名数学家那样思考数学,像一名历史学家那样思考历史。换言之,要体现出学生的知识获得过程,要注重揭示这一过程,而不是只看其结果。下面通过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来揭示美国研究型大学高峰体验课程对我国大学实践课的启示。 1. 明确大学本科实践课的教学目标,选好教育教学的主题 明确教育目标是开发人的智力、培养人才的推动力。明确教育目标也是提高教学效果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选好教育教学主题就是在即将开展实践教育的同时也要选取能让学生“心动”的主题,最好能使之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让学生在没有开始体验之前就已蠢蠢欲动,增强学生的主动性,这样才会使实践课更加丰富多彩。 2. 注重教育教学过程,增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 教学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探索新知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得以提高的过程。在大学本科的实践课当中,要注重教育教学的过程。当遇到新的问题时,教师不能熟视无睹,而是要以学生为主体,耐心细致地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活动,进一步增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学习的乐趣。 3. 优化教学方法,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巴班斯基把教学方法分成三大类,分别是组织和自我组织教学活动、激发和形成学习动机的方法、检查和自我检查的方法。教学方法的选择应与教学目标相适应。教学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教师可以采取任意一种教学方法去达到教学目标。在开展大学本科的实践课中,教师的教学方法要有策略化和灵活化特征,使学生产生体验高峰课程的学习热情,关注学生主体的情感体验。 知识的获得过程不可能只由一种单纯的学生的接受性学习来完成,还需要学生的亲自实践,需要学生亲自体验科学真理的认识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学习,学生才能更好地获得知识和创新知识,而且只有通过实践内化了的知识,才能培养学生的兴趣,发展学生的批判能力、创新能力,激发他们的自我成就感。我国近几年一直在努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方法,结果收效甚微,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高峰体验课程为我们开展相关实践课提供了借鉴。 大学本科论文:大学本科教育中的教师课堂角色转换与案例教学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迁移更加频繁，联系更加紧密。这就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有比较系统、全面的专业知识，更要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要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与这种要求相适应，我国1998年8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1999年 6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正式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 21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为此，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200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首次确立了素质教育的法律地位。2010年7月的《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仍然提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等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而不是单纯传授某种具体的知识或技能。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则是最重要的两种基本素质。与此相适应，高校教师的课堂角色也需要转换。 一、高校素质教育的内涵 人的素质是个体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的要素、结构及其质量水平。人的个体素质可以分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素质教育是作为与应试教育的一个对立面而提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中国学者开始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 自1999年国家在政策层面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后，关于在高等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的文献层出不穷。这些文献分别从素质教育的实施途径，当代大学生整体素质、道德现状和心理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指出，学校的目标应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为、又视对社会的贡献为其人生第一要义的个人。在高等教育中，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将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除此之外，与那些接受的训练主要只包括获取详细知识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够使自己适应进步和变化。显然，爱因斯坦所强调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的培养与素质教育所提倡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致的。 素质教育的理念与现代教育的理念相一致。与传统教育相反，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教育与生活重新结合，注重教育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教育化，注重学生个性的培养，注重从经验中学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不单单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这就需要教师转变课堂角色，从传统教育模式的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 二、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的课堂角色的特点以及问题 目前，在我国高校经济、管理专业中，传统教学方法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传统教学方法主要存在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以课堂为中心，与现实社会相脱节，封闭程度较强；其次，以教材为中心，与知识的更新及应用联系较松；第三，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课堂讲授过多，学生自主支配时间太少，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不够，不利于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不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第四，以考试引导教学，考评方法上采用闭卷考试的较多，考试形式单一。 教学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教是手段，学才是目的。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教师在教学中起的是引导作用，充当的是“导演”的角色，而学生则是教学中的主体，充当的是“主演”的角色。但是，在传统教学方法中，教师在课堂上则同时承担了“导演”和“主演”的角色，而学生仅充当了“观众”的角色。这直接影响到学生素质的培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一种独立摄取新知识，进行自我更新，自我充实的能力。在信息时代，较强的自学能力可以增强学生个体生存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在这个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我们再也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推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 第二，它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培养目标的核心，创新精神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方法的开放度。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大胆地探索问题，发表己见，学生的创造潜能便会极大地迸发出来。传统的教学方法具有很大的封闭性，教师的教学权威的角色向学生讲授现成的结论，学生缺少创新的激情和冲动，在新问题面前要么囿于成说、墨守成规，要么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最后，它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等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教师课堂角色转换与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case method）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的目的和要求，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活动，进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的一种特定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是由美国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代尔（c.c. langdell）于1870年首创，后经哈佛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郑汉姆（w.b.doham）推广，并从美国迅速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普遍应用于大学本科生的教育。案例教学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理念，被认为是代表现代教育方向的一种成功教育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一般来讲，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是开放的，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需要学生自己去思考、去创造，并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讨论，发表见解。在此过程中，不仅训练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加深了学生对于本课程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而且还提高了他们的团队精神和沟通能力。 其次，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现代的管理者都知道知识不等于能力，知识应该转化为能力。管理的本身是重实践重效益的，学生一味通过学习书本的死知识而忽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将对自身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 最后，重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是整个教学的组织者和主导者，掌握着教学进程，引导学员思考、组织讨论，进行总结和归纳。学生拿到案例后，先要进行思考，然后查阅各种他认为必要的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这无形中加深了学生对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之后，还要经过认真思考，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不再是单纯的、权威的知识的传授者，不再是封闭的规定性角色，不是被放在严格限制的知识环境( 教学、课程、考试等) 中，不再具有预先规定明确的角色规范和行为要求。相反，在案例教学中，每一位教师都应该重新思考教师的角色定位，结合所授课程重新思考如下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样的知识传授方式最有价值？传授知识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应该培养学生什么样的知识态度和能力？学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结构？什么样的知识最能促进学生的发展？如何解决知识增长的无限性和个体接受知识有限性的矛盾？等等。 对经管类本科生而言，教师在选择案例时应注重案例的真实性，案例描述的应该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教师应培养敏锐的观察力，也要关注新闻时事，以积累案例素材。教师在明确教学任务的基础上，所选的教育案例既要与教学目标相吻合,又是学生易于接受和认同的案例。学生能否接受和认同案例,主要看案例所描述的是否为身边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件,所提问题是否为经常遇到和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通过案例的学习能否促进学生对概念和原理的理解。 在课堂案例讨论中,作为平等的对话者,学生与教师一样都是真理的发现者与探索者,师生对话意味着教学从知识的传授走向知识的建构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不是预成的,而是在教学过程,即在对话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此时，教师的课堂角色就由“主演”转换为“导演”，学生就由“观众”转化为“主演”。在案例教学模式下，对学生的评价必须改变过去单一的笔试，采用“笔试+口试+实践操作”的形式，全面收集学生的相关信息，不再把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增加平时考察、问题解决、项目学习等评价因素的权重，以过程性评价代替终结性评价。教师由单纯分数的评判者转化为学生专业发展的帮助者，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结论 本文首先探讨了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内涵。素质教育的理念与现代教育的理念相一致。与传统教育相反，现代教育注重学生个性的培养，注重从经验中学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不单单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课堂角色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然后分析了教师课堂角色转换与案例教学之间的一致性。我们认为，为了体现素质教育的精神，更好地培养大学本科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教师需要转换课堂角色，普及案例教学。 大学本科论文:职业兴趣探索卡（大学本科版）的编制和应用研究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不断深入，大学生入学选专业、毕业求职中，越来越多的注重兴趣爱好，高校在学生的教育管理中融入了更多职业生涯规划的内容，用人单位在选录人员的时候将人职匹配作为一项很重要的指标。那么，对于职业兴趣的测验无疑显得越来越重要。职业兴趣探索卡是进行职业兴趣测评的一个有效工具，它介于正式测评和非正式测评之间，通过一组卡片探索受测者的职业兴趣。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产生了职业熟悉度最高的200个职业；通过访谈、组织专家讨论等方式确定最终的60个职业；通过个体施测、团体施测、统计分析，最终形成包含3张标示卡、7张说明卡、60张职业卡和5张空白卡的职业兴趣探索卡（大学本科版）。 关键词： 职业兴趣探索卡；大学本科；编制；应用 0 引言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对于学生而言，能帮助他们澄清自己的性格、兴趣、能力、价值观，能增强他们对职业世界的认知，确定自己的职业目标，并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从而过幸福、快乐、充实的生活。对于学校而言，便于学校进行分群体、针对性的教育、引导；学生有目标、有序的生活、学习，便于学校的管理；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并且一直走在通往梦想的路上，更容易激发他们的热情，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对于社会而言，可以做到人职匹配，招聘到热爱应聘岗位，并且具有职业需要的能力的人才，从而最大可能的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 职业生涯规划是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职业生涯咨询的流程和依据的部分理论与心理咨询相仿，不同的是，生涯咨询有一些更加具体的理论和更加有针对性的测评工具。职业兴趣作为职业生涯规划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它的有效性、准确性也无疑显得越来越重要。 职业兴趣探索卡是进行职业兴趣测评的一个很有效的工具，它介于正式测评和非正式测评之间，通过一组卡片探索受测者的职业兴趣。职业兴趣探索卡编制流程及技术是一种得到理论说明和实践检验的相对成熟的生涯探索技术；但目前大陆已有的各类探索卡都存在各类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本卡是基于探索卡技术来设计的，主要的技术突破是职业方面的本土化，相对于目前大陆已有的卡片，突破在于详细的指导流程和职业数量的相对均衡。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产生了职业熟悉度最高的200个职业；通过访谈、组织专家讨论等方式确定最终的60个职业；通过个体施测、团体施测、统计分析，最终形成包含3张标示卡、7张说明卡、60张职业卡和5张空白卡的职业兴趣探索卡（大学本科版）。 1 职业熟悉度调研 1.1 职业名称的收集整理 收集现有的职业名称，资料来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霍兰德职业测评量表、麦可思研究院每年的就业蓝皮书、北京北森测评技术有限公司职业兴趣分类卡、金树人编制的职业兴趣组合卡（高中职以上版）、jobsoso网站、北森careersky高中版、国外相关资料中的职业名称等。 1.2 筛选大学本科生熟悉度高的职业名 称 职业兴趣探索卡的职业名称以自编的《大学本科学生职业熟悉度问卷》进行职业的初步筛选。《大学本科学生职业熟悉度问卷》共518个题项，选取全国东、西、南、北、中部各1-3所高校为样本。选取的学校分别为兰州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14所高校。共发放问卷1625份，回收1532份，有效问卷1532份。根据各职业的被勾选次数由多到少排序，产生职业熟悉度最高的200个职业。 2 霍兰德代码编制 2.1 根据sds中各种职业相对应的霍兰德代码和这些职业的职业描述编制初步的霍兰德代码 根据sds中各种职业相对应的霍兰德代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jobsoso网站、百度百科、智联招聘等资料中对于同一职业的职业描述，邀请10位职业生涯方面的专业老师依据霍兰德类型理论中各类型的特征，编制初步的霍兰德代码，对于结果一致的予以确认，对于评判结果不一致的，则集中进行第二次确认，直到大家都一致认可某个代码为止。 2.2 确定职业题项 根据霍兰德代码的首码对200个职业进行分类，即r、i、a、s、e、c六类。根据熟悉度排列顺序，去除a类别过大，不容易定义霍兰德代码或者代码制定过程中专家有较大意见分歧的职业b编制出的霍兰德代码跟霍兰德量表中所列职业代码差异比较大的职业c由于部分样本过于集中，导致职业名称代表性不足的职业，从各类中分别选出10个职业，共60个职业，作为职业兴趣探索卡的职业题项。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百度百科、jobsoso中的职业描述，做出职业卡的职业描述。 3 职业兴趣探索卡（大学本科版）的试测 印制职业兴趣探索卡（大学本科版）（含卡片和指导手册），在兰州大学选取4名职业生涯规划教师和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19名本科生进行了试测。测试结束后，施测者与23名受测者进行了座谈，征求他们对探索卡的意见。最后形成了正式的职业兴趣探索卡，共3张标示卡、7张说明卡、60张职业卡和5张空白卡，并制定相应的职业兴趣探索卡工作簿。 4 职业兴趣探索卡（大学本科版）的信效度①检验 4.1 信度 研究者以间隔两周的重测信度来评估本测验在各项指标上的稳定性，包括霍兰德代码的稳定性、本测验前后测分类反应的改变显著性检验、分类反应的相关、等级相关一致性百分比，共计四种指标。信度指标的计算及结果如下： 4.1.1 本测验霍兰德代码的稳定性 为了解由本测验产生的霍兰德代码的稳定性，采用重测信度的概念，以积差相关呈现间隔两周的前后测霍兰德代码的相关。原始资料用spss 13.0 for windows 进行处理，用到的数据是每一个受测者在职业展望表中计算出的每一个霍兰德代码的数值，通过分析23个被试第一次测试和间隔两周之后测试的霍兰德代码的数值，来确定其稳定性。 本研究计算出来的霍兰德代码，其前后测结果的pearson相关如表1所示，各个兴趣类型的相关介于0.692至0.898之间（p 0.01），显示霍兰德代码在该项指标（各个兴趣类型）的测量上是稳定的。 4.1.2 本测验前后测分类改变的显著性检验 在本测验前后测的分类上，采用卡方（x^2）检验中的包卡尔对称性检验（bowker’s test of symmetry），检验间隔两周之后，受试者对每一张职业卡的前后测分类反应改变的显著性。原始资料以spss 13.0 for windows处理，结果见表2。六十张职业卡中除了第四、七、十与十四张职业卡前后测的分类改变情形达p 0.05显著水准，及第二张职业卡的包卡尔对称性检验毫无计算之外，其余的职业卡在前后两次分类反应中并无明显的差异。今后在修订过程中寻求这五张卡的替代卡或跟受测者沟通后，改进对这些卡的职业描述，使之更加清晰。 4.1.3 本测验前后测分类反应的相关 为了解受试者对每一张职业卡在时间向度上的分类稳定性，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来观察本测验前后测分类反应的关系，原始资料以spss 13.0 for windows进行处理。结果（见表2）显示六十张职业卡的前后测分类反应有正相关，且除了第一张卡片前后测的相关性不显著之外，第七和二十七张职业卡达p 0.05的显著水准，其余均达p 0.01的显著水准，相关系数的分布范围从0.323到1.000。也就是说，受测者前测将职业卡分到“喜欢”、“不知道”、“不喜欢”之中一类时，在后测有维持相同分类的倾向，在前测所喜欢的职业卡，后测时也仍是喜欢的，不知道与不喜欢的卡片也是如此。 4.1.4 本测验前后测分类反应一致性百分比 以本测验前后两次分类的一致性百分比，来呈现受测者在每一张职业卡的分类上间隔两周之后测维持与前测相同分类的百分比；具体来说，是指每一张职业卡，将前后测分类一致的人数加总，再除以总人数。 受测者在前测中将某一张职业卡分类到喜欢、不知道或不喜欢，于后测时仍维持相同分类的人数百分比如表2所示，其分类一致性百分比介于59.22%至85.44%之间。 4.2 效度 研究者采用内容效度与建构效度来验证本测验的效度，前者已于编制过程中详加说明，在此不赘述；后者包括三部分，一是本测验霍兰德代码首码因素结构的确认，二是与《自我指导探索（self-directed search，sds）》（1969 ）霍兰德代码的相关，三是通过个体施测，以检验受试者“喜欢与不喜欢的理由”在建构上的相对性。效度指标的计算及结果报告如下： 4.2.1 本测验霍兰德代码首码因素结构的确认 本测验有六十张职业卡，分属于六种霍兰德类型，每一类型有十张职业卡，他们的相关系数如表3和表4所示，结果发现本职业兴趣探索卡的因素结构大致符合霍兰德理论假设。即相邻兴趣类型的相似性最大，相隔的相似性次之，相对兴趣类型的差异性最大，六个类型的结果基本符合正六边形。但是也存在个别例外情况，原因可能是在职业名称筛选时没有考虑就业量的问题，导致一些学生在不可能就业的职业分类时存在随机性；被试样本量太小，也可能是导致数据出现跟理论不符的原因；国内外文献显示霍兰德类型理论在非白种人中，虽然资料仍然支持riasec的顺序，但类型与类型之间的相关却偏离霍兰德原来的理论假设，本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今后将替换部分职业，使所有职业尽可能符合霍兰德的模型假设。 对于60个职业的霍兰德代码计算，可以看出每一个霍兰德兴趣类型的分值比较接近，职业分类均衡（见表6）。 4.2.2本测验霍兰德代码与《自我指导探索（self-directed search，sds）》（1969 ）霍兰德代码的相关 由霍兰德所编制的自我指导探索量表（self-directed search，sds）》（1969 ）是依据他本人提出的职业兴趣类型理论，在他编制的职业偏好量表（vocational preference inventory， vpi）基础上编制而成的。 由本测验所产生的霍兰德代码与sds所测量的霍兰德代码，其相关系数矩阵如表5所示。 本测验所测量的霍兰德代码与sds测量的霍兰德代码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从表5中可以看出，对角线相关系数大致为同一列或同一行的最高者，但是也有很多例外情况，原因可能是sds测验中测量的是兴趣和能力两项内容，而本研究所使用的探索卡只是对于兴趣的研究，因此会造成结果的偏差。整体而言，本测验霍兰德代码与相对应的sds霍兰德代码均有比较高的正相关。因此，本测验在测量受试者的职业兴趣时，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4.2.3 喜欢与不喜欢理由的建构相对性 根据个体测验中本测验工作簿的记录，计算23名受测者喜欢与不喜欢理由前测和后测的百分比的平均值分别为47.35%、49.59%，表示有近一半的“喜欢的理由”与“不喜欢的理由”在概念上是相对的（见表6）。有个别喜欢与不喜欢理由相对的百分比达到13.33%、16.67%，显示喜欢与不喜欢的理由建构具有程度不一的相对性，并不完全符合kelly个人建构理论中建构相对性的假设，且显示出极大的个别差异。 整体而言，以上的信、效度资料显示，本测验是一个稳定与有效的评量工具。 5 存在的问题 5.1 样本选取仍有不足 由于本研究工作量巨大，职业熟悉度调研的样本尽管已经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600个大学本科生，试测环节针对4名职业生涯规划教师和19名大学本科学生进行了三次测试，分别为前测、两周后测试和霍兰德自我指导探索（self-directed search，sds）测试，但是仍然有样本数量，或者样本代表性不足的缺陷，比如本次试测中对于年级、性别、专业、学科门类要求的并不十分精细，因此势必会对最终的结果造成影响。 5.2 职业熟悉度调研问卷仍需不断完善 5.2.1 职业数量多，研究难度大 1999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正式颁布并施行。2004年8月起，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立了新职业信息制度，对职业分类与职业标准开发实行动态管理，并通过信息制度，系统介绍新职业名称、定义、主要工 内容以及从业人员状况等情况。同时，定期组织专家对《大典》进行增补修订，并及时颁布《大典》增补本。《大典（2005增补本）》收录了77个新职业；《大典（2006增补本）》收录了82个新职业。《大典（2007增补本）》，是在保持《大典》基本结构和分类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收录了2007年的31个新职业，主要是现代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的新职业。② 2007年至今没有再相应的增补本，加之中国就业市场规模大、变动速度快、新职业多，对这些职业的研究难度大，因此在设计职业熟悉度问卷时，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职业的类别划分（大类、中类、小类）、职业描述等。 5.2.2 选择熟悉度最高的职业，较少考虑就业量的影响因素 职业兴趣探索卡不是要帮助学生从卡片中所列的职业中找出自己将来要从事的职业，而是找到喜欢的职业的共同特征，在未来求职的时候，更多的关注有这些特征的职业，能更容易获得幸福感和职业成就感。 本研究编制的职业兴趣探索卡的施测对象是大学本科生，他们没有工作经验，对就业市场缺乏了解，对他们来说，熟悉的更容易做选择，所以选择熟悉度最高的职业入选职业卡。 目前国内统计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有初次就业情况，年底就业情况，还有人口普查中对于行业、产业分布的统计，这些数据庞杂，没有一个标准的、确定的就业量的排行。研究者经过各方寻找资料，取得的只有麦可思研究院2009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中2008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100个职业，本研究需要至少200个职业。 本次研究中涉及到很多信效度检验的指标，结果表明一些数据并不能完全支撑理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在职业熟悉度问卷的职业名称筛选时只考虑了熟悉度，较少考虑就业量，导致像园艺师、油漆工、厨师、电工等大学生不太可能就业的职业在前后测分类时，出现显著差异，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即使就业量不好研究，也需要在熟悉度问卷中考虑到就业量的影响因素。 5.2.3 熟悉度问卷题量太大 本次熟悉度问卷中的职业数量是518，这对于每一个调查对象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为了保证调研的质量，今后可以考虑将问卷拆分成5组或者6组，每组100个左右的职业，这样可以保证每一组职业在学生选择时都能被认真阅读并且勾选。 5.3 编制霍兰德代码没有进行从业人员调研 本研究初期对于霍兰德代码的编制是想通过以下三个渠道：一是sds中每个职业的霍兰德代码，二是根据从业人员调研得出他们认为的霍兰德代码，三是专家根据前两个代码，依据职业描述和霍兰德类型的描述进行最终确定。因为第二块工作，工程量浩大，因此取消了相关工作，代之以找多年从事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老师参与代码制定过程。 对从业人员的调研是了解一个职业最好的途径，可以借助美国o*net（兰州大学研究生院陈建恩老师已经对其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成果，但是因为该问卷题量巨大，需要施测人员一对一的进行问卷填写指导，每份问卷的填写时间大约为半小时，耗时耗力，如果选用别的调研方式，可能也会存在问题的代表性以及与最终结果相关性的问题，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大学本科论文:美国休斯顿大学本科生科研“REU计划”的实践与启示 以美国休斯顿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科研“reu计划”为例，介绍了“reu计划”的申请、内容、实践等在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方面的情况，同时得出四点启示，旨在为我国研究型高校在探索提高本科生科研能力方面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reu计划；休斯顿大学；本科生；科研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般都承载着三大功能，即教学、科研、服务。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是大学的核心使命。科研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是大学的核心载体。服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归宿，是大学的核心职能。大学的三大功能彼此联系，互相影响。任何违背或者偏离大学三大功能的办学理念、方针及政策，都可能会导致大学在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发生故障，进而影响大学正确使命的充分履行和实现。然而在实践中，大学三大功能的融合和交汇，并不是一开始就和谐共生的，它经历了复杂的渐变过程。以科研为例，大教育家纽曼曾明确提出科研与教学相分离。“既然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大学就应为传授知识而设，为学生而设，以教学为其惟一功能。”[1](3)而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则认为，“科研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方法和基本手段，大学要通过科研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2] 随后，教学和科研谁占主导地位之争愈演愈烈。现如今，大学在功能的发挥上，观点近趋一致。教学和科研的最终目的都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教学、科研和服务，三者合一，凸显了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和使命。 而伴随着美国博耶报告的出台，围绕如何提高本科生质量的研究开展的如火如荼。科研，作为提高本科生教育质量的途径之一，自然而然地承担着应有的职责和使命。美国研究型高校在探索如何提高本科生科研能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先例和模式，因此，本文尝试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科研“reu计划”为例，以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大学计算机系为平台，来探讨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路径和方法，以期为我国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提供一些实证参考。 一、 reu计划简介 reu计划是research experiences for undergraduates program的缩写，通常译为“本科生研究经验”计划。它是美国国家基金委员会（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专门设立，用来资助和鼓励本科生积极投身科研活动的一项政策。它采用两种模式来保障本科生从事科研活动。一是reu站点（reu sites）模式，一是reu增补协议（reu supplements）模式。只要对科研感兴趣，并且拥有美国国籍或永久性居留权的在校本科生，不分种族和信仰，都可以向reu站点提出申请。学生在研究期间的一切食宿费用和薪酬均由reu站点提供。一般研究型高校如果要申请成为reu站点，首先它必须提出独立的研究方案。每个方案能结合自身的特长和兴趣，对所研究的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然后在截至日期前（注：如果申请进入南极考察的立项，提交截止日期一般是每年六月份的第一周的星期五；其它所有立项的提交截止日期为每年八月份第四周的星期三）提交即可。其次，如果立项审核通过后，便可以得到nsf的拨款，用来资助一定数量的本科生来从事科研活动。[3] 美国的研究型高校如果要想长期成为reu站点的成员，那么，它必须有一个或几个发展重点。这个重点研究领域可以是一个学科或部门，也可以是交叉学科或者多部门合作研究的课题。nsf每年会根据reu站点提出的方案及上年度的立项完成情况来决定拨款的增补。reu计划已经成功地实施了十多年，为激励本科生从事科研活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休斯顿大学计算机学院 reu计划的实践 休斯顿大学成立于1927年，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注：美国第四大城市），能为本科生提供120个专业和辅修专业的学习和选择机会，拥有139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和54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具有40多个研究中心，12个学院。目前在校注册学生总数为37，000人，其中本科生人数为28，056人。[4] 休斯顿大学计算机系隶属于自然科学和数学学院，它于2005年成为了nsf领导下的reu站点会员。目前其校园网上拥有2005年至2010年的reu计划可供参阅。每次承担的reu计划时间期限一般为3年，即2005年的立项应该在2007年完成。以此类推。笔者根据该系近6年的reu计划的相关资料，来 详细解读休斯顿大学本科生科研的实践情况。 （一）reu计划的准备和申请 在申请得到nsf有关于reu计划的支持之后，所在的计算机系会针对项目的相关课题和导师情况，然后制定有关reu计划的要求情况，即post，并在校园网上公布。post里面所包含的信息涉及到reu计划的目的、申请者的要求和待遇情况、项目的领域及导师队伍的情况。然后在校的本科生，一般是二年级及以上，也有刚入校的大一新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决定是否递交申请书，参与申请。 以该系2010年有关reu计划的post为例，reu计划实行的目的是“激发优秀的本科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并达到毕业教育相关的研究水平，同时为其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参与研究的本科生必须为正在开展的课题研究作出应有的奉献。”[5] 如果申请者想申请参加与其它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工程学院reu站点（cise reu sites）合作的科研项目，那么其申请最后截止日期为2010年3月。而申请普通项目的截止日期为2010年4月1日。从3月1日开始，所在系的课题组成员会根据申请的情况进行筛选。申请者会在5月1日之前得到答复，即是否接受、不接受或者待定等回复。如果申请者一旦成功申请参与reu计划，那么他或她必须在接受到邀请函（0ffer）的两周之内做出回复，即是否接受邀请或者拒绝邀请。经筛选并且接受邀请参与reu计划科研的本科生一般会得到四千美元的薪酬。reu计划所在的系、所，将会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办公电脑等必备设备。除此以外，参与项目的本科生还将接受免费的研究生gre课程的培训。 该计划得到了nsf的资助，课题号为：sci-0453498。同时，课题所在的系、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等为该课题的开展也提供了经费支持。休斯顿大学计算机系为全美在读本科生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参与科研的机会。鼓励女性和不足以代表的少数民族的学生参与申请reu计划课题。[6] （二）参与reu计划的本科生情况简介 2010年12月22日下午3点，休斯顿大学计算系黄寿萱教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了题为《美国大学本科生获取研究经验的实践》讲座。[7]期间，他提到，一般情况下，递交申请参加计算机系reu计划的全美本科生，每年大概有几百名左右。但他们系每年只给大约几十名的学生发出邀请，到最后真正确定并从事reu计划科研的学生大概只有10-15名左右，所以，竞争还是十分激烈。如果申请者来自类似于mit顶尖学院的学生，他们会优先考虑其申请。同时还会照顾少数民族和不同肤色的学生，以此保障竞争的公平性。 参与科研的学生，将会得到免费的食宿（注：一般情况下要求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区，以方便参与研究。如有特殊情况，也允许破例住校外，如妈妈级学生。）并给予一定数量的薪酬。 者根据其校园网上的相关信息，将近6年参与reu计划科研的学生按年份、学校来源和薪酬待遇分类，做了如下归纳，如表1所示。 从表一可以看出，每年参与reu计划的学生总人数最多不超过15人，最少也有10人。每年来自于本校的学生数量不等，多的时候有5人，占该年总人数33.33%；少的时候只有1人，占该年总数的10.00%。从薪酬来看，2005年至2007年期间，是每人3000美元；2008年至2010年期间，是每人4000美元，上涨了1000美元。2011年reu计划宣传的poster资料显示，薪酬从原来的每人4000美元，提高到了每人5000美元。这种变化可能跟物价上涨或者资金支持力度增大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每一个reu计划的起始周期为3年一度。每3年要完成reu计划的结题工作，同时又要做好下一年度的reu计划的申请工作，如此循环往复。但不管怎样，可观的一笔薪酬，足以激励参与reu计划的学生安心从事科研，体验reu计划，积累经验和知识，为将来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 （三）参与reu计划的本科生科研实践情况 一般在学生递交申请参加reu计划之前，所在院系都会提前将相关的科研课题和导师相关信息公布在校园网上。每一个申请者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根据相关课题涉及的研究领域，至多只能选择三个方向，而且，所选择的三个方向要尽可能的与公布课题的研究领域相关或一致。在成功获得offer之后，参与者依据院系公布的科研日程，参与一系列活动，并完成相关的科研任务。笔者以2010年reu计划的科研活动日程为例，来详细了解其实践情况。[8] 第一、时间安排。整个计划从 6月1日至8月6日结束，共计10周。每年该活动开始和结束的具体时间可能有所出入，但总计10周的时间固定不变。而且，校园网上会将历年的相关时间安排情况附上，这为申请者提供了一个极详细地参考资料，为以后是否申请该项研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整个工作的时间段基本上和平常上课的时间安排大致一致。上午一般是8:30开始，晚上21:00结束。 有些时候中午也有活动安排，遇到国家正式的节假日，也会统一放假休息。总体上来说时间上的安排比较合理，既方便了学生，也照顾了科研的需要。 第二、内容安排。reu计划的内容可以说比较繁杂。参与reu计划的学生，不仅仅要完成科研上的任务，还有许多其它的工作需要参与。从报到的第一天起，负责reu计划项目的学校会安排专门老师像接待新生一样，提供详细周到的服务，包括熟悉环境、提供住宿、确定pgh①办公地点、参观图书馆rm 106r②、和导师见面等基本事宜。期间，学校还会结合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组织多次学术研讨会，并为全体学生提供研究生入学考试辅导，即gre考试，为那些想继续从事研究生学习的同学提供知识上的储备。除此以外，学校还会专门安排时间和机会，让参加reu计划的全体学生在一起进行交流，体验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比如，一起外出用餐、实地考察、组织竞赛等。每个具体的内容安排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整体，互相关联，穿插在整个reu计划的始终。 第三、结业考核。reu计划结束前，每位参与的学员要结合导师的科研立项，递交一篇完整的结题报告，并在全体学员面前进行解读。导师会根据学员课题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决定其任务完成的好坏。 第四、实践案例。参加reu计划的学员在短短的10周时间之内，还将进行多次大赛。比如poster竞赛就是其中之一。赛事的组织很简单，地点一般就是每个人所在的办公室，利用大家中午休息的时间，结合本人所从事的科研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设计一份poster。几天之后，老师将所有学生的作业放在系办公楼的楼道里进行巡展，由老师统一打分，评出优秀的作品。然后刊登在系或学校相关的杂志或网站上面。poster设计大赛已经成为休斯顿计算机学院reu计划的传统赛事，较好地促进了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也进一步使理论和实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从上述2010年reu计划的科研活动日程可以看出，本科生参与reu计划的整个时间长度为二个月左右，基本和暑假的时间相当。从活动内容来看，整个reu计划安排得非常科学、合理。既有培养学生动手的，也有传播知识的讲座和学术研讨。既有学生介绍参与科研的课题情况，也有实地考察，求真务实的课外活动。整个reu计划的参与和完成都是在讲座、研讨会、小组讨论等方式中进行的。这有利于大家在一起交流思想，互相探讨，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进一步促进reu计划的顺利进展。同时，导师和学生之间有充足的时间在一起商讨问题。每次的导师介绍，实际上是师生互动的一种方式，既拉近了老师和学生的距离，同时又促进了课题的开展。为保障参与reu计划的学生能真正参与到科研中，该系还聘请了图书馆等方面的专家，专门讲授如何利用图书馆等工具来开展科研论文的写作。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聘请计算机领域的专家来介绍最新研究的进展情况。为了培养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能继续进行研究生的学习和深造，该系还主动为学生提前讲授有关于gre方面的备考知识。此外，reu计划在关心学生的生活方面也细致入微。从入学前的熟悉环境，到导师的自我介绍；从每次学术研讨会后的免费用餐，到reu体验计划结束时每人领取可观的薪酬，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 三、 reu计划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启示 休斯顿大学计算机系reu计划是美国研究型高校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的一个缩影。从中不难发现其reu计划的实施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具有如下几点启示。 （一）从制度上保障本科生科研计划或项目的顺利开展 从休斯顿大学计算机系reu计划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制度保障是其成功的首要条件。从nsf设立reu站点开始，到高校成功申请并成为reu站成员，并着手实施reu计划，整个过程都有制度作为保障，即国家层面的意识主导着reu计划的开展。众所周知，自1998年美国博耶报告，即《重建本科生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以来，如何加强本科生 教育，提升本科生科研能力，便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成了制度并加以贯彻。接下来，nsf便设立了许多旨在加强本科生科研能力的计划，reu计划便是其中之一。一些著名的研究型高校如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也纷纷设立了自己的计划，鼓励和资助本科生参与科研。所以，健全的制度是这些科研计划得以成功实施的保障。 （二）从经济上支持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 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也是reu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参与研究的本科生，不但能得到免费的食宿，而且还有数量可观的收入。这无疑为学生安心从事研究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保障。目前，我国研究型高校也纷纷设立了一些旨在提高本科生科研能力的立项，但经费数量有限。而且对经费的支配，需要征得主管导师的同意。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本应该属于学生的科研经费，间接成为了导师的课题经费。部分导师擅自侵占或改变此笔经费的用途，学生也只能被动接受。所以，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和吸引力是reu计划得以延续的动力之源。 （三）从校际互动上拓展本科生的科研视角 从休斯顿大学reu计划本科生来源可以得知，参与科研的本科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不同的院校，不同的地区，相近的专业。他们的年龄、性别、种族、信仰、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些来自于不同校园文化熏陶下的本科生聚到一起，不但可以互相了解各自学校相关情况，而且在学习和科研上也能互相促进，取长补短。这种校际互动打破了之前同一所学校固有的僵化，有利于他们在reu计划中，迸发新的学术思想和灵感。目前，我国研究型高校本科生立项都是以本校为单位开展，而没有打破校与校之间存在的壁垒。一方面浪费了部分资源，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科研的交流与开展。所以，校际互动突破了疆域，拓展了视野，是美国提升本科生科研能力的最佳途径之一。 育人理念上培养本科生的科研之道 从2010年休斯顿大学reu计划的活动安排可以得知，以人为本、为学生服务的育人理念至关重要。虽然从事科研的时间只有二个月左右，但reu计划的承担者，主要是项目所在的教师，既要为学生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同时又要成为他们科研路上的指明灯。从入学的介绍，到宿舍的安排；从课堂上的研讨，到校外的实地考察，师生之间逐渐建立了一种信任、尊重、包容的良好关系。导师的言传身教，为学生的成长树立了榜样。诚信和学术道德等品质通过这些活动得以传授给学生。所以，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是本科生科研之道形成的重要前提。 四、结束语 目前，我国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途径和方法日益多样。但与美国休斯顿大学计算机系的reu计划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的模式仍存在较大差异。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既要鼓励和倡导引进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育人方针，同时也要结合本国国情，合理消化和吸收，并创造出适合本土的、行之有效的提高本科生科研能力的育人模式。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我国研究型高校在探索提高本科生科研能力方面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大学本科论文:大学本科院校教师薪酬绩效管理 摘要: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量的发展极为显著，大学校院量的快速扩增，引起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追求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政策之一。许多专家学者针对“大学追求卓越”的主题，提出若干建议，而现行公立大学教师待遇制度的缺失即为其中一项。[1]教师绩效评量工资待遇如果没有做到正确、公正、客观，奖励等会严重影响教学质量与学校的发展。本文对大学本科院校教师工资绩效管理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大学院校;教师工资;绩效薪酬;管理研究 0前言 绩效评量与薪酬奖金制度是人力资源管理上激发组织人员潜能的重要工具。研究者从事教育人事工作多年，深感以往的教师待遇制度较偏重公平观念，重视相同职称同一待遇，及与其他行业待遇高低比较，而现在则趋向较偏重效率观念，强调绩效、贡献与待遇相连结。[2]大学校院因尊重学术自由，避免行政干预学术，在学校行政上一向以服务教师为主，相对缺乏经营管理观念。在大学追求卓越与改进教师待遇制度的趋势下，大学校院教师绩效评量已是时势所趋，未来各校必须建立一套绩效评量制度并与薪酬发给相结合。教师绩效薪酬奖金再次成为大学教育行政上的重要议题，其评量的方式、指标及奖金的分配等，均直接影响教师个人的权益及士气，如何建构一套适当且具体可行的教师绩效薪酬实施计划，以激励绩效优异教师，有其迫切性及必要性。 1实施绩效薪酬的理论背景 1.1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expectancytheory），[3]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支持绩效待遇的重要理论。该理论的重点是一个人的行为反应是一种意识的选择，而意识的选择是基于对不同的行为给予比较评价的结果，也就是期望、价值与工具三者的关系。人类各种行为的动机来自对该行为结果的期望，期望愈高，愈愿意从事该行为；当人们相信某些行为会导致某些结果，对这些结果也会产生特定的价值，评价愈高，激励效果愈强；人们还认为该种行为会有其他的附加价值，例如酬劳或奖金等工具性的意义。期望理论应用于绩效待遇时，员工会考虑下列问题：如果我来做，可以达到绩效标准吗？假如我达到绩效标准，会发生什么结果？对于发生的结果，我会有什么感受？基于上述考虑，员工会选择他们认为最佳的方式来达成目标。期望理论的学者认为绩效待遇制度的实施，应注意下列相关原则：[4]（1）绩效一定要能够精确评量。（2）所增加的待遇必须是员工认为有价值的。（3）待遇与绩效的关系必须明确界定。（4）必须让员工有改进绩效的机会。 1.2增强理论 增强理论（reinforcementtheory）[5]，认为人类行为的增加、保留、消弱或塑造，是依其行为的结果而定。一种行为若受到正增强物的强化，则该行为会增强，若受到负增强物的强化，则该行为会消弱。增强物的安排如依其出现时间的早晚来分，有立即增强与延宕增强二种，其中以立即增强的激励效果较佳；如依出现的次数频率来分，有连续增强与部分增强二种，连续增强会使增强效果愈来愈低，部分增强仅选择部分正确反应给予奖励，激励效果较佳。由于该理论强调任何行为（包含绩效）均由结果来决定，亦即员工的行为会随着行为后果而调整。管理人员可以把待遇当成增强物，员工如果表现优良就给予加薪或奖金，如果表现不良，就予以减薪。报酬与绩效的连结愈直接而紧密，待遇作为增强物就愈有效。增强理论的学者认为绩效待遇制度的实施，应注意下列相关原则：[6]（1）绩效一定要能明确界定。（2）功绩薪的实施要视希望达到的绩效而通权达变。（3）功绩薪的额度应由绩效等级决定。（4）绩效待遇的发给应实时，才能发挥激励效果。 1.3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equitytheory），[7]其主张员工所得的报酬须与其投入的比率相等，公平理论以报酬结果和投入的比率来界定公平，当员工的工作成果除以员工本身的投入等于其他员工的工作成果除以其他员工的投入，就是公平，否则就是不公平。如果员工认为其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即会降低其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并进而影响工作士气及工作效率。公平理论依劳资与市场三方的互动关系，[8]区分为外在公平（externalequity）、内在公平（internalequity）及个人公平（individualequity）。所谓外在公平，系指员工的薪资须符合外部市场中相同工作的薪资水平，外在公平的薪资率乃是取决于劳力的供需，而其成立的条件就是劳工的交换率，例如由于劳动市场的供需状况不同，教理工的教师所要求的薪资可能比教文法的教师高。又所谓内在公平，系指组织必须依照各项工作在重要性及困难度上的比较，来订定薪资水平，亦即着重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与外部薪资水平不一定相符。至于个人公平，系指组织应依个人的工作绩效来给付员工薪资，亦即以同样的工作而论，绩效较佳者应获得较高的薪资，才符合个人公平。公平理论强调激励效果不仅受员工本身绩效与待遇关系主观感受的影响，也受到员工对于其他员工绩效与待遇关系主观感受的影响，亦即重视激励的社会比较关系。公平理论的学者认为绩效待遇的实施，应注意下列相关原则：[9]（1）绩效待遇的决定无法不作社会比较。（2）绩效待遇应考虑投入因素。（3）绩效待遇相关讯息应对员工作充分沟通。（4）员工待遇与绩效的实质关系，和员工待遇与绩效的主观感受同等重要。 1.4目标设定理论 目标设定理论（goalsettingtheory），[10]其认为当组织或工作的目标清楚明确、富有挑战性，稍具难度但仍可达成时，员工的生产力会提高，如对员工有所回馈，更能提高员工的生产力。该理论亦重视员工共同设定组织或工作目标，组织目标如经由员工共同设定，且目标具有一定的难度，则激励效果较佳。学者研究指出，清楚明确且可以测量的目标，确实能提升员工的生产力；当目标与绩效奖金相结合，则更易增进员工对目标的认同，提高目标的达标率。[11]综合上述四种理论，归纳绩效奖金实施成功的条件有：绩效指标一定要明确界定；绩效一定要能够精确评估；奖金与绩效的连结愈直接紧密效果愈好；奖金的发给应实时，才能发挥激励效果；绩效奖金相关讯息应与员工作充分沟通；必须让员工有改进绩效的机会；尽可能让员工参与共同设定组织或工作目标等。 2绩效奖金的类型 绩效奖金发给的类型，以工作成果区分，一般可分为个人绩效奖金及团体绩效奖金两种，分别说明如下： 2.1个人绩效奖金 个人绩效奖金的设计理念是员工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与努力来达成工作目标，故以个人的工作表现或能力作为给奖的标准，也以个人作为奖金发给的对象。个人绩效奖金比较适合在下列组织中使用：（1）工作内容简单，组织环境固定，工作结果容易测量，例如装卸工作、商品销售等。（2）组织并不需要强调或依靠员工彼此的团队合作，当工作内容单调无弹性时，个人绩效奖金比较容易成功。[12]个人绩效奖金的优点是奖金能与个人的工作绩效相配合，以提高激励的效果，但缺点是忽略了某些工作可能需要其他人的配合；也忽略了相互配合间彼此依赖程度的不同：加以金钱并非员工工作满足的唯一需求，给予奖金未必就能完全提高工作效率[13]。此外也容易产生各司其职，各行其事，失去对组织整体的认同，员工之间的过度竞争，也易伤及工作士气及团队精神。推动个人绩效奖金应注意下列几点：一是必须建立一套绩效评量标准，以衡量员工工作成果并评定其贡献；二是应先与员工沟通讨论，使其了解若要获得奖励就要有何种表现；三是奖金的算法必须容易明白，而且金额不能太小，方能提供足够的工作诱因；四是已具公信力的奖励标准，除非其在计算上有所差错，或工作已明显的重新设计过，否则不应随意更改；五是组织不可只要求员工提高产量，而忽略质量的要求，如果员工不能达到标准时，须立即查明原因。 2.2团体绩效奖金 团体绩效奖金的设计理念强调团体的绩效，故考核标准以团体或小组的绩效为标准，也以团体或小组作为奖金发给的对象。较常使用的团体绩效奖金制有下列两种：（1）利润分享式（profitsharing），组织在每一期均订定一个利润目标，包括业内与业外的盈余，期末若获利超过此一目标，则提拨部分比率的盈余当作绩效奖金。（2）成果分享式（gainsharing），组织提拨每一期的部分业内营运收入当作绩效奖金，若预期中的营运目标能够达成，员工就能得到绩效奖金，较不受到与营运无关的外在因素影响。团体绩效奖金重视生产力，也重视员工的合作与参与，其优点是组织可以运用社会控制来激励成员的工作成效，并使其彼此督促；且组织不必衡量及保存个别员工的绩效纪录，可以节省管理成本；又可配合成员参与管理的方式，汇集众人的智能为组织效力；另在工作轮调上，较不影响员工权益，员工会较乐意配合。但缺点是员工的报酬与个人工作成果无密切关系，以致激励的作用较差；也容易产生无法明确分辨个别成员的贡献情形，无形中较难使整体组织的绩效发挥到极致。推动团体绩效奖金应注意下列几点：一是要有明确可行的团体绩效目标；二是奖金依达成组织目标情形而定；三是生产力与奖金应成一致的关系；四是给予员工定期和管理人员讨论如何评定生产力事项的机会，使员工相信奖金是公平的，进而对绩效评量产生信任。 3实施绩效奖金的条件 奖金的核发标准以及奖金的核发数额是奖金的两个基本要项。如何订定一个合理且有效的奖金计划，是绩效奖金实施成功的重要关键。一个成功的奖金制度，应该具有以下几项特性：容易了解和计算、需要合理的工作标准、须与考核密切结合、奖金的数额须有激励性、奖金应可立即获得、奖金计划应有稳定性、最低工资应予保障、扩大员工参与、充分与员工沟通。其中拟订有效的奖励计划时应注意的要点有：确保努力与报酬直接关连、报酬必须为员工所重视、仔细研究工作方法与流程、计划的内容应容易为员工所了解、订定有效的标准、保证标准不任意更改、保证最低工资率。实施绩效奖金制度应具备的条件有：需有完整的管理制度、设定的标准值应具有客观性、每一成员对绩效奖金制度应具有相当的了解、应有能充分发挥潜力的评核项目。大学教师绩效奖金大约相当美国大学教师每年获得的奖金（meritpay），虽然在美国已实施超过四十年以上，学术界支持与反对的声浪一直却未停过。在实务上，越来越多大学采用绩效奖金制度，不过停办的学校也不少，停办的原因包括制度设计不良、沟通不良、管理不良、上层不支持等，而实施绩效奖金成功的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教师积极参与计划的拟订。其认为大学教师绩效奖金实施前有下列六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应与教师进行广泛的沟通。 3.1绩效奖金的类别 大学教师的任务基本有教学、研究、服务三项，这三项绩效可以分开评鉴并分开奖励，也可合并评鉴与奖励，若是合并办理，各项所占的比重最好和大学的定位与目标契合，才不会使得教师莫衷一是。反之，教学、研究分开设奖，有助教师明确的设定个人努力的目标，获奖也更具预测性，惟学术界的声誉受研究影响较大，若是教学、研究分开设奖，可能使教师更加重视研究表现。 3.2受奖教师的比例 受奖人数比例高或低，各有利弊，从Lewin的结果价值理论或Atkinson的成就动机理论都指出，[14]当成功的几率高时，个体对于那些成就相关的活动会比较愿意采取趋近的行为。所以受奖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高时，教师会比较愿意付出努力以提高绩效。又根据Weiner的归因理论，[15]当受奖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高时，代表获得绩效奖励是容易的任务，成功完成容易的任务并不会增加太多自我价值感。 3.3绩效奖金的等级 绩效奖金从低到高分为多个等级，可以减少因没有获奖而感受到处罚的人数，增加因奖金而感到被肯定的人数，使绩效奖金更具正面意义。而绩效奖金的等级单一化，不涉及绩效与奖金之间复杂的转换，评鉴事务较单纯；且奖金单一化与大学教师薪资结构化的齐一精神较相符，比较容易被教师接受。 3.4绩效评鉴的模式 绩效奖金以效标参照模式实施，意指大学先制定教师在研究、教学、服务方面的绩效标准，评鉴结果符合标准才发予奖金；若绩效奖金以常模参照模式实施，则代表学校先订出全校以及各单位（院、系所）的受奖人数或比例，再进行筛选工作。使用效标参照模式较具客观性及公平性，并且能达到绩效奖金计划追求卓越的原始目的。不过，订定全校适用的效标时，如何将各学门在国际化程度、研究性质、发表速度等方面的差异纳入考虑，会是一大挑战。使用常模参照模式，则大学可将制定效标的事务下放至各学术单位，让绩效因学门而有不同的定义。不过，各单位的学术表现不一，齐一分配获奖名额是否公平；又各单位自行决定绩效时，可能产生结党营私、政治运作，及只重视单位的价值观，忽视大学的整体目标等现象，宜予考虑。 3.5绩效奖金的审查 采取教师自愿申请制，大学得以节省运作成本，同时，对于绩效奖金制度没有兴趣的教师，或是受奖几率低的教师，可以选择不参与，省去汇整与呈现资料的麻烦与抱怨；强制全体教师参与则有督促教师定期自省的功能。3.6审核结果的处理审核结果公开的话，可以赋予受奖教师荣誉感，增加受奖教师的成就动机。不过，大学教师的自尊心高，没有受奖的教师会感到难堪，有可能因而丧失改进教学和研究的动力，又学生的选课行为或是选择指导教授的行为，也可能因审核结果而受到潜在的影响。审核结果保密的话，可能会使教师间彼此猜测怀疑，绩效评鉴就免不了笼罩在偏狭不公或是质疑。对于没有获奖的教师，大学应当提供解释与说明，以协助教师作有益的归因。 4总结 综上所述，大学校园教师绩效薪酬的管理与实施，最重要的就是让所有相关的人都参与政策的形成与制定，以建立共识。其次就是制度的设计要力求完整，包括奖金的类别、受奖人数的比例、奖金的等级、评量的模式、评量项目的合理性及客观性、奖金数额的激励性及稳定性、奖励与评量的密切性、审核结果的公开性、评量计划的完整性等。再次就是依奖金计划确实执行，不随意更改，以建立公信力。最后就是依相关人员的回馈意见适时修正，以适应实际需要。 作者:申容榕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大学本科论文:大学本科学前教育舞蹈教学质量探析 【摘要】 学前教育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它的开展对学龄前众多儿童的教育质量有着直接关系。可以说，学前教育的质量和未来社会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当前，在开展学前教育的时候，舞蹈教育有着重要的构成作用，也是进行学前教育的一个主要形式。因为对幼儿进行舞蹈教育不仅可以帮助他们锻炼身体，还可以强化其智力增长。本文在本科院校进行学前专业学生舞蹈教学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提升其教学质量的途径。 【关键词】 大学本科；学前教育；舞蹈教学；质量；途径分析 一、本科院校在进行学前专业学生舞蹈教学时存在的问题 （一）课时节数不能满足教学质量需求 学前专业的学生在进行舞蹈学习时，需要充实的课时开展舞蹈知识学习，这样才会掌握较为牢固的知识基础。同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基础又较为薄弱，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较为系统和繁琐的教学，整体教学工作总量较多，需要众多舞蹈课时向学生传输舞蹈知识。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本科学前专业在舞蹈课程上的课时安排不足，每周只有两节课，且一些本科院校主要将这项课程设置为一至两年学习时间[1]。这样课时安排不能满足教师对舞蹈知识传输和学生进行舞蹈知识接受的时间需求，影响最终教学质量，对学生日后开展学前教育舞蹈教学时产生一定制约。 （二）本科院校使用的舞蹈教材规范性较低 当前本科院校在进行舞蹈教材选择时，主要是根据普遍的舞蹈专业教材进行选择，这样导致所选的教材不适用学前教育学生开展知识学习。主要是因为学前专业学生主要是对幼儿进行简单的舞蹈知识讲解，引导幼儿开展游戏舞蹈，以此来对幼儿进行教育。现有教材并没有将教学对象设定为学前儿童，整体教学规范性较低，不利于学生日后开展学前教学实际舞蹈教学。 （三）教师在进行舞蹈教学时存在一定限制性 现有大学阶段学前专业学生进行舞蹈学习时，教师在进行舞蹈教学存在限制性问题。该问题主要是指一些教师在进行舞蹈知识讲解的时候，存在课堂氛围僵硬沉闷现象，教师主要对学生进行机械性舞蹈动作教学。这样的模式就会使学生在课堂学习时候，未能以最高效进行舞蹈知识记忆和运用，未能将知识以灵活方式进行展现[2]。 二、改善现存问题的对策 （一）对舞蹈教学课时节数进行合理分配 本科院校可以开展一些舞蹈比赛活动，例如班级舞蹈交流活动，学院舞蹈比拼活动，校级舞蹈大赛等。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可以让学生有更好的积极性进行舞蹈知识学习，还可以丰富学生课外舞蹈知识。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能够强化学生舞台展现力，提升学生舞蹈实力，能够在这些活动的开展中让学生体会到团结协作精神所带来的意义。此外，可以合理制定舞蹈教学时间，可设定为每周共四大课时或者六大课时，也可以适当延长课程设置的学年时间。 （二）在教材科学理论上进行舞蹈知识创新讲解 针对当前教材选择和学生专业需求不吻合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决，以提升最终教学的实用性。第一个方面是重新选择教材，要和教学宗旨和以及教学需求相吻合，以此增加课堂教学质量。第二个方面是教师在教材科学理论上进行舞蹈知识创新讲解，要针对学生日后从事教学主要工作入手，引导学生开展幼儿游戏舞蹈，提升学生未来工作的专业性能。此外，教师应该实现德育与舞蹈技能并用教学，让学生在接受舞蹈知识时可以增加德育意识。 （三）教师以翻转课堂等形式对学生进行舞蹈知识传输 本科教师在进行舞蹈知识传输时，要在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和主观学习能力基础上对学生进行舞蹈教学。教师可以开展翻转课堂形势对学生开展创新型教学，引导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获得深层次知识理解。翻转课堂的开展可以让学生实现自主学习，能够在网络平台上和他人进行舞蹈知识讨论，也能够和教师开展更多时间的交流。此外，学生可以对学习知识以及内容和风格等进行自主规划，使舞蹈学习更加适合自身素养，满足学生个性化知识学习。 三、结论 舞蹈教学是学前专业学生在大学学习的一项必修课程，也是学生应该具有专业技能，对于日后从事学前教育工作起到积极作用。根据当前本科院校在进行该专业舞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校要对舞蹈课程课时进行合理的分配，强化学生对舞蹈知识的掌握。此外，教师在教材科学理论上进行舞蹈知识创新讲解，可以使用翻转课堂等形式对学生进行舞蹈知识传输，这样能够强化学生舞蹈教学的意识以及能力。 作者：王嘉歆婳 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大学本科论文:我国大学本科会计教育论文 一、会计教育的问题 1．模式的单一。 目前大学本科会计教育多理论，而且理论知识大多枯燥乏味，没有趣味性。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把握没有直观的映象，太过片面化，而且对于书中的知识流程和框架模糊，分不清楚章节与章节的联系，没有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联系的能力。同时，教师教学的模式也大体是普通的说教，即使应用多媒体设备，大多也是照着课件念，没有新意，或者不能熟练灵活的应用多媒体，所以不能具体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不能及时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无法做到知识的应用和升华。 2．教学理论化。 大学的教学主要是理论知识的传授，老师关注的是能不能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知识教给学生，可是却忽略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于是学生理所当然地掌握了知识，学到了专业知识，可是却无法用知识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处于一种好高骛远的状态，学生无法在实际操作中找到自身的问题，同时更不可能通过与老师探讨这些问题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3．课程设置重叠。 有些会计课程很早就已经学过，可是过了一个学期，又会有另外的教材书上出现相同的知识，有时候教师又会重讲，这样就会造成造成知识的重叠，不利于新知识的拓展。另外，书籍理论的编写不够全面和细致，由于会计制度在不断的更新，所以会计教材也在不停的换新，可是理论知识却并没有改变多少，导致新的教材还是赶不上会计制度的变革。从而使大部分学生学习不到最先进的知识，无法跟上社会市场的变更。 4．教学目标与市场就业没有紧密联系。 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当前市场对大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培养出精英人才。所以高校的教学的应该匹配市场的发展，结合市场的变化和对人才的需求，根据学生的个人素养和对知识的掌控能力制定一套全面、科学的教学方法来增强大学生对本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充分理解，同时还要加强大学生的操作能力，用知识完美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遇到的问题。而且还要开拓大学生的视野，不能仅仅灌输靠考证来赢取未来的工作，而是要把眼光放长远，结合自身能力，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使自己变得有竞争力，达到市场就业需要的人才标准。 二、会计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 从上述的分析讨论中，我们会发现当前我国大学会计教育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与弊端。为此，我们需要找出一些解决方案来改变目前这一现状。所以，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需要尽量做到以下的事: 1．提高教学质量 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要改进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师应该尽量减少传统的知识灌溉，减少对照着书对学生照本宣科，更多的是要学生自己动脑、动手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教师也可以采用更新颖的教学办法，比方说教师或者学生在上课期间提出问题，让其他学生去思考解决方案，可以让学生自己分组进行小组讨论，并让他们自行分工，写出分析报告，提高学生的自主思考，自主分析的能力，同时还能加强学生的团队合作概念。另一方面，仅仅掌握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加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比如在学校建立会计实验室，让学生模拟会计做账，体验会计操作的流程，或者签订一些相关的实习基地，让学生分批去接受一下短期培训，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还可以经常让学生去参观当地的知名企业，观察企业的发展，浏览一下企业的账本，使学生在具体的操作实练中认识自己的问题，同时补充自己所不知道的。最后在未来的实际会计操作中，学生可以将自己所学的知识灵活的运用其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2．改进课程教学内容 在改进课程教学内容方面，学校应该紧密结合当前的中国政策趋势，并始终关注最新的会计发展趋势，并将其他自然学科的知识与会计学科相联系，实现其他各学科与会计学科的融会贯通。另外，学校应开展专有课程，将一学期所学的课程有机联系，形成完整框架，不再是之前的重复，这样既能使学生熟练掌握各学科的知识，并能将知识交叉运用，最终使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 3．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 会计教育目标的制定，要以当前经济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总体需求为导向，结合当前的就业形势和国家政策的发展趋势，培养出一批有知识，有能力，有技能，有素养的综合型会计人才，使未来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能够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就业模式，更好发挥自己的能力，挖掘自己的潜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大学生本科会计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在当前形势下，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对会计教学的改革，对于当前大学生本科会计教育具有很重要并且深远的意义。我们需要制定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并进行实施和推进，才能增强教师的教学质量，很大程度的提升大学本科学生的整体素质，并且升华大学会计教学的意义。 作者：徐心梅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大学本科论文:大学本科药学专业有机化学教学改革 摘要：有机化学实验是应用型药学大学本科专业中重要的课程之一，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实验教学的重视，注重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激发学生对有机化学学习的积极性。本文就从三个方面入手，对药学专业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进行探讨，希望能够给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药学专业;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对于药学专业学生来说，通过有效的实验教学能够对理论教学实施有效的补充，同时促进学生创新意识与能力的提升。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是药学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传统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对实验教学兴趣不高，导致整体的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实验教学改革，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药学专业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效率。 1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认识实验教学的重要性 在传统教学理念下，有机化学教学中，理论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验教学主要是为理论教学所服务的。在这种理论观点下，学生对实验教学认识不足，对实验学习不够重视，在实验课前不懂得预习。教师对实验教学重视不足，课堂中往往按照实验大纲进行教学，对实验教学中可能出现的结果、现象等没有预知的分析，很难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为了有效的提升教学效率，实现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标，必须从思想上提高认识，转变实验教学理念，强化实验教学意识，充分认识到实验教学是培养应用型药学人才的关键所在。 2加强药学专业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模式改革 2.1加强实验教学内容改革 在传统实验教学过程中，通常以验证性实验为主，缺少探究性实验，学生在实验课堂中仅仅能够重复的按照实验步骤进行操作，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与提升。因此，对于本科药学专业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来说，必须加强教学内容改革，增加探究性实验，保留基本的化学实验操作，强化实验操作技能训练。同时，在实验教学中对实验内容不断进行优化，提升实验内容的科学性。萃取分离、蒸馏、重结晶都是有机化学实验中最为基本的操作，教师应该多增加这方面的实验内容。在基本操作训练过程中，应该从实验操作注意事项、实验原理以及基本操作技能方面加以训练。实验教学内容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教师应该根据药学专业特点，设置有效的实验内容，增强实验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对有机化学知识的探究欲望。 2.2创新教学方法 针对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教师一味的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学生被动的进行学习，学习的主动性不足，导致学生对药学相关知识理解不够深入，运用不够灵活。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引入讨论式、示范式、启发式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在实验课堂前进行有效的预习，了解实验的目的、步骤、原理等，掌握注意事项，在实验操作中应该思考更多的问题。在课堂中，教师需要通过提问等方式检验学生的预习情况，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有选择性的进行讲授，提升教学的整体效率。在实施实验操作过程中，还可以随机抽取几个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实验演示，其他学生进行观察，找出操作中正确的点以及错误的操作，然后教师进行总结归纳，并进行正规的示范。例如，在乙酰苯胺合成实验教学过程中，在实验前可以让学生通过查资料、预习课本等方式，分析冰醋酸法、醋酸酐法两种实验方式的优点与缺点，可以提出一些探究性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冰醋酸法分馏过程中，要将温度控制在100~110℃之间，如果过高或过低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通过这些问题引发学生主动思考，探索实验过程。 2.3借助计算机网络进行实验模拟 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过程中，其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也不断增多。传统的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授课方式，有时候受到课堂时间、实验器材等限制，无法做到让学生掌握全部实验过程，或者在课堂演示环节中，有些学生不能观察仔细，导致实验知识内容不能被接受。引入计算机网络技术，可以通过多媒体工具演示实验过程，让学生更加直观有效的观看到实验操作过程、实验现象等。通过网络虚拟实验教学模式，能够让学生在充分的学习理论知识后，及时的通过上机模拟实验，消化相关的知识内容。另外，计算机具有自动检验步骤是否正确的功能，通过网络实验模拟，可以及时修正实验过程，有效提升教学效率。 3强化有机化学实验教学评价模式的改革传统 以学生实验报告评价学生成绩的模式，忽视了对学生在实验操作技能、知识掌握情况等方面的评价。因此，加强实验教学评价模式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实验考核体系，对学生综合能力进行客观的评价。可以将学生实验成绩分为四个部分，即预习、实际操作认知、考勤、操作。预习占总成绩的10%，主要是考察学生预习情况；实际操作能力占总成绩的30%，主要考察学生对实验目的、实验装置安装、操作规范等的掌握情况；考勤主要是包括学生课堂纪律以及出勤率，占10%；操作指的是采用抽题考核的模式，考察学生基本操作，占40%。 4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应用型本科药学专业学生有机化学实验教学过程中，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教学评价都无法适应实验教学发展，与新课程标准不符，不利于药学专业学生发展。因此，必须进行有效的教学改革，充实实验教学内容，引入先进的教学方法，构建健全的评价体系，促进整体教学效果的提升。 作者:胡倩倩 史显磊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医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大学本科论文:大学本科概率统计论文 一、概率统计的应用 很多的统计学分析者特别擅长收集最初形态的数据，但是如果不擅长运用统计学的系统知识去处理这些数据，那么这些都将成为无用功。因为如果收集的数据没有价值，就像被遗弃在矿山的矿物，没有经过专门程序的炼制是不可能变成钢铁的。谈到对数据的分析、处理和完善，来自英国的葛朗特肯定当之无愧，他的著作《关于死亡公报的自然和政治观察》被称作统计学的鼻祖，并且被评为当代统计学的基石。它的地位这么高，是如何体现的呢？就比如说他提到的生命表，几乎成为了保险行业的主心骨。学习需要创新，同样知识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丰富，认识来源于实践，把概率统计应用到各个方面去然后再从中去统计分析，最终肯定会使统计学的知识更加丰富，这样才能与时俱进。例如，1870年遗传学界迎来了统计热，高尔登巧妙地把统计学融合到遗传学中，结果匪夷所思，不仅使统计学得到创新，有了新的血液，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如回归等。一个事件的研究总是不会单独的存在，总有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就像伟大的学者高尔登研究遗传学却促进了统计学的发展和不断地完善，统计学在初期阶段主要集中于纯粹的统计，简单的数据汇集，随着不断地研究发展，统计学不断地走向更高的层面，不再只是停留于技术层面，而是逻辑层面的演绎和归纳。在统计学的发展史上还有许多伟大的研究者，如卡尔皮、哥色特、内曼等。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发展的社会，统计学的知识已经不再局限于应用于各个学科之间，更多的是运用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去。统计学中的统计一词就是专门针对数据的，数据是统计学的根基，数据和统计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公式的来龙去脉，才算真正地掌握了统计学的知识，这是当今教学中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点。 二、概率统计的工具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统计学也不再只是刘乃嘉，吉林工商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统计学。计算一些基本的加减了，以前用一个计算器就能轻轻松松的解决，而今的统计学面对的大数字时代，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添加一些软件，既吸引学生的眼球又能提高效率，节省人力、物力，比如说SPSS、SAS、MATLAB、EXCEL表格等。SPSS的优点很多，它有学生们乐于接受的主界面，最重要的是这个软件特别的容易学，对从来接触过这个软件的同学来说，可也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轻松的掌握它，非常适合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教学的目标在于运用，SPSS自身带有许多函数计算公式和其他的计算公式，你只需找到你要计算的公式并且在键盘上输入你要计算的内容，就可以计算出概率密度、分布、随机问题等，十分便捷。EXCEL软件是大家最熟知的软件，因为在刚入学的时候就有计算机基础，里面就要求掌握这个软件的运用，是OFFICE的一个分支。在教学中选用这个工具可以降低教学难度，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因为他们学的知识终于可以有用武之地了。这个软件最大的优点就是制作统计图像的功能很完善，并且还有非常完美的统计处理能力，它具备了其他软件基本上的功能，可以很好地与其他统计软件相匹配，共同运用。计算机领域还有很多的可以适用于统计学的软件，而且一般这些软件的运用对大多数的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在概率统计的教学中，老师们可以按照教学的需要适当的引入这些优秀而强大的软件，弥补以前教学方式中存在的缺点，增加老师和学生的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有条件可以让学生到计算机中心去亲自体验一下这些软件，学生一般比较愿意学习动手性比较强的知识，这也是教学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概率统计在学习和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谁都离不开它，学习它的最终目的是运用。所以在备课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怎样把知识有效地传达给学生，更多的还是让学生去思考把这些知识运用到什么地方，让学生发现身边的统计例子，还要注意课堂的效率。 作者：刘乃嘉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大学本科论文: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研究 一、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凸显，学术退场 相对于中学阶段的基础知识学习与题海战术而言，大学阶段应让学生汲取广泛的专业知识，培养其独立思考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4年大学生活作为踏入社会前的演练，对于大学本科生来说时间并不充裕，从当前大学历史院系本科教学课程来看，其专业课程的时间安排可谓捉襟见肘，这就对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从目前教学状况看，大学历史学课堂教学最明显的特色是知识灌输，忽视思考能力的培养。以一节课40分钟而言，学生普遍反映老师更多的是灌输知识，以一人讲解为主，很少提及学术研究。在遇到争议性问题时，教师也很少介绍不同观点，或者虽提及学术分歧，但是不做详细阐述和分析，导致学生往往只能接受历史观点，失去了独立思考某一历史问题的机会。当然，历史学教材也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就目前大学历史院系采用的教材而言，知识点是这些教材的关注重点，在争议性问题上，这些教材没有给出相关线索，甚至一字不提，这样也导致了学生阅读教材时没有思考的机会，个别学生虽然有所思考，但是代表不了整体的无意识状态。梁启超曾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什么悲观、厌世等词语在我所用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而目前大学历史学教学与梁任公的趣味教学显然相距甚远。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学历史学教学变成了与中学历史教学相类似，学生考试时只要背题库或者课堂笔记，就可通过课程考试。由于缺少启发机制，学生往往不会主动去阅读相关历史著作。除个别学生会与老师互动，并主动阅读历史典籍外，很多学生会选择其他方式接触历史，如百家讲坛、历史剧或历史小说，而不是踏实阅读严肃的学术著作，于是一个可笑的现象便出现了，不少学生入学两三年尚不知道图书馆在哪里。更可笑的现象是，这类学生中有的竟然会在专业课考试中获得高分。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但反映了教材、课堂教学的问题，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专业课考试机制、试卷设计的问题，等等。学习是知识积累的过程，不能依赖老师的全权负责，学生有能力也有必要通过自学积累知识。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应抓紧时间进行观点分析，开展师生互动，让学生能够提出问题并学会思索，进一步展开课外阅读，甚至进行学术研究，这才是大学历史学课堂教学的正道。 （二）市场影响，就业困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教育界所受冲击也愈加明显，而与市场疏离、以基础学科自命的历史学更是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历史学专业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业难。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专业学生就业难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在市场大潮下，历史学不是显学，由于跟经济挂靠不紧，历史学相较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而言，不受用人单位欢迎。第二，社会能够提供的对口专业岗位稀少。由于文史哲分家，历史学专业毕业生无法从事新闻、记者等相关工作，多数从事师范教育，少数进入文博单位。由于毕业生逐年增加，师范岗位吸纳能力有限，文博单位又号称“清水衙门”，历史专业毕业生处境十分尴尬。第三，由于国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专业人才缺口大，国家对这些学科不断增加投入，而对于历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则投入不多，这也导致了历史学教学质量滑坡，历史学专业学生就业困难。综上种种原因，导致历史专业学生在就学期间情绪波动较大、求职焦虑感增加。由于他们普遍对就业前景不看好，因此很难潜心专业学习。为了给求职增加筹码，很多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选择其他热门学科学习，或者为跨专业考研孜孜以求。部分学生为了专心学习其他专业，甚至不惜以逃课为代价。种种现象表明，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问题。授课老师因学生心不在焉而降低教学热情，学生因老师“冷淡”而疏离专业学习，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是目前大学历史学教学的普遍现象。此种现象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三）结构失调，专业让步 由于市场等因素，导致大学本科教育课程设置备受争议。争议焦点一是课程设置不合理，二是专业课比重不合理。就历史学而言，传统历史学教学文史哲并重，但是当下历史学教学由于1952年大分科后，历史学与文学和哲学愈走愈远，且由最初的疏离感增加变成今日的壁垒森严，基本上历史系不会设置文学和哲学课程，中文系和哲学系也不会专门设置历史课程。由于课程设置以及壁垒问题，很多学生想要去外系听课也变得不够顺遂。除了不合理的文史哲壁垒问题，仅就历史院系的专业课设置而言，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课程门类众多。专业选修课、专业基础课、必修课、公共课、通选课，这些课程对于讲课内容、讲课形式、考试方式都有不同的要求，不仅让学生无所适从，授课老师也常常不知所措。第二，专业课让步于公共课。近年来，由于出国热和就业导向等问题，导致很多学生疯狂学习外语，甚至逃课学习外语或第二专业。其中部分学生固然是为了早日通过外语四、六级考试，但是即便是这一原因也严重影响了专业课的学习。由于公共课设置较多，专业基础课不得不给公共课让路，这就造成专业课课时不足，导致学生工作后认为大学教师传授有限，不敷使用，因此产生埋怨情绪。虽然说毕业生工作中表现出的知识储备不足未必是因为大学专业课设置不足，但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说明了专业课对于毕业生工作和学习的重要性，因此不得不引起足够重视。 （四）形式单一，讨论不足 这里说的是授课形式。从目前的状况看，大学历史院系本科教学中一个明显的通病就是灌输为主，缺少师生讨论机制。有些老师认为讨论课属于研究生阶段授课模式，大学本科生尚处于知识接受阶段，不适合讨论。另一部分人认为师资力量不足，且大学虽有图书馆，但无法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复本资料。此外，多数大学的古籍资料室对本科生限制开放。这些因素客观上限制了大学本科教学讨论课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以上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大学图书馆复本不足，古籍资料室拒绝对本科生开放，这些确实不是朝夕可改的现实问题，但是这些不能成为讨论课缺失的借口。有些老师认为讨论课就是事前布置书目，令学生课余阅读并做笔记，课上进行讨论和分析。其实授课教师可以将某个案例布置给学生，首先让学生力所能及地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然后在课堂上拿出一部分时间进行讨论，这样既让学生参与了思考，又避免了一味灌输式教学的弊端和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从学生反映的情况看，灌输式教学是最不为学生所接受的模式。学生最不愿意接受的便是老师在课堂上“阅读”PPT课件，或者照本宣科。在这样的课堂上，不少学生会选择睡觉或其他方式逃避学习，部分学生则直接逃课。由于各学校针对逃课实行了点名制，学生逃课会造成课程考试不及格，并直接影响学生毕业以及就业，从而减少了学生迟到、早退甚或逃课的现象。但是，这是一种好的办法么？显然，这种办法将本已疏离的师生关系变成对立关系，其损害的不仅是某个老师的个人形象，而且是一代年轻人的求知热情。 二、改进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的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的警钟已经长鸣，关键是多少人听到了这种声音，又有多少人是充耳不闻，甚至不以为然。笔者揭出这些问题并非要鼓吹整体改革，事实上，大规模的整体改革不仅耗时长久，且效果也未必如预期一般理想。所以，与其将美好愿望寄托于整体改革，不如从实践上努力改进历史学教学。为此，笔者提出如下三点意见： （一）完善教学评价机制，增加教学水平考核比重 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一般由国家制定，这一制度如果能够重新考量，那自然是意义深远，但是这种改革恐怕呼声远大于行动，因此对于高校来说，不如采取更实际的行动，比如增加教学水平的考核比重。事实上，每个老师都有教学热情，都希望自己的课程能够受欢迎，而教学质量下滑，跟我们缺少合理的教学评价机制相关。由于缺少这个机制，所以很多老师在无科研压力时对教学得过且过，有科研压力时则以科研过重而对教学敷衍塞责，从而失去了责任心。因此，当务之急是高校应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机制，鼓励老师拿出足够的时间专心教学，并对执行不力者进行惩罚，从而提高历史学教学水平。 （二）改进课堂教学模式，让教学和讨论“平分天下” 就课堂教学而言，应改变照本宣科式教学和灌输式教学，将西方自小学就开始实行的讨论课引入大学课堂。每次上课教师都要准备一个案例，事前将案例所涉及的相关资料的收集任务布置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公共网络、校园网络教学平台、图书馆、资料室等途径收集相关资料，进行阅读理解。在课堂上，教师安排10～20分钟时间进行讨论，对学生的评价和分析进行再评价，剩余时间再由教师进行历史事件脉络梳理，最后将课堂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以作业的方式布置给学生。这样既兼顾了基础知识的传授，又培养了学生主动思考和独立分析的能力。为配合开展课堂讨论，学校应将资料室对本科生开放，同时让老师提供课堂教学案例中的参考书目，由学校购买足够多的复本。同时，大力拓展网络教学平台，将部分参考书的电子文本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以便学生下载使用，及时阅读和讨论。 （三）增加专业课程，减少辅助课程 4年本科教学时间，对于历史学教学来说，非常有限，所以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课程设置应该以专业课程为主，同时增加断代史课程。目前的现实是，首先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变成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两大主干课程，课程设置的时间最多；其次是专题课以选修课模式出现，对于两大主干课程而言是辅助课。但是由于灌输式教学以及通史课自身的局限，导致很多历史问题无法在课堂提及，部分争议性问题也无法呈现。这种两大主干课大包大揽的课程设置模式引起很多师生的不满。笔者认为，可以缩短两大主干课程的课时，将两大主干课程变成通论性课程，主干课主要是通过提纲挈领的方式引导学生了解整个历史概况。在主干课之外，学校应大量设置断代史课程，将具体问题放在断代史中进行细致分析，增加断代史课时，这样不但可以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还有助于授课教师结合自身的科研，讲出水平、讲出特色，可谓相辅相成、教学相长。 三、结语 以上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所发现的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就目前现状而言，历史院系作为历史教学的直接负责单位，是本科历史教学的执行者，应该利用已有条件对历史学教学进行改进。笔者所提三点意见只是一孔之见，仅提供参照，敬请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作者：孙运君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 图书馆哲学是在哲学的层面上,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哲学反思和图书馆实践所取得认识成果的科学验证,是一种关于图书馆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通过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实践相联系,形成理论的设定,理念的提出,信念的建立、事实的归纳和经验的实证。因此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理念的体现与实践中的应用,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一、“以人为本”的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服务理念、管理理念中的体现 1.“以人为本”哲学理念的概念、提出与延伸。“以人为本”是指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利益和意愿,为每个人价值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马克思受人本主义思潮的启迪,从“现实的个体的人”出发,提出“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命题,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思想形成。马克思“以人为本”的理念,批判的继承和发扬了人本主义思想,以人的解放,促使了文化的自觉,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以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继往开来,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就是把人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图书馆哲学从中延伸出:一是“以读者为本”的对外服务理念;二是“以馆员为本”的内部管理理念。2.“以读者为本”的服务理念———满足读者需求,重视读者修养。图书馆哲学“以读者为本”的对外服务理念,是以“读者为第一,”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发挥图书馆服务职能,与读者和睦相处,给予读者人文关怀,研究读者阅读心理,尊重读者个性追求,满足读者信息知识需求,为读者提供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服务,以此减少读者对图书馆的抱怨,增强读者满意度和期望值。另一方面履行图书馆教育职能,重视培育读者思想道德修养。学好哲学终身受益,如果说馆员能言传身教的引导大学生,多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修养方面的文献,使其开阔视野、读书思辨、学以致用、弃恶扬善、求真务实、敢于开拓。那么就有益于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人生境界与道德修养,增强理性思考和政治敏锐性,提升自我控制、人际交往与辨别是非的能力。3.“以馆员为本”的管理理念———提高馆员整体素质,构建复合型图书馆。从认识的角度说,“以馆员为本”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文献信息管理、馆藏资源建设等,其效果如何,馆员起着决定性作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进入最浮躁时期,大多数图书馆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只注重硬件建设,没有从根本上树立“以馆员为本”的管理理念,受市场经济的诱惑,重视经济效益的思想萌生,图书馆精神严重迷失,基本信念开始动摇,人才严重流失,图书馆事业走向低谷。进入21世纪,中国图书馆界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建立了“以馆员为本”的图书馆哲学现代管理理念,图书馆精神开始重建与回归,图书馆事业再一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哲学的角度看,图书馆哲学的内部管理理念“以馆员为本”,就是客观公正的对待每个图书馆员,重视馆员的创造力、主观能动性和决定作用,使其能正确认识、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馆员个人进步和图书馆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建立优秀团队,就是要造就综合素质强的优秀馆员。图书馆团队通过实行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调动馆员的主观积极性,凝聚馆员的能量与智慧,将会产生1+1 2的能动力,推动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这需要馆员思考问题、辨别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加敏锐,知识层面、学识水平具有深度。 二、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具体实践中的应用 1.图书馆实践形成对文献资料藏与用的图书馆哲学思维。哲学思维作为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思维方式,具有思辨性、本质性和总体性特征。图书馆实践本身就呈现出哲学内涵,而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图书馆知与行实践智慧的统一。我们在对图书馆实践认识的超越和反思过程中,形成图书馆哲学思维。辟如:图书馆文献资料的藏与用是对立与统一矛盾关系,图书馆传承文化需要“藏”,读者学习和研究文化需要“用”,读者要利用文献资料,就会带来对文献资料的损耗,甚至于丢失,而能引起馆员与读者偶尔摩擦的。这个问题从哲学的角度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思考的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为读者服务是公益性事业图书馆的永恒主题,读者利用文献资料,终究是利大于弊,考虑它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使对立转化为统一。2.用图书馆哲学思维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时代文化背景、文献资料的管理者、读者群和编着者构成图书馆体系,后三者受前者制约,其中文献资料管理者与读者群在特定的环境下,又能互相转变身份。用图书馆哲学思维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除了培养读者基本公民道德外,还要让读者懂得传承和研究文化,需要保存积累文献资料。我馆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的经验:一是加强新生入馆教育的力度和频度;二是鼓励、欢迎大学生读者参与图书馆志愿者行列。让读者也当管理者并换位思考问题,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爱惜文献资料的重要性,这种在图书馆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图书馆哲学思维,能让读者滋生实践情怀,体会当管理者的艰辛,并理解管理者对文献资料的藏是为用,为用而藏,藏与用的矛盾相互转化,反映了事物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图书馆哲学规律。 三、图书馆哲学在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1.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图书馆哲学个体与集体的统一。随着网络化、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运用,使得各个图书馆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最后形成现代化图书馆和原始型图书馆并存的现状。要消除各个图书馆之间馆藏资源建设“原始”与“现代”的差距,图书馆必须转变旧有的收集与传递文献信息的模式,在保障本馆基本学科和特色学科的基础上,开拓新知识领域,走以共存为前提,以协调发展为方向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之路,并借助于这个平台,在互助中得到互惠,享用数字图书馆的所有资源,使信息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将单元信息资源汇聚成集合体信息资源数据库,它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个体与集体的统一,反映了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哲学价值的回归。2.发现和整合信息是图书馆哲学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方法论。将认识方法论运用到信息控制管理中,标志着信息科学控制系统论,走向完善与成熟。信息的发现、采撷,需要进行分析评估和整合加工。运用整体与部分的系统方法论,把信息资源的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和要素等加以研究,进行定性、定量、功能与流程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再将它们综合成一个整体,也就完成了信息的搜集与整合。这种图书馆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对提高主体的理性认识非常重要。查询信息是谋略、运筹实现的过程,重要的是思路深广,有敏锐的信息反应意识,能够准确判断、鉴别出所获信息,对国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建设的当今现状和未来发展有何影响与作用。对信息资源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过程,就是“演绎、分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对信息资源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整合过程,就是“归纳、综合、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3.搜集和传递信息是图书馆哲学同一性规律的发挥与运用。信息技术的发达使人知觉、思维和操作的效率神奇提高。我们不但因电脑的代劳而不会不动脑筋,相反思索更须努力、思路更须 巧妙,得有信息资源组织导航能力与网络系统操作管理能力。图书馆通过征询、收集、存贮与传递各种信息载体,来满足读者查询、阅读、利用和索取文献信息的需求,在管理信息与研究知识的过程中,运用哲学方法论去开拓新信息知识资源领域,将会收获非浅。搜集与传递信息是图书馆哲学同一性规律得到最大发挥和应用。有统一性才有“同”,有多样性才有“异”,这才有“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比较法,并形成“求同存异”的综合。为节省读者搜索时间,我们从现代社会需要出发,围绕着某个主题,寻找信息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把大量分散、无序的隐性网络信息,经过筛选、下载、整合转变为集中、有序的显性文献知识。通过CALIS等网络系统进行文献传递,为读者提供高层次、多样化、高效率的交互式信息服务,使图书馆成为科研成果交流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与组织部分。 四、图书馆理念的形成与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馆员具备图书馆哲学素养 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价值与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如果一个馆员没有先进的图书馆哲学素养,就没有正确的图书馆理念,就会缺少精神支柱与人生信念,也就失去了对所从事职业价值追求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图书馆理念的形成与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馆员具备图书馆哲学素养,其意义在于:1.图书馆哲学素养有助于馆员形成个性化图书馆智慧,优化思维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先进的哲学,在此层面上产生出图书馆哲学理念,馆员通过树立图书馆哲学理念,再经过图书馆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图书馆哲学素养,是独一无二的,其它行业无法取代的最先进的哲学素养。这种不可替代性,一是能够坚定馆员树立图书馆事业的信念,使其在图书馆实践过程中认识自我弱点,发现自我潜能,通过否定之否定完善自我,设计自我发展方向,以此促进图书馆人才队伍向专业化发展。二是有助于馆员进行心智修炼与个性塑造,使其形成个性化图书馆智慧,优化思维品质,完善人格魅力,孕育纯真心音。能用心音去感悟图书馆事业的人,会产生对图书馆事业的崇高敬仰,也就有了一个神圣的心灵和崇高的自己,才会有爱岗敬业、甘为人梯、主动创新、积极进取等崇高的图书馆职业精神。对此任重而道远的图书馆人,应注重培养图书馆哲学素养,发展原则高度理性思维,培育价值取向思考方式,夯实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在更新自我、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过程中,从馆员角色进入到学科馆员角色。2.图书馆哲学素养能使馆员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图书馆哲学素养能使馆员从哲学的高度,运用灵活、敏锐的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逆向思维,坚持对理性的信仰与追寻,去观察、分析和理解图书馆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与基本现象时,就能形成对图书馆实践的洞察力,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唤起对实践主体的反思意识,从而产生理性思维的认知感、价值观和审美观,再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实现对实践活动的超越。譬如:在开展具体服务读者的工作时,馆员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等马克思哲学原理作为指导,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图书馆学与其它学科的内在联系;分析图书馆现状内因与外因的存在条件,把握事物量变与质变的转化规律,不断总结经验,让专业回归常识,将技能变为本能,无论何事都做到明细化、定量化,量力而行,突出实践,保证质量,提高效率,完成目标任务。 图书馆论文: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的研究 以协同理念为基础,在保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信息资源共享的同时,制定分工协作的契约,并开展技术攻关、效益分配等方面的工作,进而实现技术创新,这就是产学研协同创新。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些高校、企业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推动下,争相开展了各类技术创新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当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情况来看,还存在创新不明显或者无法有效协同等问题[1]。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如何确定适宜的信息服务模式来更好地为技术创新服务,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产学研协同创新 1.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 德国学者HermanHawking于上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了“协同”的概念[2]。他指出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配合以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这就是协同。从不同的角度看,协同创新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义。从信息服务的角度看,协同创新就是将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联合起来,并将知识增值作为主要目标,进而创造更多价值的过程。而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来看,协同创新就是各企业通过创新要素共享,并保障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一致,进而达成共赢。在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曾提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应该协同合作,通过切实践行“协同创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 1.2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特点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本主体包括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等,并且是与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政府等相结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较多,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错综复杂的战略性系统,图1所示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模型。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需要保障内部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也需要保障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特点有:①多样的参与主体。不仅有产、学、研等基本主体,也有政府、中介机构以及用户等参与主体。②共享创新成果。各创新主体之间主要通过信息共享,分享科研成果并获取交叉知识,进而提升各自的核心竞争力。③持续性。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双向传递,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密切合作,并实现了长期的互动与沟通,进而保障整个系统的持续发展。④资源易得性。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让人才、资金、技术的获取渠道得以拓展。 2高校图书馆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高校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体之一,在促进科技创新并构建创新型国家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高校图书馆是为高校科研、教学提供智力支持的主要场所,不仅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储备,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服务,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2.1促进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性 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看作各创新主体根据市场、行业以及区域的需求,通过深入合作与交流,进而获得创新产品的组织过程。由于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校长期以来均是相对独立的,而各自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存在重叠的地方,所以不仅导致大量资源浪费,在维持各主体之间协同性的同时,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3]。高校图书馆在发挥自身智力支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与需求,对各参与主体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进一步优化各主体之间的资源分配。此外,高校图书馆应该主动为各协同创新主体提供服务,并发挥引领与指导作用,以提高彼此之间的协同性。 2.2增强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高校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基地,也是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主体之一。作为企业与政府的智力支持者以及高新科技研究领域的主力,高校可以看作决定协同创新成败的关键。高校图书馆拥有高质量的信息资源,为高校提供教学服务,根据高校科研、教学目标的变化不断调整与优化资源结构,能够保障知识服务的高品质与专业性。高校参与协同创新离不开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支持,而高校图书馆可以增强高校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导作用。2.3提供各类创新资源与服务高校图书馆一直以来就是为科研、教学提供服务的机构,并在不断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同时高校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也构建了相应的学科馆员队伍,并拥有计算机应用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具备强大的情报搜索、加工与处理能力,与高校各学科的专业人士合作,能够为企业、科研机构等提供各类创新资源与服务。而企业所需的大部分市场情报、科技创新以及知识产权等信息,均可以从高校图书馆获得。高校图书馆发挥自身在信息整合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为科技创新服务[4]。 3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模式 自2011年召开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后,我国开展了大范围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高校图书馆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引导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开展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研究。部分高校图书馆利用自身技术、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为产学研协同需求者提供信息服务,并成为其中重要的智力支撑。 3.1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应该借助自身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进而构建一个便于信息交流与沟通的服务平台(如图2所示)。其中产学研参与者作为基本主体,可以依托该平台获得合作机会,并且不断积累合作经验;政府作为引导者能够为该平台的构建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而用户作为信息需求者,在产生需求与实践过程中为产学研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检验创新成果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作为该平台的信息资源库,主要职能就是为科研机构、政府、用户等提供信息服务。 3.2高校图书馆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模式 3.2.1以资源共享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参与主体之间,在建立一定的联系后通过信息交流、传递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可有效提升组织内部的行为有效性。在知识传递与共享过程中,其中的知识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而促进高校图书馆隐性知识的共享更为重要。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知识传递,并借助一定的方式让接受者获得知识[5]。而接受者在获取知识后,通过学习并消化吸收可以进一步内化。信息资源在各个主体之间进行双向流动,如此反复并最终扩大传播范围。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信息资源的传播与共享,也可以看作个人经验的分享。高校图书馆通过这样的信息服务方式,能够促进并维护各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交流。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其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达成科技创新。高校图书馆在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并密切配合。各机构或组织协同合作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创新,因此在产学研协同过程中,就需要时刻注重创新。 3.2.2以知识创新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在收集整理过往知识的同时探索其中的规律,并从中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就是知识创新。高校图书馆要想实现知识创新,需要进行知识整合、共享与识别加工,进而挖掘出新的知识。而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知识创新是不分领域与类别的,其中的知识包括技术、产品、管理、工艺等多个方面。高校各专业的教学工作者与科研人员以及企业有经验的管理、营销人员等,均可以相互交流与借鉴。而各个参与主体之间信息的有效利用,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6]。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加强与不同机构的协同合作,做到相互信任、密切配合。 3.2.3以高校主导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政府、企业以及高校不仅有各自的职能,也 存在一定的功能交叉。其中政府部门发挥着推动作用,并从宏观政策上为产学研协同提供指导。高校在该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合作,能够避免脱离社会需求的研究与实践。而企业通过与高校、政府联合,能够打破技术创新的被动局面,拉动高校或科研机构主动开展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以高校主导为中心的产学研信息服务模式较为常见,也包括多种类型,如大学科技园、校办企业等。 4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高校图书馆长期以来一直秉承为本校教学与科研服务的理念,但在与社会组织合作方面还缺乏积极性与实践经验。而这种长期封闭、落后的管理理念,也直接影响到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进程,并且制约了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组织由于很少与高校图书馆合作,一直倾向于通过社会上的信息机构获得帮助。因此,高校图书馆在为产学研参与主体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应该有维持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进而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 4.1依托政府与社会组织加强宣传 政府、企业等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与高校图书馆的沟通交流,对其信息服务能力与水平还缺乏了解,在遇到问题时大多是通过社会上的信息机构获取智力支持。鉴于此,高校图书馆应该加强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并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加强自身的信息服务宣传工作。部分行业协会等社会机构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图书馆应利用这些特点,并且将这些社会机构作为桥梁,构建有效的信息服务机制,进而更好地向社会推广信息服务。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多种宣传方式,例如发放宣传书册、开展宣传推广活动等,进而向行业协会、社会信息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等推荐信息服务内容。此外,高校图书馆还可以与社会机构联合起来,主动了解社会组织机构的各类信息资源,并且借助自身优势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向协同主体充分展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内容。这种方式可以让各主体了解高校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作用,进而转被动接受信息服务为主动获取服务。而高校图书馆在向各协同参与主体提供服务的同时,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也能通过有偿服务提高经济效益。 4.2积极获取高校的全方位支持 高校协同创新的开展是将产学研各方作为主体,发挥高校的引导作用,并且获得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支持,进而协同合作以实现技术创新的过程。而高校图书馆作为教学辅助机构,很容易被产学研协同的参与主体所忽视。很多高校领导也认为协同创新仅与各参与主体如政府、科研机构等有关,完全没有认识到图书馆的积极作用。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主动展现实力,努力获得高校的全方位支持。一方面做好校园内部的营销工作,积极向高校领导、各参与主体展示自身在信息服务方面的优势,进而获得资金、人才与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也需要加强与教研部门、科研人员的配合。同时在开展产学研协同活动时,尽量争取成为其中的主体要素,进而真正维持高校图书馆产学研协同创新信息服务平台的稳定性。 4.3不断调整与资源提供者的合作模式 高校图书馆在构建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并为各协同参与主体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需要不断调整与资源提供者的合作模式,进而解决信息资源无法访问的问题。由于信息资源提供商存在诸多限制,这就导致非注册用户无法访问高校的数字化信息数据库,极大降低了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利用率。高校图书馆在构建信息服务平台的同时,首先需要与各类信息提供者沟通交流,探讨全新的合作模式,以适应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需求。例如,可以设置根据上网流量收费的方式,进而保障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快捷性、高效性,并发挥各类信息资源的应用价值。 5结语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需要联合政府、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并且有效协作以促进其顺利实施。高校图书馆通过构建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选择适宜的信息服务模式,能够为产学研发展提供信息资源与服务,弥补信息服务的漏洞,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思政教育功能研究 一、书籍报刊资源是宣传理论的工具 现代高校图书馆是知识与读者间的桥梁,在高校的教育体系中,除课堂教学能够灌输给学生正确思想,进行德育教育外,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图书馆所汇集的书籍和报刊始终是较好的学习宣传工具。当代大学生个性突出,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他们拒绝强行灌输,单一的传统座谈会,主题班会以及谈话教育,有可能造成其反感和厌倦,书籍报刊则能够避开硬性灌输的弊端,调动起阅读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使阅读者主动接受书中内容,受到教育和启发,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物质基础。例如,马列主义读物、党政机关公开发行的书籍、带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丛书、优秀哲学法律类典藏等都能够帮助学生抓住党中央最核心的政治体系,吸收最先进的理论内容,体会最深层的进步观念。又如,思想政治类期刊杂志凝聚了广大学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包含了最具价值的思想精华,可以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接受到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树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再如,具有时效性的报纸读物,可以将国家主张、时事政治通过媒体加工转递给阅读者,使学生在对时事的阅读中,知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大事小情,透过新闻报道事件,寻求真理,建立真知。 二、网络资源平台是获取信息的阵地 互联网是科技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众传媒领域的革命性成果,借助电子技术这个平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完全在一个平等信任的前提下进行互动,真正实现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心与心的沟通,因此逐渐受到大学生的青睐。网络技术在为高校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高校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高等教育,脱离了网络化教学便不能够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高校学生对书籍资料查阅的大量需求也督促着高校图书馆建立起网络阅读体系,以便为读者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阅读服务。现代高校图书馆所保留的海量纸质材料固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而网上数据库作为学生获取资料的又一阵地,也为把握学生思想脉络,了解学生关注点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图书网络平台上,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点击自己想要获取的资源,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目,下载重要的文献材料,读者还可以借助网络对一些资源进行共享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使思想政治教育者收集到学生普遍关注和感兴趣的内容。通过阅读统计,分析学生的阅读心理,能够为思想教育提供信息反馈,便于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窥探某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止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借助网络宣传高效的特点,随时在网上最新的思想政治材料,利用新书推荐环节,向读者广泛宣传思政类图书、报刊,引导广大学生阅读健康、积极的文献,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肃静舒适氛围是净化心灵的场所 当代大学生接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经过了爱国主义和自主创新精神的熏陶,基本形成了积极、乐观、健康的精神风貌。但是,在信息高速传播的今天,受到外界消极环境的影响,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入侵,也使得一些学生形成了功利倾向,心理脆弱,缺乏责任意识,冷漠自私等思想问题,这些问题急需得到高校教育的充分认识并予以解决。现代高校图书馆与其他高校教育资源相比具有宁静安逸的特点,可以说得上是高校学生学习思考、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很多学生的课余生活都是选择在图书馆度过,那么,通过高校图书馆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引导可称之为一个“好点子”。很多学生表示,进入图书阅览室,会被整齐的书架和浩瀚的书海所震撼,进入到电子阅览室,会被丰富的现代化信息资源所包围,进入到读者服务部,会被高素质的馆员服务所感动。高校图书馆高雅的环境和文明的服务氛围,相比于课堂,多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气氛,使学生能适当的调试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逐渐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素质。图书馆内安静的环境使走进的人们不再发出噪音,都能自觉地为他人着想,主动遵守规则,克服了自私的不良心理,学会了互相体谅、关怀他人的美德。同时,肃静舒适的氛围能给予学生静下心思考的空间,在舒适的氛围里,学生畅游在广博的知识海洋中,可以逐步形成崇高的理想,树立良好的思想素质,养成优良的学风,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长此下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会得到极大地提升。 四、主题交流活动是传播知识的载体 现代高校图书馆在建筑规模和用途上存在着多样性,除常规的阅览室、读书园地、自习室外,多数高校图书馆还会设置会议室、报告厅、展厅等基础设施,这些设施配备也是评估图书馆建设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利用会议室、报告厅等场地可以开展读书活动、时事讲座、报告会、主题演讲、宣传展览等丰富的课外实践内容,帮助学生提升思想品德和政治素养。读书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载体为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利用读书活动可以将一些重要的优秀的文献介绍推荐给学生,组织学生共同学习理论着作,能够帮助学生对思想政治方面的着作进行品读和鉴赏,在研究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和分析鉴赏能力,净化思想 ,摒弃糟粕。邀请专家进行时事讲座或召开主题报告会和演讲,可以将最新的时事热点和感动事迹带进校园,以专家视角进行问题审视,用最生动的语言表达传递党的方针政策,用最真挚的情感讲述社会主义推崇的行为,能够起到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正面引导,树立使命感和责任心的效果。利用图书馆展厅开展简报、绘画、书法展览,可以使欣赏者增强审美意识,修身养性,提高对外界不良因素的免疫力,从中受到思想政治方面的启发,以达到使学生充分认识自我、欣赏他人、赞美世界的目的。 五、资料借阅保护是培养诚信的途径 诚信是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诚信观念也是当代大学生必需的思想品德之一,对于求知欲望强烈、思维活跃、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够成熟的大学生而言,开展诚信教育尤为迫切。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存、传播和组织社会文献信息资源的科学、教育、文化机构,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使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接受图书馆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权利。鉴于图书馆的图书报刊材料的公共性,图书馆对馆藏资源的借阅归还都制订了详尽有效的规则,以保证资源的长期使用,使得珍贵文献得以长久流传。现在不少大学生还存在着不良的借阅嗜好,有的学生会在书籍上圈圈画画,甚至撕页裁剪;也有学生对图书任意抽拿,乱摆乱放;还有学生拖延借阅时间,想尽办法将书目据为己有。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到公共资源发挥作用,阻碍到图书馆的发展。因此,图书馆必须采取正规化,合理化管理来帮助阅读者建立诚信品质。现在,多数高校图书馆会在流通阅览室安置电子报警器,针对重点文献进行保护,防止读者的不良行为。现代高校图书馆还采取了押金和安装摄像头的方式,以保证绝版文献的准时完好归还。对图书的严格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能够约束阅读者的借阅行为,对肆意破坏、盗用窃取、不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做法进行有效管制,使阅读者从点滴做起,养成诚信习惯,最终成为国之栋梁。现代高校图书馆是大学宝贵的资源阵地,在高等院校教育、科研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作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核心机构,高校图书馆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也有着特殊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现代高校图书馆有责任购置高价值的书籍,做好学生读书的引导工作,营造舒适优雅的阅读环境,提供体贴到位的阅读服务,并有义务承担起培养爱读书、会读书的思想政治素养过关的优秀人才,利用自身优势,配合高校其他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可取代的功能。 图书馆论文:有关网络环境下我国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演变 在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人类社会正面临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急剧变革,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受到新时代的冲击与震撼。知识更新经济朝代和网络时代的一些特征,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知识经济是以知识更新为基础的经济,这各经济直接领带于知识更新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 中国在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进程中,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奋斗目标。根据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想、任务和目标,已经提出和实施了《知识创新工作》、《技术创新工作》、《211工程》以及国家其他重点科技计划,形成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完整的总体战略布局。国家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配置新资源,直辖市国家创新活动。国家创新资源配置中包括创新信息服务体系和创新资源的分配体系。图书馆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应成为国家创新信息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依靠基地的作用。 图书馆作为社会重要的信息资源基地,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提供者,对信息化、网络化浪潮的冲击更为敏感。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网络化浪潮的兴起,一个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光纤技术、数字卫星技术为主要信息传输载体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新的信息环境已经在我国形成。 图书馆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其天职就是为社会提供服务。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是通过服务体现的。在知识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需求发生较大变化,知识总量的不断的增长,知识领域不断扩展,用户自身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整体上开始从劳动密集性向知识密集型转变。用户信息需求不断增加,使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存在形态发生了变化。图书馆无论在信息资源采集、组织加工、信息服务、管理模式等诸方面将发生更深刻的变革。 一、传统图书馆服务模式的特点 传统图书馆主要收藏以纸张为载体的信息,它的服务必然围绕着纸张文献和图书馆馆舍的展开。中国图书馆由于受封建时期皇家图书馆、古代藏书楼的影响,图书馆和图书馆文献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图书馆的藏书是以保存为主,形成了"重藏轻用"、"重管轻用"的办馆思想,往往把读者放在次要位置。 图书馆论文:分析图书馆法人治理的优化 我国现行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资建设,这就意味着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有权对公共图书馆的活动进行制约。然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现状是政府对公共图书馆实行全面的管理,公共图书馆也对政府部门产生依赖,不能独立自主地实行组织的管理。针对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治理机制方面的问题,笔者简要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2虽然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正在建立的进程中,北京、深圳等省市公共图书馆都有本地区单独的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规章和办法等,然而这些地方的公共图书馆在规划建设和管理机制方面上缺乏科学标准,呈现出无序管理状态,这一切都亟待通过立法加以保障。2008年文化部将制定一部完整的公共图书馆法提上日程,但是,时至今日,只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尚没有确定一部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共图书馆基本法律。没有立法对公共图书馆的保障就会产生公共图书馆的的地位模糊、管理不善和经费不足等问题,所以法制的建立是我们首要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概念被定为“由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资助和支持的免费为社会公共服务的图书馆”[5]。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是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这就导致政府对图书馆无所不管,包揽一切,而公共图书馆也对政府产生依赖,独立性差,不能自主的管理馆内重大事务,例如购书类别也须得到政府的批准等,这就模糊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定位。同时,在政府的庇佑下,公共图书馆的竞争环境也出现弱化的局面,使得公共图书馆不能积极主动的进行创新服务,不能以读者的利益为核心,模糊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定位。我国公共图书馆现行的管理制度实行馆长负责制,馆长对图书馆拥有决策权、财务权和任免权等[6]。这种制度虽然明确了馆长的法人代表地位和职责权力,明确了公共图书馆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办馆实体,但是另一方面却容易产生馆长对图书馆事业不作为,不利于图书馆服务效率的提高;还容易造成馆长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独断,滥用职权的现象,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图书馆内部民主思想和民主机制的缺乏,不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总之,馆长负责制有利也有弊,我们要承认缺陷的存在,扬长避短,完善公共图书馆管理机制。据调查,我国大部分地区现行公共图书馆内部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监督约束体系,对图书馆馆长和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和上级主管单位,其约束仅靠各图书馆内部的管理条例和规章,显然这是明显不健全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就会导致图书馆内部腐败和工作低效的产生。公共图书馆作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其工作宗旨就是为读者服务,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就很难满足读者的需求,引起读者的不满,造成图书馆公众失信的局面。上述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公共图书馆法制不健全、参与公共图书馆管理的各利益主体关系不明确、公共图书馆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因此,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治理机制就要针对存在的各种问题找到解决思路,进行改革,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优化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机制的措施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员,其法人治理机制是否完善决定着其发展进程。上文论述了公共图书馆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公共图书馆不能有效地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笔者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通过模型来阐述优化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一系列措施,以期完善其治理,实现其价值。政治学家告诉我们民意是使一个事物合法化的基础。因此,完善图书馆立法的前提就是要确立图书馆在社会民众中的地位,赢得公众的尊重和认可。这就需要图书馆提供优质的服务,扩大立法宣传力度,加强同社会各界的交流。完善图书馆立法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研究图书馆立法的专业队伍,做好立法的组织领导工作,统筹各个地区发展现状来制定一个普适性的法律规范,才能使公共图书馆走向法制化管理的轨道。最后还要借鉴国外图书馆立法的成功经验,例如英国于1850年就颁布了《公共图书馆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法,后经几次修改,不断完善[7]。我们应结合我国国情,有选择地吸取国外成功经验,来完善我国图书馆的立法。公共图书馆处在社会大系统下,与其相关的利益主体有政府、上级图书馆、读者和相关竞争者等。这些主体都在影响着公共图书馆的运作,只有理顺情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完善法人治理。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为其提供经费来源,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掌舵”职能中,即对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确定公共图书馆的各种发展战略,制定其事业规划,指导并协调各级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做到统筹规划,而不是事无巨细的管理,要做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公共图书馆也要在政府的大政方针下对内部实施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公共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上下级之间属于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公共图书馆应该本着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原则,协调地区之间的图书馆事业,对下级公共图书馆开展的业务进行指导,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借鉴国外的总馆分馆治理模式,上下级公共图书馆应加强业务交流,实现文献资源共享,例如我国深圳实行“图书馆之城”的治理模式,加强了上下级图书馆的沟通和联系,做到集中管理。读者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对象,公共图书馆应本着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开展各项工作。读者也应树立纳税人意识,意识到自己是公共图书馆的所有者,理应得到优质的服务,当对服务不满意时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上公共图书馆在馆藏和服务方面的缺陷,各种提供知识服务的组织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各种民办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和科技检索中心等。例如号称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实体书图书馆———青番茄图书馆,实行免费借阅、送还和上门服务等,这些服务内容比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服务质优,这就对公共图书馆造成一定的压力。公共图书馆应及时改进自身管理和服务,并与竞争者进行沟通,争取实现文献资源共享,促使两者和谐发展。鉴于我国单一的馆长负责制存在的缺陷和国外对公共图书馆管理的有效措施及成功经验,我们应对我国的公共图书馆管理机制进行变革,使其更有效率地运行。在此,笔者建议在公共图书馆馆长负责制基础上建立理事会[8],理事会可以对公共图书馆内部的重大事务进行决策,馆长领导馆内人员执行,并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一个三级管理体系,即高级决策层—理事会、中级管理层—馆内领导和基层执行人员。—理事会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中,重大事务的决策权由理事会来承担。理事会成员由政府部门杰出代表、社会知名人士和馆内重要领导组成[9]。理事会成员应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名候选人然后经过馆内工作人员选举产生,成员在受聘期间需了解图书馆的使命、政策和服务内容,及时做出决策应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环 境;理事会应对自己做出的决策负责,实行问责制。中级管理层作为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机构,具体负责馆内日常运行与业务的管理,其成员包括馆长及其副职。馆长作为公共图书馆的法定代表人,一方面作为理事会成员参与理事会的决策,定期向理事会汇报馆内运行情况,另一方面馆长可以下达理事会的各种决策,领导馆内人员执行理事会决策,为其工作提供便利和保障。基层执行人员即公共图书馆内基层职位的工作员工,分布在馆内各个不同的部门,这部分人员作为馆内工作的主体,是通过考试选拔程序产生的,其工作内容是执行管理领导层的决策,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并与其他馆员进行协作,发现图书馆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意见上传领导层,不断优化图书馆工作。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三个层级的运行机制,理事会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开会讨论制定公共图书馆的战略决策,下达中级管理层,由其领导基层工作人员执行决策。基层执行人员在执行决策后将问题反馈给中级管理层,中级管理层通过整合意见上传理事会,以使理事会可以有效地监督并完善其工作。当遇到突发的严重危机事件时,基层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法约尔桥”[10](意指在管理机构中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跨越等级进行沟通,以保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直接与理事会进行对话,确保理事会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应是一个具有反馈机制的上下不断沟通的运行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可以刺激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一定有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存在,公共图书馆也不例外。公共图书馆应实施绩效工资制,针对不同的岗位明确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程序,刺激员工发挥个人潜力,提高工作绩效,以使公共图书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公共图书馆的监督机制作为法人治理不可缺少的环节,可以保证法人治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可以发现问题不断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笔者把公共图书馆的监督分为政府监督、上下级监督、专门监督和读者监督等[11]。政府可以通过其职能部门对公共图书馆开展的工作进行监督发现问题予以批评指正;上级公共图书馆可以对下级公共图书馆进行工作业务的监督,在一个公共图书馆内部上级领导也可以对下级工作人员进行工作监督;理事会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对公共图书馆内部各项工作进行监督;读者作为其服务对象有权利对其开展的各项服务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意见。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 【内容提要】抽象图书馆学受到专业研究者的质疑。这些质疑中的许多见解引起同仁的困惑。我们需要学习科学技术哲学知识，把握抽象图书馆学理论的实质，就此问题做进一步探讨。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越来越感到危机，其危机的根源在于自身。我们既要恰当地反对唯科学主义，对它又要保持必要的宽容。当今，反思图书馆学的内在价值取向，是必要和迫切的。我们没有必要构建“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应充分激活图书馆学所包含的思想，使图书馆事业的实践走向规范化。 1　引起图书馆学研究者困惑的探讨 新世纪伊始，黄俊贵先生的《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打破学界往日的沉寂，反响激烈，已超出当初定位于“文化沙龙”的想象，以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性而备受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青睐〔1〕。程焕文、罗德运、程亚男、储流杰、阎立中、鲍振西等先生先后继续在此“沙龙”和其它刊物上展开讨论，发表了许多论文或感想。与此同时，图书馆学的两个专业网站，《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沙龙》（/xuebao）和图书馆学读者的《寒网》的部分网友以自立题目《图书馆及其理论体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展开学术探讨。图书馆学界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百家争鸣。颇为有趣的是，这次学术探讨涉及到与科学主义有关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认识论，人之认识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探讨无疑是“精神的高消费”，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批判活动。 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函数及其理论体系就是抽象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作者叶鹰先生已多次表述了自己建立抽象图书馆学的目的和意义：“希望抽象图书馆学的思考和方法能为当代图书馆学理论注入生机和活力，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发展道路。〔2〕”近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同样观点：“能否像精密科学那样用一个模型或一组方程把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论统一表达出来？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或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统一研究包括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学？”〔3〕 这种思想首先受到黄俊贵先生的质疑。在《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中，他是这样对“抽象图书馆理论”提出疑义的，我们把它摘录如下：“有人对国外有代表性的传统图书馆学的著作归纳为‘面向过程’、‘面向实体’、‘定性向导’，进而提出实行当代转换——‘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主张采用精确数学方程式，以抽象图书馆学理论，并用了不少数学方程式，以达到图书馆学理论抽象化的目的。与此同时，还主张采用逻辑方法、计算机方法以逻辑建构、仿真建构。（见《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2期，《传统图书馆学的当代转换》一文）本人粗懂数学，对如故弄玄虚异常反感，认为既不必要，亦不科学。因为这种表述对一般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纯属‘对牛弹琴’，再者科学也不能以简单的数学公式去诠释。为此，我还特别去请教学术专家（曾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结果博得冷笑，谓曰：‘这不是理论，也代替不了理论；数学不是万能的，方程式不应该作为图书馆学论文的主要内容。’”…“在许多刊物上不时可以发现所谓‘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的玄文，如果出于‘百家齐放’，引发争鸣也应该让专业人员都能看懂，我真怀疑编辑在审稿时是否真读懂了，还是被它的虚玄迷惑了。”，“有人提出图书馆的所谓‘新思维’，立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要实现‘无馆舍、无藏书、无馆员’的‘三无图书馆’。这真是无稽之谈。如此做秀行为已普遍为同仁不齿。” 在随后的文章中，黄俊贵先生对此又做了更趋于理性的探讨：“有人热衷数学方法，把统计数据视为概括规律的惟一方式，诚然，我们应该肯定定量研究确实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但如果把它强调到绝对化，以它作为优于一切的方法，试用数学方法去代替甚至取消逻辑和哲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妥的。”〔4〕 在网络上，部分网友认为“图书馆函数是浮躁的”，“图书馆函数是图书馆学皇帝的新装”，“图书馆函数和图书馆方程怪异”，“图书馆函数与图书馆实践无关”，“此数学模型是有问题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主义的布道”，也有的采取类比的方法对抽象图书馆理论质疑，如“难道我们还需要出一个反恐函数吗？”，“我们能用高等数学来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 这次学术争鸣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得到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些理论和见解带给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太多的困惑。我们迫切需要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掉入了概念和问题的海洋里。这次大探讨涉及到“信息”、“信息科学”、“科学”、“玄学”，“数理逻辑”，“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图书馆函数是否正确？”，“数理逻辑是否是万能的？”，“图书馆学的划界标准”，“图书馆学如何规范？”等概念和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图书馆学界这个圈子里的问题，还是整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跨学科的大问题。我们仅仅依靠对图书馆学经典的深度理解与诠释，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也不应该重新陷入一大堆旧材料中，仍去墨守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应积极学习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寻求有益的启示。我们需要从中外已有的智慧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从思想阅读中获取研究的力量。经过争鸣与反思，我们发现在反对抽象图书馆学理论中，有许多理性不足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简单、幼稚的批判给排除掉，抽象图书馆学绝对不是他们认为的“浮躁问题”。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有了可贵的觉醒，黄俊贵先生后来就曾倡导“图书馆学需要哲学”〔5〕。图书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对这一问题有共同的志趣，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哲学，探讨两门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又要有扎实的图书馆学本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其它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面对一个既为阳春白雪，又为大众图书馆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难题，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能做一次有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探讨。 2　科学主义及其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它的质疑 概念界定模糊，就会引起争议。所以，一般哲学工作者在论述“科学”与“人文”两者关系之前先定义这两个概念，尤其在两者深刻关联的时代更应如此。但问题也非如此简单，诚如吴国盛先生所言“概念有待澄清”，“回到概念问题”〔6〕。本人倾向于刘大椿先生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7〕，因而，本文所指的科学是指科学的本源意义，即与人文学科相对的自然科学。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图书馆学中存在一个叫做“科学主义图书馆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派或分支，一般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科学主义者。但科学主义取向的图书馆学研究很有市场。 科学主义在图书馆学出现，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尽管人们对斯诺命题〔8〕有各种疑问，但是这一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科玄之战”〔9〕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又置身于和20世纪初如此相似的语境中。当初的“科玄之战”的一边倒的胜利，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胡适这样描述人们的科学主义倾向的：“近三十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得与不 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0〕。直到今天，科学一词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常常代表“正确、高明、有效”，科学仍然是价值与观念的代言人，科学的“标签”和反科学的“帽子”满天飞。在学术界，科学主义思想仍在不断地扩张。 “科学主义产生于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是建立在牛顿范式的科学之上的一种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或者说，是潜在万能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它。 在价值层面上，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惟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进而，过多地赋予科学与技术价值层面上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盲目摹仿和不经辩护地转移到人类的社会研究中，也就是说，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而且也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经验化、客观化和数量化是科学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哲学基础是实体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对作为技术根源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持虚无主义态度。过分强调技术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技术的理性标准。坚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相信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从而，无视或忽视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对技术的反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是能够通过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 科学主义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政治、美术等领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科学主义心理学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质疑〔12〕。文学界也有的学者提出“‘新工具革命’不是文学的灵丹妙药”〔13〕。科学主义当然也受到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批判。图书馆学界为了捍卫图书馆事业的尊严，也不断地反对科学崇拜、技术崇拜。黄俊贵先生对科学主义思想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科学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在图书馆学界很有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强调和强化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向，大力弘扬文献计量学这类图书情报界独有的方法，更多地借鉴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合理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有效的其它方法，也许能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尽快地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14〕。许多成果也或多或少地透露这种思想，尤其是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批评者盲目拿西方的科学范式来评价图书馆学，殊不知这些西方的范式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范式。又比如，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哲学定律，人文图书馆学哲学五定律〔15〕的思想。当然，“图书馆学五定律”存在翻译问题，他们用物理学中的“定律”来代替哲学的“原理”。这些定律的元素中有人，如作者认为是人文的，那它的意义必然与精神层面相关，这种做法看似强调了所提出的观点，但由于借用了“定律”，反而使人对这样的“定律”疑窦丛生。这种做法并不是“用词语包装的问题”，而是利用了图书馆学者喜欢的语境来获得认同。图书馆学研究不遵守哲学的一般规范，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在图书馆学论文中，许多人经常应用西方未来学家的名言“计算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正说明部分图书馆人在迎合科学主义。〔16〕 期刊中，还不难发现诸如ontology，纳米图书馆，图书疗法，图书馆力等等新提法。这些东西“雷声”大，与图书馆关系没有多大。 有人号称他提供的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数十万元，这种消息真假实在难辩。严格地说，应该是这种信息有利于企业节省数十万元。 当商业炒作的图书《学习的革命》粉墨登场时，图书馆人却为之欢呼〔17，18〕而事实上，这类书是科学神话的畸形产物。这种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却在以书为“根”的图书馆学中出现，难免不让人深思。它产生的根本原因，除了我们图书馆研究者科学精神不足外，就是人们太相信它所谓的“科学的方法”，相信它“一个星期学会一门外语…”的科学神话。 图书馆学者相信网络神话大有人在，甚至相信图书馆馆长将来由CEO代替。随便什么文章都要提及“网络”，与“网络”联系起来，实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何阳的点子公司被图书馆人欣赏〔19〕，不幸的是何阳却因诈骗入狱。这就是我们对信息科学没有个正确认识的结果。 “一个数字图书馆，半壁江山”〔20〕，就是图书馆人对无条件研究数字图书馆，而轻易上马者的无情讽刺。 图书馆单向度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21〕。图书馆学界有人把读者想象成全是知识精英，认为图书馆事业服务的对象都是科学人，认为图书馆人应该是专家身份，不自觉地将自己打扮成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专业的从业人员。还有人用“科学”或“技术”来为图书馆人编制许多美丽的梦幻。图书馆学界依然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图书馆学除了弘扬科学精神外，还应以关注生命尊严，关注生命的真美为自己的本命。我们看看我们的期刊吧，疯狂地宣泄人们的技术激情，反倒是研究读书文化的文章很少见诸于版面。 3　正确认识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危机。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讨论中，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认为它的危机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质疑造成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图书馆学中科学主义思想的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其自身。由于图书馆学缺乏独自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所以，科学主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为信息，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图书馆学隐含地定位成自然科学，才是它危机的根源。将图书馆学向精密科学的努力心愿是好的，但却是不可能的。现代图书馆学是一个学科群，图书馆学既有科学的研究，又有人文的研究。有人戏称“图书馆学是上帝之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主义是只见信息不见人，“人”不过是标有刻度的“木偶”。这些科学主义沉迷于结构优美的逻辑演绎中，无情地抛弃了人们的非理性世界，从而成为“黑板图书馆学”。这些科学主义理论由于没有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所以，他们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自己仍然逃脱不了成为形而上学的厄运。这才是其致命的弱点。 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物理学本土化问题，数学本土化问题？却有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物理学研究者从来就不考虑哪些是中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哪些是美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而图书馆学就不一样了，它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图书馆事业出现的文化的多元性，文化取向是“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来自实践的批判是最有利的批判。实践是图书馆学的最大价值取向。创新是图书馆学的生命力。在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许多科学主义的东西离图书馆所在的现实越来越远，从而成为纸上的数据和公式。许多科学主义的理论成了怪异的理论，在图书馆学和馆员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当然，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思考，有没有“科学的爱情”，“科学的道德”，“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中，来图书馆的人不一定都是理性的人，知识的人，还有普通大众。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利用数学方法，通过交叉科学研究取得了诸如引文分析法等理论成果，这些都是图书馆学的进步，在社会上也被广泛应用。但人们也不断 发现这些核心期刊表在不断地被人误用。也就是说，核心期刊表是有一定的应用范围的，也有自身的弱点——就是它代替不了专家的意见。 我们要恰当地反对科学主义，不能把科学主义与自然科学，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相提并论，更不能把“反对科学主义”看成是“反科学”。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反对把物理和数学逻辑应用到图书馆学中，也没有反对技术研究，而是反对试图把图书馆引入精密科学的科学主义思想。 图书馆人在反对科学主义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有人认为反对科学主义不利于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建设，会说“图书馆学就是因为科学性不强，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没有必要反对科学主义”。我们认为科学性和科学主义是两个概念，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更不相同。正因为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不强，图书馆研究者的科学精神不够，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才会对科学技术寄于厚望，才对科学迷信，对技术崇拜。反对科学主义，正是为了弘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尊重科学。 其二，许多批判的理性不足，反而受到科学主义的反击。图书馆学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许多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没有从科学主义的自身逻辑和实践找出问题的实质所在，用“图书馆人看不懂”作为依据，也出现了非学术的语言，显然容易遭到反批判，有人就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没有几人能看懂”这样的理由拒斥人们的批判，也有人用“曲高和寡”对人们的批判搪塞。又比如，有的学者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来对科学进行所谓的结构与消解，甚至盲目地攻击科学与技术本身，否定科学的理性价值。再比如，许多人只管批评，不管建设。这些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肯定是行不通的，与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研究的宗旨相违背。综合这几方面的原因，我们有必要正确地认识科学主义的。 用科学的技能，哲学的思维，人文的价值，构建健全的图书馆学体系，服务于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论文:信息社会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初探 [内容提要]：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从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入手，分析了各项业务工作中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并就“合理利用”、侵权与被侵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文献 图书馆是从事文献信息搜集、加工、存贮、传播、研究等活动的场所，其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与知识产权保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图书馆角色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图书馆除了承担传统的信息收藏、传播任务外，还承担了部分信息出版商整理出版各种形式的信息产品的任务，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也不再局限在如何“合理利用”他人的信息资源，还包括如何利用法律手段，合法地保护自身的权益，因而知识产权问题更加受到图书情报界的密切关注。基于此点，本文将就图书馆可能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信息搜集整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信息搜集是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工作的基础，在此方面图书馆主要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是所收集的信息产品是否为合法的信息产品。我国在199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两个国际公约，在1992年又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因此在法律上，不论是国内作品还是国外作品在我国境内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有关法律条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或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其制作作品也就是非法出版物。 但在过去，有些图书馆由于经费上的限制，往往无力购买外文原版书刊资料，因而只能通过选购一些影印的书刊资料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工作起步较晚，整个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薄弱，一些盗版侵权活动还比较猖獗，非法盗印的书刊、音像制品随处可见。这就要求我们的信息工作人员加强法制意识，在文献信息资料的采购过程中自觉地选择正版产品，维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正当权益。 二、信息服务与知识产权保护 1、借阅：书刊借阅是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的一项主要服务方式。对于著作权人的图书外借，图书馆界历来有“公共借阅权”之争。这里的“公共借阅权”是指著者因图书馆将其所著图书借给读者而获得报酬的一种权利，它在西方国家发展很快，目前英美等国已开始在公共图书馆中推行该制度。但在我国，由于我国的经济、文化还不够发达，若采用“公共借阅权”制度将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著作权法》作了明确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这种作法是否合适，目前仍有争议。 2、复制：复制是使信息得到广泛传播和利用的重要手段，它在《著作权法》中被定义为“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但现代技术的发展，似乎为复制的内涵又赋予了新的意义，光盘刻录、电子扫描，网上信息下载等新型方式都已被看作是复制的重要方式。虽然，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研，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或图书馆、档案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皆属于复制合理利用的范畴，但是由于新的复制方式及其复制对象的特殊性，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些问题。 首先，将原有的印刷品形式的作品数字化提供给用户使用是否为合法行为，是否产生了新的作品，此点业界目前已基本有了结论即并未产生新作品，在“合理利用”范围内的复制是合法的，但不得出版发行；其次，用户通过INTERNET或局域网下载图书馆放在网上的信息，需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还是可任意复制，这个问题与数字化作品的传播方式的认定有密切关系，现在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第三，若用户阅览图书馆放在网上的信息，其暂存于随机存储器中的信息是否已构成复制行为，读者是否有权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处理。因此，图书馆在开展复制服务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就极易造成侵权，对此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数字化作品的网络传播：近几年来，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和全面普及也带来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传播。网络传播这种方式，不但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文字信息，而且可以传递给用户声音、图形、图像和动画等多媒体形式的信息，这使得图书馆利用网络来进行信息的传播变得越来越普遍。将数字化作品进行网络传播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常见的有电子数据库的检索、视频点播、网络远程教学等。 1）电子数据库具有存贮量大、检索方便、快捷，可以包含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信息的特点，从其问世以来就备受信息工作者的青睐，特别是WWW检索方式的出现，普通用户不需经过培训也可便利地查到所需信息，因此大多数图书馆都引进或自建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并通过局域网或INTERNET网向用户提供服务。 2）视频点播是一种新兴技术，通过视频点播，用户可以在远端利用计算机或电视机的远程遥控器，通过网络随心所欲地从图书馆所收藏的大量视频资料中获取自己需要的视频节目。此种方式是图书馆向用户传播视频信息的重要方式。 3）网络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人们可以在计算机网络的环境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随时、随地的交互式”教学活动。图书馆是开展网络远程教育的重要基地，大量的教学软件和信息资源需要经过图书馆在网上传播给读者，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 对于网络传播这种方式，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都是将数字化作品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公众传播是一种怎样性质的行为，其次需确定的是这种行为是属于一种合理使用作品的行为还是属于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是“发行”行为，其理由是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而用户从网络中下载一件作品时，只要数字化信息进入到用户的RAM中，就可以稳定地在一定时间内或者永久地被再现原作品，也就构成了“复制”行为，从而构成了“发行”行为。另外有些学者则认为是类似“广播”行为，理由是播放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手段传播作品，而网络传播作品和同有线电视传输作品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且将网络传播看作公共传播行为还可避免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无需扩张“发行”的定义。对于第二个问题，大多数人认为除了合理复制外，为读者提供作品的持久性拷贝需经过版权人的授权，这类授权可以通过签署许可协议的方式来明确，比如：限制允许访问的范围即只有在特定的地点或特定的域名范围内才能访问，访问作品时按次收费，通过数字水印、电子签名、密码、CA（CertificationAuthority）认证技术等技术方式限制读者对该作品的拷贝和传播等。 4、信息咨询服务：咨询服务主要是代用户详尽地查找专题情报以及编制各种二次文献及三次文献的工作，是图书馆开展的一项深层次的服务工作。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都是建立在研究、加工、整理他人作品的基础上，而其研究成果即所研究作品的也将部分或全部提供给用户，因此，在这些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都会涉及到知识产权。无论是手检还是机检方式，如果少量复制相关资料供用户作教学、科研之用，应该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但若大量复制相关资料，特别是大量套录数据库内容供用户作其它用途使用，则属于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一般，图书馆在购买数据库时，与出版商所签定的合约中，对于合理使用数据库的范围都会作出一些明确规定，如用户的性质、复制的方式、复制内容的范围等，工作人员应留心这些规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5、资源共享：近年来书刊价格的飞速上涨和信息的急骤膨胀，使越来越多的信息工作者认识到只有通过资源共享才能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为图书馆间进行资源共享提供了可能，于是在图书馆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联盟，希望通过联合订购、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活动来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些做法虽然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但也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多个用户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网络和数字技术使用同一份拷贝，这种做法将打破以往版权人及出版商获取的利益与公众获得信息之间的平衡，有些出版商们开始担心图书馆所购买的第一份拷贝是否将成为众多用户的最后一份拷贝。如何在现代技术环境下重新建立二者之间的平衡，既保护著作者的权益又兼顾公众的利益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三、信息产品的生产 1、编辑作品：按特定目的搜集信息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重新编排，形成新的作品一直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传统的图书馆主要进行的是题录、索引等检索工具以及综述等三次文献的编制、专题材料的汇编等以纸质为载体的工作，而现在计算机的普及、数据库技术的成熟以及信息数字化工作的简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涉足数据库、多媒体作品的生产，譬如，建立馆藏书目数据库、联合目录数据库、各种类型的导航库、多媒体形式的专题数据库等。 在这方面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编辑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权，如何保护自建数据库、多媒体作品的著作权，另一类是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他人的作品作为素材，是否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是否会构成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由于传统的印刷型汇编作品受著作权保护基本已得到公认，因此这两类问题的焦点实际上是集中在数据库和多媒体这两种作品上。 对于数据库能否作为编辑作品加以著作权保护目前仍有争议。数据库是一种以系统、有序的方式对数据或其它材料进行编排，并通过电子方式表现的独立作品或信息的集合，按照我国的〖著作权法〗和有关的国际公约条例，可以当作汇编作品看待。但由于数据库的内容极易被其它人复制，并可根据需要再进行摘取、重新编排，形成新的数据库，人们很难辨别它是否通过内容选择或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由此引发了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争议也就在所难免。 多媒体作品是一种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将文字、数据、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体信息同时或交替表达的信息的集合，它通常表现为二类或多类作品的集合。关于这类作品的性质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当作汇编作品看待，因为多媒体作品虽然创造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但它并没有改变汇辑作品的属性。一种认为不能简单地当作汇编作品看待，而应当象电影作品一样，单独规定为一类作品加以保护，理由是多媒体作品的制作是可以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选材、构思、用多媒体制作软件按总体设计方案进行脚本、绘画、声音的创作、合成、调试最后形成可播放的产品，与电影作品的制作相似，既然电影作品可以单独作为一种作品，多媒体作品也可以单独作为一种作品。不论多媒体作品的性质如何，多媒体作品应受到著作权保护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各国现行的〖著作权法〗规定人们在使用他人作品时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向其支付报酬，因此不论是数据库还是多媒体作品，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采用他的作品作为素材进行制作。数据库、多媒体作品在制作过程中往往采用了大量的具有著作权的原始作品，如果要先找到这些著作权人并征得他们的许可，然后逐一偿付其使用费，对任何一个制作单位而言，都是一个需耗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的事情，在现实中是也难以行得通的。这种情况下有些国家就提出了成立专门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处理数据库、多媒体作品制作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原始素材问题，但这只能解决能够付费的问题，如果著作权人要求付高额使用费，如何协调好权利人和制作者之间的关系，这类机构恐怕还无能为力。 2、计算机软件的生产：信息管理的自动化离不开计算机软件，图书馆作为计算机软件使用者的同时常常也是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者。在传统的〖版权法〗中，计算机软件是作为作品来加以保护，但由于计算机软件本身的特殊性，我国在1991年6月又特别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因此在我国，计算机软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将涉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另外，有些学者认为计算机软件还应受到〖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目前计算机软件保护适应法律的主流仍是〖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按照〖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这两部法规目前还只能保护软件作品的表达，即计算机程序的源代码、目标代码、固化在只读存储器中的程序都受二者的保护，而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概念、发现、原理、算法、处理过程和运行方法则不在保护范围之列。这就给制作者们带来一些问题，计算机软件虽是以程序和文档的形式表达并通过它们来实现某种功能，但整个作品的核心是制作者的创造性构思，他们通过合理组织数据结构，优化处理流程和算法等手段来实现软件的高价值，而一但有人利用著作者的构思，再独立开发出与其作品极其相似的软件，或者采用特殊的方法，修改一下软件中变量名、函数名或过程名，调整无关紧要的流程运算顺序，则会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可以冠冕堂皇地受到法律的合法保护。另外，计算软件极易复制且复制成本非常低廉也容易导致非法盗版的现象严重。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制作者们还只能通过采用一些特殊的加密措施对产品加以保护，从法律的角度如何有效的保护制作者们的权益目前还是一个难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四、组织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这方面主要涉及的职务作品与非职务作品的划分以及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现行《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职务作品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作者只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它权利如发表权、修改权、使用和获得报酬权等权利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1）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计算机软件、地图等职务作品；（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否则著作权由作者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只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由于在我国，除职工个人发表的文章外，图书馆的信息产品生产一般是信息工作人员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在工作时间，利用单位的设备去完成的，因此这类作品应属职务作品，作者可以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它权利则应由图书馆或委托图书馆生产产品的个人或单位所有。现在有很多单位为了避免在产权上发生纠纷，保护其所属单位的知识产权，协调职工及其所属单位的利益关系，已采 取了一些措施，如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本单位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或在签定用人合同时，作为合同的一部分，明确规定职工与单位的责、权、利关系。 五、结束语 1、实际上图书馆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远远不只上面所探讨的那些问题，像商标、网站域名等也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由此也可看出，今后图书馆所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将会越来越纷繁复杂。这就要求我们信息工作者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同时，要密切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立法动向，遵循合理使用原则，正确处理产权人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注意教育和引导用户合理使用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减少或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学会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2、在印刷媒体环境中，图书馆基本上可依据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及其所保障的合理使用原则来满足用户的各种信息需求。然而，随着信息资料由印刷媒体向数字化媒体的转化，随着加工、储存、传播和利用信息手段的更新和发展，原有的法律、法规已不能完全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因此调整和完善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的工作已迫在眉睫。目前已有很多国家在修改原有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信息工作人员也应与法律工作者一起密切关注国际知识产权立法及实践的动向，为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逐步实现与国际贯例接轨，实现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出谋划策。 图书馆论文: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德育功能 加强管理，把握图书选择原则藏书工作是图书馆图书资料工作的基础性环节，围绕学校任务，针对学生思想，坚持藏书的思想原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与此相应的问题是要防止格调低下，属于消极文化现象的一些读物进入图书室。不良图书会使学生的心智被书中的邪恶与污秽熏化，使学生误入歧途，毁了一生。因此，要把好图书采购质量关，主要是要选购有利于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丰富各科知识面的书籍。要坚持从新华书店这一正常渠道进书。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净化学生的精神食粮。 做好导读工作，把握学生阅读倾向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学生读好书是图书资料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潮也对我国精神文化生活形成冲击，使涉世未深、缺乏鉴别能力的青少年分不清良莠，部分学生受社会某些不良思潮的影响出现言情、武侠等读书热点。对此，图书管理工作者应注意社会思潮动向，把握学生心理状态，及时给学生推荐优秀书刊，正确引导学生阅读社会进步主流中健康向上的书刊。有的学生不善支配自己的课余时间，他们到图书馆来，大多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只是抱着随便找本书消遣的心理，图书馆工作者应精心做好导读工作，向学生推荐既开阔视野，思想性强，又能帮助他们提高思想修养的图书。 同时与班级任课教师密切配合，共同磋商，开列出书目。这样，让学生相互转告到图书馆主动借阅这些健康有益的图书。 多种形式开展评书导读活动利用图书开展多种形式的评书活动，是图书馆引导学生学会分析、评价书刊的重要形式。这样做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识别分辨能力，又有进一步发挥书籍的教育效果。如在爱国主义教育读书活动中，应突出热爱祖国这个中心，及时整理出内容丰富、入耳入心的乡土教材，并结合本地历史特点（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或历史进步人物、或好的乡规民约等），集中爱国主义主题的书刊推荐给学生阅读。另外，新书上架后，组织学生进行评书，一是评出该书的优劣处；二是座谈读后感。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开展读书短剧表演、专题辩论比赛，让学生就博学与精学、实践与理论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或通过读书漫画比赛，使学生的思想插上了遐想的翅膀。 多种形式的评书导读活动可使学生在互相交流读书心得的过程中，互受启迪、互受教益共同提高。 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要使学校图书馆上档次、上等级，真正成为教书育人的基地，当务之急是应尽快造就一支自身具有较高德育素质、又懂得在图书管理工作中如何进行德育教育的新型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 首先应从实际出发，规定必要的时间，全方位动员图书管理工作者坚持在岗位上学习，内容应有针对性、有实效性，并进行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必要时列入个人档案。还可以让他们参加自学考试、或参加函授、或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辅之以必要的授课、研讨和交流；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分期分批将图书管理人员送到中、高等院校进行深造；还可以通过外聘、外调、委培等途径，将德才兼备的同志充实到图书馆工作者队伍中来。 其次是引进竞争机制，优胜劣汰，增强其紧迫感。在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各行各业的今天，对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进行大胆改革势在必行。应实行“定岗、定编、定人员、定责任、定目标”的新运行机制。校领导要统筹考虑，要确确实实动“真格”。让一些思想素质不高而又责任心不强的图书管理人员改做其它工作或暂且待岗，表现好后再受聘上岗；采取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的办法，将一批事业心强而又基本功过硬的同志充实到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中来，提高图书管理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本着“因地制宜，立足创新”的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和实施计划，建立有效的制约和激励机制，实行符合特点的管理，把评职、晋级、评选先进等激励杠杆引入图书管理之中，同时还建立竞赛、考核评比、奖励等制度，必将会收到明显的效果。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和地方文献资源价值浅论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使各地都拥有大量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它们体现了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将它们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起来,将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地方文献的特点 地方文献是文献的一种类型,它实际上是按文献内容或形式上的地域性特征进行划分产生的。不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概念。它的内涵众说纷纭,大体上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是指一切与地方有关的文献,主要包括史志、地方出版物和地方人士着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讲,是指内容上与地方有关的一切文献,我国最早对地方文献进行概括的是我国地方文献事业的奠基人杜定友先生,他认为, “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影片、画片、唱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等。”这一定义迄今为止仍是较权威的一种解释。 和其它文献相比,地方文献有自己的显着特征。①地域性。这是指文献记载的现象、事实和人物都发生于某一特指的地域范围之内,或与这一地域有关。由于它详实地记录一个地域的经济、政治、文教、史地等人文与自然状况,常常被称为“省情” 、“市情” 、“县情”等。区域性又被称为地方性,是地方文献的最大特征和本质内涵,是确定地方文献的主要标准。“地方”的概念原则上应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标准。②史料性。地方文献往往是产生于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大多属于原始文献和原始记录,信息活,内容可靠。部分地方文献具有不同程度地保密性,且印数少,一般不重印、再版。地方文献是我国历史文献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一方之全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③多样性。地方文献是对特定地区自然、社会、人文等事物的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的综合性记录,是文献的区域性特征类型,由文献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可知地方文献具有多样性特征。从内容上看,它涉及有关某地域的自然、人文、历史、人物、经济、政治、民俗、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方言及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从形式上看,除印刷型地方文献外,其记录知识的符号、记录手段及其相应的物质载体等都具有多样性特点。④系统性。地方文献的内涵首先不是指某一类文献,而是各类型地方性文献的综合,各类地方文献在内容上存在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共同反映有关地方的发展历史。 2 地方文献的价值 由地方文献的涵义及其特征决定了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2 1 地方文献资源对发展地方先进文化有极其重要价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第二条要求“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什么是先进文化,指出,先进文化就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推动人类进步,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并在诸多思潮的较量中日益显示其生命力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先进文化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特点。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大深厚优秀的民族文化,世界上出现的文化本土化趋势正说明。一种先进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全人类的。弘扬民族精神应从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出发,充分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弘扬自己的文化,努力发掘本民族文化、本国文化,使之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地方文献的区域性正说明了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化特征。所以,搞好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正是发展民族先进文化的具体要求和体现。 2.2 地方文献资源开发利用对于地方建设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地方文献具有区域性特征,从行政区划来说,行政区域级别越低,其地方性越强。地方文献产生于地方,是有关某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全记录,其本身就是地方文化和地方社会发展的结晶、记载和表现,因此,地方文献具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对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作用。① 它可以为认识某一地域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可靠资料,所谓“地近则易核,时近则亦真”。②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以为地方社会发展决策规划和实施提供以资借鉴之经验和信息。③ 思乡愈爱国,忧国方恋乡,地方文献可以为进行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绝好材料。④ 由于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地方文献是编纂地方史志最重要的基础资料。我们常认为,一项科学研究的过程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用在搜求文献资料上,从事地方文化和地方科学研究同样离不开地方文献。从整体上说,地方文献资源是进行地方科学研究和地方文化建设的基础。总之地方文献在地方建设事业中可以全面发挥作用,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2.3 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对于发展图书馆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文献资源是图书馆文献资源中一种重要的特色资源。 由于历史原因各公共图书馆积累了大量地方文献资料,是一个地方的地方文献中心,是其它类型图书馆和个人收藏所无法比拟的。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总理曾两次就这一问题做出专门的指示。l982年,文化部在《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地方文献工作是省(市)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和资源共享化的今天,图书馆拥有地方文献已成为一种优势,搜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已是图书馆特色化发展战略方向。随着文化的日益繁荣,因地方文献蕴含丰富的地方文化内容,从而发展成为以地方文献热的“信息资源收藏热”和“开发利用热”。可以说,地方文献资源已成为图书馆的宝库和特色化的标志。总之,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是当前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要内容,做好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工作,开辟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领域,是衡量一个图书馆是否有特色的重要标志。 图书馆论文:计算机信息网络给图书馆带来的影响 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对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巨大变革。图书馆作为社会重要信息资源基地,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提供者,对信息化、网络化浪潮的冲击更为敏感。计算机信息网络给图书馆的藏书管理、服务模式、资源共建共享、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等许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现代图书馆生存的网络环境 电子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网络环境。所谓网络环境,是指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相互结合基础上构建的宽带、高速、综合、广域型数字式电信网络。这种网络通过网中设网、网际互联可以覆盖一国、数国乃至全球。在网络环境中,传统的信息提供与获取方式将彻底改变,分散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以数字方式存贮,通过通信网络相互联接,人们可以借助网络上任一终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资源。 国际计算机互联网在全世界的迅速扩展,标志着这样的网络环境正在形成。Internet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用户、信息资源和信息系统联系起来,提供一系列的信息资源联结、组织、检索机制和信息传递、服务形式,将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联结起来,实现网间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面对全球信息网络化趋势,我国也及时规划了信息网络化建设进程。目前,我国已建成了中国公用分组数据交换网(CHINAPAC)和中国公用数字数据网(CHINADDN),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金桥工程)已经启动。全国规模最大的计算机网络——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络(CERNET)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它内联全国主要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科技信息机构,外联国际互联网,与全球范围的现代信息网络接轨。 二、网络对图书馆藏书的影响 图书馆藏书是图书馆赖以提供信息服务的资源基础。目前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将给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结构、馆藏资源获取方式、信息资源的保障方式、馆藏文献购置经费等许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结构的影响。国际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赖以提供服务的资源基础,而且使信息资源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信息资源,是经过图书馆收集、整序、贮存并拥有“所有权”的文献。现在,人们从网上存取的信息,虽然不同于馆藏资源具有“所有权”的属性,但它如同馆藏资源一样具有可资利用的属性。网络资源极为丰富,存取便捷,因而将成为图书馆提供服务的重要基础。 2.对馆藏资源获取方式的影响。图书馆获取信息资源的传统方式,主要通过购买、交换、接受捐赠等途径获取文献。文献入藏后,图书馆便拥有该文献的永久所有权和使用权。然而,图书馆通过网络获取的电子信息,往往不是信息资源的本体,而是信息资源的网络使用权。信息的获得,则有购入、入网、联机使用权、租用、交换和免费等多种方式。这些新的信息资源获取方式,需要新的技术、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 3.对信息资源保障模式的影响。网络环境对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中的分工协调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因为当一个图书馆的馆藏转化为电子文献并能通过网络向用户提供服务时,其他图书馆相同的藏书再加工、上网,就成为多余的。网络环境使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图书馆能相互利用信息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为保证网上信息资源的全面、充足和系统,减少冗余和浪费,客观上就要求各图书馆必须摒弃自给自足的信息资源保障模式,将自己纳入地区、全国乃至全球的信息网络中,根据网络的要求和用户需要去收集、加工文献资料,使各图书馆上网的信息资源各具特色,避免雷同,从而建立起功能较强的信息资源社会保障模式。 4.对馆藏文献购置经费的影响。购书经费短缺是多年来困扰图书馆的难题。除了书刊价格上涨客观因素外,就图书馆自身而言,主要是缺乏馆际协调。在藏书发展中,各馆不仅要入藏本馆读者常用的文献,以满足最大量、最经常的信息需求,而且要入藏那些较少使用的资料,以满足读者偶然的特殊的需要。网络环境为解决这道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网络环境中,各图书馆可以便捷地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从而使图书馆有了可靠的信息资源保障。由于有了网络资源作为后盾,各图书馆可以将有限的经费去购买本馆最常用的、有特色的文献,而其他信息需求则依靠网络资源去满足。所以,网络环境为图书馆购书经费的合理使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网络对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影响 网络信息资源的出现,彻底摧毁了传统图书馆模式,也给图书馆的发展空间带来了新的契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对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方式受到严厉冲击,促使传统的机制、运作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型服务模式的雏形已出现。图书馆服务工作从满足书刊代阅的文献需求为主,转移到以满足知识信息需求为主、以知识开发服务为主要功能的模式。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新服务模式,具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开放型服务。图书馆开始突破围墙,跳出固定场所,主动接触社会,摆脱了传统文献处理的限制,在信息的采集、加工、组织、服务方面,面向网络环境,以新的方式组织、控制、选择、传播信息,建立了辐射型的开放服务系统。 2.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相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在完成公益性服务的同时,开展各种类型的有偿信息服务,已经得到社会和读者的认可。这不仅可以弥补国家投资的不足,也可以促使图书馆有自我生存的自身发展能力。 3.多样型服务。现代图书馆以用户为中心,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摆脱传统的服务方式,摒弃单个、重复、被动、琐碎的手工服务。把服务模式从单纯服务型转变为服务经营型,把服务推向市场,开展信息的深加工,如代查、代检索、代翻译、人办手续、代复制、联机检索、光盘检索、联机目录查询、网上专题信息服务等。 4.产业型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机构从单纯公益型向以公益型为主、经营型为辅的服务机构。新型的信息服务机构,以生产和经营信息产品为主,出现以经营型为主的服务机构。 四、网络促进图书馆资源的共建共享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指各级各类图书馆根据用户对社会信息的需求,通过网络利用计算机、通信、电子、多媒体等先进的信息技术,高度理想化地对各馆藏信息资源和网络资源进行综合协作开发和利用的活动。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信息时代的到来,决定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未来图书馆开发和利用信息 资源的必由之路。图书馆实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解决知识信息剧增与馆藏力不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也是用户的迫切需求。 网络环境下出现了促进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一些积极因素。网络为图书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Internet网、中国教育科研网以及中国信息网的开通与互联,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Internet网成功地采用了TCP/IP(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TCP/IP采用的互交换技术,解决了不同硬件平台、不同网络产品和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任何计算机只要采用TCP/IP协议与因特网中的任何一台主机通信,都有可能成为因特网的部分,进行大规模的网络互联,自由地选择利用各种网络服务,顺利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部分国家或地区图书馆相继协议协作,不断推进着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提出的“开放”思想,在促进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由封闭向开放,由被动向主动,由浅层向深层,由粗放向效益密集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网络环境下要加强图书馆信息资源进行共建共享,首先,要建立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法律保障体系,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规范各方面的行为,以确保各方的利益不受侵害;其次,要规范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制上的保障措施,建立统一协调、条块分割、布局合理,能确保进行宏观调控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全国性信息资源管理职能机构;再次,要普及使用新技术,如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缩微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光盘技术、网络通讯技术、虚拟现实及计算机应用等新技术,引进适应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发展需求的现代技术设备及掌握该技术的人才,加强图书馆局域网、广域网及Internet网等系统工作人员高级技能的培训普及以及深层次继续教育,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 图书馆论文:校园图书馆管理论述 1馆藏资源的管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越来越得到普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在信息技术带来的巨大作用之下,图书馆的资源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从传统的“闭架式”、“书库式”借阅管理方式,逐渐转型到“开架式”、“信息自动化式”知识型管理方式。开架式管理对于馆内文献资源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读者从被动式借书转为主动式选书,拉近了读者和书籍的距离。馆藏资源的开架管理加大了管理者的工作量,提升了管理者的责任感,让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得到了最大的释放。馆藏资源的管理工作更加细化,更加具体,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3]。 2借阅的管理 高校图书馆是为广大师生读者服务的,图书馆最大的功能是提供获取信息的场所,借阅书籍,传播知识。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创新,图书馆人从传统的借阅模式逐渐发展到开架式借阅模式,始终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原则,传统的借阅模式是由读者查阅目录,填写借书卡,工作人员通过借书卡在相应的书架上找到书籍交由读者即可。而开架式管理的借阅模式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让读者主动地选择图书,更近距离地接触图书。这也为图书馆的管理者增加了工作量,更激发了管理者的责任感。 3开架式管理的利与弊 3.1开架式管理的优势 3.1.1发挥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最初,读者都是只能通过翻阅目录来查找书名,对书的大体内容是不了解的,所以时常会出现书名相似,但却不是读者想要借阅的图书,造成拒借率高,加大了馆员的工作量。开架式模式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之前传统借阅模式的运行方式,读者可以进入到图书室内,在书架上找寻自己想要的书,这样更能体现读者的自主性,让读者获取信息资源更为主动。真正做到“以书为主”过渡到“以人为本”。 3.1.2提高了图书利用率在闭架式管理模式下,大部分图书都只是被收藏在书库里,没有人借阅,知识也得不到很好地传播。而实施开架式管理以来,图书的利用率也得到了提高,图书不断更新、整理,文献信息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强烈地理解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意义,同时也感受到图书馆的无限魅力。 3.1.3拉近了读者与图书和馆员的距离图书馆之所以存在,图书、用户、馆员三位一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馆员管理图书,使图书得以珍藏;图书被用户借阅,使得用户能从书中学到更多知识,让图书得以传阅;用户向馆员咨询,促进了用户和馆员之间的交流,充分发挥了图书馆这个平台的作用。 3.2开架式管理的弊端 3.2.1乱架现象乱架现象是实施开架式管理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表现在许多读者挑选书籍时,没有留意书籍的编号,选了之后发现不对,又不知道是从哪个架子上取下来的,所以就随便乱塞乱放。读者没有使用代书板,选书时没有明确的目标,一下子拿了大量的图书,已超过了借阅的数量,不能全数借出,等到离开图书馆前就将图书随处放置,给其他的借阅者带来不便,也加大了管理人员的工作量[4]。 3.2.2图书损坏丢失情况严重 图书是维系图书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保护好书籍是图书馆的首要任务。实行开架式管理就是对图书管理工作的一种挑战,在新的管理模式下,图书损坏、丢失的情况比较严重,读者在阅读书刊时,有时喜欢边读边用笔做记号,重点地方还会折叠,甚至有些读者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会将此页撕下带走,使得图书被破坏。还有些读者会将整本书拿走,不归还,造成书籍丢失。这些现象无疑给图书管理工作带来了一记重创,有些珍藏版书籍的丢失,给图书馆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3.2.3图书管理工作任务繁重,效率低 在闭架式管理时,图书管理员通过借书卡从书架上取书给读者,在闭馆时统一整理清点书籍即可。开架式管理时,管理员就必须经常整理书库里的书,及时更新书籍,将错放的书籍归位。而且要提醒读者爱护书籍,不需要借出的书在阅读之后放回原位。这些琐碎的工作更需要管理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让工作更加具体多样,扩大了服务的范围,降低了工作效率。 4开架式管理的应对措施 4.1加强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积极性 图书管理员作为体验图书馆变革的直接受益者,就是要增强工作责任心,加强工作积极性,开架式管理对图书馆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员与读者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除了图书的日常整理清点之外,还会经常解答读者的疑问,做大量的咨询工作。所以对于图书馆管理员来说,必须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熟练操作技能,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此尽快适应新形势新局面[5]。 4.2完善图书借阅制度,提升系统功能 从闭架式管理到开架式管理,图书馆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借阅管理制度,严格遵循规章制度,对待每位读者都是一视同仁,面对触犯规章制度的现象要严格抵制,创造一个好的阅读环境。同时,开发一个新的管理模式,也要健全借阅系统,加大系统的功能,让借阅步骤的操作更简便便捷。这样不但能减轻管理员的工作负担,也能节约用户的时间,提升工作效率。 4.3加大宣传力度,保护馆藏资源 被誉为“知识宝库”的高校图书馆,是集古今中外典籍精华的宝库,是人们获取知识、得到经验,传播民族与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较完整、集中的学术机构[6]。图书馆的管理从保守型转向开放型,开架式管理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是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的主要方式。同时,它使图书馆的流通工作从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逐步走向“藏、借、阅、咨”一体化的开放模式。基于馆藏资源出现的乱架、破损、丢失等现象,结合图书馆的内部建设,我们可以采取分楼层、分区域、分类别来储藏书刊,对于专业性强和珍藏价值高的书籍,要设立专属的书库,每个区域都应安排工作人员巡视、整理、并做好咨询服务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加大宣传力度,防止读者不良行为和习惯的发生,组织关于爱书护书的讲座和报告,给读者创造一个轻松、良好的读书氛围。开架式管理充分体现了收藏、借还、阅览、导读、参考咨询等多项服务融为一体的管理模式。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但总体来说,优势明显高于劣势,只要妥善处理好可能出现的问题,找到应对措施,就能更好地服务读者,促进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论文:对图书馆信息素养教学思索 “信息咨询服务”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二者的关系 从两者的概念内涵来看,自然可以看出“信息咨询服务”为读者提供的是信息结果,是“授之鱼”。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教给读者的是技能,是“授之以渔”。“信息咨询服务”由于受用户以及参考咨询馆员(又称“学科馆员”)等的语言表达能力、理解力、学科知识的了解程度的限制会损耗信息产品的信息容量,使提供的信息出现偏差,造成信息的不准确。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教给读者的是索取、查找信息的技能,使读者具有自己能够寻找信息,利用信息,从而使信息功能最大化。由此可见“,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可以降低信息的成本,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原则,应该成为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一个重点。而我们强调“读者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并不是完全否定“信息咨询服务”,它可以作为补充,因为有需要就会有市场,当用户工作繁忙而无暇查询时,仍需要有人或机构为其提供他所需的现成的信息。 当前在高校图书馆界存在的两种认识上的误区 强调“信息咨询服务”而轻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当今的“信息咨询服务”多是有偿服务,受利益驱使,使有的人热衷于“信息咨询服务”而轻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信息用户如果过分依赖于“信息咨询服务”的结果,终有一天会降低其科研能力。因为其决策依据赖于“信息咨询服务”人员为其提供的信息,换而言之,是将决策权交到“信息咨询服务”人员手中。在“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中只注重数字化信息素养教育,而忽略了对纸质文献的信息素养教育现在,一提到“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有的人就大谈特谈计算机的利用、数据库的检索……,似乎不沾上计算机,不沾上网络,就不够现代化。其实,近年来,我国的网络虽然有令世人瞩目的发展,但我们现在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电脑的普及在一定时期内还无法做到象发达国家那样。所以在一定时期内纸质文献的利用仍占主导地位,故用户特别是高校图书馆的用户(学生、教师等)还是迫切希望我们教会他们如何利用纸质文献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印刷型文献,查找自己所需的信息方法。因此,做为“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中最基础的一项———新生入馆教育就十分必要了。 高校图书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培养的方法与途径 信息素养不是一种先天生成的能力,而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在后天得到培养和提高的素质。高校图书馆作为培养21世纪复合创新型人才基地,在信息素养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而又责无旁贷的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图书馆在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作用。要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让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图书馆信息数字化,也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一个宽广便利的平台。我们可以通过图书馆新生教育课,文献检索课,定期的专题讲座,网络资源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培训,让读者了解现代图书馆。为此,我们应该:领导要更新观念,重视开展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增强信息用户全面的信息接收、分析、综合应用能力,是与当前国家深化教育改革的精神相吻合的,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信息素养作为21世纪人才的一种基本生存能力,目前社会和高校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没有当作学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来培养。所以领导要更新观念,要把信息素质的培养和专业素质的培养等量齐观,不能厚此薄非。高校图书馆应做“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主要实施者第一、培养读者自我学习信念,提高自控能力。自我学习的时候,自我教育者会觉得这种方式很新鲜、有趣,有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容易因厌倦而迷恋网络游戏或聊天等。所以自我学习者一定要培养良好的自控能力,强化自控学习信念,对信息保持长久的注意力,使对信息的积极态度形成习惯。第二、培养读者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和判断能力,使之能够从大量信息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实现这些信息的价值。读者在享用互联网信息的同时,尽量避开垃圾信息的干扰。能够从大量的信息中,快速鉴别出信息是否具有价值,是否准确。 “读者信息素养教育”的方式方法创设浓郁的信息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意识和兴趣;实践自主探究式或协作式学习,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养成;开展研究性学习都是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教育方法。具体的:第一,开展读者利用图书馆教育。对刚走进大学校门的大学生进行图书馆入门的指导教育、进行信息知识的宣传和信息利用的基本教育。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教育方法,通过每年的新生入馆教育,使大学生一入学就能了解图书馆,教会他们掌握利用图书馆、获取文献信息的基本方法。例如,介绍自己图书馆主页,帮助学生熟悉和利用学校图书馆的现有文献资料和电子读物;对学生进行图书信息教育,主要是教会学生中图分类法的基本知识,使他们掌握利用索书号、书名、分类、着者等不同角度去查找资料的文献检索的技能;有意识地进行图书馆专业理论知识的教育,为今后的学习打好基础,引导其养成终身利用图书馆的习惯。第二,开好文献检索课,进行信息利用、摘编的能力教育。文献检索课是教育部规定大学生必修的一门方法、技能课,学校开设的信息基础理论课不能取代文献检索课。图书馆要主动承担为学生开设文献检索课的任务,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大学生能够掌握信息检索的方法并运用到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和实习过程,把理论与实践、科研相结合,激发信息需求,增强信息意识,提高信息能力。第三,组织学生参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让大学生参与到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中来,可以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职能,提高学生的信息能力。在高校图书馆,适当参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不但能促进了图书馆工作改革,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锻炼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修养。[3]第四,创设浓郁的信息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意识和兴趣,开展定期的专题讲座,进行宣传,扩大培养面。图书馆应注重对学生进行信息意识的教育,包括信息主体意识、信息传播意识、信息 保密意识、信息守法意识、信息更新意识等,以培养学生在信息活动中信息行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鼓励他们养成进入学校图书馆寻找文献信息资料的习惯。总之,“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下大功夫,化大力气去做。 图书馆论文:对于医学院图书馆的社区服务透析 电子资源方面,拥有电子图书、中外文数据库等,其中包括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疾病知识总库等中文医学专业数据库,以及PQDT国外学位论文全文库、Springer电子期刊、EBSCO-ASP+BSP数据库、OpenAccess开放存取资源(免费)、Nature、EMBO电子期刊等多个涉及医学专业的外文数据库,为社区医学信息服务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人员配备专业性强医学院校图书馆人员的专业组成一般为医学专业、计算机专业、外语专业、图书情报专业等,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医学专业的人员进修了图书情报知识,图书情报专业的进修了医学知识,从而针对医学专业配备了一批学科馆员。他们能够熟练地查找医学信息,并能加工一次信息,具备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医学信息的能力。计算机专业人员丰富的软件开发经验可根据社区用户的需求开设特色数据库,为信息服务提供技术支持。先进的信息技术与设备医学院校图书馆拥有先进的现代化计算机设备、多媒体网络设备,建立有图书馆网站,全面实现了计算机系统管理和办公自动化,为校外用户利用馆藏电子资源提供了不受时空限制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随着iphone、ipad等电子产品的问世,上网已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为社区民众随时随地查询、使用相关医学信息提供了便利。 根据社区用户的不同信息需求,开辟相应特色栏目(1)全科医生专栏。社区诊所配备的都是全科医生,解决社区居民的小病小痛,缓解了大型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居民带来了方便。但目前全科医师多是由专科医师转岗而来的,他们的临床知识和技术面较窄,急需充实和更新知识与技能。图书馆可根据这一需求开发出适合全科医师的医学信息产品,一方面,帮助社区全科医师实施继续教育,提升医疗水平;另一方面,为社区全科医生提供临床各学科门类的医学信息,及时解决门诊中遇到的问题[3]。(2)养生保健。社区用户的医学信息需求主要以预防保健、养生为主,需要诸如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等常见病的预防、治疗和保养等信息。图书馆可根据社区用户的不同需求,在养生保健专栏中开辟不同的主题。例如,老年健康保健、优生优育、常见病的病因、预防和治疗等。(3)阅读疗法。目前,我国患心理障碍疾病的人数在不断上升,民众面对来自学习、恋爱、就业、人际关系等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许多人不知所措以致于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又不愿承认自己的心理出现问题,忌讳去看心理医生。医学院校图书馆可充分利用自身的医学特色馆藏资源和医学学科馆员人才优势,向社区用户开辟阅读疗法栏目,普及阅读疗法知识,开辟新领域,拓展医学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可有针对性地采购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命运》等文学名着及人生哲理类电子图书,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对于就业压力、交际困难、恋爱苦恼及性困惑等心理问题,订购《中国大学生就业》、《健康心理学杂志》等心理学类电子书刊,方便有需求的社区用户查找并阅读相关文献信息,以消除或缓解心理疾患,促进身心健康,提高工作热情和生活质量。(4)求医问药。 网上免费的医学信息资源,由于缺少专业的编辑队伍与标准化的加工流程,对疾病知识的描述缺乏专业性,有时甚至会误导大众,图书馆可提供医学专业数据库来普及专业医学知识。如《中国疾病知识总库》,它将分散在不同文献资源的疾病知识、各类辅助检查信息以及药品知识等集为一体,以疾病为基本知识元素,系统全面地展示疾病相关的所有知识体系。患者及家属通过该数据库可以了解某疾病的病因、各项检查、相关治疗药物、治疗方法等,能更专业、更准确、更完整地了解疾病知识,有效消除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等的问题,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矛盾。广泛宣传,开展系列培训医学院校图书馆应与社区组织、社区诊所联合有计划地对社区用户开展一系列的信息服务内容和技术方面的培训,提升民众对医学专业信息的认识水平,引导社区民众充分认识并利用医学图书馆的专业信息资源。医学院校图书馆开展社区医学信息服务,充分发挥了医学院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势,拓宽了图书馆的服务领域,满足了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医学信息需求,倡导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提高了居民素质和科技文化水平。 图书馆论文:对医院图书馆的环境卫生与书刊消毒分析 没有读者,图书馆也就失去了意义。图书馆是流动性大且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因到图书馆的读者健康不详,难免会有传染病患者或病原的携带者[1],尤其是医院的图书馆,其读者大多是与病菌频繁接触的医务人员、临床实习生,书刊受细菌污染的机会和程度更甚[2]。但医院对图书馆预防性消毒观念还比较淡薄,而国家卫生部只对图书馆的空气质量、噪声、照度等设置标准,对图书的病菌携带指数还未做出统一限定。因此必须加强医院图书馆的消毒工作,保障所有人员的身体健康。分析影响图书馆环境卫生的因素,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培养良好的卫生阅读习惯;并做好图书的消毒工作,将书刊受污染的机会降到最低,为广大读者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同时,要加大向读者宣传个人卫生知识,减少病原传播途径,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本文分析了影响图书馆环境卫生的主要因素,现报道如下: 1 影响医院图书馆的环境卫生因素 1.1 图书馆选址的因素 首先图书馆馆址应选择环境优雅的地段作为馆址,不能靠近饭堂、工厂、教职工生活区等,否则,饭堂油烟味,用水很难清洗,在空气湿度高的季节里,靠近窗口图书拿到手里也有黏手感,长期接触受污染的空气,对身体健康造成一定损害,因此图书馆选址是改善图书馆室内的环境的重要因素。 1.2 硬件辐射的环境污染 随着键盘、鼠标、条码阅读器及电脑的大量使用,网络化、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存在于电子阅览室中大量电磁辐射对人体生殖和循环系统造成一定的伤害。 1.3 空气污染 油墨味、书斑味、电脑及打印机等现代设备所产生的各种有毒气体会使室内空气质量明显下降;而空气混浊,其细菌的含量就会明显增加,有害气体浓度增高,造成人体生理紊乱和感觉不适。空气污染己被世界公认为危害人体健康的杀手之一。 1.4 霉菌的因素 在适宜的外界条件下,如温湿度高或灰尘多,图书、档案则容易发霉,许多霉菌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毒素,对人类健康有危害。这些毒素有的损害了肝、肾,有的损害人的大脑神经系统,有的甚至致癌。 1.5 病菌传播 医院图书馆作为信息职能部门,每天接待各类医务人员,为他们提供服务。据权威检测,医务人员身上的白大衣帽,含有不少病菌,病菌一旦进入图书馆并飘落在书刊上,书刊极易受污染;这些病菌则最终传给相关人员,间接对其健康造成危害。 2 对图书馆书刊消毒的主要方法 2.1 紫外线消毒法 具体方法:将需要消毒的书籍放在紫外灯下照射半小时即可达到消毒的目的。此方法操作简单、经济安全,但有时因有效杀菌强度不易掌握而达不到满意的效果[3];对纸张也有一定的损害。 2.2 过氧乙酸法 将过氧乙酸稀释成3%~5%水溶液,加热蒸发,在60%~80%的相对湿度及室温下,过氧乙酸用量按l g/m3计算,熏蒸时间为2 h即可。 2.3 微波灭菌 用微波炉将归还的纸质图书直接放入炉内,50℃条件下5 min即可。此方法速度快,操作简单,效果好。 2.4 静电吸附消毒法 采用静电吸附原理,消毒半小时,即可吸附过滤空气中带菌的尘埃与微生物。 2.5 环氧乙烷熏蒸方法 具体方法:将需消毒图书和环氧乙烷放入塑料袋中,适当加热环氧乙烷至30~40℃,密闭24 h后取出,再通入环氧乙烷蒸汽,灭菌3 h以上,再将环氧乙烷抽尽回收,将残留的环氧乙烷吹尽,即可达到灭菌的目的。环氧乙烷的穿透力较好,可以穿透至物品的深部。所以对图书消毒也能取得满意的效果[4]。但环氧乙烷灭菌的使用成本较高,操作繁琐。 2.6 臭氧熏蒸方法 将需要消毒的图书尽量松散地放入书架或运书车中消毒4 h,这样臭氧能较好地穿透书本,获得较好的消毒效果,臭氧的杀菌速度较环氧乙烷快。臭氧消毒后可自行分解,不会污染环境和伤害人类,安全性高[5];特别适用于少量图书、档案的处理。 3 防止书刊受细菌污染的切实措施 3.1 保持室内环境清洁 为了减少室内尘埃飞扬,书刊污染,书架必须经常擦拭,图书必须定期弹打,用吸尘器定期吸尘。每天清扫地面,并保持书架及其他物品的清洁。 3.2 手卫生清洁 工作人员必须每日对日常物品消毒外,还应坚持对手进行消毒清洁,每天上下班时都应对手进行全面消毒清洁。 3.3 提醒读者养成良好的卫生阅读习惯 医院图书馆的使用者主要是医护人员。为防止细菌和病毒污染,严格执行图书馆的有关规章制度,着重强调严禁医护人员穿着白上衣、戴着工作帽和口罩入馆。保持室内清洁卫生,不随地吐痰,尽量减少细菌对书刊的污染[6]。在阅览室内,图书管理员要加强巡视,发现情况应及时制止。 3.4 图书管理员应定期进行体检 图书馆人员应每年体检一次,并定期注射有关疫苗,防止疾病产生。发现有传染病者未痊愈之前避免与读者和图书接触;杜绝有传染性疾病的职工在流通岗位工作。 3.5 密切注视社会上流行病态势 对流行病做到早准备、早预防,有的放矢;保障全体人员的安全卫生。 3.6 加强宣传教育 在搞好借阅服务工作的同时,还要注重对读者进行消毒灭菌的宣传教育。对来馆读者加强洗手指征和正确洗手方法的宣传,教育读者爱护书籍、不乱丢乱放[7]。 4 小结 图书馆的环境卫生直接关系到读者的情绪及人员的身体健康;安全、高效地提供服务,是图书馆的最终奋斗目标。因此,建立图书馆卫生相关工作制度,是图书馆为相关人员维护良好环境卫生的必备基础,也能体现图书馆服务工作的重要环节。预防疾病、降低隐患,对读者及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之,一定要重视图书馆环境卫生,搞好卫生消毒,给读者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 图书馆论文:福建省图书馆闽台地方文献收集与利用 【摘要】 本叉介绍福建省图书馆收集本省和台湾地方文献尤其是关於福建和台湾之间历史联系的各类文献资料的主要方法和馆藏现状，分析上述馆藏的利用价值和实际使用情况。讨论福建省图书馆与台湾同行合作进行双方读者用户所需的闽台地方文献收集与利用的可孑于方案。 福建省图书馆目前所收藏的二百多万册（件）文献资料中，福建地方文献约为二十万件，台湾地方文献约为一万件。所谓地方文献，目前在国内图书馆界定义繁多，莫哀一是。我馆在实际运作中，对重点收集的福建和台湾地方文献范畴界定为：第一，舆福建、台湾两地有关的名人所撰文献资料；第二、记载福建、台湾两地有关情况的文献资料。由於闽台两地历史渊源极为深远，约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台湾同胞祖辈曾与福建这块土地有著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我馆在日常业务工作中将闽台地方文献视为统一的特色资源加以收藏、开发、利用。 我馆比较积极主动地注意收集入藏福建、台湾地方文献的做法始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著名学者、地方文献学家萨兆寅先生担任福建省图书馆馆长後，即千方百计多方征求收藏各类地方文献。以谱牒为例，至五十年代初期我馆仅家（族）谱即已收藏近百种之多。到六十年代初，又增至二百种，二百一十六部三百九十八册，从1989年起，我馆在特藏部内专门成立地方文献室，从事闽台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管、研究业务。今年初，根据台湾文献藏量的增长和新时期新的业务需要，我馆又调拨专业人员、专门经费和相关馆藏文献资源开设台湾文献研究室，拟逐步将该室建成我馆独具特色的部室之一。 我馆目前收集闽台地方文献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从1989年开始我馆每年都派出专业人员到全省各市、县访求收集地方文献。一方面说服动员有关部门和个人，将其所编撰或所收藏的相关文献资料捐赠我馆收藏，另一方面对较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在必要时亦出资购买或影印人藏。随著市场经济的意识日渐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现在向社会有关部门或个人征求文献资料，免费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有些较为珍贵的资料，甚至单凭愿意付费也不一定能如愿购入）。为此，我馆每年都安排数万元专款，专用於从社会收购或复印经我馆专业人员评估认为具有收藏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其二，通过各种渠道，舆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港澳台的各界人士取得联繁，通过互惠合作，征集到大量海外印发的与闽台有关的报刊图书及非正式出版物。 访求地方文献的工作虽然十分艰辛，但所获颇丰，令人欣慰。经过十馀年的努力，馆藏地方文献品种舆类量均有较大增长。其中地方志、家（族）谱、闽人著述三个重点方面，不但入藏类量有加，质量也得以提升。例如，经友人帮助，近年我馆从日本复印取得明版《沙县志》及原来缺藏的我省其他州府县镇志、山水志、寺庙志计二十馀种；近十年间我馆家族谱品种增加了六百多种（仅1999年底的一次外出访求，即收集新旧家族谱三十多种），使馆藏家族谱总数超过一千种，涵盖姓氏九十二个；每年新入藏闽籍人士著述数量均在二百种以上（不含从中文采编部等其它渠道入藏之文献）。从海外获取的大量文献资料，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福建同乡会或各类华人华侨社团的出版物。从台湾获取的地方文献资料，多为家（族）谱、古代闽人著述、文史哲类出版物、寺庙宫观出版物、风土民情出版物以及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版本学等专业博士论文等。 我馆目前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姓氏谱牒，特别是福建、台港澳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中的主要姓氏、名门望族之谱牒，我馆已基本做到一姓至少一种谱，最多者达到一姓六十多种谱。以台湾十大主要姓氏为例，我馆所藏族谱有：陈姓四十八种、林姓六十一种、黄姓四十一种、张姓二十种、李姓一十六种、王姓一十七种、吴 姓二十五种、刘姓二十八种、蔡姓一十种、杨姓一十六种等。我馆所藏家族谱修撰年代上自明朝下迄现代。收藏重点为历代与福建有关的名人族谱（如：王审知、朱熹、蔡襄、郑成功、施琅、林则徐、沈葆祯、陈宝琛、林森、萨镇冰、严复、谢冰心等）、明确记载从福建迁居台湾及海外情况的各姓族谱（如《石井本郑氏宗族谱》、《青阳蔡氏重修族谱》等）、舆福建有关的客家人族谱（如《重修闽粤赣武威廖氏通谱》、《闽汀华氏族谱》等）、福建少数民族族谱（如《白石丁氏古谱》、《晋汀粘氏族谱》等）、福建古代刻书家族谱（如《书林余氏重修定谱》等）、福建罕见姓氏族谱（如《蓬湖祖氏族谱》等）。我馆这部分谱牒，从数量上看在国内图书馆界排不上第一，但由於内容信息独特，现实使用价值较高。1998年冬，其中部分谱牒应邀曾到台湾巡展过。 2．福建全省各地地方志收藏较为齐备。收藏了从宋代编修的《三山志》到当今新修的各地地方志，从省志到各地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山水志、寺庙志等，共计五百六十七种，二千余册。这些省内各类方志，地域覆盖全面，种类比较齐全。据1985年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我馆藏有1949年以前的地方志三百六十种，距已知同期尚存全部福建地方志三百六十五种仅差五种。其中较有价值者如，《闽书》一百五十八卷/（明）何乔远撰/明崇桢二年刻本；《闽书抄》（存《方外志》）二卷/明刻本；《建宁府志》五十二卷／（明）宋东光撰/明万历刻本；《建宁府志》四十八卷／（清）邵山张奇修撰/清康熙三十二刻本；《诏安县志》一十二卷/（清）秦炯纂修/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浦城县志》一十六卷（存卷一至八）／（明）黎明范纂/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等。此外尚有一批名贵的抄稿本，如；《邵武县舆图》一卷/佚名制/清邵武县署抄本；《重纂福建通志议》一卷/佚名编/旧抄本；《闽大记》残卷／（明）王应山等纂/（清）陈寿祺抄本；《三山志》四十二卷/（宋）梁克家主修/抱山堂抄本；《屏南县志》六卷/（清）梅鼎臣主修陈之驹等纂/清道光稿本；《晋江县志》七十七卷/（清）胡之（钅+吴）主修周学鲁等纂/清道光九年稿本等。上述这些地方志不仅具有较高版本价值，且因大多经由历代福建著名藏书家如郑杰、徐勃、陈寿祺、龚易图、沈祖牟、康爵等承延收藏，存有这些名家的题跋、印记，所以十分珍贵。 3．福建地方文史资料入藏也较丰富，计九十余种，一千多辑（册）。一些早期的地方资料油印本、打印本，仅我馆尚存，原地现已无处可觅。我馆所收这类资料，由於多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所记，或由作者搜集大量史料而撰，因而较为详实可靠。其内容主要反映福建全省各地（从省、市、 县到区、乡、镇、村）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佚闻掌故以及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史料等，其中不少资料内容也涉及台湾。有关台湾史实资料的如《晋江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的“宋元两代台湾澎湖隶属泉州府晋江县”、《龙海文史资料》第二辑中的“忆家乡，念亲人——回顾在台湾日本殖民统治 下的生活”等；有关闽台血缘关系的如《闽候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的台湾‘镜江派’宋氏与江口宋的渊源”、《石狮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的“闽台粘氏 满裔同根”、《同安文史资料》第八辑中的“明清年代同安县向台湾移民史略”、《宁化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宁化与台湾部分姓氏渊源初探”、《德化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屏东嵌顶李氏与德化诗墩李姓本一家”、《将乐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的“将乐县光明郡龟山始祖杨子江世系简表”等；有关闽台共有民间信仰的如《泉州文史资料》（新）第九辑、第十辑中的“从对清水祖师的信仰看泉、台之间的神缘关系”、《惠安文史资料》第三辑中的“台湾伊斯兰教来自大陆”等。上述所举各例，仅为冰山一角，但也可窥见这部分资料确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 4，闽台共有民俗和民间信仰方面文献资料收集较为广博。由於闽台地缘亲近，人文同源，因此语言相同，习俗相近。而在民间信仰方面，天后妈祖、临水夫人、保 生大帝等神祗均为海峡两岸人民所共同信奉膜拜。我馆收藏的这两方面资料，对海外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研究者颇具吸引力。此中较 有代表性的馆藏加《福建风物志》、《闽台风情录》、八闽掌故及各地掌故类图书、《海神天后东渡台湾》、《湄洲妈祖——纪念妈祖逝世一千周年》及其他大量有关妈祖的各类型文献资料等。对於研究闽台共有民俗和民间信仰的论著，我馆也十分注意收藏，如《妈祖研究贸料汇编》、《妈祖研究论文集》、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闽台文化研究》和《同根同祖源远流长》、省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万平近主编《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史料》、林仁川、黄福才著《闽台文化交融史》、汪毅夫著《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徐晓望著《福建民间信仰源流》和《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王耀华主编《福建文化概览》等。在抓紧进行闽台地方文献征集工作的同时，我馆还著手开展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和开发利用。目前已经在部分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和馆藏谱牒的编制目录、编撰提要，以及建设地方文献目录数据库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 在部分古典文献整理出版方面，我馆和福建省文史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就明季以来闽人集部、学术著作以及笔记等资料进行选编，分辑汇入《福建丛书》，交由杨州广陵古籍刊印社出版。该书采用影印制版，以保留原始文献原貌，且所收之闽事文献和闽人著述均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由於所采原始文献多为合作各馆之稀有藏本，因而是一宗比较珍贵的福建文化遗产。迄今合计已出版三辑近三十种，受到海内外关注福建文史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普遍欢迎。 在馆藏谱牒的整理开发方面，我馆为方便读者查检，1985年组织专业人员编印了《福建省图书馆馆藏族谱目录》。从1998年开始我馆即在特藏部著手建设“福建省图书馆藏族谱书目提要数据库”。该库各条记录检索点拟定为文献题名、著作责任者、版本、分类号，且均含内容提要。目前特藏部正组织从业人员全力以赴加紧编撰，拟将一千种左右馆藏家族谱信息早日上网，供海内外学者、谱牒编修人员及华人华侨查阅。 我馆收集入藏闽台地方文献的目的，一是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二是为了抢救保存这些珍贵资料，将其留传后世。现在回顾总结这些文献使用情况，应该说作用和成效不小，但可进一步挖掘的潜能也还不小。省专家学者和有关单位对这些文献的使用范围大多侧重於地方志、地方史料、历史人物传记和闽人诗文集等方面。近十几年来，由於国内各级政府大力提倡修地方志，因此我馆所藏全省各地历代方志，成为全省各地的方志编纂办公室在编修新志前必查的参考文献。有些方志办的工作人员在我馆查阅当地古方志时，还编辑出版了一些诸加《长汀纸史》之类的专业史志。福建省文史馆、福建师大中文系和历史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均为我馆特藏部的老读者。他们依据我馆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研究撰写、编辑、出版的《台湾近代学文丛稿》、《台湾社会与文化》、《台湾文化概观》、《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林则徐全集》等论著可谓硕果累累。福建电视台、福州林纾纪念馆、乌江中国近代海军博物馆、福安市政协、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等单位都从我馆所藏地方文献中查得许多急需资料。十多年来，我馆提供的此类专题资料查询服务事例不胜枚举。而海外读者用户则大多看重我馆所藏家谱，主要用於寻根认祖之需，也有用於进行学术研究的。如1992年应台湾许氏宗亲会来函要求，我馆专业人员经认真查考，从所藏《圭海许氏世谱》等谱牒中为该会查清龙海许氏始祖入闽的详细经过史实。又如应台湾翁氏宗亲会要求，经我馆专业人员多方查证，最转为该会查清安溪翁氏“金圭”堂号的来龙去脉。近十年内，我馆专业人员共为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二十多个姓氏的同胞提供了宗族源流的多项考证服务。在为海外读者用户提供寻根服务的过程中，有时并非仅靠查阅或提供馆藏文献即可解决问题，有的还需通过外出实地访察，才能得到答案。如台湾台中一位原籍厦门同安的李先生写信要求我馆协助查询其祖居地“地山”现为何处。我馆专业人员查阅馆藏十余种李氏族谱，均无所获，后在外出徵集地方文献时，发现线索查得李先生所记祖居地“地山”即闽南话“兑山”之音讹，并从《重修地山李氏族谱》等谱牒中的记载，为其寻得现居厦们集美区后溪镇的“兑山”李姓族亲。对于此类较为复杂、花费较多精力才能解答的来自海外的委托咨询，我馆专业人员均抱在可能情况下尽力为之的态度。一般而言，如我馆所藏文献无法查到答案，解答成功的机会就较低，但有时通过工具书提供的线索，也能为海外同胞解决问题。如1999年我馆特藏部专业人员就曾应台湾一位申先生的电子信函要求，为其代查到国家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等单位藏有我馆未入藏的申氏谱牒，申先生十分满意。海外对谱牒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则大多将我馆所藏谱牒用於从事华人姓氏源流、客家文化和中国书史等方面的研究。 从数量上统计，迄今为止来自海外的对我馆闽台地方文献的使用服务要求，不及来自福建省内的多，而福建省内读者对我馆闽台地方文献的咨询要求，又不如读者对我馆其他各类文献资料的咨询要求多。此中固有该类文献自身特有的某些客观限制因素，亦有我们对这些文献所作宣传力度不足、开发程度不深等主观努力不够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借此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界同仁会聚研讨的良机，谨将我馆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的主要情况作一通报，祈盼各位同仁帮助大力宣传，以利我馆所藏能为海内外更多同胞服务。同时，也热切期盼各位同仁鼎力相助，协助我馆继续大力收集台湾所修各姓家族谱、闽台渊源关系史料、台湾出版的有关福建民俗地理的资料、闽台民间共有宗教信仰资料、舆福建有关的同乡会、各姓宗亲会等社团的各种印刷品和出版物、流寓台湾的闽籍人士（尤其是古近代闽籍名人）著述和台湾客家研究的资料等。我馆十分乐意采取接受捐赠、购买原件或影印件、互相交换等方式获取上述文献。衷心祝愿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界今後能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加强业务交流，为广大海内外炎黄子孙提供更多更好的阅读服务。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缅怀中国传统教育 [摘 要] 南怀瑾大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大学》的主旨，从《大学》精要之“四纲”讲起，衔接求证大道学养之“七证”与内明外用之“八目”，并用儒释道及中外史实假以做解。反观中国当今教育，教育之主旨已然发生偏离。南怀瑾大师祥解《大学》，意在缅怀传统教育，缅怀其做人之学的教育主旨，忧当今教育之缺失。 [关键词] 内外兼修；做人之道；传统教育；现代教育 一、传统教育之主旨 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的做人之道，大学之道在于教导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而这也是传统教育的主旨。 （一）大学之道。南怀瑾大师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所谓“大人”就是学识修养皆达到一个水准的内外兼修之士，要做到“大人”，仅仅是饱学之士是不够的，还要是谦谦君子；仅仅是自我修身养性是不够的，还要惠及他人。 （二）内外兼修。作为对“三纲八目”说法的修正，南怀瑾将《大学》之精要提炼为“四纲”“七证”“八目”，皆为内外兼修的寻求之道。 “四纲”是指大学之道的大道、明明德、亲民及至善。大学之道的“大道”，是四纲之首，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是人自立立人而达于至善之道。大学之道的“大道”包括内明与外用：内明即是“明明德”，即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明自己，从而达到人自立；外用即是“亲民”，是在“明明德”的基础之上，由内而外，推己及人，从而达到己立人。内明与外用均达到了，就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知、止、定、静、安、虑、得”这“七证”是求证大道学养的步骤。“知”不是能，不是知道，而是指个体自己亲身感知、感觉得到的。对“止”的理解是在“知”与“止”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知”是主，在前；“止”是宾，在后。“止”字也分为“内明”之“止”与“外用”之止。前者是指个体明白自己的心理心态。后者则是指个体怎样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恰如其分的止。“定”是指心定，安定，定即是佛学中的“禅定”。“静”是定慧的最高境界，是心理修养的最高层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概是定境的最佳诠释。“静”是指人心理层面，而“安”是指身体层面。与现代忧思、忧虑之意不同，大学之“虑”在“思”，是细致宁静的，而不是跳跃不定虚妄不在的“想”。“得”的意思在于，经过前面几个层次的修养以后，思虑开发了，就能够达到内明明德的境界，见到真正的成果。至此，个体也就达到了修身养性的内明之道。 作为具体实现大学之道的“八目”，也同样有内明与外用之学的区分。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修养身心的内明之道，继而从己出发，推广出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用之道，达到内外兼修的最高境界。 “格物”不是程朱理学曲解的“格去心中的物欲”，而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致知”与“七证”中的“知”是共通的，是所知，而不是能知。接下来是“诚意”，要诚其意，就不能自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修身在正其心。“心”是生理、精神合一的代号，既不唯心，也不唯物。《大学》中“修身”的道理，有身体内所表达在外形行为的态色，还有身体内在生理习性所发生的“恐惧”“好乐”和“喜、怒、哀、乐”等情绪需要修整的学问。 自立内明之学达到一定水准时，就可成为“贤人”，而要成为“圣人”，需要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传统教育之主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是内圣内明之学。再由“明明德”到“亲民”，是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用之学。从内明修养到外用之功，皆达到一个水准，才算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才意味着人伦大道的完成。 二、现代教育之缺失 从《大学》中，我们读出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明外用之道，此乃传统教育之根本。反观现代教育，我们在人格教育之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知识技能以爆炸式的速度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格培养的缺失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的教育求多，求快，基本的人格养成教育严重缺失。人格教育缺失的恶果在当今社会已在开始显现，“食品安全危机”“诚信危机”等都是教育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文化教育的失败，造成人与人之间无信，人既不信己，也不信人，人人自危。 南怀瑾大师明确表示对现代教育持失望的态度，并认为，中国近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教育问题。中国的未来在人才，人才的核心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做人”。教育必须要正本清源，牢固以做人为根本的教育原则为此，南怀瑾大师在儿童教育视为解决之道，鼓励开展儿童读经运动。 三、结语 南怀瑾通过从儒释道等方面对原本《大学》做出详尽解释，为我们展示了内圣外王的大学之道。做事先做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我们传统教育的主旨所在，而今，教育的马车已偏离轨道，越行越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塑造的不仅仅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民族的秉性、灵魂与未来。教育的目标崇高而远大，引用宋儒张横渠的话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情境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传统的教育理论相当程度地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教学实践，而引进的多种现代教育理论，在给我们带来清新空气的同时，尚难以通过与中国教育实践的整合形成体系。所以，努力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学就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任务。李吉林老师提出的关于儿童情感与思维发展规律的理论，将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教育主张，以及所构建的情感与认知结合获得教学高效能的课程范式等情境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许多原创性研究对大幅度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项研究是全方位的，试图从多元角度寻求实施情境教育的途径，找出实施情境教育的规律。应当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理论的准备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李吉林老师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小学教育，而且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认为，李吉林老师从“意境说”中概括出了“真、美、情、思”四大特点，构建了情境教育的基本理论和课程模式，这是情境教育的理念精髓，是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继承着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同时，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真——真实情境的感受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传统教育把树立教师的权威地位，培养学生唯上、唯书作为实现教育任务的前提。实践证明，情境教育所阐明的教育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境教育认为，给儿童一个真实的世界——走进大自然，体验社会生活，为儿童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观、可以闻、可以触摸、可以与之对话的多彩的世界，将学科教学的内容与生活的真实相沟通，这一切都会形成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因此，要追求教育与真实环境相融合，让儿童在感受“真”、领悟“真”中长大，以利于儿童认知、情感、思维的发展。从“真”出发，由“真”去启迪“智”，去追求“美”，去崇尚“善”。 美——突出美育的功能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美育是教育的目标，不单纯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具体的工作。现在学校教育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不是把美育看成贯穿在学校全部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目标，而是把它看成艺术教师的一项工作。美育是一种自由的形态，是润物细无声地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使人具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世界，并将这种精神渗透到整个内心世界与生活中去，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力量。美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而且是要美化人自身，帮助学生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培育美的情操，形成美的人格。因而，美育的根本宗旨是培育学生的人格和心灵。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其实，教育中也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自觉地进行美育。我们将美育的教育目标最终转化为自觉的教育活动，就是在创造美的教育。李吉林老师深感教学中的美，以“美”作为培养儿童创新精神的土壤。认为美既能启智又能育德，既能冶情又能发辞，具有全方位的育人功能。她倡导以美摆脱各科教学的单纯工具性的抽象理性压力，以美感的笼罩，使各科教学的文化内涵得到顺乎自然的体现，工具性包容的知识和实践，镶嵌在浸润了文化艺术的、美的情境中。从而使知识变活了，变得有血有肉，变得丰富而具神采。 情——教育过程的愉悦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过去许多教师和家长都以结果的愉悦作为教育的最高追求。于是，教师和父母常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包括对学生身心所施加的几近残酷的压力，都归结为“为了孩子好”这种善良的愿望。而情境教育则不然，她高度重视教育的过程，特别是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心理体验。认为使学生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形成学生持续发展的心理动因，才能使学生通过过程的积淀最终形成良好的基础素质。李吉林老师强调“情”是情境教育的命脉。当儿童在教师引领下，进入情境时，情感便链接在教师、学生、教材之间，相互牵动着、影响着。她概括出的“以情为纽带”作为情境课程重要的操作要义之一，而又进一步明确了优化的情境必然会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产生投入学习活动的主观需求，感受学习活动带给他们的快乐与满足，并在其中受到熏陶感染。从而因为情感的作用，使教师的真情、期待、激励，衍化出学生的自信，使儿童的思维、想象、记忆等系列的智力活动处于最佳的状态，这就将认知与情感、学习与审美、教育与文化综合地在课程中体现出来，实现了教育过程的愉悦。 思——重视形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使教育事业面对许多新的不适应，产生许多新的困惑，而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又引起我们对原有规律的思考。于是对规律把握的过程也就伴随着对规律不断探索的过程。李吉林老师从小学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枯燥乏味、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等现象带来的困惑出发，试图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由此感到教育理论的缺失。脑科学研究的进展为这种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她把思维作为脑科学成果在教育中应用的结合点和切入点，通过研究试图把当前教学改革从忽视思维、脱离思维的学习理论及其影响中，回归到学习的基本命题即学习与思维上来。这项研究从两种思维的基本智能理论出发，特别以发展形象思维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为重点，打破了长期以来思维研究强调单一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在这一基础上，又对思维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进行了探索。情境教育以“思”为核心，重视想象在发展儿童思维、培养儿童悟性方面的特殊作用，注意儿童想象力的发展。让儿童把观察与思维、观察与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儿童凭借想象，加深情感体验，从而把启迪儿童的想象，作为发展儿童创造性的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科学，教育是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修炼。李吉林老师以其科学的造诣，艺术的涵养，特别是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孜孜以求的修炼，展现了高度的教育智慧，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也引领和推动了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看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摘 要：人品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和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它偏重儒学人文教育，以培养公共政治服务的官员仕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当下的中国，人才和成功的定位往往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于是教育就显得非常功利，很少有人再以君子和高尚人品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从中国传统教育寻找先育人后教书的理论依据，探索教育发展的多元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教育；人品塑造工程；现代公民教育 人品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是人的良好素质和品行的体现。如果说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养受教育者立足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素质的话，那么这个素质的首要内容就是“健全的人格”。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更多的是把向受教育者传授科技知识培养技术能力作为教育的首要使命和任务，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修养人的品行，养成人的健全人格。本文作为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人品塑造工程项目课题成果之一，希望探索民办高职教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隋朝时期，读书人将学科分类为“经史子集”，清朝是修《四库全书》，“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库。中国经史子集的划分将学科分类，这与西方的划分方法异曲同工，而如今这种划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按照“经史子集”研究中国学术问题，把文史哲完全打通，从整体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其中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它也是当前高校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特点 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后来历经发展，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项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13世纪初，当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撒拉曼加大学创立之初，一二年级的“初阶”是以人文为主。因此人文学院的文、史、哲三系就是大学的“通史”，全校同学都“必修”。三四年级的“进阶”则是学生可以深入自己爱好的科目。道德教育被称作“个人的社会健康教育”，其目的是让孩子懂得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懂得如何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其核心道德观念主要有四：尊重生命、公平、诚实、守信。 三、中国大学向现代教育的转变 无论何时，无论是民办院校还是公立院校，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应该是不变的。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始络没有彻底完成。略过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把新中国6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称之为“革命教育”阶段。这个时期的教育适用于计划经济的模式，其理念、模式、管理以及内容完全是参照前苏联的革命化教育，服务于革命需要。第二个阶段是从恢复高考后到“并轨”之前，称之为“知识教育”阶段，它是对“革命教育”的一个纠正。它强调的是知识、科技、人才等关键词，希望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但最后演变成“应试教育”。第三个阶段是从民间资本参与高等教育至今，所谓的“素质教育’阶段，它开始于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延续到《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素质教育”的提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素质教育”在正面意义上，是看到了第二阶段“应试教育”的偏失，希望借“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将所有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为社会文明持续发展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题是如何重返国际社会和重建中国文明，但是没有从教育去认识这个主流。虽然也有多次教育改革的努力，这些努力确实改变了教育的面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认识到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性安排。尽管我们很多教育文件和法规里，都表达过要通过教育培养合格公民，但是却始终没有明确地将基础教育定性定型为公民教育。 国家通过公民教育制度为社会文明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按照越来越高的、越来越符合人性的、越来越能培育个人潜质的方向，一届一届地培养着高素质的社会公民。当他们的公民教育完成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别优秀者），已经在比他们前一届人的更高程度上复制了整个社会文明。社会的文明，就是以这样极为清晰的递进方式，积累、传承和提升的。公民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说，是一个以递进方式整体复制社会文明的系统。 而人品塑造工程即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以育人带动教学，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践过程、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高端型的优秀人才。 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孩子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制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学习成绩好、考高分就是标准；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的人品高尚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财富。如此使得我们在教育上更多倾注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这一点在产业化明显的独立学院更为明显，包括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和短期性，而思政政治理论等课程则普遍得不到重视。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政策以来，各类民办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而学生的整个身心和性情还没有在应试教育中的中小学学习阶段定型，所以人品塑造工程仍应在大学学习期间适当延续。 依照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特别强调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要求，本着“教书先育人”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的优秀人才。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犹太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固有的特点，这决定了犹太文化的特性。而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领域中两朵奇葩，它们历史悠久并且都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种文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得不归功于教育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犹太文化中的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虽然受到美国文化的一些影响，但其固有的文化特点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中华文化地位根深蒂固，然而在21世纪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毋庸置疑的是这两个民族都特别重视教育，然而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共性也有差别，下面就两个民族在教育思想上的相同点与差异进行比较。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性，显示出了犹太民族精神的独特性。犹太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多重性，这主要受犹太教教义的影响。犹太教育铸造了犹太人，培育了犹太民族性和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尽管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断进行融合，然而犹太文化却不失其民族性。 中国文化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特征。孔子的教育理念几乎垄断了中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儒家因素波及整个民族，这也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化思想这方面。 （二）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重视教育 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犹太人崇尚知识、尊师爱教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犹太民众之中，成为犹太民族的优良传统。教师在犹太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犹太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拉比。在希伯来语中拉比的第一个涵义就是老师。这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相一致。在中国从古至今教育备受关注，老师在中国也被称为“圣人”“先生”。从这些称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教师的尊重，更有谚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由此可见，这两个民族都尊师重教育。 （三）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为世界科学史作出巨大的贡献 犹太文学不仅为当代美国文学及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文学、科学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犹太人人数不多，但在知识界、文化界和科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在诺贝尔获奖者中，犹太人就占据了15%，有利地证明了犹太民族对全世界科学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也同样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如今华人在各个知识和科技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二、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宗教对教育影响不同 犹太教是犹太教育的基本点和统帅，因此重视教育是犹太教的支撑点。犹太教育中深深地弥漫着犹太教思想，因此犹太教经典的传授成为犹太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思想主要受儒家、法家、道家三个主要教学流派的影响，其中尤以儒家思想为重。儒家教育理念主要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典范，德育优于智育，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的教育理念。 （二）教育普及程度不同 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迈蒙民德说：“每个以色列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强健还是羸弱，都必须专研《托拉》。甚至一个靠施舍度日和不得不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也必须挤出一段时间来钻研。”而在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才重视教育，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可见，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有树立普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一个民族才能发展和取得进步。 （三）教学重点的不同 犹太人更注重谋生手段的培养，职业教育是犹太人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不是一味地教授书本的知识，而是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训练，通过实践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教学方式只侧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严重地忽视了实践环节，由此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重理论而轻实践。 犹太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长河中源远流长，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两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正是开放性的教育铸造了两种文化的熔炉，形成这两种文化精神。两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及其所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和永恒的魅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对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期盼 摘要：本文提出，执教者要解放思想，重视学生的科学教育，教给学生科学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态度，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对学生能力和教学要求避免“初步了解”、“基本掌握”、“能运用”等抽象模糊的语言，对学生达到什么程度要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 关键词：格物致知 传统教育 国际接轨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语文第14课，是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作者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发聋振聩地指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因为《大学》里“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而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并批评受这个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至今“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往往功课成绩很好，研究工作中需要拿主意时，常常不知所措了”。 一、古文化形式上禁锢科学 “国”字框文化效用，禁锢了中华民族科学思维的发展。不曾考证仓颉造这个“国”字属于何种造字法。在造这个“国”字之前，各部落可能已有了群聚造城为国都的事实，仓颉根据已得经验造出这个“国”字，这可能是不争的事实。历朝历代的都城都是深沟高垒，一统家天下，严格秉承着“国”字型来建都。从秦始皇始，为御敌而修筑万里长城，彻底把整个华夏给“国”起来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用建筑――四合院，“国”字结构；从古至今，中国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各单位，围墙建制，“国”字结构。“国”象征最高统治机构，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威严，也定格了封闭、禁锢的形式和意识形态，这种形制和意识于中华民族已入脑入髓，根深蒂固地潜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并一代一代传下来。这种封闭、禁锢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阻碍了民族的视野，致使我们在很长一段黑暗隧洞的蜗行中，既不能正确认识别人，也不能正确评价自己，井蛙观天，限制了民族科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现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仍没能钻出“国”字文化形式的怪圈，我们经常以我们有万里长城、秦兵马俑、四大发明而骄傲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古文化内容上摒弃科学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精髓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最重要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主要讲的是安邦定国、修身立命、礼仪法度、文学史料、帝王的文告和君臣、师生谈话内容记录等等。从大处说，是治国平天下；从小处说，是强调个人的修为。即使是古老而深邃，集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结晶而被誉为“群书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也只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我们的先贤们这些宇宙苍生的哲思，治世论道的思辨，繁文缛节的典章，从古至今仍是传统教材的重要内容，由此误导我中华成为一个重文轻理之民族。将人们引向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无欲无为、宁静致远的参经悟道的队伍。丁肇中在《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朝理学家王阳明为了格自己庭院的竹子，坐在竹子前一连格了七天，终因格得头痛而宣告失败。胡适之在《格致与科学》中分析指出：“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连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大学问家王阳明也闹出了科学探究的笑话，更何况那些囫囵吞枣的诗书蛀虫们。我这里并不是否定“四书”、“五经”那纵横捭阖的人文方略和张弛自如的治世经纬，而是对其先于中华自然科学而植入我们的基因，从古至今桎梏着龙的传人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的学生高分低能，功课考一百分，却没有实验探究能力，临事缺方法无主张。中国传统教育的学生没有一个能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就证明了传统教育的失败。 三、古文化发展了艺术言语，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中国人科学思维的发展 艺术言语的特点是形象性、模糊性，表达作者喜怒哀乐的独特感受，以传递情感为目的。科学言语以传递知识信息、社会信息为目的，要求客观、准确、真实的描述客观对象。要求逻辑性、概括性、严密性、规范性。 中华民族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追求的是一种诗意性的“和谐”和“天人合一”。如最早的文学样式《诗经》，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无一不重形象，轻逻辑；重意念，轻理性；重含蓄，轻直白。如《战国策》中对邹忌、触龙游说的艺术言语就描述的极淋漓。邹忌说齐王没有采用单刀直入的进谏方式，而是以身设喻，委婉含蓄；触龙说赵太后则采用了绕弯的迂回战术。这二位谏臣共同特点是：不暴露游说目的；忠言顺耳利于听；忧对方之忧。虽都达到了目的，但从他们绞尽脑汁的奴性相中，不难看出一个简单问题却费尽周折，这些游士们口若悬河演绎了一出出三寸不滥之舌的口水战，这在上古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时代尚可，在科技社会瞬息万变的今天，这种绕弯的艺术言语能适应社会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爱得那么深，尽管梁山伯不明就里未动凡心，祝英台正因为这种文化中毒太深而羞于启齿才含蓄到以死抗婚。华夏民族的血统中穷形尽相地遗传了这些艺术言语，含蓄低调的个人修为。就是在今天，很多人对自己心上人也不能浅白直露地说出“我爱你”，只把这种爱默默地表现在自己含蓄的示意和行动中；如果当面夸赞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大多被夸的姑娘都会现出羞怯的情态。“言语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言语受制于思维，又作用于思维。可以这样说，情感思维创造出艺术言语，理性思维创造出科学言语。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情感思维的结晶，它反过来又刺激了中国艺术言语臻善臻美的发展，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子民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我们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发展，限制了中华自然科学之进步。致使我们一代一代躺在“四大发明”的温床上沾沾自喜。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均爆发于欧美，我们远远落伍于世界源于我们诗意的情感丢掉了理性；诗意的文化丢掉了逻辑性、概括性；诗意的言语丢掉了严密性、规范性。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或许主要教导后世子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吧。在儒家看来，圣人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只要饱读这些人文诗书，就可以实现最高理想了。“格物致知”这个词语之于自然科学上这一点，恐怕我们造词的先哲给疏忽了。否则，大学问家王阳明缘何不会“格物”呢？对此，丁肇中最后在文中指出：“在世界发生激变的今天，我们应重新体会‘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因为人文科学思想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个人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总要有一定的思想，一定的理念指导。这思想、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那就要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判断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论非智力因素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智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学习需要两类因素做保证：一类称为智力因素，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等；另一类则是激发、保持和强化学习积极性的各种因素，称为非智力因素，如理想信念、学习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1]。 中国传统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历代教育家的不断实践、概括和提炼，形成了丰富深刻的教育思想和精辟的治学理念，其中涉及到非智力因素的许多论述和运用，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2]。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 1 重视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古代圣贤们很早就意识到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统一，注重气节与操守，提倡发奋立志，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3]。 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后来更进了一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天之乐而乐”为崇高的理想，它激励、引导着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建功立业，对社会的进步和安定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2 重视学生的学习目标、动机的作用 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人类动机对活动具有引发、指引和激励的功能。[4]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和“圣贤”。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君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后人总结出君子应具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就是宽厚、爱人，“义”就是正直，“礼”就是谦让，“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诚实。 这些有关君子的论述，明确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树立了君子的标准，因而君子成为全社会的楷模，成为做学问的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做“君子”和“圣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里的“学”主要指的是学习道德修养、内圣外王之道。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认为没有德行的人当官，老百姓就要受苦。所以孔子主张学得好，学有所成就去做官，目标非常明确[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就是说脑力劳动者管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管，强调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现在看来，这是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对读书人努力学习，追求功名有很强的激励作用[6]。 3 重视对学生意志的培养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现象[7]。我国古代学者非常注重意志的培养，并把立志当做学习的先决条件，认为不立志，不能成功。 孔子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指加工象牙和骨，切了还要磋，加工玉石，琢了还要磨，有精益求精之意。引申到学习上，就是要坚持不懈的意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终生。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从此，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成为千古名言，让人们树立坚强的意志以面对前途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做好吃苦的准备。 这些闪耀着古代学者光辉思想的话语，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行。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已经溶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的一部分。 4 重视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我国古代学者也意识到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注重对兴趣的培养和引导。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所学的东西，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形象地说明了兴趣在人的求学获智中的积极功能。只有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才会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其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此句本意是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可以乐在其中。引申为：无论学习再困难，只要有兴趣，也能在苦中感受到快乐。 孔子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活脱脱一个爱好学习的老人形象，皆兴趣使然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为第二境。该句既概括了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和执着态度，又深藏着浓厚的兴趣爱好，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5 重视学生的性格差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8]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殊。他们反对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主张通过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学者特别重视启发诱导，以此来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智力潜能。就象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沦语・述而》) 孔子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十分了解。例如，他曾经指出四个学生的缺点：“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意思是：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意思是：仲由做事果断，端木赐通达事理，冉求有才能，寥寥几句，便将学生的性格特点准确地概括出来了。 正因为学生有差异，所以孔子在教学过程中主张因材施教，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挖掘了每个学生的潜能，使他在教育上获得巨大成功，据说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6 结束语 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关非智力因素在教与学中的认识和运用，旨在传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树立我们的自信心，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石，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不崇洋媚外，不枉自菲薄，注重与国际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为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被“冤枉”的中国传统教育 如今，一提到中国传统教育，许多人就不住摇头。不要说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朱熹了，就连近代的陶行知、蔡元培，许多人也都是一脸茫然，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其实这只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面临危机的“冰山一角”。当前，中国的传统教育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年轻人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淡漠，许多优秀教育典籍逐渐被后代遗忘。每当人们提到“传统教育”就不自觉地认为“传统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落后之处的代名词。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教育界就掀起了一股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制度的热潮，尽管取得的成功不是很多，但是却对中国“土生土长”传统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不少知名学者如鲁迅、胡适等都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有过言辞激烈的批评。时至今日，教育界似乎也存在这种倾向，在教育理论研究上，若不提西方理论便觉得似乎不够“先进”，不够“顺应教育科研发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研究却陷入低谷，基本上是无人问津，中国教育史等基础学科的研究正处于“为生存而斗争”的尴尬境地。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舞文弄墨”、“满口‘之乎者也’”，尤其是到了明代，“八股文”的僵化使教育内容更显得空洞。但是，要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大家稍微阅读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并非如大家所想像那样空洞；我们有平民圣人――墨子领衔的墨家学派，他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我们有逍遥自在的庄子，他提倡适应自然的教育；我们有“六艺”教育，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在儒家内部也不是八股文一统天下，我们有王安石、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提倡实功实事；我们有颜元提倡劳动教育，注重实践；到了近代，我们有陶行知，他提倡生活教育；我们有陈鹤琴，他提倡活的教育等等。由此可见，若是指责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空洞、无用，可真是有点“冤枉”传统教育。假若大家抽点时间来看看教育典籍，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只是把八股文教育内容当作中国传统教育的全部内容，那可真是以偏概全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句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据说这是宋朝皇帝为了鼓励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写的。到了近代，成为经常被引用的两句话，其引用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过于注重功利性，读书是为了黄金和美女而去的，从而极大地败坏了学风，蛊惑了人心。由此，传统教育的教育目的过于功利性，也成为了近代以来国人“讨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主攻方向。中国传统教育确实存在“功利性”，但是却不是当代人所形成的那种“功利观”。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功利性”主要是随着儒家学者中的“事功学派”的逐步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如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近代的魏源等人就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张可以用“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来概括，主张在传授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加强教育的“实用性”，提倡“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革新精神”，而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观。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功利性”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就好像把现代人戴的帽子硬要戴到古人头上，倘若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事物，不顾历史实际情况，不知道又会发现多少“罪过”。退一步说，就算以现在的标准认为传统教育是功利的，那么造成这种功利的也不是传统教育本身，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国传统教育读物中“苦学”的例子屡见不鲜，且多半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所谓“十年寒窗苦”，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苦”。从而，传统教育就成为了“苦学”的代表。除苦学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过于注重灌输、过于呆板，忽视了人的个性发展。殊不知，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启发教学”；再者，这里不能不提我国的书院制度，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亮点。就连曾经批判中国传统教育非常厉害的胡适都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也十分欣赏书院的风气，曾以书院为楷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书院的好处，“一来是师生关系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最后，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其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灵活。由此笔者想问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何“死”之有？不知大家是否知道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灵感”。可见，要想有所作为就得“苦”一番!所以，一定程度的“苦”学无太多坏处，而把“苦学”的“专利”给了传统教育似乎“冤枉”了她！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所谓“罪过”，并不来自于传统教育本身。若要追寻原因，其实还是要归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是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于教育的影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传统教育逐步发展、逐步完善，形成了许多闪光的智慧点，这是值得肯定和加以挖掘的。时代在发展，中国传统教育也面临着变革挑战，传统教育必须进行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教育的种种观念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当今教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中国教育史中找到问题的由来、根源所在。然而，自上世纪初期，人们对于“传统教育”的误会愈发加深，甚至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传统的，必定是劣弱的。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许多智慧，比如人人皆可为圣贤的教育理想；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教材编制的自主性；科举制度中的分区取士等等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为什么就因为传统教育有一些缺点就连同这些优点全部抛弃了呢？ 所以，恳请国人在空闲之余能够抽空读读中国传统教育典籍，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这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倘若连我们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教育，不愿意研究本土教育理论，而是以西方教育理论为“膜拜”对象，这对中国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并非是件好事。 （1月5日《中国教育报》）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观浅谈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 【摘要】在当今倡导素质教育的热潮中，作为教师更应该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中吸取养分、体会教育的真正含义。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建立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在教育方法上转变教与学的关系，并且做到自我认知角度全面提升。 【关键词】传统教育观 教师 教育 按照素质教育的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把对学生而言是外在的知识和感受内化为学生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从而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在大学的教学中，传授必要的知识之外，我们更应该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和学习方法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科学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在目前的大学教学中，无论是培养模式还是教学过程、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还没有真正体现这一精神。这一方面是受到传统教育模式长时间的影响，而我们却又没有完全意义上理解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对人才培养的含义，或者是未能把传统教育理念良好地融入当今的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复杂而琐碎的问题，一边是世界多元化的发展和膨胀，一边是知识不断的更新和交替，再加上人们对于教育用途的理解越发的多元等等。因此，要在短时期内模仿西方的教育模式，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是几乎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我们真正能做到的是结合实际，将素质教育思想与大学课堂教学和教学方法融合，逐步推进到高校教学改革当中。 作为一名新任的大学教师，对教育的认识大部分源于以往的受教育经验和并不全面的书本知识。在全世界都大刀阔斧的提倡高校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恐怕还是要稍微放慢一点教育改革的步伐，先静下心来想清楚自身的实际，先想老祖宗学习一下教育和教学的方式方法，教书育人的传统理念，然后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推行新方法、新政策和新概念，毕竟教育是百年大计，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小事件。 一、从传统教育思想中获取养分 自殷商时起，中国便有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之外带来的是文化交往的空前频繁和私家学者集团的勃兴发展。由此，中华民族便走向了一条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传承教育的道路。两汉时期，中国已有太学，并在京师设立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四学制”，至隋朝大业元年，随着统治的需求和教育的传承，科举制度带来的张力正式把中国教育推向高潮。尽管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最终因其弊病被历史淘汰，但是中国古代教育所留下的伟大光辉却没有因为西学东渐和启蒙思想的出现而减弱。西学的介入；教育体制的改革；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直至今天，古代传统教育观念中很多思想观念仍可以为后人带来学习、思考；乃至警示。 且不说深奥的玄理，就仅只是“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长善救失”……就足以我们学习和思考了。总体说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有三大观念，即综合观、辩证观、内在观。 1、充满智慧的大教育观。中国古代的教育综合观认为，教育不仅面向学校的学生，而且重视教育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如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要把人口、财富、教育当成“立国”的要素，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中“孝悌忠信”的教育，认为教育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都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古代贤哲关于教育功能的概括和总结，认为教育的功能包含相互作用的两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二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2、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辨证教育的观念认为，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相互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将德与智统一起来。汉代儒学推动者董仲舒曾云：“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一观点与现在提倡的“教书育人”就不无相同之处。中国古代的德智统一观，首先看到的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并且认为，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 3、倡导启发的内在观。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内在观，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强调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其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如“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称赞中国教育很高明，而以平衡的常态为方法；老子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人有“自知之明”。 二、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建立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进行教学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一步，这关键性的一步，应当与实际紧密结合。由于现代教育的参与者甚多，因此这必将是一个以“融合”为基础，逐步建立的过程。在这里结合独立学院以技术型的人才培养为主的目标，借用一些教育研究者的观点，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整体观的启示：加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对长期以来我国过分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它包括了比较广泛的人文、自然科学、体育和工具技能性课程（外语、计算机等），基本上涵盖了大学中主要的公共课程和基础课。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基础”还应包括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而通识教育课程涉及基础性、综合性、有效性以及可迁移性都比较强的知识，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的主要课程形式。从终身教育的观点看，当今大学教育在人一生中的“基础性”更为明显，加强通识教育、加强基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辩证的统和：注重学科交叉。学科交叉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综合化出发，合理构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整合、重组课程无疑是构建培养方案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要在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同时，给学生整体性的知识，注重其他学科知识对本学科的影响及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我们在不断求新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基础的培养，切忌将新知识机械地叠加或简单地照搬。此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和要求，适当地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技术与发展动向，拓宽学生的视野。 3、内在性的激发：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实践是创新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逐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为学生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并从整体上策划每个实践教学环节。 三、转变教与学的关系 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从宏观方面谈到的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的指导性方针。除此之外，作为教师也应该从具体的教学中寻求方法去改善我们的教学。在顾小存的《感受美国高校的现代化课堂教学模式》一文中提到的利用多元的途径、实施多样的方法对教学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一些尝试，只是囿于师资水平、学生层次和教学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教学中并没有真正的推广开来。 1、转变教学观念。以往的教学，教在前，以教师的教为主导，而现代高等学校中的素质教育应更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教”虽然重要，但毕竟是外在的东西，“学”才是内在的。学生要获得知识、培养能力、使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再好的学校和再好的教师都不能代替学生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和独立学习的能力与方法，从而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从这一点上讲，改变教学观念首先得从教师的教学观念入手。 2、研究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以往的教育，以研究教师如何教或者如何教好为主，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研究。在现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且进行教学改革的要求下，我们是否应该多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些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诚然，涉及到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很多，但是在所有学的问题中，我觉得处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人生定位，也就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关注，因为，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3、以终生学习为学习的最终目标。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学习动力的持久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关系问题。以往的教学，注重抓紧课堂的五十分钟给学生灌输知识，尽管这样对提高学生当时知识的摄取量有帮助，但是容易忽略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和终身学习心态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常常有“上完大学就可以轻松，或者就可以不学习”的思想，这一方面不利于我们素质教育的推行；从长远看也有碍于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对于我们来讲，除了课堂的五十分钟或者大学的四年进行教育，更应该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唯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深层的学习动力；保持学生持久而良好的学习状态。 四、从“我”入手转变教学理念 在当今教育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素质教育重要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更是不能遗忘。在教育教学领域、在教师成长过程、在人才培养方式上，我国的传统教育观都仍然散发着其独特的魅力。正如学者陈平原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特别提到：今日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 在中国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教室对于自身的认知和职业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地讲，我们应该从三个层面上调整自身。首先，自我调整，解决职业倦怠感。古语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能如孔子般的圣贤，因此，当我们遇到职业倦怠感的时候，就应该以正确、适当的方法来解决。只有学会自我调整，冲破职业倦怠感，才能让为师者永远记住一句话：传道、授业、解惑，永不放弃。其次，继往开来，不断学习和丰富自身。温故知新，方能为师；这是亘古不变的为师之道。在现代，我们更应该利用学校宽松和便利的环境去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身正为师、学高为范”，师范的要求也是示范，要在学养上、在人格上、在情操上努力地自我完善，进而去影响和改变学生。第三，开拓创新，永远记住“与时俱进”，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张望和思考，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因此，我想每一个老师都应当时时告诫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无论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还是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都是我们获取能量，自我进步和调整的粮食，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当以更多的良性思考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并且认知学习和思考，将这种思考变成一个双向的、相互的、持续的过程。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充分认知多元智能理论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构建高效课堂小组合作学习机制和评价体系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多元智能理论和孔子的传统教育理论，并依据此理论，就高效课堂教学分组合作学习方法和评价方法进行论述。分组合作是高效课堂教学主体，是体现智能多元化和孔子教学理论的重要方法；评价体系是课改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是否完整准确，关系到教学目的的达成与否，关系到教学是否公平和客观。 问题的提出：充分学习理论知识，用以指导新课改十分必要。只有从理论基础上理清思路，改变观念，才能自觉地在高效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运用当代最前沿的教育方法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在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和二元智力理论的影响下，“填鸭式”教学模式急需改变。 【关键词】认知理论 合作学习 多元评价 中国教育改革顺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站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新课改要求教育家们要有新思想、新办法解决我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学生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不足。 当今世界，各国以教育立国，以教育兴邦之识已成大势，各种教育改革理论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已成为各国学习模式（如美国的教育改革经验）。中国近年来，大力提倡课改，运用高效课堂模式，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之路，已经在理论准备和技术层面取得一定效果。尤其在技术层面，各种方法已经日臻成熟，已经从临摹阶段逐步向“自习”阶段发展，而我们最终走向“自创”。 因此，只有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方面弄清楚其来源，知其所以然，才能在教学活动中，课堂教学设计更合理，分组合作学习更符合学生特色，评价标准更加完善。并且，能够使教师、学生向更高、更深层次开拓智力空间，才能尽快从“临摹”阶段走向“自创”阶段。 一、分组合作学习的概念及特征 1.组：“组”字从“系”，从“且”，“系”指丝绳，“且”意为加力、使劲，二者合起来，指用力编织绶带。在教学中，“组”就是由学生、导学案（问题）、教师串起来的一个合作团队。 2.学习小组：是高效课堂进行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它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基础，是学生主动合作学习的平台，是以异质分组为基本形式的学习共同体。 3.分组合作学习：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基本形式，综合运用教 学动态因素，以学生为核心，通过学生、教师各层次之间的互动，促进学习，提高自我学习能力，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4.分组合作学习的特征：充分发挥出学生的各种智力水平（一般个体智力分为8种），以自主、合作、探究等方式为主线，体现以“生”为本理念，把学生情况、学习氛围、师生、生生关系有机组合到一起，培养学生健康人格、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知识的超市，兴趣的狂欢。 二、分组合作学习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是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指导实践的是经过验证的理论。当今，高校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受两大理论体系的影响，而这两大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人格培养，尊重个体差异，人人享有平等教育，造就不同能力的人才，以及多元的评价标准。 （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体系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以孔子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是孔子生活的时代，思想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且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积极的思想学术氛围。各诸侯国为了立国治国展开了人才争夺，有德有才之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潮人”、“达人”。为了满足治国平天下的需求。大儒学家、教育家孔子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学校，培养了大批适应当时社会急需的“人才”。概括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孔子把教育确立为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他认为，庶――富――教是立国的根本。“庶”就是劳动力（生产力），“富”就是发展生产经济，“教”就是教化、教育。因此，教育成败关键看教育在治理国家、社会的地位如何。 2.有教无类，打破不平等。他打破只有贵族是聪明人、贵族具有学习能力的不平等教育思想，认为，天赋人心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因此，孔子的学生中，有穷的吃不上饭、住不起房的，有士大夫，有有钱人，只要愿意学习，他都以宽大胸怀接纳。 3.兼收并蓄。不论你是天资聪明，还是愚笨，不管你有超常智商，还是智力平平，孔子都来者不拒，他认为“肤良医之门多病人”。 4.开放式教学。教学时间因人而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分地域、不分种族。 5.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教材选择自主性。学有四教：文、行、忠、信。授有“六经”、“六艺”。“六经”侧重文化知识，“六艺”侧重才能、技能培训。 6.教学实践。学以致用，带诸学子游历列国，考察国情、民意，验证所学。 孔子的教学方法（技术层次）也是灵活多样。其核心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是教学方法的核心。重视个体差异，因其自身特点施教。另外，孔子还有一些很好的课堂教学技法。例如：①谈话、讨论、探索式。（个别谈，聚众谈）②学而知之，知行统一。③启发诱导，循序渐进。（自学（独学）――诱导――领悟――表达――再思考――再领悟（提高））④明确标准（成人，立德），目标、标准深入人心。（评价灵活）⑤举一反三，学无定论。⑥争论、质疑。畅所欲言，质疑老师。⑦教师、学生平等。⑧寓教于乐。教《诗》配乐。 （二）国外在上世纪80年代，对教育改革理论进行行之有效的探索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他综合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传统的智商理论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进行扬弃，提出了人不仅具有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而且还具有音乐――节奏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自知――自省能力，交往――交流能力，自然观察能力。①每一个体智能各具特点（同时独立拥有8种智能）。②个体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和制约。（环境、社会、自然、教育条件）③智能强调的是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解决、创造）。④多元智能理论重视的是多维看待智能问题的视角。 根据中外教育理论，为了充分展示学生的个体特点，发现、培养、激活个体智慧（智力），把高效的教学设计与培养不同能力的“人”紧密结合，方式、方法很多，当前流行的小班制，分组合作学习法、探究法、讲授法、讨论法、社会实践法等都在向同一个目标发展――培养有自学能力、创造能力和有社会交流能力的人。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单一的讲授法，成了“任我行一统课堂”，不能因材施教，对分组合作学习法理解不够，运用不恰当，热热闹闹，达不到目标，课后还得靠作业压，不能体现个体差异；讨论法，漫无边际，没有主线，知识教授不到位；社会实践法走了过场，效果无法评价等等。 只有把中外教育理论与导学案的设计、分组合作学习以及评价方法紧密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导学案的设计，核心是既要把知识设计好，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个体差异，导学案要有层次，有充分展示不同特点学生的内容设计。问题设计要有开放性，体现多元性，目的是发展多元智能。 导学案是高效课堂的两个重要支柱之一，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线。加德纳认为：人类天生具有独立的八种能力，即使是脑损伤的人，也只是一种能力受到了损伤，现代科技证明，人的大脑皮层分别管理不同的能力，每个人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智能和关键智能，教育就是要激发这种能力。如果导学案设计脱离课堂主体 ――学生，仅就其知识内容而设计，那就背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也背离教学的终极目标――造就不同能力的“人”。导学案的好坏决定了教学目标的是否达成，导学案的高度就是教师水平的高度。 导学案设计体现差异性的主要方法是分层次设计，就不同智力的学生设计相同或不同的问题，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答案。孔子在差异性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智能的学生，设计了因人而异的解决办法，同一问题，却因特点不同的学生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高效课堂的第二个重要支柱就是分组合作学习 分组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充分得到尊重，让他们的智力差异和人格得到充分的展示。加德纳认为，每个人的智能潜力各不相同，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得到展示和实现，都会通过某种对应符号表现为一种能力。因此，分组合作学习绝对不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而必须成为课堂教学实现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使每个学生的优势智能得到展示。 （一）分组合作学习，首先要建立在学生独学、独立思考、独立完成预习的基础之上 课堂教学顺利与否，关键看学生对导学案理解的深浅。如果没有充分的课前独学，课前的预习，并通过预习，保证课堂教学中涉及的重点、难点及主要掌握的知识点，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无法进行课堂教学活动，这节课就是失败的。预习，也是锻炼学生自学能力，发挥个体智能差异性的一个具体行为，为课堂教学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二）分组合作学习，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分组合作学习是教授法、探索法、讨论法、实践法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学时，根据课堂的不同阶段，分别利用不同方法。 第一阶段：（引入导学案）：教师要以充满激情的语言 ，诙谐而不失本意的表述，引导学生进入课堂，启发式和讲授法起主导作用，把本节课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清晰地告诉学生，激活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进入问题的探讨阶段。 第二阶段：（讨论、争论），组内、组间进行讨论。教师在其中穿针引线，点拨、组织课堂，主体――学生展开争论、讨论。本环节是课堂教学的重心，采取讨论法，引入竞争机制和探索模式，方法灵活，发现疑点，解决问题，让不同层次的学生从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为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要注重一个氛围――热烈，对抗而又有序；两个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导演，学生演员，师生平等；生生关系――同层次对学，不同层次帮学。本环节是充分展示个体智力，人格差异的主要阶段。教师要以赞许、鼓励的方法，让每个参与者都有展示才智的机会，教学秩序自由度要高，提出问题层次要强，解决问题干净彻底。通过争论、探讨，锻炼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在本阶段，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畅所欲言、质疑、举一反三等方法得到运用。 本环节用30分钟时间。但是，教师在掌握进程时，要把握学生的讨论状态和导学案的理解情况，可再拿出5分钟进行初评，纠正一些不正确、低效率的做法，以便在评价阶段能有好的效果。 第三阶段：在争论、探讨的基础上，教师要适时引入点评。点评阶段是探索法的延伸，也是提高阶段，展示各层次的成果。教师应当以不同层次的代表分别进行点评，允许抢评。根据孔子对谈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一对一对评，让不同个体智能差异有展示机会，也可以更深入了解个体智能差异。在点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教师在点评时，多用肯定的语气，少用否定的语气，不用轻慢的语气。 第四阶段：评价应当是清楚而明白的，应当有一个基本体系，不同科目有不同的标准。必要的定量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不能给学生贴一个好或者不好，优秀或者差生的标签。即使打分，也不要当堂公布，尊重个体的人格，是评价方法的重要点之一。 第五阶段：课后作业。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但又不拘泥于课堂内容，要有开放性、选择性、自由度，作业以社会调查、手工制作、参观学习、读书心得等内容为主，把课堂与社会、家庭联系起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观察能力等。 四、科学评价 1.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加德纳认为，智力是多元的，相对独立的通过不同符号表现出来，是独立的不是以整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据此，加德纳和费尔德曼教授用10年时间的研究实践，对学习活动评价方法进行设计，目标是为了发展一种新的方法，评价学生的认知能力。 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注重选择性，而忽视发展性；注重内容的知识性忽视能力测评；评价单向性忽视对等性（互动性）；评价简单化（考试），忽视多元化。其结果是创新能力低，思维能力差，解决问题能力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析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当前课程理念的契合 【摘 要】以当前化学教学中的几种学习方式为例，比较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对这些行为的论述，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契合。 【关键词】学习方式；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许多思想与当前课程理念是完全契合的，传承与发展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与塑造学生的知识、品德、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当代课程理念倡导体验、探究、发现与接受性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接受性学习是指学生通过教师呈现的材料来掌握现成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是在教师导向性信息诱导下，学生独立地完成学习任务，主动地获得发展。 在《铁和铁的化合物》的教学中，如果使用接受性的学习方式，则很单一：“铁的常见化合价有+2价和+3价，在水溶液中，+2价化合物往往呈浅绿色，+3价化合物往往呈黄色，二价铁离子易被氧化……”。如果采用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方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削皮后的苹果颜色就会变锈，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生：思考、困惑（引起认知矛盾）。 （注：这一提问就如同在学生平静的脑海中，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了疑问的浪花，大家议论纷纷。正当学生处于“心愤愤，口悱悱”的时候。） 师：（引导）苹果中含铁元素。Fe2+与Fe3+在溶液中各显何种颜色？有哪些化学性质？ （注：这一点拨，引出了思维之路，使学生得知：苹果中的二价铁离子被空气中的O2氧化成三价铁离子呈黄色。所以，市场上出售的苹果汁中常掺入维生素C等还原剂，以防止二价铁离子被氧化。） 这里，就体现了教师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去体验，进而去探究、去发现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种学习方式，叶圣陶先生早已给了明确的阐述：“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于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 对于发现式的学习，孟子提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在这里，孟子通过“自得”，阐述了通过独立思考、研究，获得并发现知识，进而提高了自身能力（左右逢其源）。 不难发现，在我国传统教育理论中，强调的也是接受式学习与探究、体验等学习方式的和谐共生，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启发。 二、当代课程理念倡导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学会合作不仅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需要，也是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学会合作。 以《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研究》为例，可见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师：以小组为单位，尽可能多的设计证明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方案。 生：（分组讨论，产生了如下方案） （1）同温、同浓度的盐酸和醋酸的导电能力比较。（通过灵敏电流计指针的偏转程度，表示溶液中的离子浓度大小，在一定条件下可表示电解质的电离程度。） （2）测0.1mol/LHAc的PH值。（用氢离子浓度是否为0.1mol/L来表示HAc是否全部电离） （3）先测0.1mol/LHAc的PH值，加水稀释100倍，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增大值小于2，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4）先测HAc的PH值，加少量醋酸钠固体，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明显增大，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 师：（集体评价方案的可行性和优劣。） 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小组都没有想出那么多的方案呢？因为我们缺乏完整的设计思路。那么，完整的设计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这里，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得益彰，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在自主学习方面，孔子提倡“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慕，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就是说，学生要调动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去学习，去探究。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给学生以学习的时间与空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有经典的论述：“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生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说；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要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三、当代课程理念倡导“做”、“想”、“讲”三者有机统一的学习过程 为学生提供学习经历并获得学习经验，是一个重要的课程理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强调了学习的实践性和体验性，强调了做、想、讲有机统一的重要性。 如，在《溶解度的概念建立》教学中，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蔗糖和食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物质，它们在水中溶解能力谁大谁小呢？想不想验证一下？ 生：想！（动手实验：蔗糖与食盐在水中溶解能力的比较。） 生：描述现象和结果： ⑴在水温相同条件下，溶质在一定量的水中不能无限制地溶解； ⑵在不同的水温下，蔗糖和食盐的溶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⑶在水温相同的条件下，等量的水中溶解蔗糖和食盐的量不一样。 师：怎么比较蔗糖与食盐的溶解能力大小呢？ 生：水温相同，水的量相同。 师：答得非常好。能否再做一下实验，证明究竟谁的溶解能力大？ 生：（做实验后）蔗糖溶解能力大。 …… 这里，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边做、边想、边交流，三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在前文中，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的“六大解放”，也论述了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时空、学习体验的重要性。当代教育家顾明远教授也指出：“要树立起学生是教育主体的观念。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外活动中，都要把学生放到主体的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浅探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教育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道家与佛教的教育思想起辅助作用，近代西方教育科学传入后形成的传统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传统教育中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法治关系的认识，关于德育与智育，知识与才能的认识，关于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立志有恒、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如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尊师爱生等，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也是对人类教育宝库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对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 是孔子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反映了孔子作为一个教育者，在教育问题上追求公平、平等的朴素情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平等、正义、变迁。平等是“有教无类”的第一要义。“有教无类”彰显的是“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在孔子看来，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应该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正义是“有教无类”的第二要义。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则认为，正义是后天学习而得的品质，即所谓“不学问，无正义”。变迁是“有教无类”的第三要义。这里所谓的变迁观念，是指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人的性格，从而改变人的命运。 “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对现代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如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在全社会推行终身教育理念；确立人文关怀取向教育观念。“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运用到现代素质教育环境中，更能体现现代化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和普及性。“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教育的功能就是教人向善，不应拒绝有缺点的学生。不论学生有什么缺点，都一视同仁，善于发现闪光点，发挥特长，树立信心，不厌其烦。因此，教师要充分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信心和与学生为善的态度。尊重学生个性，发挥学生专长，使广大学生成为各方面的“贤才君子”，应该成为教师教学奋斗目标。 2.“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 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德育。早在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就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仲以政治家的敏锐视角，阐明了“树人”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成长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将礼、义、廉、耻看作是国之“四维”。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主张先行德育，后行智育，也就是说德行修炼到位以后，还有精力的话，然后才去学习知识。孔子的“六艺”思想中，六艺为：“书”“数”“礼”“乐”“射”“御”，其中，“书”“数”为小艺，是初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礼”“乐”“射”“御”为大艺，是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可见，中国传统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理念还是在教育内容等方面无不强调“立德树人”。 中国传统教育“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为现代素质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指明了我国教育的根本方向。德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中，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的作用。德育是基础教育，它要在德智体诸方面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打好基础，要为学生步入社会打好做人的基础。因此，必须把德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提高认识，树立以德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服务育人和文化育人的思想，确保“立德树人”理念付诸实践。 3.“行为示范”的师德风尚 师德，即为人师者之德，是我国传统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优秀传统师德作为教师的行为规范对中国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以其特有的影响受到教师的尊崇。主要表现为：（1）爱生亲徒，乐教不倦。传统师德重视对学生的爱。“教不严，师之惰”。严格教育必然要求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对敬业精神的高度概括。（2）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传统师德认为，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教育家对以身作则的重视使得为人师表的观念始终受到重视，得以发扬光大。（3）博学多闻，精益求精。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勤奋好学、广学博览、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是做教师的本分。（4）循循善诱，耐心引导。孔子主张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与接受知识的可能，由少到多、由近而远、由事到理、由浅入深地加以耐心引导，使他们逐渐把握义理。（5）尊道重德，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义利观影响着后人。“君子”成为人们追求的人格目标。 传统师德对于今天所提倡的构筑“师德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教育事业所需要的名师素质，主要由博学多能与崇高人格构成。而德艺双馨者恰好体现了传统师德的精华与现代价值观。现代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做到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这些在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不朽的生命力。 4.“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古代先贤早已指出这是一条教育中的客观规律，教育者不宜始终以道德典范自居，要允许学生当仁不让。 “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对于今天提出的创新教育，提出了诸多思考和启发。创造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原始动力。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鼓励学生敢于冒尖，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张扬个性。我们评价一个学生是不是好学生，不应再停留于这个学生是否“听话”“顺从”，我们反而应该着意保护和支持那些在学习上敢于冒尖和“爱耍小聪明”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敢于尝试，敢于标新立异，不怕失败，并容易形成不断开拓创新的学习品质，他们往往能创造性地完成学习任务。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学生在走上社会后，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在学校中学习保守的学生。学校，不应是传播知识的机构，更应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以及创新个性的乐园。是否是一所好的学校不应以考试排名的先后为标准，而应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学生创新素质的高低为准绳。 总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诸多内容，蕴涵着民族的精神和教育的精华。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就能够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充分的养料和历史资源，发挥其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论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 摘要：教育的基本精神或理念包括自由与平等两个方面，但自由与平等不是基于事理层面的选择，而是神性本质的自然发用，故须从智慧层面来理解自由与平等，教育无非就是要养成这种智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学达性天”。“学达性天”是让受教育者回复到其本有的神性本质之中，在这种神性本质中，必然有最高的自由与平等。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决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由此，不但扭转了时人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批评，而且可使其与西方教育精神相会归。 关键词：学达性天；自由；平等；神性 一、引言：“学达性天”何以成为论题？ 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历来是被诟病的，因为它与现代的教育理念相违背，特别是与其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不相符，故封建礼教“吃人”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之共识。本文则以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误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乃是一种内圣之学，故中国传统教育走的不是外在的礼仪强制灌输之路，而是走的内在的精神自觉教化之路。而最能体现这种理路的是“学达性天”四字，如果我们依此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则不但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而且能使自由与平等精神达到更高的境界。 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载：“（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1］这是“学达性天”四字的最早出现。但就其教育精神而言，则与孔子“下学而上达”［2］157、宋明儒之“天人性命之学”［3］一脉相承，就是让人自觉显露自家的天性良知，既而体达天道。本文着重论述这种教育精神与自由、平等之关，以证成其固守中的开放精神。 二、“学达性天”与自由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与解放常常被认为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得到诸多教育思想家的认同。雅克・马利坦（Jacque Maritain）认为，教育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达到内在和精神的自由，换句话说，要通过知识和智慧，善良的愿望和爱来求得自己的解放。”［4］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说：“教育，作为一种自由的体验，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现实的批判方法。”［5］这些都是对于自由与解放的强调。但中国传统的“学达性天”就只要求人回复到人之“性天”之中，并没有强调自由，甚至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根本压制人的自由［6］290： 中国文化在历经了先秦文化的璀璨时期之后，自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始，就在经世致用的实利、实用思想影响下，使人的真实人性的展现、自由天性的释放大受禁锢，个人也就渐次缺失了这种遵循自我内心意欲、自由思想行动的特质。一直以来，我们教育目标的确立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任何时候都是以社稷为重当先等。不可否认，教育具有某种社会功能，也应承担社会责任，但如果教育首先没有达到开启民智、解放人心的目的，有怎样实现个人真正的发展，又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于社稷呢？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持上述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上是在反传统的语境或脉络中进行的。其中一个坚挺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教育压制人的个性与自由，不适应现代社会。如果说，中国传统教育之精神只是贵古代礼仪规范的灌输与传授，则中国传统教育确乎压制自由与个性。而且，原始儒家确实常给人以这种印象，如当颜渊问“仁”时，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2］131颜渊又问：“请问其目。”［2］132孔子复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132但须知，这并不是孔子的最终精神，孔子在最终精神处是冲破了“礼”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61就是这种冲破的表示。因此，荀子虽然认为教育从“数”看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但从其“义”（即最高境界）看则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7］。这也是冲破了“经”与“礼”的。所以，如果从中国传统教育之根本精神――“学达性天”去看，则不但中国传统教育不违背自由的精神，且自由与个性在此得以调适而上遂。这如何可能呢？此关乎我们对于自由的看法。 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充满着对自由的神往与追求，可以说，人类史就是一部自由的奋斗史。那么，什么是自由呢？我们一般可以承认自由是人的本质。但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却离开了这种存在论立场，而是把自由理解为无预设的理智抉择。但须知，一切抉择皆属于知识的范围而与自由无关。故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就是意志在理智的运作以后，随之而作的决定，无论这种理论再如何精审，然而亚氏所谈的既非自由，亦非自由意志，此亦事实。”［8］这意味着自由并不是通过选择的可代替性来标识的。若只是这种选择性，则“自由的本质就会肢解为一种空虚的偶然性。意志保持既无何向，也无何来，那里一般地也不再是什么意志，并且从这种空虚的无差别性的意义上来把握意义，乃是自由问题范围内的一个最大的谬误”［9］242。此正虚无主义的表现，“虚无主义意味着无上价值的贬值，意味着对‘为何’与“何去”的种种回答失去其维和赋形的力量”［9］37。这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作为选择性的自由的批评。他进一步说［9］243： 最本原的自我规定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存在于一种地方，在那里一种选择不再是可能的，也不再是必须的。谁恰正还在选择和意欲选择，就还不真正知道他意欲什么，他还完全不是本原地意欲。谁已是作了决定，谁就已知道他意欲什么。达于已决性的决定和最特有知识的明白性中的自我知识，是同一的。这一已决性不再需要选择，因为它是以本质性知识为根基。 依海氏之意，不是人拥有自由，而是自由拥有人。这意味着自由具有存在论之意义。“自由不是作为人的意志的附属物和摆设品，而是作为真正存在的本质，后者是作为整体中存在东西的根据本质。”［9］13海氏认为，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的那篇专文《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就是基于一种存在论立场来看自由的。谢林在那篇文章中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与一种神圣必然性的协调一致。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在本质性的认识中感受得到，在那里精神和心灵，只是系于它自己的规律，才自愿地肯定那种必然的东西。”［10］108这样，谢林得出了他的中心观点：“只有人是在上帝中，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在-上帝-中-存在（In-Gott-sein），人才有能力自由。”［10］131因此，认为自由在绝对无限制的开放体系中的观点是不可接受的，这会使自由概念与摇摆不定同义，也使得对自由的哲学探讨变得毫无价值。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内在于上帝与自由并不彼此矛盾，以至于，自由，就其是自由的而言，只是在上帝之内；不自由，就其是不自由的而言，必然是在上帝之外”［10］59。这意味着自由只存在于灵智的存在者那里，而不是开放地存在于任何存在者之中。所谓灵智的存在者是自己决定自己，它决不受外在的、与其本性相互矛盾的东西规定，也不是受内在的、由某种纯粹偶然的东西或经验的必然性规定。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我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我能从我出发来发起一种行动；行为作为‘我行为’之为这一自身开始的行为，只是以它自己本身为条件，所以在同其他东西关联上是无条件的。”［9］107这样，海氏认为，如果人的自由这一事实不允废置，那么，除了认识到人不能是在上帝“之外”和“之旁”，认识到人不是反对上帝，而是面向上帝，认识到人只有当自己以某种方式属于原本质、亦即在原本质之内，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人内在于上帝才可有自由，这意味着人是泛-神论意义上的人。海氏进一步说［9］109： 作为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无条件的东西；作为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有限的东西。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的自由的概念，它是关于一种有限的无条件性的问题，更醒目地说，是关于一种依存性的非依存性（“派生的绝对性”）的问题。哪里有自由，哪里就要求有泛神论。反过来，哪里有泛神论，哪里至少并非必然地就是非自由（宿命论），恰好相反：哪里立起正当理解的泛神论，最终就要求自由。 这样，要证成人的自由，必须承认上帝与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没有人，一个上帝是什么呢？绝对无聊的绝对形式。没有上帝，一个人是什么呢？无害形式中的纯粹荒谬。”［9］189所以，自由，就意味着一个灵智存在者（人的神性）的出现，而灵智存在者的出现必然拥有自由。“神是人，这意味着人作为自由的人存在于上帝之内，而也只有自由的东西才能够一般地存在于上帝之内，一切非自由的东西，和一切就其是非自由的而言的东西，是在上帝之外的。”［9］135这是基于存在论上的，而不是一种伦理学之选择，这是自由的最高意义。 我们现在再回到“学达性天”这里来。“学达性天”是让我们回到人的天性之良知、良能中，然则，天性良知中有泛神论的意义吗？即人由此可直通神性吗？若人之神性不可能，则自由亦不可能。但我们须知，这里的神性不是教会神学意义上的，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海德格尔说：“每一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在本原的和本质的意义上都是神学；对整体中存在的东西作概念理解被称为，追问其根据，而这种根据被称为θεός，上帝或神。……哲学的发问广义上在自己内总是两者：本体论的和神论的。哲学是本体神学。哲学愈本原地是两者一体，哲学就愈真正地是哲学。”［9］78-79从海氏这里我们可知，如果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则哲学必是神学。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学，故必能上通神学。“学达性天”是希望教育让人复“根”归“本”，这个“根”与“本”就是人之“性”，而人之“性”本来自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11］11者也。若人因“学”而至于“尽”性，即是“圣人”、“大人”，其境界必神化而无限。《中庸》云：“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1］32《易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2］这些都是表示尽性者之灵通与神化。这是谢林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泛神论，但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常以“神化”言之，这是因不塞其源，不禁其性而来之境界。《论语》中的“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2］193，《孟子》中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13］352和“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3］370，都是意在说人之神化之能。切就人的行为而言，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54，亦是《中庸》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11］24。这是人之天性良知超越物质关之机括限制而成为绝对“大主”后之行为，这里真正实现了上引海德格尔之言――“只是按其自己的内在本性行动，或者说，这种行动只能从它的内心按照同一性的规律并以绝对必然性做出”［9］100，依海氏，“这种绝对必然性也才有绝对的自由”［9］100。可见，“学达性天”不但不违背教育之自由原则，且能实现最高的自由。下面这段话最能表示由“学达性天”所养成的这样自由［14］： 因为存在才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决定者，创造性地改变他自身的特性，决定什么是他所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他所应该成为的，这是一种极为根本的自由，也就是一种我们自我决定的本性的自由。 这就使我们认识到，自由并非是在我们世界的客体之间所做的选择，也不是指导我们生活的普遍原则的内在选择，它更多是一种通过我们完善自我和完全实现自我的方向或目的而实现的一种自我肯定。这意味着在不够完善时的探寻和在达到完善时的一种欢欣。 “学达性天”的目的正在这里，它或许没有想到自由，但它就是自由，或者说早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选择的自由。阳明子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15］良非虚言也。 其实，西方的教育学家也不认同自由就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开放体系，故强调了教育中对自由的限制与规导。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但是对于自由，人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出自自然的趋向，以至于如果他有一段时间习惯于此，就会为它牺牲一切。正因为如此，规训必须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及早施行，晚了就很难再改变一个人。他会总是任性而为。”［16］4这样，康德认为，“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16］13。再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一种设计完美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使纪律成为自由选择的自发结果，而自由则应该因为纪律而得到丰富的机会。自由和纪律这两个原则并不对立。”［17］55这些言论都是在自由的对面开出一限制原则，从而不使自由成为无限制的开放。但这是外在的伦理选择之路，而且限制原则总是以外力强制人，故总有对自由的剥夺与抑制，依然会使人觉得不自由。中国传统教育走的是一种存在之路，“学达性天”就是最好的表示。“学达性天”让人归复人之天性良知，纯以性德之力量行动。夫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149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3］230这是不勉而行，是真正的自由。“学达性天”所开的存在之路，以庄子的话说就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18］940自由在这里方可真正地实现其“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18］909的境界。 三、“学达性天”与平等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礼乐是维这种社会的基本纲维，故礼乐之教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但《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19］986，这表明“礼”与“乐”的功能不同。“礼”主要是“别异”，使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乐”虽然是“敦和”，使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但“乐教”很早就失传了，使得后世之中国传统教育主要以“礼教”为中心内容，而礼教之功能又是别异，故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宣扬等级观念，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重要口实之一，持此论者甚多，其论说文献亦不必徵引。甚至连逆时而动，独为中华传统文化唱赞歌的梁漱溟也批评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体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20］。 如果我们只是外在地看礼教的别异之能，似乎确实给人以不平等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更内在的看，别异未必是不合理的。本来，中国文化传统是“礼乐”之教，即礼教与乐教并行。《礼记・乐记》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19］1030这就是说，礼教规导外在的行为，乐教感化内在的心志，二者合一，才是尽礼乐之教。相较而言，中国文化传统重乐教甚于礼教，因为这符合“内圣而外王”的传统。故《礼记・乐记》又云：“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19］1029-1030从这里可以看出，乐教应在逻辑上先于礼教，因为若易、直、子、谅之心不生而徒让人外在地服从礼制，则人不但不心悦，亦可能生诈伪。这就是“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19］1030。若能得内在之感化而生易、直、子、谅之心，则“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9］1005。这是真正的“行而乐之”，有何不平等之强制与压迫，是以“生民之道，乐为大焉”［19］1007。但可惜是的，《乐经》失传，乐教亦随之而式微。后世遂刊落礼乐之教之内在精神，不能自觉而心悦，故生压迫之感与不平之气，以为位高者之强权，亦不学罔思之过也。 “学达性天”乃是重开礼乐并行而以乐教为主之教育模式，只是乐教失传，故以“乐”养性变得不可能，惟以义理养之而已。不能得礼乐之养固然有缺憾，但义理亦可养之，此即是天人性命之学。首倡此学者当推孟子，故象山先生赞之曰：“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21］孟子讲明天性良知乃人所固有，故“人皆可以为尧舜”［13］339，在此，人人平等，并无不同。若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固有，则必肯定人有形上之平等，这平等是存在论上的，不是社会政治上的。孟子与滕文公尝有一段对话，即表明了这种平等性。孟子在作为世子的滕文公面前宣扬他的性善论，并说尧舜人人可能，但滕文公表示怀疑，大概以为尧舜是圣人，一般人是遥不可及的，而孟子则引述成、颜渊与公明仪三人的话，表明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不可能。当然，人不可能自然地成为尧舜，故须“学”。是以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13］298“舜”与“我”在先天上都是平等的，而后天之差别可因学（“如舜而已矣”即是学）而弥补。“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13］339亦是“学”。若人之天性良知呈现，其于世间万物，必生平等之照彻与观看。故夫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71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98这些都是天性良知照彻而生之平等，这是最高意义的平等。孟子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363就体现了这种平等。这段话表示人-我-物之间的平等，此乃由天性良知之观照而来。这种由天性良知而来的平等，王阳明说得更为显豁［22］：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这是在天性良知中就万物为一生命存在而肯定之，使其各遂其生、各尽其心，一物不得其生，不尽其性，则非良知所能忍。这是天性良知之全幅呈露与润泽，不是社会政治中的争取与斗争。这是全幅让开、物各付物的自由与平等，是无外在管制力而各适其性的开放社会。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认为这样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王道，因为它没有了外在制度的宰，还人以最高的平等与自由。他说：“全幅让开，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此真所谓全幅敞开的社会，而不是封闭的社会，不是强人从己，把人民吊挂起来，使之离其存在的生命之根来服从虚幻的概念、主义，以及玩弄此概念、主义之魔术的领袖、极权独裁者。”［23］“学达性天”之教育则除了那天性良知之呈现以外，别无概念与主义之宰制。人若能尽其天性良知，必能发其来自性德的平等之智光。另一位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称之为人之平等慧。他说［24］： 吾人之所谓大平等心之道德，即中国古所谓终始为一贯之仁义礼智之德。仁义礼智之德为性德，人性即天性，而人心即天心，此为天人之不二而平等。而仁性仁心之廓然大公，普遍而无私，能与一切所接之事物相感通，而恒自一如，是仁之平等运也。此一切所接之事物，皆一一各为一具体之特殊。吾人于是一一肯定其为特殊，而不以其一慢其他，而同承之以敬意，此礼之平等运也。顺一一之为特殊，而应之以特殊至当不易之道，而各不相乱，同得其正位：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顺、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使事物皆得其所，此人之以义制事之平等运也。……一切不同之智，皆由心之复归于自己，而无所滞留。一切智之如如，亦不相害，此智之平等运也。 许慎《说文解字》训“慧”为“从心彗声”。［25］这说明智慧乃内生，而“学达性天”就是让人于内养成这种智慧，进而由此生大平等心，是谓平等慧。但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平等慧太过“虚”而不“实”，故缺乏实际之可操作性。然须知，教育不是政治社会运行，它更多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虚灵”的智慧，至于切实的操作程序，则是知识问题，具有经验的相关性，教育不应该只着眼于与经验相关的知识。若教育只关注这种与经验相关的知识，美其名曰重可操作性，实则是教育的失败与堕落。怀特海以为，“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17］52“学达性天”正是以“性天”之“虚灵”智慧去润泽那经验之殊异与胶固，形成合内外的一以贯之之道，是此方可得真正之平等，此乃“集义所生者”［13］232也，而外在之平等乃“义袭而取之”［13］232者，若平等只限于此，正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26］392也。这样，在天性良知之平等慧中，现实之各种关系，人固须于时势中有所轻重裁择，但不可一般地执定一关必高于另一关从而抹杀之。故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13］245-246天下固然大，但作为个人的父母亦不小，此与西方个人与国家平等之说，在理境上无以异，但又不执定而凝固。这里的大小轻重之不同，正是平等慧之虚灵妙用。 中国文化传统虽然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具有，但人在现实上究竟能表现多少，因人之气禀之不同，还是有差别的。故程子曰：“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锺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锺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满则溢也；唯天地之量，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能当之。”［27］108天性良知虽人人固有，但人之气禀却个个不同，何以如此，这里似乎有无尽的秘密，我们无能为力，只是信天由命。正是这气禀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聪明睿智、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就是众庶之启蒙者与教师。依朱子的看法，天地总有“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28］教育就是让人突破气禀的限制而使天性良知全盘地呈露出来，这就是变化气质。人正是在变化气质中才能“学达性天”，故程伊川曰：“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26］190我们之所以能变化气质，内固有赖于自身的涵养与警觉，外则依赖于师长之提撕与教诲。古人讲“天、地、君、亲、师”五者至大至重，并非从职位言，乃是就其代表的天道精神言。在此有尊卑、贵贱、上下、君子小人之辨，并强调后者必须向前者看齐乃至无条件服从，这在古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平等与不自由。熊十力说［29］： 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中心思想。卑而下者以安分守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无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独立。……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而今人迷妄，不解平等真义，顾乃以灭理犯分为平等，人道于是乎大苦矣。 若一味地强调自己也是一个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与信念，而对代表天道精神的尊者、上者、贵者无丝毫之敬畏，俱平视之，则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开精神向上之机。故夫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2］172又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1］18-19一个真正天性良知呈现发露的人，不但能养成平等慧，亦一定能养成差别慧，从而警觉自己作“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70的涵养工夫。所以，梁漱溟说有两个等差是不能少的，“一种是看重理性、尊贤尚智而来的等差；一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30］依梁氏之意，前者从人生向上而来的，后者乃是基于人情之自然，两者一定要有的，与平等并不冲突。虚心地接受这种不平等，既而以敬畏之心反省自躬，从而使自己在性德上得以提升，与在上者达到新的平等，这正是承认这种不平等的意义。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曾就此说［31］：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义务：不仅要一般地希望有益于社会，而且要凭自己的良知，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倾注于社会的最终目标，那就是使人类日益高尚起来，使人类日益摆脱自然界的强制，日益独立和主动。这样，就终于通过这种新的不平等产生一种新的平等，即所有个体获得一种均等的文化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方面承认在天性良知处的平等，故人人具有成圣贤的根基与可能，另一方面又承认现实中人之差异与不同，故有君子小人之辩，而且这个“辩”还要严。这两方面的双向互动，成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作用模式，“学达性天”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这样的模式，使得教育不为零散的知识服务，进而不只是形成职业化社会中的“俗众”。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式的个人，只知有横向的散平等，而不知有纵向的人格等级，故现代社会中的人只有职业殊途，却站不住人格本位［32］，是以“俗众”得以形成。这种“俗众”对神圣的事物与伟大的人格没有敬畏感，他们只是以平等为藉口而去维护个人平凡的权利与利益，既不满又自满；他们对人类缺乏责任感，只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我行我素，不承认任何权威与等级。于是，他们不会向别人学习，也没有人值得他们学习。所有这些，正是现代社会教育失败的标志，亦是社会乱象的根源。现代人从人的抽象的无差别性来把握平等，乃平等问题上的最大谬误，常造成社会愈加不平等。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承认教育不只是知识的掌握与传授，而是智慧与德性的养成，则我们固然要讲平等，却更要重视差别与等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学达性天”，正体现了这种教育智慧。 四、结语：“学达性天”与泛道德主义之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知，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必须内在于一个惟一的价值实体方为可能，这是“质”的自由与平等，不是现象地看的“量”的自由与平等。在西方，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上帝，在中国，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天性良知”。“学达性天”就是让人“尽”这个天性，“复”这个良知。随其“尽”之深，“复”之全，自由与平等自然出现，不但出现，而且能给自由与平等以规导与限制原则，承认自由中的不自由，平等中的不平等，既而达到更高的自由与平等。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以“学达性天”为宗旨，并未提及自由与平等，但却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 从“学达性天”这里我们可进一步谈谈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是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问题。《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3］《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1］35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宣扬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而且由于道德规范太多，不免使人动辄得咎，甚至滋生许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6］153-158持此论者都只是把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解为对抽象道德律令的训诫与发扬。通过以上对“学达性天”的诠释，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乃基于存在论而不是伦理学，即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的开显而不是基于一种伦理选择。如果我们承认人毕竟不同于禽兽，在本能之外尚追求神圣，那麽，天性良知是不可否认的。这样，让人回复到天性良知之中而使其成为生命之“大主”，这是完成人的天职，这里面并没有可供人选择的代替项，只要是人，就必须完成。所以，“学达性天”不是一种伦理学的选择，而是人的存在澄明，这是超道德的。此正是庄子所说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34］之意。这里的“道德”不是一般所指的外在道德律令，而是指人之性天所得于天者之性德，乃存在论的，非伦理学的，与后文之“性情”乃同一层面，而“仁义”、“礼乐”则是伦理学的，这是庄子所反对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限制，但存在的回归确实人的复位与解放。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从“学达性天”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则不但不是一种泛道德的宣扬而限制人，恰恰相反，它正是要把人从外在牢笼中解放出来，让其回到自身。当然，这种回到自身是一种艰苦的实践，既要有“学”的积累，还须有“养”的工夫，更须“行”的毅力。在回归没有实现以前，总会有动辄得咎的不自由感，但这是人病非法病，而一旦回归得以实现，则必如孟子所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3］292这是“学达性天”的最后境界，焉有不自由之感而去责怪道德律令的繁琐呢？ 而且，还须声明的是，“学达性天”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思想，但因它是基于人的存在论，故可超越时空的限制，具有永的世界性的意义。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本质性的词语不是人为地想出的符号与标志，不是仅仅了识别贴在事物上面。本质性词语是行动，宁可说是在一些瞬间发生的事件，在这些瞬间一种巨大的明亮的闪电穿过寰宇。”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逻辑误区 课程逻辑的系统性决定了其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它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基础。错误理解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违背学科逻辑，忽略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已经严重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当务之急就是转变将课程逻辑结构简单化为学科逻辑的观念，在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组织中兼顾学科逻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使学生通过学习，真正掌握编辑出版课程内容，为以后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课程建设；逻辑误区 课程体系反映一定的教育思想，决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质量和水平。它是根据一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相关学科知识及时间环节，按一定比例及逻辑顺序排列组合而成的知识系统。与学科专业知识及时间环节一样，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即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也是决定课程体系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学者在教育学、管理学、体育学等课程领域探讨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比如，林有祥的《对教育学学科逻辑结构的思考》(《求索》2006年第2期)，郑开玲的《管理学应该从何处开始——对管理学学科逻辑起点的寻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张建华、芦平生的《体育课程的逻辑起点问题》(《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它们对探求高校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厘清课程建设思路、明确课程发展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编辑出版学本科课程体系建设上，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课程承载的专业知识内容质量和学时分配比例等问题上，对专业课程体系逻辑结构的研究严重不足。据笔者发现，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至少存在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体系逻辑、违背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和忽视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等逻辑误区。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建设，是造成学科争议、门类芜杂、结构不合理、随意性强、针对性差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检讨当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寻求课程建设与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 每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学科逻辑，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逻辑顺序加以叙述，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提供了探索编辑出版活动规律、解释编辑出版现象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并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和实践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搭建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的平台，是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获得系统化知识、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首先必须遵循编辑出版学科的学科逻辑。多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遵循学科逻辑，才能避免课程内容重复，保证课程之间衔接紧密。 编辑出版学课程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编辑出版职业特点，选择课程设计者认为应该掌握的思想、知识与方法，传递给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科目和进程。因此，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并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逻辑。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所遵循的逻辑，除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逻辑外，还应当兼顾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是由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组成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应当按照这一多元逻辑体系，将知识内容分配到各个范畴中。但是，由于目前学界对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取代课程逻辑，将课程体系必须遵循的多元逻辑体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学科逻辑，严重忽视了出版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 这种以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取代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仅按学科逻辑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累积到课程中去的做法，对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选择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 现是学生远离真实的产业发展环境，难以将专业知识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忽略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象牙塔”专业教育作用观指导下，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展，严重脱离出版产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实际需求。此外，将课程体系限定在学科逻辑规定的领域内，不考虑编辑出版学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的功能与应用就会因此而消减，学科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出版产业的滋润而失去生命力。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只有与编辑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适应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才会产生意义，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不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创意能力等编辑出版职业必备素质的培养，不仅难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找到职业归属，更无法从学理高度改变业界“编辑出版是技能而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学界应当认真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尽快纠正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就是课程体系逻辑的认识和做法，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兼顾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学校教育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特点，保证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传递的高度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主动搁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之争，有利于加强在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下的全国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之问的团结，使他们共同专注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二、违背学科逻辑 检视既往编辑出版学课程建设，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另一方面又在编辑学学科群和出版学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中违背学科逻辑。 近年来，在编辑学一般原理和图书报刊等载体编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的基础上，社科书籍编辑学、科技书籍编辑学、学术著作编辑学、文艺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学和英文书刊编辑学等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编辑学学科已形成了普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和载体专业编辑学三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建构编辑学课程群时，没有及时汲取载体专业编辑学研究成果，课程设置依然为编辑学原理、编辑出版史和载体编辑学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为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补充来自业界鲜活的“内容编辑”的知识内容，更违背了学科逻辑，犯了常识性错误。以期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为例，试想一下是科技期刊与科技图书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还是文学图书与科技图书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这种强调载体形式编辑学而忽视载体内 的后果，使学生仅仅浮光掠影地学习了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无法进一步掌握不同内容的编辑规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数字出版方兴未艾，载体的鸿沟已经打破，专业内容的编辑差异大于不同载体间编辑工作的差异，编辑不仅要有驾驭不同载体编辑工作的能力，更要具备对某一专业方向内容进行深度编辑加工和信息开发的能力。仅仅学习不同载体的编辑知识，无法培养出适应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的编辑出版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说，编辑学课程设置中单纯强调载体编辑学，缺乏内容编辑学课程，也是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出版学课程群也有类似情况，主要表现为对课程群的逻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明确基础与应用、内核与外围的逻辑关系，导致因产业发展和出版新技术需要而仓促设置课程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之间是什么关系，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一般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至于这类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明，课程之间联系不够，课程体系也不够稳定。 三、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 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按照内在的规定性运行，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复合性特点。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分析业界对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期望，不外乎包含了经营、技术和创意三个因素，其中谁是皮，谁是毛，谁是核心，谁是外围，就是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逻辑的关键所在。传承文化、传播文明 是编辑出版业的使命，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应当是创意，学生最应当学习的是终身学习和创意的本领。 遗憾的是，业界尽管对复合型编辑人才有所认识，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界面对现代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更是如坠云间，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没有通盘考虑，课程设置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业界面临什么新问题，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学界就开相应的课程。如此“杂拌”课程体系，难免使学生学完之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精”。在不断设置时髦课程的同时，忽视的恰恰是出版人才最可宝贵的创意能力的培养。 编辑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编辑职业发展逻辑，传统的师徒制编辑培养方法，是选择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进入出版社，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体会编辑成长的逻辑，进而成长为合格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从编辑出版实际活动中抽象出编辑出版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编辑人才。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进行结构完善的简单问题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特别是在教材编写、制订教学计划等具体课程建设中，大多根据学科逻辑展开教学内容，基本不考虑编辑职业发展逻辑，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知与行割裂，即使一些实务性课程，也过分强调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概念迁移，内容空泛、无针对性、可操作性差，无法让学生感兴趣。不仅如此，不考虑职业发展逻辑的编辑出版学课程内容，无法完成学生职业角色的心理建构，导致他们就业后难以立即进入角色，使业界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颇有微词，这也严重影响了专业的发展。 五、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必须明确课程体系的多元逻辑结构，确立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进而发挥学科逻辑、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系统作用，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以学科逻辑为基础，增强专业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具有高度严谨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是一代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对相关知识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升华的结晶，并经历了出版实践的检验。学科逻辑传递知识的高效性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决定了在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编辑出版学课程多元逻辑体系的基础。但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受教育者是其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生作为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做什么”和“怎么做”，即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结构，而能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出版人才，则是课程体系逻辑的终点与归属。因此，要转变将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体系单一化为学科逻辑的误区，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中应兼顾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编辑职业发展逻辑，增强学科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编辑出版学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逻辑来设置课程。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组织和运用于未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使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永葆活力。 2.以出版内容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 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诸多因素，组织学术、大众文化和教育三大类别的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出版业所承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重任，只有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实现。因此，出版物内容编辑开发知识能力和载体复制知识能力相互交织，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关键性特征。 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创意和终身学习的本领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创意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出版经营管理、复制传播技术，都离不开创意。虽然驾 驭不同载体，进行复制传播也需要创意，但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的开发，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有各类不同内容的出版创意能力，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组织、开发各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在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应当以不同内容出版创意为主线，传授不同载体开发、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出版创意能力、能够适应全媒体出版的现代出版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以出版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的思路，符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但因为编辑出版内容几乎涉及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课程开发的难度很大。笔者建议，除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应当以内容编辑学课程为纵线，以不同载体出版实务课程为横线，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这样，编辑学和出版学课程就可以通过内容创意与载体平台开发、经营管理和营销传播创意的交汇，实现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在出版创意教育与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统一。 3.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来表达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 统一认识，破解难题，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逻辑，业界认为应当是“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而学界认为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人才供需双方在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出版产业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出版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无可厚非，编辑加工专业稿件、策划专业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绝对不行的。毕业生缺乏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是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短板。但是，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业界认为具备了一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通过师徒传承，掌握了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就能成为合格的专业编辑，进而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纳入职业培训范畴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既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编辑出版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技能，为什么不能在具体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呢?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是统一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人才成长逻辑上分歧的最好办法。 根据这一思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出版创意教学，进一步充实内容编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性，另一方面应当拓展一般人文社科类普通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领域，尤其要注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一般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内容，努力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打通学科壁垒，优化知识结构，为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设计策略 课程体系反映一定的教育思想，决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质量和水平。它是根据一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相关学科知识及时间环节，按一定比例及逻辑顺序排列组合而成的知识系统。①与学科专业知识及时间环节一样，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即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也是决定课程体系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学者在教育学、管理学、体育学等课程领域探讨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比如，林有祥的《对教育学学科逻辑结构的思考》(《求索》2006年第2期)，郑开玲的《管理学应该从何处开始——对管理学学科逻辑起点的寻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张建华、芦平生的《体育课程的逻辑起点问题》(《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它们对探求高校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厘清课程建设思路、明确课程发展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编辑出版学本科课程体系建设上，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课程承载的专业知识内容质量和学时分配比例等问题上，对专业课程体系逻辑结构的研究严重不足。据笔者发现，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至少存在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体系逻辑、违背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和忽视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等逻辑误区。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建设，是造成学科争议、门类芜杂、结构不合理、随意性强、针对性差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检讨当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寻求课程建设与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 每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学科逻辑，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逻辑顺序加以叙述，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提供了探索编辑出版活动规律、解释编辑出版现象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并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和实践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搭建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的平台，是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获得系统化知识、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首先必须遵循编辑出版学科的学科逻辑。多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遵循学科逻辑，才能避免课程内容重复，保证课程之间衔接紧密。 编辑出版学课程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编辑出版职业特点，选择课程设计者认为应该掌握的思想、知识与方法，传递给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科目和进程。因此，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并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逻辑。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所遵循的逻辑，除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逻辑外，还应当兼顾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是由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组成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应当按照这一多元逻辑体系，将知识内容分配到各个范畴中。但是，由于目前学界对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取代课程逻辑，将课程体系必须遵循的多元逻辑体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学科逻辑，严重忽视了出版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 这种以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取代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仅按学科逻辑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累积到课程中去的做法，对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选择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学生远离真实的产业发展环境，难以将专业知识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忽略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象牙塔”专业教育作用观指导下，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展，严重脱离出版产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实际需求。此外，将课程体系限定在学科逻辑规定的领域内，不考虑编辑出版学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的功能与应用就会因此而消减，学科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出版产业的滋润而失去生命力。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只有与编辑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适应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才会产生意义，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不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创意能力等编辑出版职业必备素质的培养，不仅难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找到职业归属，更无法从学理高度改变业界“编辑出版是技能而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②学界应当认真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尽快纠正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就是课程体系逻辑的认识和做法，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兼顾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学校教育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特点，保证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传递的高度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主动搁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之争，有利于加强在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下的全国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之间的团结，使他们共同专注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二、违背学科逻辑 检视既往编辑出版学课程建设，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另一方面又在编辑学学科群和出版学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中违背学科逻辑。 近年来，在编辑学一般原理和图书报刊等载体编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的基础上，社科书籍编辑学、科技书籍编辑学、学术著作编辑学、文艺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学和英文书刊编辑学等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编辑学学科已形成了普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和载体专业编辑学三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建构编辑学课程群时，没有及时汲取载体专业编辑学研究成果，课程设置依然为编辑学原理、编辑出版史和载体编辑学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为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补充来自业界鲜活的“内容编辑”的知识内容，更违背了学科逻辑，犯了常识性错误。以期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为例，试想一下是科技期刊与科技图书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还是文学图书与科技图书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这种强调载体形式编辑学而忽视载体内容编辑学的后果，使学生仅仅浮光掠影地学习了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无法进一步掌握不同内容的编辑规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数字出版方兴未艾，载体的鸿沟已经打破，专 业内容的编辑差异大于不同载体间编辑工作的差异，编辑不仅要有驾驭不同载体编辑工作的能力，更要具备对某一专业方向内容进行深度编辑加工和信息开发的能力。仅仅学习不同载体的编辑知识，无法培养出适应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的编辑出版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说，编辑学课程设置中单纯强调载体编辑学，缺乏内容编辑学课程，也是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出版学课程群也有类似情况，主要表现为对课程群的逻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明确基础与应用、内核与外围的逻辑关系，导致因产业发展和出版新技术需要而仓促设置课程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之间是什么关系，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一般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至于这类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明，课程之间联系不够，课程体系也不够稳定。 三、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 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按照内在的规定性运行，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复合性特点。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分析业界对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期望，不外乎包含了经营、技术和创意三个因素，其中谁是皮，谁是毛，谁是核心，谁是外围，就是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逻辑的关键所在。传承文化、传播文明是编辑出版业的使命，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应当是创意，学生最应当学习的是终身学习和创意的本领。 遗憾的是，业界尽管对复合型编辑人才有所认识，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界面对现代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更是如坠云间，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没有通盘考虑，课程设置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业界面临什么新问题，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学界就开相应的课程。如此“杂拌”课程体系，难免使学生学完之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精”。在不断设置时髦课程的同时，忽视的恰恰是出版人才最宝贵的创意能力的培养。 编辑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编辑职业发展逻辑。传统的师徒制编辑培养方法，是选择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进入出版社，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体会编辑成长的逻辑，进而成长为合格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从编辑出版实际活动中抽象出编辑出版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编辑人才。③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进行结构完善的简单问题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特别是在教材编写、制订教学计划等具体课程建设中，大多根据学科逻辑展开教学内容，基本不考虑编辑职业发展逻辑，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知与行割裂，即使一些实务性课程，也过分强调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概念迁移，内容空泛、无针对性、可操作性差，无法让学生感兴趣。不仅如此，不考虑职业发展逻辑的编辑出版学课程内容，无法完成学生职业角色的心理建构，导致他们就业后难以立即进入角色，使业界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颇有微词，这也严重影响了专业的发展。 五、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必须明确课程体系的多元逻辑结构，确立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进而发挥学科逻辑、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系统作用，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以学科逻辑为基础，增强专业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具有高度严谨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是一代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对相关知识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升华的结晶，并经历了出版实践的检验。学科逻辑传递知识的高效性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决定了在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编辑出版学课程多元逻辑体系的基础。但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受教育者是其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生作为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做什么”和“怎么做”，即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结构，而能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出版人才，则是课程体系逻辑的终点与归属。因此，要转变将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体系单一化为学科逻辑的误区，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中应兼顾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编辑职业发展逻辑，增强学科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编辑出版学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逻辑来设置课程。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组织和运用于未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使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永葆活力。 2.以出版内容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 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诸多因素，组织学术、大众文化和教育三大类别的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出版业所承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重任，只有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实现。因此，出版物内容编辑开发知识能力和载体复制知识能力相互交织，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关键性特征。 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创意和终身学习的本领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创意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出版经营管理、复制传播技术，都离不开创意。虽然驾驭不同载体，进行复制传播也需要创意，但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的开发，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有各类不同内容的出版创意能力，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组织、开发各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在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应当以不同内容出版创意为主线，传授不同载体开发、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出版创意能力、能够适应全媒体出版的现代出版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以出版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的思路，符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但因为编辑出版内容几乎涉及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课程开发的难度很大。笔者建议，除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应当以内容编辑学课程为纵线，以不同载体出版实务课程为横线，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这样，编辑学和出版学课程就可以通过内容创意与载体平台开发、经营管理和营销传播创意的交汇，实现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在出版创意教育与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统一。 3.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来表达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 统一认识，破解难题，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逻辑，业界认为应当是“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而学界认为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④人才供需双方在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出版产业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出版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无可厚非，编辑加工专业稿件、策划专业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绝对不行的。毕业生缺乏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是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短板。但是，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业界认为具备了一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通过师徒传承，掌握了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就能成为合格的专业编辑，进而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纳入职业培训范畴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既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编辑出版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技能，为什么不能在具体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呢？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是统一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人才成长逻辑上分歧的最好办法。 根据这一思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出版创意教学，进一步充实内容编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性，另一方面应当拓展一般人文社科类普通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领域，尤其要注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一般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内容，努力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打通学科壁垒，优化知识结构，为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民族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 要 我国新媒体背景下对编辑出版人才有新的要求，而民族类高校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异同和问题，对此研究出既适合社会大环境又能振兴民族出版业的对策。文章主要讲述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我国编辑出版行业现状；（2）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现状；（3）我国民族出版业发展趋势；（4）民族高校应如何适应出版行业变化设置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对于“人才培养模式”这个概念我国很多学者都对其下过定义。本文就以上述定义对我国民族高校编辑出版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 一、研究背景背景 编辑是出版的中心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依然是构成出版企业竞争力的核心，编辑的价值是出版中其他任何环节都不可取代的。编辑在出版中，不仅是出版物的首要责任人，还是文化生产和接受的中介，作为出版物把关人的编辑，虽然在出版环节中的地位没有减弱，但是在行业内，编辑出版工作人员还存在很大的问题，经调查研究发现编辑出版行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点： 1、编辑人员人才培养不系统。目前我国大约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业，但是，这些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不统一，目标不一致，就教科书来说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教科书并不是行业内编辑人才所编著的，如此一来，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培养的编辑人才在行业内的竞争力不足。 2、编辑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在行业内很多编辑没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出版物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过程中失去方向，选择时摇摆不定，甚至为了经济价值而放弃社会价值。编辑是文化生产和接受的中介，文化生产者生产和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引导着这个国家额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编辑的作用至关重要。 3、出版社对编辑人员编辑力的培养力度不够。编辑的编辑力主要与自身的修养有关，但是作为出版社，对其工作人员的次培养也有很大的作用。目前在出版行业内，出版单位根据其编辑人员的能力来分配其任务，在这过程中，编辑人员和单位只是分别承担制定和执行的角色，单位并不会依据本单位的情况系统地培养编辑人员。 4、行业内编辑思想保守，不愿意与不敢主动创新与尝试，专业编辑容易被专家学者取代。因为编辑工作的特殊性，编辑本身如果在某方面没有造诣的话，很容易被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取代。专业编辑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开放思想、主动创新和提高自己的话，出版行业也将逐渐走下坡路。 5、行业门槛高、待遇低。编辑是把关人，现代出版行业编辑的核心业务能力要求高，但这不代表其学历要高，但是行业内普遍对编辑的学历要求高，这就导致一些有能力的人才流失。编辑是社会的中级阶层，但是其待遇却令人失望，这也在某一方面降低了其工作热情，影响到其能力的发挥，从而降低出版物质量。 高校是编辑人才培养的基地，所以研究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民族高校和普通高校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以民族高校为研究对象。 二、开设编辑出版专业的民族高校现状 目前在我国民族高校中，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有湖北民族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虽然这四所学校所在地相距甚远，但它们都同属于民族地区，其区域内特有的丰富多彩、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其他一般高校无法比拟的。 （一）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湖北民族学院在其地区内，主要拥有的民族资源为土家族文化，其次还有苗族、侗族、蒙古族等多种民族文化。 专业培养目标：主要培养具有扎实广泛的基础知识和文化素质，具有较强的编辑出版实践能力，具有现代编辑出版科学理念的高级编辑与出版管理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是国内最早在民族地方高校设置的专业。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与系统的现代编辑出版专业技能的训练，在专业知识培养中突出民族院校特点，拓宽学生的人文自然知识，将专才培养与通才教育相结合。要求该专业毕业生能够胜任新闻宣传、文化出版和教育科研等部门的编辑业务或出版工作。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出版发行学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学、出版美学与装帧设计、书业法律基础、报刊编辑学、书籍编辑学、出版现代技术、出版社管理、音像电子出版物、版权与图书外贸等。 主要实践环节：（1）编辑业务实习；（ 2）出版发行见习；（3）社会调查；（4）毕业论文撰写，这些实践课程都是在理论课的基础上实现的。 （二）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辽通市，其主要的民族文化资源是蒙古族文化。 培养目标：培养能够适应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需要，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职业技能，对编辑出版学领域有全面的了解，并掌握编辑出版学理论知识与技能及本专业相关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口语表达能力，熟练运用现代办公设备，具有适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在新闻媒体、出版部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记者、编辑、文化、宣传等工作的蒙汉兼通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出版学原理、报刊编辑学、书籍编辑学、大众传播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书业法律基础、新闻写作、新闻理论、图书发行与营销、书刊装帧设计、出版现代技术、网络编辑、出版社经营管理、计算机文字（蒙文）信息处理、现代汉语、现代蒙语等。 （三）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位于广西省省会南宁市，以壮族文化资源为主。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教学科研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主要学习编辑学、出版与发行学的基本知识，受到编辑与出版的基本技能训练，具有社会活动和科研的基本能力。 主干学科：新闻传播学。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出版发行学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学、出版美学（含装帧设计）、书业法律基础、报刊编辑学、出版现代技术、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名篇名著选读、比较文学、散文诗美学、基础写作、文学创作、出版社管理、版权与图书经营、音像电子出版物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编辑业务实习、出版实习等。 （四）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是云南省昆明市的一所民族高校，其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21世纪编辑出版事业发展需要，具备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新闻出版机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网络公司等）从事策划、编辑、出版、发行、管理以及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报刊编辑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主要学习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编辑学、出版与发行学等有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编辑与出版的基本技能训练，具有社会活动和科研的基本能力。 学科基础课：现代汉语、汉语写作、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论、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等。 专业必修课：编辑学概论、出版学概论、报刊编辑实务、出版应用文写作、电子出版技术（含上机）、出版市场调查研究等。 专业选修课：传播学概论、新闻采编、图书学、广告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选题策划、中外出版业研究、出版物宣传与推广、公共关系学等。 （五）四所学校的共同点 1、要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技能的编辑应用人才。 但湖北民族学院是在此基础上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编辑出版科学理念以及管理能力；而内蒙古民族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还要具有适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以及蒙汉兼通的专门人才；广西民族大学，不仅对于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和文化经营能力也很重视，而且还重视培养学生的策划经营能力；云南民族大学更多的对本专业的理论知识以及技能的培养，立足于此，培养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2、四所民族高校，都设置了以下几类课程：专业基础理论类；技术方法类；业务基础知识类以及宏观环境类。其专业的核心课程也共同设置了：出版学基础、编辑理论、出版法律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报刊编辑学等课程。 三、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合理 1、实践课程比重少。社会工作讲求实践性，所以任何专业对人才的培养都需要大量的实践环节。虽然各个民族高校都根据各自的情况设置了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课程，但在实践课程的安排上仍有所欠缺。在校生实践机会的获得主要靠教授课程的老师或学校的出版单位提供，机会较少。学生在实际操作时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2、缺乏对编辑职业道德的培养教育。四所民族高校在主要课程中均没有开设关于编辑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培养的课程。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一个缺乏职业道德培养的工作人员，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必将在利益选择时失去方向。如果对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对该行业的职业道德的教育，将会给该行业埋下巨大的危机。 3、基础课程的缺失。四所民族高校在主要课程设置中都没有重点涉及对学生美学知识的教育、欣赏能力的培养和对网络技术和知识的学习。一个编辑需要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这种鉴赏能力是需要美学的知识和理论来奠定基础。而且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需要的编辑出版人才是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掌握传统的编辑出版技能，还要学习网络知识和技术，但是缺乏系统的审美培养，在装帧设计和图书内容的选择上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缺乏审美能力的编辑创造出来的文化作品相对来说价值也较低，不仅不会给出版社带来利润，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令人担忧。 （二）师资结构与授课方式不合理 1、师资结构不合理。我国民族高校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师资结构的限制。师资队伍是促进教育的一大因素，但由于民族高校一般处于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便导致了高素质教师的缺乏和教育水平的局限性。且四所民族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基本都为大班授课，教师不能全面的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同一课堂学生人数太多，很大程度上拉低了教学质量，阻碍了老师的发挥，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专业教师资源的短缺，教师结构的不合理，这不仅是这四所高校的问题，而是目前国内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授课老师基本为理论授课，而缺少实践性授课。 2、授课方式的模式化。教学模式一成不变，自始至终都是传统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讲”，教师在课堂上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一节课上接触到的知识面相对狭窄，学生学习知识都是被动的，很难让学生消化吸收以及应用课堂知识，没有成效。 四、解决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发展问题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一）课程设置方面 1、尽快组织建立完整的教学课程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成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课堂模式单一。并且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及职业技能，而忽略了社会大环境，忽略学生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的意识培养。 2、开设少数民族文化知识课程。民族高校大部分都主要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于其他高校有一定的地域文化优势，但在对学生的培养上忽视了对本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播与研究。学校学习任务的安排很少涉及民族文化知识，导致他们对开发民族文化、宣传弘扬民族文化的意识很薄弱。 3、大幅度增加学生网络技术课程。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掌握数字技术已经变成一项基础技能，特别是对网络舆论的控制能力尤其重要，传统的编辑出版技能要学习，现代先进的编辑方法更是要加深了解和使用。传统出版在数字浪潮中受到如此大的冲击，就是技术上的弱势，所以在人才培养上，这一点不能再被忽视。 4、增设对器材使用的实践课程。时展速度快，学校硬件设施更新速度相对慢，尤其是编辑出版学专业，缺乏硬件设施的使用或者设施较差。学校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中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应加大投入资金，加强对硬件设施的管理，开设专门的实验室，与数字化和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主题实验室。如果资金条件限制，也可以将此方式改为观看视频或书籍学习，但一定要将该课程的重要性一再强调，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燃起学生对于该专业的热情 5、加大汉语课程设置的比重。无论是针对哪一个学科方向，编辑从业人员拥有牢固的文字根基和文学修养是最基础的要求。不能因为该专业录取的学生都为文科生（特例除外）而忽视了对他们文字掌握能力的培养。 6、增设美学课程。编辑不但需要对文字能力的掌控，还需要基本的美学修养。作为高知识文化的人群，一定要有较高的审美品位。而审美的能力不是几天就能达到高水准的，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培养。 （二）课外活动方面 1、加大编辑出版学的宣传力度。据调查，很多学生和社会群众对于编辑出版学的了解程度很低，大部分人处于完全无知和误解的状态，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这在人才培养上首先就设置了一道阻碍。虽然长期以来，编辑秉持着“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精神，但是如不将此专业在人群中推广出去，不仅招不到优秀的学生，也聘不到出色的老师。这是编辑出版专业发展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2、尽量提供较多的实习机会。虽然各个高校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学生在校期间，能够通过实践学习而巩固理论知识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这主要因为实践学习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是学生数量多，出版社、报社、印刷厂的工作环境空间有限，不方便太多人参观学习；其次，学生的参观学习会打扰到工作，甚至影响其工作进度与质量，不适宜长时间、频繁性实践学习；再次因为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的掌握参差不齐，实践学习也达不到预期效果。然而学校并不能放弃实践学习的这一环节，而是要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比如根据企业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企业签订合同协议，开展企业实训基地，学校根据企业的要求来制定教学计划与教师队伍，校内课程与企业实训相结合，企业专业人员对学生实践的跟踪督导，加强专业素质与技能的培训，有针对性地培养更贴近企业实际要求的专业人才。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既能提高了教学的有效性又满足了企业的人才需求。 3、举办与专业相关的比赛，如文章编辑竞赛。目前在高校内策划举行与该专业相关的比赛还不成熟，学生得到锻炼的机会较少，但开办与编辑出版专业密切相关的比赛对于学习该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确实，假设一个学生与他的亲朋好友课余时间讨论各种比赛时，当被问及有无获得他学习专业的比赛奖项，他只能支支吾吾地解释所学专业并没有什么相关的竞赛，这无疑会让该学科在心理地位上落后于其他学科，从而造成学生心里的落差感，降低学习兴趣。而且举办相关比赛还能对专业进行很好的一种间接性传播行为。 4、加强师资力量。因为编辑出版学所学的学科理论知识涉及面广，很多课程都是由非专业老师任教。这就导致，老师缺乏基础的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在教学期间只教授与该学科有关的理论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归属感，不能将此理论知识用来解决在与专业相关的问题。而且学校的双语教师资源匮乏，学生在学习民族文化的同时几乎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学校要尽量培养该专业的师资队伍，增强师资力量，为学生传授和解决更多更专业的关于编辑出版学的问题。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对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的调查分析 [摘要]对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2009～2012届112名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了解到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就业情况，收集到了对本专业发展的建议及意见，主要包括转变专业教育理念、增加教师企业实践机会、改进教学方法、更新课程内容、加大实践性课程等，这些建议对专业建设与改革，培养高质量应用性、复合型数字出版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都很有帮助。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 就业状况 问卷调查 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与分析，既是对高校办学成果和专业定位的有效检验，是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行业需求衔接效果的“试金石”，又是高校专业建设特色凝练与课程改革发展方向的“路标”。 一、调查问卷说明 本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就业情况，包括毕业生基本信息、工作岗位、单位性质、月薪范围、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度等；第二部分针对专业满意度，包括在校就业准备、学生最欠缺素质、就业核心能力、专业发展前景等；第三部分针对本专业发展与改革建议，包括对专业课程设置的看法和建议。 本调查向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已毕业的222名学生发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12份，其中2009届24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44%；2010届20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33%；2011届34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58%；2012届35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70%。这些毕业生主要在7个领域工作，其中15位公务员，约占13.4%；36人在新闻行业，约占32.1%，主要在报社、杂志社、电视台、广播电台从事编辑或记者工作；26人在企事业单位，约占23.2%，主要从事宣传与编辑策划等工作，多集中在广东、吉林和河北；教育行业3人，约占2.6%，多是教育培训机构教师；网络新媒体14人，约占12.6%，主要从事网络编辑、新媒体运营与网站维护工作，多集中在吉林、广东；图书编辑、图书市场各1人，约占1.8%，图书编辑主要是文化传播公司书籍设计、策划、编辑与出版，图书市场主要是出版物销售或市场拓展，主要在长春图书批发行业；在读研究生16人，约占14.3%。具体数据如图1所示。 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领域在狭义上只包括报纸编辑、图书编辑以及各种出版物编辑；在广义上还包括了网络新媒体、各类文员及文案编辑等。被调查毕业生中，从狭义上讲，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仅占34%；从广义上讲概念，有72%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 二、调查问卷分析 1.对本专业就业前景的态度。53.5%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就业前景非常乐观和比较乐观，35.7%持一般态度， 10.8%持不乐观态度，如图2所示。 大多毕业生认为编辑出版学专业未来发展空间较大，但是由于数字出版技术发展，编辑出版行业将向数字化、复合型方向发展。 在被问及“所学专业对找工作或者目前工作是否有所帮助”时，选择一般、有帮助、非常有帮助的达到92%，这说明本专业的定位和人才培养质量基本符合行业需求。 2.就业能力的核心要素。被调查者对计算机软件技术能力、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和能力、团队协作与管理能力、自我创业能力等8方面与就业能力相关的要素所占比例如图3所示。 72%的认为在网络信息时代，熟练运用各种计算机软件对任何求职者都有利。熟练运用编辑出版系统、网页制作、图像处理、音视频制作等软件，拥有各类计算机职业资格证书，无论是对于在出版编辑领域就业，还是对于拓展就业空间都很重要。 82%的认为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是在编辑出版行业工作的核心能力，学校必须加强培养在校生的新闻采编与文字写作能力，特别要加强网络编辑课程教学改革；同时也要加强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与人文素养。 62%的认为团队协作与管理能力很重要，人际关系与协作精神是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素质和能力。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团队合作，高校人才培养要加强做人与做事的统一，在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同时，必须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从综合专业素质角度来看，策划能力也是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专业与课程改革的核心培养目标。 57%的认为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对学生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使得更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走上自主创业之路，这既是国家和社会的期许，又是数字新媒体时代的必然要求，所以，高校加强对在校学生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的培养是本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3.专业建设中的不足。被调查者对专业与课程建设影响因素的选择情况如图4所示。 专业建设的不足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专业教学实践偏少，68%认为大学期间参与企业实践少，校内模拟实训课时不足，所学内容与工作岗位实际需求脱节；二是专业知识更新慢，58%认为在校期间所学内容陈旧，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引入滞后；三是师资力量有待加强，分别有58%、71%、42%的毕业生认为专业教师的知识陈旧、缺乏企业实践、授课方法单一。 三、对专业改革与发展建议 1.改革专业教学理念。传统的编辑出版教育观念不适应未来数字出版产业发展需要，人才规格难以满足岗位需要。高校一要转变培养类型，从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转向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主；二要转变专业办学模式，从高校唱独角戏转变到高校与出版社、印刷厂、书店、网站等协同办学；三要转变教学形式，从理论教学型转变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并重；四要转变专业人才素质结构，由专业知识和技能兼备转换到综合素养高、专业能力强、知识基础实。 2.改革师资队伍。为专业教师提供进入出版机构实践的机会，让教师参加专业教学研讨与学术交流会议，扩大学术视野，提升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积极引进数字出版行业专家参与专业建设与课程教学，聘请企业管理专家、技术人员、媒体行业研究者等人才参与制定专业规划、课程设置、企业实践等计划，加强人才培养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教师也要学习借鉴先进教学经验，引入案例法、启发式、研讨等教学方法，培育学生专业兴趣。 3.改革课程设置。从事网络新媒体工作的毕业生认为本专业学生缺少对新媒体的认知，建议开设新媒体课程；从事新闻行业的毕业生则认为应该加强培养新闻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从事企事业单位企划和宣传工作的毕业生认为应加强对专业选题、策划能力的培养力度。68%的毕业生强调要增加实践课程；31%的建议提高专业课程比例；另外有近60%的毕业生强调了网页制作、图像处理、视频编辑能力的重要性。 及时更新专业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积极应对数字出版技术对传统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冲击，适时进行教育教学内容改革，提升专业教师教学能力与学科研究能力，实施“产学研用”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培养，建立综合立体长效的教学改革机制，切实提高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独立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摘要：独立学院开办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面临着办学体制和专业发展的双重困境，如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是当前摆在所有同行院校面前的一个共同难题。本文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为例，分享专业建设中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以期能为同行院校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编辑出版学专业从最早的几所名校“拓荒探路”到今天的数百所高校共同实践创新，已成为全国高校覆盖率较高的专业之一。其发展规模过快，专业设置门槛偏低等因素造成的后遗症不断凸显，如核心课程不确定，教材编写不成熟，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内容、方法与出版业发展实际脱节，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不适应以及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模式等问题，都值得编辑出版学界同仁认真思考和研究。①②③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和原有的传媒产业格局大变脸的社会背景下，出版业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和数字化信息时代的浪潮中，编辑出版学专业在专业内涵、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等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环境的转变对人才培养过程提出的新要求，即大编辑学时代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目标提出的新要求、融合传播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知识结构的新要求和出版行业对创新实践型人才的新要求。这三个要求也正是目前所有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院校面临的三大共同难题，能否认识到并适应这个趋势和要求关系到专业的生存与发展。④ 与普通公办院校相比，大多数独立学院在师资、资源和条件以及政策方面存在着种种短缺和限制。如果独立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墨守陈规不求突破，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就面临着问题。当前大多数独立学院都把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作为自身人才培养的目标，应用型人才与研究型人才相比，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具备较强的实践动手和创新能力，而要培养较强的实践动手创新能力，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但从目前的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活动来看，还存在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实践教学在专业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不明确，实践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较为落后，实践性师资缺乏，缺少“双师型”人才，实践经验不足，动手能力不强，教学效果不佳；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实践教学设施及基地建设不足，实践教学管理和组织松散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质量。⑤因此，独立学院要想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特色，必须构建一套符合自身特点同时又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笔者具体以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为例（以下简称珠海分校），分享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办学过程中进行的改革和探索，以期能为相关院校同行提供参考。 一、编辑出版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珠海分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十年的专业建设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全面而又行之有效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在人才培养方式方面，采用“课堂-课外-实践”三位一体的培养理念。在课内外实习基地的搭建上，先后在校内外通过学院和学校层面不断地为本专业同学开辟实践舞台，在学习模式的探索上，探索出一套以研习式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专题研习工作坊（如图1），该模式从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开始，与专业课学习相配合。 图1 工作坊实践模式 在学生学业指导方面，实行“全程导师制”，为学生各阶段学习指派不同层次的导师，加强学生选课、研习、实习、升学、就业等学习活动及人生规划的系统性指导意见。在课程学习方面，实行课程导学模式，课程导学将各专业方向培养目标落实到每一门课程，内容包括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学习目标、学习内容、知识、能力与技能结构、学习方法、考核方式、以及国内外有关本课程的先进教学资料、讲座视频录像等。 在课程设置方面，珠海分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设在文学院，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基础课程是该专业的先天优势，同时突出了实践实验性课程的设计。如在实验课程属性维度方面，具体划分为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工作坊课程、个性课程，通识选修课等实验课程。在专业主干课程中，又开设了新闻、广告、电视、报刊、图书、教科书、网络、音像电子、摄影和摄像等覆盖当前编辑出版多个专业实践领域的核心课程。其中，教科书编辑学、电子杂志设计与制作等课程的开设为全国类似院校首创。 在师资队伍构建方面，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走入编辑出版一线，了解行业实情，专业从开办之初就聘请了有多年丰富行业实践经验的高级编辑担任专业的教研室负责人和专业核心课程教授，教师与编辑身份的重合，不仅提高了教学成效，还有力地缩短了专业教学和行业实际的距离。此外，在地理位置上，我们利用自身毗邻港澳台的优势，先后多次引进了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师资。 在学生课外实践方面，专业设立了学生科研专项经费，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自愿组建科研团队开展小组合作的课外科研活动。学院鼓励教师结合科研和社会实践不断开发新的实验项目，在本专业特色实验教学项目的设计上，专业下属的编辑出版实验室自2004年以来，成功创办了面向校内外的报刊图书等各类实践成果展，这一展览模式已成为本专业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成果展示的特色平台。 二、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与实施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落脚在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上，这是由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的本质特点决定的。没有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就培养不出动手能力强的学生，没有创新的实践教学体系，也就无法孕育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因此，在贯彻落实人才培养方案的大框架下，在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导向下，还应就专业的实践教学进行认真思考，针对专业特点来构建特色的实验教学体系。 当前实践教学状况的审视与分析 笔者一直承担本专业实验课程和工作坊课程的教学工作，在亲身教学和收集大量师生反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基础理论课与实验实践课以及相应教师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联结 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如何将基础理论课的知识内容与专题实验课的操作环节联系起来，真正地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实现理论的效果，一直是困扰实验教学的主要问题。部分高校采取单一教师同时教授两门课程的做法虽然在形式上可以避免这一问题，但是长久来看，并不能发挥教研团队的综合人力资源优势，因为毕竟不同研究方向的教师术业有专攻。 2.实验课程的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有待创新 以工作坊为代表的实践实验课程的内涵决定了其教学不同于传统的理论课教学，但多数教师在思想上并没有转变观念，仍然采用一言堂式的讲授教学，或者名义上虽然让学生开展小组创作，但各小组之间以及内部成员之间没有沟通和交流，在汇报机制上也只是采用传统的PPT汇报形式，不能完全展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疑问、收获、心得，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协作交流的方式，在针对学习者的评价上，大多数教师仍然是简单地套用现有的教学计划、考核标准与方法，采取基于教师个人的主观评价方式，同时还缺乏评价结果的交流和反馈。 3.缺乏立足本专业学生实际和学科特色的实训教材和讲义 以《教科书编辑学》课程为例，目前大多数同行院校开设的是图书编辑学而非教科书编辑学课程，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教科书策划、组稿、选稿、理稿、校对和排版等基本能力。目前市面上的图书编辑学教材有很多版本，但专门针对教科书编辑专题进行探讨的为数不多，而且教科书编辑学的范畴大门类多，编辑理念更新快，如果随意采用，则会出现教材在内容体系上过时和过于抽象、脱离实践的问题，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相关工作坊的教学上，多数教师都是推荐多本所谓的“烫手”教材和著作，没有根据学生的实际，在专题的取舍上也存在着较大随意性，学生对整个课程的框架和实践内容都不太明晰等等。 4.缺乏支撑相应课程教学体系的实践教学平台 从以往的教学经验来看，多数教师反馈自己对实践课程有很好的设计，可是苦于纸面化操作，不能利用虚拟网络数字化技术开展模拟仿真实验。同时，由于文科学生在专业基础和实践经验上的不足，同时缺乏后续的继续学习、自主学习和交流协作机制，学习者即便掌握了实践课程的一些基础知识，在面临具体的实践问题时还是表现出束手无策的尴尬局面。因此，如何推进实践课程教学内容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实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而这一切又都靠相应网络教学平台的建立才能得以实现。 5.缺乏创新的实践教学组织形式和学生实践自组团队 按照传统的方式，实践内容是根据理论课程体系编排逻辑和篇章节的形式来组织的。这种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是单一角度的片面理解，这种教学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复杂问题解决过程中不同学科背景知识的运用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彼此渗透的趋势，学习者学完之后仍有可能不能独立地解决相关的现实问题。另外，如何发挥学生自主实践的积极性，也是实践中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的实验实践课程多数是分专业、分年级、分班级的组织形式，高低年级不同专业之间同学在学习同一个内容的过程中，彼此没有任何交流、协作和经验传承，更谈不上与社会专业组织机构的交流和学习。因此，除了由教师引导的实践形式之外，应该多成立以专业、课程为背景的专门团队组织。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过程 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笔者在编辑出版专业课程框架下，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了相应的改革实践： 1.改变传统的课程设置方式，建立专业综合性联结课程 本专业现已开设报刊、图书、电视、新闻和网络编辑等实践教学工作坊，旨在培养编辑、排版、采访、报道、拍摄和制作为一体的多元复合能力。目前各主干课程都已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教学联结机制和各课程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如专业二年级学生在完成出版现代技术等以技术指导为目的的实践课程学习后，相继进入图书排版等基于任务和项目的实践环节，两门课程的目标和结构已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实现了有效的联结，同样的专业联结也体现在音像电子编辑、视频编辑和网络编辑等与新闻采编学的联系上，可以说这种课程之间的联结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教学能力训练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同时，在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一直倡导的是模拟真实出版行业报刊杂志发行流程基于角色任务的课程实验训练方法，如在图书编辑实践环节，设立主编、责任编辑、美编和内容编辑等角色，通过小组分工的模式共同完成项目实践。 表1 编辑出版学专业相关课程联结关系表 专题项目 相关课程结合 视频项目 广播与电视节目制作与摄影、摄像 2.以多门实验课程联合教学设计为思路，完善课程合作与综合能力开发的机制 通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编辑出版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合作机制。每学期末，各课程老师会集中协商下学期的合作意向，定出合作模式；而新学期初则确定具体合作的细节或要求。在学期末，会举办一次体现学生综合能力的跨年级、多课程的项目作品展，通过展览，锻炼和体现学生的策划能力、组织能力、编撰能力、平面宣传品设计排版能力、摄影摄像能力、节目短片的制作能力，新闻能力，展销能力，网上推销能力、市场调查能力、公关能力及分工合作协调能力等。 3.改变传统教学内容编制格局，实现课程资源建设的立体化和多样化 对于部分工作坊课程，在实践中并没有现成的、完全符合要求的教材可用，例如笔者承担的网络工作坊课程中的电子杂志制作课程，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一本全面的、指导电子杂志创作实践的教材。因此，对于实验教材和讲义的编制，采取与编辑出版学的专业编排实验结合起来的方式，让学生在参与相关工作坊实践的同时，也同步地进行实训指导手册和讲义的编制工作，通过整理成册，形成符合课程实际的自主教材，同时将这一模式在全院工作坊中推广。 4.巩固实践教学模式成果，加强网络支撑平台建设 专业的发展方向和课程的功能属性已经明确，但网络教学支撑平台的设计和开发仍比较欠缺。直接套用现成的网络教学平台往往受固有平台模式限制，并不能完全适应学科的教学实际，也不能适应特定实践课程的教学设计体系。譬如，在工作坊教学的电子作品评价环节，急需建立一个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起来的综合数字平台，将档案袋式评价和自我评价，小组评价以及教师评价综合起来，实现评价的过程性和发展性功能。因此，我们选取编辑出版专业部分课程为试点，以编辑出版行业市场运行机制为借鉴，以相应专业课程理论为指导开展实验，建立了出版发行的学生社团模拟机制，如完整的报刊设计、编辑、排版和发行机制，设计和开发了相应的网络支撑平台，运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以网络化的形式再现编辑出版发行流程，达到了高效便捷的专业实训的目的。 5.鼓励学生以社团组织的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探索产学研结合机制 学生通过课程实践萌发了许多有意义的专业创意，同时在实践中也形成了各种有创意的作品，但这仅限于个别课程的临时随机创作，没有进行及时的深入总结和推广展示。应将这一实践形式常态化和公开化，以突显本专业的实验教学特色。因此，可以通过组建学生实践社团，以专业能力为基础，由专业教师做指导，以课程常规训练项目作为课题，同时通过引入社会项目合作的方式，将企事业单位的真实课题和任务带到课堂，让学生亲身参与项目设计与制作，大胆发挥创意，明确行业标准，体验设计过程，实现专业学习和社会生产的结合，同时以此作为专题教学的形式，探索教学深入实践一线的有效方法和模式，以最终实现产学研的良性循环。 （林书兵，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师；陈藩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特聘教授，高级编辑）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数字环境下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专业定位探讨 摘 要 数字环境下，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需要继续调整专业定位与课程设置。（1）专业定位不应以图书编辑为重点，列举四点理由。（2）应着眼于大传播、大出版，将专业方向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突出文字编辑能力的培养。本专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人文社科通识+编辑能力+传媒人才素养。就业去向应着眼于大传播，面向整个传媒业。（3）丰富教学内容，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关键词 编辑出版学 本科教育 专业定位 课程设置 （1）各门类图书编辑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如外文、医疗、科技、建筑、美术等专业图书，文史哲等普通文科本科毕业生难以胜任，缺乏专业知识的编辑出版学尤其如此。图书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载体，信息传播体系中，知识的生产、加工与传播是难度最高的，让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显然不合适。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2）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纸质图书将逐渐成为高端、小众化读物，畅销书毕竟只是少数。包括纸质和数字在内的图书编辑需求量将会逐渐减少。 （3）研究生层次的毕业生大量供应，图书编辑在整个文化产业链上作为相对高端的岗位，更青睐研究生层面，编辑出版学本科毕业生做图书编辑的空间进一步被挤压。 （4）目前就业情况已经证明了该目标设置的不合理，每年能够进入编辑行业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多在小报小刊和网站，无法胜任一般图书的编辑工作。该专业就业去向的设置一般是“书报刊出版单位和文化传播单位”，但实际情况与目标相去甚远。 2 着眼于大传播、大出版，将专业方向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突出文字编辑能力的培养 （1）正确认识传媒环境，理解编辑出版学在其中的位置，将核心能力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每个专业还是应当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不可取代的特质所在，否则该专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编辑出版学的特长是“信息加工与传播”，特别是文字信息。在文字信息、图像信息、声音信息中，该专业最擅长的应该是文字信息的传播，其能力就是文字信息的编辑、加工、复制、传播等。图像、声音都不是我们擅长的，以普通文科为基础来招生和教育的专业，既没有美术功底，更不能以发展计算机技术为目标，不能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在全新的传媒环境中，应当突出一种技能，兼顾其他技能，以文字信息传播为主，图像和声音为辅。 （2）本专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人文社科通识+编辑能力+传媒人才素养。如前所述，缺乏“专业知识”是该专业的软肋。笔者认为，软肋可以变为优势，那就是通识教育，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要有所涉猎；传播学、社会学、传媒管理、营销学等社科知识要有基础；具备编辑能力即信息加工与传播能力；具备传媒人才的基本素养。这样，作为传媒工作者，其优势就是某个专门学科所不具备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既有别于文史哲，也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这也就是核心优势。 （3）就业去向不局限于出版行业，而是着眼于大传播，面向整个传媒业。随着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书、报、刊、广播、影视以及网站等各个行业之间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的合并也传达出这一信息。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定位也不再是狭隘的“为出版行业培养人才”，而应着眼于整个传媒行业，以及非传媒行业中的各类文化传播工作。无论何种媒体，编辑的原理是共通的，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与能力也是共通的，在培养目标上应当围绕知识与能力的培养来设置课程。学生应当掌握普遍的原理与基本的文字技能和编辑加工技能，再通过实践对不同媒体加以了解。应当强调从事某个工种的能力，而不是强调为哪个行业、哪种媒体服务的能力。 3丰富教学内容，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3.1调整以纸质图书出版为主导的课程模式，增设通识课程、能力培养课程 目前核心课程依然围绕图书出版而设置。所谓“出版无学”，出版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学问、没有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需要深入学习，更多的是实践理论和应用知识，所以一旦把其拆开，方方面面都开设一门课程，其结果便是内容重复、单调，花费时间而并没有学到丰富的知识。应该将该类课程取其精华进行压缩、合并，减少课时，同时增设通识课程，在已有的传播学、营销学、统计学等基础上，增设文学、历史、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基础知识。 能力培养课程目前是薄弱环节，学生动手实践机会较少。除了现有的杂志编辑实践、图书营销、毕业设计，还应当增设写作训练、报纸编辑、网站编辑等实践模块，而且不应当只体现为一门课程，而是将其作为贯穿四年的能力培训项目。在能力培养中，以文字能力的培养为核心，使学生能够阅读、写作、表达、编辑、加工、宣传、营销，从而胜任信息传播的工作。 总而言之，应改变以“传授理论”为主的模式，不是讲授“技能型知识”，而是着重知识学习，加强能力培养，提供技能实训的机会。 3.2时间安排上，一二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大三开设专业方向 以传播学为主要学科背景，着重培养语言文字能力，以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电脑技术为基础知识，这应是每个方向的学生都具备的。大三可以开设几个方向：编辑学、出版学、数字出版等，每个方向开设两三门专业课程即可。编辑学侧重图文信息编辑，出版学侧重出版管理、出版商务，数字出版侧重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意，诸如各类数字内容的生产，也可以适当参与动漫、游戏制作，比如剧本的加工编辑等等。 关于该专业的培养体系，教育业内人士已经有不少讨论，每个高校也都有不同的定位与特色，但总体上看该专业培养效果不佳，市场竞争力不强，说明培养方式有待继续调整以适应市场需要。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数字化演进探析 [摘要]数字出版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提出了数字化演进要求。文章通过对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深入研究，发现各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由于学源背景不同、教师结构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其课程体系数字化改革也有很大差异。从发展现状来看，国内大部分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仍有数字化演进空间，可从培育数字出版专业特色与方向、优化技术类课程教学、推动教学方式改革和强化数字出版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 [关键词]数字出版　出版教育　课程体系　数字化演进 数字时代的来临使出版业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版业数字化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将带来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实践新一轮的调整和改革。 目前，数字出版成为出版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趋势。数字出版运用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其出版物集多种媒体于一身，由图文、音频、视频、动画等元素构成。这就需要从业人员既能掌握数字出版技术，又懂得设计艺术，既有扎实的出版理论素养，又要具备数字出版实践操作技能。高等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应在“宽口径、厚基础、多技能”的要求下，以“大出版”、“大传播”为目标培养适应新技术新媒体发展和信息时代传播多元化趋势，拥有策划创意、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能够在数字出版领域从事网络出版、创意策划、新媒体出版技术与管理、数字装帧设计、媒体运营、数字版权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1]。课程设置是以培养目标为依据的，因此，数字时代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应积极适应出版业现代化、网络化、专业化发展趋势做出相应调整。 一、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数字化发展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媒介融合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当前出版产业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随着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成为核心；二是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在出版业中的广泛应用，出版业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各个环节对从业人员的信息技能有了更高要求[2]。对此，一些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作出了相应调整，以应对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带来的变革（见表1）。 从表1可以大致看出：一是与其他学源背景相比，设在信息管理院系下具有图书情报学学科背景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其课程体系数字化更加明显；二是脱胎于印刷专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其课程的技术色彩更加浓厚；三是与大陆相比，港台地区更为重视数字出版技能的传授。 武汉大学与南京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都设在信息管理院系下，因此课程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向更为明显。相比较之下，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较多沿袭图书情报学专业课程。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则不仅新设了更多有针对性的数字出版课程，如数字出版导论、网络编辑、多媒体应用技术、网页设计和网站建设等，并从2008年开始实行文理兼收的招生政策。2011年，教育部公布年度我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同意武汉大学新增“数字出版”本科专业。武汉大学自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原有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之外独立招收数字出版专业本科生，以适应转型升级后的出版行业对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高级专门出版人才的需求。这标志着我国数字出版高等教育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北京印刷学院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变化并不大，但是它于2008年新增了传播学（数字出版）专业，其课程以数字出版相关的技术、内容加工与传播类课程为主，而以传统编辑出版学课程为辅。大陆其他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往往只是增开“网络与电子出版”“电子出版技术”等较少量的数字出版课程，似乎尚未形成出版学课程体系数字化。此外，台湾世新大学的出版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现今设在图文传播暨数位出版学系下的数位出版学专业也脱胎于原来的印刷专业，因此其课程设置特点与北京印刷学院非常相似，其中网络信息媒体相关课程与传统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比例不相上下。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代表性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在媒介融合以及出版数字化的冲击下，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大多对本科课程设置进行了数字化调整，但是仍需加强和拓展。 二、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数字化演进中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我国数字出版教育和培训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数字化演进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字出版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亟需更新。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包含传统出版产业发展与新兴媒体产业发展两种驱动力，因此必然需要融合两种不同的思维以形成独特的教学理念和体系。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大部分高校尚未能或未及开设独立的数字出版本科专业及相关课程并形成体系。囿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其往往在原来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补充、嫁接一些数字技术类课程，教学内容也仍以纸质载体和传统出版流程相关理论为主导。显然，想用“旧瓶装新酒”或者小修小补的方式来革新编辑出版学专业，并以此来满足一个年产值已经超千亿的新兴产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是不现实的，我国必须建立起符合数字出版人才培养需求的教学理念和专业课程体系。 其次，数字出版理论教学与实践存在脱节。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201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数字出版人才严重匮乏，我们对数字出版的准备严重不足，我们的出版教育与出版产业严重脱节。”[5]这种出版教育与产业的脱节在数字出版课程体系建设中主要表现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不平衡。与国外相比，园内院校理论课程较多[6]，而进入实验室上机练习，进入企业实战训练，接受来自业界人士指导的机会较少。从对国内数字出版相关课程调查情况来看，尽管目前像网站设计、数字出版物制作、网络信息编辑等实际操作课程已逐步进入出版学专业课程之中，但整体比例依然偏低。而在开设的技术类课程中，技术与实践缺乏紧密联系容易造成“两张皮”的现象，无法为学生提供可迁移的技术学习能力。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协同创新 培养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 摘 要：“积极推进协同创新”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与水平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地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实践为例，从教学方式改革、实践教学模式构建、教学管理水平提升等方面，探索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的思路和做法，可为相关院校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6+1”协同创新；编辑出版学；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 作为地方教学型本科高校，我校始终坚持走“产、学、研、用”合作办学之路，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地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与媒体行业人才市场需求相衔接的问题；建成了与地方媒体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省内唯一省级特色专业。 一、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 编辑出版学属于文学学科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其人才培养应具有应用性与复合型特征。截至2011年4月，全国共有47所高校招收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生，其中，8所为教育部直属高校，39所为地方高校。通过走访调研、查询教育部阳光招生网[1]，对比分析这47所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定位与目标，可以看出不同类型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具有不同特点。 研究型大学强调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具有创新精神、综合能力强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以武汉大学为例，培养适应现代出版产业发展要求，具备先进的文化产业经营理念和市场意识，掌握系统的编辑出版学学科理论和专业技能、广博的科学与文化知识，能适应出版业市场化、信息化与网络化发展趋势的高级专门人才。 教学研究型大学则重在培养复合型高端人才。如中国传媒大学，主要培养目光敏锐、创意新颖的数字时代的新媒体编辑、记者以及新闻从业者，为转型中的中国媒体产业输送具有新时代新技术特点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教学型大学则以岗位实践能力培养为主，重点培养应用型的编辑与出版发行等人才。如北京印刷学院，主要培养掌握编辑出版、语言文化、经济管理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备书刊编辑策划、出版经营管理、出版物市场营销、出版新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在出版单位、发行部门、新闻机构等从事编辑策划、出版管理、发行营销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作为地方教学型高校，我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紧紧围绕地方新闻出版产业特点和发展需要，联系地方行业媒体协同办学，着力培养编辑出版学专业理论基础全面、专业技能突出、职业品格优良，能在报刊、书籍出版、新闻宣传等部门，从事一线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应用性复合型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近年来，突出网络编辑人才培养比重。 二、“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即在专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高校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网站、印刷厂、书店”协同运行模式（如图1）。这一模式与新闻出版行业采、编、印、发运行模式紧密结合，高校与其他协同主体间可以进行调整，相互融合，以满足高校专业教学和企业用人需求。打破关门办学的瓶颈，与新闻出版产业、行业、企业密切合作，解决了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需求相衔接的问题，以确保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004年以来，我校先后与省内9家报社、2家期刊社、3家出版社以及2家民营出版公司、3家网站、4个印刷厂、6家新华书店等29家媒体、企业签署了实践教学合作协议，聘请这些媒体、企业的老总和技术管理专家作为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与兼职教授，逐步形成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图1 “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示意图 一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集中体现了“产、学、研、用”思想的精髓。高校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网站、印刷厂、书店”6个协同主体紧密合作，突破高校人才培养关门办学局面。通过引入行业技术、人才、市场优势，整合资源，形成了编辑学、出版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计算机、艺术学等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多技术集成、多单位协同的立体辐射式合作专业建设模式。 二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实现了高校与协同主体间的深度融合。各协同主体可以结合行业、企业优势与特色，针对行业发展需求和技术要求，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教学内容的改革、“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管理机制等方面与高校进行全方位的互动合作，为培养新时期多媒体数字化行业发展急需的应用性复合型专业人才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三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有利于高校与协同主体间协调发展。一方面，根据协同主体提供的市场变化、行业发展、技术更新、人才需求，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保证了专业教学的针对性与应用性；另一方面，把行业人才市场的短期性和人才培养的长远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既满足了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需求，又可以满足行业企业当前对人才的需求与咨询服务的要求，促进行业企业与高校专业建设双向健康发展。 三、“6+1”协同创新培养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实践 1.“6+1”协同创新，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灌输式教学方式 在多年的专业建设与改革过程中，我们探索建立了“教室与岗位协同、教师与导师协同、学生与员工协同、作业与作品协同”的双岗位、双教师、双身份、双成果的“四双”机制，实现了由传统单一灌输式向开放式、多元化教学方式的转变。 教室与岗位协同是指在教室里完成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专业技能的训练、岗位实习则在校内外产业基地群现场完成。 教师与导师协同是指实行企业和学校“双导师”制，协同承担教学实训任务。通过建立媒体专家资源库，选择企业导师与校内专业教师协同指导学生岗位技能训练，形成了校企互派，双向兼职；校企互动，共育“双师型”骨干教师的机制。 学生与员工协同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以学生身份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以行业企业员工的身份，明确行业企业员工的岗位职责，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充分体验行业企业员工的角色与感受。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研究与构建 编辑出版学是高度强调实践性的应用型专业。浙江万里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自2007年开始招生以来，一直重视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在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方面不断探索，列入浙江省本科院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万里学院传媒实验中心”的建设项目，本文将一年来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成果进行总结。 一、人才规格定位 根据浙江万里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创造条件为开展研究生教育打下良好基础”的办学层次定位，编辑出版学专业层次定位是：开展编辑出版学本科层次的专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编辑出版学本科层次人才。把本专业建设成为与浙江省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发展相适应的高层次、应用型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之一，成为专业特色鲜明、社会声誉良好、与省内其他高校有所区别的编辑出版学专业。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要求高校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要符合社会需要，向着为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方向上发展。因此，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的编辑出版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掌握杂志、图书、网站、电子出版物和报纸的策划、编辑、制作、运营等业务技能的全媒体编辑出版人才。学生毕业后能够在杂志社、网络公司、出版社、报社、广电媒体、新闻宣传单位和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策划、编辑、制作、经营、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编辑出版人才。 在服务定位上，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将立足宁波，面向浙江，朝向全国，专业办学努力为浙江省出版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服务，学生毕业后能够从事杂志的出版与发行工作，新媒体、网络与电子商务企业信息的策划、采集与印制工作，政府机构、大中型企业的媒体策划与传播工作，出版社图书编辑、发行与管理工作。最终形成与浙江省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相配套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形成浙江万里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品牌特色。 由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实验教学上将侧重培养全媒体出版人才,并将环节设课、校媒合作作为发展特色。 二、实验教学体系基础工作开展情况 1、硬件建设 2008年5月，编辑出版学专业成功申请浙江省省属高校实验室建设专项资金60万，学校配套30万，建立数字编辑出版实验室。该实验室于2009年12月竣工。实验室建成后，创新和完善了以数字出版为特色的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平台，实践适应现代出版业需要的仿真实验教学模式，增强学生在数字出版方面的现场实践操作能力。同时，该实验室将促进相关专业教师的科学研究，推动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能提供编辑出版人才培训、出版产业创新与咨询决策等方面的服务。该实验室的功能定位与软硬件设施在全省居于领先地位，与我院已有其他专业实验室、基础实验室为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保障。 目前依托该实验室，编辑出版学专业获得Adobe考试中心认证，可以进行版式设计类课程认证考试。2011年4月27日宁波地区“新创意新媒体校企技术交流研讨会” 由本专业主持召开。随着“流媒体编辑出版实验室”等实验室的积极申报，本专业实验条件将进一步改善。 2、实验课程开展情况 “实验课程”共设置有9门课程， 26学分，核心实验课程有全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实务、校对实务、电子杂志设计与制作、印刷流程工艺。本专业实验课程与理论教学课程前后呼应，互为延伸。如实践教学环节课程中的《数字出版实务》、《印刷流程工艺》等课程是对理论教学课程中的《数字出版概论》、《杂志出版印刷实务》课程的延伸。在课程开课时间上一前一后，学分设置上保持总量平衡，既符合课程体系内部的一致性要求，也理顺了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实验教学体系特色 1、全媒体导向，提升实验教学前瞻性 全媒体出版是一种整合多种介质形式对同一主题进行多媒介同步发行的全新出版理念。为满足社会对全媒体出版人才的需求，我们在实验教学中围绕“一个实验平台、数个受众群体、数种媒体展示形式、综合出版能力”，侧重培养学生在杂志、报刊、广电、网站等各方面的操作技的，充分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有利于人文与科学素质提高及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创业精神培养，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继续发展。 2、环节设课，提高人才培养针对性 环节设课是对全媒体导向的落实和深化。全媒体强调学生通过课内实验和课外实训，掌握受众阅读行为确定、信息查询与确认、不同载体的加工技巧与等专业核心能力和技能，能够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以报纸、杂志、网站、电子杂志、广播、电视为载体，选择具有价值的媒体内容进行加工，涉及到的实验内容繁杂，如果面面俱到不但现有人力物力无法配套到位，教学重点和主要方向也无法把握到位。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根据全媒体技能要求，将所有课程体系中的四个重要环节——全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实务、电子杂志制作、印刷实务列为重点，环节课如同人体的关节一般，与基础教学课程、专业教学理论课程、其他专业实践课横纵相联，导向清晰，既适应现有产业形势，又具有很强的发展弹性。 3、校媒合作，检验实验课程体系的实用性 校媒合作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课程体系发展的动力源和压力源。浙江万里学院与《东南商报》社会新闻部紧密合作，双方共建全媒体实验平台技术，报社提出业务需求，学校马上作为命题单元马上布置到实验课程教学汇总。通过探索，本专业的能够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通过与理论教学的前后呼应，能够实现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能力培养要求。 （本论文系2010年浙江省本科院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万里学院传媒实验中心”研究成果。郭鉴系浙江万里学院文传学院编辑出版系系主任、东南商报社总编辑助理，胡婉芳系东南商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浙江万里学院文传学院编辑出版系副主任。）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必须具备的比较竞争优势 摘要：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毕业生要在比较优势中获得竞争优势，要拥有五种比较优势：涉猎广泛，具有广博的知识面；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上手快（入门快）；熟悉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要精通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传播史，并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技能；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知识结构；比较优势 编辑出版专业与非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如果同时竞聘一家出版媒体的同一个岗位，应该靠什么取胜？只能靠比较优势。他人的优势无法达到，而自己的优势没有形成，是现行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症结所在。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备的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广、快、专、新。“广”指知识面广博，“快”指上手快（入门快），“专”指专于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传播史，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新”既指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强，又指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工作的技能。具体来说，必须具有以下五个比较优势。 一、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涉猎广泛，具有广博的知识面 编辑出版学专业应为出版单位培养编辑出版人才，但出版单位特别是出版社普遍不愿意招收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尤其不想招聘该专业毕业生从事专业性强的编辑工作。湖南出版集团在网上公布的2010年校园招聘广告显示，出版社在招聘一般性图书编辑（如教材开发编辑）和一般性图书营销人员时尚愿意接受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但在招聘专业性强的图书编辑（如法律编辑、音乐编辑）时就只要其他相应专业的毕业生。这并不奇怪。整体来看，科班出身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确实难以胜任那些专业性强、学术性强的书刊编辑工作。比较而言，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是专中有杂，而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是杂中有专。当两个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竞聘编辑出版工作的同一个岗位时，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竞争优势自然是专、精、深。显而易见，编辑出版专业的人才培养如果一味地强调另一学科的专业深度，就无异于削足适履。不像非编辑出版专业那样专于某一个学科，恰恰是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特质。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是一个知识面广博的杂家，应当是其首先必须具备的一个比较竞争优势。 编辑究竟是专家还是杂家？以培养编辑为重要任务的编辑出版学教研人员必须反复思量这个老问题。笔者的一贯看法是：“编辑成不了专家，情有可原，但做不了杂家，不可宽恕。”① 笔者非常赞同辽宁出版集团老总俞晓群的观点：“出版人与学者是不可盲目比较的，他们身份交叉、行为互渗，但作为不同的角色，追求的结果不同。出版家表现为自身学识的宽泛和厚实，他们不专攻什么学科，但在出版的意义上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②张元济一生都没有专著问世，但没有人否认他的学识。编辑的知识，好比农民的粮食和商人的资金。粮食储备得多，农民遇到灾荒时心里就踏实；资金丰厚，商人遇到危机时就能绝处逢生；知识广博，编辑就可以胜任更多稿件的加工。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必须努力使自己“博”起来。 二、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必须上手快入门快 比较而言，编辑出版学“属于应用科学，是行业之学、领域之学，不是理论科学”③，它直接服务于编辑出版实践。编辑出版学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原理，但它们属于应用理论的范畴。在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中，既不能满足于对编辑出版经验的概括，更不能盲目追求玄虚的理论体系，千万不能为理论而理论。编辑出版学专业主要是为编辑出版的业界培养人才的，如果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不能或者大部分不能在编辑出版业界就业，那么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作为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用实践去检验理论永远是一根必须具备的标尺，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实践的检验，学科发展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④诚哉斯言！西方出版强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以实务技能教育为本位、以在职教育培训为特色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科班出身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尽可能快地胜任编辑出版的日常工作。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如果需要半年的适应期，那么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就只应为三个月甚至一个月。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是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彻底失败。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在这方面并非尽善尽美。例如，有些毕业生写不出像样的选题策划报告、营销策划方案和书评，甚至连校对工作都做不好。因此，培养实际操作能力的业务技能课必须进一步予以改进，在教学中必须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真正予以落实，必须设法使专业实习取得更大的实效。 三、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应努力构建自己有特色的“专” 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是杂家而妄自菲薄，但与此同时还必须努力建构自己的“专”。与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相比，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专”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种“专”包含四种情况：（1）专于编辑出版的流程与技能。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表现为上手快入门快，但这不是根本，上手快入门快不等于后劲足。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用半年甚至三个月的时间也可以掌握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与编校技能，熟悉编辑出版工作流程；（2）专于编辑出版学以外的某一门学科或某一个领域。这种“专”主要因今后从事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不同，因人而异。例如，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专于文学，从事法律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专于法学，等等。不言而喻，这种“专”并不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比较优势，因为专业学习阶段再怎么专于另一学科也几乎不可能达到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对这一学科的专业化认知水平；（3）专于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要专于名著经典的出版传播史。这种“专”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形成自己比较优势的极其有效的突破口，应该而且必须具备；（4）专于新媒体的编辑、出版、传播工作。这种“专”既是应对数字化挑战的需要，又是建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比较竞争优势的一条捷径。 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为什么要专于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是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只简述理由：（1）从一般的意义来说，熟悉编辑出版史有益于编辑出版专业学生认识编辑出版活动发展的规律，并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2）从特殊的意义而言，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精通名著经典的出版传播史具有独特的意义——为重新包装运作这些好书，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3）在研习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的过程中，编辑出版专业学生还可以通过学习书中的主要内容而了解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从而拓宽知识面；（4）学习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可以培养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文化良知与文化追求。 四、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工作的技能 今天，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熟悉新媒体（互联网、手机等），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掌握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工作的技能。这是因为： 1.数字化出版浪潮滚滚向前，对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严峻挑战 出版技术的不断更新，使新的出版形态不断涌现。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出版技术史。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出版业的影响已经立竿见影。1970年，美国学者贝利将“当天的订数能够当天印刷，第二天发货”作为人类的理想。⑤仅仅过了24年，他的梦想就逐步变成现实。1994年，德国出现了能够随时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打印系统”，使按需印刷成为可能。2004年以来，按需印刷在我国从概念迈向生产操作。2004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属下的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了我国首项按需出版工程，致力于数字印刷在出版业以及商业领域的应用推广，为图书馆按需印刷数千种近现代善本图书和期刊。⑥ 数字出版物的种类、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数字出版的优势日益凸显。一首《老鼠爱大米》彩铃下载的收入就达到了5000万元，而这首歌的专辑未必能卖出500万元。在日本，手机出版发展迅猛，“手机书籍”成为一种新兴文化。数字出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出版的运行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出版的内涵，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方式与阅读的习惯。传统出版业只有积极应对挑战，并适时调整战略部署，才能在新一轮的出版竞争中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危险。积极的先期进入者已经开始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培育着品牌和市场，将成为数字出版的领跑者。出版业需要与时俱进，直接为出版业培养人才的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要了解新媒体技术，要熟悉新媒体运行的流程，要掌握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的技能。数字化出版浪潮滚滚向前，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唯有逐浪前行。 2.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技能，是构建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比较竞争优势的捷径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催生了网络编辑员、网络搜索引擎工程师、数字视频策划制作师、网络课件设计师、电子商务师、网站策划师、网络游戏设计师、彩铃设计师、网络、短信、DV创作人等新职业。2006年的预测说，未来八年，网络编辑的需求量将呈上升趋势，总增长量将超过26%，其缺口将达到100万人。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调整了人才培养的定位。例如，华南理工大学于2004年创办了编辑出版专业。起初，也以书刊编辑作为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上与大多数院校所设专业并无二致。后来经过反复论证，将培养目标定位在电子网络编辑上。浙江工商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创办人梁春芳认为，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建设“要根据现代出版业发展的需要，以培养大批的数字出版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不要只将视野局限在传统出版领域，而是要将着力点放在数字出版方面”。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向网络编辑转型，为此开设的课程有：网络编辑、网络出版与书业电子商务、电脑图文设计、网页制作与网站管理、数字资源检索、图像传播等。这样的调整，不仅顺应了数字化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避实击虚、培养比较竞争优势的有效举措。2007年，在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该校初级助理网络编辑考试达标率为96%。 早在1996年，北京印刷学院创办全国第一个多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的时候，就将多媒体设计和工具软件应用引入设计艺术教学，让书刊装帧设计方向的在校生可自愿选择转为多媒体艺术设计，并于当年实现艺术与技术复合型本科毕业生的输送。由于所培养的人才同新兴的产业发展需求衔接，因而一路走俏，培养规模达到每届毕业200多人，还供不应求。可见，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应该站在数字化发展的浪潮前端，成为数字化编辑、出版、传播的弄潮儿。 五、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 观念上与时俱进既是创新的重要体现，又是创新的先决条件。对编辑出版人来说，观念上与时俱进是其首要素质，创造性思维是其最重要的思维。干任何工作，要想出类拔萃，都需要与时俱进与创新，但编辑出版工作更离不开这两点，原因有三： 1.编辑出版工作是生产精神产品的，而精神产品的生命力取决于特色 特色是出版物在市场竞争中的立足之本。我国出版业中盲目跟风、低层次重复出版的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了物力、人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还浪费了读者的时间、精力和钱财。盲目跟风、低层次重复出版是创新能力低下的体现。要避免这种现象，就必须坚持创新。邹韬奋说：“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⑨ 2.从编辑出版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出版业是真正需要与时俱进的行业 后，篇幅短小但蕴含丰富的“小诗”盛行一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对此褒扬的人很多，但也有人极力批评，梁实秋说：“《繁星》与《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繁星》与《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⑩然而，这两本诗集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名著。观念陈旧的人，或许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家或学者，但绝对成不了杰出的编辑家、出版家。1991年，金丽红策划出版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王朔文集》。她这样形容当时想做《王朔文集》的冲动：“我第一眼看到王朔的一本书《我是你爸爸》就立刻被吸引了，这个标题多么吸引人啊！于是我就有了做王朔的书的念头，而且是做他的全套文集。”业内人士评价金丽红的眼光很“毒”。这种“毒”的本领源自观念与时俱进。湖北长江出版集团董事长王建辉在论及杜亚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时说：“做编辑要与时代的主潮相一致，要激动潮流，不与时俱进是编辑家的大忌。” 3.编辑出版人只有适应变化，才能策划出适应变化的新颖选题 一个编辑出版人是否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并不取决于学科专业与教育背景，而更多地与性格、价值观、人生态度、社会阅历、思维倾向有关。人文类文摘杂志《读者》的两位创始人都是理工科出身，胡亚权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郑元绪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小学徒出身的王云五能够成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和中国现代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得益于他年青时的广泛阅读，与时俱进及创新，如出国考察并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一个普遍存在的有趣现象是，专家往往迷信过去的经验，权威经常迷信理论教条，这恰恰是创新的死敌。杂家、外行、新人少有习惯性思维的束缚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对新知新学新资讯新环境反应快，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接受新生事物，反而更容易闯出一条新路、干出一番事业。在知识结构的专业性、深入性、学术性方面，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几乎无法赶上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但在观念的更新与思维的创新方面，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应该而且必须强于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编辑出版人，其职业素质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开放的心理、博大的胸襟、高昂的热情、积极的参与意识。对新理论、新观点、新题材、新文体、新体例、新风格、新版式、新工艺、新作者等，编辑出版人都应持欢迎、接纳的态度，要像孔子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主观臆断、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策划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有我新的出版物。 （易图强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龚维忠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

人文管理论文: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 [摘 要]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工具，管理就是同质的。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因为“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 [关键词] 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人文管理学；中西方管理差异。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人文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科研工作对于其从事者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实现往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现。物质方面，譬如待遇、级别、实验设施乃至在科研攻关中的地位是否重要等等；精神方面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满足、社会的评价以及同行的赞同与否等等。当前在国内。我们在对待这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往往通常都容易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对科研工作者自身的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只看到是否能出成果，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看成就不视细节的做法只会对许多科研 工作者们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大量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但人才是机器的主人，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忘记。科研的主体还是人，而不是好的设备和条件。因此，在科研工作开展中，我们也要相信人都有自我实现性和潜能性，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不光达到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奖励，还要做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科研工作者们的自我实现倾向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这样就形成了科研中的人本主义氛围。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想在广大科研工作者之中实现就必须要先实现科研工作者们自身的人本主义，由人及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使科学和人文得以和谐发展，才能使科研工作健康有序的实行，才能使科学的产物与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更加接近。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精神科学管理 一、更新学科理念 据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在1980年对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由此确定了工业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全部或部分的内容。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对工业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类似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商业展示及市场开发等等，这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也都纳入了该学科范畴，工业设计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等相互结合。并可交叉应用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实用与美观并存的视觉传达、意识物化形式，为创造、美化和改善大众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市场机制的触动下，工业设计正逐步朝着个性化、人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工业设计教育也由此加强对设计人才综合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工业设计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相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械制图和造型设计、工业美术、材料工艺、结构力学、人机工程、视觉传达等，其中也包括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技术、电脑辅助设计。通讯工程、人工智能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世纪到来社会要求我们工业设计人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时时都以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二，产品的功能与装饰是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特征反映，好的产品总以美观的造型与多样的功能赢获市场，从而要求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与艺术鉴赏力(包括绘画基础、写生能力、设计创意、形态构成等美学知识)。尤其如今信息时代技术交流极其迅速且广泛，产品设计的风格与造型出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这要求设计师开阔设计视野，及时把握潮流动向，提高设计思维与创作实践能力，要在已有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勇于实践，只有对设计相关的地理、历史、民俗等一系列社科知识深入学习，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生活习俗、满足当地生活需求、甚至能够表达当地情感的优质产品。 第三，为使产品在社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构思之初对该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所需的经济成本正确估算，充分了解该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范本、材料工艺、风格特征等相关内容，产品设计也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也要求设计师具备如市场营销、商业管理、广告策划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力，甚至包括信息采集、管理与技术处理，消费心理、及其产品营销等，还有市场信息及各项商业法规等能够保证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顺利完成的相关政策条文，也都成为当前工业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产品设计实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环节必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要求设计师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协调与设计管理能力。 第五，处于发展中的工业设计是产业竞争和企业振兴的关键，它集中反映了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与之相关的内容非常广泛，这又要求设计师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机地整合，全面了解国内外产品市场，设计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时代感的新产品。 第六，由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微观世界，产品设计的问题也将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新时期的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更新过程，面临自主学习向终生学习的教育转型，我们必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所谓“学会求知”即是“学习－工作－学习”，所谓“学做事”，是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转为对环境适应力的素质培养(如合作、创新、风险、交流等)。 由此可见，未来工业设计教育在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教育的重点将由专业技术职能转变为对综合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的培养，相比以往对技术与物质的教育，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行为技能(其中包括：团队合作、风险投资、技术交流、设计创新等等)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人际矛盾、管理群体等等，“学做事”与“学会求知”彼此间相互结合，共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些都并非是书本上现有的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实现。 二、问题与现状分析 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仅短短二十几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也有初步的发展，但仍是一门幼稚而年轻的新兴学科。近年国内高校为适应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局势，竞相创办起了各自的工业设计教育，然而它们教育普遍重实践而轻理论，导致学生误将相似的造型与工艺当设计手段反复运用实践，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如：招生人数剧增、教育与产业失衡等不良状况，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教育的正常发展。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消费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实体只有不断开发出标新立异的产品才能稳住市场，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将市场重心转向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上，并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建立了许多科研机制，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但未来还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这对当今工业设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工业设计教育应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是社会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断作用的成果：那么对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为设计本质的认识，把握时展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制定相应的改革对策，尤其对工业设计内涵及外延的理解最为重要。 三、转换教育方式 工业设计属于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工业设计的教育也应当遵行一种应用型的人才教育方式，然而我国现行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尚未完全脱离形式单一的理论灌输与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教育体制过于偏重对产品造型、装饰、技术等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方面的技能培养，而轻视了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从教育整体看来无论工科院校还是工艺美院等的学生普遍反映在形象思维、视觉感应、造型创意、工程技术等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严重的知识断层。由此国内各大高校为适应如今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正在进行着积极地探索与实践。美国哈佛大学率先实现以传授为基础到以自我教育为主的现代设计教育转型，由此开创了多元化教育的新纪元，成为现代社会设计教育的一面旗帜，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关键是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设计表现技艺。 基于当前工业设计人才教育现状，国内众多院校也就“如何发挥各校人才教育优势，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工业设计人才，全面提升学生设计、审美、思维、想象等等一系列综合技能”这一主要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得出一些好的见解：如艺术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视觉感应较强，适合于偏重外观的轻工业产品设计，包括服装、玩具、日常百货等，可以在艺术学院创办轻工业产品设计方向的设计教育：而工科院校的学生鉴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技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十分敏感，易从事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设施等等一系列功能型重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可在工科院校设置重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如今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应当迅速转向对学生设计创新、设计思维与抽象思辩等设计技能的培养。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办学就坚持“二基二强”教育方针，主张以工业设计基本技能、机械工程理论基础，强化电脑设计与创作实践等技能，该校的工业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采用“模块式”教学结构，且十分注重不同学科板块间的有机结合，在人才计划中课程学时的纵向结构比例为：公共基础课765，工程技术基础课320，艺术技能基础课302，计算机课程379，专业知识课程320，总比例为2.5:1:1:3:1。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追求与审美品味正不断提升，未来社会期盼的工业设计教育将面临着技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全面转型，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全面提升。对于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方式应当适应时展的脉搏，结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与教育资源，因地制异、因才施教，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并及时更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冲破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思想牢笼。 四、强化人文精神 如今伴随着设计工业的教育改革与行业发展，静观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人文知识的渗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设计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贯注人文精神的工业设计才能抵御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生产给社会经济与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方人”，一段艰辛的成长历程。如今我们生活所需的产品更应当全面展示出时代的人文特征，更应能充分利用一些现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要素进行产品的设计创新与实践。我国虽是一个工业设计教育的后进国度，却拥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人文哲学与古典美学的深层烙印，可见我国工业设计教育潜藏的发展空间还未曾真正地被开发和利用。对于新时期的工业人才应当尽可能去启发和引导他们去体味和深嚼我国古代哲学与历史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精华，鼓励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站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设计创新，丰厚他们的设计潜能与综合素质。 从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状况观之，世界各国都在国内设有产品消费市场，但我国设计教育却“大而不强”，工业设计产业“小而残疾”，也正因如此中国工业设计教育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观之，我国工业设计的总体水平实则早已同国际社会发展同步，仅是出于国内外工业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悬殊而产生的差距，他们试图以西方的产品造型与技术工艺为范本将设计东拼西凑，如产品设计中大量仿效与抄袭，中国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在国际时常时有发生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充分应证了此观点，国内学术界仿佛也已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好似都忘却了自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不久前我国工业设计协会就提出“以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人类历史、生活习惯、审美(包括宗教信仰)特征，且具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工业产品”——议题，现已成为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研究的焦点。 虽说新兴的工业设计学科也是一门知识交叉型的应用学科，其中也包括对抑制外来装饰与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但这都是建立在我国固有之传统历史根基之上的技术与艺术创新。 现代社会新型的设计教育应当尽可能避免以往教育注重产品设计与造型工艺的思想误区，积极向学生灌输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德国斯图嘉特国家造型艺术学院就通过学院间的合作开设美术、音乐、建筑等人文艺术培训课程。主张通过实施人文艺术教育来强化和提升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艺术修养。产品设计如若真正地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真实地贴近现实生活，无疑人文精神在设计中必须发挥出积极作用。尤其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潮流已从基本生活消费转移到个性化炫耀消费上，人们需要拥有外形使人心情愉悦，功能让人尽情享受的高档产品。从通讯、家具、电器到数码消费产品，设计师可将其变成一个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广阔世界。 五、结束语 本文对目前社会工业设计教育现状与发展，结合个人观点作了一些初浅的探讨。未来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还有待经历一个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来逐步完善，如今工业设计已不仅仅定位于一些家具、机器、生活用品，而沦为对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合理规划的设计，设计的思维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产品使用功能和造型风格的思考，从产品的外延层面出发，从事物外侧去透视、剖析，开创产品设计的新思路。尤其如今信息技术多元化社会发展时期，工业设计人才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内容，可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吸取新的创作养分来丰厚自身的设计潜能。 摘要：教育是对知识学习和传授的循环反复——正所谓“教学相长”，经由这一互动过程使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增强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的综合能力，从而为以后生活作好智力准备，这是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跨世纪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知识的传授过程相比普通教育更显复杂，而加强工业设计教育是提升国内设计水平与人才素质的关键，尤其面临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时代，工业设计教育更是促使民族富强与企业振兴之关键，出于社会与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再次提上议程。如今国内工业设计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巅峰时期，就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动向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本文借此对当前国内的问题与现状展开分析，一并结合未来经济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试图探寻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更新；观念；转换；方式；强化；精神 人文管理论文:美术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 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人文管理论文: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管理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所谓人文景观，是指可以作为景观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明成果。在内容非常丰富、门类异常复杂的成就中，可以成为人文景观的大约可分为四类。 1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和古墓、古建筑、古园林、古窟卉、摩岩石刻、古代文化设施和其它古代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活动遗物、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北京的故宫、北海，西安的兵马俑，甘肃莫高窟石刻以及象征我们民族精神的古长城等等这些闻名于世的游览胜地，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人文景观。 2革命活动地 现代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战场遗址、遗物、纪念物等。例如，新兴的旅游地井岗山除也具有如画的风景外，“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这些人文因素，无疑使其成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大打“鲁迅牌”的旅游城市绍兴，起主导作用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鲁迅纪念堂等旅游点也都是这类人文景观。 3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场所形成的景观 例如，高水准的音乐厅、剧院及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像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园这样把科研、科普、观赏、参与结合为一体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观光地也是此类人文景观的一种。 4地区和民族的特殊人文景观 包括地区特殊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特殊的生产、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和节目活动，民居、村寨、音乐、舞蹈、壁画、雕塑艺术及手工艺成就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和地方风情。例如，近几年的旅游“旺地”云南，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有赖于居住于此的各民族独特的婚俗习惯、劳作习俗、不同的村寨民居形式、服饰、节日活动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石林和蝴蝶泉壮丽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为如画的风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因为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才使得云南更具魅力。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才能使我们在风景规划中取得成功，发挥人文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上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造的景观，好与坏的评判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审美观。在古代中国，人们强调内在的情感想像与外在的形象塑造的统一。中国古诗词中讲究“托物寓情”，由此丰富引申出更饱满的情感。“情景合一”由此而出。情景合一才能使人产生意境，由此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的产生也离不开“情”。绍兴沈园是宋代的“越中名园”，而真正使其成为千古名园的却是那首千古绝唱《钗头凤》。重新修复开放后的沈园，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畅游在“竹影清幽”、“红梅照水”的美景之中的同时，无不为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唏嘘不已，“情景合一”的诗意境界由此而生。园林审美的过程就是游客对园林艺术的观感、体味、思索，直至升华为主体意境的过程。这也是园林艺术的生命。而园林景观中最能引起人们情感变化的即为人文景观。故从美学意义上来说，人文景观不仅是风景名胜区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人们审美出“情”的主要对象，一个风景区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技术管理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 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记宦傻纳倒匣僮鳌?/P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人文管理论文:审美人文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范式理论镜像思维解释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历史主义科学家站在认识论的角度只能看到范式的诸多矛盾，但无法从本质上充分展示范式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对于解释学，伽达默尔曾经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人类存在活动的展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人类活动就是带着自身对世界的“前理解”，面对陌生事物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的结果又重新成为下一次解释的前理解或基础。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研究纲领”、“域”、“背景信息”等，正是解释学中“前理解”的认识论式的表达，科学的范式革命表达的正是“前理解”或“传统”的不断解释和发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没有真正进入解释学的循环之中，因为认识论害怕循环，而实践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循环”；认识论害怕主体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实践恰恰是带着主体的“偏见”进行的。前理解或传统不是实践的障碍，而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夏皮尔对背景信息作用的说明，隐约透露出了这个意思。一旦进入突破镜像思维的实践活动中，范式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到了矛盾。作为前理解的范式，是主体所带着的“偏见”，从这方面看是主观的；但这种前理解决不只是个人的任意主观幻想，它是由客观的传统所决定的，因而，范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观或客观。它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观点、理论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共同认可的仪器、设备、实验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什么样的主观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相应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范式理论的精华所在。范式是实践的产物，只有突破镜像思维的认识论，深入到实践中，其本质才能被看清楚。科学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也是解释学的不断解释、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因此，范式革命就是在各种范围、不同层次上不断进行着的，是渐变的常态阶段和突变的革命阶段的统一。夏皮尔的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反映了这些情况。实践具有广泛性，所以费耶阿本德将范式扩展到科学之外，也就是一种理论自身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关于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的问题，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告诉我们，各种理论间相互交流的条件，恰恰是承认对方的不同，但交流本身就代表着交流之可能性，视域融合就是“不同”的东西的融合，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才会认为是矛盾的。关于科学革命是否理性的问题，解释学认为，相互交流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理性”的前理解即范式的立场上去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左右的，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超越双方的框架，对于交流前的任何一方来说，从认识论来看，就是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关于真理问题之争，每一个范式所规定的理论、思想或经验、方法，都在某种范围内、某个层次上是合理的，但相互交流正表明，这只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不会落到某个范式之中变得僵化，而是不断的范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真理的实在性，同时表明僵化范式的非真理性。解释学揭示的是实践所展现的世界。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人实践所创造的入化世界，实践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或“范式”的实践；人化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对于人而言又是有意义的、人的“范式”所规范的世界。因此，范式理论所涉及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从非镜像式的实践来看，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 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最终向哲学主流的复归，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镜像思维模式的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正是这种实践方式在理论上的具体体现。范式理论自身由于认识论模式的讨论而不断丰富、完善；同时，其困境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是缺乏了实践的根基。范式理论向解释学复归，实质是向实践哲学的复归，通过这种合流，科学主义不拘泥于“客观经验”，人文主义也超越了“主观情意”，两方面都获得现实的根基，范式理论的发展正好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合的历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实现整体性创造性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观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价值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取向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大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白壁德大学观启示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课程特点改革管理 [摘要]人文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学科的变革又最终落实在其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人文课程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公修课由原来的通识课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课，另一方面表现人文学科专业课的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走向了窄口径、专门化的培养模式。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基础。 [关键词]人文课程；政治化；专门化 课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变革最终要落实在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其课程的变革在公修课和专业课两个方面都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本文试图对人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作一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公修课改革：政治课取代通识课 华北地区政治课教学改革早于其它地区。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7个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课的科目与时间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二是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三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1]（P128－129）华北地区各大学文科系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普遍开设了政治课。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为了指导其教学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华北地区唯物论教学委员会，负责编写唯物论讲义大纲。在各大学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及党团代表在内的唯物论教学委员会。1950年2月至7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华北地区新民主主义论教学总委员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大学政治课教师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归纳了一年来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四点问题，明确了今后政治课教学的“三个重点”和“三项原则”。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大学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或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 在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推动下，1950～1951学年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政治课教学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进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科目讨论会的指示》和《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变化是，要求政治课应由专门教师担任，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对政治课性质的新规定，即把政治课从公修课程上升为专门学科。可是，这一指示并没有付诸行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教育部立刻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以上政治课的导入过程(见表1)，显示了如下趋势：一是政治课的内容逐步稳定下来，最终由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三门组成；二是每门课的教学时间逐步延长，从最初的每门课半年延长为一年；三是政治课教学从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从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课教学由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国所有高校；五是学校层次越高，政治课的科目越多，政治课总的教学时数越长；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课教育教学组织机构，即“教育部——区市教学委员会——课程教学委员会——校教学研究组”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网络。这六个趋势的共同特点是政治课作为大学公修课的地位不断增强，重要性不断增加。从此，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学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学公修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公修课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对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公修课的内容进行比较。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从教学分量来看，1952年的公修课学分少于1944年，减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学院减少得最多。二是从教学内容来看，1944年的公修课以通识教育为特色，1950年公修课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44年的公修课除了理科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外，以经典人文学科文史哲知识为主。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个学分，哲学概论、逻辑学有7个学分，语文占6个学分。三门小计25个学分，占公修课总学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主，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历史部分只有中国近代史，语文与写作显然有突出语文的应用性淡化其文学性之倾向，哲学在公修课中几乎丧失殆尽。总之，1944年的公修课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识课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课是文理不通的专门政治课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学科专业课的精简 1950年8月教育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状况的描述是：“相当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即还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进一步改革高校课程的指示是：“废除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P395)。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了《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课程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不仅规定了课程科目、开设时间、学分数，还规定了个别主要科目的具体教学内容。在这些规定指导下，各大学就校内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去除旧课程和反动课程，增加了新课程。在此，以重庆大学的改革情况(见表4)进行说明。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从院内各系课程变动来看，文学院中国语言系变动最大，法学院法律系变化最为明显，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变化最为明显。二是从各院系之间比较来看，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系课程的变化很小，如工学院主要是各系名称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停办的课程几乎没有。三是从文学院课程科目变动来看，停办57种，新设84种，保留28种。保留的只占停办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来课程的三分之一。新设课程84种与原有课程总数85相近。这表明，文学院课程精简和变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学科专业课设置的专门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实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而开展的：专业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核心，大学按专业招生，专门人才按专业培养。政府根据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种类制定专业，大学设置专业必须经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与这一指导思想相一致，各大学纷纷进行了专业课程的改革。 在各校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的基础上，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专业调整于1953年开始，标志是该年9月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综合大学专业调整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专业的目标表示国家建设对这类人才要求的规格。凡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拟暂不设立；目标过宽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虽已可分为几个体系，但为条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设的专业，将来再分设几个专门性的专业。”[2](P407)根据这个报告，1953年综合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现状与调整方案如下(见表5)： 从上表可知，在13所综合大学中，哲学学科减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历史学和中文在各个大学均有开办。社会科学的减少也相当严重，法律学只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所学校开办，心理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办，但还没得到教育部的认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它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该《目录》共有专业257种，其中工科类专业147种，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对大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将在改革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大学制度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957年以后，各大学按照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依然沿袭下去。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其过度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实力；人文学科减少过多；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无形的历史积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学校主动权太少。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拨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P213)因此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人文管理论文: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理念 论文摘要：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现代图书馆通过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对读者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并以积极的公益性的活动向广泛的社会辐射面展现了管层面理上的人文关怀理念。它是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它“是一个信息知识资源所蕴涵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时俱进事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尤其在管理理念上实现了飞跃。 一、图书馆的社会性与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 图书馆是以社会全民为对象，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其对社会来说其既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又有增进全民的整体素质社会功能。其既是社会体系中的独立机关，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必不可少的社会辅助机关。图书馆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的广度是社会的全体人民，其服务的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备，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图书馆硬件设施已不断的得到完善，实现了对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走向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丰富了检索查阅的方式方法，逐步服务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图书馆运用先进技术是为达到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而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其内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高低取决于先进的否与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得到提升，图书馆管理理念从过去“衙门式”服务忽略了读者的内心感受与要求，逐步发展到要求不断的改善服务的质量，并提出了“读者第一”的理念，却忽略了图书馆馆员内心感受与要求，而现代图书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管理理念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现了理念上的飞跃。“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②。人文关怀的理念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就是要求指尊重包括馆员、读者个性与需求，价值与尊严。为读者或是更广阔的社会辐射面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环境。 二、图书馆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实践 图书馆服务的最高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即要贯彻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首先，实现对图书馆馆员的人文关怀。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对外的外服务窗口也是图书馆外部形象之代表，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根本所在。已往图书馆教条式的要求所有馆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强调有义务而权利所言，在工作之中也带有一定情绪，也忽略了自己与读者的平等关系。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馆员的人文关怀，其一，就是重视馆员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馆员的价值与尊严，坚持馆员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所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馆员认识到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在对馆员的管理也要充分重视馆员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做好图书馆内部的奖惩激励机制。图书馆学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给馆员以良好的待遇”。 ③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正比，是可以促进馆员们保持应有的工作热情和事业心。做出贡献。其三，加强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对图书馆员要不断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让馆员充分认识刀片图书馆工作价值和意义，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 其次，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读者是图书馆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客观评价主体。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也即要求重视读者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读者的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坚持服务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外部环境的绿化美化，为读者营造了安静、舒适、雅致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了对读者个性化需求的考虑，结合了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了检索方式，资源的表现形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常以调查问卷的模式从读者处获得反馈意见，同时，增加了图书馆各处可见的“意见册”。这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最后，实现对图书馆社会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图书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关，除了直接读者服务对象，还有广泛的辐射面。现代图书馆对其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包括了，举行各种公益性的讲座、图片展、优秀影视作品展等，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人群共同体”。④现代图书馆所面对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了生理上的“老、弱、病、残”群体，现代图书馆建设注重依据此类群体的需求来购置报刊书籍,或开办阅览专架,阅览专座等具有人文关怀的措施，方便了此类群体阅览需求。同时还建设相关残障通道、康复文献阅读室,提供各种康复知识和信息;为肢残人士和老年人配备轮椅;提供盲人阅读的盲文,在电脑上安装盲人发音软件系统,等等这些都向更广的社会展现了图书馆管理层面上的人文关怀理念，而这些措施和理念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向图书馆所面向的社会辐射群体做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宣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是文化信息资源的富集地，它扮演了现实中的个体与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平台，是社会与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样也是社会和谐的文化精神支柱。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是时代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经典教育论文:浅析“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摘要:儒家思想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基础,本论文对“信而好古”的基本思想、基本精神介绍和分析,以及“信而好古”形成的原因等三方面进行了阐述,使更深刻的了解“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关键字:信而好古 人文精神 教育思想 一、“信而好古”的经典教育思想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古”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最大,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 《论语》中,正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有教无类”、“不学诗,无以言”等,我们再熟悉不过。可见,孔子的对“古典”的强调,对“雅正”的强调,具有普遍的观念指导意义。“好古” 是讲孔子学习的主要取向是前人的经验教训的文化继承,而“信”是讲喜爱文化继承,并注重证实前人理论之理性的现实性,也就是学习前人理论,并通过实践证实或者证否它。孔子的“信而好古”是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二、“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的基本精神 “信而好古”重内在精神和生命的连续,意义在于重质、重情。在其思想中,体现了人文精神论、重视教师的观点。 中国的道德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指出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尊严。在中国儒学中,孔子是重人文精神的开先河者。他重人事而轻天命,重对人的德性的培养教育。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克己复礼”的“从道者”,同时也潜心尽力的培养众多的忠实于仁与礼的“护道者”。人文精神论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主张先圣之理。全面的人文精神,贵在全面“人文”,夫子“温、良、恭、俭、让”,做事情中正,心态平和,虽然孔子不敢和周公比,但他对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是看得很清楚,是很自信的。 先秦时期,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中,表现为对师、傅的尊重。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荀子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常常把君师并称,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孟轲引《尚书•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把君师并列起来。荀子以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正礼”,而学生的任务则在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教导。《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智若师也。情安礼,智若师,则是圣人也。”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达。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这些对师法的重视,对师、傅言传身教重要性的揭示,在教育思想上,与“信而好古”的观念一脉相承,也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中普遍遵循的原则。 三、“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教育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 《礼记•学记》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集中代表了这一原则。儒家历来将“德”、“礼”的作用用在“政”、“刑”之上,奠定了君主治国的思想基础。如汉章帝诏书说:“三代导人,教学为本。”魏明帝诏书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历代封建王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力发展教育,为巩固他们政权而服务。这是封建统治教育的目的,在先秦时期封建统治者根据儒家理论,将兴学设教作为基本国策,使教育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国家掌管的教育事业归根结底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出于统一思想、移风易俗和培养、选拔人才的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并牢牢控制教育。儒家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切实可行的兴学措施、教学内容和师资。 (二)孔子亲身体验“信而好古” 杨伯峻先生在《论语注释》中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概括为四点。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这是说孔子的家世对孔子学说思想形成的基础性的影响。二,孔子是鲁国人。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的交替之中,即有改革,但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当时鲁国的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三,孔子说过自己“信而好古”。他的弟子子贡也说过“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苦读好学,在读书中吸取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少的影响。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且适作评价,慎作取舍。这对孔子学说思想的形成也有影响。 孔子的“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自古以来对中国画的学习有很深的影响。元赵孟\“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概括的言简意赅。这种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并通过遵循典章仪轨、摹拓临写样范法帖等主要美术教育途径,达到师授传习的教育目的。贯通整个总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可见其影响之大。 经典教育论文:以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为视角思考大学英语通识教育 【摘要】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关键词】英美经典影片赏析 大学英语教学 通识教育教学改革 学术界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英语课程中电影赏析如何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听力口语教学、任务和输出型驱动教学、纯语言知识、情感体验等几个方面体现功用；翻译学视阈中研究英美经典电影的片名、字幕和文本解读；跨文化视野下英美经典电影的个案分析；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与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关系研究。上述研究成果的相关论文如：康燕彬《英语电影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发表于2010年9月《读与写杂志》；林黉《英文原版电影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发表于2011年5月《楚雄师范学院学报》；胡贞《鉴赏原版英文电影 提升跨文化语用能力》发表于2011年第2期《电影文学》；吴S《多维立体化的翻译教学研究――以美国电影为语境》发表于2011年1月《外语电化教学》；殷和素、严启刚《浅谈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关系――兼论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方向》等。 本文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一、学科特点 1.语言水平与教语言水平。除了研究语言专业知识外，教师应该注重教语言水平的提高，通过广泛涉猎各学科书籍提升人文素养，使大学英语教学成为实现通识教育的路径。 2.道与术。大学英语教学实现通识教育的功用，要处理好道与术的关系，道术并重，将人文素养和英语语言技能培养深度融合。 3.工具性与通识性。大学英语教学赢得学生，靠的是鲜活的语言材料和充沛的情感，既要让学生学习使用语言，也令其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4.语和文。重“文”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传统，近年来强调“语”的教学逐渐成为发展方向。在慕课平台等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翻转课程日益成为主流的情况下，重点训练“语”的听说课程及其教学改革必须跟上。 5.英语和母语。英语和母语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大学英语教学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教学难题 1.技术限制。语音室教学环境难以实现全覆盖，普通教室操作听说课受限制影响效果。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新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英语教学受限于语言室资源的问题。非商业目的使用欧美经典影片资源以构建翻转课堂，学生可以反复利用资源提高语言水平，教师可将教学重点放在课堂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建构。 2.听说课程。外教人手不足，外教教学难以实现全覆盖。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汁原味的英美经典影片作为网络教学和网络资源可以反复使用，操作便利，学生在课后自学并做好充分准备，课堂成为情感沟通和语言交流的平台。将“语言输入”为主的课程扭转为“语言输出”为主的课程。 三、英美经典影片赏析实现大学英语教学通识教育的可行性 结合视觉文化风靡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论证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以跨文化思维方式赏析英美经典电影片段为切入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蕴涵的人文价值和思想突破，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提供实施路径。 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的主题和案例系列及人文价值，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提供内容。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蕴涵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将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系列和主题加以总结，思考其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意义，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内容。 美国经典科幻电影，指向未来和人类终极命运如《12猴子》、《地球停转日》；对文明冲突和人类作茧自缚自我毁灭的隐忧如《终结者》、《黑客帝国》、《银翼杀手》等；探索物种进化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如《人猿星球》、《X战警》；表达对神经、精神世界未知和混沌的恐惧如《盗梦空间》、《少数派报告》；对宇宙奥义的追问如《2001漫游天空》、与外星生命的合作和对抗如《星际迷航》、《星球大战》。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时间、生死等终极问题。又如思考人工智能与智人命运的纠缠，近几年诞生出《机械姬》、《机器纪元》等影片，对智人的未来作出预测和反思。《超体》和《星际穿越》等影片，勾勒出科学和思想的边界。 代表美国魂和精神内核的电影，谈殉道者的孤独和伟大：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如《七宗罪》、《沉默的羔羊》、《肖申克的救赎》；孤胆英雄的非凡勇气如超人系列《超人》、《蝙蝠侠》等，西部牛仔的浩然正气如《正午》，警匪片对舍生取义的讴歌如《变脸》，政要和名流的底线和良知如《杀死一只知更鸟》、《洛城机密》等。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用理性思维看待人性的弱点并思考宗教和文学对现世的超越。 另外还可以探讨如英美名著及电影，闪耀着人类普世价值的永恒之光，英美女性文学及电影涉及的爱情和独立问题，英美史诗电影的崇高和美，黑帮片看社会的显规则和潜规则等。 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活动，收集包括大学英语电影教学的跨文化研究类书籍和相关论文、英美经典电影DVD、经典电影鉴赏中英读本、大学通识教育（ELE）英语读本、西方正典中英读本、英文经典名著详注等，从教学实践和理论素养两方面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教学改革做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最后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如何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课程的人文价值和精神，为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功用提供可能性。 目前学术界在跨文化视野下，对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而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来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旨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文史哲修养、审美品位和思辨能力，这是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意义所在。 经典教育论文:谈儒家经典在教育中的德育作用 现在，中小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是“小皇帝”、“小公主”，受到家长的溺爱，“拿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娇生惯养，自理能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很差。许多人养成了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而且电视上各种不健康的镜头，以及各种不健康的书籍，特别是网络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各种不健康的东西严重侵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出现了许多违法犯罪的现象。所以，认识的肤浅、知识的浅薄、道德的缺失，是现在青少年的通病。这也给德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肩上担负着对学生德育的重大责任，面对德育的新问题，我们应清醒认识，认真对待。要改善德育工作，提高工作实效，还需要我们认真去探索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光明日报》发表过评论，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有出现断层的危险性，重新建设中国文化，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我们应该从娃娃抓起，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使他们从小知道祖国的历史和祖国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和优美的人格。 一、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 儒家经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体现，它其中关于伦理道德，思想修养的内容，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沉淀了丰厚的内容，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许多方面对人有很有成效的教育作用：智、仁、勇、忠、孝等，能帮助学生规范学生的行为，培养思辨的头脑，培植学生的品格。“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刚建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诚实守信，勤俭廉正”的道德品质，“修身养性，慎独律己”的修养态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等内容在二千多年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伟大人物，他们无不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像闵子褰“母在一子单，母去二子寒”，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故事都说明了儒家经典的作用。不只是过去，就是在现在一些现代的著名人物小时候也是对儒家经典耳熟能详，深受影响。现在世界“孔子热”的现象表明儒家经典是被世界所接受的，它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作用，韩国一直把儒家的道德伦理作为德育教育的中心。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开始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国民伦理”科开始就系统讲授儒家伦理，“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强调忠孝等伦理和互相团结的精神。 二、具体措施 厚德载物，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儒家经典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文化的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璀璨夺目的古代文化中一颗明珠，其形式多种多样，风格迥然各异，内容五彩斑斓，意蕴含蓄绵长。其中广为传诵的经典文段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今，都是不可轻视的。早期经典的教育、启蒙、渗透，对于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水平、思维能力、识记能力和文化素质，以及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都很有益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篇（段）。可见，让学生识记、背诵一定量的古诗文，已是时代对师生的要求。在这个黄金时期，受教育的儿童要接受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感受中华民族古典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最可行也是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对中国较浅易儒家经典的诵记与研读，而且这也是他们将来一生受用不尽的“打根基”的训练。可见，学校此项活动意义深远。 我们开设《论语》校本课程以来，学生由新鲜、好奇到被吸引住，出乎人的意料，更可喜的是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学业上和为人处世上，不知不觉间就“懂事”了。所以学校把儒家经典教材作为德育的主阵地，希望通过这种学习将德育教育落到实处。 当然学习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让孩子们在儒家经典的潜移默化中培养道德修养、做人准则，从而接受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这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探讨，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把儒家的道德教育资源与现代社会性的教育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使我们的根永远不被忘怀，民族文化科学素质得到提高，道德素质也得到提高，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启今日教育 国学经典凝聚着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体现了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在国学教育呼声愈来愈高的今天，《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越来越广泛的在各领域中被关注，对这一经典的解读也可谓见仁见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有幸重拾起这一经典细细品读，若干年前在书中作的批注，如今看来却又有了别样的见解。惊喜之余，我将《论语》中另有启发的语录进行了简要整理，以学前教师的视角，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挖掘。 一、“力不同科” 1.“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早在公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指出，射箭，主要不在于射透箭靶子，因为每个人的力量大小是不同的，放眼今天，便是承认“个体差异性”。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认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智力，每一个人都是用各自独特的组合方式把各种智力组装在一起的，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教学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同样的活动，有的幼儿表现积极，而有的幼儿则表现相对迟缓，同一个问题，有的幼儿能沿着规范的思路回答，而有的幼儿却能另辟蹊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便是差异造成的结果。 2.“因材施教” 孔子提出，育人要“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幼儿的个体差异大，承认差异或许比较容易，然而根据差异进行“因材施教”却困难得多。孔子对子路和冉有提出的同一问题“闻斯行诸”，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因为冉有懦弱，要激励他的勇气，而子路武勇过人，需要让他谦逊。孔子几乎完美的实行了因材施教，而在班级授课制的教育中，完全做到因材施教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幼儿教育中，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去衡量教育效果，这就需要教师观察了解每一个幼儿，在活动中充分注意到幼儿的兴趣爱好的差异，鼓励幼儿发展自己的特长，激发每一个孩子的积极性，并给每位幼儿创造表现的机会，不作统一的要求，不要抹杀学生的个性，在集体教育中体现个别教育。 3.“于从政乎何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点，每个人都有成大事的可能。在教育中我们不能给学生盖棺定论，而是要给予每一个孩子肯定，并激发其潜能。季康子问孔子，仲由、子贡和子有能否派他们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仲由办事果断，子贡精通人情事理，子有多才多艺，治理政事都没有困难。在教育中，我们往往会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每个孩子，美好的希望他们按着我们心中的榜样成长，乖巧懂事、踏实上进的孩子被认可，而顽劣古怪、调皮惹事的孩子不被重视，活动中积极表现的孩子深受大家的喜爱，而迟钝不吭声的孩子往往被冷落，游戏中遵守规则的孩子被表扬，而打破规则的孩子往往被批评，这样的偏执并不可取。我们应该允许孩子的不同个性，认可他们的不同表现，引导他们发挥所长，像孔子一样信任并支持每一位学生的成长特点，相信每个人不同的特点都会创造出不凡的价值。 二、“既往不咎” 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难于跟他们交谈，而一个互乡的少年却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孔子这样回答学生们的疑惑：“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人家已经去掉了污点而进步，就要赞许他的洁净，对他的过去不应抓住不放。孔子认为无论犯了什么错误，“改之为贵”，我们应当对其“既往不咎”。学前期，是启蒙时期，每个人在懵懂的时候都会犯很多错误。我们面对的这样一群孩子，他们通过不断的犯错，来学习认知并适应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在摔跤中学会走路，我们不应该带着错误的想法去看待孩子们的错误，更不该对反复犯错的孩子耿耿于怀。教师应该用更多的耐心去允许每一个孩子犯错，宽容每一个孩子的错误，帮助每一个孩子改正。图书撕坏了，教给他们正确翻阅与修补的方法；积木打翻了，教给他们合理搭建与整理的方法；小伙伴们打架了，教给他们友好交往与和解的方法。让我们笑着接受并忘记孩子们的错误。 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孔子在教导学生时，不到学生努力想弄明白但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时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心里明白却又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时不去启发他。孔子反对“填鸭式”的教育，主张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启发式教学”。从早期教育的角度，这句话里还隐现着要抓住学生学习关键期的教育观点，在关键期对孩子进行启发教育，孩子能快速掌握学习内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认为抓住学习关键期，不仅体现在心理学上，如在幼儿语言发展关键期时多与之交流，锻炼其语言表达能力，更是体现在幼儿日常活动中。我们应该善于发现，抓住每一个细小的教育契机。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1.“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认为君子之于天下，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要求该怎么样做而不该怎样做，只要合理便行。教学也一样，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作为教师，要在活动中寻求合理的改变，而不是墨守教案。 2.“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 如何在才能不拘泥于教案，在教学活动中能灵活应变？这要求我们不光要备教案，更是要备学生，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我们不应该固执的将自己的备课笔记作为既定标准，而应该去考察孩子们究竟是什么状态、需要什么。“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只有细心的教师才能了解孩子们的所思所想，才能让每一个活动更好的为孩子们服务。活动中，当孩子们想去探索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去操作；当孩子们想歌唱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展示歌喉；当孩子们想挥洒创意时，不妨给他们多一些纸墨去创作。也许你的教学活动因此而打破计划、拖延时间、甚至改变教学目标，但这又有何妨？ 3.“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尊，这是孔子对自己的约束，也是我们每个教师应该做到的。让我们放低姿态，蹲下身姿，用平视的目光去亲近孩子、关心孩子、了解孩子，为他们创设一个自由、自主、尊重、和谐的成长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研究 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可以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推进高职院校大学精神建设、品牌建设和学风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人文的、和谐的、丰富的、高雅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的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近年来，诵读中华传统经典已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自2007年开始，教育部国家语委推出了以“亲近经典、承续传统”为主题的“中华颂经典诵读”系列活动。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文明办又决定从2010年开始共同实施“中华颂经典诵读行动”，要求将“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战略主题贯彻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将诵读经典打造成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和平台。高职学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建设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重要人才，在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亲近中国文化，逐渐热爱中华文明，创新传统思想，弘扬民族精神，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开创新局面。 一、经典诵读的内涵 根据各类工具书的注释，“经”的本义是“织布的直线”，是织成一匹布的先导，引申为“天经地义的常理常道”。“经者，恒久之圣道，不刑之源教也。”（出自《文心雕龙・宗经》），这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阐释。而“典”即典范的意思。因此，文学经典就是承载着关于天地人生永恒规律和哲理的文学作品，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历代文人智慧的结晶。本文所谓的经典，就是指文学经典，包括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的经典著作等。“经典诵读”，主要是指背诵或诵读文学经典诗词著作等。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丰厚文化底蕴，启迪品性灵气，全方位地提升各方面素养。 二、经典诵读的特点 （一）经典诵读是一个对话过程 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交流探讨的对话过程，每一部文学经典都呼唤不同的读者的对话与理解，让读者叩问人生意义和价值。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超时空对话过程，召唤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发挥再创造的才能，读者在诵读的过程中能主动感受到博大精深的文化。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经典的意义的多次对话，通过反复诵读，读者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崇高精神进行对话，读者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得以强化，思想境界得到净化和提升，内心世界变得丰富和强大。随着不同读者的参与对话，经典的意义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二）经典诵读是一个感悟过程 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和本源的意义，它是旷古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精神的精华所在。经典诵读具有开放性，它是一种没有限制性和先期条件的诵读过程，读者可任意进行多元的理解和透视。面对同样的经典文本，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个性化的解释。文学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感受、体验进而感悟中国文化的过程，它能让人走进一个特定的精神体验世界，感受美好的形象、丰富的情感，感悟生命的伟大、人性的美好，激发生活的热情，寻找人生的梦想等。 （三）经典诵读是一个建构过程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经典是一个典型的召唤结构。因此，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建构文本的意义世界，还要建构读者的自我世界。文学经典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它的特质相对来说是恒定的。它是人类精神成果的最高标准和典范，是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大浪淘沙最终积淀下来的经典之作，牵引着人类的精神向度，唤起了后人的师法和实践。经典诵读的终极意义便是建构读者的精神家园，建构自我的灵魂和人格，建构自我的生活与人生。 三、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 （一）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 校园文化是影响学生未来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经典诵读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教育角度看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二是从生活角度看可以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经典诵读能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培育高职院校特有的院校精神。高职院校的院校精神建设，其终极目标在于创建一种和谐的校园氛围，以陶冶高尚的情操，构筑健康的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如果学生长期置身于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便会形成共同的风格和气质，这种风格与气质表现便是一种院校精神。诵读经典具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特点，能够构建和谐诗意的人文校园，让经典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在校园里传播，成为一种无形资产，让每个学生得到同化与塑造。在经典诵读的活动中，学生能感受到凝聚力和向心力，自豪感和荣誉感逐渐增强，团结协作能力也逐渐提高。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思索升华，达到“以文化人”的境界，以促进技术的进步和创新。 （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经典诵读能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长期坚持诵读寓意深刻、博大精深的经典诗文作品，可以使高职学生全面了解中华经典文化。高职学生诵读经典可以增强语感，掌握诵读技巧，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精深，大大提升他们的口语表达水平和审美鉴赏能力。高职学生领悟经典，可以开启心志，砥砺意志，培养情商，完善人格，培养民族精神，培养积极进取的优秀品质，培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培养远大理想和博大胸怀。总之，经典诵读可以整体上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情操。 （三）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 经典诵读活动的精神成果能够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影响着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意识与道德素质，而其思想素质将直接影响其对生活与社会的态度，受过良好的精神文明熏陶的高职院校学生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带来的不仅是专业化的技能，而且还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他们勤奋肯干的精神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其自身的技术型人才的优势，推动社会的发展，体现自我价值。他们的文化积淀、人文底蕴将成为行业和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将引领行业和企业文化的发展。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可以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推进高职院校学风建设、品牌建设和大学精神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充满人文气息，丰富高雅和谐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罗惜春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412004） 经典教育论文: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学经典危机也越来越显著。为了能够让文学教育更加科学合理，需要全面了解文学经典危机。本文主要针对文学经典危机进行分析，并对基础教育模式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关健词：文学经典 危机 文学教育 研究 一.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无论在何处，当代的社会文化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有学者指出当代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在本文中指出消费社会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能够将社会变革时期出现某些新动向、新特征凸显出来而采用的权宜性的称呼。 其一：在不断扩张资本支配力的情况下，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特征：通过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不断将消费理念制造出来，使得新的消费需求增加，能够极大的扩大社会的生产力，使得利润最大化。虽然现代社会的活力充足，但也让人们生活体验物质化形势加剧。 其二是商品的形象比实体更能获得商业价值。丹尼尔・贝尔说：“消费经济常常通过事物的表面才能够得以存在。”在商品营销中品牌与包装的重要性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其三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接受如同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对于精神性的因素往往会受到重视。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这些新动向和新特征，才能够将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走向摸清，这样才能将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考察出来。 二.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的特点 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尚书・尧典》中记载到：“帝曰：要！命女典乐，教胃子。”这里的“乐”指的是诗、歌、舞的统称，在古代的“乐教”中已经将文学教育包含在内。不管在何处，现代社会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学教育。独立的文学教育就是专业化的文学教育，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使得不断形成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产物就是现代专业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特别是专门的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所以，现代专业教育通常是指文学教育、科学原理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了能够将社会所需的文学教师、文员等培养出来，一般可以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学教育定位成文学知识教育，写作能力教育和文学阅读能力则可以定位为研究方法教育与文学原理。在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并不是代表当代文学教育的全部，当前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核心课程语文主要由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组成，现代文学教育往往会被视为读写能力教育、文学知识教育、思想规训等。 然而在现代的文学教育中，其对人文教育已经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趋向于书本理论知识。从五四文化的变迁到当今时代文化的变革，文学危机一直都不曾断层过。所以，文学教育是应对文学危机的有效方式。 三.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经典文本研读 文学教育主要包括写作能力训练、阅读能力训练、文学史知识教学等内容，其中经典文本的研读最为重要。一方面，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一项基本功的训练。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能够对文学史知识进行深入的了解，来对写作方法教学的不足与空泛的阅读方法进行弥补，对受教育者的阅读能力进行训练，使得写作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当对研读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时，受教育者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经典文本中的人文境界，感受经典文本的审美感染力，使得文学教育能够将审美教育与人文教育进行落实。对于文学教育的实践中，可以通过文学史功进行训练。来深入的了解文学史知识，能够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研究文学史知识概论，这会使得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相关的文学史知识，但不能够深入的了解文学本身，甚至不能够辨别出作品的优劣程度。对于经典文本的研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求受教育者不仅仅只是对文学史知识概论进行学习，而是能够进行研究性的阅读。这样才能让学者在好学力行中臻于至善。 四.结语 文学经典危机对整体的文学教育影响深远，为了能够让文学经典危机得到全面的应对，就需要进行全面性的教育，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各种文学特色，不断改善整体的教学方法，让每一个学者都能享受到合适的文学教育，在好学力行中不断臻于至善。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通识教育视角下高校人文经典课程改革探析 摘要：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应该是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的核心。高校教师应引导学生多读一流书籍，读原著，从而启发学生思维，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实现灵魂的完善、精神的丰盈。 关键词：通识教育;人文经典;高校课程改革 “通识教育”是指人的受教育全过程中，以人类成员和社会公民身份诉求下应接受的那部分教育，是帮助人发展为“整全的人”的教育，尤其注重学生的寻根意识、视野的整体性、心性的修炼，鼓励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其目的是使“人”真正“成人”，成就模范公民。“人文经典”则是指人文科学中那些具有持久震撼力或权威性的典籍，是代表人类共通性或普世性诉求的智慧精华。本论文着重分析目前国内高校文学经典课程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对目前的高校教育改革提几点浅薄的建议。 一、通识教育与人文经典关系之溯源 西方的人文经典教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由教育。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英国的纽曼，直至美国的赫钦斯，古典名著教育逐渐被推广到教育实践中去。1929年，赫钦斯对芝加哥大学进行改革，大力推行经典名著教育，所涉范围包括希腊罗马的史诗、戏剧及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领域。1984年，美国教育部长贝内特在《拯救我们的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年中提出以经典名著为线索的核心课程来实施人文教育的理念，该报告指出，人文科学更能触及人的情感领域，更多的要求学生自我发挥，在写作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想，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自由思想，并因此呼吁教育界应该重视人文经典的传承，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 中国也一直保有经典教育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经典对教育的重要价值。孔子《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他看来，《诗三百》具有极大的文化意义和伦理价值，它可以激发情志，对观察社会、促进朋友交往、怨刺表达大有裨益，还利于侍奉父母、君王，增加名物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而言，整个一部中国文化传统发展史，其中每次复归传统的抗争，几乎都与对经典的释读有关。到了当代，推崇经典教育的学者更不乏其人。如教育家涂又光认为人文精神在于行，却也离不开人文知识，所以要增进人文知识，就应精读经典;学者黄俊杰认为，现代大学教育普遍重视教科书，而轻视原典选读，深化大学通识教育是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途径，各学科应着重对经典原文的精读、细读等。在实践层面，国内很多高校围绕通识教育目标进行了课程改革，如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分为六大模块，为学生呈上精心设计的系列文化大餐。其中“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从文化传统方面，集中以名著精读的形式引导学生与人类文明史中最伟大的作品进行心灵对话。 中西方教育者不约而同地重视人文经典教育，是因为经典阅读跟通识教育的原旨紧密契合。首先，阅读经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哲人先贤思想交流、灵魂对话的过程。经典之所以不可磨灭，是因为凝聚了人类文化的精华，承载了深广的社会场域和丰富的人生境遇，能够给人以思想启迪。将经典名著纳入通识教育，能为学生提供前瞻性思考或反思式体验，更有助于学生未来的理性判断和科学决策。其次，通识教育是一种超验的理想和公民职责感的培育，引导学生追求崇高理想、塑造高尚人格。绝大部分人文经典都是建立在对人性、人格、人情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产物。将两者融合，对学生健全自我、完善人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阅读经典作品对传承文化的教育使命一脉相承。经典无一例外都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历经沧桑后的精华留存。几乎每本经典都因其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意蕴，促使人们超越时空的局限引起心灵共鸣，其中部分典籍甚至会影响国家、民族甚至世界文明进程，成为人类文学、文化所秉承的本源。因此，重视经典与经典教育，必能使学生立足现实又能超越现实，扎根现实又能反思时代，既砥砺了思想，又启迪了智慧，使文化传统得以源远流长。 二、人文经典课程构建现状及其突出问题 对于文学经典在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歧性争论却一直持续于中西方教育界。美国著名教育家麦克耐利在严密的调查基础上，认为通识教育课中的经典教育旨在为大学生多元化的学习提供基础以便锻炼学生的自主批判思维，但这并不一定能够培养出有实用价值的公民，原因是在实际操作中，学生需要侧重较为专一的技能。国内也有反对阅读经典名著的学者，如张寿松教授认为，面对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要安心修习庞大而艰深的经典名著，是相当枯燥和困难的事情，需要极大的定力;他还认为一部经典名著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每一部经典名著都是一个独立体，这是经典名著课程最为致命的缺陷;方展画教授也认为经典名著可能会因为缺乏内在的逻辑而不能科学反映人类知识的演进，更不符合人的认识活动规律，因此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领域的名著作为学校教材，是有悖教育规律的。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通识性人文经典教育，仍然挣扎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舆论场中，进而对具体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内实施通识教育的高校中，人文经典类课程所存问题可概括如下。 （一）大学教育目标不明确，各学科间壁垒森严 我国传统典籍《大学》开篇便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凝练语句指出“大学”之要义。“大学”之道可视为“大人”之学，其所重在修身，重在推己及人、达己达人，重在道德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在近现代，“大学”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专门性概念，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象征，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为“高等的”教育，以把人培育为带有理性之光的自由人为主要目的;二为高深的研究，以探究知识，促进人类进步为重要使命，处处闪耀人文之光。16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和拜物主义的兴起，工具理性思想慢慢渗透到高等教育中来，当代大学教育开始被赋予太多的工业社会或个人实用目的，学生的人文精神开始极度匮乏。尤其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阅读显示出浅层化、碎片化、无序化阅读的倾向，前景实在堪忧。这种背景下，“通识教育”理念及人文经典类课程的大力推广确为应时之需。但根据笔者调查，有近半数的通识教育试点开展情况不顺利，甚至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遭受外界更大阻力。究其渊源，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因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们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不同，而导致高校之间人文经典类课程开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二是通识教育难以呈现短期的教育成效与人们的高期望值之间产生矛盾。按照教育发展规律，通识教育和人文经典的课程要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效果，需要较长周期，而现实中追逐立竿见影效果的功利化视角和短视行为，无疑影响了通识教育的价值体现。三是原有学科分类的局限使各学科间壁垒森严，互补通问，客观上成为通识教育发展的障碍。通识教育所关涉的学科较多，势必造成与专业教育的交叉和融合，如果高校对院系之间资源分配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加剧院系、学科、专业之间的隔阂，最终损害通识教育。 （二）课程设置水平良莠不齐，教育理念的整体呈现不足 就目前来看，高校对非专业学生进行的人文经典课程大都置入选修课程，受传统的专业教育本位思想钳制，很多非专业学生将这类课程视为换取学分的“工具”，教学效果并不明显。教师在讲授中也未摆脱工具性思想束缚，陷入原理、概论加通史的固定模式，忽视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直接阅读体验。事实上，这种讲读经典的方式，其实是对经典的背离。以文学为例，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一代代的读者，其魅力在于作家对人性的永恒描述及文本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及普世化价值，而目前的文学批评，流派迭出，大多以抽象艰涩的剖析示众，却单单空缺了作品本位的表层阐释。向学生大量灌输批评理论而不引导学生阅读原典的做法，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学生可能还未接触原典就已经沉沦于各种各样的诠释内容中了，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三）教师授课模式囿于传统，考核手段单一僵化 就笔者调查，大部分普通院校的通识教育师资水平很不乐观，呈现低职称化、低龄化趋势，其中青年教师、讲师比例最高，教授群体参与度相对低。课程设置水平也有待提高，大部分课程个人色彩比较重，不仅缺乏师资梯队的建设规划，也背离了通识教育培养“全人”的初衷。在授课方式上，则以“讲座式授课”为主流，以“回答问题”为课堂互动主要形式，这并不太受学生欢迎。尤其是人数较多的班级，这种个别回答的教学形式，容易使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方式与评价体系方面，仍采用“点名”和“考卷”的单一评价方式，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监控。 三、对人文经典类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通识教育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人文经典名著类课程作为通识教育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各部门的重视。针对国内大学推行通识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人文经典类课程的系列问题，笔者仅从高校管理、教师授课及考核标准等角度，提供几点粗浅的建议。 （一）注重顶层设计，达成育人共识 笔者认为，一个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接受的教育应不仅仅指基本专业知识的训练，还应包括学会如何“做人”，如何成为既“有能力”又“有教养”的人，既“道问学”又“尊德性”的人。高校管理层应大范围、大力度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注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衔接与融合，在课程设置中就渗透进对学生通识教育的重视，着重培养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的“通才”学生。应加强院系合作，达成育人共识，既要培养学生“成材”，又要培育学生“成人”。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厘清“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以整合全校资源，进行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高校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通识教育的不可或缺性，并做好顶层设计，在培养方案中科学置入人文经典课程模块，要求教务部门在教学管理方面转变作风，在启发学生思维上下功夫，鼓励高校教师引导学生多读些一流的书籍，多读原著，少读点二流三流的入门、阐释类书籍。 （二）突出教育理念，注重启发学生思维 受应试教育培养影响，大学生的思维存在许多问题，如善于寻求标准答案，“解题”能力强，发现问题的能力却严重缺失等。对此，人文经典类课程的设计和讲授都应尽量突出问题意识，注重多学科思维的互补与融合，以激发学生思维。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古希腊的“学园”传统以及欧美名校一些通行的通识教育经典教育模式，都不失借鉴意义。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变原来的输入型学习为输出型学习，变原来的被动学习为主动、积极、创造性的学习。其次，应不遗余力创设灵动课堂，鼓励师生、生生之间的多频率互动，在课堂活动与经典人文精神相契合的前提下，拓展学生视野，鼓励学生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第三，积极探索多样化授课模式，注重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让课堂“鲜活”起来。如充分完善助教答疑制度，鼓励学生互评读书报告、开展读书会，创设团队论辩、讨论，鼓励兴趣小组开展特色化的经典推介活动，还可向学生推介学术前沿，鼓励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 （三）注重过程考核及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人文经典课程应最大程度地引导学生阅读原典，领悟文本，促进学生思想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尽量做到学生以学为主、教师以导为主，因而评价方式的革新也是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考核方式的改革上，应增加课堂学习自由度，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考核评价办法，增加过程考核的比重。如拓展考试周期，细化分数组成等，甚至创新考核方式，以最大限度引导学生对经典进行有效阅读和深入思考，如浙江大学有名的“三自模式”就是对考核评价模式的有益探索。所谓“三自”，即学生自主命题、自我测试、自行评价，教师鼓励期中测试中前20%的学生自行出题设计试卷，并做出答案，然后写下出题和做题的体会，审核通过的学生可以获得免考资格。除了考试方式的改革，在作业布置上也可进行一定的变革，如鼓励一部分学生自己设计作业，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四、结语 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经典原著能启发学生更多人生哲理与感悟，因此，人文经典教育应该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重中之重。通识教育视域下的人文经典课程改革，关键不在于数量是否繁多、门类是否齐全，而在于学生是否做到深入阅读文本、接近原典精神，是否真正启发了学生思维、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大学本科阶段是学生形成价值观、完善人格的关键时期，引导学生重读、精读、细读经典，对信仰匮乏时代人们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的建设，对现代化进程下古今中外精神通道的架构，具有莫大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读教育经典 做智慧教师 教育经典是千百年来教育大师们的智慧结晶，所阐述的道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推敲，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行动指南，需要我们好好诵读，潜心其中，广泛摄取。 教育需要智慧，智慧来自经典。从我国古代的孔子、朱熹，到近现代的陶行知、叶圣陶；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他们对教育的探讨和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有着很强的启迪意义。教育经典给予我们教育的灵性，给予我们教育的自信，给予我们教育的激情和热情。深入其中，灵活运用，它能帮助我们发现教育的奥秘，获得新的教育灵感，破解教育的密码，启发我们用科学的思维去实践。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经典是教师工作中必须依靠的拐杖。抛弃了经典，就像一个行走需要拐杖的人一样，身体就有可能失去平衡，就会栽跟头、跌倒。虚心学习这些宝贵的教育食粮，广泛汲取其精神营养，为我所用，将会使我们走得更快，行得更远。 然而，有些教师不懂得教育经典的重要性，忽视教育经典，疏远经典，抛弃经典。有人认为，社会发展到信息爆炸时代的今天，教育的环境都大不一样了，教育经典这些老古董，不够鲜活，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啦。有这种僵化思想的人，说明对教育经典缺乏科学认识，显得十分幼稚、无知和愚蠢。 对教育经典有如此的偏见，说明人们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这很不利于教师的发展。重视经典，重读经典，活用经典，传承经典，让经典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应成为教师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 一个教育工作者，有没有眼光，有没有教育智慧，这要看他读了多少教育经典。一个熟读教育经典的人，他一定睿智，大气，思维活跃，深沉老练。一个没读过教育经典的人，一定浅薄、孤陋寡闻，处理问题随意，而且缺少智慧。做智慧教师，就要让教育经典发挥作用，让经典武装头脑。 自觉走进教育读经典，努力地从经典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十分惬意的事，也是一件十分优雅的事。当教师忙完工作，静下心来，怀着喜悦的心情捧起经典，仔细阅读的时候，该是多么自豪，多么美妙，多么高尚啊！因为这是在和那些先哲大师们进行智慧对话，在近距离地触摸大师的灵魂， 全心沉潜其中，你会被那一句句充满哲思的智慧金言所迷住，从此爱不释手。那将是什么样的境界？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怀？那又是怎样的风景？一旦烂熟于心，心领神会，真正融入我们的血液，经典将会对我们产生不可想象的影响，就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经典有无穷的魅力，有特别的吸引力。我们要主动走进经典，自觉捧读，让那浓浓的经典书香伴随我们成长。 我们的成长需要经典，需要经典给予我们智慧，需要经典给予我们力量。这种智慧比什么都宝贵，都有价值！我们要主动放下身价，虚心走进经典，向经典学习，让经典充实我们的大脑，充盈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聪明。从经典中汲取最有价值的营养，从经典中寻觅走向成功的捷径，从经典中寻找教育的真谛，从经典中寻找全新的教育，实现我们的教育理想，这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 向经典学习，向经典致敬，自觉地向大师靠拢，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大师的肩上。如果我们抛弃了教育经典，我们就有可能进入教育的迷途，会失去自我发展的方向，可能永远也寻找不到理想的教育。我们之所以有时会在教育的实践中迷失方向，就是因为我们从教育的经典中汲取的营养太少。其实，很多教育困惑、教育错觉以及教育误判，都是因为我们不深入研究经典，远离教育经典所造成的。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我们不是缺少教育的智慧，而是缺少亲近经典，缺少经典的浸润。我们坚信，只有孜孜不倦地学习教育经典，不断地借鉴经典精华，才能使我们更从容，更自信。 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无穷的教育智慧；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力量！当我们进入思想的高原，遭遇实践的瓶颈，无论多么努力都不能取得教育的突破时，也许这时停下来，认真地读一读经典，你会思路大开，精神振奋。实现教育的飞跃，需要我们熟读经典，好好地亲近经典，让经典润泽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无缘无故地远离了经典，也许我们会不停地跌跟头，走弯路。迷茫时，去教育经典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困顿时，从经典里寻找突破问题的办法。经典里有灵丹妙药，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只要我们潜心学习，领会贯通，就能为我们所用。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我们常常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有时让人胆战心惊。要想在平日的工作中能从容前行，超越自我，就要不断学习经典，让经典武装我们的头脑。一句句经典让我们茅塞顿开，一句句经典让我们信心百倍，一句句经典让我们浑身充满力量。经典让我们脑子变得更灵活，思维更睿智，行动更敏捷。经典让我们从迷雾中走出，走向教育的理想之国。经典让我们少一点幼稚，多一点睿智；少一点随意，多一点理性；少一点鲁莽，多一点优雅。 相信经典，它一定会给我们一双更明亮的眼睛，一个更聪慧的大脑。经典引领我们向着峻峭的山峰进行诗意的攀登……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渗透与整合 摘 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五千年的智慧结晶在几经沉浮之后，依然焕发光彩，被广大教育工作者公认为当前最有价值的教育内容。而幼儿园教育，作为儿童接触知识世界的启蒙乐园，更是应该秉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用民族文化哺育幼儿成长，培养他们的博大胸怀和坚毅的品格。幼儿教育应该面向国学经典，让国学走进园区，与各类活动教学相结合；走进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去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等。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教育；活动教学；道德教育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良好传承，将国学经典引入幼儿园教学既符合幼儿园教学的宗旨，也是充分利用国学资源提高幼儿综合素质、培养幼儿学习能力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国学经典具备以下几点优势：它涵盖面广阔，包括语言识字、思想道德教育、常规礼仪和生活常识等众多领域的知识。其次，语言优美、文字凝练，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多读来朗朗上口。再次，它立意高远，对于加强幼儿德育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开展国学教育极为必要。 一、树立国学经典的教育目标 1.快乐阅读 改变以往的枯燥背诵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国学经典的艺术魅力，在快乐中阅读经典，做到国学经典教育所提倡的“说文解字”“知行合一”。以生动的语言教学方式，让孩子能够轻松掌握大量的国学经典作品。 2.了解民族传统文化 国学经典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让幼儿熟读国学经典就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小养成热爱民族文化的良好习惯，从而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3.提高幼儿道德修养 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古人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程度极高，而且常常将自己对道德修养的认识渗透到国学经典中，为后人修身养性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开展国学经典的学习，教师要树立这种提高幼儿道德修养的意识，从而使幼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二、在幼儿园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的措施 1.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 国学经典文化不仅可以运用于语言学习中，还能渗透于礼仪、艺术、道德、情感等其他学科教育中。具体来说，幼儿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学科教学中的国学经典文化进行渗透。比如，在语言识字教育中，让幼儿诵读经典篇目，从而培养幼儿对文字的认识和理解，帮助幼儿逐渐积累一些基础性的语言知识。在礼仪教育中，教师可以用古人的礼仪故事来指导幼儿，从小养成谦让讲礼仪的好习惯。以幼儿园社会实践活动为例，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幼儿进行礼仪培训，并且带领孩子们走进社会、走进福利院和养老院等公益场所，与老人孩子进行交流，践行讲文明、讲礼貌的行为准则。其次，还可以在艺术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从小指导孩子学习书法、中国画以及一些古典乐器，并且结合相关的国学故事，激发幼儿学习这些国学艺术的兴趣。 除此之外，国学经典也应该走进幼儿德育教学课堂。通过国学经典中的“仁义礼智信”内容，帮助幼儿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使幼儿得到情感熏陶，改正生活中和性格上的一些坏毛病，从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具体来说，教师可以结合传统节日文化来开展情感教育。比如，向幼儿讲解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文化背景，对传统节日进行宣传、庆祝，开展慰问活动。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给幼儿布置一项家庭作业，即给妈妈一个拥抱或亲吻，向妈妈表演一个节目，说一句关爱的话语等。 2.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渗透国学经典 为了让国学经典全面渗透到幼儿园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学科教学之外，幼儿园的其他娱乐休闲活动，也应该积极渗透国学经典。比如，在清晨幼儿进园时期，可以播放一些和国学有关的音乐，或者童声版的古典诗词朗诵，让幼儿和家长踏着韵味十足的朗诵声而来，使每天的入园时间令人耳目一新，也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在中午进餐之前，教师可以带领幼儿进行简单的国学经典朗诵活动，让幼儿学会感恩，即感谢老师的教导之恩，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食堂阿姨为自己准备好吃的饭菜等；让幼儿学会基本的餐桌礼仪，长者先幼者后以及懂得谦让等。其次，幼儿园还可以开展专门的国学活动，在活动时间内，组织某一班的幼儿用唱歌、舞蹈等表演形式，展示本期国学活动的主要内容。每个班轮流主持，从而实现班与班的友好交流。 3.在幼儿园环境中渗透国学经典 在幼儿园营造出浓厚的国学环境，将有利于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国学文化的影响。比如，在幼儿园墙上张贴一些国学经典字句，在走廊上挂满极具古典文化气息的灯笼，在每个班级的教室一角设置国学经典书架，以及在幼儿园大厅或门口用LED灯滚动播放国学文字，营造出幼儿园的国学书香气息。让幼儿和家长感受到国学文化的熏陶，从而提高他们对国学教育的重视，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等。 总之，在幼儿园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它要求幼儿园管理者和教师从细节处做起，从学科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共同渗透国学文化，同时还要从幼儿的学习特点出发，为幼儿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他们对国学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经典教育论文:以国学经典为支点开展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性探索 [摘 要]高校廉政文化教育是当代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今时代，对高校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以《论语》等重要著作为代表的国学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今时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珍稀资源。在“廉政文化进高校”“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的背景下，回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历史，探讨《论语》中所塑造的“高洁”的“君子”形象，挖掘其间所蕴含的优质文化资源，并创造性地运用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中去，以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内容、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平台、强化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效能，切实推动当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赋予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的重要使命和重大责任。 [关键词]高校；廉政文化；廉政教育；“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论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中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内部环境则表现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多样文化、多种思潮跌宕冲击，“利益至上”的观念撩拨人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对大学生即将树立的廉洁思想构成潜在的威胁。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正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重大策略，也是将全社会反腐倡廉预防教育“关口”前移的创造性举措，因此成为当代思政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我国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更有着优秀厚重的廉政文化传统，笔者借助“廉政文化进高校”活动开展的良好契机，以《论语》这一国学经典论著为支点，积极借鉴优秀廉政历史，把廉政文化的优秀传统与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将培育廉政价值观融入高校教育之中，并以此作为支点设定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及实践路径，力求为助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论语》德育思想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廉政文化教育是指通过积极践行廉政文化理念和指导思想，褒扬勤政廉政人物、宣扬社会正气，培养广大民众对廉洁从政的信仰和追求，抨击各种不廉洁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以期在全社会形成“敬廉崇洁”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社会风尚。作为全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以高校教师、高校管理人员和高校学生为主体，包括廉政从教、廉洁从政和廉政修身三部分内容，涉及从高校廉政文化生成到最终践行的全过程，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廉政修身教育。高校是大学生成长、成才并奠定终身发展基础的重要阵地和关键机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代表着青年人的主流方向，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关注高职大学生的发展，高度重视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1世纪初就制定了将学校纳入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方略，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发〔2005〕3号）、《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2013―2017）》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2015）》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充分肯定了“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以及“廉政教育体系”基础工程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对学生进行廉政教育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将“高校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和辐射源”。因此，在高校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借助其相对完善的文化传播渠道和系统的文化建设载体，将廉政教育锻造并融入到高校文化中去，正是将反腐败斗争提前到学生“职前”阶段，是提升到文化反腐高度，从思想根源上清除腐败病灶、实现标本兼治、打破腐败“反复发作”怪圈的必然选择。 同时，加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还应当做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充分准备。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蕴藏了丰富的“廉政文化”，而这些“廉政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华廉政文化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延绵不衰的宝贵精神源泉。因此，加强高校廉政教育，应当回溯至廉政文化的发源处，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淬精撷华，使之为推动高校廉政教育工作的稳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助益。孔子所著的《论语》一书，正是廉政教育最当之无愧的宝贵成果之一。该著作成书于春秋时期，正值我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转型阶段，政治危机频发、人类所信守的道德信条被破坏，无数哲人陷入了对“道德”“天人关系”等重要命题的深入思考中，涌现出了诸多经典著述和思想理论，成就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次不可多得的大繁荣。《论语》一书完整翔实地记述了孔子关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全部设想与“理想人格”的热切期待，以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及更强的践行力，对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论断。认真研究《论语》的“德育”思想，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当代价值，从中找出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做好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性转换，使其更好地为改善和提升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更好地为培育和践行高校廉政教育服务，是当代高校思政教师所应关注的重点。 2 《论语》德育思想体系及内容与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高度契合 “廉”及“廉政”是我国古代伦理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其中：“廉”由本义为厅堂的侧边引申为一种道德品质和行为，具体指人在利害矛盾、冲突面前节制谨慎和方正刚直的表现；“廉政”则具体指从政者在这种道德品质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崇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严守法纪、艰苦朴素，杜绝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的高尚行为。廉政教育，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则更多地表现在对其主体人格及道德方面的修正与规范。从这一角度来讲，作为一部“君子”修身、立德、自省的“教科书”的《论语》，正与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目的、理论及方法论高度契合。 2.1 以“仁”来修身正心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仁”是其间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仁”的内涵十分深远：第一层含义是一种可使人安身立命的道德追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因此，“仁”是人心所在，同时，孔子对这种人之本性还寄予了一定美好的期待，认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强调了内心处于“仁”的状态是很美好的事情，并相信具备了“仁”的美德，即可安于贫苦，专心于仁道的修炼，而颜回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被孔子所称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讲，以“仁”这一至高道德范式来规范和修正内心，使内心处于一种平和安乐的良好状态，波澜不兴地面对当前腐败所带来的物欲诱惑，正是再恰当不过了。第二层含义则指一种人生活在世上的具体选择道路。孔子所推崇并认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是与“仁”这一人生道路选择紧密联系起来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对于大学生而言，选择与“腐败”为伍还是与“廉洁”相伴，在孔子那里似乎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答案；第三层含义是人格的完善及人生价值的实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孔子没有对“仁”进行具体界定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实现“仁”的实践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大学生都是性格分明的鲜活个体，在道德和人格完善方面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需要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但只要坚定目标、坚持不懈，就必然能够“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2.2 以“礼”来规范行为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礼”则是“仁”的外在形式和标志，是实现“仁”的一种制度保证。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规则这个时候被破坏殆尽，这使得孔子在《论语》中对“礼”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和说明：第一，“礼”需要以“仁”之心为心理基础，仅有“礼”的外壳而无“仁”的内核，则“礼”的根基也是虚无的，因此，孔子强调“三年之丧”这一守丧礼制是建立在儿女感恩父母恩德基础之上的真心实意的行为。对于大学生而言，只有坚守廉洁的行为而缺乏对“廉政”的高度认同，其行为也必然是无法一贯而终的。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既要使学生知道“如何做”，更应当使其明确“为何做”，唯有如此，这一教育才是成功的、可持续的；第二，“礼”具有规约人、评价人的重要功能。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指出了“礼”的作用就是发挥使事情发展最终恰到好处的约束作用。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当以廉政文化思想及行为体系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行为，当然，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将“礼”的约束之力上升到制度层面，即将廉政文化教育与法制教育密切联系起来，最终使其成为自觉遵循、自觉维护法治社会的高素质人才；第三，“礼”是指使人的人格得以完善、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具体培养人性，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向人性之道，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也应当始终把握教育的主线，始终贯彻“完善人、发展人、成就人”的教育理念，使学生在思想、人格和行为方面得以全面完善，最终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2.3 以“义”来引导人生 “义”，即“宜”，是指以相适宜的行为来做相适宜的事。“义利之辩”是我国古代社会伦理中的重要命题，在孔子的“德育”思想领域中，“义”也同样被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高度，将“义”作为衡量人道德品质的最高准则，“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孔子进一步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始终坚持“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肯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以比”（《论语・里仁》），特别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甚至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强调以“义”来调节和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中华民族道德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人们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人格精神境界。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与孔子所提倡的去除“私欲利诱”十分契合，人文素质课教师要以“义”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提高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孔子虽然坚持“义重于利”的“义利观”，但并不是全盘否定对“利”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认为在合理合法下获取收益是完全可以的，这样的廉政文化教育也更符合“人性”，即可以有适当的欲望，但不可毫无节制，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也因此而更具有说服力和践行性。 3 以《论语》德育思想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路径 春秋时代是一个“最好的”、也是一个“最坏的”特殊时代，这样的特殊时代和社会形势，造就了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先贤，也成就了他的“德育”思想和育人事业。开展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将孔子的“德育”思想看作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高度珍惜其间所蕴含着的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以及可以激活当代文明发展的活性因素，将会对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对孔子及其《论语》的“德育”思想加以现代诠释，使之与当今时代精神相熔铸和升华，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充分实现价值发挥。 3.1 明确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点 目标明确是强化高职廉政文化教育践行性的目标保障。孔子在《论语》中刻画了一个鲜明的“君子”形象，这也是千百年来儒家在德育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终极目标，将成为“君子”这一目标“拿来”作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使整个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更为形象化、生动化、明确化，使教育主体――广大学生自觉树立道德修养的理想，积极主动对身心进行修正和“规范”，使自己最终成长为一个拥有较高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伦理，拥有“循义、尊礼、谦逊、诚信”等优秀道德品质的彬彬“君子”，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自愿的追求，而这将进一步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3.2 完善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 完善的理论体系是促进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深化的理论保障。孔子及其所著的《论语》，最初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道德规范”系统，再历经数千年的完善、阐释和锤炼，已经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成为被高度认同的道德准则体系。我国高校开展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廉政文化教育是以“廉政文化进校园”这一活动为起点的，最初主要借鉴了党员干部廉政文化教育的理论、办法和经验，在理论体系方面仍有待于完善。将孔子的“德育”理论纳入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中来，正是健全充实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举措。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要牢牢把握这一点，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梳理清晰孔子的“德育”理论体系，并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设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支撑的宝贵资源。 3.3 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知识内容 丰富的廉政文化知识是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实效性的内容保障。“仁”“礼”“义”“利”“孝”“悌”等“德育”概念、“德育”知识、“德育”资源，使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知识体系更加丰满，内容更加丰富，也使得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时有更多的“着眼点”和“下脚处”。当然，人文素质课教师也要始终把握“时效性”原则，在保留孔子“德育”精髓的基础上对其中所包含的理论、观念和知识内容进行适当的“加工改造”，不断地注入新时代的内容，消除因时代久远而造成的阻隔影响，拉近与现实及教育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强大学生对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认同感。 3.4 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路径 创新路径是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的方法保障。孔子在进行“德育”教育时十分尊重“人”的主体性，这一点值得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学习和借鉴。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时，要采取更符合“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将“廉政理念”渗透到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的各项校园活动中去，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来激发大学生参与廉政文化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使廉政理念入耳、入眼、入心。例如，在学校门户网站上开设“廉政大家谈”专栏，引导学生针对一些热门话题、典型案例进行辩论、研讨，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充分利用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重要的活动载体，组织开展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座谈会、读书会、知识竞赛和辩论大赛等形式更加活泼的教育活动，切实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效性。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职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反腐倡廉工程的基础部分，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引导他们明晰何谓腐败、何谓廉洁，帮助他们构筑一道坚实的拒腐防变防线，培养他们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确保他们成为“崇廉敬洁”的坚定支持者，增强他们廉洁从业、做人、处事的自律性，是一项播撒廉洁种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使一切更有利于逐步解决腐败现象深层次问题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廉政传统。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作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德育”思想的内容、原则、路径和方法，《论语》一书中所蕴涵的高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为今天我们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推动“反腐倡廉”工程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丰富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优质资源，奠定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教育的坚实根基，有助于引导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把握廉政文化教育的价值导向，强化廉政文化教育的教育效力，对于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浅谈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 摘 要：幼儿园教育对个人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该阶段是幼儿形成基本认知能力与良好行为习惯的黄金时期。近年来，许多幼儿园在日常教学与课外活动中引进了国学经典，有效地丰富了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结合工作经验与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了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措施，供有关人员参考借鉴。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园；整合 某种意义上，幼儿园教育质量决定了个人未来的学习生活质量。幼儿园阶段幼儿的模仿能力与可塑性较强，是幼儿树立良好品行与人格的关键阶段。中国历史悠久，在五千年发展历史中积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对幼儿开展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有效陶冶幼儿的情操、提升幼儿的涵养，从而为其今后的学习与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1.有利于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总和。国学囊括了极为丰富的文化知识，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显著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丰富幼儿的文化知识储备。现阶段，许多幼儿园提倡幼儿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等国学经典，幼儿徜徉在国学知识的海洋中，自身的文化修养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也为幼儿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习惯与品质 无论是《菜根谭》还是《三字经》，无论是《论语》还是《千字文》，千百年来国学经典都在不断地丰富国人的精神世界，引导国人不断地完善自己，锻造优秀的人格。幼儿教育对个人人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显著的，幼儿园教师的职责之一是帮助幼儿树立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帮助幼儿形成坚韧不拔的品质，让幼儿在遭遇挫折后依旧能勇敢地爬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国学中有太多经典的语句激励着、鼓舞着人们不断地克服苦难、勇敢攀登。综上所述，在幼儿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品质。 3.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承事业的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绝大多数人只是在幼儿阶段学习国学经典，步入社会后便再也不主动学习国学知识，究其原因是国人普遍缺乏继承、发扬传统文学文化的决心与毅力，对国学的热情不高。鉴于以上情况，我认为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是极为必要的，其有利于传统文化继承事业的发展。为幼儿提供国学经典教育，能够培养更多国学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人，从而实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大繁荣的目的。 二、幼儿园教育整合国学经典的原则 1.趣味性原则 应当看到，幼儿的年龄较低，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具有爱好新鲜、趣味性事物的特点，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要提升教学语言与课程设计的趣味性，采用“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案，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教育的质量以及效率。 2.思想性原则 国学教育内容的选材工作极为重要，客观上看，并不是所有国学知识都适合幼儿教学，教师应当选择一些能够启迪人们思想、提升幼儿思想素质的国学教材，进而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品德。由于幼儿具有善于模仿的特点，教师的行为对幼儿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教师应当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进而为幼儿树立优秀的榜样。 3.参与性原则 相关研究表明，幼儿园教育应当严格遵循参与性原则，即让幼儿积极、深入、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活动中，如此能够集中幼儿的注意力，使幼儿充分融入集体学习生活中。教师在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进行广泛的提问，尽可能地提问到每一个学生，力求促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融入班集体学习活动中。 4.整合性原则 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工作具有较高的难度，幼儿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不易集中，单靠课堂教学难以有效地扩充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因此教师应当充分遵循整合性原则，创设多种多样的国学知识学习环境，教师应当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将国学经典教育整合至学科教学中，整合至环境创设中，整合至家庭教育以及幼儿日常生活活动中。 三、如何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 1.营造浓厚的国学经典诵读氛围 国学经典中有大量广为流传的诗词语句，这些语句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与文化研究价值，幼儿通过诵读国学经典能够不断地深化对相关知识的记忆与理解。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可以在幼儿园围墙彩绘经典的诗句与文明礼貌用语、习惯。笔者所在的幼儿园在教室墙壁、走廊楼梯等处张贴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与国学人物警句，从而为幼儿创设了良好的国学经典诵读、学习环境，使得幼儿能够主动地学习了解国学经典知识。 教师应当带头活跃国学经典诵读学习氛围，例如可以在幼儿入园后、活动前带领幼儿诵读有关的国学经典，在此过程中及时帮助幼儿答疑解惑，从而促进幼儿的不断进步。在活动后，离园前，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复习一遍日前所学的国学经典知识，并要求幼儿回家后讲给爸爸妈妈听，遇到不懂之处向父母寻求帮助。 2.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幼儿对国学知识的学习兴趣，突出幼儿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笔者所在幼儿园定期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其中包括“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幼儿在经典故事演绎活动中非常快乐，虽然表演动作稍显稚嫩，但是态度十分认真。以往我园存在一些对国学经典学习兴趣较低的幼儿，而这些幼儿在参加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后对国学的兴趣陡然上升，开始主动地学习国学知识，遇到疑惑也会积极地向相关教师寻求帮助。 3.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不仅要有理论学习阶段，还需具有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如此才能促使幼儿更好地认知、认同、践行国学经典中的思想价值观。笔者所在幼儿园要求幼儿在遇到教师、同伴后主动用礼貌性用语问好，每周必举行升国旗活动，在升旗活动结束后，相关教师结合传统文化知识向幼儿普及爱国教育故事，从而帮助幼儿形成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怀。应当要求幼儿做好力所能及的事，自己吃饭，自己动手穿衣叠被，尊敬父母、孝敬长辈。《三字经》与《弟子规》是国学代表之作，要求幼儿定期诵读上述经典，积极践行优秀的价值观。家长应当主动地帮助子女学习国学经典知识，在为子女答疑解惑的过程中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让子女形成严谨的治学精神与优良的学习习惯。 4.组织传统体育活动 当前，许多幼儿不热爱体育锻炼活动，这些幼儿一般身体素质较差、缺乏坚韧的学习毅力。为此，幼儿园借开展国学教育的机会组织一些传统体育游戏活动，结合幼儿生理特点，组织开展了抖空竹、跳绳、风火轮等传统体育活动。通过让幼儿参加传统体育锻炼活动，既能让幼儿感受到传统体育器械的魅力，又能增强其身体素质，为国学经典学习工作奠定良好的身体基础。 新的发展形势下做好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的整合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广大幼儿园教师应当积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主动地为幼儿解决国学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为幼儿树立优秀的学习榜样，从而不断地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与道德水平。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教育在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与应用 内容摘要：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是如今高职大学生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并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探讨国学经典教育对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试图找出在国学经典教育重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的对策。 关键词：精神文化生活 国学经典教育 价值与应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该要求旨在引领大学生提高人文素养，提升精神境界，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所以关注并研究大学生特别是“重技能轻人文”的高职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是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要意义。而国学经典教育作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学生素质，培养人文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鉴于此，本文浅谈如何通过国学经典教育提升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现状 高等职业教育兼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但是“以服务经济建设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理念，造成了高职院校技能教育和人文教育失衡的局面，致使高职大学生个性发展不充分，素质培养不全面。纵观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在价值观方面主要表现为理想信念缺失，精神生活空虚。在多元的文化冲击下，对主流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从而导致重功利轻理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在人际交往方面，以网络为依托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普遍表现出集体主义观念淡漠，道德情感冷漠。为人处事缺乏自信，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生活方式方面，呈现出娱乐化、功利化的倾向。加之现代大学生普遍从电脑、手机获取信息，盲目求新求快，对知识的了解呈现出碎片化、浅显化的倾向，缺乏自主和深层次的思考。 二.国学经典教育在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 何谓“国学经典”？所谓“国学”，一般来说是指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沉淀，内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所谓“经典”，《现代汉语》解释为“权威的著作”，著名学者钱理群认为“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1]。“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2]。并提出“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这一概念，“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3]。概而言之，国学经典就是本民族经过历史的沉淀留下来的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蕴含常理常道，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精神世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理想信念。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曾说道：“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大学生通过国学经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知爱国情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追问与诠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深沉广博的仁爱。无疑都将给大学生以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内化为大学生内在品质。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促使情感智慧的提升。对于国家应“人皆为尧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论身居何位身处何地，以国家社会为己任；对待他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人交往要“言必信，行必果”，从而形成和谐的班级、宿舍关系；对自己要“慎独”，“吾日三省吾身”，不沉迷于网络、恋爱，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坚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生活观念，摒弃追求物质享受，盲目攀比的不正之风。在遇到困难挫折时要“不怨天，不尤人”，要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应充分运用先哲们的智慧，造就大学生健康人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扭转高职专业人才的“单一性”，纠正“职业至上”的功利性成才观，改变学习中重技能轻人文的倾向。高职学生不能只靠技能独步天下，还要学会与人交往的智慧，驾驭风险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才智。这一切只有通过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从国学经典教育中汲取人生智慧，才能成为有技能，有思想，全面发展的当代大学生。 三.国学经典教育在提升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应用 首先，加强渲染具有国学经典文化的校园氛围。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学生活动，培养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学生会开设各类读书竞赛、交流学习讨论会，共同分享好的作品。成立与国学、读书有关的社团，如国学社、汉服社等。利用音乐剧、娱乐晚会等形式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表演中。二是将公共文化课作为国学经典教育的主要阵地，并辅以高水平国学类讲座。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中的道理，激发大学生学习国学经典的热情。三是营造国学经典的在校园环境中育人氛围。如通过立雕塑、挂经典名句的方式，利用校园环境的隐形教育功能，增强校园物化景观的育人作用。四是图书馆应保证同学对国学经典类图书的用书需求。通过氛围营造，让大学生切实感受到国学经典的魅力，而不只是热衷于英语四六考试，忽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只知韩国明星，对古代圣贤一无所知。盲目推崇情人节、圣诞节，对中秋节、端午节不以为然的尴尬局面。 其次，提升国学经典教育的有效性。在积极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同时，极易犯教育活动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脱节的错误。尽管校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学生的参与度、认可度并不高。所以，应积极探索新形式，注重国学经典资源的选择和设计，调动大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可以有以下几个做法：一是将国学经典与新媒体结合，利用新媒体的变化性给予国学经典教育更多的可能。二是将国学经典与“时尚潮流”结合。以流行歌曲唱国学，用动漫演绎国学的方式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三是将国学经典与现代意识结合。在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文本时，不简单的照搬经典，要努力寻找与大众文化的联接点，既要有对经典文本的通俗化解读，又要寻找经典文本的现实意义。让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兴趣爱好对文本进行再创作。 最后，教师要提高国学经典教育意识，提升人文素养。部分高职教师认为大学生应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或者把人文教育等同于简单的德育教育，以德育来替代人文教育。这种重技能轻人文，重短期各种知识技能的培训，轻长期个人修养提高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保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给人的身心全面和长效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当前，大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不说与国学经典教育缺失有关。因此，高职院校教师应重视国学经典教育的学习，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同时教师应积极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国学素养，丰富精神世界，设计好教学方案，将国学经典教育融入到教学中，使得国学经典教育得以真正落实。 （作者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小学低年段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实践研究 一、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近年来，由于国家相关文件的提出、社会的呼吁以及学校的倡导，“让孩子读点国学经典”的观念渐入人心。目前，国学经典教育的内容集中在《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儒家经典上，而对道家经典教育则很少涉及。这使得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头的道家思想很难被学生接触和了解，也表明目前的经典教育自身存在着片面性和不完整性，这是当前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1] 当前，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自主性，强调学生的创造力开发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共识，而这恰恰与道家经典《老子》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老子》是道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后世尊为“天书”“万经之王”，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与《易经》《黄帝内经》等一道被视为中华文化最独特的文化标识。对道家经典《老子》的教学开发，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国学涵养，丰富学生的人文底蕴，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想象力与记忆力。对小学低年段学生而言，规范个人行为，树立仁爱之心，会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之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的目标内容设计 （一）教学目标与教学重难点 本次校本课程开发分别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三个维度设计教学目标。从知识与能力维度，本次研究旨在认识老子以及初步了解《老子》的篇章内容。从过程与方法维度，了解“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学会运用想象力，掌握诵读要领；通过口语表达，锻炼叙述能力。从情感与态度维度，帮助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努力做一个内心充满仁德的人。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的重点是让学生利用“阳光爱心诵读法”诵读道家经典教育《老子》，达到熟读、背诵的程度，并且深刻体会《老子》对自己修身、处世、言谈的重要性。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本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时间共计10课时，其中9课时为《老子》校本课程教学，1课时为成果展示，每星期进行一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本次研究主要选取《老子》中的“双一章”，《论德》与《观眇》，以及德篇的《得一》《闻道》《反复》等。这样设计教学内容，主要考虑到低年级段学生生理上的特征和学习特点。 本次校本课程研究主要以具有道家传统诵读特色的“阳光爱心诵读法”为主要教学工具。阳光爱心诵读法，是中华传统冥想诵读的一种，强调有为与无为的有机结合，这与儒家强调音调韵律的变化为主的吟诵以及现代各种诵读方法在诵读机制上有很大的区别。阳光爱心诵读法以反映老子“三生万物”思想的道家图文符号旋极图为注意力集中的载体，依照“恭熟忘合灵”五个心境调节的次第来深入练习和体悟。与一般的冥想类诵读一样，阳光爱心诵读法在诵读前也强调“三调”。[2]首先是调心，要求心中正气肃穆，平静而专注。第二是调身，全身要放松，端正宁静，虚眉垂帘，面带微笑。第三是调息，即以逆腹式呼吸，使呼吸平稳下来。本法实践的关键，是进入“恭”的状态，即以感恩心与经文作者相感格，以大公心宏愿立志。[3]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可以让孩子在心平气和、聚精会神的观想诵读过程中，逐步产生德慧智的深层效应，增强记忆力，充分享受“阳光爱心诵读法”带来的乐趣和感应。 三、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教学环节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采用情境化、对照化、趣味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进行内观诵读，按照调心、调身、调息的“三调”步骤营造一种安静、心神宁静、聚精会神的经典诵读氛围。 （一）创设传统文化学习所需要的教育情境 每节课上教师都会播放《老子》相关章节的诵读音频资料，让学生静听三分钟，这就是聆听环节。对刚从课间休息、打闹进入上课学习状态的学生来说，三分钟的聆听模仿，既能使心情迅速平复，又创设出了诵读《老子》的情境。低年级学生善于模仿，对于教师讲解的诵读方法，他们也许不能够完全理解。因此，只有充分调动孩子的感官，让他们去听、去模仿才会有效。教师也可以播放一段轻柔的音乐，引导学生放松身心，感受心灵和身体的宁静平和，缓解和消除平时的紧张或压抑感。现代社会喧嚣忙碌的城市氛围，与经典文化所要传递和表达的宁静、悠远是不一致的。如果学生找不到清静自然的身心感觉，那么经典诵读只会停留在动口不动心的状态，难以深入体会经典的博大精深。 （二）引导诵读并进行对照体验 在本次实践中，无论是“三调”体验还是阳光爱心诵读法，都采用对照的方式学习。先让学生自己自由读，再讲阳光爱心诵读法的基本步骤与原理，然后要求学生照法诵读，体会两种读法的不同。低年级学生虽然理解能力较弱，但体验和感受力却极强。亲身感受两次不同的读法后，很多同学都反映，按照老师教的方法诵读，心里会很平静，精神容易集中；而自己自由读，会越读越烦躁，持续时间短。 为了检验这种对照式学习的效果，本次研究在同年级的另一个班取消了对照式学习环节。结果发现，教师问学生诵读完《老子》身心感受如何时，学生很难说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有的甚至认为这种方法比较麻烦。通过本次对照化的诵读体验，学生清楚地感受到应用阳光爱心诵读法的观想诵读方式，自己心境与身体感受都有了改变，对于《老子》的学习也增加了信心。 （三）趣味性诵读作为辅助 课堂教学中，教师设计了多种诵读方式，辅助学生学习《老子》。包括：①小组间诵读，然后选一个读得最好的当代表，参加全班比赛；②一人上台诵读，其他同学对其进行评价；③男女生之间诵读比赛，凡诵读好者奖励一枚“爱心”。这些方法有效地激发了学生诵读的积极性，提高了诵读的质量，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气氛。 针对低年级学生思维活跃，精神不易集中的特点，教师还通过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小传说，比如老子究竟姓什么等，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引领他们的思维活动，从而加深学生对道家经典文化的印象，使传统文化学习不再单一、枯燥、沉闷。 每节课上教师还设计了简单复述章节内容的环节。老师先讲大概的思想内容，然后让学生复述，这样的设计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与言语能力。在课堂的最后还有展示环节，例如手抄报、学习心得展示等，以增强学生自信心。 四、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发现与收获 国学校本课程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交往组合方式，如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学生与家庭之间等，它不仅涵盖国学课堂教学，也存在于课外国学学习中。[4]通过将学生与教师、家长紧密联系起来，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与收获。这表明，绝大多数老师和家长开始从素质教育的高度认识到国学教育给小学生全面发展带来的益处。[5] （一）学生反馈 本次研究中，教师设计了“自我监测诵读时间记录表”，让学生每天自己在家记录从心平气和、聚精会神地诵读到读不下，觉得枯燥的时间，旨在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发现自己诵读的变化。统计显示，全班90%的学生发现，伴随着诵读次数的增加，聚精会神、心平气和的读书时间越来越长，记忆的速度也随之变快。通过每天在家进行课外诵读，有45%的学生体会到，阳光爱心诵读法带给自己内心的安静以及可以感受到的积极力量。学生反映，通过多次诵读《老子》，对国学经典越来越有兴趣，在课余时间更加热爱读书了。 （二）班主任反馈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班主任通过统计了解到，全班15%的学生课上小动作明显减少、精神集中；20%的学生朗读课文丢字添字现象减少，17%的学生在其他学科成绩提高；25%的学生追跑打闹现象较少；12.5%的学生在写作上得到进步，不嗦、不反复。校本课程的开发，还拉近了班主任与家长的距离。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联系变多了，也更加了解每一位家长的思想动态，同时也督促家长课下要尽可能地帮助和监督学生的学习。 （三）家长反馈 本次通过对家长的相关调查显示，全班70%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家喜欢读书，读书时间也长了，能主动要求看书了；89%的家长认为，孩子更懂事、在家愿意帮助父母做事。 通过学生反馈、班主任反馈以及家长反馈不难发现：观想诵读《老子》对儿童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以及创造力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提高了孩子的阅读能力，规范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当然，在本次研究中，如何根据低年级段学生的生理水平和学习能力创设轻松宁静的课堂情境；如何将语文教材内容与国学经典文化有效衔接，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中文专业论文:国学经典在中文专业的学习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 要：正如“孔子班”在国际流行一样，国学传播又一次成为热议的内容。从《三字经》到《论语》，从《庄子》到《中庸》，无论是何学派，国学经典都在用其特有的方式融入生活。自然，中文专业对于国学经典的学习更有其必要性。本文将借由“咸阳师范学院”事例从学习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教学现状和解决对策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咸阳师范学院；国学经典；中文专业；对策研究 “渭水穿南，旧截ū保山水俱阳，故称咸阳”。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从在当年秦始皇横扫六国时便赢得了“中国第一帝都”的美誉。虽历经朝代更替，但咸阳一直是京畿重地，所以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自然，受其影响，咸阳的历史文化氛围十分浓厚。为弘扬中华文明，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建设精神家园，咸阳师范学院举办“咏颂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明”国学经典咏颂会、国学知识大赛、邀请专家做国学经典阅读报告等活动，师生一起共同演绎国学经典，推广国学。中文专业的师生更是首当其冲，取得佳绩，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 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国学根本上是教导“如何做人”。四书五经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即便是乡间不识字的“下里巴人”，也在自觉实践其中的道理。“仁爱”“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直到今天依然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学经典中蕴涵的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格，提升素养。同时，华夏五千年灿烂文明，通过对国学的学习加深对祖国的热爱，培养和塑造出具有民族意识、经世致用的下一代。尊师重道，长幼有序的礼仪道德观念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发挥其重要作用，如果失去这些观念，就容易造成混乱的社会局面。梁启超曾说：“《论语》《孟子》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的道理名言，一部分已经形成全社会共同意识，只有了解它才不会产生偏差与隔阂，更好地适应社会[1]。人活着，要活得有价值，有格调，有意义，有尊严。当代中文专业的学生更是需要从国学经典中领悟自我，提升境界，从个人出发，关爱国家、关心社会，以己之力奉献创造。 2中文专业学习国学存在的问题 所谓中文系的立系之本就是中国悠久而伟大的传统文化，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像应用写作、对外汉语教学等科目对比古代汉语等传统科目要受欢迎得多。不可否认，为了更快融入社会，这样的应用型教学更受欢迎，但是他们实际上是有所缺失的中文人才。现代中文专业最缺乏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不单单是诗词歌赋，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及其需要学习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有其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的人文精神，中文专业作为这种人文精神的“亲传继承者”，更应该有其鲜明的特色，重点在于古典文学，辅以现代应用教学。可事实上两者经常本末倒置。 咸阳师范学院中文专业中的汉语言文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中等学校进行教学和教学研究的教师、教学研究人员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中文专业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和最新成就；懂得教育理论，掌握教学方法和规律。但事实上，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教育不足的情况，尤其汉语言专业与国学研究息息相关但分析其中文专业现状仍然有以下几点问题： 2.1 国学研究不深入 在大多数教学当中国学经典并不是必读科目。咸阳师范学院汉语言专业中除了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其余中文专业教学对于国学的探讨并不十分看重。但事实上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等学科同样需要国学经典作为辅助。 2.2 国学经典不普及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即使作为在小学就要求背诵的经典国学《三字经》其普及度依然不够广泛[2]。诚然，在高校教育中对于国学经典的要求更多，对于学习研究要求更精更专，但是仅仅自己钻研不做出普及仍然是不够的。 2.3 国学经典无用论 从就业角度来看，国学经典并不是必考项目，因而十分容易忽视甚至无视其重要性。虽然很多学生把国学经典当做课外拓展阅读，的确有所收获。但是没有相应的教师指导依然不够学生进行深入思考。 3解决对策 3.1 加深研究 针对咸阳师范学院汉语言专业中的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对应开展国学科目教学，将其作为单独的学科进行讲解。此外，除了必修课，还开设了一些国学选修课。鼓励教师针对国学经典阅读申报各种研究科题，此论文就是研究成果之一。通过以上举措，一方面对于学分制度的需要提供新项目，另一方面加强国学经典在中文专业的分量，从深入研究角度出发加强国学在汉语言专业中的影响。并为学生考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 推广普及 为了让中文专业乃至全校师生重视国学经典，咸阳师范学院开展了多种普及活动。“咏颂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明”国学经典咏颂会就是典型范例。伴随着典雅悠扬的古乐，身着传统汉服的“古代儒生”走上舞台，集体咏诵《弟子规》；随后，学子们又登上T台表演“汉服秀”，还有柔美灵秀的古典舞蹈、劲健婉转的京剧表演、自在随意的书法表演、空灵动人的古筝与竹笛演奏、刚柔并济的太极表演等，依托现代表演元素传播古典传统文化，生动地阐释着博大精深的国学经典文化，将现代设备与古代表演创新结合，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专家讲座，而是运用现代科技展现经典的魅力。科技处和文学与传播学院邀请“长江学者”李浩教授作了题为“经典阅读四题”的学术报告，讲授经典阅读的要义，对学生提出的经典阅读问题予以深入浅出的解答。一再鼓励大家，在人类知识日益碎片化阅读的乱象中，一定要静下心来潜学阅读，感受经典的魅力。国学不只是书本，还有各式各样的文化传统。如咸阳师范学院一样，借由其他方式进行，其收效会超出预计，带来更大的收获。 3.3 加强比重 落实到实际生活，学生时代的一切学习经历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更好地工作。除了将来做教师需要坚实的国学功底外，现在已经有一些公司在面试时准备与国学相关联的题目以考验学生是否适合公司需要。例如对国学经典语句的解读，对国学故事作评论等。中文专业的学生在文字方面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国学经典的解读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很难做出正确的或者说公司需要的解答。因此从就业的多元化来讲，中文专业的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上也要加强经典阅读的比重。 4 结束语 国学经典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这些对于享受前人荫凉的当代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中文专业的学生更应该明确其重要性，无论是学业要求还是自身追求，都应该对其有确切的认识做出相应的努力。推动国学经典的普及，让它在国内国际发光发热是一大目标，中文专业的学生们更需要挑起担子，敢于承担责任。相信随着国学经典教育的更加深入，不只是中文专业学生，更能让所有学生、祖国未来共同承担这一使命。 中文专业论文:亚伟中文速录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摘要】目前速录行业是一门新兴的职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比例还不协调，特别是社会公检司法部门中对这一类型人才的需求。因此，研究和探索培养速录专业人才的模式，以提高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为目标，为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出一批高素质复合型的速录人才。 【关键词】亚伟中文速录 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 探索与研究 一、亚伟中文速录专业的发展现状 亚伟中文速录是由专业的速录师使用的输入方法，通过汉语拼音的方法，将电脑与速记技术相结合，是一种快速记录语言的专业设备。1994年，唐亚伟教授研制成功第一台键盘电脑速记机，后被称为“亚伟中文速录机”。随着速录专业进入高职院校，亚伟中文专业速录也开始作为一门专业的技能课程在各个高校开设。目前主要广泛使用在社会公检司法部门、网络直播、新闻记者采访、同声传译等领域，社会对速录人才的需求量较大，而且收入相对较高。因此，需要加大对速录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大推广和应用的力度，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同时还应该注重培养速录人才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的技能，提高速录人员的实力。 虽然目前速录专业在快速的发展，但是我国速录行业与外国的相比较而言，起步比较晚，而且相对在经验上存在着不足之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对速录专业的推广力度不够，再加上不合理的、不科学的培养模式；素质教育理念的薄弱，素质培养与技能培养的比例不协调；目前高校中的教师在专业水平和授课技巧上存在着不足；由于教学方向的不明确，导致培养出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的。因此，当前我国的速录行业，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通过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培养出高素质、高技能、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1]。 二、探索和研究亚伟中文速录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一）培养方案与时俱进 各高校在设立速录专业的时候，应该充分的了解整个行业发展的新动态，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建立健全的人才培养方式。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将产学结合，提高学生的基本专业技能。将速录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的技能操作相结合，打造素质教育教学。与此同时，还要根据速录专业就业前景的特征，创新课程体系，打造职业教育。将校企合作的模式进行到底，为学生提供实践动手的机会，进而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技能的掌握。保持与时俱进的理念，积极创新和探索新的培养方案，不断增强学生的综合水平和专业技能。 （二）明确教育的目标 速录教育的目标就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在教育培训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循这一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随着速录行业的不断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需要加快培养出高素质的速录人才，在数量与质量上要同时的增长。人才培养的模式应该越来越规范化和体系化，从师资这一源头开始，逐步提高教师与学生的整体水平和教学的质量，全面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 （三）创新教育方式 为了实现教育方式的创新，一定要遵循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是一定要以素质教育为教学的根本理念，在注重专业技能学习的同时，也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行业潮流；另一方面是加强校企合作，将培养人才的目标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相结合，注重职业教育。培养、教育速录专业人才，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服务。因此，必须创新教育方式，树立服务的教育理念。在加强学生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增加学生社会实践的机会与能力，为学生提供职业感知的机会，并通过社会实践提高学生在市场中的职业竞争力。 （四）以适合的专业背景设置速录课程体系 虽然目前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多是文秘等专业中增加速录选修课程，我校以计算机应用专业为背景，并增设了速录专业课程，即在具备计算机专业技术的基础上掌握速录技能，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生的就业路径。 （五）以就业需求为教学导向 如果想做好职业教育，就必须以就业需求作为教学的导向，学校需要根据行业需求，明确岗位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产学结合，培养出的人才符合市场的需求。目前我国的大学时就业的形式十分的严峻，这就是由于教学导向多是以理论型教育，造成学生所学的知识与社会市场需求的技能相脱离，因为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自然就会出现就业难的问题。 （六）注重提高师资水平 提高师资水平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完善：一方面是教师首先需要加强自身的实践能力，增加自身实战的经验，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全面、彻底的解决学生的问题，通过增加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进而促进学生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教师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果，真正做到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中文专业论文:实训课程建设与中文专业大学生基础技能培养 【摘要】实训课程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比较薄弱，这与其学生技能要求并不相称。在大学课程体系中适当增强演讲与口才、经典背诵、作文训练等实训课程，并通过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大纲的指引和规范，这既加强学生的基础能力培养，又为中文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锻炼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实训课程;基础技能，应用型，课程体系 关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构成，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证明此为分层次的组成部分，如英国学者PeterTKnight MantzYorke提出了著名的的USEM理论，认为大学生的可雇佣性由学科理解力（SubjectUnderstanding，专业知识的掌握度）、技能（Skills，专业技能与基础技能）、自我效能感（Efficacy，自信心）以及元认知（Meta-cognition，自我认识、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能力组成;国内学者谢志远也将就业能力分为基础性能力、专业能力、差异性能力三个一级维度[1]。 由此可见，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不但要看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同时也应注重学生基础能力培养，基础能力和专业能力是相辅相成的。但现在高等学校都过于偏重学生专业能力这种核心竞争力的培养，而对学生基础就业能力的培养普遍关注不足，使得学生情商不足，人际交往能力不强，明显削弱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大学生基础技能包括基础能力和专业基础能力两大部分，这一点中文专业学生也不例外。基础能力包括英语能力、计算机能力、沟通交际能力，专业基础能力则包括汉语言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这些能力的有效培养能尽力保障中文专业大学生就业后的基本工作能力、基本沟通能力、团结协作能力、情商培育和自我管理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调动诸多教学手段进行全面教学改革，通过开设适当的实验课程来有效提高学生基础技能，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是行之有效的一条途径。 关于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基本技能培养，现行教学状况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思想上的忽视。这种忽视具体体现有三：一是对中文专业学生基本技能的内涵和外延缺乏研究。什么才是中文专业学生应该培养而且迫切需要的基础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又应该设置怎样的课程加以锻炼？这些都没有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规划，因而在大学一二年级没有针对性地开设有效的专业基础技能实训课程。二是在课程设置中没有遵循教学规律对学生基础技能进行有效安排。基础能力的培养应该在专业能力之前，因为它是专业技能的坚实基础。但因为没有对基础能力引起高度重视，认识也较模糊，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出现了随意安排的现象。三是由于对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基础技能缺乏细致研究，因而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课程也极少，学生基础技能培养明显缺乏课程教学的保障。 二、基础技能培养缺乏实训环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文专业学生的就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方面传统的就业渠道面临巨大挑战，另一个方面新的就业渠道又纷纷涌现，如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宣传、策划、营销、秘书等岗位有需要大量中文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但我们还是主要依靠传统的专业实习手段来进行实训，如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而没有针对基础技能培养的手段丰富的实训环节。譬如培养学生较强的语言表达和文学鉴赏能力时，主要依赖语言类和文学类专业基础课，这些课程基本都是理论课;即便是写作和普通话课程，也缺乏系统的学生实训，学生的能力培养夹杂在老师的理论教学当中。当然这种情况除了思想认识和教学研究不力之外，也和实训手段、实训经费、实训室建设滞后密切相关。 三、缺乏有意识的情商培养。情商，是情感智商的简称，它“是一个人掌控自己的情绪、情感，理解控制他人情绪、情感，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情绪、情感的能力，是衡量一个人驾驭情绪情感水平高低的标尺”[2]。良好的情商不仅有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随着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和移情能力的提升，更有利于自我发展能力的凝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业后主要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同时因其就业面宽的特点，需要就业后进行再次择业的能力培养，因此更应注重情商培育。但由于我们对教育成效、人才培养认识偏颇，明显缺失学生情商培养的目标性和计划性，也没有对此有日常性的教育和培养，往往是将这一重要课题简单地归结为心理健康问题，一般交由学校心理健康中心一个单位来解决。 针对当前的现状，为使中文专业大学生基础技能得到稳固和提高，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强实训类课程建设。技能的培育和锻炼，离不开实践，只有动手，才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体来说，加强实训类课程建设的作用有三： 一、突出人才培养方案的应用型特征。人才培养方案集中体现了高校的办学思路、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定位，它的培养目标是学校人才定位的根本指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升格的本科院校一般将自己定位为应用型本科学校，这也意味着学校的各专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但以汉语言文学为主的中文专业作为老牌专业，人才培养往往重在理论型、研究型。即便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学校也重在师范技能培养。这种培养目标无疑不适合当前社会对中文专业人才就业面宽、岗位变化大的要求。 二、强化非结构化环节设计，有效弥补课程体系的不足。胡有林老师在《基于系统思维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研究》一文中指出：当前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对于非结构化的环节缺乏充分考虑，也就是说对于课堂以外的课余时间的总体设计和要求重视不够。这一点，在一贯重视统一范式学习过程的中文专业来说，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课程设置优化的同时也要充分关注学生课余时间的学习安排。但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自我约束力不强以及大学以后很难迅速适应大学学习新特点的不足，通过实训课程安排延伸到课外是是一个极好的解决方式，它既能和低年级的专业基础课程相呼应，又能有效地引导学生课余的学习方向和学习方式。同时，通过这种课后的师生互动，也能有效拉近师生距离，从而反哺课堂教学。 三、有利于学生的情商培育。中文专业学生的基础技能实训课程主要包括写作、演讲、辩论以及经典名篇的背诵与理解。这些实训项目大多与陶冶学生情操、满足学生正当情感需求有密切关系，对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观、美学倾向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譬如当我们在阅读优秀作品、吟诵经典篇章的时候，就在锻炼我们感知自身与他人的情感、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联、从而达到更好地辨识和理解他人情感来调控自身情绪的效用。像演讲、辩论以及写作实训的开设，更能够不断地增强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自我调节，因此也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情商水平。而且这些实训进入课程建设体系，通过具体的实训大纲和工作室项目教学的特点来加以实施和保障，使得这些实训项目既能人人参与，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效果。 我国的应试教育使得中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基础技能培养，因而在进入大学以后普遍体现出自我调控与人际交往能力不强，语言表达能力偏弱的不足。同时，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也使得当代青年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中文专业学生对此的要求又比其他专业更为突出，因此在大学低年级时，通过实训课程的强势介入来加强学生的基础技能培养是大学课程体系改革一个值得重视的途径。 中文专业论文:中文专业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模式探析 【摘要】本文阐述了中文专业创业教育的师资团队的分阶设置的结构模式及其得以实现的保障措施。将创业教育所需的九类人士分属校、院两级创业委员会，依据创业教育的不同培养阶段分别设置师资组合，形成不同的四阶师资结构模式。这样的分阶设置，权责明确，能有效地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有效整合教育资源，避免师资、时间、精力以及经济上的浪费。 【关键词】中文专业 创业教育 师资团队 分阶设置 相对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我国的创业教育还很滞后，其中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本原因，无疑是创业教育师资的缺乏。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创业教育师资力量的薄弱是制约创业教育工作质量的重大因素。 一、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人员分阶构成模式 （一）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人员构成模式 中文专业的创业教育不能孤立的进行，它是学校创业教育的一个有机部分。只靠中文专业的教师，创业教育是难以进行。中文专业的学生只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要想创业，也是难以实现的。创业教育涉及经济管理、法律、政策、心理、社会、文化以及各种技术等诸多专业学科，是一种繁难的立足于某一专业教育基础上的跨专业式的、多专业融合的漫长的教育过程，更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多学科的复式教育。 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构成人员，必须要能满足创业教育的这一特殊性与多面性要求。构成如下：1、院级主要领导1位，负责统筹安排全院的创业教育。这样有利于校内外教育资源的整合及有效利用，便于宏观调控创业教育的各个环节；2、各级系领导1 位，负责具体落实自己学院的创业教育，将有利于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3、专职创业教育教师若干名，为创业教育提供创业教育理论支持，普及创业意识，为各院兼职创业教育教师提供培训；4、各专业学科骨干教师1 位，为创业教育提供可能需要到的专业知识、技术、理论等的支持；5、校外成功的企业家，企业家的经验和教训具有很好的激励和借鉴作用，能增强学生创业的信心，并可能为创业教育的实践环节提供实训的场所和机会等。 （二）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院、系两级构成模式 以上各类人员在学校的创业教育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能彼此互相配合，形成有机的整体，将能大大提高创业教育的实效。如何将各类专家形成有机的创业教育师资团队呢？创业教育既要体现专业特色，又要避免由各个学院来负责各自负责本学院的创业教育而导致的师资、时间、精力以及经济上的浪费。所以，创业教育最好由学校和学院共同负责，在学校的统筹下由各学院具体负责本学院的创业教育。 （三）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分阶构成模式的得出 依据创业教育的四步分阶培养模式，各个阶段的培养对象、目的和方法的不同，所用到的教师在权利、能力以及专业知识上也应有所差异与区别。在创业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创业教育师资团队应根据培养阶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设置组合。 1、第一阶段的创业教育主要由学校创业委员会统筹安排，本学院创业委员会具体负责。由系创业委员会统一安排各系的上课时间和地点。 2.第二阶段创业知识的培养，由创业班的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安排及教学。这样便于协调创业班学生的专业教学与创业教学的上课时间。系的兼职创业教师可负责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如再缺少相关课程的教学人员，可申请由校级创业委员会向各学院协调解决。 3.第三阶段创业能力的培养由学校创业委员会整体负责。这样，可以从整体上宏观掌控和调控学校创业教育的各个方面，便于有效整合学校的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计划；便于求得社会各界对校级学生创业团队的帮助；便于增强对学生实训或真实创业的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本阶段创业教育无论采用哪种实训方式，校创业委员会的相关人员要全程给予知识、技术、策略、法律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并可对创业团队的实训进行适当的干预与调控。 二、分阶式师资团队建设的保障措施 （一）职责明确 首先，校、院两级级专职创业教师负责全校和各所属学院的创业氛围的营造；创意意识的宣传、普及；对兼职创业教师进行创业理论的培训和指导；负责创业教育相关课程的设置；实训基地的建设等。其次，兼职创业教师在其所属学院的院级创业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配合院专职创业教师进行本学院创业教育的宣传；结合本专业特色，开设部分创业课程；服从校级创业委员会的工作调遣。最后，外聘专家要负责创业教育相关方面知识、经验的教学和指导；有责任参加创业论坛、案例讨论和项目风险评估等。 （二）激励机制 1、工作量计算要有利于兼职创业教育人员。兼职教师的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减半，从时间上鼓励教师去从事创业教育。将指导学生创业实践、参与创业咨询、开讲座等的工作折算成教学工作量，按每个课时多少金额，给予经济奖励。鼓励老师编写创业教育的相关教材和论文，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2、允许教师停薪留职去创业。鼓励教师到企业进修，进修期间工资、津贴照发。据有关调查显示：“89.9%的教师认为丰富的深入企业的经历或者双师型教师更能有效指导大学生创业。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这个总体看法是正确的。目前我国高校教师具有创业经历的人极少，成为教师之后就没有动力、精力和能力再进行创业及相关活动。”因此，要想培养出众多的有创业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政府、学校必须要解决教师们在经济上的顾虑，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3、承认创业教育的研究成果在现有的专业职称的评定中的地位。目前，“很多普通任课教师对创业教育并不积极，重要原因在于职称评审制度。该制度要求教师必须在已有的某个学科和专业范围内发展，而创业教育工作不会对其专业产生帮助，不会有利于职称晋升和学术成长。”针对这一实际问题，国家可承认创业教育的研究成果在现有的专业职称的评定中的地位，以消除老师们的这一顾虑。 笔者依据中文专业创业教育的四步分阶培养模式，构建了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分阶设置的结构模式。将创业教育所需的9 类人士分属校、院两级创业委员会，根据培养阶段的不同设置不同的师资组合，明确各级、个人的职责，形成有机的创业教育师资团队。这样的分阶设置，权责明确，能有效地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有效整合教育资源，避免师资、时间、精力乃至经济上的浪费。 中文专业论文:企业对中文专业人才的需求现状及对策 摘要：企业期待专业的人才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又有与工作相关的专业技能，还具备计算机、外语等能力。高校中文专业的教学、学生的学习，可结合这些需求进行些许改善。 关键词：企业需求；高校教学；学生学习 企业在推动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地位日益凸显。为营造良好企业文化、增强竞争力，企业也亟需一批中文专业的人才。调研团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平台，通过企业深访、毕业生问卷调查等形式，进一步了解到企业对中文专业人才的需求。现将调研所得结论、建议概述如下： 结论 大部分企业在录用中文专业人才时，很看重是否有相关工作经验或实习经验。最重视本专业的技能依次为：文书写作、交际与公关、策划与部署、资料与信息的处理。认为本专业人才仍需提高：企业管理知识及能力、文书写作处理技能、沟通交流技巧、秘书理论和实务知识、现代办公技术。其他像是礼仪知识、公众演讲能力、广告知识及技能等也有所涉及。对本专业毕业生的基本看法，最强烈的四种声音分别是：①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内容基本与本专业无关。说明本专业学生需广泛涉猎，打下基础。②知识渊博、人文素养高，加之工作后学习其他技能，发展后劲足。说明本专业对学生人文情怀的培育仍是关键。③职业定位不清晰，能力知识宽而不精。故将来有志于在某类型企业工作的学生，需学习与就业领域相关的某种技能。④知识结构不合理，没有反映出业界的发展现实。可见本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优化知识体系，既有广博的文史哲知识，又有精深的专门知识；同时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提高实用技能。中文专业的教学则可在传统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根据社会职业岗位的要求，融入新的课程与教学方法。 不同领域的企业，对中文专业人才也有不同的要求。如金融领域，青睐获得过与工作内容相关的第二学位证书的人才。建议中文专业人才多接触社会，在工作过程中应活跃思维，锻炼创新能力。传媒行业招聘时，青睐有相关工作或实习经验、获得过重要相关奖项的学生。希望本专业学生提高广告、新闻知识及技能；拓宽见识与眼界；锻炼自学能力、分析归纳能力；同时了解所从事行业需具备的素质，还要熟悉整个行业的流程。 不同类型的企业也有自己的要求。比如国营企业青睐有党员身份，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且文笔佳的中文专业人才。合资企业希望人才外语水平高；借助中文专业长期熏陶而成的人文修养，缓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隔阂。 除企业外，调研团也调研了部分事业单位、政府部门，从整个调研情况来看： 敬业、责任心强等仍是各类用人单位最基本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中文专业人才要具备的能力，前五种依次为：写作能力、沟通交际能力、计算机及新媒体技术、外语应用能力、审美能力。 建议 学生学习： 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自学方法，以便将来在跨学科的背景下能较快入手，还可厚积薄发。多创造机会进行理论学习、应用实践。作为本专业的学生，要培养用人单位亟需本专业学生具备的五种能力，首先要不断提高本专业基础知识。在这一过程中要培养筛选、处理知识的能力。如今在云计算、云存储的技术水平里，获取知识相当容易，要选择好的阅读文本，学习准确的知识还要学好文献学：文献学继承了优秀的文化，传承传播优秀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文献材料的掌握也是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只有很好地掌握文献学基础知识，才能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获取新知识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有较高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在学好文献学的基础上，可借鉴训诂学学习方法，贯通中国文脉，提升文字水平，通晓中国文化发展次第，至少行文流畅，无错字病句，文字水平应明显高于其他专业学生。参考比较文学学习方法，拓展研读海外经典作品，博闻强识，开阔自身视野，对中外文学史中出现的经典文本和经典文论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要注重质疑和独立思考意识的培养，常思考已有观点是否正确，有无其他解读和看法，通过质疑和思考，学会选择、过滤、怀疑、更正、添加、进而再创造等；培养和树立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中有理性的认识；自觉关注并思考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冲突并存背景下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走向。 其次，在夯实本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抓住锻炼、实习机会；不断训练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掌握数字媒体技术、教育技术、网络与信息系统技术等。提升外语水平：在能听、会说的基础上，能阅读外文原版图书、适应外语授课、会查阅外文资料，熟练使用外文网络进行网上学习与外文文献检索。 再次，认真写作阅读札记，进而转化为科研成果，甚至可以将这些成果编辑成册，形成阅读、分析、理解文本能力的同时，提高了自主搜集材料、综合运用知识、创新创造的能力。 最后，可采取双学位或第二学位的方式，掌握欲从事领域的相关知识及技能；还应发展业余爱好，陶冶自身情操，提升审美水平；生活中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综合、勇于创新。 高校教学： 可采取低年级实施专业教育，高年级分版块教学的方式。即低年级只按二级学科分专业，每个专业不再具体分方向，而是开展宽口径、厚基础的通识教育。学生前两年广泛学习中文专业各门类知识，到了大三，依据兴趣学习不同版块的知识。 前两年的教学要抓住现有优势，继续夯实学生广博的人文知识，将学生培养成学养深厚的人才。教学重点可放在精研文学作品、修习写作课程、加强评论鉴赏方面。精研文学作品，就是让同学们深入学习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在学习的过程中博闻强记，提升人文素养，培养学生艺术感和审美判断能力，让学生对作品的把握转变为对社会历史变迁、人物形象性格的理解。同时还可加入报告选题和论证部分，让同学们按要求做PPT和发言，组织学生讨论、开展辩论、话剧表演等，通过这些方式既为以后工作中的文书写作、公众演讲、媒体技术使用打下基础，又潜移默化地改善学生观念、塑造更完美的人格。修习写作课程，就是要学习文学写作、公文写作、新闻写作等各类型的写作内容，平时指导学生多练笔，强化写作实践。加强评论鉴赏课程，发挥学生的想象力、锻炼学生的文字运用能力。这类课程可采取学生授课、点评等方式。这样，在发掘并解决问题，品评鉴赏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学生辩证思考、文献资料搜集、研读、品评之能力。 大三伊始，根据学校特色、社会需求设立不同的版块，对学生采取分班授课。即同学们在前两个学年学习中文专业的基础上，根据兴趣、择业方向选择加入不同的学习版块。比如学校可设立考研版块、公务员与文秘版块、教育教学版块、新闻传播版块、文化产业发展与管理版块、金融版块。每一版块的教学，均融入理论学习、实践锻炼两方面，且开设任何版块，都要有英语、计算机、新媒体技术的相关课程。 在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时，对致力于继续深造的同学，可多讲授如何治学、练笔、论文写作技巧、课题申报经验等，平时也要多给学生创造参加学术会议、田野考察的机会。对想要直接入职的学生，其论文加入社会调研的因素，促使学生主动捕捉和追踪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且对相关问题出现的原因及影响做出理性分析。 因调研的时间有限，受访企业的涵盖面较广，问卷调查采取的也是非概率抽样，故不能用于推断整体情况，只可帮助获得一定的信息。（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文专业论文:关于工科院校中文专业本科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访谈 摘 要：作为在高校学科建设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工科院校中文专业一直有其自身的特色和定位。本文通过对某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代表进行就业访谈，从就业准备、就业状况和就业心理等各个方面探索工科院校中文本科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为工科院校中文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指导，也为切实增强工科院校中文专业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实践依据。 关键词：工科院校 汉语言文学专业 就业访谈 核心竞争力 基金项目：北方工业大学2015年大学生科技活动项目基金支持 从清华大学复办中文系开始，理工科院校也开始逐步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不仅改变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多元化，而且也满足了社会和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工科院校中文专业在高校学科建设发展中一直有其自身的特色和定位。中文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工科学校整体的就业工作水平。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 作为工科院校的文科毕业生，如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获得更好的职业生涯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了解了高等教育学的相关理论后，我们引入了“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希望通过对工科院校中文专业毕业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调查分析，为目前的工科院校中文专业的教育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建议。本文采取施炜、张苏（2010）的观点，把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定义为：在大学生能力系统中起主导作用、能使大学生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并可持续发展的、独特的并不易被人模仿的一种综合性能力。①我们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毕业生就业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个案访谈。 经过问卷筛选和他人推荐，我们相继联系了08-11级的学生代表赵平、邵雅彤、薛畅和田宇骁作为访谈对象。他们针对自己和他人的就业情况，与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就读期间和工作阶段的感受，本文将以我们与他们的交流对话为主，间或地谈及其他毕业生的情况。本文希望通过访谈，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全面提升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也争取为其他工科院校的中文专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研究结果 （一）背景介绍 赵平目前在北京从事影视编剧类的工作;邵雅彤目前在北京某广告公司，从事PPT制作方面的工作;薛畅目前是北京某高校的在读硕士研究生;田宇骁则在家乡从事中学教师的工作。（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二）就业准备 我们的谈话内容，基本上是结合各位毕业生所填的问卷，按照就业准备、就业情况和就业感受三个方面来开展。总体来看，在本科毕业后直接选择工作的毕业生，多在本科高年级阶段进行了实习、兼职等积极的就业准备。 我们：“在问卷中，您反复强调了校外工作经验的重要性，您可以详细谈一谈您都有哪些兼职实习的经历吗？您为什么选择这类兼职，能不能简单谈谈这些校外实习经验给您带来的收获？” 赵平：“大三的时候选择兼职，一个原因是无法忍受大学生活的烦闷，另一个原因是想试试能不能挣钱，所以选择实习职业也并非‘我有兴趣我有天赋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大多是机缘巧合，比如，我的第一份兼职是海鲜酒店里画宣传海报的，一张‘基围虾98/斤’五块钱。而这些实习带给我最大的收益就是――别骄傲，别浮躁，工作生活的压力不同于学校，狠狠打你一次自然懂得收敛和其中道理。” 邵雅彤：“我从大二暑假开始实习，去做新媒体运营，之后的两份实习也是这个方向。至于为何选择，当然是因为喜欢从事些有创意、不单调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工作岗位又比较多。至于学弟学妹们去选择什么职业方向，完全因人而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工作经验在学校是不会学到的，每次去面试，哪怕是实习，有过实习经验的也会更有优势，毕竟没有哪个企业愿意用时间和财力去培养一个可能经验到手就跳槽走人的应届毕业生。如果实习经验相对丰富，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优势。至于收获，就是得到了一份在自己看来还算不错的公司的offer，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 我们：“原来学长学姐也是在逐渐摸索中，才形成了自己对就业的认识。那其他的毕业生也都是情况类似吗？” 田宇骁：“周围人到了高年级，也各有各的选择吧！有积极准备考研和公务员考试的，也有出去学托福雅思准备出国的。就算是出去兼职，方向也很不一样。家教、促销、校园……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吧。不可能所有中文系的同学都会对中文方向的就业感兴趣，我想你们自己也深有体会吧。但是我从最后的结果发现，其实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与中文相关的职业，毕竟四年的光阴也不是小的积淀。最后选择的职业，自然是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不可能不受大学的影响。” 随后，我们谈及了应聘和面试的相关话题。赵平委婉地向我们表示，他由于受到家里的帮助，并没有在这一环节遇到太多波折。田宇骁则说，他基本上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获得目前的工作，只要自身具备实力，一切皆有可能。 （三）就业之后的情况 之后，我们又聊了一些毕业生们目前的工作情况。 我们：“赵平学长，您在问卷中谈到，对您当前的有关戏剧影视方面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么您可以具体谈一谈您在工作中是如何继续开发个人潜力的吗？” 赵平：“其实，做影视创作之类的普遍智商不会差别太多，所以潜力之类的说法无非是‘对某些事物有相对敏感的审美体验’，并无‘天赋异禀’之说，说‘继续开发潜力’，首先别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应当勤勤恳恳，从最简单的做起。经验和能力是学出来的。不管多聪明，一定要勤奋。” 我们：“谢谢您的回答。因为我们的课题跟‘就业核心竞争力’相关，所以还是想多问问您这方面的内容。您在问卷中表示，在大学阶段，完善专业知识和专业以外的技能对您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培养方面十分有帮助，那么在实际工作中，您的哪些技能或专业知识对您的个人潜力和后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他：“所谓核心竞争力和专业知识，在我们学校的范围内只是皮毛，并没有太大的深造，因此别指望在学校里能够学到你想要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但学校毕竟是温床，是为工作做技能储备的第一阶段，因此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和专业知识’就是‘在校期间尽你所能，把你感兴趣的东西都学一遍’。这样到了工作生活中，你不难发现，只要你有兴趣去提升，都可以有所尝试。我觉得哪有什么一时一段的核心竞争力，人生都是一个过程。我们自己想明白了，好好利用身边的资源，多加努力，总不至于太差。” 我们：“雅彤学姐，您为什么选择了广告宣传方向的职业？在学校没有专门培养的情况下，您是如何掌握职业化PPT的制作技巧的？” 邵雅彤：“因为我喜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至于制作PPT，每家企业都有自己不同的基调，比如时尚公司肯定和互联网公司的风格就大相径庭，所以PPT的制作，完全取决于你对现今就职公司的了解以及产品的了解。PPT排版很重要，想要博人眼球，就要多去看看之前会的PPT怎么做的，多在微博上或者公众号上看看人家的排版设计。如果非要说核心竞争力的话，应该是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和一点创新的精神吧！” （四）就业感受 在访谈的最后，我们向各位毕业生表示了感谢，并请他们谈一谈对“就业”这一话题的总体感受。 赵平：“就业无先后之分，早一步晚一步都不见得比别人强在哪。也希望你们以后多多努力。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讲，只是谈谈个人的经验总结，实际上是自吹自擂了。中文系只是一汪浅水，文学专业只是大学一门起步技能，然而金生沙砾，蚌出污泥，凡事只要努力，最终大多会有所得。” 邵雅彤：“最重要的，是实践出真知。快去实习吧。等到毕业时，你能拿出自己做过的一手好PPT，还能拿出自己曾经做过的活动，有自己的业绩，HR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 薛畅：“机遇总是在路上。10级的一个学妹在本科期间担任学院的学生干部，现在已经在校团委获得了助理一类的工作;还有一个学长专业成绩平平，但因为在多媒体设备方面的突出才能，现在已经留校成为技术指导老师。我个人现在也有通过老师接洽工作。每一步都是挑战和展示，就业并非一劳永逸。努力发现、思考和培养你自己的长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核心竞争力。” 田宇骁：“就业说到底是为了生存，除此之外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多多了解这个世界，不要人云亦云，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还有“乌合之众”和“三人成虎”一说呢！认真想一想对于“就业”，自己更高的期待是什么，或许就可以帮助自己进行更好的选择。” 三、讨论总结 通过与各位毕业生的接触，我们了解到了毕业生对“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真实看法，也深深地认识到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之浅薄。“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虽然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但它的培养却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对于学校来说，除了本身完善课程结构，增加教育教学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程度之外，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和对往届毕业生的经验介绍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具体到工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把目标定位于培养应用型的高级中文人才上，密切关注社会需求的实际情况，大力开展实践创新类课程，保证学生在应用实践方面具体突出能力。而学生自身也应当积极努力，树立就业核心竞争意识，努力用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打造自身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与学校和院系携手，让工科院校的中文专业走出自己的特色。 中文专业论文:工科院校中文专业本科生就业核心竞争力调研分析 摘 要：工科院校文科专业在高校学科建设发展中一直有其自身的特色和定位。文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学校整体的就业工作水平。本文通过对北方工业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的调研分析，努力探索工科院校中文本科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为工科院校中文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指导，也为切实增强工科院校中文专业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实践依据。 关键词：工科院校 汉语言文学 就业 核心竞争力 基金项目：北方工业大学2015年大学生科技活动项目基金支持 当前社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个性化需求越来越明显，知识经济的转型正逐步加快。在此背景下，社会对于人才有着更高的需求，也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目标。我们针对某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进行调研访谈，尝试分析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努力培养学生的多知识结构、多层次培养、多方案实施的核心竞争力，也为工科院校中文专业今后的教学发展提供适当建议。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 从清华大学复办中文系开始，理工科院校也开始逐步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这一新形势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建设也普遍呈现出三种态势――综合性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和理工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相比较而言，综合性院校注重宽泛的研究性教育，师范类院校以传统教学为主体，而理工类院校则更注重为企事业单位输送具有人文素养的应用型中文人才。 我们以某工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为研究对象，采取自编问卷调查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统计分析;并且就调查问卷的内容，有针对性地与被调查人员进行深入细致的电话访谈。 二、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含义 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包含就业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两个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余冠军和肖友平（2012）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团体或参与竞争的个体能够长期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是其所特有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延展性，并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和战胜的技术或能力，是组织或个体具备的应对变革与激烈的外部竞争，并且取胜于竞争对手的能力的集合。① 核心竞争力这一表述源于美国，最早是由经济学家Prahalad C. K.和Hamel G.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企业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y of the corporation）的论文中提出，他们认为核心竞争力是“在一个组织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关于怎样协调多种生存技能和整合不同技能的知识和技能。” ②自此之后，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便在经济和管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所谓个人核心竞争力，是指不易被竞争对手效仿的、具有竞争优势的。独特的知识和技能。打造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其目的就是增强个人的竞争优势，保证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自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被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中后，就越来越受到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通过认真分析专家学者有关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界定，加之对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现状的调查结果，以及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相关要求，我们采用了连树青（2013）的观点，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是：大学生个体通过学习和实践所积累的一系列知识和能力的有机集合体。它不易被他人模仿，能使自己在求职时获得成功，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取得可持续发展。同时，核心竞争力的可持续性也不容忽视，它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发挥作用，这也是核心竞争力与非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的区别之一。 三、工科院校中文专业就业现状与分析 我们自2015年8月，在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上相关调查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58份。 （一）实践实习对就业核心竞争力有巨大促进作用 通过调查发现，毕业生在选择工作的过程中，更看重“发展机会”这一方面的因素，占调查比例的46.55%。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学是从大三、大四开始初步完成自己的职业规划，绝大部分的同学认为就业核心竞争力来自于校外实践，高达82.76%。这一数据也与其他选项的数据分析不谋而合。“提供实习岗位”这一选项在“学校应该继续完善何种方面的就业指导”一题中高达70.69% ，位列榜首。在“由学生到职场人转变的过程中，做了何种准备”一题中，“主动寻找就业机会”有79.31% ，“兼职实习”有65.52%，分列一二。从数据上基本可以看出，同学们希望能通过实际的工作经验来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二）实践实习机会与工作需求不对等 然而，有一道题的选项经过数据分析后，又与上面的结论有明显的矛盾。在获取工作过程中，学生遇到的困难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中“缺乏工作经验”所占比例最大为56.9%。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学在工作前都有过校外实践经验，那这些稍有矛盾的数据结果，或许也可以从某一层面反映出一些问题――学生在校外实践工作岗位的选择问题上稍有偏差，缺乏明确的就业目标，导致曾经的实习岗位和工作内容与最终的工作有些出入。这样的结论，也可以和毕业生认为什么时候大体上形成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这道题的选项情况相互关联。“大三大四才开始规划”的占到了39.66% ，排名第一;而排名第二的则是“工作以后”这个选项，达到了24.14%;“目前还没有规划的选项”也有5.17%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三）学习与创新能力对就业核心竞争力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具体针对就业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上，“学习能力的养成”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适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而在另外一道关于“毕业生认为在工作过程中，仍然发挥重要的核心竞争作用”的问题中，“学习能力”仍占首位。由此我们也可以粗略分析，认为学习能力是就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因素。而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特殊性，写作能力也是毕业生不可忽视的。在受访者中，有43.1%的毕业生认为，“写作能力”在其工作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传统专业，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学校和学生应当共同努力，在教学和就业上创新实践，为工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寻找新的发展思路。我们从此次的调查报告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毕业生目前从事的行业类型繁多，教师、出版、新闻、文秘、行政、媒体、戏剧影视、广告等均有涉及。在就业相关度上，一半以上的同学认为“目前从事的职业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相关”。由此可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范围非常广。传统的就业方向，如语文教师等的社会需求已有所局限，并逐渐趋向于饱和。相较于传统职业，文案和策划类的岗位正随着文化产业的繁荣而不断发展壮大，纸质媒体的编辑类岗位也逐渐向网络运营的新媒体行业转型，行业所需的专业能力也有所变化。因此，在“在以下本科专业课程中，哪些使您在工作中受益”一题中，毕业生们首推“文化创意产业类课程”，也不无道理。 （四）就业核心竞争力的获得要内外兼修 早在设计题目之初，我们就曾参考过一些文献资料，“就业核心竞争力的缺乏”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在调查问卷中，我们也设计了其他相应的问题，希望能从数据结果中得出一些解决办法。“在本科阶段，得到过学校如下就业核心竞争力培养方面的帮助”一题中，“大学教育对整体人格的培养”、“专业课的学习以及实践展示类课程对能力的培养”的比例基本持平，均达到50%以上，而“相关讲座课程的学习”这一选项只有22.41% 。不难看出，实践性的帮助远比相关课程的设置更受学生关注。在最后一项开放性问题――“学校和院系在培养我校中文系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上还有哪些不足”中，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毕业生的回复，其中不乏中肯意见，总结出来也多与课程设置和实践经验有关。在参与问卷调查的，我校2006级到2011级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中，认为能供职于目前的工作，优势之一为“掌握的专业知识”所占比例最大为48.28%，而“具有校外工作经验”则为37.93%。可见就业核心竞争力的获得要内外兼修，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对于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培养需要学生与高校间的共同努力，这两点的相互支持密不可分。其中，专业技能是核心，学习能力是基石，创新能力是灵魂，人际交往能力是保障，团队合作能力是关键。学校应当加强就业心理辅导机制，完善自身的就业指导体系，帮助学生寻找更符合自身需求的实践实习机会。具体到工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把目标定位于培养应用型的高级中文人才上，密切关注社会需求的实际情况，大力开展实践创新类课程，保证学生在应用实践方面具体突出能力。而学生自身也应当积极努力，树立就业核心竞争意识，③努力用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打造自身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与学校和院系携手，让工科院校的中文专业形成自己的特色。 中文专业论文:中文师范专业《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训练模式的革新 摘 要： 中文师范专业《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课程应紧扣中学语文新课标，从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分类训练、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综合训练及课程训练的手段与方法上进行训练模式的革新，践行“讲练结合、重在运用”的开放性的实践教学路径，切实提高中文师范生的核心师范素养。 关键词： 《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 中文师范专业 训练模式 《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课程是面向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学生开设的教师教育课程，其目的在于提高中文师范生在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上的教师职业技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有关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这一部分的讲授一直是归于《中学语文教学法》课程之下的，也就是说，对于如何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教学基本上只停留在理论讲授的层面，纵然在课堂上教师做过一些举例阐释，但是这些理论知识如何被中文师范生熟练掌握与运用，这一点是被忽视的。为此，本课程的教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讲授有关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理论知识，更应将重点放在理论化用的训练上，即训练中文师范生如何将这些理论知识转化为自己进行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可从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分类训练、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综合训练及课程训练的手段与方法上进行全面的训练模式的革新。 一、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分类训练 从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教学三个方面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分类训练，引导学生熟练掌握各类课型的课程设计与评价，为提高中文师范生的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有关阅读教学的课程设计与评价。 以文字及视频经典案例为基础，对阅读教学基本技能，各类文体的教学和阅读教学评价进行针对性的讲解，而后进行阅读教学设计与评价的实战演练，具体训练方式如下： 1.布置有关阅读教学课程设计的作业，学生课后完成。教师将作业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课堂上做逐一讲解之后，重点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文本细读，促使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进而增加其教学设计的深度。 2.针对作业中出现问题较多的环节（比如导语设计、提问设计等）与设计能力较弱的文体（比如在说明文及文言文等文体上，学生课程设计能力较薄弱），下次课上进行当堂的反复训练，而后学生互改，教师抽查，消除课程设计中存在的系列问题的同时，还可训练学生进行教学评价的能力。 3.利用多媒体播放一些教学视频，其中，优质课视频以供中师生品味与学习语文教学名师们的课程设计思路及精髓，而随堂教学实录则可用于训练中师生对于阅读教学的综合评价能力。 （二）有关作文教学的课程设计与评价。 1.以文字及视频经典案例为基础，讲解有关各类写作基本能力训练（摄材能力训练、思考能力训练、言语能力训练、修改能力训练）的设计方法与技巧，以及如何进行作文教学评价（细化为写作的评价、写作材料准备过程的评价、重视对作文修改的评价和评价结果的呈现方式等）。 2.通过布置课后作业与当堂训练的方式，教师评讲及学生反复演练后，中文师范生方能较为熟练地进行作文教学的设计与评价。 （三）有关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教学的课程设计与评价。 1.结合语文新课标，对口语交际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综合性学习的目标与内容，以及如何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的评价进行言简意赅的讲解。 2.凭借一些文字及视频的经典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教学案例，中文师范生从案例中学习进行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设计与评价的思路与方法，并通过当堂练习，学生互改与教师抽改，找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教师再做讲解，学生再做相应训练，力争在课堂上解决一些普遍存在的相关问题。 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综合训练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第三部分“实施建议”中明确提出了“教学中努力体现语文的实践性和综合性”①等教学建议及“恰当运用多种评价方式”②等评价建议。上述建议的提出势必对中文师范生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能力有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在分类训练的基础上，必须引导中文师范生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综合训练。 （一）语文课程设计综合训练。 1.展示一些语文优质课课堂教学实录及播放一些名师授课视频，引导学生理出其中蕴藏的教学设计，并就前述上课训练及作业中仍然存在的一些教学设计中的薄弱环节，随堂进行一些教学设计的分段训练。 2.训练学生在进行语文课程设计时，将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适时融合，比如，学完说明文，学生感受了打比方、列数字、举例子等说明方法的好处，这时，让学生通过搜集资料，用所学的上述说明方法写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对象（动物、植物等），从而将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有机融合；综合性学习更是能布置学生围绕讨论的主题进行课前阅读，课堂上写出由此主题引发的想法，并将自己的看法进行口头表达，从而形成囊括阅读、写作及口语交际于一体的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设计。 通过以上训练，促使中文师范生将语文课程设计的各种知识与方法融会贯通。 （二）语文课程评价综合训练。 1.针对在第一阶段的评价训练中学生容易忽视的一些方面再做训练，比如中师生在评价时往往能注意到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做得好与不好的地方，但忽视了学生对于教师授课的反应及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 2.训练中师生不仅要从所展示的课堂实录的案例中发现教师教学设计上值得学习的可取之处，还要找出该设计中的不足之处，而此不足之处对于学生自我语文课程设计能力的反思与建构也相当有利。 3.训练中师生熟练掌握与运用各种类型的评价，即在评价时注重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等。 三、课程训练的手段与方法 如果本课程的教学仅仅停留在讲理论，或者不讲理论只进行单纯的训练，抑或是单单局限于课堂上的时间进行训练，或者单凭教师一人之力进行单向的讲练，中文师范生的课程设计与评价的能力就很难得以根本性的提高。因此，本课程的训练将采取如下手段与方法： （一）突出案例教学，将理论融入实际操作当中。 本课程涉及相当部分有关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理论讲解，这些内容较难为学生所消化，因此，本课程在教学中将大量引入案例，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将所学理论融会贯通，提高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实际操作能力。 （二）注重训练，理论阐述与实践训练相结合。 课堂上精要讲述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相关理论知识，随讲随练，讲练结合，侧重训练，力图使学生在课堂上将所学知识通过实践训练的强化得到最大限度的消化吸收。 （三）以提高能力为主，课堂讲授与课外交流相结合。 本课程的课时有限，如何进行课程设计与评价涉及相当多的理论知识，且学生需要较多的时间将理论融入实践，因此，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随时进行沟通，答疑解惑，以求增强中文师范生在课程设计与评价上的实际操作能力。 （四）课堂上，学生之间进行训练作业的相互评改。 学生间进行训练作业的当堂互改，不仅能节省时间，一有问题，当堂提出，教师当堂解答，还能有效训练学生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实际操作能力。 （五）借助多媒体，最大限度地利用丰富的教育资源。 通过多媒体将一些中学语文教师的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相关案例（包括随堂教学实录及优质课、竞赛课的文本案例及视频案例）进行展示，使学生能更直观地获得丰富的教育资源，提高教学效率。 另外，为配合上述训练，本课程的考核主要采用实践操作的形式，考核成绩综合计分：平时成绩50%（出勤10%，课堂集中训练20%，课后作业20%），期末考试50%（即针对给出的文章和教学案例，学生独立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 综上所述，在语文新课标背景下，中文师范专业《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课程的训练应走出一条“讲练结合、重在运用”的开放性的实践教学路径，通过对阅读教学、作文教学、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教学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与评价的训练，引导中文师范生熟练掌握各类课型的教学设计及教学评价的组织，提高其核心师范素养。 中文专业论文:地方本科院校中文专业“美学概论”课程实践性教学的改革对策 摘 要 地方本科院校中文专业“美学概论”虽是一门重哲学思辨的理论课，却必须担负培养学生审美人格、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责任，因此实践性教学至关重要。“美学概论”的实践性教学可从调整教材内容、创新教学方式、优化教学手段、发挥第二课堂作用等多个环节入手，全面改革“美学概论”的课堂教学，达到加深学生的理论认知、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目的。 关键词 地方本科院校 “美学概论” 实践性教学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对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突出。地方本科院校中文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具备初步的语言文学研究能力、较强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审美能力以及较高的人文素养，能在文化、教育、出版、传媒机构以及政府机关等企事业部门从事相关工作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实践教学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 “美学概论”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主要研究美的本质和审美活动，哲学思辨性强，因而比较重视美学理论体系的传授。但地方本科院校的“美学概论”课程不应把培养美学理论研究性人才作为课程的目标，而应着重学生审美人格的培养、审美能力的提高、人文精神的铸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系统传授美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应该采用多种多样的审美实践，加强学生审美的情趣氛围，让学生在这种氛围中成就自己的审美人格和审美情操，提高自己的审美分析能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调整教材内容 我国现今出版发行的“美学概论”教材版本很多，各自的理论基点和体系都不一样，各有各的优点与侧重点。所以美学教师应以现有教材为基点，综合各种教材，科学地把握教学的主要内容，构建一套完整、有序、与时俱进、最能贴近学生学习情况的教学体系。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调整，按照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特点，在有限的课时内，慢慢地构建了自己的“美学概论”课程教学体系。笔者认为，美学是立足于审美经验所形成的对美的基本认识，那“美学概论”的知识体系应包括美的发展历史、美的本质、美的体验、美的范畴、美的形态、美的创造以及美的功能等多个方面。课程内容的讲解应将“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美学”的有关内容整合进来，以美学的某些基础理论、核心命题为中心，先对古今中外不同的观点加以介绍、分析，然后作出总结与述评，引导学生得出自己的认知，并用这种认知去观照现实的审美现象与审美活动。 “美学概论”是一门理论课，理论是对已有实践的总结，但却往往滞后于现有实践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的美学活动在审美对象、审美文本、审美媒介、审美语境、审美体验、审美价值、审美生产与消费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但现有的“美学概论”教材内容根本跟不上这种转变。因此需要结合现状更新教学内容，可以将诸如生存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新实践美学建设问题、生态美学的现实性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带有前沿性的内容纳入到教学中来，拓展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前沿意识。另外教师还应将审美中心转向当下，扩大关注对象，可以将诸如文学、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绘画、雕塑、建筑、园林、科技、服饰、动漫、赛博空间等含有审美元素的一切文本形式当成审美对象，用审美情境吸引学生、熏陶学生，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激发审美情趣，使审美规律通过审美经验内化于学生头脑中。 2 创新教学方式 传统的“美学概论”课程教学强调理论知识的系统性与逻辑性，大多采用单一的灌输式讲授法，容易使学生产生学习疲劳、审美疲劳。美国教育家彼得・克莱恩说：“学习的三大要素是接触、综合分析、实际参与。” “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是教育成功的保证。”①为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有必要采用多样的教学方法，打破教师主宰课堂的传统，减少一人讲众人听的时间，增加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机会，推动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1 问题启发式 问题启发式就是以问题引出论题，用问题启发思考和研究。一般而言，疑问式比陈述式更有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有兴趣听下去，追随着教师的讲授进程，展开思考、寻找答案，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 当然，也可以采用逆向思维，提问题的主体在老师和学生之间自由转换。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以考察学生对该课程相关知识掌握的情况，对理论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学生也可以主动积极向教师提问，这样可以让教师了解学生对该课程的关注点、疑难点以及兴趣点怎样分布，有利于教师教学重点难点的调整，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2.2 体验讨论式 叶朗教授说：“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活世界’。人的‘生活世界’是人与世界的‘共在世界’，是活的世界，这就决定了人文学科不能采取经验科学主体与客体分离的研究方法，而要采取一种‘体验’的方法，采取一种‘讨论’的方法。”②在教学中，对于一些有争议的疑难问题、没有定论的命题、可能有所创新或具有独特见解与体会的新课题等，都可以采取体验讨论式进行。 还可以让学生体验教师角色，站上讲堂进行授课。如在讲述“美的表现形态”时，课前由老师布置任务，学生自主选择自然美、社会美、形式美、艺术美中任一命题;在此基础上查找相关资料，并撰写课程论文，制作相应课件;在正式上课时，由学生自由上台阐释自己的观点。选择同一主题的同学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补充、或提出质疑、进行反驳或辩论。 3 优化教学手段 3.1 应用多媒体课件 “美学概论”内容多为概念命题，比较抽象难懂。为了提高课堂质量，有必要尽量使抽象内容形象化。多媒体教学可以同时呈现文字、图片、画面、声音，可以同时让学生获得视听的满足与愉悦;可以让学生在动静结合中既获取大量的理论知识，又感受生动感性的美学现象，在感知色彩丰富的图像、美妙动听的旋律、情景交融的意境之后，情感上产生共鸣，精神上获得自由。 为了让多媒体课件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教师应在课前认真制作课件，不仅要让课件的内容与教学计划的内容相符，还应把教学内容直观化、形象化、新颖化、生动化，以期能够感染学生、感动学生、影响学生，让学生能结合具体感性材料理解所学抽象内容，并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3.2 建立多媒体网站 建立与“美学概论”课程内容配套的教学网站，可以使得教学的空间和时间被大大扩展与延长，并能极大地增加教学内容的知识容量，并促进师生交流与互动，给学生充分的学习自由。 可以将教学网站分成三个功能区。一个是课堂讲座区，包括课程与师资简介、教学大纲与日历、教学教案与课件、参考文献等内容，帮助加深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点的印象。一个是教学多媒体素材区，可以上传课堂教学录像，开辟各种艺术类型欣赏区，如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影视等，不断更新学术动态信息，不定时公开教师及学生的教研教改成果。此区域内容主要采用超链接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艺术及美的感性认知，扩展其知识宽度，启发学生联想思维能力。一个是教学交流反馈区，可以开辟BBS论坛、在线交流页面、留言板、电子信箱等，以此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并及时替学生答疑解惑;还可以上传习题精选、模拟试卷，以此来巩固学生的学习效果。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可以极大地增加教学内容的信息量，可以变抽象为具体、变静态为动态、变平面为立体，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期大幅度地提高教学效果。 4 最大程度发挥第二课堂作用 一节课的时间是有限的，一个教师的力量也是有限的。长期把学生束缚在一个教师的有限课堂内，最终效果会不尽如人意。可以“请进来”又“走出去”，扩大学生眼界，激发学生兴趣，加深学生认知。 4.1 “请进来” 可以充分发挥学校的资源优势，请校内外一些造诣较高的艺术教师和艺术家进课堂讲座，以此弥补美学教师本身知识积累有限的不足。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中文专业的“美学概论”的课程教师一般都是文艺学专业科班出身，对相关的美学理论知识掌握会比较全面，但不一定对所有艺术类型的相关创作技巧都精通。专业的艺术教师或艺术家长期从事相关艺术创作与研究，专业素养更高，让他们走进课堂给学生以专业指导，可以加深学生对此类艺术的理论认知，提高学生用美学理论阐述美学活动的能力。 还可以结合课程培养计划，联合各类艺术系以及各种文化艺术机构，不定时举办高雅艺术汇报活动。如组织观赏教师教学音乐会、音乐舞蹈汇报会、大学生艺术节、艺术作品展、诗词朗诵会等，使学生有机会接受较高水平的艺术熏陶，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敏感力和鉴赏力，加深对理论的认知。 4.2 “走出去” “请进来”之外还可以“走出去”，把学生们带到自然中，带到艺术的世界里，让自然去教育学生，让艺术作品去启发学生，最大程度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 讲授“自然美”之后，可以尽可能争取学校的支持，由课程教师和班主任带队，组织学生到所在学校附近的一些风景名胜区游览参观。每个地方独特的地理环境、地质面貌、古朴的民俗民风可以充实学生对自然美特点的认知，丰富学生的审美情感、开阔学生的审美胸怀、提升学生的审美境界。 讲授“艺术美”之时，可以适当组织学生到省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省大剧院等艺术活动场所去观摩各种艺术作品、观赏各种音乐影视戏剧名剧，培养欣赏古今中外各种优秀艺术作品的习惯，使学生在审美艺术的陶冶中提升艺术素养，获得审美感悟。 同时，要求学生在活动之后撰写考察报告或课程论文，在课堂上进行现场汇报，与其他同学进行讨论与交流，甚至还可以指导学生对初稿进行修改、定稿，筛选出部分优秀论文汇编成一个班级的《审美考察论文报告集》，作业成绩以一定比例计入本课程的总成绩。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通过实地参观的方式提高学生感受美的能力，并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的认知。 总之，“美学概论”课程应注重实践性教学，从多个环节入手，铸造人文精神，营造审美氛围，成就审美人格，提高审美能力，并使学生能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的认知，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中文专业论文:论现代文学教学与中文专业大学生阅读能力培养 摘 要：时至当下，中文学科面临诸多问题的挑战，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要面对的问题更为严峻，至为重要的问题是中文专业大学生文本阅读的兴趣及能力日趋低下，这些包括兴趣、方法、媒体、时间和追求的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引导中文专业学生培养阅读兴趣并提高对经典文本的感受成为当下中文学科教学所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教学；文本阅读；感受经典；兴趣培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趋繁荣，当下大学生面临形形色色的诱惑，与20世纪相比，文本阅读在大学生中似乎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也使得谈论文本阅读好像不合时宜。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现状是：文本阅读被碎片化、浅阅读，现代文学的经典阅读渐离渐远。笔者在十余年的中文专业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强烈地感受到当下大学生经典文学作品阅读量过少，以至于课堂教学时难以构成有效互动，形成教师上课口干舌燥，而大部分学生则无动于衷，即使鲁迅作品也知者寥寥。因此，呼吁大学生重视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已刻不容缓。 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会见中外记者时特别强调，“书籍和阅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用闲暇时间来阅读是一种享受，也是拥有财富，可以说终身受益。”他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全民阅读的学习氛围。总理的观点显然具有时代的针对性，当下的阅读氛围与总理期待相距甚远。与阅读相较，学者更愿意赶潮，挥舞时下学术热潮所追捧的所谓宏大叙事、和谐概念。而针对具体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论文则凤毛麟角。与此相应，现代文学史教学中，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或文坛论争等相关知识占据了相关课程的更多课时。期末学分考核也是按照教学大纲，主要以文学史知识为主体，课堂上的文本分析日趋凋零，有的则如蜻蜓点水，甚而至于缺席课堂教学。 大学老师忽视文本感受与研究，缺少对经典作品的分析与见解，久而久之，只能照本宣科，难以从文本中汲取文学的审美内涵，仅能就教材而论道。此种现象同样束缚了大学生的思考空间，制约了大学生的独自分析能力的培养，降低了其学习阅读文本的兴致。受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选择课题研究时，亦喜欢选择更具有“理论深度”或宏观的课题作毕业论文或其他研究，因为具体作家作品分析研究相对而言属于“小格局”，特别是大多数经典作品早已为大家熟知，如鲁迅作品的文本分析，即为大多数学生视为禁区，因为鲁迅作品文本分析实在难以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所以说，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与文学研究渐行渐远，同时，大学课堂中踪迹难觅亦是不争的事实。 这显然是一个教育的误区。因为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文学的根本在于作品，失去作品（文本）的支撑，现代文学史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根据，更遑论文学背景、文学思潮之类的宏大课题，因为文学的基础、影响来自于作品，离开了作品，其他皆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对于文学研究本身而言，对作品的研究乃最基本的工作，只有逐步深入而细致地阅读、分析并进一步挖掘文学作品之意义、内涵，方能体会出文学审美的真义，亦才能顺理成章地研究各种文学思潮，探寻现代文学史的规律及其意义。反之，失去对现代文学作品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把文学思潮等宏大叙事作为研究的主体方向，无疑丧失了文学研究的基本内涵，实乃本末倒置的研究行为。 因此，本人认为，现代文学教学重视文本阅读乃当务之急，现代文学作品阅读应该被视为大学生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素质。大学教育不能仅仅着眼于职业性视角，更应当着眼于素质教育，中文专业大学生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其根本目的乃为提升其文学审美能力。而文学审美能力的提升不可能在空谈中实现，而提高文学审美能力，唯有大量现代文学文本阅读体验方能奏效，否则，只是水中花，镜中月而已。对中文专业大学生而言，本科阶段也是一个重要的打基础时期，对他们来说，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非常重要，在本科阶段打下良好扎实的文本阅读能力，对其将来专业研究大有裨益，因为大学时代是人生阅读的黄金时期，笔者对此深有感触，因为是未来的时间里，他们将很难拥有大学时期如此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得以阅读现代文学经典作品，而缺乏配套的丰富文本阅读，将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均没有机会派上用场，所谓学术研究只能是空谈。 而中文专业现代文学方向需要进一步突出作品研究，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尤应强调现代文学作品的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首先，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审美经验及规范仍然粗疏，而建立与完善其审美及规范则需广泛的文本阅读实践。与中国古典文学相较而言，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历史短暂及其渊源西方文学导致传统的缺失，现代文学在语言及文体形式等方面的创作实践还属小字辈，其中作品审美的范式构建与文本鉴赏标准的实践，均与科学化距离甚远。由于没有足够长时间的检验与淘汰，所谓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更大程度上实乃学术界为了研究的需要而着力构建的结果，如九叶诗人穆旦、荷花淀作家孙犁等，不足百年的时间积累与历练在积淀厚重的古代文学面前略显稚嫩，其文学魅力亦难以与古典文学的经典相媲美，最明显的例子即现代新诗的创作，即使流播众口的徐志摩之《再别康桥》亦难以招架唐诗宋词的文学魅力，更遑论其他新诗如何立于中国诗歌之林了。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当务之急需要建立起符合科学规范的文学标准与审美规范，真正完成其经典化进程，这当然需要建立在文本阅读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广泛的文本阅读乃不可或缺的前提。最为重要就是在大学生本科阶段学习方方面面均应大力倡导现代文学文本阅读，尤其经典作品的反复阅读，如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等，更应该多阅读以培养大学生的阅读语感，只有且仅有重视中文专业学生文本阅读能力培养，才有可能为现代文学学科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众所周知，现代文学史诸种文学体裁中，散文取得的成就较高，当下散文创作成就斐然，但散文的标准迄今为止学术界一直没有较为公认的定义，散文优劣亦缺乏指向性较为明朗的标准。根据接受美学，不同阅读期待的读者感悟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在不同的读者阅读同一篇散文，基于“载道”或“言志”的知识屏幕，使得其以不同标准审读，则评价可能相差甚远。当下所谓“散文经典”，时常遭到或学术或无厘头的种种吐槽――散文仅仅其中一端而已。现代文学诸题材中，不论小说还是戏剧，尤其新诗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价值、标准不一，许多新诗的经典化并没有经历时光的淘洗，更多为人为因素使然。因此，此种情况迫切需要以正确的文学审美规范来约束，而文学审美规范的建立需要以大量文本阅读与研究为基础才有可能。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特别是近现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政治环境所导致的生存焦虑，使得强烈的政治文化对文学的渗透影响巨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讲，政治化解读影响了几代人对现代文学的认知，如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订，对近现代人物的注释表现最为明显，直至2005年再修订才回归正常的学术路径。因此，现代文学文本解读和评价依然问题甚夥，误读现象在所难免，如此则严重地影响了文学审美的认识。这种认知误区的矫正也需要在文本阅读体验中来改正。如对朱自清《荷塘月色》的阅读理解，教学大纲中及教学实践中往往趋向于作者受到反革命大屠杀这种政治背景上所进行的创作，而从现有资料及相关研究来看，这明显是误读。 再如，现代诗歌的评价方面，凸显政治观点的视角，对于政治色彩浓郁《王贵与李香香》则持高度认可态度，反之，很少提及其他文学成就更为突出的新诗作品。对于作家的评价如出一辙，如荷花淀派代表作家孙犁，众所周知，孙犁作品风格多样，但受传统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的制约，现在大学课堂通行文学史论著大多局限于《荷花淀》等风格清新的作品，而对其他风格的如《琴和箫》《秋千》等作品却认识有限，如此则不能对孙犁所有作品进行清晰认识与评价。再如，在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周作人，文学史大多关注闲适小品文，而其走上文坛创作的大量的“飚发凌厉”的散文却付之阙如。同样，以美文著称的朱自清散文也并非仅“婉约”如《荷塘月色》《梅雨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其《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执政府大屠杀记》《乞丐》等沉郁愤激作品同样值得大学生阅读与探究。诸如此类的文学史写作存在诸多局限，现在完全有必要对现代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的阅读，只有如此，才可正确而全面认知真正的现代文学史，这样将会有效改变现代文学史版图分布。当下止于空谈（现在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如过江之鲫，但真正能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深入研究的文学史著作却罕如真璧，问题即尚“空谈”而少务实），翔实充分的文本阅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就需要以切实的文本阅读研究和教学实践为基础。 再次，培养大学生的现代文学作品阅读能力无疑会更好地促进其对现代文学的兴趣。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堂教学中，相较而言，大学生对现代文学兴趣较大，其作品也为学生喜爱。不过，据笔者十余年来的观察，当今大学生的现代文学作品阅读量呈明显下降趋势。而在课堂上，“低头党”学生越来越普遍，课堂玩弄手机成为课堂教学顽疾，已经为众多高等教育有识之士视为高等教育的头号问题。要改变这种现象，教师的引导责任凸现出来，这需要高校教师进一步引导大学生切身体验感悟现代文学的魅力，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沉入文本阅读中，以经典文学作品自身的魅力去感染大学生，培养学生热爱文学。而现代文学作品以其高度的现实性写作强烈地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社会关注（如左翼文学的勃发），大学生通过现代文学文本阅读，无疑将会更深入了解认识民国社会现实，加深大学生对当下社会关怀的热情。 更为重要的是，对现代文学作品文本的综合分析是文本阅读能力的重中之重，另外还需要恰当表达，这也是培养大学生写作能力所必需的途径之一，也可以有效地强化培养大学生的写作思维。因此，大学生写作能力及思维能力训练离不开现代文学文本阅读训练。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大学生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还将促进他们现代文学史的学习，大多数学生上课普遍认为现代文学史过于抽象，事实上恰恰相反，以鲁迅的作品为例，大学生只要通读鲁迅的作品，就能够借助其独特而深刻的文本形成深刻记忆，从而更牢固更可靠认识鲁迅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避免了枯燥的背诵文学史内容。 众所周知，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能力并非孤立能力，而是综合了多方面的内容知识：包括对作品文本的理解，即读懂作品，知道作者想通过作品说什么、在说什么。例如，鲁迅的《故事新编》掺入了许多现代元素，作者如此书写并非仅仅“油滑”，其中具有多种现实的考量。大学生理解鲁迅经典作品时时常因其作品的深刻内涵而感到力不从心，这不仅反映出大学生文体学知识的欠缺，也反映了当代大学生阅读经验的不足；此外，大学生的文本分析能力也表现欠佳，学生在对文学作品进行优劣判断时，时常难以评判文本的优劣之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及不足把握得不够准确明晰。这些都需要相关文学史常识及文学理论奠定基础；最后是学生的表达能力要求有相当的文字功底。 与此相应，笔者认为，现代文学教学应该从多方入手，全面而细致地培养大学生阅读能力。首先，需倡导大学生从个人兴趣出发大量阅读原作，以提高学生的文本感悟及能力。唯有广泛文本阅读，方能有效分辨作品的高下优劣，培养出文学敏锐感悟力，舍此则别无他途。因此，笔者特别指出，本人并不太赞同时下流行的为大学生提供“阅读书目”的做法。这种“喂食”方法局限了同学们的阅读视野，与文学学习的内在规律背道而驰，不是科学的引导方式。孔夫子主张因材施教，恰恰说明学生学习的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只有从学生个性出发，从兴趣出发引导学生寻找阅读兴奋点方能有效地进入浩瀚的阅读世界；另外，可以以文学史为纲，阅读经典文本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阅读途径。另外，教育界认为应该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生在现代文学阅读方面可以自由创新。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型不足，由此，为大学生的解读和思考留下了充裕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在课堂上鼓励同学们敢于质疑与独立思考，培养其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信念，正确引导大学生独立自主地学习思考并根据个人的喜好从文本出发进行鉴赏评论。特别是具有很大争议的作家，如张爱玲、茅盾等人的作品均可以来一次再阐释，这样无疑可以进一步激发同学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加深对文学史的学习和掌握。 除了勇于质疑原有的文学史观念定势，采用比较文学研究法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比如，现代文学史评论散文成就时，闲适小品文是其重点，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闲适小品文作家教育背景不同，性格各异，虽同为闲适散文，但其中依然具有明显差异性，对此，可以允许大学生对其进行比较，分析评判各自风格及其艺术成就。通过比较式阅读法，可显著增加大学生对文本阅读的兴趣，自然相应地深化了对作品的理解与认知。 最后，鼓励大学生加强文学理论知识及文学史知识的学习，提高写作能力。文学阅读能力的培养需要综合多方面知识，也与文学感悟、分力、写作均有密切联系。换句话说，需要相当的文学理论素养、文学史基本知识及多方位思想素养，方能对作者知人论世，方能更正确、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内涵；反之，大量的文本阅读可以更直接促进大学生文学史及理论运用，培养他们独立思考习惯、能力及创新精神。因此，在培养大学生阅读能力过程中，需指导他们注意文学史、文学理论知识的阅读与吸收，自觉地把阅读实践与文学史、理论配合学习，方能产生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此外，要求同学们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将现代文学经典文学作品阅读实践表现出来，可以采取读书报告会等形式彰显个人阅读实践。如此一来，大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的目标就有望收到良好的效果。 中文专业论文:中文专业本科基础课教材建设思考及尝试 摘 要：教材是一定的教育理念、教学思想和教学内容的载体，是实施人才培养的基本工具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之一。现有的中文专业本科基础课教材，大多是基于过去专业化知识教育编写的，已不适应当代人才培养的需要，研编新教材是现实所需。我们针对新需求，按照新理念，尝试编写了以原典研读为主旨的《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和以“创新学习、自主学习”为导向的《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初步取得了良好成效。 关键词：中文教材;素质教育;心智教育;创新学习;自主学习;原典研读 一、老专业遇到新问题 现代的中文专业导源于我国古代教育，萌芽于近代学堂，成长于现代大学。经由文史哲一体，到以专门课程形式独立，再进而形成贯通古今、兼容中外的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它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两方面影响：一是中国的教育传统，二是前苏联的专业化教育模式。前者主要来源于经学教育，特别注重知识传承。后者是职业导向，致力于专才培养。两者固然都各有其优长，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相应的时代需要，但如果片面化，尤其是两者叠加，就会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上述大背景下的中文本科专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两者叠加，实施的是“专业化的知识传承教育”，主要致力于培养中国语言文学“专才”――专门的传承者和研究者。 因此，中文本科专业从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基本上都是按照上述培养理念和目标进行的。课程构成上，多为通论性、概论性、通史性课程，主要为学生介绍学科基本知识。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教材的主旨和面貌――服务于专业知识传授的“知识集成”。例如文学主干课程，一般分别叫“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而不叫“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教材也就自然而然地叫“XX文学史”。这表明，文学主干课程教学的重点是“文学史”知识，而非文学的主体――作品。学生获得的主要是关于“史”的记忆，而对鲜活的文学作品研读品鉴不多。语言课也主要注重语言学知识的讲解，而不大重视应用。 客观地说，现有的铺天盖地的中文本科基础课教材，大多是适应过去时代需要编撰的，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和贡献，其中也不乏特色鲜明、质量上乘之作。但是，时移世易，从总体上看，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不少教材存在如下几点比较突出的共性问题： （1）立足知识传授、专业教育，而忽视心智启迪和基础素质及普适能力的培养，教材近乎专业知识集，大多除了设有少量的练习题之外，基本上没有让学生自主学习、研讨和训练的设计及相关内容，主要满足教师讲授专业知识的需要。这恰恰顺应了学生从中学沿袭下来的应试性学习的习惯，重温教师台上讲、学生被动听的老套式，从而导致学生只关注教材中有限的专业知识，满足于知识要点的记忆（主要以备考试之需），而缺乏能动思考、深入探究和自我训练，不注重消化吸收、内化为素质和能力。这容易造成学生视野狭窄，思路僵化，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2）习惯于“定于一”，兼收并蓄不够。少有启发学生思辨、质疑和进行思想碰撞的设计，缺乏不同学术视角、不同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内容。启发性、研讨性、学术性不足，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意识、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 （3）设计封闭，功能单一，较少为学生课外自主研习、实践训练、拓展提高给予引导，提供学习资料，更未能对具有较大学术潜能、更多学识追求以及浓厚创新意识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即使学生有进一步阅读、训练、思考、探索的愿望，但由于教材较少提供相关的内容和引导，学生往往茫然不知所措或盲目行事。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学生的发展。 （4）教学内容较为陈旧，吸收新知识、新观念、新成果不多，缺乏时代气息。例如信息化和全球化对语言文学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教材中没有得到反映。 显而易见，过去那些单纯服务于专业知识传授的教材已经不合时宜。 当今，中文专业教育面临很多新情况乃至严峻挑战，需要积极应对：其一，社会对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期待知识面广、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而不欢迎只会死记硬背的书生。这就需要我们从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及模式，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进行改革。其二，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催生了很多新的语言文学现象，例如网络语言、大量的字母词、语言信息技术、网络文学等，并促使语言文学的表达手段、表现形式和语言观、文学观，以及人们的交流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这为中文专业提出了很多新的命题、需求和新的教学内容，需要我们及时跟进。其三，网络及各种新技术带来了教学手段、学习方式和学习资源形态的巨大变化，教材编写应该与时俱进，充分考虑这些变化。其四，社会的复杂化、科学发展的综合化，使得任何个人，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参与社会竞争，都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也应纳入培养目标的考量。其五，不断深化的高等教育改革也在理念、模式、方法乃至课程体系及课时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也需要中文专业做相应调整。这些都表明，中文专业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因此，着眼时代需要，转变教育理念，吸收新的教学成果、学术成果和现有教材的经验，进行教材编写的新探索，已是现实之急需。 二、新需求呼唤新理念 先进的教材必须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 当今社会呼唤培养综合素质好、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眼光的人才，这就决定了中文专业教育必须由过去的专业化知识教育转向以培养人的健全人格、综合素质和核心能力为重点的全人教育。着力发展人的心智，培养人的综合素质、健全人格、实践能力、发展能力、创新能力和广泛适应能力。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并在逐步推进的“素质教育”（Quality Education），大体上体现了当今国内外教育发展的主流走势。它着眼人的发展，注重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审美素质和实践能力等。素质教育的实施，对于改变中小学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扭转高校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和核心能力的培养这一状况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从总体上看，目前高校的素质教育主要着力点在于文化素质教育，还没有在相关各个层面充分贯彻，尤其在专业教育环节体现不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些高校实施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主要着眼于学生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的基本需要，而对全体学生开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教育，这是对素质教育的推进，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理念和做法，无疑都对我们新的教学改革、教材编写具有指导意义。 美国很多大学实施的心智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译作“通识教育”）也很具有借鉴价值。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对心智教育的界定是：“一种能够增强并培养个体应对复杂性、多样性和变革的能力。它既强调有关更宽广范围的渊博知识（例如包括：科学、文化、社会在内的知识），又强调在某一特殊领域内取得专业的成就。这一教育理念不仅帮助学生形成社会责任感，同样帮助他们获得宽广知识和相关知识领域所需的智能和技能（例如：交际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知识、智能与技能的运用能力。”显然，心智教育不是针对某一职业而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而是致力于发展学生深层次的心智和能力，即学生未来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都可以发挥作用的素质和能力。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拥有良好素质和多种能力，并能够在多变的环境中加以灵活运用的人，才是面向未来做最佳准备的学生。因此，教育者仅将学校看作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培养好奇心、发现新兴趣和形成良好能力的地方，而非预先确定学生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专业培养的地方。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是宽广的准备、多方面的知识，并通过多样的形式对其加以训练[1]。这对于我们转变人才培养观念很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综观当今世界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潮流，我们深切感到，为了适应新时代对中文人才的新要求，必须更新教育观念，努力改变知识传授型的专业教育，探索以培养人的健全人格、综合素质和核心能力为重点的全人教育。与此相应，我们的专业教材应充分体现如下理念：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帮助学生拓展，强化学生训练，指导学生探究，激发学生创新，着力将传授知识与提高素质、培养能力、启发心智融为一体，充分发挥教材的综合功能。 三、新尝试初获好成效 正是为了应对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自2002年起，笔者便与武汉大学中文系时任主任龙泉明教授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开展以更新教育理念，改革培养模式，优化培养方案为核心的全面的教学改革，并启动了相应的教材建设。 我们首先针对当时存在的如下突出问题开展改革：在课程设置上，通论性、概论性、通史性课程多，原典性课程少。从教学模式看，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以课堂讲授为重点，学生被动听得多，主动读得少，积极思考和自觉动笔更少。这便导致学生养成了对教师的过分依赖和对教材的一味拘泥。因而，学生阅读量小，读写说能力弱，理论知识较空泛，专业基础欠扎实，视野较狭窄，更缺乏勤于思索的习惯、勇于质疑的意识、大胆批判和积极创新的精神。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便从调整课程体系入手，大刀阔斧地压缩通论性、概论性、通史性课程，增加原典阅读和实践性课程。减少教师讲授时间，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研讨的比重。努力构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全面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师生有机互动的新型教学模式。其中，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开设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并把部分纳入必修课）和开展一系列的相关研习活动，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为了保障这些改革的落实，2007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实践教学中心，直接为相关教学改革提供软硬件支持和管理服务。 改革中我们深切感到，新的理念和做法必须要有相应的教材才能得以体现和落实，因此，我们把教材更新作为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后组织编写了两个系列的配套教材。 首先，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开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于2003年组编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精选了从古代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的语言文学名作。编写原则是：突出原著，扼要导读，体现特色，适宜教学。与一般选本不同的是，我们的主旨是为学生提供原汁原味的原典精选。因而，我们的工夫主要在于“选”。力图尽我们所能选出真正能够反映学科轮廓、代表学科精粹的精品来。“导读”部分，只是提供一些基本的背景知识和有助于阅读理解的重要资料（主要是摘选代表不同观点的评点材料），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意见，尽量多给一些启发，少给一点成说。其目的是把空间留给学生，让学生自己研读，自己咀嚼，自己品味，自己感悟，从而获得思维的训练、能力的锻炼、知识的积累、感情的熏陶和思想的升华。 而后，我们又酝酿编写一套适应新需要、体现上述新理念的主干基础课教材。多年来潜心其事，在进行实践探索和广泛调研的同时，也注重相关理论研究，不断优化思路。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于2007年正式组建了编委会，约请本院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或知名教授担任各书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讨，不断深化认识、完善思路、优化设计。进而确立了以倡导“创新学习、自主学习”为主导、以培养高素质、强能力、创新型、国际化人才为旨归的编写方针和特色追求，命名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涵盖了中文专业全部基础主干课（11门）。 这套教材是配合我们的教学改革，针对现行教材存在的问题，根据当今社会对人才的新要求而设计编写的。旨在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自主学习，养成勤于思辨的习惯，强化不断探索的意识，增添勇于质疑的胆略，培育大胆创新的精神和能力。这也是我们把这套教材命名为“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的用意所在。这套教材的编写，主要致力于体现如下特色： （1）注重基础与拓展的有机结合。即在浓缩现行教材重要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拓展性的内容，给学生提供进一步拓展提高的空间、路径和条件。 （2）体现将知识传授与素质提高、能力培养、心智启迪融为一体的理念。在教材中增加探究性内容和训练性环节，以促使学生发挥能动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深入钻研，注重训练，敢于质疑，勇于创新。 （3）贯彻课内外一体的精神，将课堂内外整体设计，注重课内和课外学习的有机衔接，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对学生课外学习和训练的指导。除了提供课堂教学所需要的内容之外，还增加指导学生课外自主学习、自我研讨和训练的内容，将教学延伸至课外，实现课内课外的有机结合和优势互补，帮助学生有效地利用课余时间。 （4）引导学生改变被动学习、简单记忆的惯性，培养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创新性学习的能力和习惯。在内容组织和写法上，尽量多给学生一些启发性引导，少给一点成说和定论，把较多的空间留给学生，要求学生自己体悟、思辨和训练。 （5）强化原著研读。即浓缩概述性、通史性内容，加大经典原著阅读阐释比重，促使学生扎扎实实地读原典，把学习落到实处，从而夯实专业基础，汲取各方面的营养，获得全面提高。 （6）构建立体化教学资源体系。除了纸质教材之外，我们还以实践教学中心为平台，投入数十万元，先后设立三批资源建设项目，发动教师研制和搜集成了与之配套的辅助性数字化教学资源，如适应学生自主学习的电子文献库、专题资料数据库、习题与训练项目库、自我检测系统、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师生互动学习平台等，为学生提供形式多样、方便适用、全方位的学习服务。 这套教材在基本结构上，各章一般都由以下四个板块组成： （1）基础知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和组织颁布的以及现在通行的各门课程要求，参照全国有影响的各种教材的做法，精选基础教学内容。本着“守正出新”的原则，去粗取精，提纲挈领，注重点面结合。一方面重视知识的系统性、普适性和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科学性，另一面突出重点问题，深入讲解，并努力吸收新学术成果。此外，对于中学讲授过的和其他相关课程有所涉及的内容，一般只作简要归纳和适当拓展与深化，不作重复性铺陈。 （2）导学训练。就本章的课内外学习和训练提出指导性意见，引导学生抓住关键，掌握方法，自主研习，创新学习。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导学。对本章的学习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时也对主要内容进行归纳，对疑难问题和关键点进行阐释。其二，思考题。着重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本章的内容进行爬梳、归纳、提炼和发挥，或就一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其三，实践训练。设计了一些让学生自己动手动口动脑的实践性、研讨性项目，要求学生联系学过的知识去验证、训练、研讨、演绎、发挥。 （3）研讨平台。就本章涉及的若干重要内容或有争议的问题、热点问题提出讨论，旨在强化、深化学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质疑精神，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问题概述，就要研讨的问题做引导性的简单概述，包括适当介绍相关的学术史尤其是最新进展，为学生思考提供背景知识，指点方向和路径。二是资料选辑，围绕要研讨的问题选辑一些重要著作和论文中的重要片段，包括立场、观点、视角、方法各不相同的材料和最新学术前沿信息，供学生学习、思考，以丰富学生知识，开阔学生视野，启发学生思维。 （4）拓展指南。介绍有助于本章学习理解的文献资料和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提高或开展专题研究的文献资料。不仅包括纸本文献，也包括各类电子文献、数据库和网络资源等，以引导学生广泛而有效地利用各种相关资源进行深入学习和探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重点文献资料介绍。选择与本章内容有关的若干种重要文献进行简要介绍，以便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其二，其他重要文献资料目录与线索。 以上四个板块中，“基础知识”和“导学训练”是基础部分，主要提供本科生应该掌握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系统知识，培养本科生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研讨平台”和“拓展指南”两个板块是提高部分，一方面是对基础部分的提高和深化，另一方面也是对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做好铺垫、指点路径和方法，在程度上注意了与研究生阶段的区别与衔接。主旨是从各科教学入手，引导学生学会怎样自主学习、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简而言之，提高部分的主要作用是：激发学生兴趣，促使学生学会思考，掌握方法，提高素质和能力。据各方面反馈，上述板块的设计及内容受到学生欢迎。 《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和《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保证了教学改革的有效落实，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当然，教材建设本身就是一项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与时俱进的常青事业，探索创新是永恒的。我们的尝试，与其他同仁一样，无非是应时代之需，在责任和义务的驱使下，为这项永恒的事业做一份努力而已。毋庸讳言，作为一种新的探索，肯定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努力。 中文专业论文:如何提升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写作能力 内容摘要：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达的过程，写作能力是中文专业素养的综合体现，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分析调查，对目前中文专业大学生写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写作教学改革提供参考资料，对中文专业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写作 调查分析 探讨 对策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里，写作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写作能力无疑是社会人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能力。尤其对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专业写作能力应当是核心素质和专业素养的重要体现。然而，当前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写作能力却不容乐观。由此可见，全面提升中文专业大学生写作能力势在必行。 一、中文专业大学生写作现状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法和个案分析法对本校中文专业在校大学生的写作现状进行了调查。共发放了260份问卷，收回了调查了251份问卷，从调查情况得出，中文专业学生在写作上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学生写作处于被动状态边缘化境地 受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写作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一种无形的负担。即便是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一方面由于未能摆脱中学应试作文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写作教学重理论轻实践，导致他们写作兴趣缺失，处于被动写作状态。调查发现，如表一所示，大部分学生写作并不是出于自身对于写作的热爱，而是出于被动写作的状态。从学生对写作的态度来看，中文专业学生对写作能力重要性的认识稍有偏颇，甚至忽视对自身写作能力的提升。如今，由于“考级”、“考研”、“考公”等潮流的来袭，多数学生从入学开始便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各种考试的准备上，无暇顾及写作训练。 （二）学生思维能力不强 思维能力是写作行为的“内力”，即学生的观察能力、感受能力、想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通过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而今中文专业学生对客观事物缺乏准确深刻的理解，导致写作成品空洞，立意不深，内容单一。此外，写作是最能表现学生思维个性的创造性活动，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已陷入了窘境。其次，阅读能力是思维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当前，受视觉文化等大众文化的冲击，大多数中文专业大学生阅读数量和阅读质量逐渐走下坡路，其阅读能力只达到基本合格的水平。阅读能力的弱化必然不利于大学生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 （三）写作教学实效性低 影响高校中文专业写作教学实效性的因素如下：首先，课程安排不合理。中文专业的写作课程一般设置在大一年级。然而，经调查发现，只有少数学生对课程的设置是满意的，表明我们再课程的设置存在很大问题。在设置写作课存在的弊病如下：第一，写作教学缺乏连续性。在大一写作课结束后，其他课程均与写作没有密切的联系。各科老师都有各自的教学目标及计划，学生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新知识上，并且缺少老师的引导，导致学生写作量的匮乏。第二，写作课程的设置与学生实际情况相脱离。一年级的学生处于“幼稚无知”阶段，并没有具备专业学科的相关知识，无法将其与写作活动进行系统的整合。其次，教学方式依旧传统。 二、提升中文专业大学生写作能力的对策 （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写作观念和写作思维 正确的写作观念和思维的养成，是决定写作能力高低的本质原因。首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强调中文专业大学生写作能力的现实意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写作观，激发学生“想写作”的意识，树立学生真情实感的表达能力，培养接地气的心灵作者。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大多数学生依旧保持传统的应试思维习惯，将自己局限于主题先行的固定模式。因此，一方面教师应通过写作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逻辑能力、想象能力等;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外界束缚，发展创造性思维;另一方面，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由言论，表达个性。而且，教师必须针对学生写作上薄弱的环节，在教学过程中设置相关专题，对其进行特殊训练，使之得以强化。例如，如何对语句锤炼、怎样推理合乎逻辑、如何提取有效信息等。教师应定期考察，督促学生课后自行测试，以达到教学效果。 （二）改善写作教学模式 高校中文专业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首先，由于写作教程繁杂，教师应选择针对性强的写作教材，使教学内容适应社会需求。并且，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选择教学内容，因材施教，以主体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此外，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应用文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教师应结合学生实际情况选择与相关文体进行重点讲授，强化学生对写作实用性的认识。同时，要求学生在熟练掌握几种常用文体写作方法的基础上，更应强化学生应试及就业的必要文体。这样，学生学习其他文体的写作必能找到突破口。其次，写作教学活动不能仅停留在理论传输上，教师应高度重视学生的写作实践。因此，教师要不断完善教学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灵活设置写作实践场景，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如撰写科研报告、电影评论、工作总结等。 （三）整合中文专业学科教学资源，科学设置写作课程 写作课是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一门课程。大学四年应是学生写作能力提升的最佳时机。高校应以全面提升中文专业学生写作能力为目标，科学安排写作课程的时间，持续地贯穿于大学生本科四年。“写作课程时间安排，即按照高等教育的节律合理安排写作课程及授课时机。”写作能力是中文专业专业素养综合体现。设置各类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专业素质，其必然与写作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高校应将中文专业课程进行统筹整合，形成全面提升写作能力的系统。把专业必修课当作系统中的要素，促使其与写作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并且，教师应切实发挥学术指导作用。例如，古代文学、文艺理论等，任课教师应结合课程任务指导学生围绕某话题撰写论文。这既能巩固新知识，又能增加写作训练，达到理想教学目标。 （四）完善写作教学的评价机制 建立一个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应将传统的以考试为主的评价机制转变为多维的评价机制。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写作能力应将被纳入等级考试及硬性考核指标中，以此激发学生主动训练写作的动机。当前，大学英语四六级等级考试的推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以学生发表作品作为教学评价的一项指标。学生写作成品发表的质与量应量化为中文专业学生的学分，强化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高校应加大写作课学分的比例，加深学生对写作的重视程度。 （五）让写作与进入生活 写作源于生活，写作不能仅仅停留在课堂上的纸上谈兵，学生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写作训练，讲写作与实际相结合，才将将写作理论知识转化为写作技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能力。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养成生活随处有写作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应从日记的形式着手，通过观察、感受、思考，记录生活的点滴，持之以恒必将促进写作能力的提高。其次，教师应强化学生对日常应用写作训练的重视程度，如邀请信、请假条、通知等。学生只有在课后对此类文体强加练习，才能在日后生活中规范表达，灵活运用。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专业写作能力是中文专业大学生不可缺少的生存技能，然而目前学生写作中存在诸多问题。结合现状，政府应在写作教育上予以政策倾斜，大力推进写作教学的改革与创新;高校应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培养为重心，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建立全面提高中文大学生写作能力为根本目标的教学体系，为现代社会输送高质量的写作人才。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文专业论文:浅谈非通用语专业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内容和意义 摘 要：非通用语教育是高校外语教育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非通用语学习者除了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之外，还要面对跨文化交际带来的挑战和培养社会文化能力的素质要求。 关键词：非通用语;专业教学;文化导入;内容 随着对外交流合作的日益频繁以及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国内对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逐年上升，非通用语人才已成为外语人才队伍中不可替代的特殊力量。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为非通用语教育带来了广阔前景，也无形中对高校非通用语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从某种程度讲，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层次的非通用语教育规模及其教育质量，不仅客观反映了国家综合外语水平的高低和外语人才战略储备的水平，还能反映国家文化对外宣传交流的资源配置实力。从现实情况看，相比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我国在非通用语高等教育领域的教学和研究规模呈现出明显不足。我国高校的非通用语教育以亚非欧语种为主，这其中不乏对象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相对较弱，但语言文化高度发达丰富的语种。从长远来看，非通用语高等教育将在多语种、多文化的基础上满足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多元化文化传播和维护拓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作为一种亟需的战略教育资源，非通用语教学的整体质量亟需从根本上得以优化提升。 提高非通用语专业教学的质量，加强语言教学中对象国文化的导入和渗透，实现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每个非通用语教师的使命和职责所在。本文以笔者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孟加拉语专业教学为例，初步探讨非通用语专业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内涵和意义。 非通用语专业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基本内容 外语基础教学阶段文化导入的内容问题在外语教学界是一个较有争议的议题。以吕必松、赵贤州、张占一等为代表的学者们主张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内容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两类。交际文化指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或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知识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不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胡文仲1994）。这样划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突出交际文化在外语基础教学阶段的重要性。这样的划分对于现阶段的非通用语教学尤其是本科非通用语的课程设置具有相当的实用性。 以孟加拉语本科教学为例：文化教学可以大体植入两类课程。“知识文化”这一部分文化教学放在“孟加拉语对象国社会信息与概况”“亚非影视赏析”“孟加拉语文学选读”这类课程中实施，设置在高年级学习阶段。“交际文化”这部分文化教学放在“孟加拉语口语”“孟加拉语视听说”“孟加拉语高级试听” 这类课程中实施践行，这类课程贯穿于四年的学习始终。这样，“知识文化”和 “交际文化”区分开来教学，保证了 “交际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对二者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导入也体现了文化教学应遵循的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阶段性原则。由于非通用语学生要在4年内实现从零基础到全面掌握该种语言听、说、读、写的能力飞跃，需要在有限的学时内尽可能培养出非通用语的交际应用能力，以便较快适应毕业后专业领域内工作的实际需要，这种侧重交际文化教学的文化观在现阶段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体系下还是能够适应非通用语教学需要的。 然而，如果考虑到学习环境、学习者需求、教育目的的因素，非通用语教学又与 “大语种”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有所不同。首先，学生不生活在目的语环境中，日常交际活动用汉语进行。以孟加拉语专业为例：与英语、日语、韩语等专业的学习者相比，此专业学生所能利用的学习媒体资源十分有限，在现实中也很难创造出类似“英语角”这样的模拟交际环境，仅靠口语或视听说课程的课堂时间不能保证交际文化教学的效果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其次，非通用语种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选择了专业领域之外的工作，或者在工作中直接使用外语进行口头交际的机会比较有限，他们可能更多地以非通用语语言文化为背景知识，从事与对象国外交、文化、经贸相关的工作，也有一些人将此外语作为专业阅读的工具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再者，外语教育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人文教育，力图使学习者成为具有更高素质和更完善人格情操的人。外语学习的目的不能被肤浅地理解为学习一种谋生的技能，或应付日常交际的工具。非通用语教育也不应局限于只培养具备基本语言能力却对目的语对象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流派、宗教、文学、艺术等知之甚少的学习者。不理解一种价值观念系统所依托的文化，就不能理解这种文化系统中的交际行为， 跨文化交际语言能力的培养也就无从谈起。 非通用语教学在宏观层面旨在培养学生的对象国社会文化能力。社会文化能力不仅包括所学外语的语言能力（语言知识的掌握和语言技能的运用）、语用能力（具体语境中得体使用语言的能力），还包括理解、评价、整合已有语言知识技能并用其有效加工对象国社会文化信息的能力。具体来讲，社会文化能力包括：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有理性的洞察力和感情的移情能力;对所接受的文化信息有理性批判的能力;将目的语的文化信息和已知文化图示相融合，对目的语文化的精神财富真正地摄取、消化、吸收。这些诠释社会文化能力的重要内涵对非通用语教学有着显著的教学指导意义。 例如：在笔者所教授的 “孟加拉语高级阅读”课上既有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简化的精缩版故事性的课文，也有印度古典名作《沙恭达罗》的精缩版散文性的课文。类似这样的课文都是在近年来非通用语教学改革中为了更好适应文化导入教学的需要而新添的教学内容。让孟加拉语专业的学生了解孟加拉语文化（从历史渊源来讲，孟加拉文化很大程度上隶属于印度文化体系）伟大的人文成就是很有意义的。学生在“罗摩衍那”的故事中看到信仰印度教的孟加拉语文化成为心目中的英雄，体会到了印度教神话人物所具有的智慧、勇气、尊严、荣耀，了解到印度教孟加拉族文化价值观中所弘扬的美德，所坚持的情怀。“沙恭达罗”的故事中，学生们调动自身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情绪去看沙恭达罗这位静修林美女的形象，感受印度教文化对美的定义和诠释，在沙恭达罗与国王豆扇陀悲欢离合的爱情中体会印度教文化对因果业力的理解。当然，在孟加拉语教学的文化导入中，还必须注意到孟加拉文化既体现在以印度教文化为中心的印度的孟加拉族群体中，也体现在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主流的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族群体中，两个文化群体同为孟加拉族人，但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二者的文化是迥异的。总之，只有学习、体悟、吸纳了目的语文化的精神内涵，把握其价值观念体系，学生才能够设身处地了解目的语对象国民族的精神世界，视其所视、感其所感，在语言能力的培养中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非通用语专业教学中文化导入的重要意义 文化适应力是非通用语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姆斯（D.Hymes）首先提出“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指出“交际能力”的四个评判标准是可能性、可行性、适宜性、实际操作性。可能性就是外语教师经常强调的语言正确性，即语法、语音、词汇上看是否正确。而可行性、适宜性、实际操作性本质是指语言使用者的语用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 在孟加拉语的日常教学中，常遇到这样的学生，他们在大一、大二时的孟加拉语的语音、语法基础都很不错，成绩也名列前茅。但是到了大三，早期形成的语言学习优势就开始走下坡路。他们会造出一些形式上符合语法规则，但一说出来就会让孟加拉人很难理解的句子;或是分不清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差异，写出语用不得体的小作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会对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语言信息差异和词语的某些层面意义的差异感到费解，从而影响他们的交际表达。例如：孟加拉语单词 “???????”这个词的意义为“放弃”，但是这个词不能用在所有需表达“放弃”的句中。原因是“???????”这个词有着丰富的孟加拉文化内涵。它原指在以信仰印度教为主的印度西孟加拉邦，人们在庆祝杜尔迦女神节的最后一天将隆重祭拜后的装饰华美的杜尔迦女神神像投入河中的仪式。“???????”这个词所指的“放弃”，绝非世俗意义中的各种放弃，而是饱含深刻的印度教宗教内涵，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宗教意味。在孟加拉语教学中的文化内容教学中，应当让学生充分地学习和理解孟加拉语的语义系统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和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此外，也要让学生习得文化背景不同所造成的语言结构差异，掌握把孟加拉语语言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文化相联结起来所应遵守的语用规则。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培养出学生的文化适应力，能够与孟加拉人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前面所述的语言交际能力实际是获得进一步的文化知识的必要前提和手段。外语学习的终极目标在于获得在外族文化信息中扬弃贯通的能力，即在跨文化交流和汲取外族文化时具备感受能力、欣赏能力、思维能力、判断能力等，能够有效地洞察外族文化现实，有良好的评价能力，避免思维定势和刻板印象，较好地抵抗文化适应，形成自然的整合能力。如果一名外语学习者只有语言能力，而没有交际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那么他还没能真正地入门;如果他只具备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而缺乏在外族文化信息中扬弃贯通的能力，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完美的语言模仿者。只有三者兼备的学习者，才能有效地加工和汲取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信息，成为一名合格的文化传播者，将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在自身的人格中有机地整合为一体，使人格向更加健康、丰富、完整的方向发展。 孟加拉语专业教学在当前的非通用语教学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案例性。尽管孟加拉语属于非通用语种，但全世界约有2.4亿人以孟加拉语为母语，其使用人口数超过了不少所谓的“大语种”。孟加拉民族涌现出像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阿马蒂亚・森、穆罕默德・尤努斯这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的世界级文化精英，孟加拉文化（包括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文化与孟加拉国的文化）为世界文明贡献了瞩目的人文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加拉语属于语言文化高度发达的“小语种”。目前，像孟加拉语这样的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处于语境资源相对匮乏、办学条件相对受限的历史阶段中。由于客观现实原因，像很多其他非通用语种一样，孟加拉语本科教育的教学战略和体系有待全面的规划。在科学规划本科教学的进程中，由于理论认知的不足和办学条件的局限，对文化教学的研究和实践一直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系统的定位，导致长期以来非通用语教育在课程规划设置和教学研究方面对文化教学缺乏自觉性和系统性。对于学习外语专业和将来从事跨文化交际的外语工作者而言，他们不仅要成为具备深厚的语言基础的人才，还要成为精通对象国民族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精神内蕴的跨文化交际外语人才。这是新时代对我国非通用语人才在综合素质上提出的新要求。有鉴于此，非通用语教育中的文化导入将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教学意义。 全球化浪潮卷席世界的今天，全球化的内涵不限于经济层面，而是以某种方式渗透到文化领域，其文化内涵日益凸显。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多姿多彩，文化无优劣之分，无高低贵贱之分。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各种文明、文化既相互区分、冲突，又相互沟通、融合，由此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传播的全球化进程中，植根于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力量焕发着生机和力量，成为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软实力和精神后盾。中国正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外语语言文化的教育成为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步入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精神文化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外民族文化输入和本民族文化重构将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和结合，中国将能够在与各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发掘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有鉴于此，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将具有时代性的战略意义。 对于高校非通用语教育者而言，如何培养出适应21世纪国家文化对外传播战略需要的优秀外语人才，让中国的文化与文明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也让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精粹为我所知、为我所用，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问题。在实现民族精神文明现代化的全球趋势中，非通用语的教育者应当坚持非通用语的学科定位和内涵发展，在语言教育中科学导入文化教学，造就具有中国情怀、世界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外语水平出众、通晓国际规则的非通用语种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文化教学的准确定位和恰当导入，将使非通用语教学事业真正服务于国家的战略亟需，使一代又一代的非通用语人才更好地承担“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理解中国”的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文专业论文:大学英语专业精读课中文化意识的培养 摘 要：在大学英语专业精读课中，要充分重视对文化意识的培养，把文化同语言的教学内容相互融合。本文首先分析了大学英语专业精度课中文化意识培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文化意识培养的对策，以期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关键词：大学英语；精读课；文化意识 一、大学英语专业精读课中文化意识培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文化是一种可以经由社会学习而获得的知识。同时我们也认为文化其实就包含的语言，即语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因为语言是通过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加上社会化发展、后天学习而获得的完整知识体系。有些语言学家更是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文化中的其他部分也可以通过语言来表现。语言是人类思维方式及习惯的表现，所以可以说人类思维的工具及文化的承载体就是语言，同样语言也在某种也可以影响着人类的文化与思维。人类不仅仅是生活在所谓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仅仅存在于社会活动之中，事实上人类生活已经被人类社会作为沟通“工具”即一种特定语言所支配。所以我们可以说，一种群体的语言支撑起了人类真正生活的世界。每一种文化都反映了特定的语言习惯，同样相同的语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表现的含义也不尽相同。 我国大学外语教学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只是单单地认为外语教学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表达正确的意思而语法没有错误，事实上严重忽视了不同语言下其他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近些年来这一情况有所好转，由于注重学生言语交际能力的培养而形成的各种教学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作用地不断提高，由此引发了各种教学理论将文化因素纳入到外语的学习过程之中进行论证。真正上课的外语教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将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也融入到了日常教学中。语言具有很多文化方面的特点。第一，语言由于是人类社会在不断进化中而形成的一种精神财富，为人类社会共有，所以自然属于文化的一部分。目前可以说，研究文化与语言关系的研究者们无一例外地都认为语言是文化重要部分。如何通过社会语言的观点帮助教学，如何在实际外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新问题。通过已有的外语教学经验，我们认为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可以借由以下方几个路径。 二、大学英语专业精读中文化意识培养对策 本文认为大学英语专业精读中文化意识培养的主要对策有： （一）总体把握教学大纲 在考虑到语言的功能、意义及结构等因素之外，还要总体的把握教学大纲。在教学大纲中把目的语相关的文化知识融入到教材中去，还要尽自己最大能力的确定外教在教学环节中的目的语的导入的重点，从而让英语文化成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编辑使用教材的时候要与目的语的文化相结合。课本中的练习、对话、及课文等材料的选编要重点考察他们在目的语的社会风俗习惯和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案例等方面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事实上，当前在改编教材上已经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其中的进步也是很明显的。所以也能促进教师教授语言，结合文化内涵与文化背景展开教学活动，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三）恰到好处的进行课堂文化渗透 恰当的进行英语课堂文化的渗透，其具体的方法有三大类：第一是通过单词讲解英语文化内涵。语言构成的三要素是词汇、语音及语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基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宗教、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对词汇的影响表现为其感情色彩和附加意义上。所以在讲课中，要重点对词汇进行讲解，从词汇的比喻义对比、象形对比、本义对比再到文化历史意义的对比，分清词汇的褒贬含义。第二种方法是根据书本的知识，介绍课文背景。外教可以根据英语的背景知识，来促进和传播本国的文化背景知识。在精读课堂上，通过语言材料最大资源的为教学所用。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话题感受他国文化。不同的文化国度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举例来说，中国喜欢谈论婚姻、收入、家庭，然而在英美国家都十分重视隐私，这类的话题会很少涉及。我们可以通过向学生展示外国的图片与物品，让学生直观的了解到英语文化知识，了解国外的雕塑、艺术、风土人情与建筑风格。还要鼓励学生与留学生或外教多交流，通过沟通了解外国人的礼节、忌讳、习俗等文化习俗。 （四）通过课外活动加深学生的文化知识 帮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拓展文化知识和目的语。举例来说，可以积极引导学生阅读英语报纸、期刊以及英语文化作品，提升学生阅读过程中积累的社会关系、社会风俗、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知识，从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与意识。另外，还要多鼓励学生在课后观看英语录像片和英语原版电影，不但可以学习影视本身的文化外，还能通过表演了解与目的语有关的非言语交流的手段和方法。 （五）要鼓励学生多同外教沟通 从英语语境来说，同讲本族语的人交流能够促进英语运用能力的进步。让外教多给学生教授写作、听力、口语、英美概况等类型的知识，鼓励学生课后要多与外教沟通交流，这样便能学到许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社会文化知识。 （六）展开与文化有关的专题研讨 多开展与文化相关的专题研讨活动，然后还要结合中文对应的文化背景进行区分。举例来说，可以开展阅读英美文化书籍，来了解英美文化，再根据材料内容进行发散性的谈论与介绍，在此基础上再与中文的文化相区别。通过开展介绍、对比、分析、讨论等活动培养学生目的语的文化敏感性以及学习外语的积极性。 三、结语 在大学英语专业精读课中，教师除了为学生传授知识外，还要重视对英语文化知识的介绍，下意识的提升学生的文化意识，消弭中外文化的障碍，加强对英语国家的文化敏感性，充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本文认为应从宏观的视角，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与教授目的语的文化知识。 中文专业论文:论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编写 摘 要：编写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编者应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经典课程；教材 “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是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育，目的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且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该专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设置课程能指导他们更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经典课程就是基于此而设立的，其教学效果与教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实质 文化经典课程的教材，其实属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范畴。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是指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语言类教材则不属于此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经典性教材；内容相当宽泛，取舍上随意性很大，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体例自由多样，但不分水平等级，缺少共识；使用对象涵盖面较宽，但定位失据。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阻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教学效果。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课程”的定位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编写者的理解往往影响着对内容的选择，结果或者泛而无边，或者深而过窄。而文化教学到底是“文化搭台，语言唱戏”合适，抑或相反才合适？不同的理解在体例上就会造成差异，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既然教材是教学大纲的体现，要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等具体化，成为实施教学的凭借。那么编写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 文化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系统。一般而言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即可以视听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现象；二是深层文化，即思想、观念、制度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本质。由于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是在非母语状态下的异文化教学，对于缺少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留学生来说，文化的传授自然会受学习者汉语水平和培养目标的限制。对初、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的学习是以“了解”为主，是一种感性认识，教材的编写主要帮助学习者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也具备了熟练的汉语应用能力。对他们而言，仅仅“知其然”是不够的，教材的编写更主要的是解决“知其所以然”，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此外，虽然讲授内容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但是文化经典课程与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主要从文学、历史、书法、社会习俗等方面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现状，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说这是面上的横向扩展，那么文化经典课程就是点上的纵向深入，不仅要求能够以点带面地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阐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编写文化类教材时教学双方很容易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本科）对外汉语专业陈××等7名同学曾以该学院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就对外中国文化教学做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心目中，外国留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如饮食文化这样的低端文化，因为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是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汉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学等，至于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科技则不是考虑的重点――这和留学生反馈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别。同时不同语言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硕士阶段对深层文化的关注度则有明显上升。 二、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教材至少应具备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标功能。依据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课本，不仅要在总体上能够体现教学的总目标，具体到每一课教学目标也要明确。其次，是训练功能。虽说汉语基本能力（听、说、读、写）的训练不是该类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经典阅读和赏析却离不开这些基本能力，同时也能促进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选中的课文应是学生学习汉语的“范例”，将之前学生所接触到的零散的、非系统的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新旧联系，以求融会贯通。第四，讲解功能。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调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来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发挥教材的讲解功能，让学生凭借教材的讲解进行学习，主动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检测功能。检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教学的反馈，促进教学的进一步完善；一是强化学习结果，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内容及排列顺序 考虑到该课程教材应具备的功能，再考虑到课时、学生数量、教学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该课程教材的编写可以分为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及排列顺序如下。 1.生产篇。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科技则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科技兴农”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以航天科技为代表的高端技术也迅速发展，因此本篇选取的经典文章都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关。 2.生活篇。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生活资料，本篇所选和中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关系，情感的羁绊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们的各种情感为主题选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加工的结果。本篇所选集中在对中国人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念。 5.艺术篇。思想情感形诸于外，于是便有了异彩纷呈的中华艺术，本篇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 6.民俗篇。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习俗，并不断演变。本篇所选集中在介绍与节庆有关的习俗。 7.风土篇。中国地域辽阔，人文环境复杂，本篇所选主要是从“城市”角度来看中国各地风情。 8.民族篇。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点所在。本篇所选集中在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发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本篇所选将涉及不同时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体例 当内容初步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编写的关键性步骤：设计教材体例――教材各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组织形式。笔者设计了如下的体例。 1.全书分九个单元，具体内容及先后顺序见上文。每一单元开始都有“概述”，对主题进行简要说明。 2.每个单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点带面，不仅能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整体的了解，而且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 3.每章下分为6个部分：导语，正文，理解思考，知识链接，影像阅读，深入思考。 “导语”部分是对每章主题、背景和作者的简介；“正文”部分所选侧重现当代文章，兼顾各种文体；“理解思考”部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针对“正文”提出文章赏析的相关问题；“知识链接”部分是介绍“正文”所涉及的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影像阅读”部分在与“正文”同步给予学生感性认知的同时，促进学生“听”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结合中国现状提出讨论话题，促进学生“说”能力的提高。 当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实际灵活处理教材。就算是硕士阶段的留学生，仅仅凭借书本的抽象知识，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即使是华裔子弟，也会因为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为了避免学习者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半途而废，在编写该课程教材时，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轻“行”，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内容能最大可能地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摸的形象，使教学可以改照本宣科为实践中掌握。譬如“艺术篇”中涉及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单纯的语言讲解有时候让文化背景各异的学习者难免有云里雾里之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供观摩和基本阶段的练习，在观摩和练习中解决难点问题。 针对性是指可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围绕某个文化主题的文化考察项目，使学习者对之有切身的体验。譬如针对“生产篇”“生活篇”，笔者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主题，组织学习者分别参观了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和粤北的贫困区，让他们切实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这种活动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顾，避免考察过程中的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事前对主题的了解，可以通过文字阅读和形象化展示进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题作为考察任务，为事后回顾做准备；事后回顾，一般先以讨论或课堂发言的方式总结这次考察，然后让学生以作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受。 实用性是指教材的内容能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能让他们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练习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知识现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孝”时，不能仅仅只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解，应该结合中国当代的家庭生活的实际，像“4+2+1”结构模式、“空巢”现象、“留守”现象等，帮助留学生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社会，而不只是停留在历史和传统中。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艺术设计教学探析:浅析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写生实践教学研究 ［论文摘要］艺术设计专业中的写生教学环节是高职艺术设计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在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对写生实践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特色及重要性进行分析，阐述了写生实践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作用，并对写生实践的创新型指导方法进行了探讨，以期对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论文关键词］艺术设计 写生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理解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 一、写生实践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特色 艺术源于生活，而专业写生则是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搜集创作素材、获得创作灵感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艺术实践是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检验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必要手段，是艺术设计专业知识得以巩固和延展的最有效方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最高体现。培养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是当前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教学的重中之重。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设立专业写生这一基础实践性课程，是学生体验生活、认识社会的重要环节，是实践与教学的结合，既是教学加以实践，又是在实践中教学。此课程对学生的专业学习和今后的设计成长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写生课程是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的教育特点，还具有艺术设计专业实践和对社会生活的体验等多重意义。此课程是学生对生活体验的最直接的方式，在写生的过程中，学生逐渐认识到生活才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只有深入地观察生活，了解生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体会艺术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不但观察生活的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艺术鉴别能力会大大提高，而且还自然而然地为今后的设计创作收集了大量的素材，融入自己对艺术的亲身体验和感受，为将来的艺术设计创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写生课程的研究在场景上可分为室内写生、室外写生；在对象上可分为静物写生、人物写生、风景写生。在艺术设计专业的写生教学大纲中，不但安排了设计素描、设计色彩这类室内写生环节，还安排了室外写生这一重要环节。学生在画室里长期面对静物与人像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和枯燥乏味之感，长此以往会逐渐削弱学生对自然生活细致观察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 室内写生是绘画基础训练，对象是固定的静物与人像，重在培养学生观察物象的比例及结构，是基础，是积累，是铺垫。室外写生则含有创作的因素，对象是丰富多变的自然景物，学生从最初盲目的、随意的浏览到仔细观察、分析，再到对所见景物的取舍，进而把那些质朴的自然形象经过提炼、组合、加工，描绘成为融合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作品，在这繁复的过程中，学生逐渐提高了对自然、对生活的观察能力；以往所学的知识与写生的实践有机融合，最后融会贯通，在作品中会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写生教学实践可以说是联系继承和创新的桥梁，在这里，室内外写生课程都显得尤为重要，两者都是艺术设计教学实践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写生实践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必要性 写生是直接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进行描绘的绘画方式。写生课程的研究是艺术设计基础教学的重要环节，是高职艺术设计专业的必修课。在写生课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创新意识，在写生过程中积累设计创作素材，对学生今后走向社会，担任艺术设计工作，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著名的建筑学家齐康教授几十年来坚持写生的习惯，写生给齐康的建筑设计创作提供了许多帮助，齐康说：“我经常利用出差（国内和国外）的机会写生。大自然是我绘画的对象，大自然的美常使我感动。我认为建筑要适配于自然，要和谐，要进入画境，要有一种惊奇之感。画是我最最亲密的朋友。”一代鬼才黄永玉年近七十时还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盛夏时节，他背着画箱，顶着炎炎烈日四处写生，饿了渴了，就坐在路边吃点随身带的面包，喝几口凉水。黄永玉从少年时期就精通木刻的手艺，这不仅仅靠的是天性聪颖，最主要还是靠勤奋和其勇于实践的精神。在苏州写生时，他被司徒庙中有“清奇古怪”之称的四棵汉代古柏吸引，连续三天早去晚归为其写生。日后，面对被他用准确而流畅的白描线条展示在丈二大纸上的这四株阅尽人间沧桑的古柏，人们无不称奇叫绝。不是所有的写生都能像大师们的作品那样浪漫，但所有的写生作品当中都孕育着重重的创意理念，学生作品中一个概念最初的成型及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蕴藏在其中的丰富财宝。 在写生教学实践中通过直观教学，对物与景的写生，使学生对本课程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变被动为主动，面对客观的对象进行主观的处理，从构思到构图到落笔到完成，画面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画者本人对物象的感触与内心的感触和思想的表现。自然中的任何景物对于初涉写生课程实践的学生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在写生实践教学中，指导教师要启发学生战胜胆怯心理，培养学生养成果断下笔、大胆用笔的良好习惯，在一定时间内，捕捉到景物的最突出特征，抓住最生动的、最令人感动的部分。 三、写生实践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作用 在写生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适应当前教育改革形势的要求。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因而，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实践活动，可改变学生在原有教育教学条件下所形成的那种偏重于记忆和理解、立足于接受教师知识传输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形成一种主动探究知识，会综合运用知识储备解决实际问题的积极的学习方式。当今社会信息发展迅速，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只是他们学习、生活乃至今后担任艺术设计工作所需综合性知识的一部分，大量的知识还需要通过各种实践去获得。因此，在写生教学中，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和途径，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教学实践活动，在提高动脑、动眼、动手的能力的实际操作中理解知识、巩固技能，从而能更加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达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目标，帮助学生形成有利于终身学习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具有在更高、更广阔的层面上学习的能力，是社会对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所肩负的责任。 四、写生教学实践中的创新型指导方法 写生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初涉本课程的学生来说，可能会碰到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指导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因人施教，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出现问题及时解决，指导学生依靠设计基础、设计理念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使学生及时走出困境，只有如此，才能获得预想的、好的教学效果。 写生实践教学的课程设计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顺应知识的内在逻辑顺序。首先，先进行室内的、简单的静物写生，由素描过渡到色彩，这期间打好基础，掌握写生的基本技能，熟悉绘画工具和材料，增强信心，然后过渡到室外写生。从室内到室外，不但作画的地点发生了变化，就连作画时间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很难控制，所以，当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室内作画经验后，才能更好地表现室外景物，在学生对单一的室内绘画方式厌倦之前，把他们的兴趣转移到变化丰富的自然当中，新奇之感油然而生，进而使学生产生新的绘画兴趣。 担任艺术设计专业写生课程的指导教师在带领学生进入本课程之前，要引导道学生不要急于落笔，应该首先熟悉情况，留心观察，一些心得甚至可以用文字形式或小的图稿记录下来。室内写生与室外写生都要注意这一环节。无论是面对静止的还是丰富多彩的自然，都要尽量如实表现，要尽量忠实于当时的感觉，每一次写生都不仅仅是对物象的简单描摹，而是一次融入自我感悟和内心情感的创作，哪怕是几根线条，对于日后的艺术设计创作应用都是一种准备和积累。 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需要创新性思维，指导教师在艺术设计专业写生教学实践中，不但要严格按照科学的基础训练方式进行教学指导和引导，还应在培养学生扎实掌握基本功的基础上同时培养学生养成认真观察、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良好习惯，使学生在正确习惯的引导下能够把要表现的物象既真实而又深刻地表现出来。艺术设计专业写生的过程也是学生思考的过程，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感性直觉转化为感性思维，最后，跃然而出的作品当中变现出来的不仅仅只是一些物象的结构、线条和色彩了，最重要的还融入了学生对物象的再认识和另一角度的理解、解读以及不可复制的创造和再现，这样的训练为拓展和提升学生在今后的艺术设计中的发展空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结语 学生在课堂中学到的艺术设计基础教学内容与形式通过写生实践教学这一环节的融会贯通，所获得的综合性知识更加牢固、更加丰厚；它们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因此，艺术设计基础教学与写生实践教学是牢不可破的组合。 写生实践教学环节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对物象、形态、画种工具及材料性能的认识和把握，而且提高了学生们在生活中观察自然，发现自然中的美和创造永恒的美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创造的能力，拓宽了他们的设计思路和设计视野。学生们的每一张未经雕琢的写生实践作品都浸透着他们的汗水，在其中，你也许会读到错误、思考、教训和梦想，有些可能带给你惊奇，但它们都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虽然这些作品并不完美，然而不完美才是这些作品中最富生命力的部分，都是一片崭新天地。 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地结合本专业特征制订教育教学方案计划，是尊重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建设客观发展规律的。通过教育教学的实践、艺术设计专业写生实践教学实现了全方位顺利发展，此课程实施至今一直有很好的效果，学生受益匪浅。 艺术设计教学探析:试论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艺术设计　专业教师　课堂教学 ［论文摘要］文章针对艺术设计专业知识更新快、实践性强等特点，结合课堂教学及课堂管理，提出了在课堂教学中专业教师组织课堂教学、传递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成人成才、课堂管理、实践辅导等作用，对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使课堂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进行了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高质量、多样化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强。艺术设计专业作为高等院校重要的组成部分，艺术设计课堂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角色，教学应该大力提倡主体参与型教学，充分发挥教师教学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笔者就设计专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发挥的作用，以及为学生提供积极向上、学习气氛浓厚的课堂的方法展开讨论。 一、课堂教学中的组织作用 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在课内课外都发挥着组织作用，为使课堂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在上课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在课前要备好课，这是上好课的前提条件。专业教师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新的设计和教学实践理念，要透彻地理解教材教法，时刻关注本学科发展前沿和方向，不断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和手段，提高艺术设计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结构为主线，以教学过程为媒体，对所教内容进行加工、组织，编写确定一个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教学方案，采用多媒体、网络备课和组织教学。 由于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性强，具有开放性、互动性与创新性，设计创作与社会经济密切联系这些专业的特点，专业教师除了安排课堂教学、组织学生学习、课堂练习、进行分组讨论等课堂组织工作外，还要组织学生参与实践学习，在实践前教师要为学生联系好装饰公司或实践场所，准备实践课堂教学内容等，组织学生在理论知识学习后进行实践学习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这些比较具体和细致的工作都要由专业教师在课前课后来完成。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知识、探索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 二、课堂教学中传递专业知识的作用 艺术设计专业是一个设计风格和装饰材料更新速度快、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的专业，这就需要教师一方面大量阅读设计方面的书籍，为学生准备大量图片和优秀的设计作品，为学生了解当前的设计风格、理念和市场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另一方面要多参与具体的方案设计及施工管理，讲课时才不至于理论与实际脱节。教师要善于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通过多媒体教学，改变教师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图文并茂的课件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情趣，让学生更容易参与，激发学习兴趣。如在“园林设计”课程中,通过多媒体课件给学生展示具有代表性的中西方园林设计的作品，在教学的过程中给学生讲述东西方园林风格和各自的特点。使学生对园林设计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着重介绍中国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留园、拙政园、狮子林，讲解中国园林的基本构造方式，使学生对园林设计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增大了教学容量，达到提高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还应培养学生与客户交流和沟通的本领。在与客户沟通的过程中让客户了解自己的设计思路，从而理解自己的设计、认可自己的设计。因此，教师在每门设计课程结束前应安排学生对自己的设计方案进行讲解，让每一名同学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设计方案、设计思路及设计理念。教师在学生讲述之后提出其设计方案的不妥之处，最后师生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学生在讲述的过程中充实自己的设计理念，给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这样既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展示了他们的设计才华，充分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 三、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引导作用 在设计专业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坚持启发引导、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辅导，学生在设计中碰到问题，教师应以导向性信息探究问题，把学生的思维引入正确的轨道，引导学生去发现设计中的问题，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始终保持能动、活跃的思维和积极的探究状态，学会创造性、创新性思维。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教给学生基本的设计方式和方法，灌输新的设计理念，从而打开他们的设计思路，为下一步完善设计方案打下基础。 在设计课程初期，由于学生的专业知识不够丰富，设计思路不够成熟，教师要善于抓住学生在设计过程中的闪光点，引导和引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如在“住宅空间设计”课堂教学中，先让学生分组考察建筑户型，写好考察报告。然后让每组学生对所考察的2～3个建筑的户型进行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了解户型划分的基本方法，找出弥补户型结构不合理的办法。互动的教学氛围加深了学生对设计基础知识的理解，开拓了学生设计思维。学生在发表自己观点的同时相互借鉴、启发，在学生激烈的讨论中，打开设计思维，寻找多种设计的方法，一个设计理念演变成多个设计理念。学生的设计思维、创作的潜能是无限的，教师要有意识地去培养他们、引导他们。 四、课堂教学中的管理作用 班级作为高校管理的基本单位，不仅仅需要班主任、辅导员的直接管理，同样还需要任课教师的间接管理。专业教师课堂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课堂教学的效果，如果没有一个利于学习的课堂，教学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所以，教师在课堂中的管理作用非常重要。我国目前普遍沿用班级授课的形式，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不仅受制于学校文化，还受到班级亚文化的强烈影响。教师不仅面对个别学生，同时也对学生集体的管理和指导负有重任。教师应该具有教育教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掌握基本的班级管理方法，具有领导才能，能够艺术化、合情合理地解决教学过程遇到的问题和矛盾。 对于设计专业来讲，学生除了在课堂上课外，还会经常实地考察，如在“装饰材料与预算”课堂教学中，为了做好材料预算，就应该了解常用材料的性质、特点、用途及价格，这就要求教师不光要教学，带领学生了解材料和价格，学习专业知识，更应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带队的专业教师和班干部的作用不可忽视，充分调动和发挥班干部的作用，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从而有效地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让室外课堂教学顺利进行。 五、课堂教学中的实践辅导作用 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实践型、创新型培养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改革实践教学模式、方法和内容，加强实践教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为了学生能够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中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课堂教学中实践，不仅可为学生提供深入实际、接受锻炼的机会，也避免学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是否具有开拓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大学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加强实践环节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渠道。社会需要技能型人才，我们应该加强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知识、吸收知识、掌握技能。 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师在课堂中要现场实践教学，教授学生灵活运用所学专业基础知识，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如在“家具与陈设”课程教学中，教师带领学生到家具加工厂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在考察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学习施工操作技能，指导学生施工技术的实施方法，让学生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积极参与现场实践，学生亲自参与图纸分析、加工等具体的实际操作，在学习过程中对施工过程逐渐熟悉，增强了学生自身的实践动手能力，学习兴趣越来越浓。通过实践，既可以获得与专业教学紧密结合的课题项目，也可以学到真实的现场施工工艺与流程知识，让学生觉得学有所用，对所学专业提高了兴趣，从而提高了学习的能动性和自信心。 总之，在艺术设计课堂教学中，专业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要，教师要为学生尽可能多地提供学习资料，打开学生的设计思路，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艺术设计教学探析:简析地方性皖校艺术设计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 [论文关键词]地方性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师；教学水平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中的各行各业均在不同程度上急需艺术设计人才。为了满足社会的急剧需求，目前全国高等院校纷纷设立艺术设计专业。艺术设计学科的教学质量决定着学生的设计能力和就业前途。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学能力，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而今，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设计人才的培养需求亦对设计专业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地方性院校应用型艺术设计学科教师提升专业素质、教学能力。 据教育部权威统计，目前地方性院校已占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的绝大部分，表明更多人才培养任务是在于地方性院校，而且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比例每年递增，每年数百万高校毕业生必然面对着就业压力。而对于高校来讲，毕业生不能就业，将对高校生存、发展产生负面效应。培养应用型人才自然成为地方性院校首选目标。尤其是应该重点发展艺术设计这类的应用型学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中的各行各业均在不同程度上急需艺术设计人才。为了满足社会的急剧需求，目前全国大中院校纷纷设立艺术设计专业。艺术设计学科的教学质量决定着学生的设计能力和就业前途。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知识的传授者;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学能力，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而今，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设计人才的培养需求亦对设计专业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地方性院校应用型艺术设计学科教师专业素质、教学能力，则成为提高艺术设计教学质量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地方院校艺术设计应用型专业教师业务水平较难适应社会实际设计的要求。 艺术设计教育师资的专业素质、知识结构、文化层面是设计教学成败的关键。地方性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是近几年来获得大力发展的应用学科，虽然是地方性院校重点发展建设的专业之一，但是还存在教学经费不足，教学质量不高的现象。由于地方教学经费投人不足，教学设备、教学场所得不到更新，特别是教师的学术交流、学术考察等进修任务不能按正常计划进行，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文化修养设计理念得不到提高。目前，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师资队伍参差不齐、差异较大，扩招后，许多院校在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盲目开设专业课程。教师年龄层偏低，教学经验不足，很多教师要同时担任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繁重，难以做到对课程的熟练和精通，严重影响教学效果。此外，学生自主性普遍缺失，迫切需要学业导师对学习过程给予指导，师生比例的加大却无法满足这一需要，教师无法担负起这一责任。教师普遍存在着知识面较狭窄，教学能力偏低等状况，与教学实际需要有较大差距，不能适应设计教育高速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为:A学历层次较低。研究生学历教师偏少。知识结构多限于本学科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不能满足艺术设计这一综合性学科的实际需求;;B自身缺乏文化修养。文史哲等学科知识基本上不感兴趣，设计理念粗俗，没有文化内涵;C不少教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背景。大部分一线教师都是直接从学校到学校，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只重视理论知识和课本知识的学习，不重视社会实际需求的了解与研究;D部分教师过于注重物质利益、职业责任感淡漠、教学毫无责任心;;E知识更新、教研教改、科研探索意识和能力薄弱，照本宣科、读课本，难以适应教学改革和创新的要求;F相关专业教师间缺乏知识沟通、学术交流和教学的交叉、互融，各教学环节间缺乏联贯性、整体性、综合性。 面对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设计人才的培养需求，教学改革的方兴未艾，高等教育的扩招与大众化趋势，设计教育的快速发展，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应认真研究，深人反思自身差距，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弥补自身缺陷以适应现代教育对艺术设计专业教师的高要求。 二、弥补地方性院校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教师业务水平较难适应社会实际设计的对策。 在当代，设计教育者的教学实践涵盖了政治与经济、科技与文化等众多领域，时代赋予艺术设计教师这一职业以全新的内涵。艺术设计教师应不断完善自身专业素质，实现教学能力与教学质量的同步成长。 首先，艺术设计专业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它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领域的多门知识综合在一起，这就要求教育者在深入研究、熟知和精通本专业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广泛地摄取相关专业知识，如: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开阔知识面，增加信息量，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适应艺术设计学科教学的多元化知识体系。 其次，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引发了社会审美观、价值观的变化与思维方式的更新，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也必然带来设计思想和观念的新变化。教师既要认真学习与理解传统文化，了解设计艺术的历史沿革，又要密切关注国内外新的科技研究成果及其艺术思想、设计观念、教育科学的发展动态，完成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与拓展。并随时把最新知识融会贯通在设计教学中，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使教学更趋科学性、时代感。 现今的设计教育者，应从单纯的专业知识和设计经验的传授者，转变为信息资源的调配者、引导者和创造者。摒弃传统教学观，树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现代教学观，加强教育理论学习，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与完美人格的健康发展。同时，教师还应注重提高运用语言进行符合逻辑的系统讲述能力，加强专业课程中的理论讲解与传授，以系统地理论指导学生进行实践，促进学生实践经验的进一步升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需要汇聚人文、理工、艺术等领域的交叉，综合各方面要素才能完成。为此，教师之间应加强学术交流和探讨，并从纵向上和横向上进行联系:从横向上，与条件、环境相似院校的教师，进行随时或定期的学术交流与研讨;纵向上，加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教师之间的交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广泛而深人的教学研究和探索，以达到学术的相互交流与知识的相互补充，促进教学的共同提高。 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其教学方法亦体现着教师的教学能力，关系到教学的成败。好的教学方法如同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学生不同个性的思维，启迪才智的发展，设计专业教师应顺应时展趋势，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以适应艺术设计教学的实践性、开放性、综合性需要。将单一的课堂教学向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转变。这是现今艺术设计教育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师应加强对其方法的研究和探讨。为加强实践性教学，教师可组织学生到校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参观展览、参加设计大赛、进行专业考察和到校外实习基地进行实践锻炼等，让学生把学习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通过对生活实例和实际情境的接触，使学生了解知识来源于实践，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同时，通过促进教学与市场的结合，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开放性教学方法研究。将过去封闭式、灌输型教学方法向开放性教学方法转变，这是设计教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教师应注意这方面的实践与研究。在教学中可采取教师示范、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讲评、答疑、分组讨论、多媒体电化教学等多种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与学生建立一种平等、合作和互动的关系，营造民主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解决问题、语言表述、团队合作等多力一面能力，以适应未来设计工作需要。进行综合性教学方法研究。综合性教学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新特点。艺术设计专业教师要对其全新的领域进行深人的研究和探讨，针对艺术设计这一综合性学科特色，教师应加强相关课程知识的学习和交流，并融汇于自身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理解相互共同的主题和共通的原理，整体把握整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并以综合知识去分析、解决设计中复杂多变的实际问题，促进学生综合思维和探究能力的提高。 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学能力在教学中至关重要，所谓“名师出高徒”，有高水平的教师才能教出高质量的学生，这自然是身为人师者的努力方向和目标，在现代科技与教育迅速发展的时代，教师只有不断完善自我，以终身教育的观念为指导，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教学改革，才能达到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总之，地方院校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建设要树立科学人才观，准确把握艺术设计教学队伍建设的基本原则、建设合格师资队伍，才能适应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设计人才的培养需求、提高地方院校应用型艺术设计学科教师专业素质教学能力。解决每年庞大的艺术设计毕业生就业压力。只要艺术设计界同仁拥有勤勉谦恭的态度和毅力，就一定能够搞好自己的艺术设计教学工作，为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尽自己应尽的义务。 艺术设计教学探析:浅谈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研究 论文关键词：独立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论文内容摘要：人才培养目标是否实现关乎到独立学院的生存与发展，而实践教学则是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为了主动应对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已是势在必行。文章针对目前独立学院实践教学现状，对实践教学模块比重、项目教学、教学基地、实验室和工作室、校企合作、教学过程监控与质量评价体系做了初步的探索，并提出一些改革的思路。 独立学院始于1999年，截至2009年4月14日，全国独立学院共有318所，在校生总数逾200万人，但是，由于近几年的高考生源大幅下滑，仅湖南省2009年高考生就减少了六万之多，致使许多独立学院面临着生源危机，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因此，独立学院要在竞争之中求生存，在办学之中求发展，需要根据市场要求，以培养综合素质高、业务强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为目的，把培养实用型、应用型和技术型人才放在首位，确立“质量是生命线、社会需求是目标”的办学思想。①艺术设计专业与其他专业相比，体现出强烈的技术性与职业性特征，与社会结合得更为紧密，更应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强化实践性教学。 一、独立学院艺术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由于独立学院办学时间短，办学经验不足，所以，有很多独立院校的培养方案都是从母体院校直接拷贝或略作变动而来，其结果是专业设置、开课计划、课程体系等都与母体院校相雷同，实践教学体系亦不例外，这就与动手实践能力要强于普通本科的人才培养指导思想相悖。 （二）“营利”不是独立学院制度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在该制度的实际运行中，“营利”又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制度能够得以运作的重要动力基础。②因此，低成本办学是独立学院特有的性质，体现在实践教学上，就是实验室、工作室建设资金匮乏；在实际操作中，或者完全利用母体院校本来就比较紧张的实验室和工作室，或者是使用设备落后的实验室和工作室进行教学。 （三）学生设计制作基本是假设的课题，教与学仅停留在纸上谈兵，设计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使学生了解企业的真正需求和得到有效的训练。学生因此对实际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几乎全然不知，毕业后不能及时进入角色，高校的设计艺术教育变为一种“预备级”的层次，难以为当代的社会发展提供合格人才，使设计教育只能培养半成品。 （四）独立学院是依托大学母体的资源办学，其师资主要来源于母体院校，但有相当一部分老师在独立院校任教时，在教学形式、教学手段、教学计划等方面都是沿用母体院校的教学模式，这样很不利于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更有甚者，一些实践课程往往流于形式，这都是实践性教学过程监控与质量评价体系缺失的结果。 二、独立学院艺术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思路 （一）优化课程设置，增加实践教学模块比重 大部分独立院校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是从母体院校直接拷贝的，其实践环节设置与课时量基本与母体院校的一致，或略作改动，力度不大。经调查，基本上是占总学分的15%左右，这与国外类似院校相比，实践教学模块比重还很小，不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笔者认为，独立学院应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对实践教学进行改革，形成有别于母体院校的实践性课程体系，增加实践教学模块比重，最大限度地保证实践教学有效的实施。首先，建立大学四年不断线的实习体系，从大一的专业认知实习到大二的专业课程实习，从大三的专业综合实习到大四的专业定岗实习，形成大学四年不断线的实习体系；其次，减少总课时数，减少理论学时，删减边缘课程，增加实践教学学分，增加综合性、创新性的实验实践课程，使实践课程学分由原来的15%左右增加到20%-25%；最后，提倡采用“3+1”的教学模式，所有理论课都安排在前六个学期，强化对学生的课外要求，包括课外实习、职业技能培训、社会调查实践等活动。 （二）倡导项目教学 参考国际教学经验，我们发现欧洲现代设计艺术教学非常强调项目教学，由导师带领学生在项目中完成学习的过程。项目包括虚拟项目和与企业合作的实际项目，与企业的结合主要侧重于战略或项目研究，而不是具体的设计作品，具有一定超前性。在欧洲大部分设计院校，学生用在项目课题上的时间约占50%，用在课题有关课程上的时间占20%-30%，选修课占20%-25%。③由导师带领学生在项目中完成学习的过程。项目包括虚拟项目和与企业合作的实际项目，如丹麦奥尔堡大学，要求学生参加6-7个课题的工作，纵向上课题工作贯穿于大学教学全过程，横向上由课题工作来贯穿各门课程的学习，真正做到按课题组织教学。积极倡导项目教学，可以增强学生的实践经验，有效利用企业的资源。在具体的实践性课程中，由于有了针对性，学生所获的知识远比单纯读书、做笔记要多，且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本身，还有运用知识的方法，可谓一举两得。 （三）创建自身的教学基地、实验室和工作室 独立学院低成本办学的特性，决定了独立学院在教学基地和实验室的使用上对母体院校的依赖和共享。对于初期或者规模较小的独立院校，这不失为权宜之计，但是，当独立学院发展到了一定规模，这种方式就严重制约了学院的快速发展。母体院校的教学基地和实验室仅仅是与其本身的教学要求相配套，当独立学院与其共享共用时，往往会发生严重冲突，以致于教学质量下降。因此，独立学院应本着一切为教学服务、一切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原则，相继建立自己的教学基地、各类艺术设计实验室，并投重金增添一流的设备，成立艺术设计工作室承接业务。实验室和工作室都可向学生开放，为学生提供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项目研究的机会，激发学生的兴趣，促进其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今后的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四）紧密加强校企合作 与企业建立密切的联系进行合作教学，是加强校外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有研究者指出，与企业合作开展实践教学的必要性，首先在于与工业企业密切合作，建立学校和企业互惠互利、（转第153页）（接第134页）合作双赢的机制，是实践教学发展的最好选择。其次，学校内的实习并不能替代学生在校外企业的实践。与企业建立紧密联系，打通学校到就业的道路，需要有相应层次和综合实力的机构作为前提。与企业联系不密切，学校难以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发展社会急需和具有前瞻性的专业，出现人才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局面；离开了与企业密切的联系，学校学科建设和结构调整也是无源之水。如柏林艺术学院的合作伙伴来自商业、科技、文化和政治领域，在其公私合作伙伴计划运行中，与很多企业，如西门子、大众汽车、德国银行等及一些基金会，都有不同项目和形式的合作。因此，与企业建立密切的联系，特别是要与大企业建立联系，尤其是与国际大企业建立联系，走国际化的开放道路，这是现代实践教学基地发展的必由之路。④ （五）健全实践性教学过程监控与质量评价体系 有了好的实践教学计划和场地，还应构建一套科学的教学过程监控体系与质量评价体系，使实践教学质量有所保证。如可以同时构建两支教学质量监控队伍：一支是由学院院长为首，教务主任、各教研组长为成员的质量监控领导小组，院长全面负责，监督保证各项监控措施落实到位；另一支是由资深教师、教学骨干及管理人员组成的高素质的教学督导队伍。两支教学质量监控队伍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实践教学过程进行检查和抽查，并形成意见反馈结果。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三个层面建立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第一层为评价主体，即教师自评、学生评价、专家评价、管理者评价；第二层为评价分项，覆盖教学工作面；第三层次设有若干个评价要素，这是实测实评的具体指标。根据三个层面可评出四个等级：优为A级，一般为B级，差为C级，极差为D级。在评估与监控的基础上，结合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和帕累托的“二八原理”，建立教学激励和竞争机制。在薪酬待遇上向 20%的核心、骨干人员倾斜，拉开收入差距，以充分体现能者多劳、劳者多得的激励和示范作用，坚持“在赛马中选马”，在教学和教学管理实践中发现、锻炼和培养人才。⑤同时，对于不负责任的老师，进行解聘或不再续用，以保证优质实践教学质量。 总之，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既具有本科理论知识基础，又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但要实现此目标，还需要长时间积极地探索，特别是对于艺术专业的实践教学，更需要我们去不断改革与创新。湖南工业大学校长王汉青教授针对独立学院的发展总结了十六字方针，即探索模式、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关注生存。独立学院只有在不断探索与创新之中，只有在科学合理的教学管理之下，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才能在竞争中求生存，才能有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艺术设计教学探析: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的两难选择 ［论文关键词］艺术设计专业 基础课程教学 变革策略 ［论文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艺术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但在处理艺术设计基础课程与专业应用课程的关系等问题时，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和方案，面对基础课程，放弃和强化的意见相持，使教学面临两难选择。文章分析了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现状的形成原因，做出了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价值判断，明确了教学目标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问题解决的合理途径。 当前，在高等职业教育的艺术设计课程教学中，专业课程体系面临着重新设置课程内容、教学目标和模式等问题。其中，如何处理好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程与应用课程的关系，寻找合理的变革策略等问题亟待解决。因为“职业教育承载着满足社会需求的重任，是培养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教育”。 “艺术设计”专业被正式列入国家高等教育招生专业名录以来，作为高等“工艺美术”教育的代名词，其解构了原有的工艺美术教育称谓，并逐渐重构了高等应用性造型艺术教育专业类别和课程，这主要是为了扩展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全球视野，使之能与国际特别是欧美相应的造型艺术的专业提法相应。然而，如若仅是艺术设计专业概念的转换并不能解决艺术学科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建设需求与适应市场就业的导向，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必然面临教学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和转换，这就要求艺术设计课程教学既不能简单地沿用原有的工艺美术教育设置和方式，也不能粗率地套用国外现成的艺术设计教育经验和方法，营造富于时代精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模式才是发展中的理性追求。 如若将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分为“基础”和“应用”两个层次，那么，如何处理好“应用”和“基础”的关系，如何将课程系统中的应用课程与基础课程很好地结合起来，是构建艺术设计课程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的两难选择 “课程改革的实质是课程现代化问题。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呈现出不同的原则和价值取向。”同样，面对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改革问题，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和处理方案。 1.取消艺术设计基础课程。主张将基础课程从艺术设计教学中驱除，从此艺术设计教学不再设置基础课程，节省相应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成本，以增加设计科目的课时量，拓展应用教学的空间等。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取消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基础课程能更有效地抓好专业应用课程的教学，调度教学时空，扩大利用效率，有效地保证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教学的落实。这是根据教学实际状态而采取的变革对策，是实事求是的教学表现。有些专业教师时常感叹：“当前学艺术设计的学生，专业基础太差，文化素质不高，综合能力更令人失望。”因此，与其勉强学生学习他们不太愿意学、而且不容易学出成效的，不能快速或直接转化为设计技能或专业素质的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美术文化课程以及公共必修课程等，还不如让学生们全力以赴地学习专业应用课程，特别是“电脑”的应用性设计软件等，如此而行，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会高一些，教学改革的成效会显著一些。或许，这些应用性技能教学会比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更直接、有效、快速地转化为就业的能力和条件。 2.加强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面对日益增长的应用性造型艺术的社会需求，艺术设计专业技术的广度和深度与日俱增，其课程教学的内容将更复杂更多样，艺术设计学习的难度和要求也大幅增加。因此，没有艺术设计文化基础、没有基础造型能力、没有相应的专业基本素质等绝不可能顺利完成相应的艺术设计应用科目的学业。而且，作为向“高”“新”专业技能冲刺的平台，或者就满足学生进一步深造的需求而言，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显得更为重要，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不容置疑，一切艺术设计的应用性专业课程都需要依托一定的造型专业基础，没有专业基础，是根本学不好现代应用技术，学不会艺术设计的。取消艺术设计专业基础教学，也许一些教师可逞一时之快，一些学生也可能会做雀跃之状。但是，这好比无本之木，刻木求剑、拔苗助长式的教学思维，是违背教育规律的，难免有误人子弟之嫌，是难以脚踏实地地展开艺术设计教学的深层次追求的。很多教师反映，不少大三、大四的学生，甚至是毕业后已经就业的同学，时常感叹当年专业基础没有学扎实，给眼前的艺术设计工作造成障碍，十分后悔等。可见，艺术设计基础课程学习只能加强，不能废除，而且还要在时间与空间、教学力度上给予保证，削弱基础教学的思维和做法均是没有出路的。 虽然，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围绕的是同一个培养目标，即培养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艺术设计人才，但高等艺术设计教育的时间和空间极为有限。资料显示，高等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约占专业应用课程总课时的1/3，可谓时间少、任务重，所以在如何摆正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引发了不同的、极为对立的教学思考和做法。因此，探寻艺术设计基础教学的核心价值和正确位置显得格外重要，而这种探寻也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和风险。 二、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现状和形成原因分析 从内涵来看，课程就是教学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是有组织的教学内容，是实现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目标的教学设计方案。影响课程开发的三个基本要素是：社会需求、个性发展和知识体系。因此，在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在积极地进行课程开发。当前具体的情况是，绝大多数高校都尽可能多地开设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通常都是由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应用性课程三部分组成。各类课程根据教育目标要求均相应地占一定课时比例，这已经形成了定式。其中基础课程一般占专业课程的1/3～1/4，根据需要，各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或课程结束后，还相应安排实习和实训的教学内容。在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和“高职”教育改革的大潮中，在指向性和应用性教学目标的规定下，为了务实高效地办好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人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地盯在了基础课程教学这块，向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要时间和空间，就不足为怪了。 艺术设计专业属于造型艺术范畴，所以基础课程的构成形式通常参照纯粹艺术教育的样式，课程也是对应设置的。如设计素描——素描、设计色彩——色彩、三大构成——基础图案设计等。基础课程中还可以找到与透视、解剖、史论等科目相对应的艺术文化课程等。不可否认，结合设计专业的课程教学需要，开设各种专业基础课程是应当而正确的。但问题是当前相当一部分报考艺术设计专业的高校学生，特别是“新高职”或“三本”的学生的文化素质偏低，专业基础更低。因此，才造成了在实际教学中的重重困难。教学效果差的状态迫使部分教师在无奈中选择了放弃基础教学。“与其让学生混迹于基础与技能中，在无效和茫然中丧失学习的信心，还不如干脆‘因材施教’，取消基础教学而选择应用先行。”因此，计算机应用软件教学成为首选。 三、艺术设计基础课程建设和教学目标追求 通常学科课程开发有三种模式：通过分析学习主题的活动内容来选择课程内容，旨在引起所期望于学生的目标模式；以知识的学科体系为中心，重在学生知识的形成过程而不在于预定的行为目标的过程模式；强调课程即学习经验，以及教师、学生及环境相互沟通与影响的环境模式。结合当前高等职业教育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教学状态，建立合理的有价值的艺术设计基础课程体系就成为教学发展的关键。 然而，面对高校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与变革，笔者认为，完全“放弃”或过分“强调”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做法，均不能较好地解决当前高等艺术设计教育面临的困境，都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偏颇和教学把握上的局限性。 1.取消高等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专业基础，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艺术设计相应的课程教育，更不可能通过教育学生的智能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职业市场所需要的深度和宽度，降低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这种做法与教育目标相悖。从认识层面上看，这类教学选择与辩证唯物观的认识论原则相悖，也与教育的普遍性规律相悖。试想，就算学生掌握了某一计算机设计应用软件，而计算机仅仅是一个高级工具而已，没有艺术创造能力、没有基本的造型能力和审美思维作基础，不可能有效地实现艺术设计意图，不可能搞好设计工作。没有专业基础，就不可能有较大的专业作为。 2.加强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育，这种提法虽说没有错误，但是不现实。因为，在教学实施中，如何掌握教学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寸，难度很大。在高等艺术设计教育的“时间紧、任务重”的前提下，教学时空都不可能不受到制约，基础课程教学和其他类别课程的教学一样，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实施，突破某一课程的时空限制，都会对其他课程教学的实施造成重大的影响，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正是当前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和高职教育改革的一个难点所在。提高教学效率，才有教学发展的出路。笔者认为，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价值和教学目标主要体现在对“基础”内涵的认知上，开展教学主要要解决以下专业基础问题：其一，造型能力的培养。造型能力即古人所指的“存形状物”能力。根据约定俗成式的认知，艺术设计课程属于造型艺术范畴，因此，造型能力的培养应成为教学的首要追求；“造型能力作为一切艺术设计活动的专业基础”的认知早已经得到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的验证。其二，审美把握能力的培养。从本质上看，艺术设计就是审美把握，就是美的追求与创造。因此，对美的认知，特别是对形式美的规律的把握就显得极为重要和不可缺失。有不少的设计师在艺术设计实践中，虽然能完成设计，但却不能营造出美的感觉，创造出美的造型等。其实，大量的艺术实践可以证明，没有审美能力是不可能搞好艺术设计工作的。 3.创造能力的培养。创造能力的先导应该是创造性思维能力，思维是创造的基础。艺术设计创造性思维培养的最常用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在导入形象思维的过程中，融入创造性的审美把握，将其落实于动手能力的培养上，这是艺术设计基础课教育最为重要的追求。 4.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主要是美术文化素质、专业素质以及人文品格的培养等。通过艺术设计基础教育，使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各方面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总之，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如果只是简单地舍弃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的价值和教学目标，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合理设置和安排成已经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艺术设计基础教学问题解决的新思路 艺术设计的专业本质是“设计”与“应用”，特别是当前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和高等职业艺术教育非常注重和强调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应用为根本”，在此前提下，深化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改革势在必行。因此，在有限的高等艺术设计和高等艺术职业教育的时空中，既要较好地解决学生的专业基础问题，又要圆满地展开专业应用性教育，致力于解决二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的对立、僵持和矛盾的僵局，成为首要问题。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体化思维为我们教学时空资源整合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而“行动教学”模式和思路为我们解决强化艺术设计基础教学而有可能挤占专业应用课程和其他课程教学“时空”的问题提供了可能。 1.将艺术设计所有的专业应用课程划分为系列行动教学目标或“行动项目”，以教学活动小组的方式展开教学。在教师的主导下，利用集体的力量和智慧，让学生自主选择和分析项目，解决行动项目中遇到的各种专业问题和专业基础问题。将专业基础课程内容融入或“返还”到应用项目中，使之成为行动小组有待自主解决和探究的“课题”或问题。其中，由于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应用课程完全融合于“行动学习”课程，从形式上看二者的“争时占地”的教学矛盾也相应得到化解。在此，高等艺术设计的课程总目标并没有改变，只是专业教学的形式和课程体系完全改变了。专业基础的问题都隐含在应用性行动教学之中，以“够使用、能发展”为原则，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一并得到解决。 不过还是要特别注意，此时专业教师如何有效地把握教学时空，完成教学目标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专业基础的问题不会自行解决，有时还可能会显露出来，成为制约我们教学的拦路虎。因此，如何构建有用的、针对性强的、教学效率高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基础课程和教学方式方法，又成为艺术设计教师应努力钻研的急切问题。 2.完全打破原有的课程系统和教学模式，走高校艺术设计职业教育的产业化道路。将教学与应用、艺术设计和企业生产完全融合为一体，教学直接为应用和生产服务等，建立“学用结合、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教学模式。也许这不失为一条解决当前高等职业艺术设计教育困境的好办法。然而，如若这样去做就会同时产生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篇幅有限，作为教学研究的课题，容下次再探讨。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浅谈新课改新教材对小学语文老师的素质要求 摘 要 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教师们不断地在教学前沿探索最新的语文课堂教学，尤其对小学语文教学来说，各种新的教学模式不断涌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小学语文教学应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我们要利用课改的有利时机，多动脑筋，勇于探索，让学生在紧张活泼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语文，多才多艺的高素质教师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 关键词 小学语文教学 课改 新教材 综合素质 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教师们不断地在教学前沿探索最新的语文课堂教学，尤其对小学语文教学来说，各种新的教学模式不断涌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小学语文教学应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新时代期待着老师们重新审视对职业角色的定位，把自己从“神坛”中请下来，能与生为善；把自己从“经验”中请出来，正确地发掘其内涵，变通地实践其要求，给学生烹调出丰盛的素养套餐。课时代要求老师们来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方式，在教法上少一些墨守成规，多一些不拘一格；在课堂上少一些“话语霸权”，多一些百家争鸣。 目前，课改教改在全国全面展开，是一场深刻的教学革命。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学要迎难而上，破旧立新，课改教改齐走，自主探究是基础。其中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新教材注重语文与生活的联系，着眼于少年儿童的人格发展和现代语文能力的提高，理解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集人文性、实践性、综合性、汉语性于一体，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新教材显示了这些特点，而教师除了精深的专业知识，明确的教学目标和高度的责任感之外，还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结合自己的教学体会，我认为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搜寻信息 博览群书 汉语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当今社会科技发达、信息灵通，教师必须注重搜寻信息、博览群书，讲课时渗透信息，充实教学内容，学生在自己合作探究的同时教师必须对学生的质疑有一个丰富完美的解答这样学生就会学得满足满意。同时还要注意课文阅读取材的广泛性，使教材承载着大量的社会、人文、历史及自然科学知识，学生在学习使用语言的同时，还将接触到许多诸如天文地理、文化艺术、古今中外的背景知识和一些未知领域。若老师孤陋寡闻知识面窄，在教学中就会捉襟见时，被动应付，就不能应付自如，举一反三。 2语文兼顾 训练驾驭 交际功能是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具多义性的语言。运用语言表达思想要恰当；运用语言传递信息要准确；运用语言辩论事理要严密。教师要引导学生听、说、读、写，兼顾教材，学会在生活中撷取语言。生活处处皆语文，利用这一优势，尽可能地为学生打开语文世界之窗。所以教师应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使教学富有文学色彩，生活情趣，让学生在活跃的气氛中得以感化掌握知识。 3左右逢源 多才多艺 语文教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施教的程序和方法与其它学科的巨大差异。语文重实践运用，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听的明白，说的清楚，看的透彻，写得生动，思的正确。新教材注重挖掘学生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乐于探究。不仅激发学生的兴趣，活跃了课堂，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给学生创造一个直观、具体、鲜活的语境是十分必要的，除了有限的电化教育手段外，教师可把书本知识转换成悦目的图文信息，我还把课文编成话剧、故事小品，组织晚会让学生在饶有兴趣的参与中巩固知识，培养语感，使课堂有声有色，情趣横生。 4情感交融 因材施教 课堂是教师工作的主要阵地，是探究教育的主渠道。教师对学生有关爱，在教学工作中就会有动力、有办法、有信心、有成绩。教师要善于研究学生、了解学生。要认真钻研分析教材，把学生和教材联系在一起考虑问题。这样，教师既完成了教学目标，又让学生有所收益。不能一刀切，优生适当增“量”，困难生“吃饱”就行。这样可缩短学生之间的差距。有的放矢地进行引导教导。 5多动脑筋 勇于创新 学习语文的目的在于运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是检验和巩固课文知识的最佳方法，是课堂教学的延读。多开展语文综合活动，让学生走向社会，到语文世界去漫游，让他们去体验和感情语言的含义，让他们去感受到学习语文的实际价值。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教师应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强调知识结构的复合性，注重提高文学素养，不断尝试教学设计的创新，努力提升学习能力、现代化教学技能和教育研究综合素质，以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利用课改的有利时机，多动脑筋，勇于探索，让学生在紧张活泼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语文，多才多艺的高素质教师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浅谈小学语文老师反思的学问 美国学者波斯纳总结了教师专业成长的公式：教师专业成长=经验+反思。意思是说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且行且思，思考自己的教学行为中亮点何在？又存在哪些遗憾？思考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学生学习活动的成败？思考如何改进就能使教学活动更加顺利？等等。教学反思活动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长期做好这门学问作用颇多，可以完善教学，可以使专业成长，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等等。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了“教学反思、反思教学”的益处，那在教学活动中如何才能做好这门学问呢？下面简单说说我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 一、形成反思的意识 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如果你给两个不同的班级同时上一节相同的课，给第二个班级上课时一定会更加得心应手，效果也会明显好于第一个班级，原因何在？就是教师在上完第一个班级后会反思教学中的不足，会反思改进的方法等等，说明反思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是多么的重要。有人曾经说过，你写多年的教学设计你不一定会成为著名的教师，但如果你坚持写多年的教学反思，你就很肯定成为一个著名的教师，可见如果一个教师不懂反思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教师要自觉形成反思的意识，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时刻注意主动并创造性地反思自己的一切活动，如教育目的的制定，如课堂情境的创设，如评价方法的实施等等，教师不仅是一个教育者，更是一个研究者，要用研究者的眼光看待教学实践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并进行反思、分析，力求用新的理念指导教学行为，从而使自己的教学水平得到一定层次的提升。 二、确定反思的内容 反思，教师到底该反思什么呢？我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首先反思一节课中有哪些精彩的片段，又有哪些缺憾？听一节相对成功的课，听课者都有这种体会，就是在时隔多日之后给你印象最深的一定是其中最最精彩的片段。每一节课教师都会精心设计，而且不同的人在设计时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教材的处理上，体现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也体现在学习方法的指导上等等，这些独到之处就形成了课堂上的闪光之处，如精彩的导课，如重难点的突破之处，再如合理的评价语言等诸方面都值得教师去反思，并记下反思日记，指导自己以后的教学。同样，在每一节课中也一定会存在一些令教者不满意的地方，如表达不当，如过渡牵强，如朗读指导不到位，再如练习的难易不恰当等，这些不足之处教师课后都要仔细分析，然后再做出改进的措施，这样在日后的教学中就会有所提高。其次要反思这节课有没有达成教学目标，其实所有学科的最终目标都是让不同的学生都到不同的发展，那教师就要反思自己在教学中有没有做到因材施教？有没有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跳到相同的高度去摘吃桃子？一个班的学生水平常常是参差不齐，表现在学习态度不一样、学习能力不一样、学习基础也不一样等等，教师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确定不同程度的认知要求，如我在教学《春联》一课时，我要求一般的学生去初步背诵文中出现的春联，中等偏上一点的学生再去识记一点课外的春联，班级的几个学有余力的优等生则让他们在感受春联的音律美的同时学会自己根据一定的主旨创作春联，真正做到不同的学生获得不同的发展。第三，我还常常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是否有过激行为，老师们在有人听课时一般都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课堂上出现什么状况都会心平气和地跟学生交流，可在平时的随堂课教学中，教师就可能出现过激行为了，记得有一次上课时我让学生用“会”说一句话，我们班上有一个平时成绩不好的学生也怯生生地举起了手，我立即给他提供了表达的机会，谁知道他的答案竟是：“我家的公鸡会下蛋。”我当时好像没有经过大脑思考一样，直接追问那个学生：“你长脑子了没有，你家的公鸡是从外星上来的，你哪只眼睛见过公鸡会下蛋的？”我话一说完，那个本来就胆怯的学生满脸通红，把头低得很低。课后反思自己的行为，我觉得自己的行为时大错特错，我应该首先表扬这个学生，首先肯定从语文的语法角度看，这个同学说的话是正确的，然后心平气和地告诉学生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违背了自然现象。也许我这一骂，会使这个孩子仅有的一点勇气丧失殆尽，我就是一个刽子手。解铃还须系铃人，第二节课一上课我就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向那个同学道了歉，并告诉他那句话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要把公鸡改成母鸡就行了。反思后，我要自己诚心的道歉呵护了这个学生的自尊心。………… 三、讲究反思的方法 反思是一门学问，反思的效果也高低相同，这就表明教师在反思的过程中还必须讲究反思的方法，基于反思的方法有很多，我就简单说说我常用的几种方法。第一，日记反思法，就是教师在每天的教学任务结束后，对自己的教学活动进行分析和总结，并记下日记，日记中可以记载教学中的成败，可以记载教学中教师突发的灵感、顿悟，也可以记载教学活动中学生的独特的反馈意见等，养成记反思日记的习惯，对教师的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是听课反思法，就是把自己的课摄下来，然后通过录像再现，自己以听课者的身份客观评价自己的教学过程，以达到反思的效果，这种方法中教师成为“旁观者”，才能清楚地分析本次教学实践的得失，再修改教学设计，重新再在其他班级上课，有时间的话再重复一次上述活动，可以更好地弥补自己实践活动中的缺失等等。 掌握反思这门学问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做到及时反思、有效反思、坚持反思等，那样教师就能获得自身成长的不竭动力，并不断地超越自我，促进自己专业的成长。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做一个扎扎实实的小学语文老师 【摘 要】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学校领导的悉心教导，有上一级专家的引领，也有名家大师们的陶冶，给我的成长带来深刻的影响。我已经由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成长为今天的市级教学能手。今后在教学中不断实践，我要形成自己的独特教学风格，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一个勤于进取、扎扎实实的小学语文老师。 【关键词】勤于进取；扎扎实实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在从事小学语文教师、班主任的工作岗位上已经辗转了13个春秋。回顾13年来的工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毕业之初的豪情万丈，遭遇挫折后的自暴自弃，后来追求课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到现在教学中的踏踏实实。一路走来，有太多的想法和感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 初为人师时，徒有一腔热情，语文教学中没有目标意识，班主任管理中缺少科学性，有的更多的是盲目和冲动。使得教学和管理如同散沙，形散却神不聚。 课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走进了校园，走进了教师的心田，走进了孩子们的生活。顿时，课堂变得热闹了，精彩了。而我，成了导演，成了总策划师，让精彩的展示成了那些善于言辞、勇于问答的孩子们的舞台，却忽视了那些不爱思考、不善交流的弱势群体。素质教育是让每个孩子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关注个体差异，尊重个性。由于我个人对理论知识学习得不够深入，理解得不够透彻，导致了课堂上的严重跑偏，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好在我不是法官，否则，我将酿成多少冤假错案！ 而今，走过了年少轻狂，走过了盲目无知，我开始变得沉着、科学、敬业了。我越来越发现，对于语言文字敏感的我，真的适合语文教学，我也越来越喜欢语文教学了。几年来，我边学习理论知识边进行教学探索和研究。时间再紧，也不能挤掉钻研的时间。我和同事们一起，用三年的时间进行了《小学语文质疑兴趣和能力的培养》的课题研究，外出学习、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摸索方法、分析案例、总结经验、撰写论文，在探索的路上留下努力的痕迹，洒下辛勤的汗水，收获成功的喜悦。2010年8月，我们的努力终于迎来结题的喜讯和一等奖的课题研究成果。这更加让我相信一句话：“一拿起课本，一走上讲台，一看到学生，一想到未来，一切苦和累都化作清冽的甘泉。”现在我又踏上了新的研究之路――《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研究，即使再苦再累，我也不放弃。因为苦在其中，乐在其中。 凭着对语文教学的热爱，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小学作文教学的探索和尝试。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我把看图、写话、读书、积累、自由创作、修改、评价紧密结合在一起，分层训练，重点突破，评改提高。 一二年级是写作的起始阶段，这一阶段重在培养兴趣，一幅画面、一次交流，只要孩子有话要说就让他们勇敢地说，大胆地写，不拘形式。中年级重在从整体入手，正确选材，自由表达，字数不设限，给学生自由练笔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感受到写作是快乐而不是负担。在创作后师生、生生之间相互评价、相互修改、自评自改。在修改评价中交流、提高。高年级时重点突破，拔高训练。教师从审题立意、布局谋篇、词句表达上给以指导，勤于练习，从而达到生动自然、行文自如。无论哪个阶段，都不能忽视大量阅读和积累的作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这一切都贵在坚持，苦中求乐，其乐无穷。 老一辈教师是红烛型教师，工作中，他们没有一节课是马虎应付的，没有一课书不是精心准备的， 他们的示范让我自叹不如，更让我倍受鼓舞，这种红烛精神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所缺少的，它在我心中掀起的不仅仅是震撼，更是老一代教育家对我精神上的洗礼。作为年轻一代，作为新型教师，我们要把这种红烛精神传承下去，更要做一个发展型教师。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学校领导的悉心教导，有上一级专家的引领，也有名家大师们的陶冶，像市级讲师张建中、省级讲师张向葵，全国知名的贾志敏老师、窦桂梅老师、王崧舟老师，他们的思想和风格带给我深深的启迪和思考，给我的成长带来深刻的影响。我已经由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成长为今天的市级教学能手，虽然上级领导给了我一定的荣誉和鼓励，但我今后会继续在学习中不断充电，在教学中不断实践，形成自己的独特教学风格，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一个勤于进取、扎扎实实的小学语文老师。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小学语文老师应掌握的朗读方法与形式 一、朗读方法 （一）理解文章，把握情感基调。 （二）运用技巧：停顿（标点停和语意停）、停连、重音、语气、语速。 1.标点停顿时间长短一般是：句号、问号、叹号长于分号、冒号，分号、冒号长于逗号，逗号长于顿号。 2.语意停顿：即感情停顿，在一句话中没有标点的地方也可以有适当的停顿，受感情支配，声断而情不断。 3.停连：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不以标点符号的指示停顿，而将句子连接起来读的一种处理方式。 4.重音：根据文章情感：加强音量和气势、适当延缓音节的读音、变换音色、重音轻读等。 5.语气：要让学生懂得陈述、祈使、感叹、疑问句等的句式朗读时表达的各种语气和感情。 6.语速：注意不同的作品朗读的速度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 二、朗读形式 朗读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各种形式的朗读有各自的功能和适用范围，不能滥用，应根据教学对象、文章体裁、教学环境进行选择，可采用以下方式： （一）适合低年级朗读形式 1.范读：指老师运用多种朗读技巧，为学生进行示范性朗读，多适合低年级孩子。也可安排在初学课文时、某个重点段落、学生难以理解把握的长句等。 2.领读：即老师读一句，学生读一句。这是低年级要求学生读正确读流利最直接的方法。 3.引读：低年级往往好一字一顿的读，要么唱读，利用引读法伴读半放指导朗读，克服学生不良习惯，训练语感，培养朗读能力。 4.看图朗读：适时运用插图配合朗读，既对学生进行看图结合的训练，还能收到良好的朗读效果。 （二）适合中高年级朗读形式：精读、略读和浏览 1.精读：精读重在培养阅读理解，要对文章从内容到语言到写法比较全面的把握，在其中习得阅读方法，培养阅读能力。要达到精读的朗读方法很多：自由读、默读、分角色读、齐读、开火车读..... （1）自由朗读：一般在初读课文阶段，是在自己的思维主导下的朗读，想自己所想，读自己所读，写自己所写。遇到不懂的查一查、问一问、反复读一读，遇到精妙之笔、疑惑之处画一画，一个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朗读权。 （2）默读：默读即无声阅读，它便于更集中地思考、理解读物的内容。课程标准关于默读特别指出：低年级“学习默读”，中年级“初步学会默读，做到不出声，不指读”，高年级“默读一般读物每分钟不少于300字。”所以教学中必须要关注默读的训练。 （3）分角色朗读：分角色朗读是在学生流利的朗读课文的基础上，走进文本，用绘声绘色的朗读、形象贴切的表演把课文中所描述的情境展现出来，加深学生对文本情境的体验，激起学生朗读的兴趣，形象地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4）比赛式朗读：小学生都喜欢参加竞赛，而且都希望自己在竞赛中获胜。激发朗读兴趣。 （5）比较朗读：调换字词，进行比较朗读。针对具体课文内容中某些重点词的理解，用换近义词的方法进行比较朗读。 （6）配乐朗读：音乐，往往能使人在一定的气氛中得到感情的熏陶和哲理的神悟。选择与各自朗读基调相宜的音乐进行配乐朗读，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7）想象朗读：创设情境的想象朗读。指导学生朗读课文时，创设一定的情境，把学生一下子带到课文的情境中，再启迪想象，不仅能激起学生愉悦的情绪，还有利于引导学生准确把握文章深层的含义。 （8）表演朗读：课堂上，教师应及时抓住时机，诱导他们进入角色，表演一下课文中的内容，加深对课文的了解，而且能启迪他们的思维，发展他们的表演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9）评读：评读可以分自评、生评、师评。所谓“评读”，就是边阅读边评议，评读要与理解课文紧密结合。评读的目的是通过评价、指导，适当点拔，给予鼓励，并提出更高的要求，引导他们逐渐在实践中掌握朗读的规律，学会朗读的基本方法。 （10）诵读：即背诵。这种朗读方式多适合于古诗文教学。当学生对文章的内容已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时，教师可要求学生背诵某些精彩的语段或全篇。这样就能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增强语感，积累名言佳句，体验艺术魅力，陶冶思想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养成高雅气质。 （11）齐读：当需要渲染气氛，重点强调，推波助澜时宜用齐读。朗读的形式还有很多比如：小组读、个人自读、同桌互相检查读、四人小组评议读、开火车轮读等形式。 2.略读：是学生从精读的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些经验，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篇。中年级可以训练略读，以适应平日读书看报的需要，进而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 3.浏览：指大略地看。可用于了解课文大概内容，还可平时消遣性阅读，浏览根据需要较快搜集信息。重点在高年级培养。教会学生有目的、带着任务进行浏览，学会一目十行，要培养课前、课外捕捉有用信息的能力。 朗读是语文教学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使其受到情感的熏陶，从而达到阅读教学美感、乐感、语感、情感的和谐统一。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简谈小学语文老师应具有的文学修养 摘 要：语文学科的教和学，都是以文学修养为基础的。但是受到小学生阅读的质和量的限制，发掘教材中的“各种因素”之责就必须由教师来承担。一篇课文的教学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教师的文学修养，其次才是教学方法。 关键词：语文教学；文学修养；阅读能力 曾经有一位网友把教师的文学修养比作扎根泥土的树根，而学生所体现出来的对文本的感悟就是树上的枝叶了。对于文本的解读只有深入进行才能进入作者的精神境界，才能亲切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由此说明，语文学科的教和学，都是以文学修养为基础的。但是受到小学生阅读的质和量的限制，发掘教材中的“各种因素”之责就必须由教师来承担。一篇课文的教学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教师的文学修养，其次才是教学方法。 语文教师担当的责任是从语言文字、人格素质、道德意识出发，需要在文学修养、文化品位与语文教学艺术上下功夫。而对于语文的学习，它的极高的综合性，使语文授道者所具备的必须是全方位的综合素质，而丰厚的文学修养，却是语文教师素质的精华所在，像光源的聚光点，是具有生命力的。那么，语文教师应该具备那些方面的文学修养呢？ 一、语文教师对文本的感悟 语文教师从事语文教学是依据课本来作为指导的，课本中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用语言文字创作的，是反映社会生活和个人情感的艺术品，充满了灵性和创造性。能和作者的心灵对话，就是语文教师的文学底蕴在发生作用，每位作者的作品，代表的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激情、理想和心情。语文教师要让学生和作者产生共鸣，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现实状况，将作品恰到好处的理解深、理解透，然后让学生体味作者的思想光华和情感波澜。作者通过文学作品，无论塑造怎样的形象、渲染怎样的情节，我们做语文教师从作品中既要窥视其人性的弱点，又要挖掘闪现人格魅力的光彩，从而诱发学生的心智和情感。这是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最本质的属性。语文教师在此基础上进行启发式教育，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可以就其作品本身入深、参透，幻化出更丰富的、想象的色彩，从不同的角度去点拨、指导，和学生一起投入再创作中，激活学生的思想火花，一种源动力的热情被感染，从而产生强烈的创作热情，在融通一气中，达到师生互动的对语文学习的最高境界。 语文教师对文学的感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素质，是教师本身的文化底蕴，有时候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冠冕堂皇的，它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对于语文教育，语文教师应该是民族精神的传递者，是社会的精英分子，是精神的布道者，是社会良知的启发者。有了对社会的感悟，才应该保持着高尚的情操，有着能够感悟人的精神力量，才不愧为一个语文教师，才会为社会的良知做锻造。 二、语文教师对文学的积累 古人曰：“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胸有诗书气自华”。只有教师勤于读书，才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读书，只有教师热爱文学，才能教育学生热爱文学。胸中无墨，自然不能泼洒成文。“生活犹如泉源，文章犹如溪流，泉源丰盈，溪流自然活泼地昼夜不息。”“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直接的和间接的积累，才能解决写作之源这个关键问题，学生提笔作文时，也才能做到厚积薄发。 人的素质就是受书籍的感染而慢慢的发生质的改变。语文教师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常常感染学生的阅读欲望，从而引领学生也熟读这些作品，在春风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滋生出灵感，感悟生命和理想，感悟人性和人生，然后产生创作冲动，更使人格和灵魂得到升华和净化。 作为语文教师要为教学做准备，注重多方面收集整理，探索丰富的教学资料，从教学论文、教学新点、学生习作、课堂实录、精彩时文等方面做积累，会给学生更多的引导。 语文教师肩负着学生的素质教育，这是大前提。而人格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关键。语文教师的正确引导，需要通过文学的途径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实现。 三、语文教师对文学的创作 这一素养，通俗地来说就是要会写下水文。所谓“志于道，游于术”。语文教学就是要使学生“学用语言，提高素质，培养悟性，促成创造”，学会应用语言是第一位的。虽说语文不仅仅是文学，但文学是语文教师必备的本能。作为语文教师，文学创作的体验，是对生活的艺术敏感，是对语文教学的感悟，是对周围新生事物的灵敏的反应。 从我国古代、现代教育史、文学史上可以看到，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作家，他们在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仍不辞辛劳地在自己的责任田里不辍耕耘，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食粮，传承着灿烂的民族文化与人文精神，从而为教育起到了光辉的典范作用。 比如孔子，他既是传道者，同时也是创作者，他有非常深厚广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修养，他的教学语言典雅、规范，常常运用《诗》、《书》等古籍中的名言名句教导学生，也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来勉励学生在艰难复杂的形势中能保持高风亮节的气度。孔子还善于以物作比，把深奥或难以名状的道理说得既形象又明白，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来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使智者和仁者的“动”和“静”喻为“水”和“山”，而且做出“乐”和“寿”的美好状况和结果，非常有力地引导学生如何做一个智者、仁者。 因而，总的来说厚积薄发，语文教师只有练就了深厚的文学修养，将文本的精华部分传授于学生，学生对文本的生成才能更加枝繁叶茂！也只有如此，才能让审美的光华和理性的智慧之光一起闪现在文学的天空。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小学语文老师到底该做个什么家? 摘要：有的人认为小学语文教师应要知天文也要熟知地理，应该是一个掌握很多知识的“科学家”；有的人则认为小学语文教师必须具备很深的专业知识，应该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专家”；也有人认为如今的语文老师应该是领着学生在玩中学习语文，语文教师还应该是个“玩家”等等，那新时期的小学语文老师到底应该做个什么家呢？我觉得如今的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全能的“杂家”。 关键词：积累底蕴；博采众长；留住语文味 用一句不太夸张的说法，几乎全世界的人类都在关注教师的素质问题，新课改同样也在呼唤高素质的教师诞生，甚至人们把课改是否成功就归结于教师的素质是否得以提高，而语文教师的素质尤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我觉得如今的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全能的“杂家”，要求样样了解，看似“不务正业”，实则“百花齐放”，下面我就语文老师如何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一、积累语文底蕴 语文学科的基础性决定了语文教学内容的广阔性，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无论是天文还是地理，语文教材都有多企及，这就需要语文老师本身要积累深厚的语文底蕴，那样才能够游刃有余地开展语文教学，使语文教学真正姓“语”，而不至于将科普类的文章上成科学课，将哲理类的文章上成品德课等等，而且如今的学生是身处信息时代，一些健康的、不健康的知识铺天盖地地向学生袭来，这时还需要语文教师教给学生选择和判断的能力，引领学生去亲近健康文化远离糟粕文化也是新时期语文老师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可见语文老师需要积累的语文底蕴涉及各个角落的各个方面，那样才足以去培养合格的学生。 二、学会博采众长 要语文老师成为一个杂家，需要老师去积累语文底蕴，积累各个层面的知识，但是也不是要求语文教师做个全能选手，只是要求语文老师见多识广，兴趣爱好相对广泛一些而已，如今的示范培养出来的教师专业水平一般都是比较高的，遗憾的是他们的综合素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语文教师要扮演好“杂家”这个角色，需要全面拓展自身各个方面的修养，那是不是让这些年轻的老师成为一个杂家后再走上讲台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想法，当语文老师自身的能力还不足以打开语文教学的视域时，这时的教师要学会转变思维的角度，自身不足时可以博采众长，其实我们不必小看学生，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本深奥的书，学生就是教师最可利用的语文教学资源，学生的知识面有时候完全在老师的意料之外，语文学科的一些技能的发展有时候可以完全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合作、探究，这时的教师只要适时地组织和评价。面对这群活生生的教学资源，教师引导得当，课堂对教师的关注程度就会渐渐转移，教师灵活地博采众长后依旧是一个合格的“杂家”。 三、要留住语文味 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老师不能再为自己拥有一桶水而沾沾自喜，语文教学需要有源头活水，这需要语文教师有能力找到活水的源头，在觅水的过程中，会面对大千世界中缤纷的一切，教师要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不要被缤纷的万物迷花了眼睛，这样才会领着学生去科学又全面地认识世界。 语文教学的外延很广，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有些语文老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变得盲从了，语文课没有语文味，有的上成了美术味，有的上成了音乐味，有的带着浓浓的科学味，等等。这些老师上课过分依赖现代信息技术，以不变应万变，用别人的教学设计和课件机械教学，学生合不上拍时，教师就想方设法地牵着学生的鼻子往自己那个道上引，久而久之，这些语文老师就成了学生心目中独一无二的“专家”，现代信息技术成了这些语文老师的一块遮丑布，掩盖着语文老师自身综合素质的低下。依靠现代教学技术展现的知识看似很丰富，但一味地依靠多媒体的特点吸引学生的眼球，会眼中削弱学生对语文文字本身的感悟能力，而且因为课件是预设好的，还会严重限制学生的探究和自主思维能力的发挥。 虽然语文的综合性很强，有诸如审美教育、情感教育等的语文教育的重要因素，但教师不能因为要做“杂家”而过分抬高它们的地位，要巧妙融入语文课堂教学之中，把握好教学的度，千万不能喧宾夺主。还有的老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时，每一个都是固定的模式，好像哪一节课少了“延伸拓展”环节就违背了新课程理念，其实语文教学的“杂”不是漫无边际的，不随意、不盲目，适当有度的“杂”是为了让语文教师在教学中更加高屋建瓴，让语文教学风景这边特炫目。 语文课改不是纸上谈兵，需要教师首先转变观念，然后以课堂为战场进行实地演习，在演习中不断摸索前进，就一定会诞生高素质的老师，继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如何当好小学语文老师 教师自身需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渊博的知识。做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最需有爱岗敬业的思想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还要有宽广厚实的业务知识，了解现代化科技知识，掌握必要的现代化教育手段；另外，需积极参与教育科研，在教育中勇于探索，创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用生动、形象的教育方法吸引学生，使学生觉得听你的课有趣、有味，从而能够自觉地、认真地投身学习。 一.实际教学中的必备“三招” 在实际教学中，还要讲究艺术和策略。笔者总结了“三招”：一是远近相宜。作为教师，不要把你的性格特点完全暴露给学生，注意远近相宜，若即若离。二是刚柔相济。如果说严格要求是“刚”，采用暗示诱导的方式是“柔”，那么必须刚柔相济，根据不同场合、不同对象，爱心与严格要求相结合，从而唤起学生的学习责任感。三是幽默教育。变沉脸为笑脸，寓斥责于幽默之中。这既是一门教育艺术，也是教师智慧和修养的表现。幽默教育是温和亲切、满怀善意的，妙趣横生的语言能活跃课堂的气氛，增强学生的记忆，能成为运用幽默教育的教师是学生终身难忘的、可敬可畏的老师。值得强调的是，在树立“威信”的过程中，要避免走入“权威”误区，为了让学生“听 话”，利用各种手段控制学生的言行，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教师的意志和愿望，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样做会抑制学生的个性、情感、意志、品格的发展，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学生而言，他们的心里同样有一杆秤，通过教师的表现，在他们的印象里就给你打了分，你的“威信”如何也反映了他们对你的评价。 二、好的小学语文教师是一座桥 好的小学语文教师是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课本，学生与社会之间的桥。在教学中，教材是语文知识的载体，学生是获取语文知识的主体。教师的任务是如何能让学生从教材中获取知识，并把这些知识迁移，运用到自身发展中去，教师这座桥就是为学生走进教材，与教材交流，汲取知识养分而铺设的一条通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解决学生与教材交流时出现的障碍和引导学生怎样更好理解教材，运用好教材。我们不能把我们对教材的认识强加给学生，而是要给学生发挥的余地。同时也要承认学生对教材理解的差异性，教师要扮演好桥的角色，就是让教师不要越权代替学生思考代替作者言论。要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与教材交流。也就是说，教师应该是学生与教材联系的纽带。 在课堂上，教师应该作为引导者出现，而不是主导者。那么，教师如何能扮演好桥的角色呢？首先，要提起学生对教材的兴趣，因为兴趣是学习的首要条件。只有激起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否则，桥就搭不成，或者就是桥搭成了学生也不愿意通过。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减轻学生阅读时的心理压力，提高学生感悟上入手，要让学生感受到阅读教材是一种享受，而不是沉重的负担。教材是砖，要用来引玉，而不是作为单纯的任务来完成。所以语文教师在教学时不要让学生感到阅读就是为了回答问题和做“条块”式的分析，而要他感到阅读是为了感受一种美。其次，我们要设计好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学生发现不了或感受不到的艺术美和思想美，使学生感到教材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而是艺术，思想的结晶，要让学生萌发从教材中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欲望，最后我们在教学中重点教给学生理解教材的方法，让学生运用这种方法获取他们需要的新知识并加以运用，以达到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教是为了不教”的终极目标。 三.积极学习，积淀文化素养，提高文本解读能力 也许学习是老生常谈，但学习正是每一个有所成就者的不二法门。谁永远保持学习的热情，谁就能永远保持青春活力。什么时候放弃了学习，什么时候就开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失去了读书学习的兴趣，觉得没什么好看了，好像什么都知道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我们开始固步自封了。一个语文教师，最重要的基本功是文本解读的能力，它直接制约着教师对文本的理解能力，和教学设计的能力。教学设计的水平是文本解读能力的直接体现。资深特级教师令人惊叹的便是极高超的文本解读能力，而文本解读能力背后，则是深厚文化素养的支撑。文本解读三个层次：课文说了什么，课文怎样说的，课文为什么这样说。 目前大多数小学语文教师都不是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这是无法追回的遗憾。但先天不足后天可补，那就是学习。学习是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迟的，广泛阅读经典，阅读名著，日积月累，仍可期待。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积累的过程。文化素养也是，文本解读能力也是，教学智慧也是。只要我们有心学习用心积累，总能一步一步走得更远，走得更高。 四.心存理想，坚持实践 契而不舍，金石可镂！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缺少灵感，缺少的正是灵感之后的坚持不懈！浅尝辄止，见难即退，正是我们不能成为大家的根本症结所在。平庸，就是这样形成的。任何伟大的事情，都是想了之后做出来的。只有想是没有结果的！更重要的是要实践，坚持不懈的实践，不断加以反思的实践！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心存理想，坚持实践，此生必有所成，必有所获。另外，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师，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育同学们如何面对现实生活，如何处理问题，同时要注意不能时刻以一位老师的形象出现去说教，必要的时候要以朋友的形象出现，当然同时不能丢了老师的那份榜样形象。当我们选择当老师的那一刻，教书育人，就成了我们的责任，学习是我们的准备，现在准备好了，就去实践责任，要用心，用爱，用认真去面对教育，用真爱去对待学生。 五、树立终身学习的信念 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有些事情虽然危害到了你的情绪，但也会促使你思考更多的问题：一个好教师应具备哪些基本素养？原来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也会出现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教师怎样才能把社会地位真正地提上来？你心目中的优质教育是怎样的？如果教师追求太多的功利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什么样的教师才算是名师？是名师出高徒还是高徒出名师？你有很多苦恼要说，你要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些都会促使你深入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教育的责任是什么？这些思考会让你了解：真实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每一个优秀教师的成长都会有较为苦闷的一段路程，这一段路程将是你教育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财富。此时，我建议你来读书！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要说自己没有时间，为自己找借口是人类最可耻的行为之一。读些什么书呢？一要继续阅读本学科的专业书籍，每过一年，要让自己的科学知识变得更丰富；二是要加强教育教学类书籍的阅读，教育者应当深刻了解正在成长的人的心灵，努力阅读一些教育学、心理学以及教学类的书籍，这可是青年教师迅速成长的凭借！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如何做专业型的小学语文老师 怎样当好一个小学语文老师？我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否定自己的回答。 语文，它反映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它包罗万象，所承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时，我深切地感受到，语文教学有一种难以承受之重。 语文有这些承载，当好一个语文老师何其艰辛！当好一个语文老师又何其艰难！ 我常常羡慕那些造诣高深的老师，也常常追寻他们上课的路踪轨迹，我总能发现，他们都有一手非常自然而又巧妙的引导技巧，课堂上，学生在他们的引领下，仿佛在天地之间遨游，身心得到锻炼，精神得到陶冶，眼界得到拓展，知识得以提升。听他们的课，感觉他们与学生似在一起聊天，似在一起游戏，轻松简约，但却十分高效。所以我在想，语文老师该怎样做？大概就是要当好一个引领者的角色：挥动着你的双手，引领孩子们走进知识的殿堂，到五彩园中采摘鲜花，到广阔的海边拾取贝壳，引导他们去观察，启发他们去感受，引领他去体验……知识的汲取在默默中进行，语文的素养在不觉中提升。莫非这就是一个语文老师角色的基本定位？ 我从事小学语文教育工作多年，在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成为学生成长的关怀者，学生发展的促进者，教育的研究者。 一、小学教师要成为学生的关怀者 在小学教育中不仅要关怀小学生的知识学习，更要关怀他们的情绪感受、情感体验，关注其知识的“安置”方式。如果在习得和掌握知识的同时并不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愉悦感，体验学习的兴趣、快乐以及从中获得的成功感、自尊感和自信心，相反产生对学习的厌倦、消极、退缩，甚至怨恨之情，这样的关怀则是片面的关怀，是“糊涂的爱”。教师作为关怀者的出发点是尊重，它建立在相互平等、协商和对话的关系上。这个道理以我多年的教学经验，真正领会到了小学教师要成为学生的关怀者是非常重要的。平时经常和学生沟通，以相互平等、协商的朋友的关系对话，多鼓励学生，以宽容的心对待学生，因为学生必定是小孩，教小孩时我们要想到小孩会长成大人的，也就是只要我们做到“教学生一生，想学生一生”，才能把小学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二、小学教师要成为学生的促进者 教师以知识传递为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受教师关注不够；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过程、结果和质量评定等都由教师决定和负责，学生的任务和责任主要是听课、练习、记忆、应试和接受评定。教师作为促进者的作用则是帮助小学生决定适当的学习目标，确认和协调达到目标的途径；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策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建立一个接纳的、支持性的、宽容的课堂气氛，以及为学生提供各种便利，为学生的学习服务。一个小学生从什么都不懂，不懂得写自己的名字到懂得写几千字，从不懂得1+1=？到懂得解奥数题，0，1，2，3，4，5，6，7，8，9怎么写，都经过我们教师一手教会的。如果没有小学教师教会“你”“我”“他”怎么写，没有小学教师教会“a、o、e”怎么读？怎么会读一篇课文，看一本书？怎么会写几百甚至几千字的作文？又怎么会写较深澳的说明文和议论文呢？如果没有小学教师教会1+1=？1-1=？，又怎么会解方程甚至解函数等数学几何题呢？所以说小学教师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教导者，也就是小学生的启蒙教师。启蒙教师在默默无闻工作中真正作到“教学生一生，想学生一生”。比如，我平时上课时，除了教给学生语文基础知识以外，还要教学生处人处世的道理，怎么尊老爱幼；教学生怎么遵守交通规则，怎么注意安全，不得独自去游泳，教学生怎样防火防煤气；要教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要吃“垃圾食品”，在家要勤洗理，在学校勤打扫；养成会学习的习惯，课前预习，课堂专心，课后练习；养成会爱的习惯，也就是能明辨是非，有正确的判断能力，有情感的爱，感恩的爱；会玩的习惯，在玩中锻炼，会玩的技巧，玩的时候就痛痛快快地玩个够，学的时候就认认真真地学，一心不得两用。 三、小学教师要成为教育学生的研究者 小学教师要成为教育学生的研究者，就要重新认识现代小学儿童的发展特征与教育；重新认识小学教育的性质、任务和特殊的教育功能。就要了解到“小学”的年龄阶段为8岁—15岁，这一阶段的教育与“大学”阶段相对，教育目的是打基础教育内容主要是“学事”、“学文”。了解到进入小学的少年儿童，随着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道德问题，小学教育工作者应引导学生认识、了解与他们的生活经验相联系的道德观念，并养成相应的道德习惯；小学是少年儿童身体迅速发展的时期，应当使少年儿童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掌握锻炼的基本技能、技巧，以保证少年儿童的健康发展。小学教师特别需要用目光、笑容、肤触及各种体态语言向儿童传递爱的信息，使小学生建立对学校及老师的依恋、信任的关系；小学是儿童道德成长最重要、最敏感的时期，学校教育可以运用诸如：移情、感情应答、共同感受等方式，以及儿童的羞涩、敬畏等情感来培养小学生的同情、友谊、孝敬、真诚、尊重、宽容等基础性的道德品质；小学教育恰当地、有分寸地运用奖惩手段有助于儿童接受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挑战，在心智和德性两个方面发展成熟起来。教师在课堂以及其他教育现场开展工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个体性。儿童观摩、模仿能力和感受能力强，小学教师的言谈举止格外需要掌握分寸。小学生兴趣爱好的多向性、小学生知识教育的综合性，对小学教师的知识面、性格气质、敏感程度及其应对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要求很高，小学教师职业与大学、中学教师相比较，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专业特殊性。比如，我们通过家访、电话和校训通、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学生在校外的生活、学习和交友等情况，及时掌握学生的动态，以便对学生各个阶段的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 我想，一名教师，只要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且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在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上踏实前行，就会有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怎样做好小学语文老师 小学语文课程、教材、教法改革，必须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个大目标着眼，不能只拘泥于原有的学科体系，还应该着眼于小学语文学科固有的特点。从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角度看，小学语文学科具有基础性、人文性和工具性特征。从学习过程和活动的角度看，小学语文学科具有实践性、累积性和外显性特征。从学习对象和内容的角度看，小学语文学科具有广域性、开放性和易学性特征。 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高低，将制约着他工作学习的成败、任务完成的好坏、活动能力的大小。而小学语文恰好是百科之母，因而小学语文的奠基作用就更显重要了。那么作为小学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语文呢？ 一、教学工作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学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中心，也是检验一个教师工作成败的关键。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在坚持抓好新课程理念学习和应用的同时，还要积极探索教育教学规律，充分运用学校现有的教育教学资源，大胆改革课堂教学，加大新型教学方法使用力度，取得了明显效果，具体表现在： 第一，发挥教师为主导的作用。①备课深入细致，平时认真研究教材，多方参阅各种资料，力求深入理解教材，准确把握难重点，在制定教学目的时，非常注意学生的实际情况。教案编写认真，并不断归纳总结经验教训，②注重课堂教学效果，针对学生特点，以愉快式教学为主，不搞满堂灌，坚持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学为主线，注重讲练结合。在教学中注意抓住重点，突破难点。③坚持参加校内外教学研讨活动，不断汲取他人的宝贵经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经常向经验丰富的教师请教并经常在一起讨论教学问题，听公开课多次，使我明确了今后讲课的方向和以后课该怎么教和怎么讲。④在作业批改上，认真及时，力求做到全批全改，重在订正，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在辅导中做到有的放矢。 第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教学中尊重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不同的生活感受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使他们形成自己不同的风格。不强求一律。有意识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各种游戏、比赛等教学手段，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及学习积极性。让他们的天性和个性得以自由健康的发挥。让学生在视、听、触觉中培养了创造性思维方式，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极大地活跃了课堂气氛，相应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第三、做好后进生转化工作。①教师用发展的观点看学生。应当纵向地看到：后进生的今天比他的昨天好，即使不然，也应相信他的明天会比今天好。②教师因势利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③真正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④关心学生身体健康，注意保护视力，指导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搞好班级的经常性管理工作。⑤经常与家长保持联系，互通情况，取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指导家长正确教育子女等。通过以上工作，本班学生纪律、学习、生活习惯、日常行为规范等都有了较大转变，为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打好了基础。 二、重视朗读品评感悟，让课堂教学“活”起来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每一篇课文都是文质兼美的佳作，其语境描述的美妙，语言运用的精妙，思想表达的深邃，见解阐述的独到，都是引导学生感悟的重要内容。而由于课堂教学时间的有限，课文中的精彩之处没有可能引导学生一一感悟。为了使这些精彩给学生留下整体印象，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抓重点，引导学生对语言文字反复诵读，以悟出语言丰富的形象内涵，意义内涵，情感内涵。同时，让学生在感悟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居高临下地对课文进行品评，在品评中深化理解，升华认识，填补空白。 三、要提高教学质量，还要做好课后辅导工作 美国的一位教育家指出：“课堂的外延与课外的外延相等。以课堂学习为核心，能动地向学生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生活领域自然延伸和拓展，使课堂训练与课外行为训练形成有序、有趣、有力、有效的结合，取得语文教学的整体效益。” 部分学生缺乏自觉性，经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甚至有的学生欠交作业，针对这种问题，我就进行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树立学习的信心，有的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并不是他们没有潜能，而是不相信自己有潜能，在经历了一两次失败和挫折后，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因此形成“自己脑子笨”这种意识，久而久之，形成习惯，一遇到问题，先想自己不行，对自己没信心，结果自己什么都学不成，什么都不想学，作业不会做，造成成绩低下。针对这种情况，在课堂上我有意识地通过一些浅显易懂的问题为他们提供发言机会，让他们到黑板上做题，给他们自我表现的机会，同时对他们在学习中的点滴进步，我都给以表扬和鼓励，使他们逐步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四、积极参与听课、评课，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 语文教学，应是师生共度的生命历程，共创的人生体验；新的语文教学，应让学生在琅琅书声中，用心灵去拥抱语言，和作者作心灵的直接对话，在思维和情感的强烈震撼中领会作者伟大的人格、深邃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操。让学生在琅琅书声中，感受和再现作品的情思美感，体验语言的节奏感、音韵感，从而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新的语文教学，应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并期待终身学习所带来的快乐。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小学语文老师的定位分析 摘 要：小学语文教学是一个学生在启蒙教育之后，接受思想定型教育的关键阶段。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要正确认知自己的工作定位，通过正确的工作和身份定位，确立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本文就是通过分析教师职责定位，以理性思维为中心，以创新教学为目的，谈谈一名合格的学者型语文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才能为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工作做出贡献。 关键词：学语文；工作定位；学者型老师；小学教育 一、语文老师的定位 小学语文是一个学生思想形成的基础，更是一个学生道德培养的起点，做好小学生的语文教学的同时，必定要兼顾注意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所以一名语文老师，在这期间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语文大师，更要是一个道德大师，他要给学生幼小德心里种下“真、善、美”的种子，最起码的道德是非观念的树立更是离不开语文老师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在古时候，小孩子送入私塾首先要学习的是《三字经》，这是中国文明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从第一句就开始讲“人之初，性本善”是给每一个学生最基本的品质培养的一门课程，当然，现在我们也不需要去给学生一开始就讲《三字经》，但是作为一名语文老师，他首先的职责是一名师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所从事的的职业是有着神圣的职责光环的，这就要求一名语文老师必须认清自己的定位：你是不仅仅是一个老师，更是孩子道德和思想的指引者，一个有一定学术深度的学者，你必须要自身建立起道德标准，不要像最近新闻中出现的那些猥亵小学生的“狼”们，落得千古骂名，给教师这一神圣的职责身上抹黑。 二、做好哪些方法让自己成为学者型老师 1.深度研究语文教材是一名优秀的师者所应该做的基本功 对于现行教材的研究，不能够仅仅像一般写出来的教案那样，而应该更深层里的挖掘一篇文章背后的故事，比如像四年级选的许地山先生的文章《落花生》一文，文章是许地山先生以自叙的方式写的一篇小散文，读起来清新简单，文笔流畅，而且背后有着一个做人的道理，做人应该注重你自身的作用，外表什么的都不重要。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下的一杯凉茶。老师应该在学生们读懂课文的前提下，结合历史背景和当下社会现象做对比，同时深度挖掘作者本人的做人风格和思想品质等，同时可以在课堂上讲讲相似的故事，或者是许地山先生生平其他的一些事迹，让学生们感觉到一个人的品质的培养离不开小时候的家庭教育。与此同时，还应该在学生和家长的关系处理方面做些研究，让学生们懂得尊重父母的重要性，这样从学术深度和思想深度上同时下手，在课堂上给学生呈现一堂丰富的一节课。 2.打破一本书挨个讲到底的方式，以专题研究的方法吃透文章和教材 要知道，作为一名语文老师，给学生教的不仅仅是一本课本，而是一门语言，传统的一学期从开始到结束挨个挨篇讲教的方式让学生感觉到的只有乏味，所以我们要打破这种方法，将一本课本划分为几个版块进行分专题研究教学的方法。比如横向方面，在讲四年级的语文课本的时候，将这一学期所要学的文章分为“诗词”、“应用文”、“散文”等几个专题，每一个专题分2周左右完成，让学生感觉到在学“诗词”的过程中只学诗词，争取在短时间内让学生对诗词有一个了解和把握。纵向方面可以把一学期总体的教学时间分为“学习阶段”和“实战阶段”，“学习阶段”主要是学习，“实战阶段”主要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让学生自己把握课程内容，剖析内容，然后写读后感。实战阶段可以具体给学生一个“作文周”“作文月”等，让学生在某一学习阶段专门去做一个事情，把力量用到一个点上，得到的效果肯定比普通的一贯到底要好得多。 3.多样性的课堂教学手段让你成为学生眼中的高手 有效的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让课堂活气氛活跃起来，是现代教学的大方向。通过幻灯片、视频短片等现代多媒体手段，将情景教学进行到底。在语文课堂上给同学们最直观的的感官和影响，让学生设身处地的感觉文章所要表达的意境。比如在古诗词《清平乐.村居》的课堂上，可以先放他一段网上的故事背景视频，将学生拉入到这种太平盛世之下，乡村祥和安静的境界当中去，然后引出作者面对此情此景有感而发写的文章，逐字逐句，应对文章中的各种景色相对应的人物去一一对应，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毕竟因为很多学生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他们很大一部分人没见过这种景象。 4.坚持勇于实践和不断探究的精神 这是做一个学者型的语文教师必须始终要坚持的。不断投身到语文教学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坚持不断探究，其中，最要紧的是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识见”和“识力”。“识见”和“识力”应当成为一个学者型语文教师的一项较高的和较重要的素质。“两识”对自己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确定价值观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表现在对教材作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分析上，而且还表现在透视社会人生而表现出某种真知灼见、预见未来潮流、指出教材谬误、洞察学生潜能等方面。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每一节课都能讲出花来，有效利用业余时间提高自己的学识素养，在深度挖掘每一篇文章所富含的各个方向的知识的同时，用科学现代的表现手法将学生带到文章所描述的境界当中去，将学生摆在一个和自己平等的地位上来。赢得学生的尊重，赢得学生的爱戴，为国家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努力，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呼唤，是培养21世纪具有世界竞争力人才的迫切需要。我们，尤其是年轻的语文教师们，要向做学者型的语文教师的方向作不懈努力。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如何提高小学语文老师新课改下的教学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这些新的理念为我们语文教学提供了正确导向，预示着语文课堂教学将彻底改变过去以“一言堂”为主要形式，以应试为主要目的的枯燥无味的教学现状，代之以激发学生求知欲，开启学生智慧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课堂教学。 1 营造宽松、民主的课堂氛围 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气氛，同时，最宽松的时候是创造性思维最活跃、创造力最丰富的时候。在小学语文课堂上，教师要把微笑常带入课堂，富有情感地教学，语言亲切自然，趣味盎然地启发、感染，积极捕捉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课堂重鼓励多表扬，放下传统教育观念中教师的高架子，勇于蹲下身来和学生平等交流，真诚喜欢每一个学生，为学生付出真挚的爱，成为学生学习和生活上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时刻营造宽松、民主的学习氛围。 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具有创造潜能的学生一般表现为淘气、顽皮和不受约束，所作所为不符合常规，常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教师就要善于正确引导，不要动辄指责，要充分肯定学生的积极不同表现，尊重学生的独特的学习感受，使学生不会因错误而尴尬，让语文课堂真真做到师生平等、生生平等，在宽松、民主的课堂氛围中，树立学生创新意识。因此在我的语文课堂上，我允许学生发表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允许学生对老师、课本质疑，也允许学生说出错误的答案。在我的课堂上，学生有完全的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 2 创设生动教学情境，学生在乐趣中学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有了兴趣，才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主动地进行学习。我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力求做到让学生变得鲜活，让学生学得兴致盎然，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享受学习的乐趣，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3 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无疑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往往被忽视。因此，教学中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要更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还给学生。一般可以提前布置思考题目，引导学生认真读书，深入思考。在随机提问时，也可以适当宽限时间，否则学生为了迎合老师，匆忙寻找只言片语作答，表面上气氛活跃，实际上走进了肤浅的一问一答的圈子里去了。 引导学生学会质疑求解。教育要培养人才，就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教师则要做好组织工作，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分享主动求知、独立思考的乐趣。 创造交流的机会。给学生一个交流的空间，实现“文本对话”、“师生交流”、“生生交流”。应在教学的关键之处，重点之处，设计同桌交流、小组讨论环节，这样可以让学生全面深入地思考问题，理解课文内容，可以给学生提供展示个性的机会，培养他们的团结合作、互相竞争的精神。 留出当堂练习时间。语文课往往是说得多写得少，写的训练往往被拖到课外，课堂书面作业变成课外作业，大大降低了课堂教学效率。如果把练笔落实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当堂完成作业，通过教师的巡视指导，可以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辅导学困生，提高训练效果，使学生写得更端正，正确率更高，速度更快，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 4 加强学法指导，培养自学能力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知识是什么？著名科学家达·尔文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语文教学应教给学生听、说、读、写的方法和基本学习方法。从现代科学意义理解，方法是指人们在有关的活动领域，把握事物规律，完成某种任务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的总结。古人也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足见指导学法在语文教学中是何等重要。 课前预习的方法适用于每门课程，而对于学习语文，提高语文课堂效率更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课前预习，学生掌握了其中的重点、难点，也有了疑难点，这样在老师讲课时，学生就会有目的的听，带着问题听，这样既加深了印象，又增强了记忆，比无目的、无重点、无计划的被动听有诸多好处。课前预习在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的同时，又提高了课堂的学习效率，一举两得。 课文阅读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着语文学习的效果，所以教师帮助学生掌握阅读的方法，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教师应在教学中教给学生课文阅读的思路，即教给学生理解文章结构，概括文章大意，总结文章中心等的方法，要从教学中不断摸索，指导学生阅读学习的各种方法。例如，理清文章结构，可以用“抓过渡句法”；阅读不同文体的文章可采用“析因阅读法”、“快速阅读法”、“重点语段突破法”等。科学的方法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金钥匙，这样，每教给学生一种方法，就好比教给他们点石成金之术，学生轻松自学的同时，课堂教学效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总之，只有目标明确，教法科学，学法正确，手段先进，才能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在新课改下，我们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涉足新领域，提高新能力，具有较高的自身修养和文学修养，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需求，才能把课上得有魅力，才能不断提高课堂效率，才能真正适应新的教学形势。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浅谈如何做一个有诗意的小学语文老师 【摘要】作为小学语文老师我偿到过课堂教学失败的辛酸，也享受过课堂教学成功的喜悦。我深深感到，一个教师真的在教学的实践中不断成熟起来，不付出艰辛的努力是不行的。于是，我总在想，怎样才能算得上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呢？怎样做才能把一个赏心悦目的课堂教学奉献给学生呢？本文着重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语文老师 有诗意 关注生命成长 文化内涵 新课程来临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也接受过多轮的有关培训，也参加过多种形式研讨与交流。可是我们的多数课堂还是涛声依旧，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分。现在，教师牢骚满腹，把矛头指向改革。而我认为，改革没有错误，问题出现在倡导改革的同时，忽视了教师基本素养的提升。语文是诗意的语文，一个小学语文教师也应该是一个诗意的语文教师。做一个好的语文教师，不仅要有理论的支持，而且要有深厚的文学底蕴，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力量。小学语文看似简单，可是它包容丰富的内涵。语文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人文性。我们面对鲜活的生命，你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与能力，还有方法与过程，更重要的情感与态度。 一、一个有诗意的语文老师应该关注的是学生的生命成长 生命的基本要需要是物质与精神。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我们满足不了孩子的物质需求，那么输入给孩子的精神就显得重要了。孩子的精神从哪里来，在课堂教学中，主要靠教师人格的影响和人性的发挥。教师的崇高在于无私的奉献，在于爱心的流淌，在于对孩子的尊重。“你是快乐的，我是幸福的。”是一个教师永远追求的教育境界。语文是富有感染力的学科，如果说一个语文教师，没有丰富的情感，没有优美的语言，没有应变的智慧，怎么能驾驭课堂，怎能让孩子喜欢语文。一个好的老师应该让学生感到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包括你的外表，你的体态，你的眼神，你的笑脸，你的手势，你的语言？？都能给学生心灵的震撼。 二、一个有诗意的语文教师必须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不说通晓天下事理，至少要了解文学、史政、科学、哲学等。课堂中，学生提出了很多疑问，教师采用的策略都是“学生问学生答”。学生实在回答不了的，把问题留下，课后自己解决。也许有人说，这恰恰是教师的高明，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我认为不完全是。课堂教学是对话的过程，教师该解答的要解答，该告诉的要告诉。把一切问题推卸给学生，教师是不负责任的。从另一角度来看，不得不怀疑，这位教师也回答不了。如果我们的教师都这样上课，那么我们的教师真是个“大老爷”了。这个“大老爷”谁都能做。 要想让学生喜欢语文，首先要让学生喜欢老师。我的小学经历了几位教师，我暂且不责怪那个年代，但是，教师素质各有高低。有一个教师，整天的骂骂咧咧，说话冷嘲热讽，土话、粗话口不遮拦。学生几乎是在驯养中成长的，那么，谁还能喜欢老师，谁还能喜欢语文。有一个教师，言谈拘谨，幽默风趣，妙语连珠。在日常的用语中，就能透出他的文学素养，他引用的一句格言，一首古诗，一个典故，一个成语，都成为我们课下效仿的经典。这个老师看起来有点“文皱”，可是在他的熏染下，我们确实受益很多。我们感觉到学习语文是最大的乐趣。 三、一个有诗意的语文教师必须具备高超的教学艺术 艺术是技能与智慧的完美结合。艺术包括处理教材的艺术、课堂设计的艺术、教学方法的艺术、处理问题的艺术，以及语言、板书、操作等艺术。所谓艺术就不是大众化的，突出的是个性与新鲜。一个充满生机与乐趣的课堂，教师要有好“点子”，这“点子”就是艺术。同样是组织教学活动，不能简单照搬，甚至是反复操作一个模式。而应总能创设出富有个性组织形式。又如阅读方式，如果总是一个模式：复习—导入—学字—读文—作业。学语文就像走程序，学生还有什么兴趣可言。所以艺术，是智慧与技能的结晶。 上一节语文课容易，上一节生动活泼，赏心悦目的语文课不容易。做语文教师容易，做一个受欢迎的语文教师更不容易。如同高山流水，春雨缠绵。情景交融，自然流放。师生融洽，兴趣盎然。充满着自信与关爱。才华横溢，运筹帷幄。语言优美，风趣幽默。做到这些是我们每一个语文教师始终追求的目标。 四、一个有诗意的语文教师要有激情 激情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它能让人兴奋，充满活力，如果发挥了它的积极性，便能使人产生超常的力量，出色地表现自我。拥有激情，会让人更自信，能力更强，它是成功的催化剂。教师作为一种综合角色，需要演员丰富细腻的表演天赋，政治家的机智雄辩，主持人的敏捷和口才，艺术家的独具匠心，更要具备这种能激发灵感才艺的职业技巧和品质——激情。这一点我们从徐老师身上领略的很充分。学生最爱听她饱含情感的教学语言，教师抑扬顿挫，缓急有效的讲课声，既能传情达意感染学生，又能帮助理解，引发兴趣，从感官角度上看，还会由于变化的刺激提高学生注意的集中性和稳定性，减少听课疲劳。激情教师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不经意的表扬都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一旦被融入积极的“心理场”，思维就被有效激活，注意处于高度醒觉状态，就为学生创设了良好的心理环境，学生的创造性潜能将极大的发挥出来。学生最尊重有教学激情的教师，只有教师兴致勃勃，学生也才能兴致勃勃。 （作者单位：江苏省盱眙县五墩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新课改环境下的小学语文老师角色转换心得 【摘要】新课改实行后，对现代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教师是教学的关键。所以，所有的要求都必须以老师角色转变为基础。本文作者针对小学语文老师角色转变提出了几点看法。 【关键词】新课改；小学语文老师；角色转换 一、小学语文老师的传统角色 传统的教师只是扮演一个相对单一的知识传授者的角色，也就是“传道、授业、解惑”。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行，小学语文老师在教育修养、教学水平和自身知识积累等方面的落后会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学发展的障碍。小学语文老师角色的局限性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 （一）观念陈旧 一些老师观念陈旧，他们认为做好小学语文教学就是讲好小学语文教材上的内容，以及把大纲上要求掌握的教给学生就可以了。而学生接受老师传输知识的方式也就是多做题、多考试。 （二）学科水平低 现在小学语文老师的学科水平普遍低下。他们的知识面窄，综合素质低，除了小学语文，其他的基本上什么都不懂，这导致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只是一味地讲一些语文课本上的知识，不能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教育科研能力弱 现在大部分小学语文老师不具备教研能力，他们的主要教学工具还是停留在“一块黑板讲遍全书”的阶段，不能够运用现代化的教学工具，比如：电脑和互联网等。 以上的这几点都与新课改对小学语文老师的要求相距甚远，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小学语文老师角色的转变。 二、传统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一）单方面的教学行为 教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既要有老师的“教”，也要有学生的“学”，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而在传统的教学中，小学语文老师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控制了整个教学过程，他们往往忽略了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在实施新课改的今天依然存在“一言堂”的现象，一支粉笔，一本教参，一本现成的教案成为传统语文老师的经典教学工具。这种死板的教学方式剥夺了学生在课堂中表现自我，积极发言的权利，使学生与老师处在了不平等的文化地位上。我们经常提倡民主、平等、爱生尊师和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更是因为这样的师生关系更有助于学生健全人格和良好社会行为的形成。 （二）“开放教学”的随意现象 “教有定法，教学无法”，如果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片面理解新课改的要求，过分夸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课堂教学的开放性，忽略了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就会使小学语文教学进入另一个误区。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毕竟没有深入理解、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让学生发挥充分的自主性，就会使学生在内容深刻的文章面前无所适从，只是简单地理解一些表面意思就不了了之了，难以掌握文章真正的精髓所在。同时，实际教学表明，过度的开放性教学会使课堂教学效果难以把握，进而影响到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求知欲和好奇心。所以，小学语文开放性教学的开放程度、如何开放等问题是需要我们依据学生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要求进行调整的。 三、小学语文老师角色转换的方法 （一）保持先进的教育理念 教学是教学行为的参与主体之间相互往来、相互影响、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首先，小学语文老师的角色必须从以往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知识的引导者。教学过程的设计一定要根据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课堂学习的主体地位，这同样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现代教学理念已经不是传统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以，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每个学生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对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要求标准，只要他们能够朝着自己的成功方向努力就可以了。其次，现在是素质教育时代，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要不仅会读书，还要会运用书中的知识去解决一定的现实问题。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传授知识外，还要注重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研究新的教学方法，发挥主观能动性 民主、开放、科学是新课改所倡导的教学理念。所以教师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地去接受新知识，新事物，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教师应该拥有创新精神，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能力。比如在课文赏析过程中，我们可以先让学生自己预习，通过互联网等途径搜集资料，然后在课堂上展示自己的成果，老师对同学的成果从修辞、写作方法等方面进行适当的评价，然后给予肯定，增强了学生的兴趣和自信心。 （三）注重情感教育 新课堂标准把情感教育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传统课堂教育中我们过分注重了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培养，缺乏人性化，这导致课堂上气氛沉闷，学生没有学习的激情，学生就如同“书呆子”一般。如果我们在授课过程中能够多点激情，让学生有求知欲、好奇心、成就感和紧迫感，那么我们的教学效率必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总结：总而言之，小学语文老师角色的重新定位与新课改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对教师个人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小学语文老师应该主动积极地完成教学中角色的转换，为培养新型人才打下基础。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做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老师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许多语文老师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出现了部分老师埋怨新课改的情况。发牢骚和抱怨是无益的，应重视自身基本素质的提升和锻炼。语文是一种有心的文字，语文教师也应该做一名有心的语文教师。 关键词：小学；语文；有心 做了多年的小学语文老师，听了许多节各式各样的语文观摩和优质课，其中的感悟也有许多。从小学语文教师的成功和失败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教好小学语文，必须做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那什么是有心的语文教师呢？ 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让学生喜欢自己。学生们只有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对学生要多加赞赏和鼓励，少对学生进行训斥和打击。在上课的时候，尽可能做到幽默风趣、言谈拘谨。多多引用名言警句，唐诗宋词。经典寓言和成语故事也能被我们搬进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成为一片知识的海洋，让学生在浩瀚的大海中自由自在地去享受知识，让学生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拥有激情。身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不但要有丰厚的教育教学理论做基础，还要具有浓厚的人格魅力。不但要备好课、讲好课，而且还要在课外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拓展自己的视野。我们在面对活力十足的青少年时，不但要把语文看成一种语言工具，而且还要用我们的魅力，把语文包含的人文性生动活泼、富有激情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的魅力，培养热爱语文的情感和态度。 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在进行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时候，应该以人为本，在给学生传授知识和提高他们能力的同时，要加倍关注学生精神的成长和要求。我们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影响每一位学生，让我们的尊重在课堂中散发出它应有的光和热。我们要让课堂充满美感和爱，用优美的语言和肢体动作，用充满关爱的眼神和笑脸去面对每一名学生，从而净化学生的心灵。 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还应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我们不单单要了解文史哲，还要涉猎政史地和理化生等知识。小学生们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授课时，我们要广泛地讲授与课堂相关的文化知识，不管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 总之，我们要用自己的人格和智慧，用我们的知识和技能，用我们的爱心和宽容去感染每一名学生，希望大家都能做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 （作者单位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城关镇中心小学）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简论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创新模式构建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大学生接受心理的特点和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的特点，以保障机制、课堂教学、团学活动、校园文化、网络基地、学生社团和唱读讲传活动为载体，提出了构建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创新模式的“四个统一”的原则。机制的构建与运行由接受主体、接受中介、接受客体三部分构成，通过方案实施、信息反馈、方案调整、效果评价四个环节不断循环而构成一个有序、有效的整体运行机制。 [论文关键词]艺术素质教育 创新模式 理工科大学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来愈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大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而理工科大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还应具备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成为全面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但目前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的成效不容乐观。因此，科学合理地运用青年心理学、特别是大学生心理接受规律，运用交叉学科的先进理念和方法，系统化、科学化、人性化地探索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的创新模式，对进行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构建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创新模式的理论依据 （一）接受机理理论 在接受艺术素质教育过程中，理工科大学生的大脑运行机理依次表现出反应、接收、解读、过滤、重构、吸收等状态。经过层层递进的接受活动环节后，艺术素质教育进入理工科大学生的思维结构和认知结构中。 在反应状态中，理工科大学生作为接受主体，其感觉系统对艺术素质教育内容做出大脑反应，并移入大脑，在主体意识中再现外来信息，形成相应的观念形象，为进入思想接受做好准备。在接收状态中，大脑把外来的信号所具有的物理能量转化为思想信息予以接收，但并未涉及艺术素质教育信息的潜在意义，并未注意其信息意义的不确定性。在解读状态中，理工科大学生对所接受的艺术素质教育信息进行一定的解读，即产生第一印象，从感性认识向理想认识过渡。在过滤状态中，理工科大学生对所接收和解读的艺术素质教育信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分解、筛选和过滤等，信息进入思想库，产生理性认识。在重构状态中，理工科大学生对新接收的艺术素质教育信息进行容纳、加工与整合，进而产生自己思想的重构，一般来说，只有艺术素质教育信息与理工科大学生已有知识产生和谐共振，在思想自组织规律的作用下，才能产生关于艺术素质教育的新知；在吸收状态中，理工科大学生将艺术素质教育信息转化为自己的新的思想认知结构，并不断完善后续的接受活动：一是经过主体自省、反思过程，将艺术素质教育信息内化为理工科大学生的情感、意志、信仰等主体意识，深化认知，出现稳定性的思想状态；二是经过实践检验，转化为在学习、工作、交往、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三是将艺术素质教育思想和理念融入人群、社会，影响周围人，外化为社会意识和行为。 （二）心理接受特点 1.独立性增强。由于社会环境和时展等多种因素，理工科大学生普遍趋向自主，个性特征趋向明显。在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艺术素质教育时，必须尊重其个性，采用理工科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途径，引导其关注艺术，不断提高自身艺术素养。 2.多样性突出。当工科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在社会、家庭、阅历等多种因素影响和作用下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在艺术素质教育过程中，应适时关注理工科大学生思想、心理、行为等最新动向，增强艺术素质教育方式方法的科学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引导受教育者不断补充、修正、丰富对艺术的认识。 3.选择性增强。现代信息传播工具和传输手段的多样和快速发展，为理工科大学生信息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理工科大学生选择性增强的特点，对艺术素质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艺术素质教育工作者既要研究大学生的接受心理，还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各渠道教育信息的吸引力。 4.差异性明显。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经济基础、不同教育背景的理工科大学生，对艺术素质教育的接受心理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艺术素质教育工作者应主动发现教育对象的差异，因材施教。 5.非理性凸现。当代社会物质化、功利化趋向明显，高校素质教育改革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在这些背景下，大学生的心理情感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对艺术素质教育的理解也会出现非理性的判断，乃至有失偏颇的认知。这就要求艺术素质教育工作者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完善学科结构，提升艺术素质教育在理工科大学生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二、构建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创新模式的原则 （一）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要使艺术素质教育取得预期的效果，首先应遵循普及教育的原则，为各阶段的理工科大学生提供艺术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并根据不同的教育目标提供相应的教育资源，开展充分而积极的校际交流，促进艺术素质教育全面普及。在普及的前提下又要做到提高。要全面提高艺术素质教育的水平，除了要做到师生协调互动外，更应重视学生具有受教育和教育的两重性，在艺术素质教育活动中他们不仅是教育对象，也是教育力量。因此，要充分调动广大理工科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并把他们当作教育活动的主体，形成艺术素质教育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二）传承与创造相结合 不同时期艺术素质教育的内容都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其核心教育理念的传承亦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艺术素质教育发展有序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保证艺术素质教育的理念精神从一而终，保证艺术素质教育的传承性。创造性是艺术素质教育的关键。在实行理工科大学艺术素质教育过程中，要鼓励教育工作者创新教育方式，革新教育内容，鼓励受教育者大胆探索和创新，为充分开发理工科大学生的艺术禀赋和潜能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结合 艺术素质教育在教育方向、内容选择、教育要求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和丰富性，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对各方面进行支配和制约，从而准确把握教育的中心内容和基本目标，保证教育的正确方向。主体性是现代教育的新理念，也是艺术素质教育的一个特点。拥有较高文化素养和主体意识的理工科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思辨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在艺术素质教育中，必然要注意主体性原则的运用，才能取得实效。在艺术素质教育活动中，应注重主体的互动、教育者转变“主导”观念、尊重学生的个性与差异三个方面。 （四）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艺术素质教育具有统一性，以提高大学生艺术素质作为统一的教育宗旨，把以人为本作为统一的本质特征，将“面向全体大学生，突出主体精神，关注终身发展”作为统一的教育理念等。艺术素质教育必须具备统一性，否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不相干的教育都可以贴上“艺术素质教育”的标签。另外，艺术素质教育又具有灵活性。艺术素质教育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人的教育，必须具备灵活性的特征。构建的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创新模式，主要是一种指导思想，一种实践精神。这一模式反对标准化但需要一定的标准，反对模式化但需要一定的模式。所以，最恰当的方法就是做到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三、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创新模式的构建与运行 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创新模式，是指在开展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活动中，教育者设置教育活动（即接受中介），通过活动使理工科大学生（即接受主体）积极能动地接受教育内容（即教育客体）的创新方法论，是理工科大学生选择、摄取、整合艺术素质教育信息，并不断提高自身艺术素养的心理内化过程以及行为外化过程。 （一）模式的构成 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创新模式由接受主体、接受客体和接受中介三部分构成。在艺术素质教育活动中，接受主体即接受艺术素质教育的大学生及其群体。理工科大学生接受艺术素质教育时并非被动接受，而是表现出接受的主体能动性。在这一接受过程中，接受主体是现实的、生动的、多样的，具有鲜明的心理接受特征。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作为接受主体的一种对象性活动，总是收到接受关系系统的另一级——“接受客体”的信息。接受客体是指客观存在的与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相关的信息，被纳入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活动接受系统结构，作为教育过程作用的对象。接受客体是理工科大学生根据自己的接受意愿和接受能力有目的地选择。接受客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接受客体决定着教育内容。从哲学层面讲，接受中介是指事物之间借以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条件或中间环节。在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活动中，接受中介把接受主体和接受客体连接起来并使之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从而使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得以开展。需要注意的是，接受中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若干要素构成，教育者在接受中介中居于主导地位。课堂教育、团学活动、校园文化、学生社团、网络基地、唱读讲传和保障机制七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接受中介的主要内容。 （二）模式的功能 1.课堂教育，提高教育实效。课堂教育是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的主渠道、主战场。通过艺术选修课、基础课和专业课等课内教学活动，加强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能够为其他活动的开展提供理论保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团学活动，促进知行合一。团学活动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显著而有成效。通过主题鲜明、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课外团学活动，在多种形式的活动中推进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的开展，促进大学生知行并重、知行合一的实现。 3.校园文化，创造教育环境。校园文化是有效的精神载体，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和重要的育人功能，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第二课堂。通过繁荣和发展校园文化，打造校园文化精品，引进高雅艺术等，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的双向发展与互促共赢。 4.网络基地，拓宽教育平台。互联网络作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载体已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又一阵地，为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地有效开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契机。拓宽渠道，融合并进地进行网络艺术素质教育，已成为当前高校艺术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要加大网络在艺术素质教育过程中的利用度，领会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教学方法各自的优势并开展互补教学实践，为艺术素质教育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5.学生社团，激发艺术灵感。多姿多彩的社团活动，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主动参与艺术素质教育，激发学生艺术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使艺术修养在理工科院校形成一定的气候和时尚，为理工科大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辅助作用。 6.唱读讲传，保持主流方向。“唱读讲传”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包括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通过传诵经典励志歌曲、诵读古今中外精粹名篇、讲述古往今来乃至身边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迹、传播（或创作）箴言等，不仅可以引发广大学生的情感共鸣，还能引领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的重要创新点。 7.保障机制，保障顺利运行。首先，要建立管理机制。应建立健全高校艺术素质教育教研室或艺术教育中心，成立高素质的艺术素质教育管理队伍，建立健全管理体系。注意加强对国外艺术教育的研究，大胆借鉴西方优秀的艺术素质教育模式，在继承与借鉴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艺术素质教育教学实践，加强研究，推动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工作。其次，要建立评价体系，以评促建。评价体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针对理工科高校建立符合艺术素质教育规律和特点的高校艺术素质教育考核评价体系；二是针对理工科大学生建立个性化的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考核评价体系。两个考评体系互相关联，共同促进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 （三）模式的运行 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创新模式的三个部分（接受主体、接受客体和接受中介）通过方案实施、信息反馈、方案调整、效果评价四个环节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合一的运行机制。而整个运行机制则包含三个层面：四个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机制运行的第一个层面；教育内容、教育活动和接受活动三者在教育方式和心理认知的科学实施下，形成了机制运行的第二层面；艺术素质教育具体的实施途径（课堂教育、团学活动、校园文化、学生社团、网络基地、唱读讲传和保障机制）以及通过循序渐进的心理接受过程（接受信息、心理内化、改变态度和影响行为等）共同构成了机制运行的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的有序循环，打通并促进了艺术素质教育接受主体、接受中介和接受客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实现了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由物理过程向心理过程的转化。通过循序渐进的心理接受过程，艺术素质教育接受主体表现出相应的积极的外化行为，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整体合一的运行机制，实现了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目标。三个层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层次鲜明、循环良性、高效有序的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创新模式。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谈高校篮球运动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高校　篮球运动　大学生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当今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高素质的人才竞争。素质教育已成为高校教学创新的时代要求，素质教育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综合学科教学的落实。其中体育学科在培养和发展大学生素质教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篮球运动为例，从篮球运动本身的特点的多功能性等不同角度就高校篮球运动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一、前言 21世纪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高素质的人才竞争。培养与造就适合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的合格人才，是党和国家赋予高等学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高校的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 作为教育的科目之一，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不仅仅是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身体健康，而且要从全面育人的目标出发，通过体育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高校篮球运动是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也是一项群众基础好、开展范围广、大学生非常喜爱的运动项目，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很大，特别是CUBA联赛和“三人制”篮球赛的蓬勃开展，掀起了篮球运动的热潮。由于篮球运动的魅力和特点，在学校体育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无论从篮球运动的竞技性、健身性、娱乐性、竞争性，还是从全面发展身体素质等方面来看，它都可以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对促进学生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培养全面发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优秀人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篮球运动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促进作用 1.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教育学家曾断言，“学会合作是21世纪的生存本领之一，……如果不会合作，知识再多也没有用”。然而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出现了对青少年心力健康成长不利的现象，家长对子女的宠爱和娇惯使不少学生患上了孤立、自私、人性的坏毛病。针对这种情况，体育专家认为，“只有在身体素质教育中加以纠正和防止”。 鼓励他们多参加集体体育项目如篮球、排球、足球等，引导他们克服畏难、惧怕、羞怯、自私等心理障碍和惰性，调动其积极的情绪和行为，培养他们无畏、坚毅的品质和拼搏进取的精神，才能彻底纠正他们个性中的不健康因素。因为这些集体项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行动的协同性。像篮球运动，在比赛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就是团队精神、集体合作和全局观念。每个队员都要不断地传接球、投篮、跑动等，通过集体的密切配合和协调默契来完成一系列动作，最终赢得对方的。同时篮球又输有赢，参加篮球运动，可以使他们认识到，胜利和成功是靠大家团结一致，协同配合来的，困难时应该彼此鼓励，失败时不应相互埋怨，成功时应该大家共同分享。要培养学生的和团队合作能力。 2.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 篮球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竞争性强，对抗非常激烈，它不仅仅是比技能、比智能、比体能和比心理的竞争，而且也是比思想、比作风的竞争。凡比赛都要争取胜利，都包含一定的超越自我的对抗精神，可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而体育比赛对优胜者的奖励，还能给学生带来通过竞争和拼搏获得成功的体验，教育学生不断进取，不断向上，不断追求。牢固树立竞争意识，才能勇敢接受挑战。 3.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今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对于全体中国人，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接受奥林匹克教育的好机会，教育是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内容。《奥林匹克宪章》中讲：“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它将体育运动同文化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所要开创的人生道路，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作用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理。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出色的表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他们的爱国意识。 4.促进学生的身心素质教育 篮球运动的技术动作是由各种各样的跑、跳、投等基本技能所组成，对于促进人体力量、速度、耐力、灵敏等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大学生身体的肌肉、骨骼系统，内脏器官的机能均已发育成熟。篮球运动的教学、训练和比赛，能使学生各个系统得到锻炼，提高体育运动能力，改善内脏器官功能，增强体质和增进健康都有重要的作用。篮球比赛是在紧张激烈的对抗下进行，它要求学生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运用复杂的技术动作、战术配合与对手强烈地争夺。这种磨练可以培养学生良好健康的心态，使学生有较好的心理调节能力，使其学会调节自己心理状态，在比赛中掌握和控制自己的情绪。适应教学、训练和比赛把心理压力通过教学、训练和比赛来化解，保持心理控制的最佳状态，提高心理素质，从而达到素质教育中“体”的目的。 5.促进学生在校适应能力 一是对生理适应能力的促进，增强体质差的大学生对疾病的免疫抵抗能力；二是对心理适应能力的提高与改善，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加强大学生“耐挫能力”减少大学生心理不良导向；三是对学习专业基础知识能力的积极影响，培养大学生的感知能力，促进主动休息，提高学习效率。 三、高校素质教育中如何利用篮球运动开展素质教育 篮球运动作为一项在学校开展广泛、深受学生喜爱的项目，有益于学生身体的成长发育，增强体质，促进健康。在高校教育中，只要我们能够重视引导学生，不断研究篮球运动的特点和其多功能性，使学生在参与篮球运动中培养竞争能力、享受篮球运动的乐趣和培养欣赏能力。通过篮球的教学、训练和比赛，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身心素质、文化素质、美育素质。在21世纪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篮球运动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高校篮球教学应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思想。在平时教学中要强调课堂纪律，教育学生上课不迟到，课间集中听老师讲解要点，强化组织纪律性，平时多给学生讲中国健儿的故事，激励学生在篮球训练时不畏艰苦锻炼身体，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和集体主义的品质观念。 2.高校应高度重视篮球等体育文化的教育。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同时，加大对体育文化的宣传力度，传承体育文化，加强体育场馆的建设，优化体育教育环境，使广大学生能置身与一个自然和谐的体育环境的氛围中，让学生的体育态度得到改善，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动机，将体育作为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终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为提高大学生在校适应能力发挥其潜在的作用。 3.高校篮球教学应着重培养学生自信心和坚强意志等心理素质。在对学生进行篮球教学中，教师要树立他们“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信念，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起良好的自信心，坚定对自己的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工作生活的满腔热情和不怕挫折与失败的毅力，逐步提高他们的意志品质。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论中学班主任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班主任　素质教育　教育　作用 [论文摘要]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直接面对学生的班主任，应站在推进素质教育的第一线，所以中学班主任工作要从以前的应试教育及时转变过来，班主任要在观念上从权威型管理转变为民主型管理，从注重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转变为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由严格教育转变为爱心教育。在角色定位上从高耗型向高效型转换，从经验型向科研型转换，从被动适应型向主动创造型转换。 1、前言 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基础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这是我们基础教育改的“时代主题和紧任务”。 班主任的工作在学校与学生之间起着“纽带”和“桥梁”的作用。瓤级管理作为班主任工作的重点是学校管理的组成部分，是搞好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那么，学校内部班级管理工作是每位班主任教师的一项基本功，尤其是知识经济社会，如何带好班集体，是摆在中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2、素质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素质与素质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的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教育。有什么样的素质，就虚有与之相对应的素质教育。人的素质可大致分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与之相对应，则有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教育。若详细划分，人的素质可分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文化科学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审美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则有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心理素质教育、审美素质教育和劳动技能素质教育等。素质具有整体性。人的诸方面素质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制约、相互依的整体。素质教育必须遵循人的素质整体结构的规律，从人的整体素质结构出发，使素质教育与人的素质结构相适应，养成人的整体素质。现代素质教育不仅深入到素质的生理与心理层面，而且扩展到社会文化层面。素质是个体性、群体性和民族性的统一。这就要求既重视个体的各种素质的教育，又重视群体素质的完善，还要致力于全民族整体的提高。 3、班主任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1)管理方式的转变 在传统教育中，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拥有绝对权威，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固然守纪，但依赖性强，独立性差、缺乏主动性、创造性，更不具备时代所要求的创新精神和良好的综合素质，这就要求班主任改变原来的角色形象，代之以对话者、引导者的角色。 中学班级管理工作的对象是处在青春期的学生，他们的言行，穿着打扮、思想动态、人生观和世界观均需要进行良好的塑造。许多班主任满腔热情、事必躬亲，这不仅使班主任陷于疲惫不堪之中，也难以调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学生的素质教育。因此，班主任在班级的管理中要充分发挥学生在教育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做到“管放结合”。具体而言，班主任要管理的地方主要包括：制定班级的长期目标、把握班级工作的整体思路；培养一支强有力的班干部队伍，并加以指导监督；做好个别学生及全体学生的思想工作，增强班级凝聚力。 (2)教育观的转变 对教师而言，传统的教育观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主要体现在关注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而忽视对成绩差的学生的关心重视，这不仅违背了党和国家办教育的初衷，更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教育的要求相去甚远。 现代教育观认为，一个学生成才与否，不能单凭成绩，还要综合考虑心理素质、道德水平等各方面因素。因此，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成绩，还应注意学生其它素质的培养。这就要求班主任要有使命感、责任感，树立科学的人才观，要舍弃教育“精英”思想，对全体学生负责，因材施教、合理引导，注重素质教育，塑造学生美好的心灵和科学的思维品质。 在工作中，班主任还要解决学生渴求捷径、试图迅速成才的学习投机心理，重视培养学生顽强的学习意志、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3)教育方式的转变 中国传统教育观点一直认为“严师出高徒”，这就导致班主任在管理过程中对学生过于苛刻，要求过于严格，对于处在青春叛逆期的中学生而言这可能会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我们认为，在新时代的教育中，班主任不仅要对学生要求严格，更要用爱心去理解和关心学生，了解每位学生的长处和不足、需要与向往，从感情上贴近他们，使学生真正体会到老师的关心，也让学生把老师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这样他们才会自觉的接受教育。 同时，在尊重和信任学生的前提下对学生进行教育。学生都有各自的人格和尊严，只有以理服人，理解、尊重和信任他们，才能使学生心悦诚服，并受到学生的信任，激发起学生积极向上的动力。教育工作的实践表明，班主任应用自己赤诚的心去和学生交流，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4、发挥班主任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在素质教育的实施中，班主任要注意自己角色的转变，充分认识新时代赋予班主任角色的新内涵，这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角色的改变主要体现在由高耗型转变为高效型。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解学生上，将简单的复杂劳动转变为富有创造力的工作，采取灵活有效的教育方法，用少量的时间去获得优异的教育教学效果。 同时，班主任的角色还应由被动适应型向主动创造型转变。传统的班主任角色往往充当了上传下达的“通讯员”，工作常常是被动服从，缺乏独立性。而在素质教育中则要求班主任是积极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主体，能根据自身优势和学生的特点，创造性的开展班级工作，形成风格鲜明的班级集体，对学生的创造性人格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许多成功的班主任的实践表明，班主任内在的气质、风度、学识、修养等因素所形成的精神力量是对班级、学生最有效的影响力。因此，班主任的素质正是班主任做好班级工作的关键。(1)树立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的爱心观念，爱岗敬业，要有奉献精神。(2)尊重和信任学生，与学生平等相待，培养融洽的师生关系。(3)努力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4)具有渊博的知识，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善于吸收新知识。(5)了解教育规律，掌握教育方法，学会处理突发性事件的方法，积累班级工作经验。(6)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积极情绪，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能胜任班主任工作的各种能力。 5、结论 总之，每个班级的情形千差万别，要根据学生具体情况，每个班主任要总结经验，找出共同点，使班级管理趋于规范化、科学化、人性化，减少随意性、盲目性、简单化。那么，班级管理工作一定得很出色。 在当前教育形势下，班主任只能在班级中贯彻并强化素质教育，对于还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还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只有全方位支持班主任工作，不断提高班主任素质，才能使素质教育走的更远、更好。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关于院校加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现实需求探析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文章对加强高职院校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探析，明确提出在高职院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自1995年全国“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第一次工作会议”以来 ，文化素质教育在普通高等院校已由试点开始转向普及，并不断得到深入推进。高职院校在推进文化素质教育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摸索和创造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由于在认识水平 、教育资源、师资力量以及教育手段等诸方面的差异，高职院校的文化素质教育还存在着与素质教育要求不相适应，与知识经济时展要求的不相适应，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不相适应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解决认识问题是推进文化素质教育的关键，为此，必须充分认清高职院校在新形势下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努力为推进文化素质教育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 1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认为：一个民族如果只有经济成就而没有文化上的觉醒和进步，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文化素质是一个民族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核。21世纪中国要想成为经济强国，在世界民族之林 占有一席之地，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着力加强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解决好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 长期以来，受实用主义的影响，高职院校逐步走上一条职业化和专业性训练的道路，而人作为社会的人，其价值仅仅被局限于“工具”的意义上，而这种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下培养出的学生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当前，人类进入了高科技日益增长的知识型社会，也是生活质量全面提高，文化需求全面增长的人文社会，人类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更加注重精神的需要和满足，对于高职生来说，积极的人生态度，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比其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更为重要，他们更需要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因此，推进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复兴，加强对高职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适应时展的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2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素质教育是以提高人才素质为重要内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教育。人才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是灵魂，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本领，身心素质是本钱。文化素质教育对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的养成和提高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素质教育有利于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文化素质教育所包含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教育内容，是形成社会及人的价值取向的依据，是提升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哲学教育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历史、地理知识教育可以让人系统地了解历史和国情，激发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文学艺术教育活动有助于陶冶高尚道德情操，促进美感的升华和良好个性的发展文化素质教育对业务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素质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活跃思维、激发创新灵感，有助于学生理解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为学生在校学好专业知识及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从更深层次上推动专业教育，提高专业教育质量。文化素质教育也是大学生身心素质发展的基础。文化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帮助学生学会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懂得重视健康，珍惜生命，进而使 自己承受和应付各种困难和压力。为此，文化素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础和切入点，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3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基本保证 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科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创新思维不仅来源于对问题的深入钻研，也得益于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宽广的知识面，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都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作基础。对于文化基础知识薄弱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素质教育能够完善思维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一般来说，理工科重逻辑思维，文科重形象思维，而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对人的创造思维、创新能力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有利于发展理工科学生的想象、直觉、感悟等形象思维，有利于培养文科学生定量分析的逻辑思维。左右脑的均衡开发，有利于挖掘人的创造潜能。想象力是个体智力活动富有创造性的重要条件，是创造思维的可贵品质。而丰富的想象，正是通过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通过文学、艺术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它对完善人的思维，提高创新能力具有特殊的作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有利于创新人才文化环境的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先进文化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它的培养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同志曾强调指出：“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高职院校通过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进一步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学校的文化品位，无形中营造出开发学生潜能，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文化环境。 4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促进高职院校发展的重要手段 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人文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人”的培养逐渐被“才”的训练所取代到了20世纪中叶，这种忽视人 自身素质教育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弊端 日益显现。世界各国大学都认识到了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试图以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来加以改造。 目前，高职院校一般是以工科为主的文、工综合类院校，大多为大专层次，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学生的整体素质上，高职生与其他普通高校学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高职生的文化基础知识薄弱、学习主动性不够、自卑感强等，高职教育应正视现实 ，正确估价高职教育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认识到教育质量的竞争关系高职教育的发展与成败，认识到21世纪全球化、知识经济、网络时代等时代特征对高职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认识到高职教育所培养的目标不单纯是“专业人”、“职业人”，更应是具有人文内涵的“社会人”。为此，高职院校要紧跟社会和时代的要求，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竞争，切实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上下功夫，只有培养出受社会欢迎的毕业生，才能在社会上占有自身的发展空间。 5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适应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人才需求的迫切需要 当今世界，市场竞争El益激烈，而市场竞争的背后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对于高职生来说，积极的人生态度、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等比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更重要，是高职生成长的重要基础。培根说：“历史能使人聪慧，诗歌能使人灵秀，数学能使人精细，自然科学能使人深沉，伦理学能使人庄重，逻辑学和修辞学能使人善辩。”用人单位在注重毕业生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等“第一岗位”需要的同时，还高度重视高职生今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也日益注重毕业生人格的健全、社会适应能力、交往合作能力、文化素养、伦理道德素养、文学艺术修养等的提高。而一些高职生由于文化底子薄，在受人文艺术、品格情操等方面的熏陶上的欠缺，对人类文化遗产、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缺乏了解，他们在语言文字表达、文学艺术修养、文明礼仪、历史哲学等方面修养不够，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伦理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感 、法制观念等等亟待提高。为此，高职院校在加强对学生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同时，应把加强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等的教育和培养放到学生成长的重要位置，努力将文化素质教育落到实处，为高职生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6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实现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古代教育历来十分重视人的素质的培养，《大学》里强调“修身、齐国、平天下”，所谓修身就是要培养自己的良好素质，这是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前提。孑L子曾强调除了学习“六经”之外，还要学御、射。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人文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人”的培养逐渐被“才”的训练所取代。我国高等教育从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面学习和沿用苏联模式 ，为了适应当时尽 早摆脱落后面貌，加快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长期以来，这种教育模式也导致了工程技术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位置被抬得过高，文化素质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和忽视的现状。1983年 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时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他对我国教育发展战略作出的准确定位。教育发展的“三个面向”要求我们必须破除闭关自守的狭隘思维，树立放眼世界，环视全球的对外开放胸襟，不仅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要不断吸取国外有益的思想文化。邓小平同志曾教导我们：“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 自封是愚蠢的。”教育发展的“三个面向”落实到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具体 目标上，就是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简言之，就是要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 但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重“才”而轻“人”，忽视了人的个陛、理智的培养，出现了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的结果，实用主义只能应付一时之需，但对整个民族的长远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根基，也是民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只有把素质教育放到民族教育的战略地位来抓，才能使素质教育得到新的发展，从而使整个民族的素质得到一个新的提升，为民族的发展打牢坚实的基础。在人类即将跨入2l世纪的时代转折点上，综合国力的竞争体现在民族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国民素质是构成民族核心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素质教育关系重大、责任重大，从事素质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问题，努力顺应民族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历史潮流，通过对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深刻反思，适应教育发展的正确抉择，始终把素质教育摆到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位置，顺应教育改革的新趋势，大力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为民族的发展作出教育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再思考 [论文关键词]师范院校 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教师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越来越引起教育界的广泛重视。本文拟从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措施三个方面谈一些认识。 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各高校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师范毕业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旨在让优秀人才经过师范教育成长为优秀教师。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高等师范院校，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加强师范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迫在眉睫。 一、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呼唤 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教育备受关注，而人文教育却受到冷落，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为此，1998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就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教育提出了明确的工作部署和安排。特别是把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采取各种办法整合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以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又具有较高文化科学素养的新型的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第二，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人才全面发展的需要 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它注重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尤其要使学生经过大学阶段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和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要通过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结合、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和教育实践活动的磨炼，使学生在个体生命中达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在个体人格中达成理性与情感意志、科学与人文等方面素质的协调发展。 第三，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师范院校大学生特殊角色的需要 师范院校是培养教师的摇篮，是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工作母机。在师范生中实施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合格师资的重要举措。师范院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未来的人民教师，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对促进教育改革、促进国家科技发展创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全民族素质，以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自身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可见，在师范院校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具有其特殊性，即受教育主体在毕业后，将成为推进青少年文化素质教育的的重要力量，它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与其他院校的大学生。师范院校教育不只是要学生学知识、学技术，而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有知识、有专业、有道德、有理想的教师。在师范院校学生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可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培养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型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在整体上看还是好的。由于国家对师范院校给予了较多的优惠政策，加之教师职业拥有的相对稳定性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吸引了大批学生报考师范院校；也因为师范院校大学生的基础素质相对较好，从而使得师范院校的文化素质教育有了基础保证。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由于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在师范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当然，由于师范院校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在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养方面，既存在着社会共性问题，也有其个性特点。其特点和原因具体表现在： 第一，教师职业理想不牢固 虽然许多学生第一志愿报考了师范院校，但这仅仅是从个人生存和将来就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再由于现阶段的大多数师范院校在规模上不断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大力开发非师范类专业，这也势必会给师范类专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会影响到高师生的专业稳定，使部分学生缺乏热爱教师生涯和愿意为教师生涯献身的职业道德品质，从而导致“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思想的弱化。 第二，知识结构不完善 许多大学生知识面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基本功不扎实，加之现有的课程结构又缺少更多的文理交叉，因此，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就出现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的不协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不协调。 第三，文化艺术素养不高 多数师范院校培养的是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而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不仅要有较深的专业知识，还应有较高的艺术素养。但是，目前许多高师生却不具备这方面的修养和基本素质，缺乏审美能力，对高雅艺术欣赏不了，艺术品位低。 第四，高师生教师职业基本能力相对薄弱 口语表达技能、书写技能、文字表达技能、教学工作技能、班主任工作技能等是教师必备的技能，但因国家未制定教师从业强制性的技术规范，一些师范院校也未规定较高的技能训练标准；加之受社会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大学生对网络语言的偏好，使部分大学生缺乏从事教师职业的基本能力。 三、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措施 教师工作现已被视为一种专门职业，教师教育具有典型的综合性和应用性特点，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已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对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在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如下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优化课程体系，建立文化素质教育模块 文化素质教育应从改革课程结构人手，改变以往选修课随意、零星的状态，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选修课有计划地纳入师范院校的特色教学中。应根据师范院校学生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建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模块。具体地讲，应将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程的模块确定为：(1)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模块。开设中国传统美德概论、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赏析等。(2)中外艺术模块。开设中外美术简史、中外影视赏析与评论、中外音乐简史与欣赏等。(3)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模块。开设西方思想史、西方文明史和世界优秀文学作品赏析等。(4)形势与政策模块。开设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动态专题等。(5)现代市场经济管理模块。开设市场经济导论、行政法律及民事法律专题、当代管理理论等。文化素质教育系列选修课程，一般每门课程开设30～40学时，面向全校由学生自由选课。在教学管理上，可采取考查、撰写小论文等灵活的方式进行考核，以促进学生积极选课。在保证课程门类的基础上，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使文化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虽然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相对减弱，但师范院校教师文化素养的高低，会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质，是在专业教学中渗透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前提。师范院校应充分发挥全体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特别是专业教师，应结合专业课教学，寓文化素质教育于知识的传授之中，使之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要自觉地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贯穿于教育始终，充分挖掘和发挥专业课对人才文化素质养成的潜移默化作用，真正做到教书又育人。专业教师本身既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又要有一定的思想境界，以自身思辨的、感情的、道德的、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激励学生，影响他们的志趣，启发他们的觉悟，振奋他们的精神，这样才能为人师表。因此，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除了本身的努力外，师范院校应创造条件让教师在文化素质上有所提高。在师范院校教师的选用及培养中，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已成为基本要求。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提高师范院校教师的文化素质，既是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根本基础，也是提高文化品位的根本保障。很多学者认为，文化素质即是人文素质，而很少谈到科学素质。其实，在师范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当中，应该把二者的统一作为教育的核心来对待。 第三，积极开展具有师范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 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教师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校园活动的育人功能越来越引起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师范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应突出师范特色。首先，要多开展对广大学生的师德和职业理想教育，培养一代具有较高素质、爱教、乐教、安心从教的人民教师。其次，要多开展师能的培训和现代教育意识养成的活动，使学生在校园内提前走上课堂，按合格人民教师的标准完善自身。要多开展全校范围的学生教师职业技能大赛、优秀实习生大赛、“三字一话”比赛等活动，从而使学生在活动中提高师能。再次，要多开展提高科技文化含量的校园活动。要定期开展“科技文化艺术节”、“科技发明大赛”和“大学生辩论赛”等活动，着力提高广大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要创立、发展各级各类科研组织，形成交流、学习、示范为一体的学生科技活动的规范运作机制和择优、鼓励为一体的学生科技活动的竞赛机制，引导、开发学生的创造力。最后，要积极开展校园学术活动。要鼓励教师为学生开设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鼓励他们定期参与学生的学术活动，并形成制度。要通过办好“校园学术报告厅”，邀请部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到校讲学，及时报道最新的科研成果动态，以及播放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实况录像等，营造良好的校同学术氛围。 第四，创建校园人文景观，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培育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的人文景观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优美的校园景观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形成积极向上的审美心理。师范院校的校园文化景观建设应体现师范性。师范院校应根据师范教育的特点增设师德园，或一些名人和名师的雕像。此外，还要加强校园的美化、绿化建设，制定符合师范院校特点的校训和行为规范，加强对教室、寝室、实验室、图书馆内外的布置和美化，形成良好、健康向上的育人环境，让师生的情操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美好心灵，陶冶他们的高尚情操。同时还要注意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提高校园周边环境的文化层次，使大学生从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总之，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全面人才观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体现。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关于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论文关键词〕 人文素质；教师主导作用；校园文化 〔论文摘要〕 重视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充分发挥教师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抓好课内教学的主渠道建设，加强社会实践、努力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 一、切实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大力加强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 人文素质教育着重于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教育，但必须与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人文素质教育也是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的基础载体，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如果只有条条，就没有说服力，只有同现实、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真正收到实效。人文素质教育，也总要结合现实的需要来加以阐释，这就必定含有正确的思想政治和道德价值取向，完全离开正确的社会政治价值和道德尺度，来讲所谓的纯粹文化素质教育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和西方大学通识课的主要区别。 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和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推进科技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文化是影响科学研究创造性活动的重要因素，是科技人才创造力广泛而持久的内在源泉。科学不可能产生于哲学与文化贫瘠的土壤。任何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离不开相应文化的支撑，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文化底蕴。正如世界级科学家钱学森对总理说的话：“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具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可以说文化艺术是科学创新的催化剂、激活剂，只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才是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 大学作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基地，也具有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引领社会文化，培育和创造时代先进文化的功能。因此大学是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教育最集中的园地，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具有家庭、社会无可比拟的作用。校园内诸多要素，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大学的系统性教育，把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引入体系化的高起点。学生能够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社会学、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等人文社科知识的传授；系统地受到道德、法律、文史哲、科学、文艺和校园人文环境等人文素质的熏陶；系统地得到语言行为方式、人际关系、交往礼仪等人文形态的塑造。使学生人文素质的发展，获得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集知识、素养和形态为一体的高起点。高校的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把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带到学术化的高平台。高校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学术视角、学术氛围、学术生态，学生在大学中接受的人文素质教育，具有极大的学术含量，能够在科学性的意义上，把人文意识、人文精神、人文品格建立在学理的基础上。在认知、价值和审美相统一的学术情景中，探求人文素质的真谛，掌握人文素质的内涵，获得人文素质养成的高势能。大学是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这种创新职能，把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推向现代化的新高度。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学生成长规律，重视人文素质培养和创新能力提高，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充分发挥教师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学生在大学里接受系统化、学术化、价值化的人文素质教育，需要教师设计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通过言教和身教两种手段，使学生喜欢和接受人文教育。使他们对这种教育发生兴趣，找到感觉，从而发挥其主动性和自觉性。要通过深入广泛的思想启迪和生动活泼的教学，使学生从内心产生自觉的人文向往和追求，增强学生对正确的人文价值的兴趣和感觉，从而自觉地在正确和错误、优秀和不良之间进行选择和取舍，使学生在更深的层面上建立起对人文素质的认同和判断力。教师不但要“授业”、“解惑”，而且还要“传道”。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传道”。传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之道，传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之道，传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之道，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之道，传“八荣八耻”之道，传正确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和思想之道。总之不仅要教育学生会做事，更要教育学生会做人，要做好事，先做好人。 人文素质教育不仅需要教师的言传更需要教师的身教，教师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人文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效果。学生的人文素质，不仅从课本中读得，从课堂上听得，而且往往是教师自身的素质带出来的。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做到为人师表。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要治学严谨、教书育人，拥有良好的师德规范。师德是教师整体素质的核心。教师既严格要求学生，又和学生打成一片，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别要尊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精神，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循循善诱，启迪学生的心灵，调动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在发自内心自觉的学习中，对人文素质的培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三、课内教学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渠道 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渠道，课程内容水平的高低，教学方法的好差，都会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优秀精品课程不一定使所有学生都能成为优秀人才，但是优秀人才一定是通过优秀课程的培养成长起来的。高水平的教学内容，反映的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回答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社会问题和人文困惑，体现的是现代人文素质教育的规律。学生通过学习，不仅能够接受优质的人文知识，也能进行深入的人文思考，最终获得切实的人文修养。充满活力的教学方法，教给学生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获取答案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动态性的思考；使学生得到的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促使学生实现的不是知识的堆积，而是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学生通过这样的培养，能够从人文知识向人文素养的内化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四、加强社会实践、积极开展社团活动、努力建设校园文化 课堂教学告诉学生什么是人文素质，而人文素质的实现往往在课堂之外。人文素质是通过人文知识的接受、消化和应用养成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为人文知识的接受、消化和应用，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教育平台和更活的教育方式。 人文素质是通过学生在动脑思考问题和动手解决问题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发光点和增长点而养成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为此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资源，促使学生将专业知识与人文素质、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实践效能相结合，使学生的理想、情操、智慧和能力在潜移默化中熏陶成熟。 校园文化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具有熏陶、滋补的功能。大学精神、办学理念、教学思想、教学观念、党风、政风、教风、学风、校风等在内的校园文化，是学校的精神底蕴、文化内涵和学术品位。校园文化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包含正确价值观、高尚人格准则、强烈的创新精神的校园文化，围绕学校的培养目标，使学生在政治思想过硬，道德品行高尚，专业知识扎实，勇于创新和创业，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上，形成强烈的心灵感应，并逐步变为内在的品质。校园文化对培养学生的爱校敬业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爱校敬业精神，是学生优良人文素质的重要体现，学生只有树立起强烈的爱校精神，才有可能珍重学校声誉，尊重教师的培养，爱护同学的友情，才有可能确立对学校负责，对自己负责，对事业负责，对社会负责，乃至对国家负责的行为责任。校园文化并不教给学生专业知识，但它给学生以风气的熏陶，理念的镌刻和精神的滋补。厚重的大学精神、先进的理念、优良的校风，使学生在理解了学校教育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么，勤奋学习和艰苦奋斗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意味着什么之后，就会以顽强的精神和意志去迎接挑战，克服困难，不断实现人生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目标。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关于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探讨 论文关键字：赣傩文化 旅游资源 开展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通过对赣傩这一重要的旅游资源的特性、价值的分析，探讨利用赣傩旅游资源开展素质教育的独特性、实施途径和具体方法，从而理清了一条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素质教育获得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途径。 我们美丽的家乡江西是文化旅游大省。其中贯古达今、影响深远的赣傩文化在快节奏的信息社会中仍散发着它古老、博大而独特的魅力。赣傩文化主要分为傩仪和傩艺术两部分，傩仪包括傩神庙、傩祭、神词、傩符、法器等；而傩艺术包括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赣傩文化的神秘独特魅力，具有强烈的心理感召力，吸引人们研习、体验、追寻，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有着开发旅游良好前景。同时，当代中国正处社会深刻转型，人们之间的关系急速走向功利、走向竞争，社会日趋走向现代、走向未来。人们，尤其是青年集体意识、群体心理缺失，迫切需要抓住有效载体，寻访心理家园、弥补集体意识、人本精神，构件完美健全人格，提升塑造综合素质。我们完全应当在开发赣傩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利用赣傩旅游资源，深掘其教育价值，开展素质教育，发展地域旅游文化经济，从而获得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赣傩文化之特性 1、杂糅巫风、根扎赣鄱。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徐人、楚人入赣，荆楚巫风与当地百越人的神鬼崇拜混杂为影响力巨大的南方巫傩，巫傩自出现以后，不断向四周渗透，在此过程中，充满自豪盆地心态的赣先民们在巫傩的传承中，特别珍视这份令他们骄傲的祖先馈遗，从不敢轻易对其进行改动、删减，使赣傩至今仍能较完整地保存最原始的面貌和形态。 2、紧随主流、纳异化同。随着西晋“永嘉之乱”及南北朝战争、唐未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战乱，北人不断南迁，赣傩文化不断受到其他主流文化的渗透，吸取了异元文化精魄的赣傩再以强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傩属文化体系的地区发散辐射。 3、崇祖重祭、傩事娱渐。赣地的傩神虽然各异，但多有自己宗族的祖先，重勘舆、重风水的赣人认祖先的灵魂就藏于他们生前的居地，在赣人看来，奉祀与自己有着亲缘关系的远祖之灵比祈求某一位宗主更为可靠、灵验。赣地祭祖傩仪繁冗，场面热烈、隆重，规制相当严格。供奉祖先除了丰厚的祭品、供品外，还有娱神、娱人的傩歌、傩舞、傩戏等娱兴内容。各类形式的傩艺术表演能激起观众的情境共鸣及参与热情，这就使得赣傩文化的保存和弘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赣傩文化之主要价值 1、学术价值。赣傩文化是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戏剧学等多方面学术领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可以帮助学者们重新界定学科体系类属、源流，完善和补充知识结构及训诂学科功能、各时期各阶段的意义。它对各种学术的研究必将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丰富可考的内容和实物索引。 2、文化价值。赣傩的文化价值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赣傩文化本身作为最原生态的地域文化艺术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陶冶；二是作为历史遗存仍在以傩的方式对赣鄱广大地区进行历史、文化、生产、日杂知识的传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祭神、娱神、娱人的赣傩衍生出的文化教育功能。 3、艺术价值。各地作为赣傩的艺术形式，如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都有着古老、丰富而又极具个性化、地域化的形式语汇及特点，它们折射出各地人们在审美趣味、艺术观念、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而强烈地方特色恰恰是艺术贵在独创的注脚，也是其原生态的表征和佐证。尤其是各地傩面具艺术所传达出的骠悍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等美感体验扩展了壮美和弱美的外延，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4、产业价值。有些人看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傩文化消失也越快。这一看法实有偏颇，经济发展、科教兴盛才有文化的繁荣，而当今时代文化繁荣有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大发展。赣傩文化的濒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赣傩文化遗存却不懂得就此发展相关的知识经济、文化产业。这无异于捧着金饭碗去讨饭。5、教育价值。赣傩历史是赣初民一如赣地红壤般的血色、血性混杂着融合、抗争、分立、嬗变、消长的人群、地区的交往史和生活史。赣傩历史沿革无不是充诉着思想、知识、技艺、历史的传播和繁荣，假如剔除了它傩神信仰的封建迷信部分，赣傩无疑是华夏民族共同体多极意识形态的根系所在，它的优良传统和社会生活智慧仍在向我们昭示着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部分。 三、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之契合 保护挖掘和弘扬赣傩文化，开发赣傩旅游资源最为长远的战略就是将它植根于年青一代的集体记忆及深层意识之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结合提倡全面素质教育对青少年展开赣傩旅游文化资源的研习、体验等的旅游研习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对素质教育来说赣傩旅游文化是最适合的现实文本。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高度契合，是素质教育的独特载体。二者契合性主要有三，即精神吻合、内容生动、形式近人。 1、精神吻合。赣傩文化的精神是开放、独立、顽强，赣傩文化的兼容性使它融合了多种文化的不同元素，这是它开放的一面；赣傩文化善于吸取异元文化的精髓，却始终没有割断自己与自己历史的联系，仍保留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体系，这是它独立的一面；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这是它顽强的一面。而素质教育强调基础教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以开放，宽松的环境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为先决条件的，健康个性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也是开放的。与此同时，积极挖掘学生的潜能与培养其独立完成各项学习任务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锤炼出他们顽强进取，自强不息等宝贵的意志品质。二者的精神完全吻合。 2、内容生动。赣傩文化的内容涉及到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传记、忌禁由来等多方面渊源极具知识性、趣味性，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他健康的个性，而好奇、感兴趣乐于探索是健康个性中的宝贵部分，而赣傩文化生动、丰富、博大的内容足以使学生浸润于其中，陶然忘我。 3、形式近人。赣傩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社会性，生活性的行为特点，免去书本的冗经穷辩，让学生深入和贴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这一近人而又独特的文化形式实现素质教育所强调的联系生活实际，培养职业技能的主张，不能不说是弓为矢用。 四、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实施 纵观傩文化活动的整个过程无不是作为乡村、民族等群体组织就社会过程中针对例如战争、逐疫等问题所采取的一种非理性化的思维、行为解决方式。从这几门学科的特点来看，有一个让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习模式，那就是无一例外的强调以基本认识为先导，再以实践、实勘、实验与总结的反复深化每次的研究所得，可以说这与以知识为起点，经过技能、技巧的培养到达发展的结果的素质教育基本运转机制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在具体实施上我们拟将整个素质教育过程分为从创意、体验、互动、行动四个阶段来组织实施方案。 1、创意。以公共课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就傩文化展开开放性、趣味性的阐述和分析，使学生对赣傩文化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根据青少年思维敏锐、但深度缺乏；注意力强、但自控能力差；记忆力强、但条理性差的心理和生理特点，避短扬长、充分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并根据综合文化的社会性特点，以深入浅出、直白通俗的语言表述与现代化媒体展示技术相结合，充分展开教学互动，在此当中，要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及批判精神，以免使其创造性被扼杀于萌芽。此阶段按教育目的与认识重点可分为三个内容:现象和本质认识、体系认识、价值认识。 （1）现象与本质认识，我们将赣傩认定为人类的社会群体组织以一定的仪式为中介向信仰客体祈获功利的普遍人文现象，这一现象的本质为主宰认知、主宰信赖，因此，这一本质形式外现为合神逐鬼、祈神赐福。在此过程中，注意不要把它上成了哲学课和历史课，不要让学生在概念和专业术语的海洋中周游，而是要以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与傩事溯源为兴趣点，抛砖引玉，渐入主题，始终贯彻轻松教学的原则。 （2）体系认识。赣傩文化群落有着完整、独立和庞杂的体系，在历史的衍变中和邻近地区的影响下，赣各地傩事的称谓、编员、规矩、程序、兴忌大相径庭、面目各异。在这一部分的讲解中，只要求学生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重在人文、地域特色的宣扬和感染，所以无需面面俱道。 （3）价值认识。经过几千年沿袭、传承和发展的赣傩文化以其厚重而独特的学术、考古、文化和产业等价值饮誉海外，我们应对其遗存价值作一个较为中肯、科学的价值训估。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饱满的热情、激扬的语调对赣傩文化的遗存、可掘价值予以全面的介绍并加以盛赞，从而激发每位同学身为江西人的自豪感及爱乡情感，并树立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远大抱负。 2、体验。这一阶段的要求是让学生直接参加到赣傩文化活动中，使其在具体、真实的傩文化氛围及实践活动的身体力行中体验和感受这一文化的整体形态、内涵启示及独特魅力。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暗示性语言对其思路加以引导，只在关键部分进行提示、启发和诱导、使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创意离不开傩文化情境的创设，校方应及早与傩艺团体取得联系，向其索要表演日程安排。 （1）回归体验。在祭师近乎癫狂的呼号中，古老、浑穆的傩仪事象可以瞬间将我们带回傩风激荡的原始时空，那里只有生命内驱力的舞动和如同低沉、重实的傩戏节拍一般的个性释放，基础教育是以个性健康、和谐发展为前提的，此种体验是我们籍以修复学生个性原生态的有效手段。 （2）审美体验。放眼赣傩艺术，稚拙、古朴、单纯、直率的赣傩面具可谓品类遗存、功能、艺术手法及风格都繁多难计，流传久远；丰富的取材、特有的图案、符号内涵表达功能；点与线的巧妙构成及对比手法的凝练、大气是赣傩面具艺术的非凡特色，一张张狞厉、憨蛮、诡异的表情透露出神性、兽性、魔性、混杂性，让人们感到陌生而又熟悉，这就是傩艺术的魅力所在。美育对于性格的塑造作用非凡，赣傩艺术以其可感的乡土艺术形象、艺术形式对于培养学生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正确的价值观，美好的情操、提高道德层次，塑造心理健全的人格都有着巨大作用。 （3）苦难体验。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在此实践中，我们以苦难为契入点展开体验和教育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同情心、代入感、乃至于心理健康、健全的人格有着重要的作用。 （4）乡风体验。赣地傩乡不仅繁衍了赣傩文化，同时也孕育了古老、浓重、酱味十足、浸透了傩风的傩俗和民俗。可以说无言不傩、无行不傩。热爱傩文化，首先要热爱滋养傩文化的家乡，保护傩文化、挖掘和弘扬傩文化更是要从爱护傩乡、建设傩乡做起，展开乡风体验、一睹傩乡人的生活风情，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是消除学生的尊卑思想、摆正其优越心态、培养他们的公正感、爱国主义高尚情操及赤子情怀的必由之路。 3、互动。这一阶段，由教师与学生一道以多样的交流和总结形式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所得互通识见、取长补短、扬华弃粕，进一步深化认识并就其运用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以期帮助学生将已得社会文化素质内化入心理层面，最终形成健康、全面的个性和能力。这一阶段的交流主要分为两个内容：心得体会交流和作品成果交流。一、心得体会交流，这一内容中师生可以共同携手设计如主题班会、专题座谈会、交流板报等形式活泼、组织新颖、创意独特的傩文化交流平台，就“容我一诉衷情，还你千年赣傩”、“与赣傩牵手”等主题对“傩视角看世界”、“多极世界的傩面人生”、“现代人的傩心理”等热议焦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二、作品成果交流、第二个内容实际上包括了再体验、再认识、再创造三个环节，从再体验到再创造的过程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的同学们否定复制、超越自我的旧我蝶变，当各件作品、各项成果被陈列出来，同学们可以在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傩文化艺术成果面前互相学习、加深了解和友谊， 4、行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现阶段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和挖掘利用赣傩这一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一步扩大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在其间重视并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把住素质教育这一载体。最有力的举措就是群策群力，启动赣傩文化申报为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阶段，教师应就这一目标向每位同学发出明确的号召，并由全体师生就宣传的方式、影响力的施加等实际行动以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按步骤、要求共同实施。 此外，要加强傩旅游资源地，学校、旅行服务部门、政府职能的分工协作，开展好利用傩旅游资源开展好素质教育。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文化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科学教育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指出了当前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即：没有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现有的“知识”加“活动”的模式不够科学合理；没有构建出完整科学的教育体系。然后对如何深入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三点建议，即：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努力达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文化素质培养的空间。 1 当前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1.1没有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 1.1.1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内涵“人文教育是指传授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主，培养人文精神，以发展学生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物我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能力，并影响学生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为目标的教育。”；“科学教育是指传授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以发展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提高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为目的的教育”。无论是人文教育还是科学教育，都是重在一种精神和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 1.1.2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重大问题都变得非常复杂且具有综合性，很难依赖单一的学科独立地予以解决。这就需要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具有更为全面的综合素质。 1.2现有的“知识”加“活动”的模式不够科学合理当前，许多高校都认识到了大学生文化素质的不足，于是积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 1.3没有构建出完整科学的教育体系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在某一时段、某一场合单独、孤立进行的，它必须全方位的考虑。因此，在实际工作的开展中，我们还应注意以下两种现象，并努力加以改正。 1.3.1对专业教育比较关注，对结合专业教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较为忽视由于仍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不少理工科教师没能处理好专业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认为这只是人文社科类教师的事情。其实，任何专业课程都不是与文化素质教育不相关或与其构成简单相加关系的孤立系统，而是人类整个文化成果中的组成部分，都能找到与文化素质教育的结合点。华中科技大学在对专业教学中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总结了8种方式，值得借鉴，即：起于知识、启迪精神、渗透美育、行为互动、营造氛围、以悟导悟、以人为本、止于境界。 1.3.2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文化素质教育关系没有理清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各有其自身的定位，但二者却是相互交融的，其中，文化素质教育是基础。政治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说服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不同政治理论的识别能力。 2 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水平的措施 2.1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努力达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 2.1.1积极设置跨学科、大专业的课程针对专业划分越来越细，专业知识面越来越窄的特点，应考虑拓宽专业课程设置，注重专业交叉，尽可能广泛设置各种新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如管理数学、计算机仿真论等等。通过各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相互延展，不但能使学生放大视野，拓宽思路，触发灵感，增强创新能力，还能因溶入了人文教育的内容，从而加深学生的理性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2.1.2大力推进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建设结合我国国情和课程设置的政策性、稳定性以及教学计划中课时的有限性等因素来看，选修课应当成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 2.1.2.1按主题、模块对课程进行分类根据我国和国外文化素质教育的经验，一般而言，我们可以确定六大类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即：文学和艺术类课程；哲学、思维方法类课程；自然科学概论类课程；法律类课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历史类课程；大学生心理学类课程。 2.1.2.2推出文化素质教育精品课程一提到精品课程建设，众多高校一般都会把注意力放在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公共基础课程上面，而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极少引起关注。 2.2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从学校的角度讲，就是要将教师的培养和学校素质教育的实施结合起来，将教师的继续教育纳入到学校素质教育整体规划中，将提高教师素养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统筹规划。 2.3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文化素质培养的空间 2.3.1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并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要求、形式内容、方法途径、时间要求、成绩考评、工作量计算、奖励办法、组织领导及有关政策等给予明确规定，真正把社会实践工作落到实处，并随着高校体制改革不断加以修订，使活动贴近高校发展实际，有章可循。 2.3.2将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规划①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要求，高校要进一步加强以教学实践、专业实习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教学，把实践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巩固理论教学实践成果的重要环节，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②组织大学生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形成调研成果。③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科技活动，提高科研素质。 2.3.3加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社会实践基地可以起到聚集人才、优化资源、示范辐射的作用。应本着社会与高校共同建设共同管理,服务社会和服务高校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原则，建设社会实践基地，改变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存在的不健全、不固定、实践活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问题。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试论高校体育教学中学生素质教育融入的理论与实践 论文关键词：高校体育教学　学生　素质教育　融入　践行思路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高校体育课程的重要性，以及在高校体育课程中融入素质教育的意义。之后，文章提出了高校体育教学中学生素质教育融入的践行思路，包括：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引导人文体育理念的形成；注重心理素质培养，构建良好的人际沟通与坚定的意志品质；差异化对待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个性化的发展；关注身体素质的发展，培养学生良好的身体机能。 1、引言 体育课程是高校中各种专业的必修课，对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健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学生坚强的毅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素质教育是随着高校教育理念的不断转变，社会对人才培养需求的不断多样化而产生的。把素质教育的理念融入到高校体育教学实践中，一方面是为了丰富体育教学方法、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对体育课程本身学科价值的深入提炼和丰富，同时对进一步完善素质教育理念也有重要意义。 2、高校体育教学中学生素质教育融入的践行思路 2.1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引导人文体育理念的形成 体育运动中，有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人的道德品质，因为体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平竞赛，竞赛中要有争取优势的雄心壮志，但又要注意培养有关竞赛的道德，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尊重裁判，尊重对方与同伴协作等。而我们传统的体育课程注重的是体育技能与体育只是的传授，很少有教师去关注引导学生重视这些道德方面的教育，教师们想当然的会认为道德教育是政治课范畴的，体育课程中用不上。其实，体育本身也是一种基于“人”的活动，从体育诞生的那一天起，体育就与道德紧密联系到了一起，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道德越发的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包括加强对兴奋剂的检测，恶意犯规的惩罚，不公平裁判的处理等等，一切这些相关规则的制定和使用目的都是为了维持体育运动的公平公正。因此，教师需要利用这些环节来逐步的培养学生形成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同时还要注意体育运动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以培养“德技相长，文理兼修”的适应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目的[1,2]。 2.2 注重心理素质培养，构建良好的人际沟通与坚定的意志品质 心理素质是素质教育中重要的环节，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心理素质是以生理素质为基础，在实践活动中通过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而逐步发展和形成的心理潜能、能量、特点、品质与行为的综合，体育运动与心理素质之间存在关系是由二者的本质所决定的。另外，心理素质还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交往，决定着人们的交际能力，一个拥有健康心理的人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交际圈[3]。体育运动中，有很多都是涉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尤其是一些团体项目，比如排球、篮球、足球等，这些运动决定性的要素往往不是某一个队员能力有多强，而是要看整体的能力，尤其是整体的配合是否默契，而这种默契的配合就来源于队员之间的有效沟通，队员之间的良好感情。所以，教师需要在集体运动中，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让学生拥有稳定的心理素质，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健康心理在体育比赛中的沟通，另外也是促进队员之间的交流，同时拥有稳定的心理素质，也会促使学生形成坚定的意志品质。比如在比赛遇到逆境时，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形不成坚定的意志，很可能就放弃了，但如果具备这种良好的心理，则会顽强的挺过去，最终还可能会取得比赛的胜利。 2.3 差异化对待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个性化的发展 体育运动是与人自身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的，很多人因为受到身体运动天赋的限制而无法开展某些体育项目。但每个人的特长也不同，有的人身体强壮，适合力量型的运动；有的人小巧灵活，适合技术型的运动。因此，体育运动项目的选择要因人而异，合适的人要配给合适的体运动项目，这样才能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才能使运动的人获得信心。在具体的高校体育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先对学生的具体状况进行调查，看看哪些学生有过哪些运动的背景，身体天赋如何，有什么兴趣爱好，运动潜力如何，然后在有针对性的为每个学生安排最适合的体育运动。教师可以尝试开展“体育俱乐部”，比如篮球俱乐部，足球俱乐部，兵乓球俱乐部，让相同爱好的学生在一起切磋、探讨，相互促进和提高。最终让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属于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是属于自己特有的，并且通过这种发展还有效的调动了自身相关能力的提高。 2.4 关注身体素质的发展，培养学生良好的身体机能 很多人肯定认为，体育部就是在锻炼身体，发展身体素质吗。其实未必，我们以往的高校体育课程更多关注的还是让学生学到一些基本的体育技能，而且身体素质能达标即可。比如每年体育课程都要检测男生1500米，女生800的训练成绩，看是否能达标。但测完以后也就是给个成绩就了事，至于说学生为什么达标，为什么不达标，如何量化，又如何科学分析这些数据并将其运用在为学生制定合理的运动方案上，恐怕没有教师去认真对待。而恰恰这些都是最直接影响到学生身体素质发展的因素，所以在新时期素质教育理念下，教师需要把体育课程中每一项运动都科学的转向学生身体素质的形成上，强化学生的身体机能，避免出现以往重技能传授，轻素质教育的情况，让体育课程真正有效的服务于高校的素质教育。 3、结语 长期以来，高校体育课程更多的都是培养学生有一些基础的体育运动技能，锻炼一下身体，定期的考核一下学生的身体状况即可。很少有学校在继续深入的探讨体育课程的其它作用，导致体育课程的重要性始终无法有效被开发出来，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模式简单，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不高。素质教育的理念给新时期高校体育课程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基于，把新时期高校体育课程与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推进高校体育健康、持续的发展。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试论新时期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 论文摘要：坚持育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高校的根本培养目标。近年来，许昌学院坚持“一条主线、双向渗透”（即以素质教育为主线，教学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相互渗透）的指导方针，以十大类素质拓展主题活动为渠道，以大学生社团为主要载体，以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培养重点，以“六个一要求”为促进手段，以考评认证为动力杠杆，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 论文关键词：素质拓展；素质教育；大学生 坚持育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高校的根本培养目标。近年来，许昌学院把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努力培养学生成人成才作为根本任务，经过坚持不懈的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做法。 一、主要渠道——“十大类素质拓展”主题活动 1.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殿堂”活动 宗旨是加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其阵地和形式，一是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二是党委成立一支理论报告团面向全校学生，每年持续开展大型系列专题讲座，同时积极聘请校外的专家学者开展讲座和报告；三是利用党校、团校、各院系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和理论社团等阵地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四是充分发挥校园网、校报、广播、宣传栏等舆论阵地的宣传教育作用，以多种形式构建起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殿堂。 2.以培养思想品质、锻炼思维能力为主旨的“思想列车”活动 宗旨是加强学生的思想观念、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的培养锻炼，重在培养他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创造精神，借鉴电视传媒中对话、讲座、论坛、论辩、恳谈等互动交流的形式，针对他们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心理困惑、思想矛盾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互相启发、互相教育，达到锻炼思维能力、提高思想品质的目的。在举行这类活动时，要加强组织和引导，发挥好教师和骨干学生的正面导向作用，使学生们的思维像列车一样沿着正确的轨道驶向远方。 3.以心理健康为内容的“心理驿站”活动 宗旨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疾病的防治，加强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主要开展的工作：一是进行普遍的心理测试，建立心理档案，研究和把握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二是一年一度举行心理健康活动周活动；三是开设心理健康选修课和专题讲座，并利用校报、广播、校园网、宣传栏等阵地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四是开展团体咨询、个别咨询、朋辈咨询；五是组织相关学生社团，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4.以拓宽知识视野为宗旨的“知识公园”活动 目的是发展学生兴趣爱好，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主要形式是大力发展学生社团和各种兴趣小组，把正式课堂之外的广阔时空变成一个求知学习的大公园，如各种读书会、兴趣小组活动、科技创新活动等等，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学习气氛和学术氛围。 5.以锻炼实践技能为目的的“技能擂台”活动 宗旨是加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锻炼的方式力求做到丰富多彩，增强活动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使所有的学生都能找到锻炼才能的舞台，如通过才艺展示、科技创造、演讲、征文、论辩、书画、歌舞、社交、谈判等各种专项技能的比赛等方式推动技能锻炼。 6.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内容的“文化快餐”讲座 宗旨是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和审美素养教育。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设人文教育讲座，像脍炙人口的精美快餐一样，为学生提供精神食粮和审美佳肴，从而不断增强他们的人文底蕴、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7.以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为目的的“实践天地”活动 宗旨是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主要形式：一是利用寒暑假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二是平时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专业实践活动等；三是学生会成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参与学校有关管理工作和教育工作；四是劳动课和勤工助学活动；五是职业设计、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等。通过这些活动或工作，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增强自立自强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 8.以活跃校园生活、提高审美素养为宗旨的“文体乐园”活动 目的是通过平时各种各样的文艺体育活动愉悦学生身心，活跃校园生活，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艺术才能。主要形式：一是一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和体育运动会；二是每周末由各院系轮流承办“快乐周末”综艺活动；三是文体类学生社团平时开展的各种文艺体育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身心素质的提高。 9.以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为目的的“网络世界”活动 宗旨是主动占领网络阵地，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我们开办了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立德网”、“先锋网”和校园文化主题网站“荷花网”，结合青年学生的特点有效开展各种网上交流、网上教育活动，同时加强网络管理，确保网络安全，努力减小其负面作用。 10.以增强师生思想感情相互沟通为目的的“心灵桥梁”活动 宗旨是沟通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思想情感，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做好深入细致的日常性思想工作，化解各种矛盾，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主要形式是通过广泛的谈心、交流、座谈等，建立真诚、和谐、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和健全人格。 二、重要载体——大学生社团 大学生社团是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愿结合成立的群众组织，它有着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有效形式。大力发展学生社团，是有效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的重要手段；加强社团建设，开展社团活动，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措施，有利于促进良好校风的形成和校园文化、大学精神的培育。 许昌学院党委高度重视社团建设，建立健全了各级组织和管理制度，设立了社团文化节，制定了达标升级的考评办法和激励措施，根据考核结果每年评定出注册合格社团、先进社团、优秀社团和明星社团四个层次等级，通过这些措施有力推动了社团建设。目前，全校共有注册学生社团76个，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类、学术科技类、文化艺术类、身心锻炼类、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类等类型，注册会员12500余人次，社团内部刊物有18种。一些社团已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如发明协会已取得几项发明专利，他们的成绩被《中国知识产权报》在一版作了重点报道，并被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栏目先后两次录制播放了4期专题节目。 三、工作重点——培养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高等教育是学生接受学校系统教育的最后阶段，大学生处在社会化的关键阶段。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全面的知识基础，专业开始定向，职业理想也基本形成。在这个阶段中，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社会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应成为教育教学的重点。要组织和引导广大学生主动参与各种实际技能和社会实践的锻炼，主动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并及早为将来打算从事的职业做准备。特别是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方式，打破陈旧的从众型思维、权威型思维、经验型思维、书本型思维、封闭型思维等思维枷锁，学会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发散思维、质疑思维、互动思维、横向思维、求异思维等创新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把大脑激活，把潜能充分挖掘出来，不断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敢于大胆创造、大胆实践，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能力，做好踏入社会应对挑战的准备。 四、促进手段——“六个一要求” 我们对全体学生提出了“六个一要求”，作为推动素质拓展的重要手段。 1.写好一本素质拓展证书 其实质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参与到“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活动中来，人人有证书，人人有活动，人人证书上有内容、有成绩，把《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作为学生毕业的必要证件，从而引起学生对素质拓展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 2.发展一项兴趣专长 每个学生都要认识自己、把握自己，找到自身的优势，培养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专长，锻炼自己的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个性、有特长、敢创新、能创造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3.参加一个学生社团 大力倡导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号召广大学生根据自身求知练能的成才需求选择参加适合自己的学生社团，从中磨练思想意志，增长知识才干，提高实践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4.献一份爱心 围绕构建和谐自我、构建和谐校园、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目标，对学生深入进行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教育，进行“和谐”教育，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引导广大学生关心社会、关爱人生，学会合群和合作。为此，大力号召青年学生广泛参与面向社会的志愿服务活动，面向校园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面向弱势群体的扶弱救助行动等，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关心集体、奉献爱心。 5.读一本好书 大力倡导读书求知的风气，着力培养大学的学术氛围和良好学风。通过开展主题读书会、热门好书聚焦书友会、研讨会、演讲会、报告会、心得交流会等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达到一人读书，多人受益的效果。 6.提一条好建议 为强化学生的主人公责任感，鼓励创新精神，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倡导学生主动关注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实施，勤观察、多思考，积极主动地向学校、院部、班级、支部、社团等提出改进和创新工作的意见、建议、信息和好的活动方案，集中广大学生的智慧共同推动大学生素质教育。 五、运行机制——党委科学规划，多部门联动，项目化操作 党委把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作为统揽大学生课外业余学习教育活动的龙头工程切实抓好，2003年校党委印发了《许昌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实施意见》，明确了实施计划的指导思想，结合许昌学院实际，确定了许昌学院实施计划的基本内容和工作举措，成立了由校党委副书记为组长，主抓教学、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为副组长，党委宣传部、团委、学工部、教务处、招生就业处为成员的“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校团委设立办公室暨大学生素质拓展认证中心，各院（部）组建院（部）级的素质拓展领导小组，党政一把手亲自指导本单位的素质拓展工作，建立并完善了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团总支书记、政治辅导员、班主任参加的院（部）级素质拓展认证中心，有效保证素质拓展工作的有序开展。进一步完善了《许昌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实施办法》、《社团管理办法》、《社团成立及活动规程》等相关制度，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有效保证了“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顺利实施。 近年来，校党委又指导团委专门制订了旨在推动工作探索和实施的《关于开展“十大类素质拓展活动品牌创建”活动实施方案》，以品牌创建为抓手，采取项目化操作的方式，以一个年度为周期，校团委从宣传发动、材料申报、评审立项、组织实施、过程考核和总结表彰六个实施步骤逐个把关，各院部按照方向性、实效性、创新性、系统性、长效性的创建标准，申报并经校团委立项组织实施了30余项设计新颖、内容丰富的“品牌创建”活动。各项活动紧紧围绕育人目标和学生成才需求，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一批体现院部工作特色，具有一定代表性、启发性、示范性的优秀特色品牌项目。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三思在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论坛、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赢在大学”创业计划大赛、城市与环境学院的核心竞争力训练营系列活动，等等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活动，有效满足了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要，有力推动了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有效实施。 多年来，许昌学院坚持开展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由衷赞赏和积极拥护，有力促进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锻炼提高。这方面的工作措施和经验，也得到了上级部门和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主办的《高教领导参考》、河南省教育厅主办的《河南教育信息》都曾进行专题报道和推广。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论中学班主任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班主任　素质教育　教育　作用 [论文摘要]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直接面对学生的班主任，应站在推进素质教育的第一线，所以中学班主任工作要从以前的应试教育及时转变过来，班主任要在观念上从权威型管理转变为民主型管理，从注重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转变为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由严格教育转变为爱心教育。在角色定位上从高耗型向高效型转换，从经验型向科研型转换，从被动适应型向主动创造型转换。 1、前言 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基础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这是我们基础教育改的“时代主题和紧任务”。 班主任的工作在学校与学生之间起着“纽带”和“桥梁”的作用。瓤级管理作为班主任工作的重点是学校管理的组成部分，是搞好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那么，学校内部班级管理工作是每位班主任教师的一项基本功，尤其是知识经济社会，如何带好班集体，是摆在中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2、素质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素质与素质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的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教育。有什么样的素质，就虚有与之相对应的素质教育。人的素质可大致分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与之相对应，则有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教育。若详细划分，人的素质可分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文化科学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审美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则有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心理素质教育、审美素质教育和劳动技能素质教育等。素质具有整体性。人的诸方面素质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制约、相互依的整体。素质教育必须遵循人的素质整体结构的规律，从人的整体素质结构出发，使素质教育与人的素质结构相适应，养成人的整体素质。现代素质教育不仅深入到素质的生理与心理层面，而且扩展到社会文化层面。素质是个体性、群体性和民族性的统一。这就要求既重视个体的各种素质的教育，又重视群体素质的完善，还要致力于全民族整体的提高。 3、班主任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1)管理方式的转变 在传统教育中，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拥有绝对权威，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固然守纪，但依赖性强，独立性差、缺乏主动性、创造性，更不具备时代所要求的创新精神和良好的综合素质，这就要求班主任改变原来的角色形象，代之以对话者、引导者的角色。 中学班级管理工作的对象是处在青春期的学生，他们的言行，穿着打扮、思想动态、人生观和世界观均需要进行良好的塑造。许多班主任满腔热情、事必躬亲，这不仅使班主任陷于疲惫不堪之中，也难以调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学生的素质教育。因此，班主任在班级的管理中要充分发挥学生在教育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做到“管放结合”。具体而言，班主任要管理的地方主要包括：制定班级的长期目标、把握班级工作的整体思路；培养一支强有力的班干部队伍，并加以指导监督；做好个别学生及全体学生的思想工作，增强班级凝聚力。 (2)教育观的转变 对教师而言，传统的教育观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主要体现在关注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而忽视对成绩差的学生的关心重视，这不仅违背了党和国家办教育的初衷，更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教育的要求相去甚远。 现代教育观认为，一个学生成才与否，不能单凭成绩，还要综合考虑心理素质、道德水平等各方面因素。因此，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成绩，还应注意学生其它素质的培养。这就要求班主任要有使命感、责任感，树立科学的人才观，要舍弃教育“精英”思想，对全体学生负责，因材施教、合理引导，注重素质教育，塑造学生美好的心灵和科学的思维品质。 在工作中，班主任还要解决学生渴求捷径、试图迅速成才的学习投机心理，重视培养学生顽强的学习意志、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3)教育方式的转变 中国传统教育观点一直认为“严师出高徒”，这就导致班主任在管理过程中对学生过于苛刻，要求过于严格，对于处在青春叛逆期的中学生而言这可能会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我们认为，在新时代的教育中，班主任不仅要对学生要求严格，更要用爱心去理解和关心学生，了解每位学生的长处和不足、需要与向往，从感情上贴近他们，使学生真正体会到老师的关心，也让学生把老师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这样他们才会自觉的接受教育。 同时，在尊重和信任学生的前提下对学生进行教育。学生都有各自的人格和尊严，只有以理服人，理解、尊重和信任他们，才能使学生心悦诚服，并受到学生的信任，激发起学生积极向上的动力。教育工作的实践表明，班主任应用自己赤诚的心去和学生交流，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4、发挥班主任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在素质教育的实施中，班主任要注意自己角色的转变，充分认识新时代赋予班主任角色的新内涵，这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角色的改变主要体现在由高耗型转变为高效型。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解学生上，将简单的复杂劳动转变为富有创造力的工作，采取灵活有效的教育方法，用少量的时间去获得优异的教育教学效果。 同时，班主任的角色还应由被动适应型向主动创造型转变。传统的班主任角色往往充当了上传下达的“通讯员”，工作常常是被动服从，缺乏独立性。而在素质教育中则要求班主任是积极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主体，能根据自身优势和学生的特点，创造性的开展班级工作，形成风格鲜明的班级集体，对学生的创造性人格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许多成功的班主任的实践表明，班主任内在的气质、风度、学识、修养等因素所形成的精神力量是对班级、学生最有效的影响力。因此，班主任的素质正是班主任做好班级工作的关键。(1)树立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的爱心观念，爱岗敬业，要有奉献精神。(2)尊重和信任学生，与学生平等相待，培养融洽的师生关系。(3)努力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4)具有渊博的知识，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善于吸收新知识。(5)了解教育规律，掌握教育方法，学会处理突发性事件的方法，积累班级工作经验。(6)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积极情绪，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能胜任班主任工作的各种能力。 5、结论 总之，每个班级的情形千差万别，要根据学生具体情况，每个班主任要总结经验，找出共同点，使班级管理趋于规范化、科学化、人性化，减少随意性、盲目性、简单化。那么，班级管理工作一定得很出色。 在当前教育形势下，班主任只能在班级中贯彻并强化素质教育，对于还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还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只有全方位支持班主任工作，不断提高班主任素质，才能使素质教育走的更远、更好。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关于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探讨 论文关键字：赣傩文化 旅游资源 开展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通过对赣傩这一重要的旅游资源的特性、价值的分析，探讨利用赣傩旅游资源开展素质教育的独特性、实施途径和具体方法，从而理清了一条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素质教育获得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途径。 我们美丽的家乡江西是文化旅游大省。其中贯古达今、影响深远的赣傩文化在快节奏的信息社会中仍散发着它古老、博大而独特的魅力。赣傩文化主要分为傩仪和傩艺术两部分，傩仪包括傩神庙、傩祭、神词、傩符、法器等；而傩艺术包括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赣傩文化的神秘独特魅力，具有强烈的心理感召力，吸引人们研习、体验、追寻，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有着开发旅游良好前景。同时，当代中国正处社会深刻转型，人们之间的关系急速走向功利、走向竞争，社会日趋走向现代、走向未来。人们，尤其是青年集体意识、群体心理缺失，迫切需要抓住有效载体，寻访心理家园、弥补集体意识、人本精神，构件完美健全人格，提升塑造综合素质。我们完全应当在开发赣傩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利用赣傩旅游资源，深掘其教育价值，开展素质教育，发展地域旅游文化经济，从而获得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赣傩文化之特性 1、杂糅巫风、根扎赣鄱。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徐人、楚人入赣，荆楚巫风与当地百越人的神鬼崇拜混杂为影响力巨大的南方巫傩，巫傩自出现以后，不断向四周渗透，在此过程中，充满自豪盆地心态的赣先民们在巫傩的传承中，特别珍视这份令他们骄傲的祖先馈遗，从不敢轻易对其进行改动、删减，使赣傩至今仍能较完整地保存最原始的面貌和形态。 2、紧随主流、纳异化同。随着西晋“永嘉之乱”及南北朝战争、唐未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战乱，北人不断南迁，赣傩文化不断受到其他主流文化的渗透，吸取了异元文化精魄的赣傩再以强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傩属文化体系的地区发散辐射。 3、崇祖重祭、傩事娱渐。赣地的傩神虽然各异，但多有自己宗族的祖先，重勘舆、重风水的赣人认祖先的灵魂就藏于他们生前的居地，在赣人看来，奉祀与自己有着亲缘关系的远祖之灵比祈求某一位宗主更为可靠、灵验。赣地祭祖傩仪繁冗，场面热烈、隆重，规制相当严格。供奉祖先除了丰厚的祭品、供品外，还有娱神、娱人的傩歌、傩舞、傩戏等娱兴内容。各类形式的傩艺术表演能激起观众的情境共鸣及参与热情，这就使得赣傩文化的保存和弘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赣傩文化之主要价值 1、学术价值。赣傩文化是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戏剧学等多方面学术领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可以帮助学者们重新界定学科体系类属、源流，完善和补充知识结构及训诂学科功能、各时期各阶段的意义。它对各种学术的研究必将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丰富可考的内容和实物索引。 2、文化价值。赣傩的文化价值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赣傩文化本身作为最原生态的地域文化艺术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陶冶；二是作为历史遗存仍在以傩的方式对赣鄱广大地区进行历史、文化、生产、日杂知识的传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祭神、娱神、娱人的赣傩衍生出的文化教育功能。 3、艺术价值。各地作为赣傩的艺术形式，如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都有着古老、丰富而又极具个性化、地域化的形式语汇及特点，它们折射出各地人们在审美趣味、艺术观念、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而强烈地方特色恰恰是艺术贵在独创的注脚，也是其原生态的表征和佐证。尤其是各地傩面具艺术所传达出的骠悍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等美感体验扩展了壮美和弱美的外延，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4、产业价值。有些人看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傩文化消失也越快。这一看法实有偏颇，经济发展、科教兴盛才有文化的繁荣，而当今时代文化繁荣有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大发展。赣傩文化的濒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赣傩文化遗存却不懂得就此发展相关的知识经济、文化产业。这无异于捧着金饭碗去讨饭。5、教育价值。赣傩历史是赣初民一如赣地红壤般的血色、血性混杂着融合、抗争、分立、嬗变、消长的人群、地区的交往史和生活史。赣傩历史沿革无不是充诉着思想、知识、技艺、历史的传播和繁荣，假如剔除了它傩神信仰的封建迷信部分，赣傩无疑是华夏民族共同体多极意识形态的根系所在，它的优良传统和社会生活智慧仍在向我们昭示着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部分。 三、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之契合 保护挖掘和弘扬赣傩文化，开发赣傩旅游资源最为长远的战略就是将它植根于年青一代的集体记忆及深层意识之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结合提倡全面素质教育对青少年展开赣傩旅游文化资源的研习、体验等的旅游研习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对素质教育来说赣傩旅游文化是最适合的现实文本。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高度契合，是素质教育的独特载体。二者契合性主要有三，即精神吻合、内容生动、形式近人。 1、精神吻合。赣傩文化的精神是开放、独立、顽强，赣傩文化的兼容性使它融合了多种文化的不同元素，这是它开放的一面；赣傩文化善于吸取异元文化的精髓，却始终没有割断自己与自己历史的联系，仍保留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体系，这是它独立的一面；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这是它顽强的一面。而素质教育强调基础教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以开放，宽松的环境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为先决条件的，健康个性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也是开放的。与此同时，积极挖掘学生的潜能与培养其独立完成各项学习任务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锤炼出他们顽强进取，自强不息等宝贵的意志品质。二者的精神完全吻合。 2、内容生动。赣傩文化的内容涉及到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传记、忌禁由来等多方面渊源极具知识性、趣味性，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他健康的个性，而好奇、感兴趣乐于探索是健康个性中的宝贵部分，而赣傩文化生动、丰富、博大的内容足以使学生浸润于其中，陶然忘我。 3、形式近人。赣傩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社会性，生活性的行为特点，免去书本的冗经穷辩，让学生深入和贴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这一近人而又独特的文化形式实现素质教育所强调的联系生活实际，培养职业技能的主张，不能不说是弓为矢用。 四、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实施 纵观傩文化活动的整个过程无不是作为乡村、民族等群体组织就社会过程中针对例如战争、逐疫等问题所采取的一种非理性化的思维、行为解决方式。从这几门学科的特点来看，有一个让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习模式，那就是无一例外的强调以基本认识为先导，再以实践、实勘、实验与总结的反复深化每次的研究所得，可以说这与以知识为起点，经过技能、技巧的培养到达发展的结果的素质教育基本运转机制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在具体实施上我们拟将整个素质教育过程分为从创意、体验、互动、行动四个阶段来组织实施方案。 1、创意。以公共课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就傩文化展开开放性、趣味性的阐述和分析，使学生对赣傩文化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根据青少年思维敏锐、但深度缺乏；注意力强、但自控能力差；记忆力强、但条理性差的心理和生理特点，避短扬长、充分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并根据综合文化的社会性特点，以深入浅出、直白通俗的语言表述与现代化媒体展示技术相结合，充分展开教学互动，在此当中，要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及批判精神，以免使其创造性被扼杀于萌芽。此阶段按教育目的与认识重点可分为三个内容:现象和本质认识、体系认识、价值认识。 （1）现象与本质认识，我们将赣傩认定为人类的社会群体组织以一定的仪式为中介向信仰客体祈获功利的普遍人文现象，这一现象的本质为主宰认知、主宰信赖，因此，这一本质形式外现为合神逐鬼、祈神赐福。在此过程中，注意不要把它上成了哲学课和历史课，不要让学生在概念和专业术语的海洋中周游，而是要以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与傩事溯源为兴趣点，抛砖引玉，渐入主题，始终贯彻轻松教学的原则。 （2）体系认识。赣傩文化群落有着完整、独立和庞杂的体系，在历史的衍变中和邻近地区的影响下，赣各地傩事的称谓、编员、规矩、程序、兴忌大相径庭、面目各异。在这一部分的讲解中，只要求学生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重在人文、地域特色的宣扬和感染，所以无需面面俱道。 （3）价值认识。经过几千年沿袭、传承和发展的赣傩文化以其厚重而独特的学术、考古、文化和产业等价值饮誉海外，我们应对其遗存价值作一个较为中肯、科学的价值训估。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饱满的热情、激扬的语调对赣傩文化的遗存、可掘价值予以全面的介绍并加以盛赞，从而激发每位同学身为江西人的自豪感及爱乡情感，并树立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远大抱负。 2、体验。这一阶段的要求是让学生直接参加到赣傩文化活动中，使其在具体、真实的傩文化氛围及实践活动的身体力行中体验和感受这一文化的整体形态、内涵启示及独特魅力。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暗示性语言对其思路加以引导，只在关键部分进行提示、启发和诱导、使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创意离不开傩文化情境的创设，校方应及早与傩艺团体取得联系，向其索要表演日程安排。 （1）回归体验。在祭师近乎癫狂的呼号中，古老、浑穆的傩仪事象可以瞬间将我们带回傩风激荡的原始时空，那里只有生命内驱力的舞动和如同低沉、重实的傩戏节拍一般的个性释放，基础教育是以个性健康、和谐发展为前提的，此种体验是我们籍以修复学生个性原生态的有效手段。 （2）审美体验。放眼赣傩艺术，稚拙、古朴、单纯、直率的赣傩面具可谓品类遗存、功能、艺术手法及风格都繁多难计，流传久远；丰富的取材、特有的图案、符号内涵表达功能；点与线的巧妙构成及对比手法的凝练、大气是赣傩面具艺术的非凡特色，一张张狞厉、憨蛮、诡异的表情透露出神性、兽性、魔性、混杂性，让人们感到陌生而又熟悉，这就是傩艺术的魅力所在。美育对于性格的塑造作用非凡，赣傩艺术以其可感的乡土艺术形象、艺术形式对于培养学生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正确的价值观，美好的情操、提高道德层次，塑造心理健全的人格都有着巨大作用。 （3）苦难体验。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在此实践中，我们以苦难为契入点展开体验和教育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同情心、代入感、乃至于心理健康、健全的人格有着重要的作用。 （4）乡风体验。赣地傩乡不仅繁衍了赣傩文化，同时也孕育了古老、浓重、酱味十足、浸透了傩风的傩俗和民俗。可以说无言不傩、无行不傩。热爱傩文化，首先要热爱滋养傩文化的家乡，保护傩文化、挖掘和弘扬傩文化更是要从爱护傩乡、建设傩乡做起，展开乡风体验、一睹傩乡人的生活风情，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是消除学生的尊卑思想、摆正其优越心态、培养他们的公正感、爱国主义高尚情操及赤子情怀的必由之路。 3、互动。这一阶段，由教师与学生一道以多样的交流和总结形式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所得互通识见、取长补短、扬华弃粕，进一步深化认识并就其运用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以期帮助学生将已得社会文化素质内化入心理层面，最终形成健康、全面的个性和能力。这一阶段的交流主要分为两个内容：心得体会交流和作品成果交流。一、心得体会交流，这一内容中师生可以共同携手设计如主题班会、专题座谈会、交流板报等形式活泼、组织新颖、创意独特的傩文化交流平台，就“容我一诉衷情，还你千年赣傩”、“与赣傩牵手”等主题对“傩视角看世界”、“多极世界的傩面人生”、“现代人的傩心理”等热议焦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二、作品成果交流、第二个内容实际上包括了再体验、再认识、再创造三个环节，从再体验到再创造的过程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的同学们否定复制、超越自我的旧我蝶变，当各件作品、各项成果被陈列出来，同学们可以在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傩文化艺术成果面前互相学习、加深了解和友谊， 4、行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现阶段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和挖掘利用赣傩这一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一步扩大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在其间重视并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把住素质教育这一载体。最有力的举措就是群策群力，启动赣傩文化申报为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阶段，教师应就这一目标向每位同学发出明确的号召，并由全体师生就宣传的方式、影响力的施加等实际行动以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按步骤、要求共同实施。 此外，要加强傩旅游资源地，学校、旅行服务部门、政府职能的分工协作，开展好利用傩旅游资源开展好素质教育。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关于院校加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现实需求探析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文章对加强高职院校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探析，明确提出在高职院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自1995年全国“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第一次工作会议”以来 ，文化素质教育在普通高等院校已由试点开始转向普及，并不断得到深入推进。高职院校在推进文化素质教育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摸索和创造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由于在认识水平 、教育资源、师资力量以及教育手段等诸方面的差异，高职院校的文化素质教育还存在着与素质教育要求不相适应，与知识经济时展要求的不相适应，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不相适应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解决认识问题是推进文化素质教育的关键，为此，必须充分认清高职院校在新形势下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努力为推进文化素质教育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 1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认为：一个民族如果只有经济成就而没有文化上的觉醒和进步，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文化素质是一个民族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核。21世纪中国要想成为经济强国，在世界民族之林 占有一席之地，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着力加强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解决好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 长期以来，受实用主义的影响，高职院校逐步走上一条职业化和专业性训练的道路，而人作为社会的人，其价值仅仅被局限于“工具”的意义上，而这种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下培养出的学生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当前，人类进入了高科技日益增长的知识型社会，也是生活质量全面提高，文化需求全面增长的人文社会，人类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更加注重精神的需要和满足，对于高职生来说，积极的人生态度，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比其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更为重要，他们更需要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因此，推进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复兴，加强对高职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适应时展的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2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素质教育是以提高人才素质为重要内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教育。人才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是灵魂，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本领，身心素质是本钱。文化素质教育对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的养成和提高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素质教育有利于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文化素质教育所包含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教育内容，是形成社会及人的价值取向的依据，是提升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哲学教育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历史、地理知识教育可以让人系统地了解历史和国情，激发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文学艺术教育活动有助于陶冶高尚道德情操，促进美感的升华和良好个性的发展文化素质教育对业务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素质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活跃思维、激发创新灵感，有助于学生理解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为学生在校学好专业知识及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从更深层次上推动专业教育，提高专业教育质量。文化素质教育也是大学生身心素质发展的基础。文化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帮助学生学会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懂得重视健康，珍惜生命，进而使 自己承受和应付各种困难和压力。为此，文化素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础和切入点，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3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基本保证 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科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创新思维不仅来源于对问题的深入钻研，也得益于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宽广的知识面，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都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作基础。对于文化基础知识薄弱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素质教育能够完善思维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一般来说，理工科重逻辑思维，文科重形象思维，而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对人的创造思维、创新能力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有利于发展理工科学生的想象、直觉、感悟等形象思维，有利于培养文科学生定量分析的逻辑思维。左右脑的均衡开发，有利于挖掘人的创造潜能。想象力是个体智力活动富有创造性的重要条件，是创造思维的可贵品质。而丰富的想象，正是通过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通过文学、艺术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它对完善人的思维，提高创新能力具有特殊的作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有利于创新人才文化环境的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先进文化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它的培养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同志曾强调指出：“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高职院校通过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进一步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学校的文化品位，无形中营造出开发学生潜能，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文化环境。 4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促进高职院校发展的重要手段 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人文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人”的培养逐渐被“才”的训练所取代到了20世纪中叶，这种忽视人 自身素质教育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弊端 日益显现。世界各国大学都认识到了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试图以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来加以改造。 目前，高职院校一般是以工科为主的文、工综合类院校，大多为大专层次，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学生的整体素质上，高职生与其他普通高校学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高职生的文化基础知识薄弱、学习主动性不够、自卑感强等，高职教育应正视现实 ，正确估价高职教育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认识到教育质量的竞争关系高职教育的发展与成败，认识到21世纪全球化、知识经济、网络时代等时代特征对高职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认识到高职教育所培养的目标不单纯是“专业人”、“职业人”，更应是具有人文内涵的“社会人”。为此，高职院校要紧跟社会和时代的要求，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竞争，切实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上下功夫，只有培养出受社会欢迎的毕业生，才能在社会上占有自身的发展空间。 5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适应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人才需求的迫切需要 当今世界，市场竞争El益激烈，而市场竞争的背后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对于高职生来说，积极的人生态度、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等比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更重要，是高职生成长的重要基础。培根说：“历史能使人聪慧，诗歌能使人灵秀，数学能使人精细，自然科学能使人深沉，伦理学能使人庄重，逻辑学和修辞学能使人善辩。”用人单位在注重毕业生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等“第一岗位”需要的同时，还高度重视高职生今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也日益注重毕业生人格的健全、社会适应能力、交往合作能力、文化素养、伦理道德素养、文学艺术修养等的提高。而一些高职生由于文化底子薄，在受人文艺术、品格情操等方面的熏陶上的欠缺，对人类文化遗产、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缺乏了解，他们在语言文字表达、文学艺术修养、文明礼仪、历史哲学等方面修养不够，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伦理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感 、法制观念等等亟待提高。为此，高职院校在加强对学生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同时，应把加强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等的教育和培养放到学生成长的重要位置，努力将文化素质教育落到实处，为高职生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6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实现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古代教育历来十分重视人的素质的培养，《大学》里强调“修身、齐国、平天下”，所谓修身就是要培养自己的良好素质，这是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前提。孑L子曾强调除了学习“六经”之外，还要学御、射。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人文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人”的培养逐渐被“才”的训练所取代。我国高等教育从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面学习和沿用苏联模式 ，为了适应当时尽 早摆脱落后面貌，加快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长期以来，这种教育模式也导致了工程技术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位置被抬得过高，文化素质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和忽视的现状。1983年 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时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他对我国教育发展战略作出的准确定位。教育发展的“三个面向”要求我们必须破除闭关自守的狭隘思维，树立放眼世界，环视全球的对外开放胸襟，不仅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要不断吸取国外有益的思想文化。邓小平同志曾教导我们：“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 自封是愚蠢的。”教育发展的“三个面向”落实到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具体 目标上，就是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简言之，就是要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 但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重“才”而轻“人”，忽视了人的个陛、理智的培养，出现了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的结果，实用主义只能应付一时之需，但对整个民族的长远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根基，也是民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只有把素质教育放到民族教育的战略地位来抓，才能使素质教育得到新的发展，从而使整个民族的素质得到一个新的提升，为民族的发展打牢坚实的基础。在人类即将跨入2l世纪的时代转折点上，综合国力的竞争体现在民族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国民素质是构成民族核心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素质教育关系重大、责任重大，从事素质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问题，努力顺应民族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历史潮流，通过对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深刻反思，适应教育发展的正确抉择，始终把素质教育摆到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位置，顺应教育改革的新趋势，大力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为民族的发展作出教育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再思考 [论文关键词]师范院校 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教师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越来越引起教育界的广泛重视。本文拟从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措施三个方面谈一些认识。 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各高校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师范毕业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旨在让优秀人才经过师范教育成长为优秀教师。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高等师范院校，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加强师范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迫在眉睫。 一、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呼唤 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教育备受关注，而人文教育却受到冷落，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为此，1998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就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教育提出了明确的工作部署和安排。特别是把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采取各种办法整合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以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又具有较高文化科学素养的新型的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第二，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人才全面发展的需要 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它注重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尤其要使学生经过大学阶段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和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要通过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结合、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和教育实践活动的磨炼，使学生在个体生命中达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在个体人格中达成理性与情感意志、科学与人文等方面素质的协调发展。 第三，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师范院校大学生特殊角色的需要 师范院校是培养教师的摇篮，是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工作母机。在师范生中实施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合格师资的重要举措。师范院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未来的人民教师，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对促进教育改革、促进国家科技发展创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全民族素质，以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自身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可见，在师范院校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具有其特殊性，即受教育主体在毕业后，将成为推进青少年文化素质教育的的重要力量，它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与其他院校的大学生。师范院校教育不只是要学生学知识、学技术，而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有知识、有专业、有道德、有理想的教师。在师范院校学生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可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培养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型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在整体上看还是好的。由于国家对师范院校给予了较多的优惠政策，加之教师职业拥有的相对稳定性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吸引了大批学生报考师范院校；也因为师范院校大学生的基础素质相对较好，从而使得师范院校的文化素质教育有了基础保证。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由于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在师范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当然，由于师范院校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在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养方面，既存在着社会共性问题，也有其个性特点。其特点和原因具体表现在： 第一，教师职业理想不牢固 虽然许多学生第一志愿报考了师范院校，但这仅仅是从个人生存和将来就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再由于现阶段的大多数师范院校在规模上不断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大力开发非师范类专业，这也势必会给师范类专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会影响到高师生的专业稳定，使部分学生缺乏热爱教师生涯和愿意为教师生涯献身的职业道德品质，从而导致“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思想的弱化。 第二，知识结构不完善 许多大学生知识面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基本功不扎实，加之现有的课程结构又缺少更多的文理交叉，因此，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就出现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的不协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不协调。 第三，文化艺术素养不高 多数师范院校培养的是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而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不仅要有较深的专业知识，还应有较高的艺术素养。但是，目前许多高师生却不具备这方面的修养和基本素质，缺乏审美能力，对高雅艺术欣赏不了，艺术品位低。 第四，高师生教师职业基本能力相对薄弱 口语表达技能、书写技能、文字表达技能、教学工作技能、班主任工作技能等是教师必备的技能，但因国家未制定教师从业强制性的技术规范，一些师范院校也未规定较高的技能训练标准；加之受社会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大学生对网络语言的偏好，使部分大学生缺乏从事教师职业的基本能力。 三、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措施 教师工作现已被视为一种专门职业，教师教育具有典型的综合性和应用性特点，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已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对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在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如下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优化课程体系，建立文化素质教育模块 文化素质教育应从改革课程结构人手，改变以往选修课随意、零星的状态，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选修课有计划地纳入师范院校的特色教学中。应根据师范院校学生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建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模块。具体地讲，应将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程的模块确定为：(1)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模块。开设中国传统美德概论、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赏析等。(2)中外艺术模块。开设中外美术简史、中外影视赏析与评论、中外音乐简史与欣赏等。(3)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模块。开设西方思想史、西方文明史和世界优秀文学作品赏析等。(4)形势与政策模块。开设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动态专题等。(5)现代市场经济管理模块。开设市场经济导论、行政法律及民事法律专题、当代管理理论等。文化素质教育系列选修课程，一般每门课程开设30～40学时，面向全校由学生自由选课。在教学管理上，可采取考查、撰写小论文等灵活的方式进行考核，以促进学生积极选课。在保证课程门类的基础上，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使文化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虽然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相对减弱，但师范院校教师文化素养的高低，会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质，是在专业教学中渗透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前提。师范院校应充分发挥全体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特别是专业教师，应结合专业课教学，寓文化素质教育于知识的传授之中，使之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要自觉地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贯穿于教育始终，充分挖掘和发挥专业课对人才文化素质养成的潜移默化作用，真正做到教书又育人。专业教师本身既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又要有一定的思想境界，以自身思辨的、感情的、道德的、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激励学生，影响他们的志趣，启发他们的觉悟，振奋他们的精神，这样才能为人师表。因此，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除了本身的努力外，师范院校应创造条件让教师在文化素质上有所提高。在师范院校教师的选用及培养中，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已成为基本要求。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提高师范院校教师的文化素质，既是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根本基础，也是提高文化品位的根本保障。很多学者认为，文化素质即是人文素质，而很少谈到科学素质。其实，在师范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当中，应该把二者的统一作为教育的核心来对待。 第三，积极开展具有师范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 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教师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校园活动的育人功能越来越引起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师范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应突出师范特色。首先，要多开展对广大学生的师德和职业理想教育，培养一代具有较高素质、爱教、乐教、安心从教的人民教师。其次，要多开展师能的培训和现代教育意识养成的活动，使学生在校园内提前走上课堂，按合格人民教师的标准完善自身。要多开展全校范围的学生教师职业技能大赛、优秀实习生大赛、“三字一话”比赛等活动，从而使学生在活动中提高师能。再次，要多开展提高科技文化含量的校园活动。要定期开展“科技文化艺术节”、“科技发明大赛”和“大学生辩论赛”等活动，着力提高广大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要创立、发展各级各类科研组织，形成交流、学习、示范为一体的学生科技活动的规范运作机制和择优、鼓励为一体的学生科技活动的竞赛机制，引导、开发学生的创造力。最后，要积极开展校园学术活动。要鼓励教师为学生开设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鼓励他们定期参与学生的学术活动，并形成制度。要通过办好“校园学术报告厅”，邀请部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到校讲学，及时报道最新的科研成果动态，以及播放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实况录像等，营造良好的校同学术氛围。 第四，创建校园人文景观，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培育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的人文景观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优美的校园景观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形成积极向上的审美心理。师范院校的校园文化景观建设应体现师范性。师范院校应根据师范教育的特点增设师德园，或一些名人和名师的雕像。此外，还要加强校园的美化、绿化建设，制定符合师范院校特点的校训和行为规范，加强对教室、寝室、实验室、图书馆内外的布置和美化，形成良好、健康向上的育人环境，让师生的情操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美好心灵，陶冶他们的高尚情操。同时还要注意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提高校园周边环境的文化层次，使大学生从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总之，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全面人才观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体现。 学生素质教育论文:中职学生素质教育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 能力 适应 【论文摘要】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新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素质教育也越来越被重视。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是中等职业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并提高广大在职劳动者素质的必由之路。研究和推行素质教育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课题。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新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素质教育也越来越被重视。造就新一代劳动大军和提高广大在职劳动者的素质，已成为教育面临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完成主要依靠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是中等职业学校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研究和推行素质教育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课题。 1．树立现代教育观念，强化素质教育意识。传统教育重在知识的传授，而忽略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在中等职业学校中推行素质教育，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和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如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促进学生健康活泼的成长。传统教育不仅片面强调知识传授而忽视对学生能力与智力的培养，而且过分强调教师的主导性而忽视学生的主体性。推行素质教育，必须牢固树立学生为主体，能力为本位的意识，即让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亲身实践，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给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和研讨的时间，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和能力的培养。 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直接是面向市场，面向社会的。因此，人才的培养一定要与市场挂钩，与社会接轨，满足社会各行业需要。这样，职业学校就应根据人才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来调整、规划专业结构以及课程的设置，并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落实到各个具体的教学环节上。做到人才培养的速度、规模与市场的需求相适应。 2．努力探索和建立适应素质教育的教学机制。素质教育没有固定模式，它的实施可以制定某种方案，提出若干要求、规定，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探求适合于学生个体的最佳教育方案和措施。学校教育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应承担提高学生素质的使命。 2．1 推行素质教育，课堂教学是主渠道。不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还是语言科学，除了传授知识之外，都可以结合知识教育进行素质教育，即“寓素质教育于知识教育之中”。提高学生素质的关键就是要通过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把文化知识“内化”为学生稳定的素质和自觉的行动。 在课堂理论教学中，首先应注意加强启发式教学。同样一堂课，不同的教师去上，效果可以大不相同，关键之一就是看教师能否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如果教师掌握了启发学生思维的能力，讲解中善于抓住教材中的“启发因素”，诱导学生积极思维，教师教得活，学生领略到学习的乐趣，就会学得主动，学而不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启发式教学。提到启发性教学，许多人只理解为“精讲多练”，甚至有些教师每堂课都按一定的时间比例来划分“讲”与“练”，好像“精讲”就是少讲，讲得多了就是“灌”，如果这一堂课是老师讲到底，没有留出时间给学生做练习，这就是“满堂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是不是灌，衡量标准是看学生有没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只要启发有方，诱导得法，即使是一堂课“讲”了45分钟，仍不失为较好的启发式教学。否则，你只“灌”了20分钟，后面25分钟的“练”，也只是形式上的“练”，不过是“灌”的组成部分罢了。有些人又可能走上另一个极端，为了不“灌”，无论什么内容，都采用问答式的教学方式，好像问答式就等同于启发式，这也是片面的。问答式诚然是启发式的一种好形式，但一方面要因内容而异，另一方面，同样是问答式，也可能毫无启发可言，所以，不能形式地认为教师讲就是“灌”，问答就是启发式。只要能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培养了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了智力，那么就是启发式的教学。 在教学的内容上，应突出专业课，特别应重视专业实践课，对专业理论课，注意把握好“必需”与“够用”原则，在强调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突出应用，注意加强直观化教学，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文化课的教学更应坚持“够用”原则。什么是“够用”？这个度必须把握好，对文化课的要求过高，除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外，还会影响学生对专业课的学习；完全忽视文化课基础课的学习也是错误的做法，因为，职业教育应在完成相当于高中阶段文化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专业理论、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学生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才会有较强的融会贯通能力，有较灵活的思维方法，才可能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将专业课知识真正学好、弄懂。 在教学方式上，教师应从仅仅“教会”学生转向同时指导学生自己“会学”。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靠包办式的“传道、授业、解惑”来教会学生，大量的时间放在“讲”，这种方法不利于学生能力素质的提高。在职业学校推行素质教育就应当改变原来的单一刻板的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应通过讲课、讨论等各种不同方式引导、帮助学生学会怎样去学习，怎样去克服一个个疑难问题，从中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此外，课堂教学中的“课堂”不应囿于传统教学中的“课室”，而应注意更多地把课堂改在实验室、实习基地、工厂、企业和社区等不同的场所。 2．2 推行素质教育，校园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校园文化对学生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的培养，往往比课程教学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职业学校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营造优良的校风和积极向上的文化教育氛围，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在校园内设立宣传栏、广播台、团报、校报等及时向全校师生宣传国际、国内新闻，教育新思想、新动向及校内的新人新事。还要开展多种有益于身心发展的文化、体育、文艺、美术等活动，使学生受到优良的校园文化的熏陶。如举办一台文艺晚会，对学生的组织能力、文化品位、艺术修养等多方面素质都是很好的培养锻炼。每学期可以通过定期开展技能汇报、歌咏比赛、书法展览、法制讲座等活动来煅炼学生、教育学生。通过校园文化熏陶所形成的素质，往往更深刻、更牢固。 2．3 推行素质教育，强化社会实践是一个重要手段。职业教育强调能力培养，特别是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师应突出实践教学环节，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带领学生深入工厂、车间，让学生实实在在的体验生活，自己动手，真正掌握一定的操作技能，并引导学生如何应用所学过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学生有了这样的经历，踏入社会就不会有那种陌生感和超重感，更不会感到在学校中所学的是无用论。 3．提高师资水平，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根本保证。教师是素质教育的组织者与实践者，其自身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素质教育开展水平的高低。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是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如果教师只是传授知识，那么只要求教师通晓所教学科的知识并懂得教学方法就行了；如果教师要担负起素质教育的任务，那么还必须具备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为人师表的崇高道德，精通素质教育的方法与艺术。在职业学校，必须倡导学习之风，教学科研之风，对教师开展教育科研和教育实验方面的继续教育，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和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 推行素质教育非一日之功，只有通过全面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全体教育工作者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并不断深化职业教育的改革，才能建立起科学的职业素质教育的运行机制，提高职业学校学生的素质，以适应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

图书管理论文:基于UML的图书管理系统的开发和应用 摘 要：对uml的主要功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分析了基于uml图书管理系统的开发要点，包括模型的设计和实现过程，然后对图书管理系统的应用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关键词：uml；图书管理系统； 建模设计；开发应用 一、uml概述 所谓的uml，英文全称为the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也就是同意建模语言，是一种用于编制系统蓝图的标准化语言，常用于复杂系统建立可视化系统模型。 1.静态建模。uml提供了诸如类图、例图以及实施图和组件图等众多图来进行图书管理系统的静态结构建模。类图（class diagram）主要用于对系统中类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例图（use diagram）主要用于对系统的需求进行分析；实施图（deployment diagram）用于对节点处理和节点活动的配置；组件图（component diagram）用于组件以及组件之间关系的显示。2.动态建模。uml用于动态建模的图主要是协作图、顺序图、状态图以及活动图来对系统的动态进行建模。协作图（collaboration diagram）是从空间上对系统中对象之间消息的发送和接受进行描述，顺序图（sequence diagram）则是从时间上进行描述，状态图（state diagram）则是用于对对象状态变化进行建模的；活动图（activity diagram）是按照活动控制流程制作的流程图。3.正向工程。将模型转化成代码被称为正向工程，可以实现模型向具体语言的映射。正向工程中的元素测试可以借助况图来实现，而类图可以将模型形成具体的代码。4.逆向工程。与正向工程相反，逆向工程是实现代码向图形化模型的转化，是把代码转化成模型的过程。逆向工程主要功能是保证系统同模型的一致性，使得模型能够准确而真实地反映出系统现状。 二、基于uml图书管理系统的开发 基于uml的图书管理系统开发，主要的两个步骤时建模和实现，建模主要通过两个步骤实现，一个是需求分析，然后就是系统模型的设计（主要是设计例图、交互框图和合作框图）。以下就借助rational 来对建模过程进行统一的描述，其中的图形是利用rationa-rose工具进行绘制的。 1.需求分析。图书管理系统中的主要角色是由两个，一个是图书管理员，另一个则是结束这，其中图书管理员就是此系统的用户，而借书者则是客户，这两者的联系都设计到了书记。其中图书管理员实现借书者的功能，如果使用例示图就可以表述为：借出书目（lend process）；预订（ make reservation）和删除预订（remove reservation）；增加数目（add book）；删除书目（remove book）；增加标题（add title）和更新标题（update title）；增加借书者（add borrower）和更新借书者（update borrower）。 （1）例图设计。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需求划分为三个子模块：管理子系统（management subsystem）、借书子系统（lend subsystem）和购书子系统（purchase subsystem）。其中管理子系统包括对图书的书名增添以及更新、增加和更新借书者信息这四个主要过程；借书子系统包括对书目的返回、预定和删除预定这四个子操作；购书子系统则包括了增加和删除书目两个过程。因此图书管理系统的主要构成可以表述为图1。 在图书管理系统中角色主要由管理员、借书者组成，两者是通过书联系一起，即借书和还书两个操作，同时在管理者和书籍之间也存在着管理员返还、购置和借出书籍等过程。（2）合作框图和交互框图设计。在进行借书此操作时，管理员首先需要对读者的节约证件进行检查，保证读者是拥有有效证件并且所借最大书籍数目是否借满，在以上条件均满足的条件下，系统才会依照搜索的条件对图书馆中的图书进行搜索，获得书籍的数目，如果还存在未借出的书籍，就将此书借出并且对书籍的数目减一，同时对书号包含的借阅标志位取反表示此书已经借出。同样，在进行还书过程中也可以按照将整个过程分为准备工作和完成工作，准备阶段是管理员了解书籍信息并按照每本书的信息检查归还日期是否超过了理应归还的日期。完成阶段就是将此书书号等级并且将标志位归还为零，同时将此书的数量加一。（3）模型实现。实现图的主要用途就是将现有的系统模型转化为具体的代码，此过程需要使用到逆向工程，目前众多的uml建模工具都是可以提供这种转化或者映射的，例如：rational rose就能够成功实现模型想java，vc++和vb等语言的转化。存在于uml中的许多类都是可以在正向工程汇总 使用，这些类在系统中都是存在一个类似图的。每一个顺序图对象都是可以借助一个类实现，对象则抽取其中的某个具体功能。然后将这种类映射到具体的语言就能够成功实现代码了。在这个系统中，我们自定义了一个基类用于表示角色，这个基类借助继承就能够创建借书者、书籍和管理者的具体对象了并且加入对象的特殊属性，同时，借书者这个类同书籍信息和读者信息两个类有着紧密的聚合关系，书籍类则与书籍的详细信息、价格和登记等有聚合关系，通过此种划分，部分类中的属性和相关的方法就已经可以定义了。 2.系统设计实现。系统模型的设计完成之后就要上机进行编程设计了，本系统可以使用java加上oracle数据访问技术实现的。在此系统中，设计了抽象的架构视图帮助开发者实现具体的路标，并且对于任务的分配和具体技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基础上设计了组件图，它主要显示在软件组件中各代码本身的结构，对于各组件的关联，包括源代码，编译代码等提供了帮助，为此设计了图2的组件图为具体系统在web上实现提供了帮助。 三、小 结 对于一个图书馆而言，图书管理系统对于图书的借阅和归还整理都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同时数字图书馆的开发建设工作也是一件很复杂的软件设计项目，需要依赖数据库管理知识以及具体的编程语言和应用软件提供帮助。图书管理系统是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模块，也是对大型软件系统的一种尝试，借助uml的强大功能来设计图书管理系统能够较为简单地实现模型向代码的映射并且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制作图书管理系统的方法。 图书管理论文:正确处理图书管理人员与读者间的关系 摘要：高校图书馆是大学生获取知识、成长成才的重要场所。图书管理人员怎样与读者之间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为读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提高馆员的综合素质，是馆员与读者和谐的关键所在；加强对读者的思想 教育 ，是馆员与读者和谐的重要途径；及时制止馆读间的冲突，是馆员与读者和谐的必要手段。 关键词：图书馆；管理人员；读者；关系 一、提高馆员的综合素质，是馆员与读者和谐的关键所在 “读者第一”是图书管理人员始终坚持的服务理念，建立和谐的馆读关系，为读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是馆员的职责所在。在馆读互动关系中，馆员居于主导地位，也是避免矛盾的主要一方。 1　牢固树立服务理念。坚持“为读者服务”的理念和宗旨，应该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应理解和尊重读者的地位。在进步的法治社会中，人与人是平等的，但在为读者服务工作中，馆员与读者所处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这个不平等绝非人格上的不平等，而是服务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二者是服务与被服务、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读者有诸多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而馆员却只能恪守职责为读者服务，无权选择或拒绝为某位读者服务，这是对馆员这一特定职业角色的要求。如果馆员不能正确理解这种关系，对读者的权利与地位有抵触心理，就很难做到自觉地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其二，应把服务当做一种快乐。服务必须发自内心，这是实现优质服务的前提。馆员应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能把服务仅仅看作是谋生的手段，而应该从更高的境界去看待服务，从工做中寻找并享受快乐，从为读者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其三，应注意满足读者的精神追求。在为读者服务过程中，馆读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人际知觉关系，为读者服务绝不仅仅是“物”的满足。读者不仅关心他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是否得到所需要的 文献 与知识，也看重他在接受服务过程中的精神感受，即心理满足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为读者服务过程中的人文关怀、情感沟通、身心愉悦等精神满足，与文献和知识的获得同等重要。 2　具备良好综合知识。一个优秀的图书馆员不仅要具备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具备培养读者阅读兴趣、方式和方法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馆员要用自己的敬业精神、工作作风、管理水平、服务态度等来吸引读者、感动读者，赢得读者的尊敬和信赖。读者到图书馆接受服务的动机和原因，是获取文献和知识，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与馆员发生摩擦。图书馆高品质的服务，仅靠礼貌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服务的能力，而要取得最佳的服务效果。馆员具有丰富的知识非常重要。因此，馆员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渊博的学科知识，足够的知识储备，能够与读者进行“知识沟通”，特别是在 网络 化、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时代，馆员应有精湛的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以满足读者新的需求，同时对文献特别是馆藏文献了如指掌，这样为读者服务时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游刃有余。 另外，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涯中，图书馆是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活力源泉，图书馆员的一言一行会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甚至他们的一生。因此，图书馆员要特别注意在工作中保持良好的形象，牢固地树立起“读者至上，服务第一”、“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充当好读者良师益友的角色，诚心诚意地做好读者的服务工作。诚则生信，信则感人，馆员在工作中把读者视为主人，把读者的需求当做自己的需求，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尊重读者并使读者信赖你，进而尊重你，积极地配合你做好服务工作，将会给读者以感染，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3　历练健康心理素质。在为读者服务过程中，馆员每天都要面对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需求和目的的读者，要应对自如、使读者满意，就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心理素质是人们应付、承受和调节各种心理压力和进行正常心理活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情绪调节和心理活动的稳定性上。心理素质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个性、气质等方面的特征，还会对人处理各种问题、应对各种事件以至于事业的成功与 发展 都产生重要影响。馆员的心理素质是其整体素质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包括敏锐的观察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灵活的反应能力，出色的表达能力，较强的自控能力以及稳定的情绪、坚强的意志、完美的气质和豁达的性格。馆员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心理素质，才会在平时工作中有效地避免馆读矛盾的发生，或者是在馆读矛盾发生后能够冷静、理性、灵活地予以化解，不至于和读者之间形成对立状。 二、加强对读者的思想教育，是馆员与读者和谐的重要途径 高校图书馆担负着一定的教育职能，它在引导大学生读者的信息需求和阅读的同时，还担负着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责任，使他们自觉地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从而与图书管理人员和睦相处。 图书馆对大学生读者的内在修养和文化知识的全面培养起到重要的作用。高校图书馆员与读者之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读者对图书馆员工作的不理解和对图书馆规章制度的不了解，有些院校图书馆对新生读者的入馆教育重视不够，程序过于简单，时间也过于紧张，新生读者在入馆教育中对图书馆和馆员的了解只停留在表层，缺少深入的了解，有的干脆没受过人馆教育，老生读者的后续教育也跟不上。因此，在其利用图书馆资源的过程中，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不注意代书板的使用，弄乱图书的排列顺序，污损图书，文献查询方法不清楚，用各种不正规的称呼来称呼图书馆员等。这就导致图书馆员工作强度加大，影响其工作情绪，甚至导致图书馆员向读者发泄情绪等现象。因此，图书馆应该在新生入馆教育中加强规章制度、环境卫生、文明礼貌等方面的教育，让新生一入馆就能深入地了解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图书信息资源的利用。尊重图书馆员的人格尊严和劳动成果。图书馆员也应经常督促读者使用代书板，强调使用代书板的重要性，并教给他们如何按索书号找书，以保持书架的整齐。图书馆还应经常开设一些图书馆文献信息利用方面的讲座，让读者能最大程度利用图书馆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加深对文献信息功能的理解和对图书馆员工作的尊重。另外，读者对馆员的礼貌问题是影响两者关系的因素之一，因此图书馆还要担负起对读者的礼貌教育责任，在入馆教育中应对新生读者提出语言规范的要求，对一些称呼不恰当或是不礼貌对待馆员的读者，要加强思想教育，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大学生读者文明阅读，图书馆领导也要正确对待读者和馆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馆员对于没有礼貌的读者也不能放弃礼貌，要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动读者，赢得读者的尊重和理解。 三、及时制止馆读间的冲突，是馆员与读者和谐的必要手段 1　学会尊重和赏识读者。心 理学 告诉我们，尊重别人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核心。在人与人关系中，尊重别人将会赢得别人 对自己的更多尊重。馆员在为读者服务过程中，首先要有以人为本理念，充分尊重读者，理解读者渴求知识、潜心学习的心理需求，善于捕捉读者的优点并能恰如其分的加以赞赏，使读者到图书馆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感到个人的尊严受到管理人员的尊重。这样，馆读关系就会变得融洽，读者也会对馆员的劳动多一份理解，一些矛盾就会化解在萌芽状态。特别是当听到读者的怨言和意见时，馆员一定要保持冷静，更加尊重他们、欣赏他们，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尽可能地包容他们的观点，让读者在感动中反思自己的言谈举止，这样才能起到稳定情绪、平息冲突的效果。 2　设身处地思考问题。许多情况下，馆读冲突是由于馆员与读者存在着心理差距而造成的。双方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对事物的认识、理解和感受也就不同，从而产生歧义。其实，在馆读互动关系中，馆员与读者在利益和目的上是共同的，这就是充分利用 文献 资源，提高文献使用效率。这种共同的利益和目的，使得馆员和读者在心理上易于沟通、达成共识。馆员要提高对读者的心理现象不发生排斥的自控能力，换位思考，提高心理上的相容性。当馆员设身处地从读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就会发现读者的一些行为包括他们的失礼、急躁或过失都是可以理解的，就能更好地理解读者的心情、处境和需要，从而自觉地避免与读者发生冲突。 3　果断有效制止冲突。当馆读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后，无论是对冲突双方还是对图书馆形象，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此时，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有效地制止冲突，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第一，当馆员和读者发生冲突时，双方都不让步，在此情况下，可采取第三方介入调停的方式缓解僵局，使消除误会、握手言和。调解人一般应是流通部或图书馆领导，调解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读者对调解人的公正与权威的认可度。因此，调解人要特别尊重读者，态度要诚恳。调停要公正，不偏不倚，不要轻易表态。具体的调解程序是：听取冲突双方描述不同意见和细节，然后提出若干解决冲突的方案，再引导冲突双方对方案发表感受，直至达成一致意见，在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中解决冲突。 第二，隔离冲突双方。这是排除馆读冲突常用的方法，也是较为有效的方法。当冲突双方情绪化因素过多，已难以平心静气协商解决问题时，就要采取回避措施，将冲突双方劝离冲突现场，使其失去面对面争吵的机会，以取得缓解冲突的效果。采取这种方式可以将冲突的馆员调离，由另一位接替；也可以将冲突的读者请入休息室或办公室，由负责人听取他的申诉和要求，再妥善地加以解决。 第三，强制终止冲突。有时调停和隔离是不能奏效的，这就要采取强制终止冲突的办法。这是一种较为强有力的措施，图书馆权威人员要采用坚决、果断、有力且具有一定震慑作用的言行，强行制止冲突各方的过激言行，以免事态延续和扩大。要让读者知道图书馆方面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制度、规定和秩序，是合理和有根据的，决不允许冲突再继续下去。 总之，高校图书馆员与大学生读者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图书馆建设中的大事，需要图书馆、图书馆员和读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只有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使图书馆成为馆员愉快工作、学生愉快学习的温馨家园。 图书管理论文:试论中学图书管理人员的技能和素质要求 【摘要】中学图书馆是学校书、刊、情报资料中心，是教师教学科研的基地，是学生课堂教育的延伸和补充。中小学图书馆的功能实现与否的关键在于对图书管理员。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是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来实现的，管理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中小学图书馆效能的发挥。图书管理员要有敬业精神、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提高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以适应当今图书馆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 关键词】: 中学 图书管理员 素质 技能 中学图书馆（室）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知识性很强的工作，其管理人员的素质高低将直接影响图书馆（室）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直接影响到中学图书馆（室）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因此，学校应选配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对学校图书馆（室）实施有效管理，学校在物色和选配管理人员时要考虑如下几条：一是要热爱图书管理工作，敬业精神较强，勇于开拓和进取；二是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图书管理工作本身就是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管理活动，自身素质不高，视野不开阔，不可能做好管理工作。 ? 学校的发展,文化先行,学生的成材,知识和智力背景至关重要。作为传播文化,向广大学生提供精神食粮的图书馆,责无旁贷地被推向了教育教学的前沿阵地。要发挥中学图书馆的作用与效能，必须拥有高素质的图书管理人员。中学图书管理员应具有怎样的基本素质，才能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育人功能，使图书管理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呢？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教育使命感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学校图书管理员要有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具有不为名利、甘为人梯的高尚情操。而且，优秀的学校图书管理员要热爱图书管理工作，自觉地将之视为学校育人工作的组成部分，深刻理解图书管理工作的意义和作用，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在学校育人工作中的特殊作用。 二、较强的专业素质、业务能力和学习新知识的意识、能力。 现代学校的图书管理是一项学术性、技术性和创造性都很强的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因而仅有热情和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具有扎实的现代图书管理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图书管理能力。学校图书馆的管理人员要在遵循图书管理的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熟悉图书的分类规则及常用工具书的检索方法，熟悉图书馆藏书范围和藏书特色。 图书馆（室）管理工作和其他管理工作一样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从规范入手，建立可供操作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运行机制的内容，即图书管理工作的方法、任务、内容等。其主要工作是要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规章制度，如《图书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图书借阅制度》、《图书丢失、损坏赔偿制度》等，并与教师年度考核、工资晋升、实施奖惩等挂起钩来，使这项工作运行起来有力度。二是涉及运行机制的方法。要建立分级管理体制，分级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第一是教育主管部门把学校图书管理工作条理化，形成管理规章，出台管理规定，使管理工作具有权威性；第二是业务主管部门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使之具有规范性、科学性；依据图书管理工作的特点，制定出图书馆（室）发展规划和实施细则，使管理工作具有可操作性；第三是学校依据学校的自身特点，结合学校实际，拟定学校图书管理方案，使图书管理工作具有可操作性；第四是图书管理人员要强化自我管理、现代管理意识。 ? 三、良好的人际交流和沟通及组织指导开展读书活动的能力。 学校图书馆（室）管理是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所学校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图书馆（室）的建设和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为师生提供良好的服务，提高师生整体素质，激发学生爱科学、看好书的兴趣，适应素质教育需要，促进图书效益的发挥，学校图书馆（室）要秉承“以读者为本，做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这一理念，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一些中小学读书竞赛活动，以赛促读，教书育人，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在开展图书管理工作中，可通过树立典型、建立示范区、示范学校等形式，把图书管理工作引向深入：一是在普遍开展图书管理工作基础上发现、培养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先进单位作联系点，通过经常指导活动，发现、总结经验，推动面上工作；二是建立评估验收和奖励制度，通过督导评估活动，争取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真正解决房子、票子、位子问题，实现馆舍建设、书刊配置、图书管理上档次，同时大张旗鼓地推广典型，使学校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三是通过组织读书征文评比和管理经验交流，推动图书管理工作良性循环。 学校图书管理员工作的价值是通过为师生提供各种服务而实现的，同时也是一种人际交流与沟通的过程。只有通过图书管理员与师生的有效沟通，才能了解不同师生的需求期望，才能主动为师生提供优质的服务。因此，图书管理员应该加强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面的知识学习，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努力与师生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相互理解的相容关系，用真诚周到的服务去争取更多师生的支持，提高图书管理员在师生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四、基本的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素养。 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图书管理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技术正迅速进入图书管理工作，现代计算机技术、缩微技术、复印技术、录像照相技术、视听设备和视听资料的使用及保护技术等，都将在图书馆得到广泛应用，这就要求学校图书管理员必须能够熟练地使用计算机对图书资料进行管理和应用，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数据库、文献信息等，更好地满足师生的学习需求，为学校师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中学图书馆是学校教育教学和教学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育人、教改、文化阵地。是学校开展研究性学习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是学校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器”和“孵化器”！早在198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学图书馆宣言》就指出：“中学图书馆是保证学校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事业”。“一所出色的图书馆是保证学校取得教育成就的基本条件”。 中学图书馆是为学校教育、教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的阵地，担负着配合课程、辅助教学、扩大学生知识面、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思想行为和道德情操教育的重要职责。随着教育体制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图书馆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新课标》颁布后，它的重要地位更是上升到实施素质教育、开展探究式自主学习的高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地图书馆建设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网络、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中小学图书馆的硬件有了较大的提升，然而，要发挥中小学图书馆的作用，必须拥有高素质的图书管理人员。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是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来实现的，工作人员是形成工作能力的保证与主体，是影响图书馆读者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搞好中学图书馆的的现代化建设，不能只重视图书馆的“硬件”，更应重视“软件“，即馆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的建设和提高。管理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中小学图书馆效能的发挥。图书管理员更要不断加强自身学习，以适应当今图书馆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中学图书管理员应具有怎样的基本素质和技能，才能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育人功能，使图书管理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呢？ 要有敬业精神 一个合格的图书管理员要热爱图书管理事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教育使命感，要有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具有不为名利，甘为人梯的高尚情操。自觉地将图书管理工作视为学校育人工作的组成部分，深刻理解图书管理工作的意义和作用，充分认识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性。 图书馆是学校最基本、最基础的办学条件，它对学生一生的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图书馆是为学校教育、教学和教育研究提供服务的信息机构，是学生和教师丰富知识，开阔视野，改善知识结构，接受教育，陶冶情操的重要场所，是为学生提供探索性学习，进行素质教育的必不可少的课堂延伸和“第二课堂”。 图书管理员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在学校育人工作中的特殊作用。 图书管理员必须具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甘当人梯，乐于奉献的精神。中学图书馆服务的对象是主要是学校师生，而师生的年龄、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也各不相同，这使他们在借阅和使用图书资料方面表现出不同的需求和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图书管理员耐心为不同层次的师生读者服务，要牢固树立 “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真正做到热爱本职工作，鞠躬尽瘁。在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方面，要克服“你们找上门我才为你们服务”的不良意识，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想师生需要之所想，急师生需要之所急，主动介入师生的教育教学活动中。要端正服务态度，对读者不仅要热情耐心，更要设身处地地为读者着想，切实满足读者的需要。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质量，让图书馆成为读者心目中的知识殿堂。良好的服务态度是提高服务效率的基本保证。以人为本，图书馆业务流程（从采访到编目，从典藏到借阅）的每一个环节都围绕着人展开做到百问不厌，百挑不厌，百换不厌，百看不厌，对图书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传递不厌。我们每个馆（室）员要深刻理解图书馆的意义和作用，强化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以饱满的热忱和科学态度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五、具有较强的图书管理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图书管理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具有社会性、科学性、教育性、和服务性的特征。是一项学术性、技术性和创造性都很强的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因而仅有热情和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具有扎实的现代图书管理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图书管理能力。新时期的图书管理员不但应具有扎实的图书情报知识（熟悉图书的分类规则及常用工具书的检索方法，熟悉本校图书馆藏书范围和藏书特色。）良好的外语水平，而且要有一定的计算机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和敏锐的信息意识，能够鉴别、采集、整合网络信息。 科技知识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信息资源的不断涌现，各门科学无所不有。如果没有广博的文化素质，图书管理员工作起来一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对进入馆（室）中的图书文献进行整序工作而言，馆（室）员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就不能变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为井然有序的整体文献系统，就不能对各学科国内外科技政策、发展水平和各种信息资源有较详尽的了解。馆（室）员不具备对各种信息的熟悉、筛选、整序、浓缩、分析的整合和研究能力，也就不能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更便捷、更系统的参考、咨询服务。如：为老师准备好与授课相关的文字资料、图书信息等：为学生准备好有助于知识掌握的辅助信息和丰富的课外阅读资料，及时把新信息推荐给他们。 随着计算机管理的普及和深入，馆（室）员必须能够熟练地使用计算机网络对图书资料进行管理和应用。学习和掌握现代化信息管理技术，包括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开发与维护、信息贮存和检索等各种实用技术，努力使自己从传统的“门卫型”向“网络知识服务型”转变。所以，我们馆（室）员要主动刻苦钻研新技术， 因此，图书馆（室）员要不断学习及时掌握社会、生活、科学领域的新信息、新知识，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勇于探索，不断进取，才能才能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 具有良好的人际交流和沟通能力。 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工作的价值是通过为师生提供各种服务而实现的，同时也是一种人际交流与沟通的过程。只有通过图书管理员与师生的有效沟通，才能了解不同师生的需求期望，才能主动为师生提供优质的服务。因此，图书管理员应该加强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面的知识学习，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努力与师生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相互理解的相容关系，用真诚周到的服务去争取更多师生的支持，提高图书管理员在师生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具有组织和指导开展读书活动的能力。 中学图书馆的读者主要是老师和学生，中学生正处于身体、思想的发育期，从书籍中吸取养分意义重大，由于他们思想尚未定型，阅读就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盲目性。因此，中学图书管理员承担服务于育人的双重职责，这就要求工作人员要加强道德建设和思想建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书籍的筛选、阅读的指导方面都要起到导航的作用。要有较强的政治素质，用好的书籍积极的思想引导学生。通过组织读书讲座、举办读书节等对学生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使书籍真正成为青少年进步的阶梯。 图书馆管理人员的思想、业务以及科技诸方面的素质提高了，图书馆（室）的能动作用必将发挥得更好，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年轻的图书管理人员充实到中学图书管理队伍中去的同时，在职的中学图书管理人员应进行图书管理方面继续教育的学习，以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把图书馆建成具有一流条件、一流管理、一流服务的学校标志性工程，成为学校的信息资源中心，成为师生求知和向往的地方，成为学校最亮丽的景观。 图书管理论文:探析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管理员的基本素质和要求 论文关键词: 网络　高校　图书管理员　素质要求 论文摘要:知识经济为图书资料管理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广阔前景，而高素质的人才是图书资料管理工作战略发展的保证,是知识经济时代图书资料管理工作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知识经济时代，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必须既懂信息技术，又要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既是知识的提供者，又是知识的管理者。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发展要求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必须具有信息的认知能力、训究能力、综合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掌握知识、促进知识传播、共享、利用和创新，这就要求图书资料管理人员提高自身素质，适应网络环境对图书管理员的新挑战。 一、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1.图书管理人员应树立师生第一，服务至上的思想 树立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的思想观念，是高校图书管理员工作的根本宗旨和出发点。无论是在传统的手工条件下，还是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时代，这条服务宗旨都不能改变。相反，在网络环境下,图书管理员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思想观念还应更进一步地得到加强。 2.图书管理员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永恒动力，也是我们图书管理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网络环境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日新月异，各类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新技术层出不穷。因此，作为图书管理工作主体的图书管理员必须破除因循守旧的意识和行为，树立创新观念，实施创新行动，才能不断地变革,拓宽思路，利用发展的信息技术，大力开发网络环境下丰富的信息资源，挖掘信息资源的潜能，才能为我们图书管理事业的发展提供内在的趋动力，才能更好地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 3.图书馆员要具有较强的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 现代信息技术(以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不仅指网络通讯技术，还包括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技术、超文本技术等在网络环境下，现代信息技术已经运用到图书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中，现代信息技术是图书管理员进行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传播和开发利用的锐利武器、运载工具和重要手段，图书管理员对信息技术综合运用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其信息服务的质量。 4.图书管理员要具有敏锐的信息意识和较强的信息能力 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人们是否利用信息以及利用信息的效果，作为信息工作者的图书管理员如果缺乏敏锐的信息意识，就无从产生强烈的信息需求，也不会有合理利用信息资源的内在动力，更不会根据信息资源的特点来充分挖掘其内在的潜力。 二、网络环境对高校图书馆员素质提出了新要求 1.打破传统观念树立新的服务意识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信息时代的进程不断加快，这就要求图书管理人员要紧跟教育发展步伐，加快自身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获取网络信息的能力及服务意识，扩宽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以适应网络环境下高校读者的要求。如帮助他们制定相应的检索策略，引导他们选择、使用各类型的电子文献或者各种专业搜索引擎、数据库等，在参考咨询方面，图书管理员可以利用网络技术通过本单位的网页来为读者解答各类咨询，介绍热点问题、科研新技术新方法的相关信息，从而使图书馆员成为信息用户与信息资源之间相互沟通、传递信息的桥梁与纽带。 2.充分显示出现代图书管理的社会公共性、公益性和共享性 网络环境为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用户是资源共享的最终受益者，图书管理事业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事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图书管理事业将具有更强的公益性和共享性，网络通信技术对于信息资源建设协调领域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为此，提高图书管理人员的计算机操作水平,加强网络知识培训是非常必要的。 3.增强图书管理的社会职能，提高全民素质 图书管理的社会职能之一就是进行社会教育。在手工条件下，图书管理教育的特点是通过对广大读者借阅图书资料来传播知识，以此来开阔读者视野，启发智力，提高读者的科学文化水平，使读者受到教育.在现代信息环境下,随着图书理向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图书管理的社会教育职能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因为在网络环境下的图书管理是各种信息资源进行交换、存贮的中心。 另外，开发现有的图书资料管理服务资源并增强激励机制是提高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的必要方式，图书馆的工作从采购、编目到流通，所有各个部门的工作，只是完成了到为读者服务这一终点的一部分，但应当看到的是，图书馆的各项工作都消耗了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生产出许多无形和有形的物质产品，如各种检索工具、情报文摘、数据库、光盘、声像等高科技信息产品，使之成为面向现代化的重要产业，使其更加广泛地、全面地对各行各业提供宏观、微观层次的咨询服务。 总之，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图书管理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图书管理员必须不断地优化知识结构，并从以上几个方面培养适应网络信息时代要求的综合素质。 图书管理论文:浅析以人为本的高校图书管理工作 论文关键词:服务读者　资源利用　人文环境 论文摘 要:高校图书馆应遵循“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为教学服务,为科研服务,为读者服务,使图书馆要成为教学的第二课堂。在实现图书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的指导思想下,充分了解读者对各类书籍的需求,实现图书馆“为读者、教学、科研服务”的工作目标。 现代管理学中的重要理论．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准则。管理上以人为中心,其核心是人文关怀,实行人本管理。提供人性化服务。高校图书馆应遵循“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并以此作为图书馆发展的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思路。 1 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为读者提供优质的馆藏借阅服务是图书馆管理的主要职能。在图书馆诸要素中,人是第一要素,为读者、教学、科研服务放在第一位,并以此发挥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观念,服务育人的教育理念,为教学服务,为科研服务,为读者服务,使图书馆要成为教学的第二课堂,图书管理人员要成为不上讲台的教师。 读者第一,服务至上,是图书馆的服务宗旨。为读者服务,不是一句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执行的,要求图书管理员要热心,耐心,细心为读者服务,时时、处处、事事为读者着想。在图书管理工作中,可为读者开展多层次、多方位的服务。如:一,有条件的图书馆,可开设一些文化场所,以方便读者开展文化沙龙活动;二,改变服务方式,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如文献信息咨询、网上信息、课题跟踪服务等等;三,利用网络、宣传栏等形式介绍馆藏信息资源等,为读者推荐优秀图书,帮助读者确立阅读目标和范围;四,加强与读者的交流与沟通。设置读者意见箱,召开读者座谈会,在图书馆网页上设立读者回音栏,倾听读者的心声,重视读者的个性差异,以便满足不同服务对象的要求;五,开通网上通道,实现如查阅、续借、预约、代查、代检、新书通告、催还、咨询、文献检索等网上服务,节约读者来馆时间;六,延长开馆时间,满足读者的借阅需要。图书馆的开放时间要做到双休日、节假日不闭馆,网上信息全天候开放。总之,图书馆要把丰富的馆藏资源,以最便捷的服务方式、最优良的服务质量、最充足的服务时间,为读者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图书馆人性化服务的真谛。 图书管理人员一方面要坚持“以服务读者”为核心,服务于读者,将读者的需求放在日常工作的第一位。另一方面坚持科学管理,发挥图书资源的最大使用效率,最终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形成群体合力,实现管理目标。 2 实现图书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传统的图书管理,工作重心在“藏”上,都以“书”为中心展开,从采访到编目,从典藏到借阅。“藏”的原因往往导致图书馆藏书不符合读者需求,不少学校为了保证其图书数量仍然保留了那些时代久远,已不符合时代要求,图书馆的服务地位就会大大降低。在实现图书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的指导思想下,通过调查、走访、座谈、网站留言的形式,充分了解读者对各类书籍的需求,实现图书馆“为读者、教学、科研服务”的工作目标。读者成为图书馆的一员后,其积极性充分地被调动起来,就购买什么样的文献资料提出更好的合理化建议,从而使得文献资源建设更具有针对性,切实满足读者的需求,实现图书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从而使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也会更加科学化、系统化。 3 营造和谐的人文阅览环境 和谐的阅读环境是形成良好阅读氛围,吸引读者的重要条件。图书馆建筑设计要有浓厚的人文意蕴和时代精神。图书馆要时刻把读者的需要放在首位,体现人文理念。阅览桌椅的高低角度都要以人体感觉舒适为前提,设施安排以方便读者为目的。读者步入图书馆后立即被浓厚的文化气息所感染,产生渴望知识的激情,心情舒畅地进行阅读。图书馆的建筑应独具自己的个性文化内涵与特点,其造型应与所处地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统一、融洽,应符合美学原理,做到布局设计合理,色彩搭配匀称,布置典雅清新。在馆内空间环境方面,可在走廊和阅览内,适当装饰名人名言和书法绘画,过道上随季节变化放置花卉、盆景,内部环境设计要具有高雅、新颖、亲切的格调,使人感到赏心悦目,舒适宜人;窗户采光和灯光布置,四壁色彩,装饰物品摆放,让人在典雅的读书氛围中体味美的享受。方便读者的设施安排,便利读者的贴心服务,宾至如归的家庭感觉,恬淡温馨的读书环境,体现对到馆每一个人的尊重与爱护。 总之,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都是以满足读者需求,为读者服务为宗旨。这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这种人性化的服务管理,是现代化图书馆发展的方向。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要进一步强化,才能充分发挥书籍的作用,成为读者成就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阵地之一,同时为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书管理论文:知识经济时代图书管理资源建设之探讨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图书馆信息服务手段难以适应网络环境下快速、高效的文献资源获取的需要。在网络环境下进行信息资源高度共享就成为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数字图书馆建设势在必行。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一个好的职业环境，图书馆行业应努力加强其职业建设、提高其职业品位、稳定其职业队伍。图书馆员应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多方面的实践能力和较强的心里适应能力。以便使图书馆事业更好地发挥信息资源服务作用。特色服务是图书馆服务理念的延伸和升华，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图书馆管理； 职业化管理； 信息化建设；知识经济时代；服务理念 知识经济时代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信息、传递手段和认识工具，对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知识经济的出现，又对图书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图书管理育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研究图书管理资源建设改革，加强数字化建设，信息化特色服务以及图书管理人员素质能力的培养，将为实现我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知识经济对图书馆传统服务的冲击 知识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创新性。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血脉”。知识经济的创新即对知识和信息不断进行优化和组合．产生新的知识。图书馆对知识创新的过程并不陌生．而现有图书馆对外界信息尤其是实效性强的信息获取和利用却比较迟缓，导致了信息流通不畅。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图书馆必须改变这种状况，通过创造性思维与组织过程，提供一个全新信息符号，创造一整套新的服务内容。 知识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网络化。传统图书馆的馆藏以印刷型文献资料为主体，此外还包括部分视听型、缩微型、机读型等非书资料，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活动就是围绕上述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组织开展的。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电子信息资源将成为未来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主体，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内容也将逐步由传统印刷本馆藏的提供向电子信息资源存取方向拓展。为此，图书馆必须改变传统的服务方式，并改变传统的馆藏模式为数字化馆藏模式，既节省了时间、资金、资源，又实现了高速度、大容量，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 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它的发展取决于知识的占有，人才资源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它所需要的人才是具有多学科知识的，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信息操作技能，更重要的是应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创新能力、分析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即图书馆员应是多功能、全方位的开拓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而目前大多数馆员知识结构单一，专业技能水平低下。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图书馆应及时调整和优化知识结构，培养新一代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使他们尽早转化成为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二、图书馆管理应更新观念 图书馆可以被视为宏观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组成社会的其他要素相互联系，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将对图书馆体制、结构、职能、管理手段提出新的要求。图书馆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其内部各部门是互相影响的。这要求我们树立整体观念，使图书馆内部各要素协调一致，形成整体的最佳功能，实现图书馆管理的整体优化。 要树立科学观念，改变只凭经济和行政干预手段管理图书馆的现状，走科学与民主相结合的决策之路，这也是图书馆现代化的要求。同时，图书馆的现代化还要求管理者应该具有社会意识和超前意识，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图书馆的现在和未来。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内开放，把图书馆管理的设想、计划、方案通报给全体职工，让他们积极参与图书馆管理，树立强烈的责任感；二是对外开放，拓宽图书馆的发展空间，吸收国内外管理科学的成果，重视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文献共享。 图书馆的现代化还要求其管理者树立创新意识，不墨守成规，要敢于改革传统的方法。在观念上讲创新，在服务中求创新，在管理中抓创新，在为读者提供信息中搞创新。图书馆员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图书馆信息工作具有竞争的活力。根据图书馆发展的客观规律，针对社会各界对文献信息的大量需求，选好突破口，提高服务质量。 树立创新观念，还应认识到知识管理是伴随着知识经济出现的一种创新管理。图书馆的组织必须打破传统的金字塔式架构而趋向扁平化，图书馆的管理者应破除“守摊”思想，改变单枪匹马、闭门决策的模式，营造开放和信任的工作环境，使员工自愿地、主动地去创造、去超越，实现智力和知识的碰撞。应该懂得如何集结人才．创造最佳团队，突出人才配置效益。 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管理活动中的一种无形的、重要的激励因素，它能激发图书馆员的进取心、责任感、事业心、求知欲与献身精神，而且具有持久效应。在图书馆管理中，我们应大力倡导图书馆精神。 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内部的组织管理层均须具备现代化的精神，力求创新，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同时．在管理上必须采用新的观念，运用科学和民主的方法，发扬协调合作的精神，完成图书馆的历史使命。 三、改变服务方式，扩大服务范围，实现图书馆管理创新 图书馆管理创新是对图书馆的各类资本的聚集、选择、整合、开发和使用，对文献资源、馆舍与设备、事业经费和预算外资金、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本等的有效管理和运作的创新图书馆的管理创新关键是要改变服务方式，即建立电子化、网络化的信息服务方式，不仅实现馆内资源的电子化、数字化，还要形成用户利用电脑便可远端即取即用与立即传播等超越时空的特性。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对读者提供全天候即24小时的服务，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安排，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在网上利用图书馆．而不必受图书馆开放时间的限制。现在随着图书馆网络技术的发展，跨地区、跨国界的馆际互借也较以往更为方便、更为迅速。这种服务空间障碍的克服，将使全世界的图书馆成为一个互相联系、资源共享的系统。这一切从读者方面来说是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图书馆方面来说是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 另外，图书馆还应吸收现代晟新的资源，进行最新资源组织与管理的研究，这不仅会扩展业务范围，而且可用以节约传统服务的成本与费用．并通过提供新的、再加工的系统化信息产品，形成以用户为中心，向用户提供多样化、个性化、主动式服务，使图书馆从传统只为到馆的读者服务为主转向以全球用户为服务对象，充分利用网络化这个渠道先收集信息，通过深层次加工整理，形成有使用价值的新信息，然后提供给读者。应指出的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任何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高新技术领域全面领先，必须相互补充．相互协作，取长补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所以．不能妄自菲薄，只要是有创新特色的信息，就会赢得不同国籍用户的欢迎和使用。为进一步发展，图书馆还可以着跟于未来，采用一系列现代虚拟技术，建立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其特点：一是成为全球性网络或数字化资料网、信息及知识银行、储藏库、档案库及资料库等。二是以宽频网络传送多媒体资料给分布环境下的使用者。三是通过人工知识智能、专家系统等来探索全球信息。四是即时传送，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四、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加大图书管理人力资源建设力度 多年以来，图书馆的人才建设虽已取得较大成绩，但仍不容乐观。目前我国图书馆人力资源的现状是:a.队伍结构不合理。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缺乏通晓理论、了解政策、掌握高科技、熟悉业务、善于开拓创新、敢于竞争的优秀人才，现行单一型、操作型的人员多，高层次、高素质的复合型、管理创新型人才少。b.人员分布不均匀。从地理上来看，我国东部地区专业人才过于密集，中西部地区专业人才十分缺乏。从部门来看，上层的图书馆人才趋于“饱和.，而基层的图书馆则处于人才“饥渴’状态。c.整体素质还较低。在我国的各类型图书馆中曾7}存在着大量的安置人员，对图书馆人员的整体素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过程中，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至关重要的。d高层次人才短缺。在图书馆界，既掌握现代化信息技术，有与时俱进的现代管理思想，又懂得营销、善于营销的人才实在是太少了。正如microsoft公司的一位资深副总经理杰夫•瑞克斯所言:‘你不可能雇用差劲的程序员而创造出伟大的软件。’如果缺乏高层次的人才，图书馆的发展是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图书馆开展信息营销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复旦大学张文贤教授认为“人力资源的本质是人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李宝元教授认为“人力资源是指企业员工拥有的体力、知识和技能以及价值观等精神存量。据此，基于信息营销的人力资源建设，其买质在于培养能为信息找用户，能创造并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素质全面、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同时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使整个团队的价值得到最佳体现，以达到“以最低的代价为最多的读者提供最佳的读物”的目标。 因此，图书馆有必要形成适合图书馆开展信息营销的营销型人力资源队伍。同其它组织一样，图书馆营销型人力资源建设也要经历岗位设置、招聘、调配、培训、考核、激励等过程，同时也具备一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人员素质要求、培训内容和激励方式三个方面。对图书馆人员来讲，应具备以下条件:热爱图书馆事业，有事业心和敬业精神，热心为广大读者服务;具有一定的图书馆学科知识。包括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描述、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具备图书馆业务技能，包括认识能力、学习能力、管理能力、表达能力、交往能力等，具有一定的业务及科研能力;在网络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图书馆人员还应具备与其工作相应的外语水平和计算机技能。 社会信息要求的巨大增长是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机遇，也对图书馆管理体制和服务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在知识社会中进行图书馆管理创新是图书馆理论和实践领域面临的一个不断升华的、重要研究课题。 图书管理论文:浅论中职学校图书管理员的激励与发展 作者：姚建萍　陈小娟　方玉薇 [论文关键词中职　图书管理员　激励　发展 [论文摘要]从中职学校图书馆事业、图书馆组织机构和图书馆馆员个人发展三个方面探析了图书馆员的激励与发展，并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通过激发图书馆员工作效益的策略与方法。 目前在中职学校的图书馆中，人才短缺现象令人关注，对复合型人才更是求之若渴。究其原因，一是图书馆事业没有得到上级领导与部门及社会的重视和应有的发展，这种低谷现象与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很不协调，让馆员的事业心和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二是图书馆内部的工作机制与工作人员和时代的要求脱节，馆员尤其是有某种专长的馆员不能发挥才干，实现自我价值。三是馆员有强烈的个人发展要求，但没有有效的人力资源发展机制的支撑，不能满足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图书馆要重视人才的开发与利用，凝聚一批有为之才，就要改革各方面的不利因素，以发展激励人才，吸引稳定人才，实施以人为本的发展激励战略。 一、发展激励 发展激励，是动态的激励。首先从宏观而言，整个世界是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网络时代、人流、物流、资金流交往节奏快捷频繁，世界充满机遇，然而又稍纵即逝。如果我们不将世界置于一个变化发展的视野中，我们将缘木求鱼，无法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从微观而言，组织最重要的资源是人，人的发展是最本质、最重要的激励因素。也是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归宿，人与组织机构同步发展，组织机构与世界同步发展是新型组织或新型机构发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因此，发展激励是组织机构管理迎接未来挑战的有力措施。 二、激励作用与方式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行业内部主要表现在工作内容的发展，面向社会则主要体现在图书馆社会回报的提高。 1.工作内客的发展 与其他类型的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加重视能够促进他们不断发展的、有挑战的工作，他们对知识、对个体和事业的成长有着持续不断的追求。为满足不断提高的社会需求，而对工作性质、内容、手段等进行的改革，使图书馆工作的内容更加丰富，对馆员的技能要求更高，这正是馆员想要的不断发展、有挑战性的工作。发展了的图书馆事业为馆员创造了实现自我的环境。 2.社会回报的提升 目前，社会对图书馆的回报较少也是图书馆难以吸引人才、稳定人才的原因之一。每个人都会经常地将自己的付出和收人与他人的付出和收入相比较，如果发现不公平、不均衡，就会引起挫折感，导致情绪低落甚至不满。馆员希望图书馆事业能够发展得像其他与知识打交道的it行业一样，有让人尊敬的社会回报和让人羡慕的物质回报。让社会认识到图书馆员是面向读者的咨询员，面向知识的加工整理者，他们能够提供给读者的远不只是借书还书，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图书馆都能提供帮助。使社会对图书馆的依赖性加强，从而加大对图书馆的回报。这种回报体现在物质上，就是资金的大量投人;体现在声望提高、价值认可上，就是馆员的受尊重需要、自身价值实现的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 (1)引入市场意识，加强竞争机制 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其他信息系统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各种信息机构应运而生，形成了社会信息供需市场竞争的新态势。面对这种变化和挑战，图书馆要在信息市场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参与市场竞争，使其不再拘泥于藏书借书，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开发多层次的信息产品，这不仅可以弥补图书馆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还为对馆员进行物质激励提供保障。另外更重要的是，与那些在社会上很有名的信息机构竞争，一方面无形中提升了图书馆的受关注程度，另一方面，在馆员自己的职业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种竞争也会激发他们的工作责任心。 (2)对图书馆服务工作进行全面改革 由于用户要求的不断提高，图书馆以前那种只管借书还书的服务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图书馆的服务重心应由后台的采编等工作转移到前台与用户面对面的服务。这种变化适合用户的需要，同时对于馆员是机会也是挑战。说是机会是因为强调馆员与用户面对面的服务，有利于让用户了解馆员的工作，肯定馆员的价值，使馆员受到社会的尊重。是挑战，是因为每一个用户的提问对于馆员来说都是一次考验，每一个用户的问题都不一样，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用户的问题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回答用户的问题，满足用户的需求是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是能够给图书馆员带来最大成就感的工作。 (3)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 社会对图书馆的回报是图书馆通过对自身服务工作的改善和工作水平的提高获得的。据人民大学一项职业声望调查，在中国的100种职业中，科学家名列榜首，教授、工程师、医生等分别列前几位，美容美发师排在第57位，图书馆员仅排在第58位。这种结果可以说是对图书馆员的沉重打击，但导致馆员如此尴尬处境的并非是社会对图书馆的职业歧视，而是一直以来图书馆落后的管理机制和服务质量酿成的后果。为什么医生、教授得到人的尊重?病人到医院看医生解除痛苦，学生是从教授那里直接获取所需的文化知识，医生、教授给每一位不同的人解决不同的问题。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改善和水平的提高，使读者来到图书馆，不仅能查阅到想要的馆藏信息，而且能通过馆员的工作得到高附加值的信息，这使馆员能从读者那儿得到更多的尊重，激发馆员对自身工作的重视。当馆员感到自己被重视、受尊重时，他们的工作情绪就会高涨，潜在的创造力也会得到充分发挥。 (4)增强图书馆的对外宣传意识 随着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已由以前的藏书楼转变为信息时代的信息交流中心，它的服务内容也随之大大地扩展。因此，现代图书馆要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图书馆，这有利于增进社会对图书馆的了解、重视和利用，有利于取得图书馆内外公众的认同、理解和帮助，有利于图书馆和馆员社会地位的提高。靠图书馆自身的宣传，让公众了解图书馆，就会避免公众靠印象产生的对图书馆借借还还的偏见，也会让馆员对自己的职业重新认识，产生自豪感，激发馆员的事业心、责任感。 三、实现组织机构的发展 作为馆员工作的具体环境来说，一个图书馆组织机构的发展不外乎两个方面:硬件环境的发展和软件环境的发展。①硬件环境的发展对馆员的激励。对于馆员来说，图书馆的硬件环境就是指一个馆的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而且这些资源是一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所以图书馆要摆脱“清水衙门”的现状，针对图书馆管理的现状及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需求特点，创造条件，给馆员一个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使奋斗者有成就感。不断的成就感会使他们对自己、对图书馆越来越有信心。②软件环境的发展对馆员的激励。图书馆员的工作是按一定的规章制度，在特定的管理机制下身处特定的集体中进行的。这些管理制度和机制，以及在集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就是馆员所在的软环境。与硬环境比起来，软环境对馆员的影响更深远。一个良好的软环境，使馆员有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轻松的工作心情，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以及美好的发展蓝图。这样的软环境让馆员觉得馆里在为他们着想，在这样的单位中工作有发展前途。 1.推崇学习型组织，塑造学习型图书馆 未来最成功的组织将是“学习型组织”，因为未来惟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对于目前图书馆普遍所处的弱势，引人“学习型组织”，塑造学习型图书馆将成为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学习型图书馆强调馆员的自主性学习，即通过自学机制的建立，使学习与馆员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地调动馆员的内在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造就学习型的组织和学习型的个人，不仅有利于强化图书馆的竞争力，而且决定了知识创造、传播和应用的效果，并对提升知识型员工的个人素质，激发他们的自我激励潜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造就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的个人 是当今激励高素质员工的有效途径。 2.开展有偿服务改善物质条件 物质条件是实施其他激励措施的基础，传统的图书馆资金来源限于上级的划拨，但是这些资金对于图书馆的发展来说是不够的。因此面对市场大潮，图书馆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可以开展一定 的有偿服务。 3.革新管理模式使之更具人性化 未来的管理模式强调的是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将图书馆管理看作是每一个人的机会和责任，管理者的职责不是下达命令，而是要负起组织与学习的责任，塑造让每一个馆员都有机会施展才能的组织。与之相适应，管理模式将朝着更加多元化、人性化和柔性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新的模式，扩大了馆员的职责范围，使馆员由被动变主动，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还为馆员提供了发挥创造性的软环境。 四、实现馆员个人发展的激励作用 馆员的个人发展一般分为两类，自我实现的工作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学习发展。 1.工作发展 个人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自己的设想，并试图能够按照这个设想去实现理想中的职业生涯，从而得到自己所工作的单位及家庭和社会的认可。如果个人的进步与馆员的岗位聘用相脱节，馆员就没有学习与进步的积极性。工作能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有没有晋升的机会，都是馆员对自己工作发展的衡量标准，也是能否对馆员进行激励的重要因素。 2.学习发展 从社会和工作角度看，如今，人类知识总量急剧增长，知识陈旧速度越来越快，仅靠馆员的现有知识已不能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对馆员所提出的要求。从员工自身的角度来看，在温饱问题解决后，工作不再被当作谋生的手段，而是更看重从工作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实现人力资源增值。必须采取专业进修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的形式，使馆员不断地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在时代的挑战面前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图书馆对人才的培养不仅要着眼于业务工作的需要，更应该重视对馆员能力素质的培养，让馆员觉得图书馆并不是只在利用他们的人力，而是关心他们的成长，为他们今后的发展负责。这种人力资源投资机制，能创造出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增强馆员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图书管理论文:浅谈图书管理员应具备的素质 摘要：本文结合图书管理方面的实践，对做好一名合格的图书管理员应具备的素质进行了阐述，并且指出要具备这些素质，勤奋是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图书管理；图书管理员；素质 有很多人认为图书管理就是简简单单的借书、还书，近似于简单体力劳动，毫无技术性可言。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图书管理员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图书馆（室）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直接影响到图书馆（室）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培养图书管理员应具备的素质，以便以后的图书管理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 一、正视图书管理工作，热爱本职工作 资料室的藏书量与日俱增，没有一套科学的管理程序、科学的管理方法是不可能管理好的，因为图书管理所包含的技术含量也非常高。新旧更替更加频繁，各种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图书管理者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不断变化的书籍的海洋，掌握它、发挥它的作用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而绝对不是简单的机械劳动。每个图书管理者必须理解这一点，认识到图书管理的重要性，正视图书管理事业。称职的图书管理员必须把图书管理当作自己的事业一样精心经营。热爱本职工作是空口而谈，要能够主动地去学习、去思考、去研究，积极地开展工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图书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地利用，从而推动图书管理事业的发展。 二、服务态度和技能 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谢拉说：“服务，这是图书馆的基本宗旨。”要提高服务质量，必须坚持贯彻“两心原则”———细心、耐心。 1.图书管理需要细心 首先，要熟悉质量管理体系，包括采购、编号、借阅、归还、流转、销毁等程序以及各个程序应该注意的问题、事项。模板的作用在于规范工作行为，指导工作开展，尽量避免出现错误，提高办事效率。 其次，要不定时的对库存书籍进行清点，核对电子台帐，确保对每本书的跟踪控制。尽量避免丢书、书籍破损的现象。 第三，及时补充货源，注意对书籍的有效性控制。确保每本书籍都有一本库存，满足日常的查找、参考。尽量做到新旧书籍及时更替和新书目录的及时。 第四，加深对书籍的记忆，熟悉图书大概使用内容，当新书入库时，应该尽可能地将其前言、目录浏览一遍，掌握其概貌，提高利用率。对旧书也可以利用排架、整架、修复、办理借阅、归还的机会，有意识地加深记忆，便于查找迅速，提供便捷。 2.读者管理需要耐心 图书管理的服务对象复杂多变，每个读者的读书目的也不尽相同，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时候就应该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例如，对于不按规定办理手续的读者，要耐心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办手续，而不是只告诉他要怎么做，这样就会便于读者理解流程，而且也不会误解你是在故意刁难他，以后再借书就会按流程来办。 三、过硬的专业知识 1.专业知识的学习 工作之外，还要利用闲暇时间研读一些图书管理论文，了解图书管理的最新动态，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对管理有所改进。 2.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 图书管理从横向来看涉及到很多学科与领域，从纵向来看则应有各层次人才，因此要胜任这一岗位必须要加强相关专业的学习。 3.计算机专业的学习 图书管理软件的应用不仅方便了读者的借用，还简化了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流程，使图书管理工作更加专业。虽然目前有的图书管理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但这是大势所趋，要加强计算机知识的学习。 四、创新意识 创新存在于管理活动的每个环节和每项职能中，管理创新是图书馆发展的原动力，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外在需要，是深化图书馆改革的内在需求。而图书管理事业的创新关键是对人的能力的开发，所以图书管理员必须要在工作中不断地提高自身能力，挖掘自身的潜力，激发自身的创造性。图书管理工作能否做好，图书管理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每个图书管理员都必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使自己具备成为一名合格图书工作者的素质，为公司的图书管理 工作做奉献。 图书管理论文:人本思想在图书管理中的运用 【摘 要】运用人本管理思想进行图书馆管理创新，重新认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读者第一的服务理念，要求馆员发展与读者需求形成互动、相互促进，加强管理就要实施以人为本的图书馆管理。 【关键词】实行人本管理 激发人的激情 渴望知识 精神文化 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图书馆的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与服务。而人本管理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它包括了图书馆内部的两大重要资源，即图书馆馆员和读者。满足他们的要求，以他们的全面发展为准则，实施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与服务，实现他们的价值，充分体现人文精神，最终获得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现代管理学中的重要理论。图书馆学家施莱格曾强调：“人本价值观念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以人为本，倡导人文关怀，实行人本管理，提供人性化服务，是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一 学校图书馆应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人本管理的本质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人本管理的关键是要营造一种以人为本的环境，把人当作管理的核心对象，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改变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给管理造成的落后局面。运用人本管理思想进行图书馆管理创新，重新认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传统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更多的是考虑馆舍的面积、图书经费的投入、设备的配置，以及图书的外借量、接待读者人数的多少等，一味追求各项任务指标的完成，很少考虑馆员的需要和读者的需求，在重视“物的发展”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人的发展”这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管理和服务中，缺乏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性化管理”和“读者第一”这两个根本所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如何在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中，有效地应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图书馆发展的新思路。 二 创造人性化的服务设施 图书馆的库房分布和设施安放应充分考虑读者对其利用的方便程度，应体现出人性的一面。把最适用的图书资料放在读者最方便的地方。搞好新书介绍宣传栏，让读者在第一时间借阅。阅览座位充足，设备完整齐全，查阅快捷方便，借阅手续简单，空间宽敞明亮等。一个现代图书馆应该拥有满足读者在借阅、检索和利用信息过程中所需的一切服务设施。应建立完善、稳定的电子检索系统，方便读者随时随地通过各种检索途径，如关键词、书名、作者、索引号等查到自己所需的文献信息。 科技的发展使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知识载体的媒介物由单纯的纸发展存储设备扩展至网络。这就需要馆员不仅要熟练掌握现代通讯技术，还要当好信息导航员的角色，作好网络信息的组织整序工作。信息也不再是单向地流动，而是在馆员和读者之间双向地流动，这种交流和沟通使图书馆管理不再局限于体力劳动，图书馆馆员的发展就是图书馆自身的发展和进步。读者第一的服务理念，要求馆员发展与读者需求形成互动、相互促进，加强管理就要实施以人为本的图书馆管理。 三 尊重、理解和信任，对馆员实施人本化管理 馆员是图书馆工作的主体，是图书馆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是联系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图书馆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体现者与实践者。尊重理解是信任的前提。图书馆所有服务都是通过馆员的辛勤工作实现的，各个工作岗位都有不同要求。信任馆员就是要相信他们的人格、人品、责任心和工作能力，尊重不同性别、年龄、资历、性格及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各个馆员，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不用一种尺度、标准来衡量所有馆员，同时管理者要善于对馆员取得的成绩多加赞赏，用人性化的、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来管理馆员，使馆员们具有成就感，从而使管理者自觉地、主动地实现知识和智力的碰撞，并积极配置能体现其工作特点的工具、设备，为馆员提供便利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减轻馆员的工作负荷。根据每个馆员的特点，将馆员的事业发展与整个图书馆的事业发展结合起来，让馆员既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又与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相适应。 四 愉悦心情，创造舒适的人文阅读环境 读者感受到图书馆是他们学习、求知的最好地方，是他们接受终身教育的场所。馆员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多渠道、快捷的文献信息服务。馆员应该是读者利益的体现，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在制度建设上，应变更那些损害读者利益的条文，使图书馆各项管理条款人性化、科学化；在服务上，图书馆员应把“以人为本”的办馆理念渗透落实到服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面带微笑、礼貌热情地接待好每一位读者，通过耐心周到的服务感染每位读者，创建舒适的人文阅读环境。 马克思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舒适的阅读环境是形成良好阅读氛围、吸引读者的重要条件。图书馆创造舒适的人文阅读环境包括：在图书馆的环境布置与装饰上应符合美学原理，做到布置典雅清爽，布局设计大气，色彩搭配合理。走廊墙壁上适当装饰名人名言和书法绘画，过道上随季节变化放置花卉，使读者步入图书馆后立即被浓厚的文化气息、幽雅的环境所感染，产生渴望知识的激情，心情舒畅地进行阅读。 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性质的学习机构，读者就是图书馆的顾客、图书馆的上帝。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体现人本的管理服务理念，忧读者所忧，想读者所想，切切实实地为读者服务。既要在管理上体现以人为本，又要树立“读者第一”的思想，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读者群的精神文化需求，把图书馆办成读者之家、学习之家。 图书管理论文:现代图书馆对图书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 当前，人们对图书馆工作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这项工作是无足轻重的，认为在现阶段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图书馆所发挥得作用越来越小。殊不知图书管理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还是一个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根据图书馆的工作特点，笔者认为图书馆管理人员应该在职业道德、文化专业知识、业务能力三方面对自己提出较高的要求。 一、职业道德 图书馆职业道德是图书馆这个职业集团为圆满完成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基于图书馆员的自觉意识，向社会公示集团性的职业伦理、专业素养与行业规范。自图书馆诞生之日起，图书馆事业就与人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以人为本努力干好本职工作，全方位服务好读者是图书馆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核心方面。因此，爱岗敬业、读者第一、勤奋好学、礼貌待人是图书馆员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1.爱岗敬业：爱岗就是应该热爱图书馆本职工作，安心于本职岗位，恪尽职守地做好本职工作。敬业就是应该充分认识本职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能认识其社会意义和道德价值，具有荣誉感和自豪感，在职业活动中具有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 2.读者第一：读者是图书馆直接的服务对象，图书馆工作的任务之一是为读者服务。因此，图书馆员对事业的忠诚，对图书馆工作的热爱，都体现在对读者的认识上，这也是一种职业责任。这就需要培养一种精神，一种以服务为荣、以服务为乐的精神。 3.勤奋好学：勤奋好学不仅是图书馆事业发展对员工的基本要求，也是职业进取精神的一种体现，图书馆员只有不断的吸取新知识，学习新技术，才能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增强图书馆行业的竞争力；并且要有终身学习意识，要经常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有了能力才能为读者做好高质量的服务。 4.礼貌待人：礼貌待人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在与人交往态度上的诚恳和气、言语上的谈吐文明，行为上的举止谦恭的表现。它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精神风貌。在读者服务中，要求图书馆员热情文明、真心实意地搞好读者服务工作。 二、丰富的文化专业知识图书馆是人类智力资源中心和文献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因此，图书管理人员必须重视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培养。 文化基础知识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和外语等基础知识。管理员要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和写作能力，能够写工作计划和总结，起草报告、文件等，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提高学术研究着述能力。 专业知识是实行内行领导的基础，缺乏专业知识是难于胜任图书管理工作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是图书馆各级管理者的必备专业知识。只有具备丰富的图书馆情报专业知识，懂得自己的管理对象，了解有关业务的具体情况，才能对本馆本部门确定恰当的目标，作出科学的决策，实行内行的领导。专业知识还指各行各业、各层次、各岗位管理共同需要的科学知识，如信息科学、控制论、系统论、决策科学。 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图书馆学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互相渗透，相互交叉，彼此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因此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知识素质的要求不论在文化知识的广度方面，还是在专业技术的专深方面都提出更高的要求。 此外，图书馆是自动化、电子化、网络化、虚拟化的多功能知识服务场所。计算机将成为现代图书馆的重要标志之一，利用其管理数据库，不仅可以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而且可以迅速、准确、灵活地为读者检索资料，满足读者的需求，有效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三、较高的业务能力 随着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的要求除掌握多层次知识外，还应具有宏观思维、科学的逻辑推理、预测分析、灵敏的信息与心理研究等能力，这样的人才结构才能适应新形势下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1.宏观思维能力。信息时代的图书馆管理人员，不能埋在资料堆里，必须要有宏观思维，做到从积累资料入手，从大处着眼，收集积累细小的信息；注意信息的旁系性，善于从某些信息资料中分析推断出有用的微观信息，开展立体思考，通过点滴资料的积累去揭示未来的发展。 2. 综合分析能力。图书管理人员要把纷繁复杂的资料收集、整理归纳、研究、储存、检索，然后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认识其内在的联系与发展变化规律，为读者提供方便。而综合分析的质量关键在于资料的准确性和可能性：一是要提高选择素材与国情的适应性；二是精确地辨别、选择素材的可靠性与可信性。 3.较高的心理素质。图书馆管理人员是根据不同用户与读者的需求提供各种不同服务的。图书馆管理人员在工作中要直接为读者与用户提供信息和资料，并从他们那里获得反馈信息，这就要求图书管理人员具有分析用户与读者的心理特征、活动过程和行为需要等能力。 图书管理论文:试论当代图书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摘要：现代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现代化的图书馆要求图书管理人员要适应知识经济时展的需要，不断努力学习，使自己具备各种素质，争当集图书馆信息管理者、组织者、信息传播者、能力培养和技能教育者为一身的通才，更好地满足当代读书的诸多需求。 关键词：当代；图书管理人员；素质；通才 21世纪的图书信息管理人员应该是集图书馆信息管理者、组织者、信息传播者、能力培养和技能教育者为一身的通才。这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读者服务工作的需要。 随着现代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人类知识加速膨胀，各种信息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更新。在面对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出自己需要的资料，一般读者是难以做到的，这就在客观上对图书人员提出了要求，尤其对知识型馆员的需求日显突出。根据图书馆的工作特点，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当代图书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一、政治思想素质 图书管理人员素质中，政治思想素质处于主导和说明地位。没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即使有再高的专业才能和组织才能，也难于发挥出来。图书管理人员还应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要有甘为人梯的崇高职业素养。政治素质包括：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具有政治敏感性；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事业心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正义感，原则性。具有执著的敬业精神，具有不断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高尚情操。 很多人对图书管理人员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上。认为图书管理员不就是干些借书还书上上架的事情，无须太多专业知识就能完成的一件很普通的服务工作，谁都能干的简单劳动。就拿浙江日报图书馆为例：以前都是照顾对象的工作基地，如采编部门身体不好的记者、编辑、外单位调来的关系户都安排在图书馆工作。前几年曾招来几名全国重点大学图书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充实图书馆工作。但报社图书馆毕竟是附属部门，服务性工作，收入比别的部门少很多（奖金是一线部门的七折），工作一辈子，到顶也就是科级，没有什么发展机会。场地不大、服务手段也不够先进，工作烦琐、无弹性，时间长了年轻人就没了工作热情，没几年就分别另攀高枝了。长期坚持工作在图书馆岗位上，是一些非图书馆专业出生的，耐得住寂寞的，而甘为人梯的中年人。这与他们执著的敬业精神不无关系。 二、知识素质 知识经济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知识将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在生产要素中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其他所有部门的发展都依赖知识的增长，因此，知识将被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得到充分地开发、传播与应用，知识的不断创新成为推动时展的根本动力。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图书馆学逐渐走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应用科学互相渗透、相互交叉、彼此结合的综合性科学。因此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知识素质的要求不论在文化知识的广度方面，还是在专业技术的专深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书馆是人类智力资源中心和文献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因此，图书管理人员必须重视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的培养。这里所说的文化素质是指一个人掌握文化基础知识的程度，一般与所受教育的程度相适应。文化基础知识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和外语等基础知识。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长期的知识积累，还要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和写作能力，能够亲自写工作计划和总结，起草报告、文件等，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提高学术研究著述能力。 专业素质：既具备丰富的图书情报专业知识，熟悉图书馆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熟练掌握自己工作岗位的业务技术，对图书、期刊、报纸的采访、订购、验收、登记、分类、编目、入藏、借阅、查询、读者管理、统计等的计算机图书管理集成系统的操作及科学排架、规范上架、保管、装订、维护等人工劳动。 图书馆业务是一项知识性、技术性、创造性、学术性很强的工作，对图书馆人员的知识素质要求较高，还要有远见能力、综合、归纳能力，单一的专业知识已无法满足文献服务，培养全方位的“复合型人才”，是图书馆、特别是报刊业图书馆的当务之急。 报刊业图书馆还有其特殊性质。报刊业图书馆是给办报的采编人员提供各种资料的，包括历史的和最新的资料信息。有很严格的时间要求，采编人员办出的报纸是为社会大众提供精神食粮的报纸，要有很高的时效性、知识性、可观性、准确性、这就对报刊业图书管理人员知识素质、读者服务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图书管理人员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勇于吃苦，无私的奉献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报刊业图书馆在报社不属主流部门，馆员没有培训机会，只有靠自学，使自己的业务知识不断的自我更新，工作能力不断提高，才能对本行业的工作更加游刃有余，并向着本行业的前沿发展，使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不然就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就会被时代抛弃，成为图书管理工作的落伍者。 三、信息专业素质 现代电子学与通信技术的进步，为社会信息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推动力，通信技术与计算机的结合，实现了资源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使用价值，拓宽了信息处理的应用范围。这对于数字图书馆中的图书馆员的素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传统图书馆员工作已越来越不适应时展的客观要求，而一批具有多元化知识结构层次的人员，成为数字图书馆网络化环境下图书情报资料工作的主力军。 1.对参考咨询及查新人员的素质要求。要求既熟悉传统检索工作，又熟悉数字图书馆全文检索的查询。网络为检索人员查询资料提供了新的可选择的途径。如何有效利用网络、光盘、联机、书本式刊物等检索手段为读者提供满意的服务，成为目前数字图书馆检索人员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在今后数字图书馆的检索工作中，除了必须掌握图书馆学、分类学、目录学、计量学、情报学、文献信息学、计算机学与检索参考咨询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巧以外，在平时工作中还应掌握网上资源的检索，包括网上各检索引擎的使用技巧、网上各学科网址的搜集，及时掌握网络检索引擎动态方面的研究。只有精通和了解网络资源，才能更好更有效选择利用各种检索，引擎进行检索，更好地担当起数字图书馆的检索咨询工作，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2.图书馆员的综合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数字图书馆的实现对图书馆员的知识结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但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计算机知识，又有较强的分析、判断和综合能力。 四、性格作风素质 图书管理人员的性格作风素质直接关系到读者服务工作。读者服务工作是一项典型的基础服务性工作，也是图书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图书的采访、订购、编目、分类、典藏、书目检索都是围绕读者服务工作开展的“读者服务工作”是指图书馆围绕读者在使用馆藏图书过程中的各种需求而进行的各项直接为读者服务的活动，包括图书流通、宣传、书目检索定题服务和参考咨询等，通过馆员在读者和信息图书之间所担负的中介作用，来满足读者各种阅读需要，起到“为书找人”和“为人找书”的目的。 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读者服务是联系读者和图书馆藏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无论是传统的基础服务还是现代的网络服务，读者服务都是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读者服务工作是衡量图书馆价值发挥的重要指标，也是显示图书馆人员性格作风素质的窗口，图书管理人员应具备以下良好性格和作风。（1）遇事果断、有决断魄力，能独立解决面临的问题，具有快节奏的作风，讲究时间效率；（2）热情、和蔼、耐心、勤劳读者服务工作每天要面临不少的读者，需要不同的服务，所以要有耐心，不厌其烦，要勤劳工作，设身处地地为读者着想，热情的服务，让读者来图书馆有宾至如归、温馨的感觉；（3）宽阔的胸怀和宽容精神，在待事对人中，虚心接受意见，宽容对人，对批评、无礼，不用怨气；（4）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可向读者询问不懂的知识，工作有问题，虚心向同事学习请教，向书本寻找答案，对成绩不骄傲，对困境不泄气；（5）对不良倾向不讲和气，敢于指责、纠正；（6）锐意进取，不甘落后，善于钻研业务、具有信息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学习各种知识，边服务边学习，提高工作能力；（7）善于交际，具有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善于与各种类型的人沟通，具有较强的处理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机敏灵活，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善于发现和接受新事物，走在时代的前沿；（8）善于与人合作、有集体意识、团队精神、顾全大局、团结合作。 图书管理人员只有具备以上这些素质，才能更好地做好读者服务工作。才能积极开拓思想，采用科学方法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利用多种渠道、方式服务于广大读者。当然这些素质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需要长期的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有一个学习、磨炼、积累的过程，我们应当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争取做一名全方位的复合型的图书信息管理人通才。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推动科学发展、繁荣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给点力。 图书管理论文:图书管理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是现代信息管理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适应现代高科技信息管理尺度的要求、推动信息管理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必要条件。只有信息管理规范了，才能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及便利的生活空间。 信息是管理上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源，管理工作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做出有效的决策，而决策的正确程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质量。 在21世纪，人类将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和知识、信息呈爆炸膨胀的时代。有所谓信息威胁之说，这是指人类面临的要处理的信息量大到难以处理的地步，以至造成混乱的结果。 计算机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计算机迅速、准确为信息收集、加工、使用、查询提供可能。 随着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人类正在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信息化”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由人和计算机等组成的，能进行管理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保存、维护和使用的系统，它能实测国民经济和企业的行为、帮助实现其规划目标。 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包括：信息收集、信息存储、问题处理、对话及信息输出、信息管理机构。 计算机辅助管理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事务处理、系统处理、支持决策、综合服务。 §1.2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发展 从1945年美国第一台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诞生以来，短短四、五十年，计算机技术发展异常迅速，应用日益广泛。从硬件上由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价格降低、可靠性增强。计算机尤其是微型计算机逐渐普及，从开始4位微处理器的微型机到现今32位高档微机，主频速度越来越快。随着硬件的发展，软件也不断更新，由2进制代码到机器语言汇编语言、高级程序语言，到现今面对对象的非过程化语言，人们不必关心问题的解法和计算过程描述，只需告诉它干什么，至于如何干，则由软件自动完成，这给软件开发人员带来及大的便利。软件开发人员不必化大多时间和精力在描述程序的具体细节上，提高效率，减少手工编程中的误差。计算机的应用也由原先单纯的数值计算，到数据处理如办公自动化，辅助教学，工业的自动控制、人工智能，可以说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计算机的应用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节省人力物力。但要发挥其巨大作用，还需提高人们的应用水平。 §1.3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现状 现代社会、社会化趋势的扩大和社会产品需求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的内外部信息积聚膨胀，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生产迅速发展，使人类知识量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信息量的增加，外部环境变化的变快，人工已无法胜任。如何收集足够的信息资源，强有力的信息并加以利用，积极的开发和及时利用信息爆炸有效的信息资源，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难题。计算机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计算机迅速、准确为信息收集、加工、使用、查询提供可能。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结合极大的促进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加快信息进程，国际社会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和中国工人“金”字号工程为代表的国家信息工程项目的开展，使中国的企业信息化面临新的形势。 电子计算机适应现代社会管理信息量迅速增长，信息寿命短，要求及时转换的问题。信息系统由电子数据处理，信息报告系统，决策支持系统进一步发展到专家系统及支持领导层的决策执行信息程序，在竞争中支持战略决策的战略信息系统。当今社会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迅速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但目前在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还很不完善，属于起步阶段。计算机对管理工作的支持，不仅是数据处理、而且是辅助决策的工具，能够从海量的信息中收集、整理，分析提供给管理者、决策有关的信息，相关的决策分析，甚至可和管理者交互对话，生成决策。目前各个行业的计算机处理信息管理，很大一部分仍停留在单项业务理，处在电子数据处理阶段，各单位由事务处理到系统处理转向支持系统还建立起真正的具有预测控制和支持决策功能的管理信息系统。虽然信息系统已有一定发展，在业务处理过程控制办公自动化方面已有长足进步，但很不完善。要充分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必须从目前情况入手，着眼于未来,开发适合本单位、行业的小型管理系统，甚至是其中一步分，如工资管理系统，然后逐步完善，不断扩充。管理信息系统的特点之一就是数据集中统一，采用数据库。利用数据库技术可解决数据共享问题。数据库用一定数据模型组织数据，使数据面向系统，程序独立于数据，实现数据独立性，减少数据冗余和不一致性,且易编程、扩充、移走。尤其20世纪70年代后期产生的分布式、面对对象数据库，使数据和数据操作方法作为对象由数据库管理，系统更好用，减少出问题的可能性.其属性继承性可在对象中共享数据和操作,极大的方便了用户。总而言之管理信息系统是集科学化、计算机及系统方法为一体的综合性边缘性学科。 §1.4开发管理信息系统应注意的问题 成功地开发一套管理信息系统,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需要对开发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有一个充分、清醒的认识，例如：社会因素、文化背景、企业体制、起点环境等。特别是在中国当前IT行业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更要强调这些方面对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的影响。在查阅了一些资料后，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市场经济的客观因素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信息反馈体系，市场调节也离不开信息反馈体系。随着我中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校也要发展、生存，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信息和现代化的信息处理技术是办不到的。现代化的计算机图书管理信息系统是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关键。因此，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是高校图书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必要手段。 2.人的因素：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是由人、硬件、软件、网络组成。人的因素是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在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中，图书管理人员和图书借阅者之间的关系以种种行为特征直接影响图书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质量和运行效果。 3.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的起点：当今，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动手术日新月异，而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协调技术更新期与开发周期的矛盾就显得尤为重要。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一定要避免在低水平上开发，一定要慎重选择软件的应用平台以及软件的开发工具等。 §1.5图书管理系统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的普及，利用计算机实现图书信息的管理势在必行。目前学校图书馆的借阅工作部分还是手工管理，工作效率很低，并且不能及时了解图书的种类和学生们比较需求的图书等，不能更好的适应当前学生的借阅要求。手工管理还存在这许多弊端,由于不可避免的人为因素,造成数据的遗漏、误报。计算机信息化管理有着储存量大，速度快等许多优点，提供给我们的处理信息及时快捷，因此我们利用计算机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对学生们的借阅过程形成一整套动态的管理能够极大地提高图书馆管理的效率,这也是企业、学校的科学化、正规化管理,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条件。 管理信息系统就是我们常说的MIS（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在强调管理，强调信息的现代社会中它变得越来越普及。MIS是一门新的学科，它跨越了若干个领域，比如管理科学、系统科学，运筹学、统计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上，形成信息收集和加工的方法，从而形成一个纵横交织的系统。

优秀教育论文:论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在新课程三维目标中的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之中,语文传统教育似乎正面临 日益严重的危机,许 多优秀教育典籍正被淡忘,优 秀的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但改革注重的是“改”而不是一种颠覆 ,改革始终是在“旧”的基础上寻求 “新”的改 变。 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必然存在交融点。本文就如何找到新课程理念与带有浓厚 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语 文传 统教 育的交 融点加 以探讨 。 新一轮课程改革,由于影响的是庞大的社会群体, 加之刚性 的政府行为推动 ,已经将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向了新 的高潮 ,必将是一场对社会有限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与之配套的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 、教学研究机构 、专家的强势能量导向,各学科的课程改革理念应当说已经渗透到了教师的教学行为之中,一种课程改革精神正影响着我们的教学。从教学行为主体定位到教学手段多样化,从互动关系到多元的评价体 系,都给我们的课堂和教学带来 了新的活力。对广大教师而言,这场改革也是教师与学生 、与课程资源共度的生命历程和共创的人生体验。广大教师走下讲 台,走进学生,互动交流,教学氛围浓厚 ,师生关系融洽。特别是在语文学科中,《标准》关于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 目标的论述 ,其根本 的 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新的课堂强调注重学生的体验 ,因为没有学生 自己去读 书 、感受 、理解 的过程 ,任何语文教学行为都是无效的。在与新课程共同成长中,在感受到课程改革取得初步成功 的欢愉中,在对待语文这一带有浓厚 民族文化的学科教育之中,教师应当多一些反思和 自省。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语文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语文到底是什么?向无定论 ,但是相当专家学者都强调语文教育有以下几个层面 :①语言文字 ,主要是语言的实践和运用 ;②语言文学 ,这是比较高的形态 ,关注学生 的精神 、态度 ;③语言文化 ,是让学生对世界有独特的认识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还是几种说法的综合,都不可否认传统语文是一种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 ,语文教育不同于其他化学物理等 自然学科 ,带有深深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烙印。作为中华 民族文化的延续纽带,语文是我们生存生活的一种方式 ,是根植于我们血液之中的一种民族基因。而文化始终通过语文潜移默化维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 、礼仪社交 、文化教育价值等诸多方面。可是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要贯彻 《标准 》,就必须破除旧的传统理念 ;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保守落后,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传统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落后的代名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并不矛盾 ,对现代教育有着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可 以说 ,没有传统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 ,今天新课程理念就失去参照和基础,“忘记历史 ,就注定要犯历史的错误”,这是有教训的。而且,基础教育改革也不可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必然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过程。 二、新课程理念下,做好语文教育优 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已经深人人心,其实和现在常说的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在实施新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任何轻视忽视语文教育传统这一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传统、割裂历史传统与现实的血脉联系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彰显优秀教育传统,重视民族文化 自觉性的回归。而《标准》的三维 目标无不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影响。 1.关于知识与能力。从总体上说 ,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 ,绝大部分教师改变了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传授的不足 ,而将学生学习能力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突破。确实,在千年的 “学而优则仕”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下 ,传统语文教育这一块出现了 “繁、难 、偏 、旧”的局面,老师实施的是 “题海战术”,有的是 “头悬梁 ,锥刺骨”的精神 ,搞的是“口舌生疮”、 “皓首穷经”的苦学。而且在训练的内容上,传统语文重读重写而轻视听说 ,甚至以 “沉默是金”、 “口讷不能言”为美德,强调灌输 ,这些 当然已经和现在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巨大影响意义。新课程三维 目标之一就是 “知识与能力”,反观我们的课堂 ,学生敢于质疑 ,大胆评议 ,整个课堂氛围浓烈,这的确有利于弥补传统语文教育死气沉沉的不足,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新 的活力 。但是 ,大部分课堂学生没有写字 、没有练习,呈现出虚浮的热闹。试想:学生基本功没有了 ,还谈得上什么能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再隋指出:这些语言训练不落实 、不到位的课堂很 “虚”。 因此 ,在新课改理念下必须重视学生写字 , 加大对学生书写指导 ,写字习惯的培养。现在学生识字效率低,学生字也普遍不好,在家也没有练字习惯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再不指导练习,结果就无法想像了。我国语文教育传统有一套训练认字识字方法,应该将基础知识重新放到应有的地位 ,否则能力就失去了基础 。可喜的是 ,新课标理念下语文教育重现 “书声琅琅”,比以往更加重视写字 ,要求 “以读为本,以读为根”。而且从国家发行的教材来看 ,仍有许多我们祖先遗留的精华 ,比如在小学 就增 加 了文 言文 ,在课 文后面 就增加 了 “我会认”、 “我会写”等项 目,反映了新课程对语文优秀传统的吸收,这不能不是说一种 自觉的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关 于过程与方法 。在 “过程与方法”这一块 ,可以说这是新课程在提法上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最大特色。 传统教育强调结果 、轻视过程 ,教学方法单一。新课程理念下 ,教师更新 了观念 ,提升了课程意识 ,学生 “自主 、合作 、探究学习”,多媒体调动学生兴趣 ,不能不说 这 比传 统 的语 文教 育进步 了些 。但是 ,对 照 《标准 》,我们发现在新课程理念下倡导的教学思想、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对传统语文教育继承了更多 ,或者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因此 ,我们更加关注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教育传统渗透于现在的课堂。 (1) 《标准 》具有浓厚的关注全体思想 ,关注全体学生,而传统教育中早有 “有教无类”思想。我们要在承认学生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着重关注全体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2)关于个性发展。传统教育中的 “因教施教”早已成为教师学生耳熟能详的词语 了。古代私塾中更有利于因材施教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将班级授课制和培优补差结合 ,怎样组织课外活动来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新课程理念下要进一步大力倡导个性化学习和个性 化评价 。 (3)师生关系。新课程要求每一位教师进行民主教学 ,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进而才有良好教学的氛围。 孔 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 师焉 。”他提倡“不耻下问”、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种传统的思想可以说对后代特别是现在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传统教育中“教学相长”思想 的体现 。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学一定要 民主 ,师生要 “对话” ,特别是要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实现共生共创,师生互相促进 ,双向成才。 (4)学习方式和教学方法。本次课程改革 ,凸显了对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视 ,提倡 自主 、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 ,但是现在课堂出现 了 “虚 、假 、杂 、闹 、偏”的现象 ,这实际上是对我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的认 同和吸纳不够。在新课程理念下 ,一定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落到实处和注意老师的引导 。这也是与语文教育优秀的传统一脉相承的。①启发诱导。孔子说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第一原则就是启发原则。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要将语 文课上得充满感情 ,充分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第一老师”,要用生活中的例子加上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互动,真正将学生调动起来 。②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在新课程理念下,必须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根据认知规律 ,强调 “反复学 习” ,强调知识再现。③重视文本 ,挖掘课程资源,扩大阅读量。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一些教学手段多了起来 .多媒体教学摆到了重要的地位 。但是不可否认,作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文本却被置于一旁,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一些专家教师为此进行 了呼吁。 《标准 》要求“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相比 《标准》出台前,这已经是提高了要求。尽管如此 ,与传统语文教育的阅读量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传统语文教育强调“博闻强识”, 朱熹强调 “读书百遍 ,其义 自现”就是这个道理。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必须遵守从“积累”到“感悟”的学习规律。人的语文综合素养 的提高必须是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上积累起来的,如果斥之以“死记硬背”而加以指责甚至彻底抛弃 ,既是对传统 的不尊重 ,也是对《标准》的误读。在新 理念下,要将各种阅读方式结合起来 ,注重思考,提高学生语文能力。④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这两种学习方式都是学习的重要方式 ,在知识获得方式 、师生作用关系 、知识结构水平 、学生年龄等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发现性学习注重学生对获得知识的体验和获得知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但是 由于接受性学习的高效性以及发现性学习存在对学生基础的要求 比较高的局限性 ,注定了教师要将二者整合,真正贯彻 “以人为本”的过去和现在都奉行的思想。 3.关于情感 、态度 、价值观 的问题 。《标准 》的核心理念“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总目标是基于人的终身需要和谐发展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而提出来的,它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 的统一思想,思想性与审美性 的统一”。 《标准 》精神和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相 比,二者是统一的。 (1)都非常重视德育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思 想道德放在首位 ,无论是 《三字经 》、 《名贤集 》还是 《弟子规》等 ,相当多内容都是进行思想道德说教的。当然 ,以孔子 《论语 》为代表的教育典籍更是如此 ,其核心是 “仁”的思想,他提出 “君子务本 ,本立而生” ,这里 的 “本”就是做人的根本 ,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而《标准 》对人的发展要求不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吗?可以说,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中,道德的基础是相同的,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课堂 中,相当多的教师并没有根据文道统一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感染渗透。因此 , 《标准》将 “情感 、态度、价值观”作为一个不可少 目标 ,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传承,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2)重视教学情感磨砺志气作用。“情志作用”是非智力因素 ,传统语文教育对此是非常重视的,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也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说 ,说明兴趣和情感是推动学习的巨大动力 。所以,《标准》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激励性评价,保护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特别是现阶段,影响学生学 习的不 良因素很多,加之学 习本身就是一项很苦的劳动 ,如果教师经常将 “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 (《尚书》)、“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头悬梁,锥刺骨” (《孟子 》)等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的故事用来激励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以“知识 改变命运 ,”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的志向,以各种课程资源中的人文精神,融合新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兴趣, “学 以致用,身体力行 ”,加上教师的言传身教, 一定可以为学生的不同发展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 当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 、“学而优则仕”、赚大钱 、娶美女 、做官是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功利性的表现,而且在传统语文教学过程当中,传授知识方法过于机械,传授手段过于陈旧,容易让人封闭保守 、墨守成规而变得迂腐,这的确是与现在社会发展对人的多方面素质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不可否认 ,传统语文教育无论是道德文化传承上还是教育思想上 的巨大作用 ,对今天的教育影响是深远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今天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要求其实就是语文教育传统的另一说法或者是与传统交融后衍生新的意义。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 ,我们不仅不能对传统语 文教育理念全盘否定 ,还要时时刻刻将传统中优秀的思想和做法发扬。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新课程与语文教育传统的交融点并加以吸收和发扬,这样就会实现我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 自觉性回归。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人格教育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论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 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认为最高人格的体现为圣贤。而圣贤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是要与天同德，与大道同行，克己复礼，兴国安邦的高尚品格。儒家圣贤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仁与礼的统一。道家的理想人格。在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提倡隐士。即真人，至人，神人。主张淡薄本性，无为不争，已达到人性和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在道家的思想中，提倡返璞归真，无为而治。法家的理想人格即为英雄。认为要追求自身的实际理想，凭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地位。提倡法不阿贵，唯法所在。在法家看来，法令制度高于一切，无论君臣，在法令面前一律平等，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佛家的理想人格提倡超尘绝俗，认为万物皆空，明心净性。在佛家的思想中，佛就是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在生活中做到宠辱不惊，万般皆空像的心态。 2.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的特征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表面天地之间人之性命最为珍贵，体现了人的价值。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人的追求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表明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行为模式，注重挖掘人的价值，获取他人的尊重，一方面做到自爱，自尊；另一方面做到理解人，尊重他人。第二，崇尚仁爱理念。孔子特别注重“人”的突出地位，仁爱是人性之基本，通过自身的美德，达到人与万物的统一。在理想的人格教育中提倡，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德行，另一方面也要将德行推向社会，造福社会。第三，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作为自身的追求根本，通过道德理论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累积达到人身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阶段人格教育的融入 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整理，塑造高职学生优秀的人格，以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为重点；以仁人志士为榜样加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励志教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 1.思政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在现行高职思政教学体系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导向性融入思想道德修养课，用心弥补现行课程的人文精神的不足，增加课程的育人功能。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不能被文化课的知识性要求所取代，教学与评估只能以育人为中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来引导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人格健全和道德品质优秀的大学生。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网络、影视建设 网络、影视等公共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在专门优秀传统文化网站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个干净绿色、健康有益的网络和影视环境，转移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 3.在校园人文环境中融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高职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战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对高职大学的道德人格培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校园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追求能改变学生的价值观、理想和道德信念。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北大的兼容并蓄，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才俊。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 在择业观方面，高职的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就想着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事而信“，“建功立业”的精神是值得当代高职学生借鉴的。很多成功者和建功立业的人都是从很艰辛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案例引导学生调整就业期望值，保持达观的择业心态，“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最终会被发现。保持不断进取的信心是帮助高职学生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 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往往造成与同学交往胆怯、与教师“顶牛”、与父母关系不合；还有一些学生交往重实惠不重原则，请客送礼、拉帮结派，这种友谊自然不会长久，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交往能力。因此，利用传统的道德中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能够明白尊重他人，勇于承担，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3.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 诚信是做人之根本，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对于高职学生来讲，诚信品质的培养在整个人格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良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整个社会道德文化进步的需要。因此，通过传统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诚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4.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道德自律。 在如今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强调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这就导致道德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也就表明，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有自律意识的人。在道德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 四、结语 综上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人格的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着至大至刚的人格，乐天坦荡的性格，天性仁厚的性情，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华人民高尚人格的形成。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世界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我们不仅要吸取丰富的世界文化，更要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格和人格教育的传承。 作者：葛金平 李霞芬 赵璇 单位：湖南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 1.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我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种形式在给我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思想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当代大学生作为思想最为活跃的人群，容易受到一些价值观念的冲击和影响。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也在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着改变，有些高校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抵制不良思潮的影响；有些高校却忽视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就导致部分大学生不能有效抵制经济利益的诱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盲目夸大社会功利，而缺失了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诚信意识。 2.严峻就业形势的影响 由于高校连年扩招和经济发展规模的速度不相适应，导致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数量逐年递增。有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有应届毕业生700余万人，加上往年未就业的大学生，实际数量有750余万人。如此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一方面是由于高校扩招导致，另一方面也与高校的教育观念和技能培养等原因分不开。当前高校片面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导致部分大学生走向社会之后不能承受社会压力，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甚至出现对就业缺乏信心的情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未能与大学生实际情况相衔接，更没有充分利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就业观念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网络化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更多的大学生愿意从网络中获取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沟通，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不可获取的途径。网络传播对当代大学生在教学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不良网络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带来了负面作用。部分大学生在利用网络便利性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养成了对网络依赖的习惯，导致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深入学习和研究问题。有些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耽误了学业；有些大学生对网络信息不能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分辨，被错误信息所误导；有些大学生被错误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所影响，改变了自己正确的价值取向。这些现象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缺失的结果。 4.学分制改革带来的影响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教育体制也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和调整，全国各大高校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行学分制，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也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虽然学分制对于激发大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具有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对于专业进行选择性学习的要求，但同时也导致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忽视，对实践知识的忽略，而只是片面追求理论和学分，进而走上社会之后会出现政治意识不强的现象，不愿意承担一些社会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学分制度下每个学生选择的学分和课时不同，上课时间和地点也不相同，传统的教室和班级的概念被打破了，导致学生流动性增加，班级集体意识却逐渐淡化。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勤劳勇敢、诚信友爱、谦虚互助以及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包含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对全社会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对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教材，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学生可以感受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感受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热爱祖国，勇于现身祖国的博大情怀。 2.有助于改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教育大学生要首先提高个人内在思想道德和修养，进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教育当代大学生要培养和树立人道主义精神，培养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 3.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为人处世观念，从而正确处理好自个与集体、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只有让当代大学生明白了对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才能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爱护，也才能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为走上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政治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必要条件，一方面要将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去，另一方面还要从高校的角度去从制度和课程等方面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1.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理论课程中 以课堂为主渠道的课程教学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中更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起来。一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二是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中。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制度建设中 俗话说，一个好的领导，不如一套好的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高校的制度是一种隐性的文化软实力，对全校教职工和学生有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好的校风、学风、教风的形成中，制度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高校制度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有效的方法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价值观作为高校制度的内容。比如，在学生管理制度中、奖学金选定标准中加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比重。在高校制度建设中，提倡道德第一，既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又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3.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社会实践中 实践是将学习内容内化的有效途径，是将所学内容转化为自身价值观的重要桥梁。我们可以设计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相配合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生深入爱国主义基地参观考察，通过到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的参观学习，有效地调动社会力量，使广大学生在领略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再如通过严格的日常管理和礼仪要求，规范大学生的行为，培养他们的思想道德意识。 四、总结 总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中，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高校要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就要寻找最佳切入点，在学校制度建设和理论实践中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作者：徐凯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与教育路径 一、阐释传统文化的维度：立国、处世、为人 在当代社会，从什么视角来梳理总结悠久的传统文化，如何凝练概括出适切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邓小平说过，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教育培养的学生既要有世界眼光，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同时他还应当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中国人。然而，中国人的“根”在哪里？现在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小孩子从小吃着麦当劳、看着美国大片，学英语现象在幼儿园就出现了，长此以往，用有识之士的话来说，五百年后、三百年后的“我们”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不能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自生自灭，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进行整体规划，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优秀的传统文化，挖掘既能够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同时又有助于当代青少年精神成长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教育不是为了复古而进行教育，同时，它和国学又有所不同。国学，涉及所有传统文化的研究，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当代青少年甚至子孙后代成长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因而它肯定不是全部的、整体的传统文化体系，而是要把现实中最紧迫的、最有价值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凝练出来，传授给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定是面向学生的未来发展、面向整个世界、培养现代公民的教育，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体系。面向现代化，即是说不是为了传统的延续而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现代和传统是有一定的相对区分度的。因此，用“三个面向”来对待传统文化，深入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滋养，为社会提供教育资源。姜义华先生提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从立国、处世、为人这三个维度进行挖掘。笔者将从这三个维度来思考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人的发展的关系。 1．立国方面，处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 这关乎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价值需要，在西方有的国家叫作立国价值（regimevalue），在我国传统中则称为“治国、平天下”。儒家倡导“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以孝为先、由孝而敬，注重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体成长过程。倡导社会民众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讲求经邦济世、民为邦本、选贤举能、人文化成、和而不同、天下一统。在立国方面，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积淀，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在家国梦想方面，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角度来说，在国家层面，倡导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笔者有这样的疑问：从富强的角度，强国富民能不能作为富强的主体内涵，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是否蕴含着这样的价值要求？再比如说民主，我们的传统文化似乎是比较缺乏的，“民为邦本”、“尚贤举能”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我们当代民主建设提供借鉴。关于和谐，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教师如何把这一思想传授给学生；在多元化的世界当中，在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的时候，大家都面临着“自尊和尊重他人”的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要讲依法治国，同时在传统文化当中，倡导的是德主刑辅，对德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因此，严格来讲，这个法应该是德的外在保证和体现。总而言之，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能够让青少年学生认识到中国的富强是每个人富强的重要保证和依托，国家的富强和个人的富强、家庭的幸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对于学生而言，自然就会有拳拳爱国之心。国家繁荣是共同的荣耀，个人不能仅仅是为了自身和家庭而学习。在一些世界名校的招生面试中，一些高材生的回答为什么往往令人失望，因为他们只是想到自己和父母，此外无他，这样的学生被录取的鲜有。由是观之，个人成长要和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而形成民族复兴的共同的理想。这个共同理想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根本的就是道路认同，就是认同社会主义道路。 2．处世方面，处理的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处世就是如何对待这个世界、如何与他人交往，它是一种社会情怀。在传统文化中，推崇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怀，信奉仁者爱人、先忧后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胞物与，内含的就是一种同理心，吁求和而不同的包容、守望相助的友善，讲求克己奉公、忠恕之道、礼乐教化、德法相济。在社会方面，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层面，我们依然会有一些疑惑，比如，是不是秉持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仁爱共济、利己达人”的社会情怀，就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思想反映的是不是平等的人际关系？“天下为公”是否就是一心为公，公正无私？再如，“自强不息”要求有所作为，“先忧后乐”实际上体现了主体的道德自由，它不受制于外物、欲望、权力、地位的诱惑，而是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但这是不是一种独立的人格自由？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与教育，在处事方面，培养青少年学生守望相助、友善乐群的精神，涵养学生的宽容心，让学生认识到，在社会共同体中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 3．为人方面，就是作为个体应该具有哪些精神品质，这关乎自我的追求与境界。 国家的精神风尚也好，社会风气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个人的个人品格上。个体如何确立自己的人格？传统文化中强调正心笃志、礼义廉耻的人格修养，倡导正心诚意、厚德载物、进德修业、恪尽职守，推崇刚健进取、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精神。其中，非常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忠诚与孝敬。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竟然到了要为“常回家看看”立法的地步。传统文化当中，品德修养的重点是不是就是礼仪廉耻？管仲把它视为“国之四维”，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对此也非常重视，近代的孙中山、也都非常重视。《了凡四训》中特别强调如何做善事，个体作为社会主体如何增益自己的潜能。再比如诚信的品质，有没有更好的表现方式？儒家经典强调民无信不立、厚德载物、修齐治平、化成天下。“化成天下”就不仅仅是独善其身，还要使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其实就是让社会个体不能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他应该在实现自己价值的同时，为国家、为世界承担自己的责任。个体的修养，也即温良恭俭让，彰显的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现在社会整体比较浮躁，尤其是在网络生活中，充斥着情绪性的语言和暴戾之气。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温良恭俭让的品性对于涵养人的品德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总之，从立国、处世、为人这三个维度进行挖掘，可以看到优秀传统文化中涉及共同理想、集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等。基于这些维度与内容，如何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二、关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教育路径的思考 如何科学设计具体的教育内容，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的过程，这既涉及科学地提炼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框架，也涉及教育实施的规律和逻辑。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身心特征来设计，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层次上必定是一个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过程，但是，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课程里，又该如何来体现？比如，在“小学”启蒙阶段，学习为人之道，到了“大学”，学习成人之道，学习如何为人处事。这需要一个系统的逻辑框架设计，并且它在学术方面能够立得起来。这个框架里的归类、分析、提法，虽不可能包罗万象，却是当代学校教育中最需要的，也是相对全面的、比较周延的内容体系。这就是我们设计具体的教育内容的指导方针。上文论述的立国、处世、为人三个维度，可以作为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解释性框架，它不能说是全面的，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教育框架的设计，要经得起推敲，学术界能够认可它，教育界能够认同它，然后教师能够把它体现到教育教学中去，对学生的成长也能有帮助。同志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前，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源于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这就讲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三个重要来源。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研究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从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视野中，从历史发展的积淀中，审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操守？既然是中国人，就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质，而现在国人更多地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度不高。一些有识之士就在担心，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是中国人吗？他们对传统文化还认同吗？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不能为传统而传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要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回过头来审视传统文化为我们当今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国人的信仰、信念等方面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分析哪些是值得弘扬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这需要做一个认真的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谈到了友善，或者说友爱，那么这种友爱能否推广到陌生人之间？在传统文化当中，十分强调仁爱之心，但是到了现在，有人摔倒时，他人连扶都不敢扶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可能有制度方面原因，试问我们的制度是不是能帮助这些人解除助人为乐的后顾之忧，或者免除他被法律追究“责任”的可能？2013年，深圳出台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就是要避免“活雷锋”被敲诈的可能，在制度上给予助人者保护。 在西方，《好撒马利亚人法》规定如果善意救助造成损害，则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责。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需要从做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维护中国人的“根”的角度来入手，但更要看这个“根”对于现代人、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什么价值。熟悉为人之道、人际交往准则对每个人而言都非常重要。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和”的理念，但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个体自我意识膨胀，到了社会上和他人相处就会格格不入。西方讲社会资本，这其实与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密切联系的。传统文化教育的设置不是为了抒发怀古的幽情，而应该是站在当代来回观返视传统，看看现代和传统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张力，以及传统能够给当代社会提供哪些好的借鉴。在这方面可能会有几个参照系，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国家的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人格精神层面，传统文化中都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精神资源，如家国梦想、仁爱之心，还有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人格修养的要求，都可以为现在青少年学生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教育资源。之所以强调“当代的”中国人，是因为“当代”有着非常重要的涵义。当今社会的道德难题之一就是人们缺乏敬畏之心。英文单词“modern”，中文翻译成“近代”或“现代”，这是和“传统”相对的概念，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中间有很大的差别。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体独立，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个体始终依附于家庭和家族。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比如在西方，奴隶依附于奴隶主；在中国，人是依附于家庭和家族的。作为家庭成员，必须为家庭服务，服从于大家长，所以古代有“株连九族”一说。《白鹿原》反映的就是典型的传统社会，有什么问题要裁决，家族成员到祠堂里开会，族长说什么，其他人都要服从。进入近代，建立在血缘宗法基础上的天然联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摧毁了。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表述，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这样，传统的天然的联结纽带没有了，社会以彼此冷漠的、孤立的、算计的个人为基础，人和人之间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交易。中国有句古话“举头三尺有神明”，反映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因对“神明”自然的敬畏之心而进行自我约束的道德观。丹尼尔•贝尔说，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的缺失。旧的支点没有了，新的在哪里？敬畏之心没有了，良心问题由谁来裁定？这是摆在当代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坑蒙拐骗一次就别想再立足；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违背道德的行为未必会受到惩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变了。传统社会里，族长、教会说了算，到了现代社会，他们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威，社会运行的规则由谁来制定？这个责任，落到个人头上。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大家对公共事件提出意见、表达看法、形成共识，社会就有了规则。所以现代社会要求它的成员具备自主性、理性化、自律化的品格，否则规则就难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现在很多概念，诸如现代、公民、权利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在中国播下了种子，但对“人”的理解，公众可能还没有完全觉醒。我们常说当代的中国人高扬了自我意识、主体意识，这是一个进步，但其实我们还没有到达真正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度。从表面上看，我们现在高扬了“主体”意识，个人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与强化，势头汹涌，结果反而使良知与底线丢失了，这怎么解释?在笔者看来，“高扬了主体性”这一判断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不完整的。如果丧失了价值底线，是我们缺少真正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不是所谓的自我意识已经唤醒。“觉醒”，那是表象，还没有达到爱因斯坦说的“超越个人利益”的状态，也就是还远未成熟。如果个体没有走出个人狭隘私利的窠臼，就仍然是未成熟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缺少的可能就是成熟的公民，欠缺的就是公共性的品质。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公民层面提出了价值准则的要求，目的就是要塑造现代公民、现代的中国人。作为当代的中国人，就要有现实感，要有历史感。所谓当代，就是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我们培养的公民应该具备的品质，第一是要有政治认同，第二是要有国家意识，第三是要有文化自信，第四是要有公民人格。从这些角度进行系统设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就非常丰富。以政治认同为例，政治认同有何表现，怎样才能做到政治认同？毫无疑问，政治认同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认同造就的是“当代的”“中国人”。作为当代中国人不能是狭隘的、鼠目寸光的，而应该“有世界视野”。也就是说，要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中，考察全球各国是如何开展本国的公民教育的。英国在政治认同教育上做得非常到位。英国有十条核心价值理论，第一条是法制，第二条就是君主立宪制。英国人把国体、政体作为核心的内容来教育。反观国内教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非常大的优越性，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把它作为教育内容？再看核心价值教育，美国非常重视政体的价值，公务员必须要成为政体价值、宪法价值坚定的维护者和切实的捍卫者。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可以对抗上级的命令，理由就是这个命令是违背宪法的，这也就同志所说的以宪执政、以宪行政，即是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教育者有了正确全面的认识，学生才会有健全的眼光，才能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学生自己切实的心理认同和认识，才会实现社会价值。 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这一意义上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与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高国希 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教育思想对幼儿教育的启示 摘要：陶行知，中国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研究探讨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推进当前教育改革、丰富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研究和实施新的课程改革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幼儿教育；教育思想；教学改革；启示 一、生活教育思想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幼儿教育相比于普通的中小学教育，它不需要面对繁重的课业，不需要为了应对升学考试而进行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它更需要注重于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能力的培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包含三个重要思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作为一名现代化幼儿教师，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以下认识和理解： 1.生活即教育。 在幼儿教育中，生活就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小朋友在学校中最应该学习的是如何融入集体生活，这也是为他们在未来的学习，生活，社会活动中打下基础，在原来的生活中他们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是父母掌心的花朵，但是来到了学校，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学生，都是生活在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即是合作，有些小朋友很聪明，什么事情都想要一个人完成，久而久之合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渐渐不太可能，在幼儿教育中应该加大力度培养小朋友团队合作的能力。 2.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社会即学校”所要阐述的观点是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各类社会现象都会对学生自身的发展产生影响。随着信息化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获取实时的各种社会热点，这些热点或好或坏，但是它们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同样的，现在的小朋友很小就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iPad等高科技产品，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特别快，过去的教育更多的是源于书本，但是书本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信息化社会的教育应该要源于网络，源于社会。作为幼儿教师，如果我们不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现象，给予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对于他们未来之路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3.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三个环节，如何让这三者结合，真正提高学生的能力素质，成为了一个教学难题，对于教师来说，并不是只要注重“教”这一个重点，学和做也是推动教育进步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以学养教，以做育教，才能真正意义上提高，教而不学，师之惰也，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得过且过，必须让学生真真正正学到所教之物，“做”是检验学的标准，对于幼儿教学，没有考试这种检验学习的手段，就更加需要学生在“做”的过程中运用师之所教，己之所学。近年来，在幼儿教学过程中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老师布置的小作业，往往由孩子的父母代孩子完成，使孩子失去了锻炼自身的机会，久而久之教学由于缺少实践而失去了意义。所以作为幼儿教师，应该督促小朋友在做作业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多的依赖父母，这样才能使教学变得有意义。 二、创造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对于教育来说，行动是教育的根本，知识是教育的结果，创造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创造教育，就是要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更注重孩子创造力的培养，幼儿教育处于教育过程的最初期，是培养创造力的最佳时期。 1.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正如陶先生的这句话所说，纵观古今中外各种发明家，无一不是通过不断动手实践，并加强思考最终取得成功的。 2.我们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认识了儿童有创造力，就须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儿童的创造力毋庸置疑，但是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创造力往往由于传统教育的限制而被忽视，并渐渐消失，最后能保持这种创造力的孩子少之又少。作为现代化的教育，不仅应该更注重孩子创造力的保持，并且应该使孩子的创造力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发挥。 3.培养学生的自动力，注重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探求。传统教育的模式决定了它必须遵从老师教，学生学的框架，但是仅仅依靠老师课堂上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作为现代教师，应该更注重学生学习自动力的培养。 三、师德思想 作为现代化的教师，师德是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本，师德的建设也是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教授知识，更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做人的道理，师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 1.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众所周知，人的成长离不开教师，教师可谓是人类发展的明灯，二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中重建，并从一个弹丸之地发展成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就是因为他们大力推行教育。 2.爱满天下。 幼儿教育在需要我们给予知识的同时，更需要的是我们的爱，这是一个缺少爱的社会，人们经常对着周围的弱者视而不见，这种现象需要改变，只有让我们这最年轻的一代感受到爱，才能让他们学会如何爱人。 3.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教室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小家庭，而老师就相当于这个家庭里的家长，特别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个小家庭里的家长就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楷模，作为教师必须以身作则，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将是小朋友模仿的对象。现代的教师已经具备了很高的素养，所欠缺的就是如何把这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小朋友，让他们真正从学习生活中学习到这些优秀的品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时间就是在课堂，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必须保持最好的姿态。新课改的理念是贯彻新的教育观、新的学生观、新的教师观、新的课程观，我想这与陶行知思想教育的本质是一致的，因此，新课改也应该成为实践陶行知思想教育的舞台。 作者：杨欣妍 单位：昆山市新镇中心幼儿园 优秀教育论文:英语专业大学生与优秀传统道德教育 一、优秀传统德育教育在英语专业学生中的缺失 1.传统文化素养缺失，跨文化交际出现“失语”。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加大了对文化的教学比重，但英语课程的设置主要涉及英语国家的文化，忽视了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传统道德教育及其英语表达，只偏重学生对英语语言技能的掌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语表达力则较低（中国文化英语表达力指用适当的英语形式和表达法来诠释中国文化的能力，其水平高低取决于是否具备良好的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的能力），甚至出现了“失语”的状况。教师在英语课上也以讲解西方文化为主，忽略了对学生传统道德教育的渗透。教材中中国文化知识严重匮乏也导致英语专业学生普遍传统文化知识匮乏、跨文化交际低效。 2.一味向往西方，西化明显。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存在重英语，重英美文化的传授；轻中文，忽视对学生优秀传统道德的教育，英语教育所造成的“文化逆差”导致对优秀传统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和审美在现代社会失去认同感，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一味顺应英美文化，“言必称希腊”；为提高英语水平不惜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对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的阅读却大大减少。很多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内容已经过时，对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推崇备至，吃西餐，过洋节，听英文歌曲，看好莱坞大片，不论在穿着打扮上还是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西化痕迹。 3.思想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较差。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不少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在文明礼仪、伦理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整体素质都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诚信意识淡薄，考试靠作弊，文章靠抄袭；公民道德意识不强，对待很多事物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际关系紧张，没办法与一个宿舍的同学和谐相处；不能体恤父母的辛劳，一味拼爹；在价值选择上重利轻义，以自我为中心，过多地关心自身利益，缺少对国家、社会、他人的奉献精神；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控能力差，经不起一点挫折。更有甚者，威胁他人生命：马加爵事件刚刚被人们遗忘，又出现了“复旦投毒案”……因此，英语专业大学生很有必要接受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教育。 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的功能与作用 优秀传统道德是几千年来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指“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在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其核心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刚健有为的进取观，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和崇礼重德的伦理观。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积极利用传统德育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对其不断改造、创新,在以下方面将发挥其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1.塑造良好道德品格和健康人格。传统道德重个人道德修养、道德自律、礼义廉耻；重理想人格、人际关系、社会和谐；重视刚毅自强、抱负远大、持之以恒；鼓励好学笃行、豁达乐观，鄙视奢侈享乐的生活态度；传统道德不排斥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但强调以合乎道德为前提；提倡诚信。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和品格的形成就是根植于传统道德文化这一土壤中的。我国传统道德文化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人格，通过传统德育逐步渗透于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利用传统道德中这些优秀的思想精华来教育英语专业大学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有利于塑造大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良好道德品格。传统道德教育结合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大学生健康心理和人格的塑造。 2.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树立正确文化观。传统道德教育“是思想的基石，是人的根基和家园。它最终将融入个体的血脉和精神，内化为人的心性品质。”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身处中西两种文化之中，兼顾双方的文化视角，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外来文化的借鉴者和批评者。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有利于他们拥有丰富的传统道德文化知识背景，从而可以更好地领悟和思考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通过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比，增强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和理解，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做到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的“文化自信”。同时，加强传统道德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又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坚守自己的优秀文化，又要通过交流和交融，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的正确文化观。 3.培养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其主要内容是儒家伦理教育，儒家的道德教育一定意义上也是品德教育。挖掘儒家思想中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从集体主义出发，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觉抵制西方自由化思想和利己主义，培养集体中团结协作的精神和能力，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传统道德中崇尚“和为贵”的思想，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这一思想在今天有利于大学生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和谐共处的思想理念，最终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生力量。 三、加强优秀传统德育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百育德为先，成才先成人。“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育和培养好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工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与心愿。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1.充分发挥课堂的作用。任何专业都不能忽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大学英语教学要在教学目标、计划、内容和方法上作出必要调整，选取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合理内容，弥补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不足和传统道德教育的缺失。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加深学生对本民族文化本质特征的深入了解，对异国文化能采取理解、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教学目标要层层深入，不仅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还要考虑将来学生有可能从事的职业。在教学方法上，要彻底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尊重学生主体性，忌“满堂灌”或讲授与实际相脱离的枯燥理论，在活动中开展教育。教育者要围绕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正确认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繁荣富强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讨论、演讲、专题讲座等，还可以在课堂上播放跟传统道德教育相关的电影或动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不仅要贯彻在学校教育的“显性课程”（第一课堂）中，而且要渗透在校园文化等“隐蔽课程”（第二课堂）中。先进的校园文化不仅能够形成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而且能够塑造良好的学校形象和学习生活环境，其本身具有育人功能，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校园文化是学校内部客观存在的各种文化元素，它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等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校园文化还可分为“精神层面”和“环境层面”，它的最主要表现是校园的特殊性、多元性。校园文化的完善，就是充分发挥教育导向、开发创造、娱乐调节、激励凝聚等功能，为育人营造最优化的环境，从而实现教育目标。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能使身处其中的人，在精神上受到一种熏陶，一种点染。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有很大帮助。 3.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德育网络建设。加强德育工作是学校、社会和家庭教育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的一项全民性、社会性的系统工程。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应试的天才，而是适应社会发展，促进各方面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人。要转变旧有的单一学校教育观念，形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大环境网络教育观念，在此基础上制定教育的目标、要求，促成教育合力的形成。认识到学校、家庭、社会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中起到的不同作用，全面了解学生年龄特征、心理发展规律和现阶段的思想实际，多渠道对学生进行教育，保证教育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形成网络式育人环境，促进学生的发展。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使之不要一味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使他们从传统道德中吸取有益经验，提高自我创新能力；不断融通、消化外来文化，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不断提升自我。以保障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处于主动地位。（本文来自于《黑河学刊》杂志。《黑河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李秋菊雎密太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 一、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教育内容 1.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社会、家庭、自我息息相关，融为一体，没有国家、社会、便没有家庭和自我。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面前，应以“舍生取义”为原则。我国古代哲学家强调为民族整体献身的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屈原在《离骚》中的忧国忧民、眷恋故土的爱国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显示了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提倡自觉地为整体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本质和灵魂，是我们主体的价值观念。为中华民族稳定、社会和谐和发展进步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还是一种人生的精神支柱和价值信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每一代人同心协力，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同心同德，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天人合一”的和谐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境界是以追求真、善、美相统一为目标的，倡导以“和合”为准则的统一发展观，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发展。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能够塑造学生的人文关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非常注重自然，尊重自然的力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先贤们看来，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应该是相应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种宽容仁爱、真诚和谐的思想能够引导学生热爱自然和社会，并能将自身和谐地融入自然和社会，培养一种宽容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加自然更加顺利地融入将来的社会生活。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天、地、人”整体的和谐理念，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整体，各组成要素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保护和谐的生态环境，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进一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3.追求理想人格的人文主义精神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意味着必将实现人的现代化。我们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理想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形成。这是中国儒教、道教和佛学一致追求的目标。儒教主要强调人格的“内圣”方面。“内圣”的基本精神是以“仁”为其内容的。所谓仁，即仁爱，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一再把人格的“仁”的内在规定突出地放在“义”和“节”这两个方面。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得”，“君子以义为上”，“君子以义为质”，可见，孔子把行“义”，看成是君子的行为，是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体现。崇尚气节、看重情操的修养，也是重要表现。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后来的孟子亦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对善的人格理想的追求，使中国人重气节、讲情操的品德特别突出，在目前物欲横流的中国社会中，多宣传些“德”的精神、“义”的道理和情操与气节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大有裨益的。 4.自强不息的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君子应效法天的意志品格，自强不息，努力向上。荀子也认为人必须自强不息，强调“学不可以已”，注重坚持不懈、专心致志的态度。儒家学说倡导积极进取和谦虚谨慎的实用主义精神。在历史长河中，自强不息的精神不管是对国君、人臣、封建士大夫，还是对一般民众，都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不少身处逆境的人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今天，大力提倡和发扬自强不息的奋争精神，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自强不息的思想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过程，成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要敢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压力，有不怕吃苦和顽强拼搏的精神，积极进取，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充实自己。 二、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教育方法 祖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古代和近代的思想家们对思想品德教育的方法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刻的启迪。 1.因材施教的方法 “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差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特点因人而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2.示范教育的方法 孔子最早提出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教育方法，他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既要言传，更要重视身教，要言行一致，时时处处努力做学生的楷模。 3.陶冶教育的方法 环境对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古代教育家十分注重人的陶冶教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和班风，充分发挥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这样教育效果必将更显著。 4.内省的方法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学生的内省相结合，灌输是外因，内省是内因，没有学生的自我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5.情感教育的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以情动人“”以情化人”的教育方法，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重情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这对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意义无疑是深刻的。 三、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健康心态和良好品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在一种共同环境中生活、创造出来的精神内容。大学生当前要承担艰苦而繁重的学习任务，毕业后要面临复杂而激烈的社会环境，这个阶段需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作为指引，帮助大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和树立良好的心态。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深入开展教育，引导广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认识个人的社会责任，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必须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我国现代新文化的创造，只有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才能赋予其鲜明的民族性，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有巨大活力和中国特色的新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极其浩繁，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取之不竭的源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深厚的土壤，从中发掘宝贵的精华，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郭欣郭玲霞单位：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探索 一、创设教育情景，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 为了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笔者组织人员在校园内的宣传栏、楼道、入口及走廊等处分类悬挂传统文化宣传标语，要求风格典雅、统一，令人赏心悦目。学校的电子屏幕不定期滚动播出一条条的国学标语。利用早、午、晚的课余时间开展专题广播节目。教室布置要主题鲜明，内容要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办公室也进行了相关的布置，体现人文关怀，烘托教育氛围。环境育人，活动育人，文化育人，通过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以感恩教育为突破口，引领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开展 在开展传统德育文化教育活动过程中，如何找到突破口是关键。笔者结合学生实际，以感恩教育为突破口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除了在校会、晨会、班会开展感恩教育，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外，还定期举办《关爱生命，伴你成长———感恩我们在行动》的大型激情励志演讲，使学生懂得感恩，学会爱父母和教师，并用行动回报他们。 三、采用“典型引路”的方法，引导学生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 不加任何指导阅读具有相当深度的经典著作，诵记拗口的文言文或古诗文，别说是学生甚至语文教师都感到很困难。因此，加强阅读指导成为当务之急。诵记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对有些句子的解释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办？笔者译出通俗易懂的现代文，并下发到学生手中，然后组织讨论、交流，在大体了解名人名言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感悟、见解，以及自己独特的创意和风格。在经典阅读指导中笔者采用“典型引路”的方法，渗透爱心教育、责任感教育、纪律教育、诚信教育、养成教育等，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阅读指导更注重理解、感悟，以“每周一句”的形式，在经典阅读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将名句的选择与解读的权利交给学生，共同领略经典之美，同时增加积累，提高理解能力。鼓励学生将这些理解和体会写到日记里，写到作文里，同时联系生活实际谈体会，说感受，特别是将孝文化与感恩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效显著。 四、与主题班会、学科教学相结合，全方位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思想 要把弘扬传统文化与主题班会、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其强大的德育功能。围绕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开展主题班会，并举行评比活动。每个教师都应在教学中讲究方法，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思想，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的人文教育思想，从而形成全方位育人的强大网络。主要开展以下主题教育：①开展感恩教育。引导学生学会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教师、感恩同学、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感恩自然；②开展信用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表里如一、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诚信品质；③开展礼节教育。引导学生养成举止文明、谦虚礼貌、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④开展孝道教育。引导学生学会用良好的表现给父母、教师带来欢乐，主动和父母、教师交流，主动为父母分担家务，懂得尊重父母和教师的劳动，自觉接受父母和教师的教导；⑤开展廉洁教育。引导学生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是非观、荣辱观和价值观，形成踏实做事、诚实做人的职业道德意识；⑥开展仁义教育。引导学生学会尊重和关爱他人，养成团结、互助和协作精神。 五、以活动为载体，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 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笔者主要开展以下活动：①每天早晨安排15分钟诵读《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内容；②举行班际朗诵比赛；③举行讲故事比赛，让学生展示自己所学；④举办“读国学、诵经典、谈感悟”征文比赛，让学生畅谈自己的感受和变化；⑤举办传统文化艺术节，通过书画、小品、戏剧等形式展示自己的收获；⑥鼓励学生参与诗歌、辞赋等多种形式的创作；⑦学期末举办一次全校性经典美文诵读展示活动；⑧给家长印发通知，介绍诵读活动，请家长协助搞好此项活动；⑨围绕特色校创建活动，逐步形成彰显学校人文特色和育人品位的校园文化；⑩利用多种手段，围绕特色校创建开展系列配套活动，达到育人目的。 六、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需遵循的原则 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有：①科学性原则。全过程设计都应遵循科学性原则；②整体性原则。要面向全体学生，从整体上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③活动性与自主性原则。整合德育有关内容，通过开展系列活动，促进学生自主发展、主动进步。 作者：梁峥华单位：广东省罗定市技工学校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生治理教导教育 在学校，大凡对各方面比较差的学生治理较严，而对品学兼优学生的治理则有些放松，致使在一些好学生中出了问题。因此，加强对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是老师非凡是班主任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好学生发生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是不同的，但究其犯错误的根源，无外乎是内因、外因两个方面在起作用。从他们的本身看： 1、思想不成熟，经不起挫折。由于青少年学生处在成长的过程中，各方面都没有完全定型，非凡是在这大变革的年代，社会上五花八门的东西像冲击波，一阵阵波及并非世外桃源的校园，他们觉得什么都新奇，什么都想接触、学习。喜欢在头脑中编织顺利到达理想彼岸的梦幻，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挫折，都考虑得不多，形成了与成年人不同的特点。如他们爱学习，接受新事物快，又容易轻听轻信，缺乏独立思索。顺利时，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看不起其他同学，以致听不进不同意见，慢慢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先进行列中掉了队；碰到挫折时，又容易片面地分析问题，消极地接受教训，觉得万事皆休，自暴自弃，失去进取的信心。 2、理论根基浅，拒腐能力差。他们虽然通过学习自然科学和政治常识，以及必要的道德教导，但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贫乏，缺乏丰富的人生阅历。因而看问题易看现象忽视本质。有时凭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优势，和青少年固有的自尊心、好胜心去做事情，缺乏对事物的深刻分析了解和认识，当碰到是非界线不清，良莠不明的事物迎面而来时，就会出现犹豫、彷徨，甚至作出不正确的选择，错误的追求，好恶并吞，以致走了弯路或是陷入泥坑不能自拔。 3、进步的动机不纯，目的不明确。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是父母的普遍的心理，但有的家庭、亲友不恰当地施加压力，使学生上进心掺杂上“私利”的成份，背上了“只有学习成绩好才好向父母交代”的包袱。这样，当他们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后，就认为万事大吉，不再继承努力，自我陶醉在已取得的成绩里，而一旦受到挫折和碰到困难，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感到没有前途，有的甚至走向反面。 除以上三个主要的自身原因外，老师、学校领导，非凡是班主任对他们的治理教导不严，方法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思想上偏信偏爱。个别班主任往往不是积极地维护三好生、优秀生的威信。对他们的表扬、批评缺乏辩证法。即使他们有了缺点也怕公开批评会影响他们的威信，而往往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即使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不触及思想实质。如某班有几个学生，自习课不请假上街，其中有个学生是三好生，这个班的班主任对其他几个平时表现一般的学生，当面进行了严厉批评，而对他只说了声“今后要注重”。另外，有的班主任对反映三好生、优秀生的问题往往听不进，以为是对他们的嫉妒，吹毛求疵。这样的事也是很多的。二是治理上忽视、放松。有的班主任对如何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分析研究很多，而对如何搞好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都重视不够。往往是督促学习、交待工作多，思想上提要求少，总以为他们的觉悟高，表现好，能自己治理自己。放松教导治理，还表现在对他们的思想变化重视不够，不能及时教导引导。某班有个班干部，班主任对他过分信任，放松了对他的要求，结果与班上的一名女同学谈起了恋爱，违犯了学校纪律。 事物总是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也不例外，假如放松对他们的治理教导，他们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必须加强。 （1）要辩证地看待优秀生。在调查中，普遍反映三好生、优秀生思想基础比较好，积极要求上进；学习刻苦，接受新事物快；尊重老师，团结同学，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学习工作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是班级建造的排头兵。但是，也由于他们与其他同学所处的地位不同，成长进步的条件存在差异，在思想上理想上的追求不一样，决定了他们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治理教导中要做到有的放矢，使治理教导具有针对性。 从整个优秀学生的群体分析，有稳定型和摇摆型两种表现形态。从我调查的五个不同类型的班级看，两种类型分别占先进层的62％和38％。稳定型的优秀学生，思想基础比较牢固，对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既定目标，一般不易发生动摇，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在学习成长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自我修养比较好。对待这部分优秀学生，在治理教导中要注重引导，帮助他们逐步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使思想境界不断有新的升华。摇摆型的优秀学生，表现为思想基础不牢固，他们之所以要求上进，一般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某种目的，一旦受到一些挫折，目的和愿望没有达到，思想就会出现波动。对这部分学生要注重调动积极因素，帮助他们端正争当优秀生的动机，引导他们向稳定型发展。在治理教导中要研究工作方法，以鼓励为主，批评要恰当、适时，答应反复，防止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在教导内容上，应从基础抓起，逐步提高；在要求上不宜过多，起点不且过高，要为他们的学习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2）要把握住治理教导中的几个环节。一是考察关。在培养优秀学生和树立典型时，要注重全面了解考察，做到心中有数。可以采取走访、座谈、谈心等方法，把握第一手材料，力求一个“准”字，不能把一些道听途说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更不能凭一时一事的印象一锤定音。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研究治理教导的重点，树立过得硬的典型。二是宣扬关。这个关把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优秀生的质量。所以在宣扬他们的事迹时，要果断反对和防止“假、大、空”，要实事求是，注重分寸，不夸大，不掺假，不任意拔高。哪方面突出就宣扬哪方面，不强拉硬凑，对待典型不能消极地保，要积极地帮，否则将适得其反。三是荣誉关。对待荣誉，绝大多数优秀学生是能够正确对待的。但也有部分优秀学生，当荣誉、赞扬的话接踵而来时，就象走进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感到头晕目眩，由此沾沾自喜，飘飘然起来，使荣誉成了这些学生沉重的包袱。所以必须做好表彰以后的思想工作。要针对他们对荣誉的不同思想反映，积极帮助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荣誉观，鼓励他们把荣誉作为学习进步的新起点，不断进取，向新的高度冲刺。 （3）要正确地处理治理教导中“严”与“爱”的关系。“严是爱，松是害”，这是许多班主任的经验之谈，也朴素地说明了严与爱的辩证关系。对优秀学生的治理教导，要爱护其学习、上进的积极性，要从有利于健康成长出发，对他们严格要求，加强治理教导，做到严得合理，爱得真诚。爱要以严格要求为基础，体现在对他们真正的关心帮助上，做到放心不能放松，表扬不忘批评。既要防止超越客观实际和优秀生思想接受不了的要求的“严”，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又要反对放松治理，搞迁就姑息的所谓“爱”，助长他们一些不良思想的滋长。 （4）要引导优秀生开展好“两个互助”活动。在优秀生的治理教导中，开展先进与先进、先进与后进的两个互助活动。先进与先进互助活动，有利于先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有利于相互团结，更好地发挥先进层的群体作用。先进与后进的互助，可以有效地防止先进、后进两脱节的现象。在互助中先进学生可以不断向后进学生传播知识和先进思想，做好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学生一道成长进步。 优秀教育论文:刍议艺术教育传承地方优秀文化路径 一、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在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使用的教材应适合中小学生的年龄和心智状况，如果在校本教材中融入他们熟悉的地方文化资源无疑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澄海区中小学艺术课校本教材的编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澄海位于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的韩江入海口，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县，后几经易制，2003年成为澄海区，隶汕头市，现有面积402.5平方公里，人口75万(2008年)。在澄海民间，保存了大量具有浓厚潮汕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主要有：潮剧、潮州大锣鼓、丝弦乐，潮汕童谣、方言歌、版画，剪纸、纱丁、抽纱、嵌瓷、灯谜、香包艺术等，还有极具澄海地方特色的西门的蜈蚣舞、永新的鳌鱼舞、隆都的西头鹅舞等动物舞蹈。这些地方民俗文化、民俗风情的艺术门类，富有强劲的生命力，为澄海学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近年来，澄海中小学通过对潮汕民间艺术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归类，根据学校自身办学特色引进了大量民间艺术教育资源，并经过教学实践形成了众多的教学案例，成为地方、校本教材建设的雏形。如澄海实验学校的《少儿潮剧演唱基础训练》、《潮剧欣赏基础》、《潮语语音与合唱训练》、《潮汕动物舞蹈欣赏及训练》等音乐课校本教材，《潮汕儿童版画教程》等美术类校本教材，《硬笔书法》、《书法楷书训练》等书法艺术校本教材。又如建阳小学，通过对众多教学案例的整理、提炼，编写了《艺术教育校本教材资源包》，内容涵盖《潮汕童谣歌》、《潮汕民俗歌》、《潮汕锣鼓》、《潮剧行当》，《潮剧欣赏》等。再如华侨小学的《木刻版画教材》等。在教学中运地方艺术教材，可使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把一些有较高艺术性的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素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和经过改编的民族民间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可使学生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是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维护、发扬光大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意识会对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乡土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通过学习乡土艺术教材，可加深学生对家乡的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对培养学生热爱家乡与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辐射作用。 二、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师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知识和技能、认识艺术世界的过程。澄海区的艺术教师们会在音乐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强介绍潮乐、潮剧、潮曲的特色和技巧，师生有时还会进行即兴表演。例如，树础小学的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先选择《天乌乌》、《桃花过渡》这样一些有吸引力的歌曲、短剧，让学生欣赏，然后利用《客鸟声客客》、《新编桃花过渡》等地方音乐素材进行示唱、演奏、表演等形式进行教学。在美术课上，他们会介绍澄海作为“版画之乡”的文化历史，使教学内容具有地方性和实践性，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在教学方式上，他们根据教材的基本内容，进行“经典引导”与“乡土渗透”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把现行国家教材与乡土教材进行高度整合的成功之路：例如，澄海区建阳小学在音乐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现行教材与乡土教材融合的大胆尝试，他们以现行教材作为教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师生们把从周边社区采集来的音乐素材引进课堂，并对曲调节奏、歌词进行规范，对内容、形式进行修改、整合，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师生的创造力，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共整理出校本教材8个资源包；莲下中心小学的古筝队在各种比赛中以演奏潮筝曲而大获成功，这得力于该校音乐教师对古筝的创造性教学，他们既遵循古筝演奏的一般规律，又改进了潮筝演奏技艺，编配新的潮筝曲；实验学校教师则安排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课时的潮州音乐教学，课余时间则加强潮乐的集体训练；莱芜中学把当地工艺美术引进了美术的课堂教学，如丝网版画、羊毛编织、民间玩具等地方工艺美术，均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他们的艺术素养直接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效果。澄海区现有中小学艺术科教师大多受过系统、规范的高等艺术教育，又主要来自潮汕地区，自幼受潮汕文化熏陶，对利用潮汕文化资源进行艺术教学有着天然的优势。 近些年来，澄海区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潮剧、澄海灯谜，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蜈蚣舞等为主要传承项目，重点突出蜈蚣舞、潮州大锣鼓、澄海版画的传承，为此加强了对中小学艺术科教师的地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把一批本地民间艺人、艺术家被请进校园，为全区中小学艺术科教师举办潮汕地区音乐、曲艺、美术工艺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讲座。学校艺术教育将地方传统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后将有助于学生具体生动地感受家乡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变迁，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大力推进地方艺术进课堂，营造校本艺术教学的浓厚气息，在家乡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体验生活、升华情感，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这才是教育之根本所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让优秀的地方艺术内容走进课堂确实不失为对民间艺术传承和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 课外艺术活动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适当地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澄海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昌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活跃。民间艺人队伍庞大，业余艺术团体遍布城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业余剧社（团）最多时全县达到60多个，大量新旧剧目上演。澄海还享有全国“民族民间艺术（版画）之乡”、“民族民间艺术（灯谜）之乡”的美誉，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在澄海这样一块具有浓厚地方艺术氛围的土地上，中小学生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澄海区中小学校组建了大量业余课外兴趣小组，每所学校至少有5个以上的兴趣组活动，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些课外艺术活动既符合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十分符合当地农村学校的艺术教学现状。例如，澄海区教育局自2003年来，坚持每年举行学生潮剧演唱比赛，参赛选手众多，为潮剧事业的发展挖掘了一批批新苗；华侨小学课外艺术活动以版画见长，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学生版画作品集《大师的画》、《太阳花》，美术作品集《心灵的画》，五十多件学生作品发表于各级刊物或收集于画册；建阳小学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引进潮汕音乐教育，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办学特色，潮汕民间艺术在该校开展活跃，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涌现出一批潮艺爱好者，他们多次参加当地重大节日晚会，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建设贡献了力量；澄海实验小学以“传承潮汕地区优秀文化艺术”为课题，积极探索自制的具有潮州音乐特色韵味的“竖吹竹笛”进入课堂，将澄海动物舞蹈和潮州锣鼓引入课堂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该校自编地方舞蹈、自创潮语童声合唱节目、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澄海地域特色的美术作品，连续四届参加国、省、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取得了两个全国一等奖，四个省一等奖的佳绩；莲下中心小学将潮汕儿童版画和书法引入课堂和课外兴趣小组，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在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一举取得了一个全国一等奖，五个全省一等奖的佳绩。 一直以来，许多散落于群众中的传统优秀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由于受地方方言的局限，使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兴趣越来越少，许多民间优秀艺术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更有一些民间音乐己经到了“人走歌息，人去艺绝”的程度。澄海区传承优秀地方艺术从中小学抓起，笔者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值得提倡。地方艺术是当地文化土壤中的一枝奇葩，优秀艺术的传承是文化传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地域的标志，积极将地方优秀文化艺术引入学校课外兴趣活动，是让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得到传承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澄海区中小学将地方文化艺术资源纳入到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中，通过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从而使学校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在途径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艺术不仅能够把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传递下去，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爱家乡、爱故土的健康情感，同时引领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当然，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认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喜欢，感兴趣，才有传承弘扬的可能。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家庭要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家人在与孩子的言谈交流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一点一滴讲给孩子听，教给孩子学，引导青少年认识传统文化，这对青少年的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校应当发挥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诸如聘请民间知名艺人，在课外或课内担任艺术辅导员，开设民族民俗文化知识讲座或课程等，这是地方优秀传统艺术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关键。教育、文化等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设文化公益设施如博物馆、文化馆、书画院、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联合社区、村居加强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基地建设，创造一个展示认识传统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是地方优秀艺术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域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地方艺术往往比较质朴，因此，我们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人文素养，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既能走进地方艺术的殿堂，又能摆脱它的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中的优秀成果更好地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服务。 作者：钟晖 单位：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音乐系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文化精神与创建大学文化教育的模式 本文作者：樊海源 陈丽媛 郑相家 单位：黑龙江工程学院思政部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统一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文化”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钱穆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2．高校工程文化教育模式工程文化，是指工程人群共同体(工程决策者、投资者、工程师与工人等)各成员之间在工程活动中所体现的共同语言、共同风格与共同的办事方法(包括工程理念、决策程序、设计规范、生产条例、建造方法、操作守则、劳动纪律、安全措施、审美取向、环保目标、质量标准、行为规范等)，它反映了工程与自然、社会、人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关系。高校工程文化教育要致力于培养学生从业价值观、人生信念、理想、思维方式等，使工程文化教育范式从关注有形的、外在的因素转向关注隐性的、深藏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化因素。最终实现工程文化教育的“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的目的。工程文化教育要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目标必须通过一定教育模式来实现。所谓教育模式是指课程观、课程内容、课程结构及其评价体系等的特定组合形式，即教育模式是由一定课程观指导下的课程内容及其进程和时间、空间方面的特定组合方式。工程文化教育的实质是文化育人。因此，充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于探索高校工程教育的有效路径，构建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是目前摆在工科院校面前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高校工程文化教育的统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工程文化教育最终要培养的是优秀的工程师，当工程师们在面对工程利益与社会利益，或者说是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问题时，他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来对待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一个人感情的发展，会受到文化的规定，即感情定向。”因此说，以什么样的文化做底蕴进行教育，必将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感情发展方向。作为工程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兼有的专业教育。作为一种创新的工程教育，工程文化教育从知识目标发展到知识、能力、素质三维目标，必然要求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在辩证统一中的基础作用。这种人文科学所传递的文化，必将影响和规定着大学生的感情发展。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不可旁贷地成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基础。 二、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支点，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操作路径 1．“以人为本”是工程文化教育思想的根本工程文化教育要以人为本，既要注重工程科学知识体系的学习，更要注重工程文化的陶冶。在解决工程中的科学与技术问题之上，更加关注人与工程的和谐、工程与自然的和谐，把工程放到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培养学生正确对待工程，让学生感受工程文化。工程师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状况，对工程的设计、建设、实施等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即所谓的工程的人本意识。工程师把自然科学与工程组合起来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重要力量，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坚持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观，坚守工程伦理准则，学会在工程活动中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增强工程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 2．多角度、多渠道构建工程文化教育内容及形式一是通过定期举办中国传统文化讲堂或不定期举办文化学术讲座，增加学生的工程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工程人文情怀，提升职业道德。二是开设公共艺术选修课程和创新教育系列选修课，提高学生的工程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成为实践能力强、有创新精神、可持续发展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三是通过文字、实物等形式展现专业发展、技术进步、业绩积累、精神传承的历史过程，营造与创建和谐的文化氛围。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尝试建设工程文化博物馆，使学生从中受到工程文化的熏陶，提高工程专业素质和工程专业能力。四是通过举办由学生参与制作的各类工程文化作品展览，提前使学生感受工程文化的真谛，学到从事工程职业需要的文化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五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多学科、多门类构建工程文化教育的课程教学体系工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工程师，因而高等工程院校的课程目标应为培养优秀的工程师而确立。因此，工程院校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来设计、组织课程体系，课程教育要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其中，一个突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工程教育的课程应体现出工程的本质，而不是完备的学科。因为，作为学校教育，课程的第一目标是造就掌握工程科学技术的“人”，而不是展示学科的知识。为此，立足于中国的文化积淀，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伪存真，选择符合当前实际以及学生所能接受的优秀文化，实现工程文化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合统一，是当前工程院校应该破解的难题。这就要求工程院校在开设课程时不仅要有自然科学课程与专业课程，而且还要有传统的经典文化素质课程，并开设新兴的如工程哲学、工程伦理、工程生态、工程美学等工程文化教育课程。此外，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发挥教师资源的优势，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研究基地建设，不断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4．重体验、重感悟是工程文化评价体系的核心通过工程文化课程体系的构建，形成选修课、讲座、社团、文艺活动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方式，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检验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人文品格。教师在评价学生时，应注重检验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体验和感悟，摒弃单纯以知识的积累作为考评的唯一标准。激发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侧重于学贵力行的评价标准。通过采取学生在课堂上分享体会的形式，加强学生之间学习的交流，以此把握学生的学习收获。 三、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对中国高校发展的战略意义 1．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实现中国高校文化育人的目标高等教育肩负着为我国未来发展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这有赖于高校德育工作的成效。而工程文化教育则是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实施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教育。它与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百年大会上特别强调的“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从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目标是一致的。 2．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有许多国外学生渴望到中国留学深造。中国高校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国外合作院校积极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尽早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 3．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提高中国高校未来竞争力众所周知，高校属于社会系统中的文化领域，要想提高学校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应该注重对外的社会性和对内的学术性。未来的中国高校若想在国际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所应具有的核心力必须体现出中国特色。这就需要构建高校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精神，而这种文化传统是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基的。 优秀教育论文:不良家庭教育对学生优秀人格构造影响 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建立起与现代化要求相一致的人格范式。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告诫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财富、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改善,但同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倒退,人们在惊呼“:经济的发展是否要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经济领域里的“见利忘义”带来了某些人的人格缺失,出现了传统人格失效、现代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等表现的“人格危机”。部分中学生的理想人格状况也不容乐观,表现出社会责任感缺乏;重考试分数,轻道德实践;艰苦奋斗精神淡化;诚信意识淡泊;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需要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与培养。 家庭是爱的港湾,父母是孩子生命的创造者,也是孩子心灵的塑造者。可以说,孩子不是父母教出来的,而是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潜移默化影响出来的。皮亚杰指出“:人作为主体都具有可塑性,而青少年尤其大,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等外界刺激,往往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可以说,不良的家庭教育是孩子产生心理问题的温床,制约着孩子理想人格的塑造。 1教养方式不正确 现今的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多样化,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不正确。不正确的教养方式主要有:溺爱型,有的家长对其宠爱有加,无原则地迁就子女的要求,形成了他们自私、任性、骄横、暴躁等不良习惯。放任型,由于父母工作忙、嫌孩子拖累、对子女教育问题知之甚微等各种原因对孩子的行为不加约束,任其自然发展。忽视型,家庭过分关注孩子的成绩,忽视人格培养,致使有些孩子缺乏应有的责任心,缺乏行为养成教育,造成是非不清、为所欲为,以自我为中心等,导致人格错位。专制型,父母对孩子控制得很严,并且要孩子无条件服从自己的各种要求,一旦孩子违反,就会严厉地惩罚孩子。严厉型或者粗暴型,一旦孩子答不到家长的要求,对子女非打即骂,使孩子的心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2家庭结构不完整 大部分现代家庭的结构就像个三角形,父亲——母亲——孩子。和睦美满的家庭的三角形坚实可靠,给孩子提供和睦的氛围,让孩子的身心沿着正轨健康发展。而当因死亡、离婚、遗弃等原因而造成父母一方或双方都不在的家庭时,就产生了家庭结构的不完整,三角形就失去了稳固性,这类孩子的身心往往不能得以平衡发展,稍有不甚就会对孩子的发展、人格的健全带来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身的关注越来越多,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有些人让自己“跟着感觉走”,加上受到西方性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对人们的婚恋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我国的离婚率逐年增高,据分析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件离婚案例需要处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家庭的结构发生了变异:有的重组;有的断裂,只存在父子(女)或母子(女);有的名存实亡。在这种状态下,有些离异女性会把愤怒发泄到孩子身上,根据弗洛伊德理论,这是防御机制中的替代。通过使用防御机制,健康的自我能成功地防止引起焦虑的东西进入意识,但它容易导致孩子的人格障碍。另外,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留守青少年,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家庭结构不完整。在这种变化下,家庭的和睦氛围逐渐走远,欢声笑语越来越少,看到别人的健全的家庭,孩子产生了自卑,有时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心理,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如小A同学父母在深圳创业,幼时随父母在深圳生活。因父母担心南方的不良环境尤其是未成年人吸毒问题可能会影响小A的成长,便把孩子送回苏州就读,随祖父母生活。小A同学思维敏捷,每次在课上总要捣乱,探其原因是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课上捣乱是为了引起关注。国内外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双亲离异的家庭是向社会输送精神上和道德上畸形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北大博思心理咨询中心接待的众多来访案例证明,离异家庭子女会出现的心理变化有以下几种: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被遗弃感、怨恨感等消极情感;出现较严重的性格缺陷,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比如自我封闭,导致人际交往障碍和社交恐惧,嫉妒心强,悲观绝望无助,迷恋网络等不良心理现象;缺乏生活和学习的自信心,问题行为的发生率较高;离异子女的心灵创伤持续时间较长,难以平息和恢复。 3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 “望子成龙,望女成风”是许多家长的愿望;有些家长自己的理想没能实现,总感觉遗憾,于是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也加在孩子身上。这些无形中都增加了学生的压力,产生了严重的考试焦虑,对学习产生恐惧、甚至厌学、流连于网吧等场所。维果茨基认为,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能起到主导作用和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发生的基础是要确定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儿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把握“最近发展区”,能给孩子提出合理的目标,让孩子看到成功的希望。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大部分家长只重视智力教育,忽略了培养孩子的人格、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其实“,人的成长过程,就是文化的历程,就是雕琢和学习文化的历程。世间没有自然人,因为人性的由来就在于接受文化的模塑。” 4家长自身不良的素质 有的家长自身的不良行为,往往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某些不良习气。有些家长业余时间基本是在牌桌或麻将桌上度过的,有时三缺一,还要拉上孩子应战,还会说诸如“: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有的家长在训斥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拿人家的东西？我从单位拿回来的东西还不够你用吗？”“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都对孩子有耳濡目染的影响作用,家长的思想、观念、兴趣、习惯及为人处世的态度都给孩子暗示着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 优秀教育论文:国学教育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摘要：随着“国学热”席卷全国，人们对国学的关注越来越高，学界对“国学”这个概念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国学教育也越来越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国学教育的重新定位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形式。在弘扬国学教育的实践中，我们要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和开拓，将改革创新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增强国学教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国学教育也要以传统文化的特征为基础，根据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相关的教育探索和改革。教育工作者要合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甄别国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异同。认识到弘扬国学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关键词：国学教育；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改革创新 1引言 二十世纪初期，“国学文化”以及“国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都相继创办了国学院，并开展系统化的国学教育。当时就有梁启超、吴宓、梁漱溟、王国维等著名的国学大师。改革开放以后，国学传统文化又被重新发现，国学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也被重新评估。在教育领域，国学文化都受到了教育工作者的关注。近年来，教育改革越来约深入到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国学教育新模式也具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 2国学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之根 一种文化要想能够长久发展，就必须有扎实的根基，如果文化没有根基，那么就如同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木之无本，则必成枯木，水之无源，则必成死水。朱熹也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回到古代的生活，而是为了在新的时代里创造更好的生活，创造更高的文明。中华文明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夯实中华文明的根基。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国学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国学文化资源也非常丰富。在国学教育中，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有利于国学教育模式的创新，有利于提升国学教育的感染力。国学教育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长远的意义，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涵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国学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依托 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国学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体系的土壤为依托，以中国历代文明体系为基础的优秀文化资源。国学文化资源与我们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当前，我们正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遥相呼应的。例如，“爱国、民主、文明、和谐”其实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相得益彰，《大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孔子有“君子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理念，这些都是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的文化联系的。 4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完美人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也塑造一方人的品格。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品格。在进行国学传统教育时，我们要鉴别传统文化的优劣。在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例如，“三从四德”、“愚忠”、“愚孝”的观念，这些糟粕都要被阻绝在国学教育内。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则要大力弘扬，积极探索其文化价值。例如，“仁义礼智信”“爱国精神”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则要结合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要求，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国学教育的体系中，增强国学教育的引导性，塑造人们的优良品格。此外，我们也要探索国学教育的新形式，开展丰富的国学教育，建立完善的国学教育模式。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将优秀的国学经典读本纳入到必读文本中，引导学生从小就接触优秀的国学文化，从国学经典中学习优良的文化和精神。同时，还可以挖掘国学文化的广泛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学文化学习活动，如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国学故事会等。在各个阶段的教育体系中都要重视国学教育意义，引导学生自觉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5结语 综上所述，国学教育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丰富传统文化的内容，完善传统文化体系具有现实的作用。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学教育有机融合，改革国学教育的基本形式，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和发展性。弘扬国学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认识到国学教育的具体内涵，以国学文化为主要内容，引导学生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理念。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学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教育手段。国学教育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激发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运用多元开放的教育形式，开展多种国学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文化探索，培养文化涵养，在文化传承中进行文化创新。 作者：侯雨；张蕾 单位：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摘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本文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意义，通过剖析目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与存在的问题，系统地探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具有重要意义。［2］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体组成部分，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祖先所创造的、世代继承发展下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并为当代中国人所广泛认同和践行的传统文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中华传统思想理念、中华传统道德标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遗产等几个方面。［2］ 1．中华传统思想理念。中华传统思想理念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关于天地自然、人类历史、修齐治平、为人处世等基本思想理念，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如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和治理理念，其中被历代中国人所崇尚并孜孜以求的包括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2．中华传统道德标准。中华传统道德标准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如精忠报国、敬业乐群、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集中体现了人与家国、人与事业、人与他人的道德标准和个人行为规范。 3．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遗产。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如处世方法、教化思想、美学追求和生活理念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等文化遗产。如语言文字、传统文学、琴棋书画、戏曲武术、传统节日、民间工艺、中医中药等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人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途径 (一)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意义 1．补充和完善教育主题。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为主阵地，其中包括本专科4本教材和研究生5门课程教学大纲，另外辅助以形势与政策课程和世界经济与政治选修课程。［4］其目的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因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强调的是政治意义和理论性，对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品德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强调的不够，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还有待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主题有益而必要的补充，使教育主题更加完善。 2．有助于实现教育目的。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多样多变，面对各种思潮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多样中求得共识，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增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阐释力，这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4］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呼应的部分为形成这种共识提供了突破口，有助于实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 3．巩固和发展新的教育途径。当前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发达的思想舆论传播途径。在全媒体的时代背景下，掌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特点和行为方式，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势力抢占新媒体的舆论高地是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新的任务和使命。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媒体这种教育方式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但90后大学生很快会产生审美疲劳，在新媒体中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巩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途径，甚至在未来会产生更新的受大学生欢迎的教育途径。 (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与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主要依赖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校内外环境、朋辈影响和新媒体等途径。各种途径各司其责，并相互呼应与补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目前该体系仍有诸多问题与亟待改进之处。思想政治课程体系作为主阵地，理论性太强，趣味性稍差，实践性不够;多数高校教学形式刻板陈旧，缺乏灵活性，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一场思想文化的盛宴有时候反而成了鸡肋。目前在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而不是全体师生，其他非思想政治工作专职教师和优秀学生的主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失，个别思政工作者对大学生的管理和引导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到位，言传多于身教，广大教师良好的师德师风和文化修养以及优秀大学生的示范作用对大学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还有待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环境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还没有完全形成，部分是脱节的甚至是相悖的。社会环境与学校、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使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也使一部分大学生无所适从。大学生相互之间的熏陶和影响的程度往往大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效果，但负面的居多。互联网和新媒体相结合形成的全媒体时代也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带来极大的挑战。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探索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通知要求，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其中对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做出了具体指示和要求。［2］各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主要途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学科建设 1．在高校设置传统文化必修课程 在所有高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必修课程，作为通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必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大学生中文运用能力的培养和考核，把汉语设为高校基础必修课，制定和实施大学生语言教育大纲，在高校开展好国民语言教育。大学生通过形成语言自信、文化自信促进其思想道德修养。 2．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设“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系列选修课 目前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程。今后要通过在所有高校开设“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系列选修课，如诸子百家、传统蒙学、中国伦理思想等，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客观地呈现在大学生面前，并通过适当的引导，培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态度。同时，通过开设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比较研讨课，增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 3．在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 在条件成熟的高校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专业教育。通过设置高校示范专业和特色专业，促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沃土和营养源泉。 (二)通过提高高校教师的传统文化素质进行言传身教 高校教师是大学生学习的榜样，模仿的对象。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因此，高校教师不仅要有高尚的师德师风和人格魅力，还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尤其要具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高校要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使之对传统文化知识融会贯通。通过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尤其要做到知行合一，主要通过身教来提高大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素质。 (三)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大学生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最终形成和巩固的关键的时期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高校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各高校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形地融入到校园文化中，在校园内外大力支持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社团和活动，让学生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内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高校还应加强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或庆典，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大力挖掘传统节日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在当今的现实意义，通过宣扬传统节日的精神和展示传统节日的魅力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的认同度，并使其对洋节日和当代商业节日有更加理性的认识和实践。高校还要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勤工助学岗位为依托，培养大学生自强自立的优秀品质。 (四)建立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展示和奖励机制 高校在招生、就业、课程和活动设置等方面鼓励形成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多举办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特长(如书法、国画、民族舞等)和成果展示活动。高校应以学术活动为载体搭建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以文体活动为载体提升学生践行优秀文化成果的能力，并开展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家庭传统文化育人协作作用，做到知行合一。各高校通过实施学术活动、校园活动、社会实践和家庭协作等各方面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形成的制度，逐步建立优秀传统文化奖励激励机制，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合力。 (五)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 在当今信息技术和新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结合我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际，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教育经验，努力形成与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相吻合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式。各高校要积极占据网络和新媒体教育阵地，打造绿色网络教育环境，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对大学生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 四、结语 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力量、获得营养。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今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用之不竭的教育源泉，我们应汲取精华，去除糟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等，通过巩固和完善课程和专业主阵地，加强教师和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发挥高校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建立成果展示和奖励机制，利用网络和新媒体的教育形式，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全方位合力等相对完整的教育途径，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在大学生思维模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等方面进行主题鲜明的教育，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主要内容积极贯穿到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之中，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宋达 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新时期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探究 摘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新时期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对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思想启迪，精神引领和道德提升的重要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加强新时期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1］ 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2］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历程中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民族特质和历史风貌的反映。中华民族在中华文明的创造过程当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成果的结晶，是由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创造、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质和历史风貌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大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一)对传统文化认知不足 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最富有活力、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代，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程度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当代大学生自身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薄弱、根底不深，易受各种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西方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金钱至上、盲目崇拜、唯利是图等思想屡见不鲜。因此，大学生要不断地学习和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自己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投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中。 (二)当前大学生的教育观念意识淡薄 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淡薄，部分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他们对文化的关注大多集中在通俗文学、卡通漫画、时尚杂志方面，对传统人文经典、文史哲类的书籍关注比较少，积极主动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少之又少。调查发现，在大学阶段，能够真正的读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很低，对中国一些传统节日的来龙去脉了解透彻的大学生亦很少，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度很低，对本民族文化知之甚少。另外，部分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存在部分偏见而对西方文化却顶礼膜拜、狂热追求，认为西方文化都是精华，以自己知晓西方文化为荣。当今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不深、掌握不够，观念意识淡薄，认知存在偏差，迫切要求探索相关路径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三)践行能力欠缺 坚持内、外化相结合是当前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由于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存在偏差，观念意识淡薄，因此，在实际学习和生活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能力欠缺。实践活动既是理论学习的延伸，更是大学生养成教育的深化，大学生只有在观念意识上形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才会积极主动的躬行实践，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外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 二、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意义，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宝贵而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内容，能够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只有在大学生中大力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才能使中华民族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民族发展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民族精神，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大学生了解祖国的过去、今天，有利于让学生亲身领略中华民族的风采，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恢弘气度，激发大学生对本民族的热爱，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油然而生，促使大学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另外，“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外，“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爱国情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使大学生形成自觉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观念、意识。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社会上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新一代，学习和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大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精神追求。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利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以中华文化的精神积淀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行、人格。因此，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意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因素，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化为学生内在的精神素养和价值理念。 (三)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其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宝贵而丰富的价值资源，例如“仁”“义”“礼”“智”“信”“和合”“中庸”等思想，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养成，对大学生学习、生活以及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与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要加强在大学生中宣传、推介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以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内核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品行、人格，发挥文化的人才培养和引领作用，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路径选择探究 新时期的大学生大多数是80、90甚至00代，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认识不足、观念淡薄和践行能力欠缺等问题，因此，切实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路径的探索，提高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一)开设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相关课程和讲座 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传承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要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巧妙地引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课程以及其它专业课程中，发挥课堂教学对大学生教育的基础性和主渠道作用。大学教育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重要作用，使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适时引导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另外，要积极利用好讲座对大学生教育的特殊形式，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课堂教学形式相比，讲座形式的教育更加的开放和灵活，更具有感染力和渲染力。更能够引发大学生的情感共鸣，激发大学生学习和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因此，要积极举办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教育讲座，发挥好讲座对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以此来推进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要把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作为载体，使大学生时时处处都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校园文化活动以大学生为主体而组织和开展，他们既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既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活动既是理论学习的延伸，也是课堂知识的升华，更是大学生养成教育的深化。”［3］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积极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积极组织和举办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主线的校园文化活动，也可举办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报告会，通过演讲、知识竞赛等形式，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激发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营造浓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文化环境氛围，扩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深度与广度，使大学生时时处处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要切实举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文化沙龙活动，例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展览会、演出活动等等，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大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 (三)组织开展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实践活动 课外实践活动具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优势，通过组织大学生亲身参与到蕴含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中来，使大学生亲身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更能够激发大学生学习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和热情，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应结合实际情况，利用当地场馆资源，有计划地组织大学生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参观民族历史博物馆、文化馆或其他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旅游景点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等，使大学生能够在实地观赏与参观游览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从而加深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激发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四、结语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抓手。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要提高对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的意识，积极探索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外联动路径，增强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大学生形成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作者：贾艳芬 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落实 《四川教育杂志》2015年第Z1期 一、教学师资：不拘一格用人才 由于多年忽视，中小学国民教育中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非专业研究者很难胜任其传播重任。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建立一支专业的教师队伍尤为重要。但在专业队伍尚未建立之前，为了切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教学师资上可以“不拘一格用人才”，如《纲要》所言，“鼓励民间艺人、技艺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职业教育教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双向进入’机制，设立技艺指导大师特设岗位”。 以四川的绵竹年画为例，绵竹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齐名，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被列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绵竹年画南派掌门人”的著名老艺人陈兴才，有民谣如此：“村名叫做射箭台，住个老汉陈兴才，伏羲南派他掌门，年画技艺传下来。”陈兴才10多岁时便师从父亲学习年画制作，在70多年绘画生涯里，其年画不仅被当地人在过春节时张贴，还被美国、日本、欧洲的爱好者收藏，如今他的手艺正在两个儿子手中发扬光大。此外，四川还有能在25秒内变14张脸的“变脸大师”彭登怀，有从事蜀绣50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郝淑萍，有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这些或藏于民间或驻于馆内的大师，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师进校园”并非难事，我校就曾在教师节、艺术节邀请过川剧院的艺术家为师生表演《贵妃醉酒》《三岔口》《昭君出塞》《拾玉镯》《盗库银》等传统剧目，共享国粹盛典。 二、教学形式：知行结合重入脑 《纲要》指出，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和督导机制，研究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标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通俗来讲，即以考试方式加强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与落实。如果考查中能避免死记硬背，注重方式的灵活多样，则可以有效引导中小学的教学。不过笔者以为，传统文化的教育重在激发兴趣、联系生活、入脑入心，只要精心设计教学方式，合理采用教学手段，有效抓住教学契机，用好多种社会资源，也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体现学段特点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当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充分利用学科特点进行有机渗透，尤其是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除此之外，还应当“根据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区分层次，突出重点”，灵活变换教学方式。小学阶段重在寓教于乐，多采用故事、游戏、歌谣等活泼有趣的形式。如石家庄市大谈小学以配乐、舞蹈的形式，编排了一套《三字经》课间操，孩子们一边诵读《三字经》，一边做操。中学阶段则可以采用文化讲座、实地参观、实践体验、知识竞赛、歌咏比赛、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使传统文化的教育多样化、生动化。如北京四中设定专门的国学日，在当天开展祭孔活动和礼仪剧展演。 2.教学时间抓住契机，用好常态生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传统节日和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和成人礼仪、祭祖礼仪等传统节庆和礼俗。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用好这些传统节日，组织学生进行文化探寻。如了解春节的来历，熟悉春节的习俗，学习春联的写作等等。又如在学生年满十八岁时举行成人礼仪，帮助了解古代的成人礼仪文化。成都的杜甫草堂每年正月初七都要举行祭拜诗圣活动，主祭人仪态庄重地完成净手、奠帛、诵读祭文等环节后，都会有中小学生集体诵读祭文。 3.教学场所物尽其用，开发社会资源《纲要》要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中，“要利用学校博物馆、校史馆、图书馆、档案馆等，结合校史、院史、学科史和人物史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育人作用”，要“充分利用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站）、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剧院、故居旧址、名胜古迹、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的街区等，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除了课堂这一固定场所，传统文化的教育还可以大力积极拓展教学场所，大力开发社会资源。 以四川为例，在杜甫草堂感受杜甫心忧天下的儒家思想，在武侯祠领略诸葛亮运筹帷幄的兵家智慧，在广汉三星堆和金沙博物馆探索古蜀文化的奥秘，在望丛祠追寻古蜀文明的起源，在青城山的香火中走近道教文化，在都江堰重温李冰治水和文翁化蜀的历史伟绩……用好身边的这些社会资源，便可让传统文化和历史遗迹在现场教学中重新焕发出活力。 作者：田间 赵清芳 单位：成都市石室中学 优秀教育论文: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探索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主要的思想理论体系，思想理论的主体是儒家文化，不同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分析大学生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深远意义；接下来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基本精神、内容和实质，目前加强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要求以及作为大学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最后介绍我们在传统文化学生讲坛、孔子学堂专家讲座、传统文化社团活动的开展、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方面开展的实践、探索以及取得的成果。 关键词：传统文化；孔子学堂；大学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的积淀、智慧的结晶、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穿越时空、价值不朽，它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着[1]。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其主体是儒家文化，另外还包含着道、佛、法、墨等其他各家学说，唐宋以后儒道佛三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理念等纷纷进入中国，冲击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文化信仰等，处于价值观和思想形成期的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反应尤为剧烈，部分大学生甚至将对传统的背叛视为进步的标志，不明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大业的重要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有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此，加强当代大学生中华优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热爱、传承、创新，并使大学生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那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基本精神内容呢？张岂之认为：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四方面的基本精神：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奇偶精神、会通精神。[2]第一、人文精神，重视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第二、自然精神，中国古代各个学派都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即所谓“天人关系”；第三、奇偶精神，从阴阳、五行、八卦到孔子的“中庸”说、老子的“抑损举补”理论，从哲学到其他文化，如中国古建筑、古代都城布局等等都体现了“奇偶”变化的辩证思维；第四、“会痛”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有能加以消化吸收用以丰富自己，体现出“会通”精神，如先秦时期许多学派间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还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如印度佛学被改造而融汇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中国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3]他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时总结认为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纪宝成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八大精髓: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为政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社会秩序建设上的和谐意愿、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事业追求态度上的自强精神、解决矛盾方式上的中庸选择、个人理想追求上的“修齐治平”、社会理想上追求“小康大同”。[4]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是相对于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的，文化的具体表现包括物质、制度、行为、思想意识等层面，无不和内在的文化精神相关系，优秀传统文化实质上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和要求 古人的智慧，很让人赞叹，比如说哲学，我们有很多的哲学家，却很少有人能如老子一样写一本《道德经》传承久远，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文字，被世界各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所研究；有很多的历史学院和历史学家，却很少有人能如司马迁一样写出一本《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多的军事院校、军事科学家，又有谁能写出一本书，如《孙子兵法》，仍然被西点军校奉为教材，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其实中国古人的智慧，不能说是后人没有办法超越的，但是它确实是后人难以超越的。诸如这样的经典，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数不胜数，曾说：“要把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这个经典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价值取向，还有人格、人生境界都包括在经典里面。”人的修养、文化的素养、汉字书写能力、口语表达能力也都包含在经典学习当中。我们要建立的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学习、传承和创新的问题，这需要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人，要认识客观事物，要认识得清楚，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心先清静下来。一个好的老师,能让他的学生变化气质。而有一个人,有一本书,能让一个民族变化气质,这个人就是孔子,这本书就是《论语》,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种气质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气质。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它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什么才是民族智慧的结晶。1988年，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巴黎，曾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的中国的儒家文化那里去寻求智慧。在联合国的总部也刻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党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将其融入中国发展道路，将实现对传统文化完美的“超越式传承”，开启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治国理政情怀的新篇章。比如：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改革发展作为主题，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讲到有关传统文化问题：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制定本指导纲要。阐述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和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入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教育部于2014、2015、2016年连续三年组织开展了“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各地各高校高度重视、积极响应，依据每年的主题紧密结合大学精神凝练和校园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效果好、影响大、有特色、可推广的品牌活动，对引导高校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反响。 三、大学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大学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至少承担着四个方面的职责与历史使命。第一、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倡导者。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首先应认识、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系统研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学生读经典、读原著，深入系统地学习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第二、文化多样性的推动者。增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融汇，而大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从本义上讲，大学就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含义，代表着知识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大学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应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应通过各种交流、活动、竞赛、报告等促进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第三、传统文化创新的实践者。传统文化创新至少应包括以下两点：一是促进人文学科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二是促进人文与科技生活之间的交融；第四、先进文化引领的先行者。一方面，大学应对落后、消极、低俗的通俗文化进行学理上的、建设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大学应通过加强对高雅文化的追求和传播，对真、善、美、爱的阐释和倡导，创造性地引领大学生。大学应成为先进文化引领的先行者，成为新时期民族精神的象征。2013年3月同志在中央党校80年校庆时的讲话：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2013年11月同志在考察山东曲阜孔庙时提及传统文化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2014年2月24日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和探索 1、传统文化讲坛传经典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明进步理念，我们在学院内组织大学生开展“论语小讲坛”系列活动。《论语》是“四书五经”之首，是世界了解和研究中国的重要典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2014年下半年着重开展的“论语小讲坛”，共举办了八期系列活动，主要由对传统文化富有浓厚兴趣并潜心钻研的16名学生代表从道德、修养、处事等多方面为广大同学解读经典内容，并邀请相关老师和专家对活动进行评析和指导。分享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人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趋向的基本思想。《三字经》小讲坛于2015年6月19日首次开讲，共举办三期，先后有九名同学选取《三字经》中的经典语句进行深入浅出、周到细致的讲解。他们或围绕孟子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主张展开叙述，或以“勤学”为主题讲述主观努力对于成才的重要性，或以“修身”为主题为同学们指明修身之道。《三字经》作为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贯穿着“仁、义、诚、敬、孝”的核心思想，有利于使世人更好地达到“德行合一”的“圣人”之境。 2、孔子学堂扬传统 “孔子学堂”是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目标，以“写好字、读好书、做好人”为宗旨的公益性社会教育基地，致力于探索孔子教育思想与现代学校教育、社区建设、企业发展相结合的特色文化发展之路。孔子学堂落户学校后，学院于2015年上半年开始承办学校孔子学堂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校内大学生主讲的《三字经》小讲坛和校内外专家学者主讲的传统文化讲座。《三字经》小讲坛响应了党中央关于弘扬传统文化教育的号召，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积极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山东中医药大学郭瑞华教授专题讲授《黄帝内经中的四时养生观》、齐鲁工业大学刘新利教授专题讲授《孔子与琴》、陈京伟教授点评《三字经》等校内外专家学者也应邀做客孔子学堂。孔子学堂作为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的工程立项建设，全面系统设计校园文化系统，打造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精品工程，将努力把系列活动做大做强，引导学生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礼韵汉服颂文化 2013年，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的礼韵汉服社成立。在学院团委的指导帮助下，礼韵汉服社近一年来开展了一系列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易学文化沙龙、汉服科普讲座、趣味纸汉服活动、中秋月夜祭活动等等取得的非常不错的效果，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4、创新形式建体系 接下来将积极探索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形式和新办法，以不同载体和依托，内修内涵，外树形象，持续推进各项相关工作。致力于着力打造以本校同学讲解为支撑；以专家学者讲座为重点；以读书沙龙活动为基础；以专题文化展演为依托；以网络阵地推广为突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体系化建设。 作者:吕丽红 郭玉晶 李翠 刘文龙 高欣明 单位:齐鲁工业大学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启示 摘要：提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大学礼仪教育 礼仪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学教育是塑造理想人格的关键期，礼仪教育则是通往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将礼仪教育融入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是进一步落实价值观的重要举措。 一、大学礼仪教育的本质 要回答什么是大学礼仪教育，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礼仪教育。礼仪教育则是将礼仪的内涵、观念、表现形式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手段进行传递，使受教育者感受到礼仪文化的博大，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礼仪教育的价值所在，有三个层次：首先，对于个体来说，是对仁德的追寻，让个体的行为更加符合道德规范；其次，对于社会来说，是在人际互动中更懂自我约束，更懂尊重与理解，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再次，对于国家来说，礼仪则是用完整的规范体系，建立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使国家和而不乱。依据上述论述，我们认为大学礼仪教育是指：高校根据礼仪规范及道德建设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大学生的言行举止、内在素质进行必要的礼仪指导、修正和教育的社会活动。其主要是向大学生传递礼仪文化知识和常识，指导大学生践行礼仪，从而转化为个体的行为或价值规范。其根本目的是推动大学生知美德、塑美型、养美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界定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演变与融铸中，在与外来文化的不断交流、冲突与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自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在11年间，全球已建立孔子学院和课堂700余所，普及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它们将汉语和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五大洲，可谓是21世纪的文化“新丝绸之路”。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保护和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竟如何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切实提高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实效性，这是值得所有人关注和深思的议题。 （一）中国传统儒家礼文化的启示 1.要将儒家礼仪要义与现代的礼仪规范有效融合发展 传统礼仪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精神痕迹，无论是礼仪的起始发展还是礼仪的行为方式，一些积极的礼仪行为，比如“诚敬、“孝亲”、“敬长”等都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因此，我们在从事礼仪教育的时候，万万不能丢弃传统礼仪，不能否定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否则，在学习现代文明礼仪时，总有文化内涵缺乏，像是空中楼阁之感。 2.对儒家礼文化进一步溯本求源 部分大学生热衷于日剧、韩剧，大部分原因是被剧中人物的礼仪举止及其透露的礼仪文化所吸引。假若大学生礼仪教育中进一步深谙儒家文化，就会了解到日剧、韩剧中的礼仪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曾经受到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教师要能够将当下大学生流行和追求的时尚元素整合和分析，追溯其在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始末，这样既可以使得学生既能了解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历史背景，又能够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 （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礼仪的原则 中华礼仪的内容很复杂，条目虽多，但也不影响人们对它的记忆和践行。因为中华礼有它的提纲挈领，不难把握。这个纲领是什么，这个内涵是什么，在前人智慧结晶的总结下，大体可将礼仪的原则归纳为敬、静、净、雅、慎五个字，也供大家讨论。 1.敬 所有的礼仪，都包含“敬”的原则，没有敬就没有礼，可以说“敬”是礼的核心。《孝经》一言以蔽之：“礼者，敬而已矣。”《礼记》开卷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古代所有的礼，都是试图培养人们内心的“敬”，对父母、对兄长、对配偶、对事业，都不能有不敬之心。 2.静 一个修养很好的人，身上都有“静气”，神定气稳，沉静从容。《大学》开卷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古今成大志者，皆懂得“宁静而致远”的道理，俗话说：“宽阔的大海平静，浅窄的小溪喧嚣。”所以说，静是君子的气象之一。 3.净 越是文明的民族，对居住、食品、衣服等卫生要求很高。中国人自古讲究卫生，甲骨文中的“若”字，是一个人洗完头之后在梳理头发的样子。头发梳理整齐后，还要挽成发髻，插上用骨或玉做的笄，把它固定住，发髻外面还要用一块帛巾包好，然后再带上冠，很是讲究。至迟在唐代，政府工作人员都有每旬一沐浴的规定。还有，在祭祀中，人们往往格外注重祭祀场所、祭祀牲畜、祭祀器具等的卫生情况，因为，人们往往通过“净”来表达内心修养和尊敬之意。 4.雅 生活文明而又有教养的人，言谈举止必然都很文雅。《礼记》就有文雅用餐的规定：吃东西不能发出声响；汤要小口喝，不要弄得满嘴都是；吃骨头时不要啃出声音来等等。此外，关于坐姿、站姿、服饰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都说明古人在交往中对典雅的辞令的运用十分讲究。 5.慎 我国古代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德范畴——慎独，即个人闲居独处时，也要守礼自律，不可有越礼的非分念想。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信仰之神。中国人要通过礼来把握自己，礼是道德的具象，是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不需要神的监督它也存在。这个监督者就是“慎独”，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就是内心坚守的道德和良心。 作者:陈莉莉 单位: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新闻专业论文:从新闻专业主义看“戏仿新闻” 摘 要:戏仿新闻是将“戏仿”引入到新闻实践之中,对传统新闻进行“恶搞式”的摹仿,特别是针对社会热点事件与舆论焦点。戏仿新闻最为直接的两个特点是“假”和娱乐性。“假”是建立在一定事实依据之上,并非凭空杜撰,“假”只是呈现给受众的表象,传达的是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及其根源;同样,戏仿新闻以一种娱乐化、戏谑调侃的方式“说新闻”,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暗含对社会严肃的思考。 关键词:新闻戏仿;新闻娱乐化;新闻真实;论文 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表明大众传媒由于受到媒介属性的限制、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等,经过一层层的“把关”之后向受众提供新闻信息。大众传媒所提示的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并重新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并不是环境的全部。与此同时,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新媒体的不断兴起,人们越来越重视意见的表达,越来越关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新闻戏仿”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说出”在新闻媒体中不敢说、不能写的事情,弥补了传统新闻的“缝隙”。针砭时弊,反映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 有观点认为戏仿新闻就是假新闻,就是单纯娱乐大众,但是究其本质,“戏仿新闻”又与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娱乐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传统新闻被“戏仿”,衍生的戏仿新闻是更加注重“戏仿”的成分,还是新闻的成分,值得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一、从“戏仿”到“新闻戏仿” “戏仿”的定义首先出自于英国文人撒缪尔·约翰逊在《牛津英语辞典》中,首先认为这种摹仿可以造就戏剧效果、滑稽效果以及荒谬效果;其次这是一种低劣的摹仿。“戏仿”之风从电影艺术开始,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蔓延到文学、音乐、绘画等领域。人们运用“戏仿”这一手法,在自己作品中借用其他作品,通过营造一种“熟悉的陌生化”气氛,使其具有戏谑、滑稽的审美效果,以达到调侃、嘲讽,有时甚至是致敬的目的。当“戏仿”被借用到新闻实践之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媒介现象——“新闻戏仿”,由此衍生出戏仿新闻。 但“戏仿”并不是新闻的表现手法之一,戏仿新闻也没有成为新闻体裁之一,在业界并没有“新闻戏仿”或者“戏仿新闻”这种说法。因此“新闻戏仿”只能说是一种兴起的媒介现象,与“恶搞”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但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有学者说:“使用戏仿这种叙事手段的新文本否定母本的价值取向,新文本总体上有一定的价值追求。使用恶搞这种叙事手段的新文本对母本态度暧昧,没有明确的、更高的价值立场,因而恶搞是‘空心的戏仿’[1]”,由此说明,“戏仿”是对模仿对象的批判与否定,而恶搞则不一定,也许是否定,也许是褒扬。 在西方国家,最着名的新闻戏仿节目是在美国喜剧频道每周一至周四晚间十一点播出乔恩?斯图尔特的《每日秀》。“戏仿新闻”的研究就源自美国学界在讨论关于乔恩?斯图尔特的《每日秀》节目的论文中所用到的“News Parody”。 在国内,新闻戏仿节目并不多见,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2000年伊始,各大中文论坛曾出现过一批源自“黑通社”(黑色幽默通讯社)的“假新闻”,以标准的新闻体或者访谈体播报,但其内容缺乏真实性。此外,还有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网站奥一网开创《愚人日报》;《南都周刊》2006至2008年制作的年末评点特刊《反向新闻》。它们所制造的“假新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假新闻,而是暗含着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调侃与讽刺。 2010年春节,《壹周立波秀》火热荧屏,周立波以特有的方式对2009年重大新闻事件进行趣谈盘点,如重庆打黑、房市楼市的跌跌涨涨、奥巴马访华等等,其中“立波梦话”的板块秉承了“新闻戏仿”的创作手法,周立波与另一名女主持人互相搭档播报新闻,严肃认真的表情俨然新闻主播,文本模仿“新闻联播体”对当下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播报,整个过程中极尽戏谑与讽刺,例如“近日几百万观众走向街头向各电视台抗议,强烈抵制在广告时间插播电视剧,他们声称现在大多数电视剧还不如广告好看,我们要想看到一条精彩的广告,经常要等上四五十分钟……”是对广电总局要求电视剧中不允许插播广告这条新闻的“戏仿”。而“面对国际燃油价格居高不下的状况,有专家撰文透露,他已经发现了一种新型汽车燃料,该燃料不仅价格便宜,无污染,还可以饮用……”是对油价上涨此类新闻的“戏仿”。 “新闻戏仿”并不是单纯地制造一条条的假新闻,混淆视听,而是通过“戏仿”这样的形式求得人们对于热点事件的关注,进而发掘事件背后的根源。 由此,得出新闻戏仿的定义,所谓新闻戏仿是通过对传统新闻文本的戏谑性摹仿,以批判者的姿态与传统媒体建构的新闻事实保持适当距离,并在对事实的有差异的重复中创造出调侃、嘲讽的效果[2]。 二、摹仿与真实:戏仿新闻与新闻真实性 任何新闻都可以成为“戏仿”的对象,但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有被“戏仿”的价值。戏仿新闻因其所要凸显的调侃与讽刺的意味,对于某些负面的社会舆论热点事件成为新闻戏仿的“宠儿”。 “新闻戏仿”以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为中心,大量的社会热点事件成为其戏仿的对象,与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相差甚远,以黑色幽默的态度,表达百姓诉求,提供意见宣泄的良性渠道。例如,“限塑令”的出台之后,有“戏仿新闻”称“塑料袋自述:我活着,但我已经死了”对当时社会热点事件的反讽。而有些新闻事件本身就带有几分荒诞意味,例如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华南虎事件”,事件的真相——所拍老虎只是通过年画PS之作,令人啼笑皆非,对其的戏仿“正虎拍龙”将事件中的怪异可笑之处进行放大与夸大,通过情节离奇化、权威丑角化、仪式闹剧化、严肃游戏化等手段对其新闻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批判。 “戏仿”之下,虽然新闻变的“面目全非”,被冠以“恶搞”的形式,被称为是人们口中的“假新闻”。 区分其的标准之一就是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新闻专业主义的真实性要求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报道的事实是准确的;二是报道的是事实的真相。戏仿新闻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第一层的要求,报道的新闻事实并非准确而客观,加入了创作者的主观臆想,但是究其本质,戏仿新闻目的是揭露事件背后的真相,从这一点上看,在形式上与传统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但内在具与传统新闻具有一致性:还原事实真相。相比较之下,假新闻则彻底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一方面戏仿新闻的传播主要依托于网络,另一方面,新闻仿作虽有部分的事实依据,但杜撰的比例比较高,当“假新闻”拥有了“戏仿”之名,虚假的信息便会迅速扩散,新闻的真实性就面临着挑战。因此,“新闻戏仿”应该怎样做?戏仿新闻的真实性究竟如何?重要的是把握戏仿的“度”,分寸的拿捏影响着“戏仿新闻”与“假新闻”之间的距离。 三、新闻与娱乐的嫁接: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 “新闻戏仿”的戏仿对象为新闻,但其本身是否为新闻还有待商榷;而新闻娱乐化只是新闻在内容上更加偏重于娱乐新闻,表现形式上多用娱乐的观点与视角。具体而言,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有着以下的不同之处: 首先,“新闻戏仿”和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有所区别。“新闻戏仿”的主体有专业的记者、编辑等媒体工作者,但更多的是非专业“草根”,以平民视角、大众精神去评论社会热点事件。正如巴赫金所述,“在戏仿面前,无论身份高低、无论男女性别、无论尊卑长幼,不管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卑微贫贱者,不管是伟人还是平民,不管是智者还是愚夫,都在这一场狂欢中体验着有趣的快乐。[3]”但是在新闻娱乐化中,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是大众媒体、新闻从业者,新闻的娱乐化实 际上是媒体及其从业者的娱乐意识在新闻报道中的泛化和滥化。 其次,“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态度也不同。新闻戏仿是一种严肃的娱乐,通过娱乐化的形式表达其对社会问题的反思,表达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望,以荒诞的形式中承载严肃的内容。而新闻娱乐化是用娱乐的观点与视角去诠释所有品种的新闻。这种娱乐化是不仅仅是由于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娱乐性内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新闻节目内容遭到冷漠和挤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内容也越来越多,从严肃的政治、经济等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并在表现技巧上强调故事性与情节性,表明其主体态度从严肃向娱乐的渐变。 娱乐只是戏仿新闻的表象,用娱乐大众的方式,引发人们对社会热点问题反思。 四、反思:“戏仿新闻”未来之路 戏仿新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新闻以一定的冲击,以其独特的风格揭示当下的社会矛盾和话语冲突,弥补了传统新闻引起报道规范而产生的部分缺失,从传统新闻的“对立面”促进其作出适度的改进。此外,戏仿新闻的草根性有利于提高大众参加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新闻戏仿”给了大众以“发声”的新的方式,网络作为主要载体为“戏仿新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是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但与此同时,戏仿新闻的“虚假性”和“恶搞式”在成为其显着风格的同时,也阻碍着其更大的发展。要想未来走的更远,必须掌握好“度”的问题:超越“虚假性”的“度”,“戏仿新闻”就沦为假新闻;过分的“恶搞式”则会丧失“戏仿新闻”的批判价值。在恶搞新闻时,要传达正确的观念,遵循道德规范,恪守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否则会沦为纯粹的网络群体暴力。 为了让受众能够明显的区分戏仿新闻和大众媒体所报道的新闻,在“”戏仿新闻时应在开头或者结尾做出明确的说明,使戏仿新闻得以规范化,区分虚构信息与新闻事实。 作者简介:丁晓旭,女,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实务研究;刘慧,女,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广告传播研究。 新闻专业论文:浅谈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 【论文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个案研究　历史嬗变　现代化　道德伦理 【论文摘要】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但对于其存在的问题，却没能得到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解决方案，实际解决问题的功效并不显著。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对以往，个案研究更加细化，历史嬗变成新晋热点，现代化与其关系的流变有待商榷，道德伦理的建构亦有待探讨。同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延伸，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更加紧密，并试图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前景。笔者通过阅读，整理归纳了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研究文本，力图引导大家关注到该课题在本年度取得的进步，并对问题所在有所警醒。 一、更加细化的个案研究 个案切入,以小见大是论文写作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研究进一步细化，不仅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媒介进行分析，而且更注重可操作性。 以《南方周末》为例。有学者认为,该报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可从报纸理念变迁、采编团队的管理模式、新闻操作的创新三个角度去了解。从该报口号的变迁可见其时刻未忘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折射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深入。业务导向则体现在该报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 另有研究者引入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概念，从《南方周末》从业者对记者角色和媒体功能的认识、从业者从业心态、新闻操作方法三个维度，分析该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抑或背离。“《南方周末》的媒体观是‘推动历史’更多于‘记录历史’，记者观是‘事件参与者’更多于‘事件记录者’。这是其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出入的地方。” 二、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嬗变 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做了一个梳理，认为“具体说来，建国以来我国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和‘以信息为本位’三个阶段。” 另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近三十年研究成果调查发现，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分散、多元的格局，且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也偏重理论结合实际的个案研究。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学科运用单一、系统化研究不充分和重复性研究等不足之处。因此，国内学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媒介融合下的新现象、新动态，并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分析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还有作者侧重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影响。王倩指出，清末新政是没落的清政府为挽救统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变法，尽管它并未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但变法的多项内容却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传播生态：清末民初，一系列独立报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其实践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工作原则。报人开始自发地成立新闻团体，进而形成共同的作业准则，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但它客观上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促进着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的生成，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并生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 亦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通过检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分析国内几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看, 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 三、历史人物的全新解读 2010年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中除了对本土化嬗变的梳理，历史长河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 想必多数读者对邹韬奋不会陌生，他以《生活》系列为阵地，永远从大众的立场出发，逐渐形成了后人景仰的韬奋精神。即便在当下，韬奋精神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韬奋精神没有被放入博物馆，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启示我们在理解和建构这些理念时要注意把西方理念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类似的文章还有《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在这个新研究领域内出现了多篇力度与理论深度兼具的好文章。 四、现代化视域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云国强、郑寅淑合作撰写的《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既从宏观维度深层次书写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史，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作出社会文化剖析，试图捕捉这种形成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语境下，考察它的形成谱系与发展脉络，探究哪些社会因素或力量参与塑造了它的形态，同时进一步分析它是如何孕育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如何制约新闻行业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它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如何产生影响和如何陷于无力根源的。 五、新闻职业伦理的考量 进入21世纪，什么是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今天，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研究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可能’的问题。在当前世界多层次、多方位深刻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当然有必要设置一些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规范，诸如新闻传媒及其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问责、真理与客观性、隐私与公共性等，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思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可能这一元问题，在先设定生命、自由、财产等最为基本的个体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制度安排，以便从策略上保障全球新闻专业主义的逐步形成。” 论及网络舆论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罗宁认为，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 然而，任何能保护自由的权力也能威胁自由。网络，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网络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的泛滥，直接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甚至产生思想混乱和极端行为。“捐款门”等事件频频敲响警钟。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是造成企业品牌“地震”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亦有学者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媒体的报道决不能只盯在物质生活的“幸福”选题上，还应强化维护公民尊严的新闻价值取向。传统媒体要积极地与新媒体互动，在“与民尊严”的进取中形成舆论的合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为传统媒体在维护人民尊严方面创造良好的报道环境。 六、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 笔者将理论统称为“知”，实践统称为“行”，紧扣时代热点，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是2010年度新闻专业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 近几年房地产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郭磊通过阅读CNKI上近五年来以“房地产报道”为关键词的文本，认为“研究者们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报道的内容分类、房地产报道中的民生问题、房地产报道内容的客观性和媒体立场的讨论三方面研究上。” 还有学者将视角延伸到现如今高校的新闻学教学中，进一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在我国发展的张力，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的教学实践问题，以期在新闻教学中，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养成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格局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杨艺蓓在《探析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力图从媒介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维度来考察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探究其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实践操作性。 结语 从总体看，相对于新媒体、媒介融合等舆论热点的研究，2010年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相对冷静和客观，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同时更注意结合实际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固然需要紧贴实践，解决问题，但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新闻专业论文: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培养的网络传播能力分析 摘要新媒体逐渐成为新闻专业学生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本文探讨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培养什么样的网络传播能力，而这种能力又该如何区别于本科生。 关键词高职 新闻专业 网络传播能力 身处网络时代，新闻行业不甘落后，传统媒体纷纷向网络拓展。而网络新贵们，如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也开辟了自己的新闻阵地，并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来源。 随着媒体的就业门槛逐渐提高，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甚至研究生都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更不用说高职院校了。如何寻找出路，不妨把目光投向新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平台等）。那么分析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培养的网络传播能力，且如何区别于本科生，就很有意义了。 网络传播，简单来说指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一系列传播活动。而网络传播能力，自然指人类利用计算机网络传播信息的能力。 1 国家标准与职业要求 1.1 国家标准 对新闻专业学生来说，具备网络传播能力后比较对口的职业是网络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网络编辑工作组对其这样界定：“网络编辑是指利用相关专业知识及计算机和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从事互联网网站内容建设的人员。”① 2005年1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网络编辑师的国家职业标准，将其分为四个等级：②“网络编辑员(国家职业四级)、助理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三级)、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二级)、高级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一级)”。四个级别的职责各不相同，网络编辑员侧重于采集素材，编辑和传输内容；助理网络编辑师的工作涵盖了采、写、编、评等新闻核心业务；网络编辑师要求能策划栏目、制作专题、编辑和管理内容等；高级编辑师的重心是策划频道、管理运营。③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编辑员的学历要求并不高，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且同时在网络编辑岗位连续见习一年的即可申报，这对于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机会。 从高职新闻专业实际出发，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网络传播能力？我们从高职毕业生能找到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来分析。 在“智联招聘”投简历并应聘成功的正德学院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应届毕业生董同学目前在“丁丁网”实习，这家网络公司专注于本地生活搜索。他的工作是信息编辑，负责维护“丁丁社区”（该网论坛）。刚开始他的任务是在每个版块发贴、跟帖、转帖，带动流量和人气。后来负责更新论坛首页图片和帖子的更新。用photoshop和“光影魔术手”把图片调到合适尺寸便于浏览，或把图片上的水印修掉。这份工作比较注重编辑能力，要心细，文字功底也要稍微好点。他认为“信息编辑”顾名思义就是善于捕捉信息，所以新闻专业的人应更加适合这个岗位。他觉得自己面试成功很大一个原因是新闻专业出身的。他分析这样的网站需要文字编辑能力比较强，或者有一定策划头脑的员工。 2 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网络传播能力 既培养基础网络传播能力，又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传播能力，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寻找到机遇。 2.1 基础网络传播能力 从上面的实例来看，信息编辑的具体工作基本属于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标准的初级标准——网络编辑员(国家职业四级)范畴，只需要具备采集素材、编辑和传输内容的能力即可，这就是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该培养的基础网络传播能力。进一步细分，这种基础能力又可以分为： （1）文字功底——能够流畅、准确地将事件和创意完整、清晰地表达出来，不出现错别字，语法正确。并能够根据要求将繁杂信息进行整合和 （2）信息敏感——能够对社会热点和新兴事物保持关注，并有自己独到的意见和想法，可以通过对热点事件的分析，来带动信息的传播和交流。这是新闻专业学生区别于其他专业的重要指标。 （3）图文处理——熟练掌握photoshop等图片处理软件，能根据文字处理不同的图片，使之符合传播要求。 （4）网络互动——会利用网络资源准确找到需要的信息，并利用网络工具保持与周围人的联系，必要时可以进行初步的信息宣传和推广。 2.2 长远发展应具备的网络传播能力 普通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具备基础能力即为合格，但若想具备持续的发展力，就必须要求他们达到助理网络编辑师的水平（采写编评能力）。如要再进一步加强竞争力，还必须具备网站专题策划能力。我们在基础能力上进行能力升级： （1）新闻基本功——在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基础上，训练其新闻基本功，包括采写编等能力。新闻评论暂不包括在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要具备的基本功之中。这就体现出新闻专业学生特有的文字功底，不只是文笔好，还需要遵守新闻的规律，真实、客观。并且能够在“编”的能力上进一步提高，有新闻意识地将信息进行整合。 （2）新闻敏感——从信息敏感上升到新闻敏感，需要学生站在较专业的角度来看待新闻事情，并具备一定的观察力，能够从生活中发现新闻，并进行深度思考。 （3）网页设计——在图文处理的基础上，还需要掌握flash、dreamweaver等网页设计与制作的软件，能够自主更新网页，网络新闻，这样可大大提高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4）策划与推广——懂得运用各种途径进行信息和创意的策划与推广，包括了解各种媒体的特性，并依据不同内容规划不同推广方式。这对于高职学生来说是一项比较高的要求。 新闻专业论文:浅谈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知识产权素质教育 [摘要]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点,高校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为了使我国高校培养出的新闻学学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加强各种能力的培养,新闻学知识产权课程应当以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为根本教学目标,合理安排,建立以理论为支点,以提高新闻学学生的知识产权应用能力。 [关键词] 新闻学专业学生 知识产权 教育 一、加强对新闻学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的紧迫性 1.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在 经济 国际化的新形势下, 网络 技术 发展 迅速,知识经济开始进入百姓生活,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显重要。对在校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知识,让学生了解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产权法,学会运用 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懂得尊重他人的智慧成果,这是新时期大学生应有的素质。新闻学专业学生是未来 三、加强对新闻学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素质基本知识的对策措施 1.改革高校知识产权普及 教育 的内容体系。在课程设计上,首先应注重内容的系统性和前瞻性,除介绍传统的专利性、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内容外,还要讲解民族民间文学 艺术 保护、生物技术知识 发展 等热点问题,既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教授,更要重视知识产权创造、投资、管理和运用的相关知识传递,并充分利用典型案例教学法以及多媒体等 现代 化教学手段来增强授课的生动性和直观性。 2.扩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渠道,探索多种形式的实践性教学。高校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基本途径是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正规的教学体系,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应开设知识产权必修课和选修课。此外还应扩宽教育渠道。如定期举办知识产权系列讲座,聘请知识产权专家就国内外传媒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典型案例,知识产权的最新进展与动态进行介绍。建立校内知识产权 网络 教育咨询平台,利用网络的进行资源共享,扩大知识产权宣传的影响面。加强校媒合作,组织学生学习知名传媒单位的经验。 3.加强知识产权师资培养和引进力度,合理配置各种教学资源。目前,我国从事知识产权教学的主要是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其自身的学科知识结构单一,实际经验不足,难以满足对学生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需求。师资短缺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解决:一是自主培养。可以重点选派本校有一定基础又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教师或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进行知识产权系统培训,整合到知识产权专职教师队伍中来。二是引进人才。引进的重点应该放在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兼职教师,如校外聘请优秀的知识产权律师、人兼职授课,弥补专职教师实践能力较弱的缺陷。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教育势在必行,高校最为人才培养基地,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不仅要分阶段、多模式、多途径培养,还应合理利用和挖掘知识产权人才的潜能。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背景下,高校应该积极探索,克服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不断为国家输送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人才。 新闻专业论文: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探析 摘要：针对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的数量激增与就业困境矛盾日益严重的现状，本文试图从专业教学内容方面进行思考，以专业核心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和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关键词：实践教学；核心课程 一、问题的提出2007年8月1日《中国青年报》上《成本低敛钱快范长江认作潘长江中国高校新闻类专业泛滥》一文中引用了这样的数据：“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类专业不仅在一些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政法类、农业类、体育类院校普遍设立，在一些地级城市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也纷纷涌现。到了2006年，全国已有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余人，每年的毕业生由20世纪八十年代的数百人增加到现在的3万余人。”[1]李良荣教授在2010中国教育传播高峰论坛上也提到，30年前，全国开展新闻教育的高校只有3家，现在已发展为850余家，与每年新闻单位的人才需求相比，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且这一局面将长期存在。 据笔者的了解和研究，专业数量的激增并没有带来专业人才的适销对路，其中原因之一是在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很多高校出现了照搬名校经验、缺乏明确专业定位的尴尬局面。在具体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新闻采访与写作》为例，很多高校都是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一本权威的教材，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起如同空中楼阁般的知识框架，最终以闭卷考试作为课程学习的结束，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特殊性以及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特殊性。 以下，本文将以专业核心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一）专业核心课程的清华模式李希光教授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程是我国国家级精品课程，他认为该课程是解决“故事在哪里？”这个核心问题的。他认为，记者不仅会报道突发事件，更会报道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不仅见木，更能见林；不是简单地报道表面的事实，而是报道更能接近真相的事实；不仅能写作5个w，更能回答报道的意义；不仅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更能让读者看清事件的本质。 李希光教授在他的课堂上告诉学生，培养一个好记者的标准要具备以下要素：1.对新闻报道充满了激情；2.对新闻理解充满了理性；3.有社会责任感；4.有新闻道德；5.有强烈的好奇心；6.有怀疑精神；7.有一个批评态度；8.有敏锐的观察力；9.高超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李希光教授的教学理念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结合当前在广播电视新闻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学习的开端，作为教师务必要给学生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学新闻？我要学什么样的新闻？我要怎样学新闻？我学了新闻之后可以做什么？据笔者了解，《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一般是开设在大一下学期或大二上学期，作为核心课程，历时一学年，主要向学生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在这个阶段，学生们往往对本专业的知识体系和学习目标还没有形成成熟系统的认识，对于新闻报道、新闻职业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对某些著名记者和主持人的喜爱等方面。在课程学习中也会以课本知识为主，所以，如果教师在这个阶段只是机械的灌输给他们课本上的概念定义的话，那么他们也只是模模糊糊的接受所谓的方法技巧，而缺乏纲举目张的学习理念，不能帮助他们尽早的树立职业目标。所以，在学习技巧和方法之前，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关于培养学生自主树立专业学习的整体观念，笔者在授课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的方法:在课程的开始，首先介绍本门课程的性质、教学内容和特点。其次，在课堂上请学生思考上述问题，并把自己的意见写下来。再次，请他们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并借此引发思考与讨论———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媒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影响，我们要做怎样的电视人？最后，教师在课堂上把他们的意见和讨论发言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媒体以及新媒体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传媒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作为传媒人要遵守专业理念与职业规则，在课程中我们会具体学到很多新闻报道的方法和技巧；另外一方面，媒体还要积极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责，促动社会信息传播交流的平等与和谐，而不是成为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反作用力。这是我们在掌握了方法和技巧之后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具备的社会责任感。最后，一名合格的记者要对社会生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关注，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和别人平等真诚的交流。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培养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三、《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教学方法限于师资力量和硬件条件等限制，很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都是以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进行课堂讲授为主，该课程的实践特殊性得不到体现。为此，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一）课堂实践教学 1.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平时对新闻报道的关注程度较低，对社会信息变动缺乏专业敏感，在采访交流中存在语言表述拖沓，意思表达含混等问题。为此，笔者特意在课堂上设置了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强化学生关注新闻、把自己当成记者进行新闻报道的意识和动力。 对于刚接触专业实践课的新生来说，一下子让他们进入专业记者的状态未免有些困难。为此，笔者在开课初始的一段时间，先让学生尝试从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中找到他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一条新闻，然后在课堂上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条新闻说出来，特别注意的是不能让学生“念”新闻，而是要自己用一到两句话“说”新闻，并告诉别人这条新闻的价值点体现在哪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学生关注新闻、寻找新闻价值要素、自己组织语言并现场表达的能力。 在课程进入到中后阶段，笔者尝试让学生把自己当作现场出镜记者，在课堂上根据媒体已有报道进行再次报道，提醒他们注意自己是在运用电视语言，电视画面和现场主持的相互作用、现场出镜主持的语速、仪态等。此外，考虑到学生在课堂上可能会由于紧张不敢尝试，笔者还建议这样的学生在课下用dv等数码设备把自己的现场报道拍摄下来，带到课堂上进行播放。 此外，学生在逐渐熟悉了电视现场报道方式之后，还可以自主选择、设计报道新闻的形式或评论新闻的内容，形成自己的风格。不管事哪种方式，每次课至少有5位同学要进行5分钟现场报道，报道结束后教师还要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评价总结。 2.案例教学加情景模拟教学 （1）案例教学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授课过程中，笔者搜集整理了国内外大量的新闻报道实例，特别是在讲授新闻采访部分的时候，结合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给学生观看了《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1+1》、《鲁豫有约》、《康熙来了》、《60分钟》等节目以及奥运报道等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让学生学习其中的报道方法特别是记者和主持人如何与同不同类型的采访对象进行交流的能力。同时，笔者也会提供一些存在问题的采访实例让学生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采访方法。 此外，笔者在教授新闻写作部分的时候，除了上述电子媒体案例之外，还结合了大量的平面媒体案例，让学生根据报纸、杂志的报道进行分析总结，比如对《南方周末》上的深度报道进行分析、对本地都市报上新闻标题和内容的评价等。这个环节也是跟前面提到的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联系在一起的。 （2）情景模拟教学 在采访部分的教学中，笔者会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课堂情景模拟训练，让学生尝试进入角色。比如在讲到采访形式中的新闻会时，在课堂上笔者会给学生观看一些重要新闻事件的新闻会录像，例如“70码飙车案”发生后的杭州市公安局的新闻会等，然后让学生总结新闻会的流程，记者提问的要素等。其次，笔者还发动学生模拟新闻会现场，根据某一新闻事件由他们自己担任新闻发言人和记者，进行实际问答。在此过程中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积极性也很好地调动了起来。会结束后，由学生点评以及教师点评。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课堂上邀请新闻媒体的记者或其他相关教师作为嘉宾、发言人，走进我们的课堂，针对某一领域的问题在课堂上接受学生的现场访问，这样的练习比起学生之间的互相配合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需要学生在课下更加积极认真的准备。 我们还尝试让学生模拟电视访谈节目，不一定照搬现有节目，鼓励学生自主创新。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模式确定节目样式，搜集背景资料，设定选题，拟定采访提纲，扮演角色。学生在课堂上模仿《面对面》、《鲁豫有约》等，虽然涉及的话题以校园生活占多数，但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既可以让学生了解节目的基本流程，还可以锻炼他们的现场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笔者还尝试在课程接近尾声的部分让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让他们来上一节采访与写作课。他们可以自己选定授课的内容和方式，老师来担当学生听他们讲课。尽管有的学生会紧张甚至是在提问同学时笑场，但是这种情景也是让学生体验实践的方法之一，学生还是比较认同这种体验的。 （二）课外实践教学 1.校园采访报道实践以新闻采访部分的教学为例，按照课程进度的安排，教师向学生介绍了采访准备、采访方式和采访技巧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逐渐引导学生在校园之内寻找选题，并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各项工作的准备。在课时安排上也是尽量把学生实践操作和课堂展示作品排在首位。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尽管在课堂上增加了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教学，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在人为设计的前提下进行的初级实践，学生只在课堂上学到了这些的话，还缺乏进行采访写作的亲身经历，无法准确的知道自己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哪里。 以学生的第一次分组采访作品汇报为例。首先学生以6人小组为单位，分别进行校园话题采访报道的策划，进行背景资料搜索，确定采访主题，拟定采访计划，实施采访活动。其中有一组同学的汇报对他们来说是收获很大的。这组同学选择的主题是“校园食堂的安全与监督”。因为在当时关于校园后勤方面的负面报道比较多，他们这组同学就选择了从学校食堂的角度，带我们一起去了解学校的后勤保障。他们呈现回来的是自己用dv拍摄的10分钟采访。在采访中，他们找到了用餐的学生、食堂的服务员还有食堂的负责人，在负责人的带领下他们进入到了操作间里进行了拍摄和采访，让我们看到了学校食堂的整个操作过程，特别是食品保鲜和卫生消毒措施的运作。他们自己认为最大的收获在于，敢于迈出第一步，去跟别人打交道。刚开始他们很担心怎么找食堂的负责人，人家不理他们怎么办，不让他们拍摄怎么办，为此也想好了一些对策。可是后来他们小组中有两个女生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她们说，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她们注意观察过，除了有服务员收拾餐具之外，在食堂里还有一个阿姨经常走来走去，偶尔还会询问学生饭菜怎么样。她们就猜测这位阿姨可能是食堂管理人员。后来，她们两个人就直接找到这个阿姨，跟她说明了采访意图，这个阿姨果然是管理人员，而且答应了他们的采访要求，还专门找人带他们去了食堂的操作间进行实地拍摄。 这样的采访虽然只是初次尝试，但是对他们来说确是非常有意义的“创举”。在实际与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尝试了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如何去找到采访对象，如何与别人有效地交流。而这只有在实际采访练习中才能得到。 当然，也有部分同学的采访练习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不管是他们自己发觉的还是没有发觉的，在课堂展示和讨论过程中，都可以得到集思广益的交流与学习。 2.校外采访报道实践 限于时间与客观条件的限制，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主要是集中在校园内报道一些活动或采访不同对象。但是，笔者也尝试学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走出校门，可以先从他们比较熟悉的方面开始，用他们的dv和相机去拍摄真实的社会生活。比如，笔者在课堂上询问学生的课余生活如何安排，是否有人去做兼职？笔者也建议学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尝试一下兼职。同时，笔者也提醒学生，兼职的目的第一是为了锻炼我们与别人交往交流的能力，锻炼自己的勇气，获得一定的报酬；其次，大家去做兼职的同时别忘了要和你的兼职伙伴进行交流，去了解他们兼职的目的，大学生普遍从事的兼职有哪些，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哪些等等。还有，笔者了解到在大学城附近有网吧专门做学生上网的生意，有专车负责接送学生，笔者所教的班级中也有部分学生在网吧中上网。因此，笔者就建议学生可以就此来做一个深度报道，让我们详细了解大学城网吧产业链的形成与现状。总之，笔者一直以来都是启发学生不管是走在路上，在地铁中，在商场里，在旅游时等等，都要做观察生活的有心人，做探究真相的有心人，做记录事件的有心人。 3.野外实践与暑期实践 本专业的学生到了大三阶段都会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自选主题，拍摄专题片。我们带领学生在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地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既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记录了风景特色，回来制作的dv作品等也屡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重要奖项。 近几年来，笔者也一直在思考，能否把新闻采访与写写作的专项野外实践单列出来，就像李希光教授的大篷车课堂那样，老师带领学生重走长征路，到孔庙讲新闻学，探访楼兰古城等。但是，考虑到条件限制，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因此，笔者提出可以把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野外实践与学生大三阶段的摄影摄像野外实践结合起来，学生除了担负拍摄任务之外，还要考虑到如何做出一个新闻片或纪录片，突出与人交流的采访报道能力，并最终形成作品。教师要跟学生一起，随时讨论。这样的话，学生的野外拍摄也更加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我们还可以把野外实践的阵线扩展到暑期实践。暑期，学校团委会安排一定的暑期实践活动内容，鼓励学生参与。 我们可以积极利用这样的机会，也可以发动学生成立专业暑期实践小组，去走进媒体，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记录生活。暑期实践形成的作品可以争取发表在媒体上，还可以鼓励学生通过新媒体制作并发表，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还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学生自办媒体实践 笔者所教的学生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平时，笔者一直不忘提醒他们要结合自身的特长特点去积极尝试媒体实践，特别是电子媒体的实践。学生能够使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基地就是学生自办的校园媒体，如我院的《十分快报》、《奔逸》杂志，电子杂志和校园网络电视台。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校内媒体的报道策划、采访和拍摄制作等，课堂知识的积累，还有课内模拟训练和校园报道的实战经验，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最终为学生能够在校内媒体中完整的制作出新闻作品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我们也积极鼓励学生向校外媒体投稿，积极参与各级竞赛以此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 四、结语 《新闻采访与写作》是专业核心课程，是实践性操作性课程。虽然目前我们不能完全学习清华模式，但是至少在我们讲授此类型课程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都是可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我们应该变“老师讲学生学”的死板教学模式为老师学生共同学习研讨，在实践尝试中不断调整修正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引导者和协助者，而不是权威的灌输者。 除了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和提高外，在课程考核方式上也应该逐渐调整。比如，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期末成绩以独立完成的一份报道为依据，逐渐减少以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为考核标准的比例等。 新闻专业论文:探析当前新闻学教育专业的矛盾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高潮期，同时也不可否认，中国新闻学教育也进入了无法回避的危机期。在这场新闻教育的危机中，高校教育的危机体现得也最为明显。高校的新闻学教育在整个新闻学教育体系中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体性地位，在新闻教育活动当中，能够承担设计和教学组织任务的最重要的主体无疑是新闻学专业的院系机构，新闻专业教育目标的制定、整体教育内容的确定、不同教育方法的选择以及整体教育程序的设计都取决于院系机构的决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学教育的整体规范都要通过新闻院系的专业决策来实现。然而随着新闻媒体的强劲发展，新闻学专业的教育机构却陷入了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中。而正是这些难以克服的诸多矛盾把高校新闻教育推向了整个新闻教育危机的风口浪尖。本文拟从中国新闻教育机构存在的问题入手，着重分析新闻教育专业机构所面临的不同矛盾，希望能为新闻学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学理上的参考与借鉴。 专业化与宽口径的悖逆 根据职业社会学原理，专业化教育被视作是一个行业的独立专业的重要标准之一，专业知识的积累和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成为专业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这些专业化的标准就是通过专业化教育而落实到具体的个体身上的，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专业领域独特的专业价值体系和从业规范标准。经过近百年的辛勤努力，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成为新闻业走向专业化的重要标志。尽管在中国新闻业获得从业资格还不像医生、律师、会计等职业那样需要通过严格的专门考试来领取从业执照，但新闻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分工中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具有极强专业化特征的职业，并且这些技能性职业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专门化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最终完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新闻业已经开始走向专业化的道路。这也是几代新闻学教育工作者所梦寐以求的。 然而，随着大学扩招政策的推行以及随之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各高校纷纷提出了所谓的“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办学新思路。近年来许多大学模仿台湾地区及欧美而设置的大量“通识”类课程，除了相近学科之间的课程如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文化学、美学、逻辑学等课程之外，还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和优势将高等数学、普通物理、量子力学、有机化学、环境科学等理工科课程引进了新闻学专业，甚至为了扩大学生的就业渠道，不少大学的新闻院系还开设了管理学、文秘学、会计学、旅游、护理、化妆、烹饪、裁剪以及与师范类专业相关的教育学、课程论、演讲学、教案课件、板书设计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多学科课程的设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开阔视野，为他们日后成为“杂家”型新闻记者打下“通识”性基础，然而不可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大量通识课程挤占了专业课程的教学资源，致使许多新闻专业的学生到大三时还没有接触到本专业课程，甚至不少新闻专业的大二大三学生在修读了大量的通识课程之后，竟然还不知道新闻是什么，这不能不说是“宽口径、厚基础”办学思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尴尬。 尤其是在某些实施按大类招生的高校，新闻学专业和文史哲中各种专业共同招生，其中的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文献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类的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等学科专业统一招生、共同培养，其结果便是这些不同类别的专业学科的基本课程都将作为新闻专业学生修读的课程内容，按照现在的热门流行语来说，学生学习的专业“口径”确实“宽”了许多，“基础”也“厚”了许多，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种所谓的“宽”“厚”是以牺牲学生的专业知识甚至是专业思想为代价的。 最近许多新闻院校开始尝试将新闻专业性较强的课程提前插入到低年级的通识教育中，以改变学生进入专业意识缓慢的局面。然而，在校学生的总学分数是有限的，在强调“宽口径、厚基础”的同时，还有多少余地留给新闻学本专业的课程呢？实际上，“宽口径、厚基础”与专业化在本质上就是相悖逆的思维方式和办学理念。虽然这种相悖的尴尬在不同的学科专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对于作为新兴专业的新闻学教育来说，这种悖逆无疑是致命的。 师资建设与教育产业化的冲突 由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所决定，师资建设就成为兴办教育最基本的前提保证，没有师资的教育活动就像没有劳动者的劳动一样不可思议。尤其是随着现代教育的不断发展，科学合理的专业化师资队伍显得越来越重要。综观国内外著名大学的专业化教育，谁占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谁就抢占了现代教育的先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大学的专业化教育都把师资队伍的建设放在专业建设的首要位置。 由于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起步较晚，与传统的强势学科相比，新闻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也相应比较薄弱。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新闻专业招生迅猛发展，新闻学专业的师资就显得更加匮乏而急需建设。就全国目前的新闻学教育师资状况来看，除了少数几个资深院校之外，绝大部分兴建不久的新闻院系的师资队伍都处在临时搭建状态，一方面，这些临时拼凑的师资大都缺乏纵深的专业背景，教学和科研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即便是临时拼凑，但由边申报边建设的新增专业特点所决定，师资数量仍严重不足。可以说，现在全国绝大部分高校的新闻学专业都急需大量优质的师资力量。 然而与此相悖逆的是，1999年以后在全国普遍兴起的“教育产业化”，却又使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新闻学专业师资建设雪上加霜。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高等教育与国家财政匮乏的矛盾，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教育全面产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全面市场化，却将全国的高等院校推向了商业化的危险境地。在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校方看到的往往是新闻专业的商业价值，是新闻人才的市场需求，是就业市场对高校普遍存在的招生和就业压力的缓解。至于专业化教育是否规范，如专业设置是否科学、师资结构是否健全、招生规模是否合理等都往往会被弃之不顾。 就全国范围内的文史性专业来看，新闻学专业还是一个兴起不久的新专业，其学理的积淀无法和一些传统专业相提并论，相对于中文、数学、外语等强势学科来讲，刚刚建立的新闻学专业规模也都往往较小，为了保证学校的整体利益，缺少了规模效益的新闻学教育便不得不将市场效益作为专业整体规划的基本标准，同样的师生比，新闻学专业的师资则必然处处捉襟见肘，一名教师同时兼授四五门课的现象在全国新闻院校司空见惯。同时，由于缺少了规模效益，新闻学专业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也往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样，专业积淀本来就较为薄弱的师资队伍在这种不良环境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刚刚兴起的新闻学教育来说，这种打击无异于釜底抽薪。可以说，由教育产业化而导致的与新闻教育专业师资建设的矛盾不解决，新闻学教育危机的解决就无从谈起。 学理性与技能性的两难 新闻学专业到底是“学”科还是“术”科的问题历来就有争论，虽然已经历尽艰险具备了一级学科的地位，但是有关“学”与“术”以及由此带来的学理性和实践性的矛盾却远没有得到解决。 其实，新闻学教育产生的缘起是为新闻业界培养具备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并且一直沿用的是传统的师徒相传的方式，除了由中文专业的教师讲授一些基础课程之外，大多是请业界资深记者编辑入学讲授，采用“短平快”的方式进行专业教育，从而形成了许久以来的“重术轻学”的办学模式。然而由于缺乏深厚的学术底蕴，培养的专业人才往往是后劲不足、根底不深的新闻“工匠”，从而形成了“新闻无学”的尴尬局面。到新闻学教育高潮迭起的上世纪80年代，学院型的新闻教育机构开始逐渐增加，旧有学徒型的新闻教育机构才逐渐减少，但仍然处于“无学找学教”的地位。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解决新闻专业毕业生“后劲不足”的缺陷，改变新闻学早期重技能训练、轻学理培养的传统教育模式，从而彻底改变“新闻无学”的尴尬局面，新闻学教育才开始从传播学汲取学理营养向学术性倾斜，并因此奠定了新闻传播学的一级学科的地位。 然而，“学”与“术”的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因为新闻学学科地位的提高而在新闻学教育界停止或缓和。随着近年来硕士、博士学位教育的日益兴起和大规模发展，新闻学教育的学理性与技能性的矛盾表现更加凸显。近年报载的《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算合格吗？》的新闻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消息援引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振宇教授的话：“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短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1]虽然也有人坚持相反意见，但是明显的技能性倾向已经在新闻学界形成。再加上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次高薪聘任曾任新闻高官的范敬宜担任院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两个新闻教育重镇紧随其后的效法，重术轻学的教育风气便在全国各大新闻院校迅速形成。 然而就在新闻教育界开始向技能培养转型的同时，新闻学又遭到“上手快却后劲不足”的指责。众所周知，当年夏骏面对新闻专业学生所说的 “新闻学科的厚度不够，能给予你们的知识准备和知识联想力不足”以及“出色的编导和记者都不是学新闻出身”这样一番话还被视为惊人之语，[2]而现如今，公开放言不招收新闻专业学生的媒体已经相当普遍。实际上，这种观念和行为是许久以来的“新闻无学”理念的一种回归和复辟。据唐远清博士归纳整理，目前来自我国学界、业界甚至是政府权力部门的“新闻无学”的代表性观点至少有20种之多。[3]我们不想对这些观点做过多的是与非的判断，然而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新旧理念遥相呼应，以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共同抵制和解构着本来就稚嫩脆弱的新闻学教育体系，从而将新闻学教育与生俱来的“学”与“术”的矛盾激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新闻学教育所处的尴尬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左右维谷的两难之中：强调新闻学理被说成是脱离实践，强调实践技能又被指责为缺少后劲甚至“新闻无学”，这种两难实际上就使得新闻学教育处在了学理与技能无可选择的矛盾状态。 从1918年10月蔡元培、徐宝璜和邵飘萍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起，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算起来，也仅仅比美国密苏里大学1908年建立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晚了十年。但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中国的新闻教育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挑战，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发展甚至是整个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只有关注正视这些矛盾，并认真进行深入思考，才有可能将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和新闻业引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验课程设计与管理 摘要：文章根据新闻传播行业的特点，依据新闻传播学类的课程结构设计了实验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以新闻传播学类的主题性实验为主体，设计了各分项实验，让学生在实验中学习新闻传播学类工作分工而又协作的特点和团队合作精神。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类；主题性实验；分项实验；矩阵管理 一、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培养 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1］高校对人才的培养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也是一种供给。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需求来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教育部相关文件的指导下，新闻传播类专业是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特征的新闻传播类人才队伍，使他们具有从事新闻媒体、文化管理和教育科研等工作的素质和能力。毕业后可在各类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媒体网站、广告、出版社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事新闻信息和图片的采编工作，甚至经营管理、文化传播、教学科研等工作。 二、实验课程分类 从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开发、课程管理与评价等多角度看，教师都是与课程高度相关的主体。［2］研究某专业课程体系必然离不开该专业的发展历程，以及该专业师资的专业结构。该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贷款对该校“电教中心”的支持，项目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出资培训了中心师资。在之后的30年中，该校师资曾是地方电视台的重要技术力量，制作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电视纪录片、新闻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教中心和物理系的共同培养下，首批电化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21世纪初，电教中心（后更名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与该校同样实力较强的中文系共同招生并培养广播电视学专业并成立新闻传播学院发展至今，目前已经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三个。其发展过程和师资结构决定了专业的应用型特点。实验课程是建立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但是部分课程又独立于理论课程。根据专业的培养方案，可以把专业的实验课程分为以下分类： （一）新闻与创作类 该类课程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文学与新闻素养，提升学生的写作与创作能力，锻炼学生的新闻报道与稿本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项目策划与方案写作能力，加深学生对新闻伦理和法律、法规的理解。 （二）影视制作类 该类课程以影视制作技术实训为主，增强学生对影视制作手法的了解，让学生掌握各类影视制作手法和技能，掌握影视演播室和设备的操作规范，让学生适应不断更新的影视制作技术，理解掌握稿本与影片之间的关系。 （三）网络与媒体类 该类课程有别于网络技术专业的课程，它侧重在网络与新媒体的结合，培养学生将新闻内容或影视节目在网络平台的能力，让他们掌握新媒体的技术特征，新媒体的应用与规范，新媒体平台的构建与维护管理的能力。 （四）经营与管理类 该类课程是关于媒介经营与管理的课程，能够锻炼学生经营媒体与管理媒体的能力，增加他们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培养与人沟通的素质和能力。 三、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 学生实验课程的选择需要按培养方案进行，每位学生需要选择一类或者几类实验课程，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是全能，对每一类课程都能达到优秀。这种独立的实验不利于学生对专业课程形成整体的概念，课程之间无法做到无缝衔接。实验成果也让学生没有成就感，不完整的作品无法示人，也没有观赏性。没有观赏性就无法吸引学生再次对实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无法找出作品的不足。为了让学生做的每一个实验作品都能得到保存和观赏，就需要对实验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首先整体设计，然后分项实验。每一个实验可以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实验课程的分类不是学生专业的分类，各项实验从单体上看是独立的，它为课程服务，多个实验贯穿起新闻传播学类课程的多个类别。案例：主题实验——纪录片制作 （一）实验内容与课程类之间的关系 一个主题实验项目“纪录片制作”涉及八个分项目实验，它们包括采访、稿本写作、拍摄、后期制作、包装、网络、广告赞助与营销、过程评估。纪录片内容的选择可由参加实验的学生共同协商解决，以培养他们团结、协作与组织的能力。 （二）实验过程安排 一个总的主题实验可以由教师负责，也可以指定相应的学生负责，因为总负责需要协调实验室和学生的工作，而且总的实验成果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参加实验的学生的成绩，也影响到后面的实践能否顺利开展。主题实验下的分项实验项目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时间自主报名参加，每个分项实验对学生来说是选修实验课程，但是根据培养方案又必须完成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这样的主题性实验可以滚动开设，如果学生需要选择多项，那么应该在实验的不同轮次当中选择，同一位学生不宜参加同一轮次同一个主题性实践课程两项或以上。从这个实验上可以看出，虽然是一个制作纪录片的实验，但是该实验包含了多门课程的实验，实验分项目零而不乱，有骨有肉。新闻传播学类的类似的实验还可以有杂志的编辑、电视栏目策划与制作等。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该院新闻传播学类的实验设计大类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平面媒体类的两份杂志一份报纸：《晓时代》《十分快报》《奔逸》。第二，影视类的四个电视节目：纪录片制作、微电影创作、网络电视台《每周要闻》、网络电视台《旅游》。第三，新媒体类的三个设计类：网站建设、人像摄影与处理、广告设计。第四，经营管理类两场策划：迎新晚会、毕业欢送会。 四、主题实验管理模式 一个案例可以贯穿整个专业类的多个实验课程，为满足更多的学生的选择，可以设计更多不同的主题实验。每个主题不一定需要包含所有的课程，主题实验以主题的完整性为主，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类课程或者两类课程。每一类的课程也包括多个分项实验，即主题实验包括多个分类实验，每个分类实验也包括多项课程实验，因此对实验的管理就涉及多个方面。在主题实验和课程的管理上可以采用矩阵管理模式，实验室负责管理实验的实施，教研室负责管理实验的主题内容。这样的管理模式能够促进教研室与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双方发现自身在教学管理的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做到以学生为本。这些主题实验管理得当可以大规模设计成开放实验。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开放实验室将成为点燃学生智慧火花的场所，也成为高校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作者：魏彬 瞿文燕 单位：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构建初探 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不高，已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教育部近两年全国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中，全国有15个专业被亮起“红牌”，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等2个新闻传播类专业位列其中。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谈及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对口就业问题，也坦言，复旦大学相关专业对口率在40%左右，清华大学在60%左右。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较低，固然有新闻传播人力资源市场供过于求等外在因素，但更折射出新闻传播类专业自身人才培养方式的问题。新闻传播机构对于专业人才的要求往往是重“术”轻“学”，而新闻传播院校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则较为重“学”轻“术”。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侧重的不一致，造成了用人机构、教育单位、专业学生“三输”的局面。为此，改变新闻传播院校在教学中重“学”轻“术”的倾向，构建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成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性教学以实现掌握熟练技能和形成较强实践能力为目标，以技能的学习、训练和运用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既包括课堂上的理论教学，也包括实验室的实践教学。而新闻传播类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包括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教学考评等五大要素。 一、教学目标：能力本位 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较为注重的是知识的系统性、科学性与连贯性，是以知识为中心，强调新旧之间的联系。以能力为本位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其教学目标要求十分明确，针对性与可操作性较强。一般会通过与新闻传播机构的联合调研，确定相关职业与岗位所需能力结构，并将岗位新闻传播人才能力结构图转化为专业教学目标，以满足新闻传播一线需求的岗位能力为中心，设计理论教学与实习实训等教学内容。教学中，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并重，相互配合，共同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岗位能力服务。在理论知识传授上，虽然离不开相关新闻传播学科知识的传授，但会结合当前媒体融合的趋势，调整教学内容，会涉及多学科的整合，而不是着眼于单一学科知识系统地讲授，主要是按照新闻传播岗位能力的需求，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学科知识，强调知识的针对性与实用性。而在新闻传播实习实训中，侧重于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依据实际传播需求，进行整合处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为完成某一项实际或仿真的新闻传播任务，需要学生具备知识的运用能力、问题的理解能力、角色的扮演能力以及任务的胜任能力，而在这类能力的运用中，促进学生掌握相关传播理论，提升传播素养。 二、教学方式：工学结合 注重理论知识讲授，主要采用讲授式教学方式，与新闻传播行业缺乏必要的联系纽带。学生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之间存在脱节，是当前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方式的一个主要弊端，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因素在于新闻传播类专业中双师型素质教师的缺乏。在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中，院校教师懂传播理论不熟悉新闻操作；聘用来自行业的教师，懂新闻操作不熟悉传播理论。虽然教育部和力推新闻传播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实行高校与新闻单位人员互聘“千人计划”，加大力度逐步推动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结合，但是在人员互聘之后将新闻传播专业教师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将学生新闻传播类知识理论的学习与新闻传播的实践实训结合起来，结合的效果主要看能否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学生对新闻传播类专业的认识；能否让学生在看到学习与工作之间的联系后，提高他们学习新闻传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能否让学生通过与新闻记者的接触，跳出校园学习的局限，增强对社会新闻传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体会新闻传播工作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能否让学生在新闻传播的职业指导与职业训练中，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提高他们新闻传播工作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否让他们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提高学生的新闻传播责任心和新闻传播判断力；能够让学生借助实践岗位锻炼的机会，提高他们的专业对口就业率。 三、教学内容：项目导向 传统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大多按学科架构形成教学体系，按章节结构传授教学知识。此类教学内容主要注重的是知识理论的传授，而不利于学生新闻传播技能的培养。因此，有必要参照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中的工作流程，设计能够培养学生能力，符合学生今后工作环境的项目，以项目为导向，重构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对于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内容中的项目开发，主要以新闻传播中产品与服务为载体让学生能够学会完整的完成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因此，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项目开发，需要做到以新闻传播任务作为课程教学内容设置的参照点，确保教学内容以项目任务核心构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建构属于自我的知识与技能；另外，需要为学生设计围绕项目运行的所需要的综合化教学情境，以保障项目的仿真度或者真实性。项目确立后，对于承担项目的小组，需要对学生的角色基于真实新闻传播岗位的不同进行分工，并要求学生按照“明确任务、提出计划、组织实施、检验评估”等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展开项目实施。在真实或者模拟的新闻传播工作项目中学习，学生的学习不再是受教师的外部控制，而是变成了一种自我控制，学生可以围绕学习目标进行有意识的行动，锻炼学生从多种可能性的行动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锻炼学生对新闻传播工作任务的结果预测预判能力，提高学生自主意识。以项目为导向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重构，其主要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获得新闻传播职业岗位上的工作能力与行动能力，特别是新闻传播行业最为看重的动手能力。 四、教学管理：加强反馈 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对于教学管理而言，主要在于加强教学反馈工作。传统的新闻传播类教学，其教学反馈较多以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为主；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中在组建中，需要以教学反馈作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的条件，认为教学信息反馈是提高专业实践性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实践性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学信息的反馈收集与传统理论讲授型有所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由于教学场所不固定于教师，有时甚至是在校外，因此，教学反馈信息的获得具有随机性，而这也要求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增派人员，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参照有关院校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一般来看，教学反馈信息的搜集，分为三个阶段：实践活动开展前的教学策划信息搜集，实践活动开展中的教学开展信息搜集，实践活动结束后的教学总结信息搜集。而如果从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的来源来分，又可以分为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主要从行业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符合行业新闻传播产品与服务的实际生产营销情况；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教学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达到了教学要求；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个人职业能力是否在实践性教学中有所提升。 五、教学考评：行业评估 依托教学管理搜集的反馈信息，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效果展开评估，是判断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实践性教学与理论性教学的考评，肯定存在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原有的教学考评，必须基于实践性教学的实际进行改革。比如，将评价内容从对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改变为对学生实践技能的评价。又如，将评价方法从之前的理论考试总结性评价，改变为项目结果的总结性评价与项目过程的形成性评价相结合。而为了保障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评价真实反映实践教学过程，最有必要的改革就是将之前单一的以院校、教师为主的评价，转变为传媒院校与传媒单位的双主体评价。特别是随着国家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不少主流媒体开始与新闻院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联合培养人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共同制定培养目标、组织教学团队、设计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平台，当然，也就包括了共同制定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参照相关职业的人才培养办法，一般来说，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的制定，大多是由院校与行业联合成立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在其领导下，院校可以将教学的内容融入评价标准中，而新闻行业可以将实践的要求引入融入进来，并有可能引入通行的职业准入考试制度，以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通过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编辑记者从业资格证等相应的行业准入资格考试，作为学生结业的重要标准，实现学生毕业时同时拥有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保障。 作者：纪富贵 单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的现当代文学教学 一、从教师主体化到学生主体化的观念转向 首先，教师需要将整体的教学内容进行化整为零的工作，将本学期的教学内容划分为十五个或二十个专题：如白话新诗创作、三十年代的戏剧创作、都市小说与新感觉派、张爱玲与海派小说、莫言与寻根文学、金庸与现代武侠小说等。与此同时，根据这些专题的内容设置阅读计划，给学生开具参考书目，分列出精读和泛读两种阅读要求，并撰写相应的读书心得、阅读感受，或是抄写读书笔记。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有的放矢，还能增加他们的阅读广度和阅读深度，训练其独立学习、思考和分析文本的能力。其次，按照教学专题给学生分配演讲任务，并在每一次课中进行相应的演讲活动。主讲人必须事先准备详实的资料和流畅的讲稿，包括作家的创作简介、代表作品的故事梗概及其创作风格或是文学现象的主要特征，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等内容，学生也可以在专题的内容范围之内选取一两个自己最有心得的知识点进行自由发挥。当主讲人演讲完毕后，教师和听讲人可以向其提问，叙述人必须进行相应解答，如果学生无法完成，可由教师进行提示和补充。对于目前学术研究存有较大争议，尚无定论的课题，教师也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可以采用小型的研讨会的形式，组织学生展开系统辩论，使学生在这样的思维碰撞和语言表达的活动中形成清晰的逻辑思维和良好的口头表达，这些都是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今后从业中必须具备的能力。另外，还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辩论的结果，更深入地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尝试着撰写小型的学术论文或学术随笔，并在网上相关学术论坛进行发表，或是向一些学术期刊投稿，成功地实现从口头语言表达———逻辑思维———文字表达的完整过程，这对未来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训练。通过这种教学方式的改变，学生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则退居其次，侧重于从整体上调节和把控教学进程，介绍基本的文学史知识，以及引导学生进行文本解读和分析，并协助学生解决学习中出现的困惑和疑难。这样，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确定和强化，从而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学习真正成为了学生的一种自主性、独立性的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和敷衍。最后，还应该注意的是，在传统教学中往往出现重文学史而轻作品选的现象，这个问题在其他的人文学科，如中文、历史、哲学中同样存在。当学期或学年课程完成后，学生往往能够对于文学发展史中出现的各种主义、思潮、流派等内容夸夸其谈，而对于原始作品却涉猎甚少，即使有少量阅读经验，也只是针对某些大家的选本、节本，很难对作家作品产生直观的主体感受，只是凭借二手材料形成表浅的拿来主义似的分析结论。而阅读分析和撰写成文是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不可或缺的两种能力。因此，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应适度减少对文学发展、文学现象等内容的讲授，而增加作品文本解读、分析的比重，强化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分析训练。只有对作品产生第一手的直观阅读体验，才能真正地领略文字背后蕴藏的创作意图，才能有可能接近和还原作家的创作心灵。 二、教学内容的不断调整和深化 与中文教学中的其他学科相比，现当代文学应该是最具有变化性特点的，不光是学界不断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其本身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文艺理论的不断深化，都使得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动态发展特点。因此教师在积累并形成稳定、深厚的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必须不断关注学术前沿动态，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架构，从而使教学内容始终保持与学科同步发展的态势，而这就要求教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将个人的科研方向与教学内容相贯通。对于高校的本科教学而言，教师除了承担一般性的教师工作外，更必须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厚积而薄发，才能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出比较广博的专业知识与深刻的学术思想，这与中学侧重语言结构的教学不同。我们不难发现，从民国到现在，大学者往往都出自高校教师，特别是在某一领域有着非常高的科研水平。但这并不是说在课堂教学中需要讲解很专业的科研成果或是很高深的文艺理论，而是要求教师将自己的科研体验和学术水平融入到课堂中，深入浅出地展示自己对于现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能力，特别是对于文本的重新解读。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文本解读必须立足于文本，不能盲目求新，无的放矢，而是换一个角度去认识文本，揭示其曾经被遮蔽的意义。例如我们在解读鲁迅的《故乡》时，往往更关注“我”在离乡和归乡不同时间段中的人生经历，然而对于叙述者，即作者，第一人称“我”个人的内心世界却缺乏更深入的探讨。“我”多年在外努力奔走所面临的生活困境、精神困境以及自觉对于亲情的愧对等问题，是值得在课堂教学中重点观照的。而这种对于作者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增加了文本解读的深度。另外，像这样跳出教材局限的教学内容可以引导学生从新的角度去认识作品，并通过解读文本来探寻作家的内心世界，从而在作品、作家与读者之间架设一座理解和阐释的桥梁。在提供更多的阅读思路的同时，也更能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热情。其次，在教学中注意向当下新兴文学或文化现象倾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容与古典文学不同，它的内容一直在不断地生长发展，甚至新变，几乎看不到时间的下限。因此在教学中，适当地突出其“生长性”和“当下性”是需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对90后的学生们来说，尽管过往的文学经典作品很多，但他们往往更偏好时下流行的文艺作品，更熟悉新生代的作家。如何在课堂中正确引导和培养学生的阅读品味，教师需要有选择地为学生介绍、评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以及代表作家作品，尤其是网络文学和微博时代的碎片化写作等话题。因此，我们在课堂中专门开设了相关专题，介绍和评述如郭敬明的物质写作、安妮宝贝的校园文艺、网络原创小说等不同的创作类型，让学生能够及时了解目前新锐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潮流。最后，及时了解学界研究动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适度引入当前研究热点的介绍，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的文艺思想的传入和渗透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西方的文艺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大量的新课题、新方法，如阐释学、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众多文艺批评术语广泛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中。但是这众多的研究成果在课堂教学上却并未得到充分展示。对于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现当代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互动，开拓和丰富他们的专业知识，使学生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而是与时俱进地认识和了解世界，了解文化的“他者”。例如在以往讲述张爱玲时，往往将其视为海派市井小说的代表作家，但依据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分析和考察其小说作品，便可发现其中更深刻的价值和意义。张爱玲虽然描述的大多是家庭婚姻和庸常生活中的细碎之处，不涉及重大现实题材和政治事件，与当时的文学创作主流有所偏离，但她的小说绝不只是所谓的市井之言。张爱玲站在女性的视域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语言驾驭力对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弱者———女性，进行了全面的观照，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一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特征。另外，像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热衷于展现暴力和描述死亡，但他们笔下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并不相同。在他们看来，暴力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更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化的事件。先锋作家们通过这样的写作方式，揭示了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而这些话题，只有通过存在主义的文艺批评理论，才能彰显出深刻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样的解读角度与叙述视野，使学生觉得别开生面，他们通过课堂接触到了现当代文学更广的维度。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有所选择地介绍西方文艺新理论和新方法，尽量避免一些违背社会公共道德，背离中国文化传统或是争议性非常大的话题。 三、利用信息技术，丰富教学手段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与网络资源在高校课堂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已进入到读图时代的当下，教师适当地借助信息技术来改变教学内容的展示方式和学生的接受途径，对于丰富教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制作并使用多媒体课件。很多现当代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艺运动至今尚存有大量的文字或图片材料，为课件的制作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网络上各类搜索引擎使我们能够便利而快捷地获取各种资讯，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师需要对于这些渠道各异的信息进行判断和选择。一个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教学课件，不仅可以展示作家作品的生动图景，还能够深化和突出教学内容。例如在介绍鲁迅的生平经历时，教师特地收集了他抱着儿子周海婴“一岁和五十”的照片，在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之外，增加了他作为人父的脉脉温情，使得学生能够更立体地了解鲁迅的性格特点与人格精神。其次，有效利用网络的学术资源。目前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网站，像中国知网、维普网等收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学生可以在这类网站上查询并下载最新的研究成果；像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能帮助学生收集相关的普及性介绍材料。通过浏览这些网站，学生不但可以获取丰富充实的关于作家作品的认知，还能使他们学会如何在众多资讯中，选择有效信息，并就此进行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另外，还可以鼓励学生浏览一些相关的学术论坛，一方面旁观、学习，及时把握当下的文学、文化热点；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发表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论点，在不断地论辩中获取更深入的资讯。最后，合理引用影视材料。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影视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创作基础，而后者成为前者的展示手段。由现当代文学作品直接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非常多，观摩相关的影视改编作品成为我们进入文学文本的路径之一。教师不但要事先介绍文学文本的写作特征、表现手法，还要在观影中提示影片与文本的异同，在观影后系统分析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在叙事、抒情、整体结构上的异同性特征，从而培养学生对于不同艺术类型的审美分析能力。例如，从余华小说《活着》到同名电影《活着》，故事的主干是一致的，但故事的整体叙事强度和人物命运结局都有了较大差异，小说完整地展现了福贵悲苦而隐忍的一生，而电影却在中途就戛然而止。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艺术类型的不同；创作理念的不同；传播途径与受众的不同。而这些教学内容的加入，使得课堂更生动、精彩，也使学生认识到现当代文学不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而是渗透到文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总之，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处于不得不革新的状态中，并且针对不同专业应该进行更合理有效的调整。除了在具体的教学模式上进行尝试性创新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教学观念上、教学内容上、教学思路上进行根本性的革新，以适应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的需要，培养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学术钻研能力的学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吾辈任重而道远。明月熙:新闻专业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革新初探。 作者：明月熙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新闻专业论文:论中小城镇新闻专业化之道 关于坚决走专业化路子的问题 目前，中小城市办新闻广播实际上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观念。专业化已是必由之路，但一些中小城市电台现在仍然处于疑虑之中，比如现有节目怎么办？丢掉的受众市场怎么办？中小城市新闻资源不够怎么办？等等，这些确实都是问题，但都是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如今短兵相接的媒体竞争中，特别是当广播进入“窄播”时代，专业市场细分的今天，新闻广播试图继续保持“全面丰收、处处开花”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只有跳出取长补短的旧思维，将广播办的有了特色才能有所作为，出奇制胜。无数事实证明，“扬长避短”比“取长补短”更重要。广播应从“广种薄收”转移到“精耕细作”上来。借鉴广播诞生地美国的广播发展之路，自上世纪50年代电视兴起以来，广播已经无法以综合取胜，只能以专业化求生存。目前，美国的广播节目全部都是类型化节目，即一家电台直播一个类型。国外和国内广播先行者的实践证明，有些媒体的长处我们是无法通过追赶或者求取就能得来，同时我们自己的短处也无法去弥补，因为有些缺憾是天生的，后天尽管努力去改变，但不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比如，广播的长处就是声音的优势，速度快、成本低、操作简单，广播把这些比较优势运用到直播中，其他媒体就会相形见拙；反过来，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如何弥补我们天生的比较劣势上，效果只能事倍功半，比如，稍纵即逝、线性传播等广播特点，要完全改变是有一定难度的。只有集中精力，把广播的直播优势、贴近优势、合作优势和交互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才是取胜之道。 关于新闻广播信息源的问题 获取信息是人的天性，这也是新闻广播节目的收听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广播节目的原因。走新闻专业频率的路子，也是由大众媒体的性质所决定。中小城市新闻广播实施全面改版，走专业广播的初期会面临极度的困难。由于中小城市获取新闻的手段很少，而且记者数量有限，仅凭记者是无法撑起如此高密度的新闻播出频次和数量的。所以，开发信息源就成为首要任务。可以开设《本地新闻?县区企业专版》并以此为相互吸引的共赢手段，向其提供专门的广播宣传手段，由此利用其新闻资源，形成环绕新闻广播的信息场，再辐射到乡镇、社区一级，形成一大批相对喜欢广播，忠诚度高，有政治素质的信息员、通讯员、播报员队伍，第一时间内向新闻广播提供信息。以此类推，和本地日报社联手推出《天天读报》栏目，可由报社自己编排、播出（介绍）报纸新闻，让其占据广播一席之地。同时，该报记者（尤其是晚报记者）即可为我所用，在现场为我插报新闻。此外，在全面改版的初期，可向当地各单位、各行业收稿、组稿，弥补信息不足。还可以充分利用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区、大局信息科的资源，等等。快节奏的新闻播报，以多频次、滚动式形式出现，主要还有大量访谈类、谈话类等新闻专题穿插，形成快慢结合、张弛有度、节奏感强的编排框架，再在各节目、各时段间隔中，加入适量的各类广告、频率包装（如形象主题、音乐、间奏乐、片头乐、片花乐）、节目包装、下一时段节目预告等内容，即填充了时间，让听众感觉不那么拥挤，同时又是树立品牌频率的必要手段。 办好新闻广播的思路 1.本土化。忠实贯彻“三贴近”是新闻不竭的源泉。在本土化上下功夫，真正办出地方特色，才是新闻广播常办常新，经久不衰的路径。本土化是广播节目对本地信息的深层把握，对外地信息的本地化解读，以及采用适合本土听众口味的节目形式。方言节目作为地方文化的传承和表现平台不可或缺。2.模仿。一些中小城市开办的交通广播大多办得较为成功，其主要是“拿来主义”，也就是照搬大城市交通广播的模式。所以新闻广播也可以如此。模仿相对成熟的节目形态，可以大大降低开发难度和风险成本。“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在这方面一些卫视台模仿国外电视台节目大获成功的经验可以为我所用。3.裂变。力促品牌节目扩张，让其产生“核裂变”效应。《本地新闻?县区企业版》就是要让各县区、大型企业在充分利用《本地新闻》权威性的基础上宣传自己，同时成为我们高忠诚度的合作伙伴；《行风热线》也应由市纪检委、监察局牵头，聚合报纸、电视、网络同时出动，以广播为龙头，为民办实事。4.联动。把不同的媒体平台，媒体资源捆绑运作，使节目资源得到更深、更广的发掘利用，推动广播节目的影响力向更大范围渗透。真正达到全民办广播，广播为全民的效果。5.移植。即从一种媒体向另一种媒体横向潜入。目前，成功的是广播向“电视周刊“”新闻信息网”进行了移植，今后可以考虑向更广泛领域进军。6.拓展。即本文中“非常态节目”设置的思考部分，即向广播运营的其他领域进发，办“看得见的广播”，进而赢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本文作者：陈玉惠 新闻专业论文: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能力研究 摘要：二十一世纪是新媒体时代，新旧媒体趋于融合，新闻传播专业就业状况发生了变化，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及提升需要做出调整。在新闻传播人才的能力培养过程中，要对现行环境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充分把握，注重能力提升的前瞻性。针对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学传播专业人才能力提升进行探究。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专业能力提升 1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现状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也相应地改变。媒体业发展至今，原有的对立性竞争模式转变为合作竞争模式，实现了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也逐渐趋于复合化，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能力提升加以探究以使新闻专业人才能够符合媒体行业人才质量需求。在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现状调研中显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一政策后，65%的被调查人员对媒介融合有大概的定义认知，而且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意识到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有6成调查者认为从业过程中受到了媒介融合的影响；在从业过程中，掌握新旧媒体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更多的青睐，同时与新媒体有关的岗位也要求员工不仅在媒体渠道，更要在传播内容上敢于创新，以好的媒体平台为依托，推出更加优质的传播内容。调查还显示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文字等综合表达能力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甚至大于跨学科的教学改革。 2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调查状况来看，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有着诸多的弊端和急需改进的地方：（1）现如今大学教育对新媒体及媒体融合方面的知识传播较少。（2）跨学科拓展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媒体融合的把握仍停留在“拓宽媒体渠道”方面，忽视了内容的深层次要求。 3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能力提升对策探讨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就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同时拓宽媒体渠道认知和加快媒体融合教育方式，双向提升。 3.1注重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 融合时代媒体行业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其不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充足的理论知识及良好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从多方面把握实际媒体渠道、媒体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传播实际效率。关于“复合型人才”的界定，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复合型人才为立体性的，不仅需要文笔出众，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传播素质，能够准确及时地将内容传播出去[1]；其二，复合型人才具有高能性，需要采集传播信息，将所获得的信息制作成传播内容；其三，复合型人才是多方面的，既需要具备制作传播内容的素质，也需要确保内容的有效传播。例如在近年来的新闻领域中，“全能记者”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背囊记者”，在承担传播新闻信息责任的同时，还要背着移动工作站，采集到更为全面的信息。另外，“全能记者”不仅要熟练运用传播技术，还要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特点，如形态不同的信息、理念不同的信息等等，都要囊括多重知识领域。这就需要学校在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不仅要重视理论的传播，还要注重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扩展知识面，让学生从自身的专业领域向其他专业领域延伸，做到不同学科专业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也需要在教学的指导下拓展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从而达到复合型人才的行业要求。而我们提出的将项目教学模式引入到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就是让学生以一名从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到学科学习和实践训练中[2]。项目教学就是将满足就业人员需求的资源转变为教学内容，让愿意从事新闻传播业的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按照项目运行规则展开活动，将传播学专业知识渗入到项目内容中，学生参与项目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在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采用项目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项目空间中更好地学习，还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课程内容，从而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充分整合，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3.2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上也要注重教育模式的转型。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到媒体融合时代，但是，媒介融合落实到具体运作中尚处于探索阶段。媒介融合环境中，媒体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将媒体融合专业教育模式构建起来，以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前瞻性，从而有效指导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升。建议高校采用媒介融合专业教育模式，对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予以探索，并根据本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构建起来。具体在运行中，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学的前三年，对学生进行跨媒体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获取经验。进入到第四年，就可以对学生从新闻传播媒体的角度进行专业培养。此时，学生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把握传播内容，过程中与其他的媒体形式充分融合，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具备多种媒体形式相结合重点把握内容的专业能力。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对不同形式的媒介都要充分了解，在平台上采用合适的媒体形式进行新闻传播，再加以符合传播性的内容，将新闻传播中媒体障碍打破，这样传播内容得以突出，才能做到双向媒体融合。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时代，在进行信息传播中，就要能够根据新闻传播需求采用相应的媒体形式，重点把握传播内容；学校在对新闻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要注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并尝试着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在此教育方向下指导学生进行专业能力拓展，以使所培养的人才符合行业要求。 作者:方珍珍 许怡岚 孙波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转型研究 1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2010-2015年，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能够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闻媒体及相关领域，掌握新闻基本理论和不同媒体的知识、技能、方法，具有报刊新闻的采写与编辑、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采编、节目和广告的策划与制作、网络多媒体动画及网页制作等能力，能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和相关文化产业中的技能性岗位及一般企事业单位的新闻宣传岗位，从事新闻采写、采集与编辑、节目策划与制作、网站维护与管理等工作。专业依据人才培养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主要依托报刊（纸质媒体）、广电（电子媒体）、网络（网络媒体）三种媒体，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创建了“三技三能三媒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简称333模式。“三技”是指本专业就业所面向的三种媒体的技能，包括报刊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采写、新闻摄影、版面设计编辑等技能，广电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摄录、节目策划与制作等技能，网络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采集、编辑、网页美化、维护等技能。“三能”指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这三种能力构成了本专业的综合职业能力。该教学模式的出发点是紧紧依托于三种类型新闻媒体，紧跟媒体报道内容和媒体技术发展，及时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保持良好的教学效果，预期依据该模式培养的学生具有的职业能力，除了适应新闻媒体的专业技术工作外，还能适应文化产业公司及其他企业单位相关岗位工作。但在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很多弊端和问题。“333模式”的人才培养方案，从理论上讲，的确顺应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为学生预设了就业宽出口，使学生在校所学几乎到各种文化公司都能找到用武之地。然而，高职院校学生在校期间遵循的是“2+1”的学习模式，导致学生专业学习技能的时间相当有限，当专业追求涵盖面“广”的同时，无法保证学生掌握新闻业务技能的“精”和“尖”，导致学生就业方向不明确、就业后职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2展开社会调研 2.1新闻专业人才需求调查 只有正视新闻人才需求的现状，才能够有的放矢，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为此，笔者在郑州、开封等地展开了“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人才需求问卷调查”，共有100余位媒体从业人员参与了问卷调查，他们来自报纸、广播、电视、企事业宣传部门、广告公司、策划公司及影视公司等媒体机构。调查问卷从课程设置、个人素质、职业道德、新闻单位的用人标准、人员引进情况、对高职毕业生的看法、校企合作等方面来设置，以期从调查中分析出媒体对从业人员的素质需求，为新闻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依据。新闻教研室共收回110份问卷调查，经数据分析，发现以下情况。 2.1.1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存在差异 在调查中发现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因地区而异。通常，郑州的媒体对毕业生的学历有着较高要求，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郑州以外的地区，新闻单位在学历方面要求则有所降低。在河南省境内，大城市和小城市，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一发现为新闻教研室开拓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实习就业市场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2.1.2用人单位认为新闻专业毕业生最应具备的素质 接受调查的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能力要求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其中最受用人单位重视的毕业生能力分别是：综合能力、专业技能、策划与创新能力、敬业精神、表达能力，而理论知识水平的排名则比较靠后。 2.1.3用人单位对新闻专业课程设置的意见 在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教学计划中，设置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新闻采访与写作、报刊电脑编排、摄影、摄像及视频编辑等课程。在调查当中，广大新闻单位没有提出增减意见，但普遍认为核心业务技能的训练不够精深，要对摄影、摄像、非线性编辑等技能着重加强训练，切实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2.2学生就业情况调查 课题组对新闻专业已毕业历届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追踪，充分了解学生就业情况。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共有117位学生参与了问卷调查。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率非常高，达到97.5%，其中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学生占35.5%，60%的学生进入了企业。真正进入新闻媒体工作的学生比较少，还不到6%，35%的学生是从事和新闻专业相关的文化传播领域工作。只有10%的学生对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满意”，剩下90%的学生对目前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和“很满意。”27.5%的学生表示“专业对口，与所学专业联系紧密”，45%的同学表示“有一定联系，但联系不大，偶尔会用到专业知识”，27.5%的表示“毫无联系，基本用不上专业知识”。这和学生的工作领域直接相关，进入媒体和文化传播公司工作的学生，工作和专业的联系较为紧密，而那些其他工作领域的学生则基本用不上专业知识。在“学校开设的专业实训课程是否能满足您目前的岗位需要”这一问题上，32.5%的学生认为“基本满足”，40%的学生认为“不能满足”，27.5%的学生认为“有很大差距”。通过对数据的汇总和分析，发现学生对新闻专业的整体教学设计还存在局部不认可的地方，实训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需要进一步调整和设计，使其充分满足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 3确定新的专业发展方向 经过近两年的教学改革和实践探索，新闻专业逐渐找准发展定位。结合当前最新的行业发展形势，新闻专业将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聚焦，确定“影像制作”为下一步的专业发展方向。 3.1摄影、摄像及相应的后期制作 技术有广泛的市场需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显著提升，大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上升，追求精神享受的愿望随之增加，国家也在着力培养人民群众的艺术修养，提高综合艺术素质。摄影、摄像行业是目前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的朝阳产业，未来行业对摄影、摄像及相应后期制作人才的需求将逐年增加，其中经过正规培训的高端摄影、摄像人才将更加抢手。当前行业人才总体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行业内就业的专业人才薪资待遇和工作环境都很优越。本专业方向的就业适应性也非常广泛，既能让学生在报社、电视台、影像制作部门、广告宣传部门、音像出版部门、影楼、剧组及影视公司从事摄影、摄像工作，又能支持自主创业，打造具备摄影、摄像和后期制作能力的专门应用型人才。 3.2本专业转型存在可实施空间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教研室教师均获得“高级摄影师资格”。面对高职学生就业市场的瞬息万变，教师紧扣市场发展脉搏，积极调整自身的业务发展方向。教师们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社会培训和行业实践，在提升职业技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摆脱了长久以来教师知识与能力脱节的问题，也为新闻专业向“影像制作”方向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 3.3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向“影像 制作”方向发展的专业建设思路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在培养学生媒体应用技能的基础之上，强化摄影、摄像和后期制作能力，建构“目标引领、知识构建、平台孵化、服务保障”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目标引领”指明确培养“精业务、懂媒体、会策划”的创新创业型摄影摄像人才的目标；“知识构建”指构建融合人文学科和新闻传播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课程知识体系；“平台孵化”指搭建孵化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梦想平台的“影像传播工作室”；“服务保障”指提供满足学生创新创业需求的教学管理服务和保障。重新确定了人才培养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后，教研室基于工作过程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确定相应的技能要求，进一步设置课程，从而打造全新的课程体系。全部课程和环节对知识、能力、素质进行了结合，既包含体现能力训练为主线的、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也有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开设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等职业基础课为学生学习专业核心课提供必需、够用的理论基础；开设摄影、摄像、视频编辑与Photoshop图像处理等职业技能课，培养学生从事摄影、摄像前后期领域及新闻领域的职业能力；开设影像工作室实训、模拟电视节目实训等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学生的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在职业拓展课程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选修相关课程，课程包括人像摄影、商品摄影、主题微电影策划与制作、网页排版设计、网站运营、商业修图、广告策划与活动营销等，助力学生提升职业能力。此外，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还开设了提升学生个性化素养的选修课体系，包括唐诗宋词与人生、生活中的管理学、历代女性法律地位解读、大学生岗前法律问题、高尚女性的必修课、婚姻爱情与家庭、职业发展中的团队智慧、交友与情商、幸福心理学及大学语文等，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职场适应能力。课程设置与开发体现了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支撑。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将根据学生的教学反馈和就业市场的反馈，持续不断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职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提高高职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社会效益。 作者:于秀 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高校开设的现代汉语课的教学方案主要是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需求设计的，很难适应非中文专业学生的需要，在新闻课堂上存在着教学效率低、教学效果不佳等现象。因此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就业方向调整教学内容，增强教学的针对性、趣味性，切实改善教学效果。 关键词：新闻专业；现代汉语；针对性；趣味性 现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过去人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教学上，而作为新闻专业的必修课关注得较少。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课堂教学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定位不明确 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的教学定位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有所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是要教会学生掌握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而新闻专业主要培养媒体记者或者新闻宣传工作人员，对他们而言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和熟练的语言应用能力是其必备的基本素质。现代汉语课的学习是为他们提供现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教学应侧重于其专业性，重在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课堂上如果仍采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是不合适的。应根据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及时进行调整，在教学内容上应有所不同。 （二）教学内容繁多，实用性不强 现行的许多《现代汉语》教材都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上制定的，教学内容繁多，理论性强，而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的课时量只有三十多课时，约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4，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学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既不符合实际，也是没有必要的。现在市面上专门针对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教材不多，仅有邵静敏先生的《现代汉语通论精编》，黄李版的《现代汉语》等，即使使用这些教材，仍需教师在课前精选教学内容，并适当补充符合新闻专业未来工作所需的语言文字知识进行教学。另一方面，目前高校新闻专业学生对开设现代汉语课程的认识不足，一些同学认为，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交际，没有必要再开设这样的课程，而且这门课程的理论性又很强，所以学生学起来兴趣不大。因此要上好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在教学内容和练习的专业性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二、增强教学内容和练习的专业性 针对新闻专业的专业特色，应该把汉语基础知识和基础运用能力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进行教学，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一）增强教学内容的专业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知识分类比较细致，知识点讲解比较深入，比如语音章节时学习了音位、音位变体、四呼等知识，对新闻专业的同学则可以不讲，只需要加强元音、辅音等基础知识的了解和训练即可。同时涉及古代汉语的押韵等知识也可以不讲，侧重于现代的、实用性强的知识的讲解和训练。具体到教学内容上，每个章节可做如下调整：语音部分，淡化音位分析法、押韵、合辙等理论知识，注重汉语拼写规则、普通话训练等内容；文字部分，淡化对古代汉语“六书”的分析，侧重现代汉字的规范化；词汇章节，不讲语义分析法，侧重同义词的辨析、词汇的规范化等内容；语法章节，在句子成分分析、病句修改上下功夫，淡化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词类辨析、特殊句式等知识的讲解，旨在提高学生的编辑能力和语句分析能力；修辞部分，应侧重词语的锤炼和句式的选择，可与同学们共同分析一些好的新闻稿件的辞格、句式的变换等，旨在让学生体会新闻稿件的撰写和润色。在章节时间的分配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重视语音、词汇和语法章节，对于新闻专业的同学而言，应加强文字和修辞章节的教学比例，因为这是编辑、新闻记者所必须对面的问题。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写出优秀的新闻稿件，这需要良好的文字和修辞基本功。因此在课时安排上可以从语音和词汇章节中匀出部分课时向文字和修辞章节倾斜。此外，还需要增加一些新闻专业特有的内容，如语音部分列举电视新闻稿中易读错的字；文字章节增加“报纸版面设计”中的排版、字体、字号等内容；词汇部分可加入新词新语的讨论、报刊用语用句调查、媒体禁用语等内容；语法章节区分语法规则的超常规组合；修辞部分增加新闻标题与修辞等内容。一批与现代汉语用语用字规范化相关的表格、法规，如《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标点符号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内容也应该在授课过程中补充进去。 （二）增强练习的专业性 课堂练习能够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领会、巩固和运用所学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课堂时间有限，要根据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精选课堂练习。老师的讲解一定要透彻，根据学生的回答有的放矢地分析，让学生能够举一反三。针对新闻专业的同学，可以布置以下课后练习：词语拼写、不规范字的修改、同义词的辨析、标点符号的修改、新闻稿件的修改等作业。总而言之，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应充分重视其专业特点，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语言能力的训练，有针对性地教学，适当降低理论难度，注重讲练结合。 三、提高教学内容的趣味性 趣味性具有使人愉快、感到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现代汉语课由于理论性较强，常常调不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我们在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形象化，把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就会愿学、爱学。 （一）知识点讲授的趣味性 在知识点的讲授中插入一些有趣味性的教学内容，能够让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学生学习更有积极性。在讲方言部分内容时，最好让同学们说说自己的方言，或者播放一些方言的音频材料，会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如邵静敏先生的教材（2012）光盘中就有方言音频材料，录制了某句话的全国各地的语音，选择一些播放出来，让学生感受各地方言的差异，同学们兴趣很大。在汉字章节的学习时，可以采用猜谜语的形式让学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如“表里如一（回）、打断念头（心）、黄昏前后（昔）、拉她也不来（接）、人人都走横道线（丛）”等等。还可以组织班上同学开展“汉字英雄”比赛，让同学们辨别常见的错字、别字。另一方面，讲授的知识要时时更新。在问卷调查中询问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关注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这要求教师具有与时俱进的意识，了解当下汉语的面貌，与学生拥有共同的话语，尽可能以这些共同的话语为讲解、分析的对象，才可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使课堂具趣味性。 （二）例文引用的趣味性 同学们在学习现代汉语的时候之所以感觉趣味性不强，是因为教学内容与文学课相比，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感人的艺术形象，所以大部分学生都感到枯燥乏味。如果在课堂上渗透一些趣味性的语料，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兴趣。丁声树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引用了很多自赵树理、老舍、曹禺等作家的小说中的例句，这些例句风趣幽默，能激发学习者不由自主地学习，在教学中也应向这些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学习，精选例句，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典例文的教学方面，还可以学习一些名人的事例，如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中讲到语音的平仄时，曾写过一个著名的小故事《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全文百余字的故事却只用一个音来描述，以表达如果没有四声，就无法理解汉语语意。我们将这个小故事引入课堂，引起了同学们的啧啧称奇和浓厚兴趣。邢福义先生的《汉语语法学》中引用了一个明代小故事：“张老便叫人请女儿女婿过来，嘱咐了几句，就把一纸遗书与他，女婿接过看道：'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女婿看过，大喜，……”。“知县对那女婿说道：'你妇翁真是个聪明人，若不是这遗书，家私险被你占了。待我读与你听：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初刻卷三十三，岳麓书社，1983年9月版）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汉语篇章句法具有流水式的特点，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断连会十分随意，断连不同语义会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截然相反。把这个充满悬念的故事引入课堂中，受到同学们的喜欢。 （三）教学媒体手段的改进 在调查问卷中询问需改进的教学手段时，不少同学建议增加一些视频音频资料来丰富教学，适当的视频动画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需要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具体方法如下：语音章节通过视频展示人的口腔、鼻腔发音动画学习元音、辅音的发音方法，让学生更准确地了解每个音的发音；汉字章节以动态形式展现易写错汉字的笔顺、部件、构造，给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修辞章节通过一些作品配乐片段的欣赏，让学生感受经典作品的语言魅力。如果课堂上教师精心准备好每一堂课，把趣味性的内容融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就能最大限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对提升教学质量有很大帮助。 四、结束语 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都应该以其专业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对于现阶段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而言，专业针对性和趣味性的欠缺是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师只有结合专业特点，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才能让课堂活跃起来，使学生真正从课堂中受益，增强学生的语言功底，为未来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唐昱 雷鹏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时期高校新闻专业创新教育探讨 摘要:在新时期，尤其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发达的全新的时期，高校的新闻专业的培养面临着培养的机遇和挑战，高校的新闻专业需要创新教育培养。分析认为，从教育理念来说，高校的新闻专业要从培养正确的职业道德的教育理念出发，帮助大学生树立良好的正确的职业道德。从培养模式来说，新闻专业的培养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的方式都要具有创新的培养方式，才能更好的做好新时期新闻专业的创新教育的培养。 关键词:新时期;新闻专业;创新教育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的新闻传媒行业已经开始了繁荣的发展，现在从事新闻传媒领域的从业者已经达到了上百万人，对于高校的新闻专业培养，在新时期面临着新的挑战。客观的说，网络社会，新闻传播的方式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首先，从新闻单位管理方式来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的大背景下，在网络时代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人员的传播已经有了极大的冲击，新媒体带来的快速传播和便捷传播，使得人人都是新闻人员的趋势开始加强;其次，新闻界的社会价值和功用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发生了新的动向，新闻从业者在商业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新的问题，由此新闻队伍的道德问题和新闻腐败问题也成为了新闻行业重点的关注的问题。所以，面对新闻行业趋势的变化，作为高校来说，新闻专业的培养，不能够像传统的培养一样，继续守着传统，要在新时期，创新的改变自身的培育模式，培育出更适合新时代和新市场的新闻从业人员。 一、高校新闻专业教育理念的创新培养 高校的新闻专业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专门的新闻传媒人才，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具备专门的新闻的从业能力，在新闻教育中要具备相应的社会价值和职业价值的双重责任，因此，高校的新闻专业教育理念的创新培养是十分重要的。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的新时代，是一个快速传播和便捷传播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闻传播从业人员有着很大的挑战性，因为，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以新媒体为主的自媒体系统成为了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新闻的场所，大数据下的浩瀚的新闻，要第一时间的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并且才有可能得到观众的阅读，但是，时代的变化导致了新闻量的增加，因此在新闻从业人员做新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其具有社会效益和价值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要第一时间的新闻从而抢独家和头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校的新闻专业的教育理念就必须要有创新的改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教育学生，让学生重新认识和审视自己所学的专业和知识。首先，新闻专业在新的时期虽然繁荣发展，但是竞争力在扩大，除了自己行业内的竞争以外，太多的自媒体人群也参与到了新闻传播中来，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在教育中意识到这是新闻专业最好的时代，但是也是最具有挑战的时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中，必须要牢固的树立自身新闻专业学习的理念，扎实的学习自身的专业知识，用自己专业新闻知识去服务于传媒媒体，去传播正能量。其次，在新时期，许多新闻已经开始在变味，为了利益和效益，不惜用吸引眼球的方式来做新闻，为了新闻的点击率，不惜违背道德底线，新闻已经违背了自身的职业道德。所以高校培养出来的新闻专业的学生一定要牢记自己做新闻的职责，在教育理念上要树立学生做有职业道德的新闻人，让学生在未入行之前就树立一种有职业道德的新闻观念，从而用这种新闻观念来指导自己以后的工作。 二、高校新闻专业教育模式的创新培养 专业培养，模式的培养是最重要的培养方式，客观的说，作为高等教育，一方面，要突破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要从应用型或者研究型的角度对大学生进行深度的培养，让大学生深度了解自己所学的专业，另一方面，在培养的过程中，作为新闻专业，应该如何培养，怎样培养成为了新闻专业培养的重点。新闻专业，作为我国的一个新兴专业，是应市场规律而兴办的，新闻专业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实践性操作非常强的专业，新闻专业的培养模式更应该在新的时代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来进行培养。再次，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对师资的要求是十分高的，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全面的学习更多的知识，从而有效的把自己的知识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因此学校在对老师的培训和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要让老师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明确自己的教书的职责，从而使学生获得更有效的培训。总之，在新时期，新闻专业的学生的培养有挑战也有机遇，新闻专业是一个全新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具备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高校培养新闻专业学生来说，衡量学生的合格与否要站在社会功能上去评判，让自己的学生牢牢的用舆论和喉舌来传播具有社会主义正能量的新闻，担负起一个合格新闻人的使命，才能在新闻界走出一条具有社会责任的好的道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 作者:张斯文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党委宣传部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教育创新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微观层面探讨了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教学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闻教育;改革;现实选择 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论文(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灵魂的迷失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认识模糊。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2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3实践教学脱离实践，人才培养纸上谈兵 “中国新闻教育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一些高校实施的小实习(学年实习)、大实习(毕业实习)方案，尽管在教学时间上保证了学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媒体实习。但是这些实习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实习的目标和任务?恐怕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心里都没底。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媒体在市场化、企业化过程中，不愿承担高校学生的实习任务，多数高校实施的，各种实习都是依靠教师私人关系联系的，难以从制度上确保实习的规范化；媒体的指导教师也不愿承担指导实习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有的实习生在媒体实习过程中发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写稿件出了问题，而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了麻烦。更主要的是高校在这些实习过程中，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导学生实习，这些实习的任务往往由年轻教师或辅导员担当，实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闻专业的实验室教学、业务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满足于课内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第二课堂中的实践。这和美国新闻院校“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教师是否会专心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也很特别，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改作业花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问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丢弃，如教师高校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有序流动等等。导致实践教学的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体制的客观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导向的人事评价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教师普遍埋头于科研学术工作，缺乏教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一所以，无论从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现行的唯科研学术是瞻的体制不变革，重视实践教学就永远是侈谈，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 4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难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各个高校人事选拔制度的门槛普遍提高，非博士者无法进入高校的师资队列中。俨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针对这种现象，新闻教育界早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一刀切’的选拔标准和只以纯学术成果评价教师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实并不利于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因为：学术型教师的辛要精力在“学术文章”上，不愿在教学上面花费时间精力，不愿把很多时间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作的报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指导上；学术型教师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就像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事教官在指导学员如何打仗一样，这样如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者，从国际新闻学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一支由“实务型教师”和“学术型教师”组成的融合编队是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这种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专业高度的师资队伍，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学”和“术”等各类知识的需要，能够担当起培养富有深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富于崇高职业理想、掌握各种媒体技术能力的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国内高校不具有办学自主权、院系没有人事权、从媒体到高校的人事流动渠道不畅等各种因素，充实部分优秀的“实务型”媒体人士到高校的师资队伍中来还只能是一种设想。即使这些“实务型教师”被聘请进来，如果相关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发生改变，这些“实务型教师”也会无法立足、会被早早淘汰出局。 总之，只要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新闻教育要想在微观层面上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突出实践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空谈。当然，这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二、现实选择：以改革毕业论文(设计)为突破口 通过以上对新闻学教育微观层面问题的盘点。我们看到新闻学基本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闻学教育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观和微观上的种种问题，矛盾处处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碍重重。但是，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完全掌握在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手里。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不足，积极创新，完全可以做新闻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从局部的微观层面改变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硬伤和漏洞。新闻教育改革有不少现实的路径(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应当是作为高校教学实践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设计)。 1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编辑。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自然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2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体系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政治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3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工作量和责任心要远远大于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量和责任心。比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要比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新闻作品)选题容易的多。一般指导教师在阅读一遍学生写的论文后，很快就能发现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一般指导教师要反复观看、反复阅读后，才能发现作品的各种细节的失误和表达缺陷。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比指导毕业论文简单容易。指导教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帮助学生选好报道题材，提炼新闻主题。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报道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学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学学业的。尽管经历的各种校内外实习和媒体实习，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经验，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不够成熟。再加上学生本身的工作学习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的找到好故事? 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考验。指导教师要帮助学生分析各种报道题材的新闻价值，回避报道难度较大的题材。指导教师必须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的采访能力及条件，因地制宜、脚踏实地的选择好报道题材。同时确立新闻视角，发掘新闻主题，提升题材的新闻价值。(2)要对新闻作品采写过程实施动态管理。指导教师应当积极参与学生的采写过程，及时发现采写过程中的问题。指导教师从采访方案的确立、采访提纲的准备，到采访的实施和稿件的构思、撰写，都要全程参与，在采写过程的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果只是被动的等待学生交来作品，则很难发现一个静态作品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同时，实施动态管理也是监督、激励学生的一种方式。(3)要有编辑意识、总编眼光。指导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要转变社会角色，要把自己当成是媒体的编辑和总编，从媒体的角度和立场审视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既要从各种技术层面检查修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还要考虑这样的作品媒体是否会刊播?哪一类媒体(甚至是哪一类栏目等)会刊播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传播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等。只有当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一品)达到媒体刊播的要求和标准，指导教师才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放行。 当然，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并不是要完全废除毕业论文。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学生可以在两者间进行个人兴趣的选择，学校则可以实现对学生考察方式的多元化。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是对现有新闻教育缺陷的一种弥补。这就像一位学者说的那样：如果不能从宏观制度及资源配置上改天换地，那么从中微观上改进教学环节就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在新闻学专业教育改革中把毕业设计(新闻作品)作为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虽然它不能解决新闻教育的所有问题，但是它有助于推动新闻教育改革的艰难起步，有助于新闻教育改革真正的走向实践。只有这样新闻学教育才能顺应时展，接受新的媒介技术革命的挑战。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人才培育方式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历史悠久，是高等院校设置最普遍的基础性文科专业之一。缺乏鲜明的特色和实用的技能，往往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对应用型人才需求不断增大，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步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大众化过渡，以新机制与新模式运作的独立学院迅速成为高等教育的一支生力军。独立学院的设立和发展，对传统汉语言专业在承担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功能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什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在独立学院如何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人才？这些问题的思考，关系到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改变传统专业窘迫的困境，实现现代转型和发展的命运。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特点和应用性辨析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专业中底蕴最丰赡的一个学科，也是现代大学体系中最稳定的一个专业，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有着其学科自身的特点:第一，它承载文化熏陶以及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除了传道、授业、解惑，注重学生精神成人是大学的一个重要功能。一代代的中文学子，吸取古今中外人类精神成果，净化灵魂，完善人格，并把它内化为自身的现代人文精神传播实施到社会中去。第二，重视基础，夯实基本功，为学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汉语言文学专业固然不如新兴专业重实用技能，但重理论性、基础性、综合性，这为学生打下功底、挖掘潜力、发挥后发优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中文专业学生比之于新闻专业，凭借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后发优势往往强于新闻专业学生。第三，适应面广，融贯形上形下，为学生的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中文专业的学习为今后的工作搭建一平台。藉此平台和能力，可迅速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实现知识的迁移，并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例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可从事教师、新闻工作者、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等多种行业，社会认可度较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体现 谈起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问题，有的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基础学科，肩负着传承中国文化和汉语言文学、文字的重任，着重对受教育者进行情感的熏陶，是一种“情商”的教育，不应该过分强调他的功利性、实用性。有的认为中文系培养的人才及其科研成果，都难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难以直接服务地方经济。在传统专业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加以辨析。 1.处于学科理论与职业技能之间的专业修养层次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基本定位目前社会提出了多规格多类型的中文学科人才需求，且更多的是以中文为基础，兼具其他能力的人才。这种能力的具备，需要从所学的专业基础中提炼出需要的文字功夫和基本的文学素养，内化为自身对世界、对人的理解和观察能力，并最终转化为工作能力。因此，在中文人才的培养中，如果撇开专业特色，过分强调应用性，如秘书技能、新闻学，就可能因为基本功不扎实而“画虎不成反类犬”。汉语言文学专业应该是上承学科研究成果，下接职业技能训练的中间环节，肩负着吸收学术成果，拓展能力，指导具体实践，形成职业技能的任务。概言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既要有理论的修养做功底，又要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的迁移、职业技能的培养，这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应用性的基本定位。 2.拓展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实现应用性的基本方式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急剧加大，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所培养的单一模式的人才规格已经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因此，在原来专业学习的基础上，拓展专业方向，寻求专业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实现应用性的基本方式，更是其在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的途径。在遵循专业教学规律的基础上，保证基本的课程学习，应积极拓展专业方向，如语文教育、新闻传播、文秘等等。这样，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使学生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实现人才的多元化培养。 3.服务地方社会经济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基本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体现在为地方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深厚的人文基础和发展动力，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为地方经济直接服务，产生经济效益，例如中文系开设的大学语文、公共关系学以及传统文化与企业家创业成功的案例等，这些课程的学习和应用，实现文理渗透，甚至提高企事业管理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提高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独立学院人才培养定位对独立学院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了新要求 独立学院是在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以新机制和新模式办学的新型办学实体。办学历史虽短，却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独立学院虽然明确定位为普通本科院校，由于其培养对象与一般高校迥异，其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必然有别于普通高校。2003年，教育部《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应主要面向地方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努力创造条件加快发展社会和人力资源市场急需的短线专业”。这一规定，从政策上要求独立学院应以培养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服务地方经济的各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同时，独立学院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己任也有着现实的依据。受传统“学而优则仕”和重学术轻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国的普通高校人才培养自觉不自觉地以造就学术型人才为己任，忽视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高职培养模式陈旧，办学层次较低，师资水平有限等现实令高职难以担当培养优质应用型人才的重任。独立学院有办学自主权，能够灵活地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调整专业方向。这些优势都为独立学院培养优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大学的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对社会的功能自然有所差异。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不同大学也自然有不同的定位，实现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独立学院建设发展的方向是应用型的，培养的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这一定位，决定了独立学院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上，既不能一味地模仿或照搬普通高校或母体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也要有别于高职院校的“高级技术人才”的较低层次的人才培养要求。综合分析，我们认为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该定位在：“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学修养的，一专多能的应用型、复合型汉语人才。”这是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定位对独立学院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 三、嘉庚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的定位应该建立在社会发展需要与学生成才需要的契合点上，建立在与其他院校同类专业、与本校其他专业的差异点上。任何专业的应用性都在专业基础上增强能力培养和实际应用能力，使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加贴近社会的人才需求。如何把这一原则应用到独立学院的实践中去，本人结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实践，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抛砖引玉。 （一）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 当前，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汉语人才，即以中文专业为基础，兼具其他能力的工作者。就业渠道的多元化，所谓“一岗定终身”的现象趋于消失，因此，在人才的培养上，应该摒弃传统的“专才型”，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成立，就明确提出“培养具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汉语和英语运用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能胜任与语言文学相关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人才”。这一人才培养目标，抓两头、重内涵，即一方面强化人文基础课程，坚守“人文教育”的阵地，强调文学修养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注重应用型基本技能的培养，如汉语和英语的运用能力，计算机的使用熟练程度。这种培养目标的确立，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增强学生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能力。在厦门大学嘉庚学院2007年的招生计划中，打破了传统高校中文系只招文科生的惯例，招收部分理工科的学生，通过文科和理科的交叉、融合和渗透，强化文理兼容的教学特色，使学生具备交叉型的学科智能结构和综合素质，具有能在更宽广领域拓展的可持续发展潜质。这种人才培养方式的创新，也是适应交叉学科的兴起的需要。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与计算机、信息处理专业交叉衍生，融合渗透，也为培养新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提供了现实依据。 （二）拓展专业方向，优化课程体系 传统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沿袭了苏联式文理大分家后适用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目标模式相对单一的办学模式。近20年来，虽然这种专业模式不时地有所调整，但受习惯思维和僵化的办学机制的影响，传统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仍带有“计划教育”和“专才教育”浓厚的痕迹。独立学院灵活的办学机制，面向市场的办学原则，赋予独立学院改革传统高校汉语言文学狭窄的专业设置、僵硬的专业课程体系的使命，使其摒弃传统之弊端，拓展专业方向，优化课程体系，实现新生和发展。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遵循这一原则，实现了新的突破。例如在保留传统中文培养风格的基础上，依托母体学校的优势，形成了中国文学、高级文秘、汉语教育以及中文信息处理四个专业方向的发展特色。同时，注重应用性课程的开设，优化课程体系。实行“模块+特色”的新型的课程体系，即4大教育模块：技能模块、通识模块、学科教育模块和专业教育模块。通识模块、学科教育模块重专业和基础，瞄准宽口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加强基础课、专业基础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并注重文理渗透。技能模块和专业教育模块，尊重学生个性发展，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学生因材施教，多方位拓展专业方向，坚持人才培养方案的个性化、多样化，坚持英才教育和大众教育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为某个领域专业深造做好准备，充分发展学生的各种兴趣，力求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另一方面，以能力为本位，设置相关的职业课程，例如公共语言学、秘书学、公共关系学，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技能，提高解决生产、服务和管理方面问题的实际能力，突出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培养。新型课程的设置，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提出的需要，适应学生个人发展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形成了“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个性”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建立健全校外实践基地，注重实践教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大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立多层次、各种类型的实践教学体系。应用型本科的实践教学体系的内涵应该是：课内外紧联系、校内外相结合，从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入手，本科教学专业实践的环节总时数需占教学计划总学时的一定比例，并且要贯穿人才培养的始终；加强实习带队教师的遴选、培养，真正发挥带队教师的指导作用。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在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教学与突出技能的培养，加大应用与实践的比例。有别于其他高校只设置毕业实习的教学环节，该系还增加“中期实习”，即在学生第二学年结束后，利用三周的时间进行实习。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提前到社会中去锻炼，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明确今后两年学习的方向，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强化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增强社会竞争力。2006年暑期，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与石狮市委党校合作，组织实习小分队到石狮进行“文化强市”的课题调查，并汇编成“文化强市求索”的调研文集出版，开创了独立学院学生出书的先河，得到了石狮当地政府和学院的高度评价。同时，这次实习充分挖掘学生潜力，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力，是探索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实习的有效尝试。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一直致力于开辟多样化的、与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实习基地，从建系至今，已经与各类不同性质的单位建立实习合作关系，如漳州二中、厦门市思明区政府、福建省电视台、福州晚报社等等。这些实习基地的建立，是学校联系社会的窗口，满足学生不同的专业研究、就业方向的选择，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得以真正实施的最重要保证。 （四）与职业技能鉴定接轨，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当前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要求学生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快速适应岗位需要，是用人单位在接受毕业生时优先考虑的因素。因此，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是提升职业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更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杠杆。与社会职业技能鉴定接轨，鼓励学生在完成模块教学后参加社会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考试、测试，取得社会公认的职业技能资格考试证书，这不失为一条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他们在教学中积极推行职业资格的培训，如普通话等级、“两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培训，满足学生获取教师资格证的要求；开展秘书证、人力资源师资格培训，让更多的学生获取高级秘书、人力资源师等从业资格。通过这些职业资格的培训，培养学生从业规范和良好的职业素质，使其在毕业后能够达到劳动准入制要求的相关的技能等级，为自己顺利就业“添砖加瓦”。 （五）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自我培养意识，充分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 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施，不仅要充分挖掘校内有效资源，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更要发挥独立学院学生活动能力强，参与意识重的特点，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自我培养意识。学生组织是发挥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锻炼自我、提升自我的重要平台，具有联系广、凝聚力强，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对大学生提高实践能力发挥重要作用。重视学生社团活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作用，是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学生工作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中文系成立之后，各类代表学科特色的课外活动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提高了学生综合素质，如深受欢迎的“南太武文学社”、“一方话剧团”，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读书沙龙、小说连载活动以及影视协会、羽毛球协会、华文协会等社团组织，充分体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原则，强化了学生实践能力的自我培养，收获颇丰。 四、结语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正在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有利于培养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承载着人类对完美精神的孜孜追求，又服务于社会科技能力的获取的古老学科，在独立学院的土壤上，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应充分利用和挖掘自身的优势资源，注意发挥专业特色，以学校的定位和确定的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为参照基准，找准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与学生成才需要的契合点，才能更好地使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才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实现新生和发展。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在就业市场寻求新发展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我国各级各类高等院校中设置历史悠久，多年来专业发展比较成熟，师资力量雄厚，课程建设颇具特色，教学科研成果丰硕，培养的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领域中担负着重要角色。但在看到辉煌过去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正视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现实中面临的尴尬局面。面对从“香饽饽”到“鸡肋”的尴尬处境，地方高校究竟该如何作为呢？紧跟学生就业市场变化，主动寻求应用型专业发展之路才是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的上策。 一、制定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包含培养目标、培养要求、课程设置、实践实习等要素。培养目标是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它反映了高校对这个专业的认识与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常常被述为“本专业培养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显然，这种培养目标强调的是知识的系统性，淡化了对学生将来实际工作能力的养成训练，培养的是学术型、科研型人才或是“万金油”式人才，没有特色，没能准确地反映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时新之求。根据学生就业岗位能力的要求，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构建一个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目标，而非以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培养目标。我校将其表述为“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运用汉语言文学知识处理语言文字材料的能力，能够在中等学校进行语文教学工作以及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管理、新闻宣传等工作，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该目标强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专业方面应该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而非掌握该专业的系统知识；该目标把原来的一个培养方向分成了中学语文教学、文秘管理、新闻采编三个方向，着重培养毕业生的语文教学能力、文秘管理能力和新闻采编能力。这种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目标各高校表述不一，但应包含两个关键要素：应用型、高素质。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就是在掌握基本的汉语言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其在实际的工作岗位中的语文教学能力、新闻采编能力、谈判沟通能力、管理能力等等。 培养要求是培养目标的具体表现。在培养要求方面，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培养方案明确提出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专业基本知识和能力：1.掌握文学艺术、语言学、中国文化基础知识，具备运用文史哲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2.掌握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学基础知识，具备运用汉语言知识处理古今语言文字材料的能力；3.掌握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及文学批评基础知识，具备解读和分析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能力；4.掌握汉语言文学和教育学、心理学基础知识，具备在中等学校从事语文教学的能力；5.掌握文秘、新闻等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专业基础知识，具备在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管理、新闻采编、广告策划的能力。应用型课程设置是实现应用型培养目标的具体保障措施。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课程设置模式多为专业必修课加专业选修课。这种传统的课程设置模式典型地体现了学术型、科研型的培养目标。专业必修课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外语言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概论、马列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等。专业选修课的设置各高校可谓五花八门，但设置的原则是“以教师为中心”，关键看教师的研究方向，我校原来共开设了49门选修课，诸如鲁迅研究、三国演义研究、圣经研究等等。那么这些专业选修课对学生未来岗位工作能力的形成有何作用？效果如何呢？跟踪调研时几位毕业生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点：选修课无论对语文教学还是做秘书没有什么直接作用。既然对学生未来岗位工作能力的形成没有什么作用，那就必须“下课”。在设置应用型课程体系时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一点。首先在设置模式上改变了专业必修课加专业选修课的模式，实行“平台加模块”的模式。其中平台包含了通识教育课程平台。专业教育课程平台又分为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由于原来的专业必修课对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学生应用能力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时，我们把原有的专业必修课保留到专业教育课程平台中，同时，还保证这些课程有足够的学时。部分学校削减或整合这些课程，笔者觉得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不足取。但这些专业必修课不能再沿袭原来的教学方法，语言类课程不能过分注重语法知识的传授和语言理论的构建，而应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具体语言现象的应用能力，文学类课程不能只注重文学史的传授，而要重点培养学生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能力。在设置模块课程时，我们根据学生未来的就业岗位，设置了专业方向课程模块、创新创业教育模块、个性化拓展课程模块。在专业方向课程模块中设置语文教师、文秘管理、新闻采编三个方向，分别开设了相关课程。个性化拓展课程模块既要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又要考虑与专业方向课程模块的衔接，在这些模块中我们开设了自然科学、语文师资、企业文员三个方向的课程。原有的49门专业选修课被整合为现在的4门课程。改革课程体系时，我们在保证“文味”的基础之上，重点思考如何设置“应用性”的“模块”课程。 二、加强实践教学，创新实践性教学模式 各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有的培养方案往往只注重理论知识的“批发式”讲授，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只有理论体系，缺乏实践能力的构成。目前，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安排大致如下：国防教育、劳动课、毕业论文写作、教学实习（师范性质）、教学见习等。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只有毕业论文写作、教学实习是实实在在的，国防教育、劳动课、教学见习等基本形同虚设，既无具体的实习内容，又无有效的组织形式。这种实习安排对于毕业生形成语文教学能力不无帮助，但对于其他岗位工作能力的形成就没有多少作用了。根据学生目前的就职领域，在新的培养方案中我们加强了以下几方面的实践教学。其一，增加实践课，注重实效，改革实践课考评办法，改变理论教学为主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实践课的开设旨在提高学生将来的从业能力，围绕前文述及的三个模块，我们在教育实习、毕业实习的基础上增设了应用文写作实训、文秘实习、新闻采编实习。在实践课组织形式方面，过去多采取学生自找实习单位，自主实习的形式，学院满足于发一纸文件，收一份实结，不检查也不好检查，学生到哪里实习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这样的实习只能流于形式。在新的培养方案中我们对实习方式做出了明确说明，实习时间、实习地点、实习内容、指导老师及管理办法都落实到位，这样就保证了实习效果，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考评办法方面，要调动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常熟理工学院丁晓原教授在《论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一文中介绍了该校人文系对学生能力的测评方法值得借鉴。对于教师指导实践课程应该给予理论教学同等待遇。其二，加强仿真性和真性实习基地建设。仿真性即岗位模拟，真性即岗位介入。岗位模拟和岗位介入是提高学生应用能力的有效途径。岗位模拟需要建立相关的实验室。当前一些高校已经建立了文科综合实验室。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效果良好。在实验室中可以开展电子政务、网络编辑、应用文写作、秘书实务等课程教学。岗位介入则必须建立相关的校外实习基地。实习基地的建设往往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囿于工作性质、工作场所的限制，许多单位不愿接受毕业生的实习；另一方面学校本身受限于教学统一安排，学生众多等因素，也很难集中安排实习。但各校可以结合实践教师的聘用，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地的教育、政府、企业、新闻媒体等社会资源，与地方上述单位建立稳固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从而建立稳定的校外教学实训基地。其三，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 当前，我国许多职业领域都实行了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时必须适应社会的这种需求，结合实践教学，大力开展和推广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中小学语文教师模块可以开展教师资格证的考核认定，新闻传播模块可以开展网络编辑和记者编辑资格证的考核认定，企业文员模块可以开展秘书资格、驾驶员资格证的考核认定。在学生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各校应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职业资格认定工作，为学生将来的就业提供有力保障。其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应用型专业需求的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实践课的实施还得依赖教师。当前，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大多具有高学历高职称，但他们缺乏与所授应用型课程相应的实践经历，对社会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能力要求知之不详。这种实践经历的缺失，就导致部分教师不能胜任实践性课程教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采取了“送出去”和“请进来”两种做法。“送出去”，即把现有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师资进行整合，分为“基础文科教师”和“应用文科教师”两类，把“应用文科教师”送到“基层”即著名中学、新闻机构，企事业单位进行岗位体验，使他们熟悉上述岗位的能力需求，提高他们从事专业实践课的教学能力。“请进来”，即聘请新闻媒体的资深记者编辑、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教坛新星、政府部门办公室主任、企业高级文员到高校做兼职教师，他们丰富的岗位实践经验一定会给教学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样既可以解决实训师资紧缺的问题，又可以密切校方与实习单位的关系，为学生岗位实习创造有利条件。 总之，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之路应紧密关注学生的就业领域，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衡量自身的办学条件，在保持“文味”的基础上,在小模块上突出应用性，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网络教学方式 近年来，高校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且普遍认为，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在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几乎各个高校的各个专业都在强调实践教学。我国传统的人文学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也不例外。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研究的论著论文也比较多见，但我校作为民族类高等本科院校，有其自身的特征，即“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办学宗旨。其他高校的经验对我校不一定适用。因此，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需要结合自己的校情生情进行实践教学。为此，笔者于2011年6月对北方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关实践教学的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当前学生的能力现状、当前学生对本专业实践教学的看法，分析其特点，以便进一步探讨、改革、创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力求建立体系化的实践教学，从而突出能力培养，突破制约学生顺利就业的瓶颈。 一、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抽取了2007级和2009级的部分学生进行调查。2007级是作为毕业生的调查样本，对2007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学生毕业前夕（2011年6月3日）进行的。2009级是作为在校生的调查样本，对2009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末（2011年6月29日）进行的。2007级共有学生93人，抽取了55个样本，有效样本55个，抽取人数占59%。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共148人，抽取了110个样本，有效样本109个，抽查人数占73.6%。根据调查的需要，对两个年级分别设计了两份调查问卷，其中有些问题是相同的，目的在于比较。我们对2007级的学生设计的调查表，从10个方面调查了今年毕业生的情况，了解学生面对就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他们感到自己需要加强的知识能力。对2009级的学生调查，主要了解在校生对于实践的需求以及对学院、系里组织过的实践的评介。 二、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毕业，学生选择工作还是继续读研究生的情况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选择工作还是读研？笔者对2007级学生和2009级的学生分别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20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93人，其中考上研究生继续读硕士的只有13人，占13.9%。抽样调查的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109人中，打算考研的有49人，占44.9%。笔者进一步调查了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选择考研的原因”，49人中，选择“喜欢读书研究”的有12人，占24.5%，选择“避免就业的竞争”的有2人，占4.1%，选择“硕士比学士就业好些”的有35人，站71.4%。从调查数据不难看出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其根本的目的是处于就业的考虑。也可以预计，在打算考研的49人中，能有多少人能够考上研究生呢？恐怕至多一半。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的去向是进入职场。 （二）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状况我们调查了文史学院2007级和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2009级的学生，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口语表达能力（说和讲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20人，占18.3%，选择“不满意”的有89人，占81.7%。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文字表达能力（写各种文体文章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14人，占12.8%，选择“不满意”的有95人，占87.2%。综合两个问题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到，80%以上的的学生对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不满，（这里指汉语表达）也就是说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亟待提高。调查结果明显表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口不能言、写不达意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的说写能力令人担忧。另一方面，学生又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是最需要的能力。同样，我们通过调查数据可见。2007级学生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感觉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2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8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24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45人。他们在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0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3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32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31人。可见学生在寻找工作的实际中，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重要性要高于专业知识，并且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是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加强说和写的能力的培养。 （三）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情况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的重要手段，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学生毕业和学位资格认定的必备条件。毕业论文的质量，直接体现人才培养的质量。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的情况，笔者对2007级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撰写的毕业论文的内容”的调查，学生的选择是：选a项“2/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人，1.8%，选b项“1/2抄网上或书上的”有5人，占9.1%，选c项“1/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8人，占32.7%，选d项“参阅资料，自己写作”的有31人，占56.4%。a、b两项合起来共有6人，占总数的10.9%，c、d两项合起来共有49人，占总数的89.1%。由此，我们可以说89.1%的学生的毕业论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不是抄袭剽窃的，学生在尝试自己完成。对“你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最大困惑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是:“不知道写什么”的有8人，占14.5%，“面对很多的材料不知道怎么用”的有30人，占54.5%，“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有17人，占30%。数据表明54.5%的学生阅读归纳、驾驭材料能力不足。30%的学生“缺少创新思想。 （四）学生对于实践的需求对“你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形式是什么？（可以多选）”的问题调查结果是，2007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参观调查、毕业论文。2007级学生已经经历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在这两种学校集中组织实施的实践里，学生优选实习。同样的问题，我们对2009级中109名学生也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2009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参观调查、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毕业论文。2009级是大二第二学期末，他们没有经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但对于这两种实践的心理期待竟然与2007级学生的选择如此相同，可见学生很看重、很需要实习这种实践形式。而且实习和技能训练这两种实践形式竟然都是排在前面的，而且次序也完全一致，可见两个年级的学生都认为这两中实践是他们最需要的。对于上面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是进入职场。（2）由于我校学生50%以上是少数民族的学生，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所以，学生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较弱。（3）学生毕业论文抄袭现象不很严重，但存在驾驭材料能力不足，缺少创新思想。（4）实习是学生的首选的实践形式。 三、实践教学改革之策略 结合客观调查的资料以及情况分析，我们了解了客观存在的学生生态，阅听了学生的接受与需求，然后提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改进之策略。 （一）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从学生的实际需求，社会的价值趋向来看，我校汉语言专业的课程设计需要考虑毕业后就进入职场的绝大部分学生，使学生通过某些课程的选修能够增加职场竞争力，“学以致用”应该不只是一种口号，应该成为普世的教学价值。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围绕“一主线”，就是以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线，培养理论与实践、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并重的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尤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增加一些实践性强的课程，比如现代汉语、应用文写作、演讲与口才、普通话培训等，以便学生提高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二）固本与实用联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固本”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传统的课程继续保持，而且对于经典学科的教学和演练需要加强，比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小说、古今汉语等，这些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加强基于务实固本。“实用”是指固本的基础上，课程设计兼顾实用化、创意化、现代化。我校的类型属于“教学型为主的普通高校，以本科教育为主，有条件的可适当担负研究生培养任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1]，不是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岗位型、技能型人才。所以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进实践教学的规划和落实上，必须考虑学校的这一根本定位，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不能把我们的学生训练成技术工人。所以在进行实践教学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发展观念。在具体实施中是以课程为依托，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始终贯穿“能力培养”这一主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专业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开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举措呢？这是基于专业属性、课程特点和学生的实际而采取的办法。中文系的许多课程是人文内容，人文素养是能力形成的潜在因素。人文的高度与格局是一个人后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张高评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毕业进入职场，的确凭借专业能力[2]；之后五年、十年，谁脱颖而出？谁能领袖群伦？谁能独挡一面？谁可平步青云？就不再是专业能力挂帅，而是人文素养决定了态度和高度。汉语言文学教学是人文素养的集散地，是创意思维的大本营，是养成美好态度，提高崇高格局的加油站。所以，我们在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时，注重理论与能力并重，避免一味强调实践而忽视了有些课程的人文功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读、说、写、用”。对学生这四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首先贯穿并落实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比如我们的尝试，各门课程都给出相关的阅读书目，定期检查，以训练学生“读”的能力；配合要求阅读的内容安排课堂讨论，训练学生“说”的能力；布置完成课业小论文，训练学生“写”的能力；“读、说、写”综合起来，训练学生“用”的能力。“读、说、写、用”的训练要求在每门课程中教学中都有所体现，这一点我们学院已经对每位教师明确提出要求。同时在典型的课程中强化训练，做到由面到点，由分散到集中的不断强化训练。比如以写作课为代表集中训练“写”的能力，以“演讲与口才”课、“普通话培训”课集中训练“说”的能力，同时对语言类课程设计整体规划，注重“学以致用”。 （三）实践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实践的兴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某一事物若没有兴趣，便不会主动关注它，所以一般来说效果不会好的。比如，学生不愿意实践，不愿“读、说、写、用”，其中主要原因是学生对此不感兴趣。由于不感兴趣，即使学生从道理上明白实践的重要性，即使学校通过测评来检查学生的实践情况，学生也只会停留在应付测评，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思考和研究那是不可能的。可见兴趣对人学习的重要性。怎样培养学生“读、说、写、用”的兴趣呢？基于上面的调查，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从改进实践形式入手，通过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吸引学生参与。 1.教学实践活动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使学生社团的组建和活动的开展，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实践进行。如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学社、演讲与口才协会，开展读书征文竞赛、写作比赛、语言艺术表演大赛、教学技能大赛等，在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 2.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为主，校外实践补充。校内有针对的活动是普遍形式，但仅限于校内学生容易形成“审美疲劳”，参与的热情会逐渐降温，尤其是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他们对大学的新鲜感随着大学生活的熟悉，逐渐褪去，对于校园的一些活动开始无所谓或者冷漠。怎样让他们继续保持实践的热情，我们的有效办法是把他们带出校园，到社会去实践。这种做法我们已经初步见效。对于2008级我们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调查，到永宁纳家户进行语言文化调查。对于2009级学生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宁夏西海固文学采风”。此行学生们了解了西海固的风土人情，在宁夏师范学院听取了关于西海固文学的讲座。对此次实践，学生的看法如何？笔者跟踪调查了其中的109名学生，设计的问题是“对这次西海固文学采风的实践形式，你的看法是什么？”调查结果是：选择“好，有助于学习”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有助于了解宁夏”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玩，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11人，占10.1%，选择“不好，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6人，占5.5%。合并前两项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80%以上的学生对此次实践的看法是肯定的，只有15.6的学生是否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实践可行。可行但是否有效呢？这又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学生的实践成果里找到了答案。这次实践，学生的任务是，在实践结束后每名学生撰写两篇于文章，内容与实践内容相关，文体不限。最后学生的文章，分组交给相关的教师评阅，评阅教师的普遍认为，绝大部分学生的文章有内容，有感情。我们能看到实践给学生提供的创作素材，提供了认识社会的机会。这印证了古人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生的实践成果，很能体现其效果，而且这个效果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计目标。 3.分散实践与集中实践相结合。分散模式形式多样，自由灵活，可以是学生利用假期分散进行社会实践，也可以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方向进行相关的实践，分散实习的关键在于务实，不能流于形式。集中模式是指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有组织地进行，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形式。 本文通过调查，了解了学生的能力现状、对实践的需求等各种情况，结合我校民族类普通高等学校的特点，提出了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策略。一是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二是固本与实用联姻，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三是是实践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的实践的兴趣。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多媒体教学方式 教学模式是在教学理论和教学思想的指导下，教学活动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主要就是理论知识的学习，把学习与学生的内部心理过程分开，强调的是外部的刺激，学生是被动接受知识的群体。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整个教学的过程就是以教师为主，剥夺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计算机发展迅速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已经没有办法来适应新的教学需求，所以，要尝试新的教学模式，让汉语言文学专业焕发新的活力，本文主要是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当中的多媒体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 一、分析教学目标 建构主义教学是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做好学习中的指导工作，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但是同时还不能够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因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帮助者，信息的加工者。教材提供的内容是学生主动建构的内容，多媒体也不只是一种教学手段，而是用来创设情境和学生交流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教学模式当中，教学、学生、教材以及多媒体都有不同的作用，而且这种关系很清晰，所以是一种很稳定的结构形式。教学的课程不同，教学的对象不同，所以教学的目标就会有所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水平在各个院校当中的水平参差不齐，所以要根据不同的院校，不同的学生来制定相关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总体文化素质。这样才能使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学习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应用网络手段 信息资源是在学生学习当中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资源的种类以及所有这些资源在学生学习当中起到的作用。教师要以学生的实际情况为根本，来对学生给予必要的帮助。提供网络的学习资源，教师为学生提供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阅读的背景和阅读的欣赏等。教师要确定主题在学生的学习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所以，教师就是在线的查询顾问，首先教师本身要掌握好多媒体技术，要学会在网上如何查询相关的信息，而且能够开发自己的教学课件，并且把这些资源应用到课堂教学当中，为学生提供优良的学习环境。教学当中还可以建立一个专题的网页，比如在学习鲁迅的作品时候，我们可以利用网络资源来把各种教学资源组合，通过视频或者是图片的形式给学生做讲解，制作成网页，供学生来使用，在这些网页当中，可以增加超级链接的栏目，方便学生的学习。 三、创设情境教学 在汉语言文学教学当中，创设情境要能够创设和主题相关的，而且要比较真实的情境。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类的课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学科内容有严谨结构的情况，这时要求创设有丰富资源的学习环境，其中应包含许多不同情境的应用实例和有关的信息资料、以便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主动发现、主动探索；另一种是学科内容不具有严谨结构的情况，这时应创设接近真实情境的学习环境，在该环境下应能仿真实际情境或还原实际情境，从而激发学习者参与交互式学习的积极性，在交互过程中去完成问题的理解、知识的应用和意义的建构。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教学中，将作家写作的环境、年代等，利用网络手段，使学生充分“走进”作品所发生的年代、氛围，感受、体会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可以在网上成立学习小组，利用学校教学平台，打破年级、班级界限，以课程或专题来组合，教师与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讨论空间来讨论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家和作品，通过这种方式来协作学习。学生还可以在讨论区里面发表自己的各种体会，还可以提一些问题，学生互相之间也可以进行解答和讨论；教师应该做的就是引导学生来提问，并且参与到讨论当中，纠正学生在讨论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学生还可以分组来进行讨论，以小组的形式来提问题，解答问题等。 计算机以及网络都在快速发展，教师与学生通过网络来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无论如何，网上的学习都是我们教学的工具，所以，我们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模式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由于网络的技术而忽视教师的存在，教师要起到主导的作用，根据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需要，来通过各种方式达到学生的需要，提高总体的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效果。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教改途径 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文学科”，以及复旦公学的“国文部”可以视为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现代意义的中文专业应当是1910年3月21日京师大学堂分设“中国文门”本科教育。因此，我国大学中文专业设置已经有一百零二年的历史了。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来的中文系往往属于所在大学的“强势”学科，特别是1952年虽经全国院系调整而未撤销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强的办学底蕴。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和老牌的师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些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一段顺畅发展时期。第二类大致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比较好的办学基础，办学特色也在逐渐显现。第三类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为了满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原先非综合性大学的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类院校在原来大学语文教研室或写作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对于前两类中文系，这类中文系的办学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与所在大学其他院系相比，实力明显不足。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体系中那些后办的中文系在这次跟跑中颇觉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虑；同时，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临着毕业生如何适应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问题。面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中文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适应社会需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更加强调专业基础，向专门化、高端化发展。一种是走学科交叉与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应变能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强化专业化的“精英”教学之路。中文系下设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处理）四个专业。他们的教学理念，据北大招生网宣称：在本科层次坚持“精英教育”、“优才优育”的教育理念，为培养学术型、研究型、文化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础。以向上一教育层次输送中文及其他门类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高素质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北大的这个表述体现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坚持精英教育之路的办学理念，着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层次设定本科培养目标是有道理的。首先北大有丰厚的中文底蕴，教学力量排在全国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师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国家中文方面著名学者，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强大的优势。其次，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生质量优异，每一个年级都有数名省市级高考的文科“状元”，这个优势，没有第二个学校可以与之争美。再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老大”，百年办学历史形成崇高的声誉，社会认可度极高，这是其他学校难以比肩的。从实际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这个办学理念符合社会对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业尚未成为“问题”，北大宣称：9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可获得免试推荐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名校研究生的资格，出国深造也是重要选择之一，众多同学去了哈佛、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学，他们的知识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声誉，许多国外大学都乐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学生。愿意就业的学生就业情况良好，近年就业率在100%到98％之间，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一些应用型热门专业。但是北大中文系的这一种做法不可复制。尤其是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由于办学时间短，师资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不具备走北大模式的条件。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调处理了他们对中文系办学思路的调整。北大中文系并没有躺在传统优势上吃老本，他们兴办的第四个专业叫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这个专业于2003年开始招生，文理科兼收，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培养，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显然，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前面三个专业的相差很大。我们可以从该专业的课程设置的专业选修课中更清楚地看出来：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语言课程，包括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理论语言学、汉语发展史、文字学、现代汉语词汇专题、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音学等39门课程，这一类课程依托的是汉语语言学专业优势，显示出北大中文系在汉语基础研究上的强大实力。第二类有逻辑导论、数理逻辑导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几何与代数引论、微积分等六门课程，强调基础数学知识，目的是为计算机信息处理打基础。第三类有数据结构、数据库概论、计算语言学导论、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机器翻译导论、计算机辅助语言研究、汉字数字化研究、VB编程与古籍整理、计算机操作系统等14门课程，属于技术类课程。从以上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看，该专业方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突出应用性；第二是强调学科交叉，其课程跨文学、理学和工学三大门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大中文系设置这个专业，就是为了适应语言文学数字化要求，是应对目前正在爆发的全球信息数字化挑战的一个战略选择。我们由此判断，北大中文系已经走在全国中文系改革的前沿。与前面三个专业的实践相比，北大中文系应用语言学本科专业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社会对于汉字数字化处理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相同，需求行业从数字出版到政府机构分布广泛，将来的多媒体阅读将替代现有的纸质载体阅读。 其他重点大学中文专业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复旦大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文系之下开设了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科专业，但一直没有在本科层次开设这个专业。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只有两个专业：中国文学与汉语语言学，将应用语言学专业开设在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教育层次。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的改革与创新，中央财经大学的做法值得关注。中央财经大学设有中文系，招收本科生，专业方向为财经文秘，培养目标为：本专业方向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理论素养，适应经济领域及传播媒介业发展的需要，能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媒体特别是财经类行业、中外企业从事文秘、管理、公共关系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专业课程分公共基础类、专业类和财经类三个类别。专业类主要有语言学概论、应用写作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秘书学、文书档案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大众传媒概论、应用语言学、公关写作；公共基础类主要有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公关策划、社交礼仪、社会调查、广告学、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财经类课程主要有西方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经济法概论。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与经济、管理类学科相融合之路，以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为主，适当插入经济学、管理学的部分课程。类似于中央财经大学做法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浙江财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等。与经济管理类院校相似，一些以理、工、农科为主的院校中文系也在积极探索汉语言文学与所在学校优势学科相结合之路。如安徽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与园林学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法学、商学的融合、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等。这些大学中文系基本上是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创具有特色化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些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值得期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专业融合或者专业交叉式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多学科融合不是相关课程放到一起就能起化学反应。从表面上看，融合也有融合的深浅问题；从最终结果看，通才不通、特色不特依然是普遍现象。主要原因有：一些学校在注重专业融合的同时弱化了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同时，中文系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于期待融合的学科了解甚少，监管难以到位；而优势学科对于辅助中文系创特色不一定有积极性，因而教学与管理效果自然不好。 中文系本科教学的变革要求主要来自于科技发展带来信息传播手段的变革。中文系本科培养目标是为社会提供优秀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一百年前，语言文字的传播手段主要是笔墨纸张与口说，今天除了口说之外，更多依靠的是多媒体，同时，多学科融合让写作和文字处理越来越远离笔墨书写，因而中文系本科教学必须进行课程调整和改革。在阅读形式上，已经从纸质载体文献一统天下局面变为多种物质载体文献并存的态势。从发展趋势看，纸质文献载体必然逐渐退出，数字多媒体载体必将成为主流。文献阅读的变化必然带来书写的变化。目前书写工具已经完成从笔墨到电脑键盘的转变；现在仅仅会敲键盘已经难以适应当代书写要求：必须会使用多种软件，会制作博客、开通“微博”，挑选“模块”，插入各种“效果”：声音的、图像的……一句话，你的作品必须首先吸引住眼球，然后才会被点击。点击率高低成为作品影响力的唯一标识；不然，即使你的作品文字内容优秀，写作技巧高超，均会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而默默无闻。国内大部分中文系的培养体系依然停留在铅与火的时代，我们绝大部分核心课程的设置都是以纸质文献载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这个前提正在消失。这是我国所有中文系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头。中文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需要能说能写、具有相当涵养的“文化人”；因此能说能写是中文系毕业生作为工具人性的首要标志。中文的写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应用文写作；一类是文学写作。前者属于工具职能；后者属于自由天性。前者需要努力，后者需要天分。当然天分不可以制造，但可以开发。前者培养文秘人员，后者培养作家。那么，我们有理由将中文系人才培养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实用写作人员；一类是培养自由写作人才。全国中文系毕业生不可能都当作家，因此前者是中文系发展的主要方向，后者才是“精英教育”。 实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之路，北大中文系中文信息处理专业已经走在前列，各类非综合性大学也做了探索。由于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非综合性大学的各自优势又是明显的，只要把握好学科融合的力度，培养出具有在局部领域“通才”的文秘人员是可能的。根据这方面社会需求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应当着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要加强引入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力度，第二是培养类似于兼通文学与管理学、文学与经济学等方面的师资队伍，我们有必要改革管理思路，根据各大学的专业优势，将优势专业的相关课程融入汉语言文学教学体系。第三，要跟踪当代多媒体制作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相关课程，让学生掌握现代办公系统操作技法。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应用文教学问题与策略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兴技术的突破和应用，科学技术的规模迅速扩大，科学家的队伍急剧膨胀，一方面新知识、新技术、新发展、新创造日新月异地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从发明到应用的周期日益缩短，造成知识陈旧的周期愈来愈短。这种趋势与传统的教育思想、学习方法、思维模式和教育管理制度产生尖锐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接受知识的能力与蓬勃增长的浩瀚的知识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二是提出人的有限学习年限与知识迅速老化之间的矛盾。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人应该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就成了首要问题。教育的目的已不能仅限定在使受教育者获得一定数量的知识上，而应将重点放在培养和开发他们的智能，教会他们如何学习。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教育部于1997年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人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于2000年颁布了《中等职业学校人文教学大纲（试行）》，明确提出普通高中生和中职生写作能力总目标。遗憾的是，当高中生进入大学后，却缺乏相应写作教学的延续和深化。这一教学现状，使大学生的写作水平一直徘徊在高中阶段，而长期搁笔的不良现状，使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每况愈下，甚至低于高中时期。这种现象在普通师范院校汉语言专业也存在。虽然汉语言专业学生文学素养本身较强，但是师范院校普遍重基础，轻应用，这也使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汉语言专业学生写作能力的全面培养。这导致一部分汉语言专业学生在写作时出现内容空泛、形式呆板、层次不清、结构紊乱、中心旁落、语句不通等不良现象，不但无法自如应对学校毕业论文和科研论文对写作的要求，而且无法应对毕业后社会众多的写作需求。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汉语言专业大学生写作能力进行尽可能真实、细致的分析与考辨，并探讨相关写作教学对策。这类观照，不但使汉语言专业学生写作能力切实得到提高，使学生将来走向社会后面对社会众多的写作要求，有一定的适应性，而且对加强写作教学，探寻汉语言专业写作教学新模式，改革汉语言专业写作课程的设置，提高教学质量，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下面，我们以应用文教学为例进行探讨。 一、应用文教学现状 应用文写作能力本是汉语言专业的基本功之一，而学生的应用文写作教学现状却令人堪忧。首先，是学校不太重视应用文教学。在专业课、政治课、体育课和大学英语等官方或校方课程的挤压下，写作教学，尤其是应用文课程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学好专业课，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校园文化熏陶下，学校和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应用文的学习。而有些师范院校汉语言专业根本就不开设应用文课程。直到撰写毕业论文和面对用人单位的写作要求时，学生才如梦初醒，但是悔之晚矣。其次，是教师厌教。应用文被很多人认为是“雕虫小计”、“不登大雅之举”、“小儿科”，部分教师也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字词句基本功，应用文就没问题”“，应用文不过是形式，没什么好讲的”。于是，讲形象思维的作品便可以讲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讲应用文的文体大都枯燥乏味，导致大学生毕业后，文字应用能力与社会需求甚远，分配工作以后不会写调查报告，不会写总结的人比比皆是，这对于汉语言专业大学毕业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对师范院校教师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渎职。因此，教师决不能在教学上凭兴趣爱好挑肥拣瘦。须知教师厌教情绪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学生厌学。再次，是学生厌学。汉语言专业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系统学过应用文写作，他们到了大学接触到应用文教材，随手翻阅，首先感到枯燥乏味，通俗易懂。我曾就此做过调查，大多数同学认为应用文“可有可无”、“没啥好学”、“无足轻重”，有的同学虽也知道这门学科实用性很强，但又认为可以不花力气就能轻而易举掌握。凡此种种想法，都影响了学生学好应用文写作的积极性。最后，是急功近利。有的人片面地认为只要学会了应用文语体格式，就能撰写出各种实用文体，而忽视了应用文写作乃是字、词、句、篇章、语法、修辞、文字知识的综合运用。把应用文看成易学易写，那是简单地用一般代替特殊，忽视了应用文教学的个性特征，而“急功近利”者把应用文教学孤立起来，用特殊代替一般，忽视了人文教学的共性特征，就应用文而教应用文是很难教好的。事实证明，任何应用文，都离不开人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即使是标点符号的运用，也能反映出一个人人文功底的深浅，倘若运用不当，则会产生无穷后患。 二、加强应用文教学 应用文教学的这种不良现状，应该引起相关学校和教师的足够重视。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渔。”我们必须教会学生自己学习的方法和能力。下面，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谈谈我对应用文教学的一些看法：首先，要帮助学生端正学习应用文写作的态度，自觉学好应用文。应用文用途很广，在所有文体中，它是与人们实际生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最广泛的一种，特别是毕业后在机关工作的，更是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功和一门必修课。应用文种类繁多，除国家规定的12类13种公文和众多的机关事务文书以及日常应用文外，还有财经、司法、外事、科技、外贸等各方面的专用应用文体，其种类之多，也是其他文体所不能相比的。应用文源远流长，长期以来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发展到今天，更是成了人们贯彻政策，处理事务，沟通关系，交流信息，推动工作的有效工具。这些特点，有力地说明了应用文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从而帮助学生认清学习、掌握应用文的必要。学习态度有所端正，对应用文写作也逐步重视，进而变化被动的“要我学”为主动的“我要学”了。其次，要教会学生掌握应用文是有别于文艺文的，是有其独特个性的一类文章。应用文不同于作家写的小说、诗歌、话剧、电影，它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其一，应用文的读者对象较文艺文明确。 公文、书信等自不待言，即使是调查报告，总结，规章制度等，也都有一定的阅读对象。其二，它的时限性更强，大多数应用文都是有时限的，及时针对问题而写，在一定时间内办理（或起作用），这完全不同于文艺文。其三，它注重写实，它不象文艺文可以虚构、夸张，可以联想、想象，写应用文最忌讳的就是文过饰非，玩文字游戏，有违客观现实。其四，它要求言简意赅，要求用尽可能少的字句表达丰富的内容，即“意则期多，字则唯少”。其五，它有特殊的格式和习惯用语，这是“约定俗成”的，人们就总是那么用（比如称谓语、开头用语、祝颂语、结尾语等），有些不但只能在应用文中运用，而且各不同的应用文种，又还有较严格的规范用语。再次，要引导学生明白，应用文写作还应切实把握住应用文中各个文种独自的个性。应用文与文艺文相比较，它的用法有其个性，不同应用文种用语在“个性”之中还有个性。比如，同是公文，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的用语就有不同的特征和规范。再细一点，同是一个行文方向的不同文种，其用语也有区别。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含混不清，势必影响行文效果。比如，有不少人在报告的结尾滥用“以上报告当否，请批复”“、特此报告，请批准”等语。其错误根源就是把“报告”与“请示”两种上行文混为一体，违反了“报告”等用语的规范。第四，要联系自己在写作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和具体事例进行教学，增强说服力、吸引力。我曾在行政办公室兼职工作近十年，平时除教学外还从事应用文写作，撰写了许多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总结、调查报告等各类应用文。这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不乏“引以为鉴”的例子。因此，不论在讲应用文的基础知识，或者是常用应用文体的写法时，我都尽可能地联系自己的经历或所见所闻的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这样既避免了照本宣科地讲理论知识，而使人觉得枯燥、乏味的毛病，又使同学们听来觉得亲切、自然、可信，有一定的吸引力，从而加深了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例如在讲到写好总结必须积累好材料的准备工作时，我就联系到自己平时养成了积累材料，并注意把材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好的习惯以及必须掌握的及时、系统、全面、优选、求新、持久等积累原则来讲解，说明这样做，一旦需要时，就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利用，从而节省大量搜集材料的时间和精力，并不至于遗漏比较重要的材料。写简报、情况报告、通报这类应用文时，不需细节描写，环境渲染，气氛烘托等手法，写调查报告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就象有架望远镜、显微镜一样，既可远瞩，又可明察秋毫，从而正确地洞察、分析所调查的事物，并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课堂上，我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的正反两方面的实例讲授，学生反映听了感到亲切，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从中悟出了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的道理。我还联系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典型材料，如一份合同，双方可有两种理解；一项规定因用词模棱两可，使人无所适从；随便简化一些专用词语或节缩鲜为人知的发文单位名称闹了笑话以及造成损失的例子；结合讲解行文要周密、严谨，选用文种必须“对号入座”；用词要准确、恰当，不要产生歧义；语言要凝炼、明晰，不要因省去几个字而使意思模糊不清等道理。同学们感到这样讲解容易理解，有些例子十分可笑，大家在笑声中既受到了教育，又学到了写作知识。第五，要结合讲授写作学的普遍规律，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对应用文写作知识的理解。如前所述，应用文是一种独立的文体，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教学要求，但它又象基础写作，文艺创作那样，同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它们在很多方面“血脉相通”，有共同之处。因此，我在讲课时，除突出重点讲清应用文独特的写作要求外，尽可能地联系写作学中的普遍规律，旁征博引，分析比较。例如，应用文特别是公文的写作特点之一是用笔要“惜墨如金”，因为它是用来办事和解决问题的，为了节省阅读者和撰写者的时间，就要写得凝练，用最少的词句表达较丰富的内容，千万不要画蛇添足，穿靴戴帽。为了讲清这个道理，我就引用了古人所说的“文约而事丰”、“文以辩结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意则期多，字则唯少”、“文以红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等至理名言，说明简练文章是历来所强调的，只有凝练而又庄重的应用文，写起来才顺手，看起来才顺眼，读起来才顺口，听起来才顺耳。又如，在讲调查报告、总结等机关事务文书如何处理好掌握材料与选择材料的关系时，我用“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古代作家的写作体会来说明，即掌握材料要越多越好，而选择材料要越精越好，起到“一以当十”的作用，如果把调查了解到的材料不分主次，一古脑儿写到文章中，那势必会造成材料堆砌，重点不突出，从而使精当的材料淹没在一般材料的大海中。这样联系写作学的普遍规律进行讲解，既丰富了教学内容、扩大了知识面，又使同学们加深了对应用文写作知识的理解。第六，要加强写和练的实践环节，不断提高写作水平。学习应用文写作理论知识，掌握了应用文写作的基本要领，就会少走弯路，减少盲目性，但写作是一种实践活动，写作方法和技艺的掌握，最主要的途径，还是靠自己的实践，即多写多练。 对于这一点，有些同学有些误解，以为通过老师讲解，学习了写作知识，就能立竿见影地写出高质量的应用文。为纠正这一片面的看法，我在讲理论知识的同时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并以鲁迅先生名言为证，他说：“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师的有秘法，开点心铺的有秘传……但是，作文却好象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人，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鲁迅《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进而说明老师讲课，充其量也只能起到引路的作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徒弟，更重要的是要同学自己努力，勤学苦练，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否则，就象学游泳，不下水，学不会。因此，我在教授应用文课程时，曾一直坚持两点：其一，要求学生练习撰写各类文章。按教学计划，安排多次撰写各类文体和多种诸如确定文种，修改评句等单项练习，并尽可能地详细阅改，对存在的问题，或结合教学进行分析，或个别进行辅导，有些练习，如起草一份简练又明确的电报，撰写一件平时使用频率较高的通知，修改一些罗嗦或带有歧义的词句，看起来比较简单，但要写好或改得准确、得体，却也不那么容易。对这些练习，同学们都很感兴趣，也乐于修改。其二，开展课堂讨论，共同分析研究，因为教学是相长的过程，结合讲课，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应用文，让同学一起分析讨论，集思广益，共同修改，这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还能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古人云：“一滴水可以见大海。”应用文虽然只是写作学的一个极小分枝，但是能反映出大学生写作素养和人文积淀的薄厚，而一个缺乏人文熏陶的大学生，是无法适应未来社会以“人的整体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要求的。因此，汉语言专业院系应该以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前提，不断加强应用文写作教学，努力提高学生的应用文写作能力，这既能培养大学生的基本素能，也是时代赋予师范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教学资源建设标准 电大开放教育主要是依托网络教学资源、组织教学，实现师生的准永久性分离，实现同学彼此间的网上互动，从而为学生营造一个自由、互动、体现专业特色的网上学习环境，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网上教学资源建设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突出专业特色，规范网上教学资源 1.构建文学主页。文学类课程主要是为了传播文化，提高学生的语言修养和文学鉴赏力，通过构建文学主页对不同阶段的文学形式、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梳理，使学员对文学发展的脉络更清晰；通过诗文诵读、视频播放、名家名作讲评等形式，从情趣、审美等方面创设情境，调动学员进行网上自主性学习的积极性。 2.开设专题论坛。为了更好的体现网上资源建设交互性的特点，我们开设专题论坛，如把文学课程按类别划分不同的专题，针对不同学员的兴趣点开展讨论，论坛主持教师对讨论的方向进行引导，及时回答学员提问。 3.建立图书资料索引。图书资料索引是由专业教师搜集的本专业相关教学资料数据库和导航，如各类相关的电子杂志、电子报纸、学术性文章、影像资料、音频资料等，所有资料全部对学员开放，既扩大了学员的知识面，开拓了视野，也为综合实践环节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二、组织网上教学活动，开展网上动态交流 1.明确教学主题。成人在职学习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要求教师要结合教学大纲精心设计教学主题，调动学生的参与性，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特色”，书上说是“富有表现力”，但什么是“富有表现力”，很泛泛，很难使学生参与进来，但如果我们把问题分解，让同学们找出小说中“口语”、“方言”、“俗语”等例句，熟悉小说的同学可能随口就来，然后教师再加以引导。 2.关注学生需求。网上教学活动中之所以出现师生间“教”与“学”的孤独，原因之一就在于无人关注，尤其是作为求学者希望得到老师、同学的帮助，因此，要求教师要仔细了解并认真分析学生的需求，既关注共性的问题，又注意个性需求，激发学生上网学习的热情。 3.拓宽学生视野。通过对学习者学习目的的调查，我们知道有一半以上的学员是为了提升个人素质，因此教学过程中单纯的作业讲评、期末辅导就不能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为此开设“专题讨论”，课前把与主题相关的材料放在相关教学栏目，供其自学，活动过程中通过引导，帮助学员了解相关问题的进展情况，关注学科的发展与前沿，拓展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注重引导设计，优化网上教学资源 1.精心设计资源内容。网上教学资源是构成网上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通过网络媒体来了解教学内容，我们要在教学设计理论的指导下，对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进行分析，对电大及其他高校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梳理出适应本地学生需求的优质教学资源。 2.注重加强情感交流。教师和学生在进行正常的信息沟通过程中，情感状况将影响信息沟通效果。网上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面对的都是冰冷的、毫无情感可言的计算机，这就需要我们在设计教学过程或教学资源内容时要注重导语的设计，注重网络语言的交互性、风趣性。 3.合理引导学生参与。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固然强调的是学习者的能动性、自主性，但也不能忽视师傅的“领”，如果师傅不“领”，那么就无法进门，也就谈不上“修行”，远程教育过程中师傅的“领”也同样重要，就是我们怎样引导学生进入我们的教学平台。 四、规范平台形式，简化平台登录途径 1.发挥系统优势，优化教学平台。建立三级教学平台是由于全国电大学员数量庞大，如同时登录一个平台学习可能会相互影响，因此省市校也分别建起了自己的平台以减少中央电大平台的流量。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大应充分发挥系统办学优势，让学员登录或注册一个平台就能浏览个人所有信息，查阅相关教学资源，更便于学员自学。 2.确定统一标准，分解教学模块。中央电大可以把网上教学平台中不同的功能模块分发给不同的省级电大技术部门来完成，如在线学习系统的部分功能模块和网上教学管理系统的部分功能模块都可以委托一些省、市级电大来开发。 3.注重交流互动，实现平台交互功能。实现平台交互功能就是要求学员在利用网上教学平台学习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交流和协作。这就要求在平台的设计上体现一定的交互性，通过生生交互和师生交互，使学生在使用网上教学平台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得到进步。 总之，开放教育为我们提供了终身学习的平台，作为电大教育者，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平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最大限度的解决学员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从而建设一个高效、实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网上教学园地，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实用的教学信息，真正实现开放教育师生的准永久性分离。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辅导教学实践 一、课题的提出 本课题属于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校内研究项目，2007年12月向新疆广播电视大学申请立项，2008年3月获得由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正式立项。本课题对阿勒泰电大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究。面授辅导仍然是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各课程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课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自主学习观念不强、到课率较低、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低，有些学生不主动利用教学媒体、网上资源或者利用有限等问题。为了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的现状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教学模式，完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的评价机制，我们在做了前期理论学习和在阿勒泰地区范围内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课，通过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提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的一些见解，以期能对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课的教学做一些探索。 (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如何深化改革的需要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这种教学形式应置于何种位置，教师、学生对其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怎样，以及面授辅导教学的效果如何等情况，目前处在一种不完整的认识状态。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教育，它不仅有别于传统教育，也有别于传统的远程教育，它强调并依赖学生的个别化自主学习能力。学生成绩的取得并不惟一地因教育资源的丰富而自动实现，最终学生知识的取得、能力的提高和素质的完善往往依赖于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良好的学习习惯、强烈的学习动机、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调控能力。平时教学环节是否带来实际效果，关键要看学生是否掌握了远程开放教育的学习能力，是否能主动掌握而不是滞留于传统课堂的惯性。因此，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如何构建一种能有效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就成了现代远程开放教育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面授辅导教学应该是学生在利用网络手段、学习网上教育资源和文本教材的基础上，安排教师就学生自主学习中所产生的疑问进行一定量辅导的教学活动。面授辅导教学是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一种重要教学组织形式，也是开放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要环节之一，它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辅导中的师生互动性，突出辅导内容的针对性，是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必要补充。同时，现代远程教育学生生源广泛，基础参差不齐，年龄跨度大，他们受传统课堂教学的影响仍然较深，对教师的依赖程度相当高，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都很不够，这些都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设计带来了许多困难，也为教学质量的保证带来许多问题。从这一层面上看，如何构建一种既突出远程教育特色，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又切合远程教育学生实际，同时又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成为必需。而这中间，既能讲授重难点、开展面对面交流，又能进行一定学法指导、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面授辅导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如何适应现状的需要 在现实的远程教育教学实践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往往只强调面授辅导课的“量”，而忽视“质”的提高，致使大部分面授辅导课起不到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画龙点睛”、为学员的自主学习助一臂之力的作用，教学形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效率低下。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不良现象:一是面面俱到式。具体表现为面授辅导教师持着“知识无巨细，惟恐讲不全”的观点，面授辅导无重点，对该讲的疑难问题解释不清，学生听课乏味;二是一讲到底式。具体表现为面授辅导课上一讲到底，课堂上缺少师生互动，学生听课没有积极性;三是脱离实际式。具体表现为辅导教师照本宣科，没有变通性，没有新意。另外，在组织形式上一般只单纯地采用集中面授讲解，教师怕麻烦，就以牺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为代价，拒绝采用现代远程教育其他教学形式。要改变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中的以上不良现象，不仅需要面授辅导教师认清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性质、明确电大发展目标、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掌握新的学习观念，而且要改革陈旧的教学模式，建立科学的质量主体机制。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应该侧重学习指导、解答疑难问题、组织学生讨论、提供助学服务等教学活动，其中辅导教师还要通过适当的媒体组合，来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弥补学生自主学习中的不足，提高学生学习效率。面授辅导应是学习者与媒体或教材之间联系的桥梁，是教与学之间信息反馈的窗口，也是充分体现因材施教原则、实现互动学习、展现学生鲜活个性的必要教学组织形式。 (三)提高电大教育质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从阿勒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培养直接服务于本地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是电大的主要任务。这其中不仅需要电大通过不断建设网络资源来满足大家的广泛需要，而且适当安排既能弥补网络学习缺陷，又能提高学习针对性和时效性的面授辅导也将是客观需要。 二、课题研究的方法及实施过程 (一)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 本课题研究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查找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围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研究项目，就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边进行实践探索，边进行科学研究。 (二)课题研究过程 1．准备阶段(2007．12—2008．5)在2007年12月申报课题之前，课题组成员就已经酝酿进行现代远程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情况的研究。12月份课题组成员在认真研读有关远程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征询有关专家意见，设计课题研究方案，成立课题组，并进行分工，最后申报课题。 2．实施阶段(2008．6———2008．12)课题组成员在设计出了问卷调查的初稿，并对阿勒泰电大开放教育部分教师、学生就面授辅导教学情况进行个别访谈的基础上设计了课题研究方案。对问卷进行了修改之后，课题组成员又经过讨论研究，对问卷内容进行了二次修改并定稿。通过随机抽样，在阿勒泰电大共发放问卷140份，收回有效问卷128份。随后又进行了个别访谈，对问卷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同时，课题组成员设计了面授辅导教学新模式，选择相应课程进行实践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探索。 3、成果形成阶段(2009．1———2009．12)课题组成员在调查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学习中外远程教育理论和教育评价理论，积极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面授辅导教学评价体系。研究过程中，写成了论文、调查报告和课题研究报告，完成了预期研究目标。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及观点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关于进一步推进教学模式改革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面授导学环节，重点是将面授导学作为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提高面授导学的质量。对远程开放教育教学过程中面授导学的内容、形式、地位、作用及效果要开展专题研究，根据学导结合教学模式的要求，在实践中探索多种面授导学形式，推进案例式、探究式、参与式教学。中央电大和省级电大在课程教学设计中，应根据专业及课程特点，对面授导学提出指导性意见。面授导学的设计与组织，应突出导学和助学的作用，重在指导和帮助学生利用多种媒体资源进行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要注重多种媒体在面授教学中的合理而有效的应用，将面授导学与学生自主学习、小组学习、网上教学、实践教学、形成性考核等教学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并在网上教学中探索远程面授导学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对面授导学的组织和管理，配备足够数量和较高水平的任课教师，并通过听课、检查、查阅面授记录、学生调查等方式，保证面授导学环节的落实和效果。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是在学生接受各种媒体资源刺激产生反应后，通过安排有针对性的辅导，使学生产生进一步刺激和更准确的反应，它是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必要辅导，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实现由部分到整体的渐进。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是帮助学生组织认知结构的有效方法，在面授辅导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帮助学生把握所学知识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完善学生的认知体系;另一方面教师又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学习方法指导和学习动机的激励，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要充分重视人的自我实现，倡导“以学生发展为本”，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充分的教学支持和服务，在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基础上又要及时通过网络、电话和面授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并在辅导过程中营造良好气氛，注重师生互动。因此，我们认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必须根据学生的实际而开展，是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的再学习，“导”为“学”服务，汉语言文学专业根据学生需要和学科实际安排适当的面授辅导非常必要。同时，面授辅导教学模式必须是开放的、互动的，必须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前提，以多种媒体助学为手段，否则就会陷入一般面授辅导的行列而抹杀远程开放教育的特质。 四、课题研究的数据分析和结论 (一)开展调查分析，把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现状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现状如何，这是课题组首先要了解的问题。因此，课题组利用大量时间设计问卷，并对阿勒泰地区范围内的学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经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到了下面一些情况。 1．学生基本情况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后，我们认为，本次参与调查的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专科的学生，大部分学生是居住在距离学校10公里以内的城镇学生，但也有部分学生是居住在20公里以上的农村，县级电大的学生比校本部的学生多。在学习上，大部分学生是本着提高专业水平和专业技能来参加学习的，不反对参加面授辅导，但更愿意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利用网络资源等多媒体进行学习。部分学生可以经常参加面授辅导，但还有部分学生不能保证按时来上课，只要有时间，大家还是希望能参加辅导课，辅导课最好安排两周一次。大部分学生认为参加面授辅导对自己有帮助，对辅导课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2．学生对面授辅导教师的看法根据问卷调查我们认为，本次参与调查的学生，大部分学生认为辅导教师对上课内容还是精心准备了的，内容丰富，安排合理，比较注重学生的反映。辅导教师不仅面授辅导答疑，还能运用多种媒体资源进行与学生的沟通、互动，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学生对上课效果比较满意。 3．学生对面授辅导课程的看法本次参与调查的学生，大部分学生认为对于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应该多安排一些课时，而像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可以相应减少一些课时。教师在辅导时多增加师生的互动，遵照教学大纲，突出课程重点和难点，提供周到细致的教学支持服务。总之，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感觉也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提高的部分，如:(1)学生普遍对面授辅导表示欢迎，但一些学生上课时间不能保证;(2)面授辅导教学形式较单一，缺少小组讨论和协作学习;(3)辅导没有与学生自主学习有机结合，师生互动的辅导氛围没有真正形成，也没有真正体现面授在远程开放教育中的应有地位;(4)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没有能充分有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5)一些辅导教师辅导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对重点、难点和关键点把握不太准;(6)学校对面授辅导教学情况缺少有效评价机制等。 (二)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开展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师提出了以下要求 1．备课过程的开放基于网络环境下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不仅是对“学”的革命，同时也是对“教”的创新。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辅导教师，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和专业的性质要求教师备课准备的过程必须要开放。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文史类专业，很多专业知识学生通过自学能够掌握;同时，我们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电大网上教学资源。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面授辅导教师在备课时，首先要掌握所授课程网上教学资源的种类和学习网上辅导的内容，同时对中央电大、省级电大的公开辅导课的内容也要有所了解。这样，不仅能提高自身专业知识，而且在面授辅导时也能够做到有所结合，有所取舍。其次，备课时还要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学习进程。比如说，如果是专升本学生，就要了解学生中有多少是非本专业的学生，这样，在面授辅导教学中能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同时，现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很多课程一学期中安排2－4次面授，这样就要求辅导教师在面授课之前就要建议学生的学习进度，以便在面授辅导教学时能够按部就班实施。再次，备课时还要多和上级电大的课程责任教师加强交流和沟通。由于面授辅导课是教师和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因此学生会提出许多在日常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作出权威的解释，就要及时和上级电大的课程责任教师加强交流和沟通，请他们作出相应的解释。 2．辅导形式要多样合理的辅导形式才能使辅导过程最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其它专业一样，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以学员自主学习为主，教学灵活性、开放性较大，对各种形式的课程资源的利用更具有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这些特点同样可以体现在面授辅导过程中。根据我们的实践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效面授辅导教学形式相对于传统面授教学形式有所区别的主要有以下几种:(1)讨论式:课前出示讨论题目，学生自学自学基础上分组讨论全班交流、代表发言教师小结。(2)辩论式:确定辩题，自学教材分组讨论、准备展开辩论辩后师生小结。(3)集中式:课前确定自学范围学生质疑全班交流教师补充解释、小结。这几种面授辅导课形式相对于传统面授教学形式而言，教学方式更为灵活，也能较为充分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特别适合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些文学课的面授辅导。但同时，这几种面授辅导课形式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和充分准备，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对面授辅导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也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3．辅导内容要精炼面授辅导课应讲解课程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并与终结性考核相联系。电大远程开放教育学生，平时靠自主学习为主，面授辅导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教师上课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教学中要抓住每一章节的学科重点，进行系统讲解，对一般的知识只作适当的提示后让学生自己去看，使学生在学习时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但电大学生存在的具体困难是我们的学生年龄偏大，工学矛盾突出。“解惑’，对任何一种层次的电大的教学都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对电大的成人学生尤其显得重要，这是由他们自主学习为主的学习方法决定的。学科重点和考试重点不一定是难点，教师讲课不一定都要详细展开，有些易懂的内容只要稍加提示，学生自己会去掌握，所以电大教师上面授辅导课还应考虑什么是难点，如何讲透难点。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通过课程的终结性考核(期末考试)仍然是他们最重要的学习目标。因此，面授辅导课应尽可能讲解课程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并与终结性考核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样，学生才会进一步感受到面授辅导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积极参与，提高实效。 4．情感交流要加强作为地区级电大的课程面授辅导教师，最大的优势就是与学生可以直接的实时的交流。电大的学生多为成人，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因素经常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所以，辅导教师还要及时了解学生的动态，利用一些网络手段，如建立一个本课程的QQ群，开展师生交流和生生交流，对学生给予及时的鼓励，提高面授辅导课的效果。 (三)加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的管理，科学的安排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课程 1．采取措施加强对面授辅导过程的检测，强化形成性考核形成性考核体现了对学习过程的重视，是电大开放教育的特色之一。电大教学管理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很难对学员学习过程进行监控，容易将自主式学习软化为放任的自由式学习。为了能使学员在电大教学整体过程中不处于一种失控状态，集中面授辅导课必须要加强随机检测，以强化形成性考核。面授辅导必须加强辅导过程中的检测，使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结合起来，切实达到以“考”促学，以学保“考”。面授辅导课是师生、生生互动的很好的场合和机会，学生参加面授辅导课的情况是学习过程的重要内容，较能反映出一个学生的学习过程的优劣。同时，将参加面授辅导课的情况列入形成性考核范围也使学生更加重视，有助于学生克服困难尽可能地来参加面授辅导，并能为上好面授辅导课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提高互动效果。此举增强了面授辅导教师在学生形成性考核中的作用，无疑也赋予了辅导教师更大的责任和教学自主权，有利于发挥师生双方的积极性，形成个性化的教与学。 2．根据课程特点，科学安排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课程根据本次调查，学生普遍认为应该加大对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理论等专业性理论性较强的课程的面授辅导教学课时数。有50%的学生认为应该一周安排一次面授辅导课，有45%左右的学生认为应该两周安排一次面授辅导课。但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电大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面授辅导一般安排一学期两次面授辅导时间，开学一次，期末一次。在教学组织过程中，强调和重视学生上网学习，对面授辅导教学有所忽略和轻视，倡导多数学生有效的利用网络学习。对一些难度较大的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专题和文学理论类的课程，应当适当增加面授辅导课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科学的安排面授辅导课程，适当增加课时，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网上学习，而且对电大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也大有裨益。 3．面授辅导与课程实践环节结合，拓展面授辅导课的空间课程实践环节是电大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手段，汉语言文学专业很多课程都设有课程实践环节。我们认为可以在有些课程中将面授辅导与课程实践环节结合，拓展面授辅导课的空间。从调查研究和现实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远程开放教育中不能少了面授辅导，反而要重新审视其作用和地位。但需要强调的是，它的重要性不应该体现在面授辅导课的“量”上，而应该在“质”上下功夫，这个“质”的关键就在转变面授辅导教师的观念。在远程开放教育教学中，教师既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又是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和参与者。要从“教师”转变为“导师”，从“教”学习者转变为“导”学习者，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参加远程开放教育学习，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 (四)部分汉语言课程的面授辅导教学实践与探索成果 针对问卷调查反映出来的情况，课题组经过研究讨论，我们选择了部分课程进行教学实践，以期获得理想的现代远程教育教学模式。 1．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面授辅导教学实践(1)在实施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时，按地域或学习层次划分学习小组。每组选出一位组织能力强、有责任心和知识功底较厚的学生为组长;每个学习小组均制订小组活动计划，做好活动记录;要求每个学生要制订出本学期的个人学习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完成学习进度。(2)面授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答疑和讨论相结合，实现师生互动和分层教学。按照一体化设计方案，上好面授辅导课。面授辅导课应尽可能紧密联系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使学生能真正参与到面授辅导课中，提高面授辅导课的效率。(3)正考前进行期末考前辅导，为学生提供历届考题，要求学生自我测试，辅导教师进行讲评，并公布标准答案。这为学生参加期末考试，做好考前集中辅导及考前冲刺，为迎接期末考试做好了充分准备。(4)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面授辅导教学评价机制。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的评价包括两个方面，即教师方面和学生方面，也就是“教”与“学”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加以评定。对教师分别从课程一体化设计方案的挂网时间、面授辅导课学生到课率、网上期中测试挂网时间、期中试卷的批改情况、成绩分析和考试总结、布置及批改形成性考核册的情况、考前辅导学生到课率、组织学习小组学习情况以及为学生提供的学习支助服务是否及时到位等方面着手考评。对于学生则是参加几次面授辅导课，网上期中测试完成情况、成绩如何，形成性考核册完成情况，发贴、上网、电话问询次数及参与小组活动次数，学习态度、学习能力、教学活动参与率，学习质量、学习主动性与参与度和学习个性的发挥等方面着手考评。根据实践情况，课题组得出结论:要提高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质量，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师队伍，必须打造出适合现代远程教育的开放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模式，必须构建科学而完善的现代远程教学支持服务体系，必须探索科学有效的面授辅导教学评价体系。 2．探索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面授辅导教学模式“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体”的学习方式是开放教育的显著特点和必然要求，因此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面授辅导教学模式建构的思路:一是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行为发生;二是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行为习惯的养成;三是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的能动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本着此思路，探索并尝试建立“导学为主，助学结合，多向互动”的面授辅导教学模式，即以良好的网路环境为支撑，导学、助学相结合，以多向互动为关键。在教学实践中，注意摆正学生个别化自主学习和教师导学的位置，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并有效开展开放式、交互式的教学活动，努力营造师生互动的良好育人环境。(1)导学。导学环节的设计思路: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入手，以课程实施方案为指导，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课程导学包括一体化导学和章节导学为主要内容，以实现多向互动为手段开展导学。如兴趣导学、系统导学、章节导学。对学生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课程教学时，先兴趣导学，再系统导学，最后章节导学。(2)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手段开展面授辅导的助学教学。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在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基础上使用各种教学手段，为学生提供学习助学服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课程的实践教学中，多种教学手段的综合应用具体表现如下:A．集中面授辅导。集中面授辅导是对重点难点讲解，包括课程设计、大纲辅导、重难点讲解，作业辅导等，对以上重点难点的讲解按照“要求－方法－运用”这样的顺序组织安排，使之脉络清晰。B．个别化自主学习辅导。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来看，教师和学生在时空上相分离，但师生关系依然存在。集中面授辅导解决了学生学习中的共性问题，但由于学生学习的基础和自主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学习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各异，所以，由教师进行“助学”既要注意学生的整体水平，又要照顾个体差异，体现个性化助学服务。C．指导学习小组学习活动。在对学生进行基本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按照区域、学习基础、自愿相结合的原则组建学习小组，使之成为教学活动的基本组织单位。D．开展多种形式的助学活动。助学活动的形式主要有在线和离线两种。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课程助学活动的开展，使学生加深对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理解，提高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鉴赏能力，拓宽专业知识面，也能学到一些科学研究的方法。 3．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特殊性出发，针对本科阶段的语言学概论课程，选择多种授课方法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业余学习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学生的专业基础层次不一，主要在于学生生源广泛;其次，学生的自身硬件条件不一，主要表现为掌握信息技术的水平不一;最后，本专业学生主要是在职工作人员，工学矛盾突出等等。为保证教学效果，我们根据学生学习的特殊性，在面授辅导时选择不同的授课方法。(1)理论教学方面，要因材施教。面授辅导一般不铺陈课程的内容，而是侧重于学习指导。具体讲，就是对重点、难点的讲解，解疑答难。就教材而言，有的章节可以细讲，有点章节可以略讲或不讲，由学生自学。(2)归纳比较，找出差异，找出共性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将教学内容中相类似的容易混淆的概念、定义、方法、原理等归纳起来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其同中之异，分类归纳，以利学生理解和掌握概念的实质。(3)合作教学法。所谓合作教学法，就是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学习，共同达到教学目的的教学活动。它要求教师要根据学生容易错或容易忽视的问题，提出来供学生讨论。讨论的问题必须具有针对性、综合性，否则就要耗费较多时间，影响辅导课的顺利开展。(4)突出学习方法的讲解即导学法。其一，通过课堂提问、讨论归纳分析等方式，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其二，让学生注意教学内容的前后联系和对比;其三，加强自学，加强实践练习。加强实践对于语言学课程的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语言学概论课程许多抽象难以理解的理论，需要通过反复的实践练习来悟透。 五、远程驾驭模式下面授辅导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教师要精心做好辅导教学设计，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作为辅导教师应精心做好辅导教学设计，其主要含课程导学面授设计、具体章节面授辅导教学设计、期末复习面授设计，也即课前要认真研定“教”与“学”活动的一体化设计方案。根据教学设计有意识地对学生自主学习做好组织、引导，如课程介绍、教学进度安排、作业处理、小组活动设计安排等。同时，辅导教师要尽可能结合课程教学，介绍、示范如分析法、综合法等基本学习方法的应用，突出重点、难点，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技巧，能真正自主学习，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二)辅导教师要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 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同学们思想上普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不喜欢某些课程;第二，认为有些课程枯燥难学。要解决学生的这两个思想问题，必须引导学生明确学习动机，要调动学生的兴趣，启发其思考。因此，辅导教师要引导学生课程学习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以调动起学生的兴趣，促其形成正确的学习观。 (三)充分发挥学习小组的作用，促成互帮互助学习氛围的形成 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员，主要来自中小学、幼儿园、企业、机关等单位，学生的专业基础不一。有些学员在专科阶段没有学习过现代汉语等课程，缺乏一定的汉语基础知识。为便于相互学习和帮助，教师应将他们结成对子，成立学习小组，学习程度好的帮助学习程度差的，促成学生互帮互助学习氛围的形成。基层电大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实践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授辅导教学要想真正满足学生的需要，能切实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大辐度地提高教学质量，还尚需结合本地学员实际情况，进一步在实践中反复探索、研究。 文学类论文:文学类课文教学设计 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类课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就拿人教版课标实验教材来说，仅小学 一、二年级四册教材中就有77篇，占65%以上。语文教材之所以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选作课文，是因为这些作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语言优美，内涵丰富，符合学生的身心特点，适应学生的认知水平，便于学生密切联系自己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激发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提升语文素养和审美情趣。 阅读教学要让儿童文学类课文的应有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在深入研究作为课文出现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潜心抓好教学设计。 一、凸显特点，设计教学目标 儿童文学类课文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的理解和道德品质的教育上，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借此教会学生文章的结构方法、中心的表达方式，而要凸显儿童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趣味性、感染性、启发性等特点，把学生引领上热爱读书的人生旅程，为他们指迷津、解奥秘，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独具的美学特质，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让儿童文学对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应是儿童文学类课文教学的总体目标。 就一篇课文而言，其教学目标应根据这个总目标，针对课文的具体情况进行设计。不同文体、不同内容的课文，教学目标应各不相同。 如：一年级下册第5课《看电视》是一首儿童诗，全诗生动地描绘了一家四口看电视的感人场面，巧妙地将家庭的温情与尊老爱幼的好风尚融为一体。语言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因此，其教学目标除学习字词外，还应突出两点：(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2)初步感知诗歌的韵律美，喜爱读诗歌。 再如：一年级下册第34课《小蝌蚪找妈妈》是一篇富有童趣的课文，全文以童话故事的形式呈现了青蛙生长过程的科学知识，蕴含了从小要独立生活、遇事主动探索的道理。教学目标可设计为：(1)学习生字、新词；(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朗读感知青蛙的变化；(3)提高对科学童话的兴趣。 二、关注文体，设计教学重点 选作课文的儿童文学作品有童话、寓言、诗歌、小说、科幻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课文的文体形式不同，教学重点应各有侧重。教学时，应立足上述总目标，从课文的文体特点出发打开思路，突出重点，使教学向艺术化、个性化方面发展。 一般而言，童话的教学应将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感受幻想的乐趣、体会故事的奇妙、体验人物性格特点上。寓言的教学则要重点引导学生多角度、多层次解读寓意，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高尚的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诗歌的教学重点应是引导学生感受节奏美、音韵美，体会丰富的情感、独特的意象、深刻的内涵。故事类作品的教学则要引导学生感受故事情节，关注人物命运，体会是非美丑，向往美好情境。 如：二年级上册第5课《一株紫丁香》是一首活泼清新的小诗，全诗情感丰富，意境优美。因此，教学时应重点指导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读，在读中体会师生深情，在读中陶冶自身情感，在读中感悟诗歌语言的优美、意蕴的丰富，从而实现情感和声音的和谐统一。 三、观照需要，设计教学策略 学生的阅读是有其自身需要的。他们喜欢以自己的阅读需要去选择作品的突破口，从自己的精神需要去判断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从自己的情感需要去寻找作品的情感共鸣点。所以，教学儿童文学类课文要从学生的需要出发设计教学策略，引领学生实现教学预想，达成教学目标。 1.意文兼得，确保文学本位 儿童文学类课文的教学既要引领学生从文本语言中获取思想、情感、道德、文化信息，又要指导学生认识和学习课文是怎样运用语言来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并从中内化语言，积累语言，掌握表达技巧，提高语文能力。 2.平等对话，突出主体地位 鼓励学生提问，通过提问、答问，与作者进行心灵沟通，与文本进行对话，进而实现文本意义的自我建构。同时，注重引导学生与别人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和阅读成果。 3.体验感悟，促进自我内化 注意调动学生的阅读期待、阅读联想，鼓励学生大胆假定、猜测和想象，通过引人入胜的生活场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促进学生丰富阅读感悟，增强阅读体验，实现阅读内化。 4.探究实践，形成个性见解 一方面采取措施保持阅读过程中的新鲜感和完整性，让学生在新鲜、完整的阅读活动中品味课文语言的精妙所在，形成遣词造句、表达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独特感受；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让阅读过程成为学生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让学生在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并在相互交流、相互碰撞中完善和提升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 5.开源引流，增强教学活力 结合所学课文的内容特点，引导学生以课文为基点，将阅读活动向课外延伸，实现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使阅读儿童文学成为学生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着眼能力，设计教学方法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儿童文学类课文的教学必须围绕这个重点，灵活选择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效率。根据儿童文学作品的特点，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诵读法 引导学生通过目视其文、口发其声、耳闻其音、心通其情、意会其理的阅读活动，体味诗文的声调、节奏、气韵，领会作品的内涵、意蕴、情感，进而提高体验、感受、理解能力。这种方法适合于诗歌、散文等文体的教学。 2.品味法 引导学生通过设疑思考、减词比较、添词比较、换词比较等方式，揣摩品味课文的重点词句，领悟其意蕴和表达技巧。这种方法适用于含义深刻、意蕴丰富的课文或重点句、段的学习。 3.创境法 在课堂上创设具体情境，或借用录音、图片、课件等多媒体，将课文的语言还原成具体、生动的形象，帮助学生入情入境地领悟文本的内涵、情感及表达技巧。 4.表演法 借助师生表演或分角色朗读，展示课文语言内涵，促进学生情感内化，加深学生对文本的感悟与把握。 5.体验法 对于课文中学生有生活体验的内容，可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进行自我体验，在体验中增强感受，深化感悟。 6.练习法 根据课文特点设计练习，引导学生以完成练习为切入点来理解文本内容，积累文本语言，学习表达方法，增强实践能力。 五、提升品质，设计教学过程 总的看，儿童文学类课文的教学都要经历从“披文得意”到“缘意学文”的过程，但是面对不同文体、不同内容的课文，教学过程理应各有不同。如：诗歌、散文类的课文可设计“朗读式”的教学过程（激趣导入——初读感知——深读品味——阅读拓展）；叙述性故事类的课文可设计“探究式”的教学过程（初读课文——提出问题——思考探究——成果交流）；对内容易懂、写法独特的课文，可从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角度出发，设计“读写结合式”的教学过程（明确目标——阅读课文——领悟写法——迁移写作）。 下面是以《看电视》为例设计的“朗读式”的教学过程，供参考。 《看电视》是一首富有儿童情趣的儿童诗，全诗情、趣共生，教学可围绕“情趣”展开。 （一）猜谜揭题，引发“情趣” 1.猜谜语：小小一间房，只有一扇窗，唱歌又演戏，天天翻花样。 2.谈话：你喜欢看电视吗？你最喜欢看什么节目？你知道爸爸妈妈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吗？ 3.出示课文插图，提问：这是谁的家？他家都有哪些人？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他们在看什么节目吗？ 4.过渡谈话：这家人看电视多有情趣！想知道吗？快读读课文吧！ （二）初读课文，感知“情趣” 1.用你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碰到生字多读读。 2.想一想：这家人是怎么看电视的？ 3.以回答上面问题为主，引导学生交流初读所得。（爸爸爱看足球却换成了京剧，奶奶爱看京剧却换成了足球，我们一起为妈妈换了音乐、舞蹈。） 4.在自主、合作识字的基础上，分组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 （三）深读课文，感悟“情趣” 1.两两互读，把诗读流利、读好。 2.分段读，读出诗中的“情”。 (1)读全诗，思考：这一家人晚上看电视，怎么老是把频道换来换去的？ (2)分段读，思考：看节目时，每个人的心情会是怎样的？ (3)读最后一节，思考：心中的“秘密”是什么？ 3.重点品读，读出诗中的“趣”。 (1)读第二节1、2、6行，体会爸爸行为的“趣”。（“爸爸明明是个足球迷，却把一场精彩的球赛关掉。”“我和爸爸都在打盹睡觉。”） (2)读第三节5、6行，体会奶奶行为的“趣”。（“奶奶不看电视只看我们，和我们一起拍手欢笑。”） (3)读第四节，体会爸爸、奶奶和“我”行为的“趣”。 (4)指导学生朗读全诗，在读中感受诗的音乐性、节奏感，体会诗歌音韵的“趣”。（语言朴实却韵律感强，词句通俗却感人肺腑。越读越有情，越读越有趣。） 4.教师范读，学生想象，在头脑中形成画面。 5.齐读全文，在读中深化体验，提升情感，全面感受诗歌的美。 （四）拓展阅读，升华“情趣” 1.谦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融让梨的故事大家一定听过，在我们的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吗？谁能讲一讲？ 2.课后读一读课外书，选一个让你感动的讲述谦让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六、促进发展，设计教学拓展 一方面，结合所学内容，设计拓展运用训练，引导学生迁移运用，促进学生发展语文综合能力。如：教学《笋芽儿》后，可以设计如下拓展训练： 下面是老师为大家写的一节诗，请你认真阅读后，也模仿着写一写。 春雨淅沥沥，淅沥沥， 小草呀，快钻出来！快钻出来！ 春风笑盈盈，笑盈盈， 小鸟说：“我要给您唱歌！我要给您跳舞！” 另一方面，根据所学课文，设计拓展性阅读活动，促进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扩大学生阅读视角，丰富学生阅读积累。 文学类论文:文学类文本阅读题思考 一、江苏高考探究题的题型分析 每年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最后一题为探究题，探究文本某一方面的问题。从赋分上来看，这些探究题赋分都为6分，表明了高考对考生的探究能力的关注。侧重于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意蕴，以及内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这四道探究题强调多角度地深刻地个性化地理解，但不是无限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它都或明示或暗示要“结合全文探究”。考生必须在把握文本的基础上，再针对题目的探究要求，进行个性思考，发挥创造。 二、探究题的高考准备 (一)审明探究任务 从江苏的探究题来看，出题大致种形式是先引出某个主题，再提出探究的任务。如江苏卷必考之文学类文本阅读《侯银匠》第15题:小说题为侯银匠，但写侯菊的文字多，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6分)题目首先就提示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侯银匠”，接着说“但写侯菊的文字多”，前后两句看似矛盾，出题者就此提出“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结合全文看，作者这样安排显然是不矛盾的，而是巧妙地使用表现手法之后达到的效果。至此，学生明确了此题的探究任务，就可以从小说人物形象的突现，小说情节的巧妙安排，小说的内容，小说的主题，审美情趣等方面入手，探究小说的表现手法及其效果。探究题中给出的思考，不是出题者有意为难学生，而是提示疑点，使得学生就疑遂生思，因思而深究。能先找到探究的问题，是进行探究的第一步。 (二)联系知识储备探究 从高考探究题探究的任务来看，主要集中在探究作品的形象，作品的主要表现手法，作品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等几个方面。答题时应迅速地搜索相关的知识，为进一步的探究提供知识方面的支持和依据。因此，在备考时要充分地储备知识，并进行梳理，如复习文章的谋篇布局，鉴赏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实用类文本选材的特色，作品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文学常识等方面的知识。学生还要熟知常见的表现手法方面的知识，如修辞方法(如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复等)，表达方式(记叙、议论、描写、抒情、说明)，表现方法(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化用典故、联想想象、比兴象征、等)。这样，在考场碰到实际的探究问题，才能自如地调动平时的积累，进行探究。如2011年的《“这是你的战争”》第14题探究请探究文中自然景物叙写的深刻寓意，以及对表现人物的作用。自然景物描写的作用有:1、表现自然环境景物的特征，渲染某种气氛;2、暗示社会环境，深化作品主题;3、烘托人物形象，交代人物身份，表现人物性格、心理，暗示人物命运;4、为后文埋下伏笔或做铺垫，推动情节发展。学生可以结合文本，从以上角度提出自己个性化的解读。因此，这道题可以这样答:深刻寓意:1、雪渲染气氛，暗示战事紧急，形势严峻;2、腊梅象征爱国知识分子的高洁品质。表现人物:1、孟弗之见到雪白的腊梅林，暗喻他路遇蒋姓学生后的沉重心情;2、肖子蔚、澹台玮面对雪已消了大半的腊梅林，暗示他们消解了内心的淡淡纠纷，彼此之间理解更深了;3、澹台玮走入腊梅林，人与梅相映，隐喻坚贞人格。因此，学生面对探究任务，需要调动平时积累的知识资源，自主运用知识，对问题进行理解领悟，分析概括，才能进行较深、较广的探究。 (三)依托文本探究 探究能力最主要的表现是发现和创新。因此，学生在答探究题时，应尽量多角度、多层次地发现和挖掘答题点。但是，任何阅读都要有文本意识，不能够跳离文本。学生面对的探究题是针对文本中的某一个问题，某一个方面提出探究任务，那么在探究时不能完全个性化解读，也不能脱离文本架空分析。学生探究得来的观点来源文本，用于支撑观点的论据同样来自文本。如2009年《上善若水》第14题，探究都江堰蕴含了“上善若水”的哪几层深意。学生答题前先要抓住文本写了以下内容:都江堰防洪灌溉、滋养了天府之国的子民;李冰和李冰的后任修建、疏浚、修缮都江堰，确保天府之国旱涝保收;后人有情，瞻仰这些官员。进而从三个层面得出答案:1、(都江堰)以水比喻“上善”，即都江堰是上善之作;2、(修建维护者)修筑和维护都江堰的李冰及其后任可谓上善之人;3、(后人)我们要向前人学习，要做上善之人，要做上善之事。探究既基于文本，又高于文本，因此，无论是形成观点见解还是运用知识分析，都要紧扣文本内容，理清写了哪些人、事、景、物，进行合情合理地探究阅读。 (四)多角度探究 探究文学作品的意蕴要透过具体的人物形象，将其虚化到所有人类的高度，挖掘作品人文、历史、哲学的内涵。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通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价值、尊严、命运的追求、维护和关切，对优秀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探究时需要关照个体价值的实现，关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考试说明》中要求学生能“对作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对作品表现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内涵作出评价”。探究作者的情感，首先要理清文章写了哪些人物、事情、景色、物品，他们哪些体现了真善美，哪些属于假丑恶，对于真善美的内容予以赞美、歌颂、崇敬、怀念，对于假丑恶的现象表达厌恶、愤慨、讽刺，对走向假丑恶的现象表达担忧，对弱小者同情怜悯。如2010年《溜索》第14题“本文写了驮队飞渡峡谷的故事，请探究其中的深刻意蕴和作者的情感取向”。在领队的带领下，驮队熟练地渡过峡谷，原本畏惧害怕的“我”和牛也度过了渡过了峡谷。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可以回答:人在自然面前接受挑战，战胜艰险。从人与人的关系考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领队与驮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团结协作、相互信任、关心爱护的人际关系;另一个就是。“我”与领队的关系:人会在艰苦磨练中成长。探究作者的情感取向可以写表达对雄奇险峻崇高的赞美，对乐观向上人生态度的赞美;张扬了原始、野性的阳刚之美;对平庸、畏难的厌弃。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就要适应社会，但不能只知适应社会，被社会所同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界发展演进的永恒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前进的不变法则。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注定被社会淘汰。而只知适应社会，则可能被社会同化，如果每个人都被同化了，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人性和水性有极大的相通之处，做人也应当像水一样，既能屈也能伸，既要尽力适应环境的需要，也要努力通过一点一滴的长期奋斗而改变环境。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前进，才能为人类创造和谐的环境。对于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现象，要能正确评价它对人类发展是有益还是有害，人物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反应是正确还是错误。顺应社会发展是与时俱进;抵触社会进步就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对社会不良现象漠视、纵容甚至参与是价值观扭曲;与社会不良现象作斗争是勇敢、正义;坚持传统文化美好的部分是坚守;固执地守着老一套，不思进步是固步自封;关注真正在消逝的善美是有忧患意识;看到假丑恶现象终会消失是乐观、有信心。 四年来，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探究题对人与社会的关系还没有直接涉及，这一点需要引起师生的重视。总之，江苏高考现代文阅读探究题探索作品蕴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发现矛盾，质疑解难。因此，在高考复习中要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就要指导学生掌握知识，夯实基础，在读懂文本的基础上，明确探究任务，联系已有知识，依托文本，分析关系，条分缕析，深刻思考，这样，学生才能在考场上取胜。 文学类论文:高考文学类解答方法 根据新课标《考试大纲》以及近几年高考命题情况来看，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查有以下特点：体裁多元化，小说、散文受到青睐；国内外文学作品兼顾；体裁由小变大，具有人文性；题型更加开放，个性化阅读理念彰显。由于现代文阅读题赋分高、要求高、难度大，除了注重训练外，如能在平常做题指导时教会学生一些简单易行的技巧，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整体观照，宏观把握，初步弄清文章主旨。 阅读时，首先要着眼全篇，认真通读课文，从宏观上驾驭文本，并从整体出发，抓住文中人、事、景、物、情这些基本要素，认清文本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而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明确作品所包含的人物、事件、景物和所抒发的感情以及作者借以表达对生活的见解和对所写人物的态度，从而正确的把握文本的主旨。另外，文后题目的内容亦可帮助考生揣摩文章的主旨，预先浏览一下，在通读全篇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具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必需关照： 1.看题目。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往往透露出文章的诸多信息。 2.看作者。如是熟悉的作者，有可能推知写作风格。 3.看文章开头、结尾及明显的过渡段。文章的开头、结尾和明显的过渡段，往往是作者思路的缘起、主旨的表达、思路的转换之处，可帮我们推知文章的主旨，梳理作者的思路，辨析文章的结构。 4.看写作时间。如有写作时间，可帮我们了解写作的背景。 5.看文后题目。要特别关注题目中的关键词、关键句以及设问方式（一般来说，问题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种方式），有利于阅读、作答时有的放矢。 二.理清脉络，细读题干，划定答题区间。 把握了全篇的主旨后，还须进一步理清文章的脉络和作者的行文思路，这样可以提高答题的效率。注意分析文章结构方式（总分式、并列式、层进式、总分总式等）和结构方法（铺垫、伏笔、衔接、照应、抑扬、顿挫、突转、悬念、误会等），根据题目设问，划定答题区间。有些题目需要阅读全文，有些题目需要阅读重点片段，而有些题目只需阅读某个句子，要做到心中有数。切勿不分主次，不管范围。 三.搜索信息，提炼整合，学会分点答题。 阅读题主要考查考生对文本的理解能力，答案大都能在选文里找到。答题时，在确认题目所涉及的语句、段落或区间后，揣摩上下文意，抓住关键语句。当然，有时找出的语句不一定能直接使用，或句子太长，或语句含有不合题意的其他信息，这就要求考生对所选出的语言信息根据题意进行加工改造，重新组织，进行表述。如是问“是什么”就顺着“什么是什么”的思路答题；如是问“为什么”的题目就顺着“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的思路答题；如是“怎么样”的题目，就顺着“运用什么（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手法、结构方式等），表现（表达、表述、反映等）什么，起到什么效果”的思路答题。不管答哪一个题目，都要遵从“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阅读原则，切不可断章取意，更不能另设炉灶，随意作答。四.规范答题，扣紧文本，做到认真书写。现代文设题的角度，一般来说是从语言表达（词语句子的含义、句式特点、语言特点）、思想内容（归纳要点、概括主旨、观点态度、文段选材作用）、篇章结构（构思布局、段落作用、标题作用、文眼作用、线索作用、顺序作用、技法作用）、艺术手法（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手法及人称运用）等方面入手的，有时还有鉴赏人物形象（主人公、陪衬人物形象等）的题型。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专业术语，有利于学生规范答题。在学生全面理解文章的基础上会用专业术语答题，答案就会显得准确而又典雅。另外，有些阅读题要求考生用自己的话作答，且往往有字数限制。这类题目对考生语言表述的能力要求较高，题目难度也较大。解答此类试题，要吃透题干要求，把握内容要点，吃准表述的范围、角度和方式，用规范的语言作答，同时要注意尽量运用文章里的关键词句，即扣紧文本作答。要相信，不管是哪类题目，运用文章的关键字词越多，说明答题与文本扣得越紧，准确率也就越高。 现代文阅读题目的作答，与其它主观题目一样，语句的流畅、书写的规范、标点的准确都是得分的关键，答题者务必意在笔前，切勿随意改动，更不能涂抹，力求答出的卷面整洁、美观、大方，给阅卷老师以赏心悦目之感。 文学类论文:文学类文本阅读题研讨 一、江苏高考探究题的题型分析 每年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最后一题为探究题，探究文本某一方面的问题。从赋分上来看，这些探究题赋分都为6分，表明了高考对考生的探究能力的关注。侧重于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意蕴，以及内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这四道探究题强调多角度地深刻地个性化地理解，但不是无限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它都或明示或暗示要“结合全文探究”。考生必须在把握文本的基础上，再针对题目的探究要求，进行个性思考，发挥创造。 二、探究题的高考准备 (一)审明探究任务 从江苏的探究题来看，出题大致种形式是先引出某个主题，再提出探究的任务。如江苏卷必考之文学类文本阅读《侯银匠》第15题:小说题为侯银匠，但写侯菊的文字多，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6分)题目首先就提示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侯银匠”，接着说“但写侯菊的文字多”，前后两句看似矛盾，出题者就此提出“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结合全文看，作者这样安排显然是不矛盾的，而是巧妙地使用表现手法之后达到的效果。至此，学生明确了此题的探究任务，就可以从小说人物形象的突现，小说情节的巧妙安排，小说的内容，小说的主题，审美情趣等方面入手，探究小说的表现手法及其效果。探究题中给出的思考，不是出题者有意为难学生，而是提示疑点，使得学生就疑遂生思，因思而深究。能先找到探究的问题，是进行探究的第一步。 (二)联系知识储备探究 从高考探究题探究的任务来看，主要集中在探究作品的形象，作品的主要表现手法，作品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等几个方面。答题时应迅速地搜索相关的知识，为进一步的探究提供知识方面的支持和依据。因此，在备考时要充分地储备知识，并进行梳理，如复习文章的谋篇布局，鉴赏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实用类文本选材的特色，作品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文学常识等方面的知识。学生还要熟知常见的表现手法方面的知识，如修辞方法(如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复等)，表达方式(记叙、议论、描写、抒情、说明)，表现方法(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化用典故、联想想象、比兴象征、等)。这样，在考场碰到实际的探究问题，才能自如地调动平时的积累，进行探究。如2011年的《“这是你的战争”》第14题探究请探究文中自然景物叙写的深刻寓意，以及对表现人物的作用。自然景物描写的作用有:1、表现自然环境景物的特征，渲染某种气氛;2、暗示社会环境，深化作品主题;3、烘托人物形象，交代人物身份，表现人物性格、心理，暗示人物命运;4、为后文埋下伏笔或做铺垫，推动情节发展。学生可以结合文本，从以上角度提出自己个性化的解读。因此，这道题可以这样答:深刻寓意:1、雪渲染气氛，暗示战事紧急，形势严峻;2、腊梅象征爱国知识分子的高洁品质。表现人物:1、孟弗之见到雪白的腊梅林，暗喻他路遇蒋姓学生后的沉重心情;2、肖子蔚、澹台玮面对雪已消了大半的腊梅林，暗示他们消解了内心的淡淡纠纷，彼此之间理解更深了;3、澹台玮走入腊梅林，人与梅相映，隐喻坚贞人格。因此，学生面对探究任务，需要调动平时积累的知识资源，自主运用知识，对问题进行理解领悟，分析概括，才能进行较深、较广的探究。 (三)依托文本探究 探究能力最主要的表现是发现和创新。因此，学生在答探究题时，应尽量多角度、多层次地发现和挖掘答题点。但是，任何阅读都要有文本意识，不能够跳离文本。学生面对的探究题是针对文本中的某一个问题，某一个方面提出探究任务，那么在探究时不能完全个性化解读，也不能脱离文本架空分析。学生探究得来的观点来源文本，用于支撑观点的论据同样来自文本。如2009年《上善若水》第14题，探究都江堰蕴含了“上善若水”的哪几层深意。学生答题前先要抓住文本写了以下内容:都江堰防洪灌溉、滋养了天府之国的子民;李冰和李冰的后任修建、疏浚、修缮都江堰，确保天府之国旱涝保收;后人有情，瞻仰这些官员。进而从三个层面得出答案:1、(都江堰)以水比喻“上善”，即都江堰是上善之作;2、(修建维护者)修筑和维护都江堰的李冰及其后任可谓上善之人;3、(后人)我们要向前人学习，要做上善之人，要做上善之事。探究既基于文本，又高于文本，因此，无论是形成观点见解还是运用知识分析，都要紧扣文本内容，理清写了哪些人、事、景、物，进行合情合理地探究阅读。 (四)多角度探究 探究文学作品的意蕴要透过具体的人物形象，将其虚化到所有人类的高度，挖掘作品人文、历史、哲学的内涵。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通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价值、尊严、命运的追求、维护和关切，对优秀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探究时需要关照个体价值的实现，关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考试说明》中要求学生能“对作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对作品表现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内涵作出评价”。探究作者的情感，首先要理清文章写了哪些人物、事情、景色、物品，他们哪些体现了真善美，哪些属于假丑恶，对于真善美的内容予以赞美、歌颂、崇敬、怀念，对于假丑恶的现象表达厌恶、愤慨、讽刺，对走向假丑恶的现象表达担忧，对弱小者同情怜悯。如2010年《溜索》第14题“本文写了驮队飞渡峡谷的故事，请探究其中的深刻意蕴和作者的情感取向”。在领队的带领下，驮队熟练地渡过峡谷，原本畏惧害怕的“我”和牛也度过了渡过了峡谷。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可以回答:人在自然面前接受挑战，战胜艰险。从人与人的关系考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领队与驮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团结协作、相互信任、关心爱护的人际关系;另一个就是。“我”与领队的关系:人会在艰苦磨练中成长。探究作者的情感取向可以写表达对雄奇险峻崇高的赞美，对乐观向上人生态度的赞美;张扬了原始、野性的阳刚之美;对平庸、畏难的厌弃。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就要适应社会，但不能只知适应社会，被社会所同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界发展演进的永恒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前进的不变法则。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注定被社会淘汰。而只知适应社会，则可能被社会同化，如果每个人都被同化了，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人性和水性有极大的相通之处，做人也应当像水一样，既能屈也能伸，既要尽力适应环境的需要，也要努力通过一点一滴的长期奋斗而改变环境。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前进，才能为人类创造和谐的环境。对于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现象，要能正确评价它对人类发展是有益还是有害，人物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反应是正确还是错误。顺应社会发展是与时俱进;抵触社会进步就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对社会不良现象漠视、纵容甚至参与是价值观扭曲;与社会不良现象作斗争是勇敢、正义;坚持传统文化美好的部分是坚守;固执地守着老一套，不思进步是固步自封;关注真正在消逝的善美是有忧患意识;看到假丑恶现象终会消失是乐观、有信心。 四年来，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探究题对人与社会的关系还没有直接涉及，这一点需要引起师生的重视。总之，江苏高考现代文阅读探究题探索作品蕴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发现矛盾，质疑解难。因此，在高考复习中要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就要指导学生掌握知识，夯实基础，在读懂文本的基础上，明确探究任务，联系已有知识，依托文本，分析关系，条分缕析，深刻思考，这样，学生才能在考场上取胜。 文学类论文: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研讨 探究题虽然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名词。但实际上在以往的一些试卷中，命题人已经悄悄地将与之相关的观念和要求设置在试题里了，只不过没有明确地提出名称而已。比如就文中的关键词语、主要语句、某一手法或亮点进行由表及里、由实到虚的评价、赏析，其实就是探究题。本文就从考点、试题特点、命题原则及特点和应答策略等方面对探究性试题进行阐述。 考点阐释： 1.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发掘作品的丰富意蕴。要求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各个方面探究作品的深刻思想。 2.探讨作品中蕴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要求从人物形象、时代背景、环境氛围、细节描写、语言表达等方面入手，探究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 3.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要求立足自我，感悟和体验文本，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试题特点：“探究”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是“探索研究”“、探寻追究”的意思。探究既不是对信息的筛选整合，也主要不是对艺术性的评说鉴赏，而是对作品思想内容的发掘、探讨、特有解读和质疑。探究侧重于作品人文性的一面，只有注重了探究，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才算真正得到落实。“探究”有关题型有“探究性扩展试题”“、鉴赏文本技巧”、“评述思想感情”、“点评类试题”、“理论性赏析短文”、“扩写改写缩写”等题型。其特点如下：第一，一般现代文阅读题，往往答案就在文中，或根据文本内容分析解说，关键在于发现、筛选、整合、吸收。探究题的答案，既要根据文本，又要借助于一定的思想理论水平。要懂得哲学，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探究；要懂得审美理论，才能从审美的角度进行探究；要了解时代和社会，才能联系背景进行探究……否则，就文解文，断然不能把文章摆到恰当的位置，不能洞察文章的深邃内涵，不能准确把握文章的艺术风格。第二，从理论上来说，探究与创新是紧密相联的，可以有新见，有不同的探究结果，因此，答案不可能也不应该求同，允许有不同的答案，只要能根据文本和有关原理，合乎逻辑地展开论述，言之成理即可。 探究性试题命题原则及特点： 1.设题重实际：它以高中学生应有的知识文化积累、阅读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为基础，适合高中生作答。 2.设题有规律：一般在文章的重点、疑难等关键处设题。如文中的议论、抒情处。 3.设题讲根据：一般依据材料的内容探讨研究，而不是任意发挥。 4.思考有层次：要求考生从不同层面或角度作思考，一般文本中少有现成的答案。 5.答案有限制：它不会像平时可以“见仁见智”。阅卷时总会给出一个相对统一的参考答案，也就是说答案肯定不会“百花齐放”“，任尔东西南北风”。 探究性试题的解题应对策略：依据上述特点，探究性试题一般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应对： 1.按规定的角度进行探究2011江苏卷第14题：请探究文中自然景物叙写的深刻寓意，以及对表现人物的作用。试题解读：解答此题，应该依据题干规定的角度思考，结合文章的情节，以情节为依托，寻求景物与情节的相似性，从“相似性”上去寻找景物的寓意。这道题，追求答全即可。参考答案：“雪”：一是自然界的雪;二是象征笼罩着的越来越近的外敌入侵的战火;三是象征应征入伍作翻译的消息;四是象征师生之间的亲疏关系。“雪”与“腊梅林”：象征青年们志愿献身保卫祖国的纯洁无瑕、迎难而上的爱国情。“雪”由大到停到消融的变化过程，喻示人物关系的和缓，更喻示着救国有望的情结。 2.依据文本内容进行探究2009年辽宁卷第十一题第(3)题：小说最后描写了蛮儿一帮年轻人炸掉了遗璞，并用它去修水渠。作者在结局上的这种处理是否合理？请结合小说具体内容，谈谈你的看法和理由。试题解读：解答这一题，需要在深入解读文本的基础上，对“遗璞”这个意象指什么进行解答。当然，对于“遗璞”的象征可以指一种守旧思想与生活方式，也可以指传统宝物。如是前一种理解，可以联系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分析年轻人炸掉遗璞的象征意义；如是后一种理解，可以从合理开发、生活情理的角度分析。参考答案：观点一：作者在结局上的处理是合理的。①从情节上说，遗璞村人为之自豪的石头被一群年轻人突然炸掉，这样的处理可以产生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②从主题上说，“没有用”的遗璞是一种守旧思想与生活方式的象征，这样的处理有助于小说思想内涵的表达；③从时代上说，这样的处理符合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精神，有现实意义。观点二：作者在结局上的处理是不合理的。①从情理上说，遗璞村人世世代代视为宝物的东西，为之自豪的石头被一群年轻人轻易地炸掉，不合情理，违背了生活的逻辑；②从叙事上看，炸掉遗璞修水渠的必要性并没有在小说中明确交代出来，缺乏艺术上的逻辑性；③从现实讲，这种结局也不符合保护文物、合理开发的现念。 3.对题干中的关键词、疑问点进行探究2009年宁夏卷第十一题（4）题：孕妇并不认识石碑上的字，也不会写字，却十分努力地描画着它们，后来还感叹：“字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啊！”小说这样来写孕妇，有人认为让人感动，也有人认为有些做作。你的看法呢？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试题解读：抓“十分努力地描画”关键词探究：“十分努力”是说“孕妇”对文化知识的朦胧追求和尊重。抓疑问点：为什么不识字的孕妇描写石碑上的字呢？她的做法有什么深刻含义？假如是你，你会这样做吗？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根据疑问点，整理答案。参考答案：观点一：这样写让人感动。①突出了孕妇对文化知识的朦胧追求，虽然她不识字，但这不影响她对文化的尊重；②揭示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在将为人母时的责任感，在她看来，学会认字，将来就不担心孩子的提问了；③表现了孕妇认识到文化知识对孩子未来成长的重要性，也表明她在尽可能地弥补自己文化知识的不足。观点二：这样写有些做作。①触动她描画字的原因主要应该是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不只是路边一块废旧的石碑；②孕妇自己不会写字，想临摹石碑上的字，可以请放学的孩子帮忙，不必那么费劲，非要自己描画；③作为未来的母亲，孕妇识不识字，其实都不影响她对孩子的责任与爱。 4.要对文本深层含义进行探究2009年江苏卷第十四题：请探究都江堰蕴含了“上善若水”的哪几层深意。解读试题：这是对文章的内涵进行探究。要在深入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在文中“上善若水”中的“上善”指什么？是什么事？什么人？即都江堰是上善之作、李冰等人是上善之人。参考答案：以水比喻“上善”，即都江堰是上善之作；修筑和维护都江堰的李冰及其后人可谓上善之人；由此引申出做人要做上善之人，做事要做上善之事。 总之，做探究题一定要立足于文本，然后结合自己的感悟、体验进行表述。紧扣问题要求，在文本内寻找依据提取有效信息，通过联想和思考，在所提供的信息、试题要求和自己的人生体验、感悟及已有知识间搭起一座桥梁，才能为成功解答铺平道路。